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范文10篇

玉范文篇1

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党的优秀民族干部，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常委、呼和浩特市委书记牛玉儒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04年8月14日4时30分在北京不幸逝世，享年51岁。

牛玉儒同志1952年11月出生于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一个革命干部家庭。1970年5月在通辽县农村插队锻炼。1971年12月在哲里木盟盟委办公室工作。1975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77年3月担任通辽县莫力庙公社党委书记。1978年2月在中央民族学院干部培训班政治专业学习。1979年7月在内蒙古自治区哲里木盟委员会组织部工作。1980年5月调内蒙古自治区政府办公厅工作。1983年3月在内蒙古自治区纪律检查委员会先后任秘书、秘书长、常委，其间于1987年9月至1989年11月在内蒙古管理干部学院行政管理专业学习。1989年11月开始，先后任内蒙古自治区政府副秘书长兼办公厅主任、政府党组成员，秘书长兼办公厅党组书记。1996年11月任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委副书记、市长。2001年2月任内蒙古自治区副主席、政府党组成员。2003年4月任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常委、呼和浩特市委书记。牛玉儒同志是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牛玉儒同志在3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忠诚党的事业，忠于党和人民，忠实地为内蒙古各族人民谋利益。特别是走上领导岗位后，坚定地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践行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认真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解放思想，求真务实，开拓进取，以饱满的革命激情和忘我的工作精神，创造性地抓好工作落实，在分管和负责的领域作出了突出贡献，赢得广大干部群众的普遍赞誉。

在包头市工作期间，牛玉儒同志紧紧依靠全市各族人民，在经济建设、改革开放、城市建设、深化企业改革、关心群众生活等方面，提出并实践了具有创新性的思路和措施，做了大量富有成效的工作。针对经济转轨过程中存在的矛盾和问题，突出抓了国有企业改革和经济结构调整，组建了一批大型企业集团，成功地推进了稀土高科、明天科技、华资实业、钢联股份、北方重汽等企业实现股票上市。努力扩大对外开放，着力改善投资环境，树立了包头对外开放的良好形象。他紧紧抓住震后重建的机遇，用经营城市的理念进行城市改造和建设，实施了一大批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工程，使城市面貌和人居环境发生了显著变化，先后荣获全国园林绿化、住房制度改革、安居工程先进城市和“联合国人居中心2000年国际改善居住环境最佳范例奖的良好范例”等光荣称号。

在自治区政府工作期间，牛玉儒同志分管西部大开发、对外开放、商贸流通和政法等方面的工作。他坚持从抓项目建设和规划编制入手，在建立和完善重点项目库的同时，积极向国家有关部门汇报，争取到一大批重点建设项目；认真组织编制了《内蒙古自治区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规划纲要》，有效地促进了西部大开发的深入开展。采取“走出去、请进来”等多种招商方式，拓宽对外开放思路，扩大招商引资领域，落实目标责任制，并多次率团到沿海发达地区和国外进行招商与经贸洽谈，2002年超额完成了“引进国内资金200亿元，进出口总额20亿美元，直接利用外资2亿美元”的工作目标，实现了我区对外开放的新突破。在所分管的商贸流通和政法工作方面，也颇有建树。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在呼和浩特市工作期间，牛玉儒同志团结带领市委“一班人”，充分调动人大、政府、政协领导班子和广大干部群众的积极性、创造性，在过去工作的基础上，解放思想，抓住机遇，自我加压，奋力赶超，再创发展新优势，实现发展新跨越，取得显著成效。2003年，夺取了抗击非典和经济建设的双胜利，生产总值增速跃居全区和全国27个省会(首府)前列，提前实现了“十五”规划奋斗目标。城市建设力度进一步加大，市容市貌明显改观。成功承办两个文明建设经验交流会，推动了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今年上半年，全市经济社会继续快速协调发展，优势产业集群进一步做大，城市建设步伐进一步加快，人民生活水平进一步提高，正在朝着实现“到2007年全市经济总量、财政收入和城乡居民收入在2003年的基础上翻一番，综合经济实力和人均收入水平位居全国5个少数民族自治区首府城市第一”的目标迈进。呼市经济的快速发展，城乡面貌的明显变化，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无不凝聚着牛玉儒同志的心血和汗水。特别是在住院治疗期间，牛玉儒同志仍心系事业，忘我工作，忍受着病痛的折磨，全身心地关注和牵挂着呼市的经济社会发展。住院治疗期间，他几乎每天都通过电话询问、指导和督促重点工程的进展情况，还带病两次考察城市建设和开发区的工作。去世前不到一个月，仍以顽强的毅力，主持召开市委九届六次全委会议，作了激情澎湃、鼓舞人心、催人奋进的工作报告，进一步描绘了呼市经济社会发展的宏伟蓝图。他把毕生精力奉献给了他所热爱的事业，奉献给了他所热爱的人民，奉献给了他深深眷恋的草原，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

牛玉儒同志具有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在大是大非面前头脑清醒，具有较高的领导艺术、较强的亲和力、创造力和工作推动力。他带头执行民主集中制原则，认真贯彻党的干部工作路线，坚持科学决策和民主决策。他坚持原则，光明磊落，顾全大局，作风民主，团结同志，清正廉洁。在班子内部，是团结合作的模范；在干群眼里，是良师益友。不论是青城还是钢城，不论是干部还是群众，无不被他的革命激情和奉献精神所感染。

玉范文篇2

观看完录像后使我感触很深：一名群众有一点奉献精神也许并不难，一名普通党员有一种风险奉献精神也不难，难的是这样一名党的高级领导干部同时具有这么多的崇高精神。牛玉儒精神有很多，但我认为集中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勤政廉洁，永保先进的坚强党性

牛玉儒同志参加工作以来，曾经十多次被调整工作，每当组织召唤，无论是升职、平调还是到艰苦的工作岗位，他都迎难而上，勇挑重担。在工作中，他坚持原则，作风民主，具有极强的原则性和亲和力，在他担任领导职务的20多年里，始终严格要求自己，严格要求亲友和身边的工作人员，从未利用手中的权利为自己、为亲属和朋友谋私利，守得住清贫，耐得住寂寞，他的正气和清廉受到广泛的认同和好评，在各级领导中树立了良好的形象。

二、总揽全局，开拓进取的创业精神

牛玉儒同志的人生字典里没有“困难”二字，最多的则是“发展”一词，在他看来困难总是没有办法多，“发展才是硬道理”。无论是非典肆虐，还是灾后重建，他都处变不惊，率先垂范，沉着应对，靠前指挥，带领广大干部群众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即使在去世前的一个月，他仍以顽强的毅力、在身体极度虚脱的情况下，坚持主持会议并做了长达130分钟鼓舞人心的工作报告，进一步描绘出呼市经济发展的宏伟蓝图。事业为重，锐意进取，他用毕生的精力实践着他的崇高理想和信念。

三、鞠躬尽瘁，服务群众的公仆情怀

“人民利益高于天”是牛玉儒同志的座右铭。在他生命的最后日子里，他还安慰亲人“我会没事的，怎么也得再活3、5年，我对呼市百姓的承诺还没有兑现呢”。在他弥留之际，尽管已不能说话，但从他寻急切的眼神，还可以看出他对妻子的请求：“想办法留住我，我还要做事！”。人民群众是他一生的牵挂，尤其是对生活困难的群众，他有火一样的情怀，经常是雪中送炭，从公、私两个方面帮他们解决急需的种种困难。干部心里有群众，群众心理自然就有干部的位置，有那么多群众深切悼念他，自发地为他送行，就是充分的实例写照。正是他勤政为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公仆情怀，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衷心信赖和拥戴，为我们树立了“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多谋”的光辉榜样。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牛玉儒事迹必将会感染更多人，牛玉儒现象必将会吸引更多人，牛玉儒精神也必将会激励更多人，从而产生巨大的牛玉儒效应。牛玉儒同志与焦裕禄、孔繁森、郑培民一样，都是时代的骄子，有着鲜明的时代特色，他们都是党员，特别是党员干部学习的好榜样。

我们坚信，广大党员、领导干部认真学习、大力宣传牛玉儒牛之时，就是大批牛玉儒式的干部涌现出来之日；千千万万个牛玉儒式的好干部涌现出来之时，也就是我们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事业更加繁荣昌盛之日。录像。从这次录像和以前看过的其它媒体中，我得知牛玉儒同志在3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忠诚党的事业，忠诚于党和人民，忠实地为内蒙古各族人民谋利益，特别是走上领导岗位后，他更是坚定地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践行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认真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解放思想，求真务实，开拓进取，以饱满的革命热情和忘我的工作精神，创造性地抓好工作落实，在分管和负责的领域作出了突出的贡献，赢得了广大干部群众的普遍赞誉。

观看完录像后使我感触很深：一名群众有一点奉献精神也许并不难，一名普通党员有一种风险奉献精神也不难，难的是这样一名党的高级领导干部同时具有这么多的崇高精神。牛玉儒精神有很多，但我认为集中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勤政廉洁，永保先进的坚强党性

牛玉儒同志参加工作以来，曾经十多次被调整工作，每当组织召唤，无论是升职、平调还是到艰苦的工作岗位，他都迎难而上，勇挑重担。在工作中，他坚持原则，作风民主，具有极强的原则性和亲和力，在他担任领导职务的20多年里，始终严格要求自己，严格要求亲友和身边的工作人员，从未利用手中的权利为自己、为亲属和朋友谋私利，守得住清贫，耐得住寂寞，他的正气和清廉受到广泛的认同和好评，在各级领导中树立了良好的形象。

二、总揽全局，开拓进取的创业精神

牛玉儒同志的人生字典里没有“困难”二字，最多的则是“发展”一词，在他看来困难总是没有办法多，“发展才是硬道理”。无论是非典肆虐，还是灾后重建，他都处变不惊，率先垂范，沉着应对，靠前指挥，带领广大干部群众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即使在去世前的一个月，他仍以顽强的毅力、在身体极度虚脱的情况下，坚持主持会议并做了长达130分钟鼓舞人心的工作报告，进一步描绘出呼市经济发展的宏伟蓝图。事业为重，锐意进取，他用毕生的精力实践着他的崇高理想和信念。

三、鞠躬尽瘁，服务群众的公仆情怀

“人民利益高于天”是牛玉儒同志的座右铭。在他生命的最后日子里，他还安慰亲人“我会没事的，怎么也得再活3、5年，我对呼市百姓的承诺还没有兑现呢”。在他弥留之际，尽管已不能说话，但从他寻急切的眼神，还可以看出他对妻子的请求：“想办法留住我，我还要做事！”。人民群众是他一生的牵挂，尤其是对生活困难的群众，他有火一样的情怀，经常是雪中送炭，从公、私两个方面帮他们解决急需的种种困难。干部心里有群众，群众心理自然就有干部的位置，有那么多群众深切悼念他，自发地为他送行，就是充分的实例写照。正是他勤政为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公仆情怀，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衷心信赖和拥戴，为我们树立了“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多谋”的光辉榜样。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牛玉儒事迹必将会感染更多人，牛玉儒现象必将会吸引更多人，牛玉儒精神也必将会激励更多人，从而产生巨大的牛玉儒效应。牛玉儒同志与焦裕禄、孔繁森、郑培民一样，都是时代的骄子，有着鲜明的时代特色，他们都是党员，特别是党员干部学习的好榜样。

我们坚信，广大党员、领导干部认真学习、大力宣传牛玉儒牛之时，就是大批牛玉儒式的干部涌现出来之日；千千万万个牛玉儒式的好干部涌现出来之时，也就是我们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事业更加繁荣昌盛之日。录像。从这次录像和以前看过的其它媒体中，我得知牛玉儒同志在3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忠诚党的事业，忠诚于党和人民，忠实地为内蒙古各族人民谋利益，特别是走上领导岗位后，他更是坚定地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践行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认真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解放思想，求真务实，开拓进取，以饱满的革命热情和忘我的工作精神，创造性地抓好工作落实，在分管和负责的领域作出了突出的贡献，赢得了广大干部群众的普遍赞誉。

观看完录像后使我感触很深：一名群众有一点奉献精神也许并不难，一名普通党员有一种风险奉献精神也不难，难的是这样一名党的高级领导干部同时具有这么多的崇高精神。牛玉儒精神有很多，但我认为集中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勤政廉洁，永保先进的坚强党性

牛玉儒同志参加工作以来，曾经十多次被调整工作，每当组织召唤，无论是升职、平调还是到艰苦的工作岗位，他都迎难而上，勇挑重担。在工作中，他坚持原则，作风民主，具有极强的原则性和亲和力，在他担任领导职务的20多年里，始终严格要求自己，严格要求亲友和身边的工作人员，从未利用手中的权利为自己、为亲属和朋友谋私利，守得住清贫，耐得住寂寞，他的正气和清廉受到广泛的认同和好评，在各级领导中树立了良好的形象。

二、总揽全局，开拓进取的创业精神

牛玉儒同志的人生字典里没有“困难”二字，最多的则是“发展”一词，在他看来困难总是没有办法多，“发展才是硬道理”。无论是非典肆虐，还是灾后重建，他都处变不惊，率先垂范，沉着应对，靠前指挥，带领广大干部群众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即使在去世前的一个月，他仍以顽强的毅力、在身体极度虚脱的情况下，坚持主持会议并做了长达130分钟鼓舞人心的工作报告，进一步描绘出呼市经济发展的宏伟蓝图。事业为重，锐意进取，他用毕生的精力实践着他的崇高理想和信念。

三、鞠躬尽瘁，服务群众的公仆情怀

“人民利益高于天”是牛玉儒同志的座右铭。在他生命的最后日子里，他还安慰亲人“我会没事的，怎么也得再活3、5年，我对呼市百姓的承诺还没有兑现呢”。在他弥留之际，尽管已不能说话，但从他寻急切的眼神，还可以看出他对妻子的请求：“想办法留住我，我还要做事！”。人民群众是他一生的牵挂，尤其是对生活困难的群众，他有火一样的情怀，经常是雪中送炭，从公、私两个方面帮他们解决急需的种种困难。干部心里有群众，群众心理自然就有干部的位置，有那么多群众深切悼念他，自发地为他送行，就是充分的实例写照。正是他勤政为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公仆情怀，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衷心信赖和拥戴，为我们树立了“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多谋”的光辉榜样。

玉范文篇3

“在我看来，军人每天都要为战争作准备。”何玉彬，第二炮兵装备部科研部装备技术预先研究办公室主任，我军战略导弹部队的一等功臣、优秀共产党员，说起话来语速极快。

作为第二炮兵首届“十大砺剑尖兵”，何玉彬曾先后组织或参与完成新型装备发展论证、规划制定和技术攻关等20多项重大课题；牵头完成“复合环境下装备技术测试与评估系统”等4项重大科研项目。

开创武器装备研究新天地

上世纪末，为适应装备管理体制的调整，第二炮兵成立了装备技术预先研究办公室。这时，刚在西安交通大学读完博士的何玉彬，成为了该办公室的一名参谋。

“我们的武器装备要缩小与世界发达国家的差距，惟有超前谋划研制，才可能赢得先机。”上任伊始，他就带领有关人员东奔西忙走访了7个省市的12家科研牵头单位，短短8天时间，与百余名专家进行了座谈讨论。一星期后，何玉彬向决策层起草了一个以超前战略思维“整合国家优势发展二炮武器装备”的论证报告，受到军委领导的充分肯定。

紧接着，在他的建议和组织筹备下，第二炮兵召开了首次由几十家优势科研单位百余名专家参加的大型研讨会。最后经过反复筛选、过滤，何玉彬提出了突出“信息化、自动化、简便化、自主化”的武器装备总体发展思路。后来，二炮按照这一思路，完成了数种新型武器装备的论证立项工作。

多年来，何玉彬组织编写了《第二炮兵武器装备预研管理办法》；组织完成的第二炮兵武器装备发展战略研究和未来预研计划综合论证，为全面开启关键技术攻关提供了科学依据；组织实施的某新型武器系统论证和攻关，为开辟我军防御作战领域创造了条件……

集八方帅才合力攻坚

“谢谢你，是你激励我又为国家干了一件大事……”

2001年大年初二，何玉彬接到国防科技大学一名老教授从试验室里打来的电话。原来，在得知这位老教授因时间短、怕毁了自身名誉而婉拒国家某新型武器研制任务时，何玉彬曾同他进行了一次推心置腹的彻夜长谈。后来，老教授毅然接受任务，并圆满完成了任务。

为了祖国的武器装备事业，何玉彬以大视野、大胸怀集八方帅才合力攻坚。

某型武器试验是总部下达的一项硬性任务，涉及到机械、电子，以及自动化控制、系统工程等多学科，任何一家科研单位想独立完成都不可能。何玉彬在周密调查、充分论证的基础上，将军内外相关研究领域的百余专家教授聚拢在一起，组成了一个堪称国内一流的科研专家方阵，协力打了一场漂亮的攻坚战。

以知识和谋略取胜战争

“流血牺牲是军人对祖国忠诚的选择，以知识和谋略取胜战争更是对新时代军人的期盼。”

4年军校生活结束后，品学兼优的何玉彬留校任教。其间，他发现测控力学在军事领域的应用广泛，然而攻读此专业的人员却不多。1994年，他考入地方一所名牌大学，攻读测控力学专业，由于成绩优秀，在获得硕士学位后，被导师推荐直接攻读博士学位。

跨入博士门槛的何玉彬在调研中发现：武器系统的地面测试和天上飞行不能一致。何玉彬决定研究这一课题。这项研究的高度、深度和难度决定了研究是很难出成绩的活儿，但他痴心不变，攻关不辍，直至成功。

玉范文篇4

一、对屈宋文学史地位的新评估：文犹近古、风雅之流亚

关于屈宋的文学史地位，在以复古为尚的有明一代，无论是师范古之文体，以“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相号召的前后七子，还是体悟古之文心，以“独抒性灵”为旨归的公安派、竟陵派，抑或有这两者思想倾向的文人学士，他们都在“古”的范畴中讨论屈宋的文学史地位，更由于有明一代虽以宋代朱学为官学，但又表现出文化界对朱学的疏离，文人学士的屈宋文学史地位的讨论又着意淡化朱学而突出屈宋与传统儒学的关系，在“经”的范畴中为屈宋定位。朱右，其《白云稿》卷三《文统》说：“《易》以阐象，其文奥；《书》道政事，其文雅；《诗》法性情，其文婉；《礼》辨等威，其文理；《春秋》断以义，其文严。然皆言近而指远，辞约而义周，固千万世之常经不可尚已。孔思得其宗，言醇以至；孟轲识其大，言正以辩。若左氏多夸，庄周多诞，荀卿多杂，屈宋多怨，其文犹近古，世称作者。”语中强调屈宋虽非经传正统，但“文犹近古”。其《白云稿》卷五《谔轩诗集序》又说：“诗以言志也，志之所向，言亦随之，古今不易也。三百篇自删定以后，体裁屡变，而道扬规讽犹有三代遗意，俚喭诞谩之辞不与焉。是故屈宋之贞，其言也恳；李苏之别，其言也恨；扬马多才，其言也雄；曹刘多思，其言也丽。六朝志靡而言荡，而去古远矣。”则进一步申明屈宋志“贞”、言“恳”，“道扬讽规犹有三代遗意”。朱右之论尽管以经论文，但对于屈宋的评价还是比较客观的。杨士奇，台阁体代表人物。史称“历相四朝，文章德业为一时辅臣之冠”[1]。其《东里集续集》卷十四《杜律虞注序》说：“律诗非古也，而盛于后世。古诗三百篇皆出乎情而和平微婉，可歌可咏，以感发人心，何有所谓法律哉！自屈宋下至汉魏及郭景纯、陶渊明尚有古诗之意，颜、谢以后，稍尚新奇，古意虽衰而诗未变也，至沈、宋而律诗出，号近体，于是诗法变矣。”杨士奇评古诗“皆出乎情而和平微婉，可歌可咏，以感发人心”，评屈宋则“尚有古诗之意”，与“古意虽衰”者大有区别，这也是强调屈宋与古诗三百篇最为接近。周瑛，《翠渠摘稿》卷三说：“骚，何为而作也？古者诗言志，歌咏言，而骚，诗之变也，其趣远，其声希，徘徊曲折而求以达其志焉者也。屈宋至矣，西汉而下，其侈辞乎！”认为《诗经》而后，“徘徊曲折而求以达其志焉者”，“屈宋至矣”，深得“诗言志”之根本。李梦阳，前七子之首。其评屈宋文字见于后七子代表人物王世贞的同年进士汪道昆的《皇明名臣言行录》（何景明《大复集》附）。汪道昆记述说：“弘治初，北地李梦阳首为古文，以变宋、元之习，文称左、迁，赋尚屈、宋，诗古体宗汉魏，近律法李、杜，学士大夫翕然从之。”表明了李梦阳对屈宋的大力推崇和师以为范。何景明，前七子之代表人物，与李梦阳齐名。其评论屈宋言论，见于同里樊鹏《何大复先生行状》（何景明《大复集》附）。据樊鹏所言：“初，国朝去古益远，诗文至弘治间极矣，先生首与北地李子一变而之古。三代而下，文取左、马，诗许曹、刘，赋赏屈、宋，书称颜、柳，天下翕然从风，盛矣。”又见于后贤汪道昆所作《何先生墓碑》（何景明《大复集》附）：“二三君子鸣其论世，则周、秦、汉、魏、黄初、开元其人，则左、史、屈、宋、曹、刘、阮、陆、李、杜，都人士所脍炙者，宜莫如彭泽、宣城、昌黎。先生宣言，古文之法亡于韩，诗弱于陶，亡于谢，睥睨千古，直与左、史、屈、宋、曹、刘、阮、陆、李、杜游，世儒率溺旧闻，弗入也。”于其言论之中，“赋赏屈宋”，与李梦阳同调，睥睨千古愿与屈宋等前贤同游，则流露出大复先生对屈宋的由衷景仰。康海，前七子之一，又居于关中十才子之列。王世懋《对山集序》称：“夫文至弘正间盛矣，于时关中称十才子，而康先生德涵为最。”[2]其《对山集》卷九《梦游太白山赋序》说：“余历览载籍所志，古人之辞，由屈原、宋玉以来不可胜数，而浮靡侈放之辞，盖托讽寄兴者之所共趋，《上林》之后，益芜益漫，亡能尔雅，志士之所贱也。”评论屈宋“盖托讽寄兴者”，虽有“浮靡侈放之辞”，但与“《上林》之后”者不同，不失“尔雅”，话语中对屈宋表现出充分的肯定。陆深，与前七子中徐祯卿为学友，有文名，史称“博雅为词臣冠”[3]。其《俨山外集》卷二十二《中和堂随笔上》说：“大抵事之始者，后必难过，岂气运然耶！故左氏、庄、列之后，而文章莫及；屈原、宋玉之后，而骚赋莫及。”极称屈宋骚赋独领风骚，后之为骚为赋者皆追随之学习之，而皆望尘莫及。

王世贞，后七子之代表人物，于李攀龙后主盟文坛二十余年。其《弇州四部稿》卷一百二十一《张助甫》说：“自六经而下，于文则知有左氏、司马迁，于骚则知有屈、宋，赋则知有司马相如、扬雄、张衡，于诗古则知有枚乘、苏、李、曹公父子，旁及陶、谢，乐府则知有汉魏鼓吹、相和及六朝清商、琴舞、杂曲佳者，近体则知有沈、宋、李、杜、王江宁四五家。”其对屈宋的激赏，继踵前七子，与李梦阳、何景明完全一致。陆粲，嘉靖丙戍进士，师从当时名儒经学家王鏊，史称其“嗜学，博通古今”[4]。其《陆子余集》卷一《静芳亭稿后序》说：“昔者，楚在春秋时为大国，号多人才，若申叔、时声子、子革薳、启疆、王子圉之徒，其辞令雍容，著于传记者烂然成章矣，盖有先王之遗风焉。是后则有屈、宋、唐、景诸子，以辞赋著称，沨沨乎亦风雅之流亚也。”陆粲以经术论文，以为屈宋“亦风雅之流亚”，褒奖有加。茅坤，嘉靖十七年进士，“善古文，最心折唐顺之。”[5]文学思想与唐宋派同道。其《唐宋八大家文钞?论列》说：“屈宋以来，浑浑噩噩，如长川大谷，探之不穷，揽之不竭。”将屈宋视为古代文章的始源。其《与蔡白石太守论文书》（《明文海》卷一百五十五）又说：“世皆随孔氏以非达巷，而仆独谓孔氏之言者圣学也，今人未能学圣人之道，而轻议达巷者，皆惑也。屈、宋之于赋，李陵、苏武之五言，马迁、刘向之于文章传记，皆各擅其长，以绝艺后代，然竞不能兼者，非不欲也，力不足也。”认为屈宋虽“力不足”兼擅诗文，但肯定“屈宋之于赋”，则“绝艺后代”。其对屈宋的评价绝不亚于他所推崇的唐宋八大家。胡应麟，曾与王世贞交游，被王世贞称为末五子之一，文学主张全从王世贞之说。其《少室山房集》卷一百《策一首》说：“以文章之士言之，春秋则檀、杨、左史、公、榖、荀卿、韩非、屈原、宋玉，……是皆卓乎以文章师百代者也。”认为屈原、宋玉是“以文章师百代”的文学前贤。其于《少室山房集》卷一百十一《与王长公第一书》中又说：“至先秦盛汉黄初开元大家遗言，若孟庄，若屈宋，若左丘、两司马、陈思、李杜十数公，辄废书太息曰：‘伟哉！六经而后，文不在兹乎！俾今之世也，而有十数公其人，终吾身执鞭其侧，何憾哉！’”足见其推崇屈宋等先贤竟到了五体投地的境地。从以上明代关于屈宋文学史地位的评述中不难看出，自明初至胡应麟所处的嘉靖时期，无论是经学人物，还是活跃在文坛上的台阁体、前七子、后七子以及唐宋派的文学家，这些学术名流对于屈原和宋玉都是充分肯定的，他们一方面从复古的视角出发认为屈宋“文犹近古”，其人是时人文学复古的师范楷模，其作品是时人学习古文的临摹典范，而另一方面则又从“宗经”的视角出发肯定屈宋为“风雅之流亚”，以经学儒教的标准认同了屈宋对于先圣儒学的精神继承与文学传播。尽管“文犹近古”、“风雅之流亚”的评定，在唐代新文学思潮和宋代文学宋玉批评中都有过相似甚或相同的表述，但是在明代对这两种评定的重申与强调有着与唐宋不同的意义，即认定屈宋的文学作品是明人复古的学习古代文学语言的代表作品，屈宋的文学精神是明人复古的学习古代文学宗经明道的创作精神。

二、对宋玉辞赋史地位的新定位：祖述原旨、屈原之流亚

关于宋玉在辞赋史上的地位问题，在明代学者的认识中“，屈原、宋玉之后，而骚赋莫及”是为共识，几乎没有什么异义，而问题的关键在于，屈原与宋玉是并列齐名，还是宋玉不及屈原。对于这一问题，元代一些学者曾经有过讨论，提出过“骚人称屈宋，宋岂敌子平”的看法[6]，但并没有将问题引向深入，仅是以汉扬雄对宋玉“诗人之赋”与“词人之赋”的批评和屈宋的师承关系为依据，而没有就辞赋文学自身的特点进行更进一步的研究。对于这一问题，明代的学者则逐渐将问题引向了深入，并取得了比元代更进一步的新的认知。从明初到前后七子主盟文坛时期的宋玉批评来看，基本的特点是接受了元人“宋不及屈”的观点，但并未能有所突破，只是在着重申说宋玉追随屈原、绍明骚赋的文学贡献而已。何乔新，景泰五年进士，为“一时名臣”，晚年“杜门著书”，有《周礼集注》《仪礼叙录》等。其《椒邱文集》卷九《楚辞序》说：“盖《三百篇》之后，惟屈子之辞最为近古。屈子为人，其志洁，其行廉，其姱辞逸调若乘鷖驾虬而浮游乎埃壒之表。自宋玉、景差以至汉、唐、宋，作者继起，皆宗其矩矱而莫能尚之，真风雅之流而词赋之祖也。”他以宋玉为屈原后学，是踵武屈原的辞赋作家。皇甫汸，嘉靖进士，以六经为“天地之文肇”，论文偏重义理。冯时可《雨航杂录》说：“其诗名与王元美相齐。”[7]其《皇甫司勋集》卷三十五《梦泽集序》说：“夫楚多才之邦，而辞赋之薮也。屈原见诋于上官，宋玉蒙诟于登徒，祢衡被害于曹瞒，然其志则争光于日月，而其言等敝于霄壤矣。”对古楚先贤之遭际寄与同情，而言“宋玉蒙诟”实在是肯定了宋玉的为人。谢榛，后七子之一，本为七子诗社社长，后因与李攀龙不睦，被排挤削名，然而后七子之文学思想“实自榛发也”[8]。其《四溟集》卷七《宋德完转海南方伯诗以寄怀》以宋玉喻友，诗曰：“君才今宋玉，绝代有清标。”比喻中不难看出谢榛对宋玉情有独钟的赞赏。后七子的后期代表人物王世贞在《弇州四部稿》卷六十七《楚辞序》说：“孔子曾欲放郑声矣，又曰：‘桑间濮上之音，亡国之音也。’至删诗而不能尽黜郑卫，今学士大夫童习而颁白不敢废，以为孔子独废楚。夫孔子而废楚，欲斥其僭王则可，然何至脂辙方城之内哉！夫亦以筳篿妖淫之俗，蝉缓其文而侏鴃其音，为不足被金石也。藉令屈原及孔子时，所谓《离骚》者，纵不敢方响淸庙，亦何渠出齐秦二风下哉！孔子不云，诗可以兴，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以此而等屈氏何忝也。是故孔子而不遇屈氏则已，孔子而遇屈氏则必采而列之楚风。夫庶几屈氏者，宋玉也。”他认为宋玉是最能够承继屈原的辞赋家，是屈原的真正传人。王世贞对于宋玉类似的评论还有很多，如其《弇州四部稿》卷六十七《王少泉集序》说：“楚于春秋为大国，而其辞见绝于孔子之采，至十二国之废，而屈氏始以骚振之，其徒宋玉、唐勒、景差辈相与推明基盛。盖俞千年而有孟浩然及杜必简、子美之为之祖。”其《弇州四部稿•弇州续稿》卷五十五《王梦泽集序》说：“厥后屈左徒氏遂以骚辞开百世宗，而宋玉、唐勒、景差之徒相与绍明之，及秦汉而后，小有显者，亦不能与东西京之彦埒，至唐而仅有襄阳杜氏、孟氏，杜氏之业，差为宏博，与屈氏分途，而皆不朽。”这些言论虽然旨在借屈宋评价唐代诗人，但指认宋玉是屈原的继承者的寓意是十分明显的。在明代，将屈原与宋玉并列与否的问题引向深入的是，嘉靖年间及其以后的《楚辞》注释家和研究者。陈第，嘉靖间人，“学从禅门，证入率由心得，与诸家异”。他曾与学问大家焦竑“相与辨析，竑叹服，自谓弗如”[9]。

其于力作《屈宋古音义•序》中说：“宋玉之作纤丽而新，悲痛而婉，体制颇沿其师，风谏有补于其国，亦屈原之流亚也。”这里评价宋玉辞赋风格、情调、师承、价值颇为客观中肯，实际上是指出了宋玉辞赋风格、情调与屈原的不同，以及在体制上、讽谏精神上对屈原的继承，体悟其意“宋不及屈”是在于风格与情调两个方面。正如陈第在《屈宋古音义》卷三《题九辩》中所说：“宋玉诸赋大抵婉雅之意多，劲奋之气少。”此评最值得称道的是，陈第对宋玉的“屈原之流亚”的定位概括了元人和明人的共识，将前人的各种同一看法的不同表述概括为一个简明扼要的学术命题。张燮，万历举人，博极群书，时称闽中七才子之一。其《七十二家集•宋大夫集序》（《续修四库全书》1583册7页）说：“宋玉为三闾高第，所为赋能衍其师绪，而弘播徽音，赋则鈲（金规）益充，欲苞荀之槩，而殷赈其上，虬川翡林，于焉具体。”其评盛赞宋玉对于屈原既有继承又有发展，其中“衍其师绪”则在说明宋玉追随屈原的事实。陆时雍，崇祯六年贡生，其文学理念“以神韵为宗，以情境为主”[10]，前继胡应麟，略与竟陵派接近。其《楚辞疏•读楚辞语》（《续修四库全书》1301册369页）说：“宋玉不及屈原者三：婉转深至，情弗如也；婵娟妩媚，致弗如也；故则彝鼎，秀则芙蓉，色弗如也。所及者亦三：气清，骨峻，语浑。清则寒潭千尺；峻则华岳削成；浑则和璧在函，双南出范。”这一评论，从文学创作的角度，非常具体地说明了宋玉与屈原的差距。这要比元人指出的“宋不及屈”的原因更为接近文学的本源，也要比他之前的明人的笼统说法或抽象表述更为明确具体。他在《楚辞疏•读楚辞语》（《续修四库全书》1301册371页）又说：“倡楚者屈原，继其者宋玉一人而已，景差且不逮，况其他乎！自《惜誓》以下至于《九思》，取而附之者，以其欲学楚耳。古道既远，靡风日流，自宋玉、景差以来数千百年，文人墨士颉马、扬而执班、张者尚不一二，更何有楚。余故叹其寥寥而取以附之，是则私心之所以爱楚也已。”此说是对王世贞“夫庶几屈氏者，宋玉也”的观点的更为鲜明的表述，认为宋玉是屈原的唯一继承人，后人皆不及。这一观点，他在《楚辞疏》卷八《九辩》（《续修四库全书》1301册470页）中也有表述：“宋玉、唐勒、景差祖述原旨，递以声歌相放，而玉最为优。”于此则进一步说明了其强调“倡楚者屈原，继其者宋玉一人而已”的原因。继承屈原者宋玉一人而已，是一个需要特殊注意的宋玉批评观点，因为它是在“宋不及屈”的评价前提下对“屈宋并提”提法最为合理的解释。又有周圣楷者，明末湘潭人。

作为楚人，他著有楚方志类图书《楚宝》。其于《楚宝?文苑》（《续修四库全书》548册）中说：“古昔师弟子文章并称者，莫若屈宋矣。甞宋玉悲秋一章，托旨兴怀，深悽婉至，自《远游》《天问》而下，罕见其俦。而子云所谓‘丽以淫’者，其《高唐》《神女》诸赋乎！刘舍人云：‘屈平联藻于日月，宋玉交彩于风云。’又曰：‘屈宋逸步，莫之能追。盖其叙情怨，则郁伊而易感；述离居，则怆怏而离怀；论山水，则循生而得貌；言节侯，则披文而见时。是以枚贾追风而入丽，马扬沿波而得奇，其衣被词人，非一代也。’亶其然乎！若夫景差《大招》，兴言于流泽，施尚三王，补《招魂》所不逮，抑亦鸾凤之片羽，兰芷之芬芳也。按：原为三闾大夫。三闾之职，掌王族三姓，曰屈、景、昭。原叙其职属，率其贤良，以厉国士，则景差当亦原所奖掖，《大招》一作，似不容已，又何疑哉！唐勒初亦尊事屈平，其后怀谗妬玉，甘为鹈鴃之鸣，古今交道如此辈人，可胜叹息！”此评与陈第相近，认为宋玉《高唐》《神女》诸赋如扬雄所言之“丽以淫”，这一类作品似不及屈原之作；而又与陆时雍一致，认为景差背叛了屈原、唐勒谗毁宋玉，虽均曾师范屈原，但并非屈子传人，能继承屈原者只有宋玉而已。其论归根结底是借用刘勰屈宋并提的论说、综合陈、陆的意见，阐述他对屈宋并提的理解，即宋玉是屈原的唯一传人，虽稍逊与屈原，但尚可与其师屈原并提。总结明代中后期对宋玉辞赋史地位的评价，我们提炼明人的说法可以将其概括为“祖述原旨”“屈原之流亚”。明人的这一评价的意义在于，强调了宋玉对屈原文学精神的继承，肯定了宋玉追随屈原所做出的文学成就，凸显了宋玉在屈原而后的历代承继者中无人能及的辞赋史地位，使南朝梁刘勰提出“屈宋并提”后引发的宋玉评价争论有了一个客观合理的解释，在宋玉批评史上有着对前代宋玉批评进行阶段性总结的意义。

三、对屈宋文学成就的新评说：事情兼至、婉雅善哀、学问本色、托曲寄雅、扬显楚学

关于屈宋文学特色的评论，先唐大多是将屈原与宋玉各自作为一个批评对象分别来评论的，到了唐代才将屈原与宋玉合并为一个整体来批评，此后宋元亦多如此。就肯定屈宋文学特色的批评来说，唐代的评价重在屈宋“不虚美，不隐恶”的良史笔法和“风流儒雅”的人品与“清词丽句”的文品；宋代的评价重在屈宋“与造化争功”的自然本色、“比物属事”的表现方法和“托物引喻，愤惋激烈，有风雅所未备，比兴所未及”的艺术效果；元代的评价重在屈宋“画见”的创作积累和“想象而赋”的艺术创造。有明一代的屈宋文学特色批评，与唐、宋、元三代相比较，则表现出关注视点的新变。兴献帝朱祐杬，明世宗朱厚熜生父，生前曾封兴献王，有赋传世。其《阳春台赋•序》（《御定历代赋汇》卷一百八）提出了全新的屈宋辞赋的文体特色说，赋中说：“宋大儒朱晦庵先生疏《毛诗•葛覃》曰：‘赋者，陈其事而直言之也。’夫事寓乎情，情溢于言，事之直而情之婉，虽不求其赋之工而自工矣。屈宋《离骚》历千百年无有讥之者，直以事与情之兼至耳。”此评认为“事之直而情之婉”是辞赋这一文学样式的最为突出的文体特色，而屈宋辞赋正是这种“事寓乎情，情溢于言，事之直而情之婉”的“事与情兼至”的典范。刘勰曾指出赋的文体特点在于，“铺采摛文，体物写志”“客主以首引，极声貌以穷文”[11]，而兴献帝则接受了刘勰“睹物兴情”的观点，并有意创新，以“事直”“情婉”来概括辞赋的文体特点，反映了明人在新的辞赋文体审美中对屈宋辞赋文体特色的新的评价。前后七子中，后来居上的，集前后七子文学理论之大成的王世贞关于屈宋的评论，也具有明代的时代特色。其《弇州四部稿》卷六十九《吴氏纪哀序》说：“甚矣，楚人之善哀也。盖屈左徒为怀王治辞令，被间而退，伤宗国之就削，而忠之不见明也，忧愁牢骚而作《离骚》，凡天地之传声而成色，其交于耳目者，一切举而归之于哀，竟以有湛湘之役。其门人宋玉、唐勒辈又相与推明其旨而伤痛之，托始于《九辩》，而放乎《大招》《招魂》，极矣。二千年来，天下固以善哀归楚。”先明学者评论屈宋特别是屈原的情感倾向时，多用孔子论诗“可以怨”的“怨”字来概括，但王世贞则采用孔子论诗“哀而不伤”的“哀”来概括屈宋的情感特色，“怨”者表现自己对于别人的情绪，“哀”者表现自己自我的情态，此中取舍，反映了王世贞对文学表现自我情感的关注，而又与“哀而不伤”的诗教观念有所不同，其实是将刘勰“《离骚》《九章》朗丽以哀志”的，从文学角度批评屈原具体作品的观点，拓展到屈宋所代表的战国中后期的楚国文学[12]。王世贞在《弇州四部稿》卷七十《湖广乡试录序》中又说：“孔子……七十子之伦，其五楚焉，而楚自是称有文矣，乃仅能以其变风、变雅之旨创矩矱而为骚，若赋如屈平、宋玉、唐勒、景差者至襄阳之杜而变始极，其于称亦甚著，第令天下为文士足张楚而已。”这是肯定屈宋对于楚地区域文学做出的贡献，而强调屈宋能够“第令天下为文士足张楚”，则又说明了楚文学在华夏文学中的地位与影响。从区域文学角度来批评屈宋辞赋，这也是前所未有的新的批评视角。焦竑，万历十七年进士，与李贽相友善，崇尚李贽之学，又接受禅学影响颇深。其《国史经籍志》卷五（《续修四库全书》916册501页）说：“屈平、宋玉自铸伟词，贾谊、相如同工异曲，自此以来递相师祖，即芜音累气，时或不无，而标能擅美辉映当时者，每每有之。”其评说“屈平、宋玉自铸伟词”取于刘勰《辨骚》评屈赋语，强调屈原对《诗》的文学性发展，而焦竑又将宋玉与屈原并提，于是便提升了宋玉开创辞赋的文学史地位。

胡应麟与王世贞同道，其评屈宋辞赋特色也极具新见。其《少室山房笔丛正集》卷二十二说：“学问在赋中最为本色，故屈、宋、司马、班、张皆冠古今，以其繁硕也。而入诗最易误人，古今惟老杜能耳，宋人不以学为赋而为诗，六朝不以学为赋而为文，故皆失之。然赋中又自有本色———学问，不可不知。”这是在宋人黄庭坚提出“以学问为诗”后引发出的学术思考，胡应麟认为“学问”是为赋的本色，而非为诗为文的方法，并强调以学问为赋是屈宋等“皆冠古今”的原因所在。这便揭出了辞赋创作的新的特点。邹观光，云梦人，万历八年进士，“英敏力学”。因其为楚人，特别推崇屈原、宋玉。其《云梦县儒学藏书记》（《明文海》卷三百六十五）说：“楚人才之隩区也，如史籍所载，倚相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书，屈原、宋玉之徒，包罗三才，博极万有，楚增而重焉。”此评说屈宋“包罗三才，博极万有”，集天之道、地之道、人之道乃至万有于一身，对屈原、宋玉之推崇达到了极致，并表示这是楚人对屈宋的共同评价。此评虽有溢美之嫌，但就楚区域文化而言，却也合于情理，似不为过。陈懋仁，万历中官泉州经历，“晚归著述，凡二十余种”[13]。其注梁任昉撰《文章缘起》“《离骚》楚屈原所作”条补注说：“屈平后出，本诗义为骚，盖兼六义而赋之意居多，厥后宋玉继作，并号楚辞，自是辞赋家悉祖此体。故宋祁云：‘《离骚》为辞赋祖，后人为之，如至方不能加矩，至圆不能过规。’信哉斯言也。”此评与焦竑的评论相同，只不过先说屈原“本诗义为骚”，而后说“厥后宋玉继作”，在有层次差别的条件下言说屈宋共创楚辞，但这并不是评论的关键，其关键在于强调“自是辞赋家悉祖此体”，强调屈宋的开创辞赋之功及其深远的影响。徐维启，又字兴公，“以博洽名一时”，又称万历间诗坛魁首。其《徐氏笔精》卷三《诗谈》说：“屈宋之文出于风，韩柳之文出于雅，风者动也，雅者常也。”此以国风评屈宋之辞赋，并以“动”解释国风的特点，比之明人以屈宋为“尚有古诗之意”“风雅之流亚”之说更为具体。虽以国风之“动”评屈宋辞赋是否准确尚待商榷，但是这一批评也锐意创新地体现了明人崇尚独立思考的学术思潮。孙七政，“淹通五经”“王世贞、汪道昆皆折辈行与交”[14]，颇有文名。其《邂逅赋序》（《明文海》卷三十四）说：“昔子云谓相如之赋曲终雅奏，有近于戏。若楚骚则词虽逸宕，长寄心于君王，本托曲以寄雅，非废雅而为曲也，此固屈、宋、扬、马之流别。”此评说屈宋“托曲以寄雅”，扬马“曲终雅奏”，二者分流别趣，优劣自分。如此独出心裁自然与汉人“诗人之赋丽以则，词人之赋丽以淫”不同，而是最大程度地肯定了屈宋辞赋的思想内容。

周拱辰与陆时雍同时，其题陆时雍《楚辞疏叙》（《续修四库全书》1301册361页）说：“楚之先有於菟、叔敖以经济鸣，倚相、射父以善读八索、九丘鸣，而最后宋玉、景差以辞赋鸣。差、玉皆原弟子，递相祖述，几之乎掩中原而上之。夫楚人亦能自进于天下也哉。”此评与王世贞、邹观光从楚区域文学角度评论屈宋命意相同，其中“几之乎掩中原而上之”之评语，极赞屈宋为楚文学做出的贡献。概括明代关于屈宋文学特色的批评，可以归纳为事情兼至、婉雅善哀、学问本色、托曲寄雅、扬显楚学等五项。以此比较汉以来的屈宋文学特色批评，我们不难看出其中反映出的时代特点，即批评的关注点是重在发掘前人未曾发现的问题，批评的走向是越来越倾向于以文学的视角展开批评。关于这些时代特点，在下面第四节中也有更为明显的表现。

四、对宋玉辞赋特色的新阐释：清峭娴雅、深至宏丽、意在言外、纵莘神鬼、美哉灵根

对于宋玉辞赋的具体评论，在明代以前极为罕见，虽偶尔有之，亦夹杂在总述之间，或于选本训诂中连带提及。而在有明一代，特别是中后期，由于当时之学者或崇尚唐代的新文学思潮，或主张文学旨在“独抒性灵”，文学批评的意识逐渐增强，逐渐凸显，逐渐改变了宋代以来文学宋玉批评与理学宋玉批评两派对峙的格局，基本实现了以文学宋玉批评为主导，而理学宋玉批评逐渐式微的历史转型，因而给后世留下了远胜于明代以前的关于宋玉辞赋的针对具体作品的批评资料。关于明代中后期理学宋玉批评逐渐式微、文学宋玉批评逐渐占据主导地位的转型，我们从当时学者们的宋玉辞赋总评中即可一目了然。据我们掌握的资料，明中后期对宋玉辞赋进行总体批评的人不多。如王三聘，嘉靖间人。其《事物考》卷二《赋》（《续修四库全书》1232册）说：“《诗序》六义，次二曰赋，盖谓直谏其事尔。《左传》言，郑庄公入而赋大隧之中。是后荀卿、宋玉之徒演为别体，因谓之赋。故昔人谓，赋者古诗之流，以荀、宋为始。”这则评论在于讲述宋玉创制赋体文学的开创之功，其言当出自《文心雕龙•诠赋》，但是在述说赋之渊源时却与《诠赋》有较大的不同，《诠赋》以为“赋也者，受命于诗人，拓宇于楚辞”，而此说仅说来源于诗之六义中的“赋”，如此理解“赋者古诗之流”，只是看到了“赋”从诗的表现方法演变为文体的名称，而忽略了赋之成立对《诗经》《楚辞》创作精神的继承。这种评论不仅显得肤浅，而且可见其“直谏其事”的理学阐释理论也那么苍白。如陈第，亦嘉靖间人。其《屈宋古音义》卷三《题九辩》说：“宋玉诸赋大抵婉雅之意多，劲奋之气少。”这是对宋玉作品风格的总体评价，其批评方式与宋朱熹“辞有余而理不足，长于颂美而短于规过”的批评句法相近[15]，但是批评标准和指向则全然不同，朱熹是以“义理”为标准从作品的内容入手进行评析，而陈第是以文学理论为标准从作品的风格入手进行评析，其中关于“婉雅之意多，劲奋之气少”的风格评定不仅客观而且接近于事实。又如胡应麟，万历间人。其《少室山房笔丛正集》卷十一《九流绪论上》说：“大率战国著书者，亡非辩士，九流中具有其人：孟、荀儒之辩者也，庄、列道之辩者也，釐、翟墨之辩者也，牟、弛名之辩者也，韩、邓法之辩者也，仪、秦纵横之辩者也，衍、奭阴阳之辩者也，髡、孟滑稽之辩者也，宋玉词赋之辩者也。今但知仪、秦、髡、衍为辩士，孟氏有好辩之名，而后世不得以辩而目之，术可亡择哉！”此评以宋玉为词赋之辩者，是一个全新的命题。分析宋玉赋，《文选》所收五篇，《古文苑》所收六篇，均有论辩色彩，以此知胡应麟所言确有道理，其所揭示的是前人没有发现的宋玉赋的一个文学方面的新特点———辩。再如张燮，其《宋大夫集序》说：“公之《招魂》《九辩》悲悼填膺，如远刺心血洒作红雨喷人，迨《高唐》《好色》等篇，又若破涕成欢，排愁成媚，忽而藁目，忽而解颐，似乎彼此两截地界。”形象生动地概括了宋玉作品的两重对立的情感色彩。如果我们将王三聘与陈第、胡应麟、张燮三人的评论进行比较，三比一的比例且不必说，评论水平高低也不言自明，可见在明中后期才学之士大都站在了文学宋玉批评的阵营之中了。下面以宋玉作品为纲目，依次对明人的宋玉作品评论进行分析：

1.关于《九辩》的评论王廷陈，正德进士。其《梦泽集》卷十五《问俗》说“：夫帝妃之求，怨矣，冀夫之觌焉，所以为贞也；屈子之骚，怨矣，冀君之谅焉，所以为忠也；宋玉之辩，怨矣，冀师之明焉，所以为义也；申胥之哭，怨矣，冀国之复焉，所以为仁也。贞、忠、义、仁，所以为厚也。”这里所说的“宋玉之辩”，从“冀师之明”句证之，当指其作品《九辩》。评论者以“怨”称其表达的内容，以“义”称其创作的动机，又以“厚”称其反映出的古楚风俗，而大加提倡。足见王廷陈对宋玉的褒奖。其所谓“义”虽说是儒学概念，亦可看作宋玉作品的艺术感染力之所在。侯一元，嘉靖进士。其《柬曹紫峰》（《明文海》卷一百五十二）说：“宋玉遭毁乃赋阳春，扬雄慕古悔其少作，英雄玩世，类非诚语。由今观之，悲秋之调，不离楚声太玄之撰。”此评“宋玉遭毁乃赋阳春”指《对楚王问》歌阳春白雪事，“悲秋之调”“楚声”指《九辩》，其意在于说宋玉《九辩》绝唱千载，规范后世。陈第，嘉靖间人。其《屈宋古音义》卷三《题九辩》说：“愚读《九辩》，其志悲，其托兴远，其言纡徐而婉曲，稍露其本质，即辄为蓋藏，以此伤其抑郁愤怨之深。”此评“志悲”评情调，“托兴远”评艺术手法，“言纡徐而婉曲”评语言，一切都是以文学的视角进行文学的批评。董其昌，万历进士。其《画禅室随笔》卷二《题自画?题秋林图》说“：画秋景唯楚客宋玉最工。‘寥慄兮若在远行，登山临水兮送将归。’无一语及秋，而难状之景都在语外。唐人极力摹写，犹是子瞻所谓‘写画论形似作诗’，必此诗者耳。韦苏州‘落叶满空山’，王右丞‘渡头余落日’，差足嗣响。因画秋林及之。”此评极赞宋玉《九辩》画秋景“最工”，而“最工”则在于“无一语及秋，而难状之景都在语外”，以画家之灵感，参透且揭示了文学家的笔法。陆时雍，崇祯贡生。其《楚辞疏•读楚辞语》（《续修四库全书》1301册369页）说：“《九辩》得《离骚》之清，《九歌》之峭，而无《九章》之婉，其佳处如梢云脩干，独上亭亭，孤秀槮踈，物莫与侣。”此评言说宋玉《九辩》能够博采屈原《离骚》《九歌》之长，集清、峭之特色于一身，达到了其他辞人难以企及的高标。

2.关于《招魂》的评论王世贞，嘉靖进士。其《弇州四部稿》卷一百四十五《艺苑卮言二》说：“杨用修言，《招魂》远胜《大招》，足破宋人眼耳，宋玉深至不如屈，宏丽不如司马，而兼撮二家之胜。”此评转述杨慎对宋玉《招魂》的评价，“足破宋人眼耳”，是针对宋儒朱熹而言，认为朱熹以为《大招》“近于儒者穷理经世之学”优胜于《招魂》属于误判[16]；“兼撮二家之胜”，则赞扬《招魂》有“深至”之旨，“宏丽”之辞，从文学的角度说，则高出于《大招》一头之地。陆时雍《楚辞疏•读楚辞语》（《续修四库全书》1301册370页）说：“《招魂》绚丽，千古绝色，正如天人珠披，霞烂星明，出银河而下九天者，非人世所曾得有。”“《招魂》刻画描画，极丽穷奇，若已雕已琢，复归于朴，鬼斧神工，人莫窥其下手处耳。”此两条皆评《招魂》，前条以“天人珠披”为喻，赞誉其赋巧夺天工；后评则指出其作“极丽穷奇”但又“鬼斧神工”全无刀斧之痕，质朴自然。将宋玉《招魂》视为最能体现他“神”与“色”之文学主张的典范之作。

3.关于《高唐赋》《神女赋》的评论李贤，宣德进士。其主持编撰的《明一统志》卷六十二《荆州府•人物》说：“宋玉，楚人，屈原弟子，为楚大夫。悯其师放逐，乃作《九辩》，述其志以悲之；又作《神女》《高唐》二赋，皆寓言托兴，有所讽也。”此评承宋洪迈驳范仲淹、朱熹之说，又见于元人所撰《氏族大全》，非元人之发明。然而此评舍道学性臆说而取文学性评论，则表露了李贤等编者倾向于文学宋玉批评的批评意识。杨慎，正德进士。其《升庵集》卷十《跋赵文敏公书巫山祠》说：“故传记称，帝之季女曰瑶姬，精魂化草，实为灵芝。宋玉本此以托讽，后世词人转加缘饰，重葩累藻，不越此意。”此评宋玉《高唐赋》与《神女赋》，首先认为二赋借神女以“托讽”，而后指出二赋开创了“神女”文学之主题。文学批评视角颇为独到。陈第，万历间人。其《屈宋古音义》卷三《题高唐》说：“矧其通篇，闲雅委婉舒徐，令人且悲且愕且歌且谣，是亦风人之极思，而其末犹有深意，谓求神女与交会，不若用贤人以辅政，其福利为无穷也。”此评实是纠正宋儒朱熹的错误，朱熹以为《高唐赋》“何‘讽一’之有”，而陈第认为“犹有深意”，“亦风人之极思”也。虽未点朱熹之大名，而观点却针锋相对。其中以“闲雅委婉舒徐，且悲且愕且歌且谣”证“风人之极思”，即是以文学视角评论《高唐赋》。倪元璐，天启进士。其《倪文贞集》卷七《王芝山中翰书艺序》说：“故景者，天下之所共取之也。以其力则取之，谢灵运知之也；以其缘会则取之，桃溪之二士知之也；以其机智法数则取之，费长房知之也。谢灵运伐山闢道，不景不已；二士不知其身之忽然桃溪；费长房坐持地脉，宛然见千里之状。是故三者天下之所归。景也，古之文人为之者，子云蒙盗而挟灵运之斤，渊明、子瞻几仙而饮二士之药，宋玉、长卿、枚乘纵莘神鬼而佩长房之符。”此评谈古之文人取景写景有三个层次，一如扬雄蒙盗贼之名以力取之，二如陶渊明、苏轼有仙风道骨以缘遇之，三如宋玉、司马相如、枚乘似有法术可以驱使景物，而以为宋玉等为优。其形容取景写景之“纵莘神鬼”出于宋玉《高唐赋》“褷褷莘莘，若生于鬼，若生于神”句[17]，举宋玉之赋当指《高唐赋》之景物描写。

4.关于《风赋》的评论陈第《屈宋古音义》卷三《题风赋》：“夫风岂有雌雄？人自有雌雄耳。以雌雄之人而当天风之飘飒，判乎其欣喜悲戚之不相侔也，则谓风有雌雄亦可。抑不特风，雪月雨露莫不皆然，喜心感者，抚景而兴怀，悲心感者，触处而撆涕，何者？情能变物，而物不能变情也。昔京都贵人聚而夜饮，袭貂裘，围红炉，相与言曰：‘冬已深矣，煖而不寒，气候之不正。’其仆隶冻不能忍，抗声答曰：‘堂上之气候不正，堂下之气候甚正。’闻者皆为之一噱。人君苟知此，意则加志，穷民又乌能已。故宋玉此赋，大有裨于世教也。”此评看似说解“风岂有雌雄”之以物拟物之语，实则是说解拟人修辞中的讽谏之寓意，与宋之大小苏评《风赋》“讥楚王知己而不知人也”“盖有讽焉”同道[18]，而其中“情”与“物”之论与今天的移情理论暗合，其文学思维确有过人之处。

5.关于《登徒子好色赋》的评论陈第《屈宋古音义》卷三《题登徒子好色赋》：“愚读宋玉《登徒子赋》曰，玉好色，勿与出入后宫，何其野而不文；至所受于天，所学于师，何其夸而不让；登墙相窥，何其淫而不贞；俚及疥痔之谈，何其鄙而不雅。及至卒章，以微词相感动，精神相依托，目欲其颜，心顾其意，扬诗守礼，终不过差，则作而叹曰：‘美哉得其本乎！是不可以枝叶而弃其灵根也。’于是断自章华大夫以下而熟诵之。”此评在于揭示《登徒子好色赋》的深层命意，“美哉得其本”是赞其曲终而奏雅，而“灵根”之说则是示人以文学眼光读文章之要旨，受人以渔之谓也。

6.关于《讽赋》的评论安磐，弘治进士。其《颐山诗话》说：“司马相如《美人赋》，辞与意皆祖宋玉《讽赋》，赋之卒章曰：‘吾宁杀人之父，孤人之子，不敢爱主人之女。’《美人赋》曰：‘弱骨丰肌，时来亲臣。臣乃气服于内，心正于怀，信誓旦旦，秉志不回。’凛然若有鲁男子之风者，岂其见惑文君之后，悔而作此自表欤！悲夫莫及矣。”此评强调宋玉《讽赋》对司马相如《美人赋》的影响，并着重说明《美人赋》“辞与意”皆不及《讽赋》，表现出评者对宋玉《讽赋》从形式到内容的充分肯定。

7.关于《钓赋》的评论田艺衡，嘉靖间人。其《钓赋序》（《御定历代赋汇?补遗》卷十三）说：“夫钓，泽居者之所必有事也。昔宋玉之作，大侈王伯之谋；潘尼之辞，终归嗜欲之适。夫王伯，庙廊之略也，而谈之玄洲则骇矣；嗜欲，口服之私也，而施之渭滨则悖矣。文虽并美，心有未安，廼因挥笔别为短赋云尔。”此评以为宋玉、潘尼之《钓赋》“文虽并美”，但宋玉论王霸以评隐者玄洲事引出，潘尼谈“嗜欲”以引用名臣姜尚之典故入话，却为“心有未安”。田艺衡此评其实是为自己作《钓赋》张本，出语未免失于公平，仅可看作其个人对宋、潘《钓赋》的审美接受。

8.关于《大言赋》《小言赋》的评论王世贞《弇州四部稿》卷一百四十五《艺苑卮言二》说“：宋玉《讽赋》与《登徒子好色》一章，词旨不甚相远，故昭明遗之。《大言》《小言》，枚皋滑稽之流耳。《小言》‘无内之中’本骋辞耳，而若薄有所悟。”此评兼及《讽赋》和“大小言赋”，认为《讽赋》颇逊于《登徒子好色赋》，而“大小言赋”虽“滑稽之流”但于道家学说“薄有所悟”，表述了与宋人晁补之以为“大小言赋”“义无所宿”和章樵批评此二赋“虚词以相角，诙谐以希赏”的不同看法[19]，其去理学化评论的意识自在其中。

纵观明中后期关于宋玉辞赋的具体批评，几乎全然扬弃了宋代以来的理学批评视角，绝大多数评论者都能够从文学的角度审视宋玉作品，即使关涉玉批评相比真可谓微不足道。这又从一个侧面说明了理学否定性宋玉批评在明代出现了大滑坡，甚或可以说崩塌，然而事实却是，在关于宋玉的否定性批评中尚有两例属于文学性批评，这就更加减小了理学宋玉批评的比例。此外，更令人注意的是，我们在按批评者生活时代的先后次序梳理明代宋玉批评史料时发现，凡出现一种否定宋玉的批评，便相继有与其相对应的反批评出现，虽然我们难以用史料证明正反驳议是否是针锋相对，但两种批评之间确有驳议的味道，而且正与反都出现在相同或相近的时代之中。这是明代以前很少出现的宋玉批评的一种特殊现象。王祎，元末明初人。其《王忠文集》卷十七《招游子辞》说：“然宋玉、景差大小招，务为谲怪之谈，荒淫夸艳之语，今亦无取焉。”此论全取宋朱熹评《招魂》之“谲怪之谈，荒淫之志”语，表现了对朱熹批评的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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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道德修养的体现：君子佩玉在不快不慢，富有节奏的步伐下才会发出富有韵律、悦耳动听的声音，所以君子走路势必温文尔雅，没有邪念，作为道德修养和文化品位的象征。

二、富贵的宣示：“贾不假，白玉为堂金作马”以白玉为堂黄金作马，富可敌国。玉标志着身份和富有，所谓“金玉满堂”。

三、吉祥的象征：玉为祥瑞之物，沟通与神灵的联系，祈求吉祥如意。不是迷信，而是历史和文化沉淀而成的风俗。

四、避祸保平安：精神寄托，视玉极重，精神贯注，即使偶遇意外，因心志集中，或可意外幸免，反映人类共同心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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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合的是，这两次任职都是“受命危难”，重担在肩。每次牛玉儒都二话不说，承担起党的重托，并以自己奋发有为、开拓进取的精神，兢兢业业，勤政为民的实干，改变了两个城市的面貌，赢得了两市人民的拥戴，也为自己的“为官”生涯呈上最出色的答卷。从中，折射出一个以党的事业为重，以为人民服务为毕生追求的领导干部的精神境界、内在修养和人品道德。

1996年11月，自治区党委决定牛玉儒出任包头市市长。这时的草原钢城刚刚经历了一场大地震，国有大中型企业多数不景气，下岗职工堵着政府大门找饭碗……

此时的牛玉儒在内蒙古自治区政府秘书长、办公厅党组书记任上已经3年，工作驾轻就熟，上下关系协调。有好心人劝他说：“反正是平级职务，何必跑到包头受那么大累？”

但牛玉儒不这么想，他说：“当官，不就是要多做些事嘛！”临行前，他到多年相交的原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刘珍家里告别。把酒聊天，他说出自己的心里话：“我虽然做厅级干部多年，但一直在区机关，现在有机会在一个全新的平台上工作，是最好的锻炼。”

刘珍是牛玉儒最初踏进政府机关大门就相识的老领导。那时牛玉儒刚从一个下乡知青被选派到哲里木盟（现通辽市）盟委当通讯员。时任盟文化局长的刘珍对这个“特别勤恳、特别爱学习”的“小孩子”印象颇佳，两人半师半友，也算忘年之交。

刘珍说：“下去当‘二把手’，你当真没有想法？”牛玉儒坦然一笑，对刘珍说：“任什么职务是工作需要，我只要好好干，一定干好就行了。”

这番话，让刘珍对这个他“看着长大”起来的后辈，很有点刮目相看。现在说起来，刘珍还赞不绝口，说：“这种党性原则，这种不计个人名位，一门心思干工作的精神，少有！”

确实，在牛玉儒的从政经历中，他有过从盟委办公室干事一下子被委任公社党委书记的幸运；有过连年提升、成为自治区最年轻的厅局级干部的踌躇满志；也有过一个职位上一干七、八年不动的沉寂。但这些不同的际遇对牛玉儒似乎没多大影响，从他的第一个职位起，不管什么时候，他都兢兢业业地干工作，勤勤恳恳搞事业，认认真真履行职责，十足的“老黄牛”风范。

在当包头市长的4年时间，牛玉儒在市委的领导下——“心系群众，勤政为民，在经济建设、改革开放、城市建设、改善人民生活等方面，提出并实践了一系列具有创新性思路和措施，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为包头市的发展作出重要贡献。”

这是官方评价，准确地概括了他在包头市的政绩。

但若要走到包头市的干部、群众中，可以听到更直观、更让人有感觉的记忆——

比如包钢、包铝、鹿王、稀土高科、华资实业等名牌企业走向集团化、提升竞争力的历程，北京锡华等诸多中外企业落户包头的经历；再比如30年来一直想解决却始终未得而终于在牛玉儒手上圆满完成的“城中村”拆迁，4年盖了前46年总和的居民住宅的惊人数字；以及宽阔畅通的城市道路、免费开放的公园、遍布全市的绿地广场、甚至广场上与人和谐相处悠然自得的梅花鹿，都可以告诉人们这位前市长的故事。

当然，还有令包头人极为自豪的联合国人居中心“2000年迪拜国际改善居住环境最佳范例奖”“良好范例”的称号。

在包头市采访期间，记者随意在市区街头和出租车上与人交谈，先后问过多位普通百姓。无分老少，他们都还记得离开包头已经4年的牛玉儒，而且都说他“是个好市长”。

无独有偶的是，去年4月“非典”期间牛玉儒调任呼和浩特，又一次“临危受命”，又一次面临“轻与重”“难与易”的选择。

当他在遥远的云南边陲接到“立即返回”的电话时，正兴致勃勃地带着一行人考察当地的边贸情况。作为主管外经贸的自治区副主席，他心里盘算的是取人之长，大力促进内蒙古的边贸发展。

自治区党委书记储波说：“呼市原来的市委书记到自治区当主席后，我们就开始考虑这个职位的人选。呼市是首府城市，地位很重要，所以想从现有的副省级干部中平调一位。呼市市委书记与副省长不同，不是管一条线，而是个个块块儿，事多，麻烦多，矛盾多，既要决策又要执行，工作担子重，责任重大。特别是首府的‘官’不好当，关心的人多，过问的也多，比其他地区更难干。”

所以，储波先“吹了吹风”，让牛玉儒有一定的考虑时间。

牛玉儒的秘书李理说，很多人觉得牛玉儒“留在区里好”，因为他干副主席两年，分管的外经贸工作大有起色，他提出要在2002年实现“3个2”目标，即引进国内资金200亿元,进出口总额20亿美元，直接利用外资2亿美元。当时不仅外经贸系统、连自治区领导也认为有点“悬”。连储波书记都问：“能行吗？”没想到他们提前完成了目标，自治区又是奖励又是表扬，整个系统人心振奋，准备来年继续大干一场。

李理说，各方面工作都特别顺了，在自治区继续干，肯定出成绩。可去呼市工作，万一出点什么事，“这不把以前的成绩毁了吗？”

“关键时刻、关键问题考验一个干部。”储波找牛玉儒谈话时，“他二话没说，愉快地接受了。”储波说，“如果不是完全出以公心，不会这样。”

面对大家都知道“不好干”的调任，牛玉儒不计个人利弊得失，第二次选择了“服从组织安排”。他对关心此事的刘珍说，复杂局面靠“公心”，工作困难靠实干。呼市工作虽说难度大，但现在有西部大开发的好时机，有前任领导打下的好基础，“我还能好好再干一番事情，让呼市发展更快些。”

抱着这样的宏愿，牛玉儒走马上任。上有自治区党委的重托，下有对200万呼市人民的承诺，牛玉儒为了加快这座首府城市的发展，改善城市的面貌，提高人民群众的收入水平和生活质量，呕心沥血，殚精竭虑。

上任伊始就带领全市人民抗击非典，紧接着深入调查研究，提出新的发展目标和城市蓝图，带领一班人和广大干部群众，一心一意谋发展，以实干求实绩。他在呼市的493天，几乎天天都要工作十几个小时，而呼和浩特的面貌，也在日新月异。经济发展势头良好，城乡居民收入增加，财政收入节节攀高，城市建设的变化之大更是让人惊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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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群众的事就是大事，一定要办好。”牛玉儒同志这句朴实无华而掷地有声的话语，耐人深思，令人警醒，催人振奋，它集中体现了牛玉儒的公仆情怀、为官准则和价值取向。因为爱民，他忍着巨痛，擦着汗珠奔波于全国各地，考察和规划着呼市的经济发展。因为爱民，他进工厂、走农村，访贫困户，了解群众想什么、盼什么、怨什么。这一件件看似平凡的“小事”，无不体现了牛玉儒纯朴真挚的爱民情怀。这种爱，是儿女对父母的爱，树木对大地的爱，鱼儿对江河的爱。这种爱来源于他对人民的深切感情。

据报载：牛玉儒同志去世后，在呼市有一个很感人的现象，就是出租车司机逢客就夸牛书记。他们说，牛书记是好官，走得太早太可惜了。司机说，牛书记坐过他的车，而且让他走最堵车的那条路。哪有花钱坐车走最堵车的路呢？原来是牛书记在搞调查。这件事情当时对我震动较大，事情虽小，恰恰是牛玉儒深入群众、体察民情的最好反映。新闻报道说牛玉儒访呼市200多条街巷，有时一个人乘出租车，有时骑自行车出去，我相信这些并非夸张，不然的话，一个普通的出租车司机能如此深深怀念一个市委书记吗？

从这些具体事例中，我深深感到，作为一名领导干部，如果没有一种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没有一种对党、对人民群众高度负责的政治责任感，没有一种敢作敢为的革命精神，就不可能有饱满的工作热情，就不可能敢于做别人不敢做的事情，就不可能敢于解决别人不可能解决的矛盾和问题。正是牛玉儒同志具备这些可贵的品质，他才能团结带领一班人，把一个地区的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牛玉儒同志还有一句话，我听了以后特别感动，“我们做领导的，生命一天也不能空转。”也就是说，他把生命的每时每刻都用于充满激情的去做工作。我认为，有激情，是一个好干部的特征，一个为党的事业、为人民利益富于革命激情的干部，就像一部发动机，不仅要带动一班人，而且还要感动更多的人。俗话说，民心可鉴，自有其必然的道理。因为老百姓的赞颂之声，是绝不会无缘无故地“作”出来的。因此，我想到牛玉儒，老百姓如此怀念他、感谢他，就是因为他做的好事、实事太多，舍身付出，不断释放自己生命的能量。这样的好干部，是一个为人民群众利益而实实在在动真感情的人。

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是由我们党的根本宗旨决定的。我们把牛玉儒同志做为学习的榜样，就是要像他一样时刻检验自己的言论和行动是否代表和维护了人民的根本利益。像他一样在群众心中形成一面旗帜、一面镜子，引领着群众前进的方向，映照出共产党员体现先进性的无私境界。

牛玉儒同志参加革命工作30多年来，始终牢记党的宗旨，廉洁奉公、勤政为民，真心诚意地为老百姓办实事、解民忧，以他坚强的党性、坚定的理想信念和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实际行动，模范地践行着“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生动地诠释了共产党人的先进性，为广大党员干部树立了光辉的榜样。我们每一个党员干部都应该向他学习，学习他以对党和人民的事业高度负责的态度自加压力、负重前行、开拓创新、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学习他坚持原则、顾全大局、求真务实、公道正派，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的领导作风；学习他牢固树立宗旨意识，心系群众，为人民的利益不懈奋斗，把一生献给党、献给人民的公仆情怀；学习他清正廉洁、勤奋为官、无私奉献，为党的事业和人民的利益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高尚情操。以他为榜样，牢记党的宗旨，深怀爱民之心，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努力做一名党的好干部、人民的贴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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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本文主要描写了妙玉的性格与爱情。她的出身、她所处的环境造就了她被扭曲的怪僻性格和灵魂，但她敢于打破世俗的常规戒律，去大胆追求正常人的生活和爱情，可一个人不可能超越她所处的历史阶段而存在，因此，妙玉最后仍是以悲剧结束自己的生命。

关键词:世难容怪僻才华馥仙梅花爱情

在《红楼梦》的“金陵十二钗”中，有一个披着面纱的神秘女子，她就是妙玉。妙玉与林黛玉不同，二人虽都是痛失双亲，才华馥仙，孤高自许，目下无尘，但她却是身陷佛门，带着无数的枷锁和羁绊。同时，妙玉也与贾惜春不同，惜春是身在凡尘，心向佛门，而妙玉是身在佛门，心向凡尘。那么，妙玉究竟是怎样一个人物？我们究竟该如何来看待她呢？这个人物身上又蕴含了怎样的内在意义呢？

为了更深刻的理解妙玉的性格特征,本文试从这三个方面来予以探讨,以对妙玉这个人物及在《红楼梦》中的角色地位有一个客观、清晰的了解。

一.妙玉究竟是怎样一个人物

我们先来看看《红楼梦》中专论妙玉的那支《世难容》的曲子：

气质美如兰，才华馥比仙，天生成孤僻人皆罕。你道是啖肉食腥脓，视绮罗俗厌，却不知好高人愈妒，过洁世同嫌。可叹这青灯古殿人将老，辜负了红粉朱楼春色阑！到头来依旧是风尘肮脏违心愿，好一似无暇白玉遭泥陷，又何须王孙公子叹无缘。⑴

作者以“世难容”三字来评述这只曲子，这三字不仅概括了妙玉多方面的复杂性格，也道出了她曲折独特的一生。妙玉那“世难容”的思想性格和她那“世不容”的生活道路，蕴藏着发人深思的思想内容，熔铸着耐人寻味的社会意义。

《红楼梦》是一部反映中国封建社会的百科全书。它的锋芒所向，遍及整个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当然也涉及到上层建筑之一的宗教。书中描绘了大量的宗教仪式，道观寺院，僧尼道士，妙玉就是其中的一个。妙玉是一个介于幽尼与闺女之间的尴尬的人物，在她的身上，我们看到了作者对封建宗教的虚伪本质进行了深刻的揭露与批判，同时，我们也体会出了妙玉这个介于“槛内”与“槛外”的尴尬之人的痛苦和无奈。

妙玉不是闺阁小姐，而是一个身披袈裟，手持念珠的佛教弟子。书中林之孝家的这样向王夫人介绍妙玉：“外有一个带发修行的，本是苏州人氏，祖上也是读书仕宦之家。因生了这位姑娘自小多病，买了许多替身儿皆不中用，到底这位姑娘亲自入了空门，方才好了。”⑵妙玉与黛玉有相似之处，二人都自幼失怙，寄人篱下，才貌双全，傲世孤高，目下无尘。不同的地方妙玉有栊翠庵作为屏障，没有直接投身到与封建政治与礼教的抗争中去，而黛玉却直接卷入了这场生死搏斗之中。但不管有没有直接参与，二人却都以悲剧结束一生。

妙玉的出家并非出于自愿。她不似宝玉、惜春的看破红尘而遁入空门，而是因为自幼多病，找了许多替身儿皆不中用的情况下被迫入了佛门。“自幼走向佛门是精神解脱，被动走向佛门是精神禁锢，妙玉是后者而非前者。”⑶所以，她有许多的不甘和挣扎。“不经过战斗的舍弃是虚伪的,不经劫难磨炼的超脱是轻佻的,逃避现实的明哲是卑怯的”⑷由此可见，妙玉以后的身心无法合而为一，无法一心向佛是有根可究，有源可寻的。她是在一种被逼迫的环境中长大，是在少不更事的情况下向佛的，我们常说：“兴趣是成功的一半”、“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所以，妙玉才产生了一种逆反心理，要一心打破佛家的清规戒律，渴望自由、亲情与爱情。

其实，我们只要细读《红楼梦》就会发现妙玉与佛教是格格不入的。她喜欢读庄子，自称“畸零之人”，精奕道，谙音律，举凡花卉盆景，古玩茶饮，无一不是高水平，而这些与佛家的“四大皆空”是不相容的。佛家讲“六根清净”摒绝世俗的一切欲望。而妙玉跟“六根清净”相去甚远，她对茶品、茶水、茶具有着那样的讲究，这与孔夫子的“食不厌精，脍不厌细”在本质上是一致的。佛家是讲“世法平等”的，但妙玉却将吃茶之人分为四等。《般若经》上说“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但妙玉却不是这样，她人虽在栊翠庵，心却已飞向了庵外的红尘世界。这些姑且不论，单是妙玉作为一个佛门弟子，也与《红楼梦》中的其它僧道佛尼有所不同。她不似“癞头和尚”、“跛脚道人”的“渺渺”、“茫茫”，也不似马道婆，张道士的虚伪、奸诈。她美丽、聪慧，“气质美如兰，才华馥比仙”。她孤僻、高傲，“好高人愈妒，过洁世同嫌”。她渴望爱情、友情和亲情。人生而为人，与动物最大的不同即人是有感情的，感情的欲望总是使人恋恋不舍，完全放弃一切遁入空门，就必然充满灵与肉的痛苦挣扎。妙玉本是读书仕宦之家的闺阁小姐，理应生活在“红粉朱楼”之中，却被迫在这古殿青灯旁，伴着木鱼经卷了此一生，她是多么不甘心，她必须去抗争、去奋斗。所以他所做的：一是冷眼看世界，傲视人间，藉以维护自己做人的尊严；二是为爱的痴心寻找归宿，藉以实现自己作人的权利。

二.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妙玉这个人物

妙玉就如同栊翠庵内的梅花一般。红梅开在滴水成冰的严寒环境，就象征了妙玉处在阴森可怕又冰冷透骨的佛门；红梅冲破冰雪的禁锢，在寒冬中怒放，发出扑鼻的异香，就像妙玉那如兰的气质，高洁的品格和不屈的精神；梅花枝条那如蟠龙，如僵蚓的曲折遒劲的形态暗喻了妙玉那被扭曲而又不屈的性格和灵魂；而梅花胭脂般的殷红又代表了妙玉外貌的娇艳和内心的温馨。这个身在佛门，心恋红尘、外冷内热的少女、与雪中红梅已融为一体，达到了人梅合一的境界。她“气质美如兰，才华馥比仙”，内心充满着美好的情感。无情的佛门对她来说是多么残酷，但人性的力量是不可战胜的，她内心的感情之花还是破佛门的清规戒律，迎风怒放，象雪中红梅一般。总之，“妙玉是一个既亲和社会又远离社会的人”。⑸她把自己的一缕情丝，束缚于若明若暗、若隐若现、似有似无、似梦似幻之中。这不是有点朦胧吗？是的，“雾失楼台，月迷津渡”，朦胧也许更美、更有魅力、更加诱人。

根据在哪里？第四十一回“栊翠庵茶品梅花雪”中，妙玉对宝玉的爱情已初露端倪，但必须在袈裟的掩盖下偷偷进行，而且要神不知鬼不觉，这就是妙玉的烦恼。“那妙玉便把宝钗和黛玉的衣襟一拉，二人随他出去，宝玉悄悄的随后跟了来……又见妙玉另拿了两只杯来。一个旁边有一耳，杯上镌着‘爮斝’三个隶字，后有一行小真字是‘晋王恺珍玩’，又有‘宋元丰五年四月眉山苏轼见于秘府’一行小字。妙玉斟了一杯，递与宝钗。那一只形似钵而小，也有三个垂珠篆字，镌着‘杏犀乔’。妙玉斟了一乔与黛玉。仍将前番自己常日吃茶的那只绿玉斗来斟与宝玉。”这一回把妙玉身在佛门心向尘俗的内心世界刻画得精妙无双。或许，她请宝钗和黛玉吃体已茶是出于真诚，但这真诚的背后却隐藏着一个大秘密，那就是她二人是引宝玉入室的诱饵。一般的闺阁女子的房间岂容异性男子出入，更何况是佛门女弟子的耳房？她明知宝玉和黛玉是形影不离的，所以她“拉”了钗黛而宝玉“随后跟了来”就是在本意之中的。珍奇的古玩茶具可能只有两个，但稍次些的贵重茶具却不可能没有，一个闺中少女怎可能“仍将前番自己常吃茶的那只绿玉斗来斟与宝玉”？宝玉是未出家之人，又刚吃过酒肉，难道妙玉就不嫌他“肉食腥脓”吗？并且当宝玉说要把茶杯送给刘姥姥时，妙玉说“这也罢了，幸而那杯子是我没吃过的，若我使过，我就砸碎了也不能给他”。而宝玉却能用妙玉“常日”用的茶具饮茶，并且是“仍”，可见并非第一次，这就说明妙玉对宝玉有着不同于一般的感情。爮斝杯与杏犀乔是稀奇宝贵，但这也更衬托出妙玉将绿玉斗斟茶给宝玉的更加稀奇宝贵。因为通过这件事情，她勇敢地向尘世迈进了一步，把袈裟下难以掩盖的爱情透露了出来。

但是，一向被称为“情种子”的宝玉却未察觉出妙玉对他的爱慕之情，不了解妙玉的此番苦心。他说：“常言‘世法平等’，他两个就用那样古玩奇珍，我就是个俗器了。”妙玉听了此言，既刺痛了她，又提醒了她。因此她说：“这是俗器？不是我说狂话，只怕你家里未必找的出这么一个俗器了”。随后又用了一个障眼法来转移钗、黛的注意力。用一只九曲十杯一百二十蟠虬整雕竹根的大盏来代替绿玉斗，又发了一通“饮牛饮驴论”，同时说：“你这遭吃的茶是托他两个福，独你来了，我是不给你吃的。”真是此地无银三百两，聪明如黛玉者，怎可能看不出一些苗头？这在后回的宝玉折梅中体现出来。妙玉用真情来待宝玉，却又要用矫情来掩饰这种真情，那领袈裟与项上的一串念珠太沉重了，沉重到如泰山压顶一般。这真是“不绣鸳鸯偏绣佛，恼人最是戒珠圆”。

第五十回“芦雪庵争联即景诗”中宝玉因落了第，李纨要他去栊翠庵折一只梅花插瓶，并命人跟了他去。黛玉忙拦说：“不必，有了人反不得了”。李纨点头称是，聪明的黛玉已经察觉妙玉对宝玉不同于一般的感情了，但愚钝的宝玉却只说出“不求大土瓶中露，为乞嫦娥槛外梅”。以为妙玉乃是一个高不可攀的高洁之士。此回妙玉并未亲自出场，但这种侧面烘托却更见效果。对于乞梅的过程，只宝玉一句“也不知费了我多少精神”。但对于这枝乞来的梅，作者却作了详细描绘，“只有二尺来高，旁有一横枝纵横而出，约有五六尺长，其间小枝分歧，或如蟠螭，或如僵蚓，或孤削如笔，或密聚如林，花吐胭脂，香欺兰蕙，各各称赏”。⑹这段话，句句写梅，却又句句写得是妙玉。那枝梅的形态色气，象征了妙玉被扭曲的性格和被压抑的人性，也体现了她高洁的人格和横溢的才华。但是这些同时也暗示出妙玉爱情的悲剧结局。岫烟的“魂飞瘐岭春难辨，霞隔罗浮梦未通，”借用隋代赵师雄在罗浮山遇到梅花仙女的故事，实质上暗示了妙玉如梅花仙女，影射妙玉的思春之情。至于“冻脸有痕皆是血，酸心无恨亦成灰”两句，则写出了妙玉独立于风雪中的艰辛与她内心的痛苦。

但是妙玉的付出未得到宝玉的回应，因而她是痛苦的，焦燥不安的，因而她又有了第二次的“主动出击”。第六十三回“寿怡红群芳开夜宴”，宝玉、宝琴、岫烟、平儿四人同一天过生日。岫烟与妙玉相识多年，有半师之交，情义深厚，她过生日妙玉并无任何表示，却偏偏给宝玉送了“槛外人妙玉恭肃遥叩芳辰”的粉笺。这足以说明妙玉情窦已开时的内心不平静，于是她又一次出动向宝玉献出了自己的一片爱。但宝玉仍未理解妙玉的一番心意，还拿着粉笺四处张扬，着实刺痛了妙玉的心。小说这样描写生日，就表现了妙玉爱情的悲剧是显而易见的。

第八十七回“感秋深抚琴悲往事，坐禅寂走火入邪魔”中，一个月白风清的静谧的秋夜里，妙玉和宝玉在惜春处相见。妙玉见了宝玉“突然把脸一红”而且“微微把眼一抬，看了宝玉一眼，复又低下头去，那脸上的颜色渐渐红晕起来。”后来她痴痴的问宝玉“你从何来？”宝玉答不出，红了脸，惜春从旁打趣，妙玉立刻敏感地意识到自己也脸红，马上表示要回家，她和宝玉一起在潇湘馆附近听了林黛玉弹琴后，回到禅堂“想起日间宝玉之言”，“不觉一阵心跳耳热，”后来竟至于“魂不守舍，一时如万马奔腾”，弄得精神错乱，完全丧失理智，几乎发疯，生了一场大病，这病当然不是什么“走火入魔”之类的鬼话所能解释得了的，它正是不可压抑的剧烈的内心矛盾和冲突发展到理智所能控制的限度之外的一种变态反应。

妙玉就是在这种夹缝中生存，造成了她孤僻怪异的性格，万人不入他目，“世人皆脏，唯我独洁”。这是她对当时整个压迫她的社会恶势力的一种无声的反抗。但妙玉的内心世界是善良的，并且有着"馥比仙"的才华，连黛玉和湘云都自叹弗如。

三.妙玉的人物塑造在《红楼梦》中表达的内在含义

妙玉，这枝古殿青灯旁的寒梅，孤僻如深山的石碑，清冷似冬天的早晨。在花柳繁华的大观园里，她企图用蒲团载着青春去寻找空寂；栊翠庵的大门虽然整日关得紧紧，但并不能阻挡她心里的“邪魔”向外冲撞。她并不是“四大皆空”的出世者，而是一个硬把“七情六欲”苦苦包扎起来的“槛外人”。她是一个身穿道袍的小姐，又是一个心在朱楼的幽尼。

而在她的情感世界里一样是充满了矛盾与纠结，也许是由於礼教条规，或是由於她自尊孤寡的心理，她努力克制自己对宝玉那似有若无的情感，却还是不禁走火入魔。尤以她这样古怪的个性更容易落人口实，说她是凡心大动，为宝玉害了相思病，这其中的确是有些道理的，只是一个原在栊翠庵这样清灵潜修之所的空门女子，偶然触动了庵外天地一阵撩人心悲的秋声弦音，总是会引起一些内在的、淡忘的关於情感和欲望的东西吧!即使是收心摄魂这么样的压抑自己而不愿去面对，那些属於本质的……可是终身履践洁净的她，一只成窑茶杯只因沾了刘姥姥的嘴便弃置不用，像这样一个屏绝尘俗的人却落得遭盗匪强掳玷污的下场，原本已经是够嘲讽的了，却还不免流言口舌之讥，说她是暗通贼人，甘愿受辱，一个洁净孤傲的女孩便蒙受了如此的污名而亡。这也正应对了妙玉那"世难容"的思想性格和她那"世不容"的生活道路和必然的结局。

注释：

⑴《红楼梦》第五回133页

⑵《红楼梦》第一十八回417页

⑶《红楼梦学刊》【J】1997年第一辑第52页

⑷《贝多芬传》【M】〔法〕

⑸《红楼梦学刊》【J】1986年第二辑第115页

⑹《红楼梦》第五十回1270页

参考文献：

⑴《红楼梦》云南出版社2002年10月版

⑵《红楼梦学刊》【J】1997年第一辑

玉范文篇9

关键词：展陈设计；玉文化；博物馆

在中国传统文化体系中，玉文化是关键的一部分，其依托玉器形成特定的文化，对中国人的思想、民俗、理念等有着重要影响。

一、玉文化的演变

60万年前，古老的北京人就已开始选用水晶、玛瑙、蛇纹石等物品打造片状的旧石器。随着制石工艺日渐成熟，治玉工艺被逐步剥离，成为专项技艺。大约6000年前，我国开始出现并应用原始砣机制作玉器，镂空与钻孔是常见工艺，玉器制作由此逐步迈向成熟。进入夏朝后，玉器制造开始将体薄、饰细阴线、刻几何纹作为主流工艺；商朝时主雕阴线。之后几代也多有变化，比如西周雕刻大多简单遒劲，春秋战国时期流行隐起剔地技法。上述玉器制造，多需用铁砣操作。秦汉匠人手法豪放沉雄，尽显气势与神韵；隋唐到宋辽金这一阶段，碾玉高登成为玉器制造的主流工艺；元朝的玉器制造工艺相对粗犷，风格较硬朗；明朝前后，工艺则一精美一厚重；清朝玉器主流工艺较为精细；近现代玉雕工艺不断追求创新，随着电动机技术、超声波工艺、计算机科技等愈发成熟，玉雕工艺炉火纯青。围绕中国玉器展开的研究、鉴赏以及收藏等历史活动形成了玉文化学术史。纵观当下，学术界多以考古所得玉器为对象深度探讨新石器时期的人类文化。比如，玉在奴隶社会已具有独立内涵；在商朝被纳入“八材”体系，并出现了专门的玉雕行业；在周朝被赋予了宗教伦理、人文道德以及政治涵义，所谓“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春秋末期至隋唐五代是金石学的萌芽期；北宋时期，金石学成为时代热潮，士大夫愈发偏爱玉器研究。其中，吕大临编纂的《考古图·玉器卷》正式拉开了我国玉器研究的帷幕。随后，宋、元、明、清各朝均出现了较知名的玉器研究成果，比如，元朝朱德润编纂的《古玉图》，深受人们推崇；明朝曹昭编纂的《格古要论》备受世人青睐；清朝吴大徵编纂的《古玉图考》与民国刘大同编纂的《古玉辨》是人们考察、钻研和了解玉文化的重要文献。在中国玉雕史中，独山玉是最古老的玉种，是我国古代玉器中的一朵奇葩。在中国四大名玉中，独山玉被誉为“南阳翡翠”，产于河南南阳的独山。新石器时代初期，在独山及其周边居住的原始先民在制作农耕劳动工具时，最早小规模地开采独山玉石。到该时代中期，独山居民已开发出玉器磨制、钻孔等多种工艺，能将玉石从普通石料中剥离。商代开始在天然的山洞中找矿脉开采深层独山玉，制玉的手工作坊也出现在独山脚下。进入春秋战国时代，南阳先进的冶铁技术，极大地革新了传统的琢玉工具，尤其是南阳所创新的脚踏砣子技术，大大提高了玉器制造效率。到了汉代，独山脚下有一座专门加工、雕琢并对外销售独山玉的村落，叫沙岗店村，是汉朝较有名的“玉街寺”遗址。进入宋元时期后，玉器逐渐转变为流通性商品，备受百姓青睐。清朝时期，南阳已然形成专门的玉雕产业。全面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后，南阳独山玉再次展现出与众不同之处。目前在南阳，流行着这样一句充分彰显独山玉雕技术之精湛、文化底蕴之深厚、市场地位之高的谚语：“十个玉器匠，九个南阳人。”中国玉文化历经几千年，不断发展、演变、沉淀形成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其中蕴含着丰富的精神内涵。在经过提炼、升华后，玉文化形成体系并以博物馆的形式出现在大家眼前。随着玉文化越来越广泛地融入人们的现代生活，以玉为主题的各种艺术品也涌现出来。在距离南阳市西部三十公里处坐落着一座历史悠久的小镇—石佛寺镇。在该镇，有一座俯瞰形似草书“玉”字的磅礴建筑，即中华玉文化博物馆。该博物馆内陈列着数目繁多的玉器，是人们了解中华上下几千年玉文化、玉器种类、玉器用途、玉器制作工艺的地方。为向世人传播我国优秀的玉文化，本文聚焦中华玉文化博物馆，细致地探讨其展陈设计以及创新性等，致力于通过阐述新型空间设计理念和方法来传递和弘扬我国的传统文化，展示中华几千年的玉文化。

二、玉文化博物馆展厅设计

玉文化博物馆兼具较强的专题性与艺术性，其展示区域共分七部分：共享大厅、序厅、大雅典章、天地意蕴、炫巧争艳、寓简琢繁及互动及多媒体演示区域。

（一）共享大厅

共享大厅的设计思路和建筑外观的设计思路一致，都是以现代的造型观念结合玉礼器艺术元素符号，既突出时尚的气息，又充分体现玉文化博大沉雄的艺术特征。玉文化博物馆的共享大厅是一个综合服务区，是屏蔽外界干扰、导引参观流向、引导观众情绪的前区空间，是综合反映玉文化面貌的地方，所以在功能层次上设置了导视区。清晰、有效的引导是高质量服务的基础，因此导视台设在共享大厅中心。大型浮雕墙“女娲补天”以艺术手法构成共享大厅的视觉中心。其灵感来源于曹雪芹编纂的《石头记》：“原来女娲氏炼石补天之时，于大荒山无稽崖炼成高十二丈、方二十四丈顽石……”寓意玉“聚天地之精华，得日月之灵气”。浮雕墙以女娲补天为主题，背景是玉礼器纹样。

（二）序厅

博物馆序厅是从入口到正式展示厅之间的空间，是博物馆陈列设计的关键部分，主要是做展览主题说明以及让观众集合，做好继续参观的准备。序厅设计始终围绕博物馆的陈列主题与展品进行，为展览内容的详细讲解提供了提纲性指导。该序厅设计立意为一面矗立的活字雕版，密玉材质（密玉色泽统一，玉料质地通透），以孔子论玉的十德为内容。其中有“温润而泽，仁也。缜密从栗，知也”，还有对义、礼、乐、忠、信、天、地、德等品质的一一说明。

（三）大雅典章—玉器发展史

玉文化专题博物馆在内容上就玉文化的发展演变作历史性阐述，详实论述了玉的种类和用途以及玉在中华文明史上所处的历史地位。玉器发展史采用展板，以图文并茂的形式向观众讲解：我国玉文化艺术最早可追溯到新石器时期，先后经历了原始美感时期（新石器时代早期）、抽象主义时期（新石器时代晚期）、象征主义时期（夏商周时期）、娱人主义时期（春秋战国时期）、现实主义时期（秦汉时期）、浪漫主义时期（隋唐五代宋辽金）、人文主义时期（元明清）以及创新主义时期（新中国成立至今）。

（四）天地意蕴

玉料的陈列与鉴赏是玉文化博物馆一项特殊的陈列课题。该馆采用了两种陈列形式，一是切割嵌装式，便于更好地展示玉料的质地、颜色；二是原状陈列式，可以使观众更好地体会原石的皮壳以及皮壳在玉器作品中的运用。

（五）炫巧争艳

用图版方式逐一展示我国古时颇为有名的玉器制作匠人，分别是烈裔、丘处机、陆子冈以及仵永甲。如将观众的视线集中到中国四大制玉名人之一，有着“玉雕大师”之称的仵永甲相关内容上，以展示石佛寺琢玉历史以及现代雕刻大师个人作品。

（六）寓简琢繁

此展区以展柜的形式展出镇平历次获奖作品和馆藏作品，使观众能直观了解镇平县在全国玉雕行业中的重要地位。

（七）互动及多媒体演示区域

为增加博物馆与观众交流的机会，增设互动区域与观众互动，设置多媒体演示区，利用环幕打造效果极佳的立体视听影院，引入VR投影等科技，展示玉从开采加工到作品制作完成的全过程，使人们直观地学习玉文化，了解玉雕产业方面的现代科技，获得玉文化教育。将博物馆姿态放低，主动贴合群众，渗透人本理念。该区还开设了多功能玉器制作工作室，所有参观者均能亲手制玉。基于互动科技加持，玉文化博物馆的专题教育功能愈发突出。

三、结语

在对中华玉文化博物馆进行展陈设计时，笔者发现玉器展示存在诸多问题。一是玉器展品的陈列不仅要考虑展品视觉的震撼性，更要考虑观众参观的视觉角度，尽量做到陈列设计的人性化。二是科学设计多种灯光照明的效果，玉器照明的光源不能单一，需增加有色光的照明比，使藏品的展示效果更为丰富。三是玉器陈列应与空间结构有机融合，展柜数量与空间要合理配比，合理设置参观路线。四是玉器展品数量众多，展出时应按年代、质地、种类、工艺等合理分类，做到主次有序，使观众更好地了解玉器的历史价值和文化内涵。一座博物馆代表了一个城市甚至一个国家的文化符号，作为博物馆的陈列设计人员应该思考如何发挥每种陈列形式的长处，要具备创新意识，引入现代科技创新文物陈列方式，探索出更多的陈列精品服务社会。

参考文献

[1]于慧军.博物馆展陈设计的形式与空间布局探究—以孔子博物馆为例[J].文物鉴定与鉴赏，2021（19）：142-144.

[2]陈年华.博物馆玉器展品的陈列探讨[J].文物鉴定与鉴赏，2021（10）：150-152.

[3]王蓓.博物馆文物陈列展览设计的思路分析[J].收藏与投资，2021（10）：44-46.

[4]李敬文.现代文博馆展陈空间设计的方法探究[J].明日风尚，2017（17）：30-31.

玉范文篇10

一、池塘条件

垦区内海水池塘1口，面积4亩，底质为沙泥质，含沙量80%—90%，四周条石砌成护岸，建有独立的进排水闸门各1个，进排水方便，进排水口安装网目为5—10毫米聚乙烯网，水质清新无污染。养殖区的理化因子变化范围为：水温10—30℃，斑玉螺在7℃时不摄食，38℃开始死亡，最适生长温度为20—30℃；海水比重1012—1026，比重低于1005或高于1034均会造成不适死亡；pH值76—85，pH值低于7或高于88均会不适死亡；溶解氧45毫克/升以上，低于3毫克/升时不摄食。特别注意，水质不得含超标的铁质、硫质。

二、放养前准备

放苗前20天，清除池底淤泥，翻松土层20厘米，后进水5—10厘米，用浓度为150毫克/升漂白粉(含有效氯28%)消毒浸泡，1次浸泡2天，反复3次。排干池水，在池底挖15米宽的S型水沟，中间形成的畦宽08—1米，水沟深1—15米，水沟一端接进水口，另一端连排水口，沟的横断面为V字型，利于斑玉螺爬行移动。整平埕面，疏通水沟，进水淹没埕面10—20厘米。

三、苗种来源

收集海区野生苗，规格以10—15厘米为好，收集来的苗种要立即放养。距离较远、气温较高时需采用干湿降温储运法，运输温度不要高于15℃，到达养殖地点后，待自然升温后放养。放苗密度控制在150—200个/平方米，以确保有较高的成活率。放苗后几天内，要下池检查，及时捡除死螺。

四、养殖管理

1．饲料投喂：养殖斑玉螺主要采用人工投喂鲜活鸭嘴蛤、红肉等低值贝类，即可满足其生长的营养需要。摄食习性为依靠足、吻在池底表面吸住底栖双壳贝类，分泌粘液穿透贝壳，再吸其汁食其肉。放苗后第2天即可投放饵料。水温20—30℃时，摄食旺盛，每隔10天每万粒斑玉螺投喂低值贝类2—25千克，把饵料投放在水沟两侧中上部，每次只投在全池面积的1/2—2/3上，依次轮换投饵位置，斑玉螺随觅食而移动，有利于保持底质清爽，不易产生污染。斑玉螺的摄食量随水温的上升而增加，因此，投料量要根据摄食情况、生长情况、天气情况、水质情况和放养密度确定合理的投料量，根据观察结果适当增减，灵活调整。水温低于20℃或高于30℃，斑玉螺摄食量减少，少投饵或不投饵。一般情况下，养殖1千克斑玉螺(增重部分计)，需投喂带壳低值贝壳8—10千克。

2．水质调控：水温20℃以下时，采用关水、添水、定期换水的方法，日加水10—15厘米，每5—7天换水1次。水温回升至20℃以上后，则采用全池往复式流水措施，即涨潮时进水、退潮时排水，海水沿S形水沟往复流动，流速能达到20米/秒以上尤佳，每天流水时间达16小时，并有适当干露时间，以2—3小时为宜。高流速、大流量可以促进斑玉螺生长，也可以提高成活率，但在土池条件下依靠进排水来提高流速有困难，因此必须加强对底质的日常管理。

3．日常管理：定期测定水温、比重、pH值，养殖过程中会有淤泥沉积、被斑玉螺捕捉杀死又未摄食完毕就丢弃的死亡贝体等，使底质恶化，要根据pH值的变化情况，及时处理。当pH值低于75时，使用生石灰调节，用量为5—15千克/亩，pH值高于85时，使用滑石粉调节，用量为1—2千克/亩，防止底质恶化发生螺瘟病，造成严重损失。要经常利用干露时间下池检查，清除有害生物，捡除死螺。养殖期间做好各项生产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