养老保障制度范文10篇

养老保障制度范文篇1

关键词：养老保障制度；老龄化；家庭养老

目前，我国国民经济已经实现跨越式提升，但是在经济发展新时期下，人口老龄化问题日益严重，随之而来的是农村养老保障问题所造成的挑战。截至2020年，我国农村总人数中有23.8%为60周岁以上的老年人口，相比于城市老年人口占比多出8%。据相关部门统计，至2035年，该比例将上升超过37个百分点，届时农村老年人口比例将比城镇约多出13%，并预测今后30年内我国农村人口老龄化程度将居高不下，农村老龄化问题将持续发展。社会保障制度是国家设计的一项通过国家收入再分配来维护社会公平与正义、促进社会和谐的基本制度，而养老保障制度作为其最重要的一项内容，存在的意义不容忽视。此项制度正是旨在缓解广大群众养老压力、解决国民养老困境。养老保障制度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前提要素，也是发展国民经济必不可少的重要保障。然而迄今为止，我国农村养老保障制度依然在诸多方面存在短板，所以探究我国养老保障制度中存在的问题并进行优化路径探索，是当前的关键任务。

一、我国农村养老保障面临的困境

（一）法律法规不健全。首先，在政策法规方面，农村养老保障制度体系亟待健全。现今所施行的相关政策多以指导条例、会议通知等方式下达至区域政府，社会保障政策的制定、落实环节皆缺乏稳定性与规范性。其次，国家补贴相关法律制度尚未建立健全，无法从根本上保障村民养老权益。法律制度是政策落实的根本保障，尤其对于农村养老保障而言更为重要。不仅如此，由于无法可依，不同区域政府有关养老保障工作的决策与落实工作未能统一标准，极易导致养老保险政策落实过程出现责任推诿或临时变更现象，对我国农村养老保障事业的有序推进造成极大困扰。我国农村养老保险相关政策的主要依据，源自民政部门制定的《我国社会养老保险基本方案》（以下简称《基本方案》）和国务院转发民政部门制定的《关于进一步做好我国社会养老保险工作意见的通知》两个不具法律性的文件，而此类文件并不具备法律效力，无法保证相关规章政策的权威性。并且随着社会城市化、现代化发展进程的深入，相关机制已经难以满足我国农村居民对于养老保障的需求，更加无法契合城乡二元化发展格局的法律保障诉求，导致农村养老保险体系陷入发展困境。

（二）农村家庭养老模式难以为继。现代化、工业化使家庭功能由原来的集中型向分散型转变，传统的几世同堂的生活正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首先，因为农作物升值空间小，且生活压力加大，乡村适龄青年不断涌入城市寻求就业机会，导致农村空巢老人与日俱增，家庭养老的功能衰退，老年人缺乏精神慰藉和生活照料。其次，农民工在城市化过程中所感受到的外界环境的变化，使孝敬父母、赡养老人的传统观念遇到前所未有的挑战，分散了家庭的凝聚力。最后，生活节奏的加快、竞争压力的增大，使大多数年轻人疲于应付工作的挑战和社会的压力，无暇顾及老年人的生活，更疏于对老年人的照顾，并且年轻人新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难以得到老年人的认同，代际矛盾加深，双方难以共处一堂。“养儿防老”的家庭养老模式难以为继。

（三）资金筹集与基金管理方式存在问题。农村养老保险基金的筹集主要由村民自主缴费，集体和国家仅给予辅助与政策扶持，这就意味着，村民现在缴纳的养老保险金与晚年的生活质量相挂钩。农村居民受“养儿防老”观念的影响，对养老保险需求水平较低，但是考虑到社会发展、生活质量的提升以及投保人进入老年时期的社会背景，现在缴纳低档次的保险金，养老保险可能就无法发挥出作用。甚至有少数干部利用职权和公款为自己投保，甚至牟取私利，严重影响了村民投保积极性和养老保险基金的筹集。在我国，大部分地方政府都具有使用、管理与征缴养老保险的权力，但并未设立健全的风险控制与监督管理体系，极易导致内部发生贪腐谋利现象，甚至使养老保险基金被挪用，难以切实保障广大群众的根本利益。另外，为了保证基金的收益性，其并未选择回报与风险高的投资渠道，而是基于金融机构存储或购买国家财政相关高利率债券获得收益。但是在基金投资途径单一、专家指导匮乏的现状之下，资金增值、保值成为一大难题。倘若市场经济不稳定或央行调整利率，养老保险基金甚至无法实现保值，先前所宣传的高增长率更将无从谈起。

（四）农村居民参保观念有待加强。政府旨在为老年农村居民提供基本生活保障，推出了新型农村养老保险。保险费用由个人、组织、政府共同承担。但是这项保险制度从试点到推广，运行时间较短，许多村民对其保障效果及参与方式不甚了解，因此参保意识淡薄。即使有村民参保，他们也大多选择低档缴费，所以相应的养老金也并不足以负担其基本生活，保障力度不强，使得大多数农村居民对养老保险持观望态度。并且长期以来“多子多福”“养儿防老”的传统思想观念影响了数代中国人，他们对家庭的重视程度大于一切，认为人从出生、成长乃至死亡都与家庭相伴，家庭保障老年人的晚年生活是义不容辞的。在家庭中，孩子不仅是家族延续传承的见证，还是父母为了保障自己晚年生活安稳的一种投资，许多农村家庭依然延续传统守旧观念，认为“养儿防老”才是最为可靠的老年生活保障途径。因此，相较于参与新型农村养老保险这一新生事物，村民更愿意接受“养儿防老”思想下的家庭养老。

二、我国养老保障制度问题原因分析

（一）政府责任的缺位。新农保相关制度规定，国家、集体以及个人共同承担养老保险费用。然而，由于多种因素的综合影响，区域政府并未将农村养老保险制度视为执政体系的重要内容，在职能履行方面存在缺位情况。我国自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正式开始深化改革的征程，经济发展成为区域政府的执政工作核心，但是其却未重视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健全。目前，我国人口老龄化弊端逐渐凸显，有关农村养老保障的相关政务法规也逐渐受到国家政府的重点关注。然而迄今为止，所施行的养老保障制度依然建立在30年前出台的《基本方案》制度基础上。显然，相关制度已然难以满足现今农村居民对于养老保障的制度诉求。因此，政府应当将养老保障制度改革作为执政工作的重要内容，尽快建立健全符合当代农村居民养老保障需求的制度体系。

（二）现行户籍和土地制度的制约。目前，中国所实行的户籍制度具有划分户口地域与管理迁移人口的双重功能。制度之所以形成，主要是为了满足社会发展需求，保障社会稳定有序运作。但是在城市化建设进程中，人口由农村向城市迁移时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现行户籍制度的限制，由此导致城市与农村发展难以脱离地域桎梏，前往城市就业的农民也会受到户籍制度的约束。与此同时，现行户籍以及土地制度也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城市与农村养老保障事业的有序发展。土地作为广大农民赖以生存的唯一保障，其一生都在依靠土地来维持衣食住行等基本生活。其往往认为只要有了土地，他们就会有生活保障，自然就不会去了解和购买农村养老保险，也不会去渴求政府给予社会保障。由于农民都拥有土地，政府也认为土地能够养老，所以不再那么关注农民的利益，忽视农村养老保障体系的建设。

（三）村民观念落后。迄今为止依然有许多农村居民秉持着中国传统养老观念，对新鲜事物存有抵触心态，认为“养儿”是“防老”的唯一途径。所以，许多村民难以认可新生的农村养老保障政策。国家在1996年正式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中明确强调，老年人的晚年生活义务应当由其子女承担。因此，在相关法律制度的出台以及传统养老观念的综合影响下，多数村民依然对农村养老保险持观望态度。就农村养老现状而言，家庭养老依然是多数老人选择的主要方式，养老保险覆盖率低。

三、我国农村养老保障服务改革路径

家庭养老是农村养老保障制度的主体，然而在城市化进程中，经济与社会结构发生变迁，其保障功能在弱化，因此有必要将农村养老保险制度作为着力点，协同个人、社会组织以及政府构建基于多元主体的社会保障制度体系。

（一）健全相关法律法规制度。政策制度落实过程中，法律将作为执政体系最根本的保障。对于政府而言，养老保障是公共服务的重要内容，政府应当基于相关法律体系的建立健全，对养老基金的管理、流向、筹集予以全面的监管，保证养老保险的规范性。目前，农村养老保险制度依然面临着政策朝令夕改、养老金数额不足、制度难以落实等困境。因此，必须发挥政府的制度主导作用，促进保险基金增值、保值，推动养老保险制度的全面施行与可持续发展，同时切实保障相关政策的稳定性与可行性，以维护农村居民的权利不受损害。将有关农村养老保障的法律体系进一步细分，明确界定政府责任，划分基金管理流程，确保责任到人。同时，就立法层面而言，应当做好针对城市务工的农民群体而设立的城镇职工养老保险衔接工作，打破以往区域不可转移的僵化机制。将社保相关法律定位为高层次立法级别，提升相关法律制度的权威性与公信力。深入健全现行社保相关政策及其制度体系，立足于民众实际需求予以改进完善，对阻碍养老保障事业发展的规定予以删除，从法律角度增加社保制度的严肃性。

（二）逐步健全农村社会养老机构，完善各项养老服务设施。近年来出现越来越多的留守老人，仅靠经济补贴难以满足老年人的需要，其在精神陪伴与日常照料方面需求更甚。采用集体活动方式的福利院、养老院往往会有专人照顾，可以更好满足养老需求。养老机构的建设资金可从集体积累基金和政府补贴资金中支出，其运营过程采取多层次、多形式的收费方式。对于有供养能力并且有养老保险金的老人可以采取市场化收费方式；对于特殊困难、没有养老保险金的老人，可由当地政府组织从其集体补贴和政府补贴中扣除，或在征得老人同意后，由政府和群众监控，对老人财产作价，支付养老所需费用。

（三）合理规划养老金筹集渠道，提高养老金管理效益。解决资金短缺的问题是构建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机制的首要难题，因此必须要确保养老保险基金的筹集与管理工作有序化、规范化。1、资金筹集。现阶段，个人、集体与国家是养老保险基金筹集工作的关键承担主体。因此，为了筹集更多资金，需要三方通力合作：第一，村民缴纳是养老资金筹集的主要部分，要保证每次养老保险金的交纳，必须提升农民的供款能力。首先，农民收入多样化。农民可以利用农闲时间进城打零工，或者发展农副品，延长产业链，增加农作物价值；其次，村民建立个人账户。村民定期向自己的个人账户存入资金，用于养老。第二，集体加大辅助力度。乡镇企业为工作的村民缴纳一定比例的社会保障金，减轻村民经济负担。第三，国家有义务为社会保障提供助力。首先，国家应该减免农业个税，减轻村民的税负负担和从土地中得到收益的难度；其次，国家还可以从财政中拨付款项，给予村民补助。2、基金的运行与保值增值。在我国，政府部门是使用、监管、筹集养老保险基金的唯一主体，这不利于外界的监督。因此，政府应在统一规划和宏观指导下，将基本养老保险基金、职业年金、企业年金以及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等进行统一管理，对养老保险金的征缴、管理和使用应分属不同部门进行管理，提升基金管理的规模效应，发挥养老保险基金整合使用的效率；现在农村养老保险基金是以县为单位统一管理运营，但这样既增加因过度分散管理形成的不合理的管理费用和挪用基金的风险，又因为物价涨幅高于利率，使得养老保险基金“缩水”。因此，地市级政府部门应建立合理的基金运行制度，对养老保险基金进行统一管理，实现养老保险基金保值增值的目的。

（四）加强新农保宣传，提高村民参保积极性。从政府方面而言，相关执政管理层应当树立正确的养老保险观念，深入解读国家相关政策内涵，认识到社会保障与经济建设两者间的紧密联系。要推动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必须要以村民根本福祉为本，全面推行养老保险制度。与此同时，应当积极拓展多元农保宣传路径，向广大农村居民普及养老保险的内容和积极价值。利用村委员会所设置的宣传墙、广播台等，具体介绍养老保险的购买门槛、缴费须知以及支付途径等内容，并基于实证举例的形式，向居民宣传社保所能够带来的实惠与利好之处。可以选择区域内养老保险落实成果较佳的村落，组织村民派出调研代表展开实地走访，同时加强区域间的联系与沟通，让受益的村民自己说出社保的优势与保障，增强说服力，让村民没有后顾之忧，放心地接受和参加养老保险。综上，近年来人口老龄化问题在农村区域逐渐凸显，各地居民对于养老保障制度体系的需求日益强烈。在此背景下，国家政府、社会以及大众逐渐将关注点转移至老年人的养老问题方面。立足于以传统家庭养老为本的社会背景下，建立健全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可显著缓解农村老年人养老负担，从法律层面切实保障农村老年人的养老问题，从而确保广大村民得以安享晚年生活。

主要参考文献：

［1］张凯.中国农村养老保障制度的优化路径探索［J］.产业与科技论坛，2016（21）.

［2］赵强社.农村养老：困境分析、模式选择与策略构想［J］.中国公共政策评论，2016（02）.

养老保障制度范文篇2

一、基本情况和特点

20*年底，全区有在册渔业总人口15412人（区统计部门统计数为12235人），占渔农业人口数的7%，有19个渔业村（队）各分布在8个乡镇（街道），拥有在册耕地695亩（区统计部门统计数为898.82亩）。在渔业人口中，16周岁到60周岁的有10657人（区统计部门统计的劳动力数为4871），占总人口的69.15%；60周岁以上的有2793人，占总人口的18.12%；船只股东人数为822人；渔业村下海打工人数为1324人；打工妇女人数为1893人。

（一）我区涉渔行政区域广，情况比较复杂。在全区渔业村（队）中，没耕地、在凭票供粮时期所有群众都吃全返销粮的有7个村1个队，分别是干览的西码头村、金塘的黄泥坎村、先锋村、沥港渔业队（渔民分散居住在沥港村、平倭村、观前村和外小岙村，统一由沥港渔业资产管理委员会管理）、木渔村、小沙的毛峙村、原峙岙塘渔业村（现在的峙岙塘村还合并了几个农业村，且已有部分农民参加了被征地农民基本养老保障）、盐仓的螺渔村；有少量旱地（具体见表一）、在凭票供粮时期渔业后方人员吃半返销粮的有10个村1个渔业队，分别是白泉的浪西村、长白的白马村、云龙村、北禅的新港社区（三个渔村，钓门、钓山、黄沙）、海峰村、金塘的长沙村、岑港的马南村、马北村和长白的蛟龙村蛟龙渔业队。长白的蛟龙行政村包括蛟龙村、里蛟村与外蛟村，里蛟和外蛟都是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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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塘的西侯村、干览的胜丰村虽然有部分人员从事船只作业，但每户家庭都分有耕地，并且从没吃过返销粮，目前有部分人员已经参加被征地农民基本养老保障。这些村的第一生产资料是耕地，村民从事海洋捕捞是利用了靠海的优势。盐仓街道平岩村的情况非常特殊，村民虽然户口性质上属于农民，但没有耕地，曾经也吃返销粮，且以撑运输船为生（全村约有76人）。

（二）渔民角色逐步转变，后方渔民及家属的生活和工作受影响。随着渔业生产经营体制改革、转产转业政策的实施和海洋渔业资源逐渐衰退，渔船所有权归船东所有，捕捞渔船数量减少，转产转业人员增加，已有过半捕捞渔民上岸选择其它职业。据统计，20*年从事海上作业的人数只占渔业劳动力总数的20.14%，占男性劳动力的40.22%（见表二）。而在80年代末，基本上所有的男性劳动力都从事海洋捕捞作业。

渔村妇女纷纷走出家门寻找工作，增加家庭收入。稳定就业妇女人数相比总劳动力人数和劳动年龄妇女人数，所占比例虽不太高（见表二），但相比以前多数人赋闲在家的情况，有明显增加。表中统计的是基本稳定就业的妇女人数，实际上，大部分劳动年龄妇女都曾打过短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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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捕捞作业效益下降，部分渔民收入减少，家庭间贫富差距大。近几年，受油价等因素的影响，海洋作业尤其是捕捞作业成本大幅增加，效益减少，甚至出现亏本现象。虽然政府给予了柴油补助，但成本仍然高。为避免亏本，从20*起部分渔船停止捕捞，这些渔民暂时都赋闲在家。因此，20*年捕鱼家庭的经济收入并未提高，甚至出现负增长。

转产转业的渔民中大部分人进厂打工或做小生意，收入基本与农民相当，有的甚至低于农民，这使没有任何生产资料、一切生活所需全靠购买的渔民家庭经济压力逐渐增大。渔村家庭之间收入差距较大。替渔船股东打工，年收入一般在2万元左右，而股东的收入在8、9万元以上，企业主则更高。高收入者虽然只占少数，然而正是他们大幅提升了整个村的人均年收入。

（四）老年人主要依靠子女养老。目前的老年渔民有一部分是在渔业生产经营体制转变前就退养了，体制转变时所分到的为数不多的安置费早就用完。有一部分老年渔民曾经成为船主的雇工，但受文化水平限制，没专业技术证书，因此工资并不高。且渔民大都性格豪放、花钱大方，现今物价又高，养老费积累不多，因此，基本生活主要靠子女保障。

（五）“奖保金”普惠制享受，其他保障覆盖面不广。自舟山市普建社区，所有渔村也划归社区，凡渔农村社区60周岁以上老年居民都能享受“奖保金”，今年发放标准为每人每月42元。“奖保金”虽然远远不能满足生活所需，但这是群众眼中的第一个“农村社会养老保障”。

此前，部分渔民虽然参加了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但并未按月享受养老金。据不完全统计，到目前为止，渔民参加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且还保留参保关系的约还有300人，但都没领取养老金。即使今后有人会选择领取养老金，保障水平也非常低，一般月领取额在50元以下。

此外，个别有一定经济实力的行政村定期给老年人发放生活费。如沥港渔业队每户老年家庭每月能领到160元，木渔村老年人每月能领到30元。

二、基层对建立渔民养老保障制度的建议

在调研中就保障范围对象、保障方式、保障水平、个人费用承担能力等重点问题，采用征求基层组织意见、召开小型渔民代表座谈会及个别走访的方式，了解群众对上述问题的看法。群众的看法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

（一）保障对象定性要准，保障范围相对广泛。渔民养老保障制度能否顺利实施，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保障范围和对象的界定。对渔民的定性不能局限于是否从事过海洋捕捞作业。他们认为，后方渔民和渔村妇女都是为前方渔民服务的，前方渔民失海了，后方渔民和渔村妇女同时随之失海了。相反，农民即使曾长时间从事过海洋捕捞，转产转业后失海，也不是真正意义的“失海”。因此，渔民养老保障的范围应该是具有渔业村（队）户籍的所有人员。

（二）缴费水平要合理，对象不同要区别。老年人本来就主要依靠子女养老，应像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障一样，可以免缴费用按月领取养老金。年轻的参保对象，可以适当缴些保障费，这样今后的养老金能高一些，但每月缴费以不超过100元比较合理。可以根据参保人员年龄大小和个人经济实力不同，设置分档的缴费和享受标准。

（三）确定适当保障水平，建立养老金调整机制。渔民普遍认为，他们生活在农村，消费水平总体比城区低，因此，保障水平可以比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待遇低，但不能低于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障水平。也有部分调研对象认为，老年人的保障水平可以比照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缴费人员的保障水平可以确定在每月享受200元至300元之间。同时，希望政府建立养老金调整机制，能像“奖保金”调整一样，每年有所递增。

（四）渔民养老保障政策出台后，希望不要取消“奖保金”。

三、市政府拟将制定的渔民养老保障政策框架

自20*年下半年以来，市职能部门前后多次形成渔民养老保障实施意见讨论稿。现将最近一稿（简称《实施意见》）所表述的渔民养老保障政策框架作简要报告。

（一）参保范围和对象

《实施意见》拟允许参保的范围和对象主要为前方渔民。具体参保对象分为两类：

1、具有本市渔、农村户籍，未参加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从事海洋捕捞、海水养殖和2001年10月1日以后双转的渔民；

2、已从捕捞、养殖岗位上退下来且在本实施意见实施时已年满60周岁（女55周岁）的老年渔民。

（二）缴费办法

养老保障金由渔民、渔船生产单位和统筹地人民政府共同筹集，参保对象必须以缴费方式参保。

第一类参保对象，以当年市最低月工资标准确定缴费基数，按缴费基数的20%缴纳保障费，其中对于文明守法参保渔民个人缴费比例暂定为12%，其余8%由渔船生产单位统筹解决，缴纳年限满15年及以上。参保人员在达到60周岁（女55周岁）时缴费年限不足规定缴费年限的，可一次性缴满不足年限的养老保障费，缴费基数以缴费时当年市最低月工资标准确定，缴费比例仍为20%。

第二类参保对象，可以采取一次性缴清保障费的方式参保。《实施意见》将老年渔民缴费标准按照不同年龄设置了不同档次。55周岁的老年渔民一次性缴纳5150元，56周岁的一次性缴纳4920元，如此类推，每大1岁就少缴230元，直至74周岁的只需缴纳780元。而75周岁以上老年渔民的缴费标准都为500元。

（三）待遇享受

第一类参保人员在男年满60周岁、女年满55周岁后，且养老保障缴费年限满15年及以上，就可以按月享受养老保障待遇。养老保障待遇由基础养老金和个人账户养老金组成。个人账户按参保人员缴纳的缴费基数的8%建立。

基础养老金月标准，以上年度全省在岗职工月平均工资和本人指数化月平均缴费工资的平均值为基数，缴费每满1年发给1%，再乘以缴费系数。如去年全省在岗职工月平均工资为2050元，本人指数化月平均缴费工资定为700元，假设该参保人员的缴费年限为15年，则（2050+700）÷2×15%×（20%/26%）=158.65元。个人账户养老金为本人个人账户累计储存额除以本人领取养老保障待遇年龄相对应的计发月数。按缴费年限15年和市最低月工资700元计算，享受年龄为55周岁的参保人员的个人账户养老金为：700元×8%×12个月×15年÷170=59.29元；享受年龄为60周岁的参保人员的个人账户养老金为：700元×8%×12个月×15年÷139=72.52元。两金合计,女到55周岁享受时每月可领取养老金约217.94元，男到60周岁享受时每月可领取养老金约231.17元。

参保人员享受的养老保障待遇中已包含以奖代保的定额奖励（即“奖保金”），以奖代保定额奖励不再另行发放。

而第二类参保对象即老年渔民在参保后即可按月领取统一的养老保障补助金，暂定为每月120元。

（四）风险准备金调节机制

《实施意见》要求统筹地人民政府建立风险准备金调节机制，根据本地区渔民实际参保人数和市最低月工资标准，按照2%—6%的比例筹集风险准备金，以应对高峰期间的支付风险。

四、建立渔民养老保障制度的建议

2001年10月以来,渔民转产转业加剧，近年来海岸线又不断被征用，使渔民大量“失海”，生活受到较大影响，特别是对于上了一定年纪的渔民来说，“失海”就意味着失去生活依靠，他们迫切要求政府尽快建立相关保障制度。

（一）合理确定渔民养老保障的适用范围

90年代之前，农村还分渔业户口和农业户口，后来逐渐演变成只分农业户口和“非农”户口。在舟山的捕鱼人，既有渔村人员，又有农村人员，也有城镇人员，还有外来人员。为此我们认为，渔民应该是指在80年代以船只（不仅仅为渔船）为第一生产资料，以海上捕捞作业为主要村级经济来源，基本上没有土地等其他生产资料，村民主要吃国家返销粮的渔业村（队）所辖人员及后代。渔民养老保障制度适用的范围和对象是具有本区渔村户籍，未参加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年满16周岁及以上的人员。

（二）选择个人缴费的养老保障模式

建立渔民养老保障制度，首先要坚持可持续的原则。建立政府、集体和个人三方合理筹资机制是保障渔民养老保障制度有效持续运行的基础和前提。强化个人缴费责任，建立三方筹资机制，既是各地普遍认同的做法，也可提高养老保障的水平，且能减少政府财政压力。在个人缴费的方式上，可根据保障对象的不同而加以区分。对于老年渔民，可考虑一次性缴费；对于年纪较轻的参保人员，可采用不低于规定缴费基数的一定缴费比例，缴纳个人应承担的社会保障费用；对于“4050”类参保人员，可允许参保人员自由选择是否一次性缴费。缴费方式按参保人员的年龄不同加以区分，有利于就业年龄段的参保人员，在实现就业后转为参加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从而提高保障层次。

（三）选择“双低”定位

“双低”即低标准缴费参保，低标准享受。建立渔民养老保障制度，必须重视个人缴费的承受能力，以提高参保率。实行个人缴费的渔民养老保障制度，在实施中是否欢迎，取决于个人缴费的承受能力和投资回报率。与城镇企业职工相比，渔民的劳动收入及就业稳定性较低；与城镇居民相比，渔民的生活支出相对较低。因此“双低”定位符合渔村的客观实际。此外，渔民养老保障水平的定位还应兼顾与失土农民养老保障的平衡和协调，避免两个保障制度的待遇差异过大。

（四）做好与其他养老保障制度的衔接

建立现代的养老保障制度，不论何种类型都需要政府财政的较大投入，每个享受人员领取的养老保障金中都有政府财政投入的资金，因此，在处理渔民养老保障与其他类型的养老保障关系时，应当遵循只能“选择一种”保障类型享受的原则（不含原农村养老保险）。新的渔民养老保障制度应该允许参保人员将曾参加过农村养老保险的这部份人员进行关系转移，通过采取农村养老保险的保险金转移或平移到渔民养老保障中的办法，使一人“两险”并为一人“一险”，这既有利于减少渔民的个人缴费压力，也方便了参保渔民，同时可降低社保管理成本。此外，“奖保金”同样具有养老保障的特性，可以将“奖保金”与参保渔民所享受的保障金合并。

养老保障制度范文篇3

一、基本情况和特点

20*年底，全区有在册渔业总人口15412人（区统计部门统计数为12235人），占渔农业人口数的7%，有19个渔业村（队）各分布在8个乡镇（街道），拥有在册耕地695亩（区统计部门统计数为898.82亩）。在渔业人口中，16周岁到60周岁的有10657人（区统计部门统计的劳动力数为4871），占总人口的69.15%；60周岁以上的有2793人，占总人口的18.12%；船只股东人数为822人；渔业村下海打工人数为1324人；打工妇女人数为1893人。

（一）我区涉渔行政区域广，情况比较复杂。在全区渔业村（队）中，没耕地、在凭票供粮时期所有群众都吃全返销粮的有7个村1个队，分别是干览的西码头村、金塘的黄泥坎村、先锋村、沥港渔业队（渔民分散居住在沥港村、平倭村、观前村和外小岙村，统一由沥港渔业资产管理委员会管理）、木渔村、小沙的毛峙村、原峙岙塘渔业村（现在的峙岙塘村还合并了几个农业村，且已有部分农民参加了被征地农民基本养老保障）、盐仓的螺渔村；有少量旱地（具体见表一）、在凭票供粮时期渔业后方人员吃半返销粮的有10个村1个渔业队，分别是白泉的浪西村、长白的白马村、云龙村、北禅的新港社区（三个渔村，钓门、钓山、黄沙）、海峰村、金塘的长沙村、岑港的马南村、马北村和长白的蛟龙村蛟龙渔业队。长白的蛟龙行政村包括蛟龙村、里蛟村与外蛟村，里蛟和外蛟都是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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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塘的西侯村、干览的胜丰村虽然有部分人员从事船只作业，但每户家庭都分有耕地，并且从没吃过返销粮，目前有部分人员已经参加被征地农民基本养老保障。这些村的第一生产资料是耕地，村民从事海洋捕捞是利用了靠海的优势。盐仓街道平岩村的情况非常特殊，村民虽然户口性质上属于农民，但没有耕地，曾经也吃返销粮，且以撑运输船为生（全村约有76人）。

（二）渔民角色逐步转变，后方渔民及家属的生活和工作受影响。随着渔业生产经营体制改革、转产转业政策的实施和海洋渔业资源逐渐衰退，渔船所有权归船东所有，捕捞渔船数量减少，转产转业人员增加，已有过半捕捞渔民上岸选择其它职业。据统计，20*年从事海上作业的人数只占渔业劳动力总数的20.14%，占男性劳动力的40.22%（见表二）。而在80年代末，基本上所有的男性劳动力都从事海洋捕捞作业。

渔村妇女纷纷走出家门寻找工作，增加家庭收入。稳定就业妇女人数相比总劳动力人数和劳动年龄妇女人数，所占比例虽不太高（见表二），但相比以前多数人赋闲在家的情况，有明显增加。表中统计的是基本稳定就业的妇女人数，实际上，大部分劳动年龄妇女都曾打过短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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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捕捞作业效益下降，部分渔民收入减少，家庭间贫富差距大。近几年，受油价等因素的影响，海洋作业尤其是捕捞作业成本大幅增加，效益减少，甚至出现亏本现象。虽然政府给予了柴油补助，但成本仍然高。为避免亏本，从20*起部分渔船停止捕捞，这些渔民暂时都赋闲在家。因此，20*年捕鱼家庭的经济收入并未提高，甚至出现负增长。

转产转业的渔民中大部分人进厂打工或做小生意，收入基本与农民相当，有的甚至低于农民，这使没有任何生产资料、一切生活所需全靠购买的渔民家庭经济压力逐渐增大。渔村家庭之间收入差距较大。替渔船股东打工，年收入一般在2万元左右，而股东的收入在8、9万元以上，企业主则更高。高收入者虽然只占少数，然而正是他们大幅提升了整个村的人均年收入。

（四）老年人主要依靠子女养老。目前的老年渔民有一部分是在渔业生产经营体制转变前就退养了，体制转变时所分到的为数不多的安置费早就用完。有一部分老年渔民曾经成为船主的雇工，但受文化水平限制，没专业技术证书，因此工资并不高。且渔民大都性格豪放、花钱大方，现今物价又高，养老费积累不多，因此，基本生活主要靠子女保障。

（五）“奖保金”普惠制享受，其他保障覆盖面不广。自舟山市普建社区，所有渔村也划归社区，凡渔农村社区60周岁以上老年居民都能享受“奖保金”，今年发放标准为每人每月42元。“奖保金”虽然远远不能满足生活所需，但这是群众眼中的第一个“农村社会养老保障”。

此前，部分渔民虽然参加了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但并未按月享受养老金。据不完全统计，到目前为止，渔民参加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且还保留参保关系的约还有300人，但都没领取养老金。即使今后有人会选择领取养老金，保障水平也非常低，一般月领取额在50元以下。

此外，个别有一定经济实力的行政村定期给老年人发放生活费。如沥港渔业队每户老年家庭每月能领到160元，木渔村老年人每月能领到30元。

二、基层对建立渔民养老保障制度的建议

在调研中就保障范围对象、保障方式、保障水平、个人费用承担能力等重点问题，采用征求基层组织意见、召开小型渔民代表座谈会及个别走访的方式，了解群众对上述问题的看法。群众的看法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

（一）保障对象定性要准，保障范围相对广泛。渔民养老保障制度能否顺利实施，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保障范围和对象的界定。对渔民的定性不能局限于是否从事过海洋捕捞作业。他们认为，后方渔民和渔村妇女都是为前方渔民服务的，前方渔民失海了，后方渔民和渔村妇女同时随之失海了。相反，农民即使曾长时间从事过海洋捕捞，转产转业后失海，也不是真正意义的“失海”。因此，渔民养老保障的范围应该是具有渔业村（队）户籍的所有人员。

（二）缴费水平要合理，对象不同要区别。老年人本来就主要依靠子女养老，应像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障一样，可以免缴费用按月领取养老金。年轻的参保对象，可以适当缴些保障费，这样今后的养老金能高一些，但每月缴费以不超过100元比较合理。可以根据参保人员年龄大小和个人经济实力不同，设置分档的缴费和享受标准。

（三）确定适当保障水平，建立养老金调整机制。渔民普遍认为，他们生活在农村，消费水平总体比城区低，因此，保障水平可以比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待遇低，但不能低于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障水平。也有部分调研对象认为，老年人的保障水平可以比照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缴费人员的保障水平可以确定在每月享受200元至300元之间。同时，希望政府建立养老金调整机制，能像“奖保金”调整一样，每年有所递增。

（四）渔民养老保障政策出台后，希望不要取消“奖保金”。

三、市政府拟将制定的渔民养老保障政策框架

自20*年下半年以来，市职能部门前后多次形成渔民养老保障实施意见讨论稿。现将最近一稿（简称《实施意见》）所表述的渔民养老保障政策框架作简要报告。

（一）参保范围和对象

《实施意见》拟允许参保的范围和对象主要为前方渔民。具体参保对象分为两类：

1、具有本市渔、农村户籍，未参加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从事海洋捕捞、海水养殖和2001年10月1日以后双转的渔民；

2、已从捕捞、养殖岗位上退下来且在本实施意见实施时已年满60周岁（女55周岁）的老年渔民。

（二）缴费办法

养老保障金由渔民、渔船生产单位和统筹地人民政府共同筹集，参保对象必须以缴费方式参保。

第一类参保对象，以当年市最低月工资标准确定缴费基数，按缴费基数的20%缴纳保障费，其中对于文明守法参保渔民个人缴费比例暂定为12%，其余8%由渔船生产单位统筹解决，缴纳年限满15年及以上。参保人员在达到60周岁（女55周岁）时缴费年限不足规定缴费年限的，可一次性缴满不足年限的养老保障费，缴费基数以缴费时当年市最低月工资标准确定，缴费比例仍为20%。

第二类参保对象，可以采取一次性缴清保障费的方式参保。《实施意见》将老年渔民缴费标准按照不同年龄设置了不同档次。55周岁的老年渔民一次性缴纳5150元，56周岁的一次性缴纳4920元，如此类推，每大1岁就少缴230元，直至74周岁的只需缴纳780元。而75周岁以上老年渔民的缴费标准都为500元。

（三）待遇享受

第一类参保人员在男年满60周岁、女年满55周岁后，且养老保障缴费年限满15年及以上，就可以按月享受养老保障待遇。养老保障待遇由基础养老金和个人账户养老金组成。个人账户按参保人员缴纳的缴费基数的8%建立。

基础养老金月标准，以上年度全省在岗职工月平均工资和本人指数化月平均缴费工资的平均值为基数，缴费每满1年发给1%，再乘以缴费系数。如去年全省在岗职工月平均工资为2050元，本人指数化月平均缴费工资定为700元，假设该参保人员的缴费年限为15年，则（2050+700）÷2×15%×（20%/26%）=158.65元。个人账户养老金为本人个人账户累计储存额除以本人领取养老保障待遇年龄相对应的计发月数。按缴费年限15年和市最低月工资700元计算，享受年龄为55周岁的参保人员的个人账户养老金为：700元×8%×12个月×15年÷170=59.29元；享受年龄为60周岁的参保人员的个人账户养老金为：700元×8%×12个月×15年÷139=72.52元。两金合计,女到55周岁享受时每月可领取养老金约217.94元，男到60周岁享受时每月可领取养老金约231.17元。

参保人员享受的养老保障待遇中已包含以奖代保的定额奖励（即“奖保金”），以奖代保定额奖励不再另行发放。

而第二类参保对象即老年渔民在参保后即可按月领取统一的养老保障补助金，暂定为每月120元。

（四）风险准备金调节机制

《实施意见》要求统筹地人民政府建立风险准备金调节机制，根据本地区渔民实际参保人数和市最低月工资标准，按照2%—6%的比例筹集风险准备金，以应对高峰期间的支付风险。

四、建立渔民养老保障制度的建议

2001年10月以来,渔民转产转业加剧，近年来海岸线又不断被征用，使渔民大量“失海”，生活受到较大影响，特别是对于上了一定年纪的渔民来说，“失海”就意味着失去生活依靠，他们迫切要求政府尽快建立相关保障制度。

（一）合理确定渔民养老保障的适用范围

90年代之前，农村还分渔业户口和农业户口，后来逐渐演变成只分农业户口和“非农”户口。在舟山的捕鱼人，既有渔村人员，又有农村人员，也有城镇人员，还有外来人员。为此我们认为，渔民应该是指在80年代以船只（不仅仅为渔船）为第一生产资料，以海上捕捞作业为主要村级经济来源，基本上没有土地等其他生产资料，村民主要吃国家返销粮的渔业村（队）所辖人员及后代。渔民养老保障制度适用的范围和对象是具有本区渔村户籍，未参加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年满16周岁及以上的人员。

（二）选择个人缴费的养老保障模式

建立渔民养老保障制度，首先要坚持可持续的原则。建立政府、集体和个人三方合理筹资机制是保障渔民养老保障制度有效持续运行的基础和前提。强化个人缴费责任，建立三方筹资机制，既是各地普遍认同的做法，也可提高养老保障的水平，且能减少政府财政压力。在个人缴费的方式上，可根据保障对象的不同而加以区分。对于老年渔民，可考虑一次性缴费；对于年纪较轻的参保人员，可采用不低于规定缴费基数的一定缴费比例，缴纳个人应承担的社会保障费用；对于“4050”类参保人员，可允许参保人员自由选择是否一次性缴费。缴费方式按参保人员的年龄不同加以区分，有利于就业年龄段的参保人员，在实现就业后转为参加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从而提高保障层次。

（三）选择“双低”定位

“双低”即低标准缴费参保，低标准享受。建立渔民养老保障制度，必须重视个人缴费的承受能力，以提高参保率。实行个人缴费的渔民养老保障制度，在实施中是否欢迎，取决于个人缴费的承受能力和投资回报率。与城镇企业职工相比，渔民的劳动收入及就业稳定性较低；与城镇居民相比，渔民的生活支出相对较低。因此“双低”定位符合渔村的客观实际。此外，渔民养老保障水平的定位还应兼顾与失土农民养老保障的平衡和协调，避免两个保障制度的待遇差异过大。

（四）做好与其他养老保障制度的衔接

建立现代的养老保障制度，不论何种类型都需要政府财政的较大投入，每个享受人员领取的养老保障金中都有政府财政投入的资金，因此，在处理渔民养老保障与其他类型的养老保障关系时，应当遵循只能“选择一种”保障类型享受的原则（不含原农村养老保险）。新的渔民养老保障制度应该允许参保人员将曾参加过农村养老保险的这部份人员进行关系转移，通过采取农村养老保险的保险金转移或平移到渔民养老保障中的办法，使一人“两险”并为一人“一险”，这既有利于减少渔民的个人缴费压力，也方便了参保渔民，同时可降低社保管理成本。此外，“奖保金”同样具有养老保障的特性，可以将“奖保金”与参保渔民所享受的保障金合并。

养老保障制度范文篇4

关键词：事业单位改革养老保障制度创新

目前，机关事业单位仍然执行传统的离退休制度，离退休费由财政或者单位负担，而农村基本以家庭养老为主，还没有形成一个普遍性的社会养老制度，这种传统的社会养老保障模式，在合法性与合理性上无疑都有所失当。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获悉，2008年，养老保险省级统筹加快推进，全国有17个省份实现了省级统筹。根据国家事业单位改革要求，必须实现传统的养老保障模式到现代养老保障模式的转型，因此，实现以人为本养老保障模式的制度创新显得尤为重要。

一、实行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

逐步做实个人账户向部分积累制过渡，是符合我国现阶段实际的最优选择，“一般来说，现收现付和基金积累适当结合应该是最优的体系”，“部分基金积累可能是使保险收入在长期内实现最大化的最优办法”。在付出成本尽可能小的情况下做实个人账户，有三个有效途径。

1、分类实施。在推进东北等老工业基地社会保障试点的基础上，对于养老保险基金结余较大、地方财政实力强且不需要中央财政补助的经济发达地区，可以先行一步，鼓励这些地区做实个人账户，尽早形成可运营的基金积累。其他地区逐步渐次推进。

2、逐步做实。一是在全面做实个人账户之前，可先将社会统筹基金和个人账户基金在管理制度上“统、账”分开。企业缴费全部纳入社会统筹部分，个人账户规模统一为本人缴费工资的8%。个人账户基金的多少，取决于个人缴费额和个人账户基金收益。个人账户只能用于参保人员养老，不能提前支取。参保人跨地区流动可以转移养老保险关系和个人账户储存额，参保人员死亡，个人账户基金可以继承，从而为做实个人账户奠定基础。二是对需要各级财政补助的地区，根据基金承受能力，采取从5%左右起步、逐步做实的办法稳妥实施，补助资金由中央和地方财政共同负担。三是锁定“空账”，现时起步。对已经形成的个人账户空账运行部分不再弥补做实，锁定本金，仍然按照老办法记载名义利息，在本人退休时通过养老金发放逐年偿还。

3、梯次推进。已经做实的个人账户资金形成了积淀，如果把这部分资金用好用活，可以有效解决做实账户的近期财政压力问题。就全国而言，做实个人账户的资金压力主要在中央财政。由于中央财政对第一批做实账户地区的财政补助资金已经进入了预算盘子，不再成为新增支出压力。个人账户做实后形成的基金除一部分投入资本市场运营外，大部分仍然以储蓄存款形式存在。这样，国家可以发行社会保障专项国债，特许个人账户基金购买，再用专项国债资金继续支持对第二批做实账户地区所需要的补助资金，并依次逐年滚动。据测算，仅首批做实个人账户的辽宁省就已经形成了80多亿元的基金积累。个人账户基金支出具有分散的特点，为把国债逐步分摊到各年的财政预算中消化创造了条件，一般不存在偿付风险。只要灵活调度基金，既可以分散当期资金压力，又达到了实现“名义账户”向“实体基金账户”转变的目的。

二、改革养老金计发办法，强化激励和约束机制

1、改变个人账户养老金按固定的退休人员平均余命。目前，我国退休人员平均年龄与人均预期寿命之间相差17年，这意味着绝大多数退休人员个人账户养老金都要从统筹基金透支。随着生活保健水平提高，人的寿命还将延长，透支现象愈加严重，而且制度本身也起着刺激提前退休的作用。这次改革实行个人账户养老金发放标准由个人账户基金额除以本人计发月数所得。国家统一制定退休年龄与预期寿命相关的“个人账户养老金计发月数表”，退休年龄越小，计发月数越多，反之亦然。这样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扼制透支和提前退休的倾向。

2、改革基础养老金按固定比例发放的办法，注重体现激励机制。原办法规定个人缴费累计满15年，就可以领到职工平均工资20%的基础养老金。缴费年限与基础养老金水平脱节，多缴费不能多得，不仅影响人们的缴费积极性，而且在制度上留下达到最低年限就中断缴费、逃避义务的漏洞。基础养老金的基数由当地职工平均工资和本人指数化平均工资的平均值决定，前者体现了社会公平，后者体现了个人的收入水平差别及缴费贡献，从而把公平和效率有机结合起来。

3、妥善解决新旧办法的过渡问题。对“中人”(《国务院关于建立统一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实施前参加工作、本决定实施后退休的参保人员属于“中人”)在发给基础养老金和个人账户养老金的同时，再发给过渡性养老金。决定过渡性养老金的标准的因素为职工平均工资、本人平均缴费工资指数、个人在建立养老保险个人账户之前的视同缴费年限(工龄)以及过渡系数。设立计发办法改革过渡期，通过5年左右的时间实现新老办法平稳衔接。

三、建立科学的养老金增长机制

1、适时推迟退休年龄，控制养老金支出总量过快增长。退休年龄大小与养老金支出总量增长成正比，与人均增长水平成反比。我国现行偏低的退休年龄规定已不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状况、人口平均预期寿命和社会保障制度模式转轨的需要，特别是受利益驱动和企业调整改组影响使得许多职工选择提前退休。应当首先用10年时间将中国职工退休年龄延迟到男65岁，女60岁，接近于世界职工正常退休年龄的平均水平。其次，将从事特殊工种和因病提前退休政策改变为企业内部退养政策。少数特殊工种职工因职业原因或者因疾病不能继续工作，可以提前退出工作岗位，由企业按规定发放生活费并继续缴纳社会保险费，把提前“退养”与领取养老金分开，待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时再进入领取养老金的行列。

2、保持合理的替代率。养老保险的替代率是评价养老金增长水平是否合理的重要指标，具体是指退休人员得到的养老金相当于在职职工工资的比率。如何使替代率达到一个合理水平，应当把握以下几点。一是替代率的确定要以当地的一般生活水平为参照系。二是根据不同地区职工收入的差别，替代率应确定在一个区间内，而不是单一指标。退休人员与在职职工相比，减少了个人所得税、各项社会保障费、劳动力教育培训费用以及法定抚养义务等开支，但同时又增加了医疗保健费用的支出。综合收支变化和劳动贡献的因素，把全国替代率区间定为60-70%是比较可行的。收入水平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地区应控制在60%左右，收入水平相当或者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地区应控制在70%左右。三是使用计算替代率的基数指标应当统一为“在职职工平均工资”，减少不确定因素对替代率的影响。

3、养老金增长要考虑物价增长和工资增长的综合因素。过去养老金增长主要与在职职工工资增长挂钩，这样虽然能够直接参与社会经济发展成果的分配，但却造成养老金支出的巨大压力，而且形成了收入攀比机制。工资是与经济效益相联系的，养老金与工资增长挂钩，显然不利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养老金增长应主要考虑依据消费价格指数的变化而调整，同时兼顾职工工资增长因素，适度分享社会进步的成果。特别对于退休时期早、养老金水平相对较低人员在调整养老金水平时应给予适当倾斜。

四、建立健全企业年金制度和个人养老储蓄计划

多层次的养老保险模式是我国养老保险制度模式的重要特点，也是事业单位养老模式改革的主要目标。

1、积极发展企业年金制度。企业年金制度是指企业及其职工在依法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基础上，自愿筹资建立的补充养老保险制度。我国企业年金制度采取自愿原则，建立企业年金的企业一般应具备三个条件:参加基本养老保险并按时足额缴费;经济效益状况良好，具有一定的经济负担能力;建立了企业福利集体协商机制，有健全的民主管理制度。建立企业年金可以考虑将目前由企业承担的各种统筹外项目归并到年金之中并形成制度，既解决了这个困扰企业多年的难题，又使得退休人员不至于因企业管理经营制度变化而影响既得利益。企业年金实行完全积累，采用个人账户方式进行管理。企业年金实行缴费确定型模式，具体的缴费方式可以有多种组合。可以由企业和职工共同承担，也可以由企业全部承担，分担比例通过协商确定。

2、建立个人养老储蓄计划。这项储蓄计划应与一般储蓄不同。一是限额定期。养老储蓄作为基本养老金的补充，额度不能过大，一般可按当期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水平的1/3或1/2，乘以10年的总额为上限。这项储蓄应为长期存款，一般在退休时或退休前死亡时才可以支取本息。二是给予减免利息税优惠，提前支取则不能享受这个优惠。三是参加人员应属于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员并履行缴费义务，采取自愿加入原则。养老储蓄计划一方面作为养老金的补充形式增强了劳动者自我保障能力，另一方面又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长期稳定的资金来源，也是世界各国养老保险改革的重要举措。公务员之家:

3、逐步提高养老保险的统筹层次。我国人口众多，地区发展不平衡，目前还不具备完全实行全国统筹的条件和基础。应立足当前，着眼长远，逐步提高养老保险统筹层次。第一步要推进养老保险省级统筹。争取在短时间内，在一省范围内，实现养老保险基金统一征缴、统一管理、统一调度。把养老保险企业缴费比例和计发办法一致起来。设立调剂金，加强省级基金在区域内横向调度使用的力度。对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实行省级垂直管理，防止在养老保险政策上各行其是。对养老保险个人账户基金进行统一运营，保证基金安全。同时注意落实地方政府的责任，实行定额补助，自求平衡，确保发放的机制，避免形成依赖倾向。第二步要向基础养老金全国统筹过渡。用10或更长一些时间，实现基础养老金全国统筹，在更大的范围内体现养老保险的公平性，但是全国统筹不等于一个标准，应当根据各地收入水平和消费价格水平的差距，执行若干个区域标准。

【参考文献】

[1]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国际合作司和国际劳工与信息研究所:世界劳动保障[M].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01.

[2]孙炳耀:当代英国瑞典社会保障制度[M].法律出版社，2000.

[3]和春雷:社会保障制度的国际比较[M].法律出版社，2000.

养老保障制度范文篇5

国外关于养老保障制度对子女教育投入的研究多为实证研究，主要以无限期界模型和世代交叠模型以及内生经济增长模型为基础，研究不同养老保险制度模式对家庭教育投入影响。绝大多数学者认为，利他主义假设下现收现付制养老保险制度可以增加家庭教育投入，促进人力资本积累，基金制养老保障则没有这一功能。Zhang(1995)利用内生经济增长模型分析了社会保障与生育率之间的关系，发现现收现付制社会保障模式能显著降低生育率。孩子的数量和质量之间具有替代性质，因此,生育率的降低就会伴随对现有子女教育投入的增加,但是基金制对生育率基本没有影响，因此不能影响单个子女获得的教育投资。Kaganovich和Zilcha（1999）分析了政府税收和补贴行为下，养老保障水平的提高会使家庭增加对子女人力资本投资，政府给予家庭的补贴也会使家庭教育支出增加。Kemnitz和Wigger(2000)将人力资本积累及家庭教育投入的外部性纳入到分析中，认为养老保险体系实际上是政府纠正市场失灵的政策手段，可以促进人力资本水平达到最优，而基金制与没有养老保险的自由放任经济一样都会造成人力资本积累的不足。认为,养老金体现代际交换功能，在子女未来的福利状况是由其自身人力资本水平决定的前提下，父母的效用函数由当期自身消费情况和子女当期的人力资本回报来决定，因此,养老金可以看作是子女对父母教育培养投资的回报，父母对子女教育投入越高，子女收入及缴纳的养老保险费用也相应提高，父母的养老保障水平也会提高，因此，会激励父母增加对孩子的教育投入。国内关于农村养老保障制度对家庭教育影响研究较少。主要有以下结论：我国一直实施二元社会保障制度，农村养老保障制度的缺失产生家庭教育投资的不平等，造成了城乡之间健康、教育方面的不平等，使城乡差距越来越大（田永坡、和川、于月芳，2006，王晓春、崔彩云，2009）在农村建立社会养老保障制度，会削弱农村传统的养儿防老保障观念，降低农村的生育率，由于孩子数量和质量之间存在替代关系，就会提高农村居民对子女教育投入，提高农村人口人力资本水平，因此，应该建立城乡统筹社会保障制度。国内外相关文献的研究都说明，养老保障与家庭人力资本投资之间有着非常重要的联系，但是，国外的文化背景、养老保障制度设计与保障水平等与我国有很大差异，因此，国外的研究结论未必适用于我国。我国目前理论界从社会保障角度探讨农村家庭子女教育投资的研究尚属少数，且多是作者主观态度的表达，缺少有效数据的论证，本文试图从养老保障制度对生育率及家庭收入两个方面对农村家庭教育投入的影响进行分析。

二、农村养老保障制度对家庭教育投资影响分析

（一）养老保障制度通过生育率影响家庭教育投资

我国现在实行的养老保障制度虽然是统账结合制度，但是由于个人账户一直在空账运行，本质上就是现收现付制度。如本文文献综述所述，诸多学者采用两期或者三期世代交叠模型的分析已经充分证明现收现付养老保障制度能够降低生育率。在我国农村也被证明存在这样的情况（龚六堂，2006；申曙光、龙朝阳等，2008）。长期以来，我国农村居民养老主要依靠土地保障与家庭保障，普遍存在“养儿防老”的传统心态。父母在年轻时会选择增加子女人力资本数量的投资，年老后父母会得到子女精神与物质的照料，代际间转移基本是双向平等的。因此，无社会化养老保障制度下，农村一直保持较高的生育率和对男孩子的生育偏好。但是，在存在养老保障制度经济模式下，父母在年轻的时候需要缴纳社会养老保险费，老年时可以获得养老保障，对子女的经济依赖减轻。我国农村家庭中父母利他主义情况较为普遍，近年来子女的养老功能正在日渐弱化“，啃老”的情况却日益普遍，代际间流动出现不平衡。农村父母不仅在孩子年轻时要承担抚养义务，在子女成年后还得帮忙抚养第三代，子女的投入与回报的不平衡使很多家庭降低数量。养老保障制度带来的这种外部性，使家庭倾向于减少子女生育率。贝克尔(G.S.Becker，1981)家庭经济理论认为，孩子的数量和质量存在替代关系，在家庭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生育率的降低必然会提升家庭对质量需求。我国农村家庭是否也存在子女数量与子女质量的替代呢？鉴于数据来源的全面性和有效性，本文选取历年统计年鉴中“农村居民家庭生活消费支出”中”文教娱乐用品及服务”这项数据来代表农村家庭对子女的“教育投资”，观察生育率对家庭教育投入影响。首先按照东、中、西部为标准在全国随机选取九个地区进行研究。农村家庭人均教育投资受到家庭人均纯收入影响，人均收入越高，人均教育支出总额越高，东部地区教育投资高于中西部；教育支出占家庭总消费支出比重与生育率关系密切，两者呈现反向变动，总和生育率越高，人均教育投资越少，反之亦然。人均消费支出比例和总和生育率之间的关系。通过计算得出两者相关系数-0.82，呈现高度负相关。进一步可以证明贝克尔关于子女数量与子女质量的替代关系在我国农村是存在的。因此，养老保障制度的建立降低了我国农村生育率，提高了单个子女教育投资水平。

(二)养老保障制度通过农村家庭收入影响家庭教育投资

影响家庭教育投资的诸多因素中，家庭收入被学术界关注最多，也被证明是重要决定因素。如舒尔茨（1993）认为，低收入国家或地区的父母会因为惧怕风险或者厌恶借贷，会降低对子女的教育投入，而高收入家庭在孩子胚胎时期和婴幼儿时期便开始比贫困家庭投入更多的教育资源。

1.我国农村养老保障制度的实施可以增加农村家庭的收入，外扩农村家庭预算约束线，从而提高农村家庭的人均教育投资。从2009年推行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以来，政府对符合领取条件的参保农民全额支付基础养老金，其中，中央财政对中西部地区按中央确定的基础养老金标准给予全额补助，对东部地区给予50%的补助。截至2013年底，中央财政总计向新农保投入补助2320多亿元，如果再加上各级地方财政投入的300多亿元的缴费补贴，新农保财政投入补助已经超过了2620亿元。2013年以后，我国合并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该制度实施后国家财政对农村养老保障制度的支出在继续上升。因此，可以把农村养老保险政策的实施看做一定意义上的家庭老年补贴行为，促进农村家庭实际收入的增加。农村家庭收入增加，人均教育支出就会相应增加。

2.我国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制度采用个人账户+社会统筹基本养老金，农民个人账户当期缴费和储蓄积累决定退休后养老金收益的高低。个人缴费档次越高，将来领取养老金越多，养老金替代率就越高，养老保障越强。但是，目前我国农村现实的情况是，很多农村老人养老保险个人账户缴费资金是由子女资助的，高人力资本子女因为收入较高会为老人选择较高档次缴费，进行高积累账户储备，低人力资本子女普遍收入较低影响账户储备。这样就会形成一种示范效应，让农村居民普遍意识到随着我国农村人口结构和家庭结构的转变，子女数量不再是影响农村养老主要因素，子女的质量(受教育年限)才是影响养老的关键。很多农村老年人也会受此观念影响，增加对家庭子女早期教育投入和高等教育投入。

三、完善农村养老保障制度，促进家庭教育投资的对策建议

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和人口老龄化加速，相比较城市，农村养老保障问题更加复杂与紧迫。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农村人口老龄化比例高于城市，农村老人空巢化和隔代化趋势快于城市。农村老人占据全国老人总量的58%，比例由2000年的10.89%上升到2010年的14.98%，其中单身老人家庭和只有一对老人夫妇所占比例由2000年的10.7%和10.2%，增加到2010年的14.7%和16.1%。未来农村人口老龄化和空巢化的趋势还会加强。农村养老问题本身面临考验，如何未雨绸缪，在做好养老保障的同时促进农村家庭教育投资？

（一）提高农村养老保障水平

前面已经论证，社会化养老保障制度的实施能够增加农民总收入，有利于增加子女教育投入，养老保障制度的实施还能使农民意识到高人力资本水平子女对养老保障的重要性。但是,目前我国农村老年人领取养老金水平过低，平均每月只有70多元，对增加农村家庭收入几乎是杯水车薪,也很难形成示范效应激励老人增加子女的教育投入。因此,一方面，财政转移支付要加大对农村养老保障投入，增加贫困家庭养老救助；另一方面，加强宣传，增强农民养老保险投资意识。只有形成有效养老保障才能提高社会化养老保障制度吸引力，激励农村居民进入收入增加，更加注重家庭教育投资这样的良性循环。

（二）政府应该重视农村教育福利

养老保障制度范文篇6

关键词：农村；养老保障制度；管理体制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就是要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在农村要逐步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有条件的地方探索建立多种形式的农村养老保险制度。”老年保障是各国社会保障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而现今我国养老保障制度却呈现出明显的“二元化”结构，城乡分割的户籍管理制度人为地把大量农村人口阻隔在农村，使得农村人口养老保障形势更为严峻。

一、我国农村养老保障制度的现状

（一）农村养老保障的覆盖面小，保障水平低

我国农村养老保障的保障对象一直限于“困难的人”、“光荣的人”和“富裕的人”，农村的大多数人由于种种原因还无法享受社会保障。相关的调查显示，占人口总数20%的城镇居民，享受全国89%的社会保障，占人口80%的农村居民，仅享受到了社会11%的社会保障，在县城以下集体单位的1000多万职工和2000多万城镇个体经营者基本上得不到应有的社会保障。

（二）传统的家庭养老模式受到挑战

家庭养老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我国无论是社会制度的变迁、家庭结构的变化还是生活方式的改变中都始终保持着传统式家庭关系：父母有养育子女的责任，子女有赡养父母的责任，代代相传。大量资料调查显示，在我国需要生活上照料的老人95%以上住在家庭，他们主要靠配偶和子女照料。而改革开放后，特别是农村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其所面临的挑战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1）子女的赡养压力增大。我国的计划生育政策使独生子女家庭成为我国农村主要的家庭构成模式，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的来临，80年代后的独生子女，面临着承担四个老人的赡养义务，同时还有一至二个子女的负担。（2）劳动力流动和人口的迁移给家庭赡养带来了负面影响。随着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内地农村人口大量向经济较发达的城镇流动，这些“离土又离乡”、“进厂又进城”人员长年在外务工经商，势必影响对老人的供养。（3）随着农民观念和家庭规模的变化，传统的大家庭模式正在被核心家庭模式所取代，家庭养老的保障功能正在弱化。

（三）农村养老保障制度的管理水平较低

事实上社会保障制度的管理一直都是一项技术和管理水平要求都很高的工作，既有商业保险的技术难度，又存在着依法实施的政策难度，对管理水平的要求也很严格，按照国际上通用的做法就是管理、缴费和实施的使用三权分离，互相监督，这样才能保障养老保险基金的安全性、流动性和收益性，使保障基金的保值增值过程更加顺利，使基金的运营更加畅通；但就我国现行的农村保障基金的管理办法却是管理、缴费和实施使用三权集于一身，缺乏有效的监督管理机制，挤占、挪用、贪污、挥霍农村养老保障基金的现象时有发生。

（四）农村养老保障的现行制度和法规与农村经济的发展不协调

从现状来看，我国现行农村养老保障的制度和法规与我国农村经济的发展并不协调，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农民的养老保障制度主要是以土地为中心的正规保障。近几年来，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农民人均可耕地面积逐年减少，大量农村人口离开土地涌入城镇的原因，使得农村土地的保障功能正在不断弱化。根据中国国土资源公报，2002年全国可耕种的土地面积12593万公顷，666个县人均耕地面积在0.8亩的国际警戒线以下，而且正以平均每年300万~400万亩的数度递减。其次，新型的社区养老和商业养老保障模式仅仅在少数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和农村较富裕的家庭存在，很难推广普及。与此同时，我国老龄化的步伐正在加快，老年人比重达7.51%的农村老龄化压力更加不言而喻。面对着农村老年群体的不断扩大，老有所养的问题日益突出，已经不再与农村社会经济的发展相适应。

二、我国农村养老保障制度的改革对策

（一）建立完善的土地政策，发挥土地保障的实质性作用

由于我国农村人口众多，各地区经济发展十分不平衡的这一特殊国情，要全面建立农村的养老保障制度，就我国目前的农村经济发展水平来看，还需要很长一段时间。当前，农民的养老保障最重要的确实就是确保农民的土地保障，土地保障也是农民最基本的保障，因此，要实行最严格的土地保障政策来保护农民的土地资源——农民的“命根子”。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也正探索把土地作为一种社会保障来入股等一些新机制，如建立“纯农民”的社会养老保障制度，纯粹的农民（纯农民）是指留在农村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者，可以为其建立一个独立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障体系。原则上所有的农民都有义务参加社会养老保障，同时其养老金制度必须适合他们的特点和需要，以土地生产出来的农产品换保障的方式建立纯农民养老金制度是现实可行的。所谓“产品换保障”，是以产品换保障机构为中介，直接以指定农产品缴纳保费来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创新方法。指定农产品以粮棉油等大宗农产品为主要对象，各地区可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确定实施产品换保障的农产品。产品换保障机构是在现有国有粮食购销企业、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和其他机构基本功能不变的情况下，通过增添产品换保障功能改造而来的，其主要职能是促使农产品向货币的转换，并将转换后的货币作为建立农民社会养老保险的保险费。

（二）完善农村养老保障的监督体系

农村养老保障监督体系的建立与完善是农村养老保障制衡机制的主要组成部分，农村养老保障机构的建立是完善农村养老保障监督体系的前提与基础。农村养老保障的监管是指各有关方面对养老保障经办部门的管理过程和管理结果进行评审、鉴定，以达到养老保障政策的落实与目标的实现，确保各有关方的合法权益,提高养老保障管理效益。主要包括：（1）主要监督国家制定的各项养老保障法规、政策、规章、制度等贯彻执行情况，同时对养老保障各项基金收支、投资与管理过程进行监督等。（2）依法定期对养老保障基金的财务收支及违反财经法纪的行为进行监督，并在法定期限内向社会公布详细的审计结果，以增加透明度。（3）由参加养老保障的各方受益主体组成社会监督机构，如农民代表大会等，依法对农村养老保障的事务执行与管理过程实施全方位监督，包括有关处罚决定的执行情况，并定期（按月）将工作情况与监督结果向农民公布。

（三）实行农村养老保障的“市场化”运营

农村养老保险实行市场化运营，就是由符合规定的市场法人，按照有关法规和政策，专门组建政策性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公司，经办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业务，国家给予政策扶持和优惠政策,保险公司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及相关政策，积极开拓市场，提供优质服务，引导农民投保。可以断言，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实行市场化运作，将会充分发挥政府和市场的两个积极性，比单靠政府大包大揽，责任会更为明确，其效益也会更好，一定能使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走出一条新路来。从过去一段时期的实践和经验总结可知，走“政府定政策、市场化运营”的路子，是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本要求的，也符合我国现阶段农村社会养老实际。现阶段我们应继续鼓励和加快这项工作的进程，除了制度创新还须对农村养老保险的原则和现行政策进行适当的改革和调整，应该改变原来农村养老保险“个人缴纳为主，集体补助为辅”。国家给予政策扶持原则，必须考虑给予一定的投入（可以分步实施到位），实行与城镇养老保险一样的由“国家、集体、个人共同负担”的原则，以逐步消除或缩小城乡差别、工农差别,实现资源相对共享，体现社会公平，切实解决好农民的养老保障问题。

（四）建立严格高效的养老保障基金的筹集和管理机制

在养老保障基金的筹集上逐步建立省、市、县、地方和个人多方位一体化的筹资模式。加大各级财政扶持力度，给予一定的优惠政策，让农民看到实惠，得到实惠，才能调动农民的投保积极性。并采取个人、乡镇、县、市、省多方共同筹资的结构形式，即个人交纳一部分，乡镇、县、市、省级财政分别拿出一部分，作为补充养老保险资金，明确各方的合理筹资比例，多方筹集养老保障金。此外，在具体交纳地点方面，应采取属地原则，即按照户口所在地交纳养老保险，以便于农村流动人口养老保险的交纳和管理，对农保基金应采取县级、市级共同管理的办法。目前，辽宁省农保基金主要由县一级管理，这种管理模式容易导致地方政府干预、挪用资金、不能专款专用、损害被保险人利益的情况，造成一定的风险。为保证农保基金的专款专用，应采取至少两方共同管理的方法，如县级和市级共同管理，互相监督，定期核对、审查，确保农保基金的安全。

三、小结

我国现拥有8亿多农民，加快建立健全农村养老保障制度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有力保障。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农村的经济结构和农民生活方式都发生了改变，农村劳动力的流动与转移，农村人口老龄化与家庭小型化的趋势等，都决定了农村传统的以家庭保障为主的保障方式已难以为继。建立农村养老保障制度要与我国的实际国情相结合，要与现实的财力、物力和农村的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着眼于农村面临的实际情况和存在的问题，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在中国人口老龄高峰到来之前切实解决好农民的养老保障问题，把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全面推进到一个崭新的阶段。

参考文献：

[1]孙文基.建立和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5）.

养老保障制度范文篇7

关键词：我国；养老保障制度；对策

社会保障是国家和社会为生活面临困难的社会成员提供物质帮助以保障其基本生存条件的活动。社会保障的意义十分重大，它不仅保障群众基本生活，而且还可以促进经济发展、维护社会稳定、实现社会公平。社会保障也获得了经济运行的“减震器”、社会的“稳定器”和“安全阀”、实现社会公平的“调节器”等美誉。因此，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要“加快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保障人民基本生活”。而养老保障又是社会保障的最主要内容，养老保障制度的建设对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影响深远。

一、我国养老保障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没有建立全国统一的体系

由政府强制推行的养老保险称为基本养老保障，它是养老保障制度的主体，政府只在基本养老保障建设中发挥应有的作用。基本养老保障属于全国性公共产品，是建立全国统一市场制度的重要基础。一个国家要建立全国范围内统一的劳动力市场，促进劳动力的自由流动，首先就要实行养老保障的部级统筹，统一制度、统一规定、统一标准、统一征收和统一管理，使劳动者在流动过程中不致于中断原有的养老保障基础。但是我国现有的养老保障体系是分割、封闭的，致使劳动力无法自由流动，表现为以下三大差别：

1、城乡覆盖面的差别。2006年末，全国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人数大约是24091万人，只占全国应该参加养老保险总人数的24.3%。而在参保的人数中，城镇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人数是18649万人，占城镇应保人数的64.8%；农村参加养老保险的人数是5442万人，占农村应保人数的9.9%。城乡覆盖面的比例为18∶1，城乡养老保障覆盖面的差距巨大。

2、所有制差别。就城镇而言，机关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员工的参保率高，外资企业、私营企业以及灵活就业人员的参保率低，发展很不平衡。而且企业与机关事业单位的养老保障实行的是双轨制。机关事业单位的个人不需要交纳保险费，各种养老保障资金由国家财政承担，而企业职工要承担相当一部分保险费用，并且享受的待遇要远远低于机关事业单位人员。

3、地区差别。我国是按照属地化原则来建立基本养老保障制度的，实行的是地方统筹保障基金的方式。不同地区之间统筹比例参差不齐，以企业交付的养老费为例，河北规定为16%，北京、天津为18%，上海为25.5%。这就造成各地养老保障负担轻重不一，因而养老保障待遇也不同。东部地区的养老保障待遇普遍高于中西部地区。

这些差别导致养老保障固态化的现象：机关事业单位的员工不愿意到企业去工作，国有企业员工又不愿意到非国有单位工作，东部地区不愿意接收中西部地区转移过来的养老保险关系。其弊端是制约了劳动力的自由流动，不利于建立全国统一的市场制度。

（二）统筹层次偏低

按照国务院颁布的《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各省、市、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有权自行制定缴费率，其初衷在于保持政策的灵活性，以便各地结合实际情况因地制宜。但是，这一政策客观上造成养老保障统筹层次偏低。目前，全国只有12个省份实现和基本实现养老保险省级统筹，其他保障项目主要还是县市级统筹。资金筹集比例各地间有很大差别。养老保障资金统筹标准的不统一，违背了社会保障的互助共济、实现社会公正的原则。社会保障的基础是大数法则，即用恒定的大数来保障突发的小数。参与保障的人数越多，承受风险的能力就越强。统筹的层次越高，抵御风险的能力也越强。而且，强制推行的基本养老保障统筹层次越高，越能体现养老公正原则。尽管从全国来看，养老保障基金累积节余在不断增长，但我国三分之二以上的省区收不抵支，形成全国性的养老支付危机，没有在全国范围内实现公平、公正。

（三）资金筹措比例不恰当

企业单位的养老保障资金主要来源于企业和劳动者。其中，企业担负着筹资的大部分责任，要支付员工工资总额的20%作为员工的养老保险基金，加上其他的强制性保险项目，企业缴款达到了职工工资的28%左右。职工个人要承担工资收入的8%。实际上，企业负担了养老保险资金的72%，个人只负担了28%。如此高的企业缴费率使企业的劳动成本大幅度提高，负担增加从而严重影响企业的竞争力。与之相关的另一个问题是，养老保险基金的空账问题迟迟没有解决。我国是在1997年才开始建立企业职工的养老保险基金制度的。过去由政府和企业承担的职工养老保险由此全部移交给社保机构负责。但是，以前没有退休金积累的3000万己退休职工和在新制度建立以前参加工作的在相当长的工龄内没有养老金积累的在职老职工共欠下了约8千亿元左右的巨额养老金负债。退休老职工的养老金又不能不发，于是社保机构只能现收现付，拆东墙补西墙，致使养老保险基金空账运行。随着人口老龄化养老的来临，养老保险金支付的风险越来越大。

（四）基金的保值增值面临困难

1997年国务院《关于建立统一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明确规定“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要保证专款专用，全部用于职工养老保险。基金结余额，除预留相当于两个月的支付费用外，应全部购买国家债券和存入专户，严格禁止投入其他金融和经营性事业。”尽管2001年12月13日财政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联合了《全国社会保障基金投资管理暂行办法》，允许全国社保基金适当投资于证券、股票，其比例不得高于40%。但是，该办法中所称的全国社会保障基金是指由国有股减持划入资金及股权资产、中央财政拨入资金、经国务院批准以其他方式筹集的资金及其投资收益形成的由中央政府集中的社会保障基金，并不包括由企业和个人缴纳的社会保障基金。政策的天平偏向了社会保障基金的安全性，忽视了其收益性。而养老保障基金的增值是养老保障基金筹措的一个重要渠道。按照规定的途径，扣除通货膨胀因素，养老金无法增值。以2004年为例，该年物价上涨了3.90%，而养老基金收益率仅有3.1%，这就意味着如扣除价格因素，那么2004年我国养老基金的实际收益率为-0.8%。

二、完善我国养老保障制度的对策

（一）建立全国统一的城镇基本养老保障制度

在城镇建立全国统一的基本养老保障制度，对所有就业者实行统一规定、统一标准、统一征收和统一管理，实现全国范围内养老保障的公平，以此促进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当然，我国目前的养老保障只能是广覆盖、低水平、可持续、促发展型的，只保障居民的基本生活需要，不能像过去那样实行无所不包的“大福利”、“高福利”。建立全国统一的城镇基本养老保障制度、消除所有制差别和地区差别，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行的。可从以下几个环节着手付诸实施：

1、全国城镇所有就业人员（包括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和各种性质企业的员工）都要交纳养老保险金，个人和单位交纳的比例要统一，建立养老保障资金的个人账户，全国联网、全国流通，由劳动和社会保障部成立专门的机构统一管理。个人账号与身份证号合一，个人和单位缴纳的养老保险金全部记录到个人账户上。个人账户储存额只用于职工养老，不得提前支取。职工如果意外死亡，个人账户中的个人缴费部分可以继承。

2、个人账户全国范围内通用，职工更换工作单位时，其个人账户上全部储存额随同转移。新的工作单位只要按规定往他的个人账户里存钱就行了。员工只要拿着自己的社保卡一查就知道，单位有没有替自己交养老金，账户上总共有多少钱。

3、当职工达到法定退休条件退休时，个人账户储存额成为计算其养老金的基本依据，这有利于调动参保人员多缴费的积极性，也有利于扩大养老保险覆盖面。国家再根据当时的生活水平，由中央财政按同一个标准给全国所有退休人员以适当的补贴。退休人员持有养老保障卡，在任何地方都可以到国家社会保障机构指定的银行领取养老金。公务员之家

（二）逐步建立农村基本养老保障制度

农业是自然风险与市场风险相互交织的弱势产业。我国农业生产又以户为单位，具有相当大的分散性，农民的生产和生活风险也相对比较大，并且农村经济市场化程度越高，这种风险性就越大。农业产业的这些特点决定了农村更需要养老保障。但是目前，我国农村居民由于受耕作的土地数量限制，其收入上升的空间不大，而且由于农村人口众多，国家还没有足够的资金在农村建立和城镇一样的养老保障制度。农村的养老保障制度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只能是自成制度，不断发展完善。当务之急是针对农村贫困问题突出的现状，强化农村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建设，然后是建立强制的农村养老保险制度。所以，十七大报告指出，要完善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探索建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农村养老保障资金筹集的渠道可以有三种。一是国家的投入。比如德国政府对农民养老金项目的补贴达到项目总支出的70%。二是强制农业和农民自身积累（好比是企业和职工交纳养老金），可考虑将土地补偿费、土地使用费、农村个人和农业产业化经营所得税等收入的一部分划入农村养老保障基金，并做到专户专存。三是非农产业和城市对农村的支持。比如，西欧国家希腊和丹麦都要征收专项所得税附加，用于农村养老保障。希腊还要征收农产品的消费税，通过这个方式，城市居民支持帮助农民。

（三）改革城镇养老保障资金的筹措机制

一是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增加养老保障支出在财政总支出中的比例。制定和实施养老保障政策，促进养老公平，是政府的主要经济职能之一，这是人类文明发展的趋势。世界各国都非常重视对养老保险的投入。加拿大中央财政用于养老保障支出的比例为39%，日本为37%，澳大利亚为35%，而我国公共财政支出中养老保障支出不足15%。二是变现部分国有资产填补养老保险金缺口。在传统的计划体制下，我国一直实行“低工资、低消费、高积累”的政策。从1952～1978年，职工实际平均工资年均增长仅为0.38%，而积累率却由1952年的21.4%增至1978年的36.5%，其中许多年份甚至高达40%以上。显而易见，国有资产中相当一部分是靠老职工牺牲其消费和未来积累凝聚起来的，或者说国有资产的一部分是过去国有企业职工养老保障权益的沉淀。因此，改革过程中的转轨成本不是通过增加企业缴费来解决，只能由政府来承担。变现部分国有资产来补偿国有企业职工过去的养老保障权益也是完全合理的。三是调整企业和职工的缴费比例。针对企业负担过重的实际，可适当降低企业的缴费比例，提高职工的缴费比例。

（四）加强养老保障资金的管理，找准保值增值途径

在城镇建立全国统一的基本养老保障制度，对所有就业者实行统一规定、统一标准、统一征收，建立养老保障资金的个人账户，个人和单位缴纳的养老保险金全部记录到个人账户上，个人账户全国联网、全国流通。在此基础上，再由劳动和社会保障部成立专门的机构统一管理全国的账户基金。这样就可以有效地防范地方政府的违规风险，保证资金的安全。至于养老保障资金的保值增值，从国际实践来看，只有三种模式。一是以英美为代表的购买国债模式。美国社保制度建立70多年来，始终采取购买国债的方式，大约年利率在7%左右，2007年5月的年度报告显示，其资产已高达1.2万亿美元，全部购买了国债。英国发行的特种国债称之为“尼罗（Nilo）”，截至2005年，英国“国家保险基金（NIF）”余额为291.03亿英镑，几乎全部持有“尼罗”。二是以日、韩为代表的产业投资的东亚模式（2000年以来逐渐试探进入资本市场）。三是基本没有投资的欧洲模式（由于人口老龄化的原因，大部分欧洲国家在现收现付制下没有明显的余额积累）。鉴于产业投资模式还处于探索阶段，鲜有成功的经验（包括日本和韩国等），根据我国国情，还是采取购买国债的模式比较好，建议政府发行利率高于通货膨胀率的特种社保债券，这样既可以从制度上完全杜绝养老保障资金的风险，又能使国民分享国民经济高速发展的成果。

参考文献：

1、.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人民出版社,2007.

养老保障制度范文篇8

2.该体系的社会统筹层次还较低。早在1998年，国务院就提出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向省级统筹过渡的改革任务，然而整整十年之后，目前全国仍有19个省份尚未实现省级统筹，许多地方甚至没有实现市级统筹。这不仅反映了改革的不到位，也反映了改革没有与市场经济体制良好衔接，因为统筹层次低就降低了基本养老保险的可携带性，从而在劳动力流动性提高的情况下，使得转移就业地点的劳动者不能接续起保障关系。

3.作为该体系重要支柱的个人账户既不充实也不广泛。为了解决个人账户的空账问题，2001年开始在辽宁省，随后在吉林和黑龙江两省，先后进行了以作实个人账户为主要内容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改革试点。之后，仅仅又有另外8个省市自治区进行试点，全国大多数省份还没有起步。然而，在试点省份把空账变为实账的同时，个人账户规模却大大缩小了。在辽宁的试验中，把个人账户的规模从相当于个人工资的11%降为8%，完全由个人缴费形成。原来规定的用人单位的缴费不再划入个人账户，全部形成社会统筹基金。试点扩大到吉林和黑龙江两省时，个人账户的规模降到了只有5%。而在另外8个省份的试验中，则允许这个比例进一步降到只相当于个人工资的3%。而在没有进行试点的地区，统筹账户和个人账户仍然实行混账管理，相互调剂使用，因而继续积累个人账户上的巨额空账规模。

养老保障制度表现出不完善和改革进程缓慢，固然与中国所采取的渐进性改革方式有关，但是在某种程度上也是由于改革的目标模式有其不尽清晰之处。虽然养老保障制度改革的目标模式早在上个世纪90年代后期就已经确立，但是只有在充分认识和考虑到人口转变特征、经济体制类型、公共财政性质和劳动力市场发育程度等一系列因素，并在制度设计中包含了上述因素之后，改革目标才能逐步清晰，改革步骤才能按照人们的期望推进。

二、政策抉择中面临的两难处境

中国的基本养老保障制度改革，是在双重的转型背景下进行的，即一方面是经济体制转型的过程，核心是从没有积累的、全国统筹和企业支付型的现收现付体制，转向地方统筹加部分积累型的社会化体制(随着辽宁等11个省份的试点，逐步转变为统筹加完全积累型体制)；另一方面又伴随着不断加快的人口转变过程，即在经济社会发展和计划生育政策双重作用下，中国显现出迅速的未富先老趋势。这样一种复杂背景，为中国基本养老保障制度改革带来了一系列的矛盾或两难处境。

在经济社会发展和计划生育政策的双重作用下，中国的人口转变已经达到一个新的阶段，即生育率下降到较低的水平，通常的共识是总和生育率只有1.7。作为人口转变的一个结果，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长速度减缓，人口抚养比预期在2013年之后开始提高(图1)。这意味着，得益于劳动年龄人口增长快、比重高这样的人口结构，中国经济在很长时期所享受的充足劳动力供给和高储蓄率(即人口红利)即将消失。相应地，持续多年的高储蓄率也将逐渐降低。不仅如此，在人口老龄化加快的同时，中国正在经历着养老保障制度的重新建立，对养老金的需求数量格外巨大。由于无论采取怎样的养老保险制度，养老金的积累归根结底是一种储蓄，因此，人口红利的消失在创造出更高的养老金需求的同时，却同时导致养老金不足的问题更难解决，构成人口结构变化与养老金需求之间的矛盾或两难处境。

与此相类似的难题，则产生于中国现行的现收现付式养老保障制度。2006年全国养老保障基金收入为6309.7亿元，支出是4896.7亿元，历年累计节余仅为5488.9亿元，积累微不足道。然而，现收现付制是建立在劳动年龄人口比重高、人口抚养比低以及生产率高的基础上的，在生产率水平尚低，同时人口抚养比即将提高的条件下，这个制度的可持续性就值得怀疑了(蔡昉、孟昕，2004)。一般认为，由于预期寿命提高和生育率下降，不可避免地要求进行下列三种调整，或者从中寻找一个组合：(1)提高税收或强制缴费水平；(2)降低养老金水平；(3)提高领取养老金的年龄要求(Turner，2006)。

由于人口转变的因素和体制转轨产生的遗产成本，使得基本养老资金严重不足。至于解决的办法，一个是把统筹的负担加在企业身上，形成高缴费，另一个办法是通过试点，试图做实个人账户。在辽宁的试点中，在形成个人账户的同时，原规定的用人单位20%的缴费比例不变，但不再划入个人账户，全部形成社会统筹基金。这个缴费比例对于企业来说，是一个比较沉重的负担。长期以来，许多企业不与再就业职工和外来劳动力签订劳动合同，一个主要目的就是为了规避基本保险缴费。在《劳动合同法》生效的情况下，这个负担将更加突出。因此，养老资金不敷使用所要求的缴费水平与企业的实际负担能力之间，也构成一对矛盾。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非正规部门或正规部门的非正规就业形式，对于城镇职工实现再就业和农民工就业做出了主要贡献。而这个非正规就业也导致社会保障覆盖率的降低，使工人得不到应有的社会保护。在这个意义上，就业扩大与社会保障也构成一对矛盾。

在世界银行(1996)发表《防止老龄危机：保护老年人及促进增长的政策》报告之后，中国基本接受了养老保险多支柱模式，即以社会统筹对应世界银行建议的强制性公共管理支柱，以个人账户对应强制性私营支柱，以企业补充性养老保险(企业年金)对应自愿性支柱。选择养老保险的多支柱模式，主要出发点是为了解决单一支柱所能筹集的资金不足以满足实际养老保障的需要。然而，这里遇到的矛盾之处在于，现实中多支柱养老保障的实际运作，并不是相互补充的，而是彼此相伴随的。例如，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很长时间里根本就未能实行分账管理，而在做实个人账户试点中，虽然两者实现了分账管理，但是，实际中有前者才有后者，没有统筹缴费的话，个人账户也就无从谈起。”此外，只有在那些能够同时有统筹缴费和个人账户积累的企业，企业年金才可能建立；只有那些被纳入了统账结合的基本养老保险体系中的职工，企业年金才是可望可及的。

在一个资源极端有限的条件下，基本养老保障制度的宗旨应该是用有限的资源，最大限度地保障人数相对有限的最迫切需要保护的群体。在同时面临人口转变、体制转轨、经济赶超这三重重负的过程中，中国的养老保障体系尤其需要强化这种累进性质。然而，在中国目前养老资源严重不足的情况下，基本养老保险的覆盖情况显示，这种保障具有明显的累退性质，即一个劳动者越是处于低收入群体，越是属于工作不稳定或非正规就业的群体，越是身在经济不发达地区，其被基本养老保险体系所覆盖的概率也越低(王德文，2007)。这也形成资源有限性与资源使用效率不高，以及基本养老保险模式在制度设计上的雪中送炭性质，与现实实施中的锦上添花性质之间的矛盾。在现行的制度框架下，以就业单位而且是正规就业单位为依托，实现基本养老缴费和积累，似乎是惟一可行的选择，从而也就不可避免地产生上述这种制度设计的累退性质。这又是一个两难处境。

三、国际经验：共识与多样性

中国作为养老保障制度建设上的后来者，有机会免费享用丰富的国际经验，正如林毅夫(2002)所指出的，作为经济发展后来者同样具有制度上的后发优势。另一方面，我们的确也需要知道，在制度借鉴上面没有真的免费午餐。这就是说，在借鉴学习国际经验时，存在着两个危险，一个是消化不良的问题，即可能面对丰富多彩的不同模式，特别是其中许多模式在不同的背景下，都不同程度有成功的表现，以至选择中无所适从。另一个危险是被外表花哨的经验所迷惑，从而学习了错误的经验甚至选择了错误的模式，最终付出代价。不过，中国在这场学习的竞赛中，一旦借鉴成功并消化、创新为自己的经验，则反过来也可以为世界做出贡献。因此，我们在学习国际经验的过程中，应该把握住哪些是对中国具有针对性的，哪些是无关的，不符合中国国情的，以便去芜存菁。

我们在学习养老保障制度国际经验时，应该抓住以下几个关键，作为正面的指导原则。首先，养老保障制度的改革具有不停顿性，是一条重要且具有指导意义的国际经验。由于人口转变是全球性问题，其后果对任何现行的养老保障制度模式(现受现付或者完全积累)都不可回避的(Turner，2006)，我们可以观察到，几乎任何既有的养老保障模式，无论其被普遍认为是成功的还是失败的，都处在不断改革的状态中。例如，即使被许多学者甚至政治家一致推崇的智利模式，在其尚未出现任何危机的情况下，也出人意料地进行了改革(Asher&Vasude-van，2008)。其次，国际经验表明，不同国家根据自己的国情和历史路径，选择不同的模式是可行的，也不乏成功的经验。即使一些理念和操作法都大相径庭的模式，也几乎具有相同的机会在不同国家或不同时间取得成功。与此同时，不同的模式之间却表现出某种趋同的倾向。最后，具有成功经历国家的经验和具有失败经历国家的教训都表明，社会保障特别是养老保障制度的设计，需要与劳动力市场的安排结合在一起进行。这是因为，就业与养老保险都只是劳动者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而这两个阶段如何划分，既是十分重要的，也不是固定不变的，对于一种特定的养老保障体系的可持续性影响深远。

与此同时，国际经验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由于以下原因，也有许多不适用于中国国情的内容。第一个原因是中国与西方国家具有不同的治理结构，因而推进养老保障制度改革的动因是不同的。而在不同的政治文化下，社会对于税收或缴费水平的承受能力，通常具有较大的差异。第二个原因是中国与西方国家处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养老保障体制起点、生育率水平和财政力量都不尽相同，因而面临的问题和约束也是千差万别的。第三个原因在于，我们在学习国际经验时具有一种偏向，即过多关注不同的保障支柱，却相对忽视了机制的设计以及不同机制的组合效果，而后者要求更多的创造性借鉴，相对少的套用。具体来说，我们在学习国际经验时，应该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与延长工作时间的政策讨论有关。在大多数面临老龄化对养老保障挑战的发达国家，由于工作人口与退休人口之间的比率关系不断发生着变化，大大改变了既有养老保障体系的供养能力。因此，在养老金筹集已经捉襟见肘或即将遭遇严重危机的情况下，发达国家要么已经提高了法定退休年龄，要么正在紧锣密鼓地对于这项改革进行准备。中国正在经历着前所未有的人口老龄化加速过程，面临着巨大的养老危机，似乎提高法定退休年龄也是一个可行的选择。其实，中国与发达国家虽然面临着相同的问题，但是，如果选择提高法定退休年龄这个相同的方案，却可能产生截然不同的后果。

简而言之，在发达国家，提高法定退休年龄意味着为劳动者提供更大的工作激励，以解决企业劳动力需求得不到满足的问题。而对中国来说，由于企业对劳动力需求尚没有类似的缺口，因此，同样的做法可能会缩小劳动者的选择空间，导致部分劳动者丧失工作却又拿不到退休金。根本原因在于，大多数发达国家所处的发展阶段具有劳动力短缺的性质，而中国虽然已经正在超越劳动力无限供给的阶段，却还没有形成普遍的劳动力短缺常态。特别是，中国目前临近退休的劳动力群体，是过渡和转轨的一代。由于历史的原因，他们的人力资本禀赋使得他们在劳动力市场上处于不利的竞争地位。近年来我们所看到的民工荒现象和结构性的缺工现象，主要表现在具有一定技能和教育水平的年轻劳动力的缺乏，而提高退休年龄涉及的对象却是年纪偏大的劳动年龄人口。可见，这个经验目前对中国养老制度改革尚不具有相关性。

第二个问题与养老保障制度设计与改革的动因有关。由于基本养老保障最广泛地涉及一个社会的老百姓生计问题，在西方国家，该制度的设计和改革在政治上十分敏感，也成为政治家对民意做出反应和争取选票的关键领域。因此，养老保障制度改革实际上是一个政治经济学的过程。也就是说，选择什么样的基本模式、是否对现行制度进行改革、选择什么时机进行改革，在很大的程度上与政治周期相关。在西方政治制度下，这种政治经济学逻辑在多数情况下，的确可以保证养老资源最有效率地得到使用，并且表现在覆盖面和保障范围上。这是因为从西方决策者的追求执政机会最大化动机出发，他们直接追求的是养老资源的边际收益最大化，相反的话，则无异于浪费自己的政治资源。

但是，这样的政治经济学动机在中国现行的治理方式下，却往往导致资源使用的无效率。这是因为，中国政府部门在养老保障制度设计上的政治经济学逻辑，直接体现在部门利益上。中国的部门是一个十分特殊的政府元素。它们可以利用的资源，从而可以取得的政绩，常常要靠它们为自己设置职能而争取。在这样的体制下，在面临养老挑战的情况下，任何部门争取资源的过程，由于其潜在的受益人只是与该部门职能相关的特定群体，通常造成资源并不是最有效率地使用。例如，如果我们把涉及保障老年人生活保障和救助，并且以缴费或税收为财务来源的项目，都看作是一种广义的养老保障项目的话，部门的政治经济学逻辑则倾向于把资源分散化，通过划分不同的受益对象，而把资源铺洒到不同的项目上。例如，在基本社会养老保障项目之外，我们还可以从最低生活保障项目、农村计划生育养老扶助项目等看到养老的性质。由于这些项目的设计出发点是部门资源占有的最大化，因而其使用上则不能保障边际收益最大化的要求，甚至不能保证符合社会效益最大化的原则。可见，养老保障制度设计和改革的政治经济学逻辑，在中国产生的效果与在西方国家不尽相同。

四、深化改革的新视角和路线图

中国社会养老保障制度的改革，迄今为止取得差强人意的成绩，形成了许多有价值的经验，这些都有助于我们形成比较清晰的改革目标模式。与此同时，在这个改革过程中，中国已经是一个物质和知识高度对外开放的国家，制度的设计者和研究者对于相关方面的国际经验已有足够多的了解，并借鉴或移植了其中许多有益的经验。然而，从目前的进展、预定的路径来观察，并结合以上对国际经验的评述，我们认为基本养老保障制度的改革思维中，仍然存在一些误区，需要予以打破并相应形成新的认识视角。例如，我们需要破除多支柱优于少支柱的认识误区，把社会养老保障的制度设计与劳动力市场安排相分离的认识倾向，以及养老只有家庭或者国家两种资源的认识误区等。下面，我们将探讨在更加开放的视野下，如何形成符合中国国情的养老保障体制的改革路线图。

1.我们需要把养老保障体制的设计看作是生产性的，而非仅仅是消费性的制度安排。我们观察到的随着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即老龄化而式微的增长源泉，实际上只是“第一人口红利”，主要表现为劳动力丰富、人口负担轻从而储蓄率高。但在这个优势逐渐消失的同时，我们还有机会获得“第二人口红利”(Lee&Mason，2006)，即在人口结构趋于老龄化的情况下，个人和家庭的未雨绸缪可以产生一个新的储蓄动机，形成一个新的储蓄来源，其在国内、国际金融市场上的投资还可以获得收益。取得这个人口红利的关键在于设计一种好的制度，使得人们不再依靠家庭养老，也不再依靠现收现付制度，而是实现完全积累式的养老保障体制。按照这种思路形成养老保障体制，就等于启动了积累第二种人口红利并逐渐替代第一种人口红利的机制。就第一种人口红利来说，当人口结构不再年轻、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不再高的时候就会消失，但是第二种人口红利在接续了第一种人口红利之后可以永远持续，获得新的经济增长源泉。

2.我们应该从多方位考虑和获取养老资金来源，而不是仅仅将其看作公共财政的责任。如果我们能够通过制度和机制设计，把人口老龄化本身也转变为获取第二种人口红利的机会窗口，养老保障体制本身就具有获利性，因而，公共资源和私人资源，国内资源和国际资源都可以成为筹资来源，公共的、私人的、国内的和国际的金融机制也同样可以利用。实际上，许多改革和机制设计中遇到的甚至常常贻误进程的难点，有时只是因为在融资渠道上眼界窄小所产生的，因此，按照现代公共财政理念，综合利用各种金融资源和融资机制，就可以突破许多障碍。例如，图2中的A、B、C分别代表仅仅考虑国内公共渠道的财政理念、考虑到国内公共和私人两种渠道的财政理念，以及全面考虑到国内国际公共和私人财政渠道的理念，从左边的狭窄理念向更为开放的理念的转变，可以为养老保险制度改革提供更多的成功机会。

3.我们应从劳动力市场制度和就业政策相配合的角度，筹划养老保障制度。在人均收入水平相对低，而老龄化速度异常快的情况下，养老资源归根结底是短缺的，无论是选择现收现付制度还是完全积累制度，都不例外。给定人口预期寿命的不断提高和老年健康状况的改善，劳动年龄可以有巨大的扩大潜力。虽然我们在前面已经讨论过，目前在中国延长工作年龄有特殊的困难，但是，与此有关的一些条件正在形成。近年来，除了民工荒现象持续和蔓延之外，在下岗人员全部并轨之后，登记失业率继续下降，反映了劳动力市场机会的增加，应该给予充分的利用，使其成为养老保障的重要辅助机制。特别是，随着新一代劳动者替代了前一代劳动者，劳动力出现短缺现象而就业形势大幅度好转，都改变了制度选择的空间，使得延长工作时间终将成为缓解养老财政压力的重要途径。

4.我们应该将养老保障的社会化进行到底。即把收缴费、保值增值等运作真正依托于社会而不是单位。过去我们对社会化有一个不尽完整的认识，以为实现统筹就叫社会化了。但是，非正规就业人员基本养老保险极低的覆盖水平表明，社会化的含义应该远远超越这个界限。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就业的灵活性将大大提高。按照对待就业的传统认识，这种灵活就业也可以称作非正规就业。非正规就业不仅在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在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面对日益增长的全球化竞争，也出现类似的就业形式，即减少全日制工作和就业岗位，越来越多地采取临时性、合同制、自由职业和非全日制等形式。可见，这是市场经济的表现。针对这种就业形式的变化趋势，要把各种劳动者全部覆盖在基本养老保障制度框架内，需要尽可能高的社会化程度，即真正突破地区、部门、单位和所有制的各种有形和无形界限。

养老保障制度范文篇9

（一）没有建立全国统一的体系

由政府强制推行的养老保险称为基本养老保障，它是养老保障制度的主体，政府只在基本养老保障建设中发挥应有的作用。基本养老保障属于全国性公共产品，是建立全国统一市场制度的重要基础。一个国家要建立全国范围内统一的劳动力市场，促进劳动力的自由流动，首先就要实行养老保障的部级统筹，统一制度、统一规定、统一标准、统一征收和统一管理，使劳动者在流动过程中不致于中断原有的养老保障基础。但是我国现有的养老保障体系是分割、封闭的，致使劳动力无法自由流动，表现为以下三大差别：

1、城乡覆盖面的差别。2006年末，全国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人数大约是24091万人，只占全国应该参加养老保险总人数的24.3%。而在参保的人数中，城镇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人数是18649万人，占城镇应保人数的64.8%；农村参加养老保险的人数是5442万人，占农村应保人数的9.9%。城乡覆盖面的比例为18∶1，城乡养老保障覆盖面的差距巨大。

2、所有制差别。就城镇而言，机关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员工的参保率高，外资企业、私营企业以及灵活就业人员的参保率低，发展很不平衡。而且企业与机关事业单位的养老保障实行的是双轨制。机关事业单位的个人不需要交纳保险费，各种养老保障资金由国家财政承担，而企业职工要承担相当一部分保险费用，并且享受的待遇要远远低于机关事业单位人员。

3、地区差别。我国是按照属地化原则来建立基本养老保障制度的，实行的是地方统筹保障基金的方式。不同地区之间统筹比例参差不齐，以企业交付的养老费为例，河北规定为16%，北京、天津为18%，上海为25.5%。这就造成各地养老保障负担轻重不一，因而养老保障待遇也不同。东部地区的养老保障待遇普遍高于中西部地区。

这些差别导致养老保障固态化的现象：机关事业单位的员工不愿意到企业去工作，国有企业员工又不愿意到非国有单位工作，东部地区不愿意接收中西部地区转移过来的养老保险关系。其弊端是制约了劳动力的自由流动，不利于建立全国统一的市场制度。

（二）统筹层次偏低

按照国务院颁布的《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各省、市、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有权自行制定缴费率，其初衷在于保持政策的灵活性，以便各地结合实际情况因地制宜。但是，这一政策客观上造成养老保障统筹层次偏低。目前，全国只有12个省份实现和基本实现养老保险省级统筹，其他保障项目主要还是县市级统筹。资金筹集比例各地间有很大差别。养老保障资金统筹标准的不统一，违背了社会保障的互助共济、实现社会公正的原则。社会保障的基础是大数法则，即用恒定的大数来保障突发的小数。参与保障的人数越多，承受风险的能力就越强。统筹的层次越高，抵御风险的能力也越强。而且，强制推行的基本养老保障统筹层次越高，越能体现养老公正原则。尽管从全国来看，养老保障基金累积节余在不断增长，但我国三分之二以上的省区收不抵支，形成全国性的养老支付危机，没有在全国范围内实现公平、公正。

（三）资金筹措比例不恰当

企业单位的养老保障资金主要来源于企业和劳动者。其中，企业担负着筹资的大部分责任，要支付员工工资总额的20%作为员工的养老保险基金，加上其他的强制性保险项目，企业缴款达到了职工工资的28%左右。职工个人要承担工资收入的8%。实际上，企业负担了养老保险资金的72%，个人只负担了28%。如此高的企业缴费率使企业的劳动成本大幅度提高，负担增加从而严重影响企业的竞争力。与之相关的另一个问题是，养老保险基金的空账问题迟迟没有解决。我国是在1997年才开始建立企业职工的养老保险基金制度的。过去由政府和企业承担的职工养老保险由此全部移交给社保机构负责。但是，以前没有退休金积累的3000万己退休职工和在新制度建立以前参加工作的在相当长的工龄内没有养老金积累的在职老职工共欠下了约8千亿元左右的巨额养老金负债。退休老职工的养老金又不能不发，于是社保机构只能现收现付，拆东墙补西墙，致使养老保险基金空账运行。随着人口老龄化养老的来临，养老保险金支付的风险越来越大。

（四）基金的保值增值面临困难

1997年国务院《关于建立统一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明确规定“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要保证专款专用，全部用于职工养老保险。基金结余额，除预留相当于两个月的支付费用外，应全部购买国家债券和存入专户，严格禁止投入其他金融和经营性事业。”尽管2001年12月13日财政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联合了《全国社会保障基金投资管理暂行办法》，允许全国社保基金适当投资于证券、股票，其比例不得高于40%。但是，该办法中所称的全国社会保障基金是指由国有股减持划入资金及股权资产、中央财政拨入资金、经国务院批准以其他方式筹集的资金及其投资收益形成的由中央政府集中的社会保障基金，并不包括由企业和个人缴纳的社会保障基金。政策的天平偏向了社会保障基金的安全性，忽视了其收益性。而养老保障基金的增值是养老保障基金筹措的一个重要渠道。按照规定的途径，扣除通货膨胀因素，养老金无法增值。以2004年为例，该年物价上涨了3.90%，而养老基金收益率仅有3.1%，这就意味着如扣除价格因素，那么2004年我国养老基金的实际收益率为-0.8%。

二、完善我国养老保障制度的对策

（一）建立全国统一的城镇基本养老保障制度

在城镇建立全国统一的基本养老保障制度，对所有就业者实行统一规定、统一标准、统一征收和统一管理，实现全国范围内养老保障的公平，以此促进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当然，我国目前的养老保障只能是广覆盖、低水平、可持续、促发展型的，只保障居民的基本生活需要，不能像过去那样实行无所不包的“大福利”、“高福利”。建立全国统一的城镇基本养老保障制度、消除所有制差别和地区差别，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行的。可从以下几个环节着手付诸实施：

1、全国城镇所有就业人员（包括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和各种性质企业的员工）都要交纳养老保险金，个人和单位交纳的比例要统一，建立养老保障资金的个人账户，全国联网、全国流通，由劳动和社会保障部成立专门的机构统一管理。个人账号与身份证号合一，个人和单位缴纳的养老保险金全部记录到个人账户上。个人账户储存额只用于职工养老，不得提前支取。职工如果意外死亡，个人账户中的个人缴费部分可以继承。

2、个人账户全国范围内通用，职工更换工作单位时，其个人账户上全部储存额随同转移。新的工作单位只要按规定往他的个人账户里存钱就行了。员工只要拿着自己的社保卡一查就知道，单位有没有替自己交养老金，账户上总共有多少钱。

3、当职工达到法定退休条件退休时，个人账户储存额成为计算其养老金的基本依据，这有利于调动参保人员多缴费的积极性，也有利于扩大养老保险覆盖面。国家再根据当时的生活水平，由中央财政按同一个标准给全国所有退休人员以适当的补贴。退休人员持有养老保障卡，在任何地方都可以到国家社会保障机构指定的银行领取养老金。

（二）逐步建立农村基本养老保障制度

农业是自然风险与市场风险相互交织的弱势产业。我国农业生产又以户为单位，具有相当大的分散性，农民的生产和生活风险也相对比较大，并且农村经济市场化程度越高，这种风险性就越大。农业产业的这些特点决定了农村更需要养老保障。但是目前，我国农村居民由于受耕作的土地数量限制，其收入上升的空间不大，而且由于农村人口众多，国家还没有足够的资金在农村建立和城镇一样的养老保障制度。农村的养老保障制度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只能是自成制度，不断发展完善。当务之急是针对农村贫困问题突出的现状，强化农村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建设，然后是建立强制的农村养老保险制度。所以，十七大报告指出，要完善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探索建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农村养老保障资金筹集的渠道可以有三种。一是国家的投入。比如德国政府对农民养老金项目的补贴达到项目总支出的70%。二是强制农业和农民自身积累（好比是企业和职工交纳养老金），可考虑将土地补偿费、土地使用费、农村个人和农业产业化经营所得税等收入的一部分划入农村养老保障基金，并做到专户专存。三是非农产业和城市对农村的支持。比如，西欧国家希腊和丹麦都要征收专项所得税附加，用于农村养老保障。希腊还要征收农产品的消费税，通过这个方式，城市居民支持帮助农民。

（三）改革城镇养老保障资金的筹措机制

一是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增加养老保障支出在财政总支出中的比例。制定和实施养老保障政策，促进养老公平，是政府的主要经济职能之一，这是人类文明发展的趋势。世界各国都非常重视对养老保险的投入。加拿大中央财政用于养老保障支出的比例为39%，日本为37%，澳大利亚为35%，而我国公共财政支出中养老保障支出不足15%。二是变现部分国有资产填补养老保险金缺口。在传统的计划体制下，我国一直实行“低工资、低消费、高积累”的政策。从1952～1978年，职工实际平均工资年均增长仅为0.38%，而积累率却由1952年的21.4%增至1978年的36.5%，其中许多年份甚至高达40%以上。显而易见，国有资产中相当一部分是靠老职工牺牲其消费和未来积累凝聚起来的，或者说国有资产的一部分是过去国有企业职工养老保障权益的沉淀。因此，改革过程中的转轨成本不是通过增加企业缴费来解决，只能由政府来承担。变现部分国有资产来补偿国有企业职工过去的养老保障权益也是完全合理的。三是调整企业和职工的缴费比例。针对企业负担过重的实际，可适当降低企业的缴费比例，提高职工的缴费比例。

（四）加强养老保障资金的管理，找准保值增值途径

在城镇建立全国统一的基本养老保障制度，对所有就业者实行统一规定、统一标准、统一征收，建立养老保障资金的个人账户，个人和单位缴纳的养老保险金全部记录到个人账户上，个人账户全国联网、全国流通。在此基础上，再由劳动和社会保障部成立专门的机构统一管理全国的账户基金。这样就可以有效地防范地方政府的违规风险，保证资金的安全。至于养老保障资金的保值增值，从国际实践来看，只有三种模式。一是以英美为代表的购买国债模式。美国社保制度建立70多年来，始终采取购买国债的方式，大约年利率在7%左右，2007年5月的年度报告显示，其资产已高达1.2万亿美元，全部购买了国债。英国发行的特种国债称之为“尼罗（Nilo）”，截至2005年，英国“国家保险基金（NIF）”余额为291.03亿英镑，几乎全部持有“尼罗”。二是以日、韩为代表的产业投资的东亚模式（2000年以来逐渐试探进入资本市场）。三是基本没有投资的欧洲模式（由于人口老龄化的原因，大部分欧洲国家在现收现付制下没有明显的余额积累）。鉴于产业投资模式还处于探索阶段，鲜有成功的经验（包括日本和韩国等），根据我国国情，还是采取购买国债的模式比较好，建议政府发行利率高于通货膨胀率的特种社保债券，这样既可以从制度上完全杜绝养老保障资金的风险，又能使国民分享国民经济高速发展的成果。

参考文献：

1、.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人民出版社,2007.

养老保障制度范文篇10

关键词：养老保障，社会保障，养老金

一、引言

如果以正式确立建立统一的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城镇职工养老保障制度，即1997年国务院正式颁布《关于建立统一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为起点，中国有明确目标模式的基本养老保障制度改革已经历经十余年，并取得初步的成效。基本养老保险像其他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一样，不仅是整体中国经济改革的必然要求和逻辑中的一环，还应用于劳动力市场改革的配套要求，起到了独特的为改革保驾护航的作用。但是，城镇基本养老保障制度的改革还远远没有完成，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1.该体系的覆盖率仍然十分低。根据《中国劳动统计年鉴》数据计算，2005年底，城镇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达到1.75亿人，占城镇就业数量比例为55.2%。但是，由于现行的统计体系遗失了相当一部分非正规的就业人群，因此，按照这个口径计算的基本养老保障覆盖率，被大大高估了。根据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微观数据，我们可以估算出在不同就业口径假设下的城镇基本养老保障覆盖率(表1)，从中可以看到，实际覆盖率比公布的统计数字要低得多。具体地讲，包括一部分再就业劳动者、因拆迁而失去土地的农民，以及绝大多数农民工在内的非正规就业者，迄今为止尚没有适当的养老保障制度予以覆盖。

2.该体系的社会统筹层次还较低。早在1998年，国务院就提出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向省级统筹过渡的改革任务，然而整整十年之后，目前全国仍有19个省份尚未实现省级统筹，许多地方甚至没有实现市级统筹。这不仅反映了改革的不到位，也反映了改革没有与市场经济体制良好衔接，因为统筹层次低就降低了基本养老保险的可携带性，从而在劳动力流动性提高的情况下，使得转移就业地点的劳动者不能接续起保障关系。

3.作为该体系重要支柱的个人账户既不充实也不广泛。为了解决个人账户的空账问题，2001年开始在辽宁省，随后在吉林和黑龙江两省，先后进行了以作实个人账户为主要内容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改革试点。之后，仅仅又有另外8个省市自治区进行试点，全国大多数省份还没有起步。然而，在试点省份把空账变为实账的同时，个人账户规模却大大缩小了。在辽宁的试验中，把个人账户的规模从相当于个人工资的11%降为8%，完全由个人缴费形成。原来规定的用人单位的缴费不再划入个人账户，全部形成社会统筹基金。试点扩大到吉林和黑龙江两省时，个人账户的规模降到了只有5%。而在另外8个省份的试验中，则允许这个比例进一步降到只相当于个人工资的3%。而在没有进行试点的地区，统筹账户和个人账户仍然实行混账管理，相互调剂使用，因而继续积累个人账户上的巨额空账规模。

养老保障制度表现出不完善和改革进程缓慢，固然与中国所采取的渐进性改革方式有关，但是在某种程度上也是由于改革的目标模式有其不尽清晰之处。虽然养老保障制度改革的目标模式早在上个世纪90年代后期就已经确立，但是只有在充分认识和考虑到人口转变特征、经济体制类型、公共财政性质和劳动力市场发育程度等一系列因素，并在制度设计中包含了上述因素之后，改革目标才能逐步清晰，改革步骤才能按照人们的期望推进。

二、政策抉择中面临的两难处境

中国的基本养老保障制度改革，是在双重的转型背景下进行的，即一方面是经济体制转型的过程，核心是从没有积累的、全国统筹和企业支付型的现收现付体制，转向地方统筹加部分积累型的社会化体制(随着辽宁等11个省份的试点，逐步转变为统筹加完全积累型体制)；另一方面又伴随着不断加快的人口转变过程，即在经济社会发展和计划生育政策双重作用下，中国显现出迅速的未富先老趋势。这样一种复杂背景，为中国基本养老保障制度改革带来了一系列的矛盾或两难处境。

在经济社会发展和计划生育政策的双重作用下，中国的人口转变已经达到一个新的阶段，即生育率下降到较低的水平，通常的共识是总和生育率只有1.7。作为人口转变的一个结果，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长速度减缓，人口抚养比预期在2013年之后开始提高(图1)。这意味着，得益于劳动年龄人口增长快、比重高这样的人口结构，中国经济在很长时期所享受的充足劳动力供给和高储蓄率(即人口红利)即将消失。相应地，持续多年的高储蓄率也将逐渐降低。不仅如此，在人口老龄化加快的同时，中国正在经历着养老保障制度的重新建立，对养老金的需求数量格外巨大。由于无论采取怎样的养老保险制度，养老金的积累归根结底是一种储蓄，因此，人口红利的消失在创造出更高的养老金需求的同时，却同时导致养老金不足的问题更难解决，构成人口结构变化与养老金需求之间的矛盾或两难处境。

与此相类似的难题，则产生于中国现行的现收现付式养老保障制度。2006年全国养老保障基金收入为6309.7亿元，支出是4896.7亿元，历年累计节余仅为5488.9亿元，积累微不足道。然而，现收现付制是建立在劳动年龄人口比重高、人口抚养比低以及生产率高的基础上的，在生产率水平尚低，同时人口抚养比即将提高的条件下，这个制度的可持续性就值得怀疑了(蔡昉、孟昕，2004)。一般认为，由于预期寿命提高和生育率下降，不可避免地要求进行下列三种调整，或者从中寻找一个组合：(1)提高税收或强制缴费水平；(2)降低养老金水平；(3)提高领取养老金的年龄要求(Turner，2006)。

由于人口转变的因素和体制转轨产生的遗产成本，使得基本养老资金严重不足。至于解决的办法，一个是把统筹的负担加在企业身上，形成高缴费，另一个办法是通过试点，试图做实个人账户。在辽宁的试点中，在形成个人账户的同时，原规定的用人单位20%的缴费比例不变，但不再划入个人账户，全部形成社会统筹基金。这个缴费比例对于企业来说，是一个比较沉重的负担。长期以来，许多企业不与再就业职工和外来劳动力签订劳动合同，一个主要目的就是为了规避基本保险缴费。在《劳动合同法》生效的情况下，这个负担将更加突出。因此，养老资金不敷使用所要求的缴费水平与企业的实际负担能力之间，也构成一对矛盾。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非正规部门或正规部门的非正规就业形式，对于城镇职工实现再就业和农民工就业做出了主要贡献。而这个非正规就业也导致社会保障覆盖率的降低，使工人得不到应有的社会保护。在这个意义上，就业扩大与社会保障也构成一对矛盾。

在世界银行(1996)发表《防止老龄危机：保护老年人及促进增长的政策》报告之后，中国基本接受了养老保险多支柱模式，即以社会统筹对应世界银行建议的强制性公共管理支柱，以个人账户对应强制性私营支柱，以企业补充性养老保险(企业年金)对应自愿性支柱。选择养老保险的多支柱模式，主要出发点是为了解决单一支柱所能筹集的资金不足以满足实际养老保障的需要。然而，这里遇到的矛盾之处在于，现实中多支柱养老保障的实际运作，并不是相互补充的，而是彼此相伴随的。例如，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很长时间里根本就未能实行分账管理，而在做实个人账户试点中，虽然两者实现了分账管理，但是，实际中有前者才有后者，没有统筹缴费的话，个人账户也就无从谈起。”此外，只有在那些能够同时有统筹缴费和个人账户积累的企业，企业年金才可能建立；只有那些被纳入了统账结合的基本养老保险体系中的职工，企业年金才是可望可及的。

在一个资源极端有限的条件下，基本养老保障制度的宗旨应该是用有限的资源，最大限度地保障人数相对有限的最迫切需要保护的群体。在同时面临人口转变、体制转轨、经济赶超这三重重负的过程中，中国的养老保障体系尤其需要强化这种累进性质。然而，在中国目前养老资源严重不足的情况下，基本养老保险的覆盖情况显示，这种保障具有明显的累退性质，即一个劳动者越是处于低收入群体，越是属于工作不稳定或非正规就业的群体，越是身在经济不发达地区，其被基本养老保险体系所覆盖的概率也越低(王德文，2007)。这也形成资源有限性与资源使用效率不高，以及基本养老保险模式在制度设计上的雪中送炭性质，与现实实施中的锦上添花性质之间的矛盾。在现行的制度框架下，以就业单位而且是正规就业单位为依托，实现基本养老缴费和积累，似乎是惟一可行的选择，从而也就不可避免地产生上述这种制度设计的累退性质。这又是一个两难处境。

三、国际经验：共识与多样性

中国作为养老保障制度建设上的后来者，有机会免费享用丰富的国际经验，正如林毅夫(2002)所指出的，作为经济发展后来者同样具有制度上的后发优势。另一方面，我们的确也需要知道，在制度借鉴上面没有真的免费午餐。这就是说，在借鉴学习国际经验时，存在着两个危险，一个是消化不良的问题，即可能面对丰富多彩的不同模式，特别是其中许多模式在不同的背景下，都不同程度有成功的表现，以至选择中无所适从。另一个危险是被外表花哨的经验所迷惑，从而学习了错误的经验甚至选择了错误的模式，最终付出代价。不过，中国在这场学习的竞赛中，一旦借鉴成功并消化、创新为自己的经验，则反过来也可以为世界做出贡献。因此，我们在学习国际经验的过程中，应该把握住哪些是对中国具有针对性的，哪些是无关的，不符合中国国情的，以便去芜存菁。

我们在学习养老保障制度国际经验时，应该抓住以下几个关键，作为正面的指导原则。首先，养老保障制度的改革具有不停顿性，是一条重要且具有指导意义的国际经验。由于人口转变是全球性问题，其后果对任何现行的养老保障制度模式(现受现付或者完全积累)都不可回避的(Turner，2006)，我们可以观察到，几乎任何既有的养老保障模式，无论其被普遍认为是成功的还是失败的，都处在不断改革的状态中。例如，即使被许多学者甚至政治家一致推崇的智利模式，在其尚未出现任何危机的情况下，也出人意料地进行了改革(Asher&Vasude-van，2008)。其次，国际经验表明，不同国家根据自己的国情和历史路径，选择不同的模式是可行的，也不乏成功的经验。即使一些理念和操作法都大相径庭的模式，也几乎具有相同的机会在不同国家或不同时间取得成功。与此同时，不同的模式之间却表现出某种趋同的倾向。最后，具有成功经历国家的经验和具有失败经历国家的教训都表明，社会保障特别是养老保障制度的设计，需要与劳动力市场的安排结合在一起进行。这是因为，就业与养老保险都只是劳动者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而这两个阶段如何划分，既是十分重要的，也不是固定不变的，对于一种特定的养老保障体系的可持续性影响深远。

与此同时，国际经验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由于以下原因，也有许多不适用于中国国情的内容。第一个原因是中国与西方国家具有不同的治理结构，因而推进养老保障制度改革的动因是不同的。而在不同的政治文化下，社会对于税收或缴费水平的承受能力，通常具有较大的差异。第二个原因是中国与西方国家处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养老保障体制起点、生育率水平和财政力量都不尽相同，因而面临的问题和约束也是千差万别的。第三个原因在于，我们在学习国际经验时具有一种偏向，即过多关注不同的保障支柱，却相对忽视了机制的设计以及不同机制的组合效果，而后者要求更多的创造性借鉴，相对少的套用。具体来说，我们在学习国际经验时，应该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与延长工作时间的政策讨论有关。在大多数面临老龄化对养老保障挑战的发达国家，由于工作人口与退休人口之间的比率关系不断发生着变化，大大改变了既有养老保障体系的供养能力。因此，在养老金筹集已经捉襟见肘或即将遭遇严重危机的情况下，发达国家要么已经提高了法定退休年龄，要么正在紧锣密鼓地对于这项改革进行准备。中国正在经历着前所未有的人口老龄化加速过程，面临着巨大的养老危机，似乎提高法定退休年龄也是一个可行的选择。其实，中国与发达国家虽然面临着相同的问题，但是，如果选择提高法定退休年龄这个相同的方案，却可能产生截然不同的后果。

简而言之，在发达国家，提高法定退休年龄意味着为劳动者提供更大的工作激励，以解决企业劳动力需求得不到满足的问题。而对中国来说，由于企业对劳动力需求尚没有类似的缺口，因此，同样的做法可能会缩小劳动者的选择空间，导致部分劳动者丧失工作却又拿不到退休金。根本原因在于，大多数发达国家所处的发展阶段具有劳动力短缺的性质，而中国虽然已经正在超越劳动力无限供给的阶段，却还没有形成普遍的劳动力短缺常态。特别是，中国目前临近退休的劳动力群体，是过渡和转轨的一代。由于历史的原因，他们的人力资本禀赋使得他们在劳动力市场上处于不利的竞争地位。近年来我们所看到的民工荒现象和结构性的缺工现象，主要表现在具有一定技能和教育水平的年轻劳动力的缺乏，而提高退休年龄涉及的对象却是年纪偏大的劳动年龄人口。可见，这个经验目前对中国养老制度改革尚不具有相关性。

第二个问题与养老保障制度设计与改革的动因有关。由于基本养老保障最广泛地涉及一个社会的老百姓生计问题，在西方国家，该制度的设计和改革在政治上十分敏感，也成为政治家对民意做出反应和争取选票的关键领域。因此，养老保障制度改革实际上是一个政治经济学的过程。也就是说，选择什么样的基本模式、是否对现行制度进行改革、选择什么时机进行改革，在很大的程度上与政治周期相关。在西方政治制度下，这种政治经济学逻辑在多数情况下，的确可以保证养老资源最有效率地得到使用，并且表现在覆盖面和保障范围上。这是因为从西方决策者的追求执政机会最大化动机出发，他们直接追求的是养老资源的边际收益最大化，相反的话，则无异于浪费自己的政治资源。

但是，这样的政治经济学动机在中国现行的治理方式下，却往往导致资源使用的无效率。这是因为，中国政府部门在养老保障制度设计上的政治经济学逻辑，直接体现在部门利益上。中国的部门是一个十分特殊的政府元素。它们可以利用的资源，从而可以取得的政绩，常常要靠它们为自己设置职能而争取。在这样的体制下，在面临养老挑战的情况下，任何部门争取资源的过程，由于其潜在的受益人只是与该部门职能相关的特定群体，通常造成资源并不是最有效率地使用。例如，如果我们把涉及保障老年人生活保障和救助，并且以缴费或税收为财务来源的项目，都看作是一种广义的养老保障项目的话，部门的政治经济学逻辑则倾向于把资源分散化，通过划分不同的受益对象，而把资源铺洒到不同的项目上。例如，在基本社会养老保障项目之外，我们还可以从最低生活保障项目、农村计划生育养老扶助项目等看到养老的性质。由于这些项目的设计出发点是部门资源占有的最大化，因而其使用上则不能保障边际收益最大化的要求，甚至不能保证符合社会效益最大化的原则。可见，养老保障制度设计和改革的政治经济学逻辑，在中国产生的效果与在西方国家不尽相同。

四、深化改革的新视角和路线图

中国社会养老保障制度的改革，迄今为止取得差强人意的成绩，形成了许多有价值的经验，这些都有助于我们形成比较清晰的改革目标模式。与此同时，在这个改革过程中，中国已经是一个物质和知识高度对外开放的国家，制度的设计者和研究者对于相关方面的国际经验已有足够多的了解，并借鉴或移植了其中许多有益的经验。然而，从目前的进展、预定的路径来观察，并结合以上对国际经验的评述，我们认为基本养老保障制度的改革思维中，仍然存在一些误区，需要予以打破并相应形成新的认识视角。例如，我们需要破除多支柱优于少支柱的认识误区，把社会养老保障的制度设计与劳动力市场安排相分离的认识倾向，以及养老只有家庭或者国家两种资源的认识误区等。下面，我们将探讨在更加开放的视野下，如何形成符合中国国情的养老保障体制的改革路线图。

1.我们需要把养老保障体制的设计看作是生产性的，而非仅仅是消费性的制度安排。我们观察到的随着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即老龄化而式微的增长源泉，实际上只是“第一人口红利”，主要表现为劳动力丰富、人口负担轻从而储蓄率高。但在这个优势逐渐消失的同时，我们还有机会获得“第二人口红利”(Lee&Mason，2006)，即在人口结构趋于老龄化的情况下，个人和家庭的未雨绸缪可以产生一个新的储蓄动机，形成一个新的储蓄来源，其在国内、国际金融市场上的投资还可以获得收益。取得这个人口红利的关键在于设计一种好的制度，使得人们不再依靠家庭养老，也不再依靠现收现付制度，而是实现完全积累式的养老保障体制。按照这种思路形成养老保障体制，就等于启动了积累第二种人口红利并逐渐替代第一种人口红利的机制。就第一种人口红利来说，当人口结构不再年轻、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不再高的时候就会消失，但是第二种人口红利在接续了第一种人口红利之后可以永远持续，获得新的经济增长源泉。

2.我们应该从多方位考虑和获取养老资金来源，而不是仅仅将其看作公共财政的责任。如果我们能够通过制度和机制设计，把人口老龄化本身也转变为获取第二种人口红利的机会窗口，养老保障体制本身就具有获利性，因而，公共资源和私人资源，国内资源和国际资源都可以成为筹资来源，公共的、私人的、国内的和国际的金融机制也同样可以利用。实际上，许多改革和机制设计中遇到的甚至常常贻误进程的难点，有时只是因为在融资渠道上眼界窄小所产生的，因此，按照现代公共财政理念，综合利用各种金融资源和融资机制，就可以突破许多障碍。例如，图2中的A、B、C分别代表仅仅考虑国内公共渠道的财政理念、考虑到国内公共和私人两种渠道的财政理念，以及全面考虑到国内国际公共和私人财政渠道的理念，从左边的狭窄理念向更为开放的理念的转变，可以为养老保险制度改革提供更多的成功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