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略管制范文10篇

战略管制范文篇1

首先，企业高层管理人员缺乏对战略的及时回顾和总结。企业战略的制定立足于对未来市场的预测，而市场在不断地变化，即使是细微的偏差也会对企业战略规划产生重要影响；其次，企业战略规划没有与部门的行动目标相联系；还有一点是企业的战略规划没有同企业的预算工作相联系。

正是基于战略管理的重要性和在实际操作中的不尽人意，哈佛大学管理学教授RobertS.Kaplan和DavidP.Norton在90年代提出了综合评估体系（BalancedScorecard）理论。这一以战略管理为核心的理论目前已在全球成百上千的公司、组织和政府机构得到推广，并被证明卓有成效。

综合评估体系以企业的战略管理为核心，从财务、客户、内部运作、革新与成长四个战略层面建立企业战略管理模型。它将抽象的远景战略规划转化为具体的可操作指标，有效地将企业部门的运作、员工激励机制同企业的战略意图挂钩。

传统上，我们对企业的评价往往仅侧重于财务方面，如销售收入、毛利、净利润等。而综合评估体系将业绩评价范围拓展到客户、内部管理和革新与成长的速度等，从而帮助企业高层管理人员全面地分析企业营运结果。

当然，战略规划的实现最终将体现在利润的增长上，而企业利润的增长直接源于销售的增长和客户的满意程度。另一方面，企业硬件上台阶以及员工能力的提高又推动了内部管理的完善，从而能更快更好地满足客户的需要，导致市场占有率上升，并最终反映到利润的增长上。

由此可见，综合评估体系的四个战略层面是相互影响、互为因果的。在每一战略层面，相关绩效指标(KPIs)实现了对企业战略的具体化和可操作性。在制定绩效指标时必须充分考虑企业内部信息与外部信息的均衡以及企业长远战略利益与短期财务利润的均衡。只有这样，才能保证企业所制定的绩效指标能真实、全面地反映企业营运结果。

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到，企业战略规划的有效运作依赖于对战略规划的分解和细化。通过一系列量化指标使企业高层管理人员能及时、准确地把握和调整企业的发展方向。管理驾驶舱（ManagementCockpit,MC）就在这一背景下应运而生。

管理驾驶舱

现代商业竞争犹如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为了在战争中生存和发展，董事、经理及事业部主管们一直在寻求一种更有效的监控和处理所获信息的方法。面对纷繁的信息，他们必须离开细枝末节而放眼全局。管理驾驶舱实际上就是一个商业信息室和决策管理室，它使管理层能更好地规划业务活动并赢得竞争。管理驾驶舱由三部分组成：

墙面显示系统

飞行驾驶台

独特的内部设计

1．墙面显示系统（WallDisplaySystem）

当企业高层管理人员步入管理驾驶舱，所有与企业营运绩效相关的绩效指标（KPIs）都将以图形方式显示在四周的墙壁上。管理驾驶舱把各项指标按重要性程度显示在不同颜色的墙上：

黑墙显示主要的成功因素和财务指标；

红墙显示外部市场信息；

蓝墙显示内部运作和员工的表现；

白墙显示战略项目的状况。

所有指标在每面墙上被分为6组，每组由6个指标图构成，因此整个墙面系统可显示144个指标。

2．飞行驾驶台（FlightDeck）

如同飞机的驾驶台，管理驾驶舱的飞行驾驶台也是企业信息的核心所在。管理驾驶舱通过飞行驾驶台对公司的业务信息进行收集处理。它由6个PC显示终端和两把椅子构成。决策者可通过飞行驾驶台查询企业的实时信息，并可进行决策模拟。

3．内部设计（InteriorDesign）

管理驾驶舱是企业的会议室，但它与传统的会议室不同，它完全按照人体工程学原理进行设计，最大限度地考虑了人在该环境中的信息接收能力。其目标是建立一个能进行有效沟通、提高管理层会议效率的环境。为达到这一目标，关键的绩效指标（KPIs）以及其他一些非常重要的信息都以图表形式显示。管理驾驶舱使最高决策人员能把注意力集中在关键点上。这种像驾驶舱一样的设备面板和显示器布局，使高层经理能及时判断公司的组织结构是否需要改变，同时也能快速了解公司内部结构存在的问题。

管理驾驶舱充分考虑了如何最大程度地利用和拓展人的智能。例如，考虑到人对图像信息的最佳接收数量为6幅，因此所有的指标都以6幅为一组呈现在决策者面前。类似的研究成果体现在管理驾驶舱设计的各个方面。

管理驾驶舱是综合评估体系理论的优秀载体。企业建立管理驾驶舱的过程本身就是一个按综合评估体系建立企业战略管理模型的过程。按照该理论建立的绩效指标（KPIs）被以最佳接收方式显示在管理驾驶舱中，供决策者分析。

信息挖掘

传统的企业ERP系统及其辅助信息系统往往侧重于信息收集的过程自动化和信息的集成与共享，忽视了对信息的有效归纳整理。管理驾驶舱的数据来源可以是企业的ERP系统（如SAP的R3系统）和企业外部的信息（如竞争对手情况、市场情况、宏观经济走势），这些信息通过接口方式或手工输入方式联入管理驾驶舱。

传统的ERP系统在较大程度地提高员工工作效率的同时，为管理者提供了一大堆未经最终归纳整理的“原料”或“半成品”数据，管理者需要花费巨大的精力对数据进行处理才能得到最终分析结果。而管理驾驶舱根据管理者决策的需要，将信息以其能接收的方式进行归纳整理。例如，决策者发现销售收入有所下降，他会把问题提交给管理驾驶舱系统，系统可能会根据预先的设置告诉查询者诸如此类的信息：

联系客户的时间减少了5％；

销售员的佣金一直稳定在1％；

完成一百万销售额的周期一直固定在35天；

除A产品外所有产品的接单率都增长了2％；

客户满意度在B区域有所降低；

战略管制范文篇2

关键词：企业战略管理

管理是指企业在宏观层次通过分析、预测、规划、控制等手段，实现充分利用本企业的人、财、物等资源，以达到优化的管理，提高经济效益的目的。由于长时间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我国企业战略管理还仅仅是一个开头。但是随着我国经济市场化的日益加快和WTO的来临，市场竞争日趋激烈，作为市场经济运行的主要参与者的企业，是我国实现经济繁荣和充分就业的决定因素，加强企业战略管理，是提高我国企业管理水平，提高竞争能力的有力工具，有着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当前我国管理存在的问题

（一）战略制定随意化、片面化

第一，企业制定战略管理缺乏科学的依据和论证。在制定企业战略管理的过程中，并不从企业本身所在的外部环境和内部环境出发，盲目照搬套用，互相模仿停于形式。国内的许多企业虽然也制定了自己的战略管理，但这些所谓的战略管理并不是建立在对企业的内外部环境具体分析的基础上，也没有进行科学的论证，当看到别的企业或行业的战略管理取得成功就盲目照搬，缺乏基础的独立判断能力，导致众多企业经营战略管理大同小异，其最终结果可能是在行业中引起不必要的恶性竞争。

第二，企业制定战略管理片面追求规模效应。在制定企业战略管理时，往往会进入这样一个怪圈，那就是企业任务陈述与企业实际不吻合，片面追求规模生产的光环效应。在国内企业间流行一种定向思维，即认为企业的规模越大越好，随之而来的是企业疯狂兼并和购并之风席卷大江南北。通过所谓的强强联合和强弱联合，一夜之间造就了一大批“超级航母”，但这些“航母”就是昨天我们见到的“小舢船”通过强加的外力焊接而成的。“小舢船”之间缺乏协调，难以形成相互关联、相互配合的战略管理整体，并不能真正发挥出规模效应和协作优势，并且缺乏核心竞争力，导致预期收益不理想或者因为利益重新分配不当导致冲突、矛盾加剧，或者因为风险忽然放大、管理能力欠缺等而宣告失败。

（二）战略管理实施脱离企业实际

第一，新的战略管理与企业旧的组织结构不相匹配。战略管理的变化要求组织的结构也应该发生相应的变化，因为组织结构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目标和政策是如何建立的，同时企业的组织结构也决定资源的配置方向。我国许多企业不顾企业经营领域、产品种类和市场发生的巨大变化，仍然以旧的组织结构去实施新的战略管理，这种做法往往使战略管理实施的结果毫无效果可言。

第二，战略管理与企业文化不相匹配。由于国内许多企业原有文化是建立在计划经济基础上的，而现代企业战略管理是市场经济的管理模式，也就是说这些企业目前还没有一个适应市场经济、适应现代企业制度的企业文化，所以这些企业在市场经济的激烈竞争中全体员工不能达成共识和步调一致，企业文化就形不成战略管理实施的统一基础。企业文化具有较大的刚性，并且具有一定的持续性，当新的战略管理要求企业文化与之相互配合时，企业原有文化的变革就会非常慢，而旧的常常会对新的战略管理实施构成阻力。

第三，战略管理与企业脱节。国内企业在战略管理制定时，成功实施战略管理所需要的个人价值观和技能往往被忽略，所以在战略管理实施的过程中才会注意到需要的人才短缺。有些企业的决策者在企业经过一段高速发展期、已具有一定规模的情况下，只看到新的战略管理所能给企业带来的前途是多么远大，而忽略了自己企业是否具有合适的实施这些战略管理的人才，就匆匆将新战略管理付诸实施，结果就出现了没能将个人的能力与战略管理实施任务相匹配的现象，甚至将一些管理能力、技术能力不强的人推上了重要的工作岗位。而另外的一些企业片面追求员工的高学历，将这些人才招聘到单位后却不能充分发挥其作用，甚至还有高才低就现象发生，使得员工的工作激情颓减。这两种情况所带来的后果就是战略管理实施会偏离正确方向，企业不仅实现不了战略管理规划，还有可能给企业带来重大损失。()

（四）战略管理控制滞后

我国企业战略管理控制存在的主要问题就是战略管理控制和评价不能持续进行，评价显得过于迟钝。企业在制定自己战略管理的时候，不管考虑得多么周到，但由于市场瞬息万变，正所谓变化快于计划，因此必须适时客观有效地对战略管理进行控制，采取相应行动使战略管理不偏离方向。但是国内企业习惯在特定时期的期末或在问题发生后才对实施的战略管理作评价和修正，总结出几大错误却又于事无补。此外战略管理评价方法滞后，难于时代接轨也是一个突出问题。当今的商业竞争如此激烈，战略管理决策者不得不扩大范围并在越来越大的不确定性中进行战略管理决策，而在各种竞争场合通常是拥有最佳信息的一方获胜。随着数字时代的到来，各种信息技术大量涌现，企业只有紧跟时展的步伐，才能快速获取第一手的信息，从而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取得主动。但是，我国许多企业的战略管理评价要么是召集几个专家进行研讨，要么是企业内部进行的零散报告，这两种情况都很容易流于形式。并且这种战略管理评价是静态的，完全跟不上当今信息时代企业内部和外部环境变化的速度，所以企业也无法有效及时地采取纠正的措施。

二、完善我国企业战略管理的对策

（一）企业战略管理的制定要结合企业实际

企业规模扩大并不等于规模经济。那种认为通过利用各种资产手段将劣质资产大量纳入自己企业并在短时期内迅速膨胀就构成“规模经营”格局的企业领导应该避免急功近利的思想，不要老想着实现快速增长，尽快追赶上领先自己的竞争对手。企业在制定战略管理目标时，应从企业实际出发，不能片面求大。实际上，企业规模只有与其所拥有的资源能力相适应时，才能发挥规模效应。企业决策层如果能用战略管理眼光进行观察分析，最大程度地利用外部环境提供的机会和内部优势，同时使环境对企业的威胁和内部不利因素降到最低，那么企业完全能靠适合本企业的战略管理得到稳定发展。在制定战略管理时，首先要发挥自身优势抓住机会的战略管理；其次是发挥优势避开威胁的战略管理；在其次是克服弱点抓住机会的战略管理；最后是尽量克服弱点避开威胁的战略管理。

（二）根据战略管理的需要调整和完善企业组织结构

建立与组织发展战略管理相适应的企业组织结构，应本着“适才适用，精于高效，优势互补”。的原则，使企业的组织结构在分工和整合上能体现生机和活力，提高工作效率，发挥各方面的显能和潜能，及时对市场经济做出反应，这就要求企业的组织结构必须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建立与战略管理相适应企业组织结构还应取决于企业采取什么样的战略管理，一般来说，如果企业面对的是狭小的市场和单一的产品，其战略管理目标是在足够满意的水平上继续经营，实现企业的长期稳定，其组织结构就应该有足够的刚性去实行集权式管理，即采取分工细致的职能结构以实现集中控制。反之，如果企业战略管理目标是在市场竞争中保持创新者的地位，并通过产品开发和市场开发寻求增长，则应该建立相对灵活的组织结构。只有企业的组织结构与企业发展的战略管理达到最佳配合时，才能有效地实现战略管理目标。

（三）建设与企业战略管理相适应的

加强企业文化建设，保证企业文化同企业宗旨、理念、战略管理目标的统一，是企业战略管理实施成功的一个重要环节。通过企业文化的导向、激励和凝聚作用把员工统一到战略管理目标中去是战略管理实施的保证。所以，企业文化应适应并服务于企业制定的战略管理。在制定新战略管理时，企业领导应该重视和保存现有企业文化中那些支持新战略管理的方面，当然企业现有文化中与新战略管理相矛盾的方面也应该得以确认和改变。事实上，改变企业的文化使其适应新的战略管理，通常要比改变经营战略管理使其适应现有文化要更为有效.改变企业文化的方法有很多，包括招聘新雇员、员工培训、调动和提升、榜样示范以及正面加强等。只有企业文化与企业战略管理相匹配相适应时，企业文化才能有效地推动战略管理实施，否则，它将对战略管理的实施起到一定的阻力作用。

（四）按照企业战略管理配置

企业战略管理目标的实现需要各种资源的合理配置，其中尤以的配置最为重要。如果没有做到将企业的员工的个人能力与战略管理实施的任务相匹配，设计得再好的战略管理都无法顺利实施，甚至会以失败结束。企业在实施战略管理以前，应该客观正确地评价企业员工的个人能力，避免在战略管理实施中才发现本企业员工的能力并不满足新战略管理的要求，出现一些所谓“赶鸭子上架”的现象。事实上，采用新战略管理或调整现行战略管理的企业正好拥有所需要的恰当的技能和人员是极其少见的。所以企业可以通过员工的调动与培训，扩大工作范围及招聘新的合适的员工来弥补这个不足，以杜绝高才低就和低能高就等现象的发生。

（五）建立科学的企业战略管理评价机制

企业需要时刻监测环境，对企业战略管理进行持续评价，企业战略管理一经确定并付诸实施，可能会遇到既定战略管理和变化的环境不一致，这种不一致会导致战略管理实施的过程和结果偏离原来的目标。战略管理评价就是分析在战略管理实施中出现的问题或潜在问题，及时采取措施以纠正偏差。企业发生战略管理危机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它往往有一个潜伏期，如果在这个时候没有能引起企业领导的注意，没有对其做出评价，当企业在外部或内部出现某种诱因时，战略管理危机就会爆发，令人措手不及。这就要求企业应该建立持续的战略管理评价的机制。同样，企业在进行战略管理评价时，决不能只做定性分析，应利用计算机进行综合的、统一的分析和经济的战略管理评价活动。利用计算机能为不同层次、不同类型的管理者制定各种形式的战略管理报告。企业资源计划、信息管理系统以及大量企业管理软件的应用可与定性分析结合起来，将大大提高管理评价的准确度。

参考文献

[1]范晔.战略管理在企业中的应用研究[J].商场现代化，2007，(12).

战略管制范文篇3

一、现代企业制度下成本管理模式的设想

长期以来，我国企业实行的是一种以计划价格为基础，以事后核算为重点，以完全成本法为内容的算帐报帐型的成本管理模式。这种模式可以说是过去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产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相适应。主要表现在：一是盈亏同企业无关，企业成本意识淡薄，损失浪费惊人，甚至不少企业虚盈实亏；二是成本管理方法和手段落后，没有真正形成科学的成本管理体系，缺乏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需要的管理方法和现代化的管理手段；三是成本管理的现状不利于企业转换经营机制，不利于企业成为市场竞争的主体，也不利于企业成本的宏观调控。这就要求对现行成本管理的方式、方法和手段进行改革，并建立新的成本管理模式。

建立新的成本管理模式，首先，要弄清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现代企业制度的特征和具体要求。只有对此有了深刻了解，才能很好地把握市场经济规律，自觉摆脱旧的观念，适应新的形势。其次，要学习西方国家应用市场经济规律，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成功经验，借鉴其关于社会化大生产的现代成本管理方法和经验，为我所用。第三，要保持鲜明的中国特色，要认清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异同，要从我国国情出发，创造具有中国特色的成本管理模式。

笔者认为，新的成本管理模式可以概括为：在微观管理上，要建立以企业为主体，以市场价格为基础，以制造成本法为内容，以低成本、高效益为目标，以全面成本管理为核心的现代成本管理体系；在宏观管理上，要建立以财务成本法规为引导，以合理利用和配置资源为目标，行政、法律和经济手段并用的宏观间接调控管理体系。

二、成本微观管理要建立现代成本管理体系

成本微观管理即企业成本管理。在我国，国有企业是国民经济的基层单位，是国家经济建设资金的主要来源。国有企业管理水平的高低，对于增强我国经济实力，促进四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企业要生存和发展，就要求产品有竞争力，技术有开发力，资产有增值力，在市场上有应变力，特别要从根本上改变我国企业素质低、产品质量差和成本高的现状，要具有现代化的技术和管理水平。企业管理现代化，就要求企业各项专业管理现代化。主要表现为以下五个方面：

1、成本管理思想革新化。传统的算帐报帐型成本管理模式只计算财务成本，不计算管理成本；只重视事后算帐，不重视事前预测和决策；只采用手工操作，不考虑先进的管理手段；只依靠企业财务部门，不注意发挥广大员工的积极性，因而难以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这就需要在成本管理观念上革新，要树立竞争观念、效益观念、经营观念、法制观念和开拓观念等新的观念。

2、成本管理组织合理化。这是管理现代化的保证。没有组织上的保证，企业就很难把现有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组织好，就不可能发挥最大的总体效益。成本管理组织化就是要求实行统一领导、分级管理的原则，要建立成本管理责任制度，保证目标成本的顺利实现。同时，还要按照成本管理的职能，建立科学的成本指标体系、成本核算体系、成本决策体系、成本控制体系和成本考核体系。

3、成本管理方法科学化。要总结我国成本管理的好经验，引进国外现代化成本管理方法，相互融合，发展提高。主要有目标成本管理、责任成本管理、厂内经济核算、本量利分析、价值工程、成本——效益分析、成本预测、成本决策、成本控制、班组成本管理、作业成本管理等多种方法。

4、成本管理手段电子化。在成本管理中，应用电子计算机，不但可替代一些繁重的事务性劳动，而且可以加速信息处理，便于建立成本管理信息系统，使管理人员及时作出正确决策。同时，还应推广应用先进的检测手段和显示监控装置，加强对物质消耗和流向的控制，为成本控制和计算创造条件。

5、成本管理人才专业化。要培养一支能够适应成本管理现代化需要的专业干部队伍。只有这样，才能推动成本管理工作不断前进，保证成本现代化早日实现。

总之，管理思想是灵魂，管理人才是关键，管理组织是保证，管理方法和管理手段是条件。这五个方面的内容应该配套，并同步进行，才能共同推动成本管理向着现代化方向迈进。

三、成本宏观管理要建立间接调控体系

成本宏观管理即成本的国民经济管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上，对于成本管理仍然需要从宏观上加强调控。

1、要建立成本法规体系，促进成本管理工作规范化。为了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1992年，财政部了《企业财务通则》、《企业会计准则》和行业财务制度与会计制度，对原来的成本核算和管理方法进行了部分改革。近年来，又颁布了一些具体会计准则，其中不少涉及成本管理的内容。现在应该尽快把成本法规体系建立和完善起来，使今后成本管理有法可依，力求做到制度化和规范化。

2、要通过社会审计，纠正成本计算不实和弄虚作假行为。当前成本管理上存在不少问题，成本计算不实，财经法纪松驰，乱摊乱挤成本现象普遍存在，有的甚至弄虚作假，偷税漏税，这就给成本管理增加了很多障碍。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国家要逐步建立财税监督、国家审计监督和社会审监督三者并立的经济监督体系。注册会计师审计要重点对成本法规制度的执行情况进行检查，纠正企业中成本计算不实和乱摊、乱挤成本等违法乱纪现象。

3、要有合理的经济布局，促使资源配置更加有效。我国各地自然资源条件不同，经济发展又不平衡，这就要求生产要合理布局，充分地利用自然资源和劳动力资源，减少不合理的运输费用，努力节约社会劳动。同时，还要考虑各地区工业生产专业化和各产业综合发展的正确结合。

4、要调整产业结构，促使生产专业化和协作化。我国产业结构尚不够合理，主要是农业基础比较薄弱，基础工业和基础设施发展滞后，加工工业规模偏大技术水平和专业化程度低，一般加工工业生产能力过剩。有些行业盲目发展，产大于需；有些行业产量低，不能发挥规模效益。这就要求宏观上加速产业结构调整，要以市场为导向，使社会生产适应国内外市场需求的变化。要重视生产专业化和协作化，以促使生产力的迅速发展和降低产品成本。

战略管制范文篇4

[关键词]零售企业效率型供应链反应型供应链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零售业的迅速发展令人瞩目，然而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零售业仍然存在着巨大差距。中国加入WTO之后，国外零售业巨头纷纷进入中国市场，中国零售业要直接面对国际市场的激烈竞争。而在经济全球化的市场条件下，企业与企业之间的竞争已经演变为供应链与供应链之间的竞争，沃尔玛、麦德龙、7-11等著名跨国零售企业在供应链管理的实践中取得了巨大成效，中国零售业只有尽快实施先进的供应链管理模式，才能在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获得生存和发展。作为一种集成化的管理思想和方法，供应链管理是围绕核心企业，通过物流、资金流、信息流等，将由供应商、制造商、分销商、零售商直到最终的顾客所组成的供应链连成一个整体的管理模式。目前，我国的众多零售企业对供应链管理的认识还仅仅停留在运作层面上，没有将其看成是企业战略实施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只有通过对供应链管理进行战略性思考，结合商品类型来构建供应链以获取战略匹配，才能使我国零售企业的供应链管理实施产生质的飞跃。

一、效率型供应链和反应型供应链

供应链主要有两类功能：物流功能和商流功能。供应链的物流功能是指以最低的成本将原材料加工成零部件、半成品、产品并将它们从供应链的一个节点运送到另一个节点；供应链的商流功能是指对市场需求做出迅速反应，确保以合适的产品在合适的地点和时间来满足顾客的需求。物流功能和商流功能都需要一定成本，两者构成供应链的总成本，其中物流成本主要包括运输、储存、包装、装卸、流通加工、配送等费用，商流成本则包括供过于求时的商品降价损失、供不应求时的缺货损失，以及由此而丧失的潜在顾客收入。一般意义上的供应链是在物流和商流这两个功能间的权衡，即反应能力与效率、成本水平之间进行权衡。

供应链管理是一种集成的管理思想和方法，在市场竞争日趋激烈、信息技术迅速发展的今天，供应链趋向于尽量缩短响应时间以满足不断变化的用户需求。在这种基于时间的竞争中，要求供应链运作模式与市场需求同步，不仅响应速度要快，而且要反应得柔性灵巧。供应链反应能力可用供应链完成以下任务的能力来度量：即是否能对需求的大幅度变动作出反应;是否能满足客户较短供货期的要求;是否能向客户提供较多品种的产品;是否能提供创新的产品;是否能为客户提供高水平的服务。供应链拥有的上述能力越多，供应链的反应能力就越强。然而反应能力的提高也必须付出成本增加的代价。例如，要满足需求量的大幅变动，就需要较高的库存水平，从而导致效率水平的下降。因此，每一种提高反应能力的战略都会付出额外的成本，从而降低效率水平，反之亦然。

效率型供应链是以实现供应链的物流功能为主要目标，即以最低的成本将原材料转化成零部件、在制品和成品，并最终送至消费者手中。效率型供应链面对的市场需求、产品特性和相关技术具有相对稳定性，因而供应链上的各节点企业可以关注于获取规模经济效益、提高设备利用率、降低生产、运输、库存等方面的相关费用，从而最大限度地降低产品成本。反应型供应链则以实现供应链的商流功能为主要目标，即对市场需求变化做出迅速的反应，这类供应链所提供的产品，其市场需求有很大的不确定性，或者产品生命周期较短，或者产品本身技术发展很快，或者产品需求的季节性波动很强。反应型供应链需要保持较高的市场应变能力，实现柔性生产，从而减少产品过时和失效的风险。供应链战略便是在供应链的反应能力和效率水平之间的平衡，零售企业一旦确定供应链战略之后，强调反应能力的供应链必须将其所有的职能战略设计用来提高其反应能力，而强调效率水平的供应链，则必须让所有的职能战略都用来为提高效率做贡献。

二、零售企业商品类型与供应链战略的匹配

零售企业的商品类型可以根据市场需求的特性划分为功能性商品和创新性商品。功能性商品是指那些用以满足基本需求、生命周期长、需求稳定且边际收益较低的商品，例如超市销售的各种日用百货、冷冻冷藏食品、常温加工食品等。功能性商品的生命周期长、需求稳定并可准确预测，从而使供求可以达到近乎完美的平衡，这使市场调节变得容易，其商流成本可以忽略不计，零售企业可以集中几乎全部精力来降低物流成本，通过与上游供应商的密切合作，加速库存周转，及时补充存货，采取高效率低成本的采购，对供应商的选择侧重成本和质量，根据市场预测保证均衡有效地满足顾客的需求，实现整条供应链的库存最小化和效率最大化。显然，功能性商品要求效率过程，经营此类商品的零售企业应当采用效率型供应链。

创新性商品是指在设计或者服务等方面创新的商品，例如时装、高档电器、时尚用品和奢侈品等。这些商品能够带来较高利润，但是由于其生命周期短暂和商品的多样化，需求却很难准确预测，并且大量仿制品的出现会削弱创新商品的竞争优势，企业不得不进行一系列的更加新颖的创新，从而使需求更加具有不可预见性。创新性商品具有的高度市场不确定性，增加了供求不平衡的风险，因此其主要成本是商流成本而非物流成本，需要零售企业根据市场的变化快速灵活地响应顾客需求。选择供应商要考虑的不是低成本，而是获得速度和柔性；库存和生产能力的关键决策不是使成本最小化，而是响应速度和灵活性，以最大限度地减少市场需求的不确定性给企业造成的损失。显然，创新性商品要求灵敏反应的过程，经营此类商品的零售企业应当采用反应型供应链。如果零售企业经营的商品是功能性商品却采用反应型供应链，或者经营的是创新性商品却采用效率型供应链时，其供应链战略就发生了根本性的错误，这时就需要重新设计供应链。

三、零售企业供应链管理战略的实施

1.识别零售企业的商品需求特性

我们可以从商品的生产周期、需求可预测性、商品多样性以及市场导入期与服务的标准等方面来识别商品的需求特性。一般来说，功能性商品的生命周期较长（两年以上），创新性商品的生命周期较短（3个月～1年）；功能性商品的品种较少（10～20种变形），创新性商品的品种较多（通常有上千万种变形）；功能性商品的需求预测偏差较小（10%左右），创新性商品的预测偏差较大（40％～100%）；功能性商品的平均存货率较低（1％～2%），创新性商品的平均存货率较大（10％～40%）；功能性商品的市场导入期较长（6个月～1年），创新性商品的市场导入期较短（1天～2周）；功能性商品的利润贡献率较低（5％～20%），创新性商品的利润贡献率较高（20％～60%）。利用这些判别标准可以有效地识别商品的需求特性。

2.实施零售商品类别管理

零售商品类别管理是指零售商以某一商品类别作为战略经营单位进行管理，集中精力传递和实现消费者的价值，以取得更好的经营绩效。具体来说，零售企业对经营的所有商品按类别进行分类，确定和衡量每一类别商品的功能、收益性、成长性等指标，并将商品类型区分为功能性商品和创新型商品。在此基础上，结合考虑各类商品的库存水平和货架展示等因素，制定商品品种计划，对整个商品类别进行管理，提高顾客的服务水平，实现整个商品类别的整体收益最大化。

3.按照商品类型分别采用相应的供应链战略

对于功能型商品应当侧重于降低物流成本，采用效率型供应链，实施有效客户反应（ECR）系统。从提高商品供应的效率入手，与上游供应商和制造商之间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建立相互协调的供应模式，零售商总部利用POS系统提供的商品销售信息，以及对销售量的预测，利用电脑辅助订货系统向供应商订货，由供应商或区域配送中心向各零售商店提供即时补货，拉动制造商进行产品生产，形成销售和配送的同步运转，共享物流设施和仓库资源，降低配送成本,最大限度地减少生产流通环节可能产生的各种浪费。对于创新型商品应当侧重于降低商流成本，采用反应型供应链，实施快速反应（QR）系统。从提高顾客响应的速度出发，与供应链各方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和合作机制，采用EDI电子数据交换技术实现供应链各节点企业的分工协作和信息共享，缩短商品的设计和生产周期，实施JIT生产方式，进行多品种中小批量生产和高频度小批量配送，降低供应链的库存水平，迅速地满足顾客的个性化和定制化需求，提高整个供应链的反应能力。

参考文献:

[1]马士华林勇:供应链管理[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0

战略管制范文篇5

关键词：核心竞争力战略管理

战略管理会计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加强和信息社会化的发展，企业的生存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如何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上求生存、谋发展，成了企业界日益关注的问题。战略管理会计的产生适应了企业战略管理的需要,为保持和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提供了充足的信息，战略管理会计已经成为企业战略管理所需要的决策支持系统。

一、战略管理会计的主要内容

（一）提供战略决策的信息支持。战略决策和一般决策的主要区别是对于市场环境变化的重视以及是否具有长远目标，要关注外部市场中顾客需求及竞争者实力的有关信息及变动趋势。如在北京奥运会的巨大商机面前，韩国企业界立即开始行动，规划三大战略，一是高科技战略，对华投资从过去的传统产业转为尖端核心产业；二是当地化战略，改变过去把在我国当地工厂当做单纯生产基地的作法，转为在当地完成或生产、销售、流通、再投资的全过程；三是知名度战略，在中国展开有关奥运会的各种赞助和促销活动，提高企业在中国的知名度。

（二）战略成本管理。战略成本管理。成本管理是管理会计的重要内容之一。它是一个对投资立项、研究开发与设计、生产、销售进行全方位监控的过程。战略成本管理主要是从战略的角度来研究影响成本的各个环节，从而进一步找出降低成本的途径。作业影响动因，动因影响成本。成本动因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与企业生产作业有关的成本动因；另一类是与企业战略有关的成本动因。相对于作业成本动因而言，战略成本动因对成本的影响更大。因此，从战略成本动因来进行成本管理，可以避免企业日后经营中可能出现的大量成本浪费问题。一般来说，企业可以通过采取适度的投资规模、市场调研、合理的研究开发策略等途径来降低战略成本。

（三）经营投资决策。战略管理会计是为企业战略管理提供各种相关、可靠的信息。它在提供与经营投资决策有关的信息过程中，应克服传统管理会计所存在的短期性和简单化的缺陷，它应以战略的眼光提供全局性和长远性的与决策相关的有用信息。战略管理会计在经营决策方面应摒弃建立在划分变动成本和固定成本基础上的本量利分析模式，采用长期本量利分析模式。战略管理会计以现实的现金流量为基础，更能反映企业投资的实际业绩，为企业注重持续发展提供有用的信息。

（四）人力资源管理。人力资源管理是企业战略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战略管理会计的重要内容。它包括为提高企业和个人绩效而进行的人事战略规划、日常人事管理以及一年一度的员工绩效评价。前者主要是人员招聘和员工培训方面的规划。战略管理会计的核心是以人为本通过一定的方法和技能来激励员工以获取最大的人力资源价值，并采用一定的方法来确认和计量人力资源的价值与成本，进行人力资源的投资分析。

二、战略管理会计的基本方法

（一）作业成本法。80年代以来，为了适应制造环境的变化，作业成本法应运而生。它是一个以作业为基础的信息加工系统，依据资源耗费的因果关系进行成本分析。即先按作业对资源的耗费情况将成本分配到作业，再按成本对象所消耗的作业情况将作业分配到成本对象。这就克服了传统成本计算系统下间接费用责任不清的缺陷，使以前的许多不可控间接费用，在作业成本系统中变成可控。同时，作业成本法大大拓展了成本核算的范围，改进了成本分摊方法，及时提供了相对准确的成本信息，优化了业绩评价标准。

（二）预警分析。预警分析是一种事先预测可能影响企业竞争地位和财务状况的潜在因素，提醒管理当局注意的分析方法。它通过对行业特点和竞争状况进行分析，使管理当局在不利情况来临之前就采取防御措施，解决潜在的问题。预警分析可分为外部分析和内部分析。外部分析主要分析企业面临的市场状况、市场占有率；内部分析主要分析劳动生产率、机制运转效率、职员队伍是否稳定等。

（三）质量成本分析。全面质量管理制度的实施，尤其是近二十年来，电脑化设计和制造系统的建立与使用，带来了管理观念和管理技术的巨大变化，适时制采购与制造系统应运而生。在此系统下，为了使产品达到零缺陷，企业非常重视质量成本分析。它主要分析质量成本的四个部分，即预防成本、鉴定成本、内部质量损失和外部质量损失。只有全面掌握与质量有关的成本信息，管理者才能进行正确的质量成本预算，借以转变目前重产量轻质量的观念。

三、战略管理会计的研究目标

（一）兼顾顾客和企业利益。战略管理会计主要是从顾客利益、企业利益和前途两方面着手，为战略管理提供信息。顾客利益包括：改进产品质量，降低产品成本和价格，从产品设计、生产、使用等生命周期诸环节上满足顾客需求，不断开发出市场需要的产品，注重售后服务，对顾客需求有更加灵活的反应机制。企业利益和前途包括：顾客需求即竞争者实力、战略成本管理、人力成本管理、长期经营投资分析等。过去的大部分IT厂商只注重产品和技术研发，早售后服务上却极少涉足，联想集团首先做了大量的市场调查，率先抓住这一契机，调整了自己的战略目标，企业重心逐渐向客户转移，从单纯的硬件产品供应商向提供应用和服务供应商转变，以“服务定制”策略实现客户导向，IT行业进入了一个以应用服务为主导的新时代，赢得了客户也赢得利润和市场。

（二）营造企业的核心竞争优势。战略管理会计的重要目标之一是营造企业的竞争优势，而企业的竞争优势又建立在相对成本对比的基础之下，企业应突破会计主体的限制，获得有关竞争对手的信息，了解相对成本，比如战略管理会计在传统预算编制项目的基础上增加了本企业与主要竞争对手的对比信息，将竞争对手的支出和其面临的本量利条件反映出来。相比传统管理会计把视野局限在一个企业主体以内，战略管理会计特别关注企业外部环境的变化，重点搜集有关竞争对手的信息，了解其相对成本，使企业管理者知己知彼，采取相应的进攻防御措施，通过占优势的相对成本和庞大的市场占有额，使企业保持长久的相对竞争优势。战略管理会计服从于企业的战略目标，而不能忽视企业的价值观念和非财务战略目标。战略管理会计正是通过对竞争对手的分析，运用货币和非货币指标，借助战略性业绩取得整体目标的一致性，增加企业的长期竞争优势。

（三）改进评价企业业绩的指标。传统管理会计忽略了相对竞争地位在获取投资报酬中的不可抵估的作用。事实上，企业持续稳定的盈利更多是来源于企业相对的市场竞争地位，这就要求将战略思想贯穿于管理会计的整个业绩评价之中，以竞争地位变化带来的报酬取代传统的投资报酬指标。战略管理会计应服从于企业的战略目标，而不能忽视企业的价值观念和非财务战略目标。战略管理会计正是通过对竞争对手的分析，运用货币和非货币指标，借助战略性业绩取得整体目标的一致性，增加企业的长期竞争优势。

四、战略管理会计与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关系

（一）战略目标的确定是培育企业核心竞争能力的基础

与传统企业相比，现代企业的发展必须具备发展的计划性、前瞻性和科学性，因此现代企业应制定一定的发展规划或战略。企业的发展战略是企业在一定时期内的市场定位、产品定位、资源定位、技术定位、战略定位的整合，企业只有具备一个完善而科学的发展战略，并组织实施、校正和管理其发展战略，以确保发展战略的科学合理、切实可行，才能为企业培育核心竞争能力提供最基本的条件。另外，战略管理会计运用动态的战略预算对企业现存和未来可获得资源进行合理配置，协调及整合企业内部的各种技术与技能，如核心技术能力、组织管理能力以及市场活动能力，从而为核心竞争力的形成提供有效要件。

（二）战略管理会计的外向性是保持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条件

战略管理会计不仅关注企业的内部运营，还时时关注企业外部环境的变化，并不断把外部信息向管理层反馈，从而为管理层随时调整战略目标，巩固和发展核心竞争力提供了信息支持。核心竞争力的最基本特征就是其异质性。如果核心竞争力不具备这种最起码的特点，就不可能成为企业的“核心”。在经济全球化的市场经济体系下，企业所面对的市场不再是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而是全球化的市场，在异质的基础上求“发展”，从“发展”角度出发，通过不断地发展，企业的“技术”才能始终走在科学的前沿，才能成为企业的“核心”。战略管理会计瞄准市场，着眼于“知彼”，即充分了解竞争对手，将本企业战略决策的分析技巧应用到外部竞争对手、供应商和顾客。从而能够使企业始终处于领先地位，为企业保持和提升核心竞争力提供了有利的保障。

（三）战略管理会计可以为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培植和提升提供信息支持

战略管理会计综合运用了财务和非财务指标对企业业绩和营运情况做出评价，能够更准确的把握竞争环境，为本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培植和提升提供信息支持。在竞争环境下，衡量竞争优势的不仅有财务指标，还有大量的非财务指标，许多非财务指标尽管不能直接反映企业的经营业绩，但对企业的长远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非财务指标的运用能更准确的反映企业在竞争中的地位、企业管理的有效性、企业产品的质量、顾客购买趋势和要求、产供销关系等。与传统管理会计相比，战略管理会计能够提供超越企业本身的更广泛、更有用的信息，特别是有关战略财务信息和经营业绩信息、竞争对手信息以及与企业战略相关的背景信息，如市场占有率、与战略成本有关的数据、企业经营业务、企业资产的范围和内容、产业结构对企业的影响等非财务信息。战略管理会计还特别强调各类相对指标或比较指标的计算和分析，如相对价格、相对成本、相对现金流量以及相对市场份额等等，使企业管理者做到知己知彼，采取相应的措施，保持和增强企业的竞争力。

参考文献

[1]安德鲁·坎贝尔、凯瑟琳·萨默斯·卢斯，1999：《核心能力战略》，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

[2]魏江等，2002：《企业购并战略新思维——基于核心能力的企业购并与整合管理模式》，科学出版社。

[3]李苹莉，1999：《战略管理会计：发展与挑战》，《会计研究》，第1期。

战略管制范文篇6

「关键词」企业战略战略管理理论学派

企业战略概念的演变

“企业战略”的概念是随着产业革命和经济的发展而逐渐形成的。18～19世纪伴随着产业革命，欧洲产生了以亚当。斯密、瓦特、斯图亚特等为代表的欧洲管理思想，以后在美国又出现了以泰罗为代表的科学管理学派。当时这些学者和管理者都是将思考的重点放在组织内部活动的管理上。到20世纪初，法约尔对企业内部的管理活动进行整合，提出了管理的五项职能。这可以说是最早出现的企业战略思想，哈佛大学的迈克尔。波特（MichaelPorter）教授将之称为企业战略的第一种观点。1938年，巴纳德（Barnard）在《经理人员的职能》一书中，首次将组织理论从管理理论和战略中分离出来，认为管理和战略主要是与领导人有关的工作。此外，他在该书中提出管理科学的重点在于创造组织的效率，其他的管理工作则应注重组织的效能，即如何使组织与环境相适应。这种有关组织与环境“匹配”的主张成为现代战略分析方法的基础，波特称之为企业战略的第二种观点。60年代，哈佛大学的安德鲁斯（Andrews）对战略进行了四个方面的界定，将战略划分为四个构成要素即市场机会、公司实力、个人价值观和渴望、社会责任。其中市场机会和社会责任是外部环境因素，公司实力与个人价值和渴望则是企业内部因素。他还主张公司应通过更好地配置自己的资源，形成独特的能力，以获取竞争优势，波特将其称之为企业战略的第三种观点。同一时期，美国学者安索夫（Ansoff）在研究多元化经营企业的基础上，提出了“战略四要素”说，认为战略的构成要素应当包括产品与市场范围、增长向量、协同效果和竞争优势。由此，战略管理理论的研究逐渐由单纯的组织内部转向组织与环境的关系研究。1965年，安索夫出版了第一本有关战略的著作《企业战略》，成为现代企业战略管理理论的研究起点。从此以后，很多学者积极地参与了战略理论的研究，形成了多种不同的流派，其中设计学派、计划学派、学习学派、定位学派、资源学派是影响范围最大，在战略管理理论发展过程中也最具代表性的学派。

企业战略管理理论的流派

1.设计学派

1962年，钱德勒（Chandler）在其所著的《战略与结构》一书中指出，企业的经营战略要适应环境的变化，企业的组织结构形成必须随企业的战略需求的变化而改变。根据这一观点，设计学派的代表人—哈佛大学商学院的安德鲁斯在1965年编写哈佛教科书时，提出了如前所述的战略的四种构成要素，充分考虑了企业的内外部环境对制定战略的影响。此外，他还把战略分为制定和实施两个阶段，认为制定战略就是围绕发展核心能力，在内外部进行平衡，实现匹配的过程。

设计学派认为战略制定是领导者有意识的但非正式的构想过程，并建立了知名的SWOT（Strength、Weakness、OpportunityandThreat）战略形成模型。这一模型也是计划学派的基础。该模型表明，形成战略最重要的因素是对外部因素和组织因素进行匹配。正如安德鲁斯所指出的那样，“战略是对公司的实力和机会的匹配。这种匹配将一个公司定位于它所处的环境之中”。因此，该模型考虑了企业面临的威胁与机会（外部评价）和企业本身的优势与劣势因素（内部评价）。

有关这一模型的主要假定也反映了该学派的主张：（1）战略形成应当是一个受到控制的有意识的思想过程。因此，企业组织既不能靠直觉发展战略，也不能以自然形成的方式实现。相反，企业组织应当经过尽可能仔细慎重的考虑才能形成战略。（2）主要的领导人应当承担整个战略形成过程的责任。他不承担具体战略计划的制定工作，但他应当是整个战略计划的设计者。（3）制定战略时，必须经过充分的设计。在勾画和选择了某种特别的战略，即完成“决策”过程之后，制定过程也就告以结束。（4）战略应该是清晰的、易于理解和传达的。正如通用电气公司的一名计划人员所说的那样，“一个好的战略应当能用两页纸说清楚。否则，就不是一个好战略”。因此，战略必须简明扼要。只有这样才能对其进行争议或检验，使其不断得到改进。同样，战略的形成模型也应当是简单的。

设计学派对于战略管理理论的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尤其是SWOT模型的建立充分体现了组织内外部关系对制定战略的重要性。但是，设计学派将战略管理静态地划分为两个阶段，从而割裂了战略形成和实施间的动态联系，只能是对管理现实的初步反映。

2.计划学派

计划学派与设计学派的出现时间大体相近，其最早的代表著作当属安索夫1965年出版的《企业战略》。安索夫提出，战略应当包括四个构成要素：（1）产品与市场范围，即确定企业在所处行业中的产品与市场的地位。（2）增长向量，企业经营的方向和趋势。（3）协同效果，即“大于由公司各部分资源独立创造的总和的联合资源回报效果”。在各业务间存在资源、技术、管理和价值链活动的各环节间的匹配关系时，可以实现各因素的联合、共享和节约，产生2＋2＞4的效果。（4）竞争优势，是指企业及其产品和市场所具备的不同于竞争对手的能够为企业奠定牢固竞争地位的特殊因素。这不仅发展了战略理论，而且对当时西方企业的管理活动以至现在的企业管理都起到了很重要的指导作用。从战略要素的内容可以看出，设计学派和计划学派都将市场环境、定位和内部资源能力视为战略的出发点，并且这两个学派对于战略形成的看法也是很相似的。

不同于设计学派的是，计划学派认为：（1）战略的形成应当是一个受到控制的、有意识的、详细具体地正规化的过程。该过程可以分解成几个主要的步骤，每个步骤要考虑大量的因素和各种技巧。（2）原则上是由主要领导人承担整个过程的责任。在实践中，则由计划人员承担实施的责任。（3）需要详尽清楚地阐明这一过程形成的战略，以便具体地落实目标、预算程序和各种运作计划，并加以实施。

在此观念指导下，计划学派在最大程度上追求战略决策过程的正规化，条理化。相对于设计学派那种松散的战略形成框架，计划学派则列出了一系列精心设计的步骤和必须考虑的因素。安索夫最早描绘的战略计划模型使用了57个小方块和大量的箭头及图解详细地描述了战略决策的过程，充分地体现了这一点。在以后的十年中，计划学派的理论得到广泛的推广。在斯坦纳（Steiner）、艾考夫（Ackoff）等人的推动下，该理论进一步与实践相结合，产生了如经验曲线、增长一份额矩阵、市场份额与获利能力的联系（PIMS）等概念和研究方法，大大丰富了战略管理理论。

3.学习学派

计划学派的战略过程是制定战略—战略实施—实现战略的过程。但根据对战略过程和效果的研究，在现实中，许多企业组织预先制定的战略并未得到实现，却实现了一些没有经过正式制定过程而自然显现的战略。由此，70～80年代的那种计划观点越来越受到怀疑和批评，许多学者开始研究组织的有限理性，政治、权力和选择中出现的机会以及战略实施中的变化，并将重点放在组织在不可预测的或未知的内外部因素约束下的适应性上，逐渐形成了学习学派。这一学派各观点的代表人物和著述很多，主要观点有：

（1）自然选择观点。这一观点认为组织所处的环境具有很强的力量和不可预测性，任何综合性的战略都难以应对。因此，在不断的冲击中，组织不得不进行反应，仅靠计划是难以适应的。同时，从内部来看，组织所拥有的资源、文化、权力中心、流程和系统都各不相同。在同样的环境下，这些因素的不同组合所产生的效能也不相同，从而导致有的企业能够生存，有的则走向灭亡。

（2）逻辑渐进的观点。这一观点认为组织和环境非常复杂，战略家们无法制定出一套全面综合的可供企业选择的方案，并且人类的能力和行为降低了数学优化结果的准确性，无法使企业挑选最好的方案。因此，计划法并不能切合管理的实际，应当实行“逻辑渐进主义”，即高层管理人员首先确定其组织的未来发展目标，然后通过不断调整其核心业务，控制新的经营范围的增加而达到目标。

（3）文化和政治的观点。这一观点认为组织文化作为一种由许多个体长期形成的共享信念或组织特点，会主宰管理人员的战略决策，并且很难迅速改变。组织可以借此应对不确定性。但这种文化也约束了管理人员的思想，阻碍了组织的变革和对变化的适应。组织中的政治因素则会导致属于不同政治团体的决策者从各自利益出发进行战略决策。因而文化和政治都是战略研究中不可忽视的因素。

（4）想象的观点。这一观点认为，有些理性的分析方法和技巧在应对组织内外部环境的变化时是难以发生作用的。因此，高级管理人员决策时，应该凭借自己的直觉和想象。这是战略制定中不可忽略的重要成分。特别是，当外部环境发生间断性的变化时，领导人的想象更为重要。这些高层管理人员很难再依靠正式的系统帮助决策，而要依靠自己的经验，直觉地寻求机会。

总之，学习学派实际是将战略视为一个复杂的、进化的、渐进的、文化和政治的、想象的过程，这些为高层管理人员的决策提供了更全面的视野。

4.定位学派

该学派是以哈佛大学商学院的迈克尔。波特教授为代表的一个学派。波特深受以美国的梅森（Mason）和贝恩（Bain）为代表的产业结构学派的影响，1980年，他提出，企业在考虑竞争战略时必须将企业与所处的环境相联系，而行业是企业经营的最直接的环境；每个行业的结构又决定了企业的竞争范围，从而决定了企业的潜在的利润水平。在这种思路下，企业战略的核心是获取竞争优势，而获取竞争优势的因素有两个：一是企业所处行业的盈利能力，即行业的吸引力；二是在行业内的相对竞争地位。因此，企业要获得竞争优势就必须选定有吸引力的行业。这就是说，战略管理的一项首要任务就是选择有着潜在高利润的行业。围绕这一命题，该学派采用了各种方法和技巧，分析企业所处行业的状况。其中，最著名的方法是波特行业五种竞争力模型。这一模型说明行业的盈利能力主要取决于供应商、购买者、当前的竞争对手、替代产品及行业的潜在进入者五种因素。企业需要考虑的第二个战略任务就是如何在已选定的行业中进行自我定位。企业的定位决定了其盈利能力是高于还是低于行业的平均水平。在行业不理想、平均盈利能力低的情况下，定位适当的企业仍然可以获得较高的盈利。此时，企业可以结合具体形势，选择适当的战略，以增强或削弱其在行业内的竞争地位。低成本、差异化和集中等三种战略则为最常用的一般战略。波特教授在其80年代出版的两本著作《竞争战略》和《竞争优势》中详尽地说明了这种战略过程。

相对于战略的制定过程，该学派更集中于对战略内容（差别化，集中，低成本等）的研究上。它在战略形成方面的意义在于，在制定战略时给出了分析的一种优先顺序，使企业可以在行业的范围内系统考察所面临的机会和威胁，合理选择适用的战略。此外，定位学派将战略分析的重点第一次由企业转向行业，强调了外部环境的重要性，并且为战略的选择过程提供了诸如公司地位、行业吸引力矩阵、价值链分析等极为有用的分析技巧，有效地指导了企业的实际经营活动。

5.资源学派

早在1937年，科斯（Coase）就提出，“通过形成一个组织并运用某些权力指导资源的运用，就可以节省某些市场成本”，这是对企业资源最早的认识。后来的设计学派、计划学派也都将内部资源的培养和管理视为企业健康竞争的基础因素。80年代，库尔（Cool）和申德尔（Schendel）通过对制药业若干个企业的研究，进一步确定了企业的特殊能力是造成它们业绩差异的重要原因。1990年，普莱哈莱德（Prahald）和哈默（Hamel）在对世界上优秀公司的经验进行研究的基础上提出，竞争优势的真正源泉在于“管理层将公司范围内的技术和生产技能合并为使各业务可以迅速适应变化机会的能力”。90年代，随着越来越多的企业因发展核心竞争能力而获得效益，资源学派也日益受到人们的关注。该学派认为，每个组织都是独特的资源和能力的结合体，这一结合体形成了战略的基础。另外，该学派假定各个公司的资源和能力是各不相同的，同一行业中的公司不一定拥有相同的战略资源和能力。这样，资源差异性和公司利用这些资源的独特方式就成为公司竞争优势的来源。因此，战略管理的主要因素是培植企业对自身拥有的战略资源的独特的运用能力，即核心能力。

作为竞争优势的源泉，核心能力可以外生出许多以其为中心的技术、产品和行业，从而可以为企业提供进入和退出多个市场的潜在途径，使其可以在更多的市场中获得强有力的竞争地位。例如，本田公司在引挈和牵引动力系统方面的核心能力就使该公司在轿车、摩托车、割草机和发动机行业中也具有特别的优势。核心能力实际上是企业在特定经营中的竞争力和企业的多方面技能、互补性资产和组织运作机制的有机融合。企业的核心能力不同，产生战略的基础就不同，也就会产生不同的竞争战略。企业选择战略的原则应当有利于最大限度地培养和发展核心能力。

此外，核心能力的形成并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需要不断地积累战略制定所需的各种资源，不断地创造、学习和磨练。只有达到一定程度后，企业才会通过一系列的组合和整合形成自己独特的、不易被人模仿、替代和占有的竞争能力，获得持续的竞争优势。

随着组织向“复杂的适应性系统”转变，资源学派形成了90年代的战略管理思维。但是，在看到资源学派对战略管理理论的贡献的同时，也要看到其不足之处。资源学派过于单一地强调资源的建设，而不顾企业在动态环境中的市场定位，会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企业的竞争力。

战略管制范文篇7

我国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从政府管制方式改革的角度撕开了传统体制的铁幕，对于推动我国政治行政体制改革的发展具有极大的意义。然而，由于改革是在缺乏系统性制度变革的背景和行政领导简单“命令式”的强力推动下进行的，改革中也存在诸多难以克服的问题和缺陷。这主要表现在：

1.改革目标不明确，以非理性、非规范的方式进行。在各地一哄而起的改革中，改革者往往对改革的目标定位，审批改革的范围，以及审批项目的撤立、增减的标准不明确，缺乏整体的设计和统一的标准。各种改革措施或机构往往是临时设置的，随意性、反复性和变动性很大，影响了改革的效果。

2.重数量、轻质量，形式主义严重。各地改革都是在行政领导的强力推行下进行的，往往缺乏对改革的理性设计和明确的规范，改革的功利性取向十分明显。各部门为保护自己的既得利益往往采取各种“对策”、“怪招”来对付上级的压力，改革过程往往呈现改革者和改革对象之间的谈判和讨价还价的“博弈”，导致改革沦为缺乏实质内容的形式主义，或表现为扭曲和无效。这主要表现在：

(1)为减少而减少，追求削减数目和比例的最大化，玩弄数字游戏。

(2)改头换面，变相管制，换汤却不换药。

(3)边减边设，以这样那样的理由设立新的审批项目，而且改革风潮一过，又马上收回已取消的审批权。

(4)减完了事，无后续措施，完全放弃政府管理责任和服务责任。

3.改革不够深入。各地改革大都停留在低层次的水平上，不能从根本上动摇“条块分割”的行政管理模式，改变传统的行政命令和行政干预方式，不能对如何改善政府服务质量和公民参与问题作出回应。

4.改革没有实现行政文化的转型。审批的滥用往往与传统体制下人们形成的管理观念有关，人们习惯于依赖政府的管制。这种顽固的管制文化使得公务人员往往习惯于管制，依赖于管制，缺乏一种服务意识，不能放下官架子，不愿意屈身聆听“顾客”声音，做到为民着想，为民服务。

5.改革存在不协调、不配套、上下左右脱节的问题。当前的改革主要停留在省、市一级，地区之间、部门之间措施不配套，上下左右改革不统一。而且，由于改革是单兵突进，政府职能没有根本转变，管理体制没有转型，机构没有精简，各种法律、制度也不健全，因此改革措施的推进显现十分的艰难，甚至出现多次的反复。

二、改革的内在理念和趋势

审批制度改革决不只是政府审批项目的增减，它涉及到政府职能内容、方式的转变和管理体制的转型，涉及对传统的管制型政府模式的根本变革，改革所应该达到的最终目标是实现政府职能方式和管理体制的全面转型。因此，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要突破困境，就必须摆脱改革的低层次徘徊的局面，全面冲破管制行政的桎梏，实现政府管理模式的更新，构筑服务型政府。

构筑服务型政府是我国政府管理方式转型的主导趋向。所谓服务型政府，是“在公民本位、社会本位理念指导下，在整个社会民主秩序的框架下，通过法定程序，按照公民意志组建起来的以为公民服务为宗旨并承担服务责任的政府”。政府管理方式从管制型到服务型模式的转变，实际是由政府本位、官本位和计划本位体制向社会本位、民本位和市场本位体制转变，从无限政府到有限政府的转变。因此，构筑服务型政府必须实现政府职能内容和管理理念的全面更新，而这不仅需要对传统体制进行扬弃，而且要注意吸收和借鉴西方政府再造和顾客导向改革的合理经验。据此，笔者认为，构筑服务型政府应树立以下几个全新理念：

1.政府不是全能的。政府不能代替市场和社会，政府应是以市场、社会为前提的功能补位性行政或助动式行政，政府是对市场及社会功能缺陷的替补，是市场调节和社会自治的剩余物。

2.管理不只是管制。服务型政府并非取消管制，只是这种管制是有限度的，受法律严格约束，有固定的范围、程序和明确的责任机制，是为服务而管制，而非为管制而管制。政府应该在政策法规制定、监督、调控和提供各种服务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

3.服务可以与管理分开。政府不应该垄断公共服务的生产，完全可以通过责任承包、公开竞标、合同出租或与人合作的形式交给私人机构、独立公共组织和执行机构去经营，并引入竞争机制，而政府的精力应集中于制度创新、制度实施和监督、营造有利的整体环境上。这种角色分开、功能分离的改革取向亦即西方改革所倡导的“掌舵和划桨分开”。

4.公共服务主体应多元化。面对一个充满复杂性、动态性和多元性的环境，政府已无法成为唯一的治理者，它必须与民众、企业和非营利性组织一起来共同治理。公共服务主体应该是一个由政府部门、私营部门和第三部门等参与者组成的多中心的合作网络，政府不再是享有独一无二权力的行动者，其作用正从高高在上的权威分配者、规制者和公共物品唯一的提供者转变为利益调解者、激励者和合作者。

5.以公民为中心而非以权力为中心。在服务型政府中，政府不再是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封闭的、自我服务的官僚机构，而是“顾客驱动的政府”，权力本位变为顾客导向，致力于以“无缝隙”的方式满足公民的多样化和个性化的需求，提升公共产品和服务的价值，追求零顾客成本。

6.控制机制以结果为本而非层级为本。服务型政府应该是以结果为导向，通过顾客和过程，强调积极的目标、具体的结果与产出，强调工作的实际结果、预算和绩效并重。它是外部取向的，注重产出显示和绩效评估。

7.重在文化意识的重塑。构筑服务型政府关键在于重塑行政文化，铲除管制文化的舆论和心理基础，创建“顾客导向”的公共服务文化，树立“公仆意识”、“服务意识”、“顾客意识”，即要站在顾客立场思考，一切从顾客需要出发，一切以顾客的需求为转移，将顾客视为组织的主要资产，把顾客满意作为政府服务质量的核心，与顾客建立长期的互动关系。

三、改革理念的战略工具选择

由上所知，我国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实质上是政府职能方式、权力结构和管理模式的改革。改革应注入一种新的理念，即从管制到服务，并通过战略工具的选择来演绎这些理念。惟有发挥这些战略工具的杠杆作用，才能触发整个体制的变革，改变管制型政府的DNA。故以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为契机，通过战略工具选择，从实体上构筑服务型政府，是摆脱当前改革困境的根本出路。

1.核心战略：转变政府职能。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关键在于对政府职能的定位，要明确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根据世界银行《1997年世界发展报告》对政府职能定位的描述，一个有效政府不应该是主宰社会，而应该是“鼓励和补充私人企业和个人的经济活动”；不是作为增长的直接提供者，而是“合作者、催化剂和促进者”；“政府行为应集中于对各种起关键作用的核心公共活动”，包括建立法律基础、保持非扭曲性的政策环境、投资于基本的社会服务与基础设施、保护承受力差的阶层、保护环境等。很明显，政府职能都是助动式或补位性的，属于“服务”的范围。

(1)对于那些政府“不该管、管不了、管不好”的事项，政府应坚决“退位”。凡是通过市场调节能够解决的，应当由市场解决；凡是通过中介组织、行业自律能够解决的，政府不应进行干预；凡是可以通过招标、拍卖形式进行分配的事项，政府不再进行审批。

(2)对于那些政府应该管制的事项，应该予以严格限定，通过法律法规对行政审批的范围、设定权、标准、程序、监督和责任作出明确规定；并应端正管制的出发点，要为服务而管制，把管制纳入服务的框架之中。

(3)对于那些政府应该管理，但却不须管制的事项，就必须转变管理方式，如降为核准或备案，同时要加强引导、调控、监督和咨询等。

(4)对于那些政府应该管却没有管或没有管好的事项，政府必须及时“补位”。我们应该“正位”政府职能，开阔视野，走出“为管制而改革”的循环，着眼于充实政府的服务职能，如社会保障、基础教育、环境保护、社会弱势群体扶助等。当然，这些服务不一定都由政府直接生产，直接提供，可以采用公私合作的方式或通过政府购买，来提供给社会。

2.结果战略：以结果为本、注重绩效管理。实行结果为本，通过可测量、明确的产出和结果，追求经济、效率、效能和公平的统一。结果导向的改革可以通过把公共组织推向市场，可以采用合同制在公－私之间、公－公之间制造竞争环境，也可以利用绩效评估、业绩奖励来激励公共组织。在审批制度改革中，激励机制的建立十分重要，应通过实行审批与收费分离的制度，把行政收费纳入预算管理，矫正歪曲的利益机制；在审批过程中引入反馈机制、评估机制，对审批的成本、效益、顾客满意度进行评估。

3.顾客战略：顾客为本、顾客主权。顾客战略解决的是公共服务中的责任问题。它要求政府将普通公民的角色由被动的管理对象转变为主动的“顾客”，政府活动和公务人员不应只向上级负责，而应围绕顾客的需求进行，为顾客的利益负责。促使公共组织对顾客负责的途径有三种：让顾客选择公共组织(choiceofpublicorganization)，顾客掌握资源前提下的竞争性选择(competitivechoice)和顾客质量保证(customerqualityassurance)。在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中，可以选择顾客质量保证的途径来贯彻顾客战略。通过努力确定顾客范围，聆听顾客声音，制定服务标准，加强与顾客之间的交流与沟通，建立补救制度，为顾客提供全方位和高质量的服务。

战略管制范文篇8

关键词：一带一路；战略；境外投资；法律风险；管理

“一带一路”战略给我国的企业带来了千载难逢的良好机遇，这意味着我国境外投资面临着更加广阔的市场和更多的机会。目前，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双边贸易和合作项目都在稳步增加，带来了巨大的产值和投资机会。改革开放以来，国内企业积累了丰富的市场经验和较好的产业资源，技术水平也较为先进，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具备良好的合作历史，这为下一步的合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所以，我国企业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合作前景令人期待，企业要抓住这难得的历史机遇，苦练内功，积极进行境外投资，而针对境外投资中有可能存在的法律风险则应积极进行预防，并加强与沿线国家企业的合作交流，充分发挥实施“一带一路”战略的主体作用。

一、“一带一路”战略下境外投资的法律风险

（一）外汇管制的风险。首先，在境外投资的过程中，容易受到外汇管制的影响，如果投资国不严格进行外汇管理，那么其对应的通货膨胀会比别国厉害，一个国家的通货膨胀严重，该国的汇率就会处于疲软状态，人们大量抛出该国货币，外汇市场就更近一步的下跌，该国的货币贬值的就更加厉害。如果情况相反的话，货币就会升值。再者，国际收支也会引起汇率变动。如果一个国家的国际收支是逆差，那么外汇市场对外汇需求就多，该国的外汇需求相应就要减少，结果就是外汇汇率上升，本国汇率下降，如果是相反情况，该国的国际收支是顺差，汇率就会上升。因此在一带一路境外投资的过程中，针对外汇管制存在的风险应积极予以规避。（二）海外环境复杂的风险。海外国家的政策法规、商业环境、人文传统、政治因素、社会环境等都比较复杂，相关的法律体系和行业标准与国内迥异，企业要实现境外投资，就需要做好相关的准备工作，要具备较强的适应能力。而且部分国家在某些产业上采取一定保障措施后，我国境外投资企业的积极性被极大地挫伤，一些企业在接国外订单时变得谨慎小心，放不开手脚，对可能面临的风险极为忧虑。一些国外采购商对我国的采购和投资会撤出和转移，流向其他的国家，这损害了我国境外投资企业的生产经营状况，对我国的经济发展是一种损失。

二、“一带一路”战略下境外投资的法律风险规避建议

“一带一路”建设对于中国经济和沿线国家经济的发展都是巨大的历史机遇，但在发展过程中存在的一定法律风险，针对目前存在的风险应采用规避措施。（一）外汇管制风险法律规避。我国要结合自身实际情况，综合境外投资国家在汇率改革与世界经济发展走势，慎重的做判断下结论，不能盲目的实行境外投资，尤其要避免汇率在短期内实现大幅度的提升。一方面要系统了解东道国在外汇管理方面的制度，确定其具体采用外汇管制形式，而在一带一路周边的国家中并非所有国家都实施严格外汇管理政策，我国需严格按照当地政策进行境外投资，结合国内的支持政策真正实现走出去，针对其汇率变化也应采用外汇避险或期货避险形式来予以防范。（二）境外投资环境复杂的法律规避。一带一路境外投资环境复杂，部分国家对某些产业实施了投资管制，尤其是在高新技术产业上，针对这一点我国应认真研究它们的法律及政策，寻求突破之道，并且要制定详尽的规划和法规制度，以此作为国内应对境外投资风险的行动纲领和指南。这些法规的制定要进行扎实的社会调研，广泛而深入地听取行业、专家、企业、民众的意见，明确政府部门的责、权、利，确保遇到高新技术壁垒时能从容应对，以维护国家利益，降低或规避相关风险。虽然在一带一路周边国家中，有部分国家对高新技术产业的管制有限制，但是还是有一些特点可以利用。比如各国对零部件和整机的出口管制政策是不同的，同样一件设备，出口或者租赁的管制程度也不同。所以我国如果在某一些高新技术产业投资时，受到了东道国的管制，可以在投资时将设备化整为零，对于不能投资整件设备的选择投资零部件后聘请专门的技术人员进行组装，对于急需的产品可以通过租赁的方式解决急迫的需求。（三）积极通过辅助政策鼓励境外投资。在一带一路发展的过程中，我国政府在境外投资法律政策上给予更多支持，例如在税收方面予以优惠，切实的把鼓励境外投资优惠政策落实到位。我国企业自身也应该多主动去与外商建立合作关系，借鉴别人的成功方案，改善自己的不足之处。我国应意识到在本国资源相对有限的情况下，与周边国家合作，这样一来解决了本国土地用于生产的紧张问题，二来还能享受到境外投资的各种福利政策，不失为一箭双雕，还能有助于我国与当地建立通商合作关系。这种通商关系的建立其实就是所谓的跨国公司，结合自身的实际情况实现高效境外投资模式。

三、结语

“一带一路”承载着我国全面开放、统筹发展和伟大复兴的重要历史使命，对于中国和沿线国家一道重现和续写古老丝绸之路的辉煌都具有深远的意义。但与此同时也存在着一定法律风险，针对这些风险应予以规避，从而促进一带一路更好发展。

参考文献：

[1]曾秋梅,张义伟,王艳.“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滇越农产品外贸物流分析[J].物流技术,2015，(23).

战略管制范文篇9

一、问题的提出

为防止军品和军民两用品(既可以民用，也可以军用)的出口危害本国安全，现代国家对这类产品的出口都会施行不同程度的管制，以尽量保证本国获取商业利益的同时，避免或降低国家安全利益被破坏的可能。

对于国家来说，此类出口管制的核心是平衡出口的经济利益与管制的安全利益。此外，作为对外政策的一部分，出口管制还受到国际结构、国家间政治关系(包括外交)、意识形态、国内政治等因素的影响。

在已有的相关出口管制研究中，对安全因素及政治、外交因素讨论比较多。而对经济因素的分析则比较少。而这较少的涉及经济因素或从经济角度讨论出口管制的研究又存在明显不足，因为它们试图综合考察经济与安全因素。将一个国家的经济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其结果只能是考察总体经济状况对国家总体出口管制政策的影响。按照这一逻辑，随着国家经济的变化。一个国家要么全盘加强出口管制，要么全盘放松出口管制，这显然不符合实际。因为一个国家总体经济状况没有显著变化，但是对同一产品(军事价值没有变化)的出口管制政策却可能发生变化。比如，近些年来美国放松了对华的核出口管制政策，允许美国企业投标为中国兴建核电站。从国家总体经济的角度这难以解释。因为此间美国总体经济情况并没有显著变化。当然，从安全的角度这也是难以解释的，近些年决定安全因素的军事价值与两国安全关系在中美核贸易上没有明显变化，期间美国国内政治、意识形态等因素在此问题上作用不明显。

因此，本文拟从比较微观(具体)的层面对出口管制予以分析，以深化相关研究，对有些现象作出解释，以加深我们对出口管制的理解。

根据产品的特性，我们可以将受管制产品细分为两类：一类是初级产品，这类产品技术含量较低，如既可以用于制造核武器也可以用于建造核电站的铀矿：另一类是高技术产品，如武器特别是高精尖武器、航空航天产品、高性能计算机、新能源技术等等。从战后各供应国与相关国际机制的管制清单来看，出口管制主要涉及高技术产品，而这些产品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具有很强的规模经济效应。

二、高技术产品的规模经济效应与内在要求

所谓高技术产品的规模经济(EconomiesofScale)效应，是指随着高技术产品生产和经营规模的扩大而单位成本不断降低(单位收益不断递增)的特性。其原因至少有两点：首先，高技术产品生产具有极强的静态规模经济效应，即研究开发(R&D)与固定生产成本很大，进入门槛很高，而生产的产品数量越多，单个产品的成本越低。有研究表明，一般高科技企业用于研究与开发的费用占其产品销售额的比例达10％至30％，平均为其他产品的10至20倍，航空、航天这些战略性产业的研发成本比例甚至更高。据分析，研发成本占到航空航天产品总固定成本的2/3。一架现代商用喷气式飞机的研发成本一般为40亿至60亿美元(RichandR.Nelson,1982)，有的甚至更高，如空客A380的开发成本为100亿英镑。美国与英国、意大利、荷兰等国家正在联合研制的F-35联合打击战斗机的研发费用高达220亿美元(美国1997财政年度数字)(Bolkcom,2006)。其次，这些两用品生产具有很强的动态规模经济效应，即强的学习效应(1earningeffects)。例如，一架现代商用飞机包括上百万个零部件，涉及广泛的领域，如材料、推进、电子、水力、空气动力等等。这么多的零部件组装在一起，时间是非常关键的。即使有些零部件可以事先组合在一起，但大量的部件需要在仔细的协同工序中有序、正确地安装。航空产品生产得越多，生产者的生产速度就越快、生产成本就越低、生产质量就越高。

由于技术、资本的投入要求很高，市场风险性很大，这些产品生产与销售中，从来不存在完全自由竞争的市场(彭斯达，2000)。第一，高技术产业属于知识密集型产业，无形的知识、技术成为最主要的投入要素，而知识、技术受到保密和知识产权制度的严格保护，其他厂商难以获取，这就构成了极高的技术性市场进入壁垒，从而大大地限制了竞争，使厂商获得了一定程度的市场控制力，这就导致高技术产品市场具有了不完全竞争性。第二，高技术产业往往具有高投入性。高技术产品需要大量的前期投入，尤其是研究与开发投入，而这些投入属于沉淀成本。投入水平的差别将影响新产品进入市场的速度以及企业在竞争中能否战胜对手，较大的投入往往会将实力有限的企业排斥在竞争之外，从而产生不完全竞争性。第三，高技术产业往往具有高风险性。一般说来，企业的研究与开发能否成功，新产品是否能为消费者所接受，以及潜在的市场容量能否足以弥补前期所投入并获得盈利都具有极大的风险性，而只有那些实力雄厚的大企业才能具有较强的抗风险能力。

这些产品所在的产业(高技术产业)的国内市场往往由几个大公司形成寡头垄断或垄断竞争，甚至几乎垄断。在这种情况下，这类企业的市场供给量与该产业的市场供给量密切相关，有的甚至此类企业的市场供给量基本上就是该产业的市场供给量，企业的规模也即该产业的规模(赵英，2001)。

高技术产品生产的上述特性对企业的生产有重要意义。由于高技术产品的研发成本、固定成本非常大，如果企业只生产少量产品，那么产品的单价就非常高，其销售量也就很小甚至没有，这样企业就难以收回成本(销售总收入远低于成本，如图l所示的Q1点)，甚至难以维持生存。企业降低单价、扩大销售量的唯一途径就是扩大生产规模，以此降低单位成本，利用规模经济效应实现边际收益大于边际成本(如图1所示的Q2点)。企业的生产规模又取决于市场需求。市场需求越大，企业就越能充分利用规模经济效应，收回成本、获取高额利润；市场需求越小，企业就越难以实现规模经济效应，难以收回成本，甚至难以维持生存。

市场需求包括既有市场(开放市场)的需求和受管制市场的需求，而如前所述。国家对有些市场的出口进行管制，是为了照顾国家安全等其他方面的利益。当出口管制政策影响到企业与产业的生存时，政府往往会进行干预，因为高技术产业的生存对国家来说意义重大。

三、高技术产业的战略意义

高技术产业对于国家来说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这一点，我们可以分别对高技术两用产业与高技术武器工业的意义进行说明。

从经济角度来说，高技术两用产业是国家经济实力、科学技术发展状况的体现，是经济工业化、信息化的载体，是经济现代化最为重要的标志。具体说，高技术两用产业对国家经济建设的作用表现为两个方面。首先，高技术两用产业本身会创造极高的经济增长。以信息产业对美国经济的贡献为例，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微软公司、英特尔公司的迅速崛起和硅谷的繁荣为表征的计算机产业的巨大发展，对美国经济增长的贡献高达40％以上。并且信息产业的投资一直保持在很高的水平上，投资总额是其它产业投资的十几倍，造就和将继续造就一大批快速成长的企业，极大地促进美国经济发展和经济效率的增长，成为美国的第一大产业。其次，高技术两用产业可以改造传统产业，提升其产值和效率，推动产业链条的移动。利用高技术对传统产业产品所使用的材料进行更新，提高其技术含量，或者当某种自然资源趋于枯竭时，人们选择对自然资源更加集约的技术结构，降低单位能耗，这两种方式都使生产更加迂回，促进分工的进一步细化，产业链条缩短，使起始点向前移动(张思禄，2006)。

从国防角度来说，这些产业往往具有重要的军事价值。二战后，特别是冷战结束以来，随着科技的突飞猛进，许多对军事至关重要的高技术，如计算机、半导体、电子、通信、先进材料和先进制造技术，已主要由民用市场所推动。军用技术和设备，民用技术和设备之间的界限也越来越模糊。在这种情况下，主要大国都在大力发展军民两用高技术，在诸如信息技术、电子、计算机等领域，积极开展民用领域技术向军用领域转移。以加快科技进步在军事领域的应用，降低获得前沿技术的成本，缩短武器装备的研制周期，增强国防科技工业的竞争力。在2003年伊拉克战争中。美国军队使用的很多高技术装备，如高技术通讯器材、计算机软件、防毒软件及卫星照片分析技术等，有相当一部分都来自硅谷(任海平，2004)。

不仅如此，随着国际军控形势的发展，某些国防工业的维持与发展离不开民用工业领域的支持。冷战结束后，随着国际社会核裁军和防止核武器扩散进程的推进，禁止生产核武器用裂变材料成为一种潮流。在此情形下，民用核电工业就成为维持武器用核材料的有效手段。此外，某些高技术两用产业还具有重要的政治文化价值。例如，在战后之初，航空工业是当时最为先进的产业(核武器代表着当时最先进的技术，但它不具有产业化的特点)，是国家地位特别是经济实力的标志之一。

毫无疑问，高技术常规武器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正如国际关系理论中的现实主义所言，国际社会与国内社会不同，国际社会缺乏中央政府，从而国际体系是自助(self-help)体系，各国特别是大国必须自己保护自己的安全。保护国家安全，从根本上说需要靠自身的实力，这包括人口、领土面积与地理环境、经济实力、军事实力、国民素质等各种因素。在这些实力当中，最直接保护国家安全的是军事实力，而军事实力中武器装备的作用颇为关键，有时甚至是最重要的。因此，“许多政府把维持国防工业基础看作是国家安全必需的。在战争爆发或战争可能爆发的谈判中，一个拥有强大国防工业基础的国家能够威慑对手或者促使谈判成功”(基斯·哈特利、托德·桑德勒，2001)。可以说，武器工业(包括常规武器工业)，尤其是先进的、高技术武器工业是国家安全最重要的保障之一。

高技术常规武器产业对国家的经济建设也至关重要。世界各国的实践证明。一个时代、一个社会最先进的科技成果往往首先产生于军事领域，尔后再由军事领域向民用领域转移。推动民用产业的升级换代。现在美国最重要的高新技术产业和最关键的技术系统。几乎都是在军事需求带动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在二战结束后的50多年里，美国每隔10年左右就推出一个以军带民的大型科学技术发展计划，依靠这些计划，美国高新技术产业才相继涌现，并始终保持超前于世界其他国家一至两代的领先地位。我国的实践也证明了这一点。如果没有当时军工船舶制造业的投入，就不会有我国连续多年位居世界第三造船大国的地位；如果没有连续十几年在载人航天工程上180多亿元人民币的投入，就不会有现在高达1000亿元的产业拉动效应，也不会有为国际卫星市场发射几十颗卫星的丰厚商业回报(库桂生等，2006)。美国波音公司制造的客机377同温层巡航者(Boeing377Stratocruiser)是由B-29轰炸机发展而来，B-747是波音公司参加美国空军战略运输机计划落选后，利用其研究成果研制大型宽体民用飞机。特别是707飞机，曾经是民航的主力机型，是由美国军用飞机、加油机改造过来的，美国政府为加油机花了20亿美元，波音改造为707仅仅投入1600万美元，这就是军品和民品相互可以转化和借鉴(孙海鹰，2005)。

总之，正是由于高技术产业的这些重要意义。因此，对于已经拥有或准备拥有该产业的国家来说，会进行有效的政府干预以避免其萎缩乃至消亡。

四、规模经济效应对高技术产品出口管制政策的影响

理论上说，在本国严格管制高技术产品出口的情形下，为避免该产业的萎缩与消亡，该国政府有两种办法支持本国高技术企业，一是直接提供经济补贴，一是放松出口管制政策。

对于第一种政策来说，至少有两个明显的弱点。第一，政府的财力有限，这对高技术两用品产业和高技术常规武器工业都会有重要影响。对于现代国家来说，政府的财政支出是公共性支出，主要以服务于公共利益为目的，虽然高技术两用产业对国家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跟国防等公共事业有一定联系，但它毕竟是市场中的产业，具有非公共性质，政府可以短期为某些产业提供经济支持甚至补贴，但难以长期这么做。与高技术两用品不同，武器的购买者是政府(军队)，而非市场中的实体。尽管如此，由于政府国防支出是有一定限度的，不可能保证每个军工企业或者保证每种武器的生产都出现上述情形，毕竟国防工业也是一种产业，而非核武器这样纯粹的公共国防事业。因此，当本国政府的采购难以保证国防企业的生存时，政府可能采取另一种办法，即放松对武器的出口管制政策，使企业充分发挥规模经济的效应，收回成本，获取利润，保证企业的长远发展。第二，对于市场中的企业来说，政府的直接补贴会带来一定代价，这一点可以英国三叉戟飞机的例子来说明。20世纪50年代，英国政府迫使霍克·西德利公司(HawkerSiddeley)生产一款载客量少(100人左右)、机身小的飞机，以满足英国欧洲航空公司中短途市场的要求。该公司对此原本持强烈反对的态度，因为它担心这种小飞机的海外市场需求量很少，从而难以盈利甚至收回成本，所以其原计划研制的中短途飞机载客量为200人左右，这样才能比较好的满足市场需求。但由于英国政府的强烈要求，特别是提供了大量直接和间接的资金支持，该公司答应了政府的要求，生产出这样一款小飞机，即三叉戟(Trident)。一年以后，美国波音公司也生产出针对中短途客运的B-727飞机。由于B-727比三叉戟大，载客量在200人上下，市场占有率迅速上升，成为市场中的主导产品。截至这两款飞机停产时，三叉戟飞机的销量为115架。而B-727飞机的销量则超过2000架，后者是前者的近20倍。可以设想，如果不是当初英国政府的干预，霍克·西德利公司研制的中短途客机销量将远不止115架。20个世纪70年代，该公司由于业绩惨淡，被收归国有，并入英国宇航公司(JeffreyAaronEngel,2001)。

因此，该国政府往往会采取第二种办法，即放松出口管制政策，以满足本国企业获取规模经济收益从而维持生存与发展的需要。

当然，由于高技术产品出口涉及其他方面的国家利益，可能会以牺牲一定的其他利益(如安全利益)换取一定的经济利益，因此，对于该国来说，如果其他方面的利益是巨大的，例如向军事敌国出口这些战略产品(如卫星)，那么该国仍可能放弃这一出口。但是，如果出口带来的其他方面利益的损失弱于上述高技术产业萎缩乃至消亡的损失，那么国家就可能放松出口管制政策。

我们可以用图2大致描述上述情形。

图2表明了高技术产品(如战斗机)出口的规模经济动因。图2，AC表示某高技术产品平均成本曲线，D4表示对某高技术产品安全无弹性的国内需求曲线，f1表示国内的购买数量，f2表示国内购买数量加上海外市场采购数量，Pn表示产量为f1时某高技术产品生产的成本单价，P1表示国内市场可以接受的价格(假定这也是向海外销售的市场价格)，P2表示产量为f2时某高技术产品生产的成本单价。如果政府实行最严厉的出口管制政策，即禁止该高技术产品的出口，那么该高技术产品生产厂商获得收益为(P1·f1)，而其投入的成本则为(P0·f1)，将严重亏损，亏损额为(P0-P1)·f1；如果政府实行宽松的出口管制政策，允许出口一部分某高技术产品，使销售总量(生产总量)达到f2，则该高技术产品厂商获得的收益为(P1·f2)，其成本为P2·f2，该生产厂商将获取丰厚的纯利润，即(P1-P2)·f2，此时国内销售价格保持不变。

战略管制范文篇10

一．欧美为中心的金融战略关系

l拿破仑时代的英法竞争中的经济含义：为贸易斗争所掩盖的金融战略

英国与法国进行了长达几个世纪的争霸战。在十八世纪的“七年战争”后，英国已经奠定了对法的优势地位，但是，两个欧洲大国的真正决战是拿破仑时代。这场战争有着非同一般的经济价值观的斗争，法国重视实物经济，这一点确可以追溯到法国人魁奈开创的重农学派的经济思想；而英国则坚定地奉行重商主义，重视贸易与金融。拿破仑的战略是封锁英国，使之难以获得足够的实物资源，而迫使其通货膨胀，打击其以金融贸易为根基的重商主义体制，方法就是禁止欧洲大陆的货物输入英国；英国的战略是反封锁法国，禁止海运货物输入法国，迫使法国必须更有效地运用欧洲大陆的资源，这便增加了法国在欧洲的政治运行成本。

似乎拿破仑法国与英国的战争成为一场贸易保护战，这仅是一种非常表面的现象。实际上，贸易战在双方并非是非常严格与彻底的，欧洲大陆与英国的贸易以及美洲与法国的贸易在一定程度上持续着。双方的战略中心是英国的海上金融体系与拿破仑的大陆政治体系在资源组织上的竞争。

英国确是陷入了通货膨胀，而法国与欧洲大陆各国，尤其是西班牙的政治关系的激化与恶化也深刻地削弱了拿破仑体制。就结果来看，英国人没有组织起有力的贸易保护体制，并有效地阻止其自身的金融动荡；而法国也没有能够在欧洲大陆建立起新的经济体系，法国式的反封建的革命破坏了欧洲固有的政治体系的稳定，加剧了法国拿破仑战争的经济成本和政治成本。最终，是欧洲各国抛弃了拿破仑。

完全以经济的视角解读英法的近二百年前的争霸战是片面的，但是，我们确是可以发现两国的竞争中存在着重商主义与重农主义的经济意识形态的斗争。斗争的结果是海洋贸易与国际金融获得其在欧洲以致全球经济中的突出地位，甚至可以说，国际贸易与金融活动的现实地位是历史性地渊源于重商主义，并在十九世纪在全球取得的胜利。而重商主义的胜利不再是更早世纪的贸易航道与海权的争夺，实质上其确定了金融活动的国际地位与金融力量在未来大国竞争中的战略地位。荷兰过早而明智地将海上霸权拱手让予英国；西班牙在1588年的古典海战竞争中败于英国后，其贵族体制没有体现出组织广大拉美殖民地经济资源的能力；法国的扩张是非常古典主义的征服形态，这被布罗代尔称为“巨人症”，其放弃海外殖民地甚至可以说是其的一种解脱。唯有英国真正享受到地理大发现所带来的大国竞争所需的有力的海外资源支持。这难以仅仅用重商主义贸易垄断和市场自由主义等加以解释的，问题的核心是英国的金融长期发展战略。

英国如何组织包括美洲在内的大洲际资源呢？虽然，包括法国、西班牙与荷兰在内的各国都拥有强大海军，并信奉海权的重要性，但是唯有英国采取了不同于西班牙之于拉美，或更早的时期荷兰及后来法国之于印度支那和印度的战略。英国人运用了其金融体系有效地组织了大洲贸易，这就是英国人被过早地被讥讽为食利者的原因，而事实就证明了这种金融贸易一体化的国际经济组织模式增强了英国的国家力量。英国是在美国之前在全球组织起国家力量的唯一海上金融贸易强国，其有效地抑制法国的海外殖民扩张，并将战火烧到欧洲大陆，最终打跨了欧洲大陆的强权体系。

l两次大战间的德国：稳定的货币高于一切

德国的经济崛起施于煤炭、钢铁以及化工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产业工业体系。与法国相比较，德国是工业带动了其金融业的发展，而法国则是金融业推动工业的发展。德国的工业实力促进了其欧洲争霸的野心，新兴德国是欧洲固有秩序的挑战者。一战后的德国深受战胜国主导的欧洲金融体制的桎梏，尤其是法国企图以债务链条约束这个可怕的邻国。德国金融当局虽然不情愿，但是德国的通货膨胀却是打碎战后捆绑在德国身上的债务金融锁链的法宝。尽管这给德国带来深重的灾难，但是法英等国主导下的国际金融秩序再也不能束缚住通货膨胀爆发后的德国了。紧随通胀之后的大萧条为德国开始复仇式的战争提供了社会基础和历史机缘。多恩布什指出，大萧条促使了希特勒的上台。

德国拥有最为痛苦的通货膨胀的历史，而一战后法英主导的欧洲的国际金融体系推动了德国的通胀情势。德国的中央银行似乎从那时就一直致力于德国马克的稳定。1985年广场饭店会议后的西德依然坚定地将马克根植于德国国内经济上，而不似日本根植于动荡不定的国际贸易关系上（尤其是以美元主导的国际贸易体系）。可以说，没有马克的稳定，就没有两德统一进程的顺利和统一后稳定局面的实现，没有德国的欧洲地位和世界地位，甚或说，没有欧元的顺利诞生。

l冷战时代的苏美竞争：缺少国际货币的超级大国

十月革命是法国大革命的二十世纪的翻版，前苏联是“第三个罗马”，二十世纪的政治军事恐龙。在欧洲混乱之中诞生，在大萧条横扫欧美时，实现了工业农业的全面计划经济体制。在二次世界大战后，将其力量深入到欧洲的心脏，并开始与美英在全球争霸。某种意义上说，美苏的全球争霸战是早年英法竞争的现代翻版，只是核力量对于双方的制衡使得二者的竞争没有体现为“热战”。

前苏联的计划经济是实物经济为核心的经济体系，其贸易与金融远不发达，其也没有建立起与全球市场经济的广泛而深入的联系，其力量是局限于东欧的强制计划经济体系。其与美国的国际竞争是军事性质的；而在经济力量上，“要大炮，不要黄油”的实物经济体系深刻限制了其力量增长，约束了其经济竞争能力。在前苏联垮台之后不久，前苏联的外长谢瓦尔德纳泽指出，如果依照既有的援助前苏联盟国的计划，前苏联只需要再持续三年就会因无以为继而陷于崩溃。美国国务卿（前总参谋长）鲍威尔在其自传中描绘了前苏联实物经济的价格体系的可怕扭曲，其是借助多勃雷宁的口说出的，价格体系的混乱情况已经达到无以复加的状况，进而迫使戈尔巴乔夫缓和与美国的对抗性竞争。在斯蒂格里茨的《经济学》教科书中，也指出，前苏联农场的工作人员用面包喂牛，因为面包要比草料的价格便宜；斯氏还指出，自莫斯科机场到红场的出租车费要贵于从西伯利亚飞往莫斯科的机票价格。虽然，斯大林治下的苏式教育强调，大萧条时代，美国人将牛奶倒入阴沟的罪恶行径说明了帝国主义危机以使其达到了垂死状态，但是，那场至多持续了十年的萧条没有妨碍美国赢得战争，并在制度上实现了包括金融管制在内的管制经济革命（避免了使用国有化和计划化的手段）；而前苏联的实物计划经济却长期保持价格扭曲直至亡国而不得更改。

前苏联是没有力量与美国进行长期的对抗性竞争的。美国人的机器可以大量地印刷出美元来，满足先行消费经济战略下国人的进口需求和扩军援外的需要；而前苏联人必须实行有取舍的实物生产计划，“要大炮，不要黄油”，放弃许多日用品的充分生产，而生产大量的军火。美国的提前消费的战略不仅满足了国人的经济需求，也带动了全球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稳定发展，使之获得广泛的国际支持。美国的这种金融优势打败了其长期竞争对手。

前苏联自身没有造就出值得信赖的国际货币，但是其拥有大量的黄金，也许黄金是可以挽救或苟延前苏联的命运。里根政府伊始，曾经试图恢复金本位制度，但是，机密研究报告认为，金本位的恢复的不利结果之一是给予前苏联和南非这样的产金大国以影响国际经济的能力。里根政府遂放弃了恢复金本位的努力，而前苏联最终也失去了改变其不利竞争地位的历史机会。

二、东亚视角的金融战略关系

十九世纪的中国失去了国际金融的主要参与者的地位，并在二十世纪的大多数时间里处于金融活动的最低潮。日本在二十世纪取得了金融大国的地位，但是，没有能力保持并发展其金融力量，甚至陷入了金融溃败和长期的经济低迷与改革乏力的泥沼。

l中国金融的衰落与崩溃：事实上退出了国际金融与货币体系

贡德·弗兰克指出，“中国人需求白银，欧洲需求中国商品，这二者的结合导致了全世界的商业扩张。”“亚洲在1750年很久以前的世界经济中就已经如日中天、光芒四射，甚至到了1750年依然使欧洲黯然失色。西方最初在亚洲经济列车上买了一个三等厢座位，然后包租了整整一个车厢，只是到了十九世纪才设法取代了亚洲火车头的位置。名副其实贫穷可怜的欧洲人怎么能买得起亚洲经济列车上哪怕是三等车厢的车票呢？欧洲人想法找到了钱，或者是偷窃，或者是勒索，或者是挣到了钱。”

弗兰克认为，十五世纪到十八世纪末，是亚洲的时代。尤其是中国与印度，是这个时代全球经济的中心。全球白银产量的一半最终抵达亚洲，尤其是中国和印度。

东亚的中国事实上处于贸易的垄断地位，是顺差大国。然而，这种优势被英国为主体的欧洲商业慢慢打破，首先，英国人发现介入亚洲内部各地区之间的贸易要比欧亚之间的贸易更有利可图；其次，英国人发现了鸦片可以改变中国的顺差国地位。中国开始大量地输出白银，这包括那些取得自美洲的白银重又回流到伦敦，进而回流到美国。这种贸易关系的逆转还曾一度引发了美国1837年的白银危机，促使美国白银的贬值而退出流通。

中国在世界贸易中的优势地位的丧失注定了她金融大国地位的丧失。在十九世纪的后六十年和二十世纪初，中国的内战与外战产生了大量的债务，白银加速外流。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已经支离破碎、风光不再。

1931年的中国却因采取了自由浮动汇率制度，而最先走出了大萧条。但是，国民政府从未在事实上控制全国，抗战与内战打碎了初创的金融体制。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后期，中国事实上发生了人类金融史上最为惊人、规模最为巨大的金融溃败，崩溃的中心是货币危机。这场金融崩溃在中国埋葬了“金（属）本位”，以致在战后长期普遍地终结了商业信用关系。财政在共和国建国之初是以华北山区的谷物小米为计算单位的。黄仁宇称，中国唐代是五谷杂粮的财政，而两宋的经济是江南的水上经济，财政以水稻计量，所以出现了王安石的商业化财政改革。但是二十世纪中中国的金融崩溃事实上使得中国的财政起点倒退到了一千余年，金融关系也全面萎缩，金融沦为财政的薄记。货币发行逐步地过渡到以粮食和煤炭为基础的实物货币本位制。土地非货币化与非资本化、谷物交易非货币化；黄金市场与外汇市场事实上终止了半个世纪余。投资与消费长期吃紧，不得不采取全面的计划控制；实物工资替代货币工资，城市长期依赖人口实物配给；商品流通事实上不能货币化，而是辅以票证的计划配给。对外贸易也大幅缩水，事实上是广州一口通商。五十年代，狂想粮食产量与钢铁产量能够随着胆量和干劲而激增，结果病态的努力造就了数千万人口的消亡；之后，奢望依靠精神与文化重建来保持稳定的努力形成了迁延更为深广的内部斗争，近临内战边缘。事实上，共和国的实物经济建设一直是在缺少国际贸易与国际投资的极端匮乏的条件下进行的，短缺经济是持续若干年的顽症。

这种情况一直到邓小平时代才得到改变。

l美日的金融竞争：日元的“矮化”

日本明治维新时代就宣扬“殖产兴业”，战后的日本更明确了其经济发展战略，之所谓：“产业立国”、“贸易立国”与“一国繁荣主义”。日本社会从法西斯主义和武士道转变为带有美英色彩的重商主义。这种兼糅东西方的特色的奇异结合事实上开启于美军占领的麦克阿瑟时代。期间，日本也大力地实现了文化与社会心理的转型，将对于“天皇”的忠诚转变为对于企业的忠诚，产生了“长期雇佣制”和“年金序列制”等日本的企业文化，而其实质依然是强调以东方式的人身依附关系为纽带。这样的国策决定了日本的经济发展是以产业政策为核心的发展模式，非常强调政府的积极作用，而在相当大程度上依靠企业为核心的经济体制。这种特色经济使得市场的作用受到忽视或抑制，金融市场方面也产生了以间接金融为主体的关系型金融体系。主银行制是最为突出的日本版金融的代表作。

七十年代初，日本借助于电子与汽车等工业，取得了对于以美国为主的欧美市场的贸易优势地位。这种优势贸易地位逐渐演化成日本的金融优势，日元在1985年的广场饭店会议后大幅升值。日本的金融实力得到非同寻常的增长，日元开始在全球金融市场上呼风唤雨。

然而，日本的金融体制存在两大漏洞：产业金融而非市场金融为主体的国内金融体系；依附于国际贸易而非国内经济的日元。前者形成了日本金融脆弱性，尤其是其银行体系的呆坏帐率极高，金融体系的市场敏感度不够，金融中介的风险管理水平差；后者，形成了日元政策的主动性丧失，贸易关系往往决定了日元的走势，日元事实是由美元的政策决定的，即美国人通过改变美元对日元的比价而占尽先机、大发利市。

升值后的日元并没有适合的金融市场进行稳健运作，在国际金融市场上作为有限，除了充实了以美国为首的有关实体经济产业和金融产业外，便是在国内大幅沽高了投机行情。加之日本金融监管的弱化以及金融自由化带来的冲击，日本金融投机的热潮以喜剧开始以悲剧续演，尚不知何时收场。

日元升值的战略像一柄双刃剑，一方面减少了日本的直接出口，使其改变了商品输出为主的国际竞争的贸易优势地位；另一方面，进入到资本输出为主的日本，大量向东南亚输出生产，但是，却要以美元结算，这样日本的生产输出事实上没有稳定的货币体系基础作为支持。日本学者吉川元忠认为，与美元生死相关，深陷美元圈套是日本经济二十年余来的祸根。

日本的金融自由化改革难产也是罪魁祸首之一。日本的金融管制体系在改革之前尽归大藏省，是特色突出的“僚属监管”。并有所谓“护卫舰队”之说，“护卫舰队”语出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日本的海军，舰队的行进速度往往以最慢者为准，以使整个舰队的一共同行进。这种监管的价值观促成了日本金融体系的长期低质量发展。政策金融形成了低利率的长期管制，而银行体系仍然可以享受稳定的利差。这又反过来推进了日本银行的规模扩张形态为主的竞争。金融监管当局的独立性缺乏，以及“护卫舰队”的监管模式要求照顾弱者，从而降低了整个金融体系的抵御风险的能力，预示着日本金融全局发生整体性危机的可怕后果。金融自由化改革要求银行达到资本充足率8％等措施，暴露了日本银行业的脆弱性，引发了一系列金融机构的破产倒闭。

日本九十年代的经济危机也被称为“平城危机”，危机暴露了日本社会的深刻问题，这促使日本必须进行深刻的社会改革，尤其是政治改革，否则，日本的金融改革也只会停留在纸面上。1955年日本自民党上台，长期一党执政，在野党被称为“万年野党”，这种局面一直维持到1993年。政治方面的僵化，推助了政党、官僚和财阀“三位一体”结构的形成和长期维系。1993年自民党下台，日本的政治动荡开始，三年之内换了五任首相。上层改革似乎开始了漫长的拉锯战，而下层则开始松动。在长信倒闭事件中所体现出来的公司员工对企业的忠诚精神停留在表面，近来，韩国大量地吸纳日本的电子行业的高级人才，周末的羽田机场处处可见飞往汉城兼工的日本大企业的高级技术人员，这正在动摇与侵蚀日本的产业根基。而由于人口的下降，日本人均收入依然会在未来的经济水平没有得到好转的情况下，每5年提高1％。这说明日本的改革动力匮乏。

日本深受长期经济低迷的影响，政府的大量财政支出，已经是赤字高攀，日本已经成为一大债务国。金融方面，日本在八十年代开始进行金融自由化的改革，改革暴露了日本金融的脆弱性，加之日本陷入了经济泡沫破裂的危机中，日本的金融改革是“雷声大，雨点小”，乏善可称。日本最近开始日元贬值的战略，说明日本的金融改革已经乏力，日元贬值实际上是输出日本的金融危机。

日本对于东亚经济的影响是深远的。这不仅体现着经济发展模式上以出口导向为核心的战略选择和推动产业链式升级，而且体现在以党、官、财的紧密关系为依托的上层体制和强调下层社会的忠诚与奉献精神的依附性结构上。事实上，在1997年以降的东南亚以及东亚金融危机中，几乎处处显现出对于日本模式粗糙翻版的痕迹。这种注重产品质量而会忽视甚至漠视市场运行质量的“裙带资本主义体系”，基本上瓦解了整个金融管制体系健康发展的可能性，金融管制失败是非常广泛的。

日本作为贸易大国与经济大国，却未能成功地获得金融大国的国际地位，日本作为全球最大的债权人的地位也已经丧失。长期的危机使得日本“发展造”的政策金融体系声誉扫地，并将日本置于未来的二流国家的行列。

l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启示：行销全球的好产品不敌坚挺的国际货币

1997年开启的东南亚金融危机绵延千万里，北至俄罗斯，西到巴西。危机所及之处就是在说明一个道理，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货币体系与金融市场体系是不稳定的。即便其拥有良好的国际贸易基础和投资环境，但是，决定经济体系的根本力量是金融。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围绕建立国际贸易秩序为中心的南北斗争，实际上，迫于四处蔓延的金融危机，而修正为货币金融秩序的斗争。斗争中，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拥有压倒的优势。

穷国即便取得生产优质产品的能力并在国际贸易中牟取了有利地位，但是，穷国依然要依赖富国的货币和资本。富国资本对新兴市场货币体系的不信任几乎可以埋葬其数十年兢兢业业积攒起来的财富。比较优势的贸易理论和经济战略不能改变这种金融格局，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必须致力于自身的长期金融稳定的发展战略。二．美国金融模式全球性扩张战略

美国的金融制度的发展模式是通过金融危机来确立金融管制体系以稳定金融职能的，确立共同游戏规则来推进金融市场的发展，强调金融企业的创新，通过直接金融的市场发展大力培育美国的金融资源更生能力，坚定地保护美元的国际地位。

美国的金融模式对于新兴市场经济国家以及欧洲，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现实中，欧洲正在将其养老基金的运营模式英美化，并日益重视直接金融的作用。

l危机造

在货币方面。美国政府的金融管制体系是从稳定货币职能开始的。1900年的《金本位法》最终结束了汉米尔顿开立的金银复本位体制，1914年美联储创立之后，事实上实现了联储兑换钞（即美元）为基准的单一主权信用纸币，货币职能在国内获得稳定。大萧条时期，随着英国等退出金本位，美国也事实上退出了金本位，终止了黄金市场，禁止个人持有黄金。之后美元在国际方面也获得职能稳定，并成为布林顿森体系的基准货币。1973年3月金汇兑本位瓦解后，美国开始完全依据自身经济的需要而调整美元政策，美元成为美国国际金融斗争的利器。

在金融市场和金融中介机构方面。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大危机使得美国确立了金融市场管制体系，这种金融市场管制体系的建立，事实上，使得美国没有再度爆发“真正的金融危机”（琼·罗宾逊语）。七十年代的金融创新和八十年代的金融放松管制的改革奠定了九十年代的金融立法改革。改革将金融管制的中心由市场方面转移到金融中介机构方面，结束了分业管制，实现了银行的制度性升级，开启了“微观谨慎”的新金融时代。

l共同游戏规则与不断增强的政府干预

与英国的自律监管不同，更与德国的银行监管的“私有化”不同。美国的金融体制是与其政治法律体系紧密相关。美国人通过大量的金融立法实现了政府对于金融活动管制。

可以说，美国政府干预经济活动的起源是英国作为殖民地宗主国留下来的重商主义思想体系和制度范式。1787的《美国宪法》事实上造就了美利坚自己的重商主义体制。扩展联邦政府的金融管理权力的努力却一直受到强烈的阻碍，作为中央银行的美利坚第一银行和美利坚第二银行先后受挫而寿命不长。事实上，即便联邦创立了国民银行体系，但是，作为中央银行还一度是由1857年纽约银行商人们创立的纽约清算所担当，其发挥有如最后贷款人的作用，这突出地体现在1907年的金融危机中。1914年联邦储备银行的成立改变了这种状况。

事实上，美国政府对于经济活动――尤其是对于金融活动――的干预，一直呈现出不断增强的态势。西克斯用荆轮理论揭示了美国政府的不断扩张。在三十年代的大危机中，美国建立了不依靠国有化和计划化的政府经济管制体系。这在丹尼尔·耶金所著的《制高点》一书中为美国人称为“第四大权力分支”的管制体系。

对于金融活动干预历经了货币管制、市场管制和金融中介机构的管制三大阶段。美国金融管制事实上没有被削弱，反而得到了加强，这突出地表现在对于金融中介机构的经营管理的监管上。美国没有像英国那样信赖“自律”性的金融监管，也没有像德国那样采取金融监管大量依靠外部私人审计的事实上的金融监管的私有化，而是建立了庞大的政府监管力量。

美国的金融体系的发达程度使得金融企业与实体经济企业的传统壁垒模糊起来，通过证券市场，这种金融企业与实体经济企业的关系更为紧密。这说明了美国金融职能的强化与稳定。

然而，美国的金融模式也酝酿着新的变动因素。有如，安然公司的破产案被克鲁格曼称为是对美国更甚于“9.11”的一次打击。其牵涉到纽约与华盛顿的广泛的经济、金融与政治体系。

三．中国金融的国际竞争战略

l中国实物经济得到飞速发展，但是在金融实力上非常脆弱

邓小平时代，中国的实物经济得到了飞速的发展，甚至新世纪伊始就被称为“世界的工厂”。这种生产优势正在稳步地转换为贸易优势。

但是，中国在金融实力方面还非常脆弱。货币经济尚未能覆盖占GDP近五分之一的粮食交易，粮食流通体制尚未市场化，并存在大量的强制信用关系。总人口的百分之六十的农民生产百分之二十的农产品，而没有实现粮食市场流通的商品化和货币化，这是一个长期制约金融发展的脆弱点。中国的土地在近二十年是逐渐地商业化，并形成了一个规模可观的房地产业，但是，土地的货币化问题没有解决。这将在长期制约中国金融实力的大幅提高。

中国银行体系的呆坏账比例过高，国有商业银行的呆坏账比例超过四分之一，而国有商业银行的信贷量占整个信贷市场总量的百分之七十。如果出现大的失误，很可能出现对于整个金融体系的丧失信心的金融崩溃。中国的直接金融总量不大，但是对于整个经济社会的影响力却是巨大的。资本市场的监管问题反映出中国上市公司质量不高，总体经济管制环境过于宽松的弊病。其中，企业的独立性与金融监管当局的独立性都值得深刻省察。如果不能实现不良金融机构的及时退出市场，很可能造就一个过度退出的时间段，而日本就是在这样时间段里一蹶不振的。债务整理和金融机构的股权改革是缓解压力的方法之一，但是，不进行深刻而广泛的金融改革是危险的。保持经济生产的稳定发展，适时地扩大货币经济范畴，对于金融成长与稳定的意义殊为重要。这构成了金融稳定成长的经济基础。l贸易的大发展缺乏有力的货币支持

虽然在中国的周边地区的贸易中，人民币的地位得到支持，但是在中国大宗的对外贸易中，美元依然是主要的结算与支付货币。中国在加入WTO之后获得国际贸易的优势地位后，是否会受制于美元的压制，而出现类似“日元矮化”的局面呢？这种局面会因为中国经济日益强大，尤其是在逐渐取代日本而成为东亚的经济领头羊时，而变得十分尖锐。从生产大国越升为国际贸易大国之后的中国，必须拥有与之相适应的国际货币的支持。人民币是否能够承担这种历史使命和战略构想，是一个关乎中国在二十一世纪的国际竞争中居于何种地位的历史性命题。

推进贸易的大发展，适时地扩大人民币的自由度和市场化，稳步推进人民币的国际化步伐，对于人民币货币职能的国际稳定至为重要。这将决定中国金融的国际生长空间。

l金融管制的战略目标：稳定金融职能

中国金融管制是计划与发展的混合物，既有前前苏联计划控制体系的遗留，也有日本“发展造”政策金融模式的影响，现今又强烈地受到美国市场为主的金融模式的吸引；同时，金融市场的发展更糅入了复杂的利益博弈关系，这些都使得中国金融管制体系的建立复杂化。

中国金融管制体系的建设是中国金融发展战略中的重要一环，中长期的金融发展战略事实上是以稳定金融职能的管制体系的建立与完善为基础的。正是基于此，中央金融工作会议确立了金融改革中加强金融监管的重大决策。从中长期来看，金融管制的目标就在于稳定金融职能，包括货币的职能、金融市场的职能与金融中介的职能。金融职能得到稳定才谈得上金融健康发展，那些以牺牲金融职能稳定为代价的政策考虑，虽然有助于实现一些表面的短期目标，但是，对于中国金融长期稳定发展是有害的。金融的市场波动尤其是价格波动并不可怕，可怕的是，经济社会丧失对于货币、金融市场或金融中介等金融职能稳定的信心。这种关于金融职能的信心危机在发达国家已经基本得到解决，而对于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则是一个相对长期的历史任务。

就近期来看，一个重要的理论与政策实践的课题就是，如何看待金融体制改革与金融管制的关系？一些对金融体制改革抱有很高期许者，对于中央金融工作会议中强调加强金融监管建设者多，而论及金融体制改革者少，感到困惑，甚至不明就里，有些许失望。金融体制改革的核心是推进金融市场化，强调放松既有的政府控制。政府在此过程中是否能够积极地保持对于金融职能稳定的主动权？这一问题则需要较以往更为深刻的省察。如果政府有效地推进了金融市场化的体制改革，却没有能够建立起稳定金融职能的管制体系，形成有效的监管力量的话，中国金融中长期发展的目标就难以实现。金融危机的多发、频发以致大发的现实，说明金融市场化改革必须与金融职能稳定结合起来。理论认识上，危机理论和发展理论应当受到同等的重视，并有机地结合起来。增强金融中介机构的经营实力和提升其管理水平与效率，同加强政府的管制监管能力，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必须给予同等的重视，而核心就是要稳定金融职能。

参考文献：

［美］多恩布什费希尔著《宏观经济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美］约瑟夫·斯蒂格里茨《经济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美］丹尼尔·耶金约瑟夫·斯坦尼斯罗著《制高点》外文出版社

［瑞典］瑞斯托·劳拉詹南著《金融地理学》商务印书馆

［美］查理斯·P.金德尔伯格《西欧金融史》中国金融出版社

［美］杰里米·阿塔克彼得·帕塞尔著《新美国经济史从殖民地时期到1940年（上、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日］吉川元忠著《发自经济大国受挫后的诤言金融战败》中国青年出版社

［日］竹内宏著《日本金融败战》中国发展出版社

［中］罗清著《日本金融的繁荣、危机与变革》中国金融出版社

［德］贡德·费兰克著《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中央编译出版社

［法］布罗代尔著《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三联书店

［中］董辅仁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上、下）》经济科学出版社

［法］弗朗索瓦·沙奈等著《金融全球化》中央编译出版社

MarketUnbound1996byLowellByranandDianaFarrell,publishedbyJohnWiley&Sons,Inc.

FinancialRegulation:ChangingtheRulesoftheGame1991byTheInternationalbankforReconstructionandDevelopment/TheWorldBank1818HStreet,N.W.,Washington,D.C.20433,U.S.A.

Regulation,Deregulation,ReregulationTheFutureoftheBanking,Insurance,andSecuritiesIndustriesAlanGart1994byJohnWhiley&sona,In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