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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导向范文10篇

时间：2023-04-05 09:25:01

政策导向

政策导向范文篇1

长久以来，以大摩和高盛为代表的一批从事证券买卖、为客户提供咨询服务、同时比从事储蓄和贷款业务的传统银行受到更少监管的独立投行，一直是华尔街的“形象代言人”。他们以少量资金投入，通过杠杆作用，对各种衍生证券进行炒作，以小博大，极短时间内实现牟取暴利。在这样的模式下，风险也随着一次次交易进行而累计、扩大，最终爆发出来。

金融衍生产品主要的积极作用是“对冲”投资损失，或者说规避风险，但并不是消除风险，只不过把一部分人的风险转移到另一部分人头上。比如商业银行为居民提供住房贷款，就面临着居民违约的风险；为了转移风险，商业银行将这些贷款合同卖给房地美、房利美和投资银行等机构；投资银行当然不能成为最终的风险承担者，它一方面将贷款处理成债务抵押债券CDO（CollateralizedDebtObligation），卖给包括商业银行、保险公司、养老金、对冲基金等在内的全球投资者，让债券持有者来分担房贷的风险；另一方面，投行创造出“信用违约保险”CDS（CreditDefaultSwap），让保险公司如AIG等为这种次债提供担保。

金融衍生产品的另一个作用是投机和套利，炒家除了会投机升跌，还会投机波幅。在1995年时，衍生金融工具投机得到臭名远播。尼克·李森，巴林银行的一名交易员，造成13亿美元的损失，导致这家有数百年历史的金融机构破产。

“次级抵押贷款”是指一些贷款机构向信用程度较差和收入不高的借款人提供的贷款，无法还贷的风险很高。随着美联储连续17次加息，次贷购房者的还贷负担不断加重，同时美国房价下跌，使次贷购房者难以通过出售或抵押住房来获得融资，这样，越来越多的次贷购房者无力还贷。于是，房贷机构（商业银行）形成了大量的次贷坏账；“两房”、投资银行、全球各类投资者手中的大批次债由于失去偿付来源而大幅贬值，金融危机从此汹涌袭来。

“把钱借给能还钱的人。”是人类第一间银行大门柱上刻的唯一一句话。可是今天这些世界顶尖的银行家们竟集体把钱借给低收入者，投资银行给把贷款做成债券并且给予很高的等级，保险公司甚至为这种债券担保，为什么？

追逐利益固然是根本原因，另一方面则可以用心理学的一个规律解释：群体在做同一件事情时，个体容易丧失自我。于是人们相信：只要美国地位不变，全世界的人就都想去美国定居，美国的土地有限，那么房子价格总是要上升的，只要住房还在，我的贷款就不会收不回来。

次贷危机之所以演变成全球性的金融危机，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则是金融衍生市场的高杠杆性。衍生产品的交易采用保证金制度(margin)，即交易所需的最低资金只需满足基础资产价值的某个百分比。以雷曼兄弟为例，从2004年到2007年，雷曼炒作的资产负债表高达3000亿美元，主要是通过购买住宅和商业房地产贷款证券作支撑的后盾。而同一期间，雷曼只增加了60亿美元的股本--相对3000亿，可说微乎其微。所以，雷曼的资产从极高位的24倍资本，增加到了更高位的31倍。反过来，如果投资总价值下降3%，那股东的权益便完全被销除一空。[2]

二、新自由主义--格林斯潘拒绝监管衍生金融市场

既然认识到了衍生金融市场本身的高风险，以及银行家及投资精英可能利用专业知识和影响对其他投资者作出不当引导，那么首先想到遏制危机的重要办法就是加强市场监管。然而美国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就奉行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强调减少政府对金融、劳动力市场的干预，从而埋下了危机的祸根。

20世纪90年代，有些人声称，衍生品市场已变得如此庞大，并且难以理解。为了金融系统的整体安全，他们要求联邦政府介入，加强衍生品监管。无论是会见政府官员、出席国会听证会，还是在听众云集的场合发表演讲，格林斯潘一直坚决反对限制衍生品交易。他希望这一问题由华尔街自行解决。[3]格林斯潘一方面信奉市场的力量，相信华尔街金融市场的参与者行为是可靠的，因为他们都应该是自己机构利益的最佳代表；另一方面，他认为与个人私利相比，政府的干预会是“邪恶的”。1998年，对冲基金“长期资本管理”因衍生品投资而陷入破产境地，引起一场金融风暴。但在格林斯潘施压下，美国国会仍然宣布冻结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6个月监管权力。

格林斯潘对华尔街的信任并非毫无理由--经济学基本假设之一就是“理性人”：参与市场活动的主体知道什么是有利的，什么是不利的，并且总是趋利避害。所以华尔街精英们应该珍惜自己的声誉，把握好风险与收益之间的关系。然而，他低估了市场扩张的力量，一个人冒险固然不是明智之举，拉上其他人一起“摊薄”风险之后，人们的行为就要大胆得多。正是有投行的分析、金融创新作为支撑，商业银行才一再扩大次贷业务；而投行有了保险公司、商业银行以及其他投资者作为客户，金融创新之举也越来越多。当经济不再增长，资金链断裂，自然是一损俱损。

在反对一切政府干预和宏观调控的政策下，政府放弃了对市场的有效监管，金融市场的高风险性也无法得到有效控制。高度自由最终导致金融风险爆发，对金融系统和实体经济造成严重冲击。

三、政策导向的变化--金融危机的影响

金融危机的影响不仅仅是大量金融机构的倒闭、危及实体经济，还将改变经济政策导向。从格林斯潘“认错”来看，金融危机将促使人们重视金融监管，背离自由导向的市场原则。

自现代经济学产生的三百年间，西方国家一直强调自由市场的力量，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还曾频频指责其他国家比如中国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市场的优点非常明显，能够促进效率，而它的缺点也非常明显，以自我为中心的盲目扩张容易导致危机。1929-1933年的经济大萧条是一例，这次金融危机也是。

理论在现实面前总是虚弱的，尽管美国一再推销“让金融体系自己寻找平衡点”的自由主义金融政策，但是自由给我们带来了什么？拉美债务危机；美国储蓄和贷款危机；斯堪的纳维亚银行业危机；美国房地产危机；日本房地产泡沫和随后的金融危机；墨西哥龙舌兰危机；亚洲和俄罗斯金融危机；长期资本管理公司(Long-TermCapitalManagement)破产；“网络泡沫”；以及现在的“次贷危机”。金融自由化的好处明显：让很多人变得格外富有，但坏处也是明显的：危机频繁并且代价高昂。

于是在金融危机面前，白宫毫不犹豫的举起了干预大旗：10月14日，美国政府宣布向银行注资2500亿美元，同时为银行新债提供担保；10月21日，美联储表示，将动用多至5400亿美元，用于向货币市场共同基金购买短期债务，以扶持美国金融体系的一大关键支柱；推行从陷于困境的金融企业买入问题资产的7000亿美元计划；[4]等等。

美国政府这次市场干预的政策力度堪称历史之最，对我们也有重要启示。首先，市场自由是相对的，比信奉自由主义更重要的是把握好国家在经济中的职责，那就是维持经济稳定，尤其注重行业监管的力度，预防危机的发生--多数人相信，如果美国政府重视金融市场的风险，对金融衍生品加以管制，那么次贷危机不会扩展到今天这个地步；第二，金融危机的关键是如何恢复信用，政府注资私人银行最主要的作用不在于提供资金，而在于给出一个信号：政府将对银行贷款提供担保。

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美元本位制给中国资本市场带来的困扰乃至灾难的风险急剧增加，如何应对国际金融市场动荡的传递效应，这已是关系到我国金融战略和中国整体发展战略的问题。尤其是我国正处于金融市场改革的重要时期，以一种什么样的态度制订政策、如何对待衍生金融市场，都需要更加谨慎的考虑。

参考文献

[1]引自《格林斯潘“认错”》，FT中文网，2008-10-24

[2]引自《希望，华尔街模式的消失》，扬子正如

政策导向范文篇2

一、高职院校究竟需要什么样的教师？

“有什么样的教师，就会有什么样的学生”，根据“人事相宜”、“人岗相适”的现代人力资源管理理念，下面从人才培养要求和高职院校教师队伍建设需要出发，分析高职院校教师迫切需要的职称政策导向。从人才培养要求来看，人才可分为四类：学术研究型、工程设计型、技术应用型、操作技能型。普通高校培养的人才规格是学术研究型和工程设计型，技校培养的是操作技能型，而高等职业技术教育培养的是面向基层、面向企业生产、服务和管理第一线、完成从设计到产品转化任务的高等技术应用型人才。这类人才基础理论虽不一定要那么深厚，但针对性、实用性、实践性要强，具有人才层次的高等性、知识的实用性、能力的职业性、人才类型的技术性、就业去向的基层性特点。“打铁须得自身硬”，作为高职院校的专业课教师，生产第一线高级应用型人才的培养者，应是技术应用成果丰硕的实战型专家，而非理论水平很高的学术（学科）专家，这就需要通过改革职称政策加以引导。

二、当前高职教师职称政策导向存在的突出问题

各个地方高职教师职称政策仍沿用普通高校教师职称政策体系，以学历为导向和主体要素，片面追求高学历，对学历实行“一票”否决。下面以《某省高等学校教授资格条件》第四条为例进行分析。该条规定：40岁以下申报副教授资格者，须具备研究生学历或硕士以上学位。这就意味着40岁以下，具备本科学历的高职教师即使比同龄的具备研究生学历或硕士以上学位的教师业绩突出，也无法申报副教授资格，必须再等上几年。

该省教育厅人事处对此的解释是：“作为大学，应该是高层次高学历人才的聚集地，这样才能培养出高质量的人才。”事实上，这句话并不恰当，准确地说，“作为大学，应该是高能力人才的聚集地，这样才能培养出高质量的人才。”学历，学历，即学习的经历，学习的目的是为了提高能力。提高能力的目的是为了作出业绩。高学历不等同于有高知识，高知识更不能等于有高能力，而有高能力还不能等于作出了大的贡献！黑猫白猫逮住老鼠就是好猫，是骡是马“亮”出本领就见分晓。“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因此“相马”不如“赛马”。学历再高也要经过实践这块“试金石”的检验。无论是高学历的人才还是在实践中成才的人才，衡量的标准只有一个，那就是业绩。因为只有业绩才能把一个人同其他竞争者区别开来。著名经济学家肖灼基教授曾指出：“人才的优秀程度应由实践决定，由实践中的绩效决定的。评价人才，不能只看他读过什么大学，上过什么学校，而是看他给社会究竟做出了什么贡献，有些什么业绩和经历。”我们要重视学历但不能惟学历。高学历者理应比低学历者取得更大的业绩，我们的政策不能也不应该对高学历者另眼相看，具有“双重标准”。

由于发达国家高等教育早已“普及化”“大众化”，它们对人才的界定已走出了“唯学历”的误区，美国20世纪60年代就提出“绩效管理”，强调业绩是人才评判的重要标准；给世人以保守印象的英国，对人才的定义也不再局限于获得硕士学位以上的人；一贯重学历重资历的日本，在人事改革中明确提出“能力主义”，并取消了学历统计。日本的索尼公司，一万多名雇员一进公司就把学历封存起来（指人事档案），让他们去公平竞争，在工作中，大家不比学历高低，只比能力大小，科技人员中有相当部分的人并不是“科班出身”，但“世界第一”的新产品不断问世且畅销世界。公司董事长（盛田昭夫）一度被喻为“经营神童”，他在总结自己的管理经验时，曾写过一本《让学历见鬼去吧》的书，他的创新之举令人佩服。美国国务院招聘外交官只要求高中以上学历，而在美国一家大报一年刊登的3544则科技类招聘广告中，2799则没有任何学历要求，而要求学士学位的仅206则，要求硕士的仅77则。低学历成大事者举不胜举，美国的比尔?盖茨大学没有毕业，2002年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田中耕一既非博士，亦非硕士。著名桥梁专家林元培在上海设计了杨浦、南浦、徐浦、卢浦4座大桥，成为上海的代表性建筑，也只是中专毕业。在我国企业中，也出现了大学生工作越来越不好找，而技校生单位抢着要，工资高过白领的现象。而惟有在高校，唯学历成为人才评价难破的最后一道坚冰。多年实践的结果，一些人为了获取更高学历，不惜弄虚作假；一些人为了评上职称，熬白了头发。人们想的不是看成绩、比贡献，而是拼学历、比文凭。致使不少人急功近利，想方设法弄一个文凭，给自己贴上一张标签，而非努力提高自己的能力和水平，可谓本末倒置。教育部二〇〇六年十一月十六日颁布的《关于全面提高高等职业教育教学质量的若干意见》（教高[2006]16号文）第五条明确指出：要突出实践能力的培养。应金萍学者在对大陆高职师资学历水平和台湾地区进行比较研究后，发现国内高职师资学历水平和台湾地区相比差不多。我国大陆高职教师存在的突出问题不是学历水平太低、高学历人才太少，而是实际教学能力和实践教学能力不高。这就需要职称政策加以导向才能实现。

“人才不问出处”，“人才不问老少”。人才中有硕士、博士高学历者，也有在实践中自学成才者。一个合理的、科学的人才评价标准，既要使拥有高学历者英才辈出，也不应把自学成才者埋没。《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人才工作的决定》中指出：建立以能力和业绩为导向、科学的社会化的人才评价机制。坚持走群众路线，注重通过实践检验人才。完善人才评价标准，克服人才评价中重学历、资历，轻能力、业绩的倾向。江苏省人事厅在2007年全省职称工作会议上也提出“建设以能力和业绩为导向的专业技术人员评价机制，加快职称制度改革”的意见。

政策导向范文篇3

涉农信贷政策导向效果评估情况

（一）2017年度秭归县涉农信贷评估工作整体情况。1.评估对象的基本情况。2017年，秭归县正常经营的共有9家金融机构，其中县域法人金融机构有2家，分别是秭归农商行和秭归兴福村镇银行。除了秭归兴福村镇银行成立不到4年，不符合参评条件以外，参加2017年度涉农信贷政策导向效果评估的共有8家金融机构，分别为工行、农行、中行、建行、农发行、农商行、邮储银行、湖北银行，较上年增加了1家，其中湖北银行为首次参评。2.涉农信贷评估结果。2017年，秭归县域金融机构涉农信贷政策导向效果评估总体情况良好。8家县域金融机构评估结果为：优秀类1家，良好类3家，勉励类2家，占比分别为12.5%、37.5%、25%和25%。8家参评金融机构中评分优秀的和勉励的机构占比较往年变动不大，中等的机构占比较往年有一定减少，而良好的机构占比较往年有所上升，显示出秭归县金融机构支农惠农能力在不断改善，涉农信贷评估成效较为明显。　（二）2017年度秭归县涉农信贷评估特点分析。1.涉农贷款余额持续增长且增速在不断加快。2015年至2017年，秭归县涉农贷款余额在持续增加，增长速度有所加快，全县经济发展薄弱环节的信贷需求得到有效满足，有力支持了县域涉农经济体稳定快速发展。从总量上看，2015年与2017年相比，全部参评金融机构涉农贷款余额由38.83亿元增长到62.75亿元，提高了61.6%，年均增长20.53%；县域贷款余额由72.45亿元增长到98.5亿元，提高了35.96%，年均增长11.99%；涉农贷款余额占县域贷款余额由53.6%上升到63.71%，提高了10.11%。其中，农林牧渔业贷款余额由1.72亿元增长到2.58亿元，增长50%；农户贷款余额由11.27亿元增长到18.34亿元，增长62.73%；农田基本建设贷款余额由0亿元增长到0.06亿元；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贷款余额由12.1亿元增长到18亿元，增长48.76%；只有农村中小企业贷款余额先升后降，由18.83亿元增长到21.52亿元又降到15.53亿元，降幅17.53%。对比2015年和2017年数据，涉农贷款的流向主要是农户贷款、农村中小企业贷款以及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贷款，尤其是农户贷款余额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贷款余额增加显著，农村中小企业贷款余额和农田基本建设贷款余额相比往年略有下降（见图1）。从增速上看，全部参评金融机构涉农贷款余额增长稳定且呈现加快趋势，而且涉农贷款余额的年均增速要快于县域贷款余额的年均增速，说明全部贷款中流向涉农经济体的贷款呈增长态势。具体分析，受国家经济形势、金融监管政策和地方政府政策影响，以2016年为分水岭，除了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贷款余额增速持续加快以外，农户贷款余额增速、农村中小企业贷款余额增速、农田基本建设贷款余额增速有所回落，呈现出先快后慢，甚至负增长的趋势，农林牧渔业贷款余额增速则是先低后高，这与秭归县的整体经济形势也呈正相关关系（见图2）。2.涉农贷款风险有所下降但力度减弱。全县涉农贷款不良贷款余额先升后降，由2015年的5995万元上升到2016年的9251万元，增幅54.31%，再降到2017年的6853万元，降幅25.93%，2017年涉农贷款不良贷款余额比2015年小幅上升，增幅为14.31%。3年里，全县涉农贷款不良贷款余额以2016年为分界点，呈现出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充分体现了各银行金融机构由前期粗放经营到后期注重防控金融风险的转变，也表现出各金融机构开始注重对优质农户和“三农”小微企业的甄别和培育。然而，在当前防范和化解重大金融风险的背景下，金融机构对贷款主体的审核和挑选势必更加严格，贷款发放和农村金融产品和服务方式的创新更为谨慎，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了金融对三农以及农村中小微企业的帮扶力度。3.涉农金融产品与服务创新日益丰富但动力不足。近年来，各金融机构为加强对农村薄弱环节的信贷支持，并有效改善农村基础金融服务，着力在创新支农信贷产品、担保方式、服务方式等方面实现突破，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在金融产品创新方面比较典型的有工行的“纳税信用贷”和“农民工住房按揭”；农行的“扶贫惠农贷”、“扶贫直补贷”和“农家乐贷款”；建行的“裕农易贷”和“陇上新农贷”；农发行的“企业信用保证基金收购贷款”、“农村创业创新园区建设贷”、“返乡下乡人员培训基地建设贷”、“新产业与新业态信贷通”、“新型经营主体创业贷”和“返乡下乡企业贷”；邮政储蓄银行的“扶贫小额信贷（惠农易贷）”；农商行分别对涉农企业、农村新型经营主体、建档立卡贫困户制定的“金融精准扶贫贷款”，为农户和涉农经济体提供了丰富的产品选择。在金融服务创新方面比较典型的做法是以“助农（惠农）取款点”、“金融精准扶贫联系点”、“银行+担保”、“银行+供销社”等模式为重点，不断优化农村金融环境，提高普惠金融的可获得性。但从整体上看，由于经营重点不同，国有五大行的涉农贷款余额占比有所下降，对涉农信贷产品与服务创新的积极性不高。

涉农信贷评估工作存在的问题

（一）评估指标体系不够完善。目前，所有银行机构使用的定量指标和定性指标及其权重是完全统一的，但由于不同银行机构的业务重点、市场定位、经营模式和风险防控模式不同，尤其是工农中建这些全国性大型商业银行与本地的农商行、村镇银行业务侧重点有显著差异，导致评估结果可比性不强，未能真正反映评估对象的涉农信贷重点、方向、风险及成效，也未能真正体现涉农经济主体的实际信贷成本、经营概况和实际效果，从而降低了评估结果作为上级行调整涉农信贷政策的参考价值。（二）评估数据报送的质量难以保证。目前定量评估数据主要来源于人民银行金融统计监测管理信息系统，定性指标数据主要来自于自评问卷，包括涉农信贷政策实施情况、涉农信贷制度建设情况、涉农金融产品与服务方式创新以及涉农信贷业务的奖惩情况等大量佐证资料需要金融机构主动按时报送。但在具体评估过程中，这些报送资料缺乏有效的核验手段，对不按要求自评、材料弄虚作假的金融机构，没有明确的规章制度进行有效制约，致使报送材料的真实性大打折扣。（三）缺乏现场评估的依据。目前涉农信贷政策导向效果评估工作主要采取的是非现场形式，由人民银行分支机构结合定量指标数据和金融机构主动报送的定性指标数据，通过人民银行开发的信贷政策导向效果评估信息管理系统与人工计算双重途径进行评估，缺乏现场评估这种能够随时查阅评估对象相关资料的方式。同时，相关政策文件中也没有对现场评估这种方式作出明确的制度规定，导致对现场评估这种方式实际操作起来难度大。（四）评估结果运用无明确操作细则。目前涉农评估结果被划分为优秀、良好、中等和勉励四档，然而对评估结果运用方面的规定则较为宽泛，对不同档次金融机构的奖惩不够明确，且缺乏具体、详细的执行标准，致使评估结果对金融机构的约束和导向作用没有完全发挥出来。例如，对于如何将评估结果与金融机构的差别准备金动态调整、银行间市场业务准入管理相结合，目前没有做出明确规定。（五）评估工作人员的专业素质有待提高。涉农信贷政策导向效果评估需要工作人员具有较高的专业知识和政策理论水平，而基层人民银行工作人员的业务素质、政策水平和分析手段相比较涉农评估工作的要求还略有差距，这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涉农评估工作的高效开展。

对策建议

（一）进一步提高评估工作的系统性和可操作性。涉农信贷评估工作的计划、安排、评估、反馈、改善是一个有机整体，目前涉农信贷评估工作在评估过程中由于部分定性指标判断标准不具体，容易受到上级行乃至政府相关部门潜移默化的“窗口指导”，建议今后的评估工作尽可能量化评估目标及要求，增强评估工作的科学性和可操作性。同时，要明确评估工作的执行责任和监管责任，完善评估工作的的反馈机制，不断提升评估工作的系统性。（二）进一步完善涉农信贷评估指标体系。目前涉农评估体系主要包括定量指标和定性指标两块，但这些指标适用于所有类型的金融机构，缺乏针对性，而且指标体系还存在完善的空间。建议今后按照政策性金融机构、全国性大型银行、全国性中型银行、城商行（城市信用合作社）、农商行（农村信用合作社）等多个层次，对不同类型的金融机构的各项指标赋予差别化的权重或者制定多层次的评估指标体系，以更客观地评价金融机构的涉农信贷政策落实情况，提高评估工作的针对性。同时，建立包括银行风控水平、涉农经济体信贷成效、履行社会责任情况在内的综合考核标准，引导金融机构更加自觉主动地优化信贷结构。（三）明确现场评估相关权限。建议通过制定相关政策增加现场评估这种评估方式，探索开展自我评估和外部评估、定量评估和定性评估、现场评估和非现场评估的“三结合”办法，强化评估小组及成员、县支行主管行领导及信贷股长、各参评金融机构等“三层次”方式，进一步提高评估的信度和效度。通过探索制定现场评估的流程办法，不断提高现场评估的规范化水平。（四）完善评估结果运用细则。通过制定详细的评估结果运用细则，明确相关激励约束政策的适用标准和程序，充分发挥评估结果的对比分析效用、警示作用、考核激励效能等“三方面”成果，合理引导金融机构的预期。对于不严格执行涉农信贷政策或不按规定提供评估材料的机构，建议根据《中国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制定处罚细则。（五）加大评估工作的培训力度。涉农信贷政策导向效果评估工作是一项比较专业的业务，建议今后加大培训力度，对涉农信贷评估工作所需要具备和掌握的相关政策、评估方法以及专业知识等内容进行全面系统的培训，不断提高基层人民银行涉农信贷评估工作人员的业务素质，以进一步提高评估工作的成效。

参考文献

[1]中国人民银行德惠市支行课题组.从涉农信贷政策导向评估结果看金融机构服务"三农"经济存在的问题[J].吉林金融研究,2017(12):52-54.

[2]袁成杰.涉农信贷导向效果评估工作问题探析——以玉田县为例[J].河北金融,2015(11)：52-53.

[3]刘福军.信贷政策导向效果评估实践—以黑龙江省为例[J].金融会计,2014(7):70-73.

[4]谢峻峰.对完善信贷政策导向效果评估的实践与思考[J].金融经济,2012(10):86-88.

政策导向范文篇4

关键词汇率政策国际收支均衡调节

当前，人民币汇率问题成为世人关注的焦点，以美国和日本为首的一些国家不断对我国政府施加压力，要求我国改变现行的人民币汇率政策，使人民币汇率大幅升值。面对升值压力，我国政府坚持自己的原则，在汇率问题上既独立自主，又高度负责。对汇率的改革，我国政府以自己的时间表和对自己合适的力度进行调整。

2005年3月14日，国务院总理在两会结束时对700余位海内外记者做出如下表示，“中国的汇率改革从1994年开始，到现在也没有停止。我们确立的目标是实行根据市场需求、有管理的、浮动的汇率制度。现在我们正在进一步研究改革的方案，使汇率对于市场更富有弹性。”为人民币汇率增加弹性，是中国经济市场化的重要一步，是中国与世界经济接轨的一环。

11994年以来我国汇率政策导向的阶段性差异

对于人民币汇率政策的基调，在不同的发展时期规范的政策表述是有差异的。仅从1994年外汇管理体制改革以来，在不同的市场条件下的政策导向确实存在较大的差异。

（1）从1994年外汇管理体制改革开始一直到1997年，中国对于人民币汇率强调的是坚持实施“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人民币汇率制度在相对稳定的基础上保持了一定的波动弹性，人民币汇率从1美元兑8.7元人民币升值到8.3元人民币。

（2）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的爆发，中国政府为了避免货币贬值危机的扩散，承诺人民币不贬值，人民币汇率波动幅度明显降低，基本稳定在8.28元人民币兑1美元的水平，当时强调的是“保持人民币汇率的基本稳定”。人民币汇率由“有管理浮动”变成了事实上的盯住美元。这在当时符合我国国情，对亚洲乃至世界金融和经济的发展做出了贡献，赢得了世界各国的称赞。但是，另一方面由于汇率管理有余、浮动不足，严重制约着汇率对国际收支和社会总需求的调节。

（3）2002年以后，随着人民币升值预期的阶段性增强，对于人民币汇率政策的通常政策表述开始转变为“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的相对稳定”，从政策含义上实现外汇管理政策开始转向强调在保持相对稳定的基础上改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存在的不合理、不均衡的领域。2003年以来，在放松资本管制、发展外汇市场等方面的一系列进展，例如出台的个人留学购汇指导性限额提高、放松对个人合法财产向海外转移的限制、鼓励国内企业向境外投资等等，可以说是这一政策导向的具体体现。

（4）从目前的政策演变看，在保持原来的政策基调的基础上，2005年有关部门在人民币汇率和外汇管理问题上，开始强调“建立调节国际收支的市场化均衡调节机制”，这是一个新的政策提法。实际上，从2004年以来中国汇率政策的操作和内在逻辑看，2005年汇率政策的焦点，已经开始转向国际收支的均衡调节。

从目前的政策操作看，强调建立调整国际收支的市场化均衡调节机制，意味着在人民币的汇率政策和外汇管理方面不是仅仅强调汇率水平，而是更为强调影响汇率决定的上游因素——国际收支，包括进出口活动、资本流动、非贸易活动等等。在这样的政策基调上，开始更为强调推动贸易和投资的便利化，支持企业走出去，强调改革中国在外汇管理领域长期存在的不对称管理格局，基本上是外资流进来容易，流出去难；外汇管理对企业严、个人松；对内资严、外资松。整个外汇体制运行的基础之一是强制结售汇制，实际上从体制上就扩大了外汇的供给，抑制了需求。

2我国国际收支的现状是目前政策导向调整的主要依据

国家外汇管理局近日公布的2004年国际收支平衡表显示，中国国际收支经常项目顺差686.59亿美元，同比增长50%。资本和金融项目顺差1106.60亿美元，同比增长110%。在经常项目、资本和金融项目“双顺差”的推动下，2004年中国国际储备快速增长，外汇储备增加2066.81亿美元，至2004年底已达6099亿美元。而且这样的势头仍在继续发展，央行最新公布数据显示，2005年1~3月份外汇储备又增加492亿美元。

在结售汇制度下，外汇储备增长过快必然引起外汇占款量的相应增加，造成基础货币和广义货币（M2）的大量投放。在中央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中，外汇占款平均达到15700多亿元。为了冲消外汇占款上升对基础货币和通货膨胀的压力，央行不得不大量发行票据回收流动性。目前央行票据余额已经达到11070亿元（占GDP8.1%）。大幅增长的票据发行使其成本不断上升，从2004年1月6日到2005年3月10日为止，央行共发行了20858.5亿元的央行票据，为此央行需付出590.64亿元利息支出（根据各期发行的数量、收益率、以及期限计算，包括已付与应付但未付的票据利息），相当于GDP的0.43%，央行票据的利息支出实际上是准财政赤字。持续攀升的贸易顺差正在使中国经济过热更加难以遏制，因为中国今年第一季度的贸易顺差达到了165.8亿美元，而去年第一季度则有84.4亿美元的贸易逆差。

面对国际收支经常项目、资本和金融项目“双顺差”以及外汇储备超常增长的现状，结售汇体制固然要改，但如果只是强调汇率水平的改变和汇率形成机制的不合理，不强调建立国际收支的市场化均衡调节机制，恐怕效果难以理想。

3建立国际收支市场化均衡调节机制，实现我国国际收支的真实平衡

3.1强调建立国际收支的市场化均衡调节机制，就必然涉及到对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的管理方式的市场化

（1）从经常项目管理看，涉及到完善进出口核销制度，以及根据市场主体的风险状况和信用程度分类管理的外汇收支管理，而不是对于所有企业都千篇一律的禁止或者允许，要在继续支持出口的同时增加进口。虽然作为大国,经济发展应立足于扩大内需,出口占GDP的比重将会呈下降趋势,但是,出口的绝对规模会进一步扩大。从我国经济发展阶段和产业结构水平看,继续支持出口可缓解我国的就业和内需不足的压力,保持我国经济持续较快增长,充分发挥我国劳动力成本低的比较优势,有利于我国参与国际分工与合作,有利于资源的合理配置,有利于经济的内部均衡。增加进口可以进一步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和技术进步,有利于引进人才和管理经验,提高国民福利和生活素质,但是,增加进口要取决于结构调整和扩大内需的效果,要由市场决定,由企业自主选择。在继续支持出口的同时增加进口,充分利用国内、国外两种资源和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促进我国经济持续较快增长。

（2）从资本项目管理看，考虑到国际收支的均衡要求。首先，从支持企业走出去的角度，就必然涉及到逐步拓宽资本流出渠道。在国内储蓄持续增长的形势下，由于资金进出渠道不对称，外资大量流入，使得国内资金相对过剩的问题愈发突出，如果不及时开放资本的流出，而只是一味鼓励资本流入，有可能加剧国内的资产泡沫。扩大资本流出不仅有助于改善国际收支平衡，也是我国外汇管理体制改革的方向。我国已经实现了人民币经常项目可兑换，资本项目还只是部分可兑换。适当放松外汇管制，将增加企业和居民的外汇资产，减轻国家外汇储备迅速增加导致的人民币升值压力，适时推出合格的境内机构投资者制度（QDII），并使资本外逃成为受监管的资本输出，从而使资本与金融账户、经常账户的收益项趋于平衡。从当前情况看，不能采取简单的取消管制的方法，在操作上必须既积极又稳妥，要注意把适当扩大资本输出与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和健全宏观调控机制结合起来，配套推进。其次，加强对资本流入的管制。由于我国企业吸收能力的约束，无法更多地运用各种资源，在国内资本并不缺乏的情况下，引进外国直接投资能填补我国巨大的技术缺口、就业缺口、市场缺口、税收缺口,所以外国直接投资的净流入仍是必要的，但应逐渐取消其超国民待遇，防止其对国内投资的挤出效应。目前关键是要加强对短期资本流动的监控，抑制投机性热钱的流入，加大反洗钱的力度，通过利率、租金、税率等价格信号调节资金流向。

（3）允许国际开发机构或企业在境内发行人民币债券或以其他人民币融资形式筹资，降低人民币升值的压力。

（4）推动保险外汇资金、社保基金境外投资也是调节国际收支平衡的一个重要方面。

3.2一个相对完善的外汇市场是市场化的国际收支调节的基础之一

（1）外汇市场发展的基础之一，则是让商业银行和企业成为真正的市场主体。对于企业而言，主要是改进强制结售汇制度，增强企业支配外汇的自主权，让企业成为使用外汇的真正主体。对于银行来说，则是使得商业银行能够自主决定外汇市场的交易行为，其中最为关键性的制度之一应当是做市商制度，使得中国的外汇市场在做市商制度基础上成为一个多元化、分散化的市场。

（2）发展外汇市场的风险管理工具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如果外汇市场没有避险工具，汇率的波动只能给企业带来汇率风险。

（3）扩大外汇市场的交易主体也是发展外汇市场的重要内容，目前中国的外汇市场上的交易主体都是具有同质性，在外汇的供求上容易形成同向波动，而一个相对平稳的外汇市场需要交易主体的多元化。

3.3逐步增加人民币汇率弹性

通过正常的外汇供求决定汇率，通过汇率适时调节外汇供求和国际资金流动，实现国际收支的真正平衡。

政策导向范文篇5

内容提要：“公共’原则有着特殊的公共政策分析中的内涵。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来透视公共政策分析的理念、过程、公平目标及其模型等方面还存在若干违背“公共”原则的现实缺陷。必须使“公共”原则在公共政策分析的理念上得到反映，主体上得到遵循，公平目标的“立体”性上得到体现，内容上得到落实，才能确保相应的公共政策有利于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美国公共政策学者斯图亚持·尼古认为，公共政策分析就是根据政策与目标之间的关系，在各种备选的公共政策中确定何种政策将最有效地实现一套既定目标的过程。这一分析过程，是政府“政策主张的先决条件”，亦即政府决策、主张及其实施的前提，从而决定了公共政策的性质。可持续发展，是指既满足当代人需要，又不危害后代人满足其自身需要能力的发展；是指既实现人类经济发展的目标，又保护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资源，并促进人与环境和谐地发展。笔者认为，尽管不是每个具体而微的政策问题都与可持续发展问题有关，但至少从宏观而言，在公共政策分析过程中，必须遵循“公共”原则，才能使公共政策有利于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一、“公共”原则的内涵

我国台湾学者张世贤、陈恒均认为，公共政策是政府用来“处理或解决公共问题或公共目标”的。日本学者药师寺泰藏也认为，公共政策就是为“公共”而制定的政策。可见，“公共”指向的目的性是公共政策的本质属性。公共政策分析只有遵循“公共”原则，才能真正体现这一本质属性。这里所谓“公共”原则，一是指政策问题取向的公共性，即在公共政策分析过程中坚持以公共利益的实现为原则。公共利益是一个结构复杂的系统。各利益主体间的此得彼失，影响着公共利益的实现，甚至影响着正常的社会秩序。因此，政府作为“一个国家或社会的机构”，在借助政策手段行使公共权力、承担公共责任、解决公共问题的过程中，必须谋取公共利益，而不能在私人领域侵犯私权，或为少数人甚至政府自己谋取私利。“公共”原则要求，要以公共利益的实现问题为纲领性的政策问题进行公共政策分析，使政府决策能够更有效地约束、引导各社会主体，包括政府自己在公共领域内以其秩序化的活动增进公共利益，并“中立”地使之为现实和未来的各社会主体所平等分享。

二是指政策目标取向的公共性，即在公共政策分析过程中坚持以代际目标的实现为原则。从一个历史过程来看，“公共”原则要求，通过公共政策分析，使政府决策得以把政府的行为目标，规范、约束在既立足当代人的利益要求，又确保未来人可发展的基本条件的取向上。唯有如此，才能体现政府行为在代际之间的公共性、公平性，而不是偏执于当代的自私性、狭隘性。“发展才是硬道理”。从某种意义上讲，只有当代和未来连续、不间断的发展，即持续发展，才能真正确保全社会公共利益的实现。这种代内和代际的持续发展，是当代人和未来人公共利益的根本体现。因此，从另一角度也同样可以说，以代际目标为取向的公共政策分析，同样是在公共利益实现意义上的“公共”原则的体现。

三是指政策问题范围取向的公共性，即在公共政策分析过程中坚持以整个发展系统全面、协调的发展为原则。根据前面的结论，持续发展问题也应该是当代政府纲领性的政策问题。持续发展是整个发展系统内各因素的全面、协调发展。目前，全球范围内形成的威胁着持续发展的资源短缺、环境污染、人口剧增、生态破坏等严峻问题，正是由于当代政府违背“公共”原则，默许甚至鼓励人们对公共资源“各取所需”式的无节制开采与利用，才造成了发展系统内部各因素之间，尤其是人与资源、生态、环境之间关系的失调，使符合持续发展需要的公共资源的供给呈现出间隙性，甚至短缺或中断。因此，从政策问题认定的范围来看，“公共”原则就是要求政府就所有制约持续发展的问题，包括从自然界到人类社会、从当代人到未来人的各种有关发展问题的有序而系统的解决，既尊重人类的利益，又尊重自然界的利益；既尊重当代人的利益，又着重作为利益主体目前尚还缺位的未来人的利益。

还需提及，如上所述，公共政策分析中的“公并’原则，实际上已内在地与持续发展问题联系在一起了。可持续发展既是一种持续发展的状态，又是当代人类在发展问题上的一种价值取向。可持续发展问题与公共政策分析中的“公共”原则之间，是内在相连的。可持续发展理应成为人们透视公共政策分析的“公共”原则的基本角度。

二、当代公共政策分析对“公共”原则的偏离

从可持续发展这一基本角度看，当代公共政策分析在若干环节上的局限，使公共政策难以真正体现公共利益要求，实现代际发展目标，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发展系统内各因素之间的关系，偏离甚至违背了“公共”原则。

（一）公共政策分析理念对“公共”原则的偏离

20世纪70年代以来，以美国哲学家约翰·罗尔斯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者提出的个人利益先于公共利益的思想，一直深深地影响着现代政府的决策理念，以致于发展为约瑟夫·雷茨自由主义的国家中立原则，认为纵使公民的所作所为为社会上绝大多数人所不赞成或违背了绝大多数人的愿望，只要不侵犯他人权利，国家也不得干预。美国诺贝尔经济奖获得者肯尼思·阿罗甚至专门论证了“不可能定理”，认为社会一般不可能形成某种一致的选择，或对事物进行一致的优劣排序；即使这里的所谓“一致”仅理解为“多数决定”，也是不太可能的。按照这样的逻辑，根本就不存在什么公共利益，至少，不存在一种能够明确定义，在现实中能够实际起作用的公共利益。这种否定公共利益的存在，片面强调国家中立，而不得干预所谓不损害他人利益的个人利益的决策理念，无法使公共政策分析体现“公共”原则，必然损害公共利益，当然也影响着体现了公共利益的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二）公共政策分析过程对“公共”原则的偏离

不少学者认为，“公共物品生产的资源配置问题不能通过经济市场来解决，而要通过政治市场来解决”。因此，当代政府的政策分析过程，多是凭借政治市场进行博奕的过程。一方面，公共选择理论认为，尽管政治市场在起点上具有一人一票的平等性，但在终点上受“少数服从多数”的主导，表现出了“多数”强制“少数”的不平等。并且，“国家在过去被看作是大公无私的，现在则被当成参与政治活动者进行交易的市场”。因此，作为有“经济人”特征的选民与政治家，其政治市场上的价值取向，不能不受组织良好或力量强大的利益集团的影响，使政府常常不得不制定有违“公共”原则的政策，把公共资源的利用导向对公共利益的破坏，或者反过来，借公共利益之名，据公共资源为非“公共”之用。另一方面，受认知能力的局限，当代政府还不具备足够的能力，按政治市场的要求去准确地收集信息，并形成与整个社会的公共要求相一致的偏好。这就使政府与其各个部门之间难以获得有效的沟通，形成对公共利益的共识所需要的充分信息。其结果是，政府及其部门之间政出多门，难以协调发展系统内部诸因素间的矛盾，误导出包括政府在内的各社会主体对公共资源的无序利用，最终使发展失去其可利用的资源而被迫中断，无法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三）公共政策分析的公平目标对“公共”原则的偏离

公共政策分析的公平目标，是指“政策执行之后，政策的标的团体，所分配到的社会资源，所享受到的效益，所负担的成本等公平分配的程度”。公平应该是代内公平与代际公平的统一，是政府维护经济、社会发展秩序，满足社会公共利益要求，提高自己的合法性及其政策权威的重要目标。它既是一种客观状态，又是一种主观判断。从伦理上讲，公平是指未来各代人与当代人分享资源与环境利益的平等权利。然而，当代人的认知局限及其难免的功利主义倾向，使他们难以克服代内公平的目标偏好，很难理性、自觉地从未来人的角度，要求公共政策分析能着眼于在代内和代际之间公平地分配公共资源，并使之成为其政策诉求的主要取向，谋求从当代指向未来的持续发展。

不仅如此，当代政府还面对着解决有关代内公平的公共问题的现实压力。斯图亚持·尼古认为，“从政治上讲，增加效益也许要比降低成本容易些”，效益的增长意味着政府及其政策“运作得更有效或会得到更高的评价”，“而降低成本或削减项目预算”，“也许会激起人们的反对”，因为这意味着在一定效率的条件下，人们可能获得的效益将下降。因此，当代政府为了实现公平，在“使穷人的境况好起来，而不使富人的境况坏下去”的前提下，其“公共政策只有当它们提高最小人群组的福利时，才应该被采纳执行”。可见，人们要求公共政策实现的代内公平目标，不是靠清教徒式的节俭，而是靠成本投入、靠自然资源利用量的不断增加，来最大限度地提高社会平均效益，并扩大其在穷人当中的得益面与得益程度的。

显然，严峻的问题是：公共政策分析的这种公平目标，存在着严重的结构缺陷。它忽视了代际公平而偏于代内公平；并且，在代内公平的现实压力下，难以对超越资源与环境的承载能力、盲目追求当代人的利益要求进行有效限制，将断送未来人发展的条件，使经济、社会的发展呈现出间隙性。从人类历史的动态过程来看，与其说当代公共政策分析由于公平目标的结构缺陷，不如说由于严重违背了“公共”原则，才使政府的职能范围超出了其广义的公共领域，使人类（包括本来人）的公共利益更多地满足了当代人（或政府）的眼前私利，制约了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四）公共政策分析模型对“公共”原则的偏离

国内外学者都把公共政策分析的理论模型概括为多种决策模型。其中一些决策模型的固有局限，决定了相应公共政策偏离“公共”原则的倾向。国内也有相关著作对这些决策模型的局限性提出了批评。最典型的，一是团体决策模型的局限。该模型认为，作为政治过程产物的公共政策是利益团体间斗争的产物，并反映占支配地位的利益团体的利益。随着各利益团体力量和影响的消长，公共政策将变得有利于其影响增加的那些利益团体的利益。这就清楚地表明：该决策模型下产生的公共政策，反映的是占支配地位的利益团体的利益，而不是社会整体的公共利益。尽管在实际决策过程中，无论哪一个利益团体，在法理上，还是能力上，都无法取代政府的主导地位，公共政策不一定就反映影响力最大的利益团体的政策要求，但是，这种模型无视公共利益要求的倾向，无疑将是对政府及其政策背离“公共”原则的某种认可。二是精英决策模型的局限。该模型认为，公共政策是由掌握统治权的精英人物决定，并由行政官员和行政机关付诸实施的，公共政策反映的是精英阶层的偏好、利益和价值选择。很明显，虽然该模型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代议制民主下各国决策实际可能的情形，然而，与团体决策模型相比，该模型更多地强调了居社会少数的精英阶层的利益，更是直接地背离了公共政策的“公共”原则，漠视了公众的公共利益。总之，这些局限，将不同程度地带来了公共政策分析对“公共”原则的偏离，弱化了政府的政策手段对人与公共资源间关系的协调能力，难以实现对公共资源掠夺性利用的控制，破坏了可持续发展赖以实现的条件。

三、公共政策分析应如何体现“公共”原则

公共政策从本质上是导向未来的。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看，在公共政策分析中体现“公共”原则，就是使公共政策能既立足当代，又面向未来；既面向人类自己，又兼顾资源、生态、环境，维护人（包括当代人和未来人）与自然共有的公共利益。只有这样，人类才能真正在自然限度内合理地开发、利用和保护自然，并使其利益得到持续实现与尊重，进而使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具有可靠保障。

（一）公共政策分析的理念必须反映“公共”原则

人类的活动在自然界面前不是绝对自由的。为了保护更多的公共利益，政府在公共决策中，必须彻底抛弃视人类为自然界的中心的陈！日理念，形成以保护自然并协调其与人类的关系为主要内容的新理念，进而“建立一个以自然持续发展为基础、经济持续发展为任务、社会持续发展为目的”的人与自然和谐一致的新的发展观。按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公共政策分析的理念反映“公共”原则，一方面，就是以新的伦理道德和价值标准，把人类利用自然的自由，限制在自然界本身作为人类生态体系总体利益中利益主体的一方，使其权利不被侵犯的范围内，不再把自然界看作是被人类随意盘剥和利用的对象，而看作是人类生命和价值的源泉；另一方面，就是要求当代政府必须将其关注的公共领域进一步拓展到自然界，使自然界中的每一个变化，无论是否人类活动所致，无论是否对人类有直接利害，都成为公共问题而进人政府的视野，进而进人政策议程。只有这样，才能在更广的范围内，从根本上协调整个经济、社会的发展系统，确保可持续发展的实现。

（二）公共政策分析的主体必须遵循“公共”原则

政府是公共政策分析最重要的主体。在公共政策分析过程中，能否满足经济、社会发展系统内各因素、各环节的利益要求，包括资源、生态、环境作为利益主体的利益要求，即能否遵循“公共”原则，既影响着政府自身的合法性，又造成人们对资源的种种不合理占用，进而使政府面临着能否遵循“公共”原则，按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协调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重大压力，也就如著名政策科学家叶海卡·德罗尔所说的政策制定中的“逆境”。德罗尔认为，在决策主体处于“重大的两难境地”时，应尽量“将这些政策坚持若干年”，“因为对大多数逆境来说，没有持续和连贯的多年努力是不可能取得成效的”。这就提示人们，着眼于人与自然各自利益及其共同、长远（包括本来人）的公共利益。公共政策分析主体理应在各种干扰面前“不为所动”，在人与自然组成的公共领域内，坚持“公共”原则，不徇政府私利，力戒价值偏好，协调整个发展系统内各利益主体的利益。否则，可持续发展将难以实现。

需要进一步指出，由于长期以来工业的盲目增长，已经导致了全球范围内可持续发展的发展系统的失调。如若美国学者詹姆斯·安德森所说“政府的任务是服务和增进公共利益”，并且这种公共利益是“普遍而又连续不断的为人们共同分享的利益”的话，那么，当代各国政府作为决策主体，就应该遵循全球范围内的“公共”原则，加强国际合作，解决全球性的环境污染、生态恶化、人口膨胀等公共问题，在可持续发展的条件下使全人类“可持续”地享受其应得的公益。可以认为，把利益的可持续性分享看作公共利益的属性，是安德森有关公共决策问题的深刻见解，他实际上已经把公共利益与可持续发展问题内在地联系起来了。从这个意义上讲，为了全球的公共利益，即可持续发展，就会如德罗尔所说的，将“减少了各个国家政策制定的自主程度”。各国政府作为公共政策分析的主体，甚至不能因本国的价值偏好而违背全球范围内的“公共”原则，损害可持续发展的全球条件。

（三）公共政策分析的公平目标必须体现“立体”要求

政策导向范文篇6

一、科技论文外流现象及损失

截至2019年底，我国科技期刊总量为4958种，仅次于美国和英国。但是，中国SCI收录期刊仅占全球SCI论文总数的1.72%。2010—2019年间，中国作者发表了SCI论文275.5万余篇，其中只有2.2万余篇发表在中国SCI收录期刊上，仅占8.10%[6]。科技论文的外流不仅仅体现在数量上，论文质量也都较高。中国作者发表SCI论文引文影响力为12.83，同期全球SCI论文引文影响力为14.11[6]。其中被SCI收录论文数量最多的学科分类为：基础学科、应用科学等，而这些学科大多数涉及我国的高尖端技术领域，国家在这些领域往往都投入了大量的科研成本、科研经费，这不仅可能危害到科技信息安全问题，还造成了严重的经济损失和国有资源外流。

二、科技论文外流的原因

国内大量优质论文外流的原因大致有两点。

（一）学术评价导向

由于历史原因，起初我国自己创办且被国际学术界公认的SCI学术期刊较少，我国学者在SCI，尤其是国外的SCI期刊的发文量也很少。为鼓励我国科学工作者积极探索，推出了鼓励和激励措施，使得学术界出现了唯SCI论，形成了科研评价体系基本完全依托于SCI的现象。职称评定、项目申报、科研奖励，甚至硕士、博士毕业要求的主要指标中都有SCI的身影。“唯论文、唯职称、唯学历、唯奖励”的学术评价体系导致优质稿源大量向SCI、EI倾斜，最终影响了国内学术期刊的发展。

（二）学术期刊国际影响力不足

我国虽然已经是期刊大国，但是有影响力的世界一流科技期刊数量却不多。全球领先的专业信息服务提供科睿唯安的2020年度《期刊引证报告》中显示，国内SCI期刊数的基数较小，SCI期刊总数为9356本，而中国SCI期刊数为241本，仅占2.5%。从影响因子上来看，国内期刊的国际影响力还较弱，《CA-ACANCERJOURNALFORCLINICIANS》以292.278的影响因子，高居首位。《NATURE》《SCIENCE》《CELL》三大国际顶级刊物的影响因子分别为42.778、41.845、38.637。中国期刊中影响因子最高的《CELLRESEARCH》也只有20.507，国内期刊的竞争力明显不足。这使得作者在SCI平台中可选择的国内期刊较少，且会为了高被引和高传播速度作者更倾向于优先选择影响力更高的期刊。

三、政策导向的改变及亮点

为体现国家文化的软实力，增强民族的文化自信，掌握学术话语权，构建多元化的学术评价体系，加强学术期刊建设，防止科技论文过度外流，最终到达科技论文在祖国的大地上发表的目的。2018年6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深化项目评审、人才评价、机构评估改革的意见》，要求克服“唯论文、唯职称、唯学历、唯奖励”倾向，推行代表作评价制度，注重标志性成果的质量、贡献、影响。2018年7月，国务院印发《关于优化科研管理提升科研绩效若干措施的通知》，要求建立以创新质量和贡献为导向的绩效评价体系，准确评价科研成果的科学价值、技术价值、经济价值、社会价值、文化价值。2018年11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深化改革培育世界一流科技期刊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2019年由中国科协、、教育部联合。《意见》提出了要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科技期刊，夯实进军世界科技强国的科技与文化基础。推动中外科技期刊同质等效。发挥全国学会同行评议功能和相关研究机构作用，分领域科技期刊分级目录，形成全面客观反映期刊水平的评价标准。2020年10月，党的五中全会首次明确提出到2035年建成文化强国。公报中提到，促进满足人民文化需求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相统一，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这些政策的出台有效地避免了盲目追求影响因子的情况，对作者而言可以踏实做学问，对期刊而言可以更好地迎接挑战。

四、期刊如何迎接挑战

政策导向的变化对国内大量优质论文的外流现象无疑具有一定的遏制作用，同时期刊自身也应该积极采取措施以改变现状，迎接挑战。具体而言，可以采取的措施主要有创新办刊模式，提高社会影响力，扩大国际影响力和加强人才培养。

（一）创新办刊模式

第一，根据办刊宗旨及学术领域，明确期刊所在分类。《意见》中提出，要实施“中国科技期刊卓越行动计划”，要“做强优势学科”。因此，我们要根据办刊宗旨和期刊定位，参照“重点建设期刊目录”，有效整合资源，转变办刊思路，寻求适合的办刊模式。第二，抢抓新兴交叉学科，探索协同办刊。因全球学科的不断发展，新兴及交叉学科越来越多，期刊应该要抓住机遇，根据自身的社会功能，探索“高校＋企业＋期刊”或“科研机构＋企业＋期刊”等产学协同发展，在稳定自身专业优势的基础上，开发在新兴交叉学科领域内的竞争力，提升科技期刊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服务能力。第三，搭建新型传播平台，实现数字化转型。数字技术和移动互联网技术的迅猛发展，使得期刊的传播方式受到了极大地改变，人们不再满足于纸质期刊的阅读，期刊要积极应对科技的变革，进行数字化出版。而大数据的应用使“出版平台”变得尤为重要，国家建设大型的、优质的“出版平台”已成为必然趋势，期刊应要参与到各类平台中去，抓住战略机遇，为推动期刊发展共同搭建新型传播平台，有效提升期刊传播力和影响力。

（二）提高社会影响力，扩大国际影响力

我们要实现繁荣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就要坚定文化自信，立足国情，面向世界，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文化建设，提高期刊的社会影响力，扩大国际影响力，最终增强中国在世界舞台的话语权。《中国科技期刊发展蓝皮书（2020）》中提到，我国期刊刊均总被引频次2018年达到的2255.6次，相较于2014年的2111.52次增加了6.38%。2018年，被国际论文引用频次不低于10次且国际他引影响因子大于0的中文科技期刊有2913种，相较于2014年，评价年增长率为13.81%，这表明中国科技期刊影响力正在逐步提高[6]。《意见》中提出的中外科技期刊同质等效政策将会引导优秀论文回归国内期刊，有影响力的传播平台也会使科学家们会愿意将高质量的文章发表在祖国的大地上，而由持续的、优质的文章组成的科技期刊也将有更大的社会影响力和国际影响力，这便形成了良性循环。

（三）人才培养

要实现世界一流科技期刊必不可少的便是一流人才的培养和编辑队伍的建设。高水平的科技人才是优质论文的产出者，科技期刊的编辑人才是优质论文的策划者。因此，世界一流期刊必须培养优质的编辑。优秀的编辑应该具备政治认知能力、较强的学术水平、出色的策划能力和组织能力。首先，要培养编辑的政治认知能力。编辑需要有坚定理想信念，要有将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导向意识，要有不断学习的能力，紧跟时代步伐，坚持马列主义等相关的理论学习，要提升政治敏感度和社会责任感，确保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紧跟指导思想，保持正确的办刊方向。其次，要提升编辑的学术水平。编辑需要具备一定的学术水平，通过不断的学习了解学科前沿，捕捉学术动态和进展。高水平的学术编辑往往也具有更强的学术表达力和学术交流力，这使得编辑在日常的组稿约稿时可以更好地把握准确把握学科的变化趋势，科学客观的判断学术价值，提高期刊的学术引领力，最终可以更好地建立期刊的学术品牌。最后，要培养编辑的策划能力。在选题策划、组稿约稿时能把握行业的引领性内容建设和瞄准世界范围内的重大问题，更要关注科技的前沿问题以及社会的热点问题，这可以更好地吸引高水平的作者投稿。高水平的学术编辑可以积极地参与到与作者、读者的学术交流中，更好地建立一支高水平的作者、读者队伍，提升期刊的影响力和传播力。编辑的策划能力在市场营销策划、期刊形象宣传策划时能抓住市场热点和读者心理，提高期刊的社会影响力和竞争力。

政策导向范文篇7

[论文摘要]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风暴席卷全球，其影响不仅仅局限于金融业和集体经济，还对人们的理论体系产生冲击，使自由主义政策受到挑战。金融危机的产生主要由次级贷款业务的扩张和美国房价下跌的现实引起，但从制度上来说，根本原因在于金融衍生品的本质特征和衍生金融市场缺乏监管导致的投机泛滥。无论是当前的救市政策，还是未来的风险防范，政府干预都将是必然选择。

2008年9月集中爆发了被称为“华尔街风暴”的金融危机，其影响之大、范围之广，使得人们将之与1929-1933年资本主义经济大萧条相提并论。

9月7日，曾占据美国房贷市场半壁江山的房利美和房地美被美国政府接管；9月15日，美国第四大投资银行雷曼兄弟申请破产保护，第三大投行美林被美国银行收购；9月21日，美国第一大投行高盛和第二大投行摩根士丹利转型为银行控股公司，加上今年3月第五大投行贝尔斯登被摩根大通收购，至此，美国前五大投行已“全军覆没”。其它的金融巨头也未能幸免：9月16日，世界最大保险公司--美国国际集团（AIG）告急；9月25日，美国最大储蓄银行华盛顿互惠银行被美国联邦监管机构接管；9月29日，美联银行被花旗银行收购……金融机构纷纷倒闭不仅意味着“华尔街模式”的覆灭，而且引发了人们对于金融市场的深刻反思。

美联储前主席艾伦·格林斯潘(AlanGreenspan)10月23日表示，信贷危机“与我所能想象的任何情形相比，涉及面都要大得多”。在回答美国众议院监督委员会主席沃克斯曼(HenryWaxman)的问题时，美联储前主席表示，他从自己的思路中“发现了一个缺陷”。格林斯潘说：“当时我犯了一个错误，就是假定各机构(具体来讲就是银行和其它企业)的自我利益决定了，它们是保护自己股东利益的最佳方面。”[1]

格林斯潘曾经是神话般的人物，他1987年8月开始担任美联储主席，并且史无前例的四次连任，历经四位总统。他导引下的美国经济经历过两次衰退、一次股市泡沫和一次历史上最长的增长期，在克林顿时代创造出了“零通货膨胀”的经济增长奇迹。美国媒体曾经毫不掩饰的宣称：“谁当总统都无所谓，只要让艾伦当联储主席就行。”

由于格林斯潘对美国经济政策的影响力，人们在金融危机爆发之后“清算”到他头上也不奇怪，那么格林斯潘错在何处？他的错误对今天的危机应当负多大的责任？要讨论这个问题，首先要理解这次金融危机产生的原因。

一、投机与扩张--华尔街模式的本质

二、新自由主义--格林斯潘拒绝监管衍生金融市场

在反对一切政府干预和宏观调控的政策下，政府放弃了对市场的有效监管，金融市场的高风险性也无法得到有效控制。高度自由最终导致金融风险爆发，对金融系统和实体经济造成严重冲击。[三、政策导向的变化--金融危机的影响

参考文献

[1]引自《格林斯潘“认错”》，FT中文网，2008-10-24

[2]引自《希望，华尔街模式的消失》，扬子正如

政策导向范文篇8

2008年9月集中爆发了被称为“华尔街风暴”的金融危机，其影响之大、范围之广，使得人们将之与1929-1933年资本主义经济大萧条相提并论。

一、投机与扩张--华尔街模式的本质

二、新自由主义--格林斯潘拒绝监管衍生金融市场

在反对一切政府干预和宏观调控的政策下，政府放弃了对市场的有效监管，金融市场的高风险性也无法得到有效控制。高度自由最终导致金融风险爆发，对金融系统和实体经济造成严重冲击。三、政策导向的变化--金融危机的影响

参考文献

[1]引自《格林斯潘“认错”》，FT中文网，2008-10-24

[2]引自《希望，华尔街模式的消失》，扬子正如

政策导向范文篇9

一、加大科技创新投入

（一）加大财政科技投入力度，优化财政科技投入结构。县财政科技投入占财政支出的比例达到3.5%，增长幅度高于经常性财政收入增长幅度。县财政科技投入重点用于支持科技创新平台建设、科技成果转化和产学研合作、企业技术创新、重大科技项目实施、知识产权保护、科技创新条件和科技进步奖励等。科技经费列入乡镇财政预算，乡镇当年本级财政科技投入占本级财政预算支出的比例达到3%。

（二）引导企业加大科技投入。企业为开发新技术、新产品、新工艺发生的研究开发费用，未形成无形资产计入当期损益的，在按照规定据实扣除的基础上，按照研究开发费用的50%在企业所得税前加计扣除；形成无形资产的，按照无形资产成本的150%摊销。企业年度实际发生的技术开发费当年不足抵扣的部分，可在以后年度企业所得税应纳税所得额中结转抵扣，抵扣的期限最长不得超过5年。企业开发新技术、新产品、新工艺未能享受国家税前抵扣政策的，地方财政给予一定额度的补助。按照企业研究实验经费投入达到销售收入1.35%且年度研究实验经费投入达到200万元及以上的，按实际投入金额给予5%的补助。

二、支持科技创新创业平台建设

（三）加快科技孵化器建设。对被认定为部级科技企业孵化器的，免征营业税、所得税、房产税和城镇土地使用税。对县政府规划建设的科技企业孵化器，孵化器和在孵企业缴纳的增值税、营业税、所得税地方留成部分全额返还孵化器。“毕业”企业落户在当地的，其两年内缴纳增值税、营业税、所得税地方留成部分的50％，返还给原孵化器，用于支持孵化器建设。对首次被认定为部级、省级科技企业孵化器的，分别给予200万元和100万元的奖励。对在孵期间（3年内）或毕业后1年内被认定为国家重点扶持高新技术企业并产生效益的，给予相关孵化器10万元奖励。对县政府投资建设的科技企业孵化器，给予孵化器建设一定资金保障，建成后前3年视创业园经营情况给予补助，每年最高不超过200万元，以后视发展情况酌情进行补助。

（四）扶持孵化企业发展。进入科技孵化器进行孵化的科技企业，从营业之日起，3年内免收行政性费用，并从获利年度起2年内给予相当于企业所得税县得部分的奖励以支持孵化器内科技企业发展。建立300万元的科技创业种子资金，通过项目补助、房租贴补等方式，吸引海外留学人员、博士等高科技人才来孵化器创办、领办科技型企业，从事高新技术产品的研究开发转化。

（五）支持孵化企业引进人才。科技企业孵化器引进人才享受政府引进人才的各项优惠政策。孵化器及在孵企业所急需的外地专业技术和管理人才，县政府及有关部门要积极帮助办理引进手续，配偶和未成年子女可随调、随迁。

（六）鼓励建设科技基地和园区。认定为省级、部级高新技术园区的，分别奖励100万元、200万元；认定为省高新技术特色产业基地和国家火炬计划特色产业基地的，分别奖励40万元、100万元；认定为省级、部级农业高新技术园区的，分别奖励40万元、100万元；认定为市级、省级农业科技特色产业基地、种子种苗示范基地的，分别奖励5万元、10万元。

（七）加快建设科技公共服务平台。县政府每年排500万元用于鼓励面向行业性的检测中心、研发中心、设计中心、培训中心、信息中心、品牌营销咨询公司等公共服务平台建设，按实际投入补助20%—30%（不含房地产）；批准为省级、部级区域科技创新服务中心的，分别奖励40万元、100万元。

（八）支持企业创办研发机构。鼓励国内外高校院所在建立研发机构，对新建的省级以上独立型科研院所（中心）的，给予重点支持，有上级经费支持的，给予1：1配套；企业独立或联合高校院所组建研发机构，批准为省级、部级企业研发中心的，分别奖励10万元、30万元；认定为省级、部级重点实验室的，分别奖励100万元、200万元。

（九）鼓励企业建立博士后工作站。凡建1个省级博士后工作站，给予一次性建站补助5万元；建1个部级博士后工作站，给予一次性建站补助10万元。每招收1名实际从事科研项目的博士后研究人员，2年进站研究期间给予6万元补助，其中3万元用于进站博士后的生活补贴。博士后研究期满出站留在我县工作，并与用人单位签订3年及以上工作协议，工作期满可申请给予10万元的补助。

三、促进科技成果转化

（十）鼓励取得科技成果。新产品和科技项目通过科技成果鉴定或评审的，每项补助3万元（项目合同已约定的不重复补助）；通过成果鉴定或评审达到填补省内空白的，奖励5万元，达到填补国内空白的，奖励10万元。

（十一）开展科技进步奖励。县政府设立科学技术进步奖，2年评审一次，一等奖不超过3项，每个项目奖励3万元；二等奖不超过6项，每个项目奖励2万元；三等奖不超过12项，每个项目奖励1万元。对获得市人民政府及以上科学技术奖的，按上级奖励经费等额进行配套奖励。

（十二）建立科技成果转化的激励机制。以股权投入方式进行成果转化的，其成果完成人可享有不低于该成果所占股份20%的股权，以技术转让方式将成果提供给他人转化的，其成果完成人可享有不低于转让所得的税后净收入20%的收益；自行实施转化或以合作方式实施转化的，在项目盈利后3-5年内，每年可从实施该项成果的税后利润中提取不低于5%的比例，用于激励成果完成人。

（十三）支持科技成果转化。县政府设立科技成果转化专项资金，对取得科技成果经中试可以进入产业化或直接进入产业化、能较快形成产业规模、显著提升产业技术水平和核心竞争力的项目，给予不超过项目研究开发费用50%的经费支持，并优先申报省、市科技成果转化项目。对科技成果取得后进行转化并有明显成效的给予奖励，2年内实现年销售收入1000万元以上、税收超过100万元的为三等奖，奖励10万元；年销售收入2000万元以上、税收超过200万元的为二等奖，奖励20万元；年销售收入5000万元以上、税收超过500万元的为一等奖，奖励50万元。对二等奖、三等奖的项目，在2年后评奖时，达到更高奖项条件的，补足两档之间奖励差额；对一等奖，在2年后评奖时，达到年销售收入2亿元以上、税收超过1000万元的，再奖励50万元。单个项目补助与奖励合计不超过100万元。

四、鼓励科技人才创业

（十四）大力引进创业领军人才。经认定的创新团队和领军人才或评审通过的南太湖精英计划项目来创业和转化，按项目类别给予50-300万元的项目启动经费和创业奖励资金；同时负责提供不少于100平方米工作场地和不少于100平方米住房公寓，3年内免收租金。

（十五）鼓励科技人员创业。科技人员以科技成果、专利技术作为股份参与收益分配，科技成果投资入股最高比例可达到公司注册资本的70%。以科技成果入股，科技股取得的分红所涉及的个人所得税，经财政部门批准，3年内县得部分全额奖励给科技股所有人。

（十六）鼓励企业引进高层次人才。对企业建立的技术研发中心（工程研发中心、中试基地等），每引进5名硕士或副高职称以上人员（项目主要承担者），并参与技术研发一年以上且有科研成果的（需报县科技部门认定、县人事部门备案），给予企业一次性补助10万元。

五、提升企业创新能力

（十七）凡生物医药企业获得化学药品、中药、天然药物、生物制品国家一类新药证书的给予200-300万元奖励；获得化学药品二类新药证书，中药、天然药物、生物制品二类、三类新药证书的给予100-200万元奖励；获得国家三类医疗器械证书的给予50-100万元奖励；获得其他化学药品、中药、天然药物、生物制品国家新药证书的给予5-50万元奖励。

（十八）凡与高校、科研院所合作的科研项目，按照实际支付给科研单位技术开发费的30%给予补助。

（十九）对通过国家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减按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并奖励30万元；对批准为省、国家创新型试点企业的，分别奖励30万元、50万元。

（二十）认定为省级农业科技型企业的，每家奖励6万元；认定为省级科技型中小企业的，每家奖励5万元。

（二十一）经认定列入县科技型初创企业、科技型小巨人企业、科技型领航企业培育计划的，分别奖励10万元、20万元、100万元。

六、加强专利创造应用

（二十二）鼓励专利创造应用。设立县专利奖，奖励在发明创造过程中作出积极贡献的单位和个人，发明专利金奖奖励10万元，银奖（专利成果奖）奖励8万元，铜奖（优秀专利发明人）奖励5万元。获得上级专利奖的，国家专利金奖项目奖励30万元、国家专利优秀奖项目奖励10万元，获国家优秀专利发明人的奖励6万元，获省科技进步（专利）一、二、三等奖分别奖励20万、10万和5万元。以上奖励项目以最高额计算，不重复奖励。

（二十三）鼓励专利成果转化。对取得科技成果经中试可以进入产业化或直接进入产业化、能较快形成产业规模、显著提升产业技术水平和核心竞争力的专利二次开发项目，给予不超过项目研究开发费用的50%经费支持，并优先申报省、市科技成果转化项目；企业向县外购买专利并在投入应用的，按实际支付金额的30%予以补助。

（二十四）支持企业实施专利战略。认定为专利示范（试点）企业的，部级奖励30万元、省级5万元、市级1万元；企业申请海关专利保护的，按实际发生额补助50%。

（二十五）实行授权专利补助。国内发明专利补助10000元/件（进入实审先补助5000元）、实用新型2000元/件、外观设计1000元/件；工业领域取得国外发明专利证书并在实际投入应用的，每件奖励5万元（每件专利奖励限2个国家或地区）。

七、实施重点科研项目

（二十六）给予省级以上科研项目配套。凡列入省级以上科研项目的，按上级补助经费的30%给予配套，省级农业科技成果转化资金项目按1:1配套；生物医药和太阳能光伏产业企业承担国家新药创制、863计划、973计划、国家支撑计划等项目并进行产业化生产的，按国家补助额给予1:1配套支持，配套最高限额200万元；对实施科技型中小企业创新基金、国家重点新产品、国家火炬项目、省重大科技专项及优先主题等项目并进行产业化生产的，按国家或省补助额给予1:0.5配套支持，配套最高限额100万元。列入国家火炬计划项目和星火计划项目的，每项奖励5万元；列入国家新产品试制计划的，每项奖励5万元；列入省级新产品试制计划的，每项奖励0.5万元。同一项目按最高额配套，不重复补助。

（二十七）给予申报市级以上科研项目补助。凡被推荐申报国家、省级重大、重点科技专项和创新基金项目的，经专家评审通过，列为县级重点科技项目，申报省级每项补助6万元，申报部级每项补助8万元；推荐申报市级和省级一般科技项目的，列为县级一般科技项目，每项补助3万元。推荐项目列入上级科技计划的，在上级补助经费到位兑现县级配套时扣除已补助金额。

（二十八）逐步实行县级科技项目招投标制度。每年选择我县主导产业、新兴产业、高新技术产业和社会发展领域的若干关键技术、共性技术项目进行招投标，列为县级重大项目，给予10—50万元经费支持；对美丽乡村建设、专业合作社（协会）、科技特派员实施的科技项目给予优先排，列为县级一般科研项目，给予2—5万元经费支持。

八、加快科技投融资体系建设

（二十九）鼓励发展创业投资业。设立县创业投资引导基金，总规模3000万元，通过阶段参股、跟进投资、亏损补偿、风险奖励等方式扶持创业投资企业的设立与发展。创业投资企业采用股权投资方式投资于未上市中小高新技术企业2年（含）以上，符合有关条件的，可按其对中小高新技术企业投资额的70%抵扣该创业投资企业的应纳税所得额。创投企业可按不高于总收益10%的比例提取风险准备金，用于补偿当年投资性亏损。创业投资企业从投资行为发生之日起2年内，在其投资收益未形成时，对其实际投资额按银行1年期贷款基准利率的20%予以财政补助；从获利年度起，对其投资收益形成的地方财政贡献部分，前3年全额、后2年减半给予奖励；发生年度亏损，可以在5年内由以后年度所得进行税前弥补。

政策导向范文篇10

[关键词]高等职业教育；教师职称；政策；讨论

教师职务评聘是学校一个重要的指挥棒，具有很强的政策导向作用。同时，它又是一把双刃剑，正确的导向，可以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构建和谐社会；错误的导向，将带来严重的社会问题。

一、高职院校究竟需要什么样的教师？

“有什么样的教师，就会有什么样的学生”，根据“人事相宜”、“人岗相适”的现代人力资源管理理念，下面从人才培养要求和高职院校教师队伍建设需要出发，分析高职院校教师迫切需要的职称政策导向。

从人才培养要求来看，人才可分为四类：学术研究型、工程设计型、技术应用型、操作技能型。普通高校培养的人才规格是学术研究型和工程设计型，技校培养的是操作技能型，而高等职业技术教育培养的是面向基层、面向企业生产、服务和管理第一线、完成从设计到产品转化任务的高等技术应用型人才。这类人才基础理论虽不一定要那么深厚，但针对性、实用性、实践性要强，具有人才层次的高等性、知识的实用性、能力的职业性、人才类型的技术性、就业去向的基层性特点。

“打铁须得自身硬”，作为高职院校的专业课教师，生产第一线高级应用型人才的培养者，应是技术应用成果丰硕的实战型专家，而非理论水平很高的学术（学科）专家，这就需要通过改革职称政策加以引导。

二、当前高职教师职称政策导向存在的突出问题

各个地方高职教师职称的评聘政策仍沿用普通高校教师职称政策体系，以学历为导向和主体要素，片面追求高学历，对学历实行“一票”否决。下面以《某省高等学校教授资格条件》第四条为例进行分析。

该条规定：40岁以下申报副教授资格者，须具备研究生学历或硕士以上学位。这就意味着40岁以下，具备本科学历的高职教师即使比同龄的具备研究生学历或硕士以上学位的教师业绩突出，也无法申报副教授资格，必须再等上几年。

该省教育厅人事处对此的解释是：“作为大学，应该是高层次高学历人才的聚集地，这样才能培养出高质量的人才。”事实上，这句话并不恰当，准确地说，“作为大学，应该是高能力人才的聚集地，这样才能培养出高质量的人才。”

学历，学历，即学习的经历，学习的目的是为了提高能力。提高能力的目的是为了作出业绩。高学历不等同于有高知识，高知识更不能等于有高能力，而有高能力还不能等于作出了大的贡献！黑猫白猫逮住老鼠就是好猫，是骡是马“亮”出本领就见分晓。“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因此“相马”不如“赛马”。学历再高也要经过实践这块“试金石”的检验。无论是高学历的人才还是在实践中成才的人才，衡量的标准只有一个，那就是业绩。

因为只有业绩才能把一个人同其他竞争者区别开来。著名经济学家肖灼基教授曾指出：“人才的优秀程度应由实践决定，由实践中的绩效决定的。评价人才，不能只看他读过什么大学，上过什么学校，而是看他给社会究竟做出了什么贡献，有些什么业绩和经历。”我们要重视学历但不能惟学历。

高学历者理应比低学历者取得更大的业绩，我们的政策不能也不应该对高学历者另眼相看，具有“双重标准”。

由于发达国家高等教育早已“普及化”“大众化”，它们对人才的界定已走出了“唯学历”的误区，美国20世纪60年代就提出“绩效管理”，强调业绩是人才评判的重要标准；给世人以保守印象的英国，对人才的定义也不再局限于获得硕士学位以上的人；一贯重学历重资历的日本，在人事改革中明确提出“能力主义”，并取消了学历统计。日本的索尼公司，一万多名雇员一进公司就把学历封存起来（指人事档案），让他们去公平竞争，在工作中，大家不比学历高低，只比能力大小，科技人员中有相当部分的人并不是“科班出身”，但“世界第一”的新产品不断问世且畅销世界。公司董事长（盛田昭夫）一度被喻为“经营神童”，他在总结自己的管理经验时，曾写过一本《让学历见鬼去吧》的书，他的创新之举令人佩服。美国国务院招聘外交官只要求高中以上学历，而在美国一家大报一年刊登的3544则科技类招聘广告中，2799则没有任何学历要求，而要求学士学位的仅206则，要求硕士的仅77则。低学历成大事者举不胜举，美国的比尔·盖茨大学没有毕业，2002年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田中耕一既非博士，亦非硕士。著名桥梁专家林元培在上海设计了杨浦、南浦、徐浦、卢浦4座大桥，成为上海的代表性建筑，也只是中专毕业。在我国企业中，也出现了大学生工作越来越不好找，而技校生单位抢着要，工资高过白领的现象。而惟有在高校，唯学历成为人才评价难破的最后一道坚冰。多年实践的结果，一些人为了获取更高学历，不惜弄虚作假；一些人为了评上职称，熬白了头发。人们想的不是看成绩、比贡献，而是拼学历、比文凭。致使不少人急功近利，想方设法弄一个文凭，给自己贴上一张标签，而非努力提高自己的能力和水平，可谓本末倒置。

教育部二〇〇六年十一月十六日颁布的《关于全面提高高等职业教育教学质量的若干意见》（教高[2006]16号文）第五条明确指出：要突出实践能力的培养。应金萍学者在对大陆高职师资学历水平和台湾地区进行比较研究后，发现国内高职师资学历水平和台湾地区相比差不多。我国大陆高职教师存在的突出问题不是学历水平太低、高学历人才太少，而是实际教学能力和实践教学能力不高。这就需要职称政策加以导向才能实现。

三、结论

高职院校教师职称评审政策，充分考虑高职的特点和其人才培养的要求，发挥其应有的政策导向，着眼于解决当前高职教师中存在的实际教学能力和实践教学能力不高的突出问题，着眼于引导教师工学结合、校企合作，着重评价高职高专教师的解决现场实际问题的实践能力、技术应用能力和成果；建立以专业工作业绩为导向而非学历为导向的评价体系。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