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性债务范文10篇

隐性债务范文篇1

关键词：养老保险；隐性债务；责任主体；企业责任

Theabstractarticlefromthestandardgovernmentresponsibility,remouldstheenterpriseresponsibility,strengthenedaspectsandsoonpersonalliabilitytodiscussChinaold-ageinsurancerecessivedebtresponsibilitymainbodyconstruction.

keyword:Old-ageinsurance;Recessivedebt;Responsibilitymainbody;Enterpriseresponsibility

一、重构养老保险隐性债务（IPD）的责任空间

在养老保险方面，应当强调公平与效率兼顾，但两者出现冲突时，应当强调公平的优先性。因为其具有国民收入再分配的职能，强调公平性，有利于缩小贫富差距，防止不公平状况的过度发展，实现社会的公正与安定。但养老保险待遇的享受公民只有在履行缴费义务后才能获得，它强调权力与义务的对等，同时养老基金的保值增值也有一个效率问题，所以在责任划分上，应当坚持“公平与效率兼顾，在特殊情况下优先考虑公平”的保险原则，保证养老保险隐性债务的妥善解决。

（一）重塑企业责任

企业责任主要表现为为其职工建立的职业年金制度，体现的是雇主责任本位思想，不是政府行为，企业中养老保险应以公平与效率兼顾为原则，根据自身的经济实力和经济状况而建立，为企业职工提供一定程度的退休收入保障，强调了企业在社会养老保险中的直接责任，有利于将中国养老保险体系改革成统一性和灵活性的保障制度，同时也有利于企业自身的发展经营。

（二）规范政府责任

养老保险制度由现收现付向部分积累制过渡,即意味着隐性债务的浮现。对于这种转制成本或隐性债务,由于政府没有明确承诺自己是转制成本或隐性债务的承担者,也没有明确的偿债计划并公之于众,以至于有关研究称之为明债暗偿。政府本身就是制度的设计者,对于改革过程中与原有制度的衔接和从原有制度向现有制度的平稳过渡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基本养老保险具有国家承办、国家保底、面向全体公民、保障基本生活、强制执行和实现社会共济等特征,所以说基本养老保险应是政府行为。国家在老年保障制度中的责任包括三个方面：

1．法律责任。国家有制定并健全老年保障的法律体系、实施强制性的养老保险、确定企业和职工必须履行的缴费义务、保证养老金按规定的标准和程序支付、同时确定养老保险基金管理的法律规范、依法处理养老保险争议的责任。

2．政治责任。国家有保持社会稳定、维护社会公正、合理确定和有效控制

社会收入分配差别的责任。国家有责任对社会成员的基本生存权、基本生活需求提供保障。

3．财政责任。我国一直实行低工资、重积累、轻消费的政策。这时期劳动

者只获得维持再生产的必要的收入,而生产的剩余劳动则以利润的形式上交财政,支援了国家建设。或者说他们劳动的剩余价值已并入国有资产中,基本不具有养老金积累,因此,国家有责任和义务偿还这部分人的养老金及债务,也就是实现保障承诺。基本养老保险是国家实现其保证社会经济稳定与发展职能的基本手段,可见政府在这一问题上的责任是责无旁贷的。

（三）加强个人责任

尽管承担转轨成本是政府不可推卸的责任，但考虑到计划经济体制下劳动生产率的低下，改革以来国民收入向个人的倾斜以及现行养老保险制度规定的退休年龄过早、替代率过高等问题，适当进行责任分解，让各代人分担部分制度改革成本也是合理和必要的，这样也可在一定程度上减轻政府压力。

1．改革“老人”的养老金调整机制，明确养老金的调整与物价指数挂钩，而不是与社会平均工资增长水平挂钩。基本目标是在保证老年人生活水平不降低的前提下，全面控制支出水平的增长。当然，在适当时期提高老人的待遇水平，使他们分享社会发展成果。

2．对“中人”并入新制度前的个人账户储存额的计算，应采取累计确定法，即在制度改革时，根据每个人的实际工龄，结合过去不同年限的实际社会平均工资水平、物价指数，并给予一定的回报率进行测算。而不应该简单地参照现有的待遇标准、工资水平及工龄进行折算。这样，用以补充“中人”个人账户的成本也会有所降低。此外，还可以借鉴其他一些国家的做法。如阿根廷，承诺给每个转向新制度的职工发补偿养老金，因为补偿养老金在职工整个退休期内逐渐付清，所以延迟了需要现金的时间。又如智利和秘鲁，对“中人”发行认可债券承认他们过去的缴费，在退休时兑付，这种债券具有法律效力，由国家信用做担保，因而较为安全。

3．将新人缴纳的社会统筹部分的养老金拿出一块来补充“老人”的养老成本，但数量应限制在尽可能低的水平，可以考虑根据“老人”的实际养老金需求数额的一个固定比例来划拨，或者在能够维持社会统筹养老系统正常运转的费率核定基础上，适当增加一个很低费率的追加缴费来划拨，直至“老人”的养老

成本全部消化。

二、培育养老保险隐性债务中新的责任主体

中国的非营利组织自上个世纪80年代迅速崛起，独立性日益增强，为社会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目前依据中国法律体系，非营利组织大致可分为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基金会和未登记或转登记社会团体，此外中国的事业单位也从广义上纳入非营利组织的范畴。中国非营利组织独立性的增强，使社会多元化、民主化气氛空前高涨，也使其成为解决IPD的重要力量。

（一）资金募捐力：保障IPD后备资金的保值增值

基金会作为一类重要的非营利组织，具有向社会募捐的功能，起着公资和私资间的桥梁作用，在解决IPD问题上也可起到举足轻重作用。基金会通过法制化和规范化的手段募捐社会闲散资金，实际上是一种长期的储备积累。把其中的稳定部分用于其志愿宗旨，既有利于资金的保值和增值，又有利于国家经济建设，反过来又可成为国家解决IPD的坚强后盾,以备不时之需。

（二）文化制胜力：强化公众参与解决IPD的社会认同

非营利组织因其自由结社、慈善事业和社会优先传统而具有独立的人文生态，将其作为培育中国新社会文化机制的摇篮，发挥文化渗透力对公共价值观和新的社会主义新道德塑造，从而强化公众对IPD偿还的认同意识，达到共同参与解决IPD的目的。

（三）社会服务力：补充政府在IPD上的事务管理职能

非营利组织本身的奉献精神、服务意识和爱岗敬业等价值取向，使其具有天然的广泛参与和监督职能。在IPD的事务管理上非营利组织可以在以下方面大显身手。不仅有效降低政府管理的成本，弥补国家对IPD管理的漏洞。而且非营利组织可以通过其广泛的民间力量不断吸纳新的农村的劳动力参与到城市中

的养老保险体系中来，从而保证了缴费与支出的平衡，这在某种程度上，也可起到解决IPD问题的作用。

（四）善用农民与农民工资源

中国作为农业大国，农村存在大量的剩余劳动力。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推进，他们已经逐步转移到其它行业，逐步走向城市，并显现出了其强大的生命力和创造力，对社会发展、经济繁荣做出了很大贡献。从IPD的问题解决上看，据相关分析，如果从现在开始有计划的逐步将进城工作的农村年青劳动力纳入养老保险体系，花十五年时间将所有农村劳动力转移到城市就业，他们缴费时间假

定为40年，那么最早到2040年开始领取养老保险金。按照世界银行的估计，养老保险金的支付高峰在2030年左右。到时他们的个人账户已经有了相当的积蓄，

隐性债务范文篇2

一、问题的提出和演变

20世纪90年代初期，国内部分经济学家在讨论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框架设计的问题时提出，社会保障的职能要从企业转移出来，将一部分国有资产看做是由过去的养老基金和医疗基金的积累所形成的划拨出来，由国有持股机构按基金预筹积累制进行委托经营(周小川、王林，1993)。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以后，城镇企业职工的养老金制度引进了个人账户，由过去的现收现付制向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的部分积累制转轨，所以产生了养老金隐性债务的问题。改革以前，离退休人员可以按照政府制定的公式，定期地从所在单位领取退休金；改革以后，这部分退休金的现值成为政府所要承担的养老金隐性债务。关于这笔隐性债务的规模，不同机构有不同的估计，最小的估计值是19000亿元(世界银行，1996)，最大的估计值则高达76000亿元(国家体改办，2000)。

但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改革方案在实施时都回避了新制度如何偿还这笔债务的问题。1995年的两个改革方案在制度设计上都是把转轨时已经离退休的职工(“老人”)、正在工作的职工(“中人”)和此后参加工作的新职工(“新人”)覆盖到同一个基本养老保险计划之下，在财务技术上则采取了通过该计划中的社会统筹部分以及向“中人”和“新人”的个人账户积累借钱的办法，来支付同一计划覆盖下的“老人”的养老金，由此形成了个人账户“空账”的问题。据有关部门统计，目前积累的“空账”已近5000亿元。尽管如此，基本养老保险计划还是从1998年开始便出现了当年收不抵支的情况，于是中央政府不得不从财政收入中以每年数百亿元的规模用来填补该计划的缺口。1997年，中央政府曾经试图通过强制实行全国统筹等措施来解决基本养老保险计划所暴露出来的问题，但是一直无法实现。

在以上努力均未奏效的情况下，政府有关部门、理论政策界提出了多种设想，包括开征社会保障税、向非国有企业扩大基本养老保险覆盖面等。经过2000年的大讨论，国务院做出决定，以减持国有股的10%和中央财政特别拨款的融资来补偿养老金隐性债务，并成立全国社会保障理事会掌管和经营这部分资产。但是，国有股减持的方案一经提出，便遭到了股市投资者的激烈反对，不得不于2001伞6月份紧急叫停。国有股减持的紧急叫停也使得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中断了资金来源，不仅如此，全国社会保障基金迄今也未形成一个明确的支出需求。

党的十六大以后，中央决定改革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对国有资产实行基于行政层级的分级管理。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偿还养老金隐性债务的问题再度浮出水面。吴敬琏等经济学家认为，在对国有资产实行分级管理之前，应当先将部分国有资产划拨给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经营管理，专门用于补偿养老金隐性债务(吴敬琏、林毅夫，2003)。

二、可能的“划资”方式

如果把划拨国有资产的最终目的明确规定于偿还养老金隐性债务，那么最基本的问题是由什么机构来接收划拨后的资产。事实上，划拨国有资产还应当产生另外一个作用，即有助于国有资产退出竞争性领域，帮助企业建立更加有效的公司治理结构。把这两个问题结合起来，理想的情况应该是接收划拨资产的机构能够在有效偿还养老金隐性债务的同时，也能够在企业的公司治理中发挥作用。

如果以股权转让的方式划拨给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那么社保基金理事会自身几乎可以肯定不能成为所有被划拨国有股权的企业的一个合格股东，为了克服这个困难，社保理事会必然要聘请外部的资产管理机构来托管股权。还有另外一种设计思路，即将部分国有股的获益权赋予社保基金理事会，而国资委仍然代表国家行使出资人职责，但是这似乎同样会带来权利割裂的问题，同时，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也就只能作为一个养老金现金流的出纳机构而存在了。从社会保障计划的财务原理上讲，这种情况下理事会未必有充分的理由存在：如果只是现金的收付，它可以完全由一个现收现付的计划所代替。

另一种方案是，由国资委对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负债，后者对前者的债权形成资产，并对养老金隐性债务的债权人负债；或是直接以债权形式划拨给社保基金理事会，而社保基金理事会则要以此担负养老金隐性债务的负债。实行这种债权划拨方案，关键的问题是社保基金必须把债权变现，因此需要以与此债权相关的资产为抵押发行债券，于是，最终的问题是如何回购和兑付这些债券。

在股权划拨和债权划拨之间，也许08够找出第三种划拨方式，即社保基金理事会作为一个临时性持股机构持有划拨的股权，在其卖出股权之前，持股处于封闭期，对公司的控制权由国资委掌握；股权卖出之后，社保基金要以所得现金偿还养老金负债，而公司控制权也要从国资委转移到实际购买股权的投资者。

需要说明的是，无论以上述咽附方式实施划拨，都还面临着另外—个问题，即划拨后的债权是由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家拥有，还是在全国范围内成立多家社会保障基金事会。就此而言，可能的权衡有如下两个：第一、在国有资产实行分级管理的基础上，可能需要每个省(含自治区、直辖市，下同)单独成立一个社保基金保障会，来接收本级政府国有资产管理机构基于划拨国有资产的债权，并发行债券。

第二，不考虑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制约，通盘考虑中央和各省国有资产需要和能够划拨的国有资产数量，以资产总量为抵押，按一定抵押率，分期发行债券，由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持有，并按各地划拨比例进行分配；债券的投资收益分为两部分：如果实际投资回报率在约定回报率以下或相等，则按划拨比例向各省分配；如果投资回报率高于约定回报率，高出的部分可以用于全国范围内的基本养老保险收入再分配。

我们还要从资本市场的视角来考察以上两种选择。首先，当投资工具供给因为划拨而增加时，如何使得投资的有效需求同时增加?其次，资本市场是一个存在多重均衡的市场，只有同类投资者的数量足够多时，才有可能形成这类投资者行为的一个局部均衡。这意味着，多个社保基金这样的长期投资者参与资本市场将会推动资本市场的稳定。这似乎支持第一个选择。但是，在第二个选择中，假如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可以选择足够多的投资托管人，而这些投资托管人的行为又能受到切实有效的外部监管，那么这些托管人一样可以构成资本市场中的长期稳定的力量。最后，行为金融学的一个原理认为，投资者的多元化将有助于防范资本市场的系统性风险，那么，将划拨资产的投资纳入到现有的市场体系中来，抑或是另辟新的债券市场，哪种做法更有利于防范投资风险呢?

根据改革的历史经验，第一种选择也许更容易操作。如此操作的基本模式是，由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接收国资委管理的国有资产划拨出来的资产，同时，各省的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接收各自所辖的国有资产管理机构划拨出来的资产。这种操作上的便利性所要接受的代价是，划拨计划本身不会具备收入再分配的功能，所以各省主要凭借本地区国有资产的划拨来解决问题。采取第二种模式的主要障碍在于各地可能没有足够的意愿来委托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托管其划拨资产。

综上所述，可能的基本划拨方式大致有以下几种：股权的集中划拨，股权的分散划拨，债权的集中划拨，债权的分散划拨。实践过程中可能会在以上几种方式的基础之上出现某些变式，如分散划拨条件下的集中委托经营或部分集中委托经营。具体采取什么方式应当是中央与各个地方政府协商的结果。

三、划拨后的运行方式—划拨资产的证券化

在股权划拨的方式下，社保基金资产出于变现的需要而不太可能成为一个(或一类)长期的持股机构，而是有可能成为一个(或一类)特殊的金融中介机构(SPV)。这种模式就其涉及的范围和运行的体制基础而言，与国有股减持是一致的，但国有股减持方案是先减持变现，后向社保基金转移现金，而股权划拨是先转移股权，后变现还债。

养老金基金等社会保障类基金具有较明确的收益率目标和支出公式，对投资回报最大化的追求并不是无止境的，通常只是要求一个稳定的长期投资回报率，所以会以权益性投资作为自己的投资导向。但是，目前中国的股票市场鲜有以权益性投资为导向的机构投资者。这使社保基金投资面临着一个两难困境：要么消极地等待着股票市场出现了足够多的权益性机构投资者以后再大举入市，要么大举入市以带动权益性机构投资者的成长。目前权益性投资的主体是广大的中小投资者，但是他们并不是股票市场中的主导者。中小投资者还缺少一种能够代表其根本利益的组织化机构来他们的投资行为。建立作为独立投资主体的养老金基金或信托投资基金，也许可以有助于改善这种情况。

在增量的范围内，巨大的银行储蓄仍然有可能为资本市场注入更多的资金，但是，现在银行资金是通过某些灰色渠道(如不明确的银行表外业务)，作为机构投资者的负债扩张性投资而流入股市的，这也是银行体系高风险的—个源头。既然资本市场的运转实际上离不开银行储蓄资金的支持，那么将这种支持以透明的而不是灰色的方式提供出来，将会有助于降低银行和储户的风险。具体的做法是，银行改变其长期以来品种单一的储蓄产品结构，开发契约型储蓄产品，为储户提供养老金储蓄等契约型储蓄户头，提供高于一般性存款利息的利息回报；由此形成的契约型储蓄资金，在银行内部以独立基金的形态，交给基金托管部门单独经营，并且实行单独的风险内控和外部监管。在整个养老金体系中，这种养老金储蓄可以是第三支柱即个人储蓄养老保险的实现形式，不排除投资于社会保险基金理事会持有的股权或发行的债券，或者进行信托投资。这样，它可以以一种更加透明的方式来扩大资本市场中的投资。

提高权益性投资的比重及其组织化或机构化程度，将会从投资需求方面为资本市场注入更多的稳定性因素，却仍然存在一定的问题。当国有资产以股权形式划拨时，作为持股机构的社保基金理事会是否应当按与普通股同股同价的原则将所持国有股变现?如果是，那么意味着上市公司的市场价值会受到相当程度的扭曲，因为变现的融资部分地被用作偿还养老金隐性债务了。如果定价高于普通股，则会引起普通股市场“剧冰”。这意味着，直接以上市公司的国有股减持、在同一个股票市场上为偿还养老金隐性债务而融资，可供回旋的空间实际上是很小的。“划资还债”的一个好处是可以绕开上面的问题而开辟一条新的通道，例如在现有的股市之外建立非上市公司国有资产的新交易市场，其主要问题就变成这部分国有资产的定价问题。

如果是由财政部或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基于所划拨的资产发行抵押债券，可以避免对股票市场的直接干扰，同时也不会扭曲公司的市场价值。抵押债券的运作可以借助于债券市场来实现。在需求方面，银行的契约型储蓄将是一个重要的投资来源。

债权划拨的关键问题是债券的回购和兑现。在养老金债务偿还以后，债券应当被回购或兑现。一个附带有明确的回购条款的债券发行书，将有利于债券的销售。在财政状况允许时，政府要有计划地回购已发行的未到期债券或兑付已发行的到期债券。但是，债券的回购或兑付并非是唯一的最终手段，债转股也可以成为一种选择。所以，可以考虑把这种债券设计为可转换债券。因为被抵押的划拨资产与公司本身的融资结构无关，所以，抵押品既可以是上市公司的国有股，也可以是非股份制公司的资产。

国有股减持受挫还证明了划拨资产运行策略的重要性。不应当让投资者形成这样一种心理预期，即“划资还债”是—个短期的工作，必须在较短的时间内，按养老金隐性债务总量—次性划拨完毕，并全部推人资本市场。实际的划拨过程可能会需要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在这段时期内，资产划拨可以根据偿还养老金隐性债务每年现金流的需要而分期分批地进行；采取股权划拨方式的，可以小批量多批次地逐渐进入股票市场。

四、“还债”方式——支付方式的经济合理性

养老金隐性债务包括“老人”的养老金和“中人”以及“新人”的个人账户中的“空账”部分。“做实”个人账户的准确含义是以实质性资产偿还此前对个人账户的借款。这个实质性资产未必非现金不可。如果只是考虑以现金“做实”个人账户，那么短期现金流的不足将是一个决定性的障碍。但是，如果在实质性资产的基础之上充分运用金融手段，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当期现金流的不足。因为“中人”和“新人”都还具有相当长的一段工作期才能退休，而他们只是要在退休以后才需要支取养老金收益的现金流，所以目前而言，他们“做实”以后的个人账户中的资产没有必要全部是现金，而可以是一个由流动性各不相同的多种投资工具、即到期日各不相同的金融资产组成的资产组合。所以，短期内可以用中长期资产偿还个人账户的“空账”，而支付相应的现金流则是一个长期性的需求。这样，以划投资产为抵押发行的中长期债券，以及以股权划拨形成的资产，都可以成为偿还个人账户“空账”的资产。抵押债券和股权划拨的作用是以实质性资产为抵押，把国家对个人养老金的欠账认可下来，并在个人符合受益条件的时候，将这部分资产变现支付给个人现金。用这样—个资产组合而不是单纯的现金来偿还个人账户的“空账”，有助于提高个人账户积累的比重。

以上操作思路可以和基本养老保险社会统筹部分相结合，以弥补基本养老保险体系内转移支付力度的不足。具体方式是，基本养老保险有实际积累的省份，可以在中央政府的指导下，用其社会统筹现金收入的盈余部分购买基本养老保险无实际积累省份的抵押债券或股权，由此为后者支付养老金现金流；当然，无论是以哪个省份的划拨资产为抵押发行的债券，作为国有资产，其债券的信用等级或资产质量应当是相同的。根据这个要求，对分散划拨的国有资产实行集中化的委托经营，对中央政府而言更为有利一些。

至于个人账户中的现金积累如何投资，应当由账户持有人自己来决策，这属于个人的权利。如果个人对政府信用和经济增长具有足够的信心，一样会选择购买此类证券。政府对个人账户的作用在以下几点会具有充分的合理性：第一，切实保护个人账户所体现的个人权利，不应从中强制借款；第二，引导建立专业性养老金基金管理公司以及其他合格的金融中介机构参与个人账户管理，提高个人账户的组织化程度；第三，对个人账户的管理和运作实行全面和全过程的外部监管，并提供所需的公共服务。

偿还“老人”的隐性债务只能以现金支付。在与现行制度相衔接的划拨机制建立起来以后，这个现金需求主要以两个融资来源来满足：一是现行制度的社会统筹，二是划拨资产变现得来的现金。除此之外,可能还会有一些辅助性的财政来源，如没收贪污腐败者的非法所得，以及中央政府在特殊情况下的特别拨款等。

现行的基本养老保险计划也为“老人”建立了个人账户，但是因为没有实际积累，所以只是一个名义账户。支付名义账户本质上仍然要以现收现付的融资为来源，所以它只能代表一种支付公式的改变，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制度转轨。如果是出于“划资”前后制度衔接的考虑，也不妨保留“老人”的名义账户，只是要通过划拨资产的经营来为名义账户的支付提供稳定的现金流，但划拨资产运营和养老金的支付是分开的。也许还存在另外的做法，比如同样以划拨资产来做实“老人”的名义个人账户，但是这样做需要事先就产生足够和稳定的现金流的能力、以及划拨资产管理机构的资产管理与运作能力进行分析，然后与前者进行成本收益的比较和风险集中度的权衡。另外，以上两种做法相比，后一种做法对资本市场的依赖性更大。

五、结论

本文仅仅是为权衡比较各种方案提供了一个初步的思路。这个思路的着眼点不在于划拨什么样的国有资产，而在于划拨的方式和划拨后的运行。另外，虽然本文的目的并不是要明确地提出一个“划资还债”的方案，但是分析过程隐含了—个原则性的考虑，即划拨资产需要进行较为充分的证券化。这是为了两个目的：第一，在良好的金融市场的帮助下，充分的证券化能够产生更大的现金流；第二，充分的证券化在相当程度上可以避免被划拨资产的企业在公司治理方面产生问题。

长期而言，“划资还债”和社会统筹两种方式的比例关系应当根据人口结构、经济增长以及城镇企业职工养老金制度的体系依赖度等因素的变化而进行动态调整。随着时间的推移和“老人”数量逐步缩减，养老金体系的实质性个人账户的比例还应有所扩大。同时，对“老人”的受益资格以及“养老金隐性债务”的内涵应严格界定，与“中人”和“新人”分开，与提前退休或失业者分开。至于“做实”以后的个人账户，长期来讲应当向着年金化的方向推进。

参考文献：

[1]吴敬琏,林毅夫：侧拨国有资产归还国家对老职工社保基金欠账)，载<比较)策6辑，中倌出版社2003年版。

[2]周小川,王林，《企业社会保障职能的独立化》，(经济研究)1993年第11期。

隐性债务范文篇3

关键词：养老保险；隐性债务；责任主体；企业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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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构养老保险隐性债务（IPD）的责任空间

在养老保险方面，应当强调公平与效率兼顾，但两者出现冲突时，应当强调公平的优先性。因为其具有国民收入再分配的职能，强调公平性，有利于缩小贫富差距，防止不公平状况的过度发展，实现社会的公正与安定。但养老保险待遇的享受公民只有在履行缴费义务后才能获得，它强调权力与义务的对等，同时养老基金的保值增值也有一个效率问题，所以在责任划分上，应当坚持“公平与效率兼顾，在特殊情况下优先考虑公平”的保险原则，保证养老保险隐性债务的妥善解决。

（一）重塑企业责任

企业责任主要表现为为其职工建立的职业年金制度，体现的是雇主责任本位思想，不是政府行为，企业中养老保险应以公平与效率兼顾为原则，根据自身的经济实力和经济状况而建立，为企业职工提供一定程度的退休收入保障，强调了企业在社会养老保险中的直接责任，有利于将中国养老保险体系改革成统一性和灵活性的保障制度，同时也有利于企业自身的发展经营。

（二）规范政府责任

养老保险制度由现收现付向部分积累制过渡,即意味着隐性债务的浮现。对于这种转制成本或隐性债务,由于政府没有明确承诺自己是转制成本或隐性债务的承担者,也没有明确的偿债计划并公之于众,以至于有关研究称之为明债暗偿。政府本身就是制度的设计者,对于改革过程中与原有制度的衔接和从原有制度向现有制度的平稳过渡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基本养老保险具有国家承办、国家保底、面向全体公民、保障基本生活、强制执行和实现社会共济等特征,所以说基本养老保险应是政府行为。国家在老年保障制度中的责任包括三个方面：

1．法律责任。国家有制定并健全老年保障的法律体系、实施强制性的养老保险、确定企业和职工必须履行的缴费义务、保证养老金按规定的标准和程序支付、同时确定养老保险基金管理的法律规范、依法处理养老保险争议的责任。

2．政治责任。国家有保持社会稳定、维护社会公正、合理确定和有效控制

社会收入分配差别的责任。国家有责任对社会成员的基本生存权、基本生活需求提供保障。

3．财政责任。我国一直实行低工资、重积累、轻消费的政策。这时期劳动

者只获得维持再生产的必要的收入,而生产的剩余劳动则以利润的形式上交财政,支援了国家建设。或者说他们劳动的剩余价值已并入国有资产中,基本不具有养老金积累,因此,国家有责任和义务偿还这部分人的养老金及债务,也就是实现保障承诺。基本养老保险是国家实现其保证社会经济稳定与发展职能的基本手段,可见政府在这一问题上的责任是责无旁贷的。

（三）加强个人责任

尽管承担转轨成本是政府不可推卸的责任，但考虑到计划经济体制下劳动生产率的低下，改革以来国民收入向个人的倾斜以及现行养老保险制度规定的退休年龄过早、替代率过高等问题，适当进行责任分解，让各代人分担部分制度改革成本也是合理和必要的，这样也可在一定程度上减轻政府压力。

1．改革“老人”的养老金调整机制，明确养老金的调整与物价指数挂钩，而不是与社会平均工资增长水平挂钩。基本目标是在保证老年人生活水平不降低的前提下，全面控制支出水平的增长。当然，在适当时期提高老人的待遇水平，使他们分享社会发展成果。

2．对“中人”并入新制度前的个人账户储存额的计算，应采取累计确定法，即在制度改革时，根据每个人的实际工龄，结合过去不同年限的实际社会平均工资水平、物价指数，并给予一定的回报率进行测算。而不应该简单地参照现有的待遇标准、工资水平及工龄进行折算。这样，用以补充“中人”个人账户的成本也会有所降低。此外，还可以借鉴其他一些国家的做法。如阿根廷，承诺给每个转向新制度的职工发补偿养老金，因为补偿养老金在职工整个退休期内逐渐付清，所以延迟了需要现金的时间。又如智利和秘鲁，对“中人”发行认可债券承认他们过去的缴费，在退休时兑付，这种债券具有法律效力，由国家信用做担保，因而较为安全。

3．将新人缴纳的社会统筹部分的养老金拿出一块来补充“老人”的养老成本，但数量应限制在尽可能低的水平，可以考虑根据“老人”的实际养老金需求数额的一个固定比例来划拨，或者在能够维持社会统筹养老系统正常运转的费率核定基础上，适当增加一个很低费率的追加缴费来划拨，直至“老人”的养老

成本全部消化。

二、培育养老保险隐性债务中新的责任主体

中国的非营利组织自上个世纪80年代迅速崛起，独立性日益增强，为社会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目前依据中国法律体系，非营利组织大致可分为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基金会和未登记或转登记社会团体，此外中国的事业单位也从广义上纳入非营利组织的范畴。中国非营利组织独立性的增强，使社会多元化、民主化气氛空前高涨，也使其成为解决IPD的重要力量。

（一）资金募捐力：保障IPD后备资金的保值增值

基金会作为一类重要的非营利组织，具有向社会募捐的功能，起着公资和私资间的桥梁作用，在解决IPD问题上也可起到举足轻重作用。基金会通过法制化和规范化的手段募捐社会闲散资金，实际上是一种长期的储备积累。把其中的稳定部分用于其志愿宗旨，既有利于资金的保值和增值，又有利于国家经济建设，反过来又可成为国家解决IPD的坚强后盾,以备不时之需。

（二）文化制胜力：强化公众参与解决IPD的社会认同

非营利组织因其自由结社、慈善事业和社会优先传统而具有独立的人文生态，将其作为培育中国新社会文化机制的摇篮，发挥文化渗透力对公共价值观和新的社会主义新道德塑造，从而强化公众对IPD偿还的认同意识，达到共同参与解决IPD的目的。

（三）社会服务力：补充政府在IPD上的事务管理职能

非营利组织本身的奉献精神、服务意识和爱岗敬业等价值取向，使其具有天然的广泛参与和监督职能。在IPD的事务管理上非营利组织可以在以下方面大显身手。不仅有效降低政府管理的成本，弥补国家对IPD管理的漏洞。而且非营利组织可以通过其广泛的民间力量不断吸纳新的农村的劳动力参与到城市中

的养老保险体系中来，从而保证了缴费与支出的平衡，这在某种程度上，也可起到解决IPD问题的作用。

（四）善用农民与农民工资源

中国作为农业大国，农村存在大量的剩余劳动力。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推进，他们已经逐步转移到其它行业，逐步走向城市，并显现出了其强大的生命力和创造力，对社会发展、经济繁荣做出了很大贡献。从IPD的问题解决上看，据相关分析，如果从现在开始有计划的逐步将进城工作的农村年青劳动力纳入养老保险体系，花十五年时间将所有农村劳动力转移到城市就业，他们缴费时间假

定为40年，那么最早到2040年开始领取养老保险金。按照世界银行的估计，养老保险金的支付高峰在2030年左右。到时他们的个人账户已经有了相当的积蓄，

隐性债务范文篇4

养老金隐性债务指一个养老金计划向职工和退休人员提供养老保险金的承诺。它等于如果该计划在今天即终止的情况下，所有必须付给当前退休人员的养老金的现值加上在职职工已积累、并必须予以偿付的养老金权利的现值。养老金隐性债务通常是在养老金计划终止的假设下计算的，该终止假设假定没有资金积累的养老体系将立即终止，所有退休人员和在职职工将得到其未来退休金和应计权利的补偿。隐性养老金债务作为一个存量概念代表了政府能够明确预计到，并必须列入财政计划的直接和隐性的债务。与政府的潜在债务不同（例如挽救国有银行），隐性养老金债务不形成不可预料的财政支出需求。

转轨成本的概念产生于即使在部分缴费已分流到个人帐户的情况下仍要继续向养老金领取者（和未来的退休人员）支付退休金而出现的融资缺口，它是一个流量的概念。转轨成本的产生是由于仍需要在一定时期内偿还旧体系的债务。该融资缺口源于隐性养老金债务，但并不等于隐性养老金债务，因为部分支出是用于因为保留部分旧体制而每天新增长的债务，而部分当前债务则是由继续的缴费所覆盖。



隐性养老金的规模取决于许多经济和人口因素，例如养老金体系的覆盖面、其所覆盖职工和退休人员的年龄结构、养老金福利水平、退休年龄、替代率、指数化机制和贴现率等。基于其养老金体系于1994年终止的假设，世界银行（1997）测算中国的隐性养老金债务为1994年GDP的46—69%。而最近世界银行的一项新的测算则认为中国的隐性养老金债务约为1998年GDP的94%（DorfmanandSin,2000）。

中国政府一直没有明确承认养老金债务，并在寻求其他减少转轨成本的办法。实际上，政府已尝试着使用3种方式的组合来减少隐性养老金债务和支付转轨成本：首先，中国保持着缴费率为13%、替代率为20%的小规模现收现付支柱（国务院26号文件）。缴费的约4个百分点被设计用于转轨目的(根据世界银行(1997)，工资税/缴费的9%足以支付替代率为24%的小规模现收现付支柱。根据国务院26号文件，13%的缴费率相对于20%的替代水平显然绰绰有余。工资税额外的4个百分点（＝13－9）是设计用于转轨目的的。)。第二，老职工被保留在老体系中，这将在一定程度上减少转轨成本。第三，政府没有削减养老金，而是希望扩大养老金覆盖范围能提供一些额外的资金。

现在很明显这些方法都未能提供足够的资金来支付转轨成本。资金问题非常严重：在1998年，22个省级养老金统筹出现赤字，金额约42亿元，其他10个省有27亿元的盈余(然而，由于没有全国的统筹，中央政府不能使用几个省级统筹中的盈余。这些盈余都在沿海地区。)（Hang,1999）。到1998年底，基本养老体系（支柱1、2）的总结余达到587亿元。这些结余资金分布很不平均，其中5个沿海地区，广东、江苏、浙江和上海占267亿元，另21省市仅占311亿元；还有5个省的结余几乎为零（Hang,1999)。这一局面在1999年恶化，中央政府不得不介入，为25个省提供支付养老金的资金。很显然，必须为支付转轨成本寻找到额外的资金来源。基于国际经验，如下几个选择可供中国的政策制订者考虑：

——通过缩小现行体系、延长退休年龄和减少保险福利水平来减少养老金隐性债务；

——在对国有企业公司化和私有化的过程中实行债务和资产的转换；以及

——使用一般的税收或发行债券。

世界银行一项最近的研究进一步明确指出了为转轨成本筹资的方式，它包括：(1)通过一般的财政收入或专门的社会保障税筹资；（2）中央或地方政府通过发债来筹资；（3）动用出售国有企业或其他资产的收益；（4）提高与工资相连的缴费率(DorfmanandSin,2000）。

隐性债务范文篇5

关键词：养老保险；隐性债务；责任主体；企业责任

Theabstractarticlefromthestandardgovernmentresponsibility,remouldstheenterpriseresponsibility,strengthenedaspectsandsoonpersonalliabilitytodiscussChinaold-ageinsurancerecessivedebtresponsibilitymainbodyconstruction.

keyword:Old-ageinsurance;Recessivedebt;Responsibilitymainbody;Enterpriseresponsibility

一、重构养老保险隐性债务（IPD）的责任空间

在养老保险方面，应当强调公平与效率兼顾，但两者出现冲突时，应当强调公平的优先性。因为其具有国民收入再分配的职能，强调公平性，有利于缩小贫富差距，防止不公平状况的过度发展，实现社会的公正与安定。但养老保险待遇的享受公民只有在履行缴费义务后才能获得，它强调权力与义务的对等，同时养老基金的保值增值也有一个效率问题，所以在责任划分上，应当坚持“公平与效率兼顾，在特殊情况下优先考虑公平”的保险原则，保证养老保险隐性债务的妥善解决。

（一）重塑企业责任

企业责任主要表现为为其职工建立的职业年金制度，体现的是雇主责任本位思想，不是政府行为，企业中养老保险应以公平与效率兼顾为原则，根据自身的经济实力和经济状况而建立，为企业职工提供一定程度的退休收入保障，强调了企业在社会养老保险中的直接责任，有利于将中国养老保险体系改革成统一性和灵活性的保障制度，同时也有利于企业自身的发展经营。

（二）规范政府责任

养老保险制度由现收现付向部分积累制过渡,即意味着隐性债务的浮现。对于这种转制成本或隐性债务,由于政府没有明确承诺自己是转制成本或隐性债务的承担者,也没有明确的偿债计划并公之于众,以至于有关研究称之为明债暗偿。政府本身就是制度的设计者,对于改革过程中与原有制度的衔接和从原有制度向现有制度的平稳过渡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基本养老保险具有国家承办、国家保底、面向全体公民、保障基本生活、强制执行和实现社会共济等特征,所以说基本养老保险应是政府行为。国家在老年保障制度中的责任包括三个方面：

1．法律责任。国家有制定并健全老年保障的法律体系、实施强制性的养老保险、确定企业和职工必须履行的缴费义务、保证养老金按规定的标准和程序支付、同时确定养老保险基金管理的法律规范、依法处理养老保险争议的责任。

2．政治责任。国家有保持社会稳定、维护社会公正、合理确定和有效控制

社会收入分配差别的责任。国家有责任对社会成员的基本生存权、基本生活需求提供保障。

3．财政责任。我国一直实行低工资、重积累、轻消费的政策。这时期劳动

者只获得维持再生产的必要的收入,而生产的剩余劳动则以利润的形式上交财政,支援了国家建设。或者说他们劳动的剩余价值已并入国有资产中,基本不具有养老金积累,因此,国家有责任和义务偿还这部分人的养老金及债务,也就是实现保障承诺。基本养老保险是国家实现其保证社会经济稳定与发展职能的基本手段,可见政府在这一问题上的责任是责无旁贷的。

（三）加强个人责任

尽管承担转轨成本是政府不可推卸的责任，但考虑到计划经济体制下劳动生产率的低下，改革以来国民收入向个人的倾斜以及现行养老保险制度规定的退休年龄过早、替代率过高等问题，适当进行责任分解，让各代人分担部分制度改革成本也是合理和必要的，这样也可在一定程度上减轻政府压力。

1．改革“老人”的养老金调整机制，明确养老金的调整与物价指数挂钩，而不是与社会平均工资增长水平挂钩。基本目标是在保证老年人生活水平不降低的前提下，全面控制支出水平的增长。当然，在适当时期提高老人的待遇水平，使他们分享社会发展成果。

2．对“中人”并入新制度前的个人账户储存额的计算，应采取累计确定法，即在制度改革时，根据每个人的实际工龄，结合过去不同年限的实际社会平均工资水平、物价指数，并给予一定的回报率进行测算。而不应该简单地参照现有的待遇标准、工资水平及工龄进行折算。这样，用以补充“中人”个人账户的成本也会有所降低。此外，还可以借鉴其他一些国家的做法。如阿根廷，承诺给每个转向新制度的职工发补偿养老金，因为补偿养老金在职工整个退休期内逐渐付清，所以延迟了需要现金的时间。又如智利和秘鲁，对“中人”发行认可债券承认他们过去的缴费，在退休时兑付，这种债券具有法律效力，由国家信用做担保，因而较为安全。

3．将新人缴纳的社会统筹部分的养老金拿出一块来补充“老人”的养老成本，但数量应限制在尽可能低的水平，可以考虑根据“老人”的实际养老金需求数额的一个固定比例来划拨，或者在能够维持社会统筹养老系统正常运转的费率核定基础上，适当增加一个很低费率的追加缴费来划拨，直至“老人”的养老

成本全部消化。

二、培育养老保险隐性债务中新的责任主体

中国的非营利组织自上个世纪80年代迅速崛起，独立性日益增强，为社会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目前依据中国法律体系，非营利组织大致可分为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基金会和未登记或转登记社会团体，此外中国的事业单位也从广义上纳入非营利组织的范畴。中国非营利组织独立性的增强，使社会多元化、民主化气氛空前高涨，也使其成为解决IPD的重要力量。

（一）资金募捐力：保障IPD后备资金的保值增值

基金会作为一类重要的非营利组织，具有向社会募捐的功能，起着公资和私资间的桥梁作用，在解决IPD问题上也可起到举足轻重作用。基金会通过法制化和规范化的手段募捐社会闲散资金，实际上是一种长期的储备积累。把其中的稳定部分用于其志愿宗旨，既有利于资金的保值和增值，又有利于国家经济建设，反过来又可成为国家解决IPD的坚强后盾,以备不时之需。

（二）文化制胜力：强化公众参与解决IPD的社会认同

非营利组织因其自由结社、慈善事业和社会优先传统而具有独立的人文生态，将其作为培育中国新社会文化机制的摇篮，发挥文化渗透力对公共价值观和新的社会主义新道德塑造，从而强化公众对IPD偿还的认同意识，达到共同参与解决IPD的目的。

（三）社会服务力：补充政府在IPD上的事务管理职能

非营利组织本身的奉献精神、服务意识和爱岗敬业等价值取向，使其具有天然的广泛参与和监督职能。在IPD的事务管理上非营利组织可以在以下方面大显身手。不仅有效降低政府管理的成本，弥补国家对IPD管理的漏洞。而且非营利组织可以通过其广泛的民间力量不断吸纳新的农村的劳动力参与到城市中

的养老保险体系中来，从而保证了缴费与支出的平衡，这在某种程度上，也可起到解决IPD问题的作用。

（四）善用农民与农民工资源

中国作为农业大国，农村存在大量的剩余劳动力。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推进，他们已经逐步转移到其它行业，逐步走向城市，并显现出了其强大的生命力和创造力，对社会发展、经济繁荣做出了很大贡献。从IPD的问题解决上看，据相关分析，如果从现在开始有计划的逐步将进城工作的农村年青劳动力纳入养老保险体系，花十五年时间将所有农村劳动力转移到城市就业，他们缴费时间假

定为40年，那么最早到2040年开始领取养老保险金。按照世界银行的估计，养老保险金的支付高峰在2030年左右。到时他们的个人账户已经有了相当的积蓄，

隐性债务范文篇6

在养老保险方面，应当强调公平与效率兼顾，但两者出现冲突时，应当强调公平的优先性。因为其具有国民收入再分配的职能，强调公平性，有利于缩小贫富差距，防止不公平状况的过度发展，实现社会的公正与安定。但养老保险待遇的享受公民只有在履行缴费义务后才能获得，它强调权力与义务的对等，同时养老基金的保值增值也有一个效率问题，所以在责任划分上，应当坚持“公平与效率兼顾，在特殊情况下优先考虑公平”的保险原则，保证养老保险隐性债务的妥善解决。

（一）重塑企业责任

企业责任主要表现为为其职工建立的职业年金制度，体现的是雇主责任本位思想，不是政府行为，企业中养老保险应以公平与效率兼顾为原则，根据自身的经济实力和经济状况而建立，为企业职工提供一定程度的退休收入保障，强调了企业在社会养老保险中的直接责任，有利于将中国养老保险体系改革成统一性和灵活性的保障制度，同时也有利于企业自身的发展经营。

（二）规范政府责任

养老保险制度由现收现付向部分积累制过渡,即意味着隐性债务的浮现。对于这种转制成本或隐性债务,由于政府没有明确承诺自己是转制成本或隐性债务的承担者,也没有明确的偿债计划并公之于众,以至于有关研究称之为明债暗偿。政府本身就是制度的设计者,对于改革过程中与原有制度的衔接和从原有制度向现有制度的平稳过渡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基本养老保险具有国家承办、国家保底、面向全体公民、保障基本生活、强制执行和实现社会共济等特征,所以说基本养老保险应是政府行为。国家在老年保障制度中的责任包括三个方面：

1．法律责任。国家有制定并健全老年保障的法律体系、实施强制性的养老保险、确定企业和职工必须履行的缴费义务、保证养老金按规定的标准和程序支付、同时确定养老保险基金管理的法律规范、依法处理养老保险争议的责任。

2．政治责任。国家有保持社会稳定、维护社会公正、合理确定和有效控制

社会收入分配差别的责任。国家有责任对社会成员的基本生存权、基本生活需求提供保障。

3．财政责任。我国一直实行低工资、重积累、轻消费的政策。这时期劳动

者只获得维持再生产的必要的收入,而生产的剩余劳动则以利润的形式上交财政,支援了国家建设。或者说他们劳动的剩余价值已并入国有资产中,基本不具有养老金积累,因此,国家有责任和义务偿还这部分人的养老金及债务,也就是实现保障承诺。基本养老保险是国家实现其保证社会经济稳定与发展职能的基本手段,可见政府在这一问题上的责任是责无旁贷的。

（三）加强个人责任

尽管承担转轨成本是政府不可推卸的责任，但考虑到计划经济体制下劳动生产率的低下，改革以来国民收入向个人的倾斜以及现行养老保险制度规定的退休年龄过早、替代率过高等问题，适当进行责任分解，让各代人分担部分制度改革成本也是合理和必要的，这样也可在一定程度上减轻政府压力。

1．改革“老人”的养老金调整机制，明确养老金的调整与物价指数挂钩，而不是与社会平均工资增长水平挂钩。基本目标是在保证老年人生活水平不降低的前提下，全面控制支出水平的增长。当然，在适当时期提高老人的待遇水平，使他们分享社会发展成果。

2．对“中人”并入新制度前的个人账户储存额的计算，应采取累计确定法，即在制度改革时，根据每个人的实际工龄，结合过去不同年限的实际社会平均工资水平、物价指数，并给予一定的回报率进行测算。而不应该简单地参照现有的待遇标准、工资水平及工龄进行折算。这样，用以补充“中人”个人账户的成本也会有所降低。此外，还可以借鉴其他一些国家的做法。如阿根廷，承诺给每个转向新制度的职工发补偿养老金，因为补偿养老金在职工整个退休期内逐渐付清，所以延迟了需要现金的时间。又如智利和秘鲁，对“中人”发行认可债券承认他们过去的缴费，在退休时兑付，这种债券具有法律效力，由国家信用做担保，因而较为安全。

3．将新人缴纳的社会统筹部分的养老金拿出一块来补充“老人”的养老成本，但数量应限制在尽可能低的水平，可以考虑根据“老人”的实际养老金需求数额的一个固定比例来划拨，或者在能够维持社会统筹养老系统正常运转的费率核定基础上，适当增加一个很低费率的追加缴费来划拨，直至“老人”的养老

成本全部消化。

二、培育养老保险隐性债务中新的责任主体

中国的非营利组织自上个世纪80年代迅速崛起，独立性日益增强，为社会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目前依据中国法律体系，非营利组织大致可分为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基金会和未登记或转登记社会团体，此外中国的事业单位也从广义上纳入非营利组织的范畴。中国非营利组织独立性的增强，使社会多元化、民主化气氛空前高涨，也使其成为解决IPD的重要力量。

（一）资金募捐力：保障IPD后备资金的保值增值

基金会作为一类重要的非营利组织，具有向社会募捐的功能，起着公资和私资间的桥梁作用，在解决IPD问题上也可起到举足轻重作用。基金会通过法制化和规范化的手段募捐社会闲散资金，实际上是一种长期的储备积累。把其中的稳定部分用于其志愿宗旨，既有利于资金的保值和增值，又有利于国家经济建设，反过来又可成为国家解决IPD的坚强后盾,以备不时之需。

（二）文化制胜力：强化公众参与解决IPD的社会认同

非营利组织因其自由结社、慈善事业和社会优先传统而具有独立的人文生态，将其作为培育中国新社会文化机制的摇篮，发挥文化渗透力对公共价值观和新的社会主义新道德塑造，从而强化公众对IPD偿还的认同意识，达到共同参与解决IPD的目的。

（三）社会服务力：补充政府在IPD上的事务管理职能

非营利组织本身的奉献精神、服务意识和爱岗敬业等价值取向，使其具有天然的广泛参与和监督职能。在IPD的事务管理上非营利组织可以在以下方面大显身手。不仅有效降低政府管理的成本，弥补国家对IPD管理的漏洞。而且非营利组织可以通过其广泛的民间力量不断吸纳新的农村的劳动力参与到城市中

的养老保险体系中来，从而保证了缴费与支出的平衡，这在某种程度上，也可起到解决IPD问题的作用。

（四）善用农民与农民工资源

中国作为农业大国，农村存在大量的剩余劳动力。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推进，他们已经逐步转移到其它行业，逐步走向城市，并显现出了其强大的生命力和创造力，对社会发展、经济繁荣做出了很大贡献。从IPD的问题解决上看，据相关分析，如果从现在开始有计划的逐步将进城工作的农村年青劳动力纳入养老保险体系，花十五年时间将所有农村劳动力转移到城市就业，他们缴费时间假

定为40年，那么最早到2040年开始领取养老保险金。按照世界银行的估计，养老保险金的支付高峰在2030年左右。到时他们的个人账户已经有了相当的积蓄，

而他们缴纳的社会统筹部分则可以缓解养老保险金给付的压力。到他们完全退休，要支取养老保险金时，养老保险金支付高峰也过去了。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樊纲认为,农村劳动力剩余问题,将为解决中国养老难题提供契机。“大量年轻劳动力的加入会推迟养老体系支付的压力。”樊纲将此称之为“工业化红利”，即农村青年劳动力加入到城市中来,进入工业化体系中来。这是中

隐性债务范文篇7

关键词：养老保险；隐性债务；责任主体；企业责任

一、重构养老保险隐性债务（IPD）的责任空间

在养老保险方面，应当强调公平与效率兼顾，但两者出现冲突时，应当强调公平的优先性。因为其具有国民收入再分配的职能，强调公平性，有利于缩小贫富差距，防止不公平状况的过度发展，实现社会的公正与安定。但养老保险待遇的享受公民只有在履行缴费义务后才能获得，它强调权力与义务的对等，同时养老基金的保值增值也有一个效率问题，所以在责任划分上，应当坚持“公平与效率兼顾，在特殊情况下优先考虑公平”的保险原则，保证养老保险隐性债务的妥善解决。

（一）重塑企业责任

企业责任主要表现为为其职工建立的职业年金制度，体现的是雇主责任本位思想，不是政府行为，企业中养老保险应以公平与效率兼顾为原则，根据自身的经济实力和经济状况而建立，为企业职工提供一定程度的退休收入保障，强调了企业在社会养老保险中的直接责任，有利于将中国养老保险体系改革成统一性和灵活性的保障制度，同时也有利于企业自身的发展经营。

（二）规范政府责任

养老保险制度由现收现付向部分积累制过渡，即意味着隐性债务的浮现。对于这种转制成本或隐性债务，由于政府没有明确承诺自己是转制成本或隐性债务的承担者，也没有明确的偿债计划并公之于众，以至于有关研究称之为明债暗偿。政府本身就是制度的设计者，对于改革过程中与原有制度的衔接和从原有制度向现有制度的平稳过渡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基本养老保险具有国家承办、国家保底、面向全体公民、保障基本生活、强制执行和实现社会共济等特征，所以说基本养老保险应是政府行为。国家在老年保障制度中的责任包括三个方面：

1．法律责任。国家有制定并健全老年保障的法律体系、实施强制性的养老保险、确定企业和职工必须履行的缴费义务、保证养老金按规定的标准和程序支付、同时确定养老保险基金管理的法律规范、依法处理养老保险争议的责任。

2．政治责任。国家有保持社会稳定、维护社会公正、合理确定和有效控制。社会收入分配差别的责任。国家有责任对社会成员的基本生存权、基本生活需求提供保障。

3．财政责任。我国一直实行低工资、重积累、轻消费的政策。这时期劳动者只获得维持再生产的必要的收入，而生产的剩余劳动则以利润的形式上交财政，支援了国家建设。或者说他们劳动的剩余价值已并入国有资产中，基本不具有养老金积累，因此，国家有责任和义务偿还这部分人的养老金及债务，也就是实现保障承诺。基本养老保险是国家实现其保证社会经济稳定与发展职能的基本手段，可见政府在这一问题上的责任是责无旁贷的。

（三）加强个人责任

尽管承担转轨成本是政府不可推卸的责任，但考虑到计划经济体制下劳动生产率的低下，改革以来国民收入向个人的倾斜以及现行养老保险制度规定的退休年龄过早、替代率过高等问题，适当进行责任分解，让各代人分担部分制度改革成本也是合理和必要的，这样也可在一定程度上减轻政府压力。

1．改革“老人”的养老金调整机制，明确养老金的调整与物价指数挂钩，而不是与社会平均工资增长水平挂钩。基本目标是在保证老年人生活水平不降低的前提下，全面控制支出水平的增长。当然，在适当时期提高老人的待遇水平，使他们分享社会发展成果。

2．对“中人”并入新制度前的个人账户储存额的计算，应采取累计确定法，即在制度改革时，根据每个人的实际工龄，结合过去不同年限的实际社会平均工资水平、物价指数，并给予一定的回报率进行测算。而不应该简单地参照现有的待遇标准、工资水平及工龄进行折算。这样，用以补充“中人”个人账户的成本也会有所降低。此外，还可以借鉴其他一些国家的做法。如阿根廷，承诺给每个转向新制度的职工发补偿养老金，因为补偿养老金在职工整个退休期内逐渐付清，所以延迟了需要现金的时间。又如智利和秘鲁，对“中人”发行认可债券承认他们过去的缴费，在退休时兑付，这种债券具有法律效力，由国家信用做担保，因而较为安全。

3．将新人缴纳的社会统筹部分的养老金拿出一块来补充“老人”的养老成本，但数量应限制在尽可能低的水平，可以考虑根据“老人”的实际养老金需求数额的一个固定比例来划拨，或者在能够维持社会统筹养老系统正常运转的费率核定基础上，适当增加一个很低费率的追加缴费来划拨，直至“老人”的养老成本全部消化。

二、培育养老保险隐性债务中新的责任主体

中国的非营利组织自上个世纪80年代迅速崛起，独立性日益增强，为社会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目前依据中国法律体系，非营利组织大致可分为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基金会和未登记或转登记社会团体，此外中国的事业单位也从广义上纳入非营利组织的范畴。中国非营利组织独立性的增强，使社会多元化、民主化气氛空前高涨，也使其成为解决IPD的重要力量。

（一）资金募捐力：保障IPD后备资金的保值增值

基金会作为一类重要的非营利组织，具有向社会募捐的功能，起着公资和私资间的桥梁作用，在解决IPD问题上也可起到举足轻重作用。基金会通过法制化和规范化的手段募捐社会闲散资金，实际上是一种长期的储备积累。把其中的稳定部分用于其志愿宗旨，既有利于资金的保值和增值，又有利于国家经济建设，反过来又可成为国家解决IPD的坚强后盾，以备不时之需。

（二）文化制胜力：强化公众参与解决IPD的社会认同

非营利组织因其自由结社、慈善事业和社会优先传统而具有独立的人文生态，将其作为培育中国新社会文化机制的摇篮，发挥文化渗透力对公共价值观和新的社会主义新道德塑造，从而强化公众对IPD偿还的认同意识，达到共同参与解决IPD的目的。

（三）社会服务力：补充政府在IPD上的事务管理职能

非营利组织本身的奉献精神、服务意识和爱岗敬业等价值取向，使其具有天然的广泛参与和监督职能。在IPD的事务管理上非营利组织可以在以下方面大显身手。不仅有效降低政府管理的成本，弥补国家对IPD管理的漏洞。而且非营利组织可以通过其广泛的民间力量不断吸纳新的农村的劳动力参与到城市中的养老保险体系中来，从而保证了缴费与支出的平衡，这在某种程度上，也可起到解决IPD问题的作用。公务员之家

隐性债务范文篇8

关键词：政府隐性担保;债务违约风险;债权利率

影响政府隐性担保是一种违背市场发展规律的债务模式，但由于国有部门所具有的公有产权属性，其在债务借款或融资过程中，仍然会享受金融部门或其他主体的低利率投资。当前贷款人对国有企业贷款、城投公司的融资，不仅会考虑政府隐性担保，通常也会考量宏观经济、地方财政收入、政府信用、企业信用与企业资金流转等变量，评估融资项目的潜在风险、风险溢价，以尽可能降低项目建设或资金流转产生的债务违约风险，保证债权利率控制在某一合理范围内。

1政府隐性担保影响国企、城投公司融资债权利率的发展背景

随着近年来国际金融的不稳定波动，国有企业、地方基础设施建设的融资压力逐渐增加，资金缺口与现实需求的矛盾日益显现，城投债券作为更高效、灵活的融资形式，开始出现在国有企业融资的活动中。另外，地区城建融资平台流动资金低、贷款规模大的问题，又导致过度信贷并出现一系列的债务违约风险。而这一问题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地方政府对债券借款的隐性担保，多数银行或信贷平台认可政府的信用，在贷款融资方面设置门槛低、债权利率也过低。国有企业长期开展“依赖性”贷款，致使负债越来越多，而其又主动忽视借债融资、资源溢价所潜在的巨大风险，从而使各地区债券融资风波持续上演。“云南城投”“上海申虹”等事件的爆发，显示出国有企业债、城投债券自身的脆弱属性，也为地方政府隐性担保发行债券敲响警钟。自2010年10月央行加息后，企业债发行的债权利率由4.3%上升至当下的6.9%。因此在地方政府债务、国有企业债务或城投债务不断增多情况下，贷款人对城建借贷或其他融资的信任度也开始降低，企业债、城投债券发行的风险溢价逐渐走高。但这并不代表政府隐性担保，为国企、城投企业债券融资的主要影响因素，是否还有其他因素会对投资违约风险、债券利率产生影响，仍旧需要开展进一步的探讨与分析。

2国有企业或城投债券融资、举债风险之间的矛盾问题

现阶段我国债券市场，对于国有企业开展的融资活动，并未注意到债券融资、政府债务问题之间的关联性，也没有考虑到债券融资所存在的举债风险。从宏观理论层面来看，国有企业或城投出现的债务违约，很大程度上与政府隐性担保有关，所以也属于政府债务违约问题。一旦企业借款人、城投公司出现资金或项目难题，无法按照合同约定偿还债务，就有可能导致债务违约、债券利率无法及时兑现的情况。因此在政府隐性担保背景下，如何规范中国市政债券发行，如何保证国有企业融资、债务风险之间矛盾的有效解决，不同金融专家提出不同的意见。我国财科所国有经济研究室成员刘利刚、陈少强指出，地方政府利用债券发放，筹集基础设施建设所需运转资金的方式，虽然能在短时间内缓解地方财政紧缩，解决城投支出、财政收入之间的矛盾问题，但长期的、金额过大的债务融资活动，必然会产生一系列的举债风险，甚至造成国有企业财务体制的僵化。东北财经大学教授张海星，谈到我国地方债务制度及配套建设时，建议从法律法规、行政监管和市场监督等方面着手，建立完善的企业融资管理规范。当前国际宏观经济背景下，贸易壁垒加大、金融压力重现的问题日益严重，增加政府借贷似乎是项目融资的主要途径，能够刺激地方经济的平稳调整与持续增长。而债权人在经济周期性波动的过程中，需要谨慎规划短期债务、长期债务的债券投资，加强债权利率管控、不稳定因素考量，分析多种融资资金的用途、运转效率，才能尽可能减少国有企业或城投债务融资，所带来的信贷平台财政债务风险。

3政府隐性担保对贷款人投资协商、债权利率与风险溢价的影响

3.1政府隐性担保对贷款人投资协商的影响。借款人在进入资本市场发行债权时，通常会在政府隐性担保下，发行一期零息债券、多期带息债券，而贷款人出于风险规避的考量，通常会对不同债券的显性、风险进行评估。借款人利用债券融资开展项目建设，会存在随机的外生资金流，这一资金流又被称为次要的债务资金。假设贷款市场属于不完全竞争市场，政府隐性担保在融资中起到重要作用，那么贷款人就会对地方政府的财务状况、信用等级进行考评。由于东部发达地区政府的财务状况良好、信用等级高，其在债券担保中的显性信用为1，能够对债券借款起到重要的促进作用；而中西部地区政府的经济收支较差、综合信用评级可信度较低(y=0)，其对国有企业或城投公司的隐性担保，不能够影响贷款人的投资协商活动。假设贷款市场属于完全竞争市场，那政府隐性担保对借贷融资协商不构成影响，影响贷款人投资决策的重要因素为国有企业资金流转、信用状况及负债状况等，以及零息债券、多期带息债券在项目建设过程中，所存在的潜在债务风险等。贷款人在债券发行中的贴现因子为r+Γ•∆r2+H•∆r(注释r：债券利率；Γ：债券信用；H：历史违约次数)。从以上贴现因子的组成要素可以看出，国有企业或城投融资过程中，银行或其他信贷平台会对企业债券信用、历史违约次数进行考量，来确定债券融资的债权利率。在贷款人所评估债券信用较低的情况下，其会对本次借款融资的预期收益进场再次考量，并重新调整后续债务融资的协商程序、协商概率预期，并将借款人违约情况并入债务协商集合。3.2政府隐性担保对债权利率的影响。对于国有企业或城投融资债权利率的研究，需要从地方政府、企业自身两方面着手。对多种控制变量产生的影响进行分析，才能有效得出政府隐性担保，在国有企业债权利率确定中所起到的作用。当前国有企业或城投公司的债券融资，主要存在以下几方面基本变量：(citybondrate：城投债券利率；im_uarautee：政府隐性担保；invest_c：融资投资项目；macro_c：宏观经济运行状况)。政府隐性担保对融资债权利率的影响，主要取决于地方政府财政状况、GDP值，在宏观经济形势良好的情况下，东部地区国有企业发行债券，能够在政府隐性担保下获得更低的债权利率。而中西部地区国有企业或城投公司的债券融资，则更多受到企业资金状况、企业信用评级、债券资金投向等控制变量的影响，水利系统、交通运输系统、电力资源供应等投资建设的偿债能力，决定着贷款人是否开展投资、是否降低企业融资的债权利率。3.3政府隐性担保对风险溢价的影响。此外政府隐性担保，还会对贷款人投资活动的风险溢价产生影响。从股权融资方面来看，国有企业由于有政府对其融资活动进行隐性担保，相比于非国有企业的借贷成功率更高、债权利率更低，债券融资风险相对而言也更小。本文选取2018年wind数据库中城投公司的融资数据，作为国有企业融资风险溢价的研究样本，共取得1200条样本进行分析。其中企业发行债券产生风险溢价的计算方法为：(1)某一时间段内国债收益率，减去债券票面利率，可得风险溢价01。(2)国有企业债券收益率，减去债券月末最后一天的到期收益率，可得风险溢价02。利用第一种算法得出的债券风险溢价均值为2.4462，最大/最小值分别为6.4507、-0.7318。第二种算法得出的债券风险溢价均值为2.0984，最大/最小值分别为6.5012、-0.6843，因此第二种算法的风险溢价更准确。而从地方政府隐性担保来看，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状况、地区GDP值，并不与贷款人债务投资产生直接关系。这使得贷款人在国有企业或城投债风险溢价的过程中，并不会关注地方政府或融资主体的经济状况，而更注重对地方政府信用等级，以及国有企业历史违约状况、资金流动比率的考察。从而可以得出，政府信用等级越高、企业资金流动比率越大，越表明借贷融资主体的信誉良好，且融资项目资金运转正常、债务违约风险更低，越有可能获得贷款人较低的风险溢价。

4政府隐性担保对借贷人债务违约风险的影响

在借贷人债务违约风险的探讨中，本文主要着重于城投公司基础设施项目的资金募集，分析水利系统、交通运输系统、电力资源供应等投资活动，所存在的债务违约风险，以及政府隐性担保对债务违约风险的作用。首先，比较东部、中西部地区城投融资的项目建设差异，相比于中西部地区而言，东部地区政府隐性担保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这表明地区政府隐性担保，能够降低城投公司的债务违约风险，减少债券融资的债权利率成本。而中西部地区政府的隐性担保，由于其存在的信用等级较低，因此不能对国有企业募集资金利率、债务违约风险产生影响。其次，针对交通运输系统、水利系统、电力资源供应系统等投资活动，在融资债务规模不断增加情况下，即使存在政府隐性担保，国有企业或城投债务的违约风险也会迅速上升。但若该城投建设项目有着较为乐观的未来预期、较高的资金流动比率，则也能够减小过度融资而带来的债务违约风险，并降低贷款平台对债券融资的利率要求。所以只有在国际经济贸易宏观环境稳定的情况下，政府隐性担保有助于债务违约风险的降低，但最根本要保证对国有企业或城投公司信用、融资规模、资金流动比率等的控制，才能有效降低由于不稳定因素而产生的债务违约风险，维持融资债权利率在较低的水平，从而切实保障信贷投资主体的贷款利益。

5结语

政府隐性担保作为一种经济干预行为，其主要在于保护国有企业的融资与项目建设，防止企业由于经营不善而出现债务违约、破产的情况。在这一国有企业投融资财务保护的背景下，地方政府应根据区域经济发展状况，适当增加基础设施建设的融资金额，并逐渐推动国有企业隐性担保的显性化、合同化，强化国有企业或城投公司信用等级、资金流动比率的控制，以改善投资者对债券违约项目的风险预期，降低企业融资时贷款人提出的债券利率，最终实现国有企业融资、资金投向开展过程中债券收益—风险的可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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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马理,娄田田.定向降准与商业银行行为选择[J].金融研究,2015(9).

隐性债务范文篇9

关键词：债务危机金融危机财政政策顺周期性

20世纪90年代拉美国家的金融市场动荡不安，不仅与开放资本项目、汇率制度以及利用外资的许多失误有关，而且其中的财政因素却不容忽视。维护金融稳定和金融安全是我国“十一五”规划的重要课题。在完善金融监管，防范金融风险的同时，也需要控制财政风险对金融稳定的不利影响。通过分析拉美国家金融动荡的财政原因，可以为我国协调财政与金融改革提供一些有益的借鉴。

一、20世纪80年代应对“债务危机”的财政调整

20世纪80年代债务危机爆发后，拉美国家经济稳定计划中财政调整缺陷为以后金融危机的爆发制造了制度性障碍。以名义汇率锚为核心的稳定计划，因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缺乏协调导致了实际汇率高估和投机资本流入。由于过度依赖工资和价格的指数化，而缺乏紧缩性财政政策的配合，很多稳定计划以失败而告终。基于政治成本的考虑，80年代拉美国家没有实施基础性的财政改革，主要依赖“快速解决”财政收支矛盾的政策措施。

第一、注重短期内的财政收支调整。在财政收入上，扩大应急性税收和收费项目，强制推行储蓄计划或公共债务工具转换；在财政支出上，全面削减非法定性支出项目，通过金融工程运作延期支付公共债务利息。

第二、削减政府投资和社会支出。与东亚国家相比，拉美国家大量缩减政府投资使该地区基础设施投资严重不足，为经济增长潜力带来了负面影响。削减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等社会支出造成90年代社会领域“欠账”过多，尤其社会保障领域积累了大量隐性负债。

第三、政府不能坚守承诺的财政赤字目标和在国际资本市场的“倒账”行为导致政府在国内外的信誉下降。国有金融机构的“准财政”经营活动累积了隐性债务，同时因放松了银行业监管，金融危机爆发时拯救金融机构的财政成本被放大。

二、20世纪90年代拉美国家金融动荡的财政原因

20世纪90年代拉美国家财政失衡的状况有所改善。然而，在全球化的冲击下，拉美经济抵御金融危机的能力并没有增强。墨西哥（1994—1995）、厄瓜多尔（1999）、巴西（1999和2002）、阿根廷（2001）和乌拉圭（2002）接连发生金融危机。90年代拉美国家财政领域与金融不稳定有关的问题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财政政策具有高度的“顺周期性”。按照凯恩斯主义理论，财政政策应该“逆风向行事”。然而，大多数拉美国家的财政政策往往“顺风向行事”，具有很强的“顺周期”性，即经济高涨时，政府扩大支出并减税，而经济衰退时却实施紧缩性的财政政策。这种“顺周期”财政政策与贸易条件、资本流动和全球利率波动的不利影响互相叠加，结果导致宏观经济更加不稳定，削弱了抵御外部冲击的免疫力。

第二、公共债务的增加与偿还加剧了财政政策的“顺周期性”。在经济增长恢复、贸易条件改善和资本流入增加时，拉美国家的公共债务普遍迅速上升。当经济衰退时，由于政府资金筹措能力受限，偿还债务的压力却放大了调整财政支出的幅度，结果加剧了财政政策的“顺周期”性。经验研究表明：拉美国家产出缺口缩小1%，初级盈余占GDP将提高0.04%，而在工业化国家将提高0.87%[1]。

第三、外债管理存在缺陷。由于国际资本市场融资条件比较严格，并且国内资本市场发展的不完善以及政策的可靠性问题，都促使拉美国家经常发行以外币计价的短期外债。当使用“汇率锚”稳定币值时，若实际汇率高估，则会低估外债负担率。例如，2002年阿根廷公共债务占GDP的比例增加了65%，其中绝大部分是由于汇率贬值造成的。

第四、公共部门积累了大量隐性债务和或有债务。种类繁多的隐性债务和或有债务是拉美国家共有的财政问题。这些大量的隐性债务和或有债务是财政风险的来源之一，是影响拉美金融稳定的潜在不利因素。据IMF估计，若按照隐性债务和或有债务占GDP的比重来衡量政府所增加的债务负担，墨西哥（1995—1997）为19%，阿根廷（1999—2002）为14.5%，巴西（1996—2000）为8.5%[2]。

第五、较窄的税基削弱了财政的可持续性，使政府的偿债能力受限。在90年代中期，拉美将近一半的国家政府税收收入占GDP的比重都少于14%，仅90年代后期才略有上升。除了政府收入占GDP的比例较低外，部分国家财政收入过度依赖初级产品出口，导致政府收入的稳定性较差，影响了财政的可持续性和政府的偿债能力。

第六、财政支出刚性压缩了政府面临金融危机时调整财政政策的空间。财政支出刚性不仅削弱了分配的效率和支出的灵活性，而且也限制了政府宏观经济调控能力。根据对拉美国家支出刚性程度的估计，各国差异较大，巴西和哥伦比亚在80%左右。

第七、财政支出质量下降使财政的发展职能弱化。由于税基较窄和财政支出刚性，在面临财政支出压力时，政府主要压缩基础设施投资。忽视公共部门的资本积累损害了长期的经济增长，同时也削弱了政府的偿债能力。此外，拉美国家大量的社会支出被用来补贴社会保障，使贫困人口受益较大的基础教育和预防性医疗的社会支出所占比例很小。

第八、政府间的财政关系没有理顺，处理金融风险时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难以协调。拉美部分国家的分权化改革却削弱了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在巴西和阿根廷尤为严重。1999年巴西议会讨论财政改革时，因米纳斯吉拉斯州长宣布停止偿还联邦政府的债务，却引发了巴西的金融动荡。

第九、预算外支出使财政风险增大。在一些拉美国家，财政统计数据的不完整和财政账户缺乏透明度掩盖了预算外支出，导致政府不能及时掌握实际债务状况。这些债务主要包括中央银行的经营损失、对国有金融机构的财政支持、偿还税收优惠欠款和国有企业私有化之前的债务。另外，90年代初期社会保障改革以后，由于一些国家养老保险包含了政府为个人退休账户或最低退休金支付部分金额，造成财政成本上升。

隐性债务范文篇10

（一）商业银行的资本结构。商业银行的资本结构，是指商业银行的债务资本与权益资本之间的比例关系。不同于一般工商企业，商业银行以货币资金为经营对象，并以吸收存款、发放贷款、支付结算为主要业务，但这并不是导致其“天然高杠杆”的根本原因。（二）商业银行资本结构的特殊性。1.政府提供的“隐性担保”。由于商业银行在市场中扮演着金融中介的角色，起到合理配置金融资源的作用，因此为了保障其经营稳定性，政府为其经营业务提供了充分保障。在2015年《存款保险条例》出台以前，商业银行的存款和其他债务风险主要由政府一方承担，这虽然对商业银行的业务扩张未直接提供资金支持，但却形成了一种表外资本，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商业银行的资本结构。2.监管方对资本充足度的要求。虽然商业银行承担着调配资金、提高资金流动性和利用率的任务，但其本质是企业。当有限责任制度和政府“隐性担保”并存时，商业银行天然地具有过度负债的倾向，以实现股东回报最大化。为了限制其过度冒险行为，监管方制定了基于风险的审慎资本要求规定，直接限制了商业银行的资本结构安排。由于商业银行资本结构不仅直接影响了其融资方式和融资成本，继而影响到其经营绩效，而且通过高杠杆经营的特点和社会信贷中介的重要地位，作用于金融市场的安全与实体经济的稳定，因此对商业银行资本结构进行分析十分重要。

二、基于MM理论的商业银行资本结构分析

（一）MM理论。1958年，莫迪利亚尼和米勒提出了著名的MM理论。该理论认为，在一个不存在破产成本和税收的“完美资本市场”中，公司的价值与其资本结构无关。而放松MM理论的假定，引入税收制度后，债务利息的税盾作用，使得调整资本结构以增加公司价值成为可能：公司全部资本中的债务资本占比越高，就有越多债务利息能在企业当期税前经营所得中扣除，税收负担降低，企业价值得以增加。进一步放松“完美资本市场”的假定，引入破产成本，在税收与破产成本并存的情况下，若公司加大财务杠杆，财务风险的提高，将使债权人和股东要求公司增加对其的风险报酬支付，从而对公司价值产生负面作用。此时，公司将权衡债务利息税盾的正面效应和破产成本的负面效应，调整资本结构至最优，以使公司价值达到最大化。（二）基于MM理论的商业银行资本结构分析。1.“隐性担保”由于商业银行具有特殊的市场地位，为确保正常发挥“金融中介”的职能，政府对其业务风险提供了“隐性担保”。所以，在应用MM理论对商业银行资本结构决定进行分析时，需要对“隐性担保”加以考虑。图1：政府提供的“隐性担保”价值如果政府对商业银行的存款和其他负债提供了完全担保，那么即使破产，商业银行也无需支付任何破产成本，商业银行价值将不会被高杠杆所引起的财务危机成本所影响。所以，为了追逐股东财富最大化的目标，享受债务利息税盾对公司价值带来的正面效应，商业银行将倾向于以高债务资本比率展开经营，其价值随资产负债率（D/A）的变动趋势如图1中曲线Vf所示。而如果政府不再提供“隐性担保”，由监管方向商业银行收取完全公平定价的存款保险费用，则意味着商业银行需自身承担全部经营风险和破产成本，其价值随资本结构的变动如图1中曲线V所示。政府提供的“隐性担保”的价值，则可由两条曲线之间的差额(Vf-V)表示。图2：“隐性担保”的价值变化图2描述了“隐性担保”与存款保险制度并存时，商业银行的价值将如何随其资本结构安排而变化，这是一种更贴近现实的情况。2.存款保险制度存款保险制度，是指由监管方向商业银行收取存款保险费用，并仅在限额内对其存款偿付提供担保。可以看出，建立存款保险制度是为了限制商业银行采取过度冒险的资本结构安排，使其承担一定的自身经营风险和存款偿付责任。这样政府就不再为商业银行提供完全担保，商业银行价值中由政府“隐性担保”所体现的部分也被抹去一些。由此可知，存款保险费用和政府对商业银行提供“隐性担保”的程度，将共同影响商业银行的资本结构决定，进而影响商业银行的价值。如果存款保险费用的定价完全等同于政府“隐性担保”的价值，则意味着商业银行须自行承担所有经营所面临的风险，无论是否参保，商业银行都不会再获得政府的“隐性担保”，这会打击银行参保的积极性。所以，监管方对存款保险的定价会使参保银行的价值大于未参保银行，政府依然对参保银行提供了一部分“隐性担保”，而这部分担保，在商业银行采取过于冒险的资本结构时不仅会被撤销，甚至会变成处罚。从图2可看出，在债务资本比例适量时，参与存款保险的商业银行价值曲线VI+R，位于Vf与V之间。VI+R与Vf之间的距离，表示商业银行支付的存款保险费用；VI+R与V之间的距离，即为政府继续向参保银行提供低于完全担保水平的“隐性担保”价值。而当财务杠杆过高时，监管方将对过度冒险经营的参保商业银行实施惩罚。高额的监管干预成本，则会使其价值跌落到未参保银行的价值曲线V以下。从图2还可看出，参保银行的最大价值为V**，高于未参保银行的最大价值V*，而参保银行的最优资产负债率却比未参保银行低。说明存款保险制度和监管干预一起发挥作用，在促使商业银行资本结构变得更为稳健的同时，提升了商业银行的价值。

三、基于资本充足率要求的商业银行资本结构分析

有了存款保险基金和政府担保的兜底，社会公众的信心虽得以增强，但也削弱了存款者作为债权人对于商业银行经营行为进行监督与制约的积极性，商业银行将倾向于加大财务杠杆从事风险收益更高的业务。这样，其自身资本可能仍不足以吸收经营风险和不可预期的损失，一旦商业银行陷入危机，政府和存款保险基金的救助成本也会较高。所以，为了弥补对商业银行的监督，使其更加注重稳健经营的目标，监管方对商业银行提出了资本充足率方面的要求。可以说，对资本充足度的强制要求，能根本上解决股东、存款人和担保机构（政府和存款保险基金管理机构）之间存在的问题。它是商业银行对不会进行过度冒险行为所作出的保证。为了与银行资本和风险监管的国际标准———《巴塞尔协议Ⅲ》实现接轨，我国于2012年6月颁布了《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试行）》（以下简称新办法）。《新办法》以《巴塞尔协议Ⅲ》为基础并结合我国商业银行实际情况进行了调整，规定了商业银行各级资本的内容，以及资本充足率的计算方法和监管要求，并自2013年1月1日起施行。（一）资本充足率。资本充足率，是指商业银行的各级资本减去相应扣除数后占风险加权资产的比例。根据《新办法》，商业银行总资本包括核心一级资本、其他一级资本和二级资本。其中，核心一级资本包括：实收资本或普通股、资本公积、盈余公积、一般风险准备、未分配利润、少数股东资本可计入部分。其他一级资本和二级资本，也称为附属资本，其内容较为繁杂，主要包括一些符合要求的一般性准备金和混合性债务/股权工具，它们对债务的偿付力度不及核心一级资本。商业银行风险加权资产，则是对银行的资产加以分类，根据不同类别资产的风险性质，确定不同的风险系数（风险系数越大，权重越大）。以这种风险系数为权重求得的资产，包括信用风险加权资产、市场风险加权资产和操作风险加权资产。可见，与一般意义上的资本结构相比，资本充足率衡量了商业银行经营的稳健程度，反映了银行是否有足够的资本覆盖风险敞口，吸收经营过程中不可预见的损失，是监管当局抑制银行风险、保证银行清偿能力的重要工具。（二）基于资本充足率要求的商业银行资本结构分析。新资本管理规定第二十三条规定：商业银行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不得低于5%（第二十四条还规定了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需满足额外2.5%的储备资本），一级资本充足率不得低于6%，资本充足率不得低于8%。以国有五大商业银行的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为例（见图3），在实行新资本管理规定后的三年期间，五家商业银行的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都稳定在10%左右并呈稳定上升的趋势。说明对商业银行资本充足度的要求确实有助于保证商业银行经营的稳健性，促进商业银行提升风险管理能力。核心一级资本是商业银行总资本的最主要来源，是满足资本充足度监管要求的重要保障。所以，保障核心一级资本的来源和获取能力，是商业银行合规稳定经营的基础。从核心一级资本包含的内容可看出，它主要来源于办法规定的商业银行股东权益的可计入部分，所以扩大股本和提高留存收益，就成为商业银行维持并提高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的主要途径。从图4可看出，增发新股并不属于五大银行核心资本增长的主要来源，其在核心一级资本中的相对比例连续三年下降。而以盈余公积和未分配利润之和表示的留存收益及其在核心资本中所占比率连年稳定上升。可见，增加内源资本是其扩张资本的最主要方式。内源资本增长率是重要的银行股本财务管理工具，它等于银行的净资产收益率与留存收益比率的乘积：g=ROE×RR==PM×AU×EM×RR。其中，g为内源资本增长率，ROE为净资产收益率；RR为留存收益率，反映了银行的分红政策；PM为营业利润率，用于衡量盈利能力；AU为资产利用率，用于衡量运营效率；EM为权益乘数，用于反映资本结构。

四、维持较高内源资本增长率的措施

（一）有效管理利差，创新盈利渠道，增加业务收入。由于存贷利息差是银行收入的主要来源，所以首先需要加强利率风险的规避和控制，保证稳定的利率差，才能维持主营业务的盈利能力，提高净资产收益率。在我国银行中，手续费、佣金等非利息收入虽然不是盈利的重要动力，有时甚至创造了负盈利，但类比国际上能通过非利息收入业务创造良好盈利的大型银行，如花旗银行。我国银行可以加大产品创新及推广力度，加强特色业务发展，提高差异化服务能力，不断研发与推广，增加非利息收入，拓宽盈利渠道。（二）控制经营成本，提高管理效率。我国的国有商业银行体制为国有商业银行创造了先天的市场优势地位，外部政策带来的好处使其成本水平相对偏低。然而，抛开规模和人才优势，国有商业银行内部的成本管理方式则较为粗放。银行内部各部门主要追求各自业务指标的达成，而未从银行整体考虑投入与产出之间的关系。随着政府对利率市场化的逐步推进，国有商业银行应及时认清外部形势变化，在愈加激烈的竞争环境中，以市场为导向，增加能为客户创造价值的业务的投入，优化职能部门设置，减少冗余。同时，加大对信息技术的利用，建立合理的激励和约束机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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