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长范文10篇

增长范文篇1

外汇储备持续高增长有喜有忧。庞大的外汇储备，表明我国经济地位的提高，抵御国际金融风险实力的增强。但同时还必须看到，外汇储备是一把“双刃剑”，外汇储备并非越多越好。因为外汇储备过多，不仅会付出高昂的机会成本，造成宝贵外汇资源的闲置和浪费，而且还会加大通货膨胀压力，推动人民币汇率升值，给国民经济发展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因此，必须调整我国一贯坚持的外汇储备越多越好的政策，适度控制外汇储备规模。

外汇储备高速增长的原因分析

众所周知，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国家经济实力、国际竞争力以及对外资吸引力的增强是我国外汇储备持续高速增长的根本原因。但除此之外，其他一些因素对外汇储备高速增长也起到了重要作用。

1、人民币汇率偏低是促使我国外汇储备持续快速增长的重要原因。1994年的外汇体制改革从整体上看是成功的，这已是被证明的不争事实。但其美中不足的是，当时确定的8.7元人民币兑1美元的汇率实有超跌之嫌。现由有二：一是以1993年12月31日外汇调。剂市场的美元汇价作为新的银行间外汇市场开盘价本身就不合理。因为当时我国仍处于经济过热时期，通货膨胀率高达14%左右，加之人为炒作，外汇调剂市场异常火爆，汇率严重扭曲，尽管中央银行入市干预，美元汇率仍然偏高；二是有人曾做过若干商品国内外价格的比较，在一般情况下，用1美元在美国买不到8.7元人民币在国内所购买的商品。正是人民币汇率偏低，加之各种名目的出口补贴，极大地刺激了出口，抑制了进口，成为我国国际收支中最大项目——贸易收支——连续10年顺差的重要原因，从而导致外汇储备的迅猛增加。

2、过度的引进外资是促使我国外汇储备持续高速增长的另一原因。扩大利用外资，加快我国经济发展是我国对外开放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正确性、积极意义毋庸置疑。但有些地方、有些部门片面理解利用外资的含义，不论条件的滥用外资。有些地方为引进外资竟相放宽条件，肆意降低地价，越权减免税赋，严重地扰乱了经济秩序，损害了国家利益。有的部门将引资数量作为考核下级政绩的重要指标，诱使一些单位不择手段、不讲效益，盲目引进外资。

3、国际游资的不断渗入，对我国外汇储备超速增长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在人民币升值压力不断增大，预期资金套利几率剧增的状况下，我们不能排除国际游资渗入因素对我国外汇储备持续高速增长的影响。而近几年我国国际收支中一些迹象也明显反映出国际“热钱”正在悄悄流入国内。从宏观上看，连续4年的贸易顺收大于贸易顺差，其差额不可能都是以前出口未收回的外汇。从微观上看，一些地方出口项下预收货款金额猛增，有的外贸企业转口贸易的收益率高达40%以上，有些居民个人突然收汇、结汇多达数十万甚至数百万美元。诸如此类的异常现象，都从不同角度反映出国际游资正在以各种隐密的方式不断渗入我国。

外汇储备高增长对我国经济的正面影响

1、外汇储备的快速增长增强了我国的综合国力，提高了我国的国际资信。外汇储备是体现一国综合国力的重要指标。我国的外汇储备规模已跃居世界第二位，标志着我国对外支付能力和调节国际收支实力的增强，为我国举借外债以及债务的还本付息提供了可靠保证，对维护我国在国际上的良好信誉，吸引外资，争取国际竞争优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充足的外汇储备可以使我国中央银行有效干预外汇市场，支持本币汇率。一国所拥有的外汇储备表明了其干预外汇市场和维持本币汇率的能力。各国中央银行可以通过在外汇市场上抛售外汇或收购本币来影响外汇供求关系，达到调节外汇市场、稳定汇率的目的。干预外汇市场所需的资金具有时间不确定、数额巨大的特点，因此，充足的外汇储备可以保证我国能够从容应对突发金融风险，满足有效干预外汇市场、维护本币汇率稳定的需求。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人民币的良好表现再次证明，充足的外汇储备对于稳定人民币币值、维护投资者信心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3、充足的外汇储备有力地促进了国内经济发展。一是充足的外汇储备能够提高我国对外融资能力，降低境内机构进入国际市场的融资成本，鼓励国内企业“走出去”，寻求更优的投资环境和更大的利润空间；二是充足的外汇储备在深化经济改革、调整产业结构、提高生产技术等方面都能发挥重要作用。随着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对外贸易的发展大大加速，充足的外汇储备可以满足进口先进技术设备的需求；三是能够更大程度地满足居民正常用汇需求。

4、充足的外汇储备也是人民币最终实现完全可自由兑换的一个必备条件。人民币可自由兑换是我国外汇体制改革的首要目标。我国在1996年底实现了人民币经常项目可兑换，我国拥有雄厚的外汇储备确保了我国能应付随时可能发生的兑换要求，维持外汇市场汇率的相对稳定，抵御货币兑换所带来的风险，削弱其可能造成的负面影响。在经常项目可自由兑换后，我们的目标便是取消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的外汇管制，对国际间正常的汇兑活动和资金流动不予限制，从而实现人民币完全自由兑换。充足的外汇储备使中央银行能有效地调节外汇市场，保持国际收支的基本平衡，使人民币在迈向自由兑换的过程中保持汇率的基本稳定。

外汇储备持续高增长对我国经济的负面影响

1、外汇储备过多，会造成我国外汇资本资源的闲置和浪费，成本代价高昂。我国内地外汇储备的结构与日本、中国港台相比有很大差别，后者是以自有储备为主，而我国则借入储备（借入的国际贷款）的比例比较大。过高的借入储备也就表明容易造成外汇资金资源的浪费。因为外汇储备是一种实际资源的象征，它的持有是有机会成本的。持有外汇储备的机会成本等于国内资本生产率减去持有外汇储备的收益率。如果我国持有巨额外汇储备并借入大量外债，等于是以低价将国内资金转到国外给外国人使用，同时又以高价从国外借入资金，其潜在的损失是显然的。同时，持有外汇储备表示暂时放弃一定量实际资源的使用，从而也就丧失了这些资源投入所引起的经济增长和收入水平的提高。因此，在借入储备比例过高时，过多的持有外汇储备既不经济，也将影响国内经济的增长。

2、过多的外汇储备带来了通货膨胀的压力。外汇储备作为一种金融资产，它的增加需要相应的人民币来置换。外汇储备增加越多，人民币的发放增长越快。因为外汇储备是由中央银行购买并持有的，其在中央银行帐目上的对应科目就是外汇占款，外汇占款的增加直接增加了基础货币量，然后再通过货币乘数效应，造成了货币供应量的大幅增长。统计数据显示，2003年我国增加了160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按现行比价换算，就有1.3万亿元的基础货币被投放到市场。这不仅加剧了通货膨胀的压力，而且弱化了中央银行对货币供应量的控制能力。

3、外汇储备的迅猛增加会推动人民币的不断升值。近两年来，不仅日本、美国等国家正在极力地鼓吹人民币升值，而且过去从我国外逃的资金也有回流的迹象，甚至于还有国际“热钱”潜渡中国。人民币升值自然是好事，人民币的坚挺可以提高我国经济在国际上的地位，促使人民币成为主要的国际货币，但人民币的升值是一把双刃剑，它同样会削弱我国产品的出口竞争力。特别是在目前出口是我国经济增长最大动力的情况下，出口竞争力的弱化不仅直接影响到国内经济增长速度，而且会影响国内劳动力的就业，影响到我国的城市化进程，所以目前人民币不宜大幅升值。从这个角度看，外汇储备也不宜过多。

4、过多的外汇储备，增加了储备资产管理的难度和风险。在金融全球化的今天，由于国际资本迅速大规模的流动，金融市场的利率与汇率波动十分激烈。作为国家财富的外汇储备，它的规模过大也就会使国家财富处于巨大的风险之中，高额的外汇储备给储备资产的保值增值管理带来了难度。因为我国外汇储备中约有60%—70%是美元资产，近一年多来美元与欧元的汇价跌幅在30%以上，美元汇率的持续走低，使较大比例持有美元的我国外汇储备缩水不可避免。如果按60%为美元储备计算，我国外汇储备中约有2400亿美元正在发生帐面损失，而且近一年多来损失额高达700亿美元之多。这种外汇储备过多导致的赔本生意应引以为诫。

几点政策建议

综上所述，外汇储备既不能过少，也不宜过多，外汇储备规模必须合理适度。目前我国的外汇储备规模已经相当于2003年全年的外贸进口额，是短期外债余额的15倍，远远超出了国际公认的最合理水平。因此，有必要调整外汇储备的政策取向，彻底摒弃外汇储备越多越好的陈旧观念，采取有效的措施，适度控制外汇储备的增长速度。

1、调整汇率形成机制，扩大人民币汇率的浮动幅度。如前所述，我国外汇储备过快增长一个重要原因是目前的汇率水平不合理，而造成人民币汇率偏低的根源是其形成机制的扭曲，央行对外汇市场的干预过度。要想抑制储备增长过快的势头，减轻储备过快增长的压力，必须弱化央行干预力度，理顺人民币汇率运行机制，加大汇率浮动幅度，减少中央银行在外汇市场买入的数量。需要特别注意两点：一是调整传统的鼓励出口政策是理顺汇率形成机制的前提，对各种刺激出口的措施，如出口退税、补贴等，必须先行逐步调整、削减；二是不要对由此可能产生的出口增长减缓反应过度，因为这种增长减缓正是对长期以来出口过快增长的合理回落。

2、改进利用外资工作，减缓外资流入的进度。利用外资应坚持以效益为核心，对收益高、有利于国家发展的外资项目，我们欢迎。对只想利用我们的资源、市场、转嫁污染，破坏我们环境的外资项目当以拒绝。不能再把引进外资作为考核地方、部门、企业政绩的硬指标，诱使其为功名而引进、为数量而引进，不能再搞不惜一切代价、引进外资就好的项目。要痛下决心转变观念，顺应经济规律，把以牺牲国家、民族工业利益为代价促成的“刺激流外资”变为符合经济规律的“自然流外资”。

3、加强对外汇收支交易背景的审核，严防国际热钱的涌入。全社会都应从维护国家经济金融安全的高度，警惕和阻止国际“热钱”的涌入。各商业银行要认真履行临柜依法审核职责，对无贸易背景的可疑外汇资金流动，拒绝结汇，及时上报。外汇局要加大对可疑外汇资金流动的检查，一经发现“热钱”流入，立即采取措施，配合有关部门及时予以处理。各企业、单位都要从国家、民族大义出发，不能为国际游资流入提供方便，更不能与境外势力共谋非法套利之勾当。

4、动用超额外汇储备，扩大引进国内建设急需的关键技术，有效推动产业结构升级。虽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在许多方面我国与西方发达国家之间还存在着很大的差距。要从根本上改变这种状况，关键在于提高我国经济的核心竞争力。所以，我国可以在外汇储备相对过剩的情况下，根据国民经济长远发展的需要，针对存在的薄弱环节，有计划地引进一批关键技术，如节水、环保、冶金、制药、计算机、精密机床、制导等方面的技术，切实提高经济发展中的科技含量，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增强经济发展的后劲。

增长范文篇2

关键词：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质量;经济周期

近年来，天津市投资增长出现下滑，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由2009年47.1%的历史高位下降到2016年的12%，2017年投资增速继续下滑。在拉动天津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中，投资一直是主要拉动力。2009年，天津资本形成总额对经济的贡献率达到121.5%的最高值，拉动经济增长高达20.2个百分点，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和拉动作用远远高于消费。随着经济增长的放缓，投资对经济的贡献也在减小。2016年，资本形成总额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下降为44%，拉动经济增长4个百分点。这是否意味着天津的投资已经饱和？投资作为经济增长第一驱动力的地位是否已经动摇？

1三大领域增速下降明显

1.1投资增速快速下滑，一度进入负增长通道。2017年，天津市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呈下滑趋势。第一季度平稳开局，同比增速为10%，比上年末回落2个百分点；第二季度下降速度加快，上半年同比增速比第一季度回落6.4个百分点；第三季度进入负增长阶段，前三季度在上半年的基础上再回落3.9个百分点；前10个月下降至－5.6%的历史低点，相比2009年的历史高点，回落幅度达52.7个百分点。2017年，天津投资增速为0.5%，在全国排名第28位。1.2从行业结构看，投资增速下降主要三大领域。一是第三产业投资持续低迷。第三产业投资在全市投资中占比七成左右，且增长速度较快，一般高于固定资产投资。2017年1—4月，第三产业投资增速首次出现负增长，全年下降1.9%，比上年回落15.9个百分点。其中，占比最高的房地产业投资下降12.6%，比上年回落18.9个百分点。二是工业投资增速快速回落。2017年上半年和下半年特别是8月以来，部分项目建设进度放缓。全年工业投资增长3.8%，比上年回落1.2个百分点。其中，制造业投资增长放缓，2017年增长1%，比上年回落7.2个百分点。三是基础设施投资增速大幅下降。2017年第三季度以来，基础设施投资增速大幅下降，全年下降3.6%。其中，合计占基础设施投资九成左右的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分别同比下降14.8%和5.3%。

2影响投资增长的四大因素

2.1坚持质量第一，增长“去虚高”，经济周期下行阶段实体经济对投资具有负反馈作用。实体经济是国民经济的重要基础，是投资稳步增长的重要支撑。1990年以来，天津经济经历了两个周期。第一个经济周期从1990年到1998年，历时9年；第二个经济周期从1999年至今，历时近20年。天津投资也经历了两个周期。第一个投资周期从1990年到1999年，第二个投资周期从2000年至今，2010年以来，随着经济增长放缓，投资呈现快速回落态势。统计检验结果表明，天津市GDP与固定资产投资互为格兰杰原因。一方面，投资拉动经济的效应极为明显。资本形成总额占支出法生产总值的比重持续上升，2010年达到64.4%，近年来虽有所下降，但2016年仍为59.2%，高于全国15个百分点，天津市经济增长长期依赖固定资产投资的局面还未改变。另一方面，在经济下行时期，经济增长对投资的负反馈作用非常明显。2017年以来，由于经济增速持续下滑，实体经济投资需求随之减少，实体经济投资呈现逐季下滑态势，全年增长3%，但比上年回落14.2个百分点。实体经济投资意愿不高，主要是缺少大项目好项目支撑。实体经济投资体量大，项目储备不足，计划投资大幅缩减，对投资增长产生了较大影响。2.2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调整优化经济结构，短期内带来投资约束的副作用。一是产业结构调整政策对工业投资影响进一步加深。2017年对2.1万家“散乱污”企业进行分类整治，淘汰高污染、高能耗的落后产能，对工业传统支柱行业生产形成限制，同时新兴产业尚未对工业形成强有力的支撑，新旧动能接续不畅，造成工业投资增长乏力。2017年，制造业中的医药制造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投资分别下降10.8%、24.2%、56.3%和65.2%，而战略性新兴产业和高技术制造业投资分别占全市投资的0.8%和3.3%，对传统经济向新动能转化的支撑力不足。二是坚持绿色发展对投资的影响不可避免。为保障空气质量，推进大气污染防治，在建项目多次阶段性大规模停工停产，直接影响全年基建进度和投资。2017年，建安工程投资下降6.3%，比上年回落15.4个百分点。三是落实房地产市场调控政策使得房地产投资增速趋缓。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严格房地产调控。开发商推盘意愿不强，期望通过延缓开发进度等方式等待政策放松，同时叠加环保影响，一定程度上导致投入建设资金减少。2017年，房地产开发投资下降2.9%，比上年回落25.8个百分点。2.3经济增长动力转换，投资主体没有及时跟进，天津固有经济特征加速了投资下滑。一是投资节奏落后于产业结构升级步伐。天津已形成“三二一”产业格局，且第三产业占比在全国排名靠前，在31个省区市中仅低于北京和上海，而第三产业投资出现下降，投资结构与产业结构存在一定程度的不匹配，第三产业比重提高并未吸引大量投资，虽然高铁、“互联网+”、环保等新的经济增长点和产业正在形成，但投资规模不大。2017年，生态保护环境治理业、铁路运输业、信息传输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基础设施投资分别增长75.3%、76.3%和54.2%，但这三个行业投资金额仅占9.7%。战略性新兴产业、高技术制造业、高技术服务业投资分别占全市投资的0.8%、3.3%、6.6%，对传统经济向新动能转化的支撑力不足。二是外向型经济特征在经济下行期使得吸引内外资力度有所下降。对外部需求的依赖使得天津经济对外部市场变化较为敏感，在外部经济疲软的背景下，招商引资难度有所加大。2017年，实际直接利用外资106亿美元，同比增长5%，比上年回落7.2个百分点。2.4减少非税财政收入，融资约束加强，建设资金来源趋紧制约基建投资增长。2017年，建设资金中实际到位资金同比增长0.4%，比上年大幅回落24.8个百分点，其中，民间投资到位资金增速比上年回落6.3个百分点，资金迟滞影响了建设进度。从融资渠道看，项目建设资金主要来源于国家预算资金、国内贷款、自筹资金等，2017年，国家预算资金和国内贷款同比分别下降9%和11.4%，分别比上年回落98.8%和66.4%。一是财政投入力度减弱。基础设施投资项目一般建设期长、收益微薄，对政府及国企的依赖度较大，更多靠政府推动。2017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下降10.4%，比上年大幅回落20.4个百分点。由于调优财源结构，非税收入减少32.7%，占比下降10.2个百分点，造成财政收支缺口972亿元。在保障改善民生支出刚性增长的情况下，基建投资份额受到挤压。二是新旧融资方式接续不畅。政府债务约束收紧，金融机构普遍调整了相关领域贷款的管理政策，部分已达成意向的贷款停止发放，项目后续资金无法保证。三是投资融资渠道不宽。面临流动性压力的平台企业希望调整融资方式，利用债券、PPP模式以及产业基金等形式缓解资金紧张的局面，但这些融资方式面临着成本和规模等方面的约束，很难完全替换前期银行体系的债务存量。

3对策建议

3.1调整优化投资结构，满足经济转型升级需要。投资结构调整既要适应产业结构升级，同时也是助力产业结构优化的手段。一是推进重大投资项目建设，加快基础设施、生态环境、文化娱乐和民生保障等重点领域的项目储备。二是依托京津冀协同发展与“一带一路”发展战略背景，积极优化投资项目布局，推动现代物流业、科技服务业及航空航天业等现代服务业投资增长。三是在重点领域内、重点项目上发挥政府投资的引导、示范、带动作用。3.2拓宽投资融资渠道，提供多元化资金支持。一是金融机构应对贷款审批和风险控制分类管理，审慎处理存量政府投资项目，对符合规定的，应及时放贷、续贷。二是设立各类创业投资、股权投资、并购基金等，加大专项债券发行力度，提高直接融资比重，支持基础设施和民生领域的投资项目。三是借助滨海新区融资租赁产业蓬勃发展的优势，发挥融资租赁在基础设施建设中的投资能力。3.3积极推动PPP模式，制定细化相关措施。一是加快完善中长期财政预算制度，将对PPP项目的支付责任列入中长期预算。二是加快建立起充分竞争、开放有序的市场环境，进一步规范好政府和市场的职责，切实放宽民间投资进入基础设施、社会民生领域等市场准入政策。三是加快建立科学的公共产品和服务定价机制，确保投资项目的合理回报率，提高社会资本参与的积极性和项目可融资性。

参考文献

[1]吴敬琏.靠大量投资拉动经济增长容易导致系统性风险[J].商业观察,2018(10).

[2]殷宇飞,董巍.基于VAR模型的固定资产投资与GDP的互动关系研究——以郑州市为例[J].金融经济,2019(08).

增长范文篇3

一、我国居民储蓄存款高增长的实证分析

（一）我国居民收入持续增长，但收入结构严重失衡

在1978年至2002年的24年间，我国GDP平均每年增长9.4%（扣除价格因素），如此高的经济发展水平决定了我国城乡居民的收入水平有一个较稳定的快速增长。统计资料显示，1978年至2002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收入由343.3元增加到7703元，年均名义增长22.43%，实际增长6.68%，农村居民人均收入由133.6元增加到2476元，年均名义增长18.53%，实际增长7.18%.城乡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无疑为储蓄快速增长奠定了基础。然而必须看到，在收入正常增长的背后，也存在着收入结构严重失衡的问题。

1.城乡居民收入的差异。有关数据显示，到2002年末，占全国总人口39%的城镇居民，拥有82.3%的储蓄存款，城镇居民人均储蓄达到14241元；农村居民人均储蓄只有1969元，只相当于城镇居民的13.8%，我国储蓄存款在城市与农村之间的分布极不均衡。

2.不同地区居民收入的差异。我国幅员辽阔，国民经济呈现多层次、多元化发展态势。经济发达地区、欠发达地区以及经济落后地区之间的收入差异非常明显。统计资料显示，2002年底，储蓄存款最多的5个省份（广东、江苏、山东、浙江和北京）占全国储蓄存款的40%，而储蓄存款最少的5个省份（西藏、青海、宁夏、海南和贵州）仅占全国储蓄存款的2%.这说明，我国储蓄存款在经济发达地区和经济落后地区之间的分布存在着极大的差异。

3.不同家庭收入的差异。改革开放以来，由于收入分配制度的不断变革，居民收入差距逐步增大。据最新调查测算，我国居民根据收入不同构成三个阶层：高收入阶层人口接近4500万，占城市人口的10%左右，他们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接近20000元，恩格尔系数已降至15%以下，达到了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中等收入阶层总人口在4.5亿左右，其人均可支配收入在6000至7000元之间；低收入阶层，总人口在7亿上下，他们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低于2000元，其收入增长速度缓慢。

（二）我国居民消费倾向持续下降，消费总需求受到抑制

1990年至2001年，我国城镇居民的平均消费倾向由0.847下降到0.774，农村居民的平均消费倾向由0.85下降到0.74，居民的消费支出年均增长仅为12.9%.

1.居民收入不均抑制了消费总需求。近年来，我国居民收入分配格局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居民的收入差距也在不断扩大，从而消费倾向差距也在不断加大。据统计，2001年底，我国城镇居民最高收入户的消费倾向为0.695，中等收入户的消费倾向为0.813，最低收入户的消费倾向为0.957，中等收入比最高收入高11.8个百分点，最低收入比最高收入高26.2个百分点。“有钱的不消费，想消费的没有钱”，这种状况极大地抑制了居民消费总需求的持续增长。

2.居民收支预期的不确定性抑制了消费的增长。据统计，目前我国约有1.28亿的城市居民通过临时工作或非正式工作谋生，随着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迁徙，这些人工作的不确定性将会更加严重。与此同时，中国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又导致人们支出预期上升，具体来说：一是社会福利体系的改革。养老金的资金来源将从现收现付制转向基金制，从长期来看，基金制将会强制个人储蓄。同时，许多退休工人考虑到最坏的情况，可能储蓄了远远超过其未来所必需的资金，以试图弥补假想的退休金损失；二是医疗体制改革。以有偿医疗的方式取代免费医疗的方式也增强了居民的储蓄动机；三是教育体制改革。随着上世纪90年代政府部分地卸掉财政教育支出，鼓励国有中学和大学收取额外费用以补充财政教育支出的不足，学费标准已经跃升10倍有余，飞速上涨的教育费用推动了居民的教育储蓄。由此可见，居民对未来收入增长缺乏信心以及未来包括养老、教育、医疗等福利制度改革的不确定性，导致了居民谨慎动机的增强，从而抑制了消费，促进了储蓄迅猛增长。

3.居民消费结构的升级受阻，消费需求不能得到满足。2002年我国城镇居民的恩格尔系数下降到37%，进入比较富裕的发展阶段，农村居民则为47%，处于小康水平阶段。城乡居民的消费结构都处于一个变化的过程中，其消费重点从千元、万元级向几万、十几万、几十万元级的消费品过渡。高档消费品使用时间长，价值高，其价格高出居民收入很多，需要较长时间的积蓄才能实现购买的愿望，从而导致居民消费结构的升级受到阻碍，消费需求因缺乏支付能力不能得到满足。

4.农村消费需求不足是我国居民消费增速缓慢的重要原因。2002年，我国乡村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61%，但农村消费品零售额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仅为37%，并呈现逐年下降趋势。由于农村和农业发展的滞后导致农民的收入低下，只能满足基本生活性消费（Ca），享受性消费（Cb）极少。

（三）我国金融资产结构严重失衡，居民投资需求受到抑制

我国金融业近10年来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特别是证券市场和保险市场发展尤为迅速，但金融资产结构仍存在着严重的失衡现象。据统计，2002年，国内居民拥有的金融资产储蓄存款占68.8%、股票投资为7%、国债的投资为8.8%、基金的投资占5.4%、人寿保险占1.9%、其他投资占8.1%.金融资产结构的失衡，抑制了居民的投资需求，促进了储蓄的快速增长。与此同时，储蓄的增长又进一步抑制了投资的增长。

1.股市低迷，抑制了居民的间接投资。2002年我国股票市场继续延续了2001年的下跌态势，全年在上海、深圳证券交易所通过发行、配售股票筹集资金仅为962亿元，比上年减少290亿元，年末境内上市公司（A、B股）市价总值38329亿元，比上年末下降11.9%.股票市场不景气是造成居民储蓄存款快速攀升的重要原因。2002年初以来，股市中转入储蓄的资金就达1万多亿。

2.金融工具较少，限制了居民的间接投资。在我国安全性、流动性和盈利性匹配较好的投资产品明显不足，不少投资渠道不仅收益低，而且风险高；国债由于近两年发行利率波动较大，整体呈现逐步下滑趋势；保险、基金以及金融衍生产品品种不丰富，居民找不到相对稳健和具有投资价值的金融产品，只好把钱存人银行。

3.投融资制度不完善，限制了直接投资的规模。一是在投资领域行政性垄断依然非常严重，许多项目都要经过政府机构的层层审批，不仅降低了效率，还限制了市场化的投融资方式；二是由于历史原因，我国的融资活动依然高度依赖于银行，尤其是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三是金融市场体系不够健全，特别是债券和货币市场的发育严重滞后，从国际上来看，美国债券市值相当于GDP的143%，日本为136%，欧盟15国为92%，而我国债券市值大约只有GDP的29%.这就造成我国货币政策传导的路径过窄，储蓄难以向投资转化。

4.财政挤出效应明显，民间投资难以进入。我国连续6年的积极财政政策对于维系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但挤出效应又无情地侵蚀着宏观政策的整体作用。国家靠借钱投资，民间投资却启而不动，政策性的不明朗严重制约了民间资本的投入。目前，民间投资在将近30个产业领域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准人限制，尤其在基础设施、大型制造业、金融保险通讯、科教卫生、旅游等社会服务业以及国有产权交易领域的准人限制较多，使民间投资者踌躇，不敢贸然跟进。与此同时，2002年中国引进吸收外商实际投资达527亿美元，跃居全球第一，外资在中国圈地设厂，我们的很多领域对民间投资却有颇多限制，这种对民营资本的非国民待遇大大抑制了民间投资的热情，从而限制了直接投资的规模。

（四）我国金融改革不断深化，居民手持现金减少

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高新技术革命发展迅猛，我国银行业努力建设以金融电子化为依托的金融创新体系，逐步实现服务渠道电子化和经营运作网络化，改变了全社会的结算方式和支付手段，减少了居民手持现金。

1.国内商业银行加大产品创新力度，改变了居民的支付习惯。我国人世以来，商业银行面对市场的激烈竞争，纷纷致力于金融创新。从近期商业银行推出的新产品来看，逐步呈现出系列化的银行金融新产品（指“三通”，即“一卡通”、“一网通”、“一机通”）、整合化的金融综合业务产品（指“金融超市”）和外延化的银行创新服务产品（指网上银行、手机移动银行、家居银行等）三大发展趋势。这些新产品依靠的是计算机、信息技术等高科技手段的快速发展，能更方便快捷而低成本地到达客户身边，从而改变了居民的支付方式，减少了居民手持现金。

2.通货紧缩导致实际利率偏高，居民手持现金减少。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逐月下降，1998年4月进入负增长区间，直至1999年4月降到最低水平。随着扩大内需的一系列宏观经济政策的实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于2000年5月转入正增长，但到2001年底，物价继续下滑，再次进入负增长区间。虽然我国经过八次降息，名义利率已经很低，但实际利率由于物价偏低仍然较高，居民手持现金的意愿减低，从而推动了储蓄的持续增长。

二、结论和政策建议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目前的储蓄高增长主要是由于居民收入的持续增长、消费和投资的增速缓慢、居民手持现金的逐步减少而引起；充分暴露出我国经济架构的严重失衡，将给我国的经济发展带来隐患；必须采取相应的措施缓解储蓄增长的势头，并积极引导储蓄向投资转化。

（一）不要“逼”老百姓花钱，而要针对不同收入阶层，采取不同对策，引导居民消费

首先，增加中低收入居民的个人相对收入，在分配政策上进一步缩小收入差距；进行微观层面的改革和合适的福利体系改革，大力提高人们的收入预期；控制教育和医疗费用，降低人们的支出预期，减少公众的焦虑；积极发展消费信贷，尤其是助学贷款，减少人们为教育而储蓄的需要，让其“有钱花”。

其次，引导高收入居民向更高层次的消费过渡，努力提高其消费倾向，增加消费供给，让其“有地方花钱”，从而抑制储蓄倾向的进一步提高。

（二）不要“逼”老百姓投资，而要不断增加金融创新，努力改善投资环境，刺激居民投资

第一，提供多样化的金融工具，不断开发新的金融产品，大力发展商业保险和社会保险，拓宽居民投资渠道，引导居民储蓄资金的合理分流。

第二，进一步发展和完善股票市场，规范上市公司的市场行为，逐步建立完善的、公开的信息披露制度，增强居民的投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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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内生增长理论的底子头脑

自亚当·斯密以来，整个经济学界围绕着驱动经济增长的因素争论了长达200多年，终极形成的比力同等的看法是：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一国的经济增长重要取决于下列三个要素（TanziandZee,1997,p.180）：（1）随着时间的推移，生产性资源的积累；（2）在一国的技能知识既定的情况下，现在资源存量的使用屈从；（3）技能前进。但是，60年月以来最盛行的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依据以劳动投入量和物质资本投入量为自变量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创建的增长模子，把技能前进等作为外生因向来表明经济增长，因此就得到了当要素收益出现递减时长期经济增长停止的结论。但是，90年月初期形成的“新经济学”即内生增长理论则以为，长期增长率是由内生因素表明的，也便是说，在劳动投入历程中包罗着因正规教诲、培训、在职学习等等而形成的人力资本，在物质资本积累历程中包罗着因研究与开发、发明、创新等运动而形成的技能前进，从而把技能前进等要素内生化，得到因技能前进的存在要素收益会递增而长期增长率是正的结论。虽然，许多经济学家早已看到了人力资本和技能前进对经济增长的作用（Schumperter,1934；舒尔兹，1990；贝克尔，1989），但是，他们都是把它们看作是外生因素。

字串9

这样，这两种理论的政策寄义出现了差异：只管财政经济学家不停以为财政政策能够影响经济增长（由于财政政策与经济增长间的内在讨论表现在许多方面，诸如扭曲性税收的负效应、累进税对储备方向的倒霉影响以及增长税收动用分外资源以前进峻众投资水同等等），但是新古典增长论却以为，长期经济增长美全是由理论本身的外生因素决定的，因此无论采取什么政策，长期增长都稳固，大概说，财政政策对经济增长充其量只有短期效应，而不克不及影响长期增长；而内生增长论则以为，一国的长期增长是由一系列内生变量决定的，这些内生变量对政策（分外是财政政策）是敏感的，并受政策的影响。如果增长率是由内生因素决定的，那么，标题便是经济举动主体分外是当局怎样能够影响增长率的大小，因而财政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再次成为存眷的焦点。

众所周知，本世纪60年月和70年月盛行的是索洛（Solow，1956，p.65-94）和斯旺（Swan，1956，p.344-361）创立的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子，即把经济增长表明为生产要素（分外是物质资本）的积累历程。该模子表明，只要投资高出重置破旧呆板的须要程度，资本存量就会增长，从而人均产出就会增长。然而，只管该模子预测出短期的人均增长，但资本积累终极会出现收益递减标题，这时，人均产出停止增长。用索洛的增长模子来说，假定储备是收入的一个牢固比例，即S=sY，且这些储备全部用于投资，则资本积累方程是：字串4

dK/dt=sY-δK（1）

由于资本的收益是递增的，当投资只能富裕补充折旧（δK）时，方程式（1）所表明的资本积累历程终极会到达稳固状态。这表明，长期经济增长率为零。只管云云，该模子确实把注意力会集于试图明确技能变革的性子，由于如果有技能变革，新投资纷歧定出现收益递减。凭直觉来看，增长完全类似的呆板虽然资本存量增长了，但收益无疑是递减的。但是，如果每台新呆板在技能上更为先进，就不会孕育产生收益递减。只管新古典长模子的创建者相识到了这一点，但并没有构建出技能变革模子。

阿罗（Arrow，1962,p.155-173）这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在1962年发表过一篇文章，把技能前进与投资的现实历程讨论在一起指出，投资都是在做新变乱，这无疑将孕育产生新知识。他用“边干边学”（LearningbyDoing）术语来形貌这一历程。其后，罗默(Romer,1986,p.1002-1037)在开创所谓的“新增长理论”或“内生增长理论”（EndogenousGrowthTheory）时又拾起了这种头脑。相敷衍索洛－斯旺的新古典增长模子而言，内生增长模子以为长期增长率是正的。为此，内生增长模子就得表明（积累的生产要素）收益递减为什么不会孕育产生的缘故原由。要表明这个标题并非像听起来那么大略，由于积累的生产要素稳固收益意味着全部生产要素的收益递增同时孕育产生。收益递增意味着企业的范畴越大，屈从就越高，从而不行能到达竞争性平衡。因此，内生增长模子必须找到一种途径，使企业层次的收益递减，而使整个经济层次的收益（至少）稳固，所以总是要保持对投资的刺激。企业层次的收益与整个经济层次的收益之间的偏离，分析确社会收益率与私人收益率之间存在着差异，继而分析当局的政策具有潜伏作用。字串2

大略来说，办理企业收益与整个经济收益之间偏离这一标题的大略要领有两种：或包罗人力资本，或视察技能前进（也可称之为知识创造或发明或改革）。这两种大略要领在许多方面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异，由于它们都是创建“知识”积累模子：在人力资本模子中，这种知识假定内含于人力中；在技能前进模子中，这种知识假定内含于呆板或产物中。因此，内生增长理论可以看作是对知识积累历程的模子化。

首先，视察卢卡斯（Lucas，1988，p.3-42）创建的以人力资本为底子的内生增长模子。须要注意的要害标题是：第一，人力资本增长是经济增长的推动力。用数学语言来表达，这种头脑大概表现为如下微分方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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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包容性增长”的内涵

1．“包容性增长”的核心:公平与正义。自阶级产生以来，人类社会就没有停止过对公平正义的追求。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学院让?皮埃尔?莱曼教授认为:“包容性增长最基本的含义是全体人民公平合理地分享经济增长，它涉及的核心问题是公平与正义。”［1］追求社会公平正义与追求富足安康是全人类的共同愿望，也是社会稳定与安定的前提。在致辞中指出“我们应该坚持社会公平正义，着力促进人人平等获得发展机会，逐步建立以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分配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不断消除人民参与经济发展、分享经济发展成果方面的障碍”。［2］“包容性增长”包括“包容”与“增长”两方面含义。包容性意味着制度的公平与正义，增长意味着效率和效益。实现包容性增长要确保所有公民的参与权。只有所有的社会成员能够平等“参与”和“共享”时，经济增长才具有积极意义，社会公平与正义才能得以真正彰显。所有的社会成员平等“参与”和“共享”经济增长是“包容性增长”的重要内涵。“包容性增长”要求政府必须提供机会均等来改善收入分配，实现共同富裕，这是对马克思关于社会公平正义的基本观点的继承和创新。

2．“包容性增长”的要旨:让广大人民过有尊严的幸福生活。亚行驻中国代表处首席经济学家庄健认为中国提倡“包容性增长”，其重要的一个目的是:保持经济较快增长的同时，努力做到可持续的、协调的增长，更多关注社会领域的发展。［3］“包容性增长”和中国近年来提出的“全面小康”“和谐社会”“科学发展”等思想，从根本上说是一脉相承的，其要旨都是强调关注民生，保护弱势群体，使更多的人能够享受到改革开放所取的巨大成就。“包容性增长”倡导在经济合理增长的同时应更多关注社会领域的发展。随着人民群众物质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对精神文化生活的需求也越来越高。坚持“包容性增长”就是要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关注人民群众的精神家园，提高人民的“幸福指数”。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认为:社会发展的核心是人的发展，离开了人的发展就谈不上社会的发展。确定“包容性增长”的方针，表达了中国在发展经济、社会建设上的一个明确的价值导向:即要让全体中国人过上有尊严的幸福生活，实现所有社会成员的全面发展，这是对马克思社会与人的关系这一理论的发展与创新。

二、为什么要倡导“包容性增长”

1．实现世界各国的持续和谐发展，必须践行“包容性增长”。唯物辩证法普遍联系的观点告诉我们世界各国共处于一个矛盾共同体中，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相互依存。中国离不开世界，世界也离不开中国。面对自二战以来最严重的金融危机，中国践行“包容性增长”，积极参与应对危机的国际行动，成为稳定世界经济、反对贸易保护主义、推动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重要力量。2009年中国及时推出了四万亿人民币的一揽子经济刺激计划，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强力引擎，对世界经济的复苏做出了巨大贡献。然而当前世界经济发展形势依然极其复杂。欧债危机不断蔓延，美国经济持续低迷，世界经济面临二次探底的风险越来越大。可是，一些西方国家为了转嫁国内危机，把我国当成替罪羊，指责我国的汇率政策、贸易模式造成了国际经济失衡。以美国为首的一些西方国家不能以包容的心态看待中国的发展，反而采取经济、外交等各种手段试图延缓中国发展的步伐，遏制中国的和平崛起。美参议院竟然通过了人民币汇率法案，逼迫人民币升值，背离了包容性增长的要求。中国强调包容性增长，是对当前国际复杂而严峻形势的一种积极回应。

2．应对中国国内形势的发展变化，必须践行“包容性增长”。从唯物辩证法质量互变规律角度分析，任何事物的发展变化都是量变和质变的统一。量变是质变的前提和必要准备，质变是量变的必然结果。经过三十多年的励精图治，中国经济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社会各项事业有了巨大的进步，人民生活水平不断得到改善，中国GDP总量已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三十多年高速发展，经济上量的积累为中国社会全面发展迎来了一个由量变向质变飞跃的重大机遇期。然而中国的现状是人均GDP仍只有日本的十分之一，国内贫富差距不断扩大，腐败问题严重，各种社会矛盾凸显。中国国民的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贫富差距越来越严重。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经济增长的同时，贫富差距也逐步拉大，基尼系数早已越过国际公认的0．4警戒线，这已是不争的事实。“我国基尼系数已跨过0．4接近0．5。中国社会的收入差距已经突破了合理的限度，总人口20%的最低收入人口占收入的份额仅为4．7%，而总人口中20%的最高收入人口占总收入的份额高达50%”。［4］世界银行报告显示:“美国是5%的人口掌握了60%的财富，而中国则是1%的家庭掌握了全国41．4%的财富。中国的财富集中度甚至远远超过了美国，成为全球两极分化最严重的国家。”［5］中国三十多年的高速发展，经济这块“蛋糕”越做越大，但是垄断性、排他性、封闭性的非包容性增长造成中国目前贫富差距越来越严重。如何分好“蛋糕”，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任务更加艰巨。小平同志曾警告过，“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如果搞两极分化，情况就不同了，民族矛盾、区域间矛盾、阶级矛盾都会发展，相应地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也会发展，就可能出乱子。”

“社会主义的最大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可是中国当前的现状是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两极分化严重，这种情况如果不及时改变，不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没有得到应有体现，甚至可能会出乱子，三十多年改革开放的成果将会前功尽弃。中国腐败问题严重，社会各阶层的持续包容发展面临严峻考验。2009年11月16日至12月8日《人民论坛》杂志发起“未来10年10个最严峻挑战”的问卷调查。调查结果6688位受访者认为“腐败问题突破承受底线”是未来10年的最严峻挑战之一，占采访人数的82．3%。［7］当前腐败问题是中国政府面临的最大挑战。“据统计2009年我国近4万人因腐败而受到惩治，在各种系统性和非系统性的社会经济事件中都有腐败的影子，可见腐败的普遍性与严重性。”

如今各种制度性腐败、消极腐败、期权腐败的大量存在，特殊利益集团占有大量的社会财富和资源，造成中国严重的社会不公，各种社会矛盾频发。近年来不断发生的“暴力强拆事件”，拆迁户“自焚”事件，以及当下的“富二代”“官二代”“仇富”“仇官”现象，是中国各种社会矛盾的集中反映，社会各阶层的持续包容发展面临严峻考验。所以必须大力倡导包容精神，践行“包容性增长”。

三如何实现“包容性增长”

限于篇幅，仅仅探究在中国国内如何实现“包容性增长”。

1．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缩小收入差距，追求社会公平与正义。公平从来都是历史的、具体的，是阶级的和相对的，不存在任何超越特定历史条件、超越阶级的抽象的“永恒公平”。马克思、恩格斯在讨沦公平问题时，经常把它与分配正义联系在一起，在他们看来，分配正义主要是指资源分配过程中的公平公正原则。收入分配格局的长期扭曲，正是导致“中等收入陷阱”的主要原因。在“十二五”期间，中国要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根本保障就是抑制收入差距过分扩大，造就一个庞大的中等收入群体，着力构建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型”社会。要造就一个庞大的中低收入群体必须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缩小收入分配差距。为此要大力提高“两个比重”，即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所占比重和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所占比重。特别是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目前由于初次分配没有做到公平，垄断行业、权力部门占据初次分配的绝对优势，这是造成收入分配扭曲的根本原因。所以必须限制垄断收入，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扩大中等收入，调节过高收入，尽快扭转收入差距扩大趋势，做到让利于民，体现社会的公平与正义。

2．开发人力资源，坚持“以人为本”。人既是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前提，也是社会发展的目的。包容性增长更加关注人的发展，倾向于通过增加就业机会为个人创造工作岗位，使其不断提高收入、改善生活，共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要增加就业机会，实现充分就业，必须优先开发人力资源。人力资源开发对提高人们参与经济发展和改善自身生存发展条件，实现包容性增长，具有基础性的作用和意义。为此要大力发展教育事业，全面实施素质教育，加快从教育大国向教育强国、从人力资源大国向人力资源强国迈进。教育是民族振兴、社会进步的基石，是提高国民素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根本途径，是人力资源开发的基础手段。实施人才强国战略，贯彻人才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第一资源，是社会文明进步、人民富裕幸福、国家繁荣昌盛的重要推动力量的理念。大力开发人力资源一方面体现了经济开发的目的是为了人，为了提高人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另一方面体现了开发的主体是人，是投资于人，为了人的全面发展。这就从根本上体现了“以人为本”的指导思想，以人的发展为基础实现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使人真正成为开发的主体与真正的受益者。

3．大力反腐倡廉，加强政治文明建设。社会文明包括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政治文明是一个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当前腐败问题是中国政府面临的巨大挑战，必须大力防腐倡廉，加强政治文明建设，做到文明执政。为此要着力构建服务型的政府。服务型政府是“在公民本位、社会本位理念指导下，在整个社会民主秩序的框架下，通过法定程序，按照公民意志组建起来的以为公民服务为宗旨并承担着服务责任的政府”［9］。服务型政府是一种全新的政府行政类型，服务型政府坚持以人为本，完全从人民需要出发，以为人民谋利益为宗旨。构建服务型政府，必须培养公务员的公民本位观念，着重培养公务员的公平观念、服务观念、责任观念。构建符合“包容性增长”要求的服务型政府，还必须建立相应的制度保障。即必须在公共管理活动的全过程中建立全面的制度保障与约束机制，尤其是在政务公开、利益表达以及政治监督这三个环节。建立广泛的政务公开机制，有利于公民了解政府的决策，更好地参与到政治活动中来;建立完善的利益表达机制，有利于加强公民与政府之间的联系;建立公民积极参与的政治监督机制，有利于政府更好地维护和保障公民的权益。

4．促进区域之间、城乡之间的包容性增长。在中国，区域发展不平衡与城乡差距是一个长期存在的现象。区域间的竞争在成为推动经济增长动力的同时也造成地区差距的扩大和经济增长偏离了包容性增长轨道;城乡二元体制使得参与经济增长过程并作出贡献的农民游离于包容性增长体系之外，不能充分享受已创造的产品与服务。所以实现“包容性增长”，一方面以城镇化作为扩大内需、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途径。以均等化的基本社会保障和就业服务体制，为农民工就业和生活提供稳定的保障与保护，逐步实现与城镇居民享有同等待遇。另一方面，通过加强体制创新，完善区域协调发展的政策体系，增强区域协调发展支持力度;建立资源合理利用和生态环境补偿机制，同时加强区域协调互动共同推进区域协调发展，共享经济发展成果。

5．培育包容性的社会心态，弘扬包容精神。包容性的社会心态属于社会意识范畴。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有着巨大的能动作用。包容性增长需要有制度变革来支撑，在国内需要进行一系列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制度的改革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一段时间。只有社会各界都有包容性的心态，弘扬包容精神，我们才能集中精力，进行体制改革，推动经济的包容性增长。为此，我们必须大力弘扬中华文化，建设和谐文化，培育奋发进取、理性平和、开放包容的社会心态，弘扬包容精神，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精神支撑。

增长范文篇6

关键词科技革命经济增长民间财富增长协调发展

1科技革命促进了民间财富增长

1.1生产力大发展

工业革命开始后，英国主要工业相继以机器生产代替手工劳动，以工厂取代作坊制和手工工场制。结果，这些部门的生产量和劳动生产力均有较快的提高。以纺织业为例，1785～1850年，英国全国棉织品由4000万t增至20亿t，增加49倍。尤其重要的是，原料投入与成品产出的增长是以劳动生产力的提高为前提的。据埃利森计算，到1812年，一个纺织工人生产的棉纱数量相当于珍妮机发明前200个纺织工人在相同时间里所生产棉纱数量的总和；另外，纺织品生产力的提高还表现在成本的降低。据埃利森等人估算，19世纪20～40年代，纺纱和织布业的单位产量成本分别减少一半以上。

1.2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

有人曾经谈论工人阶级的贫困化，这只是相对于资产阶级而言的。然而，历史证据显示，在工业革命时期，工人的收入在稳步增长。1830年，英国工人的平均工资比1780年提高了50%，1790～1805年间，就广大城市和工业工人来说，工人的工资额提高约40％。有资料记载，在19世纪80年代以前的半个世纪当中，穷人的人数略有减少，而那些处于贫困状态的人平均收入比50年前多了两倍。城市为民众提供了种种公共物品，其中包括医疗和公共卫生设施，人们的寿命在延长，人口数量急剧增长，数目空前增多的一代代的孩子不仅没有死亡，反而吃的、穿的比以前更好，也有工作可做。

1.3社会结构和观念发生变化

随着国民经济日益商品化，封建社会的封闭状态被打破，近代社会的结构特点开始显现。首先，英国社会日益具有开放性和流动性。社会的各阶层，随着经济的变动而比较自由地流动于各个经济部门，从而使得各社会阶层，特别是社会上层彼此开放。社会结构上的这种开放性和流动性促使工商业活动的全面展开，加快了生产资料和资本的积累和流动，从而使得经济更加活跃起来。其次，在开放性和流动性发展过程中，工业社会的三层结构开始显露出来。在上层贵族和下层人民之间，中产阶级日益成长和壮大起来，成为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一股重要的社会力量，发明家和革新家大部分来自中产阶级。再次，在农村，由地主、租地农场主和农业雇工所组成的三层结构开始出现，这种结构加快了农业的近代化和资本主义化，促进了农村社会的深刻变化。同时，社会日益形成重商、务实、敢于冒险、敢于进取的风气，许多人从事实业活动，渴望赚钱，潜心追求利润。

2民间财富增长的社会稳定功能

2.1民间财富增长带来了社会的稳定与发展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各项改革措施适应了新科技革命的需要，经济呈现良好的发展势头。20多年来，我国GDP平均每年以9.5％的速度增长，人均GDP平均每年增长8.1％，人民生活进入初步小康。

广大城乡居民的生活水平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特别是近5年来，各级政府相继出台了增加就业、提高离退休人员生活补贴、提高企业最低工资标准、加速民营企业发展的优惠政策等多项措施，使民众的“钱袋”逐渐鼓了起来。各项改革措施特别是市场经济的建设，打破了传统意义上的苏联工业化模式，适应了新科技革命的需要，加快了新科技革命成果的转化力度，使我国的经济连续多年以一个较快的速度发展，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稳步增加。以南京为例，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1982年以前的不足500元发展到1995年的5000元左右，以后每年以500～1000元不等的速度持续增长，农村人均纯收入从1980年前后的300元左右发展到2002年的4579元，增长速度非常快。

民间财富增长使得广大人民群众安居乐业，自觉维护社会的安定团结，促进了社会的稳定和发展。这与期间的动荡局面形成鲜明对比，时期以阶级斗争为纲，一切致富的道路都当作“资本主义的尾巴”割掉了，广大人民群众生活在一个较低的生活水平当中，吃不饱穿不暖，日用商品供应紧张，社会动荡不安。可以说是民间财富增长保障了改革开放20多年的稳定和发展，而稳定和发展进一步促进经济发展和民间财富增长，这样就形成了一个良性的循环。

2.2没有财富增长，社会不稳定

没有财富增长，民众对政府和社会失去信心，对个人前途失去信心。他们可能采取各种行动来抵触甚至破坏现有的社会经济结构，最终导致社会的不稳定，苏联解体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战后，由于苏联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不能适应新科技革命那种快速、灵活、多样的变化，从而使得科技革命转化不畅的问题日益突出。由于不能及时采用科技革命的新成果来改善工农业生产，致使苏联经济开始走下坡路（见附表）。

从附表可以看出，原苏联的各项经济指标都是呈下降趋势的，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后期各项指标的增长率几乎为0，甚至为负。传统的苏联工业化模式，以计划经济作为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实行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国家对科技的投资主要集中在与国防和军事有关部门或项目，但与国计民生息息相关的工农业部门的研究、开发、转化工作的经费很少。虽然在国防及重点工业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一般的工业技术及农业技术却十分落后，科技革命不能转化了生产力。日用品物资匮乏，物价高涨，人民生活不但没有得到改善反而连年下降，民心逐渐丧失。经济的崩溃和民心的丧失，最终导致了苏联的瓦解。

总体上说，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所取得的成功，是由于各项改革措施适应了新科技革命的需要，经济高速发展，民间财富稳步增长。而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是经济发展没有适应新科技革命的需要，使得科技不能转化为生产力，经济得不到发展，民间财富没有增长，最终导致民心不稳、社会动荡。.1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发展教育，减少贫困

改变农村经济落后的面貌，缩小城乡收入差距，首要问题就是要解决好农民增收的问题。当前，农民增收存在三个方面的突出问题：农业人口多、粮食价格低、土地流转难。在农业结构调整中，一些养殖大户希望扩大经营规模，需要成片开发或搭建临时生产用房等，但审批手续繁琐、土地流转困难。

其次，要发展教育尤其是农村地区的教育。当前，我国农村中农民平均受教育年限不足7年。4.8亿农村劳动力中，小学文化程度和文盲、半文盲占40.31％，初中文化程度占48.07％，高中以上文化程度仅占11.62％，大专以上的只有0.5％。懂得如何使用农药的农民不足1/3。在农村向现代化农业转型的过程中，依靠这样素质的农民群体来完成产业结构调整的重任是很困难的。要让土地的使用和农业的经营更有效率，按照市场规律生产和改善农产品，让农民从专业化、大规模的农业经营生产活动中获得更高的收入，让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尽快成为熟练的产业工人和技术人才，把我国从“人口大国”变为“人力资源”大国，加快农业现代化进程以及推动工业化进程等等，无一不与农村人口素质有关。因而，大力发展农村教育是发展教育的重中之重。

再次，应把城市和农村这两个群体放在统一的整体中通盘考虑，实行城乡平等待遇的就业政策，把缩小两者之间的差距作为重要内容来抓。只有这样才能使得城乡之间、不同地区之间、经济和社会之间保持更加和谐的气氛。

3.2放手发展民营经济

发展民营经济是加快发展的最根本、最直接的途径。要积极鼓励民众投资，使得广大民众形成敢于冒险、敢于进取的社会风气，形成投资创业的风气。政府要成为民营经济发展的催化剂，要使围绕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各项方针政策不断得到延伸，解决民营经济发展中的融资难、规模小、竞争能力不强等现实问题，通过发展非国有银行、为中小企业服务的金融机构，解决民营企业发展过程中存在的困难，促进其发展速度的提升、规模的扩大和层次的提高。鼓励民营企业走出国门，加速其国际化进程。

3.3改变就业结构，实现充分就业

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起，一个沉重的话题摆在人们的面前，这就是就业。扩大就业、降低失业率应成为提高居民收入的关键因素之一。只有具有劳动能力的人能就业，才能分享经济增长的成果，才有可能缩小与高收入者之间的差距。要通过产业结构调整，千方百计增加就业岗位。充分发挥劳动密集型产业、中小企业和非公有经济对扩大就业的作用，大力发展第三产业，拓展旅游、教育环保、医疗保健和社区、家政服务、社会管理等就业岗位,支持多种就业形式，还可以采取扩大闲暇劳动时间为更多的人提供就业机会等，鼓励灵活就业和自主创业。此外，对有条件的行业或企业，推行弹性就业、阶段性就业。完善就业服务体系，健全再就业援助体制，加强对下岗和失业职工的技能培训、职业介绍和就业指导。进一步做好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安置好复员转业军人。

3.4扩大社会保障的覆盖面，加快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速度

当前，不论是城市还是农村，都面临着就业、养老、医疗等一系列社会保障问题，使城乡居民的生活风险加大。城乡居民后顾之忧的增加，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即期生活质量的改善，因此要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出发，实施多渠道、多层次、范围不断扩大、水平不断提高的社会保障体系，尤其是做好下岗失业人员的社会保险关系的继续服务，帮助解决弱势群体在医疗、住房、子女入学、水电气等方面遇到的困难。

3.5调整相关税制

首先要进一步改革个人所得税税制，在适度提高起征点的同时，减少级次、扩大级距、降低税率，特别是5000～8000元这一区间内的收入应采取低税率政策，因为这一收入区间是中等收入阶层的收入界限，税率过高会影响消费者收入的增加，抑制消费的扩张，反过来削弱经济增长。其次要逐步实现增值税由生产型向消费型转变，全面落实出口退税改革的各项措施。在房产税方面，可考虑在把房产分类的基础上，把中高档私人住房纳入征税范围。当然，这要以进一步规范房产交易、清除不合理收费为基础。

参考文献

1王觉飞.近代英国史[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7

2阎照祥.英国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

增长范文篇7

虽然我国仍然保持资本管制，但经常项目下已经完全放开，外商直接投资不仅不限制，而且在多方鼓励，因此在采取事实上的固定汇率情况下，保持汇率稳定与控制通货膨胀在一定程度上已不能同时实现，即面临着经济学理论上所说的三难选择，固定汇率制度、资本自由流动和独立货币政策无法兼得。

（一）继续选择稳定汇率的政策

如果选择牺牲汇率稳定，就意味着目前人民币要有一定程度的升值。据社会上各方的估计，人民币被低估程度在15％左右或更高。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央行减少对外汇收购，允许人民币升值，幅度较小非但不能解决问题，市场反而会认为中央政府已经放弃维持汇率稳定，人民币可能会在市场压力下继续升值，从而刺激对人民币的投机性攻击，导致问题更加严重。但如果一次对人民币进行较大幅度的调整，或放任人民币升值，则在目前阶段，人民币汇率将显著上升，在存在投机性因素的情况下很可能调整过头，当投机性资金获利流回时又会面临贬值压力。更为重要的是，由于我国出口部门主要为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和加工行业，技术含量低，从而利润率较低，人民币的大幅度升值将引起出口部门快速收缩，形成大量失业，通过关联效应导致经济的显著下降，同时在银行体系将堆积大量新的坏帐。人民币名义汇率显著上升还将导致贸易品价格的大幅下跌，在目前物价低位运行的情况下形成通货紧缩的局面。因此，短期调整成本是相当高的。从日本广场协议的教训看，人民币汇率的大幅提高，相当于提高了国际比较的劳动力工资（由于出口部门的萎缩，对劳动力需求的下降，出口部门的人民币标价的工资反而有可能下降，但以外币标价的劳动力工资仍然会提高），从而带来部分低端产业的外迁（引起这个因素的还有人民币升值后会促使投资者选择海外投资），并造成长期外资流入的减少；由于升值带来的贸易和非贸易部门格局的迅速调整，经济还可能染上荷兰病。

因此在目前的环境下，选择让人民币名义汇率升值不是一个很好的政策选择。但中央银行也不能不关注信贷猛增的势头，甚至放任信贷过热，并乐观通货膨胀的出现。因为在这种选择下，虽然贸易部门的价格上升受到国际市场价格的制约，但是电力、道路、房地产等非贸易部门的价格上升，拉动的通货膨胀仍易诱发经济泡沫和供给过剩，危害低收入人员的生活福利。特别是房地产的升温，还可能会刺激部分投机性外资进入，从而使问题更为严重。如果不采取相应的对策，非贸易部门价格的上升，贸易部门的快速发展（货币低估造成的），会通过对原材料、设备及员工的争夺而带动整个经济体的通货膨胀。相信经历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和90年代初期治理通货膨胀艰难历程的中央银行，是不愿意看到经济过热与通货膨胀的。

（二）密切关注信贷的增长，确保其增长速度不超过23％

（1）贷款增长率对经济增长的解释能力目前仍明显优于货币供应量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解释，其理论含义是，在我国外汇占款不断增多，在资本市场仍然不成熟，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不畅的背景下，从影响经济的角度而言，货币供应量反映的是社会的潜在购买力（潜在需求），与社会的实际购买力只是有间接关系，相反信贷量直接揭示了一国有效需求的资金满足状况，直接对应着现实的实体经济活动。前几年“松货币、紧信贷”的矛盾现象和近一年来信贷迅猛增长引起人们担忧的事实，从正反二个方面也充分证明上述理论含义的正确性。因此，在外汇占款不断增多，保持汇率不变情况下，要警惕通货膨胀，但再也不能仅仅根据货币供应量目标来调整货币政策，而应该充分关注信贷增长状况。

（2）根据前述测算，如果目前信贷猛增的不要势头不减，全年信贷增长速度超过23％，则会对2004年及2005年的经济过热产生压力。因此，对于目前的信贷增长状况，一方面不要轻易、过早下“经济过热”的结论，另一方面应对6月底信贷增长22.9％的增速高度警惕（因为往往每年第4季度信贷增长率将更高），通过采取有效措施，争取将全年信贷增长速度控制在23％以下。

（3）我们应巧妙地把握目前的局势与时机，即充分利用近几年我国贸易部门竞争力正趋上升势头，经济增长态势基本健康，外资不断流入，外汇储备较丰富，汇率不升值的大好机会，把握好信贷增长势头，争取在未来几年实现高于历史趋势的经济增长率。

（4）从目前推动贷款增长的可能原因和目前的贷款增长率来判断，目前信贷供给的结构问题可能比总量问题更突出，控制不好则会在未来形成大量坏帐，加剧金融风险。例如票据市场发展形成的表外风险，向基础设施贷款可能形成的信用风险和外资流入在部分部门可能形成的泡沫，以及部分热钱流入可能给银行和企业带来的汇率风险等，因此不宜轻易对总量采取“急刹车”措施，而应该力争在加强风险控制的基础上通过结构政策解决贷款继续猛增的态势。在调整中，要根据央行最近关于加强对房地产信贷业务管理的通知精神，重点是抓紧落实可操作性细则，防止房地产特别是土地开发贷款中可能产生的不合理因素，抑制投机性资金（包括外资）流入房地产形成房地产泡沫的因素；另一方面加大直至放开对中小企业贷款利率浮动幅度，以助于抵消信贷结构政策调整中可能带来的紧缩效应，客观上也是支持发展中小企业这一中国经济发展的新生力量；通过加强对商业银行内部风险控制的监管，改善贷款结构；检查、纠正银行资产与负债期限结构不匹配现象；防止新的不良贷款；制止商业银行使资本充足率下降的经营行为继续产生；以减轻银行改革的新增成本。

（三）慎用存款准备金政策，继续选用央行票据“对冲”操作

在调控货币、信贷供给中，调整存款准备金是央行手中的一个有力工具。但此工具基本是总量工具、结构性操作较难，调控力度不好把握。此工具若调控力度小，对商业银行基本没什么影响，商业银行仍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发放贷款。但如果调控力度大，容易引起信贷的大起大落，不仅形成对刚刚走出轻微通缩经济的打击，而且会产生新的大批量不良贷款，经济调整代价高昂。另一方面，高存款准备金率必然使得市场流动性减少，推动银行间市场利率的提高，这又会鼓励投机性外资的套利行为，进而通过扩大基础货币供应部分抵消准备金政策的后果。弄得不好，部分商业银行还能以流动性危机作为要挟倒逼中央银行贷款，增加基础货币投放。因此，非到关键时刻，不宜轻易动用存款准备金工具。

在继续维持汇率稳定，外汇占款不断增多情况下，选择发行有一定财务成本中央银行票据进行“对冲操作”，是一种不得已的有全局意义的明智选择。但央行票据的发行要有前瞻性考虑。因为下述因素会阻碍该工具的大量、长期使用：一是在贷款能带来较好盈利机会的条件下，要诱迫商业银行减少流动性就必然会将票据利率推到比较高的程度，而利率的提高会提高国债的成本，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资本市场的发展，进而影响直接融资规模；市场利率和投资成本的提高，会影响经济的增长。二是商业银行可将持有的大量国债和海外资产方便地转换为市场流动性，甚至出现包括商业银行的套利性外资的流入，从而又部分地抵消该工具效应。因此要勤于微调和预调，善于在对微调偏差的纠错过程中达到调控目的。

（四）在保持人民币名义汇率不变的情况下，寻求改善我国汇率的市场生成机制

影响国际收支状况和实体经济的是实际汇率，而不是名义汇率。针对目前人民币确实存在一定程度实质性低估情况，保持汇率稳定，从根本上说，是为了抓住有利时机，大力发展中国经济。但是根据世界经济的目前状况，按照我国经济发展的趋势，固定汇率、资本自由流动和独立货币政策三者无法兼得的“铁律”，早晚也会在我国演绎。何况，随着形势的发展，央行的“对冲”操作效应会否遇到新的阻碍性因素，难以预测。因此，我们应主动应战，不断寻求改善我国汇率的市场生成机制，随时适应正在不断变化的形势，可以考虑择机、搭配运用下列措施，保持人民币名义汇率稳定，让实际汇率有所自然升值。

（1）根据我国入世承诺，从2002年1月1日起逐步降低进口关税，即从2002年的15.3％降到2005年10％以下，这意味今后的二年内实际上人民币实际汇率会逐步升值，会缓解中国人民币现阶段所面临的升值压力。视形势发展需要，甚至可提前履行入世承诺。

（2）适当放宽外汇管制，缓解央行的“对冲”压力。将强制结售汇制改为意愿结售汇制，目前还是较好的时机。进一步有选择的鼓励企业到海外投资，放宽对企业和居民用汇的限制。

（3）视汇率态势发展，择机减少国内企业到海外发债额度，逐步发展境内外币债券市场；鼓励合资企业、外资企业在境内发行股票与债券，向国内银行借款，以影响外资流入境内的速度。

（4）在上述政策效应减弱情况下，只要经济仍保持高速增长，仍出现较大的人民币升值压力时，可通过年1％－3％的温和通货膨胀政策逐步释放。通过通货膨胀调整的好处是：调整时间较长，资源转移和经济主体的行为可以逐步适应新的环境，经济调整成本相对较低；调控当局针对国际市场美元汇率的变化情况及资本流动的新变化，可以及时改变政策走向；在长期，由于我国劳动力供给的结构性过剩，国际比较的工资水平可以长期维持在较低水平，保持竞争优势；在温和通货膨胀和非贸易部门扩张的过程中，由于工资水平上升较慢，劳动力就业可以得到较大幅度的扩张，有利于明显缓解我国目前的结构性就业不足问题。

（5）在目前形势下外汇管理政策的基调应强调国际收支平衡。在资本项下未完全开放下，只要是经济高速增长，物价基本稳定，不必担忧贸易顺差减少。保持经常贸易略有盈余是我们的追求目标，但时有逆差也不必惊恐。

总之，实际均衡汇率的变动，有经济自身发展变化的内在原因，也有因汇率预期引致的资金流动带来的压力。当前一方面要抓住好时机，防止信贷过快增长，争取在未来几年内实现高于趋势增长率的快速经济增长，另一方面要采取相应措施，减轻央行调控压力，稳定人民币汇率不变的预期，通过稳定汇率预期，争取时间，进一步推进中国经济的发展。

「专栏一」信贷局势突变是怎么发生的？

当人们还在反思惜贷原因和寻求治理通货紧缩对策的时候，贷款从2002年8月份开始突然呈现加速增长的势头。今年上半年各项贷款累计增加19033亿元，同比多增10350亿元，其中人民币贷款增加17810亿元，已接近去年全年18475亿元的水平。贷款增长速度创1996年8月以来的最高水平。因此有人预测，全年新增贷款很有可能达到35000亿元，增长速度高达26.6％。出现这一重大转折，意味什么？其影响是短期的还是长期的？综合目前可以获得的资料看，我们认为，自去年8月以来信贷迅猛增长的基本原因是：

（一）国民经济正常的快速发展，有力刺激了贷款需求的提高一季度GDP增长9.9％，4、5月份的非典短期内对我国经济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但对整体经济增长态势不会有显著影响。其中一些“暂缓消费”会在下半年得到补偿，对全年的影响不大。各方面体制改革特别是民营经济的迅速发展释放的投资增长的发展势头仍不减。前5个月固定资产投资增长31.7％，创1995年年中以来最高水平。进出口前5个月累计增长近40％。这是推动上半年贷款迅猛增长的基本因素。

（二）各地方政府在完成换届以后为追求政绩而扩大投资规模据有关部门测算，今年4月份，各种渠道贷款流向财政约666亿元，占当月新增财政存款的65％。地方政府通过各种渠道获得数量如此巨大的贷款，应该说不是为了满足日常支出的需要，而更可能是为了扩大投资。

（三）国际经济增长放慢，利率不断趋低和人民币升值预期带来的大量资本流入1994年以来，我国国际收支平衡表的误差项长期维持巨额负值，在1999年甚至达到接近150亿美元的水平。但是2002年该误差项却首次出现巨额正值，达到近80亿美元的水平，如此显著的逆转很难说完全是靠加强外汇管理带来的。与此同时，出口企业的结汇率上升到远高于历史平均值的水平，金融机构的国外净资产呈现明显的回流势头，外国直接投资的流入也达到历史新高。这些因素都表明各种形式的外资正在通过多种方式进入中国，从而推动着我国的经济扩张。

从国际经验看，突然的大量外资流入在带来经济扩张的同时也会推动资产市场的升温，从我国房地产市场最近的发展态势看，也不能排除大量外资介入的可能。

（四）商业银行近期贷款运行新特点对贷款迅猛增长的推动在商业银行经营观念合理转变，加强营销管理的同时，出现了以下新的情况：

一是四大银行许多基层行迫于上级降低不良贷款率的压力，有的在悄悄改变策略，通过加快贷款的发放来降低不良贷款率；这些贷款主要是有政府背景或有政府担保的长期贷款，期限长，风险担忧小。

二是四大银行过去害怕向中小企业贷款，现票据市场发展后，中小企业贷款和一些规模较小的项目贷款先由广大中小银行进行票据承兑贴现，然后由中小银行向四大银行进行转贴现，贷款风险首先由中小银行扛着，减少了四大银行对贷款风险的忧虑，因此出现了票据市场的迅猛发展。

三是贷款转卖市场的兴起以及其他金融创新的有力推进，贷款周转速度加速。

四是一些银行在内部采取了一些措施，如扩大基层行权限，下调系统内上存资金利率，鼓励基层行积极、稳妥放贷。

「专栏二」如何认识信贷突变局势？

如何看待当前货币、信贷的迅猛增长，首先要对中国的经济增长形势及所处的国内外经济环境有个客观的预测与判断。我们分析，目前中国经济发展的势头总体上说是良好的。推动近一年多来经济增长的某些因素，应该会持续比较长的时间。

因此，我们预测，近几年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基本趋势不会改变，预计全年经济增长应该在8％－8.5％之间。由此进一步判断，基于1996年以来实际贷款增长率比理想贷款增长率年均大约低6个百分点基数的反弹，自去年8月份以来贷款的迅猛增长，其中有房地产投资等结构性的不合理因素和部分行业的重复投资，但基本增长态势是合理的。鉴于1986、1992年信贷过热造成的严重通货膨胀的教训，对一年来的贷款迅猛增长要予以充分关注，但不至于担忧马上会引起像那个年代的严重通货膨胀，更不要简单地对当前经济下“过热”的结论。通过计量分析我们预测，今年的全年贷款增长速度理想目标为18％左右，明年的经济增长大约在9.3％左右。如果今年全年贷款增长超过23％，则2004年的经济增长速度可能会急剧升到10％甚至更高的水平，经济有可能出现过热的迹象。但是目前的对策，不要过早地对信贷总量进行过于严格的调控，应该力争在结构政策上进行调控。

为什么当前的信贷增长还不至于马上引起80年代中期、90年代初期的严重通货膨胀？其基本原因是当前中国经济的内外环境与以往的时期已很不一样。目前，我国经济的对外依存度高达50％，绝大多数贸易品的价格一定程度上也受制于国际市场；在全球经济减速和贸易品价格普遍下滑的条件下，我国贸易品价格出现飞速增长的可能性很小；同时由于存在强劲的外资流入和目前高达3400亿美元的巨额外汇储备，即使国内出现贸易品供给不足的局面，我们也完全有足够的财力通过扩大进口平抑物价，这就是说约束经济高速扩张的资源限制在很大程度上可以通过进口来解除。

在这种情况下，经济扩张的压力主要集中在非贸易部门，例如电力、道路、房地产等。由于这些部门的产品无法进口，在需求扩张的作用下其价格将出现一定程度上升。但由于上述庞大的贸易部门的价格基本维持稳定，因此总体价格水平的上升将得到明显的约束。

若进一步分析，非贸易部门价格上升将可能带来两方面的后果，一是资源逐步向该部门转移，从而纠正人民币低估条件下长期形成的贸易部门过度扩张的局面，二是总体价格水平有所上升，形成一定程度的通货膨胀，在人民币名义汇率不变的条件下形成人民币实际汇率逐步升值的局面，从而纠正人民币低估对国际收支和货币政策的压力。同时轻微的通货膨胀还有助于银行清理坏帐。这就是说，由于现在的经济环境同1986和1992年时很不一样，信贷快速扩张和经济过热的后果也就没有那么严重。

尽管如此，应该承认如果非贸易品价格的过快上升仍然可能造成严重问题，这包括总体价格的过快上升，经济泡沫的出现和对低收入居民生活的严重影响等，因此，有必要未雨绸缪，及时采取预调、微调对策。

「专栏三」历史的总结

1997年－2002年，中国经济明显减速，年增长率维持在7％－8％水平，远低于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的趋势增长率；消费物价指数也显著回落，并在1998和1999年出现下降。针对经济减速的局面，中央政府及时采取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然而从物价的低位运行和经济连续低于趋势增长率的证据观察，这段时期内宏观经济调控的力度似乎仍显不足。这可以引申出许多重大政策问题：一是1997年之后出现的负面的需求冲击的来源是什么，程度有多大？二是货币政策为何没有取得预想的效果，在政策传导机制方面有什么问题，应该采取哪些措施来纠正？

针对这些问题，学术界曾提出许多假说，概括起来说主要原因是需求收缩，具体因素包括：长期的重复建设及由此形成的生产能力过剩；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的持续亏损，产业结构失调；银行体系和投资者在风险承担方面的不对称以及由此造成的银行惜贷；改革的成本向公众转移导致的消费信心下降；大量的资本外逃等。为解决这些问题，学者们主张必须进一步深化结构改革，认为只有在此基础上的总量政策才能生效。

我们从银行改革的角度出发，试图对以上问题提出一种新的想法，并通过计量检验的方法对其进行了仔细验证。我们推测，由于1996年开始加大了银行商业化改革的力度，以及其后日益重视的降低不良贷款率的努力，银行为规避贷款风险，减少了贷款供给，形成了惜贷。经过计量分析，得到的结论之一是：在同时考虑经济增长、贷款利率、存贷款利率差、出口、外资流入和财政政策的影响后，1996年以后银行信贷的增长率确实出现逐步下降，这段时间内实际贷款增长率比理想贷款增长率平均下降约6个百分点。结论之二，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如果不良贷款率每下降10个百分点，则贷款增长率提高14个百分点。这说明我国银行体系目前巨额的不良贷款规模已明显制约了信贷的投放。降低不良贷款率已经不仅仅涉及我国的经济金融安全，而且已直接影响了我国的经济稳定增长。

那么贷款波动与货币波动相比，谁更影响经济产出呢？我们推测贷款增长影响经济需要一个时间过程，同时经济增长还要受到财政政策、外资流入和自身惯性的影响。在综合考虑这些因素后经过计量分析，我们得到的结论之三是：1996年以来贷款增长对经济的解释能力明显优于货币供给增长对经济的解释能力。这说明，在我国当前转轨时期，银行贷款增长率仍应作为央行货币政策调控中重要的政策目标，而不能仅仅看货币供应量目标。

增长范文篇8

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起，东盟国家经济增长出现了较大的波动起伏。1997年东盟国家爆发了严重的金融危机，1998年各国经济普遍陷入严重衰退，1999年和2000年却出现快速复苏或强劲反弹，而到2001年多数国家经济又急转直下，甚至呈现负增长。2002年初，东盟国家经济再次出现复苏的态势。在战后东盟经济发展历程中，这种经济增长的轨迹是不多见的。

据东盟五国的官方统计显示，1996-2002年，印尼经济增长率分别为8%、4.5%、-13.1%、0.8%、4.8%、3.3%、3.7%；马来西亚经济增长率分别为10%、7.3%、-7.4%、6.1%、8.3%、0.4%、4.2%；菲律宾经济增长率分别为5.8%、5.2%、-0.6%、3.4%、4%、3.4%、4.3%；新加坡经济增长率分别为7.7%、8.5%、0.1%、5.9%、10.3%、-2%、2.2%；泰国经济增长率分别为5.9%、-1.4%、-10.8%、4.2%、4.4%、1.8%、3.6%。2003年，据近期各国的预计，印尼经济增长率为3.5-4%、马来西亚为4.5%、菲律宾为4-4.5%、新加坡为2-5%、泰国为4.5%。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有关的国际机构和官方部门普遍预测，东盟国家经济将陷入长期严重的经济衰退，经济复苏将是缓慢痛苦的过程。东盟国家经济将在低谷徘徊较长时间后，才能走出低谷呈现U型复苏。然而，1999年东盟国家经济竟在短时间里出现迅速复苏，呈现V型的强劲反弹。不过，当时就有人警告东盟国家经济V型复苏的基础脆弱，随时有变成V型危机重返的可能，以至出现W型的经济波动。因为东盟国家经济从严重衰退到快速复苏主要是拜世界经济尤其是美国经济的繁荣，特别是全球电子业景气循环之赐。但是，各国遭受金融危机冲击后经济基础依然脆弱，结构性矛盾仍未解决，国内外投资继续下降，银行不良资产居高不下。一旦国际经济形势出现逆转，这些国家经济将重新陷入衰退之中。

1996-2002年东盟五国经济增长率(%)

附图

2001年，东盟国家经济急转直下，再次出现普遍衰退。不过，此次东盟经济衰退与1997年金融危机时的情形有所不同。它主要表现在：一是各国经济衰退的程度不同。1997年金融危机中泰国、印尼、马来西亚是重灾区，新加坡所受冲击相对较小。而2001年新加坡经济衰退的幅度最大，它是新加坡自1965年建国以来经历的最严重的经济衰退。据统计，1964年新加坡经济增长率曾出现-4.3%，其后是在1985年经济萎缩1.6%，而这次经济衰退的幅度要大于1985年；二是生产和出口部门受冲击最大。1997年金融危机中受冲击最大的是金融业和房地产业，而2001年经济衰退中深陷困境的则是制造业的生产和出口部门。该年新加坡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为-2%，其中制造业部门增长率为-12%。马来西亚同年的出口贸易下降11.5%，泰国全年出口贸易也下降4.9%；三是电子业衰退尤为严重。1997年金融危机的导火索是国际金融投机，这次经济衰退则是国际电子产品需求急剧萎缩引起的。目前，东盟国家经济高度依赖电子业的生产与出口。2000年，马来西亚电子产品出口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5%、新加坡为19%、菲律宾为9%。这些国家电子产品生产与出口的骤然下降，必然导致国内经济的急剧滑坡。

2002年，东盟国家经济再次出现复苏的态势。与1999年该地区的经济复苏有所不同，此次东盟经济复苏主要得益于美国经济开始回升和各国采取扩大内需政策效应的双重作用。由于美国电子信息产品需求的增加，东盟国家电子产品的出口已经趋于回升。在经济衰退期间，各国采取扩大内需和刺激经济复苏的政策已初见成效。许多国家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大力投资基础设施建设，扩大信贷规模，增加农民收入和扩大农村市场需求。当然，目前各国内需扩大还远未能成为其经济复苏的主要动力来源，因而其经济复苏仍然十分有限。

二、东盟国家经济增长波动的原因探析

在短短的几年时间里，东盟国家经济经历了金融危机后的严重衰退、迅速复苏、再陷衰退和又呈复苏的增长轨迹。东盟经济增长的急剧波动，究其原因主要是在经济全球化下受到主要发达国家经济周期波动的冲击和金融危机后国内经济转型与结构调整的拖累。

首先，经济全球化与信息化进程的加快，促使东盟国家经济增长波动增大。

尽管有充分的数据表明参与全球化程度高的国家其经济增长速度较高，但是同时这些国家经济增长的波动性也增大。伴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速，各国经济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依存更加密切，经济增长波动的同步性愈益增强。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计算，发展中国家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与发达国家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相关系数为0.4%。在东盟国家，这种经济增长影响的相关性更大。例如，据新加坡贸工部的研究显示，美国的经济增长对新加坡经济的影响最大，美国经济每增长1%，新加坡经济就会增长0.96%。（注：新加坡贸工部：《2001年新加坡经济调查报告》。）另据美国著名的所罗门美邦公司的研究，日本的经济增长对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经济的影响分别为：日本经济每增长1%，新加坡经济就会增长0.24%、泰国经济就会增长0.17%、马来西亚经济就会增长0.13%。

发达国家的经济波动向东盟国家的传导，是通过世界市场扩散的。按照传统的经济理论，在国际商品市场上，发达国家的经济波动向发展中国家传导，是通过国际市场初级产品价格的变化实现的。但是，经济全球化和信息化促进了新的国际分工发展，东盟国家已经成为制成品生产国和出口国，该类产品已占东盟国家商品出口的50-90%。因而，国际商品市场的价格传导已经从初级产品价格为主转向以制成品为主。近年来，国际市场上制成品价格下降，不但包括劳动密集型产品，也包括高技术产品。东盟国家紧跟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发展新经济的步伐，大力扩展以芯片为核心的信息技术产品生产和出口。在马来西亚和新加坡，该类产品出口比重分别高达65%和64%，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分别高达25%和19%。菲律宾、泰国和印尼的相应比重也很高。据计算，1992-1999年电子信息产品价格下降对新加坡、马来西亚、菲律宾和泰国造成的损失部分相当于它们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部分的6.46%、3.13%、1.03%和0.87%。2000-2001年，全球电子信息产品销售额从年增长30%到下跌30%，导致东盟国家的出口贸易和经济增长急剧波动。例如，2000年新加坡经济增长率为10.3%，而去年则下降2%，其中约有12个百分比的大幅波动。据新加坡贸工部的研究显示，世界半导体工业每下降1%，新加坡经济增长就会下降0.12%。而2001年全球半导体工业增长波动达60个百分点，它对新加坡经济增长的影响高达6.8个百分点。同期，美国经济增长率下降对新加坡经济增长的影响为2.4个百分点。（注：新加坡贸工部：《2001年新加坡经济调查报告》。）

国际金融市场变化对东盟国家经济的影响，不仅在于流入这些国家的资本流量减少，更在于金融资产价格，主要是股价和汇率变动的传导。近年来，东盟国家引进外资的规模持续萎缩，1996-1999年东

盟国家吸收的外国直接投资从163亿美元降至73亿美元，它对以投资—出口推动的东盟国家经济产生较大的影响。同时，近年国际股票市场价格和美、日货币汇价的剧烈波动，也引发东盟国家金融市场的动荡，并危及国内经济的稳定增长。据美国所罗门美邦公司的研究，日元汇率的变动对泰国、新加坡、马来西亚经济的影响分别为：日元每贬值10%，泰国经济就会下降0.3%、新加坡经济就会下降0.22%、马来西亚经济就会下降0.21%。

资料来源：美国所罗门美邦公司。转引自新加坡《联合早报》2002年12月11日。

其次，金融危机后东盟国家经济的脆弱性，使之难以抵御世界经济周期波动的冲击。

在经历了严重的金融危机之后，东盟国家仍未完全摆脱危机的阴影，各国经济的结构性矛盾依然尖锐。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乏力，国内外投资持续低迷，银行金融体系重组艰难，国内公司治理进展缓慢，因而政府的反周期经济政策收效甚微。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全球电子信息产业的蓬勃兴起，东盟国家的电子业生产与出口迅速发展，并逐渐成为主导国内经济增长的关键部门。然而，这些国家电子业的发展却有明显的脆弱性。它们的对外依赖性强，其零部件与中间原料的进口和电子产品的出口高度依赖美、日等发达国家，受国际市场波动影响大。这一生产方式也易于被后起国家所取代，如在1997-2000年的短短几年时间，新加坡电子出口就由世界排名第4位滑落至第9位。同时，由于产业结构调整与技术升级缓慢，东盟国家经济增长因素中的资本增长率和全要素生产率(TFP)均下滑。新加坡1990-1998年平均经济增长率为7.5%，其中资本增长率和全要素生产率分别为4.2%和1.2%，均比80年代低；（注：新加坡统计局www.singstat.gov.sg/ssn/feat/3Q99/featju1991.pdf,2002年3月10日。）泰国1997-2000年平均经济增长率中资本增长率和全要素生产率分别为2%和-1.8%，也远低于1991-1996年的11.8%和4%。（注：IMFCountryReportNo.01/147,Thailand:SelectedIssues,Aug2001.）东盟国家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滞后，既影响到短期经济增长的稳定性也制约着中长期经济发展的后劲。

尽管东盟国家银行金融机构重组取得一定进展，但国内金融体系仍然十分脆弱。由于银行和企业结构调整缓慢，国内不良金融资产仍居高不下，据亚洲开发银行去年4月发表的一份报告显示，印尼和泰国的商业银行呆帐率已分别从1998年的50%和43%降至2001年底的12%和10%，但若将其国有资产管理公司已收购而尚未处理的呆帐计算在内，两国的呆帐率则分别高达50%和25%。而马来西亚的银行呆帐率去年1月又回升至12%，大致相当于1998年的水平。菲律宾的银行呆帐率也从1998年的10%上升至去年1月的18.3%。困扰东盟国家经济的不良金融资产过高，与国内公司治理进展缓慢密切相关。东盟国家的公司负债率高，如印尼和泰国公司负债率（负债／自有资产）目前仍高达280%，而中小企业众多加大了债务重组的难度。同时，企业生产结构与管理体制的调整缓慢。因此，东盟国家经济的微观结构重组滞后严重阻碍金融改革深化和宏观经济的稳定。

最后，金融危机后区域国际分工格局的巨变，直接影响东盟国家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

由于金融危机后区域各经济体实力的增长，30多年支撑区域经济高速增长的“雁行模式”(Flyinggeesemodel)已发生巨大变化。所谓“雁行模式”是指20世纪60年代以来亚洲新兴工业化经济群体(NIEs)产生与发展的一种独特的区域国际分工形态，即率先实现了工业化的日本将成熟产业转移到亚洲“四小”（韩国、台湾、香港、新加坡），后者又将其成熟的产业转移到东盟四国（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印尼）。纺织、化工、机械、电子等产业均以这样的次序转递，从而在区域形成了一群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新兴工业化经济体。1997年亚洲爆发金融危机，日本、亚洲“四小”和东南亚经济均受到强烈冲击。日本经济长期停滞不前，吸纳区域产品的能力下降，对外产业转移的进程放缓。亚洲“四小”经济深陷困境，产业升级举步维艰，对外投资规模锐减。这样，由日本主导产业转移过程所决定的区域国际分工格局出现衰变，使得区域内赖以高速发展的增长动力机制和产业循环机制难以顺利运行，经济增长的变数大大增加，从而导致金融危机后东盟国家经济的急剧波动。

三、东盟国家经济增长趋势

进入2003年初，东盟国家经济已呈现逐渐复苏的迹象。对今年东盟经济发展的前景，国际经济组织一般持谨慎乐观的态度。据世界银行新近的预测是，2003年和2004年，印尼经济增长率分别为3.3%和4%，马来西亚分别为4.2%和5.5%，菲律宾分别为4%和4.5%、新加坡分别为1.7%和4.9%，泰国分别为4.5%和5%。

从中长期看，东盟国家经济增长速度将放缓，可能难以再现金融危机前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势头。新加坡总理吴作栋曾指出，新加坡未来经济增长要再现过去30年的高速增长将是不可能。（注：新加坡《联合早报》2001年8月20日。）内阁资政李光耀也说，如果2003年新加坡实现经济复苏，今后每年取得3-5%的经济增长率，那将是了不起的成就。（注：新加坡《联合早报》2001年11月12日。）这是因为金融危机后支撑东盟国家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内外条件发生了一系列变化。从国际上，去年世界三大经济体同时陷入衰退是战后所不多见的。此后，世界经济的复苏缓慢。美国经济复苏减慢，欧洲经济反弹有限，日本经济衰退仍在谷底，世界经济可能会进入一个较长的所谓的增长衰退时期。同时，由日本主导产业转移过程所决定的区域国际分工格局出现巨变，使得区域内赖以高速发展的增长动力机制和产业循环机制难以顺利运行。此外，东盟国家经济还将面临周边国家的激烈竞争。从国内看，东盟国家正处于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短期内，各国经济的结构性矛盾难以解决，政府推行的宏观经济政策成效有限，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非一蹴而就，因而国内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尚需时日。许多国家不仅要经历经济转型和结构调整的痛苦过程，还将面临国内政治和社会不稳定的拖累，尤其是2004年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将面临大选。

与此同时，东盟国家经济增长波动将会有所增大。随着经济全球化与信息化进程的加快，世界各国经济增长波动的同步性增强，

将直接影响到东盟国家经济增长的稳定性。美、日等发达国家“高科技泡沫”破裂后，世界的电子工业迅速衰退，国际市场对电子产品的需求急剧萎缩。尤其是全球电子信息产业的生产周期日益缩短，目前一个周期平均只能维持两年半的时间，这就使得以电子业生产与出口为主导的东盟国家经济增长周期也将缩短，从而导致国内经济增长波动起伏加大。

收稿日期：2003-04

【参考文献】

[1]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经济展望》1998-2002年有关月份[R]。

[2]亚洲开发银行：《亚洲经济展望》1998-2002年有关月份[R]。

[3]Than,M.ASEANBeyondtheRegionalCrisis:ChallengesandInitiatives[M].Singapore:ISEAS,2001.

[4]Takeuchi,j.TheRoleofClusteringintheDevelopmentofElectricalandElectronic

IndustriesinAsia[J].PacificBusinessandIndustries,Vol.1.,2001.

增长范文篇9

（一）出口方面

1．我国出口总量增速对环境的影响

改革开放至今，我国的对外贸易获得了迅猛发展。对外贸易额从1978年的206．38亿美元增长到2006年的17606．9亿美元，而2007年前10月便已达到了17593．2亿美元。其中出口额从97．5亿美元增长到了2006年的9690．8亿美元。我国外贸不仅总量大而且增速惊人，特别是2003—2006年，我国外贸年均增长29．9％，其中出口年均增长31．4％，这种高速增长大大拉动了相关产业的快速发展特别是高污染、高耗能产业的发展。根据估算，“十五”期间，如果忽略生产结构与出口结构的差异性，出口总量增速对SO2排放的贡献占20％左右，而出口结构变化的贡献为5．5％，但生产效率提高贡献了－5％，即只有生产效率的提高减少了SO2排放。可见，我国出口总量的快速增长在一定程度上是以牺牲我国环境质量为代价的。

2．我国出口结构对环境的影响

在我国现行粗放式的贸易增长方式下，出口结构存在着诸多不合理，对我国环境造成很多负面影响。

（1）从出口商品结构分析

首先，我国出口中工业制成品比重已远远高于初级产品比重，2006年两者比重分别为94．5％和5．5％，尽管这意味着我国出口商品结构的升级，但可能也意味着更多的环境成本留在我国。这里的环境成本是指生产和制造工业产品过程中产生和排放的废水、废气和固体废弃物，成为出口这类产品的环境成本和环境负担。工业制成品出口相对于初级产品出口而言，环境成本更大，因为它的环境成本包括了对原材料开采和加工的环境成本。所以，在欣喜于工业制成品出口急速增长的同时，我们更要看到其背后的环境代价。

其次，在工业制成品出口结构中，具有优势的多为污染密集型行业，而对环境影响较小、具有高附加值的高新技术产品、环境友好产品在出口中所占的比重较低。由我国历年的进出口商品分类金额可以得出，我国出口比重最大的五个工业部门依次为纺织业、化学工业、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交通运输及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其中以纺织业产品和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产品所占比例最大。而这五个工业部门也正是我国污染密集型行业。吴蕾、吴国蔚（2007）通过实证研究，指出化学工业的净进口帮助我国转移了最多的污染物，而纺织业和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的净出口则给我国带来了最多的污染物负担和成本。这就意味着，这两个行业的产品出口越多，对我国环境的危害就越大。如此的出口结构不利于我国外贸的可持续发展。

（2）从出口的企业结构分析

2006年，我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694．68亿美元，我国外资企业出口额在我国出口总额中的比重为58％，外资企业对我国外贸发展的贡献是巨大的，但由于我国的环境标准较低，使我国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了发达国家的“污染避难所”。据统计，1999年外商在我国设立的生产企业中，污染密集型企业占总数的30％左右，而在污染密集型企业中，严重污染密集型企业占40％以上。在流入我国的FDI中，有近1／4的资金投向了污染型产业；同时，一些外商还将母国淘汰的、严重污染环境、禁止使用的产品、技术和设备通过投资的方式转移到我国，严重影响我国的环境。

3．出口贸易方式对我国环境的影响

我国的出口贸易方式中，加工贸易方式压倒了一般贸易方式，2006年我国加工贸易出口额在出口总额中的比重为53％。而在加工贸易方式下，进口的中间品在国内加工成最终产品再出口，生产过程中的污染排放也加剧了环境污染的程度。可以说，我国在全球生产链中承接了更多的污染密集性生产环节。

（二）进口方面

我国进口贸易对环境的影响主要体现在进口废弃物对我国环境的危害。我国废物入境数量巨大，而且增速惊人，1990年进口量99万吨，进口额2．6亿美元；1993年进口量828．5万吨，进口额15．75亿美元；1997年进口量1078万吨，进口额29．5亿美元；而2001年这一数字为1119万吨，达到了历史最高，占当年全年进口额的2．07％。洋垃圾的大量进口加剧了对生态环境的危害，对危险废弃物的堆放、拆解、处置等过程严重污染了当地的水质、大气、耕地并危及人类的健康和安全。

（三）小结

综合上述分析，我们看到了我国外贸发展与环境冲突的严峻现实。在我国外贸迅速增长的同时，确实给我国的资源和环境带来不利影响。究其原因，乃是由我国粗放式的数量扩张型的外贸增长方式、落后的科学技术水平及相关制度的欠缺造成的。而我们所要做的，便是找到一条贸易增长与环境优化的可持续发展道路。

二、政策建议

根据以上对我国外贸发展与环境冲突的分析，针对其原因，提出以下几点政策建议：

（一）转变外贸增长方式，以技术进步提升出口商品结构

我国长期粗放式的、数量扩张型的外贸增长方式和不合理的出口商品结构使我国在外贸总量增长的同时，并未获得很大的贸易利益，相反却付出了资源流失与环境恶化的巨大代价。因此，要缓解我国贸易与环境的冲突，首先必须转变外贸增长方式，提升出口商品结构。根据动态比较优势模型，一国比较优势的演进和贸易结构的变动主要取决于要素积累和技术进步。由于我国要素禀赋在短期内无法改变，因此技术进步是提升我国出口商品结构的根本途径。国家可利用当前国际产业结构转移的机遇，有选择有重点地引进先进技术；增加人力资本投入，注重对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运用财政手段鼓励企业进行研发创新；保护知识产权等方式促进技术进步，提升出口商品的科技含量和附加值，优化出口商品结构，降低出口产品的能源与原材料消耗，使外贸增长与环境保护协调发展。

（二）实现出口产品环境成本内部化

低廉的价格一直是我国出口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优势，但那是以牺牲我国环境为代价的，因为其中并未包括环境成本。也就是说，我国环境的恶化没有通过转移环境成本给国外消费者而获得补偿。国外消费者免费享受了我国的水、空气和生态环境，而我国人民却得承受环境恶化的后果。因此，国家应采取措施尽快实现出口产品环境成本内部化。可综合运用排污收费、环境税收、排污许可证交易、押金、环境损害责任保险等经济调节手段，促使企业改变其污染环境的行为，降低成本，提高环境竞争力，促进贸易与环境的协调发展。

（三）建立并强化进出口贸易的环境准入制度

通过提高环保意识，制定相关环保法规和标准，建立并强化进出口贸易的环境准入制度。在出口方面，应当对“两高一资”的出口行业实行环境准入制度，通过设立较高环境和资源耗用标准及进一步扩大出口征税范围等措施，减少新增产能，达不到标准的企业应予以关闭，同时也可将污染企业的信息公诸于众，通过公布环保黑名单等形式，使国外进口商获知污染企业的不良行为，停止进口其产品。这样的措施不仅有利于国内环境保护，也有助于树立我国在国际贸易中良好的环境形象，减轻国际舆论的压力。在进口方面，应健全相关法律法规，提高产品和资本准入的环保标准。正确引导外资投向，鼓励外资投向无污染或少污染的行业，同时对达到环保标准的外资企业予以奖励，不达标的则要采取惩罚措施直到达标为止；建立自己的绿色保护屏障，防止污染废弃物的流入，不做发达国家的“污染避难所”，确保国家环境安全。但同时，我们必须鼓励进口那些对自然资源消耗大、环境污染严重的产品，优化进口商品结构，从而实现环境成本向国外的转移。

（四）加强环保的国际合作，提升整体环保水平

我国要走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道路，离不开环境保护，但由于我国经济和科技水平还较低，要增强环保能力，提升环保水平，必须加强环保的国际合作。一方面，国家要积极参与环保的国际科技合作，鼓励本国环境专家加强对外学术交流，积极探索，合作开发环保产品，同时要积极引进国外先进的、适用的环保技术和设备，提升本国环保水平；另一方面，国家要加入相关国际环保组织，取得合法地位，充分利用国际上保护发展中国家免受发达国家歧视和限制的保护条款，争取自己合法权益。此外，还要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积极合作，彼此借鉴，共同提升环保水平，联合起来同发达国家谈判，共同为取得有利于发展中国家利益的条款而努力。政府要努力促进国家间生态标志和其他环境标准的互认，协助我国外贸企业通过ISO14001认证。

参考文献：

[1]米薇，李忠斌．环境与对外贸易可持续发展分析[J]．长江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10）．

[2]许士春．贸易对我国环境影响的实证分析[J]．世界经济研究，2006，（3）．

增长范文篇10

电力体制新一轮改革后，电厂已与电网分离开来。电网公司的效益构成与实现发生了很大变化，过去那种电网效益与电厂效益可以相互补缺，只要有电量增长就会带来效益的格局已不复存在。电网企业的效益直接体现于电力市场和用电客户之中。因此，作为电网企业的经营者，要切实从追求电量的增加转向把有效电量的增长作为第一要务。这需要在投资决策、经营思路和管理方式等方面进行新的调整。

一、在投资上，应把着眼点转向发展电力市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特别是厂网分开后，电网企业作为市场竞争的主体，应正确处理投入与产出、安全与效益的关系，要象重视电网安全投入那样重视电力市场发展和培植的投入。对电力市场的投资回收周期短、见效快，不仅对电网企业有利，也深受客户欢迎，是电网企业扩大再生产的基础和源泉。据统计，近两年来，湖北省电力公司在电力营销上的投入3亿余元，带来了8亿的利润。黄石矿务局井上与井下分离，生产与生活分开就是省公司领导一个富有远见的投资选择例证，省公司2001年6月，投入专项资金1500余万元，从技术上解决了该停电催费的可以停，不该停电的可以不停，谁用电谁买单的难题，每年减少电费流失800余万元。

二、在经营上，应把着力点转向有效电量的增长。随着企业综合实力的测评越来越科学，售电量的增加并非是企业效益的最终目标，电费的增加、售电成本的降低才是企业效益的最终体现。电力企业应从单纯地追求电量的增加转向有效电量的增长上。在增供扩销中，要把开拓用电大户与培植用电效益强户双管齐下，将减少营销环节的跑冒滴漏作为重头戏，把提高售电均价、降低线损和保证电费及时足额回收贯穿于整个流程之中。要加强营业普查，确保各类电价执行到位，使电费收取与实际用电类型相符，尤其要切实纠正未执行商业、非居民等高价电量的用电行为；核准大电力客户的基本电费的计费容量，严格执行报停、减容规定；从严控制农排等低价电量，抓住农网改造直抄到户的机遇，对大型排灌站的计量方式进行规范改造，实行装表计量；认真执行力率调整电费政策，完善无功计量装置；做好峰谷电价和高耗能企业的盈亏分析与管理，及时向有关部门争取保证电力企业效益的政策和措施；依法查处窃电行为，追回流失电量和违约金，强化内部营业绩效检查与考核，降低线损和供电成本。同时，要充分运用技术、法律手段，发挥社会的力量和供电企业的优势，促使电费和违约金的及时足额回收。

三、在管理上，应把立足点转向提高供用电效益。要强化各级的“我为有效电量增长作贡献”的经营意识，理顺关系，明确责任，加强协作。机关和电力调度、输变电运行与检修、基建工程，包括多经、后勤等部门和单位，都要围绕多卖电，卖好价钱的电，卖低成本的电，卖能收回电费的电这个效益主线转。努力探索有利于有效电量增长的生产经营和企业管理新模式，电厂与电网分离后，象调度、变电、输电等单位，要立足于降低损耗，提高效益，研究经济调度、可靠运行、优质服务的新供电方式，选择效益最优化的供用电方案。财务、基建、多经等部门和单位，在工程建设中，也要为降低成本、规避经营风险和加快电费回收等工作提供服务和保证。安监、政法等部门，在两网改造和直供直抄到户，供电安全责任向台区以下延伸的新形势下，要积极尝试运用行政和法律手段，通过协议等方式，减少和分散安全风险及法律责任。

四、在服务上，应把标准转向客户满意。常言道：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要实现有效电量的增长，必须通过企业的优质服务工作，得到客户和社会的支持和配合。电网企业优质服务工作是实现经营目标的人文环境保证。在优质服务上，供电企业往往将去年与前年比，今年与去年比觉得进步不小，有的还与其它不属市场竞争的团体比感到自己比别人做得好。这种比法视角就错位了，标准也游离不定了。优质服务究竟以什么为标尺?这种标尺就是要以客户满不满意、高不高兴为标准。今年我们黄石供电局提出这种硬指标，局内不少职工感到压力太大，难办到。局决策层认为，能否以客户满意为唯一宗旨，不仅仅关系到能否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也不仅仅关系企业的效益，而且关系到在深化电力体制的新形势下，电网企业当前这种管理模式能否存在下去的核心问题。电网企业如果不能按照客户满意这种标尺自我加压、自我改造、自我完善，总有一天外部力量自然要强力重推，邮电系统就是我们的路标，当整个社会与时俱进，电网企业服务迟迟跟不上时展的步伐和客户的要求，象电信那样几分天下只是个时间问题。必须要有这种忧患意识和紧迫感来做好优质服务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