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略观范文10篇

战略观范文篇1

“动态能力”战略观是当代西方战略管理领域中正在迅速发展的一种理论，它集中探讨企业组织能力的演进与竞争优势之间的因果关系，并把组织能力看成是企业竞争优势的根本源泉。为了帮助理解其理论脉络，本附录首先介绍一下能力概念在企业理论中的发展，然后以战略管理的理论演进为线索介绍这个战略观的要点。

(一)企业理论中的能力概念

在现代经济学中，对企业组织的能力的讨论起源于潘罗斯发表于1959年的《企业增长理论》(Penrose，1995／1959)，虽然她本人并未直接使用这个术语。潘罗斯把企业定义为“被一个行政管理框架协调并限定边界的资源集合，”并认为企业的增长源泉是企业的内部资源。根据潘罗斯的逻辑，对生产性资源的使用产生生产性服务，生产性服务发挥作用的过程推动知识的增加，而知识的增加又会导致管理力量的增长，从而推动企业的增长。

潘罗斯是西方经济学思想史上第一个强调企业内部的知识创造是企业增长源泉的经济学家。她把知识分为两类：客观的和经验的。客观的知识独立于个人或团体之外，可以通过书籍、蓝图和语言向任何人传播。经验的知识却无法通过这些途径来传播，与个人无法分开，而且离不开一个有一起工作之经验的个人的集合(即组织)。生产性服务是在使用资源的经验中产生的，所以这种服务会创造出内在于企业的知识。同样的资源，当被用于不同目的或以不同方式并与不同类型或数量的其他资源相组合时，会产生出不同的服务，所以从特定企业的经验中所产生的知识还会是独特的。这是后来被概念化为独特的或难以模仿的企业能力的最初理论表述。

潘罗斯认为生产性服务的异质性赋予每个企业以独具的特征，而每个企业扩张的方向必然受到所“继承的”(inherited)资源的制约。因此，企业倾向于围绕着自己最擅长的领域进行竞争和扩张：“在某些专门制造领域具有高度的胜任(competence)和技术知识基础之上进行多样化和扩张是(美国)许多最大企业的特色。这种类型的胜任与市场位置结合在一起是一个企业所能发展的最强大和最持久的阵地。”很显然，这种阵地是企业的核心能力和在竞争环境中继续增长的基本武器：“长期内，一个企业的盈利能力，生存和增长并不那么取决于能组织生产甚至大范围多样化的产品，而更取决于有能力建立一个或更多的宽阔而相对坚不可摧的‘基地’，从这些基地出发企业能够在一个不确定的、不断变化的和竞争性的世界里调整并扩展它的业务。重要的考虑并不是生产规模，也不是企业的大小，相反，而是企业能为自己所建立的基本阵地的性质。”

受潘罗斯的启发，第一个提出企业能力概念的经济学家是理查德森(Richardson，1972)。他在《工业组织》一文中，使用“能力”(capabilities)概念来指企业的知识、经验和技能。他认为，工业开展着无限多的活动，而这些活动需要由具备适当能力的组织来开展。需要由同样的能力去从事的活动是相似活动(similaractivities)，而企业倾向专门从事于其能力可以带来比较优势的活动，即相似活动。代表了生产过程的不同阶段而又要求这种或那种协调的非相似活动定义为互补活动(complementaryactivities)。互补活动需要由不相关的能力去从事，所以需要由不同的企业来进行。最关键的要点在于他认为，由于许多需要协调的非相似活动必须通过企业之间的能力互补来进行(如技术上的匹配和交流)，所以互补活动的协调既不可能全部由一个企业承担，也不可能完全通过执行平衡供给和需求功能的市场来承担，而必须由企业之间的合作来承担。于是，理查德森扩展了潘罗斯的企业理论，把企业之间的合作概念化为在企业之外(市场)的或企业之内(科层)的协调机制之外的第三种协调机制。

企业史学家钱德勒对西方现代大企业诞生、发展和变化的研究支持了能力演进的理论(Chandler，1992)。他早期在对美国大企业组织结构演变的研究中(Chandler，1962)提出了与潘罗斯很相近的分析框架。通过对美国大企业从直线职能结构向多部门结构(事业部制或所谓的M型组织结构)转变的分析，钱德勒发现，企业执行新的战略就要求新的或至少是重新调整过的组织结构，而结构对于更有效地利用企业的资源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在他后来发表的《规模与范围：工业资本主义的动力》(Chandler，1990)一书中，钱德勒对以现代大企业为基础的管理资本主义在三个西方主要工业强权——即美国，英国和德国——的历史发展进行了比较研究。钱德勒在这本书中所用的中心分析概念是组织能力。以世界资本主义工业经济的演变为背景，钱德勒对现代管理型企业产生和发展的意义进行了阐述：向管理型大企业的过渡创造了组织能力的基础，由此而发展出来的组织能力是企业、工业甚至国民经济持续竞争优势的源泉和持续经济扩张的动力，决定了企业和国家的兴衰。

尼尔森和温特的《经济变迁的演化理论》(NelsonandWinter，1982)是现代演化经济学的奠基之作。他们认为，理解以创新为动力的经济变迁，经济理论的分析单位不能像正统经济学那样只停留在总体变量上，而必须置于微观的企业活动基础之上。在他们的经济演化理论中，动态演进的企业和作为自然选择的市场机制是影响经济变迁的两个关键机制。

重构经济学微观基础的努力使尼尔森和温特提出一个关于企业能力和行为的演化理论。为了理解企业的知识存在于什么地方，企业的能力如何发展变化，以及企业怎样改进寻求利润的方法，尼尔森和温特把企业定义为一个由组织惯例所组成的层级结构(ahierarchyoforganizationalroutines)。于是，企业是在任何时点都具有一定能力和决策规则的实体：随时间流逝，这些能力和规则作为有目的解决问题的努力和随机事件的结果而被更改；而随时间流逝，市场作为自然选择的相应经济机制决定哪些企业赢利，哪些企业不赢利，并且淘汰掉后者。经济增长和经济结构的变化都在这个基础上加以理解。

在这个企业模型中(细节见该书第4～5章)，组织惯例在解释企业行为方面起着中心作用。第一，惯例执行组织的记忆功能，即组织活动的惯例化构成组织的特定运行知识最重要的储存形式。一个组织的能力首先存在于成员个人的知识储备中，也就是说，组织成员都知道如何完成自己的工作。但储存于人的记忆中的知识只是在一定的关联(context)中才有意义、有效果，而对于组织中所应用的知识，那种关联是组织的关联。一个生产组织运行的关键是协调；而协调的关键是个别成员能够正确地理解和响应他们所接收到的信息。一个组织所积累起来的惯例作为一种组织机制，使个别成员能够理解来自其他成员和工作环境的信息流，使他们进行符合组织整体行动需要的个人行动。因此，当组织处于惯例运行的状态，管理者可以把注意力集中于新的、不确定的领域。

第二，惯例还有制约组织内部冲突的功能。由于成员之间的利益差异，组织内部存在冲突。组织惯例的存在可以帮助在组织正常运行的要求和所有组织成员的动机之间产生某种稳定的和解。惯例所造成的这种折衷不是通过服从自上而下的命令，而是通过使成员们很少会对彼此的行为感到意外。组织都存在某种控制机制。在惯例化的运行中，贯彻规章制度的机制与其他激励因素相结合，使组织成员“满足于”他们在组织惯例中扮演的角色。但惯例并不能消灭冲突，只是把冲突控制在可以预期的界限之内。简言之，惯例化运行导致组织内部的“休战”。

第三，惯例是一个组织的技能(skills)。正如个人技能一样，组织的知识是通过学习得来的。但组织学习是一个社会的和集体的过程，它不仅通过个人之间的模仿，而且通过对理解和解决复杂问题的共同努力。所以组织学习要求沟通的共同规则和有协调的搜寻。从这些活动中产生的知识储存于组织的惯例和运行程序之中，而惯例代表了成功解决特定问题的互动模式，并存在于团体行为之中。由于这种集体行为的复杂性，嵌入在惯例之中的知识大都是“缄默知识”(tacitknowledge)，即组织成员并不完全意识到操作的细节知识，而且感到很难或不可能把这些细节知识全部用语言表达清楚。组织惯例在任何时点上都决定了企业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所以是组织能力的载体。正是由于惯例具有强烈的缄默性质，所以模仿一个企业的能力并不容易。因此，惯例使企业的能力具有独特性，而且是造成不同企业之间存在绩效差异的基础。

综上所述，演化经济学把企业看作是知识的库存：企业把已有的知识储存在组织惯例之中(解释企业现有的能力)，并在竞争过程中搜寻新的知识和新的惯例(解释企业能力的发展)。理解企业能够在未来做什么就必须理解企业现在能够做什么。因此，企业的行为可以由它们所使用的惯例来解释，而给企业作模型意味着给惯例及其随时间的变化作模型。这样的企业是动态的，永远处于发展和搜寻的过程之中。由于详细分析了企业能力产生和演进的机制，演化经济学为“动态能力”战略观奠定了一个重要的理论基础。

总之，潘罗斯、理查德森、钱德勒、尼尔森和温特等人的工作预示了“动态能力”战略观的兴起，并为它的发展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这些工作本身也汇集成为一个动态企业理论的潮流。

(二)动态能力的战略观

1．早期的战略思想。企业能力观点在战略管理领域发展的动力是战略学家对企业竞争优势源泉的探寻，而这种探寻贯穿了战略管理(企业战略)领域的全部发展史。

集早期企业战略思想之大成的是KennethAndrews发表于1971年的《公司战略的概念》(Andrews，1987／1971)一书，它也标志着战略管理成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他的主要贡献是给出了一个战略管理的基本框架。Andrews认为，战略管理的核心作用是把环境的机会和企业的力量相匹配，同时保护企业的弱点使之不受到环境的威胁。很自然，这个框架同时注重企业内部因素和外部环境因素，其战略问题焦点在于企业自身力量和外部机会的匹配上。对于企业的内部因素(即企业的力量)，Andrews使用了“独特的胜任”(distinctivecompetence)概念。在他的用法中，“独特的胜任”是指使一个公司能够在某些领域做的特别好的力量，但他对这个概念仅仅是从直觉上使用的，并没有严格的定义。

80年代，波特的“竞争战略”理论(Porter，1980)崛起而成为战略管理领域的主导范式。波特认为，企业战略的中心问题是对付竞争，而如何对付竞争需要对企业所处的工业进行结构分析。根据波特的理论，一个工业的竞争状态(利润潜力)取决于5种基本力量：(1)新入者的威胁；(2)顾客的讨价还价权力；(3)供应者的讨价还价权力；(4)替代产品或替代服务的威胁；(5)本工业中现存企业之间的竞争。这5种力量的相对影响程度在每个工业中不同，但共同塑造了企业面临的竞争态势。给定由这5种力量决定的工业竞争条件，企业战略的中心任务是找到能抵御或影响这些竞争性力量的位置，即通过差别化战略(即定位)使企业避免这些竞争力量的伤害。对工业竞争条件进行结构分析的目的就是帮助企业定位。

波特“竞争战略”理论取得主导地位意味着战略管理的分析重点从对企业内部和外部因素的并重转向企业的外部竞争环境(工业条件)。企业自身的力量不再是战略考虑的重点，因为决定企业战略问题的主要因素是竞争环境的结构；只要分析清楚所处工业的竞争条件，管理者就可以采取相应的定位来解决企业所面临的战略问题。

虽然这个理论风靡一时，但有些战略学家却逐渐提出这样的问题：为什么在相同的工业条件下，企业之间仍然存在绩效上的明显差异?对这个问题的探讨使战略分析重点的钟摆又摆向企业的内部因素：是否存在内部的什么因素使企业能够获得长期的竞争优势?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推动了“基于资源的战略观”在80年代中期的提出，并发展成为目前战略管理领域中的主要理论前沿之一。

2.“基于资源”的战略观。“基于资源的战略观”的中心论点是，企业竞争优势(以在产品市场上获得超出正常平均的收益来衡量)的源泉是企业所控制的战略性资源。它以两个假设作为分析前提：(1)企业所拥有的战略资源是异质的(所以某些企业因为拥有其他企业所缺乏的资源而获得竞争优势)；(2)这些资源在企业之间不能完全流动，所以异质性得以持续(竞争优势得以持续)。Wernerfelt(1984)在题为《基于资源的企业观》的文章中把资源定义为“任何可以被认为是一个给定企业的力量或弱点的东西。更正式地说，一个企业的资源可以被定义为企业所永久性拥有的(有形和无形的)资产。资源的例子是：品牌、内部的技术知识、高技能的雇员、贸易联系、机器、高效的程序、资本等等”。而巴尼(Barney，1991)则把企业的资源定义为“一个企业所控制的并使其能够制定和执行改进效率和效能之战略的所有的资产、能力、组织过程、企业特性、信息、知识等等。”

如果控制战略性资源对企业获得竞争优势具有根本意义，那么如何获得这些资源就成为关键问题。对此，巴尼(Barney，1986)首先提出，如果战略资源在所有相互竞争的企业中均匀分布而且高度流动的话，企业就不可能预期获得持续的竞争优势。某些企业之所以能在产品市场上获得竞争优势就是因为它们能够通过不完全竞争的战略要素市场获得低价高产出的战略资源。Dierickx和Cool则批评巴尼假设为执行产品竞争战略所必需的所有资产都是可以买卖的(DierickxandCool，1989)。他们认为，真正带来竞争优势的资产(资源)是不可交易的资产，也就是不可能从公开市场上获得的资产。这就引出Dierickx和Cool最重要的论点：不可交易的资产是买不到的，只能由企业“建设”(build)出来。这种资产的例子包括诸如质量声誉、企业特定的人力资本、商的忠诚、研究开发能力，等等。因此，战略性资产是在一段时期里遵循一组连贯政策的累积性结果。换句话说，带来持续竞争优势的生产要素不是可交易的资产流量，而是通过在一段时期里所选定时间路径的资产流量(flows)所积累起来的战略资产存量(stocks)。

Dierickx和Cool的“资产存量积累”分析框架的意义在于强调了带来竞争优势的资源的内生性质：企业为在产品市场上有效竞争所必需的资产存量只能通过具有连贯性的投资才能积累出来，即被内生地发展出来。这样的战略资产存量之所以能带来持续的竞争优势是因为不容易被模仿。由于资产存量的难以模仿性，他们认为实际上比模仿更具有威胁性的是资产存量的替代。简单地说，资产存量只有在不可交易、不可模仿和不可替代的情况下才是战略性的。

资源在什么样的条件下才能够产生持续的竞争优势是“资源观”讨论的中心问题。巴尼(Barney，1991)提出，企业的资源如果带来持续的竞争优势就必须是：(1)有价值的；(2)稀缺的；(3)不能完全模仿的；(4)难以替代的。类似地，Peteraf(1993)概括出能够带来竞争优势的资源的4个条件：(1)企业的异质性。这意味着某些企业所拥有的高效资源供给有限，至少其供给不可能快速扩大，所以这些企业可以因拥有对这些资源的“垄断”而获得超过平均利润的“租金”(rent)。(2)对竞争的事后限制。即当一个企业获得优势地位并因此而赢得租金之后，存在某些力量限制对这种租金的竞争，而两个关键因素是难以模仿性和难以替代性。(3)不完全流动性。不完全流动的资源会保持在企业中，而企业会分享由这种资源带来竞争优势时所产生的“租金”。(4)对竞争的事前限制。如果具有同样资源禀赋的一批企业预见到它们通过某种定位选择可以获得难以模仿的资源地位，那么所有这些企业都会加入这种定位的激烈竞争，最后使预期的回报被竞争掉。因此，当一个企业采取某种战略来获取或发展高效资源时，执行这种战略存在着使其他企业难以采取同样战略的成本(包括对预期结果的不确定性)。总之，资源必须满足这4个条件才能为一个企业赢得竞争?攀啤?nbsp;

“资源观”的意义在于从企业内部的资源而不是从企业外部的环境条件来寻找企业在产品市场上获得竞争优势的根源。它的应用价值在于使管理者把目光集中于企业自身的力量上，帮助管理者识别那些能够产生持续竞争优势的资源，并建议他们从资源的角度制定企业战略和进行决策。但资源观存在着重要缺点。首先，它被批评为有同义反复之嫌(PriemandButler，2001)。第二，由于过分依赖均衡分析，它有强烈的静态分析倾向，缺乏对资源产生过程的分析(Foss，1997)。所有上述这些缺点都联系于“资源观”的一个基本缺陷，即对资源的定义过于宽泛和庞杂。下面介绍的“动态能力”观正是把对竞争优势源泉的探讨集中在最具组织性的“资源”上，即知识和能力。

3．“动态能力”战略观。“动态能力”战略观的形成稍晚于“基于资源”的战略观，它认为企业最宝贵的资产是以组织知识为基础的能力，而如何发展、保持和增强组织能力对企业赢得竞争优势具有关键作用。“能力观”和“资源观”具有相通之处和重叠之处，经常使用相同的术语，都从企业内部的因素中寻找竞争优势的源泉。但两者之间也存在着不同，“资源观”导致竞争优势的因素包括有形资产，而“能力观”对此则集中于无形的知识和能力上，因而更加强调组织性的因素。两者最根本的区别是理论基础的不同：“基于资源”的战略观以均衡分析为基础，而“动态能力”战略观主要以反均衡的演化经济学为基础。

Prahalad和Hamel发表于1990年的《公司的核心胜任》(PrahaladandHamel，1990)是一篇影响广泛的文章，它使“核心能力”一词进入日常语言，并传入中国。Prahalad和Hamel的中心观点是，面对全球化的新一轮竞争必须重新思考企业：管理者不应再从终端产品的角度看问题，而应从核心胜任的角度看问题。他们形容道，多样化的公司是一棵大树：树干和主枝是核心产品，分枝是业务单位(businessunits)，树叶、花果是终端产品，而提供营养、滋润和稳定性的根系则是核心胜任。如果只看到竞争者的终端产品就会忽略它们的力量，就像如果只看到树叶就会忽略树的力量一样。

根据Prahalad和Hamel，核心胜任“是组织的集体学习，特别是学习如何协调多种多样的生产技能并如何整合多重技术的源流”；核心胜任也是“组织工作和提供价值”；“核心胜任是沟通、卷入和致力于跨越组织边界的工作，它涉及到许多层次上的人员和所有的职能。”识别核心胜任的三个标准是：第一，一种核心胜任提供进入许多产品市场的可能性。第二，一种核心胜任对终端产品的顾客提供明显的使用价值。第三，一种核心胜任应该让竞争者难以模仿。而如果它是对个别技术和生产技能的复杂协调，那它就会是难以模仿的。竞争者可能会获得构成核心胜任的某些技术，但它们却难以复制有关组织内部的协调和学习的整体型式(pattern)。

Prahalad和Hamel强调，联结核心胜任和终端产品的环节是核心产品，它们是核心胜任的物质体现。核心产品是实际贡献于终端产品价值的元件和组件。从核心产品的角度思考迫使企业区别它在终端产品市场上的品牌份额(例如美国冰箱市场的40％)和所获得的任何特定核心产品的制造份额(例如全世界压缩机产量的5％)。区别核心胜任、核心产品和终端产品极其重要，因为全球竞争是在这三个层次上同时展开的，而每一层次的竞争又具有不同特点。在短期内，一个企业的竞争力来自现有产品的价格／性能特性。但从长期看，竞争力来自这样一种能力：以比竞争者更低的成本和更快的速度培植能孵化预料不到的产品的核心胜任。为保持在所选核心胜任领域的领导地位，这些企业应该寻求核心产品在世界市场份额上的最大化，因为对核心产品的控制可以使企业影响终端产品和市场的演进。

Prahalad和Hamel文章的一个重要作用是引发了对核心能力概念的讨论。从其分析上看，他们似乎认为一个大型企业具有多种核心胜任，而核心胜任又似乎指的是企业拥有的所有技术的各个领域。最后，虽然核心胜任与企业组织结构的关系是他们关心的一个中心问题，但他们并没有真正对核心胜任的组织方面进行分析。Leonard-Barton采用核心能力的概念对企业的产品开发进行研究，提出核心能力和核心僵化是一个硬币的两面的观点(Leonard-Barton，1992；1995)。她把核心能力定义为区别并提供竞争优势的知识集合。这个集合具有4个方面：它的内容体现在(1)雇员的知识和技能上，并嵌入在(2)技术系统之中。知识创造和控制的过程由(3)管理系统所指导。第四个方面是与各类被体现和嵌入的知识以及知识创造和控制过程相联系的(4)价值和规范。Leonard-Barton认为企业的研发活动与自己的核心能力是相互作用的。一方面核心能力可以增强研发活动，另一方面当新的研发项目对上述4个方面具有新内容时，原有的核心能力也可以阻碍研发活动，成为核心僵化。

战略观范文篇2

关注西北战略地位主要是在抗战前后特殊的历史时期，因此，深深地打上了时代的烙印。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及国民政府鉴于中国首都南京的危险境地，计划在中国内陆地区寻求一个安全的后方根据地，初步认定西北为长期抵抗之后方根据地；1934年视察西北时，又视西北为复兴民族的精神源泉；1942年，再次视察西北期间，更明确提出“西北是建国的根据地”，其中心思想就是把西北的战略地位与抗战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一、以西北为长期抵抗之后方根据地

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国民政府被迫宣布迁都洛阳办公，其间召开了一次有关时局的国难会议。此次会议讨论的中心问题就是以西北为未来长期抵抗根据地的问题。时任行政院长的宣称：“今日我们在洛阳开会，是继续五千年民族奋斗的精神，发扬我民族五千年来伟大的潜藏力，用西北作最后的长期的抵抗根据，打破自建立民国以来最严重最危急的当前的困难。”[1](P1748)随后国民党四届二中全会通过了《提议以洛阳为行都以长安为西京案》，内中称“……陪都之设定，在历史地理及国家将来需要上，终以长安为宜，请定名为西京”[2](P4)，拟议退守西北并以之作为长期抵抗的根据地。由于当时日本军队挑衅的主要地区是华东的上海，中国所受的最大威胁在东部沿海地区，所以国民党中央和依据孙中山早年的构想及当时国内的实际情形，做出了一旦华东地区战事扩大，政府将退守中原与西北的打算。此案通过不久，专门提议《切实进行长安陪都及洛阳行都之建设事宜案》，其中称：“关于长安陪都者：为统一事权起见，将长安改为行政院直辖市，即兼负建设陪都之责任，其市区应根据陪都之计划，划定适当区域，市之经费，由国库拔款。”[3](P7)可见他对陪都西安的规划和建设十分关心，表明此时的确有以西北为长期抵抗根据地的打算。若要以西北为长期抵抗的后方根据地，首先必须开发和建设西北，为此，国民党中央很快成立了西京筹备委员会，以专门的组织力量对陪都西京的建设作了若干筹划，对整个西北地区也进行了一系列的调查。全国经济委员公还专门设立了西北办事处，侧重从事西北的交通水利等建设。及国民政府做出以西北为长期抵抗根据地的原因，一是九一八事变后，全国抗日救亡运动风起云涌，为消减因不抵抗而激发的沸腾民怨，提出以西北为长期抵抗的后方根据地，可转移国人视线，表明政府抗日的决心；二是从国防战略的角度看，自鸦片战争中国国门被打开后，东南沿海门户洞开无险可守，而西北内陆地形复杂，列强染指的程度较轻，许多人便看好西北，以为它可成为长期抵抗的后方根据地；另外从政治上看，当时西北地方军阀尚能听命中央，这是国民政府和确立以西北为长期抵抗后方根据地的主要原因。正如时人所言：“自鸦片战争以后，我国门户洞开，毫无国防可言，数十年来徒在国际均势下度其苟安、黯淡的生活，近者国际均势已被打破，此种苟安黯淡的生活亦失所凭依，强邻挟其军事上种种优越条件，随时足以亡我，在此种环境之下，欲言国防，实事上已不我许，故欲求救亡图存，惟有积极开发西北，固其地势，充实国防，于必要时东据崤函，西固边圉，南连三蜀，北阻强俄，成封豕长蛇之势，进可以控制天下规复失地，退则可以闭关自守为民族复兴根据地，故今日中国之言国防，舍积极开发西北以外，固别无良好之出路也。”[4](P68)这里所说的“欲言国防，实事上已不我许”，清楚地表明了东南沿海无险可守的事实。后来称：“二十四年我到西北的时候，正是敌人的压迫一天一天严重的时候，国家危急情状，真是朝不保夕，随时可亡；而当时国际情形，格外惨淡，既无道义信用可言，复无条约协定可恃；而敌人则如此蛮横凶暴，我们的国势又衰弱不堪。所以我们当时对于抗战大计，实在很不容易决定，因为当时国家的重要建设，无论经济、政治、交通、文化，统统都在沿江沿海一带，而为我们国家之宝藏的西北和西南各地，反而一点没有准备，没有开发。当时人心惶惶，都觉得抗战没有什么把握。自从二十四年江西军事告一段以后，我才能到西南各省来视察，其后又到西北华北各省巡视。我将西南与西北情势通盘考察，整个研究之后，得了一个大发现，觉得我们有西南西北这广大的土地、民众为根据，抗战已有把握，所以抗战的计划，从此就能决定了。因此可以说，我上次到西北来视察的结果，就是决定了我国抗战的大计。”[5](P1629)的这段话表明，尽管九一八后国民政府有以西北为长期抵抗后方根据地的设想，并做了一些努力，但最高当局并未完全下决心大规模建设西北，因为当时所谓“剿共”大业尚未完成。1934年把红军赶出江西后，终于可以腾出手来考虑酝酿已久的后方根据地问题了。他带着自己的顾问人员马不停蹄地奔走于华北、西南和西北，最后确立以西南为抗战的政治经济中心。主要是基于下述考虑：首先，1935春夏间，视察西南后，对这一地区有了新的认识；其次，追剿红军的过程中，国民政府中央势力渗入西南，客观上为策定以西南为抗日的主要后方根据地提供了条件。但同时仍坚持西北为国防重地的看法。1934年视察宁夏时，声称：“大家要知道，今日的宁夏，非特是西北的重镇，而且是国家的屏藩，这种重大的责任，如果专委诸政府及军队，是不可以的，应该由大家同力合作，一致联合起来保卫；假使大家放弃了责任，不起来保卫，一旦被外国人侵入，非特失去了西北的重镇，也失了国家的屏藩。”[6]虽只提到了宁夏战略地位的重要性，但透过这一事实我们可以看出他所隐含的其实是整个西北国防地位的重要性。因此即使在决定了西南为主要后方根据地之后，国民党五全大会第三次会议依旧将《西北国防经济建设案》作为重要问题来讨论，该议案宣称：“自东北事变以来，建设西北，已为全国一致之主张，但如何利用西北经济资源，如何从事西北国防准备，似尚未有根本之具体计划。兹就西北之可靠资源，与夫国防之实际需要，拟具西北国防经济之建设草案。”[7](P40)西安事变后，仍坚持西北是国防重地的看法，1937年1月曾两次致书杨虎城：“须知陕西，无论军民，不能离整个国家而存在，中央更不能无陕西以作国防之基础。”[8](P111)“兄等应知中央无论如何决不能放弃西北。中央数年以来，确认西北尤其陕西为北方国防之根据。并于开发西北建设西北之事业，无不本国防之见地，按照计划尽力进行，不独国家资本对开发西北经济、交通水利、铁路等建设不遗余力，尤奖励全国企业界大量投资，综计三年以来，合政府人民之资力，总数当在一万万元以上，而陇海线之向西延展，及其联络各线之增筑，尤为国防上既定计划，无论如何困难，断不中止进行。财政困绌如此，而不惜竭全力以图之者，诚欲使后方交通与国防要地得有相当之规模，以为御侮复兴之根据地。”[8](P133-134)抗战前后，及国民政府曾决定以西北为长期抵抗的后方根据地和御侮的国防重地，这在当时有积极意义。一方面国内由此兴起了规模巨大的“开发西北”声浪，也正是有了这一方针和国民政府的相关措施，至全面抗战爆发前，西北包括水利交通在内的开发活动才有了初步发展，从而为战时西北后方根据地奠定了物质基础。另一方面，起到了加强西北国防的作用。抗战前后，西北的国防地位的确相当重要，尤其是它涉及未来中国抗战的国际通道。非常清楚，若战争一起，中国海上交通很快就会中断，而中国的抗战若没有外援是很难取胜的。所以仅从这点来看，西北的国防已是相当重要了，何况抗战前日本人的势力已渗透到绥远，关东军还派遣大批特务在西北各地四处活动，以似是而非的“民族自决”理论在各民族当中煽风点火，挑拨离间，以达到分裂西北、以华制华的目的。假如日本的阴谋得逞，西北有失，西南也将不保，为此国民政府一直高度重视西北的国防战略地位。

二、西北是复兴民族的精神源泉

在抗日后方根据地的问题上，和国民政府最终决定以四川和西南为主，因为特别看重地理位置、人口和物产资源，这些方面西南的条件远优于西北，只不过初期西南的统一问题尚未解决，所以只好暂定西北为长期抵抗的根据地。但在如何复兴民族的问题上，认为西北有得天独厚的条件。1934年视察西北期间，的一系列演说，都表明了他将西北视为复兴民族的精神源泉。他曾在陕西宣称：“大家都知道的陕西省，尤其是长安这个地方，是我们中国文化之发源地，亦可以说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发祥地。自黄帝开国以后，从周代起，历秦汉唐诸朝，都是以长安为中国的首都，而且在这个时代，我们中华民族，无论武功文化都由此不断的发扬光大到极盛的地步，所以不仅是生长在这个地方的人，要认识这种民族历史的光荣和伟大，而毅然以复兴民族之大业，引为己任，就是从远方来游的人，只要他是中华民国的国民，是黄帝的子孙，中华民族的一份子，莫不怀古情深，油然感奋。看到如此美好的江山，和历代许多的遗迹，想起历代祖先建设国家、发展民族的伟绩，就可以晓得我们中华民族有最伟大的创造能力和最光明的文明历史，同时再想起现在我们国家危急存亡的情形，更是不胜今昔之感，你看我们的祖先，是何等的伟大，我们的历史，是何等的光荣，但是到了现在，内忧外患纷至沓来，国家已陷于危险存亡的境地，不仅不足于各国并驾齐驱而独立生存于世界，并且连第三等的国家地位也做不到，而且要列在次殖民地的地位，随时有被灭亡的危险，这是何等的耻辱，何等的悲痛。但是我们大家，都是黄帝以来历代圣祖神宗的后裔，祖先既有那样伟大的聪明智力，那样伟大的精神气魄，那样伟大的事业，难道我们就没有吗？难道我们就不能继承祖先光荣的历史和伟大的事业吗？”[9](P120)西北的确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发祥地。早在远古时代，一些著名的氏族部落最初大都活动于西北，周秦两代更是发迹于渭水流域。历史上周秦汉唐皆建都西北，关中曾长期是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特别是被称为推动世界中古历史发展主轴的丝绸之路由此横穿而过，使这片广袤神奇的黄土地，成为展示中西文化交流融合的大舞台。西北的丝绸之路曾是中华民族得以向世界展示其伟大创造力和灿烂文明的门户，也是中国人向西方学习的中介地。五代以后，随着中国经济中心的南移，西北逐渐失去了往昔的风采。特别到15世纪以后，随着海上丝绸之路的开通，西北目渐走向衰落。物质的西北虽日趋落后，但作为华夏文化之源，它却沉积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和不朽的文明之光，它是民族灵魂、民族精神的寄托。历史步入近代后，中国所面临的强敌已不是传统的游牧民族，而是金发碧眼的“西夷”，这种前所未有的变局所引发的危机也较前更为强烈。面对西方的挑战，中国人除从西方那里学习长技以抵抗西方外，还必然要从几千年的固有文化中汲取精华，强化对固有文化的认同和归属，以便使中华民族统合于共同的旗帜下，全民一致地反抗外来侵略，参与自强自救活动。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中国人开始重新认识西北的历史地位，尤其作为中华民族发源地的西北倍受关注。中国人自古即有强烈的祖先崇拜意识，中华儿女正是基于对远古始祖的认同和归属感，才使民族凝聚力不断增强。特别在民族危亡的紧要关头，祖先崇拜意识尤其能显示伟大力量。

近代以来，面对列强侵略的不断深入，中华民族的民族意识进一步增强，炎黄子孙的观念成为激发各阶层爱国热情的重要力量。特别是抗战前后祭奠人文初族黄帝陵的活动更是兴盛一时，其中1937年国共两党一齐派代表同到陕西中部县（今黄陵县）祭祀黄陵更成为中华民族团结御侮共同抗日的一段佳话。尽管祭文的用词和内容不完全相同，但却一致把发扬中华民族精神作为祭祀黄陵的主旨，某种程度上讲就是要以此作为复兴民族精神的源泉。正如时人所言：“现在我们每年到民族扫墓节，政府派了大员致祭黄帝陵和汉武灵寝即所以追慕祖先，鼓励民族精神之意。”[10](P36)认为西北是复兴民族的精神源泉，其侧重点也正是从强调民族祖先和民族发源地入手的。抗战前后兴起的“开发西北”思潮中许多人在论述开发西北的必要性或意义时，所强调的也是这一点。著名进步记者范长江在《中国的西北角》第三版序言中写道：“从九一八以来，中国的上上下下，无不在苦闷中、在彷徨中。但他们坚定的相信：中国民族当前虽遭到空前的危机，但这危机并不就制定的死命，以它内在的力量，以它豪迈的气魄，在不久的将来，它必能挣脱枷锁，稳健立足于新世界之中。由于这种信念，故他们虽苦闷彷徨，然而并没有一个人失望，他们时时在寻求中华民族的出路，在这寻求的过程中，大家不约而同的把目光转向了西北——汉民族发祥地的西北。”[11]要使发源于西北的民族精神得以发扬光大，只有“开发西北”、宣传西北、振兴西北才能激发出民族的自尊与骄傲，才能挽救整个中华民族亡国灭种的危机。

三、西北是建国的根据地

1942年，再次到西北视察，这一次他明确宣称“西北是建国的根据地”。他说：“这次视察的结果，和二十四年视察的感想当然不同，我觉得西北不但是我们抗战的根据地，而且更是我们建国最重要的基础。”[5](P1629)所说的建国根据地，主要指的仍是国防重地和后方根据地，并不是国家的政治经济中心。他说：“我们在西北的军人同志，必须认清西北目前的形势，与其在国际上的重要性，大家要一致努力来建设西北，巩固西北，要使我们的三民主义的革命事业，能够在这雄伟险要、广大无边的西北建立起深固的基础，开拓出无限的前途。否则，如果西北的建设没有根基，那么我们国家便很危险。……我们现在如果是真正有事业心，有远大志向，就必须到荒僻边远的地方，开辟我们固有的疆土，来充实我们的国防，巩固我们的国基。”[12]为此他提出保护森林渠塘，造林开渠，发展畜牧和开发驿运等西北各省的建设要务。提出“西北是建国的根据地”的方针，首先是基于他的“一面抗战，一面建国”、“抗战必胜，建国必成”的理论。他说：“大家不要以为在抗战期中不能建国，要知道，我们一贯的国策，就是要一面抗战，一面建国，因此，我们一切建国事业，必须在抗战期中努力完成，国家的前途才有希望。否则，如要等到抗战结束以后，才来建国，那宝贵时机一经错过，不仅国家要蒙受很大的损失，而且要重陷于危险的境地。各位可以知道，现在的西北，较之六年以前，各种建设的进步，真可说是一日千里，但是如果没有这五年多的抗战，我想西北各省的进展，决没有今天这样迅速。”[12]其次，1942年到西北视察时，欧战和太平洋战争已相继爆发，中国的抗战正式成为国际反法西斯战争的有机组成部分，此时认为中国抗战将与欧战同时结束。基于这种预测，为充实中国持久抗战的力量，他明确提出了西北是建国的根据地的口号：“要知道，现在的战争，已不是中日两国的战争，而是整个世界的战争；因为今日战争，不过是世界战争之一部分，所以中日战争之结束，亦不是中日两国单独可了，而是要随世界战争之总解决，始能获得真正的解决。因此，我们在这持久抗战，抗战胜利的基础已经大定之时，就格外宝贵目前这个千载难得的时机，尽量利用，加倍努力，来促进各种建国事业的发展。”[12]三是认为西北有丰富的自然和矿产资源，因此有着无限光明的前途。他说：“我们西北既有如此广大肥美的土地，复有开采不尽的宝藏，不仅我们一生事做不完，就是我们后代子孙三五百年以后，仍将是做不完的。但是我们要求国家、民族能够世世代代继续生存下去，就必须趁此抗战的时机，由我们这一代手里，来建立千年万世永固不拔的基础。”[12]抗战时期，有很多专家学者被迫转移到后方，这在客观上为他们走出书斋，了解调查中国西部提供了一个机会，因此当时兴起了一股考察西北的热潮。所有考察人员返回重庆后，特别宣传的就是西北蕴藏如何丰富，开发前景如何光明等，在这种背景下，提出“西北是建国的根据地”也就成了意料中的事了。

战略观范文篇3

本文作者：张志鹏工作单位：安徽工业大学

在主流的战略管理领域中，已经形成了三种重要理论，分别是基于产业的战略观(Industry－basedview)、基于资源的战略观(Resource－basedview)和基于制度的战略观(Insti-tution－basedview)。前两种战略观是基于美国市场和公司而兴起的，后一种战略观则是在关注全世界的市场竞争和公司运营的经验中形成的，因为世界各国的公司不仅是存在巨大差异的，而且这些公司所运行的环境也千差万别，与美国相对平稳的、以市场为基础的制度框架不同(彭维刚，2007)①。上述三种战略观分别从不同层面分析了企业在采取战略决策时所面临的约束条件，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公司战略的选择依据。基于产业的战略观认为产业的条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公司战略和绩效，产业的竞争状态(利润潜力)取决于5种基本力量。基于资源的战略观强调资源难以复制的属性是经济租的源泉、绩效和竞争优势的基本驱动器，资源的特征是有价值的(Valuable)、稀缺的(Rare)、难以模仿的(Inimitable)、组织化的(organization)(Barney1991)。基于制度的战略观认为管理人员和企业在制度约束下理性地追求他们的利益，并做出战略选择。战略选择不仅受传统战略观中的框架和企业能力所驱动，而且能够反映特定的制度框架下正式和非正式的约束(彭维刚，2007)①。总之，基于制度的战略观与基于产业的战略观、基于资源的战略观并不是矛盾的关系，而是互补的关系。也就说，只有全面地从多个视角来分析公司战略的决定，才能够完全理解公司在竞争中的行为和绩效。沿着三种战略观进一步分析，可以发现三者都隐含和涉及到一个共同的要素，即文化。虽然有的战略观是从个体的层面来提出文化因素，有的是从组织角度提出文化因素;有的强调了文化中的信仰层面内容，有的突出了文化中的价值观层面内容。但都不可避免地涉及文化因素，否则战略理论的逻辑环节就会缺失，解释力有限。首先，文化渗透和影响着公司在产业中的战略定位和价值链的实现。迈克尔•波特(2003)②认为日本企业关注的只是经营效率，而没有真正的战略定位。他指出，“日本企业如要摆脱相互毁灭、伤害绩效的战斗，就必须学习战略。”为什么日本企业没有学习战略呢?这是因为“要这么做，他们必须克服强大的文化障碍。”进一步来看，“企业的历史也可能成为包袱。创办人当初的愿景是什么?企业当初发展的产品和顾客是哪些?回顾一下，企业可以检查最原始的战略，了解它是否仍然有用。”即使从产业价值链的角度来看，在公司构建价值链的活动中，文化也充当了重要的合约内容并且保障了价值活动的成功。在企业所担负的所有社会责任中都隐含着特定的价值观和信仰。例如，公司的行为如果与社会中保护环境的伦理要求相违背，就会在相应的价值链上受到影响。而不同公司之间的竞争优势也正是建立在各自对价值链的构建和维护之上的，如果能够适应特定价值观的要求，就能够确立价值活动的优势，就可以在竞争中胜出。其次，文化是一种难以模仿的无形资源和动态能力。基于资源的战略观认为企业的无形资源包括技巧、知识、关系、文化、声誉以及能力，与企业的有形资源一样，它们都是稀缺的，都代表了企业为创造一定的经济价值而必须付出的投入。而且，企业文化作为一种重要的隐含知识、意会知识或者默会知识而存在于企业之中，其企业能力构成中不可缺少的要素。深入来看，企业文化为各类企业所选择是因为它具有一定的价值创造特性(value－creatingproperties)，一些研究将企业文化为企业创造价值的途径概括为三种:“第一，文化减少了企业内个人的信息处理要求，允许个人更好地把注意力集中于他们日常的工作;第二，它补充了正式的控制制度，减少了企业中监督个人的成本;第三，文化影响了企业中个人的偏好，使他们趋向共同的目标。这就降低了企业中个人的谈判和讨价还价成本，并促进了更多协作行动的产生与发展(戴维•贝赞可等，1999)”③。第三，作为非正式制度的文化具有广泛作用。有关制度的研究中早已经包含了非正式制度，即认知系统的作用，并提出在正规制度难以发挥作用的地方，非正规制度将发挥更大的作用。许多的管理行为在很大程度上是由非正式的管理认知决定的，正式的公司治理(corporategovernance)机制无法面面俱到地加以规范(彭维刚，2007)④。例如，多元化的管理者动机(managerialmotives)在很多情况下是因为管理权力、名望和收益与企业规模紧密相连，一些管理人员会出于私利使他们的企业过度多元化。因此，在基于制度的战略观中，制度是包括了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两类，而其中的非正式制度又包涵了规范、文化、伦理道德等内容(彭维刚，2007)⑤。在全球化背景下，国际竞争规则日益接轨和趋同，企业在激烈的竞争中相互熟悉和模仿。可以说，产业结构、资源和制度条件对于公司战略的差异化影响越来越小，企业所处的文化环境及其内部的文化认知更为重要，成为影响和解释公司战略差异的重要因素。

不能说战略管理研究忽视了文化因素，困难的是如何准确地界定和测量、比较文化因素。事实上，多个学科的研究者先后提出过数百种的有关文化的定义，管理学对于文化的比较和测量也有不少成果。例如得到比较广泛应用的定义是:文化是一种能够将一组人或一类人加以区别的集体认知模式(Hofstede，2007)⑥。在本文中，所使用的文化内涵更多地是从企业家和企业的实践中抽象出来的。即能够从企业家行为和企业实践中可以观察得到，可以通过访谈、调查等手段获得，且能够进行评分比较的要素。根据这一原则，可将文化定义为个体习得和组织演变而成的相对稳定的终极信仰、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所构成的认知模式。具体来说，终极信仰是指个体对于人生意义、目的的认知，这一认知状况不仅决定了个体的偏好结构，也直接影响到个体的资源配置方向。虽然在企业中每个个体都会有自己对于人生意义和目的的认知，但企业家的终极信仰对组织和其他个体具有更为重要的影响。价值观念是指人们和组织对事物特定状态的偏好和评价，它们关系到什么是对与错，什么是善与恶，什么是道德与不道德，什么是公平与不公平。在企业中，价值观念往往表现为企业文化，成为企业进行决策的伦理依据。行为规范则是指组织中个体对于哪些事情应该做，哪些事情不应该做的非正式、约定俗成的准则。例如，在一个组织中论资排辈的风气盛行，另一些组织则鼓励年轻人冒尖。当然，这三个层面的文化因素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终极信仰不可避免地与企业文化、利益相关者态度相互影响，但终极信仰对其他因素具有决定性的影响作用。上述三个层面的文化因素不仅客观地存在于所有企业组织中，重要地是这些因素对组织战略的制定和实施产生深刻而全面的影响。总体来看，文化是从三个层面影响着战略(见图1)。图1文化的内涵及其在企业战略中的体现(一)企业家灵性资本对战略目标定位的影响终极信仰能够给个体提供一般性的解释，赋予人生的意义和目的。就个体的禀赋而言，终极信仰的核心内容通常被称为灵性(spirituality)(张志鹏，2010)①。Crumpton(2011)②给出了一个灵性的全面定义:灵性是一种有关至高力量的体验和意识，是一种与自我、他人、星球和至高力量具有内在联系并担当责任的一种感觉。这些有关真实的根本信念包括个体或群体看待世界、获得目标和意义、体验确信的一个整合基础。我们的价值观、品性、动机和行为都来源于我们的灵性。灵性形成是一个持续的旅程，其目的地就是自我觉悟和趋向于真实。具体来说，灵性包括下列要素:(1)对生活意义的寻求，(2)与超越性的相遇，(3)团体感，(4)对终极真理或最高价值的追寻，(5)对创造神秘感的尊敬和感激，(6)个人转变。尽管企业中每个人都具有不同的灵性，但企业家的灵性状况对于战略具有更为重要的影响。无论如何，工作都只是人生的一部分，公司经营管理也只是实现人生目的和意义的途径。具体来看，企业家灵性是通过直接影响企业使命(mis-sion)从而限定战略目标和定位(position)的。公司战略总是在特定组织使命的背景下制定的，战略从根本上而言就是一种实现组织使命的手段。在组织使命还没有明确的情况下，制定公司的战略是不可能的。一些作者将组织使命简化为“利益最大化”;而另一些研究者则将组织使命简化为“生存”。然而，现实中的组织使命是复杂的、多面的，它不但与利润、生存有关，而且与组织相关的人的动因及组织与社会、社区的关系都相关。企业家个人对于人生意义和目的的认知往往来自于对特定超自然力量的信仰，这些认知直接决定着该组织为之长期奋斗的使命和愿景。如迈克尔•波特(2002)③所总结的，“许多产业研究都发现，企业组织要达到卓越的成功，背后往往有一个重理性的领导者，本书在研究许多案例时也发现，领导者的理想特质对企业和产业造成强大的影响”。当组织的使命和愿景确定后，实际上就已经为公司战略划定了可能的目标和定位。因为使命和愿景决定了公司长远的、最终的价值追求，也是直接决定公司短期目标的依据。公司战略说到底只是实现公司使命和愿景的一种措施和手段。当公司使命和愿景改变后，公司战略目标和定位就会随之改变。现在，研究者已经认同一个有意的公司行为如决策制定总是源于特定的期望和信念，而这些期望和信念则由满足特定信仰的需要所驱动。研究者也曾实证调查了公司所有者个人价值观和他们在公司中所采用的战略之间的联系。这些联系被发现在中小企业中更为密切，在中小企业中老板管理者的期望和价值观与公司的活动和成果的联系更为紧密(CovinandSlevin1989④，KoteyandMeredith1997)⑤。(二)企业文化对战略设计的影响企业文化影响着雇员个人的偏好与行为。“一个组织的文化能够带来价值，因为它影响着组织同供货商、客户和雇员的关系，这种关系每个组织与每个组织都不同。如果一个组织的文化使之重视管理队伍的稳定性，它在这方面形成的专用的资本就会比那些管理人员流动性很大的公司要大得多。一个一直注重社会责任的组织与一个有着不负责任的名声的公司相比，前者与当地社会的关系比后者要好。从战略的持久性的角度，我们越来越重视企业文化和人力资源政策。伊丹(Itami)认为，像企业文化这样的无形资产常常是保持竞争优势的惟一方式，这主要是因为这种优势根本无法模仿(沙伦•奥斯特，2004)”⑥。深入来看，企业文化通过影响组织运营而对战略设计起作用。在战略目标和定位确定后，组织运营状况就直接决定160着战略方案的设计。例如，当一家公司在文化上已经形成和适应了专业化发展时，采取多元化战略就面临着组织运营的阻力。成功公司的管理者均热衷于本企业的文化，但文化可以从两个方面阻碍战略管理。一方面，根深蒂固的信念会遮住管理者的视线，使他们经常不能察觉到外部条件的变化。另一方面，当特定的文化在过去曾经行之有效时，很自然的做法是在未来仍固守这一文化，尽管在发生了很大的战略变化时也仍会如此。弗雷德•R．戴维(2001)①也指出:“在进行内部战略管理分析时，应给企业文化以足够的重视，因为文化与战略必须共同发挥作用。”他认为，“企业文化对经营决策有明显的影响，因而必须在内部战略管理分析中予以评价。如果企业的战略可以利用本企业在文化上的优势，如积极的工作态度或较强的道德信念，那么管理者便往往可以迅速和容易地实施战略。相反，如果企业的文化不能提供支持，战略的转变则可能是无效的和达不到预期目的的。企业文化与新的战略会发生冲突，这将导致混乱和迷失方向。”早期的研究者认为由于个人价值观是个人生活和行为的直觉部分，管理者必须利用价值观作为管理决策时的准则。他们总结价值观是“管理者关于公司战略应该如何的概念的一种变量”，另一些研究者进一步肯定了价值观在战略管理模型中总是成为一种关键要素，而且价值观是战略性行为的原因。一些研究者已经研究了个人价值观影响管理决策和行为的程度。(三)利益相关者态度对战略实施的影响行为规范是文化的广泛反映和表达渠道。不仅在不同的国家行为规范有着巨大差异，即使在同一国家的不同地区也由于历史传统而造成人们对于创业、财富、职业、收入分配等活动具有不同的行为规范。这些行为规范不仅还渗透到当地的公司之中，而且还通过当地公司的行为向其他区域的人们展示。利益相关者态度作为特定社会行为规范的体现，直接决定着企业可以利用的资源状况，进而影响着战略能否得到有效实施。布伦森(Brunsson，1989)②曾论述说，在这种文化中，当代组织为了生存需要，不仅需要生产出产品，还必须生产“合法性”。组织被要求沿着普遍被认为是合理的、公平的、有效率的、理性的、现代的等等这些原则管理自己的行为。这些合理行为的规范是由股票分析师、管理顾问、财经记者和商学院所构建和加强的，他们在一起形成了商业运行的“制度环境”。如果一个公司忽略这些制度的预期，那么它将冒着被贴上古怪、守旧、不可靠、坏老板甚至更糟的损害性标签的风险。深入来看，企业与多个利益相关者之间存在着非正式合约。这些合约决定了利益相关者在多大程度上愿意将资源提供给企业(如购买企业股票)，在多大程度上接受和实施公司战略。“一份合理的长期性契约会得到双方遵守，其基础是它应当让人感到是公正的，对双方具有同等价值。要使契约做到对双方都公正，每一方都得感到它符合他们自身的利益。一份心理契约不仅是用货币价值或相互交换的货物或服务来衡量，而且主要的是通过相互交换或共享的信仰、价值标准、期望值和满意度来衡量的(杰夫•卡特赖特，2004)”③。当某一公司在行为规范上受到利益相关者的抵制，无论其战略多么完美，就难以真正实施。“管理学家巴特利特和戈歇尔特别强调目标的价值，目标中包含了员工能够认同并获得满足感的更高的“宗旨”。他们写到，“更胆大地表明自己是什么的公司一般情况下能够吸引并留住认同公司价值观的员工，这些员工对接纳自己的组织也变得十分投入。”与此类似的是，顾客对于他们认为肩负着有价值使命的公司也会产生归属感。例如，苹果公司顾客的忠诚度似乎超越了理性的经济利益，他们甚至设法让苹果公司生存下来。相反，鄙视卖方的公司目标和价值观的顾客更热衷于寻找新的供应来源(阿玛尔•毕海德，2004)”④。

文化渗透在企业的无形和有形资源之中，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战略的选择，不仅限制了战略目标定位、方案抉择和实施，而且在更高层面上决定了企业是否决定采取通用性的竞争战略。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文化不仅是一种战略管理中的独特要素，它本身就能够成为解释公司战略行为的一种视角。也就是说，有必要提出基于文化的战略观。深入来看，基于文化的战略观并非是全新的认识，在一定意义上只是对大量相关研究的综合与总结。事实上，在明茨伯格(2001)⑤所总结的十大战略理论流派之中的企业家学派、文化学派都已经涉及到了文化因素。当然，提出基于文化的战略观并不是简单地将原有的素材堆积在一个拼盘中。它所要表达的是一种新的研究范式，试图构建一个有助于深化研究的新平台。首先，基于文化的战略观突出了企业家灵性在战略选择中的作用。在战略管理理论中，企业家与规划团队一直被看，企业家在战略决策上的作用才更为清晰。这就使得基于文化的战略观与传统的企业家理论在更为深刻的层面上融合起来。其次，基于文化的战略观解释了为何企业愿意/不愿意采取竞争战略。战略管理研究者一直提倡企业采取竞争战略，并提供了多种的战略分析工具和战略方案，仍然有许多企业在实践中将竞争战略抛在脑后。为何这些企业愿意或不愿意采取竞争战略，对此，基于文化的战略观具有更强的解释力。①Karakas，Fahri．Spiritualityandperformanceinorganizations:aliteraturereview．JournalofBusinessEthics，2010，94(1):89－106．②［美］彼得•F•德鲁克:《管理———任务、责任、实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00－101页。③［美］迈克尔•波特:《国家竞争优势》，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年版，第569－570页。再次，基于文化的战略观能够提供文化－企业－战略互动的完整图景。文化对公司战略的影响并不是直接的，而是通过对企业使命、组织和资源的内在约束进行。在文化约束下企业进行行业及竞争战略选择，确定战略目标、措施并加以实施。在战略实施后，又进一步表现为绩效水平，进一步反馈和强化原有的文化认知(见图2)。如果绩效水平较高，原有的文化认知就会被进一步肯定;如果绩效不佳，则会开始反思原有的文化认知，谋求变革。当然，一旦企业家和企业成员不愿改变原有认同的文化信仰和价值观念时，企业的战略变革会变得困难重重，直接影响到企业的存亡。图2基于文化的战略观最后，基于文化的战略观提供了解释和制定公司战略的分析工具。如果需要系统解释文化因素对于某一公司战略的影响，或者是为某一公司制定战略时需要对文化进行变革。都可以应用本文所发展起来的三个具体分析工具，具体来说，就是企业家灵性———企业愿景与使命———战略定位与目标分析，简称SMP分析;企业文化———组织运营———战略设计分析，简称COD分析;利益相关者态度———可利用资源———战略实施分析，简称ARI分析。在此基础上，又可以借助基于文化战略观的模型进行总体分析。五、结论与展望彼得•德鲁克(1987)②的观点可谓经典。他在《管理———任务、责任、实践》中写道:“企业不了解自己是什么，代表着什么，自己的基本概念、价值观、政策和信念是什么，它就不能合理地改变自己。”“只有明确地规定了企业的宗旨和使命，才可能树立明确而现实的企业目标。企业的宗旨和使命是确定优先顺序、战略、计划、工作安排的基础。它是设计管理职位特别是设计管理结构的出发点。”这表明，文化因素早就为研究者所关注，只不过被长期忽视罢了。文化的重要性不会因为企业发展演变了数百年而衰减，这是由于它涉及到了企业的最内在的性质，关系到企业是什么的问题。虽然说基于文化的战略观只不过是将前人的洞见集中表述出来，但也包含了许多新的内容。利用这一分析框架，可以将战略管理理论与企业家理论、企业文化理论、灵性与管理的研究综合起来。事实上，在传统的战略管理理论中，我们看到了高超的产业结构分析方法和取得竞争优势的经营技巧，却忽视了战略背后的文化认知因素。从本质上来看，战略并非是要打败竞争对手，而是要战胜自己固有的信念和价值观念，这才是“不战而胜”所追求的效果。进入21世纪后，快速崛起的中国企业面临着更为激烈的国际市场竞争和更为复杂多变的国内制度变革。应对挑战和维持竞争优势的唯一方法就是不断创新。然而，“对企业而言，一旦塑造出专业化的形象与态度，人力资源的训练也会朝特定的行为模式发展，新人也会因为这种稳健经营的理念而被吸引。传统战略此时有如一种宗教，任何对它的质疑或创新观点都会被视为异端邪说，挑战它的新思潮更会被组织机制筛减或否定，个人对传统战略的挑战，更会遭到被孤立或放逐的命运(迈克尔•波特，2002)”③。

战略观范文篇4

一、邓小平从战略的高度把德育放在全面发展教育之首

早在1977年，邓小平就指出，“教育方面有好多问题，归根到底是要出人才、出成果’，。0那么，“培养人才有没有质盆标准呢?有的，这就是同志说的，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个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0思想道德素质，是构成人的精神面貌的主要因素，在人的全面发展起着导向和灵魂的作用。德育就是要发展学生的政治素质、思想素质、品德及其人格和心理等素质，通过发展这些素质，去引发出人的内在潜能，发展人的创新的本质力量。

德育对全面发展教育的内容设定、结构形成和功能发挥起着战略导向作用。从内容上来看，只有以德育为首，全面发展教育才能具有培养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的教育功能。邓小平鲜明地提出:“毫无疑问，学校应该永远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第一位。”。他强调指出:“要加强各级学校的政治教育、形势教育、思想教育、包括人生观教育、道德教育。”并一再要求我们“一定要把思想政治工作放在非常重要的地位，切实认真做好，不能放松”。。否则，就会发生方向性的失误。so年代末，邓小平在回顾总结我国改革开放的经验教训时指出:“十年最大的失误是教育，这里我主要是讲思想政治教育。”⑤也就是忽视了对青少年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由此可见，缺少德育为首，全面发展教育无法肩负起社会主义教育的本质使命。

从结构上来看，以德育为首的教育结构统领并优化着、激励着受教育者的主体能动性，强化了教育的本质要求，进而引起教育功能的进化。正如邓小平同志指出:“学生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第一位，这不仅不排斥学习科学文化，相反，政治觉悟越是高，为革命学习科学文化就应该越加自觉，越加刻苦。”。在这样一种教育结构中，教育变成了积极向上开发人的潜能过程，从路线上引导着受教育者发挥学习的主动性。

邓小平德育为首的全面发展的战略观，这是教育起点上的战略前瞻，从规律性的角度定格了我国教育跨入新时代的发展方向。

二、邓小平德育战略在教育目标中体现为德育为重

邓小平同志根据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对人才素质的新要求，提出教育的目标是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四有”新人。在“四有”目标中，有理想、有道德、有纪律都属于德育的范畴。他强调指出:翻没有理想和纪律，建设四化是不可能的”。。“一靠理想，二靠纪律，组织起来就有力童，没有理想，没有纪律，就会象旧中国一样一盘散沙，那我们的革命怎么能够成功?我们的建设怎么能够成功?”

邓小平之所以在我国教育目标中特别推崇德育是基于以下战略考虑:第一，邓小平十分强调人的素质对社会发展的巨大影响。他认为以德育为重的“四有”新人是现代化建设事业获得成功的基本条件。对人才的渴求，源于他对现代化建设时代脉搏的深刻把握，而创造人生资源巨大优势的努力，休现了他赶上和超过其他发达国家的超前战略意识。而这个超前人才战略意识，从战略要求上来讲德育为重的。第二，是邓小平总结中国革命取得胜利之成功经验的结论。他认为革命的理想和信念是人生的精神支柱，是推动人们改造客观世界，促进社会进步的强大精神力量。没有这样的精神支柱和精神力量，我们的青少年就会成为资本主义腐朽思想的俘虏，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就不能成功。从战略上对教育目标的设定加以历史审视，也就必然聚焦在德育的这个核心上。第三，是邓小平鉴于“”忽略人的全面发展教育加剧社会动荡的恶果和教训所作的对人才素质的战略定位。在“”中，由于、“”对教育战线的蓄意破坏，造成了我国思想领域的混乱。鉴于这一教训，邓小平语重深长地说:“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必须在安定团结的条件下有领导、有秩序地进行，我特别强调有理想、有纪律，就是这个道理。”。这是从国家的长治久安这个历史眼光的战略考虑。第四，是为了克服实行改革开放后，党内和社会风气的战略需要。我国市场经济的负面效应是腐败产生的温床，新旧体制的转轨又为腐败现象的发生提供了可乘之机，封建主义及其他剥削阶级思想的存在是腐败现象滋长和重要思想根源，而党的建设滞后也是腐败得以蔓延的主要原因。邓小平认为对付腐败最有效的办法就是两个:一是教育，二是法制。着重从思想上建党是我党的传统。而开展政治教育则是我党的政治优势。为了从源头上制腐败，净化社会环境.邓小平对我国教育目标进行了“四有”新人的战略设定。由上可见，邓小平在考虑教育目标的时候，特别着重提到的是以理想、道德、纪律为内容的德育要求，因而形成了以德育为重的教育目标战略观。

三、邓小平德育战略观延伸到实际工作逻辑地表现为以德为先

教育过程中的德为首，教育目标的德为重，延伸到教育实践，逻辑地形成了一以贯之的德为先的人才战略性要求，德才兼备中德为先。在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就选拔人才的标准是又红又专。在这里，“红”是政治标准;“专”主要是指具有专业知识和专业能力，属于才智的范畴。在“红”与“专”中，邓小平同志特别强调:“红绝对不能丢”。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人，对人才素质的要求也越来越高，所以必须从战略的高度解决选拔人才的问题。与“四有”新人培养目标相适应，邓小平提出了选拔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四化”标准。可以说，“四化”标准是对“四有”目的实际应用和具体深化，也是它的逻辑延伸。

战略观范文篇5

一、战略成本管理（SCM）的观念

美国会计学界两位著名的教授库伯（Cooper）和斯拉莫得（Slagmulderr）对SCM曾作如下简明的界定：SCM意指企业运用一系列成本管理方法来同时达到降低成本和加强战略位置（improvethestrategicpositionofafirm）之目的[1]。综合当今SCM的思想观念与方法，笔者认为其与传统的成本管理相比至少具有以下特点：

l．成本管理的目的变化SCM的目的不仅在于降低成本，更重要的是为了建立和保持企业的长期竞争优势。也就是说企业必须探求提高（或不损坏）其竞争地位的成本降低途径。如果某项成本降低途径削弱了企业的战略地位，则应弃之不用；另一方面，如果某项成本的增加有助于增加企业的竞争实力，则这种成本的增加是值得鼓励的。如某细分市场上的顾客需要设立某项特殊的产品售后服务，虽然这一做法会增加企业成本，但它吸引了顾客，保持了企业的竞争优势，从长远来看利大于弊；当然企业亦可通过工程再造（reengineerin）来重组业务流程，以达到同时降低成本和强化企业的竞争地位之目的。比如某医院通过精简就诊程序来降低成本，并且力图使得重新设计后的就诊程序有利于减轻病人的心理压力。医院这一举措导致顾客增加，战略位置加强。

2．成本管理的范围拓展SCM是全方位、多角度、突破企业边界的成本管理。首先，由于当今企业成本结构中，产前与产后的成本比重逐步增加，则其成本管理不应停留在产品生产过程的耗费控制方面，更应着眼于产前的产品设计和材料采购成本、产后的产品营销和顾客使用成本控制等方面。因而SCM深入到企业的研发、供应、生产、营销及售后服务部门，以全面、细致地分析和控制各部门内部及各部门之间（intra－organizational）相互联系的成本。其次，战略成本管理范围不局限于企业内部，还超越企业边界进行跨组织（inter－organiza－tional）的成本管理，诸如与企业价值链相关的上游（供应商）与下游（分销商）企业建立电子资料信息交换系统（EDI）、及时运输系统，相互协调地进行成本改进。值得注意的是，在当今全球经济一体化条件下，企业成本管理不应局限于国内而应在全球范围内重构企业价值链，以获取全球经济的组合优势。最后，还应对企业外部（extra－organizational）竞争对手成本信息进行推测与分析，在相互比较中找出本企业的成本差距，重塑企业的成本与竞争优势。

3．成本管理的重点转移传统成本管理重在成本节省（costreduction），即力求在生产过程中不徒耗无谓的成本和改进工作方式以节约本将发生的成本支出，它表现为“成本维持”和“成本改善”两种执行形式[2]。减少废品损失、节约能耗、零库存。作业分析与改进等皆属此列。而SCM重在成本避免（costavoidance），立足于预防。在进行企业策划时就对企业的地理位置、市场定位、经营规模等一系列具有源流特质的成本动因进行全面综合的考虑，以从源头上控制成本的发生。另外，在产品的设计与开发阶段，为避免成本的发生，尽力设计满足目标成本要求、且具有竞争力的产品。

4.成本管理的方法更新由于受战略管理的思想和方法的影响，SCM的方法有别于传统的成本管理方法。至于SCM的方法究竟有哪些，目前国内外文献中说法不一。笔者认为，为了达到SCM的取得企业长期竞争优势的目的，可以从以下两个层面来创新和选择为实现这一目的的方法：一个是战略成本规划（strategiccosting）层面，旨在帮助企业通过事先的成本规划与控制，从根本上改进其长期的盈利能力。这一层面的方法主要有源自战略管理的价值链分析法，以及用于制定成本目标的产品生命周期成本法、目标成本规划法等。另一个是经营改进（operationalimprovement）层面，旨在改善企业日常经营活动效率，落实成本规划，继续提高企业竞争实力。顺应这一思路的方法有竞争对手成本分析法与标竿制度（benchmarking）、成本动因分析法等。当然这种区分不可能像刀切那样清楚。事实上，在获取企业成本优势的过程中，这两个层面相辅相成，同时这些方法亦是集成与整合在一起的。

二、战略成本管理方法

（一）价值健（value－chain）分析法

这种方法由美国哈佛商学院教授迈克尔·波特首先提出。价值这里是指买方愿意为企业提供给他们的产品所支付的价格，价值活动是企业所从事的物资上的和技术上的界线分明的各项活动。波特将其划分为基本活动和辅助活动两大类：前者如内部后勤、生产作业等，后者如采购、人力资源管理等，二者皆可进一步划分为若干显著不同的具体活动［3］。VC是一系列由各种纽带连接起来的相互依存的价值活动的集合。也就是说，VC并不是独立活动的汇集，而是相互依存的活动构成的一个系统[4]。在这一系统内各项活动之间相互联系，即某项活动进行的方式影响其它活动的成本与效率。波特将其划分为内部联系和纵向联系（企业VC与供应商、买方及购销渠道VC之间的联系）两大类［5］。联系的普遍存在意味着仅仅考察一项活动本身并不能全面理解这项活动的成本性态，同时为降低相互联系的活动的总成本创造了机会，企业可通过协调或优化这些联系来创建其整体成本优势。

1．识别与优化VC的内部联系企业VC内部的联系体现在辅助活动与基本活动之间，如实际采购影响外购投入的质量及生产成本、检查成本和产品质量。更多的联系体现在各种基本活动之间，如加强对投入部件的检查会降低后面生产工艺过程中的质量保证成本。

2．识别与协调VC的纵向联系这一联系存在于同一行业内部为消费者提供某种最终产品或服务的相关企业之间。上、下游与渠道企业的产品或服务特点，及其与企业VC的其它连接点能够十分显著地影响企业的成本。如供应商产品的适当包装能减少企业的搬运费用，并且，改善VC的纵向联系，将使得企业与其上、下游与渠道企业共同降低成本，提高这些相关企业的整体竞争优势。如施乐公司（Xerox）通过计算机终端向供应商提供其生产进度表，使供应商的元器件能及时运来，这样可同时降低双方的库存成本。找出和追求这种机会，需要对供应商、买方及购销渠道的VC进行仔细研究。

3．VC重构在对各类联系进行深入分析的基础上，根据所处产业竞争环境的变化，企业可对其VC进行适应性重构。如可通过改变产品组合、工艺流程、服务方式与服务范围，重新选择VC的上游、下游与购销渠道或调整他们之间的联系等方式来进行VC的剪裁与重新构建，以从根本上改变其成本地位，提高其核心竞争力。

（二）产品生命周期成本（productlifeCycleCost）法

从生产经营者的角度来看，产品生命周期意指产品从“孕育”到“消亡”的全过程，这一过程包括如下五个阶段[6]：（1）产品研究和初始设计；（2）产品开发和测试；（3）生产；（4）销售；（5）顾客使用。产品在上述五个阶段中所发生的全部耗费即产品生命周期成本。近年来，由于对环境的日益重视，有关专家认为应将产品废置之后对环境的影响所造成的产品废置成本考虑进来，以更全面地反映其生命周期成本。

对产品生命周期成本的全面计量与分析，目的有三：第一，帮助企业更好地计算产品的全部成本，便于企业在将产品推向市场之前，做好总体成本效益预测，以决定开发该产品是否有利可图。第二，帮助企业根据产品生命周期成本各阶段的分布状况来确后进行成本控制的主要阶段。产品的研究开发与设计阶段现已成为SCM所关注的焦点。这不仅因为开发设计本身的成本很高，而且因为设计方案确定之后，导致相关的成本锁入（locked－incost）。据专家测算，这一阶段所确定的产品成本占全部成本的比例高达75％－90％之间”’。这意味着其成本已基本确定，以后各阶段只能在这一框架内进行小幅调整，成本降低余地不大。第三，由于扩大了对成本的理解范围，有利于在产品设计阶段便考虑顾客使用与产品废置成本，以更有效地管理这些成本。

（三）目标成本规划法（TargetCosting）

如何改进产品与工序设计，在满足市场需求及企业所期望的盈利水平的前提下，降低设计阶段被锁定的80％左右产品成本？20世纪60年代由日本丰田汽车公司发明的目标成本规划法可担此重任。这一方法对提高日本工业企业（尤其是汽车制造业）的经济效益与竞争实力，立下汗马功劳。80年代以来，这一方法被欧美许多著名的企业（如福特汽车）相继采用，大大改进了其成本与财务状况。目标成本是指企业在新产品开发设计过程中，为了实现目标利润而必须达到的成本目标值，即产品生命周期成本下的最大成本容许值。目标成本规划法的核心工作就是制定目标成本，并且通过各种方法不断地改进产品与工序设计，以最终使得产品的设计成本小于或等于其目标成本。这一工作需要由包括营销。开发与设计、采购、工程、财务与会计甚至供应商与顾客在内的设计小组或工作团队来进行。主要操作过程如下：

1．制定目标成本由于目标成本一目标售价一目标利润，因此须首先制定目标售价，这需要进行市场研究，预测市场目前和将来需要的产品及其主要功能、需求量、消费者愿意支付的价格，还应了解竞争者的产品功能与价格。然后，可根据企业中长期的目标利润计划，并考虑对投资报酬与现金流量的期望等因素来确定目标利润（率），由此受市场驱动（market一driven）的目标成本得以确定。

2．改进设计以达到目标成本产品之目标成本确定之后，可与公司目前的相关产品成本相比较，确定成本差距。而这一差距就是设计小组的成本降低目标，也是其所面临的成本压力。设计小组可把这一差距从不同的角度进行分解，如可分解为各成本要素（原材料、配件、人工等）或各部分功能的成本差距，也可按上述设计小组内的各部门（包括零部件供应商）来分解，以使成本压力亦得以分配和传递，并为实现成本降低目标指明具体途径。然后，设计小组可运用质量功能分解（QFD）、价值工程法（VE）、工程再造等方法来寻求满足要求的产品与工序设计方案。QFD旨在识别顾客需求，并比较分析其与设计小组计划满足的需求的差距，以支持VE工程的设计过程。VE是一种评价与改进设计方案、提高产品价值的系统性方法，可通过下述两种方式实现成本降低目标：其一，在保证产品功能的前提下，削减其零部件成本和制造成本；其二，通过削减不必要的产品功能来降低成本。工程再造通过对已设计的或已存在的加工过程进行再设计，以期进一步降低成本。

（四）竞争对手成本分析法和标率制度（Benchmarking）

在进行竞争对手成本分析时，必须首先从各种渠道获知大量相关信息，初步估计竞争对手的各项成本指标，如找出竞争对手的供应商，以及他们提供的零部件的成本；分析竞争对手的人工成本及其效率；评估竞争对手的资产状态及其利用能力等。可采用拆卸分析法（tear－downanalysis）将竞争对手的产品分解为零部件，以明确产品的功能与设计特点，推断产品的生产过程，对产品成本进行深入了解。另外还须根据对手其它信息来调整上述估计指标，如竞争对手现在及未来战略及其所导致的成本水平变化、企业环境的新趋势以及产业的潜在进入者的行为。当竞争对手的成本结构的可接受的估计被确定下来之后，公司可以使用这一成本信息作为计量其自身成本业绩的标竿（benchmark），即以此作为目标和尺度来进行系统的、有组织的学习与超越。这一分析方法提供了公司与最佳业绩者之间的现在和未来的成本差异，反映了公司所处的相对位置，并指出了改进的具体目标与途径，在削减成本的同时使企业的产品和过程特性得以改进，战略位置得到加强。

（五）成本动因（COstDriver）分析法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由美国著名会计学教授卡普兰等所倡导的作业成本计算法（ABC），在美国、加拿大的许多先进制造企业成功应用，结果发现这一方法不仅解决了成本扭曲问题，而且它提供的相关信息（如各项作业的资源耗费情况、相应的成本动因及其数量等）为企业进行成本分析与控制奠定了很好的基础。虽然，成本动因（即成本发生的原因与推动力）是ABC的核心概念，但并不专属于ABC模式。因为从SCM的高度来看，成本动因不仅包括这一模式下围绕企业的作业概念展开的、微观层次上的执行性成本动因，而且包括决定企业整体成本定位的结构性成本动因。分析这两个层次的成本动因，有助于企业全面地把握其成本动态，并发掘有效路径来获取成本优势。

1．执行性成本动因分析包括对每项生产经营活动所进行的作业动因和资源动因分析。作业动因是指作业贡献于最终产品的方式与原因，如购货作业动因是发送购货单数量。可通过分析作业动因与最终产出的联系，来判断作业的增值性：为生产最终产品所需的且不可替代的作业或为最终产品提供独特价值的作业为增值作业；反之，则为非增值作业。一般企业的购货加工、装配等均为增值作业，而大部分的仓储、搬运、检验，以及供、产、销环节的等待与延误等，由于并末增加产出价值，为非增值作业，应减少直至消除，以使产品成本在保证产出价值的前提下得以降低。

资源动因是指资源被各作业消耗的方式和原因，它是把资源成本分配到作业的基本依据。如购货作业的资源动因是从事这一活动的职工人数。对资源动因的分析，有利于反映和改进作业效率（作业量／资源费用）。在确定作业效率高低时，可将本企业的作业与同行业类似作业进行比较，然后通过资源动因的分析与控制，寻求提高作业效率的有效途径，尤其应注意分析与控制在总成本中占有重大比例或比例正在逐步增长的价值活动的资源动因。如可通过减少作业人数、降低作业时间、提高设备利用率等措施来减少资源消耗，提高作业效率，降低产品成本。

2．结构性成本动因分析当我们将视角从企业的各项具体活动转向企业整体时，就会发现大部分企业成本在其具体生产经营活动展开之前就已被确定，这部分成本的影响因素即称结构性成本动因。波特认为，影响企业价值活动的十种结构性成本驱动因素（即成本动因）分别是：规模经济、学习。生产能力利用模式、联系、相互关系、整合、时机选择、自主政策、地理位置和机构因素’‘’。结构性成本动因从深层次上来影响企业的成本地位。如产业政策、规模是否适度、厂址的选择、关于市场定位、工艺技术与产品组合的决策等，将会长久地决定其成本地位。为了创建长期成本优势，应比竞争对手更有效地控制这类成本动因。如美国西南航空公司为了应对激烈的竞争，将其服务定位在特定航线而非全面航线的短途飞行，避免从事大型机场业务，采取取消用餐、定座等特殊服务，以及设立自动售票系统等措施来降低成本。结果其每日发出的众多航班与低廉的价格吸引了众多的短程旅行者，成本领先优势得以建立。

3．成本动因的相互作用尽管可能某一个成本动因对一类价值活动的成本产生最大影响，但若干个成本动因常常相互作用以决定该项成本。这种相互作用采取两种形式：相互加强或相互对抗。如规模经济或学习效应可以强化企业在时机选择中的优势，纵向整合的成本优势也可能被生产能力利用不足所抵销。因此，企业还应重视分析各成本动因之间的相互作用，以避免成本动因间的相互抵触，并充分利用成本动因间的相互加强的效果来获得持久竞争优势。

三、SCM方法的应用

上述SCM的思想和方法，在我国当前企业管理实践中用得不多。备受我国企业界推崇的邯钢“成本否决”，虽然有其取之于市场的成本控制标准并分解到全员这些难能可贵之处，但实质仍为改进了的标准成本制度[9],却非SCM意义上的目标成本规划，因为并未进行事前的、以目标成本为基础的产品与工序设计。亚星集团的购销比价管理，主要对制造过程之外的企业采购成本与销售价格进行系统而有效的控制，也与SCM无关。当然，我国家电行业的许多企业由于竞争异常激烈，已闪现出SCM思想的火花。如海尔冰箱在产品设计阶段就关注生命周期成本，并将顾客使用成本和环境成本作为重要因素加以考虑，开发出符合美国环保署2001年新的节能和环保标准的产品[10]。但总的说来，SCM观念在实务界并未普及，方法的运用也不系统。为了使我国的成本管理实践在现有成效的基础上再上一个台阶，以应对当今全球经济一体化条件下的激烈竞争局面，企业应推行SCM,引进、吸收和创新SCM的方法。为此还应在以下三方面做一些改进，以使SCM顺利进行并取得成效。

1．取适当的方法与途径，全面导入SCM观念企业可通过咨询、学习、培训、宣传等各种途径使全体员工认识到SCM的重要性，强化成本观念与成本意识，这是SCM发挥作用的前提。尤其应该培训企业的高级管理与会计人员，因为SCM的成功并不仅仅是靠基层部门的节能降耗，更重要的是靠高层管理人员的高瞻远瞩的成本意识及推行SCM方法的恒心。另外，针对我国大多数企业基本没有专职管理会计人员的现状，企业应设置管理会计岗位，挑选具备专业能力的管理会计人员。他们不仅可以提供信息、评价方案、制定计划、考核业绩，而且其责权的履行将使其在SCM中发挥组织和协调的作用。

战略观范文篇6

关注西北战略地位主要是在抗战前后特殊的历史时期，因此，深深地打上了时代的烙印。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及国民政府鉴于中国首都南京的危险境地，计划在中国内陆地区寻求一个安全的后方根据地，初步认定西北为长期抵抗之后方根据地；1934年视察西北时，又视西北为复兴民族的精神源泉；1942年，再次视察西北期间，更明确提出“西北是建国的根据地”，其中心思想就是把西北的战略地位与抗战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一、以西北为长期抵抗之后方根据地

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国民政府被迫宣布迁都洛阳办公，其间召开了一次有关时局的国难会议。此次会议讨论的中心问题就是以西北为未来长期抵抗根据地的问题。时任行政院长的宣称：“今日我们在洛阳开会，是继续五千年民族奋斗的精神，发扬我民族五千年来伟大的潜藏力，用西北作最后的长期的抵抗根据，打破自建立民国以来最严重最危急的当前的困难。”[1](P1748)随后国民党四届二中全会通过了《提议以洛阳为行都以长安为西京案》，内中称“……陪都之设定，在历史地理及国家将来需要上，终以长安为宜，请定名为西京”[2](P4)，拟议退守西北并以之作为长期抵抗的根据地。由于当时日本军队挑衅的主要地区是华东的上海，中国所受的最大威胁在东部沿海地区，所以国民党中央和依据孙中山早年的构想及当时国内的实际情形，做出了一旦华东地区战事扩大，政府将退守中原与西北的打算。此案通过不久，专门提议《切实进行长安陪都及洛阳行都之建设事宜案》，其中称：“关于长安陪都者：为统一事权起见，将长安改为行政院直辖市，即兼负建设陪都之责任，其市区应根据陪都之计划，划定适当区域，市之经费，由国库拔款。”[3](P7)可见他对陪都西安的规划和建设十分关心，表明此时的确有以西北为长期抵抗根据地的打算。若要以西北为长期抵抗的后方根据地，首先必须开发和建设西北，为此，国民党中央很快成立了西京筹备委员会，以专门的组织力量对陪都西京的建设作了若干筹划，对整个西北地区也进行了一系列的调查。全国经济委员公还专门设立了西北办事处，侧重从事西北的交通水利等建设。及国民政府做出以西北为长期抵抗根据地的原因，一是九一八事变后，全国抗日救亡运动风起云涌，为消减因不抵抗而激发的沸腾民怨，提出以西北为长期抵抗的后方根据地，可转移国人视线，表明政府抗日的决心；二是从国防战略的角度看，自鸦片战争中国国门被打开后，东南沿海门户洞开无险可守，而西北内陆地形复杂，列强染指的程度较轻，许多人便看好西北，以为它可成为长期抵抗的后方根据地；另外从政治上看，当时西北地方军阀尚能听命中央，这是国民政府和确立以西北为长期抵抗后方根据地的主要原因。正如时人所言：“自鸦片战争以后，我国门户洞开，毫无国防可言，数十年来徒在国际均势下度其苟安、黯淡的生活，近者国际均势已被打破，此种苟安黯淡的生活亦失所凭依，强邻挟其军事上种种优越条件，随时足以亡我，在此种环境之下，欲言国防，实事上已不我许，故欲求救亡图存，惟有积极开发西北，固其地势，充实国防，于必要时东据崤函，西固边圉，南连三蜀，北阻强俄，成封豕长蛇之势，进可以控制天下规复失地，退则可以闭关自守为民族复兴根据地，故今日中国之言国防，舍积极开发西北以外，固别无良好之出路也。”[4](P68)这里所说的“欲言国防，实事上已不我许”，清楚地表明了东南沿海无险可守的事实。后来称：“二十四年我到西北的时候，正是敌人的压迫一天一天严重的时候，国家危急情状，真是朝不保夕，随时可亡；而当时国际情形，格外惨淡，既无道义信用可言，复无条约协定可恃；而敌人则如此蛮横凶暴，我们的国势又衰弱不堪。所以我们当时对于抗战大计，实在很不容易决定，因为当时国家的重要建设，无论经济、政治、交通、文化，统统都在沿江沿海一带，而为我们国家之宝藏的西北和西南各地，反而一点没有准备，没有开发。当时人心惶惶，都觉得抗战没有什么把握。自从二十四年江西军事告一段以后，我才能到西南各省来视察，其后又到西北华北各省巡视。我将西南与西北情势通盘考察，整个研究之后，得了一个大发现，觉得我们有西南西北这广大的土地、民众为根据，抗战已有把握，所以抗战的计划，从此就能决定了。因此可以说，我上次到西北来视察的结果，就是决定了我国抗战的大计。”[5](P1629)的这段话表明，尽管九一八后国民政府有以西北为长期抵抗后方根据地的设想，并做了一些努力，但最高当局并未完全下决心大规模建设西北，因为当时所谓“剿共”大业尚未完成。1934年把红军赶出江西后，终于可以腾出手来考虑酝酿已久的后方根据地问题了。他带着自己的顾问人员马不停蹄地奔走于华北、西南和西北，最后确立以西南为抗战的政治经济中心。主要是基于下述考虑：首先，1935春夏间，视察西南后，对这一地区有了新的认识；其次，追剿红军的过程中，国民政府中央势力渗入西南，客观上为策定以西南为抗日的主要后方根据地提供了条件。但同时仍坚持西北为国防重地的看法。1934年视察宁夏时，声称：“大家要知道，今日的宁夏，非特是西北的重镇，而且是国家的屏藩，这种重大的责任，如果专委诸政府及军队，是不可以的，应该由大家同力合作，一致联合起来保卫；假使大家放弃了责任，不起来保卫，一旦被外国人侵入，非特失去了西北的重镇，也失了国家的屏藩。”[6]虽只提到了宁夏战略地位的重要性，但透过这一事实我们可以看出他所隐含的其实是整个西北国防地位的重要性。因此即使在决定了西南为主要后方根据地之后，国民党五全大会第三次会议依旧将《西北国防经济建设案》作为重要问题来讨论，该议案宣称：“自东北事变以来，建设西北，已为全国一致之主张，但如何利用西北经济资源，如何从事西北国防准备，似尚未有根本之具体计划。兹就西北之可靠资源，与夫国防之实际需要，拟具西北国防经济之建设草案。”[7](P40)西安事变后，仍坚持西北是国防重地的看法，1937年1月曾两次致书杨虎城：“须知陕西，无论军民，不能离整个国家而存在，中央更不能无陕西以作国防之基础。”[8](P111)“兄等应知中央无论如何决不能放弃西北。中央数年以来，确认西北尤其陕西为北方国防之根据。并于开发西北建设西北之事业，无不本国防之见地，按照计划尽力进行，不独国家资本对开发西北经济、交通水利、铁路等建设不遗余力，尤奖励全国企业界大量投资，综计三年以来，合政府人民之资力，总数当在一万万元以上，而陇海线之向西延展，及其联络各线之增筑，尤为国防上既定计划，无论如何困难，断不中止进行。财政困绌如此，而不惜竭全力以图之者，诚欲使后方交通与国防要地得有相当之规模，以为御侮复兴之根据地。”[8](P133-134)抗战前后，及国民政府曾决定以西北为长期抵抗的后方根据地和御侮的国防重地，这在当时有积极意义。一方面国内由此兴起了规模巨大的“开发西北”声浪，也正是有了这一方针和国民政府的相关措施，至全面抗战爆发前，西北包括水利交通在内的开发活动才有了初步发展，从而为战时西北后方根据地奠定了物质基础。另一方面，起到了加强西北国防的作用。抗战前后，西北的国防地位的确相当重要，尤其是它涉及未来中国抗战的国际通道。非常清楚，若战争一起，中国海上交通很快就会中断，而中国的抗战若没有外援是很难取胜的。所以仅从这点来看，西北的国防已是相当重要了，何况抗战前日本人的势力已渗透到绥远，关东军还派遣大批特务在西北各地四处活动，以似是而非的“民族自决”理论在各民族当中煽风点火，挑拨离间，以达到分裂西北、以华制华的目的。假如日本的阴谋得逞，西北有失，西南也将不保，为此国民政府一直高度重视西北的国防战略地位。

二、西北是复兴民族的精神源泉

在抗日后方根据地的问题上，和国民政府最终决定以四川和西南为主，因为特别看重地理位置、人口和物产资源，这些方面西南的条件远优于西北，只不过初期西南的统一问题尚未解决，所以只好暂定西北为长期抵抗的根据地。但在如何复兴民族的问题上，认为西北有得天独厚的条件。1934年视察西北期间，的一系列演说，都表明了他将西北视为复兴民族的精神源泉。他曾在陕西宣称：“大家都知道的陕西省，尤其是长安这个地方，是我们中国文化之发源地，亦可以说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发祥地。自黄帝开国以后，从周代起，历秦汉唐诸朝，都是以长安为中国的首都，而且在这个时代，我们中华民族，无论武功文化都由此不断的发扬光大到极盛的地步，所以不仅是生长在这个地方的人，要认识这种民族历史的光荣和伟大，而毅然以复兴民族之大业，引为己任，就是从远方来游的人，只要他是中华民国的国民，是黄帝的子孙，中华民族的一份子，莫不怀古情深，油然感奋。看到如此美好的江山，和历代许多的遗迹，想起历代祖先建设国家、发展民族的伟绩，就可以晓得我们中华民族有最伟大的创造能力和最光明的文明历史，同时再想起现在我们国家危急存亡的情形，更是不胜今昔之感，你看我们的祖先，是何等的伟大，我们的历史，是何等的光荣，但是到了现在，内忧外患纷至沓来，国家已陷于危险存亡的境地，不仅不足于各国并驾齐驱而独立生存于世界，并且连第三等的国家地位也做不到，而且要列在次殖民地的地位，随时有被灭亡的危险，这是何等的耻辱，何等的悲痛。但是我们大家，都是黄帝以来历代圣祖神宗的后裔，祖先既有那样伟大的聪明智力，那样伟大的精神气魄，那样伟大的事业，难道我们就没有吗？难道我们就不能继承祖先光荣的历史和伟大的事业吗？”[9](P120)西北的确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发祥地。早在远古时代，一些著名的氏族部落最初大都活动于西北，周秦两代更是发迹于渭水流域。历史上周秦汉唐皆建都西北，关中曾长期是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特别是被称为推动世界中古历史发展主轴的丝绸之路由此横穿而过，使这片广袤神奇的黄土地，成为展示中西文化交流融合的大舞台。西北的丝绸之路曾是中华民族得以向世界展示其伟大创造力和灿烂文明的门户，也是中国人向西方学习的中介地。五代以后，随着中国经济中心的南移，西北逐渐失去了往昔的风采。特别到15世纪以后，随着海上丝绸之路的开通，西北目渐走向衰落。物质的西北虽日趋落后，但作为华夏文化之源，它却沉积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和不朽的文明之光，它是民族灵魂、民族精神的寄托。历史步入近代后，中国所面临的强敌已不是传统的游牧民族，而是金发碧眼的“西夷”，这种前所未有的变局所引发的危机也较前更为强烈。面对西方的挑战，中国人除从西方那里学习长技以抵抗西方外，还必然要从几千年的固有文化中汲取精华，强化对固有文化的认同和归属，以便使中华民族统合于共同的旗帜下，全民一致地反抗外来侵略，参与自强自救活动。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中国人开始重新认识西北的历史地位，尤其作为中华民族发源地的西北倍受关注。中国人自古即有强烈的祖先崇拜意识，中华儿女正是基于对远古始祖的认同和归属感，才使民族凝聚力不断增强。特别在民族危亡的紧要关头，祖先崇拜意识尤其能显示伟大力量。

近代以来，面对列强侵略的不断深入，中华民族的民族意识进一步增强，炎黄子孙的观念成为激发各阶层爱国热情的重要力量。特别是抗战前后祭奠人文初族黄帝陵的活动更是兴盛一时，其中1937年国共两党一齐派代表同到陕西中部县（今黄陵县）祭祀黄陵更成为中华民族团结御侮共同抗日的一段佳话。尽管祭文的用词和内容不完全相同，但却一致把发扬中华民族精神作为祭祀黄陵的主旨，某种程度上讲就是要以此作为复兴民族精神的源泉。正如时人所言：“现在我们每年到民族扫墓节，政府派了大员致祭黄帝陵和汉武灵寝即所以追慕祖先，鼓励民族精神之意。”[10](P36)认为西北是复兴民族的精神源泉，其侧重点也正是从强调民族祖先和民族发源地入手的。抗战前后兴起的“开发西北”思潮中许多人在论述开发西北的必要性或意义时，所强调的也是这一点。著名进步记者范长江在《中国的西北角》第三版序言中写道：“从九一八以来，中国的上上下下，无不在苦闷中、在彷徨中。但他们坚定的相信：中国民族当前虽遭到空前的危机，但这危机并不就制定的死命，以它内在的力量，以它豪迈的气魄，在不久的将来，它必能挣脱枷锁，稳健立足于新世界之中。由于这种信念，故他们虽苦闷彷徨，然而并没有一个人失望，他们时时在寻求中华民族的出路，在这寻求的过程中，大家不约而同的把目光转向了西北——汉民族发祥地的西北。”[11]要使发源于西北的民族精神得以发扬光大，只有“开发西北”、宣传西北、振兴西北才能激发出民族的自尊与骄傲，才能挽救整个中华民族亡国灭种的危机。

三、西北是建国的根据地

1942年，再次到西北视察，这一次他明确宣称“西北是建国的根据地”。他说：“这次视察的结果，和二十四年视察的感想当然不同，我觉得西北不但是我们抗战的根据地，而且更是我们建国最重要的基础。”[5](P1629)所说的建国根据地，主要指的仍是国防重地和后方根据地，并不是国家的政治经济中心。他说：“我们在西北的军人同志，必须认清西北目前的形势，与其在国际上的重要性，大家要一致努力来建设西北，巩固西北，要使我们的三民主义的革命事业，能够在这雄伟险要、广大无边的西北建立起深固的基础，开拓出无限的前途。否则，如果西北的建设没有根基，那么我们国家便很危险。……我们现在如果是真正有事业心，有远大志向，就必须到荒僻边远的地方，开辟我们固有的疆土，来充实我们的国防，巩固我们的国基。”[12]为此他提出保护森林渠塘，造林开渠，发展畜牧和开发驿运等西北各省的建设要务。提出“西北是建国的根据地”的方针，首先是基于他的“一面抗战，一面建国”、“抗战必胜，建国必成”的理论。他说：“大家不要以为在抗战期中不能建国，要知道，我们一贯的国策，就是要一面抗战，一面建国，因此，我们一切建国事业，必须在抗战期中努力完成，国家的前途才有希望。否则，如要等到抗战结束以后，才来建国，那宝贵时机一经错过，不仅国家要蒙受很大的损失，而且要重陷于危险的境地。各位可以知道，现在的西北，较之六年以前，各种建设的进步，真可说是一日千里，但是如果没有这五年多的抗战，我想西北各省的进展，决没有今天这样迅速。”[12]其次，1942年到西北视察时，欧战和太平洋战争已相继爆发，中国的抗战正式成为国际反法西斯战争的有机组成部分，此时认为中国抗战将与欧战同时结束。基于这种预测，为充实中国持久抗战的力量，他明确提出了西北是建国的根据地的口号：“要知道，现在的战争，已不是中日两国的战争，而是整个世界的战争；因为今日战争，不过是世界战争之一部分，所以中日战争之结束，亦不是中日两国单独可了，而是要随世界战争之总解决，始能获得真正的解决。因此，我们在这持久抗战，抗战胜利的基础已经大定之时，就格外宝贵目前这个千载难得的时机，尽量利用，加倍努力，来促进各种建国事业的发展。”[12]三是认为西北有丰富的自然和矿产资源，因此有着无限光明的前途。他说：“我们西北既有如此广大肥美的土地，复有开采不尽的宝藏，不仅我们一生事做不完，就是我们后代子孙三五百年以后，仍将是做不完的。但是我们要求国家、民族能够世世代代继续生存下去，就必须趁此抗战的时机，由我们这一代手里，来建立千年万世永固不拔的基础。”[12]抗战时期，有很多专家学者被迫转移到后方，这在客观上为他们走出书斋，了解调查中国西部提供了一个机会，因此当时兴起了一股考察西北的热潮。所有考察人员返回重庆后，特别宣传的就是西北蕴藏如何丰富，开发前景如何光明等，在这种背景下，提出“西北是建国的根据地”也就成了意料中的事了。

战略观范文篇7

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及国民政府鉴于中国首都南京的危险境地，计划在中国内陆地区寻求一个安全的后方根据地，初步认定西北为长期抵抗之后方根据地；1934年视察西北时，又视西北为复兴民族的精神源泉；1942年，再次视察西北期间，更明确提出“西北是建国的根据地”，其中心思想就是把西北的战略地位与抗战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一、以西北为长期抵抗之后方根据地

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国民政府被迫宣布迁都洛阳办公，其间召开了一次有关时局的国难会议。此次会议讨论的中心问题就是以西北为未来长期抵抗根据地的问题。时任行政院长的宣称：“今日我们在洛阳开会，是继续五千年民族奋斗的精神，发扬我民族五千年来伟大的潜藏力，用西北作最后的长期的抵抗根据，打破自建立民国以来最严重最危急的当前的困难。”[1](P1748)随后国民党四届二中全会通过了《提议以洛阳为行都以长安为西京案》，内中称“……陪都之设定，在历史地理及国家将来需要上，终以长安为宜，请定名为西京”[2](P4)，拟议退守西北并以之作为长期抵抗的根据地。由于当时日本军队挑衅的主要地区是华东的上海，中国所受的最大威胁在东部沿海地区，所以国民党中央和依据孙中山早年的构想及当时国内的实际情形，做出了一旦华东地区战事扩大，政府将退守中原与西北的打算。此案通过不久，专门提议《切实进行长安陪都及洛阳行都之建设事宜案》，其中称：“关于长安陪都者：为统一事权起见，将长安改为行政院直辖市，即兼负建设陪都之责任，其市区应根据陪都之计划，划定适当区域，市之经费，由国库拔款。”[3](P7)可见他对陪都西安的规划和建设十分关心，表明此时的确有以西北为长期抵抗根据地的打算。若要以西北为长期抵抗的后方根据地，首先必须开发和建设西北，为此，国民党中央很快成立了西京筹备委员会，以专门的组织力量对陪都西京的建设作了若干筹划，对整个西北地区也进行了一系列的调查。全国经济委员公还专门设立了西北办事处，侧重从事西北的交通水利等建设。及国民政府做出以西北为长期抵抗根据地的原因，一是九一八事变后，全国抗日救亡运动风起云涌，为消减因不抵抗而激发的沸腾民怨，提出以西北为长期抵抗的后方根据地，可转移国人视线，表明政府抗日的决心；二是从国防战略的角度看，自鸦片战争中国国门被打开后，东南沿海门户洞开无险可守，而西北内陆地形复杂，列强染指的程度较轻，许多人便看好西北，以为它可成为长期抵抗的后方根据地；另外从政治上看，当时西北地方军阀尚能听命中央，这是国民政府和确立以西北为长期抵抗后方根据地的主要原因。正如时人所言：“自鸦片战争以后，我国门户洞开，毫无国防可言，数十年来徒在国际均势下度其苟安、黯淡的生活，近者国际均势已被打破，此种苟安黯淡的生活亦失所凭依，强邻挟其军事上种种优越条件，随时足以亡我，在此种环境之下，欲言国防，实事上已不我许，故欲求救亡图存，惟有积极开发西北，固其地势，充实国防，于必要时东据崤函，西固边圉，南连三蜀，北阻强俄，成封豕长蛇之势，进可以控制天下规复失地，退则可以闭关自守为民族复兴根据地，故今日中国之言国防，舍积极开发西北以外，固别无良好之出路也。”[4](P68)这里所说的“欲言国防，实事上已不我许”，清楚地表明了东南沿海无险可守的事实。后来称：“二十四年我到西北的时候，正是敌人的压迫一天一天严重的时候，国家危急情状，真是朝不保夕，随时可亡；而当时国际情形，格外惨淡，既无道义信用可言，复无条约协定可恃；而敌人则如此蛮横凶暴，我们的国势又衰弱不堪。所以我们当时对于抗战大计，实在很不容易决定，因为当时国家的重要建设，无论经济、政治、交通、文化，统统都在沿江沿海一带，而为我们国家之宝藏的西北和西南各地，反而一点没有准备，没有开发。当时人心惶惶，都觉得抗战没有什么把握。自从二十四年江西军事告一段以后，我才能到西南各省来视察，其后又到西北华北各省巡视。我将西南与西北情势通盘考察，整个研究之后，得了一个大发现，觉得我们有西南西北这广大的土地、民众为根据，抗战已有把握，所以抗战的计划，从此就能决定了。因此可以说，我上次到西北来视察的结果，就是决定了我国抗战的大计。”[5](P1629)的这段话表明，尽管九一八后国民政府有以西北为长期抵抗后方根据地的设想，并做了一些努力，但最高当局并未完全下决心大规模建设西北，因为当时所谓“剿共”大业尚未完成。1934年把红军赶出江西后，终于可以腾出手来考虑酝酿已久的后方根据地问题了。他带着自己的顾问人员马不停蹄地奔走于华北、西南和西北，最后确立以西南为抗战的政治经济中心。主要是基于下述考虑：首先，1935春夏间，视察西南后，对这一地区有了新的认识；其次，追剿红军的过程中，国民政府中央势力渗入西南，客观上为策定以西南为抗日的主要后方根据地提供了条件。但同时仍坚持西北为国防重地的看法。1934年视察宁夏时，声称：“大家要知道，今日的宁夏，非特是西北的重镇，而且是国家的屏藩，这种重大的责任，如果专委诸政府及军队，是不可以的，应该由大家同力合作，一致联合起来保卫；假使大家放弃了责任，不起来保卫，一旦被外国人侵入，非特失去了西北的重镇，也失了国家的屏藩。”[6]虽只提到了宁夏战略地位的重要性，但透过这一事实我们可以看出他所隐含的其实是整个西北国防地位的重要性。因此即使在决定了西南为主要后方根据地之后，国民党五全大会第三次会议依旧将《西北国防经济建设案》作为重要问题来讨论，该议案宣称：“自东北事变以来，建设西北，已为全国一致之主张，但如何利用西北经济资源，如何从事西北国防准备，似尚未有根本之具体计划。兹就西北之可靠资源，与夫国防之实际需要，拟具西北国防经济之建设草案。”[7](P40)西安事变后，仍坚持西北是国防重地的看法，1937年1月曾两次致书杨虎城：“须知陕西，无论军民，不能离整个国家而存在，中央更不能无陕西以作国防之基础。”[8](P111)“兄等应知中央无论如何决不能放弃西北。中央数年以来，确认西北尤其陕西为北方国防之根据。并于开发西北建设西北之事业，无不本国防之见地，按照计划尽力进行，不独国家资本对开发西北经济、交通水利、铁路等建设不遗余力，尤奖励全国企业界大量投资，综计三年以来，合政府人民之资力，总数当在一万万元以上，而陇海线之向西延展，及其联络各线之增筑，尤为国防上既定计划，无论如何困难，断不中止进行。财政困绌如此，而不惜竭全力以图之者，诚欲使后方交通与国防要地得有相当之规模，以为御侮复兴之根据地。”[8](P133-134)抗战前后，及国民政府曾决定以西北为长期抵抗的后方根据地和御侮的国防重地，这在当时有积极意义。一方面国内由此兴起了规模巨大的“开发西北”声浪，也正是有了这一方针和国民政府的相关措施，至全面抗战爆发前，西北包括水利交通在内的开发活动才有了初步发展，从而为战时西北后方根据地奠定了物质基础。另一方面，起到了加强西北国防的作用。抗战前后，西北的国防地位的确相当重要，尤其是它涉及未来中国抗战的国际通道。非常清楚，若战争一起，中国海上交通很快就会中断，而中国的抗战若没有外援是很难取胜的。所以仅从这点来看，西北的国防已是相当重要了，何况抗战前日本人的势力已渗透到绥远，关东军还派遣大批特务在西北各地四处活动，以似是而非的“民族自决”理论在各民族当中煽风点火，挑拨离间，以达到分裂西北、以华制华的目的。假如日本的阴谋得逞，西北有失，西南也将不保，为此国民政府一直高度重视西北的国防战略地位。

二、西北是复兴民族的精神源泉

在抗日后方根据地的问题上，和国民政府最终决定以四川和西南为主，因为特别看重地理位置、人口和物产资源，这些方面西南的条件远优于西北，只不过初期西南的统一问题尚未解决，所以只好暂定西北为长期抵抗的根据地。但在如何复兴民族的问题上，认为西北有得天独厚的条件。1934年视察西北期间，的一系列演说，都表明了他将西北视为复兴民族的精神源泉。他曾在陕西宣称：“大家都知道的陕西省，尤其是长安这个地方，是我们中国文化之发源地，亦可以说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发祥地。自黄帝开国以后，从周代起，历秦汉唐诸朝，都是以长安为中国的首都，而且在这个时代，我们中华民族，无论武功文化都由此不断的发扬光大到极盛的地步，所以不仅是生长在这个地方的人，要认识这种民族历史的光荣和伟大，而毅然以复兴民族之大业，引为己任，就是从远方来游的人，只要他是中华民国的国民，是黄帝的子孙，中华民族的一份子，莫不怀古情深，油然感奋。看到如此美好的江山，和历代许多的遗迹，想起历代祖先建设国家、发展民族的伟绩，就可以晓得我们中华民族有最伟大的创造能力和最光明的文明历史，同时再想起现在我们国家危急存亡的情形，更是不胜今昔之感，你看我们的祖先，是何等的伟大，我们的历史，是何等的光荣，但是到了现在，内忧外患纷至沓来，国家已陷于危险存亡的境地，不仅不足于各国并驾齐驱而独立生存于世界，并且连第三等的国家地位也做不到，而且要列在次殖民地的地位，随时有被灭亡的危险，这是何等的耻辱，何等的悲痛。但是我们大家，都是黄帝以来历代圣祖神宗的后裔，祖先既有那样伟大的聪明智力，那样伟大的精神气魄，那样伟大的事业，难道我们就没有吗？难道我们就不能继承祖先光荣的历史和伟大的事业吗？”[9](P120)西北的确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发祥地。早在远古时代，一些著名的氏族部落最初大都活动于西北，周秦两代更是发迹于渭水流域。历史上周秦汉唐皆建都西北，关中曾长期是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特别是被称为推动世界中古历史发展主轴的丝绸之路由此横穿而过，使这片广袤神奇的黄土地，成为展示中西文化交流融合的大舞台。西北的丝绸之路曾是中华民族得以向世界展示其伟大创造力和灿烂文明的门户，也是中国人向西方学习的中介地。五代以后，随着中国经济中心的南移，西北逐渐失去了往昔的风采。特别到15世纪以后，随着海上丝绸之路的开通，西北目渐走向衰落。物质的西北虽日趋落后，但作为华夏文化之源，它却沉积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和不朽的文明之光，它是民族灵魂、民族精神的寄托。历史步入近代后，中国所面临的强敌已不是传统的游牧民族，而是金发碧眼的“西夷”，这种前所未有的变局所引发的危机也较前更为强烈。面对西方的挑战，中国人除从西方那里学习长技以抵抗西方外，还必然要从几千年的固有文化中汲取精华，强化对固有文化的认同和归属，以便使中华民族统合于共同的旗帜下，全民一致地反抗外来侵略，参与自强自救活动。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中国人开始重新认识西北的历史地位，尤其作为中华民族发源地的西北倍受关注。中国人自古即有强烈的祖先崇拜意识，中华儿女正是基于对远古始祖的认同和归属感，才使民族凝聚力不断增强。特别在民族危亡的紧要关头，祖先崇拜意识尤其能显示伟大力量。

近代以来，面对列强侵略的不断深入，中华民族的民族意识进一步增强，炎黄子孙的观念成为激发各阶层爱国热情的重要力量。特别是抗战前后祭奠人文初族黄帝陵的活动更是兴盛一时，其中1937年国共两党一齐派代表同到陕西中部县（今黄陵县）祭祀黄陵更成为中华民族团结御侮共同抗日的一段佳话。尽管祭文的用词和内容不完全相同，但却一致把发扬中华民族精神作为祭祀黄陵的主旨，某种程度上讲就是要以此作为复兴民族精神的源泉。正如时人所言：“现在我们每年到民族扫墓节，政府派了大员致祭黄帝陵和汉武灵寝即所以追慕祖先，鼓励民族精神之意。”[10](P36)认为西北是复兴民族的精神源泉，其侧重点也正是从强调民族祖先和民族发源地入手的。抗战前后兴起的“开发西北”思潮中许多人在论述开发西北的必要性或意义时，所强调的也是这一点。著名进步记者范长江在《中国的西北角》第三版序言中写道：“从九一八以来，中国的上上下下，无不在苦闷中、在彷徨中。但他们坚定的相信：中国民族当前虽遭到空前的危机，但这危机并不就制定的死命，以它内在的力量，以它豪迈的气魄，在不久的将来，它必能挣脱枷锁，稳健立足于新世界之中。由于这种信念，故他们虽苦闷彷徨，然而并没有一个人失望，他们时时在寻求中华民族的出路，在这寻求的过程中，大家不约而同的把目光转向了西北——汉民族发祥地的西北。”[11]要使发源于西北的民族精神得以发扬光大，只有“开发西北”、宣传西北、振兴西北才能激发出民族的自尊与骄傲，才能挽救整个中华民族亡国灭种的危机。

三、西北是建国的根据地

1942年，再次到西北视察，这一次他明确宣称“西北是建国的根据地”。他说：“这次视察的结果，和二十四年视察的感想当然不同，我觉得西北不但是我们抗战的根据地，而且更是我们建国最重要的基础。”[5](P1629)所说的建国根据地，主要指的仍是国防重地和后方根据地，并不是国家的政治经济中心。他说：“我们在西北的军人同志，必须认清西北目前的形势，与其在国际上的重要性，大家要一致努力来建设西北，巩固西北，要使我们的三民主义的革命事业，能够在这雄伟险要、广大无边的西北建立起深固的基础，开拓出无限的前途。否则，如果西北的建设没有根基，那么我们国家便很危险。……我们现在如果是真正有事业心，有远大志向，就必须到荒僻边远的地方，开辟我们固有的疆土，来充实我们的国防，巩固我们的国基。”[12]为此他提出保护森林渠塘，造林开渠，发展畜牧和开发驿运等西北各省的建设要务。提出“西北是建国的根据地”的方针，首先是基于他的“一面抗战，一面建国”、“抗战必胜，建国必成”的理论。他说：“大家不要以为在抗战期中不能建国，要知道，我们一贯的国策，就是要一面抗战，一面建国，因此，我们一切建国事业，必须在抗战期中努力完成，国家的前途才有希望。否则，如要等到抗战结束以后，才来建国，那宝贵时机一经错过，不仅国家要蒙受很大的损失，而且要重陷于危险的境地。各位可以知道，现在的西北，较之六年以前，各种建设的进步，真可说是一日千里，但是如果没有这五年多的抗战，我想西北各省的进展，决没有今天这样迅速。”[12]其次，1942年到西北视察时，欧战和太平洋战争已相继爆发，中国的抗战正式成为国际反法西斯战争的有机组成部分，此时认为中国抗战将与欧战同时结束。基于这种预测，为充实中国持久抗战的力量，他明确提出了西北是建国的根据地的口号：“要知道，现在的战争，已不是中日两国的战争，而是整个世界的战争；因为今日战争，不过是世界战争之一部分，所以中日战争之结束，亦不是中日两国单独可了，而是要随世界战争之总解决，始能获得真正的解决。因此，我们在这持久抗战，抗战胜利的基础已经大定之时，就格外宝贵目前这个千载难得的时机，尽量利用，加倍努力，来促进各种建国事业的发展。”[12]三是认为西北有丰富的自然和矿产资源，因此有着无限光明的前途。他说：“我们西北既有如此广大肥美的土地，复有开采不尽的宝藏，不仅我们一生事做不完，就是我们后代子孙三五百年以后，仍将是做不完的。但是我们要求国家、民族能够世世代代继续生存下去，就必须趁此抗战的时机，由我们这一代手里，来建立千年万世永固不拔的基础。”[12]抗战时期，有很多专家学者被迫转移到后方，这在客观上为他们走出书斋，了解调查中国西部提供了一个机会，因此当时兴起了一股考察西北的热潮。所有考察人员返回重庆后，特别宣传的就是西北蕴藏如何丰富，开发前景如何光明等，在这种背景下，提出“西北是建国的根据地”也就成了意料中的事了。

战略观范文篇8

(一)企业理论中的能力概念

在现代经济学中，对企业组织的能力的讨论起源于潘罗斯发表于1959年的《企业增长理论》(Penrose，1995／1959)，虽然她本人并未直接使用这个术语。潘罗斯把企业定义为“被一个行政管理框架协调并限定边界的资源集合，”并认为企业的增长源泉是企业的内部资源。根据潘罗斯的逻辑，对生产性资源的使用产生生产性服务，生产性服务发挥作用的过程推动知识的增加，而知识的增加又会导致管理力量的增长，从而推动企业的增长。

潘罗斯是西方经济学思想史上第一个强调企业内部的知识创造是企业增长源泉的经济学家。她把知识分为两类：客观的和经验的。客观的知识独立于个人或团体之外，可以通过书籍、蓝图和语言向任何人传播。经验的知识却无法通过这些途径来传播，与个人无法分开，而且离不开一个有一起工作之经验的个人的集合(即组织)。生产性服务是在使用资源的经验中产生的，所以这种服务会创造出内在于企业的知识。同样的资源，当被用于不同目的或以不同方式并与不同类型或数量的其他资源相组合时，会产生出不同的服务，所以从特定企业的经验中所产生的知识还会是独特的。这是后来被概念化为独特的或难以模仿的企业能力的最初理论表述。

潘罗斯认为生产性服务的异质性赋予每个企业以独具的特征，而每个企业扩张的方向必然受到所“继承的”(inherited)资源的制约。因此，企业倾向于围绕着自己最擅长的领域进行竞争和扩张：“在某些专门制造领域具有高度的胜任(competence)和技术知识基础之上进行多样化和扩张是(美国)许多最大企业的特色。这种类型的胜任与市场位置结合在一起是一个企业所能发展的最强大和最持久的阵地。”很显然，这种阵地是企业的核心能力和在竞争环境中继续增长的基本武器：“长期内，一个企业的盈利能力，生存和增长并不那么取决于能组织生产甚至大范围多样化的产品，而更取决于有能力建立一个或更多的宽阔而相对坚不可摧的‘基地’，从这些基地出发企业能够在一个不确定的、不断变化的和竞争性的世界里调整并扩展它的业务。重要的考虑并不是生产规模，也不是企业的大小，相反，而是企业能为自己所建立的基本阵地的性质。”

受潘罗斯的启发，第一个提出企业能力概念的经济学家是理查德森(Richardson，1972)。他在《工业组织》一文中，使用“能力”(capabilities)概念来指企业的知识、经验和技能。他认为，工业开展着无限多的活动，而这些活动需要由具备适当能力的组织来开展。需要由同样的能力去从事的活动是相似活动(similaractivities)，而企业倾向专门从事于其能力可以带来比较优势的活动，即相似活动。代表了生产过程的不同阶段而又要求这种或那种协调的非相似活动定义为互补活动(complementaryactivities)。互补活动需要由不相关的能力去从事，所以需要由不同的企业来进行。最关键的要点在于他认为，由于许多需要协调的非相似活动必须通过企业之间的能力互补来进行(如技术上的匹配和交流)，所以互补活动的协调既不可能全部由一个企业承担，也不可能完全通过执行平衡供给和需求功能的市场来承担，而必须由企业之间的合作来承担。于是，理查德森扩展了潘罗斯的企业理论，把企业之间的合作概念化为在企业之外(市场)的或企业之内(科层)的协调机制之外的第三种协调机制。

企业史学家钱德勒对西方现代大企业诞生、发展和变化的研究支持了能力演进的理论(Chandler，1992)。他早期在对美国大企业组织结构演变的研究中(Chandler，1962)提出了与潘罗斯很相近的分析框架。通过对美国大企业从直线职能结构向多部门结构(事业部制或所谓的M型组织结构)转变的分析，钱德勒发现，企业执行新的战略就要求新的或至少是重新调整过的组织结构，而结构对于更有效地利用企业的资源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在他后来发表的《规模与范围：工业资本主义的动力》(Chandler，1990)一书中，钱德勒对以现代大企业为基础的管理资本主义在三个西方主要工业强权——即美国，英国和德国——的历史发展进行了比较研究。钱德勒在这本书中所用的中心分析概念是组织能力。以世界资本主义工业经济的演变为背景，钱德勒对现代管理型企业产生和发展的意义进行了阐述：向管理型大企业的过渡创造了组织能力的基础，由此而发展出来的组织能力是企业、工业甚至国民经济持续竞争优势的源泉和持续经济扩张的动力，决定了企业和国家的兴衰。

尼尔森和温特的《经济变迁的演化理论》(NelsonandWinter，1982)是现代演化经济学的奠基之作。他们认为，理解以创新为动力的经济变迁，经济理论的分析单位不能像正统经济学那样只停留在总体变量上，而必须置于微观的企业活动基础之上。在他们的经济演化理论中，动态演进的企业和作为自然选择的市场机制是影响经济变迁的两个关键机制。

重构经济学微观基础的努力使尼尔森和温特提出一个关于企业能力和行为的演化理论。为了理解企业的知识存在于什么地方，企业的能力如何发展变化，以及企业怎样改进寻求利润的方法，尼尔森和温特把企业定义为一个由组织惯例所组成的层级结构(ahierarchyoforganizationalroutines)。于是，企业是在任何时点都具有一定能力和决策规则的实体：随时间流逝，这些能力和规则作为有目的解决问题的努力和随机事件的结果而被更改；而随时间流逝，市场作为自然选择的相应经济机制决定哪些企业赢利，哪些企业不赢利，并且淘汰掉后者。经济增长和经济结构的变化都在这个基础上加以理解。

在这个企业模型中(细节见该书第4～5章)，组织惯例在解释企业行为方面起着中心作用。第一，惯例执行组织的记忆功能，即组织活动的惯例化构成组织的特定运行知识最重要的储存形式。一个组织的能力首先存在于成员个人的知识储备中，也就是说，组织成员都知道如何完成自己的工作。但储存于人的记忆中的知识只是在一定的关联(context)中才有意义、有效果，而对于组织中所应用的知识，那种关联是组织的关联。一个生产组织运行的关键是协调；而协调的关键是个别成员能够正确地理解和响应他们所接收到的信息。一个组织所积累起来的惯例作为一种组织机制，使个别成员能够理解来自其他成员和工作环境的信息流，使他们进行符合组织整体行动需要的个人行动。因此，当组织处于惯例运行的状态，管理者可以把注意力集中于新的、不确定的领域。

第二，惯例还有制约组织内部冲突的功能。由于成员之间的利益差异，组织内部存在冲突。组织惯例的存在可以帮助在组织正常运行的要求和所有组织成员的动机之间产生某种稳定的和解。惯例所造成的这种折衷不是通过服从自上而下的命令，而是通过使成员们很少会对彼此的行为感到意外。组织都存在某种控制机制。在惯例化的运行中，贯彻规章制度的机制与其他激励因素相结合，使组织成员“满足于”他们在组织惯例中扮演的角色。但惯例并不能消灭冲突，只是把冲突控制在可以预期的界限之内。简言之，惯例化运行导致组织内部的“休战”。

第三，惯例是一个组织的技能(skills)。正如个人技能一样，组织的知识是通过学习得来的。但组织学习是一个社会的和集体的过程，它不仅通过个人之间的模仿，而且通过对理解和解决复杂问题的共同努力。所以组织学习要求沟通的共同规则和有协调的搜寻。从这些活动中产生的知识储存于组织的惯例和运行程序之中，而惯例代表了成功解决特定问题的互动模式，并存在于团体行为之中。由于这种集体行为的复杂性，嵌入在惯例之中的知识大都是“缄默知识”(tacitknowledge)，即组织成员并不完全意识到操作的细节知识，而且感到很难或不可能把这些细节知识全部用语言表达清楚。组织惯例在任何时点上都决定了企业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所以是组织能力的载体。正是由于惯例具有强烈的缄默性质，所以模仿一个企业的能力并不容易。因此，惯例使企业的能力具有独特性，而且是造成不同企业之间存在绩效差异的基础。

综上所述，演化经济学把企业看作是知识的库存：企业把已有的知识储存在组织惯例之中(解释企业现有的能力)，并在竞争过程中搜寻新的知识和新的惯例(解释企业能力的发展)。理解企业能够在未来做什么就必须理解企业现在能够做什么。因此，企业的行为可以由它们所使用的惯例来解释，而给企业作模型意味着给惯例及其随时间的变化作模型。这样的企业是动态的，永远处于发展和搜寻的过程之中。由于详细分析了企业能力产生和演进的机制，演化经济学为“动态能力”战略观奠定了一个重要的理论基础。

总之，潘罗斯、理查德森、钱德勒、尼尔森和温特等人的工作预示了“动态能力”战略观的兴起，并为它的发展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这些工作本身也汇集成为一个动态企业理论的潮流。

(二)动态能力的战略观

1．早期的战略思想。企业能力观点在战略管理领域发展的动力是战略学家对企业竞争优势源泉的探寻，而这种探寻贯穿了战略管理(企业战略)领域的全部发展史。

集早期企业战略思想之大成的是KennethAndrews发表于1971年的《公司战略的概念》(Andrews，1987／1971)一书，它也标志着战略管理成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他的主要贡献是给出了一个战略管理的基本框架。Andrews认为，战略管理的核心作用是把环境的机会和企业的力量相匹配，同时保护企业的弱点使之不受到环境的威胁。很自然，这个框架同时注重企业内部因素和外部环境因素，其战略问题焦点在于企业自身力量和外部机会的匹配上。对于企业的内部因素(即企业的力量)，Andrews使用了“独特的胜任”(distinctivecompetence)概念。在他的用法中，“独特的胜任”是指使一个公司能够在某些领域做的特别好的力量，但他对这个概念仅仅是从直觉上使用的，并没有严格的定义。

80年代，波特的“竞争战略”理论(Porter，1980)崛起而成为战略管理领域的主导范式。波特认为，企业战略的中心问题是对付竞争，而如何对付竞争需要对企业所处的工业进行结构分析。根据波特的理论，一个工业的竞争状态(利润潜力)取决于5种基本力量：(1)新入者的威胁；(2)顾客的讨价还价权力；(3)供应者的讨价还价权力；(4)替代产品或替代服务的威胁；(5)本工业中现存企业之间的竞争。这5种力量的相对影响程度在每个工业中不同，但共同塑造了企业面临的竞争态势。给定由这5种力量决定的工业竞争条件，企业战略的中心任务是找到能抵御或影响这些竞争性力量的位置，即通过差别化战略(即定位)使企业避免这些竞争力量的伤害。对工业竞争条件进行结构分析的目的就是帮助企业定位。

波特“竞争战略”理论取得主导地位意味着战略管理的分析重点从对企业内部和外部因素的并重转向企业的外部竞争环境(工业条件)。企业自身的力量不再是战略考虑的重点，因为决定企业战略问题的主要因素是竞争环境的结构；只要分析清楚所处工业的竞争条件，管理者就可以采取相应的定位来解决企业所面临的战略问题。

虽然这个理论风靡一时，但有些战略学家却逐渐提出这样的问题：为什么在相同的工业条件下，企业之间仍然存在绩效上的明显差异?对这个问题的探讨使战略分析重点的钟摆又摆向企业的内部因素：是否存在内部的什么因素使企业能够获得长期的竞争优势?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推动了“基于资源的战略观”在80年代中期的提出，并发展成为目前战略管理领域中的主要理论前沿之一。

2.“基于资源”的战略观。“基于资源的战略观”的中心论点是，企业竞争优势(以在产品市场上获得超出正常平均的收益来衡量)的源泉是企业所控制的战略性资源。它以两个假设作为分析前提：(1)企业所拥有的战略资源是异质的(所以某些企业因为拥有其他企业所缺乏的资源而获得竞争优势)；(2)这些资源在企业之间不能完全流动，所以异质性得以持续(竞争优势得以持续)。Wernerfelt(1984)在题为《基于资源的企业观》的文章中把资源定义为“任何可以被认为是一个给定企业的力量或弱点的东西。更正式地说，一个企业的资源可以被定义为企业所永久性拥有的(有形和无形的)资产。资源的例子是：品牌、内部的技术知识、高技能的雇员、贸易联系、机器、高效的程序、资本等等”。而巴尼(Barney，1991)则把企业的资源定义为“一个企业所控制的并使其能够制定和执行改进效率和效能之战略的所有的资产、能力、组织过程、企业特性、信息、知识等等。”

如果控制战略性资源对企业获得竞争优势具有根本意义，那么如何获得这些资源就成为关键问题。对此，巴尼(Barney，1986)首先提出，如果战略资源在所有相互竞争的企业中均匀分布而且高度流动的话，企业就不可能预期获得持续的竞争优势。某些企业之所以能在产品市场上获得竞争优势就是因为它们能够通过不完全竞争的战略要素市场获得低价高产出的战略资源。Dierickx和Cool则批评巴尼假设为执行产品竞争战略所必需的所有资产都是可以买卖的(DierickxandCool，1989)。他们认为，真正带来竞争优势的资产(资源)是不可交易的资产，也就是不可能从公开市场上获得的资产。这就引出Dierickx和Cool最重要的论点：不可交易的资产是买不到的，只能由企业“建设”(build)出来。这种资产的例子包括诸如质量声誉、企业特定的人力资本、商的忠诚、研究开发能力，等等。因此，战略性资产是在一段时期里遵循一组连贯政策的累积性结果。换句话说，带来持续竞争优势的生产要素不是可交易的资产流量，而是通过在一段时期里所选定时间路径的资产流量(flows)所积累起来的战略资产存量(stocks)。

Dierickx和Cool的“资产存量积累”分析框架的意义在于强调了带来竞争优势的资源的内生性质：企业为在产品市场上有效竞争所必需的资产存量只能通过具有连贯性的投资才能积累出来，即被内生地发展出来。这样的战略资产存量之所以能带来持续的竞争优势是因为不容易被模仿。由于资产存量的难以模仿性，他们认为实际上比模仿更具有威胁性的是资产存量的替代。简单地说，资产存量只有在不可交易、不可模仿和不可替代的情况下才是战略性的。

资源在什么样的条件下才能够产生持续的竞争优势是“资源观”讨论的中心问题。巴尼(Barney，1991)提出，企业的资源如果带来持续的竞争优势就必须是：(1)有价值的；(2)稀缺的；(3)不能完全模仿的；(4)难以替代的。类似地，Peteraf(1993)概括出能够带来竞争优势的资源的4个条件：(1)企业的异质性。这意味着某些企业所拥有的高效资源供给有限，至少其供给不可能快速扩大，所以这些企业可以因拥有对这些资源的“垄断”而获得超过平均利润的“租金”(rent)。(2)对竞争的事后限制。即当一个企业获得优势地位并因此而赢得租金之后，存在某些力量限制对这种租金的竞争，而两个关键因素是难以模仿性和难以替代性。(3)不完全流动性。不完全流动的资源会保持在企业中，而企业会分享由这种资源带来竞争优势时所产生的“租金”。(4)对竞争的事前限制。如果具有同样资源禀赋的一批企业预见到它们通过某种定位选择可以获得难以模仿的资源地位，那么所有这些企业都会加入这种定位的激烈竞争，最后使预期的回报被竞争掉。因此，当一个企业采取某种战略来获取或发展高效资源时，执行这种战略存在着使其他企业难以采取同样战略的成本(包括对预期结果的不确定性)。总之，资源必须满足这4个条件才能为一个企业赢得竞争优势。

“资源观”的意义在于从企业内部的资源而不是从企业外部的环境条件来寻找企业在产品市场上获得竞争优势的根源。它的应用价值在于使管理者把目光集中于企业自身的力量上，帮助管理者识别那些能够产生持续竞争优势的资源，并建议他们从资源的角度制定企业战略和进行决策。但资源观存在着重要缺点。首先，它被批评为有同义反复之嫌(PriemandButler，2001)。第二，由于过分依赖均衡分析，它有强烈的静态分析倾向，缺乏对资源产生过程的分析(Foss，1997)。所有上述这些缺点都联系于“资源观”的一个基本缺陷，即对资源的定义过于宽泛和庞杂。下面介绍的“动态能力”观正是把对竞争优势源泉的探讨集中在最具组织性的“资源”上，即知识和能力。

3．“动态能力”战略观。“动态能力”战略观的形成稍晚于“基于资源”的战略观，它认为企业最宝贵的资产是以组织知识为基础的能力，而如何发展、保持和增强组织能力对企业赢得竞争优势具有关键作用。“能力观”和“资源观”具有相通之处和重叠之处，经常使用相同的术语，都从企业内部的因素中寻找竞争优势的源泉。但两者之间也存在着不同，“资源观”导致竞争优势的因素包括有形资产，而“能力观”对此则集中于无形的知识和能力上，因而更加强调组织性的因素。两者最根本的区别是理论基础的不同：“基于资源”的战略观以均衡分析为基础，而“动态能力”战略观主要以反均衡的演化经济学为基础。

Prahalad和Hamel发表于1990年的《公司的核心胜任》(PrahaladandHamel，1990)是一篇影响广泛的文章，它使“核心能力”一词进入日常语言，并传入中国。Prahalad和Hamel的中心观点是，面对全球化的新一轮竞争必须重新思考企业：管理者不应再从终端产品的角度看问题，而应从核心胜任的角度看问题。他们形容道，多样化的公司是一棵大树：树干和主枝是核心产品，分枝是业务单位(businessunits)，树叶、花果是终端产品，而提供营养、滋润和稳定性的根系则是核心胜任。如果只看到竞争者的终端产品就会忽略它们的力量，就像如果只看到树叶就会忽略树的力量一样。

根据Prahalad和Hamel，核心胜任“是组织的集体学习，特别是学习如何协调多种多样的生产技能并如何整合多重技术的源流”；核心胜任也是“组织工作和提供价值”；“核心胜任是沟通、卷入和致力于跨越组织边界的工作，它涉及到许多层次上的人员和所有的职能。”识别核心胜任的三个标准是：第一，一种核心胜任提供进入许多产品市场的可能性。第二，一种核心胜任对终端产品的顾客提供明显的使用价值。第三，一种核心胜任应该让竞争者难以模仿。而如果它是对个别技术和生产技能的复杂协调，那它就会是难以模仿的。竞争者可能会获得构成核心胜任的某些技术，但它们却难以复制有关组织内部的协调和学习的整体型式(pattern)。

Prahalad和Hamel强调，联结核心胜任和终端产品的环节是核心产品，它们是核心胜任的物质体现。核心产品是实际贡献于终端产品价值的元件和组件。从核心产品的角度思考迫使企业区别它在终端产品市场上的品牌份额(例如美国冰箱市场的40％)和所获得的任何特定核心产品的制造份额(例如全世界压缩机产量的5％)。区别核心胜任、核心产品和终端产品极其重要，因为全球竞争是在这三个层次上同时展开的，而每一层次的竞争又具有不同特点。在短期内，一个企业的竞争力来自现有产品的价格／性能特性。但从长期看，竞争力来自这样一种能力：以比竞争者更低的成本和更快的速度培植能孵化预料不到的产品的核心胜任。为保持在所选核心胜任领域的领导地位，这些企业应该寻求核心产品在世界市场份额上的最大化，因为对核心产品的控制可以使企业影响终端产品和市场的演进。

Prahalad和Hamel文章的一个重要作用是引发了对核心能力概念的讨论。从其分析上看，他们似乎认为一个大型企业具有多种核心胜任，而核心胜任又似乎指的是企业拥有的所有技术的各个领域。最后，虽然核心胜任与企业组织结构的关系是他们关心的一个中心问题，但他们并没有真正对核心胜任的组织方面进行分析。Leonard-Barton采用核心能力的概念对企业的产品开发进行研究，提出核心能力和核心僵化是一个硬币的两面的观点(Leonard-Barton，1992；1995)。她把核心能力定义为区别并提供竞争优势的知识集合。这个集合具有4个方面：它的内容体现在(1)雇员的知识和技能上，并嵌入在(2)技术系统之中。知识创造和控制的过程由(3)管理系统所指导。第四个方面是与各类被体现和嵌入的知识以及知识创造和控制过程相联系的(4)价值和规范。Leonard-Barton认为企业的研发活动与自己的核心能力是相互作用的。一方面核心能力可以增强研发活动，另一方面当新的研发项目对上述4个方面具有新内容时，原有的核心能力也可以阻碍研发活动，成为核心僵化。

明确提出“动态能力”战略观的是Teece，Pisano和Shuen(1997)的《动态能力与战略管理》一文。在这篇影响广泛的文章中，作者把演化经济学的企业模型和“资源观”结合起来，提出了一个“动态能力”战略观的框架。这个框架强调以前的战略观所忽略的两个关键方面。第一，“动态”是指为适应不断变化的市场环境，企业必须具有不断更新自身胜任的能力；第二，“能力”是指战略管理在更新自身胜任(整合、重构内外部组织技能、资源)以满足环境变化的要求方面具有关键的作用。他们认为，如果像“资源观”那样认为对稀缺资源的控制是利润的源泉，那么诸如技能的获取、知识和诀窍的管理以及学习就随之而成为根本性的战略问题。Teece，Pisano和Shuen以三个关键要素——组织过程、位置和发展路径——来构建他们的动态能力战略框架。该战略框架可分述如下。(1)组织和管理过程。组织过程有3个作用。第一个作用是协调／整合。管理层在企业内组织生产的方式是导致企业在各个领域出现胜任上的差异的基本原因。因此，胜任／能力是嵌入在独特的协调和组合方式之中的。所以一个企业的组织过程往往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在这种情况下，复制会很难。第二个作用是学习。学习是通过重复和试验而能更好和更快地完成任务的过程，还能帮助发现新的生产机会。就企业来说，学习包括个人和组织的技能，具有社会和集体的性质。其次，由集体学习所产生的组织知识存在于新的活动模式中，存在于“惯例”或新的组织逻辑之中，因为这种知识存在于集体行为中。第三个作用是重构和转变。在迅速变化的环境中，不断发觉对重构企业资产结构、实现必要内外部转变的需要是重要的。这要求对市场和技术的警觉和采用最佳实践的意愿。在这方面，“标杆竞争”(benchmarking)作为实现这些目标的组织手段是极具价值的。重构和转变的能力本身就是学习而来的组织技能。

(2)位置。一个企业的战略境况不仅取决于它的组织过程，而且还取决于它的特定资产。特定资产包括有形的和无形的，包括技术资产、互补资产、财务资产、声誉资产、结构资产、制度资产、市场(结构)资产。从总体上来讲，这些资产的战略意义在于它们的企业特定性，即这些资产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是企业内生的，是在企业的经营过程中积累起来的。

(3)路径。路径影响企业能力发展的作用是通过路径依赖。这个概念的实质是承认历史的重要性。企业能够向何处去受制于它目前的位置和前方的路径，而它目前的位置又是由它所走过的路径所塑造的。换句话说，一个企业以前的投资和它所储存的惯例(“历史”)制约着它的未来行为。这是因为学习是局部的，是一个试错、反馈和不断评估的过程，所以学习的进行往往围绕着企业正在从事的活动，即学习的机会特定于企业已经从事的活动。由于路径依赖的作用，企业的投资有比一般人所能想到的更加长远的影响，因为投资影响企业学习和能力发展的方向。

战略观范文篇9

关键词：战略管理制度理论同构合法性

问题提出

对于企业战略研究者来说，对制度的关注由来已久。企业是经济交易的主体，因此其战略选择和战略实施不可避免地受到所处的外部制度环境影响。随着20世纪80年代新制度主义思潮的兴起，企业战略学者开始越来越多地注意制度因素在企业制定和实施战略中所扮演的角色。新制度经济学理论率先进入企业战略研究领域，而且迅速成为主流理论。其中，以交易成本经济学（TransactionCostEconomics）的影响最大。根据新制度经济学理论，制度被视为资源配置的体系（Williamson，1975，1985）。这种资源配置的体系可以分为市场机制和企业组织两种制度形式。不同制度对资源配置的成本也不同，一种制度替代另外一种制度的分界点在于交易成本相等。当某种制度（如市场）的交易成本低于另外一种制度（如市场）的时候，效率高的交易制度（市场）会取代效率低的制度（企业）论文。

新制度经济学对企业战略的研究影响深远。例如，交易成本经济学对“制造”还是“购买”（MakeorBuy）的战略选择的深刻指导意义。著名新制度经济学家Williamson的著作中对诸如垂直整合（VerticalIntegration）、多元化（Diversification）以及多事业部组织结构（MultidivisionalStructure）等重大企业战略问题都有精辟的分析。如今，交易成本经济学仍然是企业战略理论的主要支柱之一（Wright，Filatotchev，Hoskisson&Peng，2005）。而系统地建立“以制度为基础”的企业战略理论始于彭维刚（M.W.Peng），1997年，Peng在AMR杂志上与Heath合作建立了转型经济体制内企业增长战略的理论分析框架（Peng&Heath，1997）。2003年，Peng在AMR发表了InstitutionalTransitionsandStrategicChoices一文，给出转型经济体制下企业战略管理选择的一般理论模型（Peng，2003）。制度理论真正在企业战略研究领域取得突破性发展的一年是2000年，这一年AcademyofManagementJournal（AMJ）出版了由Hoskisson，Eden，Lau&Wright四人主编的题为《新兴经济中的战略》（StrategyinEmergingEconomics）的特刊，将制度理论、交易成本经济学理论和资源为基础的理论并列为战略管理的三大支柱理论。

本文将从制度理论入手，利用制度基础观分析研究企业战略管理的视角和维度，以及这些研究所采用的变量设置和测量的方法，并指出未来的研究方向。

组织社会学制度理论的研究视角

诺思在其1990年的开创性著作《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中指出：“制度包括人类设计出来的用以型塑人们相互交往的所有约束”。他认为，约束包含了正式与非正式两种形式的约束。正式约束是指成文的法律、规定；而非正式的约束则是由习俗、传统和习惯形成的行为准则和框架。在1993年的著作中，诺思对制度做出了更为具体的解释，认为制度应由三个基本部分构成，即正式的规则、非正式的约束（行为规范、管理和自我限定的形式准则）以及上述两者的实施特征（EnforcementCharacteristics）。诺思对“制度”给予了更广泛的定义，使之更适合企业战略管理的研究。

目前企业战略学者借鉴的社会学制度理论主要来自组织社会学。其对企业战略研究的贡献主要来自于三个方面，即明确划分为制度的三个维度，解释同构化现象及提出合法性概念。

（一）制度的三个维度

诺思将制度定义为规则。这个定义范围广泛，避免了过于局限在某一功能（如市场）体系的缺点。组织社会学者对制度的界定要比诺思的更宽泛，制度不仅包括法律、规则程序、规范、传统和习俗，而且还“包括为人的行动提供‘意义框架’的象征系统、认知模式和道德模板等”（Hall&Taylor，1996）。但是，这样过于广泛的定义也存在缺点：“制度”的边界变得非常模糊，不利于设计相应的研究变量开展实证研究。

Scott（1995）在综合不同学科对制度的定义的基础上，提出了制度三系统的理论模型，即管制制度、规范制度与认知制度。目前这个体系已经成为企业战略研究工作者观察和测量制度变量的基准模版。

管制制度来源于法律、政策、规定等具有法律权威或者法律权威类似的组织（如国家、政府）所颁布的各种细则。管制制度通过奖励或者惩罚来制约行为，因而是属于具有器具性质的制度系统。管制行动由专门强制执行机构实施，如警察和法庭。不过，管制有时候也表现为非正式形式，如表扬、警告、羞辱等。

规范制度属于社会责任（SocialObligation）的范畴。虽然规范制度也包含了一系列类似规则、规定、准则和行为标准等元素，不过它与管制制度那种强制性措施不同。前者更多地是建立在共享的价值观（Values）和社会规范（Norms）的平台上，带有很强烈的“道德”权威色彩。在道德操守要求很高的行业或者组织，如医疗、法律服务、会计/审计、金融等，这种规范的压力更大。规范可以通过证书、认证等人为机制的扩散，使处于同一制度环境下的组织更为相似。

认知制度属于个体或者集体对外部真实世界的认识和理解，并在内心“不证自明”（Taken-for-granted）地接收建立在这种认识和理解基础上的某种描述、比喻、象征或者符号系统（SymbolicSystem）。认知是一种自觉自愿的、不用证明（也无法证明）的心理活动，是外部世界在行动者内心的表象反映。认知系统的建立主要依靠学习和模仿（Mimetic），表现为对某种概念、教义、说教、意识、神话或者符号的认同。

Scott提出的制度三系统的模型意义非比寻常。首先，这三个制度系统的框架跨越了学科界限，涵盖了几乎人类社会所有的制度要素。从学科规范上看，Scott使得制度理论超越了传统理论的局限性，对制度来源、层面和约束机制进行了细化。这就使得研究者可以根据具体制度系统的特征，来观察制度对个体/集体的约束，推导出相应的理论假设。这就是Scott这三个系统为企业战略管理研究者广泛采用的原因，也是制度理论比其他理论（如交易成本经济学理论）或者方法（如跨文化比较）更具有明显优势的缘故。其次，制度不再仅仅表现为一种外部的约束，而且是可以由内部产生的。这就是说，制度不仅是显性的、有组织的、可见的，也可以是隐性的、自发的和有意义的。如果管制制度和规范制度仍然或多或少标示着外部约束的特征（如政府和法律的强制力量或者行业协会的认可标志），那么认知制度则更多的是发自内心的或者内化的，是自觉自愿的、不问“是非”的。从这一点上来讲，认知制度的提出比讲习俗更有意义，因为发自内心的意愿本身就是制度的原始来源。这三个制度维度的框架说明了制度本身的复杂性与历史的“沉积”特点。这三个维度不仅表现为不同的层面相互之间有时可以一致，有时也可以相互矛盾。这三个维度不仅可以看作是国家与行业等宏观制度的构成，也可以作为分析企业组织这种微观制度的系统元素。因此，Scott的三个维度分析框架不仅可以指导宏观制度变迁等外部环境研究，也可以用来作为战略与制度互动和企业战略重组等设计企业层面的分析工具。

（二）同构（Isomorphism）

人们建立和维持制度的最终目的是要使个体/集体之间的互动有规则可循，从而提高活动的稳定性和预测行动的结果。但是，制度施加约束力量的后果是什么呢？组织社会学理论提供了其独特的解释，即制度产生同构化。

同构（同质或同型）是指组织的结构、过程、身份和标识等核心特质与种群（Population）内其他成员组织呈现相似状态（Deephouse，1996；DiMaggio＆Powell，1983）。组织趋向同构的过程本质上就是制度化，而同构是制度化的结果和表现。

DiMaggio与Powell在1983年发表在AmericanSociologicalReview上的文章可以称作组织社会学制度理论关于同构化的经典文献。他们从韦伯《新教理论与资本主义精神》这部里程碑式著作中有关资本主义社会组织将会由于追求效率驱动而使得“理性秩序”（RationalistOrder）成为禁锢人类的“铁笼”（IronCage）这一概念入手，探讨当今导致组织官僚化的动力是否发生了变化。在分析了由于制度约束导致同构化的基础上，他们指出了三种制度同构化，即强制型同构化（CoerciveIsomorphism）、模仿学习型同构化（MimeticIsomorphism）和规范型同构化（NormativeIsomorphism）。

强制型同构化来自于组织所依赖的其他组织或者组织所在社会的文化期望强加在其上的正式或者非正式压力。这种压力可以来自强力、说服或者邀请。最典型的强制力量是法律或者政府的约束。强制型同构压力也可以来自于所要实施的某种规则。

模仿学习型同构化与强制型不同。即针对难以理解的技术、目标不清晰或者环境符号不确定性造成的问题，组织可以学习或者模仿其他组织的解决方案。组织也可以学习旧组织或者以其他组织为模型，有意或者无意地进行学习或模仿。一般来讲，组织虽然都在寻找多样性，试图差异化，但是由于现实中只有少量的变量可供选择，结果使得各个组织在结构或者形态上趋于相似。

规范型同构化主要指专业规范或者专业化导致的组织趋同。DiMaggio与Powell特别指出两种规范型同构的来源，即正式的教育制度和专业网络（ProfessionalNetworks）跨组织扩展。教育和专业网络使得某种模型、思想或者技能以更快的速度在组织间扩散。人事筛选（FilteringofPersonnel）也是形成规范同构化的机制。很多组织从同业或者具有相同背景、经验和技能的人员中挑选管理者或者雇员。这种做法也会使越来越多的组织采取同样的或者类似的规则、结构和控制手段等。

同构化概念对建立在古典经济学“理性自由选择”假设的传统企业战略模型是一个挑战。企业战略不再是某种“理性自由”的选择，而是企业受制于外部要求/期望或者刻意模仿成功模式的必然结果。由于同构化现象是可以观察的，很多企业战略研究者参照这个体系建立自己的研究模型。

（三）合法性（Legitimacy）

合法性，也译为正统性、正确性、合理性或者正当性。社会学和政治学对合法性的定义很多。由于本文关注的是企业组织层面的战略问题，这里只引述Suchman（1995）关于组织合法性的定义。他认为，“合法性是指，在一个由规范、价值、信念和定义组成的某些社会构建体系中，认定一个实体的行为是预期的、恰当的或者是合适的等一般性的感知和假定”（Suchman，1995）。这个定义也被企业战略研究学者广泛引用。

合法性是组织社会学制度理论中最核心的概念，也是该理论的核心价值所在。这并不是说其他社会科学理论缺少合法性假设。不过，新制度经济学一般不讨论合法性问题，而是将合法性作为制度背景对待。合法性对企业战略之所以非常重要，是因为企业的战略决策和行动以及战略产生的结果必须要从其所处的运营环境以及所依靠的其他组织那里获得认可和支持。没有这种认可，该组织无法获得维持基本运营的关键资源。因此，获取合法性是组织生存和发展的必要条件。

组织社会学制度理论认为，组织是在一个多重和多层次的环境中运营。其合法性来源和形式也是多重的，而不是单一的。组织必须满足来自不同体系和权威的不同要求与期望。不过，某种合法性要求也许会与另外一种合法性要求相互冲突，而且不同制度权威对组织的合法性要求内容与强度也不同，面对外部合法性要求，组织只能以牺牲部分绩效为代价，换取必要的合法性认同（Dimaggio＆Powell，1983；Meyer＆Rowan，1977；Zucher，1987）。

组织社会学制度理论关于合法性的来源、形式与合法性机制等问题的讨论很多（周雪光，2003；郭毅等，2006）。组织社会学者不仅建立了制度要素与组织之间关系的概念和模型，而且也试图应用相关的概念分析制度对组织结构、程度和决策行为的影响。其中，不乏分析制度与企业战略关系的研究文献。例如，Dimaggio和Powell编著的《组织分析中的新制度主义》中收录了Fligstein研究美国大企业在1971-1979年趋同多元化战略的研究成果（Fligstein，1991），Biggart，Hamilton，Orru等（1997）以及Whitley等人对东亚企业组织和企业战略的研究（1987，1990，1994，2000）。

综上，以制度理论为框架研究企业战略问题越来越成为一个热点。一方面，制度理论对原有的企业战略问题提供了新的视角和分析框架，丰富了企业战略理论。例如，Dacin，Oliver＆Roy（2007）以制度理论的合法性模型建立了合资企业的战略选择模型。另一方面，企业战略学者将制度理论转化为对组织层面的分析，提出了新的研究课题，如对企业集团（BusinessGroup）战略与结构和组织内部合法性要求的研究。

制度理论视角的研究方法

在对以制度理论来分析企业战略管理的研究视角进行回顾后，本文将对以制度理论为主要分析框架的企业战略管理研究方法做简要分析，总结出一些以制度理论为基础进行企业战略实证研究方法的特点。但是需要指出一点的是，本文所说的制度理论并不包括经济学的新制度理论，而专指组织社会学提出的制度理论框架（Scott，1995）。

文章选择了2000年后在AcademyofManagementJournal，JournalofInternationalBusinessStudies，JournalofManagementStudies，OrganizationScience和StrategicManagementJournal这五份国际一流管理学学术期刊发表的文献。为了尽量涵盖全面和多样的内容与方法，在题材选择上，本文试图平衡单一制度下企业战略行为与跨制度比较研究等不同内容；在研究方法上，除了定量研究方法之外，还试图介绍其他研究方法，例如，时间坐标的纵向历史分析方法和案例研究等，从而使学者能够了解这一领域内研究方法的多样性。在此基础上，选择了十篇文章作为本文的核心文献，主要的研究主题是：东道国制度发展与外资投资单位的绩效（Chen，Isobe＆Makino，2008）；国家制度对外资选择投资股权形式的影响（Chen＆Makino，2007）；跨国公司（Child＆Tsai，2005）；合法性与外资企业进入（Kuilman＆Li，2008）；组织变革与国家环境的关系（Lau＆Ngo，2001）；东道国社区合法性与外资进入（Li，Yang＆Yue，2007）；东道国制度对跨国公司投资单位的绩效影响（MakinoIsobe＆Chan，2004）；东道国的制度环境对跨国公司选择进入战略的影响（Meyer，Estrin，Bhaumik＆Peng，2008）；转型经济条件下外部董事对企业绩效的影响（Peng，2004）；东道国制度系统对跨国公司选择合资或全资单位战略的影响（Yin＆Makino，2002）。文章强调有关制度要素的变量设置与测量。制度本身是一个多层次的体系。例如，在宏观层面，国家制度可以分解为政治、经济、社会和技术等子系统。对这些制度的测量超出一般的企业战略研究的范畴。但是，分析制度对战略的影响又要求将制度变量带入假设模型中检验。从上面提到的十篇文献可以看出研究者主要通过四种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

第一种方法是引入来自权威机构对国家经济或者文化的评价指标作为制度变量，如Chen，Isobe＆Makino（2008）；Chen＆Makino（2007）；Meyer，Estrin，Bhaumik＆Peng（2008）和Yin＆Makino（2002）。这种方法比较适合跨制度比较研究，或者来自同一制度的企业进入其他制度环境的战略行为研究。

第二种方法是选择制度作为背景环境，不直接测量制度，而是通过显示样本在行为、结构或者结果方面的差异说明制度的差异，如Lau＆Ngo（2001）。这种方法将制度作为常量，因此很适合研究同一制度背景下具有不同内部要素组合的企业战略行为。

第三种方法是历史分析法，如Kuilman＆Li（2008）以及Li，Yang＆Yue（2007）。这种方法也是将制度作为背景，但是以时间跨度为基准研究样本的长期演变，由此说明制度要素对企业的影响。这种方法适合研究企业演变，以及研究不同时间段企业战略变化的具体形态。

第四种方法是采用多种分析手段。除了Child＆Tsai（2005）使用案例研究方法之外，其他九篇核心文献都使用数理统计方法对数据进行分析，建立多个模型，验证相关假设。这样的分析方法使研究结论具有科学性。

未来的研究方向

通过以上对制度基础观的企业战略管理相关文献的回顾，本文理顺了企业战略管理的制度基础观的研究热点，以及所采用的相关变量设置和测量的方法。然而，仍然需要进一步弄清楚“制度到底包含什么”及“怎样使用恰当的方法测量制度”。可以从不同的方向来思考如何将制度作为研究要素带入研究设计中。

第一种方法是将制度作为一个背景对待，这种研究检验制度怎么影响企业战略和企业行为，一方面可以对比不同制度背景对企业战略行为的影响，另一方面也可以将制度背景看作是调节变量。

第二种方法是将制度作为成因看待。这种设计假设某些制度因素会导致企业产生某种行为。这种方法可以用来研究某一制度对企业的影响，同时也可以对比同一制度对不同类型企业影响的大小。

第三种方法是研究制度化问题，也就是研究制度如何转变。可以设A代表以前的制度，B代表现在的制度。这种研究重点是，A如何转变为B，以及过程是如何发生的。由此引申，也可以研究不同时期的制度怎样影响企业行为，即A如何影响企业行为，B又如何影响企业行为等。

第四种方法是结合其他理论的问题。即如何利用不同理论框架分析同一问题。原则上，采用多种理论作为研究设计是最理想的。但怎样在这些理论模型的基础上构建模型才是最重要的，这一点需要学者们继续探索和研究。

参考文献：

1.张永宏.组织社会学的新制度主义学派[M].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2.Meyer,JohnW.&BrianRowan.1977.Institutionalizedorganizations:Formalstructureasmythandceremony.AmericanJournalofSociology,83

3.DiMaggio,PaulJ.,&WalterW.Powell.Theironcagerevisited:Institutionalisomorphismandcollectiverationalityinorganizationalfields.AmericanSociologicalReview,1983,48

4.PamelaR.HaunschildandAnneS.Miner.InterorganizationalImitation:TheeffectsofOutcomeSalienceandUncertainty.AdministrationScienceQuarterly.1997,42(3)

5.Agarwal,S.Socio-culturaldistanceandthechoiceintventures:Acontingencyperspective.Marketing,1994.2(2)

战略观范文篇10

关键词:发展战略;历史演变,科学发展观;理论创新

新中国成立至今,围绕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发展目标,中共领导人在不同时期先后提出了不同的经济社会发展战略,主要有的平衡发展与赶超战略,邓小平的非均衡发展和台阶式发展战略,的跨越式发展和协调发展战略。进入新世纪,以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总结吸收了上述经济社会发展战略之制定和实施的历史经验和思想智慧,并以世界经济社会发展理论的成果与教训为鉴,提出了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使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战略更显成熟,更加凸显人文关怀。它充分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人对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深刻认识,是对发展理论的重要创新。本文通过回顾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的历史演变过程,有助于更好地理解科学发展观提出的历史与理论背景,更深入地认识科学发展观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战略上所作出的重要理论创新。

一:平衡发展和赶超战略

是新中国的主要缔造者。新中国成立后,针对我国生产力水平落后且发展不平衡的情况,在如何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的问题上,先后提出了平衡发展战略和赶超战略。

1.平衡发展战略

所谓平衡发展战略,一是指围绕实现工业化的目标,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条件下,发展工业与发展农业同时并举,形象地称之为“两条腿走路”。二是指区域平衡发展,即实现沿海和内地工业的平衡发展。

1956年4月,发表了著名的《论十大关系》的讲话。讲话初步总结了苏联在发展工业化道路上的经验教训,提出要“以苏为鉴戒”,正确处理好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接着在1957年2月《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讲话中,正式提出了“优先发展重工业,工业和农业并举的发展战略”。他说:“以重工业为中心、优先发展重工业,这一条毫无问题,毫不动摇。但是在这个条件下,必须实行工业与农业同时并举,逐步建立现代化的工业和现代化的农业。”[1](310页)这是在探索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过程中取得的一个重要成果。1959年12月—1960年1月,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讲话中,再次指出“工业发展当然要快于农业,但是,提法要适当,不能把工业强调到不适当的地位,否则一定会发生问题。我们的提法是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条件下,发展工业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2](122-123页)平衡发展战略的另一方面是区域平衡发展,即实现沿海与内地工业的平衡发展。这一战略的实施主要体现在“一五”时期和“三线”建设时期。“一五”计划期间,根据提出的思想,我国政府实施了区域平衡发展战略,即着重加快内陆地区的工业发展,以缩小东西部地区的经济差距,达到经济发展的平衡。“一五”计划共安排大中型建设项目694个,实际施工的达到921个,主要分布在东北部和中、西部地区,如苏联援建的“156项重点工程”,布置在中部和西部的有67个,布置在东北的有50个。这使广大中、西部地区的工业从无到有,并达到体系配套。1956年,在《论十大关系》中还提出“沿海的工业基地必须充分利用,但是,为了平衡工业发展的布局,内地工业必须大力发展。”[1](25页)

实施区域平衡发展战略的第二个时期是“三线”建设时期。当时,由于中苏关系恶化,美国扶持台湾在东南沿海妄图建立“游击走廊”,中印关系紧张,客观上存在战争危险。而我国经济重心过于集中在沿海大城市,不能应付敌人的突然袭击,和党中央便作出了迅速开展“三线”建设,建立大后方的战略决策。“三线”建设从1964年到1978年长达24年,按照“大分散、小集中”和“依山傍水扎大营”的指示,在我国西南、西北内陆地区初步建成了一批航空航天等国防工业以及钢铁、有色金属、能源、交通、机械、电子、汽车、轻纺等工业基地,极大地改变了我国工业布局东西不平衡的现状。

2.赶超战略

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受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盛行的赶超战略的影响,加上国内反冒进及随之而来的“”和化运动,头脑开始发热,于1957年11月提出了在短时间超英赶美的发展战略。11月28日,在莫斯科举行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期间,提出用15年左右的时间,在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方面赶上英国的口号,并设想再用20年到30年的时间赶上并超过美国,以逐步向共产主义过渡。1958年5月在八大二次会议上,他又提出“7年超过英国,15年赶上美国”的口号。这种超越历史发展阶段的“求强”、“求速”的“赶超战略”,给中国经济的发展造成重大损失。其后,通过反思“”的沉痛教训,对中国经济发展的艰巨性、复杂性和长期性有了较深刻的认识。他说:“中国人口多,底子薄,经济落后,要使生产力很快地发展起来,要赶上和超过世界上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100多年的时间,我看是不行的。”[3](32页)“现在看来,搞社会主义建设不要那么十分急。十分急了办不成事,越急就越办不好,不如缓一点,波浪式地向前发展。”[2](236页)在后来的发展实践中,实际上放弃了这一赶超战略。

二邓小平:非均衡发展与台阶式发展战略

邓小平首先提出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宏伟目标,并对实现这一目标所应采取的发展战略进行了创造性的思考和探索。他关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战略的构想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非均衡发展战略,二是经济发展力争隔几年上一个台阶的台阶式发展战略。

1.非均衡发展战略

邓小平指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之一,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为了实现共同富裕,必须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早在1978年12月,邓小平就指出:“在经济政策上,我认为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这样就会使整个国民经济不断地波浪式地向前发展,使全国各族人民都能比较快地富裕起来。”他还指出:“这是一个大政策,一个能够影响和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政策。”[4](152页)具体而言,这一发展战略包括三个方面:第一,让一部分辛勤劳动的人先富起来。邓小平指出,要让“那些辛勤努力成绩大”的人先富,也就是说,先富必须靠“诚实劳动,合法经营”来实现,“农村、城市都要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5](23页),勤劳致富是正当的、合法的。第二,让一部分有条件的地区先发展起来,先富裕起来。我国是一个大国,地区间的发展不平衡,这是客观现实。邓小平认为,“平均发展是不可能的”[5](155页),“能发展就不要阻挡,有条件的地方要尽可能搞快点”[5](375页)。他强调,沿海地区要利用有利条件,较快地先发展起来,放胆地干,千万不要贻误时机。第三,鼓励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目的是实现共同富裕。邓小平认为,“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5](364页)他强调,“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大原则是共同富裕。”[5](166页)1986年12月,他在同中央几位负责同志谈话时又再次强调:“我们允许一些地区、一些人先富起来,是为了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所以要防止两极分化。这就叫社会主义。”[5](195页)

2.台阶式发展战略

为了更好地实现“三步走”的发展目标,邓小平还提出了“台阶式”发展的战略思想。邓小平认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要抓住机遇,加快发展,争取隔几年使国民经济上一个新台阶。他说,“我国的经济发展,总要力争隔几年上一个台阶”;“现在,周边一些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比我们快,如果我们不发展或发展得太慢,老百姓一比较就有问题了。”[5](375页)邓小平还认为,从国际经验看,一些国家在发展过程中,都曾经有过高速发展时期,或若干高速发展阶段。“现在,我们国内条件具备,国际环境有利,再加上发挥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在今后的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出现若干个发展速度比较快、效益比较好的阶段,是必要的,也是能够办到的。”[5](377页)

三:跨越式发展和协调发展战略

20世纪90年代,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的明显增强,科技革命迅猛发展,我国的改革、发展面临新情况,遇到新问题。敏锐地观察和把握这一新时代的变化,针对新的历史时期世界科技日新月异,生产力发展呈加速态势,而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状况重新凸显,由于生态、环境、资源压力加剧使可持续发展能力受到挑战的新情况,提出了跨越式发展战略和协调发展战略。

1.跨越式发展战略

所谓“跨越”,是指原本生产力水平处于比较落后状态的国家,它的发展不再按传统的先工业化、后信息化的模式,而是在与世界生产力发展的交往过程中,用世界上最先进的生产力来推动自己现有的生产力的发展,以实现对传统的跨越,从而接近或达到甚至超过世界先进生产力水平。说:“当今世界的发展趋势表明,信息化对推动经济和社会发展具有重大作用,我们必须高度重视并全力推进,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发挥后发优势,争取实现社会生产力的跨越式发展。”[6](1402页)这就是说,虽然我国工业化水平尚处于相对落后的阶段,但是面对信息化浪潮的冲击,我国的发展战略也要作相应调整,由“台阶式”转向“跨越式”。所以,在2001年“七一”讲话中指出:“大力推动科技进步和创新,不断用先进科技改造和提高国民经济,努力实现我国生产力发展的跨越,这是我们党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要求必须履行的重要职责。”[6]

2.协调发展战略

的协调发展战略包括协调区域经济发展,协调经济政治文化的全面发展,协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第一,实施西部大开发,协调区域经济发展。在十四届五中全会的讲话中指出:“解决地区发展差距,坚持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是今后改革和发展的一项战略任务。从‘九五’计划开始,要更加重视支持中西部地区经济的发展,逐步加大解决地区差距继续扩大趋势的力度,积极朝着缩小差距的方向努力。”[7](1254页)为此,党中央和国务院在上个世纪末制定了西部大开发战略,在本世纪初又制定了第十个五年计划纲要。

第二,协调经济政治文化全面发展。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任务,把经济、政治、文化的全面发展提到了重要的地位,这集中表现在党的十六大从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全面规划了未来20年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蓝图,同时又从经济建设和经济体制改革、政治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文化建设和文化体制改革等方面全面规划了未来的发展任务。公务员之家

为了突出发展和建设的全面性,党的十六大在建设小康社会的前面,特意加上了“全面”二字,把我国当前的历史阶段称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阶段,把我们当前面临的建设任务称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任务。

第三,协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在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上的讲话中,第一次明确指出:“现代化建设中,必须把实现可持续发展作为一个重大战略”。其基本要求是,必须“把控制人口、节约资源、保护环境放到重要位置,使人口增长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使经济建设与资源、环境相协调,实现良性循环”;强调“必须切实保护资源和环境,不仅要安排好当前的发展,还要为子孙后代着想,决不能吃祖宗饭,断子孙路,走浪费资源和先污染、后治理的路子”[7](1463—1464页)。他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针对我国人口众多、资源相对不足的实际情况,重申“在现代化建设中必须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正确处理经济发展同人口、资源、环境的关系”[8](22页)。

四: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

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是针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和矛盾提出来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但不可否认,也存在一系列突出的矛盾和问题,发展不够全面,也不够协调,持续发展能力较弱,如城乡差距拉大、就业压力增加、区域差距扩大、资源短缺和生态环境遭到破坏、社会的发展明显滞后于经济的发展等等。针对发展中实际存在的问题,以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总结吸收了我国制定与实施不同的经济社会发展战略之历史经验和思想智慧,并以世界经济社会发展理论的成果与教训为鉴,提出树立和落实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这实际上也是一个新的经济社会发展战略。

2003年8月28日至9月1日在江西考察工作时,明确使用了“科学发展观”概念。随后,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在江西讲话的基础上增加了“以人为本”的提法,第一次明确了科学发展观的基本概念,即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这一新的发展战略一经提出,立即引起了社会各界的极大关注。在此基础上,在2004年3月召开的全国人口与资源环境工作会议发表了重要讲话,对科学发展观的概念逐字逐句地作了系统全面的阐发:“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谋发展、促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权益,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全面发展,就是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面推进经济、政治、文化建设,实现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协调发展,就是要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推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协调,推进经济、政治、文化建设的各个环节、各个方面相协调。可持续发展,就是要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实现经济发展和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坚持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保证一代接一代地永续发展。”[9]

2007年,在中共十七大报告中对科学发展观又作了进一步的阐述,提出了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发展要求:“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以人为本”就是“要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发挥人民首创精神,保障人民各项权益,走共同富裕道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就是“要按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全面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促进现代化建设各个环节、各个方面相协调,促进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相协调。坚持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实现速度和结构质量效益相统一、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使人民在良好生态环境中生产生活,实现经济社会永续发展。”[10]

十七大报告还把科学发展观与构建和谐社会联系起来,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作为发展的目标任务:“科学发展和社会和谐是内在统一的。没有科学发展就没有社会和谐,没有社会和谐也难以实现科学发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贯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过程的长期历史任务,是在发展的基础上正确处理各种社会矛盾的历史过程和社会结果。要通过发展增加社会物质财富、不断改善人民生活,又要通过发展保障社会公平正义、不断促进社会和谐。”[10]

五科学发展观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的理论创新

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的历史演变过程来看,科学发展观在发展理念、发展模式、发展要求等方面有着重要的理论创新:

1.发展理念的创新

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于建设经验的缺乏和对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认识的不足,加上受国际发展理论将发展等同于经济增长和苏联发展实践的影响,我国在很长一段时期把经济增长作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追求的主要目标,制定和实施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战略时,将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作为衡量发展战略是否成功的最重要的检验标准。尽管在这种传统的经济增长型发展理念指导下,我国创造了全新的工业社会的经济发展奇迹,但同时也引起了生态危机、资源危机、能源危机等难以解决的问题。这些问题促使人们对传统发展理念进行深刻地反思。科学发展观正是在总结我国经济发展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汲取综合发展观、可持续发展观等现展理念的精华,从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宽广视野对发展作出了新的诠释,指出发展是“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第一次明确了为什么发展、靠谁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问题,从发展理念层面,对以往的发展理论和发展战略作出与时俱进的深化和完善。

2.发展模式的创新

从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历史演变的回顾可知,计划经济时期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的制定,比较注重生产力的发展和物质财富的增加,而对于全面发展的要求尚乏深刻的认识,结果导致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经济发展与人的发展的不平衡,由此引发了一系列经济、社会问题。提出协调发展战略,表明中共领导人已开始注意完善过去发展战略之不足。科学发展观提出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模式,强调全面发展应是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四位一体”的发展,从理论上指出了解决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长期存在的“一条腿长,一条腿短”的问题之关键。而面对我国日益严峻的资源和环境压力,科学发展观强调可持续发展,主张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必须充分考虑资源和生态环境的承载能力,积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不断加强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合理开发和节约利用各种自然资源,使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主张建设低投入、少排污、可循环的国民经济和节约型社会。由此可见,在发展模式方面,科学发展观更注重发展的系统性、全面性、协调性、可持续性,更注重从总体和长远角度解决发展中遇到的矛盾和问题,这是对经济发展战略内容的深化,并切入到经济社会发展的本质。

3.发展要求的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