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略调整范文10篇

战略调整范文篇1

改革以来，我们在体制上有一个重大变化，就是所有制改革使我们的所有制形式和所有制结构有了重大变化。经过20年改革，我国形成了四种比较典型的所有制模式。第一种是以东北几省为代表的国有经济模式，国有经济的地位还没有动摇；第二种是以广东的前期和上海的后期为代表的外资经济模式；第三种是以江苏为代表的集体经济模式；第四种是以浙江为代表的混和经济模式。这四种模式特征清楚，对比鲜明。其中对比最鲜明的是东北的国有经济模式和浙江的混合经济模式。东北的国有经济模式在我国历史上作出过重要贡献，但是改革开放后，由于国有企业的体制和机制弊端造成国有企业产权不明晰，历史负担沉重，所以东北地区近几年的改革虽然取得了一定成绩，但还面临着许多困难，存在许多问题，如生产效率低，下岗人员多。与此同时，浙江则不同，浙江发展很快，这与它的混合经济模式有很大关系。以温州为代表的混合经济在20世纪80年代曾受到过激烈的抨击，说它存在三个问题，一是私有经济泛滥，二是商业道德沦丧，三是公益事业无人关心。20年后的今天，事实完全不是这样了，温州不但经济发展水平在全国居于领先地位，而且公益事业也取得长足进展，如大家集资修建公共设施，大家一致打假。从这些情况看来，国有企业多的地方，社会问题就多；相反，多种所有制经济同时发展的地方，就比较稳定。所以，所有制结构不调整，一切无从谈起。加快改革我国的所有制结构，调整国有经济的战略布局，收缩国有经济战线，既有利于坚持公有制，又有利于政府从面大线长的国有经济困境中解脱出来，真正转变职能。因此，中央下决心调整国有企业的战略布局，让国有资本从有些领域坚决退出来。

关于如何科学地进行国有经济的战略调整，本文主要谈以下四个问题：

（一）国有经济战略调整的目标。十五届四中全会提出国有经济应控制国民经济的命脉，国有经济要控制的行业有：涉及国家安全的行业、自然垄断的行业、提供重要公共产品和服务的行业，以及支柱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中的骨干产业。我将其归为两类，一类是政府不投资，则没有人愿意投资的行业；另一类是别人想投资但国家不让投资的行业。除此两类，其他行业都可以鼓励非国有资本进入。换句话说，除此两类，在其他行业国有资本都可以退出。应该强调的是，国有资本的退出只能是“适当退出”而不是“全部退出”。前一阶段流行国有资本全部退出竞争领域的说法，这是不正确的。因为政府要通过国有资本在产权市场的自由流动来实现一些特殊目标，如产业结构的调整，社会保障资金的筹措，等等。另外，即使在以上所说的两类行业中，国有资本也不一定要处于垄断地位，引进非国有资本也是必要的。

（二）国有经济要占优势这个理论要发展。在我看来，国有经济的调整不要有比重限制。以前我们的全民经济比重很大，我们没有发展起来，我们的社会主义还差点被搞垮了；现在我们的非公有经济发展起来了，我们的国有经济减少了，我们的社会主义在前进。

（三）国有经济调整的主体是各级政府。国有资产全民所有，到底由谁来代表？由国务院代表，但国务院是个很大的概念，也管不过来，还得由各级政府来代表。但是，各级政府不能随意调整处置国有资产，必须公开、有偿。

（四）国有资产的调整要与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结合起来。有种说法是，借国有资产调整的机会建立经营者持大股。这要视实际情况而定。要使经营者持大股，就必须把握以下几点：一是经营者的定位不一定是原有的经营者；二是不能一股独大（当然卖给私有企业主就不要管一股独大）；三是持大股不是无偿持股；四是持大股的经营者不能享有不同于职工的非市场优惠，要优惠就一定要有根有据。

总之，国有经济的战略调整将朝着两方面的目标进行，一是大量的国有资本从漫无边际的战线和领域退出；二是形成国家控制、多元化的控股格局。

其中，对于垄断性和公益性极强的行业要注意两点。第一，国家控股就可以了；第二，个别垄断的行业国家完全控制，那些带有竞争色彩的还可以进行切割，可以放开。

二、关于国有企业的现代企业制度建设

我们的现代企业制度建设搞得很早，但现在进展并不理想，搞起来的也不规范。有人前不久做过一个调查，说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十分规范地实行现代企业制度的国有企业，这也许有点片面。今后，我国的现代企业制度建设要在规范上做文章，主要是四个方面的规范：

（一）要建立规范的出资人制度。现在很多国有企业，董事长、总经理没有权，几乎企业所有干部都由政府部门来任命，董事长不能制约总经理，总经理不能制约副总经理。建立规范的出资人制度，应把握三点：一要明晰企业内的国有资产出资人代表，这个代表在一个企业一定要是自然人，而且必须通过招聘产生，必须赋予它相应的权力；二是出资人代表要按规范程序给予董事会行使国有资产投资人职能；三要建立严格、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使出资人代表为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尽职尽责。

（二）要建立规范的产权组织形式。我们不能仅仅从政治意识形态角度考虑，要从经济角度来考虑这个问题。资本主义最初的产权形态叫业主制，跟我们现在的雇主制差不多，一个人是老板，其他人是雇员，产权制度很清楚。但是这种业主制有个问题解决不了，就是资本有限，不能赚更多的钱，这样就引入了股份制，扩大了资本。形象地说，如果业主制是一个人的资本主义，那么股份制就是几个人的资本主义。到20世纪50年代末又有了发展，为了进一步放大资本，资本家把一部分股权以有偿、优惠的形式给了劳动者，使股权进一步分散，又形成了所谓的“人民资本主义”。到后来，资本经营者觉得还不够，要使企业获得更大利润，股权结构还应改善，让有才华的专家学者进入董事会，成为非资产董事，即非资本董事决策企业事务。这说明资本主义的股权逐步向多元化发展。这一点值得我们借鉴。我们的国企改革就是要在明晰产权的基础上尽量形成多元化的产权结构。国企改制在产权组织形式方面应把握三个原则。一是尽量不搞独资，如果必须搞独资的话，也要搞多个国有部门的联合独资，以避免形成垄断；二是尝试国家控股的多种股权设置。绝对控股尽量少，要相对控股，特别是搞“黄金股”的控制形式。黄金股这个概念来自于英国，就是通过法律规定使企业中的极少量资本，拥有特殊的权利，在重大问题上可以一票否决。这种制度的好处是：吃小亏、占大便宜；四两拨千斤；船小好调头。如果企业经营不下去了，我们就可以很容易的处置它，卖不出去就搭配着送出去。三要科学设置和有效发挥独立董事的作用。政府要给国有企业选派至少两名独立董事，以保持决策的科学性和公正性。但这方面产生了误区。一些人认为，要激励独立董事，就得给独立董事股权，因此，好多独立董事在企业持有股份。这种董事就不能叫独立董事。独立董事不能在所在企业持股。那么，怎样激励独立董事呢？现在正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有一种办法是按上市公司的交易量提出一定比例的资金，设立独立董事基金，独立董事的薪金奖金从此基金中发放。这个钱还是出自这个企业。如果要搞独立董事必须把握两点，这个人一要独立，二要“懂事”。

（三）建立规范的法人治理结构。当前我国企业的法人治理结构十分混乱，传统的东西和现代的东西混在一起，使法人治理结构很不规范。西方的法人治理有三层，董事会、监事会和经理班子，关系非常清楚。我国是八架马车，老三会，新三会，再加一个经理班子，一个外部监事会，关系十分复杂和混乱。各方面的关系，特别是党委和厂长的关系很难协调。有些企业即使建立了所谓的现代企业制度，各管理层也基本上由上级任命，各层之间无法进行有效的领导、制约，最终使企业无法有效运作。近几年进行了一些探索，但还没有一套合适的办法。在目前的情况下，主要是理顺党委会、董事会、监事会和经理四者关系。其中一个主要问题就是要体现中国特色，把党管干部与市场机制有效结合起来。这又是一个新课题。不管谁管干部，优秀的管理者必须通过市场机制选出。这有两方面好处：一是可以选到真正有才华的人；二是入选的人必须努力工作，否则有下岗的压力。但是我们的国情是党管干部，怎么把党管干部与市场机制结合？我们经过研究已经提出了一个方案，就是先党委提条件并公布，再由有关部门在社会上招聘，经过筛选，剩5个或3个人时，由党委来确定。这个方案才开始试点。要做好这方面的工作，必须走出几个误区，一是走出国有企业的董事长或董事由国家部门指定的误区，通过市场招聘产生董事长和董事；二是走出企业的资产出资人是一个机构、一个班子的误区，变出资人为自然人；三是走出董事长比总经理大的误区，两者是不同责任的主体；四是走出照搬西方模式的误区，要把西方的东西研究清楚，结合我国国情加以应用；五是走出副总经理由董事会决定的误区，还总经理应有的权利。在建立国有企业规范的法人治理结构方面，任务非常重，如果把这些都搞好了，国有企业是有出路的。

（四）建立规范的激励和约束机制。第一，激励和约束机制的建立必须与企业的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相结合。搞好激励和约束机制的前提是经营管理者职业化和经营管理者的选择市场化。只有职业化和市场化才能解决薪金的合理定价问题和“红眼病”问题，才能使权力与责任对等。所以，激励和约束机制的建立必须和企业的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相结合，使人才选拔市场化。第二，激励与约束并举，在激励的基础上，强化约束力，不能只讲激励，不讲约束。给予激励的同时，应规定工作的目标，如果达不到目标就得处罚。处罚的方式可以考虑以现有的资产进行赔偿，由于非经营因素产生的，还要负法律责任；而最重要的是要建立一个企业家档案，把企业搞坏的人，要逐出企业家行列，而不是换个企业或调到行政部门当官。我曾经对一些企业家说过，中国的企业家是辛苦的企业家，辛苦在于既要办企业，还要办社会，而且还不能自主办；同时，中国的企业家也是最幸福的企业家，他把一个企业搞垮了不仅不去负责任，而且还可以去当官。这都是我们的体制的弊病，我们必须对此进行改革，使激励和约束对等，尤其是道德约束、逐出和禁入制度非常重要。第三，激励要考虑国情。一是形式上可以多样化，如采取股权激励，实行年薪制等等；二是差别不要过大，不要动辄就跟美国去比较，我们没有美国的经济实力，也还没达到美国的发展水平，要着眼国情，跟自己的老百姓比。要体现差别，但不能分化得太厉害；三是应同时考虑对非经营管理者不同形式的激励，对技术贡献者，对特别的劳动奉献者，也要进行激励，因此，激励不仅仅是对企业家，还包括企业的优秀员工。总之，建立规范的现代企业制度，重要的不在于把财产分给个人，而在于通过财产关系和利益关系，建立一种激励与约束机制，在这个基础上建立一种责任机制，建立为企业发展竭尽全力的责任主体。这才是我们的关键。

三、关于建立国有资产管理运营体系的问题

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是经济体制改革中的一个大问题，我们已进行了大量探索，但遗憾的是至今还没有探索出一条既适合国情，又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的国有资产管理模式。国有资产运营体系改革的难点在于既要保持国家对资产的所有权，又要使国有资产的运营充满活力。下一步国有资产的运营管理要朝下面四个方面努力。

（一）要解决目前国有资产多头管理，又无人负责的状况。目前国有资产多头管理，财政部门管理，企业工委管理，还有其他部门的管理，非常多。多头管理、集体管理却无人负责，致使国有企业不同程度都存在经济问题。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除企业家个人道德素质原因外，主要还是体制问题。而且这些问题查起来非常困难，问题背后涉及到方方面面，盘根错节。如果不从制度上根本解决，这些问题很难解决。所以，我们需要有一个使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统一的管理机构，使责任和权利集中，避免多头管理却无人真正负责的现象。

（二）要授予各级政府国有资产处置职能，使各级政府对辖区的国有资产除特殊情况外有高度的处置权。

战略调整范文篇2

事实证明，美国一意孤行发动的伊拉克战争，不但师出无名，没有起到打击国际恐怖主义和制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的效果，反而把伊拉克变成了一个反美武装斗争的“火药桶”和“训练营”。伊拉克治安形势日益恶化，陷入看不见尽头的教派冲突和内乱，面临着政治分裂和领土分裂的危险。

伊拉克战争爆发至今，已有3000多美国官兵丧生，两万多美军受伤。美国战争支出将近3800亿美元，相当于每月64亿美元，每天2.1亿美元。伊拉克人民付出的代价更高，至少有5万人因战乱而死亡，大部分是死于教派仇杀的无辜平民。累计超过200万的伊拉克平民被迫背井离乡，到邻国去避难。

2006年下半年，尽管布什政府竭力掩盖在伊拉克的困境，美国政界朝野已经或公开或掩蔽地得出了一致结论：美国在这个国家无力回天，不能不考虑美军分阶段撤出的问题了。余下的问题无非美军在什么时机、以何种方式、何种借口撤离比较体面，美国利益的直接损失相对较小。

布什政府正在对伊拉克冲突和中东局势做出全面评估，判定美国在军事上暂时从伊拉克脱身后将会带来的战略变化，以便确定美国的下一步政策调整。在伊拉克的严重挫折，是否将带来美国对其霸权扩张政策的全面反思，修正其反恐战略和对中东的政策？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需要观察美国的国内政治。

美国全球战略调整的国内背景

2001年1月布什领导的共和党政府开始执政，标志着右倾保守势力在美国政治中取得了主导地位。2004年11月的美国大选结果，共和党主导了国会参众两院，表明美国社会更加趋向保守。共和党同时主导行政当局和国会，其政策所受到的国内牵制较小。

9•11事件对美国国内安全造成了巨大冲击。在过去的6年中，美国右翼保守势力借机扩大自己的权力，推进自己的政策主张。美国的右翼保守势力可以分为相互部分重叠的四个板块。第一个板块是聚集了巨大财富的垄断财团和企业。它们从布什的减少税收、刺激经济、缩小社会福利的对内政策中获益，也在促进海外投资和贸易、维护美元主导地位的对外经济政策中获益，是美国全球霸权的最大受益者。

第二个板块是军工利益集团。通过政府采购大批武器装备和国内反恐支出，通过新式武器的研究、开发和销售，军工利益集团对美国国防政策的影响无孔不入，是美国军费和研发费用增加的最大受益者，也是美国推行强硬外交政策的有力支持者。军工集团的代表人物崇尚技术、军事手段，成为横行一时的“新保守主义”的核心力量。

第三个板块是宗教右翼，其主体是基督新教的右翼保守势力。在经济全球化的冲击下，美国社会趋向保守，对文化多元倾向和新移民有抗拒心理，许多人希望回归传统，维护盎格鲁-撒克逊文化、基督新教和白人在美国社会的主导地位。宗教右翼的复兴适应了这种社会需要。宗教右翼对意识形态、政治生活、对外政策的影响是巨大的。例如，“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是美国最大的亲以色列游说集团，对美国的中东政策以至国会及其选举都有举足轻重的影响。

第四个板块是媒体中的保守势力。过去，美国媒体被认为是自由派占优势的舆论阵地，有三权分立以外的“第四权力中心”之称。但最近若干年来，媒体依附讨好政府、政府操纵敲打媒体的现象越来越严重，媒体的独立性大打折扣。政治保守势力还建立了一些新的电视台、报纸、网站和思想库，对公众舆论加以引导。

右倾保守势力大行其道的一个后果，就是美国对外政策中的强权政治、单边主义的色彩更加突出；“爱国主义”成为美国社会中取代“多元化”的一种新的“政治正确性”，所谓“纠错机制”大大削弱。

美国中期选举于2006年11月7日结束，重新夺取了在参众两院的多数党地位。共和党失利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而美国在伊拉克的政策失败无疑是首要原因。从表面上看，布什正在接受教训。在选举结果公布后，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立即宣布辞职。

然而中期选举的结果，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右倾保守势力占据美国政坛中心地位的局面，也不能改变美国全球战略的核心内容和主要方向。掌管国会，最多只能对布什政府的现行内外政策和人事任命形成更大的牵制，造成政出多门、前后矛盾，决策过程更加复杂迟缓以反恐为中心的国家安全仍然是美国全球战略的首要任务

布什政府把加强美国的国家安全列为其全球战略的首要目标。9•11后布什政府发表的一系列政策报告和领导人讲话，都深深刻上了右翼保守、单边主义、追求绝对霸权的印记。在当前，美国要全力以赴打击恐怖主义和伊斯兰激进势力；而从长远来看，还要阻止任何国家挑战美国“领导地位”的企图或努力。2002年9月发表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将恐怖主义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及其技术的结合确定为美国面临的“最严重威胁”，提出美国“最迫切的任务”是“摧毁全球范围内的恐怖主义组织以及任何试图获得或使用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及其制造材料的恐怖主义分子或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其后的主要安全战略和国防政策文件，基本上沿用了这一思路。美国用武力推翻了萨达姆政权以后，又把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的目标锁定在朝鲜和伊朗两个国家身上。

美国发动的伊拉克战争和继续偏袒以色列的中东政策，进一步激化了美国同伊斯兰世界的矛盾。世界范围内的伊斯兰教激进势力，成为美国眼中的主要安全威胁。为了对付这一长期威胁，布什政府企图通过一些阿拉伯国家的“重建”，在中东地区推动“民主化”，以“改造”伊斯兰国家。当然，美国在中东、中亚等地区的扩张行动也是为了从战略上控制石油等自然资源。

在布什第二任期的后两年内，美国在国际安全领域要继续处理至少五大难题。首当其冲的是伊拉克难题。美国深陷泥淖，进退两难。对伊拉克实行事实上的军事占领，日益难以为继，国内民众的反对呼声也越来越大。从伊拉克脱身，则很可能造成伊拉克安全形势进一步恶化，危及整个中东地区的稳定。布什政府的下一步棋无论怎么走，都会被视为伊拉克动乱的罪魁祸首。

第二是巴以冲突难题。布什许诺在第二任期内调解巴以矛盾，支持建立独立的巴勒斯坦国。但是美国早已在阿拉伯世界丧失了作为调解者的信誉。阿拉法特去世后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缺乏强有力的领袖人物，增加了巴以冲突中的复杂因素。2006年2月，同美国一贯敌对的巴勒斯坦派别哈马斯上台。美国通过调停巴以冲突来改造“大中东”的设想，只能是空中楼阁。不久前在黎巴嫩南部的武装冲突中，真主党重创以色列，对美国也是一个打击。

第三是本•拉登难题。据信本•拉登还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交界地区，策划反美恐怖活动，成为反美激进势力的精神领袖。不消灭本•拉登领导的“基地”组织，美国的反恐战争就很难说取得了胜利。许多国际反恐专家认为，“基地”组织已经不再仅仅是一个恐怖组织，而且发展成为许多人自愿参加、无须领导中心便可随时对西方发动袭击的一场长期的运动。恐怖组织在美国本土造成大规模破坏的可能性亦不能排除。

第四是朝核难题。美国坚持要朝鲜“完全地、不可逆转地、可核查地”放弃其核武计划，而朝鲜坚持要在美国提供安全保证和经济援助的前提下，才考虑美方要求。2005年2月以来，朝鲜多次宣布已经拥有核武器，并且在2006年9月进行了一次核试验。尽管在中国的外交努力下，六方会谈又一次举行，但朝核问题的发展前景难以预料，对美国的压力和威胁将长期存在。

第五是伊朗难题。美国怀疑伊朗不但自己研制核武器，而且会向国际恐怖组织提供核技术或核材料，指称伊朗对以色列构成威胁。伊朗不屈服于美国的高压政策，同美国、欧盟等进行周旋，坚持不放弃其核计划，给美国出了一个很大的难题。伊朗总统内贾德还大造反美国际舆论，在许多伊斯兰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赢得同情。

在上述种种难题面前，美国全球安全战略的调整余地是有限的。可以想见的是，布什的单边主义强硬外交将有所收敛，军事上不再强调发动先发制人的打击。美国对中东政策的核心，可能从促进阿拉伯国家的“民主化”转向促进该地区的稳定。外交思想上咄咄逼人的“新保守主义”，会在一定程度上退回到传统的、重视实力均衡的现实主义。

提出所谓“有利于自由的权力平衡”

布什政府鼓吹建立“有利于自由的权力平衡”，作为大国合作的基础。美国提出的权力平衡概念，是把美国摆在这种平衡之外，即美国要高高在上，自己不需要受别国的制约，而其他国家必须受制于美国，并且它们之间还要相互制约。

美国在大国间玩的这种“平衡游戏”，具体做法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它要同时和中、俄、印、日、欧盟国家同时拉近关系，目的是不让这些国家之间任何一对关系的紧密程度超过它们同美国的关系。这样，就不会出现其他大国结成反美联盟的情况。二是在地区内部形成各国相互制约的局面，例如，企图让日本、中国、韩国和朝鲜在东北亚互相制衡，让印度和巴基斯坦在南亚相互制衡，让欧洲国家中独立色彩较强的法国、德国和同美国紧密合作的英国、意大利相互制衡，美国从中渔利。虽不能说“权力平衡”思想里不包含美国需要同其他大国合作以共同维持国际秩序的含义，但更多地是体现了一种处于超强地位的谋略，是企图把别的国家当成砝码，由它去摆平，搞的是“单极霸权稳定论”，或者叫“美国强权治下的和平”。

在这种大国谋略中，美国也遇到了相当大的挫折。首先是以伊拉克战争为标志，美欧联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裂痕，连最接近美国的英国和意大利，都表现出越来越多的独立姿态。其次，近年来俄罗斯同美国渐行渐远，对美国干预独联体国家内政、挤压俄战略空间的做法十分不满。

战略调整范文篇3

按照这个标准，在所有制问题上，我们特别需要继续破除一些“左”的观念：

一是“一大二公”的观念。依我看“一大二公”是顽固的“左”的观念，它在工业、商业等方面，还远远没有得到清理，而且仍然以隐蔽的形式广泛地发生着作用。

二是生产关系“超越”生产力的“先进论”。我认为按照生产力标准，生产关系既不能落后于生产力的发展水平而存在，也不应该“超越”生产力的发展水平而“先进”。无论所有制的社会形式如何，如果不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都不能认为是先进的。

三是所有制关系的“补充论”。浙江、福建、江苏的情况表明，改革发展到今天，非公有制经济在许多地方、行业、部门都与公有制经济一样，以生力军的姿态积极推进着经济增递，实践着“三个代表”。当然我们党必须坚持公有制为主体，但非公有制经济在共同富裕的过程中也具有重要作用，应当给予平等竞争共同发展的所有条件。

四是不同所有制成分的“机械数量论”。即僵化地理解“公有制占主体”，机械地规定不同所有制成分的比例，各种不同的所有制经济，其发展的数量及其比例关系是不能人为规定的，而是由市场竞争决定的。凡是符合市场需要的，就必然能得到发展壮大；凡是不符合市场需要的，自然就会萎缩淘汰。

五是所有制的“优越程度排坐次论”。即偏离“三个代表”的要求，仅以先验的意识，简单地对各种不同所有制的优越性程度“排坐次”，国有经济优越于集体经济，集体经济优越于个体、私营经济。这在银行贷款和一些优惠政策上都不同程度地表现出来。实际上，在不同的产业、行业、部门，各种不同的所有制经济发挥的优越程度是极不相同的，我们应该实事求是，正视这个现实情况。

六是所有制的人为“过渡论”。既然不同的所有制其优越性程度具有坐次之分，那么，不优越和优越性程度较低的所有制就应该过渡到优越和优越程度较高的所有制。在市场竞争中，客观上也确定存在着所有制的过渡，比如，有不少中小型国有企业选择股份合作制的方式进行改革，从而转成了集体所有制经济，有些公有制企业通过产权交易、资产重组和结构调整，转变为不同形式的混合经济、非公有制经济、甚至私营经济。这说明，真正的所有制过渡绝不是按照先验的意识形态规定过渡的，而是根据生产力发展的客观需要过渡的，难道我们对此熟视无睹，非要人为制造“过渡”不可吗?

七是所有制形式的“主义标签论”。有的人习惯于贴“主义标签”：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经济，非公有制是非社会主义经济。实际上，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是一个完整的不可分割的整体。东北地区和华东地区国有大型企业与非公有经济企业的合作合成的实践经验表明，无论是公有制经济，还是非公有制经济，都是统一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无论是公有制企业中的职工，还是非公有制企业中的职工，都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主人翁和建设者，同样应该得到社会的承认，没有高低贵贱之分。

以上种种观念和说法，归结到一点，就是对非公有制经济的“所有制歧视”。“所有制歧视”与邓小平同志倡导的“三个有利于”是背道而驰的，是不符合党和国家对各种经济成分、各类企业一视同仁、长期并存、平等竞争、共同发展政策的。

推进改革，实现经济体制转换的新突破，理顺体制关系，是理顺一切不合理关系的基础，是解决当前我国经济社会生活中深层矛盾与问题，实现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和国家的长治久安、民族的繁荣富强的保证。在本世纪头20年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我们必须把眼光放得再远一些，胸怀再宽阔一些。古人告诫我们：“人无远虑，必有近忧”。从眼前看，经过改革开放以来的努力带来了我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重大成就。但是，在好的形势下还存在劳动就业不充分、经济增长不均衡、农民增收缓慢等不容忽视的问题。还应关注那些由于所有制问题引发的不稳定的因素，很需要我们保持清醒的头脑。要解决现实经济和社会生活中的这些问题，就必须按照十六大提出的大政方针，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不断理顺体制关系。要通过深化改革，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保持国民经济又好又快的发展，实现经济体制和经济增长方式两个具有全局意义的根本性转变。而两个转变中，经济体制的转变是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基础和条件。

从根源上说，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是旧体制作用的结果，集约型的增长方式只能依托新的体制而生存，没有经济体制转轨的有效推进，就不可能真正、有效地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脱离经济体制转变去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必然会回归到旧体制下重复建设、粗放经营的老路上去。这种情况恐怕我们谁也不愿意看到，如果这种倾向出现了，恐怕全国老百姓都不高兴。目前，尽管我们的压力很大，但我们别无选择，只有通过改革，尽快建立起同国际上成熟的市场关系联接、同国际经济互接互补的机制和体制，我们才能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有效地抵御各种经济风险，最大限度地获得经济利益，并通过竞争自立于世界民族发展的前列。基于现实和未来的需要，我们必须横下决心，敢于面对各种挑战。

同志反复强调，群众利益无小事。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要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历史主动精神，在共建中共享，在共享中共建。在调整所有制关系的过程中，只有顺民意、谋民利、得民心，才能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我们必须认清形势，即要有大的举措，又要考虑老百姓的承受能力。古代贤哲们主张“政，不可不慎也”，政策出台要慎之又慎，好事要好好办，一件一件地办。既要真心实意为群众办好事，又要防止脱离财力无限吊群众胃口的倾向。要把握机遇，切实稳妥地、积极地加快改革，努力实现经济体制改革的突破性进展。从全国的大局上看，包括所有制关系调整在内的经济结构调整已进入了关键阶段。改革和发展的一系列进程，都应更加紧密地围绕建立新体制的基本框架展开，服从建立新体制的要求，综合考虑各个领域改革措施的设计与整体协调实施，着力形成有利于新体制框架建立和巩固的经济条件与法律条件。最重要的是，根据建立新体制框架的需要，有重点地改革薄弱环节：

第一，站在最大限度发展生产力的战略高度，继续调整、改善所有制结构。

第二，把制度创新和结构调整有机结合起来，进一步搞好国有企业改革，进一步搞好中小企业的改制。

战略调整范文篇4

(一)国际贸易步入新一轮增长期

全球贸易现已摆脱东亚金融危机的影响加速上行，贸易增长快于生产增长的势头将持续下去。未来5—10年，国际贸易增速将高于20世纪90年代的6.5%，保持在7%左右。据世贸组织预测，全球贸易总额(包括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将由1999年的6.8万亿美元增至2010年的17万亿美元。全球贸易额与总产值之比将从1999年的23%提高到28%，贸易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愈加凸显。在规模生产和技术改进的作用下，国际市场上大多数商品的价格将走稳走低。

虽然全球经济增速放缓的可能性增加，但未来几年国际贸易增幅仍可保持较为平稳的增长态势，其主要原因是：世界经济处于上升期，使得国际市场供给充足、需求旺盛；科技革命和电子商务大发展，为贸易增长提供了后劲；贸易自由化深入开展，越来越多的国家实行市场开放战略。

国际贸易结构走向高级化。贸易结构的高级化是与产业结构的升级互为表里的，从其变化趋势看有三个突出特点。一是传统初级产品比重下降，工业制成品比重持续上升。二是高新技术产品出口高速增长。三是现代服务贸易迅猛发展。目前服务贸易已占到全球贸易总额的20%，其中知识含量高的服务业发展最快。整个20世纪90年代，在三大类服务贸易中，商业服务年均增长达9%，快于运输业的4%和旅游业的6%，未来几年这种增长态势仍将保持下去。

(二)国际直接投资越来越成为国际贸易的主要推动力量

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国际贸易增长超过生产的增长，而国际直接投资的增长又超过国际贸易的增长。东亚金融危机过后，这一势头重新显露。

与资本流动相对应，跨国公司的全球化经营已成为国际贸易的重要内容。由于跨国公司在全球布局，实行大规模的产业内平行分工和“内部贸易”在很大程度上“创造”并壮大了国际贸易。从数量关系来看，单位国际贸易额对国内GDP增长的贡献率在下降。这就对各国提出了两个要求，一是全方位进入国际经济舞台，不能为贸易而贸易，二是注意贸易的质量，切实增强贸易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

(三)电子商务引导国际贸易新潮流

近年来互联网应用范围极度扩张，为国际贸易带来深刻变化。这种变化不但体现在贸易的实现形式上，也影响到贸易的实质内容和发展观念。电子商务实现了贸易的网络化、无边界化和个性化，能有效打破自然和人为限制，具有营运成本低、用户范围广、互动交流性强等特点，代表着21世纪国际贸易的发展方向。电子商务的兴起孕育着巨大商机。据联合国的报告统计，2000年全球电子商务交易额达3770亿美元，并将以倍增速度发展，到2010年将占到世界贸易的1/3。发展电子商务对各国的重要性，不仅在于能否在新兴领域分得一杯羹，更在于已有的市场份额能否保得住。所以，各主要贸易大国对电子商务都给予了高度重视。

互联网的出现以及电子商务的蓬勃发展，极大地促进了全球一体化进程，这对向来苦于信息不足的发展中国家较为有利。同时，电子商务对国际贸易也提出了更高要求。如通讯技术的普及应用，税收和金融体制的调整，原有基础服务设施的改造，以及建立全面竞争的开放性经济体制。当前世界各国对网络经济的触及程度严重不平等，美国现在有30%的人上网，而发展中国家总体的上网比例只有0.6%。在电子商务提供的巨大空间面前，那些不能有效利用互联网的国家将处于落后的地位。

(四)国际贸易格局稳中有变

美、欧、日仍是全球三大贸易力量，它们间的力量消长直接影响着国际贸易的总体格局。目前美欧日在全球贸易总额中的比重达到60%，其中美进出口均居全球第一，进口占市场总额近二成，在很大程度上支撑着世界出口市场，未来几年美在国际贸易中的霸主地位不会动摇。从近期看，美经济能否实现“软着陆”，日本的体制改革进展如何以及欧盟能否顺利完成“纳新”任务并稳定欧元，将是影响三方进一步发展的关键。发展中国家贸易比重近年来虽有所上升，但南北差距依然巨大。而且发展中国家的贸易内涵和质量并不乐观，它们从贸易增长中获得的实惠不多。整个20世纪90年展中国家的人均所得增长速度只有发达国家的一半。即使今后石油出口国的贸易大幅增加，其“石油收入”的大部分也只是用来弥补历年积累的财政和贸易赤字。中低档的出口结构使发展中国家饱受国际市场波动的影响，致使贸易竞争力下降，取得同样的出口收益要动员国内更多的资源，从而陷入“贫困性出口增长”的怪圈。除一些新兴市场国家在国际贸易中具有一定的竞争力外，多数发展中国家在总体上仍将处于不利地位。

当前国际贸易领域面临的问题

(一)WTO新一轮谈判充满矛盾和斗争

新回合谈判将为21世纪国际多边贸易体制确定新的“游戏规则”，是影响国际贸易走向的重头戏，谈判中的斗争也将空前激烈。谈判分歧点多而复杂。

一是在农产品领域，美国和欧盟互不相让。美国和农产品出口国凯恩斯集团组成统一战线，主张取消农业补贴，放松对生物技术产品市场准入的限制。欧盟联合日、韩等国，指责美国为占领市场滥用出口信贷和“隐蔽补贴”，并坚持禁止进口美国的激素牛肉和转基因食品。发展中国家普遍对发达国家的农业补贴(注：据世贸组织统计，2000年经合组织农业补贴总额达3000亿美元。)不满，强烈要求它们开放市场，取消各种非关税壁垒。

二是在市场开放的范围和力度上，各方意见相左。美国主张对“第二批信息技术产品”和电子商务实行免税，开放电信、金融等服务贸易领域，降低化工、医疗器械等重要制成品的关税。欧盟与美立场基本一致，但对视听产品市场严加保护，以保持自己的“文化特性”。发展中国家主要关注农产品和纺织品市场开放，强调现有的贸易自由化措施要落到实处，特别是对发展中国家的优惠规定要到位。

三是在贸易规则的制定上，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有严重分歧。发达国家的关注点已从“边界线”上转移到“边界内”，要求对各国的投资体制、竞争政策等国内政策领域加以调整和限制。目前规则之争的焦点是美国试图把劳工和环境标准加进谈判议题，甚至提出使用制裁手段，发展中国家一致反对，认为此举的实质是削弱其劳动力比较优势。

各方利益难以协调。面对权益的再分配，有关各方宁可拖延谈判，也不愿自己受损。在乌拉圭回合多边谈判中，美、欧等发达国家成为最大的受益方。虽然进口关税有所下降，但是发达国家的新兴产业、服务贸易的出口以及市场绝对规模都扩大了。但是，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承诺有很多并未兑现。面对新一轮谈判，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谋求继续主导国际贸易规则的制定，而发展中国家要求平等参与谈判，以维护自己的切身利益，各方意见僵持，使多边谈判继西雅图会议失败后迟迟不能启动。从力量对比看，新一轮多边谈判的主动权还是掌握在发达国家手中。发达国家只有切实放开本国市场，并使WTO的规则明确化，才能取信于发展中国家，使国际贸易体系能够维系并发展下去。目前各方都在就新一轮谈判积极筹划，但真正启动谈判将很艰难，所需时间很可能会超过预期，近期内难有实质性动作。

(二)全方位的市场争夺战日趋激烈

国际贸易领域已经成为各国进行竞争的最前线，并成为国家竞争力的重要表现形式。能否在国际市场上实现价值已成为衡量一国经济发展水平和政策效果的重要标准，而近年来蓬勃兴起的服务贸易更是直接为本国创造价值。为此，美、欧、日等国都从国家经济安全的角度制定本国的贸易战略，投资、金融、生产、服务等体制和政策无不围绕着贸易来展开，同时国际斗争的焦点日益扩大，投资、知识产权、竞争政策等领域都成为竞争热点。从效果看，国际资本大量流入，进出口贸易同步增长，服务贸易迅猛发展，这种大进大出的整体贸易格局使发达国家充分吸收了经济全球化的积极面。

各贸易大国努力扩大自己的世界市场份额。美国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提出的国家出口战略和新兴市场战略已经初见成效，成为“新经济”增长周期的最大赢家。美国一直以贸易自由化的领导者自居，企图打破各个区域性协定的优惠政策界限，以达到“利益均沾”、为自己建立全球性市场的目的。欧盟在集中力量进行内部整合，同时加紧执行东扩和南下战略，并通过欧亚会议和欧盟—拉美会议等渠道试图挤进东亚和拉美市场，最近又提出对最不发达国家“除武器以外的一切商品”出口在关税和配额上给予优惠，借以开拓非洲和南亚市场。日本的重点则由多边转入区域合作，全力经营东亚地区，同时加强与新加坡等国的双边关系。

不同发展层次国家间的区域与双边联系日趋频繁，与贸易大国形成明显的竞争态势。一些在多边谈判中引起争论的议题，往往在双边谈判中较容易形成突破。发展中国家重点加强区域合作，联合自强，组成多个区域性贸易集团，像东盟、南方共同市场等已成为本地区贸易自由化的“排头兵”。

(三)贸易保护主义层出不穷

发达国家仍以高关税和配额对进口设限。目前高关税主要集中在农业、粮食产品和服装等发展中国家具有比较优势的出口产品上，如肉类、糖、牛奶等的关税税率往往超过100%，欧盟对超出限额的香蕉征收180%的关税。现在乌拉圭回合规定的取消纺织品配额的10年期限已过去大半，但美国在全部750种配额中只取消了13种。

新贸易保护主义花样迭出。发达国家设置了许多技术出口限制，如美国把计算机产品的出口国分为4类，对第4类“无赖国家”完全禁运，对包括中国在内的第3类国家实行许可证限制。欧盟以“绿色指标”对进口产品设置贸易壁垒，美近来大力推销劳工标准。据估计，各种形式的贸易保护主义给发展中国家造成的外贸损失每年达1000亿美元，相当于发达国家每年给发展中国家官方援助额的两倍。(注：世界贸易组织：《2001年全球经济展望与发展中国家》)在恶劣的国际环境中，一些原本依靠出口已经脱贫的发展中国家甚至又出现“返贫”的现象。此外，在区域化和双边协议中，参与方互相给以优惠，有可能产生变相的保护主义。目前各区域贸易协议的标准和规则差异很大，这种差异可能会取代关税成为全球化进程的最大障碍。

我国外经贸战略的调整

随着国际贸易环境的变化，我国一方面要进行贸易结构的升级，另一方面，还要在加入WTO后对贸易体制加以全面革新。为此，我国既要全力保持贸易的增长势头，又要有新的应对策略。

(一)积极面对WTO的机遇与挑战

WTO的规则不是直接面对企业而是面对政府，但要以市场化来作为导向。为此应处理好三个层次的关系。

坚决执行WTO明确规定的原则性条款。我国现存外商投资方面的法规共有200多项，对必须做出的法律调整要统一步调、按时到位；电讯、金融、保险、证券、旅游、商业、法律会计咨询等服务业领域都要对外资开放，并逐步取消在流通业的分销权和持股比例限制；要加强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对外资企业要实施国民待遇，不能再对其提出外汇平衡、国内采购、面向出口等要求；要提高行政方面的透明度。

充分利用WTO现有体制内的保护措施。包括反倾销、反补贴、保护幼稚产业、特别保护条款等体制内的斗争手段，如对一些小型产业以及落后地区的补贴就是国际上认可的做法；在农业领域，WTO将政府扶持措施分为“黄色”、“绿色”等，我国在“黄色”尤其是“绿色”政策措施领域大有可为。

在WTO近年来开拓的服务贸易等新兴领域，要大踏步前进，以充分利用多边谈判已经取得的成果。

应当看到，加入WTO只是为我国经济发展创造了必要的国际和国内的体制条件，我国经济能否顺利完成向现代化、知识化、集约化的转变，最终实现向发达国家的赶超，才是真正的实际任务，也是要面对的真正挑战。在评价加入WTO的影响时，一定要把这方面的积极意义估计足。在国际竞争如此激烈的形势下，只有经济体制高效运转，产业结构竞争力增强，并且具备可持续发展的能力，才能取得真正的、持久的经济安全。

(二)提升我国国际贸易结构的档次

从国际竞争的现实情况看，像过去那样简单地把出口部门分为初级产品和工业制成品已经不够。如在近年来发展较快的信息技术产业，计算机配件制造等环节已经逐渐沦为附加值不高的一般性技术，发展空间只能尽力维持而无扩展余地。只有发展芯片等较为高级的产业内环节，才有可能占领未来市场。东南亚金融危机在产业和贸易层面上的原因，就是多年来依赖的信息技术中低档产品出口增幅下降，导致出口创汇减少，进而使得金融体制在国内外资金外流的冲击下崩溃。有鉴于此，我国应在制成品贸易比重有所上升的基础上，注意在对外经贸工作中质和量的结合。为有目的、有步骤地实现出口产品的升级，我国应进一步细化市场分类，高附加值的产业和环节应是今后对外贸易发展的方向。

(三)实行外贸经营方式的独立化、产业化

凭借多边、稳定、无条件的最惠国待遇，全面提高利用国内外两种资源和两个市场的能力，参与国际经济的大循环，以面向世界和国际化的视野制定发展战略，这是中国加入WTO的应有之义。在加入WTO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基本建立的国内外条件下，产业化经营是中国外贸独立存在和发展的必然选择。中国应从吸收外资、对外承包工程和劳务合作、境外加工贸易以至参与资本市场运作等各个渠道完善外贸的产业化经营；同时鼓励国内具有竞争优势的企业到境外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投资办厂，合作开发国内稀缺的资源；充分利用我国内市场容量大、层次多的先天优势，建立起适合中国国情的外贸产业结构。

(四)实行外贸主体结构和市场结构的多元化

外贸企业实现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加入WTO应是中国参与世界经济大循环的全民总动员，民间经贸力量能否以符合国际规范的经营方式发展壮大，这是衡量中国战略是否成功的重要标准。近期中国已做出一些有益尝试，如放宽私营企业进出口权的申请条件，建立金融支持机制，为中小企业出口提供信用担保、信息咨询以及人员培训等服务；加入WTO后还要根据实际效果不断加以调整和完善，目标是建立起全面的出口促进体系，以适应当前国际上对“整体贸易”的战略要求。

实施市场多元化战略。美、日、欧是中国三大重要出口地区和贸易顺差大户，今后应继续巩固和拓展；同时应适当扩大三大市场先进技术和关键设备的进口，以缓解贸易不平衡造成的矛盾；对亚非拉市场特别是周边地区，应加大力度开拓，建立更紧密的经贸合作关系，应着意开发国内短缺而急需的石油等资源性、战略性产品。应尽快推进和落实该地区的贸易自由化，以建立较为固定的外经贸根据地。

战略调整范文篇5

事实证明，美国一意孤行发动的伊拉克战争，不但师出无名，没有起到打击国际恐怖主义和制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的效果，反而把伊拉克变成了一个反美武装斗争的“火药桶”和“训练营”。伊拉克治安形势日益恶化，陷入看不见尽头的教派冲突和内乱，面临着政治分裂和领土分裂的危险。

伊拉克战争爆发至今，已有3000多美国官兵丧生，两万多美军受伤。美国战争支出将近3800亿美元，相当于每月64亿美元，每天2.1亿美元。伊拉克人民付出的代价更高，至少有5万人因战乱而死亡，大部分是死于教派仇杀的无辜平民。累计超过200万的伊拉克平民被迫背井离乡，到邻国去避难。

2006年下半年，尽管布什政府竭力掩盖在伊拉克的困境，美国政界朝野已经或公开或掩蔽地得出了一致结论：美国在这个国家无力回天，不能不考虑美军分阶段撤出的问题了。余下的问题无非美军在什么时机、以何种方式、何种借口撤离比较体面，美国利益的直接损失相对较小。

布什政府正在对伊拉克冲突和中东局势做出全面评估，判定美国在军事上暂时从伊拉克脱身后将会带来的战略变化，以便确定美国的下一步政策调整。在伊拉克的严重挫折，是否将带来美国对其霸权扩张政策的全面反思，修正其反恐战略和对中东的政策？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需要观察美国的国内政治。

美国全球战略调整的国内背景

2001年1月布什领导的共和党政府开始执政，标志着右倾保守势力在美国政治中取得了主导地位。2004年11月的美国大选结果，共和党主导了国会参众两院，表明美国社会更加趋向保守。共和党同时主导行政当局和国会，其政策所受到的国内牵制较小。

9•11事件对美国国内安全造成了巨大冲击。在过去的6年中，美国右翼保守势力借机扩大自己的权力，推进自己的政策主张。美国的右翼保守势力可以分为相互部分重叠的四个板块。第一个板块是聚集了巨大财富的垄断财团和企业。它们从布什的减少税收、刺激经济、缩小社会福利的对内政策中获益，也在促进海外投资和贸易、维护美元主导地位的对外经济政策中获益，是美国全球霸权的最大受益者。

第二个板块是军工利益集团。通过政府采购大批武器装备和国内反恐支出，通过新式武器的研究、开发和销售，军工利益集团对美国国防政策的影响无孔不入，是美国军费和研发费用增加的最大受益者，也是美国推行强硬外交政策的有力支持者。军工集团的代表人物崇尚技术、军事手段，成为横行一时的“新保守主义”的核心力量。

第三个板块是宗教右翼，其主体是基督新教的右翼保守势力。在经济全球化的冲击下，美国社会趋向保守，对文化多元倾向和新移民有抗拒心理，许多人希望回归传统，维护盎格鲁-撒克逊文化、基督新教和白人在美国社会的主导地位。宗教右翼的复兴适应了这种社会需要。宗教右翼对意识形态、政治生活、对外政策的影响是巨大的。例如，“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是美国最大的亲以色列游说集团，对美国的中东政策以至国会及其选举都有举足轻重的影响。

第四个板块是媒体中的保守势力。过去，美国媒体被认为是自由派占优势的舆论阵地，有三权分立以外的“第四权力中心”之称。但最近若干年来，媒体依附讨好政府、政府操纵敲打媒体的现象越来越严重，媒体的独立性大打折扣。政治保守势力还建立了一些新的电视台、报纸、网站和思想库，对公众舆论加以引导。

右倾保守势力大行其道的一个后果，就是美国对外政策中的强权政治、单边主义的色彩更加突出；“爱国主义”成为美国社会中取代“多元化”的一种新的“政治正确性”，所谓“纠错机制”大大削弱。

美国中期选举于2006年11月7日结束，重新夺取了在参众两院的多数党地位。共和党失利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而美国在伊拉克的政策失败无疑是首要原因。从表面上看，布什正在接受教训。在选举结果公布后，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立即宣布辞职。

然而中期选举的结果，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右倾保守势力占据美国政坛中心地位的局面，也不能改变美国全球战略的核心内容和主要方向。掌管国会，最多只能对布什政府的现行内外政策和人事任命形成更大的牵制，造成政出多门、前后矛盾，决策过程更加复杂迟缓。

以反恐为中心的国家安全仍然是美国全球战略的首要任务

布什政府把加强美国的国家安全列为其全球战略的首要目标。9•11后布什政府发表的一系列政策报告和领导人讲话，都深深刻上了右翼保守、单边主义、追求绝对霸权的印记。在当前，美国要全力以赴打击恐怖主义和伊斯兰激进势力；而从长远来看，还要阻止任何国家挑战美国“领导地位”的企图或努力。2002年9月发表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将恐怖主义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及其技术的结合确定为美国面临的“最严重威胁”，提出美国“最迫切的任务”是“摧毁全球范围内的恐怖主义组织以及任何试图获得或使用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及其制造材料的恐怖主义分子或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其后的主要安全战略和国防政策文件，基本上沿用了这一思路。美国用武力推翻了萨达姆政权以后，又把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的目标锁定在朝鲜和伊朗两个国家身上。

美国发动的伊拉克战争和继续偏袒以色列的中东政策，进一步激化了美国同伊斯兰世界的矛盾。世界范围内的伊斯兰教激进势力，成为美国眼中的主要安全威胁。为了对付这一长期威胁，布什政府企图通过一些阿拉伯国家的“重建”，在中东地区推动“民主化”，以“改造”伊斯兰国家。当然，美国在中东、中亚等地区的扩张行动也是为了从战略上控制石油等自然资源。

在布什第二任期的后两年内，美国在国际安全领域要继续处理至少五大难题。首当其冲的是伊拉克难题。美国深陷泥淖，进退两难。对伊拉克实行事实上的军事占领，日益难以为继，国内民众的反对呼声也越来越大。从伊拉克脱身，则很可能造成伊拉克安全形势进一步恶化，危及整个中东地区的稳定。布什政府的下一步棋无论怎么走，都会被视为伊拉克动乱的罪魁祸首。

第二是巴以冲突难题。布什许诺在第二任期内调解巴以矛盾，支持建立独立的巴勒斯坦国。但是美国早已在阿拉伯世界丧失了作为调解者的信誉。阿拉法特去世后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缺乏强有力的领袖人物，增加了巴以冲突中的复杂因素。2006年2月，同美国一贯敌对的巴勒斯坦派别哈马斯上台。美国通过调停巴以冲突来改造“大中东”的设想，只能是空中楼阁。不久前在黎巴嫩南部的武装冲突中，真主党重创以色列，对美国也是一个打击。

第三是本•拉登难题。据信本•拉登还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交界地区，策划反美恐怖活动，成为反美激进势力的精神领袖。不消灭本•拉登领导的“基地”组织，美国的反恐战争就很难说取得了胜利。许多国际反恐专家认为，“基地”组织已经不再仅仅是一个恐怖组织，而且发展成为许多人自愿参加、无须领导中心便可随时对西方发动袭击的一场长期的运动。恐怖组织在美国本土造成大规模破坏的可能性亦不能排除。

第四是朝核难题。美国坚持要朝鲜“完全地、不可逆转地、可核查地”放弃其核武计划，而朝鲜坚持要在美国提供安全保证和经济援助的前提下，才考虑美方要求。2005年2月以来，朝鲜多次宣布已经拥有核武器，并且在2006年9月进行了一次核试验。尽管在中国的外交努力下，六方会谈又一次举行，但朝核问题的发展前景难以预料，对美国的压力和威胁将长期存在。

第五是伊朗难题。美国怀疑伊朗不但自己研制核武器，而且会向国际恐怖组织提供核技术或核材料，指称伊朗对以色列构成威胁。伊朗不屈服于美国的高压政策，同美国、欧盟等进行周旋，坚持不放弃其核计划，给美国出了一个很大的难题。伊朗总统内贾德还大造反美国际舆论，在许多伊斯兰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赢得同情。

在上述种种难题面前，美国全球安全战略的调整余地是有限的。可以想见的是，布什的单边主义强硬外交将有所收敛，军事上不再强调发动先发制人的打击。美国对中东政策的核心，可能从促进阿拉伯国家的“民主化”转向促进该地区的稳定。外交思想上咄咄逼人的“新保守主义”，会在一定程度上退回到传统的、重视实力均衡的现实主义。

提出所谓“有利于自由的权力平衡”

布什政府鼓吹建立“有利于自由的权力平衡”，作为大国合作的基础。美国提出的权力平衡概念，是把美国摆在这种平衡之外，即美国要高高在上，自己不需要受别国的制约，而其他国家必须受制于美国，并且它们之间还要相互制约。

美国在大国间玩的这种“平衡游戏”，具体做法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它要同时和中、俄、印、日、欧盟国家同时拉近关系，目的是不让这些国家之间任何一对关系的紧密程度超过它们同美国的关系。这样，就不会出现其他大国结成反美联盟的情况。二是在地区内部形成各国相互制约的局面，例如，企图让日本、中国、韩国和朝鲜在东北亚互相制衡，让印度和巴基斯坦在南亚相互制衡，让欧洲国家中独立色彩较强的法国、德国和同美国紧密合作的英国、意大利相互制衡，美国从中渔利。虽不能说“权力平衡”思想里不包含美国需要同其他大国合作以共同维持国际秩序的含义，但更多地是体现了一种处于超强地位的谋略，是企图把别的国家当成砝码，由它去摆平，搞的是“单极霸权稳定论”，或者叫“美国强权治下的和平”。

在这种大国谋略中，美国也遇到了相当大的挫折。首先是以伊拉克战争为标志，美欧联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裂痕，连最接近美国的英国和意大利，都表现出越来越多的独立姿态。其次，近年来俄罗斯同美国渐行渐远，对美国干预独联体国家内政、挤压俄战略空间的做法十分不满。

战略调整范文篇6

一、我国面临的新一轮贸易保护现状及遇到的问题

在世界贸易组织强调推行贸易自由化发展的大背景下，各国不断调整政府干预对外贸易措施的形式，其中，非关税壁垒成为各国贸易保护的主要方式。这主要包括：

(一)反倾销。在各类贸易壁垒中，反倾销是我国遭遇最早、对我国影响最大的措施。根据世贸组织即WTO统计，自1995年以来，共有40多个VeTO成员国对我国出口商品发起过反倾销调查，立案总数超过3000件，最终实施反倾销措施超过2000件。当前，国际反倾销案件呈现以下特点：第一，反倾销案件数量近年有所下降。第二，发展中国家发起反倾销案件数量增长迅速。在WTO成立前，反倾销案件的绝大部分均由发达国家发起，WTO成立后，发展中国家成员发起的反倾销案件数量迅速增加，目前在全球案件年度数中所占比例已超过发达成员国，在2005年超过70％。第三，反倾销调查针对的目标仍集中在少数国家。据统计，全球反倾销调查针对的前8位分别为：中国、韩国、美国、中国台北、日本、印尼、印度、泰国。中国仍是国际反倾销措施针对的主要目标。

(二)反补贴。美国和加拿大是利用反补贴措施最多的国家，这两个国家对我国进行反补贴调查已成为当前贸易保护的新热点。我国遭遇反补贴调查的突出特点是：第一，来势猛。截至2007年底，我国共遭遇反倾销反补贴调查10起，反倾销反补贴再调查4起，另有2起正在立案前磋商中。第二，影响大。反补贴调查不仅直接影响我国涉案企业出口，而且也是对我国宏观经济制度的挑战。如果这些指控被认定为补贴，不仅会影响我国宏观经济政策，损害我国国际形象，还会影响双边经贸关系，使我国面临的国际经贸环境更复杂。此外，波及效应强。一方面，一个反补贴裁定中的补贴项目往往成为后续对我国反补贴的证据，从而引发更多新的反补贴调查。另一方面，美、加对我国进行反补贴调查的做法，容易引起他国跟进。据WTO统计，最近几年全球反补贴案件数量呈波动性减少，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WTO成员对其他国家政府进行调查通常持审慎态度。但对中国而言，这种趋势恰恰相反，近年来，我国是全球遭受反补贴最多的国家。第三，不公平。美国在对华反补贴调查中存在许多违反WTO规则之处，使中国企业遭受极不公平的待遇。如，在铜版纸初裁中，美方在已考虑补贴因素对国内产品正常价值影响情况下，又计算一个反倾销税，给中国企业带来双重负担。

(三)美国337调查。美国337调查是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简称ITC)针对不公平的进口行为，主要是进口产品侵犯美国知识产权的行为进行调查并采取制裁措施的做法。337调查逐渐成为美国遏制我国具有一定出口潜力，特别是技术密集型产品和高附加值产品对美出口的重要手段。美国对华337调查主要呈现以下特点：第一，调查案件数量迅速增长。从1975年美发起第一起337调查至2007年10月，美国共对我国发起75起337调查，其中，60起案件是2002年以后发起的，占全部对华案件总数的80％。2007年1月至10月，这一发展态势更为明显，美总计对我国发起14起337调查，占美同期立案总数的50％以上。第二，我国成为首要被调查国。上世纪，我国台湾地区、日本和韩国一直排在被调查国家或地区的前三位。自2002年以来，我国已连续5年成为遭受337调查最多的国家(地区)。第三，受影响的行业和产品集中。在美国对我国发起的337调查中，88％以上的案件涉及专利，仅有小部分涉及商标和外观设计。其中，机电产品成为重灾区，60％以上的案件针对机电类产品。第四，申请门槛低但制裁措施严厉。337调查中，原告无需证明侵权产品对其造成损害即可申请337调查，极大减少了原告的举证责任。此外，原告可不仅针对列名被告，而且可针对所有相关进口产品向美国际贸易委员会提出普遍排除令的请求。在美对华发起的337调查案件中，47％的案件原告都申请了普遍排除令，企图将中国产品全面排除在美国市场之外。

(四)技术性贸易壁垒。据WTO统计，从1995年至2007年5月31日，各成员国通报影响贸易的新规则总计23897件，其中技术性贸易措施16974件，占总量的71％。由于这些技术性贸易措施有涉及面广、隐蔽性强、技术性高等特点，会对全球贸易产生长期的影响，特别是会对发展中国家的国际贸易带来不利影响。2005年我国出口企业遭遇技术壁垒的比例达到15.1％，22大类出口产品中有18类遭受直接损失，金额达691亿美元，占全年出口额的9.1％；国外技术性贸易措施给我国企业造成的出口贸易机会损失高达1470亿美元，相当于全年出口额的19.3％。技术壁垒对我国影响的特点如下：第一，从趋势上看，国外技术性贸易措施的影响已从劳动密集型产品向高新技术产品延伸。机电类产品受发达国家在安全性、噪声、电磁污染、节能性、兼容性等方面的影响已开始显现。第二，具有国际比较优势的纺织、服装、轻工等传统出口商品，继配额、许可证、原产地限制之后，受到来自发达国家技术法规、环保法规等影响加大。第三，食品、土畜产品受到的影响面最宽。我国农产品因为受到种类繁多的动植物检验检疫程序、生态法规和国际公约，以及最近各国要求对转基因产品进行标识等多方面的限制，出口贸易阻力很大。据日本厚生省网站公布的资料显示，2006年日本厚生省查出违反日本《食品卫生法》并最终采取了废弃或退货处理的进口产品共1440批次，同比增加了82％。其中批次最多的是中国，共476批次。这对我国优势农产品出口产生了重大影响，大大削弱了我国农产品的出口竞争力。第四，美国、欧盟、日本、韩国是实施技术性贸易措施的主要国家和地区。

从我们自身存在的问题看，主要有：一是我国综合贸易影响率接近贸易摩擦警戒线。对外贸易规模突破万亿美元，标志着我国外贸发展正进入一个新阶段。然而，我国出口贸易规模大、增长迅猛，已接近贸易摩擦警戒区。目前，世界各国贸易综合影响率达25％以上的国家只有美国、德国和中国。按国际经验判断，国家贸易综合影响率在25％～30％之间还可以忍受，在30％～35％之间为警戒区，超过35％则难以忍受，可能引发全局性贸易摩擦。2003年我国出口对世界贸易的综合影响率为27.6％，2004年为26.9％，2005年至2007年保持上升态势。可以预见，随着我国经济不断发展，尤其是出口的快速增长，今后一两年达到甚至突破警戒区的可能性较大。所以，我国对外贸易的适度发展问题很值得重视。二是我国出口企业的管理和行业标准化体系的建立还不完善。长期以来，我国一些企业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不高，出口商品在安全和质量等方面与国际标准和法规要求存在一定差距。我国目前的技术标准状况不佳是存在差距的重要原因。如，在国际标准的采用方面，20世纪末，美、英、法、德等国家的国际采标率(采用国际标准的比例)就已达80％，日本新制定的国家标准有90％以上是采用国际标准化组织和国际电工组织的标准，而我国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技术标准的仅占43.5％。三是出口的无序竞争仍很严重。长期以来，我国企业竞争手段单一，主要实行薄利多销的营销战略，同行竞相压价，以低价求胜。这种策略必将受到国外的反倾销限制，也扰乱了出口市场。另外，我国产品技术含量低、附加值不高导致低价格，往往使我国产业成为国外贸易救济措施的受害者。四是执行WTO规定的补贴政策还不到位。加入WTO后，我国在补贴方面需要遵守《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定》和多边贸易体制下有关补贴的各项法律规定，并承担我国人世议定书承诺的有关义务。我国目前已在中央政府一级逐步取消过去的各种补贴，但个别地方政府考虑经济效益、就业等因素，还存在清理不到位的情况，这些补贴政策很可能招致反补贴调查。转二、应对新一轮贸易保护方式的对策

随着我国进入人世“后过渡期”，许多领域已按承诺对外开放，我国产业面临的国际竞争压力进一步加大，我国的国际贸易环境面临新的复杂局面，这就要求我们要适时调整外贸发展战略，妥善应对贸易争端，创造和谐的国际贸易环境。

(一)适当调整我国外贸发展战略

经过近30年的快速发展，我国的外贸事业取得巨大成绩。1978年，我国外贸总额只有206亿美元，外汇储备仅为1.67亿美元；2006年，外贸总额达17607亿美元，增加近80倍，成为世界上第三大贸易国；外汇储备达到上万亿美元，成为世界第一大外汇储备国。在现有外汇储备已充足且出口增长过快的情况下，必须清醒地看待形势，警惕并努力避免外贸依存度过高对我国经济造成严重的影响，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和稳定。

1、保持对外贸易的适度发展。对外贸易适度发展的内涵包括适度规模和适度增长两方面。一定的贸易规模是一个国家对世界经济产生影响的基础，贸易规模越大，我国经济的外贸依存度越大，经济发展中的结构性问题就越突出，资源配置大量投向外贸，尤其是投向加工贸易，然后大量出口。这种资源配置倾向导致我国已发展成为世界的加工厂、贸易通道和交易平台。贸易增长要保持合理的水平，不能使综合贸易影响率超过贸易摩擦警戒线。对外贸易保持适度增长，不仅需要从整体规模把握，还要细化到具体的商品和市场。涉及贸易摩擦最多的商品一定是已超过警戒区的商品，而发生贸易摩擦最多的地区，一定是有某类商品在该区域市场占有率增长过快。

2、实现进出口基本平衡。从长远战略出发调控出口和进口，通过增收关税以及产业政策调整，对出口综合影响率指标超高的纺织品和资源密集型产品采取有所抑制的政策。调控进口增长速度主要通过调控国内经济、产业增长水平来实现。在继续适度发展外向型经济的同时，主动发展国内大市场，发展内需型经济，进口资源型及高科技型产品，尤其是关键技术设备产品，这不仅是平衡贸易、应对贸易摩擦的需要，也是我国整个国民经济建设和推进新兴工业化进程的需要，是使我国从贸易大国走向贸易强国的必经阶段。

(二)实施提升出口企业国际竞争力战略

1、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据调查，我国每100万人占有的发明专利只有1项，而日本达900多项，韩国达700多项。我国电子类100强企业2004年投入研发的资金总额还不如IBM公司一家企业的投入。目前，企业最迫切的就是要培育和提升核心竞争力，这需要依靠政府和企业从宏观和微观两方面下功夫。政府要综合运用技改贴息、研发扶持、标准认证等手段加大对企业研发，特别是出口产品企业自主研发的支持力度，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一方面，企业要培育自有技术、创立自有品牌、提高研发能力和商品档次，强化对产、供、销的管理，以对自己内部的资源进行整合。另一方面，要通过分拆、兼并、收购等行为，对外部资源进行整合，以达到优势互补、增强核心竞争力的目的。

2、努力建立企业知识产权体系。企业要想在国际贸易中占据有利地位，从根本上防范知识产权纠纷，必须从源头抓起，重视创新，加大产品研发力度，努力构建自身知识产权管理体系，将知识产权工作纳入企业日常的经营管理中来。企业要从产品研发、专利申请、专利管理、专利使用、市场开拓等各环节出发，跟踪了解竞争对手的专利情况。要重视专利检索，及时在主要出口市场申请专利和注册商标，依法保护自己的创新成果，全面提高企业的风险抵御能力。

(三)实施“以防为主，积极应对”战略

1、建立预警机制。我国应紧密跟踪重点出口的国家和地区情况，保持信息的高度敏感，以便及时了解国外某些贸易壁垒的动向，定期或不定期预警信息，建立一套有效的预警机制。有效的预警机制可帮助我国对国外可能实施反倾销调查、反补贴调查和新的技术法规时有所估计和预测，提醒企业及时进行价格自律，实现对外贸易保护前置化。

2、建立健全应对机制。国家商务部在总结多年指导应诉经验并在充分借鉴WTO成员应诉工作的成熟做法的基础上，本着“信息共享、协调沟通、形成合力、快速应对”的原则，鼓励形成商务部、地方各级外经贸主管部门、进出口商会和行业协会等中介组织以及相关企业的“四位一体”的出口反倾销和保障应诉工作机制以及“两横一纵”的反补贴应对机制，各方面都应积极参与，使之发挥积极的作用。

3、规范企业出口经营秩序。要充分发挥进出口商会的协调职能，加强行业自律，推动企业自我约束机制的建立。可通过各行业协会、主管部门等制定有关行业出口产品的最低限价，并通过公布信息、提供咨询服务，及时引导出口企业调节出口数量与价格，建立重要产品的进口数量、价格监测系统，尽可能将隐患消除在境内，争取产业保护工作的主动权。另外，发现有竞价销售等扰乱出口秩序的行为要坚决制止，对个别企业的恶性竞争，要建立必要的惩罚制度，以保障出口秩序的正常化。

战略调整范文篇7

[关键词]新常态；企业战略；调整；改革

1.引言

新常态是我国经济发展的一种长期状态，在新常态的时代背景下，为了更好地实现经济增长，国家先后出台了一系列的战略规划，各行各业都应当充分认识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性，积极围绕国家的相关政策方针来创新优化企业财务管理方式，要保证企业战略的适应性，逐步提升企业的运营发展水平。

2.新常态下企业战略的理论概述

2.1新常态下企业战略调整的方向。如图1所示，最近几年，我国的GDP增速呈现出明显的下降趋势。在新常态的时代背景下，为了提升国内企业的营销水平，需要调整战略方向。从国际市场环境来看，很多企业纷纷借助“一带一路”的战略部署，积极拓展市场营销渠道，寻求更加优质的海外发展机遇。这不仅能够缓解国内市场的发展压力，并且能够提升企业的品牌知名度，实现资源的快速转化。对于一些规模较大的国际化企业，更应当充分认识当前国际市场环境的变化情况，要围绕各个国家的市场政治、经济等因素来调整企业战略，积极应对不确定风险，挖掘市场潜力，为可持续发展做好相应的准备工作。2.2新常态下影响企业战略调整的重要因素。企业在进行战略调整的过程中，首先应当关注外部竞争环境，要通过基本分析法来进行定量和定性分析，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充分了解到当前市场环境中可能影响企业战略的因素。企业的管理人员要保证企业战略决策的执行效果，营造良好的企业文化，实现内部人才的可持续发展，从而保证企业战略能够落到实处，在新常态下逐步提升企业的营销水平。2.3新常态下企业战略调整的内容。企业管理人员首先应当创新自身的管理理念，要打破传统财务管理方式的束缚，引入更加先进的技术、软件，对历史数据进行充分的分析和利用，要关注政策和竞争因素的变化，加强企业专业人才队伍建设，优化管理层结构。同时，要实现管理技术与方法的创新，积极适应当前“互联网+”的经济发展趋势，完善信息工作基础，更好地为战略调整服务。在新常态下，国内大型企业纷纷与互联网公司进行深入合作，不断创新拓展业务，这充分反映了技术创新对企业战略调整的积极作用。另外，企业还应当实现管理内容的创新，要围绕产品服务质量、技术水平、人力资源、客户资源等进行战略调整，提高员工的心理认同感，增强组织凝聚力。任何一个企业在新常态下都应当积极提升实际的管理技能，营造优秀的企业文化，为企业战略决策调整打好坚实的基础。

3.新常态下企业战略存在的问题

3.1创收能力有待于提升。国内不少大型能源企业尽管整体规模很大，资产较多，但是创收能力较低，收入水平与利润差距越来越大，资本回报率不足。一些企业主营业务板块盈利能力不高，没有积极拓展上游供应链，并且下游营销渠道单一，生产与销售水平不匹配。同时，一些钢铁行业工程技术、建设技术、服务保障技术存在明显的滞后性，战略定位不明确，对进口设备依赖程度过高，影响了自身的实际竞争力。3.2管理体制存在滞后性。一些能源、钢铁行业在近二十多年的发展过程中，尽管实力规模不断扩大，但是体制机制上存在严重的行政化管理色彩，与国际一流企业存在较大差距，公司不仅承担生产、销售职能，并且还具有行政管理和监管职能，在国际合作中对经济因素考虑不足，缺乏市场竞争性。同时，一些垄断行业的特殊性质抑制了资源的有效配置，这进一步加剧了企业发展方式存在的问题。新常态下，国有大型的企业经营所有权不清晰，主动性、创新性不高，区域业务存在碎片化等情况严重，各部门、各板块信息独立，加剧了运营管理负担。3.3企业的战略决策难以适应复杂的国际形势。当前国际经济面临着资源价格波动较大，经济发展失衡，壁垒增加等方面的问题，在全球经济合作过程中，我国企业的外部经济压力日益增加，很多新兴经济体受到出口国家外贸政策影响，运营发展情况不理想，增长动力不足，难以积极应对当前的外部风险。这就需要创新优化企业战略部署，完善财务管理方式，从而适应当前国际市场的发展趋势。

4.新常态下实现企业战略改革创新的有效途径

4.1创新以标准为基础的企业财务管理模式。我国企业在进行战略决策过程中，要围绕资金进行财务管理工作，进一步完善资源配置，为企业战略决策提供支撑，要充分体现企业的核心竞争力。现代企业管理制度贯穿企业生产、运营的各个流程，涵盖了筹资、股权优化、投资、收益分配等各个方面。尤其是在新常态下，我国企业面临诸多的发展风险，需要优化财务管理标准体系，全面提升战略决策水平。企业的财务管理标准体系要确立基本的评级制度和应用标准，要以基本框架为依据，对每个项目进行全面、严谨的考核，不断总结、提炼企业以往发展过程中值得推广的财务管理经验。同时，我国企业要结合自身的管理需求，制定具有针对性和适应性的财务管理制度，并保证相关细则的落实情况。要明确自身功能定位，对重点行业和重点领域进行深入分析，结合国家战略方针突出保障民生等公益职能，稳步实现价值增值。4.2升级企业财务管理的信息系统。企业在进行战略决策过程中，要依靠先进完善的财务管理信息系统来开展各项工作，因此要保证信息系统的先进性与适应性，实现内部信息的快速传递，对外及时进行财务信息的公开。企业应当通过信息系统来改善当前的业务流程，将财务管理嵌入到业务流程中，摆脱传统管理模式的束缚，提升运营管理效率。企业在进行信息化建设的过程中，还应当充分考虑外部的风险因素，保证系统的安全性可靠性，围绕重点领域集中突破，实现在线实时的财务管理，利用信息化技术提高财务人员的工作效率，完善远程查账报账、远程审计等功能。企业管理层要实时地对企业战略决策所涉及的各类信息进行分析和评估，要将数据快速转化为有价值的财务信息，强化企业的监管职能。另外，要实现全流程的财务管理，利用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将企业运营管理的各个环节进行充分整合，要建立全流程的财务管理体系，做好事前、事中、事后的财务信息管理。企业的战略决策工作不应当局限于财务部门，要提高各级、各部门的协同效率，对财务进行动态跟踪管理，保证资金流、管理流、审计流信息流的有效统一，为企业战略的全面实施做好有效支撑。4.3进一步加强自我评价和第三方评级。企业在进行战略调整的过程中，要注重评价与评级，重点围绕企业的治理结构、内部管理职能和市场运营化机制进行效果评估，从而优化股权结构，提升融资水平，保障资源的优化配置，提升资金运营。同时，企业还应当关注预算编制的执行情况，对各项目实际完成情况进行及时的定性定量评价，积极应对市场运营风险。4.4实现跨界整合，创造全新价值。我国传统行业应当积极向互联网领域靠拢，实现跨界整合，要全面提升行业的互联网运营水平，加强电商化、智能化建设，构建全方位的综合产业服务平台。要依托互联网的优势作用，构建全新的企业生态系统，与外部合作方进行资金、技术、平台等要素的交流，汇聚更多的社会参与者力量。要在构建合作共赢平台的基础上明确企业的核心能力，定位平台价值，强化技术手段、产品质量、运营能力、市场地位等优势，从而快速找到企业战略转型契机，进而掌握发展的主动权。

5.结语

在当前的市场环境下，我国企业应当充分适应新常态下的经济发展需求，积极转变运营管理模式，要建立健全财务管理制度，改造升级信息系统，进行全方位的自我评价，从而优化企业的财务管理状况，提高企业战略的执行效果，在激烈的市场环境中实现长期的生存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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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调整范文篇8

[论文关键词]跨国公司战略调整产业升级江苏

引言

跨国公司在全球的重要性与日俱增，其主要原因之一就是技术上的优势。据估计，到20世纪9o年代中后期，跨国公司掌握着全球85％以上的技术开发能力，世界范围内的技术流动，愈来愈依靠跨国公司作为载体，因此，吸引跨国公司的战略性投资是每个地区加快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的必然选择。

长期以来，我国一直都是发展中国家中吸引外资最多的国家之一，我国经济学家对跨国公司在华投资战略进行了很多研究。赵景华(2007)教授等通过调查认为跨国公司在华子公司的总体战略和职能战略都发生了显著的变化，独资化和利润导向增强，并购和联盟活动增加。梁峻芳(2006)、余律(2005)等则对跨国公司在华研发本土化进行了研究，并提出了各自的政策建议。黄晓玲(2003)、崔新建(2003)等从我国按照东部与中西部地区的不同来分析与跨国公司直接投资的关系。这些学者认识到跨国公司的战略在进行不断的调整，并进行了许多的宏观面分析。但还极少有学者从跨国公司的总体战略调整和东部发达地区的产业结构升级结合的角度来研究，本文将从两者结合的角度来进行考察。

l跨国公司在华战略调整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利用外资大致经历了3个阶段，如图1所示。(1)改革开放到1991年底；(2)1992～2001年；(3)2002年至今。特别是第3个阶段，随着我国加入世贸组织，我国在世界制造业中心的地位得到确立和巩固。虽然新世纪初期的前3年国际整体对外直接投资大幅度下降，但是我国外商直接投资依然保持着快速增加的势头，并加强其相关的服务、研发等的投资刀度，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质量不断提高。

从跨国公司角度来考虑，我国利用外资的3个阶段又可以分别对应为跨国公司在东道国的学习阶段、发展阶段和整体优化阶段。每一个阶段的跨国公司会面l晦不同的任务取向，如图2所示。

对应于不同的任务取向，跨国公司运营战略是有极大差异的，其目标就是在日趋复杂的环境下，从全球范围考虑公司的市场与资源分布，提高竞争能力，增强竞争地位，最大限度实现总体利益。基于本文所要讨论的主题——跨国公司战略调整与东道国一个区域产业布局的关系，本文主要就跨国公司在我国的市场战略、区位战略和价值链体系的调整进行分析。

1．1市场战略的调整

波特(MichaelE．Porter)在其《竞争战略》一书中，将企业市场战略分为三种：总成本领先战略、差异化战略和专一化战略。波特所总结的这3个战略是对于所有的大中小企业而言的，对于跨国公司来说，在不同的阶段、地区和市场会采取不同的战略，是3种战略的综合运用。只是随着经济环境的不断变化，对每一个战略的侧重点不同。

在我国改革开放的第一、二阶段，多数跨国公司进入我国是追求总成本领先战略。但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在2003年，我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超过10130美元，2006年又超过2000美元，按照世界银行的划分标准，中国已经由低收入国家步入了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于是，跨国公司市场战略开始向差异化和专～化战略转变，研发更适合我国市场的产品。其标志就是更多跨国公司开始在华设立研发部门，并提升在华投资的技术含量。

1．2区位战略的调整

区位战略是跨国公司从自身的总体利润考虑而选择生产、组装、研发等地理区位的战略考虑。跨国公司的区位战略可以从以下5个方面来考虑：劳动力成本、原材料的供求、市场位置和市场潜力、贸易壁垒、政府政策。这5个因素都可能存在区位优势而对潜在的外国投资者形成吸引力。反之，其区位优势的消除也会促使该地投资者撤资并投向其它地方。

优惠的投资政策、廉价的劳动力资源、庞大的市场消费群体，再加上我国东部经济基础较好，资源丰富，因此跨国公司最早的投资地点大都在东部地区。但是随着我国经济发展，特别是进入2l世纪后，我国相继出台了西部大开发战略、振兴东部老工业基地、中部崛起等政策，原本东部的政策优势已经消失。同时，东部沿海特别是东南沿海的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许多工业发展遭遇资源瓶颈制约。这一切都表明我国东部许多地区已经失去了吸引低层次跨国公司投资的优势，原来的许多跨国公司也将进行战略调整。

因此，当跨国公司进入在我国发展的第3个阶段后，那些注重成本优势的企业开始“西进北上”。并且随着东南亚经济的逐步成熟，许多的劳动密集型企业也开始将企业迁往东南亚等地。江苏省作为东部沿海省份，经过近3O年的发展，未来已经不再具备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优势，其原有的一些劳动密集型产业也会面临进一步区域调整的挑战。而如果通过地区利益的让渡，追求量的增加的话，只会让江苏失去产业结构调整的最佳机会。而另一方面，跨国公司在我国开始为其研发、服务等技术部门寻找合适区位，这应该成为江苏未来引资的重点。

1．3价值链体系的调整

所谓价值链体系是从一个企业的性质考虑，企业是一个综合设计、生产、销售、运送和管理等活动的集合体，其价值创作过程可分解为一系列互不相同但又相互联系的增值活动，总和即构成“价值系统”。其中每一项经营活动就是这一“价值系统”中的“价值链”：供应商价值链、经营企业价值链、销售渠道价值链、买方价值链。

跨国公司在第一、二个阶段进入我国时，主要是进行产品的外包，就是将其价值链体系中的供应商价值链迁移到我国。但是到了第3个阶段，跨国公司开始更多的在我国设立研发中心，一方面是由于我国具有大批的高素质人才，可以降低其研发费用，另一方面，是其开发的产品更适合我国消费者的品位。于是，跨国公司在向中国转移制造业价值链中的组装加工环节的基础上，开始把制造业价值链中的服务环节，如战略咨询与管理、研究开发、产品设计、营销、金融服务等转向中国，从而带来了高质量FDI的进入。

江苏省在招商引资中，注重吸引国际大型跨国公司的入驻。已经吸引了许多高质量直接投资，但更多的仍是属于产品供应商价值链体系，这对于提升江苏产业结构的作用有限。如果要想提升江苏的整体产业结构，必须吸引更高层次的国际价值链体系进入江苏。这对于具有强大制造业基础的江苏将是很好的发展机遇。

2江苏产业经济发展的SWOT分析

江苏省凭借其优越的自然条件、经济基础和制度创新，经济发展很快。特别是20世纪9o年代末以来大规模的吸引外商直接投资，促进了全省整体经济的提升。江苏是一个以制造业为主，以中小企业见长的经济大省，20O7年江苏省经济总量为2．56万亿元，其中制造业占了51％，服务业占37．7％，剩下的为农业。江苏要实现产业结构的升级，一方面要发展高科技产业，提升传统上具有品牌、规模、综合优势的制造产业，比如冶金、纺织、化工的优化发展；另一方面就是要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本文将结合跨国公司的战略调整，对江苏省产业调整、结构优化的总体环境进行SWOT分析。SWOT分析原本是管理学家用来分析单个企业发展过程中的机遇与挑战的，本文将其扩展，用来分析影响单个省份经济发展的各个因素。

2．1江苏产业结构升级的优势(S)分析

首先，地理位置优越，经济基础雄厚。江苏毗邻我国经济金融中心上海，与浙江一起构成长三角的主要依托力量。正是这种强强联合的集聚效应，吸引了大量跨国投资公司的入驻。而江苏通过自身的不断努力，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到2O07年，江苏人均GDP达到4430美元。苏南地区人均GDP更是已经达到6091美元，城镇化率达到67．1％。江苏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单位41897家，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实现增加值12473．55亿元，增加值总量继续位居全国前三甲。其次，江苏政府的重视扶持，江苏省很早就提出要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以科技兴省的战略。在2005年全省现代服务业工作会议上，明确江苏的发展要坚持“服务业和制造业双轮驱动”，服务业的发展与经济产业基础相关。江苏在全国率先出台《江苏省软件产业促进条例》(2eo7)，这是全国第一部关于软件产业的法规。

同时，江苏高科技产业发展迅速。2007年，江苏高新技术产业产值总量达14689．96亿元，比上年增长35．1％。2007年是2002年4．8倍，5年的平均增长速度达到42．2％。到2007年底，江苏高新技术企业有6544家，占规模以上工业的15．6％。而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占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的比重达到27．5％。最后，江苏长期受外资的青睐，有良好的招商引资基础。江苏已经连续5年成为实际利用外商投资最多的省份。到20O7年，江苏新增工商注册外资企业5986家，新增工商注册协议外资435．8亿美元，比上年增长12．4％；实际外商直接投资218．9亿美元，增长25．6％。

2．2江苏产业结构升级的劣势(w)分析

(1)江苏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经济发展遭遇资源、环境约束。江苏经济发展地区严重不平衡，苏南经济发展迅速，但苏中、苏北地区发展相对缓慢。21367年江苏工业增加值中，苏南、苏中、苏北分别占了68％、19％、13％，而苏中、苏北人口占江苏省的％，面积是整个江苏省的72％。与此同时，苏南经过快速发展后，开始面对要素价格上涨，环境污染加重，企业生产成本不断增加的影响。这使得企业效益提升的难度加大，并进而影响企业的创新投资。

(2)产业结构不合理。江苏特别是苏南地区，产业结构不合理，各个地区重复建设现象严重，原先制定的产业政策执行不力。由于政府在招商引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加之经济发展是政绩的最大考核，各地区纷纷不计后果的招商建厂。在长三角，相距不远的15座城市中，有11座城市选择汽车零配件制造业，有8座城市选择石化业，12座城市选择通信产业，产业结构趋同。如此以来，将影响江苏作为一个整体的产业竞争力和产业结构的提升。

(3)原始创新不足，高科技产业外资依赖严重。在江苏，拥有国内自主开发研制能力的高新技术企业还较少，许多高新技术产业产品生产的关键技术或零部件依赖于进口。有些高技术产业虽然在统计上认定为高新技术产业，但实际从事的只是一些劳动密集型的加工组装工作。并且，江苏高科技产业依赖外资严重。2007年，在江苏高新技术产业中，外商投资经济与港澳台商投资的高新技术产业的产值占全省的比重达到6o％以上，在高技术产品出口中，外商与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出口额的比重更高。

2．3江苏产业结构升级的机遇(0)分析

(1)我国人民币升值，补贴下降。任何的经济模式都有路径依赖的问题，江苏以产品制造出口为发展模式的经济要自我实现整体升级是很困难的。但是，2005年7月人民币汇率改革以来，人民币持续升值，到2008年5月底，人民币兑美元已经累计升值19％多，同时基于我国外汇积累的现状以及国际上的压力，我国出口退税率大幅度降低，这些都给我国传统以劳动密集型为主的出口产业极大压力。这是江苏经济发展的威胁，却是江苏产业升级的机遇，这便要求各个地区从本地实际情况出发，增加产品的附加值，努力调整原有的出口结构，一方面扩大内需，另一方面升级产业结构。

(2)跨国公司整体战略调整。如在第节所分析的，跨国公司在我国的市场战略、区位战略都面临着调整，其价值链体系也面临升级。所有这一切都使得跨国公司在东道国的投资质量将会大幅度提高，争取跨国公司在本地区的投资将会极大的带动本地区在高科技和服务业方面的竞争能力。而江苏原本就是跨国公司的重点投资地区，如果能进一步吸引跨国公司将研发以及服务外包引进本地区，将使得江苏产业升级加速推进。

(3)国家政策支持。我国现有的资源、环境已经不足以支撑我国以往的粗放式发展模式，为此，我国出台了诸多优惠政策，大力营造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宏观环境。2O07年3月，国务院就颁发了《关于加快服务业发展的若干意见》，提出有条件的大中城市，要率先实现工业经济向服务业经济的转型。江苏原有良好的制造以及服务业基础，在新的形势下，必将成为我国经济转型的重点扶持地区。

2．4江苏产业结构升级的威胁分析

(1)跨国公司独资化倾向加强。改革之初，由于我国较为严格的外资引入政策，加之跨国公司对我国市场的陌生，跨国公司大部分选择合资合作的投资方式。但是，随着我国对外资政策的放宽以及跨国公司自身发展的需要，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通过增资扩股和收购、兼并等方式，逐步实现控股或者独资。其如此做的目的之一就是加强对核心技术和资源更有效的控制。如此以来，跨国公司的知识溢出效应将会减弱，不利于东道国整体产业的技术升级。

(2)与周边省份竞争加剧。由于高科技产业特有的放大和带动效应，努力发展相关产业成为我国各级政府的共识，各个地方政府都在努力扩大本地区的优势地位。江苏地处我国东部的中间地带，与周边地区竞争激烈。上海原有的工业、经济和人才基础使其在产业升级中独占鳌头；浙江与江苏几乎面临相同的问题，都与上海毗邻，也逐步增大吸引跨国公司入驻的力度，以实现本地区产业结构的升级；山东地区近几年招商引资力度加大，并且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因此，江苏未来的产业结构升级，特别是在承接跨国公司的高质量投资上将面临很大的竞争。

3促进江苏产业结构升级的政策建议

跨国公司在我国进行战略调整之际，江苏省如何通过吸引更多的优质投资，实现自身产业结构的升级，还有许多问题需要解决。通过上述的SWOT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江苏在自身的产业结构调整中，优势与劣势同在，机遇与挑战并存，概括起来如图3所示。

江苏在未来的发展中，应着力解决以下的问题：

3．1保护知识产权，加强宏观经济制度、环境建设

高科技产业归根结底是知识产业，只有做好知识产权的保护，才能营造良好的投资环境。江苏未来要加大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为本地企业和外来投资者创造积极创新的环境。同时，江苏各地要进一步加强公共服务型政府建设，提高办事效率，通过制度、环境的优化来吸引高质量外资。

3．2加强科技教育投入，注重人才资源建设

产业结构要升级，最重要是人才数量的扩大与人才质量的提高。江苏要实现产业结构升级，必须加强人才建设，一方面培育自己的人才队伍，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并重，加快大中院校的建设，并积极对在职员工进行培训；另一方面，制定长期人才引进计划，吸引国内外优秀人才来此发展、定居。

3．3促进本地区企业建设，扩大跨国公司在产业升级中的作用

应对跨国公司独资化倾向，各地区必须加强本地区企业的科技建设，为当地企业的原始创新提供更多的激励措施，鼓励本地企业走出去，积极利用国际市场，减少对外资的依赖，这也是从反面促进跨国公司提高投资质量的根本措施。通过本地区企业建设，引导本地企业与跨国公司建立战略联盟，从而加强跨国公司在江苏产业升级中的作用．这也应该成为江苏未来利用外资的主要方式。

战略调整范文篇9

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并随着经济体制变革而变化。改革开放以来，虽然对国有资产管理体制进行过多次调整和改革，但这一体制仍未能充分反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本质要求，因此需要进一步深化改革。所以继十六大提出“继续调整国有经济的布局和结构，改革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是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重大任务。”十六届三中全会又进一步强调指出广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积极探索国有资产监管和经营的有效形式……”。改革的实践证明，只有进一步深化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加快国有经济战略调整，才能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要求，更好地发挥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国有经济战略调整的原则和目标是要着眼于搞好整个国有经济。十五届四中全会以来，加快了国有经济战略调整的步伐。根据我国目前所有制结构布局，坚持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原则，着眼于搞好整个国有经济，实行了国有企业的改组，推动了国有资产的流动和重组，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仅1999—2000年，全国国有企业及国有控股通过布局调整，从23.8万户减至19.1万户，减幅达19.7%。但目前国有经济覆盖面仍很广，近20万户的国有企业分布在各个领域。据统计，在608个工业小类行业中国企涉足604个行业，占99.3%，国有经济进入的行业太多。与此同时，亏损面很大。2000年国企亏损9.7万户，亏损面达50%，亏损额高达18000多亿元。在全国国有企业中资不抵债的空壳企业多达8.5万户，占国企总数的44.5%。由于国有经济布局分散，形不成实力，发挥不了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鉴于目前的状况，根据十五届四中全会和十六大的要求，必须加快国有经济战略调整的步伐，深化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改革，才能发挥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从整体上搞好国有经济。

国有经济战略调整的客观条件是：国有资产产权的有效流动。这样才能实现国有经济的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市场经济条件下，进与退又必然涉及到产权的交易和流动问题。因为市场经济是交易的经济，交易的实质是产权的交易。而产权交易的前提是产权清晰。只有产权清晰，建立健全产权流通体制，实现产权的广泛交易，社会资源才能实现最佳配置，经济效益才能提高，国有经济战略调整要达到的从整体上搞好国有经济的目标才能实现。

二、国有资产产权流动的条件和途径

国有资产产权的流动包括很广的含义。本文特指国家作为国有资产的所有者对国有资产行使处置和流动的权利。这些权利包括对国有资产的授权经营、兼并、重组、置换、出售等。国有资产产权的流动，实则是以价值形态衡量和表示的产权易主和重新组合，这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

首先，产权清晰是国有资产产权流动的制度条件。只有产权清晰的各种要素，产权才能实现自由交易。这里的产权清晰是指产权客体归属的产权主体清晰，即有真正的“人格化”的所有者。在我国，个人和法人财产产权是清晰的，而国有资产则不同。从理论上讲，我国国有资产所有者是清晰的，即全体人民。但实际上又是模糊的，人人都是所有者，人人都不为其所有物负责。可以说，国有产权主体从根本上是缺位的。所以，国有资产所有者与经营者的责权利义关系界定不清或落实不到位，出了问题无人负责。特别是法人治理结构不完善，也有所有者自身层次的问题，即现有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还存在缺陷，尚未形成完善的国有资产委托机制。因此，我国经济改革的关键是培育国有资产产权主体，使这一主体对国有资产具有完全的财产关切度和财产维护力度，杜绝因国有资产产权主体虚设而导致国有资产流失。只有明确国有产权“人格化”代表，才能使之像私人股东一样关心国有企业。

其次，国有资产产权流动的环境条件：培育成熟和开放的资本市场。要实现国有资产的流动性，就必须进行国有资产的产权交易，而产权的交易是在资本市场进行的。国有资产产权的流动即包括以价值形态表现的各种资源、要素等实际资本的产权转让，也包括有价证券(特别是股票)等虚拟资本产权的交易，还包括以专利、晶牌等形式存在的无形资本的转让。这首先要求不断完善资本市场。一个完善的资本市场首先是市场体系的成熟与健全，包括證券市场、非证券的信用资本市场，以及特殊要素市场，还包括以价值形态表现的各种有形和无形资本市场。有了发育健全成熟的资本市场体系，各种形态的资本才能进入市场进行交易。其次要逐渐开放资本市场，不限制交易主体的身份，有条件地允许境外交易者进入市场交易。这样可以增大资本的流人量，提高资本流动的效率和效益，降低交易成本。同时要加强法制建设，确保交易主体通过交易获得的产权受到有效的法律保护。

国有资产产权流动的微观基础条件：加强国有企业的生产经营，增强其盈利性。企业是以生产商品、提供服务为手段达到盈利目的的经济实体。一个企业的资产是否具有流动性，关键在于企业获利的现状和预期。企业生产经营的优劣则决定着企业资产、产权转让价格的高低。这也要求建立科学公正的资本评估制度，客观地评估待流通的国有资产。总之，离开企业的生产经营就是离开了实际资本的有效运营，使国有资产的流动变成无本之木、无源之水，甚至还会产生泡沫。如同本文开头所说国有企业目前亏损面大，大量企业处于微利或亏损，这已成为影响国有资产流动的重要原因。所以，要实现国有资产产权的流动，必须搞好国有企业的经营。

国有资产产权流动的途径很多。寻找和探索有效流通途径，实现国有资产的有效流动，是实现国有经济战略调整的路径保证。

(1)产权交易。对那些竞争力不强又是非国民经济命脉行业中管理不善、亏损或潜亏的企业出让产权。出让的对象(购买者)不要作限制，只要对国有资产作出客观公正的评估，出让部分或全部产权，收回价值，从而也就实现了从不重要行业退出，有所不为，以便补充到重要的行业而有所为。我国的产权交易起步于20世纪80年代，近年来得到较快的发展。但目前仍存在产权关系未理顺、交易规则不健全等问题。在产权交易的同时又附有安置职工等附加条件，这必然影响产权交易。

(2)资产重组和兼并。这种方式的国有资产产权流动主要是由国有资产经营公司等出资方具体实施。有的实施跨行业和跨地区的重组和兼并。重组和兼并的结果是兼并方企业实现了扩张，被兼并方产权变更，若兼并方是非国企，国有资产的性质就发生了变化，从而实现了从所有制和行业上的退出。

(3)企业职工购买国有资产，使之具有股份合作制性质的企业。这种方式的产权流动是产权从外部人真正转移到内部人手中。购买方之间是资本合作与劳动合作的统一，在国企非国有化过程中避免了职工安置问题，不失为一种好的方式。但目前我国职工的“购买力”很低，这种方法很难推广。

（4）资产置换、引入外资。前者是对国有资产的优胜劣汰，有利于国有资产的优化配置。后者是“引狼入室”，将那些不重要行业的一些企业转让给外资，利用外资对其改造，盘活企业，实现国有资产的转让。以合作、合资方式退出某些行业，或仅参股而不起主导作用。

(5)对上市公司的国有资产通过上市流通进行“减持”。当前有不少优质国有资产产权因国有股不能流通而长期沉淀在证券市场的“储水池”里。占股票总额2／3的国有股、法人股不能流通，已成为我国证券市场的最大难题。曾经尝试性地推出“国有股减持”方案，但由于国有股占比重太大，人们担心一旦打开“储水池”闸门有冲垮股市的可能。所以一直实行不了。这也说明我国必须引入外资，特别是开放资本市场是何等的必要。国有股不减持不行，减持又怕打击股市，这种两难的境况不能再持续下去了。长痛不如短痛，否则会更加积重难返。当然，国有股减持是一个涉及方方面面利益的复杂系统工程，应当认真研究，慎重操作。

总之，国有资产产权流动的方式很多，要根据各行业、企业的不同类型、特点采取不同的流动方式，使国有资产在流动中保值、增值，在流动中找到最好的“归宿”和位置，实现资产客体和主体的最佳配置，最终实现国有经济的战略调整的目标。为此又必须加强和深化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改革，确保这一改革目标的实现。

三、我国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现状及问题

根据我国国情，对国有资产实行三层次分级管理的体制和运营模式，即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国有资产经营公司——国有企业。第一层次的国资委是国有资产的所有者主体，是在其所属政府领导下专司国有资产职能的决策和领导机构。通过组建以国有资产经营预算为核心的约束体制，对被授权的国有资产运营和管理主体行使监督的权利。第二层次的国有资产经营公司，是国资委授权的具有企业性质的国有资产运营机构，代表国家对部分国有资产直接行使资产受益重大决策。这一层次主要是解决国有资产所有者“人格化”的问题。第三层次的国有全资和国有控股企业是生产经营主体，享有企业法人财产权，对国有资产管理者(第二层次)负责，实现企业利润最大化目标和承担风险责任。三个层次产权主体的关系是：

第一层和第二层是国有资产授权者(也是所有者)与经营者的第一层委托关系。委托人要求人以其特殊法律地位享有国有资产的管理权及产权资本经营权，对委托人的财产承担保值增值的责任。目前这种委托关系还存在一些问题，如怎样界定所有者与管理者的关系，使国有资产经营公司真正成为国有资产出资者的“人格化”代表，拥有相对应的责权利义等产权。解决的办法应该是，政府作为第一层委托人在授权过程中要以法律为保障，贯彻和确保责权利义相统一的原则，对授权的责权利义重新界定，并交给其所授权的国有资产经营公司。政府和国有资产经营公司之间在形成具有法律效率的委托关系之后，必须严格遵守契约，不得干预国有资产的运作，真正做到政资分开、政企分开，使契约成为行政性委托转化为企业性委托的基础，使一、二层次关系经济化而非行政化，保证国有资产经营公司成为国有资产的“人格化”代表。

第二层国有资产经营公司和第三层生产经营者主体之间的关系是股份公司国有股东与企业法人的产权约束关系。国有资产经营公司作为出资者对企业行使股东权利，企业享有法人财产权利。前者对后者是产权约束关系，表现在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上。后者对前者的资产有委托经营权和实现利润最大化并承担风险的责任。按照公司法，两者均对企业财产承担有限责任。这种权利约束关系在具体实践中也有不完善之处：一是国有资产经营公司尚未成为“人格化”的控制者，形同产权主体虚设，对其所控制的企业缺乏有效的产权约束。因此，两者之间的委托关系无法真正实现。二是由于国有产权在企业产权结构中占量的绝对优势，所以很难做到政企分开，政府从行政上干预企业是不可避免的，结果使企业法人的自主权被削弱。要解决这一问题必须减持国有股，实现产权主体多元化，进一步完善法人治理结构，通过一定的法律程序的董事、监事、财务总监等身份向其所控制的企业派驻产权代表。国有产权代表按照出资者的意图在企业中行使相关权利，维护出资者的利益。

上述国有资产管理体制虽存在许多不完善之处，但毕竟国有资产有了“主人”，并在不断地健全和完善，为国有资产的流动创造了体制基础，也为国有经济战略调整创造了操作主体。

四、加快国有经济战略调整

国有资产的可流动性为国有经济的战略调整创造了条件，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建立为国有经济的战略调整提供了体制保证和约束机制。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要求我们必须加快国有经济调整。

首先，按照十五届四中全会的决定，国有经济的战略调整要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方针，实行该进的进，该退的退。进与退要坚持以发挥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搞好整个国有经济为原则，通过资产流动退出非国民经济命脉行业，进入国民经济命脉行业，以便集中力量更好地发挥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根据我国目前情况，国有经济应加强进入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国家安全行业、自然垄断行业、重要公共产品行业以及支柱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中的重要骨干企业。这样才能形成国有经济的控制力、影响力和带动力，从而坚持我国的社会主义性质，同时也对国有经济的发展和现代化起带动作用。

其次，加大国有经济布局调整的力度。通过新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和规范的产权交易制度，加快国有经济的战略进退步伐，使国有经济尽快从不该进的行业撤出，集中人财物，进入国民经济的重要行业。目前我国有约50%的国有企业长期亏损，要分清轻重主次，进行进退调整。撤出时防止国有资产流失并做到依法有序。进入要按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实行产权重组以其控制力形成经济优势。国有经济布局的战略调整，实质是国有资产在价值形态上向国民经济命脉领域、重要行业的集中和流动，按照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国有经济战略调整中的进与退涉及国有资产产权问题，若产权不清会防碍流动和调整，也会在流动中流失，所以迫切需要明晰国有资产产权主体，解决国有资产产权管理问题，做到政资分开、政企分开。政府要加强国有资产产权管理，而不是直接管资产经营，必须组建并完善国资委，把行使国有产权管理机构具体落到实处。同时还要政企分开，建立健全国有资产管理和运营体系，实现政府所有权管理和企业生产经营分开，使企业真正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决策的市场竞争主体。

最后，国有资产经营机构和生产经营企业分开，国有资本投资于股份制企业，使生产企业成为投资主体多元化的股份公司，使国有资产所有权和经营权真正分开，最终实现政企分开。国有资产管理部门从整体上管理国有资产，搞好国有资产流动，加强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改革与国有经济的战略调整是并行不悖的。我们必须在国有经济战略调整中强化产权制度建设，抓紧建立完善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和运营体系，有效推动国有经济的战略调整。

战略调整范文篇10

第一，由历史原因形成的、以国有商业为主体的首都商业布局和结构问题仍未彻底解决。在“首都经济”发展过程中，现有的所有制结构在一定程度上妨碍着商业领域市场竞争格局的合理发展。

第二，国有商业企业固有的管理体制陈旧、运行机制不活等问题依然存在。由此而生的冗员多、负担重、经营不够灵活、职工积极性不高等弊端并未彻底革除，这些包袱使国有商业企业在竞争中难以抢得先机，也就很难适应对外全面开放商业领域后更加激烈的市场竞争。

第三，从国有商业目前的经营状况来看，不景气的仍占大多数，效益好的很少。尤其是最近几年，国有商业在经营规模、市场份额、成长性等几方面都表现不佳。北京市非公商业在社会消费品零售额中所占的份额从1990年的11.7％上升到2000年的50％左右。与此同时，国有商业企业商品适销性低，库存率高(平均存货/销售成本)，资金利用效率低下。目前，北京市国有资本占主导地位的大中型商业企业的年资金周转率仅为1.7次。资金利用效率几乎与工业企业水平相同。而根据一般规律，商业企业的资金周转速度应当比工业企业高1倍，流通效率不高的局面没有得到明显改善。这种不良局面已经成为制约北京市商业进一步发展的明显障碍。

国有商业资本继续存在于效益低下的国有商业企业，既不利于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和商业流通领域整体效益的提高，也不利于国有资本向需要由国有经济发挥主导和支配作用的战略性行业和领域集中。事实上，当前北京市有许多应该有国有经济和国有资本充分发挥作用的领域，国有资本投入不足。比如在基础设施等方面，国有资本的投入严重不足。北京交通拥堵日益严重的现状就是一个明证，再比如，此次非典的爆发和疫情的蔓延也充分暴露了国有资本在公共卫生方面和突发事件应急系统建设方面投入的严重不足。因此，为更有效发挥国有资本对整个地区经济的支撑和带动作用，形成北京市地区经济的良性循环，实现国有资本配置领域的充分优化，国有商业资本退出商业流通领域势在必行。

二、战略调整应以提高商业的整体竞争力和地区经济整体实力为目标

北京市推进国有商业战略性调整的总体目标应当着重于两个方面：一是通过对国有商业资本布局的战略调整，提高北京市商业的整体竞争力，促进北京市商贸流通业的快速发展。二是通过调整，将国有商业资本向需要由国有经济发挥主导和支配作用的战略性行业和领域集中，提高国有资本的利用效率，促进首都经济的繁荣。从短期看，北京市国有商业资本的战略性调整的重点应是整合现有的国有商业资源，通过在“进”与“退”中的产权优化重组，使国有资本真正成为能够带来良好收益的有效资产，提高国有商业资本的市场价值。进而为国有资本退出商业流通领域，实现配置领域的充分优化这一长期目标做准备。具体说，近期北京市商业领域国有资本战略性调整的具体思路是：

（一）调整国有资本分布领域和在企业产权构成中的地位，增强国有资本的活力

——少数经营特殊商品的企业仍应保留国有独资。如：盐业、烟草业等。

——在一些重点企业中，国有资本仍可占据控股地位。这类企业主要指两种情况。一是业态清晰，主营业务突出，经营管理水平高，核心竞争力强的大型企业集团。二是经营业态新，发展前景好，业绩突出，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的大型连锁企业。

——具有一定竞争力的品牌企业和连锁组织形式的企业，如一些老字号和新兴品牌企业，国有资本可视效益情况适当参股。

——在浴室、理发、修理、餐饮、旅店、洗衣和摄影等行业的单体企业或小型商业企业中，国有资本应坚决全部退出。

（二）建立国有商业资产的有效管理体制

多头管理和职责界定不清一直是困扰国有资产管理的主要因素，近几年虽经调整，但效果并不理想。因此在战略调整中应构建新的管理体制。一方面，国有资产管理应实行管资产、管人、管事的统一。国有商业资产连同其他国有资产一起由政府专司国有资产管理的专门机构统一管理，而且管资产和管事管人相统一,不再多头管理。另一方面，进一步完善三个层次职能的分离。第一层次：实现政府的社会经济管理职能同国有资本管理监督职能的分离。第二层次：实现国有资本管理监督职能同国有资本经营职能的分离，国有商业资本的经营权应以授权方式交给控股公司或投资公司,专门从事国有资本的营运。第三层次：国有投资公司或控股公司通过出资对企业或公司参股或控股，取得所有者权益，实现出资人最终控制企业同企业作为独立法人依法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分离。在原专业局基础上组建的行政性商业企业应视其具体情况给予撤销，有条件的通过改制转变为实体性公司，不再保留行政职能。

（三）培育大型商业企业集团，构建大企业主导型的现代化、国际化的城市商贸流通格局

北京市要建设成为一个现代化、国际化大都市，其城市商贸流通必须发展相应的业态和市场主体。根据北京市场的规模、基本特点和现有资源状况，借鉴发达国家经验，建议重点发展“六大商业板块”，即百货业、连锁超市业、专业连锁业、批发零售业、中式餐饮业以及食品加工业。每个“板块”都应当形成以集团化、连锁化为主体，以信息化、网络化经营为主要运行方式的龙头企业。龙头企业应在市场竞争中产生。

三、国有商业资本战略性调整的具体措施

国有商业资本整合重组，应以“企业自愿、政府引导、市场化运作”为原则。政府推进国有商业战略性调整，应当主要依靠市场化运作手段。在运作过程中要重点突出，措施得当，力求实现商业资源的优化配置。

（一）以出售股权、合资、合作等方式实现部分国有资本从大型商业企业退出

除盐业、烟草等特殊行业可继续保留国有独资外，对其余国有商业资源，应本着“靓女先嫁”的原则，通过政府引导、市场化运作的方式促进优质商业资源有效集中，将其培育和发展为有市场竞争力的大商业集团，进而以较高的市场价格变现国有资本，实现退出。具体的退出方式可以有多种选择。一是减持国有股。可考虑通过出让国有股、放弃配股权、置换股权等形式，由绝对控股向相对控股或参股转变，同时吸引国内外有实力的企业以资金、技术和市场参股、控股。对已上市的商业企业，可利用上市公司壳资源，通过股权转让、资产置换和证券市场运作，减持国有股。二是与其他所有制企业合作。与国际上处于领先地位的跨国公司和国内具备条件的一些非国有大企业合资合作，是实现国有商业资本退出的另一个现实的选择。

（二）通过多种形式解决国有中小企业退出问题

商业领域的国有中小企业改革采取放弃控股、减少参股的方式，实现国有资本的有序退出。中型企业可通过改制，出让国有资本的控股权，以最大限度地吸收私营资本的进入，待条件成熟国有资本逐步退出。小型企业中的国有资本最好一次性全部退出。通过产权出售的方式，将国有资本整体出让给企业经营者、职工和社会自然人等。要将企业彻底推向市场。供销社系统企业应当进一步理顺各级供销社的组织管理体制，理顺与区县公司的产权关系，取得规模效益。通过改革与调整，努力构建优、特、专、精的企业群体。

（三）继续实施兼并破产，清理并淘汰一批劣势企业

国有商业企业的扭亏脱困工作应当与国有资本的战略性调整任务结合起来。一些长期亏损、扭亏无望的企业应当退出市场，以便集中国有商业资本发展有竞争力的企业。建议北京市政府每年对商业领域中的亏损企业进行一次清理。对连续3年亏损、扭亏无望的企业，政府要采取关闭注销、出售拍卖、兼并破产等有效措施，果断予以淘汰；有国有资本参与其中的商业企业要实行扭亏目标责任制，两年左右的时间内无法实现盈利的，国有资本应当彻底撤出。同时应完善市场优胜劣汰机制，对亏损超过规定期限的企业要及时进行清盘，不应允许亏损企业长期存在。

（四）完善国有资本运作体系，形成规范的母子公司体制

根据北京市目前的国有资产经营管理办法，商业领域中现有大型国有商业集团应重新审视本企业的发展战略，明确集团总部的主要功能。对于资产规模较大、具有可开发资源优势的企业，应当逐步由实体经营转为资本经营。国有商业集团应当收缩商品经营管理业务，在一个不太长的时期内过渡为国有资产控股公司；从以往管“一个个企业”到管“一块块资产”。资产规模较大，具有品牌经营优势的企业集团，可兼有资本经营和商品经营双重职能。

四、政府在国有商业资本战略性调整中应有所作为

在向现代化、国际化大都市方向发展过程中，一方面国有资本仍将在首都商业领域发挥重要作用，但另一方面，具体到企业来说，没有必要强调国有资本在商业企业中的主导地位。

在国有商业资本战略性调整中，政府的作用不应忽视。从目前各地的实践情况看，政府采取何种行为方式，以及如何把握进退的“度”是关键。上海市在政府的扶持下已经构建了一批有国有资本参与其中的大型商业企业。但对今后可能出现的问题还未能预见。而广东政府对于商业领域的产权构成调整更多采取了市场自发竞争的政策。这种政策的好处是政府需要支付的转轨代价较小，但可能使企业优胜劣汰的时间较长。我们认为，政府在调整商贸流通业产权构成和国有资本优化配置问题上应当引导市场，主动出击。取代市场不行，单纯依靠市场自发竞争也不利。具体地说，政府应主要在制定战略调整的总体规划，引导、推进和监督战略规划实施以及适时调整战略规划等方面发挥作用。这是因为对资本进行战略性调整本身就是所有者一项重要的权利，而国有商业资本的战略性调整涉及众多的行业和企业，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全盘规划，并对规划实施的进程进行监督和控制，同时针对实施过程中碰到的问题对战略规划作出调整，这些职能理应由作为国有资本所有者代表的政府行使。

五、战略调整中应注意的问题

（一）正确理解国有资本的“进与退”的问题

国有资本进行有进有退调整，其目的在于更好地发挥国有经济对国民经济的支撑、引导和带动作用，因此，对商业流通领域国有资本进行战略性调整，其核心应是为更好地发挥国有资本的作用，而不仅仅是为了甩包袱，将效益差的、实在经营不下去的企业卖掉，而将效益好的继续保留。这样做的结果，不仅使得退出的过程困难很大，增加了改革成本，也很难收回足够的资金去加强该进入的领域。

（二）正确对待退出过程中国有商业资本的流失问题

这个问题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要防止在实施出售拍卖、兼并破产等策略过程中，因程序不当造成国有资产特别是国有无形资产的流失，从而加大改革成本。但另一方面，对收益低、历史负担尚未解除的国有资本，其市场价格低于评估价格的现象，不能简单认为是国有资本流失。国有商业资本的出售或者兼并重组应当遵循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其中，最重要的是保证程序的公正性。要通过市场化的办法找到符合市场游戏规则的处理程序。在出售过程当中，要吸收内部、外部多家参与，通过竞争程序保证价格的公开、透明和公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