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范文10篇

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范文篇1

一、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产生的直接原因

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的产生除了得益于新贸易理论之外，还有两个直接的社会经济原因：

第一，美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发生变化。

在过去几十年中，美国在世界经济中地位的最重要变化是贸易的重要性日益提高。统计显示，从1960—1980年，美国制造业中进出口的份额增加了一倍以上。在1960年，美国制造业的厂商基本上是面对本国消费者销售并与本国厂商竞争，出口通常是次要的活动，并且面临外国竞争的压力很小。而到了八十年代，大多数厂商要么严重依赖出口销售，要么在国内市场上遇到外国竞争者的有力竞争，因而国际考虑就成为一个重要因素。

这一变化使得一些传统上的国内问题变成了影响贸易政策的因素，特别是诸如市场力量和超额收益率、创新和技术变化等问题，再也不能不认真考虑它们对贸易政策的影响了。首先看市场力量问题。美国政策传统上所关心的一直是限制集中产业厂商以消费者利益为代价而提高价格和获得超额利润的能力。然而，随着美国逐步成为这样一个贸易大国，其政策目标就会变得更为复杂。保护国内消费者免受剥削是一个问题，但为了维持高收益，还必须保持或扩大国内厂商获得的市场份额。我们有理由相信，在垄断性产业中，贸易政策通常能在促进国内厂商利益，反对外国竞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或者至少我们应当关注在这些产业中，外国政府利用贸易政策以促进其本国厂商利益的可能性。再看创新和技术变化问题。美国政策传统上所关心的一直是促进活动，例如促进对经济产生有价值的外溢（Spillover）的基础研究。但现在美国仅仅是许多促进产生这种外溢活动的国家之一。这里就产生了贸易政策问题，因为贸易政策是决定技术变化速度的一个重要因素。如果外国通过补贴或保护国内市场来对高技术部门进行“瞄准”（targeting），就可能使对经济产生有价值外溢的美国产业萎缩，这就必然会产生对外国产业政策进行国际反应的可能性。

第二，新分析工具的出现。

贸易政策分析变化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将经济学其它领域的新思想应用到国际经济学中来。在七十年代，由于发现了对少数厂商相互竞争的寡头产业的新分析方法，产业组织理论取得重大创新。

许多传统经济分析都是以市场近似于完全竞争为假设的，在那里有许多生产者，每个生产者都很小以致于不能影响价格，也不能影响其竞争对手的未来行为。但现在，许多贸易都是由大规模生产的优势、积累经验的优势以及由创新带来的短期优势所引起的。在许多这些因素起重要作用的产业中，我们看不到许多小厂商间进行的原子状竞争。象波音（Boeing）或卡多毕拉（Catepillar）这样的大出口商，以及许多较小的厂商，它们面临着与小麦农场主或服装制造商不同的竞争，即面临着与少数相同的竞争对手。它们拥有某种直接影响价格的能力，它们会采取战略性行动以便影响其竞争对手的行为。

这种不完全竞争市场并不意味着竞争不激烈，或是厂商是采取某种错误的行动，而意味着这些市场所发生的情况是完全不同和更为复杂的。对此，一些重要的著作已经解释了厂商的战略性选择是如何受市场结构的影响，以及它又是怎样反过来影响市场结构的〔1〕。新的研究正在考虑诸如反托拉斯、管制和创新政策等国内问题。这证明，国内与国际问题之间的界限已经被打破。由于在不完全竞争产业方面研究的贡献，国际经济学家已经能够借助一组扩大了的工具来分析由变化着的环境所产生的各种贸易政策问题。

二、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的产生

在现实经济需要的条件下，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应运而生。1981年，伯兰特和斯本塞发表了一篇题为《潜在进入条件下的关税与外国垄断租金的提取》的论文〔2〕，率先提出了在面临外国寡头垄断的条件下，进口国政府可以利用征收关税的方法，从外国寡头厂商那里提取部分垄断租金的观点。这篇论文被多数学者认为是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的开端。

1983年，伯兰特和斯本塞，针对许多国家为争夺国际市场而对国内厂商的研究与开发进行补贴的情况，提出了一种解释在不完全竞争国际市场上用研究与开发补贴、或出口补贴等“产业战略”政策进行政策干预的论点〔3〕。他们认为，一个谋求使国内福利最大化目标的政府，拥有使用这些补贴的刺激；由于直接的出口补贴受到关贸总协定的严格限制，政府倾向于补贴研究与开发；如果在私人企业作出研究与开发补贴的决策之前政府能够可信地承诺给予研究与开发（或产量）补贴的话，则政府政策就可产生效力，在这里，政府成为一个多阶段博弈（multi-stagegame）中的第一个参与者，并能够通过改变其对厂商的补贴，来影响由私人机构参与的博弈的均衡结果；尽管这种补贴支持的非合作国际均衡都是次优选择，但通过掠取租金获得产业的更大产量份额，是能够改进本国净福利的。

同样是在1984年，克鲁格曼提出了在市场由寡头垄断并可分隔，存在规模经济效应的前提下，一国政府通过贸易保护（关税或配额）全部或部分地关闭本国市场，赋予本国厂商在特定市场上的特权地位，受保护厂商的销售会增加，边际成本会下降，而外国企业的销售会减少，边际成本会上升，这样本国的保护措施会增强本国厂商在第三国市场上的竞争力，从而扩大本国出口的论点〔4〕。克鲁格曼的模型在战略性贸易政策发生作用的条件、机理和后果等方面，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

1985年，伯兰特和斯本塞发表另一篇有影响的论文〔5〕，对不完全竞争条件下出口补贴为什么会成为一种有吸引力的政策进行了分析。文章认为，由于出口补贴能够改善本国厂商在同外国厂商的非合作竞争中的相对地位，从而能够扩大它的市场份额，尽管这样可能使贸易条件会向补贴国不利方向变动，但由于这时的价格仍然超过出口的边际资源成本，从而使出口的扩大能提高本国福利水平。

这些论文分别从不同的角度证明，在规模经济和不完全竞争市场的某些条件下，一国政府可以通过关税、配额等进口保护政策和出口补贴、研究与开发补贴等出口促进政策，来加强本国厂商的竞争地位，扩大本国厂商的国际市场份额，从而实现垄断利润由外国向本国的转移，增加本国的国民净福利。在上述情况下，是政府的贸易政策影响了本国厂商及其外国竞争对手的决策行动，从而改变了竞争格局，使不完全竞争产业特别是寡头产业中的超额利润向本国发生了转移，政府的贸易政策起到了与寡头厂商的战略性行动（如投资于超额生产能力或研究与开发等）相同的作用，故被称之为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由于在这里贸易政策的直接目的是为了从外国向本国转移利润，故又被称为“利润转移”理论。由于这种贸易政策理论证明了贸易干预的合理性，又能够较好地满足一国政府单独背离自由贸易的需要，因而它一出台就受到广泛关注，也引发了随之而来的争论。尽管研究的结果证明，这种贸易政策理论的可行性值得怀疑，但它对市场结构的关注和倡导、对贸易政策战略运用的观点却受到了相当的重视，它的部分内容已经被编入新版的国际经济学教科书〔6〕。由于这种“利润转移”理论对市场结构和厂商（包括政府）行为性质的有着较严格的限制，它能够应用的情况非常有限，故本文将它称为“狭义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

与“利润转移”理论所受到了关注相比，另一种以外部经济为基础的贸易政策理论——“外部经济”理论则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粗略地说，外部经济就是厂商（或个人、社会）从某种社会经济活动中所获得的有利影响，受益者原则上不必为此而付费。对厂商来说，外部经济来源于厂商间的物质流动，特别是创新厂商不能完全占有它所创造的知识财富。一般说来，任何经济活动都可能产生外部经济，但有大有小。那么，对政府来说，背离自由贸易原则，以鼓励产生显著外部经济的产业，就是符合社会需要和合理的。因此，外部经济提供了政府干预贸易活动的依据。以外部经济为基础进行贸易干预是一种较老的观点，它至少在格雷厄姆（Graham）时代就已出现，并被用来作为保护幼稚产业的依据。然而，由于传统的完全竞争贸易理论既没有认识到市场规模的作用，也没有认识到国际间的外部经济的重要性，因此也就不能对以外部经济为基础的贸易政策有充分的认识。直到本世纪八十年代，随着新贸易理论的产生，在不完全竞争贸易模型中才可以较好地考虑市场规模和收益递增的作用，才较好地从理论上证明了外部经济在国际专业化分工中的重要性和针对外部经济的贸易政策的合理性。尽管以外部经济为依据进行干预的论点产生较早，但它真正得到理论上的支持则是在新贸易理论产生之后。新贸易理论所支持的“外部经济”政策理论认为，政府应当对那些能够产生巨大外部经济的产业给予适当的保护和促进，使之能够在外部经济的作用下迅速形成国际竞争能力并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由于那些能够产生巨大外部经济的产业主要是人们通常所说的“战略性产业”（如高科技产业），促进这些产业发展的贸易政策也是发挥着战略性变量的作用，故本文将这种贸易政策也归入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的范畴。由于实行这种贸易政策的产业对象和约束条件比在“利润转移”理论那里宽泛一些，本文又将其称为“广义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

三、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的体系

从上面的分析中可知，从新贸易理论中衍生出了两种不同的贸易政策理论，一种是主要以内部规模经济为基础的“利润转移”理论，另一种是主要以外部规模经济为基础的“外部经济”理论。

“利润转移”理论主要包括三个论点：

第一，用出口补贴为本国寡头厂商夺取市场份额。这种论点认为，向在第三国市场上同外国竞争者进行古诺双头博弈的国内厂商提供补贴，可以帮助国内厂商扩大国际市场份额，增加本国福利。古诺博弈的特征是，均衡产量水平由两个厂商反应曲线的交叉点所决定，这一水平对这两个厂商来说是最优的，在国家层次来说是次优。因此，通过补贴降低国内厂商的边际成本，使厂商有更高的反应曲线，获得更大的国际市场份额，增加国内利润而减少国外利润。由于利润更高，国家福利减去补贴以后也有所增加，而补贴本身只不过是一种转移支付。这一论点的关键在于这样一种信念：补贴使国内厂商采取进取性市场战略，从而迫使外国竞争对手做出相应的让步。这是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中影响最大、也是被引证最多的一种论点。

第二，用关税来抽取外国寡头厂商垄断利润。这种论点认为，在存在潜在进入的情况下，使用关税来抽取一家外国寡头厂商正在享受的垄断利润是合理的。如果没有任何潜在的进入，关税只会扩大国内价格与国外价格的差距，是一项使福利恶化的措施。但如果存在国内厂商的潜在进入，则这种进入的威胁限制了外国厂商的定价反应，使它们执行一种吸收部分关税的定价，以阻止这类进入的战略。只要关税被部分地吸收，价格上涨的幅度就会低于关税的幅度，消费者剩余的损失就会远远被征收到的关税所抵销而有余。在特殊情况下，如果外国公司将关税全部吸收，则既可以拿走经济租金，又不会造成额外的扭曲。但这里有一个重要的质的差异，即提取租金的理论不要求一个国家是能够对贸易条件产生影响的大国，而最优关税理论却有这一要求。只要有外国寡头供应商在国内市场上，即使是一个贸易小国也可以利用进口关税来改善国家福利。这种结果在最优关税理论中是不可能的。

第三，以进口保护作为出口促进的手段。这种观点认为，一个受保护的国内市场，为具有规模经济特征的本国厂商提供了一种相对于外国厂商的规模优势，使其能够增加在国内市场和没有保护的外国市场的份额，从而把利润从外国厂商转移到本国厂商，使本国福利增加。这一理论以静态的规模经济为依据，将暂时的进口保护变成了出口促进的机制，它的一个重要前提是国内市场大，足以实现所需要的规模经济。这一论点被认为是对传统幼稚产业论的发展。

“外部经济”理论的论点则较为集中。该理论认为，某些产业或厂商能够产生巨大的外部经济，促进相关产业的发展和出口扩张，但由于这些外部经济不能够完全被有关厂商所占有，这些产业或厂商就不能发展到社会最优状态，如果政府能够对这些产业或厂商提供适当的支持和保护，则能够促进这些产业和相关产业的发展，提高其国际竞争优势，获得长远的战略利益。

注释：

〔1〕如Helpman,E.andP.Krugman(1985)"MarketStructureandForeignTrade",TheMITPress,"TradePolicyandMarketStruetuer",TheMITPress,(1989)等等。

〔2〕BranderJ.andB.Spencer(1981),"TariffsandtheExtractionofForeignMonolplyRentsUnderPotentialEntry"CanadianJournalofEconomics,14,371—389.

〔3〕Brander,J.andB.Spencer(1983),"InternationalR&DRivalryandIndustrialStrategy",ReviewofEconomicStudies,50,707—722.

〔4〕Krugman,P.(1984),"ImportPortectionasExportPromotion:InternetionalCompetitioninthePresenceofOligopolyandEconomiesofScale",inH.Kierzkowski(ed)MonopolisticCompetitionandInternationalTrade,BasilBlackwell.

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范文篇2

（一）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产生的背景

传统的贸易理论告诉我们，国际贸易产生的原因在于交易国之间的差异，以及劳动生产率、生产技术的差异（李嘉图的比较利益学说），或是要素禀赋的差异（赫克歇尔——俄林模型），并由此决定贸易格局。这对于解释南—北贸易较为有效。然而，当今世界贸易的将近一半是在要素禀赋比较相似的工业化国家之间进行的，而且发达国家之间的制成品贸易占整个世界贸易总额的比例超过2／3，传统贸易理论对此不能提供令人信服的解释。

1979～1980年前后，克鲁格曼、兰开斯特、迪克西特和诺曼几乎同时独立地发表了关于规模经济、不完全竞争市场条件下国际贸易的论文，成为国际贸易理论发展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在这些模型里，不完全竞争不再被看作例外，而被视为世界经济中大量存在的普遍现象。建立在规模收益和不完全竞争基础上的新理论，一方面赋予“贸易获益”定理的证明以新的内容，强化了自由贸易优于闭关自守的传统结论。因为除了传统理论所揭示的比较利益以外，进行国际贸易还能促进规模经济，使本国消费者获得以较低的价格享受同一商品不同种类的选择机会。另一方面，对完全竞争市场结构和常数规模经济的背离使市场本身运行处于一种“次优”的境地。这种次优的境地并不能保证潜在的收益一定能实现，所以适当的政策干预或许有可能改进市场的运行，从而使自由贸易政策失去其最优的地位，也为一些情况下的适度干预和保护提供了某种理论上的支持，出现了所谓的“战略性贸易政策（StrategicTradePolicy）”理论。

（二）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博弈理论基础

战略性的贸易和产业政策中的“战略”两字，是从博弈论中引用过来的，所以对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全面认识，也离不开对其博弈理论基础的考察。进行战略性的政策干预，就是要把市场竞争处理成一场竞赛或博弈（Game）。由于不完全竞争和规模经济的存在，市场份额对各国厂商变得更为重要，市场竞争变成了一场少数几家企业之间的博弈：谁能占领市场，谁就能获得超额利润。在这场博弈中，政府能够通过补贴、关税、配额等各种政策工具来帮助本国企业在国际竞争中获胜。这样，贸易政策通过影响本国厂商及其外国竞争对手的决策行为而产生了转移“经济租（Rent）”和扩大本国企业市场份额，从而提高本国福利水平的效果。政府政策起到了寡头竞争模型中的战略性行为的作用，从而被称之为“战略性贸易政策”。这一思想在以下的一个简单例子中表现得很清楚。

假定美国和欧盟各有一个企业，波音和空中客车公司，它们有相同的生产150架喷气式客机的技术能力。如果两个公司都生产并在国际市场上销售喷气式客机，这种喷气式客机的市场就是一个双寡头垄断的市场。假定波音和空中客车公司分别只有两种战略选择：生产或者不生产。考虑到该行业中规模经济的存在和市场容量，国际市场只能容纳一个生产者，此时该生产者享受垄断利润，即经济租。如果两个生产者都进入，则它们都会遭受损失。因为飞机制造业中所需的固定资产投资巨大，所以这一假定应该是合理的。下表是这一简单博弈模型的利润矩阵。

表1无欧盟补贴时的利润矩阵

空中客车公司

生产不生产

波音生产-5,-5100,0

公司不生产0,1000,0

矩阵有4个单元，分别表示波音和空中客车采取不同的战略组合，每个单元内的第一个数字代表波音公司的利润，第二个数字代表空中客车公司的利润。假定在没有政府干预的情况下，波音公司由于历史原因而先于空中客车公司生产并占领了150架的客机市场。此时的均衡结果是右上方的单元（100，0），即波音公司生产并获得100的利润，空中客车公司不生产，利润为零。若空中客车公司硬要挤入市场，结果则是两败俱伤，波音公司和空中客车公司都亏损5，即左上方单元所示。由于－5＜0，空中客车公司在投入生产前已认识到会亏损5，所以不会进入竞争。

现在假定欧盟希望通过积极的干预来改变美国垄断的局面，即欧盟采取战略性贸易政策从而影响市场均衡点。不论波音公司采取什么战略，欧盟都补贴空中客车公司10。政府的介入完全改变了这场博弈的起始条件，此时的利润矩阵如下表。

表2欧盟进行补贴时的利润矩阵

空中客车公司

生产不生产

波音生产-5,5100,0

公司不生产0,1100,0

在新的情况下，空中客车公司只要生产就有利润，而不管波音公司是否生产，因为5＞0，所以在欧盟补贴的情况下，空中客车公司显然愿意生产。形势变得对波音公司不利：如果坚持生产，则亏损5；如果停止生产，则损失为0，因为－5＜0，博弈的结果是波音公司被迫停产以避免损失。此时市场均衡是左下方的单元（0，110）：波音公司不生产，空中客车公司生产并独占世界市场。这一简单例子的令人吃惊的结果是：10的补贴给空中客车公司带来110的利润，其中100纯粹是从波音公司转移过来的超额利润，或称经济租。从欧盟角度看，其福利水平净增了100。由该例子得出，在某种市场结构下，积极的政府干预有可能提高一国的福利水平，当然不可避免地损伤他国的利益。

、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的实践

战略性贸易政策在实践中比较成功的范例当属日本和韩国。政府的干预政策在帮助这两个国家的私人企业，乃至整个产业的发展壮大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实际上，也是日、韩等国实践的成功，使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本身受到了更大的关注。

从世界范围来看，近年来取得成功、发展较快的行业，如钢铁、汽车、电子等，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政府的积极支持与资助。积极的贸易政策加快了经济增长与对外贸易的相互作用过程。特别是日本政府，这种战略性产业政策与贸易政策的成效更为显著。50～60年代，日本政府利用外汇供应和低息贷款，加之进口限制和关税保护，支持发展了重化工业，特别是钢铁、汽车工业，从而将工业重心从劳动密集型的轻纺工业转变为资本、技术密集型的重化工业。就汽车工业而言，50年代日本的汽车质量差、成本高。为了帮助汽车工业，日本政府不仅限制外国汽车的进口，而且通过日本发展银行为其提供优惠贷款。其他促进出口的措施还包括设备加速折旧、出口补贴、出口贷款、特殊优惠税收条款等。由于受到进口限制的保护而免于外国竞争，汽车工业得到了加强并在60年代中期变得具有国际竞争力。70年代中期日本政府又对半导体等知识、技术密集型产业的研究开发加以资助，并鼓励政府和工业部门联合研究开发新技术，从而使日本企业在80年代控制了世界芯片市场。

事实上，包括极力主张自由贸易的美国在内的许多发达国家的政府，都越来越重视那些具有战略意义、充满希望的高科技部门，如半导体、飞机和生物技术部门等，实行有利的贸易政策保证它们在现在和未来的竞争中处于优势地位。例如，美国高科技产品的生产和出口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三个重要的政府干预：美国政府通过那些接受大量补贴具有生产技术能力的大学研究部门而对许多产业提供巨大的R＆D补贴，例如斯坦福大学附近的“硅谷”。再者，政府公开资助的防御和空间研究为美国企业提供了受保护的市场，例如通过国防预算对波音公司资助了大量的R＆D费用。另外，美国进出口银行的一项重要任务是为非常成功的高技术产业，比如飞机产业，提供直接的出口补贴。

三、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对发展中国的借鉴意义

在世界贸易总额中，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所占比重最大，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的诞生最先也是为了解释发达国家之间的日益增长的贸易现象。但这并不意味着其贸易政策的研究成果对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以及对广大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贸易就没有借鉴意义。在世界制成品出口总额中，发展中国家的份额在过去30多年中一直在上升，尤其是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表现更为突出。这表明不同国家和地区的贸易和产业政策无疑对其经济发展有重要的影响。从理论上讲，许多制成品的世界市场具有不完全竞争和规模经济的性质，所以战略性贸易政策对发展中国家发展贸易和制定贸易政策有着积极的意义，对于经济迅速发展并迅速走向国际竞争市场的中国来说也不例外。

近年来世界经济发展中的一个趋势是对外直接投资，即跨国公司的发展。1970～1989年，全球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400％，总出口增长速度为总产出增长速度的20倍，国外直接投资增长了1400％以上。而东亚地区包括中国，又是各大跨国公司关注的焦点。如果跨国公司在中国投资设厂进行生产，那么由于跨国公司在技术、管理、资金等方面有优势，生产成本会比国内同行业厂家低，当两家企业在中国市场以同一价格出售同质产品时，跨国公司会获得较高的利润。这种情况目前并不罕见，甚至在某些行业中使中国企业举步维艰。根据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经济租的存在为适当的政策干预提供了机会。不仅如此，从国内市场直至世界市场工业品的竞争而言，的确有许多行业只有走向规模经济与垄断，才能取得优势。因此我国在某些战略性产业方面应发展较大经济规模的企业集团或大跨国公司和大型国际经济贸易公司，以在中国市场和世界市场上进行竞争。

回头看我国目前的情况：431家最大企业中，核心企业国有资产原值在10亿元以上的只有27家，1～10亿元之间的有144家，5000万～1亿元之间的有83家，5000万元以下的有177家。翻开世界级企业的名录，还没有中国企业的名字。尽管许多产业中存在着明显的规模经济，但我国的机械、电子、汽车、化工、医药、钢铁等行业都远未达到最优生产规模。以汽车行业为例，汽车行业对资金和生产规模的要求较高，国际汽车行业都是大企业制，以发挥规模经济效应。各国前三大汽车生产厂家国内市场集中度美国为90％，韩国为93％，巴西为78％，印度为72％，马来西亚为74％，而中国在40％以下。1990年，中国汽车年产能力超过10万辆的企业只有“一汽”、“二汽”两家，其他数百家企业的年生产能力不足1000辆。而根据哥伦比亚大学的一份研究报告，汽车生产最小有效规模的临界值50年代为60万辆，60年代为100万辆，70年代末期已达到2000万辆。所以在这种状况下我国汽车行业竞争力的提高无从谈起。不仅汽车的生产是这样，其他重要制成品的生产也是这样。

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范文篇3

性贸易政策理论(StrategicTradePolicy)。该理论动摇了在规模经济和不完全竞争条件下自由贸易政策的最优性，证明了政府干预的合理性，提出了适当运用关税、补贴等战略性贸易政策措施，将有助于提高一国贸易福利的主张。这一核心结论正好与传统贸易理论相悖。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因其在理论的独创性、分析方法的独到性及其解释现实的能力等方面取得重大的突破而日益为人们所重视。

一、突破之一：非完全竞争市场和规模经济条件下的贸易行为

1.规模经济效应的非常数性。规模收益用于微观经济学分析厂商的生产函数始于20世纪30年代。显然，国际经济学在这一方面落后了许多，一直停留在完全自由竞争和规模收益不变的分析基础之上。战后国际贸易发展现实显然无法得到传统贸易理论的合理诠释。现实生活中的许多产品是以规模报酬递增生产的，并且生产这些产品的行业（如汽车业、半导体业、计算机业等）构成了国民经济的支柱。产品生产的规模经济可分为外部经济效应和内部经济效应两部分。外部规模经济效应是指厂商水平上的规模报酬不变，而社会的递增性报酬以外部经济的形式体现的情况，因而这种厂商及其产业能够产生巨大的外部经济，促进相关产业的发展和出口的扩展。这种外部经济效应往往并不能为各厂商同时同等程度地享受，厂商与行业间的竞争行为因而受影响。但更重要的是厂商内部规模经济效应，即厂商水平上的规模经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形下，一个较大的公司能够更好地克服生产不可分割性，使生产能力得到更充分的利用。同时，由于某些一般管理费用并不会随生产规模而变化，因此其每单位成本会随着生产增加而下降。如果规模经济持续存在，则平均成本总大于边际成本，如果以边际成本定价就意味着损失，因此，内

部规模经济不可避免地与竞争均衡发生了矛盾。因而，传统贸易理论无法解释发达国家之间与产业内、公司内的贸易成为国际贸易主流这一现实。到了20世纪80年代，以克鲁格曼为首的一批经济学家才试图突破这一理论与现状的隔膜，将规模经济引入贸易分析，提出了依靠政府支持，通过获得规模经济效益，达到扩大出口、抢夺竞争对手市场份额的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

2.市场的非完全竞争性。由微观经济学可知，厂商这一层次上的规模经济的存在意味着价格行为与非负的利润不一致，因而市场不可能是完全竞争的。对于不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西方经济学迄今没有一个一般性的结论。但是，毕竟放弃了传统贸易理论最不现实的假设，即世界市场是完全竞争的。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分析了以下可能的三种市场结构：(1)可竞争市场（伯兰特假定这与无代价和无限制地进入和退出相结合）；(2)古诺双寡头国际竞争模型（即均衡产量水平由两个厂商反应曲线的交叉点所决定）；(3)垄断竞争。尽管一般性不完全竞争理论没有产生，但是，在各种不同的市场结构下，在实证和规范两个方面有关贸易的一些重要结论都有效，也是可行的。

二、突破之二：技术对贸易的内生变量性质

传统贸易理论早就注意到技术进步的作用，但是，直到20世纪80年代后期国际贸易理论才把技术变化、不完全竞争、规模经济结合起来进行研究。

克鲁格曼等人认为企业内部存在着动态的规模经济。技术的改变是企业获得动态规模经济的最重要形式，从而把技术作为内生变量促进了国际贸易的发展。技术变化包括两种情形，其一是技术创新(Innovation)，其二是边干边学(Learningbydoing)。

技术创新是通过研究与开发(R&D)活动来获得的。R&D所产生的技术创新改变了企业的生产函数，降低了边际生产成本。在生产过程中，同样的要素投入能带来更多更好的产出，其表现为：(1)要素生产率的提高；(2)产品质量的提高和新产品的开发。这样，企业的边际生产成本就会不断下降，从而能在国际市场上占有更大的市场份额。另一方面，技术进步能从学习曲线(LearningCarve)的角度阐述动态的规模经济。假定边际成本是累积产量的减函数，累积产量越多，生产经验、销售经验和管理经验越丰富，边际成本就逐渐降低，这就是边干边学。一般而言，作为先进技术的拥有者并非有意转让或传播其技术，而是在贸易、投资或其他经济行为中自然地输出了技术，即所谓的“技术外溢”。亚那戈娃(Yanagawa)分析了通过直接或间接的途径传播技术及其影响的国际技术外溢，克鲁格曼和卢卡斯(Lucas)分别讨论了国内技术外溢的问题，而格罗斯曼和赫尔普曼则系统研究了行业间和同行业内部技术的外溢及其作用。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重点强调了规模经济效应是扩展国际贸易的动因之一，而技术进步是企业动态规模经济效应的来源之一。技术进步与国际贸易的扩展存在一种互动关系，贸易不仅通过国际市场的竞争及各国

努力来开发新技术新产品，也通过国际技术外溢给各国互相启发的机会。技术开发不再是个别国家的行为，不再是外生的经济变量，而是直接推动贸易发展的内生变量。

三、突破之三：对政府干预作用的重新定位

传统贸易理论的主流观点认为：政府干预导致资源配置扭曲，造成国民福利下降，如关税及非关税壁垒限制进口，政府对出口实施补贴等，都会造成国民福利的净损失。只有推行自由贸易政策，才是“双赢”。当然，主流观点并不反对在出现市场失灵如外部性问题、垄断、信息不对称、道德风险时，政府可以有目的、有选择地干预，目的是消除“反竞争”(Anticompetitive)现象，保证市场竞争自由有序正常地进行。但总体上强调的还是自由主义思想。当然，在自由贸易的喧嚣声里，还有几声应推行政府干预的呼声，但其势单力弱。其中最有影响的是“幼稚产业保护论”，始作俑者是李斯特。保护的目的是为了寻求一个良好的生存、成长环境，免受外国同行企业的竞争压力。但这一学说并无完善、系统的理论证明。

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则认为：在规模经济和不完全竞争条件下，一国政府可以借助R&D补贴、生产补贴、出口补贴、进口征税、保护国内市场等政策手段，扶持本国战略性产业的成长，增强其国际竞争能力，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从而谋取规模经济之利，抢占国际竞争对手的市场份额，转移其垄断利润，提高自身的福利水平。因此，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政府起着关键的作用，必须有一个尽可能信息完备、决策独立、干预有力的政府。理所当然，在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中，政府的干预作用被提升到前所未有的地位。具体说来，有如下几个方面的解释：

1.政府干预是实现规模经济的最优途径。

在非完全竞争及规模经济条件下，国际贸易中垄断利润普遍存在，一个企业的垄断实力越强，获得的垄断利润就越多。国家干预可以将国外企业的利润转移到国内企业。为此，对于各贸易国来说，如何扩大本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市场份额，并进而通过扩大生产规模降低生产成本，就成为取得市场竞争优势的关键。靠企业自身去积累和成长，在强手如林、技术突飞猛进的今天，且若又是后起国家的企业，要成为国际市场上的真正挑战者，显然困难。而借助政府力量作为“第一推动力”，选择有发展前景的产业在一定时期内给予扶助，使其尽快扩大规模，获得规模经济收益，降低成本便是最直接、最有效、最迅速的途径了。

2.政府干预是“以进口保护促进出口”模型实施的基础。

“以进口保护促进出口”（英文简写IPAEP）是克鲁格曼1984年提出来的重要理论。该理论有两个假设前提：一是市场由寡头垄断，并可有效分割；二是存在规模经济效应。当本国企业处于追随者地位，生产规模远没有达到规模经济的要求，边际生产成本很高时，这时本国政府通过贸易保护，全部或局部地封闭本国市场，阻止国外产品进入国内市场。随着国内市场需求的逐渐扩大，这类产业的规模经济收益便会出现，生产成本得以降低。同时，国外竞争对手由于市场份额的缩小而达不到规模经济，边际成本上升。此消彼涨，国内企业就可能占有国外市场更大的份额。而销售额的扩大又进一步降低了边际生产成本，提高了企业的国际竞争力。这样，以政府干预为后盾，IPAEP理论的实施便达到保护国内市场，扩大国外市场的目的。战后，在日本、韩国、中国台湾的经济发展中，汽车、电器、计算机设备等的发展就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

3.政府干预作用内生化是比较优势形成的关键因素。

将政府干预作用作为比较优势内生为国际贸易理论的一个变量，是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的一大进步无庸置疑，而比较优势依然是国际贸易的基础。一方面技术变量已成为现代企业和国家相对比较优势形成的关键变量。而技术变量的提升不管是来自于“边干边学”，还是R&D，都与法律、投资激励等形成的经济环境密切相关，都需要通过政府的支持，即取决于政府的干预情况。另一方面，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资源禀赋的内涵发生了变化，相对于“自然资源”而言，“创造型资源”（如信息、知识资本、创新、制度、技术等）的作用越来越重要。企业以及一个国家越来越依靠于这类资源来获得比较优势，因而政府干预也被内生为区位因素，成为直接影响这种“创造型资源”比较优势形成的关键变量之一。

四、突破之四：利润转移理论

传统贸易理论主张自由贸易政策，通过国际分工和专业化生产来进行国际贸易，使参与国双方的福利水平都提高，实现“双赢”。但是，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却提出了利润转移的论点，即把垄断利润从外国公司转移给国内，从而在牺牲外国福利的情况下增加本国福利。利润转移理论显然与传统贸易理论能增进双方福利水平的论点不一致，它的基本前提是国际竞争都具有寡头竞争的性质。

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揭示了利润转移理论的三种类型。第一种类型是关税的利润转移效应。布兰德和斯宾瑟提出的“新幼稚产业保护”模型，假设一家国外寡头垄断企业独家向国内市场提供某种商品，正在享受垄断利润，且存在潜在进入的情况，那么，征收关税便能抽取外国寡头厂商的垄断利润。因为，外国寡头厂商会吸收部分关税来决定“目标价格”，以阻止潜在进入。否则，国内企业的进入将不可避免。特殊情形下，外国公司甚至会将关税全部吸收。国内既不会发生扭曲，又可以获得全部租金。税收收入就是转移了该厂商的垄断利润。该模型突破了传统最优关税理论关于只有大国才有可能用关税来改善其贸易条件的限制，认为即使是贸易小国也同样可以通过征收关税来改善国民福利。

第二种类型是“以进口保护促进出口”手段的利润转移效应。该观点来自于20世纪80年代逐步成型的“新幼稚产业保护论”，认为一个有战略意义的行业在受保护的国内市场里能迅速成长而达到规模经济的要求，从而相对于外国厂商具有规模上的竞争优势，使其能够增加在国内市场和没有保护的外国市场的份额，从而把利润从外国厂商转移到本国厂商，使本国福利增加。

第三种类型是出口补贴的利润转移效应。布兰德和斯宾瑟于1985年提出古诺双寡头国际竞争模型，认为向在第三国市场上同外国竞争者进行古诺双寡头博弈的国内厂商提供补贴，可以帮助国内厂商扩大国际市场份额，增加国内福利。古诺博弈的特征是，均衡产量水平由两个厂商反应曲线的交叉点所决定。通过补贴降低国内厂商的边际成本，使厂商有更高的反应曲线，获得更大的国际市场份额。总之，出口补贴降低了非完全竞争产业的垄断扭曲程度，增进的本国和消费国的总收益大于另一生产国的损失。

五、简要评价

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都已成功地描述了当今国际贸易的发展现象。一种经济理论在放宽假设赖以存在的前提条件之后，是否依然有效往往是检验该理论优劣的最好方法。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之所以对现实世界能提出合理的解释，也是因为放松了传统贸易理论最根本也是最不现实的假设，即世界市场是完全竞争的，从而确定现实的研究方向。但是，由于一个系统性完整的一般性不完全竞争理论（涉及信息经济学、博弈论等）并没有建立起来，以其为基础的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并没有上升到替代传统贸易理论的高度，相反，还有许多缺陷和不足，因而受到了传统理论的批判，如：对竞争行为和公司数量过于敏感，将商品的价格纳入一般均衡的经济系统而内生地决定，以邻为壑的利润转移政策，完备信息需要，资源配置的紊乱以及政府的寻租行为，等等。

其实，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并不是对传统贸易理论的全盘否定，而是在继承的基础上有所突破和发展。传统贸易理论的完全竞争和不变规模经济可以看成是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的一个特例，它的比较优势原则仍是世之公理。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对此的认识向前迈了一大步，认为资源禀赋的相对差异是比较优势的来源之一，但更重要的是规模经济优势带来的比较优势。而规模经济优势明显地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的干预。事实上，传统贸易理论与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争论的实质就是干预主义与自由主义的争论，自由主义认为政府的干预只会产生经济扭曲，经济问题只能靠市场解决；而干预主义认为扭曲来自于市场失灵，必须通过政府干预进行纠正。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的问世，强调了政府行为的重要性，摆脱了纯粹自由主义的阴影。事实上，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的始作俑者就是最市场化的美国，而日本和韩国钢铁、汽车、计算机产业的壮大发展，“波音－空中客车”的博弈佐证了该理论在实践上的成功。或许，在不久的将来，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会产生重大的理论发展，进而代替传统贸易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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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范文篇4

一、战略出口政策和战略进口政策的博弈分析

战略出口政策的主要观点是政府对寡占行业中的本国企业给予出口补贴，会使本国企业获得一种Stackelberg领导者地位，增加其在第三国市场的销售额。出口补贴所带来的企业利润增加可能超过补贴额，从而使得本国的福利水平提高。我们用一个例子来说明该观点，如表1所示，假定在一个寡头垄断行业中有两个潜在的生产者，一个本国厂商，一个外国厂商，二者的产品均在两个生产国以外的第三国市场上销售，这两国内部无消费。括号前面的数字表示企业获得的超额利润，括号里面的数字表示该国福利的变化，可以看作是该国政府的收益。在没有政府干预的情况下，企业获得的超额利润等同于该国福利的改善，因为超额利润可以看作是一种额外的收益，均衡的结果应该是两个厂商都进行生产，各自获得5个单位的超额利润。战略性出口政策认为本国或外国政府可以改变这一均衡结果。假定本国政府可以给予本国的厂商5个单位补贴，而外国政府不进行干预，如表2所示，均衡的结果是本国厂商进行生产，外国厂商不生产，由于本国政府的补贴，本国福利水平提高了19个单位（。

但如果两国政府都可以选择干预或不干预，结果又会怎么样呢？我们用扩展式博弈表示这一情形。图1中S表示补贴，DS表示不补贴，P表示生产，D表示不生产。第一层节点表示本国政府决策，补贴或不补贴；第二层节点表示本国政府决策后外国政府的反应决策；第三层节点表示政府决策后本国厂商的反应，生产或不生产；第四层节点是外国厂商的反应；第五层节点是均衡的结果。采用逆向归纳法，可以得到这一博弈的子博弈精练纳什均衡为（本国政府补贴，外国政府补贴，本国企业生产，外国企业生产）。这是因为只包含两国厂商决策行为的从左至右四个子博弈的纳什均衡分别为（本国厂商生产，外国厂商生产）、（本国厂商生产，外国厂商不生产）、（本国厂商不生产，外国厂商生产）、（本国厂商生产，外国厂商生产），很明显，均衡的结果是两国政府都进行补贴，各自获得4个单位的福利改进。

因此，政府的干预并不像战略性出口政策所认为的那样会在降低对方福利水平的基础上提高本国的福利水平，而是使两国的福利水平都比不干预的时候低；虽然如此，由于每个政府都有通过干预提高自己国家福利水平的动机，最终的结果是双方都干预，政府在战略性出口政策的选择上陷入“囚徒困境”。但现实中大部分国家的政府没有像模型预示的那样广泛实行战略性贸易政策，这是因为上述模型的假定是静态的，即政府的政策制定是一次完成的。当我们考虑政府在每个时期都可以制定不同的政策，而且无限延续下去，上述模型就变成一个无限重复博弈模型。为了简化分析，假定贴现率为1，两国政府在制定政策时有四种策略可供选择：A＝每个时期都进行补贴；B＝每个时期都不补贴；C＝偶尔补贴，即在某一个时期补贴，然后是否继续补贴视对方的反应而定；D＝不补贴，但报复，即自己不首先进行补贴，但如果对方政府在某一时期补贴，则在以后的每一个时期都进行补贴。如果两国政府都不进行补贴，则两国政府在每一期的收益都为5个单位，因为我们假定贴现率为1，所以无法算出它的总值，就用R来表示。如表3所示，这一无限重复博弈模型中唯一的（子博弈精练）纳什均衡为（D，D），实际的结果是两国政府都没有进行补贴，各自获得收益R，“囚徒困境”并不存在。所以，战略性出口政策不仅理论上不可行，而且也不会有哪个国家的政府去实施。

战略进口政策的主要观点是对进口的寡头垄断产品征收进口税，关税带来的进口价格上升会小于关税本身，这相当于政府利用关税来抽取外国寡头垄断厂商的垄断利润。其模型的假定和战略出口政策是相似的，不过把分析的对象从第三国市场转向本国市场，对本国厂商扶持的手段也就从出口补贴变为进口关税，除了需要考虑本国消费者的福利水平受价格变化的影响之外，模型的分析过程和结论与战略出口政策都没有不同。那么，在这里战略进口政策是否可行就取决于对方国家的政府是否可以采取报复措施，如果本国没有同类产品向对方国家出口，战略进口政策的实施就可以提高本国的福利水平。但如果对方国家可以采取报复措施，则战略进口政策在理论上不可行，在现实中也不会存在。

二、以进口保护促进出口的政策的博弈分析

Krugman（1984）提出以进口保护促进出口政策的时候并没有把它与幼稚工业保护联系起来，但是以进口保护促进出口政策却被看为是对传统幼稚产业理论的发展。以幼稚工业保护理论为基础的以进口保护促进出口的政策和前面的战略性出口政策的区别在于本国的厂商和外国厂商相比处于弱势地位，如果没有本国政府的保护，本国厂商将无法与外国厂商进行竞争，而最终会退出该行业，如表4所示，均衡的结果是本国的福利水平没有提高，而国外的福利水平提高25个单位。如果本国政府对本国厂商给予保护，则本国厂商会进行该产品的生产。当然，根据前面的分析，这时外国政府也会进行保护，均衡的结果如表5所示，两国厂商都进行生产，本国福利水平降低3个单位。和前面一样，两国政府的干预降低了两国的福利水平，但这对于本国政府来说还是应该做的事情，这是因为这种福利水平的降低是暂时的，经过一段时间的保护，本国厂商的竞争力会上升，能和外国厂商进行平等的竞争，所以，以幼稚工业保护理论为基础的以进口保护促进出口的政策在理论上是可行的。

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范文篇5

在西方理论界，近二、三十年来，随着新贸易理论兴起，作为该理论在政策领域的拓展，布兰德和斯潘塞等人提出了战略性贸易政策。所谓的战略性贸易政策(strategictradepolicy)是建立在不完全竞争、规模经济基础上的新贸易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有狭义和广义之分。从狭义而言，即为“利润转移理论”，其基本思想是由于寡占存在着超额垄断利润或租金，一国政府可以通过贸易干预来影响本国企业及其国外竞争对手的行动，以改变竞争格局，从而达到从国外寡头企业向本国转移利润，提高本国福利的目的。狭义的战略性贸易政策主要包括三个观点：战略出口政策、战略进口政策和以进口保护促进出口政策。广义的战略贸易政策与产业政策结合起来，除了上述“利润转移”的论点，还包括“外部经济”理论。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基本模型对现实做了极大的简化，从而突出了问题的核心，但正因为如此，其结论的得出依赖于一些严格的假定前提，一旦这些假定发生变化，其实施效果就会受到一定的影响，政府应该采用的最佳政策工具就会发生变化。因此，战略性贸易政策提出后，一些学者提出了种种批评意见，主要可分为经济与政治经济两方面。

在经济批评方面主要有以下观点：1、战略性贸易政策模型对一些特定的前提具有较强的依赖性和敏感性(如,对假设竞争行为、厂商数目、时间选择的敏感性)，因而缺乏一般性结论的政策含义。在实际政策制定中，对企业成本、竞争行为、市场结构等信息缺乏准确的了解就不能制定适当的政策。2、战略性贸易政策给本国带来的福利提高并不是很大，对某些支持甚至可能对本国福利产生不利的影响。3、至今在战略性贸易政策领域，还没有明确的标准来确定该扶持哪一类部门或产业，大多是凭经验来确定的。此外，还有人从扭曲理论的框架出发，指出战略性贸易政策未必是纠正某一扭曲的最佳“对症”政策。

在“政治经济学”上的局限主要可以概括为：1、国家之间同时采用战略性贸易政策进行干预会导致“囚徙困境”局面的出现。2、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施在出口补贴的筹集、选择特定行业等方面都可能给本国国内带来不利的收入再分配效应。3、政府通过贸易政策支持本国企业竞争会引起“道德风险”问题，造成国内企业对政府政策的依赖性，甚至引发“直接非生产性寻租”活动，导致社会资源的浪费。4、政府的政策干预可能不适当，其行为可能缺乏应有的效率，其政策决策会受到特殊利益集团的影响，这些都可能导致本国福利恶化。尽管对战略性贸易理论存在诸多批评或质疑，但不可否认，这一观点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有积极的意义和贡献。

二、战略性贸易政策在中国的适用性分析

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的前提假定是：规模经济与不完全竞争。理论创立者们已明确提出这些前提条件。我们还应认识到，该理论由西方学者在市场经济体制基础上提出，对他们来说经济体制是不言而喻的，但对中国这样的转型国家就不同了。市场经济体制是否已经建立起来并处于良好的运行之中，这是判别该政策能否应用的一个极为关键的条件。由于这一条件对西方国家是不言自明的，西方学者并没有明确提出，因此可以把它称为战略性贸易政策应用的隐含条件。

1、转型经济体制是我国目前适用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的前提条件

首先，我国目前尚缺乏推行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微观基础。一般说来，企业及企业家的创新活动(组织、制度创新；产品、技术创新)是规模经济产业和垄断利润产业的源泉。而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正处在经济体制的转轨时期，市场主体、市场机制及市场体系等因素发育不全，创新机制尚未有效建立，最为缺乏的资源就是企业及企业家的创新能力。其次，人为分割封锁的国内市场有碍规模经济的实现。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的一个重要方面——以保护进口促进出口，需要一个重要前提，就是国内市场有效规模大，足以实现所需要的规模经济。然而，目前我国尚未形成统一有序的国内大市场，这严重阻碍着许多行业及企业实现其必要的经济规模。再次，国内市场运行传导机制及宏观调控机制不健全，政企职责不分，有碍政府政策工具作用的发挥。此外，需要指出的是，虽然目前我国也有一些不完全竞争性行业和规模较大的企业，然而这些行业和企业中的垄断特征并非主要源于规模经济和市场竞争，他们多是计划体制和转型体制中的行政因素所致。因此，这些企业通常缺乏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企业制度与能力，不能胜任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微观主体角色。

2、行业市场结构是我国目前适用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的另一前提条件

行业的市场结构不仅是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的前提假定之一，而且直接影响着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有效性。按照产业组织经济学SCP理论，市场结构、企业行为和市场绩效三者之间是相互作用的，其中市场结构是逻辑起点。如果我们从战略性产业的市场绩效来考察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有效性，那么根据SCP理论，我们有如下启示：第一，战略性贸易政策有赖于一定的市场结构；第二，政府政策不能割断市场结构与企业行为的相互关系；第三，提高战略性贸易政策有效性的关键是提高市场结构的效率，包括企业创新效率、企业规模效率和专业分工效率。

比照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对行业市场结构的要求，我们很容易发现目前我国与规模经济相联系的行业的市场结构多数是低效率、不合理的。这可以从决定市场结构的三个主要因素上加以分析。第一，行业集中度与企业规模方面。目前，我国的战略性保护候选行业(如汽车、造船、钢铁、计算机、家用电器等行业)的集中度大多偏低，表现为企业分散、规模小，达不到最小有效规模。第二，产品差别化方面。产品差别化是不完全竞争市场结构的一个主要因素。而我国过去的计划经济体制使产品单一化，工业设计落后。80年代初又大量盲目重复引进，生产大多停留在模仿阶段上，而自身的消化吸收、创新能力不足，以致产品雷同化。第三，行业进入、退出壁垒方面。我国许多行业，一方面进入壁垒往往因为企业规模小、产品差别程度小和投资软约束而降低；另一方面，由于市场机制不健全，沉没成本较大和地方保护主义的存在，大量低效率企业无法退出而且产权重组困难，导致行业内过度竞争。

3、其他一般性约束

除了经济体制与市场结构这两大主要前提条件之外，我国还面临着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隐含的其它实施条件的约束，如关于政府的条件约束；关于国际产业分工冲突与贸易报复的约束；关于行业间资源争夺的约束；关于不存在政策性寻租假定的约束等等。而且，这些一般性的限制还因我国过渡经济体制中的缺陷和行业市场结构上的不合理性而有着比发达国家更为突出的表现。

4、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的工具与国际规则相抵触

当前，经济全球化趋势空前发展，贸易自由化已成为世界共识，关税减让取得良好成果，发达国家许多产品进口税率近乎于零，任何国家希望通过提高关税保护国内市场必然面临巨大压力；非关税壁垒的“灰色区域”也受到种种限制：WTO的贸易政策评审机构每年都对成员国国内政策及贸易政策进行评审，监督各国修正政策对多边贸易机制的背离，使任何具有保护色彩的蛛丝马迹无所遁形。因此，对各国而言，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提出的政策工具没有应用的制度保障。

5、我国推行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的有利条件

虽然目前我国推行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面临如上诸多限制，但是我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大国，有自己独有的特色与条件。第一，我国虽然整体生产力水平较低，但发展存在不平衡性，既有技术水平十分低下的行业，也有技术水平先进甚至处于国际领先地位的部门，因而在局部领域有实行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可能；第二，我国国内市场广阔，潜力巨大，这对于运用战略性贸易政策中的进口政策，实现国内企业的经济规模和改善我国的贸易条件，都有着不可估量的应用前景；第三，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正处在建立与完善过程中，这在长期上将为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的推行创造良好的制度条件。第四，方兴未艾的全球经济结构大调整，为我国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提供了空间与机会。

三、在中国应用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启示

1、正确处理应用战略性贸易政策与贸易自由化趋势及WTO的关系

战略性贸易政策支持的贸易保护是适度的，它并不主张高筑保护壁垒。中国在实际应用战略性贸易政策时应当注意技巧，灵活运用规则，以避免其他国家进行报复。同时，还要注意政策工具的多样化。事实上，关税、配额、补贴以外的其他一些政策，例如价格控制、相机的反倾销政策、政府采购政策等可以收到同样的政策效果，甚至进口监管、与贸易相关的知识产权政策以及狭义贸易政策以外的竞争政策、环境政策、产业标准的制定等也能改变企业的战略行为从而发挥同样作用，并且这些政策的隐蔽性较强，不易引发贸易冲突。另一方面，可以利用WTO的一些模糊区域和对发展中国家的优惠政策来为本国的贸易干预提供辩护，例如保护幼稚工业的原则，国际收支平衡例外的原则，以及对发展中国家在出口补贴、政府采购、技术壁垒等方面的一些有利规定。

2、进一步推进经济体制改革，促进市场结构合理化

继续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包括培育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理性的市场微观主体与宏观主体，大力发展非国有企业；进一步完善市场体系，改变各类市场发育不平衡的状况，推动全国统一市场的形成，继续推进对外开放，实行国内外市场的全面接轨。

3、选择适当行业应用战略性贸易政策

根据特定行业的市场结构特点、竞争状况和发展前景等来决定在该行业能否应用战略性贸易政策以及具体应用哪种政策。在国内外均为寡头垄断的行业，对国外进口可以施加适度的关税，实施战略进口政策，从国外企业转移利润；在国内为完全竞争、国外有垄断力量的行业，也可以采用战略进口政策，从国外企业抽取利润。对于国内外均为寡头垄断，本国出口较多，出口竞争激烈的行业，可以实施战略出口政策。对具有寡占特征、规模经济效应显著、国内外企业在本国以及其他市场上争夺激烈的行业，特别是一些国内尚不成熟的新兴产业或高科技产业，可以应用以进口保护促进出口政策。

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范文篇6

有关政府在一国对外贸易中的作用定位一直是国际贸易理论中颇具争议的问题。重商主义认为政府应该对国际贸易进行严格管制，主张政府实行奖出限入政策。比较优势理论和要素禀赋理论则认为政府不应该干预对外贸易，主张通过自由贸易来增进各国的福利。这种自由贸易观点后来又受到以李斯特为代表的德国历史学派以及凯恩斯超贸易保护主义的反对。

20世纪80年代产生的国际贸易新理论——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StrategicTradePolicy)认为在规模经济和不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下，通过适当运用关税、补贴等战略性贸易政策措施，将有助于提高一国经济福利水平。该理论将政府的作用内生化，主张政府以积极的态度干预国际贸易。与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差不多同时产生的国家竞争优势理论(CompetitiveAdvantagesofNations)却认为政府不应直接干预国际贸易。该理论认为政府在创造和保持一国竞争优势上仅起辅助作用。

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和国家竞争优势理论作为新贸易理论主要代表，在有关政府作用的定位上虽有一些相似的观点，但基本观点却是不同的。本文将环绕这两种理论在政府作用上的不同定位展开论述，以求得出一些有益的结论。

二、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和政府的定位

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认为规模经济会带来竞争优势，而实现规模经济的最佳途径是进行政府干预，政府应该对具有规模经济的“战略性”部门进行扶持。所谓“战略性”部门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存在“经济租”的部门，通过政府的扶持政策使某个国内部门能够从国外竞争者手中获得更多的“经济租”，亦即是不完全竞争市场结构下的超额垄断利润，这样的部门可以被认为是战略性部门(BranderandSpencer,1981,1985)；另一种情况是存在较大的“外部经济”的部门，通过对该部门的政策扶持，可以发挥其巨大的外部性，这样的部门也可认为是战略性部门(Ethier,1982)。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认为政府干预对形成静态和动态规模经济具有积极作用(Krugman,1984)。

1.政府干预形成静态规模经济(StaticEconomiesofScale)

在不完全竞争和边际成本递增的前提假设下，政府通过对本国企业的保护或扶持可以提高本国企业在国际市场中的产量份额和利润份额，从而达到增加本国福利水平的目的。其中一个常见的例子是，在古诺寡头垄断模型的假设条件下，政府通过对本国厂商的扶持政策或对国内市场的保护可以使本国厂商的反应曲线外移，从而使本国厂商的产量和利润增加、外国厂商的产量和利润减少。在古诺模型中，两个寡头垄断厂商在技术不变的条件下产量达到纳什均衡，在没有外力的作用下，双方都不愿改变产量。政府对本国厂商的扶持政策无疑打破了原先的均衡，使本国厂商扩大生产变得有利可图。

2.政府干预形成动态规模经济(DynamicEconomiesofScale)

静态规模经济是指随着产量的增加，厂商边际生产成本递减，而动态规模经济是指随着技术水平的提高，厂商的边际生产成本曲线整个下移。技术是经济增长的内生变量，技术是动态规模经济形成的内生因素，而政府的干预对技术的进步具有重要意义。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认为政府可以通过两种主要途径实现企业的动态规模经济，达到扩大企业在国际市场中产量份额和利润份额的目的。一种是政府对企业的R&D进行扶持，提高其技术水平；另一种是政府对具有“边干边学”(Learningbydoing)效应（注：“边干边学”效应是指企业的生产成本随着企业的累积产量的增加而递减。）的企业进行保护或扶持，使其边际生产成本曲线下移，实现动态的规模经济。

将政府干预纳入国际贸易理论的分析，对政府作用重新诠释，并将其作用内生化，是国际贸易理论的一大进步。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得出的政府干预可以增进一国的福利水平的结论假说，与现实更接近。传统贸易理论的政府干预造成国民福利损失的结论无法很好说明，为什么重商主义国家干预对外贸易的传统在实践中长盛不衰。

在实践中要成功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存在以下几个难题：(1)政府能否成功识别出“战略性”部门。政府要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首先要能够识别出“战略性”部门。(2)政府能否成功实施“战略性”政策。成功实施“战略性”政策存在两个困难，一是政府扶持某个部门的政策可能会影响其它部门，政策的整体效果难以评估预测；二是在复杂的经济环境中，扶持政策对被扶持部门的影响也难以评估和预测。(3)外国政府会有什么样的反应。战略性贸易政策往往被认为是一种“以邻为壑”的贸易政策，实施这种政策往往会导致外国政府的报复，其结果使战略性政策归于无效，甚至诱发毁灭性的贸易战。

三、国家竞争优势理论和政府的定位

由波特(MichaelE.Porter)提出的国家竞争优势理论认为一国的竞争优势来源于四个基本要素和两个辅助要素（机遇和政府的作用）。生产要素、国内需求、相关和支撑产业、企业的战略结构和竞争等四个要素是创造一国国家竞争优势的基本因素，而政府可以通过其行为和政策对这四个基本要素产生影响，从而间接影响国家竞争优势。其作用机制主要体现在以下四点：（注：参见迈克尔·波特著(1990)，国家竞争优势，李明轩邱如美译，华夏出版社，2002年：第3章。）

附图

图1

(1)政府可以通过补贴、教育投资和资金市场等政策影响到生产要素。国家竞争优势理论特别强调政府在提供高级生产要素(AdvancedFactor)和专业化生产要素(SpecializedFactor)中的重要作用。

(2)政府对需求条件的影响：一方面，政府制定本地产品规格标准，影响到客户的需求状态；另一方面，政府本身通过政府采购影响国内市场的需求状况。

(3)政府可以通过规范媒体的广告形式或产品的销售活动方式等来影响相关和支撑产业。

(4)政府可以通过运用金融市场规范、税收、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等政策工具影响企业的战略结构和竞争。

波特认为政府在保持产业竞争优势方面的作用是从属性的。政府政策仅在那些决定国家优势的四个基本因素业已存在的产业中才能保持有效。因此，政府的首要任务是要尽力去创造一个支撑生产率提升的良好环境，这意味着政府在有些方面（比如贸易壁垒、定价等）应该是尽量不干预，而在另外一些方面（诸如确保强有力的竞争，提供高素质的教育与培训，提供完善的基础设施，降低企业的交易成本，提供公共物品）则要扮演积极的角色。

政府可以用许多方式来改善企业经营环境，但切不可限制竞争，或者人为地降低安全和环境标准。因为政府在这些方面的“帮助”实际只能阻碍公司创造，延缓生产率的改进，从而也影响到竞争力的提升。

波特认为“健康而受过良好教育的公民，在一个安全的环境下工作，对生产率的改进是非常重要的。”（迈克尔·波特，1990）国家竞争优势理论十分强调一国的制度环境的重要性。诸如大学、中学等教育机构，标准制定机构，消费者协会，职业协会或者法律系统等，对本国的

竞争力的提升扮演着积极的和富有建设性的角色。因为所有这些因素都为提高生产率或多或少地创造了条件。因此，国家在这类制度创新中应该发挥积极的作用。

四、两种新贸易理论的政府作用定位的比较和综合

为更好解释二战后国际贸易格局的变化，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家摈弃了传统国际贸易理论对市场结构不切合实际的假设，认为政府和厂商都是在国际市场上进行战略性博弈的主体，使国际贸易理论更接近于现实世界，对现实世界具有更强的解释力。与贸易理论家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波特运用一种归纳的方法，建立起一套分析一国竞争力的复杂的基准体系。这两种理论的出现使人们更加确信自由贸易政策并非是不容怀疑的“最佳政策”。

在有关政府作用的定位上，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和国家竞争优势理论虽然有一些相似点，但是总的来说存在较大的差异。相比较而言，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更强调政府的作用，认为政府在一国竞争力的创造和培养上处于主导地位；而国家竞争优势理论更强调企业和市场的作用，认为政府作用的只是辅助性的。两个理论对政府定位的不同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

(1)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认为政府应该参与国际竞争，干预国际贸易，实施积极的产业政策，通过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增强一国的竞争力。国际竞争优势理论认为则国际竞争是企业与企业之间的事情，不是国家间的，所以政府应该制定政策来促进环境的改善，这种环境能够产生竞争机会并对持续的发明创造形成一种压力。

(2)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认为政府应该实施直接的关税、国内市场保护、补贴等政策。而国家竞争优势理论则认为政府不应该实施直接的干预行动，也不应该采取那些导致短期的静态优势的政策，因为这些政策削弱了产生发明和创新的基础。“政府如果降低通信和交通的成本，减少关税壁垒，提高国际竞争程度，有助于当地产业的创新，因为本地企业会在这样的环境中磨练出对外界市场的渗透力。”（迈克尔·波特，1990）

(3)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认为一国的竞争力可以通过政府的政策创造出来。而国家竞争优势理论认为政府不是钻石模型中的一个基本要素，只是一个辅助要素。政府政策通过对四个基本要素的影响，间接地影响国家的竞争优势。在没有其他有利条件的情况下，政府政策缺少创造优势的力量，而且政府的政策效果是双向的，既有可能加速也有可能延缓一国竞争优势的确立。

(4)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认为通过暂时性的，适当的保护政策，受保护产业能够在较短的时期内培养出国际竞争力。而国家竞争优势理论认为一国的竞争优势要经过几十年，而不是一两年的商业循环周期就可以产生。因而，最有益的政策应该着眼于长期计划，而不是短期的经济利益。

(5)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强调企业的内部规模经济优势，因此认为扶持政策的对象应该是少数几个企业或者是只有少数几个企业的产业。而国家竞争优势理论认为内部规模经济只是一种价格优势，但是在国际竞争中创新才是重要的，规模经济不重要。波特所强调的企业竞争优势一个重要来源是企业所在的区域的产业集群（注：参见迈克尔·波特著(1990)，国家竞争优势，李明轩邱如美译，华夏出版社，2002年：第4章。）效应。因此他认为政府应该在区域品牌的树立、区域内公共物品的建设、区域内专业化服务的提供上下功夫。（注：波特认为“对一些强调比较优势的产业，规模经济理论确实有它的重要性。然而，这个理论并没有回答我们所关心的国家竞争优势问题：哪些国家的企业能发展规模经济？规模经济可以应用到什么样的产业上？”（参见迈克尔·波特著(1990)，国家竞争优势，第15页），所以波特的结论是规模经济也行不通。但是实际上波特强调的集群效应则是外部规模经济的体现。）

实际上，这两种理论分别反映了当前国际贸易中两种并行不悖的趋势：自由贸易和保护贸易。两种理论虽然政策主张不一，但是它们的出发点是相同的，都体现了从国家利益出发，通过对外贸易为本国实现最大利益的愿望。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支持者相信政府不仅能够正确识别“战略性”部门，而且能够成功实施“战略性”政策。而且他们认为战略性政策不会引起外国政府的强烈反应和实施相应的报复措施。而国家竞争优势理论认为政府的决策常常是错误的，最能把握市场、对市场机遇最敏感的不是政府而是企业。

从现实来看，大多数国家“战略性”政策的实施效率是低下的，政府对经济的过多直接干预还可能产生许多寻租行为和腐败现象。况且政府政策的运用需要大量的微观信息，由于并没有单一的不完全竞争市场模型，贸易干预的标准也就没有简单的拇指法则，同时也没有理由相信政策会比企业更多地了解这些复杂的信息（盛斌，2001）。因此，尽管这一理论（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认为，政府的战略性贸易政策能永久地影响贸易格局，使国家福利水平优于自由贸易时福利水平，但该理论的大多数创始人只把他们的成果作为一种逻辑上的可能性，而不是具有某种政策含义的经验事实（保罗·克鲁格曼，1986）。即使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的代表人物克鲁格曼也认为一个国家应该着力于促进自由贸易，借口国家竞争力而妨碍自由贸易的做法是一个“危险的偏执”（保罗·克鲁格曼，1996）。

如果我们把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和国家竞争优势理论结合起来，对政府的作用进行重新的定位，可能会得出一些更具说服力和更有现实意义的结论：

第一，在有关政府作用的定位中，下列两种观点都是不可取的。一种观点认为，政府对一国国际竞争力的创造具有绝对的重要性；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政府是国际竞争中的被动参与者，政府唯一能做的就是放手让市场机制充分发挥作用。正如刘易斯对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概括：“政府的失败既可能是由于它们做得太少，也可能是由于它们做得太多。”“如果没有一个明智的政府的积极促进，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有经济进步，……另一方面，也有许多政府给经济生活带来灾难的例子，以致于要写满几页警惕政府参与经济生活的话也是很容易的。”（刘易斯，1994年）我们既要认识到政府在一国经济发展和国际贸易中的作用所在，又能够将政府作用界定在适宜的范围内。

第二，提高一国国际竞争力的根本途径是竞争和创新。政府的首要任务是完善市场经济体制，为企业创造公平竞争的环境，鼓励企业竞争和创新，积极推动自由贸易。政府应积极提供各类公共物品，包括完善的市场经济法律法规体系、方便的交通通讯基础设施、为企业提供各类专业化服务的中介机构、大中专以及各类职业培训教育等，创造一个有利于提升一国生产率的良好的制度环境。

第三，在“市场失灵”的情况下，需要政府的政策来矫正市场的不完善。对于关键产业或具有巨大外部效应的产业，政府可以采取适当的保护或扶持措施，实现某些关键技术的进步和创新，再通过技术自身的外溢性提升整个国民经济的技术水平。但这种保护必须是暂时的，必须与促进企业竞争、提高企业的国际竞争力结合起来，而且这些保护措施应在其他国家可以容忍的限度之内。

【参考文献】

[1]迈克尔·波特(1990)，李明轩，邱如美译.国家竞争优势.华夏出版社，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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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nopolisticCompetitionInternationalTrade.Oxford:OxfordUniversityPress,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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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derPotentialEntry.CanadianJournalofEconomics,1981,14(3):371～389.

[8]Brander,J.A.andB.J.Spencer.ExportSubsidiesandInternationalMarketShare

Rivalry.JournalofInternationalEconomics,1985,18:83～100.

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范文篇7

内容摘要：文章通过分析发达国家战略性贸易政策实践的特点，提出我国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的重要性、基本原则及具体思路。本文在对战略性贸易政策进行理论综述的基础上，指出战略性贸易政策来源于新贸易理论，但目前尚存在对立的理论观点。

新贸易理论与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综述

新古典贸易理论认为，贸易是对资源差异的反应，一个技术要素密集的国家，会出口技术要素密集的产品，而进口资源相对稀缺的产品。如果两个国家的经济技术水平相当，且拥有相同的自然资源，那么他们就不会进行相互之间的贸易。然而，二战以后国际贸易在技术水平和资源禀赋相似的发达国家之间大幅度增加，由此改变了传统理论观点。

新贸易理论则强调被传统理论忽略的几个重要因素，即规模经济、干中学和不完全竞争。新贸易理论认为，国际分工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时机和传统的差异造成的，此时国家之间的贸易行为已不再完全取决于各国之间资源优劣的差异，而更多地取决于一个国家在某一时点上在某个行业所具有的技术优势或规模优势。规模经济导致的报酬递增，本身是对资本、技术和人才的一种聚集，这种聚集反过来又进一步使经济规模扩大，这就形成了在某个行业的相对优势地位（Lucas，1988）。随着市场规模的扩大，该国可以扩大其在某个行业的生产规模，而规模经济和“干中学”等原因又可以使该行业的产品成本下降，从而在国际市场上赢得优势（Krugman，1987）。相反，如果一个国家的某个行业规模较小，其行业成本必然相对较高，自然会在国际市场处于相对劣势地位。

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核心就是国家通过生产扶持、出口补贴、税收优惠、进口关税等贸易和产业政策手段来扶持本国战略性目标产业，提高产业的国际竞争力，从国际市场获得更多的超额利润。Brander（1984，1985）指出一国政府通过对特定产业提供适当的出口补贴或R&D补贴，能够提高本国厂商的竞争能力，从而使本国厂商扩大出口市场份额，增加利润，最终增加本国国民福利。同时，对外国垄断厂商征收进口关税可以转移其所获得的垄断租金，提高本国的国民福利。Lester（1992）指出高新技术产业比其它产业有更大的发展潜力，国家可以通过政策将有限的资源配置给这些产业，国家可以通过政策扶持微电子等重点高新技术行业而获益，否则将在国家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

可见，战略性贸易政策实质是将市场经济体制中的竞争主体由企业扩展到国家，将企业竞争策略上升到国家经济政策，借助政府的力量和国家公共财力来应对国际化经营中的不完全竞争和规模经济效应。

但是部分经济学家对其实际运用持怀疑态度，其中Dixit（1986）认为政策只对一个行业寡头厂商进行补贴，其扩张和利润转移必然伴随着其他行业厂商的收缩和利润损失，即对一个行业进行补贴暗含着对其他行业征税。另外，Grossman（1994）从出售的保护政策角度进行分析，政治家们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而各个利益集团为获得贸易保护而给予政治资助。因此，衰退行业中厂商在对政府的游说上会做出更大投入，政府也通常有支持衰退行业的动机（Baldwin，2000）。Brander（1985）指出双方政府同时对本国厂商给予补贴，会使两国的福利都会受损。

国外战略性贸易政策实践及其启示

（一）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由资源配置转向高新技术产业

二战以后，日本从战争废墟上崛起，进入数十年的高速增长时期，日本崛起的原因被认为是成功地使用了战略性贸易政策。从二战结束到20世纪70年代，日本政府主要通过大藏省和通产省控制和调控外汇、信贷和利率等方面，从而控制重要资源并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日本政府把钢铁工业作为优先发展目标，1963年到1970年日本的钢铁产量增加了3倍，产生了新日铁、住友金属、川崎制铁等一批世界级的钢铁企业，不仅满足国内经济增长的需要，同时也使日本成为世界上最大的钢铁出口国。

自20世纪70年以来，日本面临其他国家要求开放市场的压力，转而实施以高新技术产业为主的战略性贸易政策。日本政府对高新技术产业不是采取直接管制的方法，而是运用政策手段促进其技术进步，比如对研发活动进行适当补贴，或者鼓励企业联合研究开发有前景的新技术项目。战略性贸易政策使日本部分产业世界领先，如汽车工业、家电工业、芯片制造等，成为出口的主导产业。

（二）美欧航空业战略性贸易政策纠纷引致WTO最大诉讼案

航空工业是美国和欧洲战略性贸易政策发挥重要作用的领域。美国波音公司和欧洲空客公司是世界上最大的两家飞机制造商，双方在民用和军用飞机市场展开长达数十年的竞争。由于美国政府是世界上最大的军事装备购买者，其国防开支和军事研究经费远远多于其他工业国家。这样使其在诸如战斗机一类具有技术优势和规模经济的产品上处于领先地位，其技术优势和规模经济向民用航空业的外溢，使美国航空工业长期处于优势地位。而欧盟持续20年不断对空中客车公司进行补贴和扶持，使空中客车实力不断增强，2003年空中客车飞机交付量为305架，成立34年来首次领先于波音成为世界第一。

美国指责过去十年间欧盟对空中客车的补贴达到了350亿美元，其中巨型客机A380就获得了至少67亿美元的补贴，违反了国际贸易规则。欧盟指责美国政府通过国防合同和军事研究等方式直接或间接向波音公司提供了数额更为巨大的补贴，自1992年以来美国政府对波音公司的补贴高达数百亿美元之多；此外，美国以出口退税的方式每年向波音公司提供2亿美元的出口补贴。美国和欧洲关于研发补贴的战略性贸易政策纠纷日趋激烈。世界贸易组织2005年7月在瑞士日内瓦总部决定，就美欧关于对美国波音和欧洲空客两大飞机制造公司提供补贴的贸易争端分别成立专家仲裁小组。这场诉讼将成为WTO有史以来金额最大、影响最广的一起诉讼案，至今该案尚未了解。

可见，美国、欧盟、日本等发达国家的战略性贸易政策以不同的形式存在。在当今强调自由贸易的格局下，各国通常以鼓励技术进步的形式予以实施，这样既有利于促进提高本国的国际竞争力，又相对比较隐蔽。

（三）发达国家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启示

发达国家战略性贸易政策着眼于资源的动态优化配置和经济发展的长远利益，通过扶持使本国产业走向成熟，从而增强本国重点产业的国际竞争力。从国外实践来看，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扶持目标产业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启示：

首先，对高新技术产业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可以提升国家竞争力。通常高新技术产业知识密集程度高、产品附加值较大，并对工人支付高工资，对该产业进行补贴可以获得超额利润。因此对高新技术产业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可以有效提升国家竞争力并增加本国福利。另外，西方发达国家间要素禀赋状况接近，技术创新能力高低是决定国际分工差异的基础，因此对高新技术产业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可以有效提升国家竞争力。

但是，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具有不确定性。第一，在一国政府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时，由于无法获得技术创新和技术外溢准确的数据，通常不知道在当时是否应该增加、减少或取消补贴，以及变化后可能得到什么样的结局。这使战略性贸易政策在制定和实施时增加了不确定性。第二，如果一个产业获得补贴，这一产业将从其它产业吸收资源。研究表明，20世纪60年代日本钢铁工业投资收益率只有制造业的一半左右，表明战略性贸易政策使资源从收益高的行业转移到了收益低的行业。因此，即使政府政策能使本国企业成功地在某一产业获得战略优势，也有可能使其它产业处于战略劣势。

战略性贸易政策对我国的启示

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面临的仍然是一个不完全竞争的国际市场，为维护自己的贸易利益，创造出在某些产业的竞争优势和有利的国际分工格局，仍然需要实行积极的贸易政策。可以结合中国科技兴贸战略，学习借鉴国外经验，主动选择部分具有战略意义以及显著外部经济的产业予以必要的扶持。

（一）通过技术进步促进目标产业结构升级

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有必要建立一个相对比较全面的行业体系结构，才能避免在未来国际竞争中受制于人。因此应在市场选择的基础上，通过引进资金和先进技术，重点培植一批产业，如机械电子、石油化工、汽车制造等资本密集型产业，以及代表未来发展方向的产业如计算机、电信、生物技术等技术密集型产业。我国战略性贸易政策的目标不是片面追求外向度，而是在扩大开放中利用国际资源和国际市场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改变我国目前产业结构整体水平较低的现状。

（二）通过研发补贴使高新技术产业获取技术优势和市场份额

我国高新技术产业面临其它国家强大的竞争压力，国内又缺乏完善的资本市场支持，因此以研发补贴为战略性扶持手段显得尤为重要。政府补贴可以补充高新技术企业研发成本的不足并降低企业的风险；同时，政府研发补贴的介入可以加速企业研发速度，迅速提高企业生产规模，既能使企业适应市场需求取得优势地位，又能形成对国外竞争对手进入市场的技术壁垒。

（三）将开发区作为发展壮大出口优势企业的载体

可以通过政策引导将具有类似技术优势和出口经验的企业集中在不同类型的开发区，并按照有关规定实施相应的税收优惠。专业性的开发区可以有效地实现产业集群，园区内企业的技术外溢可以强化技术外部效应，有利于推动行业技术水平的提高和竞争优势的加强，从而提高企业的生产规模，为补贴政策的实施效果提供必要的基础。

（四）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应采取适度和审慎的原则

复杂的市场结构和形式多样的企业个体，都会影响到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效果和实施成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推行可能培养出更多的政策依赖性，甚至导致大量的寻租行为，从而使政策工具的作用被扭曲，反而恶化了资源的配置。同时过度的战略性贸易政策容易引发贸易争端，也不利于我国国际地位的提升，所以应全面权衡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得与失，采取适度、审慎的战略性贸易政策扶持战略目标产业。

（五）根据国内产业特点灵活进行补贴和有效保护

在WTO框架下，通过实施过高的名义关税提供对战略重点产业保护将遭遇强大的国际压力。可以适当地根据产业的技术特点，来安排必要的阶梯型关税，增强对重点产业的有效关税保护。WTO的相关协定对于补贴和国内税的要求则主要体现在非歧视的原则上，因此，可以根据本国产业在技术上、文化上和产品上的差异，实施形式上的非歧视、而实际上偏向于国内产业的补贴政策和税收安排，从而为本国产业提供支持和保护。

参考文献：

1.BaldwinR,RobertN.Freetradeagreementwithoutdelocation.CanadianJournal

ofEconomics,2000,33(3)

2.BranderJ.,B.Spencer.TariffProtectionandImperfectCompetition.inH,Monopolistic

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范文篇8

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认为，在不完全竞争的现实社会中，在规模收益递增的情况下，政府可以选择有发展前途且外部效应大的产业加以保护和扶持，使其迅速扩大生产规模、降低生产成本、形成贸易优势来提高产业或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能力。战略性贸易理论的主要内容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以内部规模经济为基础的利润转移理论；另一个是以外部规模经济为基础的外部经济理论。

1.1利润转移理论

利润转移是指政府通过政策来剥夺外国厂商的出口利润，把它转移到本国厂商身上，以促进本国厂商和笨狗产业的发展，从而为本国厂商赢得国际竞争力，打开国际市场。该理论的具体主张主要有以补贴促进进口、用关税获取国外厂商垄断利润、以进口保护促进出口三个方面。

1.2外部经济理论

外部经济理论认为，某些产业或厂商能够产生巨大的外部经济效应，促进相关产业的发展，并带动进口的扩张，但由于这些厂商不能占有外部经济所带来的全部利益，因此这些厂商或产业就不能发展到社会最佳状态。如果政府能对这些厂商或相关产业提供适当的帮助、保护与支持，就能够促进这些产业与相关产业的发展，加大国际竞争优势，以获得的长远的战略利益。

2.丰富的成功案例

2.1战略性贸易政策在发达国家的运用

在研究战略性贸易理论的基础上，美国、欧盟、日本等国家(地区)不约而同地运用战略性贸易政策扶持产业发展，并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2.1.1美国战略性贸易政策实践

随着欧洲和日本的崛起，美国开始转向应用战略性贸易政策。美国在全面实施“国家出口战略”的同时，还选择了部分产业作为其扶持的重点。高新技术产业通过技术溢出效应，向相关产业扩散技术，推广管理经验，带动了各相关产业的技术进步和协调发展，推动了美国的经济和就业的增长。同时，在传统产业，美国政府积极引用“301条款”和“超级301条款”，迫使别国开放市场，并以反补贴、反倾销、保障措施等形式，限制进口，保护了本国市场及相关产业发展。战略性贸易政策措施的实施，有效地保护了美国国内市场，为其钢铁等吸收大量就业的夕阳产业得到调整的时间，并促进了其高技术产业的发展及美国出口的增长。

2.1.2欧洲战略性贸易政策实践

欧洲则早在欧洲共同体时期，由于意识到自身与美国的技术差距和竞争关系，就曾运用产业政策试图改变旧有分工格局，形成对本国有利的新的均衡。20世纪60年代，欧洲在飞机产业再次成功地实践了战略性贸易政策。飞机产业具备不完全竞争、规模经济、外部经济和学习曲线等特征，是非常“标准”的战略性产业。此前，美国在飞机产业一枝独秀。欧洲先是通过英法两国政府提供财政支持共同开发协和型超音速飞机，实现了技术外溢；而后通过欧洲九国政府大量补贴“空中客车”的研发经费，提供出口信贷，并在制造过程的其他方面提供帮助。最终，空中客车公司在飞机产业成功地成为可与波音和麦道公司竞争的寡头之一。

2.1.3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实践

日本在20世纪70年代，根据本国经济发展战略，将钢铁、基础化学，石油精炼等基础原材料和电机、汽车、造船、电子机械等高附加值制造业等确定为战略产业部门。80年代，日本将发展尖端技术部门为主的知识密集型产业作为其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的重点，旨在提高研究开发知识密集型产品在出口商品中的比重。例如在具有外部经济的半导体产业，日本政府采取封闭政策和对通用研究项目进行金融资助等政策予以扶持，其结果是推动了产业发展，并由美国的追随者转变为领先者。总体而言，日本政府通过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加快了电子、石油化工、原子能、汽车等新兴工业部门的发展，并帮助这些产业保持了其在国际竞争中的相对优势，从而有效地促进了日本经济的快速增长。

2.2战略性贸易政策在发展中国家的应用

战略性贸易政策不但在发达国家得到了较多应用，在韩国、印度等参与国际竞争程度较高、对国际市场依赖程度较深的国家也有成功的案例。

2.2.1韩国战略性贸易政策实践

由于韩国产业多为面向出口，因此其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主要体现为对出口产品和出口产业的扶持与补贴。韩国在不同阶段，选择不同产业为重点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20世纪60年代韩国首先实施大规模发展轻纺工业的产业政策，形成了高就业、高增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结构。70年代，韩国在特定产业实行扶持和补贴大企业的政策，在当时收效很大。随着技术在国际贸易中逐渐成为决定性要素，韩国开始通过扶持技术密集型产业的政策以实现“技术立国”，并在2005年8月，制定了《韩国2015年产业创新战略》纲要。但是，由于韩国的几乎所有大企业，涉足的行业领域特别庞杂，采取的是“百货商店式”的经营方式，因此，韩国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形成规模经济的效果并不明显，且造成了“大而全”的弊病。

2.2.2印度战略性贸易政实践

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范文篇9

传统的贸易理论认为自由贸易，即不干预政策是最佳政策选择，但这是有一定的限制条件的。当这些条件不存在时，对贸易实施政策干预可能是最佳的选择。幼稚产业保护论、最优关税论、经济机制扭曲下的政策干预论及发展中国家进口替代与出口导向政策都是基于传统贸易理论基础上的贸易政策主张。当然，它们都有各自特定的适用范围。值得注意的是，上述政策主张都暗含传统贸易理论的两个基本假定：市场是完全竞争的及规模经济不变。

80年代初，赫尔普曼和克鲁格曼的集大成之作《市场结构和对外贸易》（Helpmanandkrugman，1985）标志着新贸易理论的形成。新贸易理论认为市场中不完全竞争是普遍现象，完全竞争才是特例；而且，产业领域存在规模经济递增。基于这种现实，新贸易理论对国际贸易的形成、格局等方面作出了新的解释，并提出了新的贸易政策主张。现实经济中，由于不完全竞争和规模经济的存在，使一国经济运行并非处于最佳状态。适当的政策干预可改善经济运行。战略性贸易政策（Strat-egicPolicy）便是干预性政策之一，又称策略性贸易政策，主张对存在规模经济递增和垄断性的行业，在同国外厂商竞争时，采取关税或对本国厂商补贴等措施，使本国厂商企业获得“垄断租”（rent）。它之所以称作“战略性的”，是因为这种干预政策把市场竞争看作一场竞赛成博弈，双方的反应都具有“战略性”。另一方面，象通信产品、计算机、飞机制造等知识密集性的高技术产业，存在外部经济，若一国对其扶持，将有利于这些产业在国际上的竞争。这种国家干预性的政策也被认为具有“战略”意义，但这种干预政策基本上属于国内产业政策，在多大程度上与贸易政策相关，还存在很大争论（Alam,Asand,1995），故本文不加详述。要注意的是，战略性贸易政策主张的干预是以市场不完全竞争和产业规模经济递增为前提的条件的，不同于传统贸易理论的干预政策主张。

2战略性贸易政策的目的：争夺垄断租金

2.1理论分析

在一些产业里，只由几家大公司垄断和控制，它们获取的利润远高于存在充分竞争情况下的利润，即存在垄断租金。在一个开放的世界经济中，各国都竞相角逐垄断租金。假定目前该垄断租金由国外公司所有，那么，从理论上讲，本国政府可以采取战略性贸易政策，诸如征收关税，对本国企业进行补贴等，把垄断租金从国外企业转移到国内企业，从而使本国总福利水平改善（当补贴或关税额低于垄断租金时）。

最早提出这一观点的是BarbaraSpencer和JamesBrander（1981）。他们构建的模型表明，从国外厂商手中夺取垄断租金的最简单方式是，当国内厂商是垄断市场一个潜在的进入者时，对国外厂商征收关税。这与最佳关税论采取的措施结果相同。但二者在本质上有所区别：最佳关税论要求一国是“大国”，以便能影响贸易双方的贸易条件。而垄断租金转移没有这种限制，这就为小国对处于寡占结构下的国外供应厂商征收关税提供了理论依据。

当本国厂商与国外厂商在第三国进行双头垄断竞争时，对本国厂商给予补贴，也能达到转移垄断租金的目的。（RranderandSpebcer,1985）但其前提是国内企业得到政府补贴后，必须采取进攻性的策略，以扩大在第三国的市场份额。上述情况是假定本国和外国均只有一家企业的情况。Dixit（1984）进一步证实，当本国有多家企业，但数目不太多时，Brander和Spencer的结论仍能成立。不过，在双头垄断时，由政府给予补贴的方式，并非最佳选择。Bhgwati,Ramaswami和Srinivas-an（1969），及Bhagwati（1971）早就指出，在双头垄断竞争中，最佳政策应该是政府向本国厂商提供更多的市场信息。

另外，Spencer和Blander（1983）还说明了，若竞争对手不采取相同措施，那么只对本国厂商在研究开发阶段给予补贴，使本国厂商在技术上处于优势，从而使其在以后的市场竞争中以高质量、低成本占有较大市场份额，也能逐步将垄断租金转移到本国。

除上述方式外，战略性贸易理论认为，从长远看，保护幼稚产业也能转移垄断租金（Krugman,1984a）。其基本思想是：假定存在规模经济，全部产业都存在动态的外部经济，那么政府可以对其未达到规模经济的行业进行保护，直至该行业达到最佳规模，并与国外竞争对手竞争时拥有优势为止，同时，转向对下一个行业进行保护。这样，可使本国厂商拥有更大的市场份额，从而达到转移垄断租金的目的。在这里，国内必须有足够大的市场容量以便使被保护产业达到最佳规模。克鲁格曼的这一观点是在基于他的另一论文（Krugman,1984b）中形成的，该文论述了进口保护能促进出口，从而干预性贸易政策能行之有效。戈登（Gorden,1990）认为克鲁格曼（Krugman,1984a）的结论没有古诺寡头竞争假定也能成立。

2.2实证研究

克鲁格曼和鲍德温对战略性贸易政策进行了实证分析（Krugmana-ndBaldwin,1988）。他们发现，日本对半导体芯片的保护尽管扩大了其市场份额，但日本国内使用芯片的产业由于支付较高价格而受到损失。所以，从整体上看，日本经济的净福利并未得到改善。他们对战略性贸易政策分析结果为：虽然能通过转移垄断租金提高一国的福利水平，但其幅度并不太大。

对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证研究，以前主要集中在汽车、半导体及飞机制造领域。90年代以来，其它行业也受到了关注，有关的研究成果集中体现在《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证研究》一书中（KrugmanandSmith,1994）。该书收入了一系列的论文，其中比较共同的结论为：①一些国际性公司的行为确实带有战略性，至少，涉及国际贸易时，其行为受到市场结构的影响。②一般来说，单方面的关税或补贴确实使本国受益，但幅度有限。③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有效程度与各自模型的特殊限制条件相关。一旦改变其假定条件，其有效性便大打折扣，甚至结论完全相反。

3对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批评

战略性贸易政策都是在有损他国利益的基础上来改变本国的福利，因而被指责为掠夺性政策或以邻为壑战略；同时，它又不利于整个世界福利水平的改善，因而受到了许多尖锐的批评。对其批评主要来自两方面：实证的和规范的。

3.1实证的批评

Eaton和Grossman（EatonandGrossman,1986）指出，据战略贸易模型的古诺寡头竞争假定，每一厂商的最佳产出是假定对手的产量给定而推测出来的。但是，当对手采取的是贝尔兰特（Bertrand）战略，即以价格而非产出竞争时，得出的结论就成了出口税是最佳选择。这与战略贸易措施正好相反。这一批评，几乎动摇了战略贸易模型的基础。对此，Spencer（1986）作出了回应。他认为，寡头垄断厂商之间的竞争可以分为研究与开发、生产、销售三阶段。只有销售阶段是以价格竞争为主，前两阶段仍将以产量竞争为主，故古诺假定在前两阶段仍成立，可以用来达到转移垄断租金的目标。

国内厂商占有的市场份额扩大之后，能转移的垄断租是否相应增加，也是值得怀疑的（HerstrumanandMarkusen,1986）。因为，得到补贴的国内厂商，其效率原本就很低，进入市场之后，其平均成本曲线不是下降，反而会上升，从而会使向国内转移的垄断租金越来越少。此时，从国内厂商得到的回报远小于期望值，国内总福利水平就会低于不采取补贴时的情况。

Grossman（1986）认为，获得高利润率的厂商，都是产品研究和开发、市场调查等早期作了大量风险投资的企业，它们的失败率较高。平时所观察到的企业，仅仅是幸存的取得成功的企业，失败的高风险投资则没被估算在内，从而在总体上高估了这些厂商的行业总利润率。而政府给予补贴的又恰恰是这些存在风险的寡头垄断企业。因此，被转移垄断租没有考虑到行业总风险成本而被夸大了，政府补贴方式的效果也就不如原先估计的大。

当国内出口行业面临共同的外部环境，又具有相同生产能力时，对其中一两个行业进行补贴，会把国内资源从其它行转移到受补贴的行业，从而受补贴行业的扩大和出口增加是以其它行业规模缩小及出口减少为代价的，而且，这种情况下，代价往往要高于转移的垄断租，所以，自由贸易仍是最佳选择（DixitandGrossman,1986）。若各出口行业面临的条件不相同时，一国之福利确实有可能得到改善，这要取决于国内稀缺资源用于出口行业扩张后每一单位资源取得的额外垄断利润大小，而这又取决于国内外技术条件对比、国内外产品替代程度、出口市场需求弹性及寡头竞争性质等因素。这样，要选择一个目标行业对其进行补贴就需大量的信息，而这往往又是难以办到的。总之，若忽视了国内产业间要素转移及要素价格变化的影响，会使战略贸易政策模型的说明力大受影响。

3.2规范的批评

以邻为壑的战略性贸易政策常会遇到其它国家的报复而两败俱伤。Bhagwati（1989）认为，在知识密集型的高新技术产业更易出现相互报复的现象。另外，作为小国，遭到报复的可能性也极大。这样，世界总福利水平也因之而下降。即使战略性贸易政策充分有效，它也是一方受损另一方得益的一种政策，世界总福利水平绝不会增加，而只是全球福利分配的再调整。这种把本来由市场力量决定的贸易福利分配格局代之以人为的手段加以干预，必然不及市场有效，从而，从长远看，会使世界总福利水平下降。

Bhagwati（1989）指出，政府干预的有效性也值得怀疑。政府作出的决策，有时并不符合改善大多数人福利的目标。少数人或特殊利益集团把持政策制定与执行的情况并不少见，其后果是少数人或特殊集团以牺牲大多数人的利益为代价而获得巨大的利益。所以，采取战略性贸易政策，也许总体上能改善一国的福利，但其分配可能极不公正。

另外，得到政府补贴的国内厂商往往会发现依赖补贴本身较参与同国外厂商的激烈竞争收益更大。于是，它们转而进行寻求补贴的活动，而不关注国家赋于它们的转移垄断租的职责。这是一种典型的DUP（D-irectlyUnproductiveProfit-seeking）活动，因为它占有了资源而毫无产出（Bhagwati1982）。

总之，大部分经济学家坚持认为战略性贸易政策要在特定限制条件下才有效，并不具有普遍性。而且，世界各国都从日益增长的世界贸易中获得了巨大利益这一不容置疑的事实也证明自由贸易依然具有较强的生命力（Bhagwati,1992;Baldwin,1992）。

4小结

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范文篇10

部分学者提出，传统的比较优势理论在我国已经过时，应紧跟国际潮流，用战略性贸易政策来指导我国对外贸易发展战略；另一些学者则认为，我国发展对外贸易还是应该以比较优势理论为基础。本文将从分析两个理论的前提假设条件入手，研究两个理论在中国的适用性问题。

要探索传统贸易理论（或比较优势理论）与现代贸易理论（或新贸易理论）在中国现阶段的适用性问题，首先必须从一般理论意义和发展中国家的对外贸易实践历程分析这两种理论的适用性。

（一）两种国际贸易理论前提假定

比较优势理论的实质是自由贸易论，其基本理论立足点是古典和新古典经济思想，考虑的是在完全竞争条件下如何在世界范围内最优配置经济资源的问题。比较优势论最根本的前提假定是完全竞争和规模报酬不变，这是一种典型的新古典分析方法。尽管新古典微观经济理论在理论史上遭到了众多的批评，但其理论大厦历经100多年的风雨却从来没有被摧毁过。比较优势理论是新古典经济理论在国际范围的延伸，它所倡导的是基于国际分工基础上的贸易互利论。从福利经济学的角度说，这种国际范围内的自由贸易可以达到整体世界经济的帕累托最优。因此，比较优势理论具有坚实的理论根基。从理论的应用来看，传统贸易理论较客观地解释了宗主国与殖民地之间、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贸易现象。但比较优势理论解释不了20世纪70年代以来国际贸易领域出现的新变化，如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量大大增加、同类产品之间的贸易量大大增加、跨国公司在国际经贸活动中的作用空前加强、产业的规模经济明显等现象。

新贸易理论正是抓住了比较优势理论的两个基本前提对其进行否定，认为国际商品市场具有不完全竞争和规模收益递增两个基本特征，从而合理地解释了国际贸易领域的新现象。以古鲁格曼、赫尔普曼、迪克西特等为代表的新贸易理论，其精髓和要义集中体现在规模经济理论中。规模报酬递增意味着厂商存在内部规模经济，也即大厂商比小厂商有成本优势，从而可形成寡头垄断或垄断竞争的不完全竞争市场结构。在这种前提下，同行业厂商数目少，各厂商生产有差异产品，从而每个厂商一定程度上都是价格制定者而不是价格接受者。这就是说，假定消费者的需求偏好是异质的，那么即使在资源禀赋相似的情况下，各国出于规模经济考虑来专业化生产有限类别的产品也必然产生国际贸易。即除比较优势外，规模经济成为国际贸易又一独立动因，通常用来解释行业内贸易现象。由新贸易理论必然逻辑推演出战略性贸易政策，即一国政府借助研发补贴、生产补贴或出口补贴等政策手段，保护国内市场，扶植本国战略性产业的成长，实现规模经济，抢占国际竞争对手的市场份额，或者通过进口征税攫取外国垄断利润。因此，战略性贸易政策本质上是一种有限保护政策。

单纯就理论本身的适用性而言，两种理论的主要分歧点在于对国际商品市场结构的把握和判断上。如果国际市场是一个完全竞争市场，那么，比较优势理论就是绝对成立的；反之，如果国际市场是一个不完全竞争市场，那么，攫取垄断租金必然成为各国或各经济主体追求的目标，因而在假定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战略性贸易政策有其合理性。为此，我们需要从国际贸易历程以及发展中国家的对外贸易效果来进一步分析。

（二）从国际贸易历程看两种理论的适用性

反对比较优势论的观点主要来自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学家。他们认为，比较优势论的完全竞争假定不能成立，因而，比较优势论虽然在短期内有利于世界资源的优化配置，但在长期内却导致各国贸易条件的变化。具体来说，由于发展中国家主要出口初级产品，技术进步慢，需求弹性低，且规模收益递减，完全竞争特征明显；而发达国家主要出口技术产品，需求弹性高，且规模收益递增，这样，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贸易就是一种“不平等贸易”，发展中国家贸易条件日趋恶化，如果发展中国家一味奉行比较优势论，将在国际分工中处于越来越不利的地位，落入“贫困陷阱”（普雷维什，1950）。从世界各国经济增长的情况看，确实出现了各国经济差异越来越大的特征，因此，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实行有限的贸易保护政策存在合理性。问题是，实行有限保护政策是否就意味着完全否定比较优势论的适用性？战略性贸易政策是否可以完全替代比较优势论，并作为发展中国家对外贸易的基础？我们认为不可。

第一，尽管发展中国家“贸易条件恶化论”早在50年代就已提出，但并没有对发展中国家的对外贸易产生实质性影响。相反，国际贸易规模变得更大了，各国经济增长对对外贸易的依赖性更强了。以1996年为例，低、中、高收入国家外贸依存度分别达到了43%、52%和40%（世界银行，1999）。研究表明，自50年代以来，在与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有关的各经济指标中，要数出口活动与经济增长的相关程度最高；而且，至今还没有哪一个国家能够长期使其经济增长率保持在高于出口增长率的水平上（瑟尔瓦尔，1983，第351～360页）。这说明，国际贸易发展的历史表明，尽管各国从国际贸易中获利程度不同，但均从中获益却是无可辩驳的事实。

第二，尽管国际市场存在不完全竞争因素，但商品的竞争程度一般大于国内市场。一方面，世界经济的自由贸易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趋势，随着各国间贸易壁垒的解除，自由竞争的程度更大；另一方面，面对众多国际竞争对手的反应，某一经济主体要想在一个广泛的国际市场上长期控制某一类产品的价格变得非常困难，尤其是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因此，战略性贸易政策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并不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相反，比较优势理论在指导发展中国家对外贸易战略上更具有适用性。

第三，尽管战略性贸易政策在理论上有助于发展中国家改善贸易条件，但实施的难度很大。从理论上看，这一政策实施成功的关键在于行业的不完全竞争特性，至少在国内市场上具有规模经济，但发展中国家往往既面对完全竞争的国际市场，又面临条块分割的国内市场结构；而且，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成功还取决于单方面采取战略性行动，即假定外国没有采取相应报复措施。显然，这种理想状态不可能达到，日本在钢材业实施的战略性贸易政策就招致了美国的报复。相反，比较优势理论不存在招致报复性的问题，它是一种“双赢”政策。

显然，无论从两种贸易理论的假定前提还是世界贸易实践来看，比较优势理论对于指导发展中国家的对外贸易具有更强的适用性，而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施前景并不乐观。更具体地说，探讨一种理论政策在某个国家的适用性问题，就是要研究这个国家是否具备这种理论或政策所要求的前提假设与实施条件。我们认为，中国现阶段尚不具备战略性贸易政策赖以实施的前提和条件。原因在于：

其一，行业及企业规模经济不明显。战略性贸易政策所实施的行业要求具有规模收益递增特征，这就首先要求这些行业在国内市场上具有规模经济。据发达国家经验，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施对象包括商业航空部门、半导体、电信设备部门、汽车部门等。而在我国，这些行业地理集中度偏低，企业规模普遍偏小，达不到最小有效规模，不足以与国外同类部门相抗衡；另一方面，企业“遍地开花”，重复生产，过度竞争严重。国内市场的行政性分割造成了这些行业的规模不经济。

其二，容易导致新的市场扭曲。战略性贸易政策本身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一种对自由贸易的干预，它可能带来两种市场扭曲。第一，扭曲微观经济主体。中国正处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许多重要产业多属于国有企业，尚未完全按照现代企业制度进行内部转制，企业在一定程度上仍然带有行政色彩，企业现有的垄断地位是一种行政性垄断，而不是由市场竞争中自然产生的，企业缺乏技术创新的动力和压力，无法实现规模收益递增，因而不能胜任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微观主体角色。在这种情况下，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强制性推行反而可能使行业或企业产生更多的政策依赖性，甚至引发大量的非生产性寻租行为，造成效率流失。第二，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全面实施必然需要政府的大量补贴或经济支持，这往往过多用稀缺经济资源，导致过高的机会成本，从而削弱我国比较优势产品的出口。同时，对战略性贸易产业或企业进行垄断性保护，让其在“温室”中成长，也牺牲了市场竞争的效率，不利于整个经济的健康发展。

除了以上制约条件及招致外国报复的可能性大等因素外，战略性贸易政策还需其他一系列苛刻的必要条件及应用领域限制。比如，鉴别战略部门需要大量、及时、充分、可靠的信息，而且政策制定稍有失误都将导致极为严重的后果。由此可知，我国现阶段不宜采用战略性贸易政策，不但是经济理论逻辑推演的必然，更是中国现实经济利益保护所必需。

（一）比较优势理论与中国现阶段对外贸易地位相适应

第一，中国贸易的伙伴国多为发达国家。克鲁格曼(1998)认为，“行业内贸易、行业间贸易的相对重要性取决于国家之间的相似性”，而国家之间的相似性可以用资本劳动比率这一指标来衡量。他的基本观点是：国家之间若资本劳动比率非常相似，则行业内贸易占据统治地位；相反，若国家之间资本劳动比率截然不同，则所有的贸易都会建立在比较优势的基础上。有资料显示，与我国贸易的伙伴国多为与我国资本劳动比率差别大的发达国家或地区，中国香港、日本、美国、欧盟是我国的四大贸易伙伴。以1998年出口为例，当年我国出口额为1837亿美元，对上面四大贸易伙伴的出口就占我国出口总额的3%，而对其他100多个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及原苏联、东欧国家的出口所占比重还不到27%。由此可见，我国的对外贸易理应并且必然建立在比较优势的基础上。

第二，中国出口商品更多地是面临完全竞争的国际市场，中国企业在国际市场上控价能力差。根据微观经济学理论，判断市场结构是否属于完全竞争类型关键在于两点：一是进入市场的生产厂商数目；二是厂商是否为价格接受者。一般而言，生产者甚众且产品之间差异不大的属于完全竞争市场，最典型的例子是农产品市场；反之，生产者较少且产品之间差异大的归于非完全竞争市场，比较典型的如汽车业、飞机制造业等。虽然我国在“八五”期间已基本完成出口商品结构由以初级产品为主向以工业制成品为主的转变，但我国目前出口的工业制成品中，绝大部分是粗加工的轻纺产品和一般机电产品，而精加工和高科技产品所占比重很少（徐复，1999），这意味着我国大多数出口产品仍属于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产品。由于不具备生产资料的独占性、规模收益和专利技术等形成垄断的因素，在国际市场上没有控价能力。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尽管中国的主要出口行业如纺织、服装、制鞋、加工装订业务等诸多产品，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产品雷同、产业相似、竞争角逐日趋激烈，但还是具有相当强的国际竞争力，而这些产品都属于比较优势产品。我们应该充分发挥自身的比较优势，站稳和拓展国际市场。

（二）比较优势理论在中国现阶段仍具潜力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逐渐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比较优势理论伴随着这种转型而得以在外贸领域贯彻和适用。可以说，改革开放20年来中国外贸成就就是立足于比较优势而取得的。具体现现在：第一，外贸结构逐步反映了要素禀赋。从进口品的结构变化看，农业密集型产品大幅度下降，资本密集型产品增长最快；在出口结构方面，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比重在1986年后较快增长，虽然资本密集型产品的出口份额也在提高，但它的大部分生产是对进口原料和零部件进行加工、组装，其中进口零部件占到出口值的4/5，因而这类出口实质上仍属劳动密集型（张军，1998）。第二，加工贸易充分利用了我国廉价的劳动力资源，将我国劳动力同外商的资金、技术、市场相结合，贯彻和体现了比较利益思想。近些年来，加工贸易在我国对外贸易总额中比重不断上升。由是观之，我国已根据比较优势理论初步建立了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模式和资本密集型产品的进口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