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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方式范文10篇

时间：2023-03-15 01:12:16

增长方式

增长方式范文篇1

改革开放30年来来，我国对外贸易取得了长足发展，对外贸易总量相当于1978年的105倍，世界排名从第29位上升到第3位，成为名副其实的贸易大国。据海关统计，2007年我国外贸进出口总额首次超过2万亿美元，达到21738亿美元，同比增长23.5％。其中出口12180亿美元，增长25.7％；进口9558亿美元，增长20.8％。这是自2002年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对外贸易增长速度连续6年保持在20%以上，进出口规模翻了两番。与货物贸易出口的绝对量迅猛增长相伴的是，中国货物贸易出口额占世界货物贸易出口总额的比重和位次也在逐年提高，从1980年的0.89％提高到2005年的7.3％。在贸易规模迅速扩大的同时，我国外贸依存度也从1978年的9.8%迅速攀升到2006年的66.2%，显著高于同期世界平均水平(46.75%)，已经成为高度开放的经济体。

虽然我国对外贸易增长迅速，但总体上看，我国对外贸易的质量和水平还不够高，主要表现为我国出口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数量扩张型的，导致在海外市场特别是我国出口比较集中的市场上，出口商品数量增长迅速，引发大量的贸易摩擦。1978年～1989年，我国外贸总体上处于逆差，扩大出口、增加创汇是当时外贸发展的主要任务。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国际产业向我国加速转移，我国工业化进程加快，出口进入高速增长期。从1990年起，我国外贸持续保持顺差（1993年除外），2007年我国外贸顺差达到2622亿美元，比2006年增长47%左右。保持适度的外贸顺差一方面有利于增强我国的综合实力，提高应对金融风险的能力，保持汇率和宏观经济的稳定，维护国家经济和金融安全。但另一方面，从2005年起，中国顺差每年以700亿美元以上的规模增加，令中国宏观经济承受了巨大压力，也引起与美国、欧盟等主要贸易伙伴国的贸易摩擦。

从另一角度来看，2007年我国对外贸易额人均只有1513美元，而据WTO的统计，美国是8427美元，日本是7136美元，韩国是7920美元。可见，从贸易数量与贸易金额来看，中国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贸易大国，但从外贸增长方式上看，我国对外贸易的快速增长主要是依靠劳动力、资金、土地、资源等要素粗放投入实现的，增长的效率和质量不高，增长的基础也比较脆弱，我国要成为贸易强国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二、我国外贸增长方式带来的影响

1.外贸出口重数量轻质量

长期以来，我国采用的是“重在鼓励出口”的外贸政策，过于注重出口数量的快速发展，忽视了出口效率问题，导致我国的产品出口效率低，出口的数量优势远远大于出口的质量优势，产品的价值增值与规模的增长不相称，而且出口产品技术含量低，劳动密集型产品以及粗加工产品占了较大比重，而高科技含量和高附加值产品比重偏低，使得出口增长质量不高成为制约我国外贸进一步发展的主要矛盾。

以数量扩展为主的增长方式给我国外贸造成了诸多软肋：尽管我国商品的国际市场份额比较大，但核心竞争力不强；尽管我国企业加工能力较强，但是研发和营销的能力较弱；尽管我国货物贸易发展比较快，但是服务贸易发展较慢；尽管我国企业运行成本比较低，但环境污染等社会成本较高；尽管我国已经成为世界贸易大国，但左右国际市场价格的能力比较差、因而贸易风险比较大。

2.出口产品处于产业链低端

一个国家出口产品的技术水平，很大程度反映了这个国家在国际分工和世界产业价值链中所处的地位，也决定了该国的外贸效益。改革开放30年来，在国际分工中，中国依然处于产业链的低端，这对我国工业水平的提高及对整个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是有限的，带来的经济效益也不高。由于我国出口企业在核心技术、品牌、国际渠道等方面存在明显的缺乏，在全球资源配置中处于被动地位。我国出口总量的55％、高新技术产品出口的90％靠加工贸易来完成，不少高科技企业实际上是加工组装企业。虽然从当前看，加工贸易符合我国经济发展需要；但是如果长期形成依赖，与国内产业关联不紧密，不能形成自己的核心竞争力，这必然会影响我国外贸发展的后劲。

3.外贸出口竞争以价格竞争为主要手段

目前，我国出口商品的核心竞争力是低价格，长期以来，“数量扩张，低价竞争”是我国不少出口商品赢得市场的重要“法宝”。随着竞争日趋白热化，以及国家一系列外贸政策的调整，靠打价格战占有市场的出口模式已难以为继。单纯依赖低成本进行价格竞争虽然在短期内可以取得成效，但从长远看，不计成本追求出口规模增长的模式显然不利于对外贸易的持续发展和效益的提高。由于企业不能获得足够的利润来支持技术创新和新产品开发，必然影响其发展后劲。另一方面，以低价格为主要竞争手段的出口模式，很容易招致反倾销等多种贸易摩擦，恶化外贸条件，不利于改善我国发展的国际环境。

4.外贸快速增长与资源约束矛盾

我国对外贸易发展最显著的特征之一是“大进大出”，积极扩大对外开放，充分利用国内外两种资源、两个市场。企业通过广泛参与国际分工，实现国内外资源的优化配置，为我国的工业化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也推动了我国外贸快速发展。从我对外贸易发展的实践看，我国贸易扩张与资源约束的矛盾日渐凸显。我国人均资源量远远低于世界水平，而且由于我国经济和贸易长期实行粗放型增长，使得产出能耗和资源消耗明显高于国际先进水平，国内重要资源及能源国内供给严重不足。此外，经济活动往往具有外部性，一些地方和企业以牺牲环境、破坏资源为代价换取一时的外贸增长，使得我国的外贸发展不仅没有完全反映生产要素的真实成本，而且几乎完全忽略了资源和环境成本。在这种情况下，我国出口增长越快，资源消耗就越多，环境压力就越大。可见，在全球范围内合理利用与配置资源，将是我国对外贸易长期的艰巨任务，要实现这一任务目标必须加快转变对外贸易增长方式，使出口贸易增长由主要依靠价格竞争、数量扩张及片面追求速度转向提高质量、效益和优化结构的方向上来，以实现对外贸易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5.长期以来重视出口忽视进口

我国在长期的出口创汇思路下形成的战略思维，使得进口问题长期被忽视。一方面，中国的出口导向的贸易战略在特定的经济发展阶段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另一方面，长期的重出口轻进口的贸易战略也带来了不容回避的问题：出口扩张难度增大、保护国内市场的余地缩小、持续的贸易顺差、粗放型的出口增长、国内产业结构失调、地区间的差距拉大、频繁的贸易摩擦等等。而进口规模的扩大将在资源、技术、市场、机制、体制等多个方面拓展我国的发展空间，重视进口有助于提高国民福利、发挥后发优势，可以为出口提供重要的技术、设备、原材料零部件等方面的支持，还能改善贸易条件，扩大出口市场，有助于在全球范围内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推进我国产业结构调整。如何更好地发挥进口对国内经济发展、产业升级和增加消费者福利的作用，是未来需要高度重视的问题。此外，随着我国更深地融入全球经济，我们还面临很多新的问题，例如，开放条件下的经济安全问题、对外部资源能源的依赖问题等，这些问题都决定了我国外贸主要靠数量扩张的粗放型增长方式已难以为继，必须尽快调整出口产品结构，提高出口产品附加值，实现外贸增长方式的转变，实现从数量型向质量型、规模型向效益型增长方式的转变。

三、我国转变外贸增长方式的对策

1.优化出口商品结构，提高增长质量

调整和优化出口商品结构，实现出口商品结构由低效益、低附加值的数量型增长，向高效益、高附加值的出口战略转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外贸风险，减少外贸的依附性。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主要依靠出口劳动密集、资源密集的产品，实现了外贸的长足发展，但现在劳动密集产品出口受阻、竞争激烈，资源密集产品出口也受到我国资源环境的严重制约，而且我国主要出口产品为劳动和资源密集产品，出口附加值低，经济效益低下，必须调整和优化出口商品结构，提高产业层次和加工深度，增强国内配套能力，促进国内产业升级，尽可能更多地出口加工度高、附加值大、经济效益好的技术和知识密集型产品。我国应该运用比较优势，实施有计划的战略性贸易政策，一方面要稳定和延续中低端产品或生产环节的比较优势，保持出口贸易的数量增长；另一方面还要创造和积累中高端产品或生产环节的比较优势，扩大其产品出口，达到改善贸易结构，提高贸易质量的目的。

2.进入世界产业链高端、提高加工度、增加附加值

我国外贸出口产品长期停留在世界产业链的末端，主要进行加工贸易和贴牌生产，加工度、附加值和经济效益呈现出“三低”的特征。要改变这样的局面，必须尽一切可能发展高新技术产业、装备制造业、现代服务业和环保产业，向上下两端延伸制造业的产业链，力争进入世界产业价值链的高端，提高加工度、增长附加值，扩大生产和出口高新技术产业产品、高附加值服务产品、技术密集产品、绿色产品、环保产品，自主进行研究、开发、设计，加强专业化协作和产学研结合。

3.实施科技兴贸战略，培育自主自识产权，增强国际竞争力

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从长期看，靠廉价劳动力生产低技术含量的产品进入国际市场打“价格战”无法实现外贸的可持续发展。一个国家能不能在日益激烈的国际经济竞争中保持长久优势，取决于其科技进步的速度与自主创新的能力。只有大力实施科技兴贸战略，培育自主知识产权，才能跻身国际产业分工的中高端，实现出口效益最大化。

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自主知识产权建设相当薄弱。因此，要增强出口产品的核心竞争力，提高出口产品附加值，重点是要培育一批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名牌产品、培育一批核心竞争力强的重点企业、培育一批高新技术产业出口基地、培育一批高新技术产业群，才能有效地发挥科技对转变外贸增长方式的促进作用，促进我国从外贸大国向外贸强国转变。根据我国产业结构现状和竞争力情况，可考虑将电子信息技术、电子通信设备、船舶制造、航天器材、大型机电一体化工程机械、纺织机械、电动工具、新型材料、中药、生物工程等行业作为重点扶持的出口行业。可考虑的政策措施包括：加大技术改造投入、鼓励创新，为自主创新提供有利的技术、资本、资源条件；形成合理资源价格，加大成本压力，推动由低成本竞争转向高技术取胜；加大科研体制改革力度，增大研发投入，完善创业投资、风险投资机制等。

4.积极扩大进口，促进贸易平衡

要实现我国外贸的可持续发展，不仅要不断扩大出口，更重要的是要尽可能保持进出口贸易的平衡。进口发挥了推动我国技术进步、产业升级和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以后要在以下三方面加以强化：一是调整和优化进口商品结构和地区结构，做好战略性资源商品和关键技术的进口调控，增加从主要出口市场的进口，促进贸易平衡，推动重要资源进口方式和来源的多元化，确保进口安全；二是提高进口贸易便利化水平，进一步简化和放宽部分进口管理措施；三是建立和完善进口促进体系，建立和完善进口公共信息服务体系，宣传介绍国家有关进口法律法规，提高政策透明度，设立进口商品供求信息平台。国家有关部门应通过及时进口信息、提供培训服务、加强对进口企业的行政指导等措施，引导企业更多地进口符合国家产业导向和有利于国民经济发展的商品，并引导企业做好进口技术的消化吸收。

参考文献：

[1]陈文玲.加快转对外贸易增长方式[J].宏观经济研究，2007（7）：11～15

[2]隆国强:外贸增长方式转变从何着手[N].人民日报海外版，2007～01～24（2）

增长方式范文篇2

二、我国外贸增长方式带来的影响

1.外贸出口重数量轻质量

2.出口产品处于产业链低端

3.外贸出口竞争以价格竞争为主要手段

4.外贸快速增长与资源约束矛盾

5.长期以来重视出口忽视进口

三、我国转变外贸增长方式的对策

1.优化出口商品结构，提高增长质量

2.进入世界产业链高端、提高加工度、增加附加值

3.实施科技兴贸战略，培育自主自识产权，增强国际竞争力

4.积极扩大进口，促进贸易平衡

参考文献：

[1]陈文玲.加快转对外贸易增长方式[J].宏观经济研究，2007（7）：11～15

[2]隆国强:外贸增长方式转变从何着手[N].人民日报海外版，2007～01～24（2）

增长方式范文篇3

我国农业发展今后将继续面临日趋明显的资源和市场的双重约束。克服这一制约，必须加快推进农业增长方式转变，促进资源的节约和综合利用，实现产品优质化、布局区域化、生产集约化、经营产业化，全面提高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和市场竞争能力。

（一）加快调整农产品品种品质结构，不断提高农产品优质化水平。紧紧围绕“高产、优质、高效、生态、安全”的目标和要求，优化农产品品种品质结构。一是从源头抓起，继续实施种子工程、畜禽水产良种工程，提高农业生产良种化水平。二是完善农业标准体系，建立农产品质量检验检测体系，全面开展农产品和食品质量认证，推行农业生产标准化。三是搞好动物疫病防治，加强畜禽粪便污染的治理和无害化利用，推广畜禽养殖清洁生产工艺，提高畜禽产品质量。

（二）加快建设优势农产品产业带，不断提高农业生产布局区域化水平。立足自然资源优势和现有生产基础，因地制宜，适应市场，依靠科技，尽快做大做强一批农产品优势产区。品种上要突出区域特色、品质特色、功能特色，满足市场多样化和优质化的需求。布局上要尽快向最适宜区域集中，避免地区间结构雷同，最大限度地优化配置资源，充分挖掘资源潜力，形成新的生产能力，不断提高优势农产品的档次和水平。经营上要注重完善营销体系，培育龙头企业，延长产业链条，建立特色产业体系。

（三）加快发展资源节约型农业，不断提高农业经营集约化水平。一是节约和集约利用土地。二是加快发展旱作节水农业。三是努力提高农业投入品利用效率。四是重点研发高强度、可降解地膜，以及高光合作用生态棚膜，推进农膜向高功能、低成本、无污染方向发展。五是开展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推广机械化秸秆还田技术以及秸秆气化、固化成型、发电、养畜技术。

（四）加快完善企业与农民的利益联结机制，不断提高农业产业化经营水平。一是加大对龙头企业的扶持力度。在科技、信息、财政、税收、金融等多方面对龙头企业给予支持，增强龙头企业的竞争力和带动力。二是努力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鼓励和引导农民、农技推广机构、农村经纪人、专业大户以及各类社会化服务组织，创办或领办各类专业合作组织，开展专业化、系列化服务，提高农民参与农业产业化经营的能力。三是健全企业和农民的利益联结机制，引导龙头企业与农户采取订单农业、向农户提供各种服务、最低保证价收购等形式，与农户形成相对稳定的购销关系。

增长方式范文篇4

20世纪50年代以前，经济理论研究中一般把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视为同一概念。之后，经济学开始把二者区别开来:将经济增长定义为产出的增加，并认为这是发达国家经济学的研究课题;将经济发展定义为结构的改变，并认为这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学的研究课题。其实二者是不可以完全割裂开的，它们既相互联系，又有所区别。经济增长方式侧重于经济数量的增加，经济发展方式侧重于经济质量的提高和经济结构的改善，二者构成经济增长数量与质量、总量与结构的统一。经济发展方式包含经济增长方式，追求集约型、效益型增长，即又好又快地经济增长方式;经济增长方式更有效、更持续地进行，也就转变成了经济发展方式。经济增长是经济发展必不可少的基础，经济发展是经济增长的结果，没有一定幅度的经济增长，也就不会有经济发展。对于我国的经济现状，已不能简单地只求经济增长，而是要更加注重经济协调发展。

1经济发展方式与经济增长方式在概念上的差别

经济增长偏重于数量的概念，主要指由投入变化导致产出数量的增加，它的核算常采用GDP(国内生产总值)总量、GDP增长率和人均GDP三个指标。经济增长方式是指通过生产要素投入的变化(包括生产要素数量增加、质量改善和组合优化)来实现经济增长的方法和模式。按照要素投入方式划分，经济增长方式大体分为两种:一种是通过增加生产要素占用和消耗来实现经济增长，即粗放型增长方式;另一种是通过提高生产要素质量、优化生产要素配置和提高利用效率来实现经济增长，即集约型增长方式。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就是从粗放型增长方式转变为集约型增长方式。经济发展的内涵比经济增长更广泛、更深刻，它强调经济系统由小到大、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的变化，是一个量变和质变相统一的概念，不仅包含生产要素投入变化，而且包括发展的动力、结构、质量、效率、就业、分配、消费、生态和环境等因素，涵盖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各个方面。经济发展包含经济增长，但经济增长不一定包含经济发展。经济发展不仅重视经济规模扩大和效率提高，更强调经济系统的协调性、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和发展成果的共享性。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指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调整经济发展诸因素的配置方式和利用方法，把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到科学发展的轨道上。所以，从经济增长方式到经济发展方式的概念转换，不仅仅是从“增长”到“发展”两个字的简单调整，更重要的是体现了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反映了我们党对经济发展规律认识的又一次飞跃，将对我国经济发展方式产生重大导向作用。

2经济发展方式与经济增长方式的渊源、产生条件不同

不同国家和同一国家的不同发展阶段面临不同约束，要求采取与之相适应的经济方式。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经济总量较小，资本、技术、制度等要素比较稀缺，土地、矿产、水、环境等要素的稀缺问题还不突出。当时的经济发展主要是以尽可能少的资本和技术与尽可能多的自然资源相组合，注重经济增长方式。但随着经济总量的扩大，生产要素的稀缺格局发生重大变化，资源环境对经济发展的制约作用越来越突出，这就要求对经济发展进行调整，强调经济发展方式，实现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3经济发展方式与经济增长方式在指导思想、推动力上的不同

经济增长方式以经济总量的增长为指导思想，注重经济增长的速度与总量的扩张，它的推动力是引进技术、提高资源投入的数量与利用。经济发展方式的指导思想是发展观，注重经济质量的提高与经济结构的改善。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又好又快增长、以人为本、“五个统筹”、环境友好、资源节约、构建和谐社会等均是科学发展观的体现，也都是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内在要求。经济发展方式的推动力是制度创新、知识自主创新、扩大公众福利、循环经济、经济结构优化等。在制度创新上，要界定政府干预的经济领域，明晰产权，制定有效率的法规与政策，提供高效的公共服务，制止腐败;在知识自主创新上，要明确自主创新的路线与定位，加强创新型人才培养，提高创新回报的社会环境，建立知识创新体系;在扩大公众福利上，要确立经济增长与扩大就业并重互动的发展思路，强化公共财政意识，加大社会保障的财政支出，不断提升公众社会福利水平;在发展循环经济上，经济活动要严格执行资源利用减量化，再使用、再循环、再生、再开发和多种模式发展循环经济，实现三次产业间循环、工业园区循环、社会循环;在经济结构优化上，要不断优化产业结构、城乡结构、区域结构、收入分配结构等。

4经济发展方式与经济增长方式在理论基础、侧重点上的不同

经济增长方式的理论依据主要是马克思的扩大再生产理论，侧重于以物为本的单一线性的生产要素研究;经济发展方式的理论依据是全面发展理论、均衡发展理论、可持续发展理论，强调以人为本的学科多元化(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人口学、资源环境学等)和立体性地研究经济(生产、流通、分配、消费)。

5经济发展方式与经济增长方式衡量指标、实现路径上的不同

经济增长方式的衡量指标主要是要素投入的数量及配备比例、经济增长速度、经济总量实现翻番的时间、人均GDP的数量。它是在增长中求发展，增长以快、多为先为重，发展为后为轻。经济发展方式的衡量指标除经济增长方式的指标外，还包括社会公平与稳定指标、发展指标、环境指标等。它是在发展中求增长，发展为先为重，增长为后为轻，认为单纯的经济增长并不能使社会结构得到改善，相反，会出现高增长下的“有增长无发展”和增长不可持续等问题。所以，必须从发展中求增长，即经济发展方式。

增长方式范文篇5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强调，必须把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作为“十一五”时期的战略重点，努力取得突破性进展，使经济增长建立在提高人口素质、高效利用资源、减少环境污染、注重质量效益的基础上。这是“十一五”时期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创新发展模式，提高发展质量，实现经济又快又好发展的必然要求。

一、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是云南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和必然趋势

不同的经济增长方式对应于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对应于较为落后的经济发展阶段，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对应于较为发达的经济发展阶段。当一个经济体较为落后时，它的经济增长只能依赖于资源、土地、劳动、资本的投入，因为这时候它没有实力进行大规模的科研投入以实现科技创新。但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时，单靠资源、土地、劳动、资本的投入已远远满足不了增长的需要和发展的要求，因为这些要素投入的边际效率在不断下降。这时候就必须靠技术的进步、靠制度的完善、靠要素配置效率的提高、靠要素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去推动经济发展。从全国来看：尽管我国早在“九五”计划中就明确提出要使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也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总体上，目前我国的经济增长方式仍然表现出比较粗放的特征。我国重要资源的产出效率不仅大大低于发达国家水平，也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年，我国约占世界的’，但资源消耗占世界的比重：石油为,-’、原煤为.%、钢铁为,、氧化铝为、水泥为’。我国用水总量与美国相当，但仅为美国的%/&；消耗每吨标准煤实现的，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从云南来看：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的不断推进，通过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云南在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方面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具体表现在：科技教育水平不断提高，高新技术产业从无到有逐步发展壮大，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增强，能源和电力的消耗强度有所下降，单位产出的污染排放量降低。但与国际水平相比，我省经济仍然呈现出明显的粗放型增长特征：传统产业比重较大，单位资源的产出效率较低，单位产出的能耗较高，资源综合利用率和再生资源回收利用率低，经济增长主要靠投资推动。尤其是随着经济的持续较快发展和对资源的过多依赖，各种资源将难以为继。从近年来部分地区频繁发生的“电荒”、“油荒”中，人们已经强烈地感受到，资源的瓶颈制约越来越突出，传统的高投入、高消耗、低产出的老路已经走到了尽头。不转变增长方式，资源将难以支撑，甚至会出现资源紧张，带来所谓“增长极限”问题；不转变增长方式，环境将难以承受，人居环境和质量将会恶化；不转变增长方式，在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我们将面临着被发达地区越拉越远的可能，综合竞争力将难以提升。为此，云南必须把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作为今后发展的战略重点，牢固树立和认真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转变发展观念、创新发展模式、提高发展质量，落实“五个统筹”，把经济社会发展切实转入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轨道。

二、云南实现经济增长方式根本转变的优势和有利条件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既需要指导思想的转变，更需要技术、资源条件和经济实体基础。特殊的地理气候、区位优势和资源禀赋，为云南省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供了良好的条件。、有发展规模化清洁能源工业的优势。云南有丰富的水能、太阳能、生物质能、风能、地热能等资源和洁净煤技术优势，为发展规模化清洁能源工业提供了十分有利的资源条件。全省水能资源理论蕴藏量达"%亿&’，居全国第三位，可开发装机容量(多万&’，年发电量约，占全国可开发装机容量的,-.，居全国第一位。云南省每年接受到的太阳能总辐射量约%/)1亿万千卡，相当于-/亿吨标准煤的发电量；特殊的地理条件和接受的日照时数、日照强度，使云南成为全国最利于开发利用太阳能的地区。此外，丰富的地热资源、多气候带多物种的生物资源和风能资源，为发展清洁能源工业提供了有利条件。只要我们加强能源资源的调查评价和勘探工作，做好资源开发的统筹规划，提高资源开发的集约化、规模化水平，云南可望成为全国重要的清洁能源工业基地和优先发展地区。"、有发展生物资源开发和创新支柱产业的优势。生物产业以其高投入、高产出、低污染、高效益的特征，在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发展特色经济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我省是植物王国和动物王国，广阔的山区为各种动植物生长提供了无限的空间，生物资源优势十分明显。特别是随着“九五”、“十五”以来的大力培育和发展，生物资源开发创新工程取得明显成效，烟草、茶、胶、畜、林等传统优势产业继续巩固提高，绿色食品、天然药物、生物制药、花卉等新兴生物产业快速成长，加快生物产业发展的人才、技术、环境条件逐步形成，良种繁育、生产、加工、销售和推广体系逐步健全完善，生物资源开发创新产业已成为我省具有较强竞争力的支柱产业和优势产业。、有发展旅游业和其他现代服务业的优势。高度发达的服务业是现代经济的重要特征，大力发展以旅游业为主的现代服务业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重要内容。云南山川秀美、人文荟萃，旅游资源十分丰富，随着近年来的大力扶持和发展，旅游景区景点建设不断得到加强，基础设施条件大为改善，接待能力和接待水平不断提高，旅游竞争力不断提高，云南已成为全国重要的旅游客源集散地和旅游经济强省。伴随着旅游业的快速发展，全省金融、保险、物流、通讯等现代服务业和住宿、餐饮、购物、娱乐等传统服务业快速发展，占经济总值和地方财政收入中的比重稳步提高，既为经济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也为我省加紧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创造了条件。、有扩大对外开放的区位优势。只有大开放才能大发展。云南处于中国连接东南亚、南亚和沟通太平洋、印度洋“两洋”的战略枢纽地带，连接,个国家，邻近"%个国家，面对资源富集和拥有"-亿人口的东南亚、南亚两大市场，地缘优势突出。随着西部大开发和云南国际大通道战略的实施，全省交通基础设施条件极大改善，开放开发环境向好的方面发展。只要我们充分利用这种优势，积极引进来、走出去，大力发展与周边国家产业合作和贸易往来，加强与周边地区的经济技术交流与合作，就一定能够形成依托对外开放，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良性互动格局。%、有一定的技术和人才优势。长期的建设和发展，尤其是独特的发展模式和发展道路，使我省在优先发展清洁能源、生物产业、矿产资源精深加工等多方面，积累了比较雄厚的技术、人才优势，为我省调整产业结构、创新发展模式、着力自主创新、进一步转变“高增长、高消耗、高排放、不协调、难循环、低效率”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奠定了基础。

增长方式范文篇6

□现在的关键问题是选择什么样的经济增长方式，如果不能同时找到一个适合的方式，经济不可能长期稳定快速地发展，或者它虽然发展了，但会走更多的弯路，付出更大的代价。

□要防止和克服一些领导干部在“政绩观”上存在的偏差，如自觉不自觉地更重视任期内经济增长的“量”、形象变化的“快”、对外影响的“大”，而对基础性的工作热情不高、对事关长远的事用心不多、对见效慢的任务关注较少等等，那种在错误发展观的支配下干出的所谓“政绩”，往往是不科学的、只注重眼前发展的。

□在中央强调坚持“科学发展观”之后，同样要坚持科学的改革观。这几年国家及一些地方政府出台的一些涉及社会和谐稳定的有关企业改革、土地征用、房屋拆迁、房改、医改、车改等改革措施，倾斜性严重，不少改革措施被一些集团利益，被一些人为因素所左右，许多改革方案政策措施锦上添花的多，雪中送炭的少。

高代价的增长

火热的夏季，国家统计局在7月16日公布了同样火热的数据，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为58773亿元，同比增长9.7%，为1997年以来同期我国经济最高增速。

“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在中国经济向着民族振兴的目标大道上前进并取得快速发展之时，中国发现还要做更多的工作。其中最主要的问题，不在于GDP实现了多少、增长了多少个百分点，而是首先要回答“中国今后选择什么样的、适合国情的合理经济增长方式”的问题，即发展思路的革命问题。

在不久前浙江省委的一次专题学习会上，国家发改委主任马凯指出，“现在的关键问题是选择什么样的增长方式，如果不能同时找到一个适合的方式，经济不可能长期稳定快速地发展，或者它虽然发展了，但会走更多的弯路，付出更大的代价。”

在过去20多年改革开放的发展历程中，中国经济取得的成绩(年均GDP增长9.5%)是令全世界瞩目和值得中国人骄傲的，但同样付出了现在的发达国家在发展初期曾付出过的惨重的资源、环境等成本代价。马凯在浙江作报告时指出：“在经济增长方式方面，我国目前还存在着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不协调、难循环、低效率的突出问题，存在着严重的发展隐患。”

在投入方面，按照美国经济学家格鲁特曼的“增量资本产出率”，即从每增加1亿元GDP所需要的固定投资来看，我国在“六五”期间是1.8亿元，到了“十五”前三年上升到4.99亿元，也就是说，我国创造1元钱GDP需要的投资竟然接近了5元钱。这足以说明，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投资、消费、净出口，在我国更多的是靠粗放的投资去拉动的。以浙江省为例，2003年，该省以22%的电力增长、38%的投资增长换来了14%的GDP增长，投入4900亿元，产出9200亿元。浙江省省长吕祖善最近呼吁，浙江再也不能用38%的投资支撑14%的经济增长了。

在能耗方面，以水资源为例，我国人均水资源拥有量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1/4，但农业灌溉用水的利用系数却只有0.4，相当于国外先进水平的一半左右；工业每万元产值的用水量高出了国外先进水平的10倍。2003年，我国实现的GDP，按现行汇率计算为1.4万亿美元，约占全世界GDP的4%，但为此消耗的资源，包括原油、原煤、铁矿石、钢材、氧化铝、水泥等，分别约占世界消费量的7.4%、31%、30%、27%、25%和40%，消耗的资源高出世界平均水平很多。

高消耗换来了高增长，也带来了高排放和高污染的问题，现在，中国每增加单位GDP的废水排放量比发达国家高出4倍，单位工业产值产生的固体废弃物比发达国家高出10多倍。

不协调的问题则更明显，经济增长的不协调体现在三个短板：一是农业的短板，农业基础薄弱，“三农”问题长期得不到有效解决；二是服务业的短板，中国现在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只有32.3%，不仅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的66.4%，还低于低收入国家平均水平的45%，影响了整个社会经济运行的效率，社会物流总成本比发达国家高出近1倍；三是行业中的短板，中国的传统产业、低技术含量和低附加值的产业仍占主导地位，许多关键的、高技术的设备都要依赖进口。除此之外，整个社会的发展也不协调，中央党校副校长王伟光指出，我国的经济增长与社会事业的发展、与人们的收入分配、与就业形势、与人的全面发展、与体制的创新等都存在相对失衡的不协调问题。比如我国的卫生医疗体系，2000年世界卫生组织的报告披露，在191个世界卫生组织成员国中，中国医疗体系健全性方面的排名是144位，而每个中国人的卫生财务负担排名是倒数第四；再比如我国的基尼系数(衡量社会贫富差距的一个指标体系)，2000年高达0.417，早已超出了发达国家平均0.338的警戒线，差距在拉大，人民内部矛盾也在上升，从1993年到2003年，因为人民内部矛盾的群体性事件数量，每年按17%的比例在增长。等等，中国当前的经济社会发展相对失衡现象值得警惕。

循环经济是一种新的发展理念，一些发达国家现在走的正是这样一条“资源-产品-废弃物-再生资源”的闭环反馈式循环发展模式，而我国的能源利用率只有33%，工业用水利用率为55%，矿产资源总回收率为30%，分别比国外先进水平低10%、25%和20%。

以上几个问题的集中，最后就体现到中国经济发展的低效率问题上来，我国当前全社会从业人员的劳动生产率只相当于美国的1/46、德国的1/32，资源产出率和土地利用率也都低于世界水平。

大量的事实证明，从整体上来看，尽管中国早在上世纪80年代末就明确提出并引导着人口资源的可持续发展，90年代初，也曾将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提上议事日程，但是我们的经济增长方式尚未实现根本性转变。这种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尽管几乎所有的发达国家在工业化时期都经历过，但目前看来，中国却不得不面对改变经济增长方式的现实。

从眼前来看，2003年，中国经济实现9.1%的增长，但从去年开始到现在，却明显地呈现出资源短缺、生产资料价格大幅上扬、煤电油运全面紧张的巨大压力，2004年的拉闸限电安排表已经成为中国百姓在这个炎热夏季里最关注的一个信息，而中国企业、尤其是东部沿海省份的企业，普遍面临着全年性缺电的苦闷。从长远来看，中国的目标是在2020年实现GDP翻两番，但按照现在的资源、能源消耗方式，专家认为中国将很难承受。正是在这样一种客观现实的背景下，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所构想的“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及“统筹兼顾”的发展观，得以在过去经济发展经验的基础上加以充实、综合和提升，以此为内容的“科学发展观”成为指导中国实现现代化的纲领。浙江省委党校发展研究所所长郭祥才认为，中央提出“科学发展观”不是否认过去的成绩，而是对我国过去增长方式的一种纠偏，是通过科学的发展方法，来解决发展过程中所带来的问题。

增长方式的变革招商局的“创举”

“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对于整个中国经济社会未来的发展模式、发展思路，无疑具有根本性的变革意义，然而，用这样一个发达国家在后工业时代的或者说是高级形态的发展模式，来解决当前中国还处于低级形态的发展问题，究竟能否真正落到实处呢？显然，“科学发展观”在中国的执行问题，比其提出更具挑战。

随着东部沿海地区资本外溢的名声在外，近些年，我国的东部沿海地区成为中西部地区招商工作的必争之地也就在情理之中了，以至于这些外来的招商官员如何开展工作，各路人马如何各显神通自然更是不一而足。

但有一种极不正常、却在某些招商官员的引资工作中屡试不爽、甚至被称为金科玉律的“招商先找当地环保局”的怪现象却蔓延开来，“这些招商官员的工作套路往往就是跑到当地的环保局要一份招商项目的名单，然后效率极高地完成相当一部分的招商工作。”一位知情人士痛心地告诉观察记者，“关键的问题在于，这份所谓的‘招商备选名单’恰恰正是某些东部地区的环保部门所抛弃的一些环境评估不合格，存在高能耗、高污染、低效率等情况，而被当地经济发展所淘汰的企业项目，到了某些中西部地区的招商官员眼里却如获至宝、成了引资的重点目标。”

这种招商思路的直接后果，是这些年官员、专家、学者们对“我国的工业污染正在向中、西部地区转移”、“中西部地区仍走在东部地区曾经走过的老路上，实践证明，在东部地区经济的高速发展背后，付出的是更惨重的资源、环境和成本代价”等等绝不仅仅是危言耸听的广泛担忧。从事宏观经济研究的浙江省委党校发展研究所所长郭祥才指出：“这是中国经济发展中新出现的不科学、不规范的梯度转移，显然违背当前全国正在贯彻的科学发展精神。中西部地区的经济条件不同，在产业结构的选择上是可以有所区别，不过绝不能因为落后而成为高污染、高能耗的理由，所以应该坚决制止。”

然而，针对这一现象的评价，并不是完全一致的。一些从事微观经济研究的学者们的观点相对折中，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经济学家分析指出：“中央提出‘科学发展观’，是从全国的角度来要求的，因此，作为不同地区的中西部和东部在把握上肯定会不太一样。相对而言，先发展的东部地区对环境、资源等代价的体会会更深一点，具体到对企业、对项目、对产品的选择上会更容易接受‘科学发展观’的精神；而中西部地区当前则明显地主要考虑经济效益，客观上会造成先发展经济，再讲‘科学发展观’的思路。”他补充说：“因此，从政府部门的角度来讲，到东部地区的环保局找被抛弃项目肯定是错误的，但是要完全地评价这种欠发达地区的招商思路，应该是很复杂的，我认为对他们来说，应该也是无可奈何的选择。”

走出四大误区

采访中，一些地方官员在“科学发展观”精神的把握上，还存在着“先发展，再讲科学发展观，进行治污，然后调整产业”的思路，同时也存在着一些诸如“科学发展观是不是中国对未来发展的一种理想，而不是现实选择？”、“科学发展观的思路是不是要我们放慢发展速度？”等疑问，对此，本刊根据采访所得，作些解答，认为要正确认识“科学发展观”，应该走出四大误区。

误区一：把“科学发展观”看成是脱离实际的空想

从世界发展实践角度考察，西方发达国家在传统的工业经济时代并没有意识到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是在步入后工业社会后，为解决工业经济所带来的生存和发展问题才提出来的。也就是说，中国的“科学发展观”构想，是发达国家后工业时代的高级形态的发展意识，于是就有人对此不以为然，甚至认为，作为后发国家，目前中国尚未实现工业化，提科学发展是一种脱离实际的空想。

这种观点的缺陷在于，他们忽略了重要的“历史环境”问题，就是今天我们正处在一个从工业文明走向知识文明以及由此形成的新全球化这样一个特殊的历史环境下，中国包括其他任何后发国家都不可能、也必须避免重蹈发达国家的覆辙，走“渐序”发展道路，而应该走后发型的“跨越”发展之路。“科学发展观”就是把高级形态的发展要求和低级形态的发展条件结合起来，为中国选择一条最佳的后发现代化道路，制定出更加科学的战略和决策，这是世界实践的必然趋势，也是中国现实发展的客观要求，是“必须实践”的现实问题，而不是“以后再说”的理想和所谓的“空想”。

误区二：把“科学发展观”看成是要放慢发展速度

中央提出科学发展理念之时，也正是从去年以来我国经济出现的局部过热、投资增长过快等问题充分暴露的关键时刻，所以，社会上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央提“科学发展观”，其实就是为当前中国的宏观调控政策找一个理论依据，是有意放慢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甚至有人认为是对经济发展的一种阻碍。

这显然是对“科学发展观”的一种狭隘的误解，固然，提出这一理念有对当前经济发展中出现投资增长过快，能源、资源紧张，环境压力过大等问题的总结，但绝不仅是如此，“更多的是站在整个时代、整个世界的高度，对世界现代化历程的考察，特别是在西方国家发展观的研究基础上，对我国过去20多年快速发展的经验和教训的分析总结，尤其是面向21世纪中国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下提出来的。”郭祥才教授指出，“如果不坚持科学的发展理念，按照目前这样一种发展模式，我们要实现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将面临极大压力，甚至于再这样继续下去，中国经济社会必将遭遇生存和发展的困境，到时候就更难解决。”因此，专家们认为，“科学发展观”的新构想，不是要放慢发展、阻碍发展，而是用前瞻性的发展方法，来解决中国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发展中已出现或将出现的问题，是为了要发展得更快一些、更好一些。

误区三：把“科学发展观”看成是否定过去的成绩

过去的20多年里，中国经济、社会都取得了重大的进步，创造了世界奇迹，但也带来了不少问题，主要体现在工人下岗、农民失地、官员腐败、贫富差距拉大、资源枯竭、环境污染、社会不稳定等等。那么，提出“科学发展观”新构想，是不是表示对过去发展成绩的否定呢？浙江省委党校软环境研究所所长盛世豪指出：“这绝对不是对过去成绩的否定，而是对市场行为的一种纠偏。”因为，社会发展中出现的以上这些问题，是伴随着大发展、大进步而带来的问题，如果没有发展，也就没有这些问题，因此要正确认识和对待发展中的问题，而不能否定成绩。对于问题的解决，摆在中国面前的就是这样两条路：一是先解决问题再发展，二是在发展中解决问题，而我们所选择的，就是用科学的方法，在发展中解决过去的发展中出现的问题。而且，“科学发展观”与“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思想都是一脉相承的，是对执政党过去思想、理论的总结和提升。

误区四：把“全面”、“协调”、“统筹”看成是走“均衡”之路

中国理论界和政界过去存在一种看待发展的错误逻辑，认为中国走的是一条“均衡-不均衡-均衡”这样反复的发展道路，因此，现在提出“全面”、“协调”、“五个统筹”的理念，对区域之间、城乡之间、政治经济文化之间、人与自然社会之间的不协调进行调整，就是回到了“均衡”之路。

树立正确政绩观

从理论上分析，“科学发展观”所蕴涵的就是高级形态和低级形态发展要求的统一，其出路在于十六大所提出的“坚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走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小、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路子。”

但从实践来看，要落实“科学发展观”，用发达国家后工业时代的意识来对待和解决当前中国低级形态发展中的问题，还必须直面几大阻力因素。第一是人的因素，目前在中国农村，15岁以上人均受教育年限不足7年，受到过大专教育的不足1%，比城市低13%，总体上人的素质不高，人的优势难以得到充分发挥。第二是生产力本身的限制，因为中国尚未实现工业化，而科学发展也意味着发展过程中的选择甚至放弃，需要我们正确看待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关系。第三是本身发展的不平衡性，尤其在“三农”问题、欠发达地区发展问题、公共领域建设问题、弱势群体扶持问题、自然资源的保护问题上，都不是一朝一夕所能解决的，所有这些都会对实际发展过程中贯彻科学发展理念形成阻力。

而最大的阻力，还是各级领导的“政绩观”问题。在浙江台州路桥区的采访中，区委一位领导指出：“‘科学发展观’的贯彻，主体是作为引导者和领导者的政府，政府施政过程中有没有科学发展的理念是首要的。而这是由科学的、正确的‘政绩观’所决定的。现在各级领导班子和大多数领导干部，‘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意识强烈，追求政绩、创造政绩的愿望迫切，但要防止和克服一些领导干部在政绩观上存在的偏差，如自觉不自觉地更重视任期内经济增长的‘量’、形象变化的‘快’、对外影响的‘大’，而对基础性的工作热情不高、对事关长远的事用心不多、对见效慢的任务关注较少等等，那种在错误发展观的支配下干出的所谓‘政绩’，往往是不科学的、只注重眼前发展的。”

而如何使得干部的“政绩观”与“科学发展观”的要求相适应呢？纠正不正确的“政绩观”，其主要决定因素恐怕还是官员的政绩考核指标。因此，民建浙江省委会办公室主任冯小贤认为：“当前需从速改革官员政绩考核指标，不能只盯着GDP，投资增长等指标，建立符合‘科学发展观’要求的党政官员政绩考核指标体系，树立科学的‘政绩观’，这就是科学改革观的基本价值趋向之一。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的基本任务是消除‘市场失灵’，保障社会适度公平，实现社会发展最大化(而不是资本利润最大化)，让全体社会成员都能享受到经济发展的成果，并以此来设置考核指标，尤其要增加那些社会经济发展需要做而党、政官员不太愿意做的事，而对于那些官员很乐意去做的事，则一般不必考核，并参照联合国的人文发展系数的办法来判断地方政府的治理能力和业绩。这是从较深层次上采取改革措施，促进我国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

进行科学的改革

实现科学发展新构想的过程，实际上也就是对过去发展理念、增长方式进行变革，尤其体现在中国在未来发展道路上的一系列改革之中。

冯小贤指出，在中央强调“坚持科学发展观”之后，同样要坚持科学的改革观。这几年国家及一些地方政府出台的一些涉及社会和谐稳定的有关企业改革、土地征用、房屋拆迁、房改、医改、车改等改革措施，倾斜性严重，不少改革措施被一些集团利益，被一些人为因素所左右，许多改革方案政策措施锦上添花的多，雪中送炭的少。往往由于一些改革政策的倾斜严重，利益调整不公平，不公开，造成新的不公平，甚至使一些人一夜暴富，使国有资产严重流失，从而引起群众的强烈不满，出现一些新的带有普遍性的群体的矛盾就在所难免，因而造成群众上访增多，社会潜伏着不稳定因素。

科学的改革观要求改革的政策措施要尽可能平稳，力度尽可能不要超过群众心理承受力太多。至少今后每一项改革政策出台，利益调整，考虑一定要更全面，一定要多层面大范围、宽领域地听取各种意见建议，尤其是各派、群众团体、社会各界的意见，使出台的政策更完善，尽力做到公开、公正、公平，尽量减少倾斜度，这是从源头上减少矛盾和社会不稳定的根本之策。“以人为本”是要顺应广大群众日益增强的参与社会管理的愿望和要求，听取和尊重群众的意见建议。今后要改变由少数人定改革方案和政策措施，少数人得益的做法。这样才能在改革发展中减少出现更多新的社会问题，建设平安中国、平安浙江，真正实现科学发展。-

马凯谈科学发展

--观察记者徐友龙

在不久前浙江省委“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专题学习会上，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马凯作了《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推进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性转变》的专题报告，提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举全国之力，进行不懈的艰苦努力。要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切实走出一条新型工业化道路，努力建设低投入、高产出，低消耗、少排放，能循环、可持续的国民经济和节约型社会。”本刊将其关于“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途径和措施”问题的报告整理成文，以飨读者。

一、必须摒弃传统观念

传统的发展观，偏重于物质财富的增长而忽视人的全面发展，简单地把经济增长等同于经济发展而忽视经济社会的全面进步，相应地把GDP作为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发展的单一标尺而忽视人文的、资源的、环境的指标，单纯地把自然界看作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索取对象而忽视自然界首先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

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必须辨证地认识物质财富的增长和人的全面发展的关系，转变重物轻人的发展观念。发展应该始终把提高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和健康水平作为出发点和归宿。符合“科学发展观”的经济增长方式，是以有利于而不是有损于人的全面发展为最高标准的增长方式。

必须辨证地认识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关系，转变把增长简单地等同于发展的观念，也不能把发展简单地等同于增长。经济增长是经济发展的基础，没有经济增长谈不上经济发展，但增长并不一定带来相应的发展。国际经验表明，事实上存在着“没有发展的增长”，甚至“负增长”，即经济总量扩大了，但经济结构没有优化，经济增长的质量没有改善，国家的综合实力和人民生活的综合质量没有实质性提高，甚至在经济总量扩大的同时，结构恶化了，环境破坏了，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条件下降了。符合“科学发展观”的经济增长方式，是速度与结构、质量、效益相统一的增长方式。

必须辨证地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转变单纯利用和征服自然的观念。应该认识到，破坏自然、掠夺自然，就是破坏自己、掠夺自己；要关注人，也要关注自然；要满足人的需要，也要维护自然的平衡；要关注人类当前的利益，也要关注人类未来的利益。在发展过程中不仅要尊重经济规律，更要倍加尊重自然规律，充分考虑资源和生态环境的承载能力。符合“科学发展观”的经济增长方式，是人与自然和谐、可持续发展的增长方式。

二、必须完善核算体系

GDP这一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建立，曾被称为“20世纪最伟大的发明之一”。它是反映一个国家经济规模、经济实力的重要指标，GDP又是国家制定宏观调控政策的重要依据，因此，对GDP的重要作用不能忽视。但现行GDP也有其局限性，它主要反映了一个国家(地区)一定时期经济增长的“产出”、“总量”和“量”，没有或不是很好地反映其“投入”(特别是资源成本和环境成本的代价)、“结构”(包括社会财富的分配结构)和“质”(包括产品和服务的质量、社会效益等)。在GDP核算存在种种缺陷的情况下，单纯地用GDP来评估一个地区的发展成果，考核领导班子的政绩，有失偏颇，容易导致一些地方不惜代价片面追求增长速度，忽视结构、质量、效益，忽视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

要完善GDP，需要逐步建立绿色GDP的体系，在现有GDP的基础上，增加一些资源、环境、人文等因素，建立一套不仅包括物质文明，而且包括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在内的科学考核体系。

三、必须调整经济结构

要切实巩固和加强农业的基础地位，解决农业“短板”问题，提高农民的收入。要改组改造传统产业，积极发展高新技术产业、装备制造业，淘汰落后设备。要大力发展服务业，努力扭转服务业长期滞后的局面，提高服务业比重，增强服务业对其他产业的服务功能，充分发挥服务业在扩大就业中的作用。此外，还要遏制某些地区、某些行业盲目投资和低水平重复建设。

四、必须大力发展循环经济

循环经济的原则是“减量化、再使用、可循环”，减量化是指在生产的投入端尽可能地消耗资源；再使用是指尽可能延长产品的使用周期；可循环是指最大限度地减少废弃物排放，力争做到排放地无害化，实现资源的循环利用。以电解铝为例，生产一顿铝，要消耗1500度电。去年出口了125万吨铝，就相当于出口了接近200多亿度电。但是铝的再生性能好，受损率小，按一定的生命周期计算，目前铝制品的平均寿命是15年，按可再生13-25次计算，铝的平均寿命就可以达到200-375年，可以大大节约铝钒土的资源消耗。

五、必须推进科技进步，加快体制创新

将来的能源、资源问题，最根本的还要靠科技进步。以能源为例，现在能源的生产和生活消费主要是靠煤炭、原油、天然气等化石能源，这些不可再生资源都很有限。太阳能是最清洁，最丰富的能源。太阳能是化石能源的3.5万倍，然而太阳能的收集、储存、使用等技术问题还没有过关。解决能源问题的最终出路还是要靠科技。

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和体制创新是相互制约、相互影响的。没有体制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就不可能得到根本的转变。

六、必须强化企业管理

企业是经济活动的主体，也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微观基础。推进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性转变，必须强化企业管理，加强企业成本管理和企业信息化建设，高度重视基础管理工作。

七、必须引导合理消费，提高国民素质

增长方式范文篇7

第一，我国对外贸易增长迅速，但总体上看，我国对外贸易的质量和水平还不够高，主要表现为我国出口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数量扩张型的。一是出口商品中，资源性、高耗能、高污染的产品仍占有一定比重，不符合我国的比较优势，加剧了国内资源和环境压力。二是出口仍然集中在劳动密集型产品和制造环节上，即使是机电产品和高新技术产品，也主要从事中低端的加工装配环节，国内增值率不高。三是自主品牌产品出口少，据商务部的统计，我国出口商品中，拥有自主品牌出口产品的企业不足20%，自主品牌产品出口不足10%。四是数量的持续扩张，导致在海外市场特别是我国出口比较集中的市场上，我国商品数量增长很快，引起较多的贸易摩擦。

第二，加快转变对外贸易增长方式。

（1）优化出口商品结构。《建议》指出，要积极发展对外贸易。这是因为就业压力仍将是我们面临的突出问题，相对低劳动成本的优势还将在较长时期内存在，因此，发展对外贸易仍将是我们长期的任务和优势。《建议》要求，要优化进出口商品结构，着力提高对外贸易的质量和效益。从国内产业发展的基础看，我国具备了在“十一五”期间加快转变对外贸易增长方式的基本条件。一是国内产业整体技术水平和竞争力在较快提升，包括汽车及零部件、数控机床、电站设备在内的一批技术含量较高、附加值较高的产品，出口有望出现突破性的快速增长。二是传统出口商品的技术含量和附加值继续提升，即使是劳动密集型产品，也可以从出口中获得更大的收益。三是外商投资企业继续提升产业层次和加工深度，加强研发能力，有利于提升其出口商品的国内增值率。

（2）提高加工贸易产业层次。加工贸易不断发展是全球产业内、产品内分工体系不断深化的必然现象。加工贸易在我国进出口中占有重要地位，2004年，占我国对外贸易的比重为47.6%，其中占出口的比重为55.2%。加工贸易提供了超过2500万人的就业机会。加工贸易产品也在不断升级，我国出口的电子信息产业产品中，90％以上是以加工贸易方式出口的。《建议》提出，要继续发展加工贸易，着重提高产业层次和加工深度，增强国内配套能力，促进国内产业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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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的20多年,中国经济保持了高速的增长,年均增长率在9%以上。然而,中国GDP的高速增长是在粗放式经济增长方式下以牺牲资源和环境为代价取得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0。这是对/发展是硬道理0的丰富和补充,更加强调了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因此,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在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成为我国经济工作中非常重要的任务,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可以从方方面面来做工作,引入绿色GDP对国民核算体系进行改革、调整和完善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

一、国民经济核算指标-GDP的地位与缺陷

GDP是国内生产总值的简称,是指一国在一定时期(通常为一年)内,在其领土范围内,本国居民和外国居民生产和提供的最终产品和劳务总量的货币表现。目前,世界各国都把GDP作为国民经济最主要的核算指标,我国各级政府制定经济社会发展规划也都把它作为重要指标并成为世人关注的经济/晴雨表0。从生产角度看,GDP不仅能够反映一个国家的生产规模,而且能够反映这个国家的产业结构;从需求角度看,GDP不仅能够反映一个国家的需求规模,而且能够反映这个国家的需求结构,也就是最终消费、资本形成和净出口及其具体构成项目在总需求中所占的份额。从地域角度看,GDP不仅能够反映各个地区的经济总量,而且能够反映各个地区的产业结构、需求结构等。虽然GDP具有如此重要的地位和作用,但它本身也存在许多缺陷:GDP只是对最终产品和劳务的计量,没有把资源成本和环境成本计算在内,它本身只能反映一个地区、一个国家经济增长与否,而不能说明一个地区或国家资源消耗的状况和环境质量的变化。而片面追求GDP的增长,对我国政府近年来所倡导的可持续发展战略构成了巨大的挑战。1.GDP不能反映社会成本。GDP只反映经济增长,而并不反映经济增长的代价,不反映资源的消耗和环境损失。比如,采伐树木,使生态环境破坏,但GDP仍然增长,企业生产造成水污染,GDP也增长。2.GDP不能衡量效益、效率、质量和实际国民财富。GDP所计算的是从事生产活动所创造增加值,至于生产效益如何,产品能否销出去,报废、积压、损失多少,真正用于扩大再生产和提高人民生活的有效产品增长多少,GDP是体现不出来的。3.GDP不能衡量资源配置的效率。个别地区和个别领导干部大搞形象工程、政绩工程、/短、平、快0工程等,重复建设严重,使GDP增长了,领导的政绩产生了,但其中不少资源的配置是效率低下,造成了资源的浪费。国民经济核算指标体系中存在的上述缺欠,要求我们对目前的核算体系进行改革和完善。随着新的发展观的确立,公众对环境保护的日益关注,理论界就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重要指标))))国内生产总值(GDP),提出了绿色GDP的概念。引入绿色GDP来弥补GDP的缺陷。

二、绿色GDP的积极效应与难点

绿色GDP就是在GDP的基础上减掉创造GDP所消耗的资源的价值,然后再减掉创造GDP所造成的污染的治理成本。绿色GDP不但反映了经济增长的数量,更反映了质量、效益。把资源成本和环境成本纳入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将会从根本上改变党政官员的政绩观,推动粗放型增长模式向低消耗、高利用、低排放的集约型模式转变,真正把可持续发展战略落实到经济建设的各个层面、各个领域。其积极意义还在于:第一,绿色GDP有利于科学和全面的评价我国的综合发展水平。通过对资源耗费、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计量,可以知道为取得一定的经济发展成就,付出了多大的代价,从而可以使我们客观和冷静地看待所取得的成就,及时采取措施降低资源和环境损失。第二,绿色GDP可以为干部政绩考核提供新的科学的客观评价标准。以往对干部的政绩考核,主要是以GDP的增长为标准,结果为了出政绩,大搞形象工程,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十分严重。用绿色GDP指标能考核出取得经济社会发展时付出了多大资源环境的代价,他的真正政绩有多少,从而进一步促进各级领导干部更加重视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第三,绿色GDP有利于促进政府转变职能。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的重要职能是向社会提供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绿色GDP作为关系到一个地区综合发展水平的公共信息,必将促进政府更加关注本地的宏观发展战略,使政府从热衷于具体项目管理转向做好发展规划和创造更好的发展环境上来。第四,绿色GDP有利于促进公众参与节能降耗和环境保护。绿色GDP的发展可以更广泛地让社会公众了解资源消耗与节约状况和环境保护与破坏程度,使公众对资源消耗与环境保护有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促进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发展。绿色GDP的积极效应显示了它可以成为国民经济重要的核算指标,而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实践也需要绿色GDP。科学发展观呼唤绿色GDP,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催生绿色GDP。建立绿色GDP核算体系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实践。在一定意义上说,我国经济长期实行的粗放式增长方式,与错误的政绩观和传统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有着直接的关系。因此,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坚持科学发展,必须引入绿色GDP,调整和完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虽然绿色GDP有如此重要的积极效应和采用的必要性,但真正建立起绿色GDP的指标体系是一项长期艰巨的任务,因为实施起来有一定的难度。首先是技术的难度。技术上有两大难题:一个是资源环境的损耗与经济发展不同步。比如,工业污染引发的生态破坏和健康损失是污染发生之后逐渐显现的,有的需要几年甚至是十几年才被发现,其成本算到哪一年才准确?另外一个难题是资源环境成本的计量较难处理。环境成本是指某一主体在其可持续发展过程中,因进行经济活动或其他活动,而造成的资源耗减成本、环境降低成本以及为管理其活动对环境造成的影响而支出的防治成本总和。环境成本计量是绿色GDP核算的基础,但环境成本的计量是非常困难的事情,这种困难主要来自于环境成本具有累积效应和环境损失的多因性以及非市场价格问题等。再次,国际上还没有成功的经验可借鉴。在联合国等国际组织的倡导下,绿色GDP核算的理论研究和实践工作都取得了很大进展,但到目前为止,尚没有哪一个国家完成全面的绿色GDP的核算指标体系,因此,改革现行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是绿色GDP核算从理论走向实践,需要我们/摸着石头过河0,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绿色GDP核算的方法与体系。再次,绿色GDP核算的制度安排基本是一个空白。这主要包括:(1)环境法规的不完善。随着绿色GDP核算理论与方法的完善,需要制定和完善相关方面的环境法规与政策,从而为绿色GDP核算理论与方法的应用创造良好的条件;(2)统计法规的不完善。目前环境资源统计工作部门协调机制还不健全,与绿色GDP核算有关的环境统计规划、统计制度和统计标准还未出台。最后,还有一个就是对绿色GDP的认识存在问题。不是对绿色GDP必要性认识不足,复杂性认识不够,就是夸大绿色GDP的作用,盲目崇拜;甚至认为绿色GDP是万能的,有了绿色GDP,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切问题都能解决了。这些认识问题必须不断加以克服和解决,才能为绿色GDP的核算体系建立扫清思想观念障碍。

增长方式范文篇9

关键词：后危机时代；福建省；外贸增长方式

1福建省外贸发展新特点

1.1一般贸易进出口额和增长率高于加工贸易，且进口增长率高于出口增长率

从2000年以来，福建省各种贸易方式的进出口总额均比较大，且出口总额大于进口总额，处于贸易顺差。2000~2004年一般贸易出口小于加工贸易出口总额或者持平，加工贸易出口额自2000年超过50亿美元以来，呈增长趋势且增长速度比较快，在2004年达到148亿美元，年均增长速度高达118%。但是自2005年起一般贸易出口总额反超加工贸易出口总额，而2007年起一般贸易进口总额也高于加工贸易进口总额,自2005年开始，一般贸易的贸易总额超过加工贸易的贸易额，并且差距越来越明显。加工贸易外向型依赖性程度过高，易受世界经济的影响，这在金融危机蔓延的2008年和2009年体现得相当明显，一般贸易无论是出口还是进口都大大地超过加工贸易。从二者进出口变化速率来看，2008年之前，一般贸易出口增速高于进口增速，加工贸易除了个别年份亦是如此，而进入2008年，加工贸易出口增速、进口增速出现了负的增长，而无论是一般贸易还是加工贸易，进口的增速远大于出口增速。

因此，可以看出金融危机后福建省外贸发展的一个新变化是一般贸易进出口额和增长率高于加工贸易，且进口增长率高于出口增长率。

1.2与欧盟、东盟两大出口市场的经贸往来愈加密切和频繁

欧盟是全球贸易保护色彩较为浓重的地区之一，贸易壁垒层出不穷。尽管如此，欧盟作为世界贸易增长的重要一极，其市场容量和贸易潜力不容小觑。福建省越来越注重对欧盟市场的开拓，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成效。2008年以后，欧盟取代美国跃居福建省第一大贸易伙伴和第一大出口市场。

随着中国与东盟自由贸易的不断发展，福建与东盟的经贸关系也将日益密切，经贸合作将呈现持续升温的发展趋势。2009年，东盟市场的出口额已经占据了福建省出口总额的第三位。从福建省与东盟各国的双边贸易情况来看，进出口产品结构具有较强的互补性，二者是重要的贸易伙伴。

1.3外商投资企业仍占主导地位，但私营企业比重逐年上升

虽然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仍占主导地位，但私营企业进出口比重逐年上升，且在2008年增幅达10年来最大。从出口方面来看，2009年外商投资企业出口比重为51%，相比较2008年下降了6个百分点，为10年来下降幅度最大值；而与此相对的，私营企业出口比重自2000至2008年平均增幅为2至4个百分点，而2009年的增幅达到8个百分点。

从进口方面来看，外商企业进口比重逐年下降，2009年下降了9个百分点，达到10年来最大降幅。而私营企业进口比重逐年上升，2009年上升了5个百分点，也是10年来上涨幅度最大的一年。外商企业大都为“成本驱动型”，且贸易方式以加工贸易为主，而较多的私营企业从事的是一般贸易。随着加工贸易增速的大幅度下降，与从事一般贸易为主的民营企业相比，外商投资企业往往对于国际市场的波动更为敏感，进出口的比重下滑的趋势更为明显。经济危机爆发后，外商投资企业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往往采取抽离资金、企业倒闭等方式进行“自保”和“逃命”，因此表现出较弱的稳定性。而私营企业不同，它们往往是扎根于本土，在稳定性和抗震性方面表现较好。

1.4工业制成品贸易额所占比例远远大于初级产品

对福建省历年统计年鉴统计数据进行分析，在进出口商品中，工业制成品贸易额所占比例远远大于初级产品。从出口来看，工业制成品一直维持在90%以上，并且逐年增加，在2008年达到94.02%。进口方面，工业制成品在2000年为88.42%，从2003年开始有所降低，2009年这一比例达到74.43%，工业制成品的进口比例下降，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我国自主生产工业制成品的能力在上升。但是，工业制成品的进口额增速均有所放缓，2009年工业制成品出口比上年下降7.52%，进口比上年下降8.15%。机电产品和高新技术产品进出口受到的影响更大，其中，机电产品出口和进口分别比上年下降17.62%和15.08%；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和进口分别比上年下降17.42%和11.85%。工业制成品当中，劳动密集型产品占据了较大的比重，由于受到经营成本上升和外部需求减弱等因素的共同影响，导致了工业制成品出口增速大幅回落。

2福建省外贸增长方式调整的对策建议

2.1优化贸易方式，做强一般贸易，提升加工贸易

后危机时代，福建省的贸易模式发生了较大变化，单纯依靠加工贸易来拉动外贸发展，不是最优的贸易方式。只有以一般贸易为基准，提升加工贸易的层次，辅助发展其他贸易模式，形成贸易模式的稳固金字塔。通过加工贸易的转型以及实行品牌战略，引导集约型贸易发展来提高加工贸易的层次。为此，需要从以下方面进行努力：进行有效的战略规划，并以技术作为有效的支撑，推动加工贸易转型；政府充分发挥在推动加工贸易转型方面的积极作用，发展配套设施和创造良好的环境，提高承接产业转移能力；在确保产品质量过关的基础上，适当地对加工产业链加以延长，创造更多的价值；提高产业层次和加工深度，发挥加工贸易的技术溢出效应，促进消化、吸收和自主创新；对处于较低层次的加工贸易规模进行有效的控制，淘汰效益较差、实力较弱的加工贸易企业，引进较为先进和高级的产业链。

2.2区分市场结构，拓宽市场广度并同时挖掘市场深度

市场的多元化和拓展应包涵两层含义，一是降低市场过于集中的风险，二是在拓展市场的同时注意改善市场结构。继续开拓主要发达国家和地区市场，如欧盟、美国、日本等市场，同时不失时机地开拓一些具有潜力的市场，如东盟、新兴市场国家等。通过形成合理的有层次的多元化市场格局，抵抗市场过于集中带来的冲击和风险，提高对外部冲击的反应能力。针对不同国家和地区市场的特点，开拓政策也应该有所区别。对于具有潜力的新兴市场，做好调研工作，根据其市场需求，灵活组织适销对路的产品出口；对于发达国家传统出口市场，通过双边磋商，消除贸易壁垒，扩大国际市场占有率，稳定出口市场。注意有重点地挖掘市场，在已有的市场上通过市场细分、产品延伸和多元化经营等手段，研究和了解市场国家的贸易法规和商业惯例，充分利用先进的基础设施和经销网络，提高市场深度，占领更多的细分市场。

2.3优化主体结构，注重私营企业规模和效益的提高

一方面，要因势利导，对私营企业的进出口贸易加以扶持和鼓励。积极营造良好的氛围，促进私营经济规模的扩大和水平的提高。对于外贸绩效突出的私营企业，采取物质奖励和荣誉奖励手段相结合的方式，鼓励其产品“走出去”，积极与国际标准接轨，努力缩短与竞争能力强的国际大企业的差距，朝着大型跨国公司的目标迈进。

另一方面，要建立起为私营企业服务的行业协会或者其他中介组织。行业组织应当成为政府与企业、企业与企业、企业与外部其他机构之间沟通和联系的桥梁。该行业组织可以以产品为基础，以服务协调为主，为企业争取更多的利益，真正实现中介服务功能。此外，加强行业组织内部企业与国外企业的交流与合作，推动私营企业走规模化、国际化道路，提升企业的综合竞争力。

增长方式范文篇10

在中共中央《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建议》中使用粗放型和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的提法后，各方面对该问题的讨论兴起，集中在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到底转变什么，比较典型的看法有：(1)由外延的扩大再生产向内涵扩大再生产转变；(2)外延的粗放型向内涵的集约型转变；(3)由数量扩张型向质量效益型转变；(4)由轻型结构向重型结构转变。

在认识和进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方面要克服三个误区：一是认为外延的扩大再生产是粗放增长。事实上，马克思并没有把外延的扩大再生产和技术进步对立起来，数量的扩张可以分成两种情况，其一是在原有技术水平上的数量扩张，其二是在技术进步基础上的数量扩张，外延的扩张可能是任何国家在任何阶段都必不可少的；二是认为外延的扩大再生产就是粗放经营。事实上，同样是外延的扩大再生产，也可能有集约型的经营方式和粗放型的经营方式，如在同一技术水平下扩建，可以有严格的项目管理和工程成本控制，也可以有铺张的、不计成本的项目管理；三是认为内涵扩大再生产比外延扩大再生产效益高。不同的资源结构、经济发展水平和外部环境下，就有不同的有效的经济增长方式。

二、选择增长方式的机制

（一）跨期安排

我们所确定的经济增长方式，主要的衡量标准是其持续性。所谓持续性，就是在未来仍能保持今天的增长，而不是停滞。那么，是哪些因素制约了经济在未来的增长？我们认为主要有：(1)因资源的消耗速度超过了资源的再生和新的资源的开发速度，或者超过了节约使用资源的技术发展的速度，导致经济的增长面临资源的强制约；(2)经济增长对环境的过度使用和掠夺性经营导致环境不可自动恢复的破坏，而增加了在未来的环境治理上花费巨大的成本；(3)忽视技术进步、新产品的开发、人力资源的积累而导致经济处于低水平的重复，在未来被高水平的企业和区域所超越；(4)没有按照生产力发展水平调整生产关系的意识，回避经济增长中的体制性因素，如不进行社会保障制度建设、没有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重组企业、产业，回避矛盾，致使失去调整的机会，问题累积甚至发生质的跃迁。

未来是植根于现在的，也是现在可以采取预防措施加以防止的，既然如此，就不应该有未来的风险。产生未来困境的原因有二：一是囿于人们主观认识和知识的限制，没有认识到风险之所在；二是“时间的不一致性”导致人们对未来因素的忽视。

产生时间的不一致性的根源在于成本、收益的时间安排，比如，资源总量是有限的，如果我们今天节制资源的使用，则会减少本期的收入，而其好处是未来的；要决定是否节制使用资源就得将未来的收益与今天的收益减少相比较，也就需要将未来收益加以折现，而折现率的大小与人们对未来的关注程度有关。又如，假冒伪劣产品之所以屡禁不止，是因企业的内在动力牵引和地方政府的支持。对于企业而言，生产假冒伪劣产品只是其积累资本的方式（生产假冒伪劣产品比创造品牌更有效，成本更低，因为很大部分成本已经转移），只要资本积累了，就有未来，所以这并非真正意义上的企业行为，而只是积累资本的手段。假冒伪劣产品的生产对于维护近期的就业、财政收入、当地居民财富等有正面的作用，所以政府就没有积极性打击假冒伪劣，虽然生产假冒伪劣对未来不利，但是未来对于政府官员而言远没有近期重要。因此，经济增长方式的选择与人们对于当期和未来福利的认识有关，在不同的增长方式下，成本和收益不一致：集约型增长方式的当期成本更高，而粗放型增长方式可以将成本转嫁于未来；集约型增长方式的收益有很多是社会收益，而没有转化为私人收益；集约型增长方式的成本是当期的，也是确定性的，而收益是不确定性的；相反，粗放型增长方式的收益是当期的，确定性的，而很大部分成本是未来的、不确定性的。从人的基本特性来看，追求确定性收益而接受不确定性的成本往往更常见。

（二）条件

在进行经济增长方式的选择时，初始条件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为在不同的选择环境中，人们可以进行的选择空间是不同的，有时有很大的选择空间，有时往往别无选择。那么，选择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需要怎样的条件？我们认为有几个方面：(1)政府、企业能得到充分的激励，能在集约型增长中获得差别收益；(2)政府、企业有足够的压力，选择粗放型增长将承受当期损失；(3)集约型增长的收益大于粗放型增长的收益。

符合这些要求的制度和经济环境主要有：

1.需求主导，即需求对供给形成强有力的制约，满足需求方的价格和质量要求成为供给方的基本决策，这必然要求：(1)产权明晰，供给方得到激励，而不是“无所谓”；(2)市场供求基本平衡，供给略大于需求。当然，市场的平衡与经济增长方式有关，在粗放型经济增长中，需求的增长往往超过供给的增长，直到需求面临供给的边界。但是，在某些特殊的情况下，如战争和其他紧急状况下，需求是紧迫的，需求方很少有选择的机会。

2.量的扩张的需要小于质的提高的需要。

3.社会性与私人性得到较好的结合，即损失的不可转嫁性和收益的内化，如上游对污水不经处理即排放到长江，使下游的南京、上海沦为缺水城市；如果对环境进行治理，则带来的收益有众多的主体共享。因此，需要产权和社会管制，如环境污染的损失由厂商承担，或者厂商用污染环境的生产方式所获得的超额收益与因污染而遭受的惩罚相当。

三、增长方式的锁定

选定某一种经济增长方式以后，存在着自我增强的机制，使经济运行在该方式上越走越远，经济锁定于该种方式。

（一）退出成本

从粗放型经济增长转向集约型经济增长需要承担相应的成本，因粗放型经济增长的自我增强使经济系统锁定，退出成本很高。退出成本包括：(1)资源耗竭型增长导致政府管制资源价格，使之保持低价和过度消耗，于是其他因素的相对高价导致这些因素的需求不足，如果节约资源，势必提高资源价格，也就提高了资源的使用成本，使产品失去竞争力，比价的调整不能顺利进行；(2)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积累受限制，集约型增长所需要的技术和人力资源得不到保障；(3)资源价格的提高使资源的使用量减少，从而使经济和系统由对资源的过度使用到使用下降，出现供给过剩，如劳动力、煤炭等；(4)经济系统与社会政治系统结合，使之复杂化，如失业导致社会不稳定、行政寻租，资源的闲置使政府面临扩大资源使用的压力。

（二）博弈

不同的企业、地区之间在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方面进行博弈，即一方根据对他方的特征、支付函数和行为的了解决定自身的行为，这种行为方式的结果可能是理性的，也可能是不理性的，即出现集体的无理性，囚徒困境是一个描述的范例。尽管两个人都是经济人，其决策的目标函数是自己的利益的最大化，但是由于双方的博弈行为，结果对大家都不利。为什么大家不能选择“不坦白”？因为大家对“对方”缺乏信任，博弈为“非合作”博弈。

博弈分析表明，多人的社会行为与个人行为是大相径庭的，许多人的集体行为也可以用多球体运动加以描述（甚至流体运动）。人与人之间存在巨大的差异，如珍惜生命、珍惜未来与短视者，富饶与贫困者等，但是他们共生于一个系统中，所以社会的复杂性是内在的。

在社会中，因为博弈行为的存在，还存在粗放型增长的竞赛，如大家都争先恐后地使用资源、污染环境，导致总体上对资源使用的无节制，使水、土地、森林、动物等以加速度递减，很快陷入衰竭之中，大家都生产假冒伪劣产品，导致优质产品难以保持优质。为什么会出现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的选择竞赛？这是博弈的结果。如果某人不选择粗放型方式，别人的粗放生产力式的强外部不经济便会使其被动并承担相应的成本，因此他既要承担改变生产方式的成本，又要承担社会成本，因此理性的选择当然是粗放型增长方式，甚至比别人更粗放的方式，以便在这种竞赛中更加主动。

四、经济增长方式的评价

经济增长方式与一定生产力水平有着相互适应性，它是反映特定的经济增长动力、目标和经济资源动员、消耗水平的经济范畴，所以经济增长方式是与经济发展阶段相对应的，没有绝对的经济增长方式。我们在考虑经济增长的质量时，常犯一种把经济增长质量与产品质量相类比的错误，产品质量的优劣是相对显性的，也是绝对的，因为它既包括绝对的技术指标，也包括主观的对人的消费需要的满足的程度，但是经济增长的质量则不同：第一，不同的生产力水平下，经济增长的质量不同；第二，不同的可用资源结构所对应的经济增长方式不同，如同样的炼钢，单位煤耗不同、人力不同，但是我们也很难据此就说某个国家的质量高，某个国家的质量低，因为还有其他资源的消耗；第三，在把握经济增长方式时，动态的、局部的观点是十分必要的，今天的集约式型方式在明天看来可能是粗放的，中国的集约在美国看来可能是粗放的，所以横向和纵向的比较只能表示差异和变化，很难据此下粗放或者集约的结论；第四，如果把数量主导视为粗放，质量主导视为集约，则几乎没有纯粹的粗放或集约，数量与质量是共同演化的，量的扩张的外部性之一是质的改善。

所以，判断经济增长质量优劣的标准是：(1)竞争能力，即某个国家、地区的产品在国际市场的竞争能力高低；(2)可持续性，即其经济增长是否牺牲眼前利益而专注于长远发展，是否以知识的增加、人力资源的改善、技术水平的提高、声誉的积蓄、竞争能力的递增来获得经济的增长。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得出的结论是：应该用经济效率的增长率而非绝对的经济效率表示经济增长方式。目前理论界把TEP贡献率大于50%视为集约型增长，小于50%视为粗放型增长。这就是一种绝对的观点，而很难说当经济发展的轨迹为TEP贡献率从20%增长到40%的经济增长方式不是集约型增长。1960-1973年，意大利的TEP贡献率、经济增长率以及TEP增长率分别为64.6%、4.8%和3.1%，而同期日本各指标值分别为41.3%、10.9%、4.5%。那么，哪一个国家的经济更加可取呢？

再看世界银行列示的1960-1985年部分国家要素投入与全要素生产率对产出增长的贡献：

可见，用绝对的全要素生产率值不能反映经济增长方式，如我们不能说美国的经济增长比西德、法国的经济增长更加粗放，或者认为美国的经济增长是5国经济增长中最粗放的。因此，对于经济增长方式的评价，如果只考虑全要素生产率的绝对值，势必得出错误的结论。

应该说，TEP贡献率只能说明在某一个经济增长期内，由TEP提高和各要素增长之间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的份额，它既不能说明经济效率变动的大小，也不能说明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各个国家之间进行经济集约化水平的程度。计量分析表明，TEP增长率的变动趋势为：工业化初期和中期阶段随经济发展而逐步提高，在后期则稳定甚至下降。

与国别比较不同，对于国内地区的比较用利润等指标是可以反映其经济增长方式的，因为：第一，一国内部经济参数相同，不会发生因参数不同对经济活动的强差异引导，如价格因国与国之间的壁垒而发生变异，从而其成本和消耗水平的价值指标没有可比性；第二，同样的参数水平下，价值量与实际的“实物消耗量”可以基本等同。当然，利润等指标不能反映因国内价格管制所导致的、因各地区经济的投入与产出品差异而产生的非增长方式效应。

五、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思路

考虑经济增长方式的措施时，我们要防止两个极端，一是“技术决定论”，二是“制度决定论”。技术决定论忽视制度的影响或者把制度视为外生变量，忽视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方式之间的动态的互动。正如诺斯在《制度变迁与美国的经济增长》一文所指出的，传统经济增长理论的狭隘性是不考虑制度方面的因素。我国的周振华在《我国现阶段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战略定位》也指出，“目前在谈及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时，通常将技术进步作为核心内容”。“技术救国”是带有雄厚文化基础的思想，所以“科技兴国”、“科技兴市”等似乎就代表了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但是经济学家进一步发现，单纯用技术创新不足以解释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诺斯研究发现，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西欧的有效率的组织的发展是西方世界兴起的原因所在。但是制度的重视又产生了“制度决定论”，“一包就灵”的思想在我们中间流行。在制度转型期，制度的作用是决定性的，但是我们不能总是依靠很大程度上是“外生”的制度，而应该在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上，在制度的约束下发展经济。

第一，在加入WTO背景下考虑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加入WTO后由于我们自身条件的落后，尤其是我们经济运行和增长的贯例、基础，在“与狼共舞”之时能否保证自身的安全。对这个问题，需要从产业、国家发展的规律进行分析。产业、国家兴衰的重要规律是报酬递增，例如美国，市场的存在和扩展促进了新技术的采用，刺激了最基本的创新成果，包括铁路、电报以及用煤为燃料的冶炼、铸造、精冶技术等的推广，同时对物质资本提出更高的需求，促使美国成为发展大量生产的机器和组织的先锋。这些对管理和资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家族式的资本制度和管理模式必须改变，促进了公司制和职业经理制的发展。所有这些为进一步提高效率、扩展市场、壮大企业、积累资本等创造了条件。这就是报酬递增，各要素相互促进，提高了整体水平。那么，事物为什么不能沿“强者更强、弱者更弱”的路径一直走下去，现在执世界牛耳的不是罗马、英国等帝国？用“唯一能打败你的不是别人，而是自己”可以分析这种现象：当事物发展到高峰时，另外的力量，这种力量来自事物内部，使之停滞。这是后发国家和地区的机会，也是先进国家和地区的风险所在。加入WTO以后，基于国际竞争力的成本倒逼机制将促使产业整体效率的改进，当然也是对产业整体效率的挑战。

第二，用新的思维进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粗放增长”和“集约增长”是前苏联经济学家于20世纪60年代初创造的概念，1971年苏共24大正式提出经济向集约化为主的发展道路过渡，其直接的原因有：(1)从60年代中期开始，许多部门已面临劳动力数量的约束，70年代有劳动能力的人员年增长率为18%，到80年代下降为3.8%；(2)资源供求不平衡，进入70年代，西部资源供应能力严重下降，要依靠东部供应，面临运输的约束，如燃料运输的平均距离由1966年的734公里拉伸到1152公里，开采成本随着开采条件的恶化而大大提高，因此廉价资源消耗的时代已经过去，另外国家还需要节约资源换取外汇；(3)资金供应能力下降。50年代基建设投资年均增长13.3%，60年代降为7.1%，70年代降到5.3%。与此同时，经济效益日益低下，社会劳动生产率从1961-1965年的年均6.1%下降到1971-1975年的4.8%，高产与低质并存是前苏联各部门、各产品很常见的现象。但是整个70和80年代初前苏联的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没有取得多大的进展，于是在1986年苏共27大进一步确定“整个国民经济转向集约化轨道”的经济发展方针。事实上，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是很多国家都在追求的，但是很多国家没有做到并最终被粗放的经济增长方式所累，如果不全面反思、研究，仍沿袭旧的思路，在旧的体制框架内考虑问题，就难以有效地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性转变。

第三，建立竞争性的市场经济体制，为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确立制度基础。非竞争性易导致三个问题：(1)缺乏有效的激励经济主体的方式，产值、计划指标完成情况及上级主管的考核等都存在不少的问题，如企业往往会研究主管部门的偏好，会游说上级争取对自己有利的考核指标，且信息不对称使企业在博弈中处于有利的位置，由此激励企业进行这种信息优势竞赛。(2)如果没有竞争，则人们决策所使用的信息是不完全的；(3)非竞争性使争取优势的技术进步成为无源之水，难以持续。

第四，建立激励技术进步和创新的经济机制。在技术快速进步的社会，因为技术的失误会导致一个产业、国家更快速的衰退，政府的干预力度反而有所加大，更加强调干预的有效性。我国已经在鼓励企业加大技术开发费用的投入、推动产学研合作、加速技术成果的产业化和商品化、推动企业机器设备的更新等方面作了部署，应进一步选择优势和重点产业，用“适用的技术”改造现有产业、开发新的优势产业，利用资源市场动员资本，在支持技术领域加大国家资金、政策的投入，走出一条符合我国资金、资源现状的技术创新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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