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长原因范文10篇

增长原因范文篇1

关键词：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质量;经济周期

近年来，天津市投资增长出现下滑，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由2009年47.1%的历史高位下降到2016年的12%，2017年投资增速继续下滑。在拉动天津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中，投资一直是主要拉动力。2009年，天津资本形成总额对经济的贡献率达到121.5%的最高值，拉动经济增长高达20.2个百分点，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和拉动作用远远高于消费。随着经济增长的放缓，投资对经济的贡献也在减小。2016年，资本形成总额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下降为44%，拉动经济增长4个百分点。这是否意味着天津的投资已经饱和？投资作为经济增长第一驱动力的地位是否已经动摇？

1三大领域增速下降明显

1.1投资增速快速下滑，一度进入负增长通道。2017年，天津市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呈下滑趋势。第一季度平稳开局，同比增速为10%，比上年末回落2个百分点；第二季度下降速度加快，上半年同比增速比第一季度回落6.4个百分点；第三季度进入负增长阶段，前三季度在上半年的基础上再回落3.9个百分点；前10个月下降至－5.6%的历史低点，相比2009年的历史高点，回落幅度达52.7个百分点。2017年，天津投资增速为0.5%，在全国排名第28位。1.2从行业结构看，投资增速下降主要三大领域。一是第三产业投资持续低迷。第三产业投资在全市投资中占比七成左右，且增长速度较快，一般高于固定资产投资。2017年1—4月，第三产业投资增速首次出现负增长，全年下降1.9%，比上年回落15.9个百分点。其中，占比最高的房地产业投资下降12.6%，比上年回落18.9个百分点。二是工业投资增速快速回落。2017年上半年和下半年特别是8月以来，部分项目建设进度放缓。全年工业投资增长3.8%，比上年回落1.2个百分点。其中，制造业投资增长放缓，2017年增长1%，比上年回落7.2个百分点。三是基础设施投资增速大幅下降。2017年第三季度以来，基础设施投资增速大幅下降，全年下降3.6%。其中，合计占基础设施投资九成左右的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分别同比下降14.8%和5.3%。

2影响投资增长的四大因素

2.1坚持质量第一，增长“去虚高”，经济周期下行阶段实体经济对投资具有负反馈作用。实体经济是国民经济的重要基础，是投资稳步增长的重要支撑。1990年以来，天津经济经历了两个周期。第一个经济周期从1990年到1998年，历时9年；第二个经济周期从1999年至今，历时近20年。天津投资也经历了两个周期。第一个投资周期从1990年到1999年，第二个投资周期从2000年至今，2010年以来，随着经济增长放缓，投资呈现快速回落态势。统计检验结果表明，天津市GDP与固定资产投资互为格兰杰原因。一方面，投资拉动经济的效应极为明显。资本形成总额占支出法生产总值的比重持续上升，2010年达到64.4%，近年来虽有所下降，但2016年仍为59.2%，高于全国15个百分点，天津市经济增长长期依赖固定资产投资的局面还未改变。另一方面，在经济下行时期，经济增长对投资的负反馈作用非常明显。2017年以来，由于经济增速持续下滑，实体经济投资需求随之减少，实体经济投资呈现逐季下滑态势，全年增长3%，但比上年回落14.2个百分点。实体经济投资意愿不高，主要是缺少大项目好项目支撑。实体经济投资体量大，项目储备不足，计划投资大幅缩减，对投资增长产生了较大影响。2.2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调整优化经济结构，短期内带来投资约束的副作用。一是产业结构调整政策对工业投资影响进一步加深。2017年对2.1万家“散乱污”企业进行分类整治，淘汰高污染、高能耗的落后产能，对工业传统支柱行业生产形成限制，同时新兴产业尚未对工业形成强有力的支撑，新旧动能接续不畅，造成工业投资增长乏力。2017年，制造业中的医药制造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投资分别下降10.8%、24.2%、56.3%和65.2%，而战略性新兴产业和高技术制造业投资分别占全市投资的0.8%和3.3%，对传统经济向新动能转化的支撑力不足。二是坚持绿色发展对投资的影响不可避免。为保障空气质量，推进大气污染防治，在建项目多次阶段性大规模停工停产，直接影响全年基建进度和投资。2017年，建安工程投资下降6.3%，比上年回落15.4个百分点。三是落实房地产市场调控政策使得房地产投资增速趋缓。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严格房地产调控。开发商推盘意愿不强，期望通过延缓开发进度等方式等待政策放松，同时叠加环保影响，一定程度上导致投入建设资金减少。2017年，房地产开发投资下降2.9%，比上年回落25.8个百分点。2.3经济增长动力转换，投资主体没有及时跟进，天津固有经济特征加速了投资下滑。一是投资节奏落后于产业结构升级步伐。天津已形成“三二一”产业格局，且第三产业占比在全国排名靠前，在31个省区市中仅低于北京和上海，而第三产业投资出现下降，投资结构与产业结构存在一定程度的不匹配，第三产业比重提高并未吸引大量投资，虽然高铁、“互联网+”、环保等新的经济增长点和产业正在形成，但投资规模不大。2017年，生态保护环境治理业、铁路运输业、信息传输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基础设施投资分别增长75.3%、76.3%和54.2%，但这三个行业投资金额仅占9.7%。战略性新兴产业、高技术制造业、高技术服务业投资分别占全市投资的0.8%、3.3%、6.6%，对传统经济向新动能转化的支撑力不足。二是外向型经济特征在经济下行期使得吸引内外资力度有所下降。对外部需求的依赖使得天津经济对外部市场变化较为敏感，在外部经济疲软的背景下，招商引资难度有所加大。2017年，实际直接利用外资106亿美元，同比增长5%，比上年回落7.2个百分点。2.4减少非税财政收入，融资约束加强，建设资金来源趋紧制约基建投资增长。2017年，建设资金中实际到位资金同比增长0.4%，比上年大幅回落24.8个百分点，其中，民间投资到位资金增速比上年回落6.3个百分点，资金迟滞影响了建设进度。从融资渠道看，项目建设资金主要来源于国家预算资金、国内贷款、自筹资金等，2017年，国家预算资金和国内贷款同比分别下降9%和11.4%，分别比上年回落98.8%和66.4%。一是财政投入力度减弱。基础设施投资项目一般建设期长、收益微薄，对政府及国企的依赖度较大，更多靠政府推动。2017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下降10.4%，比上年大幅回落20.4个百分点。由于调优财源结构，非税收入减少32.7%，占比下降10.2个百分点，造成财政收支缺口972亿元。在保障改善民生支出刚性增长的情况下，基建投资份额受到挤压。二是新旧融资方式接续不畅。政府债务约束收紧，金融机构普遍调整了相关领域贷款的管理政策，部分已达成意向的贷款停止发放，项目后续资金无法保证。三是投资融资渠道不宽。面临流动性压力的平台企业希望调整融资方式，利用债券、PPP模式以及产业基金等形式缓解资金紧张的局面，但这些融资方式面临着成本和规模等方面的约束，很难完全替换前期银行体系的债务存量。

3对策建议

3.1调整优化投资结构，满足经济转型升级需要。投资结构调整既要适应产业结构升级，同时也是助力产业结构优化的手段。一是推进重大投资项目建设，加快基础设施、生态环境、文化娱乐和民生保障等重点领域的项目储备。二是依托京津冀协同发展与“一带一路”发展战略背景，积极优化投资项目布局，推动现代物流业、科技服务业及航空航天业等现代服务业投资增长。三是在重点领域内、重点项目上发挥政府投资的引导、示范、带动作用。3.2拓宽投资融资渠道，提供多元化资金支持。一是金融机构应对贷款审批和风险控制分类管理，审慎处理存量政府投资项目，对符合规定的，应及时放贷、续贷。二是设立各类创业投资、股权投资、并购基金等，加大专项债券发行力度，提高直接融资比重，支持基础设施和民生领域的投资项目。三是借助滨海新区融资租赁产业蓬勃发展的优势，发挥融资租赁在基础设施建设中的投资能力。3.3积极推动PPP模式，制定细化相关措施。一是加快完善中长期财政预算制度，将对PPP项目的支付责任列入中长期预算。二是加快建立起充分竞争、开放有序的市场环境，进一步规范好政府和市场的职责，切实放宽民间投资进入基础设施、社会民生领域等市场准入政策。三是加快建立科学的公共产品和服务定价机制，确保投资项目的合理回报率，提高社会资本参与的积极性和项目可融资性。

参考文献

[1]吴敬琏.靠大量投资拉动经济增长容易导致系统性风险[J].商业观察,2018(10).

[2]殷宇飞,董巍.基于VAR模型的固定资产投资与GDP的互动关系研究——以郑州市为例[J].金融经济,2019(08).

增长原因范文篇2

关键词对外贸易依存度国内生产总值外贸政策汇率

对外贸易依存度又称作对外贸易系数，是衡量一国国民经济对对外贸易的依赖程度的重要指标，它以本国对外贸易总额在本国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表示。为了准确地表示一国经济增长对外贸依赖程度，我们又将对外贸易依存度分为进口依存度和出口依存度。进口依存度反映一国市场对外的开放程度，出口依存度则反映一国经济对外贸的依赖程度。一般来说，对外贸易依存度越高，表明该国经济发展对外贸的依赖程度越大，同时也表明对外贸易在该国国民经济中的地位越重要。

伴随经济的全球化，对外贸易在各国经济中的比重都在增加。1980～2000年间，世界货物贸易的年均增长速度达到6.1%，而世界经济增长速度为5.4%。据WTO和IMF的数据测算，1960年全球外贸依存度为25.4%，1970年为27.9%，1990年升至38.7%，2000年升至41.7%，2003年已接近45%。中国作为转型中的发展中大国，对外贸易依存度也逐年提高。

1近年来我国外贸依存度逐年增高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经济融入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对外贸易快速增长。伴随着外贸的增长，我国的对外贸易依存度也不断提高。我国对外贸易依存度经历了三个阶段的发展：

第一阶段是1985～1990年，随着我国对外开放逐步扩大，出口缓慢增长。1985年，我国对外贸易依存度为23.1%，其中出口依存度为9.02%，进口依存度为14.08%，1990年我国对外贸易依存度首次达到30%，其中出口依存度为16.05%，进口依存度为13.84%，我国出口慢慢赶上并超过进口。这一阶段，主要由于国内资源紧缺和大量技术设备的进口，使进口依存度连续多年高于出口依存度。

第二个阶段是1990年～2000年，在这一阶段，我国采取了一系列的宏观经济调控措施，使出口额年均增长达到12.4%，超出了我国年均GDP的增长速度8.8%。劳动密集型产业崛起，加工贸易的开展，使出口快速增长，出口依存度超过进口依存度，推动外贸稳步上升，我国的对外贸易依存度也于1994年突破40%。虽然1996～1999年四年内我国的对外贸易依存度有所滑落，但是在35%左右徘徊，2000年再次达到43.9%。

第三个阶段是2001年至今（见附图）。随着中国加入WTO，经济全球化进一步加深，对外贸易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日益明显，2004年中国进出口贸易总额历史性的突破万亿美元大关，超过日本，名列世界第三位，对外贸易的增长速度，远远高于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和世界贸易的增长。中国对外贸易依存度快速增加，2002年突破50%，2005年已经高达63%。据有关学者分析我国已经跻身中等贸易依存度国家行列，即贸易依存度集中在30%～100%之间，如法国、意大利、英国、韩国、德国等。

2我国对外贸易依存度持续走高原因分析

2.1对外贸易政策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对外贸易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确立了出口导向型的外贸政策，大力鼓励出口,千方百计地通过出口进行创汇。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为了调整进出口结构，运用了价格、汇率、利率、出口退税、出口信贷等手段调控外贸，使出口额年均增长达到12.4%。这些外贸政策的实施,导致了我国进出口商品在国际市场上的份额不断提升，我国贸易规模列世界排名也不断上升，1997年位居世界第10位，2004年进一步上升至世界第3位，一直到今天，我国的对外贸易规模稳居世界第3位。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国外贸依存度不断提升甚至出现偏高的现象是我国经济发展战略和外贸政策的产物。

2.2我国对外贸易中加工贸易比重过高

我国对外贸易依存度偏高，包括出口依存度增长过快，与我国的加工贸易增长密不可分。近10年来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极大调动了三资企业和民营经济的发展，这给大量利用廉价劳动力的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生产创造了条件，造成了我国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生产的过度发展和盲目出口。很多外商看准了中国，作为其加工基地，大量开展加工贸易。因此从我国对外贸易结构看，加工贸易的快速发展对我国外贸依存度的提高具有重要影响。从20世纪80年代初，加工贸易从零起步，比重上升迅猛，1995年加工贸易额超过一般贸易，到2004年加工贸易出口额占出口总额的55.28%。2005年，加工贸易进出口总额已达6905.1亿美元，占进出口贸易总额比重的48.55%，加工贸易出口与进口的年均增长速度高28.8%和24.2%,远高于出口和进口的年均增长速度15.3%和14.9%。加工贸易已占我国出口贸易的半壁江山，成为我国第一大贸易方式。

加工贸易是“两头在外，一头在内”的一种贸易方式，通常从事低层次加工贸易国家对外贸易依存度高于从事高层次加工贸易国家对外贸易依存度。目前我国的加工贸易从事的是低层次的加工贸易，即使属于高新技术产业中的加工贸易也是从事劳动密集型加工组装环节，附加价值不高，国内采购率较低，利用进口原材料、零部件加工生产后出口，它与国内经济的联系不紧密，因此运用包含加工贸易在内的外贸依存度指标，无法真实反映对外贸易对经济对国际市场的依赖程度。如果扣除加工贸易，出口依存度显著降低。

2.3人民币汇率波动影响

从外贸依存度与汇率变动的相关分析看，外贸依存度与汇率变动之间的关系最为密切。在其他条件都不变的前提下，人民币升值，则外贸依存度下降；人民币贬值，则外贸依存度上升。1978年-1994年期间人民币汇率一直处于贬值中。1978年人民币汇率为1美元兑换1.5771人民币，1993年下降为1美元兑换5.7620元人民币；而1994年我国实施汇率并轨，国内银行挂牌的美元兑人民币的年平均汇率骤升至8.6187元，因此以人民币计算的进出口总额大幅增加，致使1994年相比1993年的对外贸易依存度猛增11个百分点；1994年～2003年，人民币汇率总体上处于稳定趋势。国内外多项研究成果表明，人民币名义汇率比其购买力平价(PPP)低3倍左右。从2003年至今，人民币受到来自多方因素的影响，汇率小幅上升。但从总体上看，人民币的大幅度贬值,对出口产生了巨大影响，外贸依存度从20世纪90年代初的30%上升到目前的60%。可以说我国外贸依存度的较快提高，人民币贬值是一个重要原因。

2.4我国对外贸易依存度被高估

GDP是对外贸易依存度计算公式中的分母，GDP统计结果对一国对外贸易依存对有着直接的影响。由于我国是世界上唯一采用产出法计算国内生产总值的国家，所以统计遗漏很多。2005年和2006年国家统计局两次对GDP历史数据进行了修订，从两次公布的结果看，1993～2004年我国的GDP总量发生了较大的转变。经济普查年度GDP上调了23002亿元，GDP年均上调7418亿元。与GDP数据修订前相比，GDP数据修订之后我国历年的对外贸易依存度都降低了。2004年对外贸易依存度修订之前是70.01%，修订之后下降了10.2个百分点，1993～2004年年平均下降了4.25个百分点。也就是说在对GDP进行修订之前，我国的对外贸易依存度普遍被高估。此外，GDP包括第一、二、三产业的产值，其中第三产业可贸易程度较低，所以在计算对外贸易依存度时，第三产业在GDP中比重越大，计算得到的对外贸易依存度越小。因为第三产业在对外贸易中获取利益的主要途径是通过资本、技术输出、服务贸易等方式。在计算对外贸易依存度时一般用商品贸易额/GDP，所以作为分子的进出口贸易额就较小。因此，第三产业发达的国家外贸依存度就较低。从全世界范围看，21世纪初，世界第三产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平均为62%，其中低收人国家平均为38.8%，48个中等收入国家为54%，高收人国家(即发达国家)平均为67%左右，第三产业成为主要发达国家产值最大的部门。如美国，其第三产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高达75%，2005年其对外贸易依存度仅为25%，因而列入较低外贸依存度国家。而我国第三产业仅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3%，以贸易占国内生产总值计算的贸易依存度就会偏高。

3我国对外贸易发展的几点建议

对外贸易依存度指标在理论界一直是大家争议的焦点，评价各不一致。根据凯恩斯的对外贸易乘数理论，一国的出口和国内投资一样，对就业和国民收入有倍增作用，出口与国民经济之间形成乘数效应。而出口取决于国外消费者对本国产品的需求情况，如果外国处于经济上升时期，则对本国的产品需求会增大，从而促进本国国民经济增长；但是如果外国进入经济增长衰退期或经济增长不景气，则对本国产品的需求下降，从而会将本国带进甚至加速经济衰退。因此，可以说对外贸易依存度的高低是一把双刃剑，任何国家在获得出口增长导致国内经济增长加快的同时，都应该认识到隐藏着巨大的风险。对于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大国而言，这一指标不宜过高。否则，会使一国经济对于世界经济的波动十分敏感，并且忽视国内市场的培育和开发。

而有学者研究表明，我国GDP每增长10%，对外贸易的贡献度为2.5%。鉴于对外贸易对我国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且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我国仍要从自身优势出发参与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对外贸易在今后将更进一步发展。但我们应调整对外贸易的状况和结构，使对外贸易切实拉动并稳定国内经济增长。

3.1继续开放市场，尽快融入经济全球化中去

在经济全球化的环境中，任何国家和地区经济的发展都不能离开世界其他国家。国际分工进一步深化发展是必然的趋势，中国要实现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必须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更快、更深融入到国际经济全球化中去。

3.2进一步扩大内需，稳定国内经济增长

从长期看，为了利用好对外贸易依存度这把双刃剑，减缓国际经济波动可能对我国经济造成的影响，应稳定我国的对外贸易依存度。目前的首要任务就是积极扩大内需，将我国的工业制成品的出口建立在满足国内需求的基础之上。在满足国内市场的前提下形成我国工业制成品的比较优势，降低对国外市场的依赖程度，自己掌控企业的生存状况。

我国的国内市场容量潜力巨大，这正是很多外商看好中国的重要原因之一。我国经济的长期发展与繁荣的基础应是国内消费和投资。国内市场的发展和完善是今后的重心，对外贸易活动应服从于我国的长期经济发展战略。特别是在目前我国与其他国家贸易摩擦逐渐增多的情况之下，扩大内需不失为促进经济增长，稳定对外贸易依存度的良方。

3.3加强技术创新，创立国际品牌，提升产品竞争力

我国目前大力发展的加工贸易能耗高、污染严重、效率低下，始终处于国际分工的最底端。要想加快中国经济的发展，提高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在国际贸易中占据主导，必须以技术进步和技术创新发展自主知识产权，掌握核心技术；从贴牌生产到创立世界品牌，使我国改变给发达国家打工，外贸以数量取胜的面貌，取得自主定价，商品以质量取胜的真正贸易大国地位。

3.4调整产业结构，提高服务贸易出口

服务贸易是现代经济中附加值高，且最具增长潜力的行业。从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轨迹分析，服务贸易的整体增长既优化了一国的产业结构，扩展了一国的经济规模，也降低了外贸依存度。同时服务产品的出口又提升了贸易的国际竞争力。我国的服务业占国民经济的比重处于较低水平，发展比较落后。因此大力发展服务贸易是中国经济和外贸发展的重要任务，提高服务贸易出口量，调整产业结构，必须发展第三产业，服务业发展了，才能参与更高层次的国际分工与国际贸易。

参考文献

1张珣.我国外贸依存度的现状与分析[J].战略与决策研究，2006（2）

2张麦花.我国外贸依存度现状与前景分析[J].常州工学院学报，2005（9）

3张燕林,郑礼明.我国外贸依存度提高带来的主要问题及对策[J].北方经贸，2006（5）

增长原因范文篇3

十年前，中国的外汇储备刚刚超过一千亿美元，而到去年底已突破8千亿美元，十年间外汇储备的年均增长率高达27·2％，近三年更高达42％，如果按近十年来的增长率推算，十年以后中国的外汇储备就将突破十万亿美元大关，这个数字，恐怕早已超出了任何人关于一国外汇储备规模的想象，而任何国际上有关外汇储备规模与管理的理论和经验，也无法给中国提供如何管理如此巨大外汇储备的参考。

有人认为中国的外汇储备不可能象近些年这样不断快速增长，认为中国外汇储备增加到10万亿美元是“天方夜谭”，因为美国迟早会纠正其巨额贸易逆差，中国也会不断寻求贸易平衡。但是这是在用传统观点看问题，而没有看到世界已经并且正在继续朝着新的世界经济格局演变。冷战结束以后，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存在巨大生产要素价格差距的牵动下，发达国家开始了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物质产业的“新全球化”浪潮，这个新趋势，不仅是美国等发达国家贸易逆差持续扩大而不可抑制的根本原因，也是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外汇储备增长持续扩大而不可抑制的根本原因。在过去20年，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产业转移，主要是集中在消费类产业，目前这个转移过程已经基本上结束了，这主要表现在在发达国家的货架上，80～90％都是中国制造的产品，也表现在中国所接受的国际直接投资增长率出现了下降，甚至出现了连续两年的负增长。但是必须看到，在发达国家的制造业中，消费类产业仅占1/3～1/4，也就是说发达国家物质产业的大头还没有进行转移，之所以是到目前为止这种发达国家重工业的产业转移还没有形成巨大浪潮，主要是因为重工业转移需要更高的物质基础与技术环境，而以发展中国家目前的重工业技术基础来说，还没有达到这个水平。例如，在发达国家的设备制造业中，机床的数控化率普遍高达60～70％，日本与德国甚至高达80％，但是直到去年中国机床的数控化率才刚刚超过30％，一些国内专门生产数控机床的企业，数控化率也刚超过50％，由于技术水平的差距，就限制了发达国家把许多重工业产品放到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来生产。

然而，起自2003年的中国新一轮经济增长高潮，已经带有明显的重化工业特征，对中国工业技术基础的改造在本轮增长周期中也特别明显，仍以设备制造业的数控化率来考察，在上世纪90年代，大约以每年不到2个百分点的速度在提升，近三年则超过了每年5个百分点，显示出加速提升的趋势，按照目前的趋势，再用5年时间就可以接近发达国家目前的水平了，因此可以预计，发达国家向中国等发展中国家转移重工产业的浪潮，在未来5年一定会出现。

如果在以发展中国家主要承接发达国家轻工产业转移的时代，中国的贸易顺差可以达到1500亿美元，则不难预测，当进入到重化工业转移的时代，中国的年度贸易顺差一定会超过3000亿美元，而每年所接纳的国外直接投资也会超过目前6、7百亿美元的水平，达到1000亿美元以上，如果国际轻工产业转移可以持续20年以上，由于发达国家的重工产业规模是轻工产业的2～3倍，未来重工产业转移持续的时间只会长于20年，而不会短于20年。如果从目前到2030年的25年内，中国平均每年的贸易顺差额是3000亿美元，接受的国际直接投资是超过1000亿美元，则25年累计的外汇收入就是十万亿美元。如果目前的外汇管理方式保持不变，仅贸易顺差与吸收外资所形成的外汇储备就是十万亿美元，说未来中国的外汇储备增长还会继续保持目前的势头，有什么不对呢？

这还不是问题的全部。近年来在中国外汇储备增长中，能够用贸易顺差和国家直接投资流入所解释的部分，大约仅占60％，还有相当大的一部分外汇储备形成，是中国所吸收的国际“热钱”。国际热钱会集中流入中国的原因很多，也很明显，在此不想多加评论，本文想讨论的问题是，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多国际“热钱”，或者说为什么国际货币的流动性为什么近年来会不断放大。

按照传统理论，一国货币的增长是因为经济产出规模的扩大，但是在新的全球化时代，发达国家出现了持续扩大的贸易逆差，这个现象从货币与经济的关系考察，就变成了发达国家所发行的货币，仅仅是对应于需求的增长，而缺少物质产品的增长。以美国为例，自“9·11”以来，美国经济保持了年均3·5％的较高增长率，但是其制造业的年均增长率还不到1％，经济增长与物质产业产出率的增长差距，就表现为美国持续扩大的贸易逆差，但是美国为了应对这个年均3·5％的经济增长率，也需要增加货币供给，其货币供给量的年均增长率在5％左右，欧元区国家近两年由于经济复苏，货币增长率在8％的高水平，日本为了应对“通缩”，其货币供给的增长率更快。所以对出现巨大贸易逆差的发达国家而言，他们的货币发行实际是对应着为其提供物质产品的发展中国家的产出的。然而中国这样的拥有巨大贸易顺差的国家，对应于自身的经济增长，也需要发行货币，如此就出现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对应与同一物质产出，发行出两组货币的情况，这个结果，必然会使在世界经济活动中的货币流动性不断放大，由此形成越积越多的国际“热钱”，形成国际热钱不断向中国累积的客观环境。如果国际热钱流入占中国外汇收入的比重继续保持目前水平，则未来25年由此所形成的外汇收入不会低于8万亿美元，再加上贸易顺差与吸收外资所获得的外汇流入，如果中国的外汇管理方式不变，未来25年，中国的外汇储备规模就会直逼20万亿美元大关。

世间任何事物都存在着量与质的界限，量积累到一定程度，就会发生质变。外汇储备雄厚曾被普遍当成防范国际贸易与国际金融风险的坚强壁垒，但是过度储备外汇，已经远远超过了防范国际风险的需要，就会造成新的风险。

这种新风险，首先来自于外汇储备规模已经与中国的储蓄总额等值，2005年，中国的外汇储备规模折算成人民币，约为16712亿元，而当年中国新增的资本形成总值是11268亿元，中国的城乡居民储蓄新增额为21496亿元，外汇储备当年新增额分别相当于这两者的148％和78％，如果与当年中国的新增GDP相比较，外汇储备新增额也相当于新增GDP的75％。

外汇储备增加数额接近乃至超过了中国国民财富的创造额与积累额，说明中国社会财富的积累或储蓄形态，已经基本上采取了外汇形式，因此如果外汇储备发生贬值，就会直接导致国民财富积累的损失，从而会直接削弱中国经济增长的后续能力。根据有关估计，中国目前外汇储备的70％是美元形态，而美元是目前最不稳定的货币，有关研究认为，美元只有在贬值30～40％的水平上，才有可能纠正美国的巨大贸易不平衡现象，美元才能重新建立稳定的基础，如果是这样，相对于中国超过1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来说，即使美元贬值20％，也会造成超过1万亿元人民币的损失，而这已经基本上等于中国一年的资本积累总额了。最近广东省政府提出，要对造成1千万元人民币损失的本地政府官员进行问责，此举刚一提出就在中国社会产生了巨大反响，可想而知如果中国面临的外汇储备损失风险可能高达数千甚至上万亿元，外汇储备主管当局乃至中国政府会面临多么巨大的责任压力。

有人说外汇储备是一种“平衡资产”，即当某种外汇下跌的时候，一定是有某种与它相对应的外汇上涨了，因此从外汇储备的价值量来看，是无所谓损失的。这种说法虽然不无道理，但是还要与一个国家外汇的使用方向结合起来观察才有正确结论。外汇储备是一国推迟的购买能力，如果中国储备的外汇主要是美元，而与中国进行贸易的国家也主要是接受美元，美元贬值对中国外汇储备所蕴含的购买能力的影响就不大，但是中国也与使用欧元的国家有大量贸易往来，与倾向于使用欧元的产油国组织和非洲国家的贸易关系也在快速发展，中国与美国贸易中有巨大顺差，需要把从对美贸易顺差中获得的美元兑换成欧元，才能与欧盟国家、中东产油国和部分非洲国家进行贸易，由于外汇收入的币种结构与贸易结构不一致，美元贬值对中国外汇储备所保存的国际购买力的损失，就是客观存在的。

这种新风险，也表现在日益庞大的外汇储备规模，已逐渐成为中国政府进行有效宏观调控的巨大障碍。宏观调控的任务，主要是针对宏观总需求的波动进行放松与紧缩的控制，各国宏观调控的历史经验证明，刺激总需求增长的最有效工具是财政政策，而紧缩宏观总需求最有效的工具，则是货币政策。对货币政策而言，最常用且最有效的工具是利率，由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总需求表现为货币需求，因此通过加息可以抑制货币需求的增长，相应关紧总需求的笼头。然而在有大量潜在外汇流入的压力下，加息会显著刺激外汇流入的规模的与速度，从而使货币当局为了寻求内外平衡，不敢轻易加息。在本轮经济增长周期中，面对国内的投资过热，加息本来是抑制国内需求膨胀的最好选择，但是中国央行在频频动用存款准备金率与大量使用票据实施对冲操作的同时，却始终不敢轻易加息，就是顾虑到加息的目的本来是为了抑制货币需求，相应减少货币投放，但是加息却会引来更多的外汇流入，由于流入的外汇必须由央行用人民币来购买，反而会增加货币投放，因此在宏观调控工具中，以往对于紧缩总需求最有效的利率工具，在本轮宏观调控中却只能弃之不用。

由于央行进行对冲操作必须付出成本，在目前就是“央票”的利息，而外汇储备的收益表现为用外汇储备所购买的资产收益，因此只有“央票”的成本小于外汇投资收益，中国央行才不会赔钱，这样就极大地限制了中国央行的利率政策空间。今年以来中国央行之所以可以连续进行两次加息操作，主要是因为美国央行已经把基本利率提升到5·25％，已经比中国央行在年初的基本利率水平高出3个百分点。但是美国经济增长高峰在今年二季度以后已经见顶，加息过程即将结束，如果美国为了应付未来可能出现的经济衰退而进入减息过程，中国即便在今后一段时间仍处在经济过热阶段，可能也将因为防止外汇过度流入而不得不减息，中国的货币政策就会由此而丧失其独立性。

这种新风险，还表现在由于外汇储备增长率明显快于中国的经济增长率，会使中国的宏观调控长期面对过热威胁，从长远看会失去保持经济稳定增长的坚固基础。按照目前的外汇管理体制，流入中国的外汇必须由中国央行用基础货币收购，而从央行流出的基础货币进入到货币市场，在“货币乘数”作用下，按目前条件计算会产生4倍以上的放大效果，由于经济增长也需要货币投放来支持，在外汇储备规模还不算特别大的时候，由外汇占款原因所形成的货币投放，可以基本上为经济增长所吸收，因此在以往这个矛盾还不突出，但是自2003年以来，中国的外汇储备年均增长率高达41·5％，经济增长率却只有10％，这样就导致外汇占款所形成的货币投放量，远远超过了经济增长所能吸收的数量。自2003年初至今年上半年，广义货币M2的数量增长了约13万亿元，而“央票”的累积结余额已达2·9万亿元，说明不难被经济增长所吸收的外汇占款货币投放，已经相当于同期货币供给总量的22％，已超过了1/5。从年度看，2003年外汇占款所形成的货币投放，已经与当年全部的广义货币投放量，2005年则已相当于当年货币投放量的2·5倍，即如果没有央行的对冲操作，由外汇占款所形成的货币投放，已经比经济增长所需要的货币数量高出了1·5倍。

如果在未来10年中国的外汇储备增长保持在前10年的水平，经济增长率也保持在前10年的水平，并假设汇率也保持在目前水平，则到2015年中国因外汇占款投放的货币，将是经济增长所需要的10倍，即便未来10年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升值到5：1，也将增加到6倍。因此，外汇储备的急剧增长，必然使中国长期面临货币流动性持续放大的威胁，成为中国在未来长期内不断面临需求过度膨胀，并诱发通货膨胀的重大因素。

最后，对付这种不断加重的新威胁，我们还缺少有效的手段，而现在所用的手段难以持久。目前央行对付由外汇占款所形成的过度货币投放的办法，就是发行“央票”来进行对冲，但是根据有关资料，目前发行一元“央票”，在考虑进去对冲成本后，大约只能从货币市场回收0·3元人民币，由于由外汇占款项下所发出的货币进入到货币市场后有4倍的货币乘数，央行进行一元人民币的对冲操作，在目前条件下就只能从货币市场上回收1·2元的货币流动性，要想全部回收就必须发行3·3元的“央票”。

如果央行不能以1：1的比例用“央票”回收外汇占款所造成的多余货币投放，就会随着外汇储备规模的扩大，使央行的对冲操作难以为继，因为央行1美元外汇储备投资收益所对应的，是超过3倍的对冲成本，随着外汇储备的增长，以及中国经济增长所能吸纳的外汇占款货币投放量比重的下降，央行迟早会面临着巨大的由外汇储备所造成的财务亏损，到央行对这个巨额财务亏损“背不动”的时候，“央票”的操作也就走到了尽头。

新的全球化格局，给中国带来了无限的好处，但远远超过中国所必须的储备规模，且远远看不到增长边界的外汇储备，也给中国带来了新的、极大的难题。当然，这个难题并不是单单出给中国的，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最新数据，在过去的10年，发展中国家的外汇储备增长了3倍，达到2·9万亿美元，占据了世界全部外汇储备的70％，而在过去10年，发达国家的外汇储备仅增长了1·5倍，单从去年来看，发展中国家的外汇储备较前年增长了18%，而发达国家的储备却下降了1.5%，所以，这个外汇储备增长的难题是出给所有发展中国家的，只不过是由于中国在新全球化格局中，在所有发展中国家中走得最靠前，所以最先感觉到外汇储备规模的扩大原来是一个难题。

解决这个新全球化格局所带来的难题，要突出一个“用”字，就是要一定要找到合理的花钱领域，把多余的外汇尽量用出去。外汇收入不等于外汇储备，未来25年中国虽然可能拥有20万亿美元的外汇收入，但只有用不出去才会形成外汇储备。

增长原因范文篇4

一、现实的经济和社会环境的变化导致城市居民对社会保障需求的增长。随着我国产业结构的调整，使许多就业人员尤其老、重工业和传统产业的国有企业员工面临下岗的压力;近年来政府机构改革使大量公务员面临分流的压力，使居民感到现实收入增长放慢。近几年来大力推行的养老保险制度、医疗制度改革也使居民更加重视对自身长远利益的保障投入。随着我市即将进入老龄化社会，居民开始面对各种个人为自己未来生活保障的心理压力，从而使其对社会保障的需求增大。

二、随着生活水平的不断改善，城镇居民个人对社会保障也有明显的需求愿望。居民的需求已从满足基本现实生活的生理需求转向了对更高层次的心理需求，从现实的消费需求转向对未来的保障需求。随着消费者收入的提高，每个月愿意花在办理社会保障支出占其收入的比重也在提高，**月份我市城镇居民社会保障支出占城市居民家庭总收入和总支出分别是**%和**%，占消费性支出的**%。

三、居民消费领域的扩宽。居民除对实物消费以外，更注意新领域的广义消费，这种广义消费包括三个方面，其一是通过分期付款或储蓄来积蓄购房的力量；其二就是对未来的养老、医疗、失业等方面的社会保障的消费支出；其三是个人对自身职业教育的投入和再就业培训的支出意愿。这种广义消费实质上是一种个人投资的表现。随着各项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力度的加大，养老保险、住房公积金、医疗保险、失业保险等成为百姓关注的热点。

四、社会保障金的社会化发放情况较好。现在普遍实行退休人员与原企业分离，养老金社会化发放。凡是按国家法定年龄离退休人员，单位和个人不拖欠所交纳的社会保障基金的，每个月都能按时领到足额的养老金，使离退休人员的养老金有基本保障。参加了医疗保险的人员，如遇生病住院，参保人员可在养老保险处按比例报销一定的医药费，即时缓解了离退休人员的家庭困难。交纳了失业基金的，如遇失业、下岗的困难，可在养老保险处领取一定的失业救济金，使下岗职工平安度过困难时期。

增长原因范文篇5

商业银行贷款增长过快的原因分析

商业银行贷款增长过快既有宏观环境的客观原因，也有商业银行自身的主观原因。从客观原因看，主要有两个：

经济发展的客观需求。党的十六大以后，特别是全国各地各级政府换届以后，对当地的发展都作出了宏伟的规划，新一轮经济建设的高潮蓬勃兴起；同时，前几年国债投资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已开始显现。经济建设需要投资，而近年来股市持续低迷，直接融资的渠道不畅，银行贷款成为投资的主要渠道。今年不同于往年，往年商业银行的感觉是需求不足，找不到好项目，今年商业银行各级机构普遍感觉需求旺盛，好项目很多。

商业银行对国家以往监管政策的一种滞后反应。从对商业银行的监管看，1994年以来监管的力度越来越大，推动了商业银行内部加强风险管理和内控建设，使金融环境和金融秩序有了很大的改善。从我国的实际情况看，信用风险是商业银行过去、目前乃至今后一段时期面临的主要风险，监管的重点放在防范和化解信用风险上无疑是正确的。不良资产比率下降的幅度是衡量银行经营状况改善的重要指标之一，近年来对银行的评价比较偏重不良率的下降幅度。我们知道，不良资产比率是不良授信余额与同期的授信余额之比，不良授信余额（分子）的减少和授信余额（分母）的增加都可以降低不良资产的比率。银行的不良资产是历史形成的，分子要在短时间内大规模消化，这无论是采取清收还是核销手段都是很困难的，于是很多商业银行分支行采取扩大分母即增加贷款投放的方法，以达到降低不良率的目的。商业银行贷款余额在季末特别是年末“冲时点”就是证明，因为监管部门对商业银行不良率的考核是时点数。

但是，今年贷款的过快增长尽管有“冲时点”的因素，但不起主导作用。因为它不能解释为什么前几年监管部门也有不良率下降幅度的要求，而今年贷款增长这么快，商业银行有的分行已经超额完成不良率下降的指标还在大力发放贷款的原因，在上述两个原因中第一个是主要的。

从商业银行自身的主观方面看，也有两条主要原因：

商业银行风险管理能力的增强和加快业务发展的要求推动贷款快速增长。近些年来，商业银行在加强内部管理，特别是在信用风险管理方面做了很多工作，风险的防范意识和管理水平都有明显的提高，建立了一系列的规章制度，经过实践检验这些制度是有效的。商业银行新发放的贷款质量不断提高，违规违纪案件不断减少，从业人员的职业道德和专业水准也有很大提高。因此，很多人认为，只要风险能够得到有效的控制，业务发展越快越好。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抓住当前宏观环境提供的机遇，加快发展成为主流，推动了贷款快速增长。

商业银行以利润为中心的考核机制驱动贷款投放加大。近年来，各商业银行包括国有商业银行的内部都建立了以经济效益为中心的业绩考核机制，利润在考核指标体系中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特别是对于国有商业银行来说，历史包袱比较沉重，不良资产损失的核销和非信贷资产损失的核销、各种风险准备金的提取以及资本金的增加等都取决于经营利润的多少。同时，各商业银行都想在加人世贸组织后的5年过渡期内尽快甩掉历史包袱，把自己做大做强，以应对更强大对手的挑战。因此，各行给自己定的利润计划都是需要努力才能够实现的，再加上层层分解，层层加码，利润指标完成的好坏与单位和个人收入挂钩，因此，各级行及员工都有完成和超额完成利润指标的外在压力和内在动力。从银行的收人结构看，由于中间业务的收费标准低，甚至都不足以弥补电子化投入的成本，银行的收入主要来自贷款的利息收入，占80%以上。由于同业竞争不断升级，存款的利率普遍上浮，外汇大额存款的利率甚至达LIBOR20个基本点，成本越来越高；而贷款的利率普遍下浮，外汇贷款的利率甚至降至LIBOR25个基本点，利差越来越小。为了完成利润指标，只有把贷款的量做大，薄利多销。这是很多基层行虽然上半年已完成不良率下降的任务，下半年仍继续扩大贷款投放的另一原因。

商业银行贷款增长过快的对策及建议

要控制商业银行贷款过快增长，使商业银行稳健经营，进而推动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快速发展，应采取以下措施：

对商业银行的监管应从以资产质量监管为主向以资本充足率监管为主过渡。目前普遍认为，今年年初以来我国经济增长过快不是全局性的，是局部的、个别行业性的，中央银行控制货币总量，对商业银行的贷款投向进行指导是正确的。但是要注意货币政策与监管政策相协调，二者之间的导向应一致。货币政策要控制货币的总量，控制商业银行贷款的过快增长，那么监管政策就要相应地完善对商业银行不良率指标的考核，不仅考核不良率下降这个相对数指标，还应考核不良余额下降这个绝对数指标。从长远看，应该创造条件，逐步向以资本充足率监管为主过渡，这是一个长治久安的办法。资本充足率是一个综合性指标，它是银行的资本与风险资产的比率，银行的资本是由银行的自有资金和靠自己的信誉在市场上筹集的长期资本性债券组成，风险资产是银行表内各项资产和或有资产经过风险权重调整以后的资产，不良授信资产已经包含在其中。新的巴塞尔资本协议还把市场风险和操作风险也列入风险资产的范围，并占有相当的权重。资本充足率的高低反映银行最终抵补风险的能力。用资本充足率来考核和评价商业银行是比较全面和科学的，它对商业银行的导向是：要增加贷款总量，或者调整资产结构，从风险权重高的资产向风险权重低的资产转移，或者增加资本金。总之，银行资产（贷款总量）的扩张最终受资本金多寡的制约。

目前国际银行业都把对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的监管摆在非常重要的位置，甚至成为跨国银行的第二营业执照，它代表了国际银行业监管的方向。我国已经加入世贸组织，承诺逐步对外开放金融业，我国的银行也要不断地走出国门。国外的银行监管部门会严格按照他们的标准监管我国银行的海外分支机构，甚至他们近年来不断加强对母行资本充足率的监管，因此，我国的银行监管部门要按照同一标准（平等国民待遇）监管国内外银行。

对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进行监管，可以促进商业银行建立自我约束机制。从资本金看，国有银行的资本金都是国家无偿拨付的，因此，使用者久缺回报的意识。而对于非国有银行来说，特别是上市公司，资本金则是最贵的资金，它的回报率低，增募资本金股民会用脚来投票。因此，如果监管当局对商业银行的资本金比率没有要求，那么无论是国有银行还是非国有银行的所有者都不会主动增资，因为资本充足率低的银行，反而资本回报率会高。不同银行只有在资本充足率同等的前提下，考核资本回报率才有意义。如果监管当局对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有明确的要求，商业银行就会认真考虑怎么经济地使用资本金，根据自己的资本实力安排授信规模，拓展低风险的服务性业务。

我国监管部门对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自1996年以来一直进行监测，但对国有银行的考核力度不够，没有摆上重要的位置。我国国有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如果按照国际标准计算，普遍达不到8%的一般要求，因此，有些人认为，达不到标准的指标没有考核意义。我国的国有商业银行虽然有国家信誉作后盾，资本充足率达不到8%的要求可以照常经营，但是面临很大的风险，而且风险最终是国家的。达不到8%，就不考核或者在考核中摆在可有可无的位置，会逐渐拉大与标准的距离。因为考核是指挥棒，尽管暂时达不到考核要求，但可以培育人的意识，明确努力的方向。因此，应该按照审慎监管的原则，参照新巴塞尔资本协议，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修改和完善现行的资本充足率的计算方法，要求国有商业银行制定规划限期达到监管要求，并根据各行的资本充足状况采取不同措施，促进国有银行建立自我约束机制，提高全面的风险管理能力和科学管理水平，实现稳健发展。否则，寅吃卯粮的发展是要付出代价的。

要逐步理顺银行服务性收费的价格，使其能够弥补成本并有合理的利润。现代先进的银行服务性收费一般占收入的40%甚至更多，而我国的商业银行只有10%左右。这主要是因为服务性收费价格太低，有些传统业务是十几年前甚至几十年前的价格，一直未作调整，已经大大低于成本。所以，要在考虑大众的接受程度的前提下逐步把价格调整到位，扩大我国银行服务性收费在收人中的比重，使银行的收入多元化，减少银行对利差收入的过分依赖，改变银行靠放贷收息过日子的传统经营模式。

从商业银行内部看：

应特别注意流动性风险。近些年商业银行在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方面确实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是，绝不能掉以轻心。银行是一个高风险的行业，不仅面对信用风险，还面对其他风险，当前要特别注意防范流动性风险。传统的观点认为，流动性风险是银行不能支付到期的债务而引起的挤兑或倒闭，而现代管理水平较高的银行则把在经营中出现按照市场利率水平以上的成本筹集所需要的资金就视为出现流动性风险。过去我们对流动性风险重视不够，特别是在过去的体制下，国有银行可以不考虑资金来源和资金成本发放贷款，倒逼中央银行发行货币，引起通货膨胀，给银行和国家的发展都带来不良后果，欲速则不达，我们至今还不得不消化上个世纪90年代初银行超负荷运转留下的历史包袱。近年来，国内的金融体制和商业银行的运行机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中央银行在治理通货膨胀方面积累了很多经验，注重对货币总量的控制，并且有了很多经济手段。国有银行向商业化转变也迈出了很大的步伐，因此，商业银行对流动性风险应该有新的认识和更高的管理水平。应该认识到，国有银行使用中央银行的再贷款是有条件、有期限和有成本的，它受当时宏观货币政策的左右；。一般商业银行资金紧张的时候也是中央银行控制货币总量的时候，即使能够得到资金支持，一定是期限短、利率高。按照现代银行的观点，已经是流动性出了问题。因此，一个经营稳健的银行不能在资金上对中央银行有任何依赖，要依靠自己的能力规划和运筹好自己的资产负债，对可能出现的情况做好预案，保证在各种情况下能够支付到期债务。

现代银行内部的流动性管理，已不仅仅局限于几个简单的资产负债之间的比例。在电子通讯技术发达的今天，在一个法人内部层层搞比例分解是不可取的，这虽然可以做到层层资金平衡，却不能保证资源的最优配置，它即使作为流动性管理的最后手段使用时，也要充分利用现代科技手段提供的便利合理摆布、灵活调动资金。为了做到这一点，光靠行政手段是不够的，要更多地使用经济手段，利用商业银行内部联行利率杠杆，引导内部资金的流向，调控贷款的总量。在以效益为核心的考核机制下，各级机构对利率很敏感，在不授权分支机构进入当地同业市场的前提下，当希望扩大贷款总量时，可降低分行上存及向总行借款的利率；当希望控制贷款增长时，可提高分行上存及向总行借款的利率。

商业银行要进一步完善考核制度，细化成本核算体系。商业银行内部对利润的考核，要全面、多角度，不仅要考核绝对数，还要考核相对数。在资本金没有公平分配的前提下，考核资本利润率的意义不大，可以采取收占用费等方法剔除资本金的影响。为了控制资产贷款的过快增长，可加大对资产利润率的考核，避免薄利多销。可加大对人均利润的考核，促进提高效率，降低成本。

商业银行要主动做好实施巴塞尔新资本协议的准备，自加压力，向国际上先进的银行看齐，因为我们将要与他们竞争，迟早要走这条路。现在要着手研究并建立相应的管理信息系统，调整资产结构；客户结构，控制风险资产的增长。

增长原因范文篇6

关键词对外贸易依存度国内生产总值外贸政策汇率

对外贸易依存度又称作对外贸易系数，是衡量一国国民经济对对外贸易的依赖程度的重要指标，它以本国对外贸易总额在本国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表示。为了准确地表示一国经济增长对外贸依赖程度，我们又将对外贸易依存度分为进口依存度和出口依存度。进口依存度反映一国市场对外的开放程度，出口依存度则反映一国经济对外贸的依赖程度。一般来说，对外贸易依存度越高，表明该国经济发展对外贸的依赖程度越大，同时也表明对外贸易在该国国民经济中的地位越重要。

伴随经济的全球化，对外贸易在各国经济中的比重都在增加。1980～2000年间，世界货物贸易的年均增长速度达到6.1%，而世界经济增长速度为5.4%。据WTO和IMF的数据测算，1960年全球外贸依存度为25.4%，1970年为27.9%，1990年升至38.7%，2000年升至41.7%，2003年已接近45%。中国作为转型中的发展中大国，对外贸易依存度也逐年提高。

1近年来我国外贸依存度逐年增高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经济融入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对外贸易快速增长。伴随着外贸的增长，我国的对外贸易依存度也不断提高。我国对外贸易依存度经历了三个阶段的发展：

第一阶段是1985～1990年，随着我国对外开放逐步扩大，出口缓慢增长。1985年，我国对外贸易依存度为23.1%，其中出口依存度为9.02%，进口依存度为14.08%，1990年我国对外贸易依存度首次达到30%，其中出口依存度为16.05%，进口依存度为13.84%，我国出口慢慢赶上并超过进口。这一阶段，主要由于国内资源紧缺和大量技术设备的进口，使进口依存度连续多年高于出口依存度。

第二个阶段是1990年～2000年，在这一阶段，我国采取了一系列的宏观经济调控措施，使出口额年均增长达到12.4%，超出了我国年均GDP的增长速度8.8%。劳动密集型产业崛起，加工贸易的开展，使出口快速增长，出口依存度超过进口依存度，推动外贸稳步上升，我国的对外贸易依存度也于1994年突破40%。虽然1996～1999年四年内我国的对外贸易依存度有所滑落，但是在35%左右徘徊，2000年再次达到43.9%。

第三个阶段是2001年至今（见附图）。随着中国加入WTO，经济全球化进一步加深，对外贸易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日益明显，2004年中国进出口贸易总额历史性的突破万亿美元大关，超过日本，名列世界第三位，对外贸易的增长速度，远远高于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和世界贸易的增长。中国对外贸易依存度快速增加，2002年突破50%，2005年已经高达63%。据有关学者分析我国已经跻身中等贸易依存度国家行列，即贸易依存度集中在30%～100%之间，如法国、意大利、英国、韩国、德国等。

2我国对外贸易依存度持续走高原因分析

2.1对外贸易政策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对外贸易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确立了出口导向型的外贸政策，大力鼓励出口,千方百计地通过出口进行创汇。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为了调整进出口结构，运用了价格、汇率、利率、出口退税、出口信贷等手段调控外贸，使出口额年均增长达到12.4%。这些外贸政策的实施,导致了我国进出口商品在国际市场上的份额不断提升，我国贸易规模列世界排名也不断上升，1997年位居世界第10位，2004年进一步上升至世界第3位，一直到今天，我国的对外贸易规模稳居世界第3位。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国外贸依存度不断提升甚至出现偏高的现象是我国经济发展战略和外贸政策的产物。

2.2我国对外贸易中加工贸易比重过高

我国对外贸易依存度偏高，包括出口依存度增长过快，与我国的加工贸易增长密不可分。近10年来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极大调动了三资企业和民营经济的发展，这给大量利用廉价劳动力的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生产创造了条件，造成了我国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生产的过度发展和盲目出口。很多外商看准了中国，作为其加工基地，大量开展加工贸易。因此从我国对外贸易结构看，加工贸易的快速发展对我国外贸依存度的提高具有重要影响。从20世纪80年代初，加工贸易从零起步，比重上升迅猛，1995年加工贸易额超过一般贸易，到2004年加工贸易出口额占出口总额的55.28%。2005年，加工贸易进出口总额已达6905.1亿美元，占进出口贸易总额比重的48.55%，加工贸易出口与进口的年均增长速度高28.8%和24.2%,远高于出口和进口的年均增长速度15.3%和14.9%。加工贸易已占我国出口贸易的半壁江山，成为我国第一大贸易方式。

加工贸易是“两头在外，一头在内”的一种贸易方式，通常从事低层次加工贸易国家对外贸易依存度高于从事高层次加工贸易国家对外贸易依存度。目前我国的加工贸易从事的是低层次的加工贸易，即使属于高新技术产业中的加工贸易也是从事劳动密集型加工组装环节，附加价值不高，国内采购率较低，利用进口原材料、零部件加工生产后出口，它与国内经济的联系不紧密，因此运用包含加工贸易在内的外贸依存度指标，无法真实反映对外贸易对经济对国际市场的依赖程度。如果扣除加工贸易，出口依存度显著降低。

2.3人民币汇率波动影响

从外贸依存度与汇率变动的相关分析看，外贸依存度与汇率变动之间的关系最为密切。在其他条件都不变的前提下，人民币升值，则外贸依存度下降；人民币贬值，则外贸依存度上升。1978年-1994年期间人民币汇率一直处于贬值中。1978年人民币汇率为1美元兑换1.5771人民币，1993年下降为1美元兑换5.7620元人民币；而1994年我国实施汇率并轨，国内银行挂牌的美元兑人民币的年平均汇率骤升至8.6187元，因此以人民币计算的进出口总额大幅增加，致使1994年相比1993年的对外贸易依存度猛增11个百分点；1994年～2003年，人民币汇率总体上处于稳定趋势。国内外多项研究成果表明，人民币名义汇率比其购买力平价(PPP)低3倍左右。从2003年至今，人民币受到来自多方因素的影响，汇率小幅上升。但从总体上看，人民币的大幅度贬值,对出口产生了巨大影响，外贸依存度从20世纪90年代初的30%上升到目前的60%。可以说我国外贸依存度的较快提高，人民币贬值是一个重要原因。

2.4我国对外贸易依存度被高估

GDP是对外贸易依存度计算公式中的分母，GDP统计结果对一国对外贸易依存对有着直接的影响。由于我国是世界上唯一采用产出法计算国内生产总值的国家，所以统计遗漏很多。2005年和2006年国家统计局两次对GDP历史数据进行了修订，从两次公布的结果看，1993～2004年我国的GDP总量发生了较大的转变。经济普查年度GDP上调了23002亿元，GDP年均上调7418亿元。与GDP数据修订前相比，GDP数据修订之后我国历年的对外贸易依存度都降低了。2004年对外贸易依存度修订之前是70.01%，修订之后下降了10.2个百分点，1993～2004年年平均下降了4.25个百分点。也就是说在对GDP进行修订之前，我国的对外贸易依存度普遍被高估。

此外，GDP包括第一、二、三产业的产值，其中第三产业可贸易程度较低，所以在计算对外贸易依存度时，第三产业在GDP中比重越大，计算得到的对外贸易依存度越小。因为第三产业在对外贸易中获取利益的主要途径是通过资本、技术输出、服务贸易等方式。在计算对外贸易依存度时一般用商品贸易额/GDP，所以作为分子的进出口贸易额就较小。因此，第三产业发达的国家外贸依存度就较低。从全世界范围看，21世纪初，世界第三产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平均为62%，其中低收人国家平均为38.8%，48个中等收入国家为54%，高收人国家(即发达国家)平均为67%左右，第三产业成为主要发达国家产值最大的部门。如美国，其第三产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高达75%，2005年其对外贸易依存度仅为25%，因而列入较低外贸依存度国家。而我国第三产业仅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3%，以贸易占国内生产总值计算的贸易依存度就会偏高。

3我国对外贸易发展的几点建议

对外贸易依存度指标在理论界一直是大家争议的焦点，评价各不一致。根据凯恩斯的对外贸易乘数理论，一国的出口和国内投资一样，对就业和国民收入有倍增作用，出口与国民经济之间形成乘数效应。而出口取决于国外消费者对本国产品的需求情况，如果外国处于经济上升时期，则对本国的产品需求会增大，从而促进本国国民经济增长；但是如果外国进入经济增长衰退期或经济增长不景气，则对本国产品的需求下降，从而会将本国带进甚至加速经济衰退。因此，可以说对外贸易依存度的高低是一把双刃剑，任何国家在获得出口增长导致国内经济增长加快的同时，都应该认识到隐藏着巨大的风险。对于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大国而言，这一指标不宜过高。否则，会使一国经济对于世界经济的波动十分敏感，并且忽视国内市场的培育和开发。

而有学者研究表明，我国GDP每增长10%，对外贸易的贡献度为2.5%。鉴于对外贸易对我国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且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我国仍要从自身优势出发参与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对外贸易在今后将更进一步发展。但我们应调整对外贸易的状况和结构，使对外贸易切实拉动并稳定国内经济增长。

3.1继续开放市场，尽快融入经济全球化中去

在经济全球化的环境中，任何国家和地区经济的发展都不能离开世界其他国家。国际分工进一步深化发展是必然的趋势，中国要实现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必须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更快、更深融入到国际经济全球化中去。

3.2进一步扩大内需，稳定国内经济增长

从长期看，为了利用好对外贸易依存度这把双刃剑，减缓国际经济波动可能对我国经济造成的影响，应稳定我国的对外贸易依存度。目前的首要任务就是积极扩大内需，将我国的工业制成品的出口建立在满足国内需求的基础之上。在满足国内市场的前提下形成我国工业制成品的比较优势，降低对国外市场的依赖程度，自己掌控企业的生存状况。

我国的国内市场容量潜力巨大，这正是很多外商看好中国的重要原因之一。我国经济的长期发展与繁荣的基础应是国内消费和投资。国内市场的发展和完善是今后的重心，对外贸易活动应服从于我国的长期经济发展战略。特别是在目前我国与其他国家贸易摩擦逐渐增多的情况之下，扩大内需不失为促进经济增长，稳定对外贸易依存度的良方。

3.3加强技术创新，创立国际品牌，提升产品竞争力

我国目前大力发展的加工贸易能耗高、污染严重、效率低下，始终处于国际分工的最底端。要想加快中国经济的发展，提高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在国际贸易中占据主导，必须以技术进步和技术创新发展自主知识产权，掌握核心技术；从贴牌生产到创立世界品牌，使我国改变给发达国家打工，外贸以数量取胜的面貌，取得自主定价，商品以质量取胜的真正贸易大国地位。

3.4调整产业结构，提高服务贸易出口

服务贸易是现代经济中附加值高，且最具增长潜力的行业。从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轨迹分析，服务贸易的整体增长既优化了一国的产业结构，扩展了一国的经济规模，也降低了外贸依存度。同时服务产品的出口又提升了贸易的国际竞争力。我国的服务业占国民经济的比重处于较低水平，发展比较落后。因此大力发展服务贸易是中国经济和外贸发展的重要任务，提高服务贸易出口量，调整产业结构，必须发展第三产业，服务业发展了，才能参与更高层次的国际分工与国际贸易。

参考文献

1张珣.我国外贸依存度的现状与分析[J].战略与决策研究，2006（2）

2张麦花.我国外贸依存度现状与前景分析[J].常州工学院学报，2005（9）

3张燕林,郑礼明.我国外贸依存度提高带来的主要问题及对策[J].北方经贸，2006（5）

增长原因范文篇7

【关键词】动物实验物饲料蛋白质体重增长

EffectofPeculiarFormulaFeedontheBodyWeightofLaboratoryAnimals

QIANXiaofei，TANGJiaming

(DepartmentofLaboratoryAnimalScienceofShanghaiUniversityofTraditional

ChineseMedicine，Shanghai201203，China)

【Abstract】ObjectiveToinvestigatetheinfluenceofcertainpeculiarformulafeedleadingtoaslowincreaseofbodyweightinlaboratoryanimals.MethodsTomodifytheformulaofthepeculiarfeedreportedintheliterature，andtomatchthecompositionofvariousnutrientsrationally，especiallytoraisethecontentofproteins.ResultsItwasfoundthatthebodyweightoftheratsincreasedandreturnedtonormalafterfeedingwiththemodifiedpeculiarformulafeed.ConclusionWhenusingpeculiarformulafeed，thelowproteincontentsmayfrequentlybeanimportantcauseofaslowincreaseofbodyweightinlaboratoryanimals.

【Keywords】Laboratoryanimal;Animalfeed;Protein;Bodyweight

饲料所提供的营养素的质和量直接影响实验动物的质量，只有良好的营养才能使实验动物保持良好的健康状态，而健康的实验动物才能确保动物试验结果准确、可靠。在实验动物的饲养过程中，一般使用全价营养颗粒饲料，该饲料能提供动物生长所需的全部营养素，但是，在一些与摄入营养有关的动物试验中，常常需要根据试验目的配制特殊配方饲料。在制定特殊饲料配方过程中，研究人员往往注重目的营养成分的比例而忽视各种营养成分的合理配比，最常见的是饲料蛋白质含量降低导致饲喂特殊配方饲料的动物生长缓慢，影响了实验结果。以下列举一些文献报道中的特殊饲料配方存在的问题。

1．血虚动物模型的创建及试验［1］论文中，作者用剪尾放血法建立大鼠缺铁性贫血模型后，用低铁配方饲料喂养。其低铁饲料配方为：玉米淀粉54%，奶粉40%，豆油5%，食盐1%。由于玉米淀粉蛋白质含量一般在0.5%，奶粉蛋白质含量一般在25%，由此计算出该配方的蛋白质含量在10.27%，远远低于啮齿类动物20%的蛋白质需求。

2．不同方法建立动脉粥样硬化大鼠模型的比较［2］论文中，作者用的高脂饲料配方是在标准饲料配方中加入1%胆固醇、0．5%胆盐、25%猪油、15%蛋黄粉(标准饲料主要营养成份比为碳水化合物60%，粗蛋白20%～21%，粗脂肪5%)，经过计算可得出该高脂饲料配方中各种营养素的比例为:碳水化合物35.1%、粗蛋白11.7%～12.3%、粗脂肪2.9%、1%胆固醇、0．5%胆盐、25%猪油、15%蛋黄粉，其中粗蛋白含量远远低于啮齿类动物20%的蛋白质需求。

3.低脂饮食和有氧运动干预对高脂大鼠脂肪组织蛋白激酶B表达的影响［3］论文中，作者采用高脂饲料喂养Wistar大鼠诱导胰岛素抵抗动物模型，对照组给予基础饲料主要营养成份比为蛋白质22.41%、碳水化合物57.36%、脂肪20.23%，而模型组给予高脂饲料的配方按重量比66.5%基础饲料、20%蔗糖、10%熟猪油、2.5%胆固醇、1%胆酸盐等混合而成。经过计算可得出该高脂饲料配方中蛋白质12.65%，远远低于啮齿类动物20%的蛋白质需求。从对以上3例文献资料分析发现，作者在设计特殊配方饲料时，仅注重了目的营养成分的比例，而忽略了其他营养成分，尤其是蛋白质的比例，其结果是动物的蛋白质摄入不足，直接观察到的现象就是体重生长缓慢，严重者甚至停止生长。

由于是文献报道，研究人员在引用这些特殊饲料配方时，就发现了问题。

试验1：用剪尾放血建立大鼠缺铁性贫血模型，再用上述例1的低铁饲料配方饲喂模型组和治疗组。正常组饲喂普通全价营养颗粒饲料。大鼠体重变化见表1。

上述结果表明，用例1的用低铁配方饲料喂养，模型组和治疗组大鼠的体重增长远远落后与正常对照组。少量多次的放血已经造成体内血清蛋白的丢失，再加上蛋白摄入不足，必然会造成动物生长缓慢。

试验2：用高脂高糖饲料配方1饲喂大鼠制作糖尿病模型，其营养成分比为碳水化合物56%、蛋白质13%、脂肪20%及其他［4］，大鼠体重变化见表2。

同样，由于高脂高糖饲料的蛋白质含量不足，导致模型组大鼠的体重增长落后于正常对照组。

通过对饲料营养成分分析，将配方1进行了调整，增加了动物蛋白质的含量，减少了碳水化合物的含量，制成配方2高脂饲料。配方2高脂饲料营养成分比为：碳水化合物37%、蛋白质21.6%、脂肪20%及其他。体重变化见表3。表1低铁饲料饲喂大鼠后的体重变化注：正常组比较：*P<0.01；Note:*P<0.01vs.normalcontrol.表2高脂饲料配方1饲喂大鼠后的体重变化(注：0周体重为动物购入时的体重；Note:Thebodyweightofratsat0weekwasmeasuredwhentheanimalswerepurchased.表3高脂饲料配方2饲喂大鼠后的体重变化注：0周体重为动物购入时的体重；Note:Thebodyweightofratsat0weekwasmeasuredwhentheanimalswerepurchased.用改进后的配方2饲喂，可见模型组和正常对照组的体重增长和生长曲线基本一致，证明了用配方1饲喂模型组大鼠体重增长缓慢是由于饲料中蛋白质的比例过低引起的。

蛋白质是生命和机体的重要物质基础，动物体的所有重要组成部分都需要蛋白质参与。动物体的蛋白质通过新陈代谢不断更新，以促进发育，修补有关组织结构的损伤。如饲料中的蛋白质含量不足，某些必需氨基酸缺乏或比例不当，会导致实验动物生长发育迟缓、抵抗力下降。在试验1中，模型组和治疗组大鼠的体重增长远远落后于正常对照组。经过分析可以看出，在该低铁饲料中，其总蛋白质的含量仅在10%左右。少量多次的放血已经造成体内血清蛋白的丢失，再加上蛋白摄入不足，必然会造成动物生长缓慢。

增长原因范文篇8

（一）城市的大力建设、工业和房地产的不正常发展。中国正属于发展中国家，正在迈向城市化的进程当中，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发展越来越快，需要许多的贷款资金支持。现在大多数城市都需要进一步加速都市的建设,不但公路、高速公路、铁路等根本性顼目,这些建设和发展都须要资金的投入，而且一些巨型的机器产业、化工业则加倍必要大量资金的撑持。而且房地产在近十年里的迅速成长也造成贷款增加过快的一个重要原因之一，恢弘的货泉政策给以了房地产极大地资金撑持,造成了房地产的畸形繁荣。无论是地皮购置,还是工事动工建设阶段,甚至是在住民和注资者购买住宅的时间,在房地产无论哪个阶段,全都必要银行信贷交易的支持。这些对银号业贷款增加过快有很大的影响。（二）对银行贷款增加过快风险的了解不够。虽然连年来银行的贷款风险意识有了极大的增加,但是,对于商贸银号来说,对利润的寻求是其成长的基础,在这样的情况下,就易于容易缺乏对银号贷款增加过快的风险意识。在银行贷款增加过快的情况下,资金应该主要是注入一些热门的行当当中去,这些不仅会对社会带来非常大的风险,而且在政策调控的情况下,会潜移默化一些企业的或者个人的银号信贷资金质量。如就在前几年,非常大的贷款越过个人或者企业进来房地产行当,这种资金的大量注入加上各类炒作等,导致房地产行业的房价也大幅度的增加。而在2010年,国家越过一系的宏观调控和政策以下,部分房型首付比重提将无疑对克制需求发生重大震慑,而同时,也可能会对银行将贷款给一些肆意炒作的人的同时会带有各种极大的风险。

二、商业银行贷款增加过快的政策提议

（一）商业银行应该加大贷款的风险意识和风险的决定。虽然眼前本国商贸银行对于危害的意识早已逐步的强化了,但是对于贷款增长过快带来的危险还是有很大的了解的不足需要加强。为了要控制商业银行的货款增加过快和保障银行资金的安全,就必要要加大贷款的危害意识。银行是一个有极大风险的行业,不仅是信用风险,而且有其他的风险,例如操作网风险等。对于商业银行来说,就必需强化成本的拘束理念。须要提升存款的高效性，调整客户散开存款结构资金根基;提供好的高效的服务,与客户建立起良好的关系,建立坚固的核心存款基础;注重活期存款客户数量的扩张;加强扩大银行的存款范畴力度,积极举行存款的换代,增进储蓄的种类,延伸存款的均匀限期。同时,银行还须要注意把住信贷进度历程,防止资金的起伏不定,来躲避危害。（二）商业银行的绩效考核体制导致本国商贸银行的绩效审核机制存在着许多的欠缺。首先,忽略了管理的质量，导致范畴扩张比较盲目,系缚的弱化,激励扭曲等经莒理念停留在向规模的错误之上,导致规模盲目的扩张。其次,内控管理考核严重的滞后,导致约束化问题突出,违规经营以及不正当竞争现象能够被及时纠正。银行绩效审核是适于市场需求的体制,但是这种体制也有一些欠缺,就是利润的寻求容易导致无序性,银行工作职员为了工作利润，就必需做好全面的准备来应对放贷的事物。

参考文献

[1]顾晓安，户蕾.《问题贷款———成因、识别、鉴定》.立信会计出版社.

增长原因范文篇9

发明、创新和技术进步促进经济增长的传导机制

发明、创新和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历来是增长经济学家研究的热点问题。在早期经典理论经济学中，发明、创新和技术进步主要是通过移动生产函数或者生产可能性曲线促进经济增长；其传导机制通常可划分为三个阶段———创造新产品和新工艺的发明，把发明转化为商业应用的创新，以及把创新扩散到整个经济社会（新帕尔格雷夫经学大词典，1996）。[9]理论界通过经济增长核算发现全要素生产率是经济增长最核心的根源，由此对技术进步和创新研究的兴趣高涨。哈罗德———多马经济增长模型和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将技术进步作为外生因素，通过总量生产函数将其纳入经济系统，阐述了技术进步是经济长期持续增长的原因，使经济增长模型对各国经济增长的现实变得更加有解释力。但是，这些经济模型在以下几方面受到学术界广泛的争论。一是技术进步的简单概念是被塞进总量生产函数作为一项来分析的，包含一切导致生产函数移动的要素。这种说法过于笼统，无法准确描述技术进步的原因，易忽略现实技术进步的某些重要方面。二是把技术进步作为外生变量，丝毫不依赖资本积累和经济体系内的其他变量，使技术进步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三是技术进步无需成本，与现实经济中技术进步需要大量研发投入、高额技术转化成本的事实不符。四是为使稳定增长成为可能，技术进步采取哈罗德中性技术进步的假定，但却不能解释是什么理由以及依靠什么机制使得技术进步正好是哈罗德中性的。基于上述列举的诸多原因，以一个不变比率进行的非物化技术进步概念不能得到令人满意的解释，需要提出更为成熟的经济增长模型。理论界一条重要的研究思路是将技术进步促进经济增长的传导机制由外生因素到内生因素转变。技术进步内生化经济增长模型主要试图解释发明和创新的速率与偏向内在地由经济系统决定，基本沿三条路径展开研究。一条路径是进一步拓展生产要素的内涵，将技术进步物化到生产要素中，通过“有效生产要素”的概念改变先前生产函数关于生产要素性质的某些假定，使经济持续增长成为可能，如时期性经济增长模型（Solow，R.M.1960）。[10]该模型认为，新的投资是新思想的传导机制，提高新投资的比率会影响技术进步的速率；其逻辑传导路径是资本形成→工业设备的现代化→技术进步→经济增长。这种新投资的比率影响技术进步速率的内生化思路重新肯定了经济增长过程中资本积累的重要性，并为测度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在经济增长中的相对贡献提供了新依据。人力资本模型是将技术进步物化到劳动力生产要素的另一尝试，通过对人力资本投资改进人口质量提高劳动生产率（Schultz，TheodoreW.，1961）。[11]第二条路径是将知识和技术作为一个独立的生产要素变量纳入生产函数，通过建立多部门经济增长模型，将知识的外溢效应与传统生产要素的边际生产力递减规律有效地统一起来，仍然在完全竞争均衡的基本分析框架下解释经济持续增长的原因。这种内生化技术变化的思路最早由宇泽弘文尝试（Uzawa，H.，1962，1963），[12]后由以罗默、卢卡斯和格罗斯曼等为代表的新增长理论家继承和发展。第三条路径是提出一些新的生产函数来代替总量生产函数对技术进步的刻画。如技术进步函数（Kaldor，N.1955，1962）与创新可能性边界（Kennedy，C.1962，1964，1966）两种经济模型一改先前将资本积累与技术进步分开描述的不足，阐述了要素积累率与技术进步在经济增长进程中的相互作用，以及要素积累率对技术进步偏向的影响。但是，技术进步的原因与速度在这些模型中仍然没有得到清楚的说明。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方面，理论界沿着技术进步和创新内生化的机制将研究继续深化。罗默从知识积累产生于资本积累的角度（Romer，PaulM.1986）、[13]卢卡斯（Lucas，RobertE，Jr.1988）[14]从人力资本积累的外部效应角度进一步深化了技术进步内生化机制。以罗默的第二代模型为起点，新增长理论家开始引入成本的概念直面研究知识积累和创新的来源及传导机制，指出只要创新的收益大于研发成本、创新的溢出效应足够大，经济增长就能自我维持。另一方面，理论界进一步拓展了技术进步的表现形式，打破了完全竞争均衡的传统分析框架，将产品品种增加和质量升级纳入技术进步的表现形式，尝试在垄断竞争的新经济环境下，注意非均衡动态路径，引入研发投入、“创造性破坏”、行业领先者等因素分析经济增长根源和传导机制，得到了许多对中国以科技创新支撑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更有指导意义的研究结论。

科技创新对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支撑的绩效评价

早期西方经典理论以经济增长为主题，按全要素增长率作为划分经济增长方式类型的标准，认为如果全要素生产率（TFP）对经济增长率的贡献度在50%以下，基本属于粗放型的经济增长；达到和超过50%，则属于集约型经济增长。[15]20世纪50年代以来，西方经济学界发表了一系列论文、书籍和专著，试图或简或繁地计量技术进步对形形色色国家经济增长的贡献。索洛余值法确立了早期经济增长核算的基本分析框架，该方法将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视为技术进步，对美国1909~1949年的经济增长情况进行了实证测度，得出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主要源泉的结论（Solow，R.M.1957）。[16]这种测度结论的准确性在20世纪60年代以后逐渐在两方面受到经济学家的质疑：一是将余值部分全部归为技术进步因素，排除了其他因素影响，夸大了技术进步的作用；二是将资本投入和劳动投入视为同质的假定既不符合实际情况，也忽视了要素投入结构和质量的改善对经济增长贡献度的衡量。对此，学术界持续地改进了以全要素生产率衡量技术进步的精准度。如丹尼森将知识的进展从全要素生产率中单列出来，并从总量层面上考虑了劳动投入的多样性，从而极大地缩小了经济增长中不能直接由实证测度因素所解释部分的大小，并细化了劳动投入对经济增长贡献的认识（Denison，E.F，1962）。[17]乔根森在丹尼森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了经济增长因素中资本投入因素的多样性，并落脚在各产业部门而不是总量生产函数的层次上分析经济增长的源泉，从而进一步缩小了“余值”的范围（Jorgenson，D.W.，1967）。[18]20世纪90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经济增长在多大程度上归因于全要素生产率的改进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归因于投入的增长都依赖于构造投入度量的方法。于是，一部分学者在进行经济增长核算分析时，尝试对不同国家生产率与投资（Grossman，GeneM.andElhananHelpman.，1994）[19]以及生产率与人均收入之间（Islam，Nazrul.，1995;Klenow，peterJ.andAndresRodriguez-Clare.，1997）[20][21]的关系进行实证测度，以期对影响全要素增长率的因素进行更深入地研究。27与此同时，也有一些学者反对将全要素生产率作为对技术变化的度量（K.I.CarlawandLipsey，R.G，2002，2003），[22]认为因为大量技术变化涉及资源有成本地向研究和发现活动配置，这些资源仅得到正常回报，当技术被发现且实施时，技术变化的价值转化为投入成本，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应该为零。还有一些学者从更广泛的角度，如全球创新指标（Stella.Liu，2011）和衡量地区（TimothyF.Slaper，2010）、一个城市（MichaelR.Bloomberg，2010）或一个行业创新能力指标体系（DavidJ.Spielman，2011）对科技创新支撑经济增长的力度进行了实证研究。这些最新的研究成果进一步开阔了研究科技创新支撑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绩效评价视野。总的来说，尽管全要素生产率作为技术进步与创新的近似度量还存在一些质疑甚至争议，但将之作为衡量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和划分经济增长方式的判断标准仍是一个有较高认可度的指标；不过，理论界还需要结合最新的研究成果进一步完善与之相关的绩效评价。

发明、创新和技术进步的原因

关于发明、创新和技术进步原因的研究一直受到学术界高度重视。一些学者从分工和专业化的角度研究发明、创新和技术进步的原因，认为分工和专业化是技术进步的重要因素（亚当•斯密，1776）。[23]还有学者从生产要素的角度研究发明、创新和技术进步的原因，认为生产要素稀缺性及其相对价格的变化导致的要素间替代本身就是刺激发明和推动技术进步的重要原因（JohnRichardHicks，1960）；[24]这种分析思路被后来一些学者发展为诱致性技术变迁模式，用来分析某一特定行业技术变迁的原因和发展路径（速水佑次郎，1998）。[25]也有研究注意到企业家对利润的追求和企业家精神对发明、创新和技术进步的关键作用（JosephA.Schumpeter，1934），认为企业家的首创精神、成功欲、甘冒风险、以苦为乐的精神、精明、理智和敏捷、事业心等创新精神和对利润的追求不仅是经济体系不断改组的运转工具，而且也是包含社会上层在内的各种要素发生连续变化的传递手段。[2]20世纪60年代以来，对发明、创新和技术进步原因的研究主要是从微观层面进行的。阿罗（Arrow，K.J，1962）的“干中学”经济增长模型和舒尔茨的“人力资本模型”（Schultz，TheodoreW.，1961）开创性地将无意识的生产经验积累和有意识的教育投资作为技术进步的重要内生化来源和经济持续增长的动力，促进了知识经济化与经济知识化的一体化研究。随着技术进步原因的内生化，特别是当理论界将技术进步物化到生产要素中，那些促进生产要素积累的因素也在一定程度上进入分析经济增长原因学者们的研究视野。劳动分工与专业化模型被艾林•杨继承和发展，并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从微观层面系统地形成了博兰德—杨、基母—莫塔迪、贝克尔—墨菲三种劳动分工和专业化的内生增长模型，为经济增长提供了一种微观机制。[26]（P546-576）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产业组织理论、发明与创新、人力资本以及交易费用等微观经济理论的发展使理论界开始进一步关注技术进步的成本、依托载体、经济背景等，并以更规范的研究范式讨论知识的进步及其与市场的联系。当垄断竞争市场结构代替完全竞争市场结构成为分析技术创新的经济背景后，技术创新的成本、研发投入、专利、市场结构、企业内部特征和产权组织等会影响技术创新的规模和效率的观点逐渐形成理论界的新共识。[27]知识经济概念的提出，使学术界对知识和技术内生化的认识进一步向前推进，认为资源投入量、企业的作用、隐含知识存量，外部性、获利能力与不确定性、技术发展的路径依赖等因素将影响或制约一国获取知识和积累技术的能力。

发明、创新和技术进步的扩散与转移

增长原因范文篇10

关键词：鄂州市；产业结构；形成原因

产业结构是指农业、工业和服务业在国家、地区或城市经济结构中所占的比重，可以反映一个国家、地区或城市的经济特征。随着经济的发展，第一产业即农业的所占比重会逐渐下降；第二产业即工业或制造业所占比重会出现先增后减的规律；第三产业即服务业所占比重会逐步上升。鄂州市是湖北省下辖的地级市，位于湖北省东部，长江中游南岸。作为湖北省第一批改革开放试验区，近些年鄂州市的经济发展迅速，产业结构的变化符合一般经济发展规律。本文首先介绍了鄂州市的产业结构现状，之后对该产业结构的形成原因做了分析。

一、鄂州市产业结构现状

2017年，鄂州市的地区生产总值（GDP）为905．92亿元，相比2016年增长8．6％。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为102．05亿元，增长3．9％；第二产业增加值为477．43亿元，增长8．1％；第三产业增加值为326．44亿元，增长11．3％。从2017年的产出结果来看，鄂州市的产业结构中第二产业比重较大，占2017年地区生产总值的52．7％，同时第三产业增速最快，且明显快于第一、第二产业。1．第一产业2017年鄂州市粮食种植面积达到了58．13千公顷，相比2016年减少0．56千公顷；棉花种植面积达到了6．92千公顷，相比2016年增加0．08千公顷；油料种植面积达到了29．99千公顷，相比2016年减少0．85千公顷。粮食总产量达到了30．76万吨，相比2016年减少0．36万吨，下降比例1．2％；棉花总产量达到了0．59万吨，增长比例为1．1％；油料产量达到了5．97万吨，相比2016年减少0．09万吨，下降比例为1．4％。2．第二产业截止到2017年年末，鄂州市规模以上制造业或工业企业为539家，比上一年增加22家。规模以上制造业、工业增加值相比上一年增长8．3％，其中：国有企业增长比例为47．5％；集体企业下降比例为25．0％；港澳台投资企业下降比例为4．3％；外商投资企业增长幅度为26．5％；其他经济类型企业下降比例为44．0％。轻工业增长幅度达11．9％，重工业增长比例为7．0％。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相比2016年增长比例为15．6％，快于规模以上工业7．3个百分点，占规模以上工业比重比例为13．1％，对规模以上工业增长的贡献比率达到23．7％。2017年度，鄂州市完成销售产值达1510．67亿元，增长幅度达14．5％。全年工业企业实现利润40．08亿元，增长幅度达19．6％。建筑业发展步伐明显加快，资质内建筑企业完成施工产值达167．58亿元，增长比例为15．0％。3．第三产业2017年度鄂州市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增长10．6％、批发和零售业增长10．2％、住宿和餐饮业增长7．7％、金融业增长9．9％、房地产业增长9．0％、营利性服务业增长19．5％、非营利性服务业增长4．3％。其中，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批发和零售业及营利性服务业增加值都超过10％，增长速度比较快。近几年，鄂州市三次产业结构持续调整，第二产业比重下降，第三产业比重上升。到2017年，鄂州市三次产业结构从2015年的11．6：57．9：30．5转变为11．3：52．7：36．0。三年间，第一产业在经济总量中比重基本不变，第二产业比重下降5．2个百分点；第三产业比重上升5．5个百分点。其中，第二产业主导地位保持不变；第三产业比重增大了。三次产业比例关系的演变趋势，总体符合中等城市经济发展规律，即服务业比重逐渐增加，农业和制造业比重逐步下降。

二、鄂州市产业结构形成原因

产业结构直接影响着经济增长的速度与质量，而任何现有的产业结构又与当地的自然资源状况、历史产业结构及当地的产业政策密切相关。下面将从上述三个方面对鄂州市的产业结构形成原因进行分析。1．自然原因。鄂州市土壤肥沃，气候适宜，构成各种类型生态环境，利于各种植物的生长，动物种类繁多，资源丰富，水产名贵品种较多。得天独厚的自然地理条件，缔造了鄂州市“鱼米之乡”“百湖之市”等称号。一直以来，第一产业在鄂州市经济总量中占有一定比重。但是近年来由于村镇人口中有大量人员进入城区从事第二、第三产业。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口越来越少，加之第二、第三产业的快速发展，因此第一产业的比重逐步下降。2．历史原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鄂州市相继兴办了一批重点企业，其中包括武汉钢铁公司的重要矿山－程潮铁矿，湖北省最大的地方钢铁基地鄂城钢铁厂（现为中国宝武武钢集团鄂钢公司），国内有名的立窑水泥厂－鄂城水泥厂等，经过多年发展，相关产业已经成为鄂州市的优势产业。目前鄂州市已是鄂东“冶金走廊”和“建材走廊”中的重要一环，而这与鄂州市历史上的投资结构息息相关。3．政策原因。企业在市场经济中以盈利为目的，除了自身努力创造利润外，如果政府实施一定的产业政策，无论是促进型的还是抑制型的，势必会影响到企业的盈利状况，从而影响企业的投资情况。近年来，鄂州市政府出台了多项产业政策，对相关产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1）服务业相关政策。2017年鄂州市全面启动顺丰国际物流枢纽机场建设，预计2020年完工，货运为主，客运为辅。预计将产生20万个就业岗位，每年200亿元税收，2000亿元的GDP。下步，鄂州将发挥区位优势，以唯品会、亚马逊、苏宁云商等系列电商企业为依托，打造华中电商总部，将借顺丰货运机构落户鄂州为契机，发展鄂州物流枢纽经济。（2）制造业创新支持政策。鄂州市大力支持企业技术创新，协助符合条件的企业认定为国家重点扶持的高兴技术企业。鼓励企业联合科研院所建立制造业创新中心，推动与中科院合作实质性落地，加快建设华师鄂州研究院。鄂州市打造了华科鄂州工研院、梧桐湖科技创意园等创新平台，并不断加强其服务功能。同时支持装备改造和信息化改造，开展了“百家企业技改行动计划”和“百家企业上云行动计划”。大力鼓励传统产业加快淘汰落后工艺和设备，推广应用自动化、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等先进制造系统、信息化系统、智能制造设备及大型成套技术装备。（3）创业支持政策。由于农村耕地越来越少，政府大力号召农村有志之士到城市创业，并且给予一定的优惠政策，设立了葛店经济开发区、鄂州经济开发区、花湖经济开发区3个经济开发区。2017年全市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5．6％，快于规模以上工业7．3个百分点，占规模以上工业比重为13．1％，对规模以上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达23．7％，成为全市工业生产增长的主要拉动因素。（4）人才政策。鄂州市今年来大力开展“招硕引博”和重点院校本科生引进工程，实施“新鄂州人”计划，实施《关于加快科技创新的若干意见》（鄂州发（2016）3号）文件中人才引进得各项政策，探索建立人才引进、培养、流动、服务、评价等人才开发机制，大力弘扬追求卓越的工匠精神，为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提供人才保障。鄂州市的上述产业政策极大地促进了企业的投资，尤其是在服务业方面的投资，因此第三产业增长迅速。同时，制造业部门多方位的创新激励政策也极大地提高了生产效率，对鄂州市的可持续发展有重大意义。

三、结论及政策建议

本文主要介绍了鄂州市的产业结构现状，并分析了形成该产业结构的深层原因。研究发现，鄂州市从事农业的人口不断下降是导致第一产业比重逐步下降的主要原因，第二产业处于主导地位是历史投资的结果，而第三产业快速发展跟政府的产业政策息息相关。为进一步优化鄂州市的产业结构，我提出如下几点建议：首先，加大产业政策的政策力度。当前，虽然鄂州市出台了一系列产业扶植政策，如物流业和旅游业产业规划、制造业创新支持政策等，但这些政策大多都比较宽泛，没有具体的实施路径，难以落地，因此对企业的吸引力和促进作用有限。建议政府能够细化相关政策，如制定更加详细的产业发展路径、更加明确的奖励或补贴细则等，这样才能更加清晰地引导企业投资；此外，加速第二产业的升级改造。当前，鄂州市第二产业的占比仍然较高，而工业的发展又需要大量的资源，同时也会产生大量的污染。为提高资源使用效率，减少污染，需要加快工业企业的升级改造，如加大对研发型企业的扶植力度，加大对高污染企业的惩罚力度等，从而加速鄂州市经济的转型升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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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黎文靖，李耀淘．产业政策激励了公司投资吗［J］．中国工业经济，2014（5）：122～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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