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力范文10篇

压力范文篇1

煤层瓦斯压力直接测定法是采用从岩巷或煤巷向煤层打钻孔，通过往钻孔内下测压管来测定煤层瓦斯压力，封孔材料可以根据测压的需要和封孔段岩石的破碎程度和致密程度采用黄泥、水泥浆、胶圈或采用胶囊－压力黏液。当封孔段岩层坚硬致密时一般采用水泥沙浆加入膨胀剂封孔，当封孔段岩性为泥岩或者有煤线或者直接在煤层中打测压钻孔时一般采用胶囊－压力黏液封孔。

水泥浆的稀稠、是否存在颗粒对封闭是否严密有着直接影响，水泥浆过稀将导致凝固后存在较大的空间，测量室增大。钻孔倾角变化将影响测量室长度的变化，测量室过长则封孔段长度将减小，在钻孔壁破碎的情况下必然封孔不严密，钻孔内的瓦斯在压力梯度的影响下将沿着裂隙向巷道涌出，在这种情况下，所测定出来的瓦斯压力小于实际瓦斯压力值。

测定出来的压力是否为煤层实际瓦斯压力将取决于泡沫封孔段的长度与黏液段的长度和黏液的压力，当钻孔深度较长时，可以多设置几段黏液段，中间用泡沫封孔段隔开。测定煤层瓦斯压力之前估计一个煤层瓦斯压力P1，黏液的压力P2可以通过连接在黏液管外面的注液泵来调节，在测定过程中始终保持P2＞P1，压力表稳定时所测得的压力即煤层的瓦斯压力。这种封孔方法可以在岩层破碎段或煤线段通过注黏液来封堵钻孔内的裂隙，较采用水泥浆封孔所测得的瓦斯压力更接近煤层的实际瓦斯压力。缺点在于当钻孔内破碎段较多或者煤线较多时，封孔工艺复杂并且黏液管始终连接着注液泵，设备浪费较大。

2间接法测定煤层瓦斯压力

众所周知，瓦斯在煤体中呈现出两种状态，在渗透空间内的瓦斯主要呈自由状态，称为自由瓦斯或游离瓦斯，由于瓦斯分子的自由热运动，显示出相应的瓦斯压力，这种状态的瓦斯服从气体状态方程。另一种在微孔内主要呈吸附状态存在于微孔表面上和煤的粒子内部占据着煤分子结构的孔隙或煤分子之间的空间，这部分瓦斯称为吸附瓦斯。在煤层中施工钻孔后，由于煤体瓦斯与外界大气之间存在压力差，煤体中的游离瓦斯将随着煤体的暴露逐渐解吸出来，直到煤体瓦斯与外界大气之间压力平衡。此时，煤体内能解吸出来的瓦斯已经全部解吸出来，只剩下不能解吸的那部分瓦斯，在煤层瓦斯含量测定过程中，这部分瓦斯也叫残余瓦斯。间接法测定煤层瓦斯压力就是通过测定煤层最大解吸瓦斯量，利用实验室测定的煤样吸附常数来反算煤层瓦斯压力。

测定煤层瓦斯含量时，在煤巷掘进面向原始煤体打2个直径42mm的钻孔，钻孔深度大于10m，从第4m开始，每2m用德国产EL.KD_02型电容栅瓦斯解吸仪测定一次煤层瓦斯含量。测量结束后在打钻地点取全断面煤层煤样送实验室测定煤层瓦斯吸附常数，以便计算煤层的残余瓦斯含量。

直接法测定得到的煤层瓦斯压力与间接法测定的煤层瓦斯压力在数值上相差很小，误差完全在可以接受的范围内，因而在断层等构造不能采用直接法测定煤层瓦斯压力的地方，完全可以采用间接法来测定煤层的瓦斯压力。并且，在同一地点也可以采用直接法与间接法相结合来测定煤层瓦斯压力，以保证所测定出来的瓦斯压力为真实准确的。3结论

（1）与直接法测定煤层瓦斯压力相比，间接法具有操作简单、不需要施工测压钻孔、材料浪费少等优点，尤其是不受断层、褶曲等地质构造的影响，可广泛应用在探构造、揭石门等场所。

（2）与间接法测定煤层瓦斯压力相比，直接法具有不取样进行试验室测定、操作技术容易掌握等优点，但受地质构造的影响大，布孔以前需对附近的地质构造进行考察。

（3）从测定结果看，直接法所测定得到的瓦斯压力普遍必间接法测定得到的瓦斯压力值小，原因在于采用直接法测定时瓦斯压力受封孔质量等的影响，但相差很小，误差在许可的范围内，在实际测定中可以同时采用这两种方法互相验证，确保测得的瓦斯压力真实准确。

参考文献

[1]程五一，张序明，吴福昌．煤与瓦斯突出区域预测理论及技术[M]．北京：煤炭工业出版社，2005.

压力范文篇2

关键词：氧舱；压力介质；研究

1概述

氧舱是进行高压氧治疗的物质基础，氧舱的发展与高压氧医学的发展密切相关。高压氧医学是从潜水医学发展而来的，在我国的发展十分迅速。经过50余年的实践，业已成为现代医学中一门重要的学科，其应用范围涉及临床各科缺血、缺氧性疾病的抢救和治疗，尤其是在治疗减压病、肺气压伤、气栓症、一氧化碳中毒、厌氧菌感染等疾病中具有独特疗效。目前，我国大多数医疗机构均设有高压氧相关科室，我国的氧舱设备也已遍及全国各省（区市）县级以上医院，全国氧舱数量也已超过世界各国氧舱数量之总和。从“十一五”以来，国家对医疗器械的发展作出规划，“十二五”国家将把医疗器械纳入战略发展内，在“十三五”开始之初，国家就先后制定了《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十三五”国家科技创新规划》、《“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中国制造2025》以及《关于促进医药产业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等纲领性文件，极大地促进与推动了氧舱的应用。氧舱作为一种专门用于人员在其内部高气压环境中开展相关作业、科研或进行疾病治疗的载人压力容器，人员进入封闭舱内并呼吸舱内空间气体，氧舱压力介质质量就应符合生命保障系统所需具备的要求。氧舱压力介质来源于压力调节系统，而该系统空压机吸入气体质量不佳、供气管路及其附件不洁净等都会污染压力介质，污染物程度超过一定范围，就可能会对人体产生不良影响。因此在2016年实施的TSG24-2015《氧舱安全技术监察规程》中对氧舱压力调节系统压力介质的碳氢化合物、水、颗粒物和气味的质量要求做出了明确规定，且规定了压力介质质量由使用单位对其开展日常检查，由检验机构在定期检验时对其进行查验。目前对压力介质质量的检测是分别检测单一指标参数值，然后进行分析判断，特别是对碳氢化合物的检测，基本上是通过对气体采样后，进行实验室检测，流程较为复杂，不便于在现场操作，而且不同品种的气体质量检测设备使用方法各不相同，设备接口也不具备通用性。目前国内氧舱近7000余台，全国各地用户及检验机构对压力介质质量检测需求极大。本文结合《氧舱规程》及相关压缩空气成分检测标准中的相关要求探讨氧舱压力调节系统压力介质质量检测所需要研究的要点。

2研究重点

2.1检测方法的研究

氧舱压力调节系统压力介质质量检测的一项研究重点是设计出能测定氧舱压力调节系统压力介质所含碳氢化合物、水及颗粒物含量的检测方法。针对该项研究重点，其主要研究内容主要包括检测元件的设计、电控部分的设计、软件设计三个方面：（1）检测元件的设计根据研制目标，检测元件需按照相关国标中的要求，选择采用光离子传感器加检油盒联合检测碳氢化合物含量、颗粒物激光分选测试法检测颗粒物含量及露点传感器检测含水量并将其集成。通过对采样气进行压力、流量及采样时间的调节满足所采用的监测传感元器件的需求，保障测量的准确性及精确度。（2）电控部分的设计整体电控设计包括露点采集处理模块，碳氢化合物采集处理模块，粒子计数器采集处理模块。主控芯片完成对各模块的整体控制。各个模块主要通过通讯模块与主控芯片通讯，协同完成数据的采集、处理、上传、运算、反馈计收稿日期：2021­4­28算等功能，实现完整的数据处理流程。（3）软件设计软件设计主要包括界面层、逻辑层、驱动层三个部分，其中界面层主要是为用户提供人机交互界面，响应用户操作，逻辑层主要为中间业务层，对界面层操作进行响应并做出相应动作，对设备层中采集回来的数据进行整理，并利用关键算法对其进行分析计算，保存文件的读写及输入输出。驱动层模块需直接控件设备。

2.2检测方式的研究

氧舱压力调节系统压力介质质量检测的另一项研究重点是设计出能针对国内现有氧舱现状的检测方式，在保证测量数据的准确性和精确度的基础上，实现在氧舱使用现场实时进行操作测量，用户只需将氧舱压力介质接至氧舱上，按照流程指南分步进行相应指标检测，其主要研究内容主要包括采样点的设置、采样气体的处理这两个方面。

3研究内容

3.1检测方法

TSG24-2015《氧舱安全技术监察规程中》中规定压力调节系统的压力介质质量应当满足表1的规定。为满足表1中检测项目的要求，检测方法采取的研究技术路线如下：（1）碳氢化合物含量的检测方法氧舱压力介质的来源为配置的空压机，其碳氢化合物的来源主要是空压机制出的压缩气体中所含的油。空压机制出的压缩气体经过过滤后进入氧舱配套储气罐，压缩气体在储气罐内储存的同时也完成了稳压降温，压力介质中所含油的形态主要为悬浮油加上油蒸气，因此碳氢化合物的检测是针对悬浮油+油蒸气的总量检测。GB/T13277.2-2015《压缩空气第2部分：悬浮油含量测量方法》规定了对压缩空气中悬浮油的检测方法。该标准中首选检测方法A通过取样过滤器测定单位时间内收集到的油液量，从而确定压缩空气中的含油量，适用于全流量且油污染等级严重，通常有管壁流出现情况下的压缩空气，不适用于稳定流动状态且系统压力不能保持稳定的压缩空气的测量，而通常氧舱压力介质的油污染程度较低，且氧舱储气罐内压力会随着气体使用而降低。方法B通过将采用膜片或膜片夹持座内收集到的油溶解在选好的优级纯溶剂中，用红外光谱测定法测定，虽能对油污染程度较低的压缩空气进行检测，但无法实现现场便捷使用。经综合对比分析，可采用与GB/T13277.2中附录C《非首选含油量测量方法》中的C.5“检油管法”相近的“检油盒法”。该方法原理是压缩空气通过20个小孔导入油检测盒垂直至刻花玻璃传感平台，进入检测盒后空气90度改变方向在玻璃界面上根据高度惯性分离空气中的有雾物质，玻璃中的凹进处填满了油导致玻璃摩擦的光线分散被补偿。该方法属于一种半定量的测量方法，测量结果分成四个等级：0mg/m3、0.1mg/m3、0.5mg/m3及1.0mg/m3。GB/T13277.5-2019《压缩空气第5部分：油蒸气及有机溶剂测量方法》规定了检测压缩空气中油蒸气含量的气相光谱法和化学指示管法，其中化学指示管法只用于定性检查是否存在油蒸气，确认存在后还需采用气相光谱法。气相光谱法需采用不锈钢采样管采集并用二硫化碳萃取，用气相色谱-质朴联合技术在全扫描模式下分析萃取样品，同样存在检测要求高，无法实现现场便捷使用的问题。经综合对比分析，可采用GB/T13277.2中附录C“非首选含油量测量方法”中的C.6“光化电离探测器法”。光离子检测传感器使用一只10.6eV光子能量的紫外灯作为光源，使被测气体中的碳氢化合物电离，原来稳定的分子结构被电离后产生带正电的离子与带负电的电子，在正负电场的作用下形成微弱电流，通过检测产生的电流大小进而判断碳氢化合物在气体中的含量。综上所述，采取“检油盒+PID联合检测法”作为检测氧舱压力介质碳氢化合物含量的检测方法。（2）水含量的检测方法氧舱压力介质中的水主要以水蒸气状态存在，因此水含量的检测是针对湿度的测量。GB/T13277.3-2015《压缩空气第3部分：湿度测量方法》规定了对压缩空气湿度的测量方法，各种湿度测量方法的适用范围见表2.被测氧舱压力介质的压力一般在0~1.6MPa范围内，温度一般为常温，且可能同时含有油及固体颗粒等污染物。为满足便携式要求，实现现场在线检测，经综合对比分析，可采用电子法进行湿度测量。该方法选取露点阻抗式变送器，通过该变送器测量输出的露点温度值，按照GB/T11605-2016《湿度测量方法》附录C“湿度换算”中的表C.2“露点温度与其他主要湿度单位换算表”进行“露点温度（单位：℃）”与“绝对湿度（单位：mg/N.m3）”的换算。（3）颗粒物含量的检测方法按照表1中颗粒物的质量指标要求，本项目颗粒物的质量等级是按照GB/T13277.1-2008《压缩空气第1部分：污染物净化等级》中固体颗粒等级2级，具体内容见表3。通过表3可以看出需要对氧舱压力介质中固体颗粒物的浓度进行检测。GB/T13277.4-2015《压缩空气第4部分：固体颗粒测量方法》规定了对压缩空气中固体颗粒的计数测量方法，各种测量方法的选择见表4。因表3中规定的颗粒浓度为0~105/m3，颗粒直径在0.1~5.0m范围内，经综合对比分析，采用激光粒子计数器法进行颗粒计数测量。该方法选取的激光颗粒物传感器可输出单位体积内各浓度颗粒物的个数（个/0.1L），再进行标态下的换算。

3.2检测方式

《质检总局特种设备局关于〈氧舱安全技术监察规程〉（TSG24-2015）的实施意见》（质检特函〔2016〕24号）中规定压力介质质量的测定在气体供应源出口处和气体终端组件处进行。因此，检测方式的研究技术路线如下：（1）气体供应源出口处检测方式根据国内现有氧舱的实际管路布置情况，该采样点设置在氧舱储气罐之后，以对应《实施意见》中规定的气体供应源出口处。因国内在用绝大多数氧舱未在此处设有采样接口，而少数设有采样接口的氧舱的接口形式也各不相同。为统一采样接口要求，采取以氧舱控制台上气源压力表接口处为采样点进行采样，一方面压力表接口规格统一为M20*1.5的螺纹接头，另一方面压力表需定期检定，本身就方便拆装。因氧舱气源压力表测量的是储气罐出口管道内的气体压力，压力值一般在0.4~1.6MPa之间且流量较大，而测量传感元件各有不同的压力适用条件，因此需对该采样点的气体进行预处理。采样气体先要进行减压及流量调节处理，预处理后的指标见表5。气体预处理后通过相应接口分别进入相应检测气室，检测气室内设有压力传感器及温度传感器，用于测量检测过程中气室内的压力值及温度值，以对PID等检测传感元件的测量结果进行修正并进行标态下的换算，输出符合表1中各项质量指标单位的测量结果。其原理见图1。（2）气体终端组件处检测方式氧舱压力调节系统最末端部件为设在舱内的进气消声器。氧舱储气罐内的气体经过控制台上进气阀门的开关调节，经过管路进入氧舱内并最终通过进气消声器扩散入舱内，因此以进气消声器对应《实施意见》中规定的气体终端组件处。氧舱压力介质经过进气消声器后排入舱内，在消声器外部周边与舱内原有气体混合为常压气体，为了保证气体能顺利进入检测气室，需额外通过泵将该处气源增压后再进行检测。对于油盒，选取额定流量为15L/min的真空泵。对于其他检测元件，选取一台2.83L/min的真空泵。气体经增压限流（按表5）后，通过相应接口分别进入相应检测气室进行各项指标的检测，其原理见图2。但该检测方式存在以下问题：舱内进气消声器的作用是降低进舱气流噪声，其内部一般是带吸声材料的微孔结构，可将进气气流打散后排放至舱内，并与舱内原有气体进行混合。对舱内进气消声器的出气进行测量是出在一种开放环境下，舱内原有气体不可避免会混入采样气体，直接影响压力介质测量的真实性，存在着《实施意见》中的“在气体终端组件处进行测量”的规定无法有效执行的问题。若在与舱内进气消声器相连接的进舱气体管路上采取与“气体供应源出口处”相同的检测方式，虽然可以排除舱内原有气体的影响，实现对管道内的压力介质的有效测量，但却将进气消声器屏蔽在外，也与《实施意见》的要求有一定的矛盾。

4结语

以往因相关标准规范要求的缺失及技术手段的不足，氧舱的制造单位、使用单位包括检验检测机构无法对氧舱压力调节系统压力介质质量进行精确的测控。本文从与现行标准规范的合规性角度出发，在压力介质质量检测方法和检测方式等方面提供了一种研究思路，实现多参数、便携式的氧舱压力介质质量在线检测多项指标检测，即可以使用户及检验机构的检测工作更加方便快捷，也能进一步保障氧舱安全有效运行。笔者水平有限，文中难免有错漏之处。相信随着我国检测技术水平与检测设备的不断提升，检验检测机构对《氧舱规程》理解的深入及贯标执行程度的不断强化，氧舱能更好地服务于广大人民群众。

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氧舱安全技术监察规程：TSG24－2015[S]，北京：新华出版社，2015:12.

[2]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压缩空气第2部分：悬浮油含量测量方法：GB/T13277.2­2015[S]，北京：中国标准出版社，2016:4.

[3]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压缩空气第5部分：油蒸气及有机溶剂测量方法：GB/T13277.5­2019[S]，北京：中国标准出版社，2019:4.

[4]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压缩空气第3部分：湿度测量方法：GB/T13277.3­2015[S]，北京：中国标准出版社，2016:4.

[5]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湿度测量方法：GBT11605­2005[S]，北京：中国标准出版社，2005:3.

[6]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压缩空气第1部分：污染物净化等级：GB/T13277.1­2008[S]，北京：中国标准出版社，2009:1.

[7]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压缩空气第4部分：固体颗粒测量方法：GB/T13277.4­2015[S]，北京：中国标准出版社，2016:4.

压力范文篇3

【关键词】特殊教育;特殊学生;教师压力;精神性压力源

一、问题提出

教师是教育中的关键人物，21世纪以来，特殊教育教师的职业压力问题逐步显露。近十余年来陆续有张茂林、杜晓新、王玲凤、周朝坤、刘佰桥等专家、学者和高校教师开始关注并探究特殊教育教师的心理压力，结果均发现特殊教育教师存在各种心理压力问题。当前特殊教育学校教师的压力情况如何？主要压力是什么？压力背后的主要压力源又是什么呢？

二、研究方法

1．被试。在湖南省范围内按照方便取样的方法抽取不同年龄、性别、教龄、职称和文化程度的从事特殊教育教师进行调查，按照不同的任教对象、性别、年龄、教龄、职称、学历等进行分类统计，共抽取样本206人，其中有效样本206人。2．研究工具。采用王玲凤所编制的《特殊教育教师职业压力量表》，让教师对工作中可能遇到的一些压力事件的有无和影响程度进行评定。该问卷由工作负荷造成的压力（简称“工作负荷压力”），工作待遇和工作中价值的体现造成的压力（简称“待遇价值压力”），学生难以管理造成的压力（简称“学生管理压力”），能力素质不能适应特教工作造成的压力（简称“能力素质压力”），学校的环境、资源、教育条件不够理想造成的压力（简称“环境条件压力”），学校人际关系造成的压力六个维度构成，共47个题目，里克特5点评分（1代表“没有”，5代表“极重”），得分越高压力水平越高。各分量表的内部一致性Cronbach＇α系数为0．82－0．90；项目与因子分的相关系数为0．81－0．89；项目与总分的相关系数为0．79－0．86。3．程序与数据处理。利用特殊教育学校微信和QQ工作群，问卷的麦客表单，由特殊学校教师独立完成。所有数据由麦客表单中导出Excel表格，采用SPSS18．0进行数据管理和分析。

三、结果与分

1．特殊教育教师的职业压力水平的总体情况属于中重度。按照王凤玲量表的计分方法（3分属于中度，4分属于重度，5分属于极重度），从图1可以看出，有68．5％的特教教师体验到中等程度以上的压力，17．1％的特教教师体验到重度以上的压力；从表1可以看出，特殊教育教师职业压力的平均分为3．13，因此总体上特殊教育教师的职业压力较大。　　2．中青年特殊教育教师（教龄为6～15年）的学生管理压力显著，主要体现在学生管理压力方面。对特教教师的职业压力总均分和各个压力源得分进行不同年龄组间差异的单因素方差分析（表1），结果表明特教教师的职业压力总均分不存在年龄组间差异；学生管理压力年龄组间差异显著，31～40岁年龄组压力最大，F（2，206）＝3．83，P＝0．011，31－40岁年龄组的特殊教育教师在学生管理方面体验到的压力（3．98±0．13）最大。其工作负荷压力、待遇价值压力、能力素质压力、环境条件压力和人际管理压力组间差异均不显著。在对特教教师的职业压力总均分和各个压力源得分进行不同教龄组间差异的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表明特教教师的职业压力总均分不存在教龄组间差异；学生管理压力教龄组间差异显著，11－15年教龄组体验到的压力最大F（2，206）＝4．00，P＝0．004，11－15年教龄组的特殊教育教师在学生管理方面体验到的压力（4．10±0．23）最大，其次是6－10年教龄组的教师（3．92±0．16）；工作负荷压力、待遇价值压力、能力素质压力、环境条件压力和人际管理压力组间差异均不显著。年特殊教育教师的职业压力最大。对特教教师的职业压力总均分和各个压力源得分进行不同职称组间差异的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表明特教教师的职业压力总均分不存在特教对象组间差异；人际关系压力特教对象组间差异显著，F（2，206）＝3．04，P＝0．019，从事多重障碍教育的教师体验到的压力最大。

四、研究发现

1．特殊教育教师的职业压力较大。调查结果表明，特殊教育教师的职业压力较大，68．5％的特教教师体验到中等程度以上的压力，17．1％的特教教师体验到重度以上的压力。陶行知先生说过在教育教学中需要“因材施教”。特殊教育教师为了给每个特殊孩子更适合的教育，全身心关注特殊学生的特点，无条件接纳特殊学生的各类问题与障碍，制定专属每一个特殊孩子的个别化教育计划并遵照实施，与此同时，压力由此发生。2．特殊教育教师最大的压力源自学生管理工作。从表1、表2可以看出，尽管各表所展示的纵向维度不同，但是横向维度中，不同年龄层次、不同教龄、不同职称、不同特教对象的教师的学生管理工作的压力数值基本上是最大的，可以得出：特殊教育教师最大的压力源自于学生管理，这一结果与其他学者的研究结果一致。3．特殊学生的障碍程度越深，心智水平越低，特殊教育教师体验到的压力越大。传统意义上的特殊儿童仅包括视障、听障和智障三类儿童，而现在的特殊儿童还包括自闭症、多动症和注意力缺陷儿童、学习障碍儿童和精神障碍儿童等，学生障碍的复杂性与多重性对特殊教育教师的专业性要求急速增高。作为特殊教育教师，需要更好的体力，需要更集中的精力，需要更全面的教学知识，需要更专业的支持技术，才能支撑起这一群特殊的学生的蓝天。从调查统计表3可以发现，特殊学生的障碍程度越深，心智水平越低，特殊教育教师身心体验到的压力更大。4．特殊教育教师的压力背后隐藏着深层的精神性压力源。“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这是陶行知先生一生献身于教育事业的真实写照，也是特殊教育教师平时的生活状态。他们在特殊教育学校这个特定工作环境下，对特殊学生进行教育教学及康复训练，并长期生活在一起，在这个过程中发生着许多难以避免，并直接阻碍和破坏教师个体正常精神需求的内在和外在事件，不良刺激等，这些形成了当前特殊教育教师的主要精神性压力源。

参考文献：

［1］王玲凤．特殊教育教师职业压力的调查分析［J］．中国特殊教育，2009，（08）．

［2］陶行知．陶行知文集［M］．江苏教育出版社，2008，（06）．

［3］宋铭，许家成．特殊教育领域的教师职业压力问题研究［J］．中国康复理论与实践，2006，（12）．

压力范文篇4

论文摘要：在社会竞争日益激烈的今天，人们的工作压力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企业中的压力管理关系到员工的身心健康和企业的绩效。本文在系统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学习国内外大量文献资料，对压力、压力源的概念及理论进行了研究综述。

引言

当前快节奏的工作和生活，使人们的观念、心理、行为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产生了各种适应性障碍或紧张症等与压力有关的疾病。压力问题已经开始引起社会各界的高度重视，已成为社会的焦点问题,有关压力的研究已经成为心理学、医学、社会学、管理学等共同关注的热点领 域。

在企业管理中，工作压力管理已成为人力资源管理的一个重要方面。过度、持续的工作压力不但是造成员工健康和安全隐患的重要问题，还会导致一些组织问题，如员工不满、消极怠工、高离职率、缺勤和低生产率等。对压力进行管理，尤其是对工作压力源的分析与探讨极为必要。

一、压力的内涵和相关理论

1.基本概念的界定

(1)压力

“压力”这个词对我们并不陌生，几乎每个人都经历过压力。它被广泛地应用在人们的生活和工作之中。对压力的认识最初源自物理学，是指物体受到试图扭曲它的外力的作用，在其内部产生相应的力。以后对压力的认识扩展到医学领域。随着工业化、城市化以及信息革命的发展，压力的研究在强烈的社会需求推动下，从医学领域迅速扩展到社会学、心理学、管理学等几乎所有学科研究领域，引起如社会学、心理学、生理学等许多学科专家的关注。关于压力的定义也有很多种，综合各界学者对压力的定义，对压力含义的界定总体上可以概括为刺激说、反应说和刺激—反应说三大类。

第一，刺激说。刺激说认为压力就是作用于个人的力量或刺激，从而导致人的紧张的反应。这种定义借助物理科学中压力的定义，认为压力是某些可能会导致分裂性结果的特质或事件。把压力看成是人对外界的刺激所引起的生理的紧张、恐惧等，强调的是人的一种生理反应，认为人们所承受的压力是有限的，当压力超过人所能承受的极限时，将会造成永久的破坏。这是早期对压力分析的观点。这种观点的主要代表有Weiss等。刺激说的观点主要集中注意于压力刺激的实质，关心压力的来源是什么。主要强调了压力的外部因素，而较少考虑到个人对压力程度的感知和评价，也没有注意到对压力反应的处理策略。

第二，反应说。反应说把压力看做是个体对某些刺激物的反应，是由于环境刺激物的影响，使人们呈现出的一种心理的反应。这一理论强调压力是个体对环境要求的一种反应，而不是外界环境对个体的一种压力。把压力看成是人的主观感受，着眼于人们对待压力的体验和认知，并且认为压力是以反应为基础的模式，它强调人的心理和精神方面。

第三，刺激—反应说。刺激—反应说认为压力是个体与压力源之间一个相互作用的过程，个体感受到的压力来源于个体对情境的察觉和评估，不同的人在不同的时期对压力的感受不同。根据刺激—反应说，压力是个人特征和环境刺激物之间相互作用的后果，是形成个体生理心理及行为反应的过程。不仅包括环境刺激造成的紧张也包括人们对环境刺激的主观反应，更重要的是它还包括个体特征差异及对待压力策略的其他因素。这是一个动态的认知过程，它全方位、多视角地考察了个人特征与外界刺激之间的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关系。

(2)工作压力

在企业压力管理中，我们以研究工作压力为主。在本文中，压力即指工作压力。工作压力（WorkStress）概念是从压力定义衍生而来，简单来说是指当压力发生在工作场所时就称之为工作压力。我国学者徐长江（1999）把工作压力定义为：在工作环境中，使个人目标受到威胁的压力源长期地、持续地作用于个体，在个体及应付行为的影响下，形成一系列生理、心理和行为的反应过程。工作压力概念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上的工作压力包括个体在工作情境中体验到的压力和来自工作场所之外的对工作产生影响的压力，而狭义的工作压力仅为工作情境中的压 力。

2.有关压力研究的理论

压力管理研究在西方已经近100年，研究者从不同角度提出了有关压力管理的相关理论。

(1)压力主体特征理论

压力主体特征学说认为压力的产生与个人的某些主体特征，特别是主体的需求与能力有关，当个体有较高的需求与期望发生，但又感到自我能力有所不及时，就会在行为活动过程中感到压力。这一学说思想强调了个人主观因素，特别是需求与能力对于压力形成于反应过程中的重要影响，解释了不同个体在同样压力环境中的个别差异原 因。

(2)个体—环境匹配理论

个体—环境匹配理论或称为P-E模式，该理论认为环境变量和个人相关特征决定压力是否会产生。French和Caplan(1972)提出的这一理论是工作压力领域中运用最多、得到最广泛接受的理论之一。French等人认为引起压力的原因不是单纯的环境因素或个人因素，而是个人和环境相联系的结果。工作的压力是由于个体能力与工作要求不匹配(misfit)。只有当个性特征与工作环境相匹配(fit)时，才会出现较好的适应。(3)工作需求—控制理论

Karasek(1979)提出的工作需求—控制模式(简称JD-C模式)也是研究工作压力的一个很有影响的理论模式。Karasek以大量有关职务再设计和员工压力的研究为基础建立了JD-C模式，从工作特征出发，对工作压力做出解释和预测。所以它还被称为工作压力模式。Karasek认为工作压力来源于工作本身所包含的两个关键特征，即工作要求和工作控制的共同影响。它包含两个基本假设：

①高工作要求，低工作控制导致高工作压力。

②当工作要求和工作控制均处于高水平时，工作动机增强，因此有利于提高员工的工作绩效和工作满意度。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这一模式中又加入了一个社会维度：社会支持，使这一模式成为工作需求—控制支持模式(简称JDCS模式)。

(4)认知交互作用理论

认知交互作用理论是一个以认知评价过程为基础的工作压力模式。该理论提出者是美国心理学家RichardS.Lazarus。Lazarus认为在压力源与压力反应之间存在着两个阶段的认知评价过程。个体首先要评价外界事件是否具有挑战性或威胁，然后对自己所能获得的应对资源如个人能力和社会支持等进行评价，当个体认为后者不足以应对外界的威胁性事件时，工作压力便产生了。

Lazarus认为传统的工作压力研究将环境条件和个体特点看做是分离的和不变的，没有正确地描述工作压力的问题。个体—环境匹配理论虽然比传统理论的思维推进了一步，通过对个体和环境之间的关系来考虑工作压力产生的原因，但这一理论的问题是它仍然把个体和环境都看做是静止的、不变的。Lazarus(1995)认为，压力不是个人特点的产物，也不是环境的产物，压力的产生是某一种环境与某一种人所做的对环境所可能产生的威胁的评价结合的结果。在交互理论中，压力是一个过程，这一过程随着时间和面临的任务而产生变化。个体和环境的关系，以及个体与环境的匹配程度，无论在时间上、工作任务或活动上，都不是固定不变的。由于这一理论对数据的涵盖性和易检验性，使得它受到很多工作压力研究领域者的重 视。

二、压力源及其理论研究

1.压力源概念

压力源即压力的来源，又称应激源或紧张性刺激。是指导致压力的刺激、事件或环境，可以是外界物质环境、个体的内在环境及心理社会环境，主要包括两部分，即生活压力源和工作压力源。

工作压力源包括导致工作压力反应的情绪、刺激、活动等。是员工在工作活动中所承受的对其身心活动造成一定影响的外在刺激因素，是个体对工作压力感知的一种主观评价。它是改变个体心理和身体健康状态的主要原因。构成压力源的因素很多，各个因素之间会相互影响，构成复杂的系统，当个体长期处于这些压力源系统中，不仅仅是对他个人，对组织也同样会带来消极影响。在压力管理过程中，了解压力源是基础。所以工作压力源成为研究者和实践者关注的重点。

2.压力源研究的理论回顾

Weiss(1976)认为工作组织中的压力源主要有：工作本身因素；组织中的角色；职业发展；组织结构与组织风格；组织中的人际关系。

Whettent和Cameron把压力源归纳为时间压力、互动压力、情景压力和期望压力四个方面。

Cooper，C.L.和Marshall(1978)对白领工作人员的工作压力研究认为，工作压力源主要有：工作本身因素、组织中的角色、工作中的关系、职业发展、组织结构和组织倾 向。

Ivancevich和Matteson(1980)借鉴了以前的研究成果，认为工作压力源可分为组织内部压力源和组织外部压力源两部分，强调了个体差异和个人对压力感知的影响作用。他们把压力源分为五个基本类型：生理条件、个人层面、团队层面、组织层面和组织外因素。其中，个人层面涉及角色和职业发展，组织层面包括组织倾向、组织结构、工作设计和任务特征。

Hendrix，W.H.（1995）等人的研究中，将引起压力的因素分为3类：组织内部的因素、组织外因素和个人特 征。

Summers，T.P（1995）等人将引发工作压力的原因分为四类：个体因素特点、组织结构特点、组织过程特点、角色特点。

罗宾斯((1997)确认了三种类型的潜在的压力源：环境、组织和个人压力因素，并认为这三种因素是否会导致现实压力感的形成取决于个体差异(如工作经验、个人认知等)。环境因素包括经济、政治和技术的不确定性；组织因素包括任务要求、角色要求、人际关系要求、组织结构、组织领导作风和组织生命周期；个人因素则包括家庭问题、经济问题和个性特点。

近几年，我国对工作压力源的研究比较多，研究的内容主要有两方面，一类是通过调查，对某一行业、某一岗位的工作者的压力源进行识别；另一类是以压力源中的某一变量为研究对象，剖析该变量与其他变量的关系。

第一种研究所涉及的对象包含了各个行业、岗位的工作者，有医生、教师、公务员、科技工作者、知识型员工、经理人员等，基本上都是通过问卷调查的形式对该类工作者的工作压力源进行了分析，也有的学者只做了定性分 析。

张继红（2005）通过对航天科技人员工作压力与绩效的相关性分析，发现航天科技人员所承受的工作压力主要来自于“工作环境”、“工作角色”、“组织、人际关系”、“工作回报”和“工作时间”五个方面。

舒晓兵（2006）对我国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管理人员的工作压力源进行了比较和分析。

赵春燕（2007）对国有企业、外资企业和私营企业三类研发人员的工作压力状况进行比较研究。

第二种研究一般就工作压力源中的不同变量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以进一步明确工作压力源中的变量之间是否相互影响及影响程度。马可一(2000)在工作情景中认知资源与职业关系的研究中，把管理人员的工作压力分为任务压力、竞争压力、人际压力和环境压力四个部分。

汤毅晖（2004）对管理人员工作压力源、控制感、应对方式与心理健康的关系进行研究，探讨工作压力源、控制感、应对方式和心理健康关系。

曹静（2005）研究管理人员工作压力源与工作倦怠的关系及其影响因素。其中将应对方式和社会支持作为中介变量同时引入工作压力源—工作倦怠的研究。

弋敏（2007）对知识型员工工作压力实证研究，知识型员工的主要工作压力源分别为工作任务、工作背景和氛围、职业发展、人际关系及组织结构和文化。

三、压力源的测量

工作压力的准确测量是研究工作压力管理的基础，国内目前尚未研制出较为成熟的工作压力测量工具，大多直接借鉴使用国外的压力测量工具。比较有影响的、广泛使用的工作压力测量工具主要有：

1.职业压力指标量表(OSI)

职业压力指标量表是CooperSloan和Williams于1988年设计的测量工作压力的一个指标体系。它从压力源、个性特征、控制源、应对策略、工作满意度、生理健康状况和心理健康状况七个方面来全方位地衡量工作压力状况。

2.McLean’s工作压力问卷

McLean’s工作压力量表中的问卷是美国心理学家McLean教授编制的。该问卷由应对能力、工作满意度和工作压力源三个量表组成。

3.工作内容问卷

著名的工作压力JD-C模式的提出者Karasek教授于20世纪70年代研制了工作内容问卷。该问卷原用于工作压力与高血压、心脏病的关系研究，现已被广泛应用于评价职业人群的工作压力水平。

4.工作控制问卷

工作控制问卷是美国国家职业安全卫生研究所的Hurrell和McLaney于1988年研制的，该问卷主要从工作压力源的角度来衡量个体面临的压力，调查内容与个体对工作情境中的人、事、物的控制程度密切相关。

5.职业压力问卷调整版（OSI-R）

职业压力调查量表最早是由Osipow于1981年设计的工作压力测量问卷，经过20年的使用和反复修订完善，于1998年重新推出了该量表的调整版本。OSI-R量表由职业角色问卷、个体紧张反应问卷和个体能力问卷三个量表构成，共有140个测试项目。

6.工作压力量表

Paker和Decotiis（1983）编制的工作压力量表，已在许多研究中得到使用，并被证明具有较高的信度和效 度。

目前国内还没有较为成熟的工作压力测试工具，研究者大多是借鉴和使用国外的压力测量工具，但还有部分学者在对我国不同行业职员工作压力的研究中，结合国情和行业特点，在传统测试工具的基础上进行改进和完善，设计出了新的压力测量工具。

四、研究展望

综上所述，各种理论从不同的侧面分析了压力的形成，如何将上述工作压力理论加以综合考虑，以期能完整解释实际的工作压力现象，这值得进一步研究。

现实生活中极少有纯粹的单一性压力源，多数压力源都包含两种以上的因素，几种压力源之间既互相区别又互相联系，今后对压力源的研究，一般都应该把几种压力源作为整体加以考虑。

不同的压力源测量工具，对企业的压力管理提供了指导。早期的压力研究较多采用横切面法,最近的压力研究中注意更多运用纵向研究设计。

压力管理中的相关理论，几乎都是以国外特别是西方企业文化为背景的,这些理论和模型在我国企业文化背景下的适用性有待进一步验证和深入研究。

作者单位：首都经贸大学

北京服装学院

参考文献：

[1]舒晓兵.管理人员工作压力源及其影响[J].统计研究,2005,(9):29-35.

[2]石林.工作压力理论及其在研究中的重要性[J].心理科学进展,2001,(10):433-435.

[3]徐长江.工作压力系统研究:机制、应付与管理[J].浙江师大学报,1999,(5):29-35.

[4]马剑虹,梁颖.管理者工作压力高阶因素结构分析[J].应用心理学,1997,(2):21-26.

[5][美]斯蒂芬•P.罗宾斯著,孙建敏,李原译.组织行为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478.

[6]LazarusRS.PsychologicalStressintheWorkplace[J].JournalofSocialBehaviorandPersonality,1991,(6):1-13.

压力范文篇5

首先,压力测试作为一种新的风险管理方法,是VaR风险衡量方法的有效补充.由于所有市场对极端的价格波动(金融资产收益分布的后尾)都是十分脆弱的,而VaR型风险衡量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在"标准"的市场条件下量化潜在的损失.一般而言,增加置信水平能够解释出日益巨大的但却不太可能出现的损失,但基于最近历史资料所作的VaR测量,往往不能识别那些可能引起巨大亏损的情形.压力测试则可以通过测算银行在遇到假定的小概率事件等极端不利情况下可能发生的损失,分析这些损失对银行盈利能力和资本金带来的负面影响,进而对银行的脆弱性作出评估和判断,并采取必要措施.

其次,是银行内部风险管理的要求.在当前国内外经济走势尚存在较大不确定性的背景下,压力测试可以增进银行对自身风险状况和风险承受能力的了解,增强银行积极应对外部挑战的能力,为管理层制订或选择适当策略提供重要依据.且可用于评估经济资本需求,从而部分抵消经济衰退时期资本要求提高的影响.

再次,应对外部监管的需要.作为能够令人满意的运用内部模型的7个条件之一,压力测试是巴塞尔委员会要求进行分析的方法之一,同样也为衍生工具政策集团和国际30人集团所认可.我国自从2007年银监会出台《商业银行压力测试指引》后,监管部门对商业银行压力测试的工作要求不断严格.2008年下半年,银监会连续要求商业银行进行3次压力测试.2009年上半年,银监会就巴塞尔委员会的《稳健的压力测试实践和监管原则》在全国征求意见.2009年10月出台的《流动性风险管理指引》中,要求商业银行至少每季度进行一次流动性风险压力测试.2009年11月,银监会要求商业银行对6大产能过剩行业及房地产、融资平台进行压力测试.2010年4月20日,银监会召开2010年第二次经济金融形势分析通报(电视电话)会议,要求各大中型银行按季度开展房地产贷款压力测试工作.压力测试已逐渐成为外部监管部门衡量一家银行贷款风险的重要手段.

最后,通过压力测试分析可以较准确地认识融资平台贷款风险.政府融资平台作为改革开放的产物,可追溯到上世纪80年代末,1988年,国务院《关于投资管理体制的近期改革方案》,基本建设项目实行"拨改贷",国家成立6大专业投资公司,各省也相继组建建设投资公司,这是地方融资平台的雏形.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在国家扩大投资拉动内需的背景下,开行大力推进开发性金融实践,推动各地加强融资平台的制度建设、信用建设和现金流建设,并以地方财政未来增收、土地收益和其他经营性收益为还款来源,向融资平台发放贷款用于项目建设,这对应对危机、增加就业、拉动投资和扩大消费发挥了重大作用,有力支持了城镇化建设和社会事业发展,有力支持了铁路、公路、城市轨道交通等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国际金融危机特别是2009年以来,根据央行和银监会联合的《关于进一步加强信贷结构调整促进国民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指导意见》(银发[2009]92号),各家银行大举进入地方融资平台领域,为应对金融危机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另一方面,融资平台负债增速迅猛,2009年一年平台负债增加4万~5万亿元,增幅超过100%,其中,银行贷款占平台新增负债的80%以上.然而,随着融资平台的过度发展,目前出现了部分平台管理不规范、资本金不足、过度负债和过度竞争等问题,潜在风险不容忽视.因此,通过对融资平台贷款压力测试,可以较准确的区分出不同平台贷款的风险水平差异,对于化解过量的融资平台贷款具有重要意义.

二、政府融资平台贷款压力测试的方法选择

目前国际上比较公认的压力测试方法有敏感性分析、情景分析、最大损失分析和极值分析4种,在实际运用中以情景分析和敏感性分析最为常用.我国银监会在《商业银行压力测试指引》中也明确提出压力测试包括敏感性测试和情景测试等具体方法.

敏感性测试旨在测量单个重要风险因素或少数几项关系密切的因素由于假设变动对银行风险暴露和银行承受风险能力的影响.其最简单直接的形式是观察当风险参数瞬间变化一个单位量情况下,机构资产组合市场价值的变动.由于敏感性分析中只需确定重要的风险影响因素,而对冲击的来源并无要求,因此运行相对简单快速,而且经常是适时(实时)测试,号隋景测试有较大不同.

情景测试是假设分析多个风险因素同时发生变化以及某些极端不利事件发生对银行风险暴露和银行承受风险能力的影响.与敏感性分析不同,情景分析中不论是冲击的来源还是压力测试的事件以及被冲击影响的金融风险因子都需给出定义.

因此,在融资平台贷款压力测试的方法选择上,可参照当前宏观经济形势和银监会的相关要求,首先确定影响融资平台贷款的主要风险因素,并假设其在轻度、中度、严重压力下的取值(即设计压力情景和假设条件),然后分别测试各贷款项目在压力情景下资产质量分类结果的变化情况,再汇总计算整体贷款组合在压力情景下的不良贷款率.

三、政府融资平台贷款的风险因素

2009年,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在贯彻中央一揽子经济刺激计划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快速增长的高额负债也带来潜在的财政和金融风险.根据目前融资平台贷款的通常业务模式,主要有三大风险因素:地方政府债务率水平、融资平台自身建设情况和贷款项目性质.

(一)政府债务率水平

由于目前的融资平台主要是政府出资设立,大多数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承担的是政府公益性项目,项目自身没有收益或收益不足以还贷,还款来源依赖于政府财政收入或财政补贴收益,因而政府的债务率水平是融资平台贷款风险最重要的影响因素,直接决定了融资平台的还款能力.如果债务率过高,政府依靠财政收入按期偿还贷款本息的风险将会加大,一旦财政收入不足以偿还贷款本息,要么导致贷款违约,要么需要银行新的信贷资金注入,形成新的潜在风险.

从2009年下半年开始,央行、银监会、财政部、审计署等纷纷对地方政府负债过高问题发出警告.2010年1月19日,在国务院第四次全体会议上,总理把"尽快制定规范地方融资平台的措施,防范潜在财政风险"列入2010年宏观政策方面要重点抓好的工作之一.

(二)融资平台自身建设情况

政府融资平台自身是否具有实际经营活动,地方政府是否给平台配置了足够的经济资源,设计的治理结构是否符合市场化要求,有没有实现平台自我造血功能,逐步减轻其对财政还款的依赖等,都决定了政府融资平台对贷款资金的自主支配程度以及还款资金的安排能力.自身机制建设情况较好的融资平台,其贷款受地方财政的影响相对较小,还款的风险也相对较小.

(三)贷款项目性质

目前融资平台贷款项目按项目用途可分为公益性项目和有收益项目两大类.按担保方式可分为财政担保、土地抵押或其他担保两大类.按还款来源可分为财政资金还款和项目自身现金流还款两大类.

通常来说,银行以及融资平台对公益性的项目、财政担保的项目、依靠财政资金还款的项目控制力更弱,对政府偿债能力的敏感程度更高,潜在的风险相对要大.

四、压力测试假设情景的选择

结合融资平台贷款的主要风险因素,在压力测试中可采用基于假设的情景分析测试方法,以对融资平台贷款偿还影响最大的政府财政收入变化作为核心的假设情景.同时考虑到目前财政统计的现实情况,土地出让收入并未全部包含在地方政府财政收入中,因此假设情景可分为地方政府一般预算收入大幅减少和土地出让收入大幅减少两种情形.同时再考虑到贷款利率变化对融资平台贷款偿还产生的资金支付压力,建议增加央行大幅提高贷款利率作为第三个假设情景.对融资平台自身建设情况和贷款项目性质两个风险因素,在压力测试中不纳入假设情景,而是作为贷款风险测试中的调整因素.

在假设情景变化的程度上分别采取轻度压力、中度压力和严重压力,评估在以上假设情景出现大幅不利变动的情况下,融资平台贷款的质量变动情况,并进一步测算因此可能产生的损失等情况.具体情景假设如下

五、开展融资平台贷款压力测试的步骤

在假设情景的基础上,可以采用三步走的方式开展融资平台贷款压力测试.(1)以地方政府债务率为主要指标判断地方政府在压力情景下的表现;(2)根据平台性质考虑对平台风险水平的调整;(3)根据项目相关信息调整项目层面上的风险水平.即通过判断政府整体债务水平变化来测算其对融资平台还款能力的影响,继而对具体贷款形成最终的压力测试结果.

第一步,以地方政府债务率为主要指标判断地方政府在压力情景下的表现,并进行分类.

在操作中首先可参考监管部门意见及银行内部风险管理实际情况设定银行的政府债务率控制标准;其次以最近一期的财政报表数据计算在压力情景下的政府债务率水平,并按照压力下的政府债务率与债务率控制的比例对该地方政府偿债能力进行分类.为便于实施,可分为正常、关注、预警、高度预警四大类,分类标准如下表.

第二步,将地方政府偿债能力分类结果映射到融资平台,并根据融资平台性质不同对融资平台贷款风险水平进行调整.在调整中可设定两项调节系数:一是行政级别调节系数,比如省级平台和部级开发区平台调节系数可设定为1.1,副省级和省级开发区平台调节系数可设定为1,地市级平台调节系数设定为0.9,县级平台调节系数设定为0.7.二是机制建设调节系数,如果平台为纯融资性平台(即只承担项目融资任务,不承担建设、运营任务的),则调节系数可设定为0.8,如果机制建设较完善,则调节系数可设定为1.

第三步,根据项目相关信息调整项目层面的风险水平.一是对同一融资平台下的多个贷款项目按照重要性进行排序,并按照政府偿债能力分类和项目重要性两维进行贷款资产质量分类的调整.具体调整幅度可参考下表.

二是按照项目还款来源类型进行调整.如项目自身有收益且现金流能覆盖贷款本息,或者融资平台市场化程度较高,自身经营收益(剔除土地出让收益)能覆盖贷款本息的,即表示该贷款项目对政府财政收入变化不敏感,建议将各压力情景下的资产质量分类结果调整为正常情景下的分类水平.三是政府偿债能力分类达到关注类(及以下)的,压力情景下的资产质量分类结果应至少下调到关注类.

六、融资平台贷款压力测试结果的应用

通过对融资平台贷款进行地方财政收入不同程度变化的压力测试,首先可以较为清楚地分辨出目前各地方政府及融资平台在不同压力情景下的抗风险能力,以及政府偿债能力不同的地方及平台在各种压力情景下的表现情况.如在压力情景力下,有多少正常类的地方融资平台降为关注及以下,有多少贷款项目资产质量分类下降,下降的幅度是多少,资产质量恶化的贷款特征分析等.使得银行能够更加审慎的区别对待融资平台,采用有针对性的措施控制风险.

压力范文篇6

这就是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筋疲力尽的原因。难处的同事是职场压力首来源美国一网站在全美范围内调查发现—工作量大、时间长、与家人相处时间少、假期短。

逾越一半的工作者称他压力很大，美国网站近日通过在全美国范围内的调查发现。77%人感觉快被工作耗尽了什么是罪魁祸首呢？人们往往责备同事，有16%人认为难以相处的同事是压力首要来源。其他来源是不现实的工作量15%紧巴巴的最后期限11%最后方案10%专横且爱干预的老板9%.

可能导致偏头疼、消化系统紊乱、皮肤疾病、高血压和心脏病，巨大的压力会影响人的免疫系统。还会导致精神方面的疾病。以下是压力过大要崩溃的征兆感觉你周围的同事都踩在蛋壳上。来得晚而且总想早走。对工作冷漠没有热情。失去了与同事之间的感情。总感觉身体不适。

试试以下这些减轻痛苦的方法吧使工作重点有所偏重。确保有时间完成最重要的工作。下班前定下明日的工作重点。调整期望值，如果这些征兆在身上呈现。定合理的目标。每日腾出时间回电子邮件和语音邮件，这样你就不会不停地被打扰了

这就是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筋疲力尽的原因。别忽略了健康。认清“罪犯”什么让你有压力？认清它战胜它第一步。明白你能改变什么不能改变什么。丢掉那些不实际的期望。给自己安排一定的停工期”难处的同事是职场压力首来源美国一网站在全美范围内调查发现—工作量大、时间长、与家人相处时间少、假期短。

压力范文篇7

我对压力产生了好奇，想知道水压的大小是由什么决定。回家后，我上网查了一些资料，知道了水的压力由深度决定，水越深，压力就越大；水越浅，压力就越小。

为此我做了个试验。材料是：1个装牛奶的矩形竖直纸盒、1卷胶带、1个钉子、1个平盘。

我放好牛奶盒，用钉子在任意一个侧面戳三个孔。三个孔的位置分别是底部、中部和上部。然后用胶带把三个孔封住，将纸盒中加满水，再将平盘放在有孔的侧面的下方，将胶布撕开。你知道出现什么现象了吗？三个孔的喷水有什么不同吗？当然不同。从底部流出的水喷射得最远，其次是中部的水，喷得最近的是从顶部喷出的水。这证实了水的深度不同，水的压力不同。水越深，压力就越大；水越浅，压力就越小。所以我在海中位于水深不同的位置，耳朵感受到的压力是不同的。

压力范文篇8

本文试图应用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从历史经验和经济理论中找到重大制度变迁的一般性的最初起因，例如传统计划体制国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渡。

治国者为了维护一定的义理性水平，需要随着时间的推移提供越来越多的公共产品，这就造成了财政压力，财政压力积聚到财政危机时，国家开始寻求改革，改革的最佳路径是先“甩包袱”再“向新兴财富征税”，但由于某些原因，改革的次序会被颠倒，并导致改革的失败。

关键词：治国者、义理性、公共产品、财政压力、制度变迁。

一、引言

如何解释中国近20年来的经济改革，解释一个传统计划体制国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渡过程，这对于现有的经济学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一方面，根据新古典经济学为一些转轨国家制定的改革方案，在实施中却不断遇到许多始料不及的巨大困难。这似乎能够表明，新古典经济学对市场经济的理解存在某种缺陷，对过渡经济的认识则准备不足。另一方面，新制度经济学在分析过渡经济问题时却显示了相当的解释力。新制度经济学把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理解为一个渐进的制度变迁的过程，并在分析制度变迁过程时强调组织和制度的互动关系。在新兴的过渡经济学领域，新制度经济学可能会成为主流的研究方法（Clagueetal.1992；盛洪，1994；Lichtenstein,1996）。现有的过渡经济学或者侧重从总体上比较激进和渐进这两种改革方式的效果，或者具体分析过渡过程中不断出现的新问题。本文则试图在已有的各种研究的基础上，寻找某种可以进一步解释中国改革进程的分析框架。本文尤其关心的问题是，能否从历史经验和经济理论中找到重大改革的一般性的最初起因，同时，在我们看来，对改革的起因有了较为深刻的认识之后，才能更好地解释改革之路径。本文的思想可以概括为一个中心命题，即财政压力决定了改革的起因和路径。

和许多其它的过渡经济学文献一样，本文也受到新制度经济学研究方法的影响。我们也认为，改革是一个制度变迁的过程，而改革的最终结果则取决于改革过程中各种组织的相互博弈。在本文中，我们想更为明确地提出：

1．改革的实质是国家主导型的制度变迁。国家的主导作用未必就是说国家会按照长远而详尽的纲领和计划领导改革，在我们看来，所谓国家的主导作用指的是，改革是在保持原有统治之稳定性和连续性的前提下，由国家对既有的政治经济体制作出的自我调整。从历史经验来看，这种调整主要表现在国家逐步放松对市场的管制，以及国家不断退出原有的特权领域，而放松管制和主动退出都是国家出于自身利益考虑理性决策的结果。国家的自我调整意味着对于治国者而言，维持统治的外部条件发生了较为持久而重大的变化。一般而言，影响国家政权稳定的外部条件主要包括：（1）人口压力。人口的数量变化不仅会影响到经济增长的绩效（Forgel,1994），诱发制度的变迁（诺斯，1981），还在很大程度上与国家政权的兴衰有着紧密的联系；（2）外部竞争。在相对开放的条件下，一国的长治久安不仅取决于内部稳定，还取决于和其它国家之间的某种竞争，比如相对其它国家而言的更高水平的福利和安全；（3）制度僵化。从长期来看，没有任何一种良好的体制能够一劳永逸地保证国家的经济增长。随着时间的推移，“制度僵化症”往往会阻碍经济增长，甚至可能引发政权危机（奥尔森，1982）。

2．国家与各种组织的博弈决定改革的路径。尤其要指出的是，改革的最终成功可能取决于国家能否和新兴组织达成合作和结盟。在已有的过渡经济学文献中，经济学家们几乎已经达成一种共识，即，在转轨时期新兴组织的寻利活动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来源（Krueger,1992）。此外，除了在经济方面对改革的贡献之外，新兴组织的壮大还能给治国者提供新的义理性支持。当然，这种可能性的实现需要看国家和新兴组织之间能否达成稳定的合作，具体地说，这种稳定合作的内容就是新兴组织用稳定税收换取国家提供的产权保护。

3．现有的过渡经济学文献主要采用两种不同的模型。一种是决策模型，即强调国家行为在制度变迁中的主导作用。另一种是博弈模型，即假定制度变迁的结果是社会各种力量与国家博弈的均衡结果。我们在研究方法上试图综合这两种不同的模型。在我们看来，向市场经济过渡是一个由决策模型向博弈模型过渡的过程。传统计划体制的起源在很大程度上是国家意志的产物，因此适合用决策模型加以分析。但随着国家在某些领域的主动退出，给各种社会力量的出现和成长创造了条件。最终，有效的产权制度是这些新兴组织与国家长期博弈的结果。

我们感到，新制度经济学在研究制度变迁时，最需要，可能也是比较欠缺的就是一个分析国家行为的经济学模型。我们希望能在本文中能对这个方面的研究作出一些补充和改进：首先，本文假定国家（或者更准确地说是治国者）是在约束条件下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人，并进而定义国家（治国者）的目标函数为追求义理性最大化。其次，我们认为，财政预算可能就是国家追求义理性最大化的约束条件。根据我们的上述假设，可以得出一个假说，即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财政压力是国家推动改革的直接原因。财政压力犹如一个窗口，我们可以透过它望见人口压力、外部竞争和制度僵化等影响国家义理性的更为宽广的背景。我们所谓财政压力，是指不断增加的财政支出（或财政需求）和相对不足的财政收入（或财政供给）之间存在持续的紧张状态。

在阅读有关文献的时候，我们多少感到有些意外的是，对于国家财政与制度变迁之间的关系这样一个重大问题，在主流经济文献中却几乎很少讨论。但是，从熊彼特（Schumpter,1918）和希克斯（1969）对这一问题的先驱性研究中，我们受到了很大启发。

熊彼特在1918年发表了《税务国家的危机》一文。他指出，研究财政历史使得人们能够“洞悉社会存在和社会变化的规律，洞悉国家命运的推动力量”。熊彼特还有一段特别精彩的议论：“从国家财政入手的这种研究方法，在用于研究社会发展的转折点时，效果尤为显著，……在社会的转折时期，现存的形式相继殒灭，转变为新的形式。社会的转折总是包含着原有的财政政策的危机……。”熊彼特认为，财政体制与现代国家制度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以致于可以把现代国家直接称为税务国家。他还指出，财政不仅有助于国家的诞生，还有助于其发展。这不仅是因为支持国家正常运转的官僚体系就是随着税收体制的建立而建立起来的，而且更重要的是，国家借助财政可以日益扩大其管辖权，并把其意志逐渐渗透到市场经济活动中。因此，熊彼特说，“一旦税收成为事实，它就好象一柄把手，社会力量可以握住它，从而改变社会结构。”

希克斯1969年所写的《经济史理论》主要谈的是，市场经济的演化自始至终都离不开国家的介入。在向市场经济缓慢演进的历史过程中，只有在国家认同并出面确立了市场经济的两大基石（即法律和货币制度）之后，这种被哈耶克称为“自发秩序”的扩展过程才可能持续不断。而且，市场经济在近代欧洲的形成，同时就是近代民族国家兴起的历史。民族国家借助市场经济力量才能成型，并要依赖于市场经济行使统治权，所以国家意识到必须保障市场经济秩序，同时也加大了对市场经济的控制。在这段历史中我们可以看到，近代民族国家的兴起就是由于财政原因。近代国家起源于16世纪的西欧，这次历史变革的主要原因就是财政压力，即君主们需要大笔金钱去支付战争费用。国家努力克服财政压力，一方面不断寻求向新财富征税，这导致了现代税收制度的建立，另一方面，由于日常征税仍然满足不了非常时期的军费开支，所以借债就成为非常迫切的任务。信用是借债的关键。结果，西欧国家寻求借款的努力，促进了资本市场和整个金融体系的成熟。

我们把熊彼特和希克斯的思想概括为一个基本命题，即财政压力是国家推动改革的直接原因。本文的讨论，从某种意义上讲可说是对熊彼特－希克斯命题的补充和扩展。作为对熊彼特－希克斯命题的进一步解释，我们想补充说明的是，财政压力所解释的是根本性的、在历史上有着转折意义的改革。作为对熊彼特－希克斯命题的扩展，我们认为，财政压力不仅是改革的起因，还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改革的路径，因此，一个更为完整的命题应该是：财政决定改革的起因和路径。

二、治理国家的政治经济学

国家作为一个政治系统，至少包括三种不同角色的参与者，即治国者、官员和公民。经济学家在研究政治体系的时候，总是将政治系统中的参与者假定为追求自身效用最大化的理性行为者。虽然这种假设多少是为了更为得心应手地应用经济学的分析工具，但同时它又是与源于霍布斯和托克维尔等人的政治哲学和政治科学的思想一致的。研究政治决策的经济学理论被称为公共选择学说。其中，对公民参与政治决策之规则和过程的研究（BuchananandTullock,1962;），以及对官僚行为的研究（Downs,1957；Tullock,1965;Niskanen,1971），都已经相当深入。相比之下，对治国者的研究则较为欠缺。

本文试图对治国者（国家领导人）的行为方式作一些初步的分析，以期能进一步充实经济学文献对国家的考察。

本文假定，治国者的目标函数是追求义理性的最大化，也就是说，治国者关心的是长治久安，即尽可能持久而稳定地维持政权的统治。马克斯·韦伯可能是最早讨论义理性的学者之一。他在《经济与社会》中曾给出了一个关于义理性的定义：“社会学所要讨论的政治系统的义理性，只能是［符合命令－服从关系的］相应态度存在以及由此引发出与之相符的实际行为二者相关程度的可能性。”

（MaxWeber，1968）。换言之，义理性是指被统治者服从统治者命令的可能性。只有符合义理性的执政者，才有可能长期、稳定地治理国家。利普塞特上承马克斯·韦伯的观点，指出任何一个民主国家的稳定程度，取决于其政治制度的有效性和义理性。有效性是指实际的政绩，即完成政府基本功能的效率；义理性的意义是指，“这个制度能否形成并维持这种信念，即现存的政治制度最适合这个社会。”利普塞特说，有效性维持政府的运转，而义理性则提供价值判断。在他看来，义理性危机是变革的转折点。（利普塞特，1993）后来，政治学和社会学对义理性的含义进行了更为细致的讨论，政治学文献主要是从以下两个方面讨论义理性的含义：（1）对政府运作的评价（基于效率标准或基于公平标准）；（2）公众对政权的接受程度（主要是根据公众参与政治的程度加以测度的）（Weatherford,1992）。

本文对义理性的讨论与上述各种观点略有不同。我们认为，治国者的义理性归根到底来自公民和官员对其的拥护。更具体地说，义理性有两个来源：

1．义理性的获得来自于公民的普遍支持。韦伯曾经谈到，国家在公民中的义理性可能来自三个基础：（1）领袖人物的感召力；（2）拥有传统所承认的统治地位；（3）由公民间的理性契约赋予的统治权力。相应地，韦伯将统治分为三种纯粹类型，即卡里斯马型（charismatic）统治，传统型统治和法理型统治。本文认为，无论是在哪一种统治类型下，治国者如欲赢得公民的义理性都必须使公民普遍相信，在其治理之下，公民将获得最大的收益或预期收益。公民的个人收益之所以和国家统治有关是因为：首先，国家制定的产权规则实际上为社会提供了激励机制，从而决定了公民从事寻利性活动的积极性。其次，国家会直接向公民提供各种福利。一般而言，公民个人收益中的第一部分是其在市场经济中个人决策的结果，而其收益中的福利部分则是其在政治市场上参与集体行动获得的。由于国家在争取公民的义理性支持时直接面对的总是参与集体行动的公民，所以国家为了提高义理性，更注意如何满足公民对提高福利水平的需求。

2．义理性的获得也来自于官员的支持。正如韦伯所指出的，法理型统治最有利于国家的长治久安，而官僚体系正是法理型统治的基础。韦伯认为，人类社会处在一个不断理性化的过程之中。在这个漫长的路途中，官僚体系由于其在技术效率上的优越性，逐渐发展了起来，成为管理日益复杂的社会行政工作的不能不依靠的一支力量。同时，官僚体系在不断壮大和膨胀起来之后，日益成为相对独立的利益集团，并在政治领域获得了越来越大的影响力。实际上，官员们不仅维持着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而且在很大程度上还能左右国家的行政决策。这是因为：（1）一般而言，官员阶层在参与选择和任命治国者的程序中比普通公民有更大的影响力；（2）官员体系的高度专业化使得其地位和作用在一般情况下是不可替代的，这也增加了官员在与治国者博弈中的讨价还价能力；（3）官员在分管不同的部门中，往往与其管理的部门形成利益共同体。实际上，我们可以不太严格地假定官员总是某个利益集团的代表，而政府的政策最终常常是各个利益集团博弈的均衡结果。

根据以上的讨论，我们可以进一步得出两个结论：其一，治国者的目标函数中同时也包含着公民和官员的效用，所以近似地讲，治国者出于自利追求义理性最大化，同时也是在追求在某种程度上可做为整体利益的国家利益的最大化，或者说，治国者和作为一个整体的公民之间，以及和官员阶层之间存在着“共容利益”。其二，所谓国家利益并非某种由个体利益加总得到的社会福利函数，而是国家、公民和官员三方相互博弈的结果。值得注意的是，在国家和公民，国家和官员，以及公民和官员之间总是存在着某种利益的冲突，其中公民和官员的利益冲突可能是最直接和突出的。这种利益的不一致使得国家在参加三方博弈时，可以在某个特定时期选择与不同的对手结成联盟，以便提高或至少维持其义理性水平。比如说，治国者可以通过打击腐败的官员争取民心，或在公民力量分散因而很难形成集体行动时更注意依靠官员的支持。

接下来，我们假定治国者主要通过组织生产一组公共产品获得义理性。对于这个假定需要做以下几点说明。第一，我们所说的公共产品，是就其由国家组织生产和分配这一性质而言，与所谓的纯粹的公共产品意义有所不同。纯粹的公共产品是指在生产和消费方面满足不可分性、非拥挤性和非排他性的产品。但事实上，国家所提供的产品远远超过了纯粹公共产品的范围。第二，国家提供的最基本的公共产品包括军队（对外防御）、法律和秩序（对内防御）、意识形态、对外部性问题的管制（如环境保护）、宏观经济管理、货币稳定等等。不过，不同时期和不同体制的国家提供的公共产品集合并不完全重合，对集合中各种公共产品所给予的权重也并不相同。传统计划体制国家的首要目标是实现增长率和充分就业，显然，这与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目标函数就有很大不同。第三，国家之所以可以通过提供公共产品获得义理性，首先是因为公民对公共产品存在需求，其次是因为提供公共产品是官员的职责（治国者负责决策，官员负责生产，因此在治国者和官员之间形成了一种委托－关系），所以官员的既得利益也是和公共产品的生产挂钩的。

国家提供公共产品要受到财政预算的约束。据此推论，国家提供的公共产品数量应该以不超过财政收入的负担为极限。但实际上，公共产品的生产数量却常常突破这一极限。这是因为治国者经常受到来自公民和官员的双重压力，不得不增加公共产品的产量。

首先，从公民的角度来看，一方面，公民希望获得更多的公共产品数量，但另一方面，由于生产公共产品的成本最终要由公民的纳税支付，所以公民也关心公共产品生产成本的最小化。这里的问题在于，由于公民远离公共产品的生产决策，所以他们对公共产品数量增加的关心和对税收水平维持原状的关心便被割裂开了。换言之，公民一方面要求国家不增加税收，另一方面却要求国家不断增加公共产品的产量。尤其是在民主社会中，个人利益可以通过公共领域表达。民主社会最初的基本信念是公民在公共事务中有平等的权利。但随着民主的通道打开，人们通过公共领域传达的要求逐渐扩展到社会福利的各个方面，并演变成一场“争取应享权利的革命”（revolutionofrisingentitlements）（丹尼尔·贝尔，中译本，1989）。收入分配超过了社会生产，这就引起了奥康纳所说的“国家的财政危机”，也是皮特斯和罗斯之所以担心“政府是否会破产”的原因（O’Connor,1973;PetersandRose,1987）。

其次，从官员的角度来看，随着官员体系的不断壮大，其生产公共产品的效率却在逐渐下降。在外部的监督和激励机制方面，由于许多公共产品的产量是难以“测量”的，也由于政府在公共产品的供给和需求方面都作为垄断者出现，所以引起治国者和公民监督官员体系的困难，也使政府部门因缺乏竞争压力而效率低下。进一步地，从内部的监督激励机制来看，由于官员的薪金和增进效率几乎毫无关系，所以官员自身缺乏动力追求效率的增进。根据尼斯卡宁的研究，官员追求的目标包括：薪金、职务津贴、在公众中的声誉、权力、任免权、机构的产出、轻而易举地制造变化、轻而易举地从事行政管理，等等。他还强调指出，除了最后两项之外，官员追求的其它目标均与预算规模有正相关的关系（Niskanen，1971）。由此可见，官员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倾向于提高公共产品的产量，从而获得更多的预算拨款，而这样做的结果，常常使公共产品的产量超过了社会最优的需要量。

综上所述，国家的目标函数是追求义理性的最大化。为了维持和提高义理性，国家需要组织公共产品的生产。由于生产和分配公共产品都涉及到国家的财政预算，实际上，可以看出，财政预算就是国家追求义理性最大化的约束条件。公民出于自身利益更关心税收水平，亦即财政收入，官员出于自身利益更关心财政拨款，亦即财政支出。因此，在国家追求义理性最大化的约束条件中，包含着治国者、公民和官员之间的博弈关系。

三、财政压力决定改革的起因和路径

（一）财政压力决定改革的起因

回顾历史，我们发现，几乎所有的重大的社会变革都有着深刻的财政压力的背景：发生在中国古代宋、明两朝中期的两次大变法，均肇始于财政长期亏空的积弊（《宋史》；叶坦，1996；黄仁宇，1990）。17世纪英国经历了两次革命（1642年爆发的由奥利佛·克伦威尔领导的内战以及1688年的光荣革命），也都和君主与议会的财政权力之争有关（金德尔伯格，1991；Braun,1975）。偿债压力不仅是法国大革命的直接起因，而且在整个18世纪后期，债务危机和由债务危机引起的通货膨胀始终左右着动荡的法国政局（SargentandVelde，1995）。一战后德国由魏玛共和国一步步蜕变为专制政体，并最终使希特勒代表的法西斯势力能够执政，是与其战后承担巨额战争赔款而引起国家财政几乎濒于破产直接相关的（keynes，1919；）。所有这些史实，似乎都在支持同一个假说，即财政压力决定改革的起因。

在我们看来，改革是国家主导型的制度变迁，而国家主导改革的初始动机，首先是为了提高或至少维持国家的义理性水平。如果义理性水平可以保持不变，国家的政策大体上也不会变动。但是我们将强调指出，在边界稳定的社会中，随着时间的推移，国家的义理性将逐渐下降。这或可称为国家义理性投资的边际报酬递减规律。之所以如此，是因为：（1）由于上一节中提到的公民对社会福利的需求刚性，以及官员扩大预算规模的欲望，国家将不得不不断提高公共产品的产量。这意味着，随着时间的推移，国家维持义理性的难度越来越大；（2）在边界稳定的社会里，随着时间的推移，将出现越来越多的利益集团，利益集团在生产公共产品的决策中起重要影响，其总的趋势是降低生产效率和国民总收入（奥尔森，1982）；（3）随着利益集团力量的壮大，政治生活中的分歧将会加剧，潜在的竞争者增加，而国家的义理性是与潜在竞争者的数量成反比的；（4）一般而言，由意识形态提供的激励作用也会随着时间的推移递减。

与国家义理性投资的边际报酬递减规律紧密联系的是瓦格纳定律，即从长期来看，国家财政支出呈现出不断上升的趋势。此现象最早由19世纪的一位德国经济学家阿道夫·瓦格纳提出。之后，经济学家进一步用计量方法检验了这一假说的有效性（LewisandMartin,1956;Oshima,1957），并提出了各种解释。已有的解释主要可归纳为以下几种：（1）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尤其是“起飞”阶段需要大量的公共资本形成（Musgrave,1969;Rostow,1971）；（2）公共消费品的需求收入弹性可能大于1，因而公共消费与私人消费的比率随人均收入上升而上升；（3）人口压力至少会影响到公共支出的绝对规模增加；（4）财政支出一旦扩张（比如在战争等危机时期被迫提高税率，扩大开支），则危机过去之后支出仍然不会下降（PeacockandWiseman,1961）。我们认为，国家义理性投资的边际报酬递减规律与瓦格纳定律的关系更为直接。由于国家的义理性投资边际报酬递减，则仅仅为了维持已有的义理性水平，国家就不得不不断提高财政支出。

义理性的下降迫使国家不断提高财政支出。财政支出持续增加的后果是引起财政收支的缺口不断扩大，财政支出的增长率超过国民经济的增长率。最终，出现了财政压力。财政压力使得国家无法再依靠原有的政策维持义理性水平不变，或者说，财政压力反过来会导致国家义理性的进一步下降。为了打破这一恶性循环，国家开始寻求改革。

从历史经验来看，在国家发动改革的时候，其官员体系和意识形态总是仍然保持着相当的稳定性。相对于财政而言，官员体系和意识形态之所以有更大的稳定性是因为：（1）官员是原有的体制下最主要的既得利益集团，所以他们是政权稳固的最大的支持者，同时，改革在很大程度上依靠官员的实际操作，所以一般情况下官员体系的变动并不大；（2）意识形态的建立需要很高的沉淀成本（sunkcost），因此成熟的意识形态会在较长时期内占据垄断地位，并随着时间的推移，变为深入人心的复杂而普遍的思想情感。所以，改革是在官员体系和意识形态基本稳定时自上而下的变革；财政压力是在官员体系和意识形态相对稳定时的改革动因。

国家寻求缓解财政压力的自利行为改变了产权规则，产权规则又影响到经济绩效，因此，本文的基本命题实际上说的是：政治决定经济。一个在经济增长理论中一直被忽视的重要现象是，经济的增长或衰退经常是在一国范围内出现的，这从某个侧面有助于说明我们的观点。

（二）财政压力决定改革的路径

财政压力的出现，对国家的义理性提出了不容回避的挑战。国家将被迫调整原有的政治经济体制，以做出相应的应战，这便是国家主导的改革。当面对财政压力时，国家实际上有两种不同的对策。首先，既然公共产品产量过多是国家财政危机的直接原因，那么面对财政压力，国家直接做出的政策调整恐怕就是减少国家承担的公共产品生产数量，以此节省财政支出。我们称之为“甩包袱”。必须指出的是，国家“甩包袱”的同时，总是伴随着某些权利的下放。国家之所以甘愿下放权利，是因为经过利弊权衡，认为这样做是合算的。当然，国家也可以采取另一种对策，即更为努力地挖掘财政收入增加的潜力。鉴于从旧的经济部门中收取的财政收入已几乎达到极限，则唯一能够有所作为的就只能是向新兴部门征税。因此我们称之为“向新增财富征税”。

一般来讲，“甩包袱”和“向新增财富征税”实际上是改革过程中的两个不同的阶段。国家在改革中选择不同的战略，会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改革的路径，也就是说，“甩包袱”和“向新增财富征税”这两个不同阶段的先后排序。以下我们试图证明，如欲获得改革的成功，则这两个阶段的先后次序是不可颠倒的。具体地说，如果“甩包袱”在前，“向新增财富征税”在后，就能减少财政收支缺口，促进经济增长，并由此提高国家的义理性；反之，如果“向新增财富征税”在前，“甩包袱”在后，则可能引起财政问题更加恶化，同时会遏制经济的增长动力，最后易导致国家义理性的进一步下降。

首先，让我们来看第一种情况，即“甩包袱”在前，“向新增财富征税”在后。

依常情而论，国家主动降低其公共产品的供给会引起义理性的下降，但在财政压力相当迫切的情况下，这种义理性的下降可能是有限的。在国家的财政危机已经为公民了解，而国家依然维持着自己的统治稳定性的条件下，公民会预期到在原有体制下寻求进一步收入分配的“寻租活动”的收益是递减的，希望国家能够提高福利水平甚至维持原有福利水平已经是此路不通了，同时，我们还要看到，国家在“甩包袱”的时候常常能够给予公民更多的权利，因此公民会把更多资源投放到体制外的寻利活动中。面对国家的财政危机，官员的反应要更为复杂：一方面，官员直接拥护国家统治的稳定性，不愿看到国家因为财政压力而破产的局面，但另一方面，如果官员们都预期国家的财政破产是不可避免的，那么他们会象挤兑银行那样争相“提出”原有体制下自己可以控制的那部分国家财产，结果就果真促成了国家的财政破产（Solnick，1996）。我们在此暂且排除后一种可能性的发生。

“甩包袱”首先意味着国家要退出对经济活动的控制和干预。一方面，国家不再作为公共产品的垄断供给者，另一方面，国家也不再承担分配公共产品的责任，而是让公民作为消费者直接从新的供给者那里直接购买，这便创造出了巨大的市场和巨额的利润。这些市场和赢利机会被释放出来之后，又会不断引致出新的潜在的市场和利润。于是，越来越多的生产要素便有了可被组合和配置的场所。

与此同时，“甩包袱”还意味着从旧体制中分离出去的生产要素现在必须在竞争中自己求生存。如果我们承认经济增长的动力来自创新活动，那么新兴部门在适应市场竞争的过程中扮演的正是创新者的角色，它们逐渐成长壮大，并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新兴部门持续增长，而旧的既得利益部门则相对停滞，最终，两个部门之间的增长率的差别会变成它们在国民经济整体中所占份额的差别。在这种情况下，新兴部门适合充当转折时期国家财政收入的新的可靠来源。

最后，新兴组织的出现可能是打破旧有“分利集团”的一种有效办法（孙广振和张宇燕，1997）。奥尔森（1982）指出，在一般情况下，社会中的特殊利益组织或集团会降低社会效率和总收入，并使政治生活中的分歧加剧。在他提出的消除分利集团的诸种设想中，有两种与过渡经济最为相宜：奥尔森谈到，采取剧烈变动的措施并促使经济高速增长（改革），或是从在封闭的体系之外引入自由贸易（开放），都能有助于削弱分利集团的影响。由此可见，改革和开放的一个主要作用就是在旧体制之外培育出了新兴组织，而经验研究表明，新兴组织形成垄断的可能性要小得多。利用新兴组织打破“分利集团”，意味着从某种意义上讲，新兴组织在转轨时期可能会为国家提供新的义理性的支持。

再看相反的情况，即先“向新兴财富征税”，再“甩包袱”。

在这种情况下，国家虽然可能获得较为稳定的财政收入，暂时缓解财政危机，但从长期来看，在没有遏制国家财政支出急剧增长的条件下增加财政收入，无助于从根本上解决财政危机。更为严重的问题在于，在向新兴财富征税的同时，国家并不会相应地让渡权力或主动提供产权保护，新兴寻利集团在和“寻租集团”的竞争中本来就已经处在劣势，而政府的过度干预和高额征税对新兴组织的壮大不啻釜底抽薪。结果，“寻租活动”日益猖獗而“寻利活动”逐渐萎缩，经济增长将失去动力，国家亦将因无法解决财政危机而失掉相当的义理性支持，最终的结局可能是改革失败甚或政权倒台。

既然这种先“向新兴财富征税”后“甩包袱”的改革路径几乎注定失败，为什么在历史中却屡屡见到改革者重蹈覆辙呢？原因可能在于：（1）缺乏一种有效的机制使治国者对未来收益给予足够的重视，或者说，如果治国者对未来收益的贴现率过低将导致政治上的短视行为；（2）既得利益集团的力量往往过于强大，给改革带来了阻力；（3）由于原有的税收体制所限，或因为由体制创新到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长达数年甚至十数年的时滞问题，由新兴组织创造的财富无法及时地转化为国家岁入，而财政危机的迫切性可能使国家不得不放弃改革的努力，而是用出卖特权的方法换取短期内稳定的财政收入。这种方式从短期来看可能富有成效，但其长期后果则是有害的。因为用特权换岁入的方式损害了产权安排的公正与平等，而一个缺乏公正与平等的产权制度会挫伤人们从事生产性活动的积极性，并由此使经济萎顿。

温习中外历史上的改革经验，是为了寻找解释当代中国改革的理论。在经过了一番初步的、但仍然要算是非常艰难的探讨之后，我们想在此文的结尾处引申出关于中国改革的一个命题。当然，这一命题在严格意义上讲只是一个初步的假说和猜想，但进一步的理论论证和经验分析恐怕就只能留待以后的工作完成了：

在社会主义国家最终建立的计划体制，归根结底是为了帮助实现国家目标。这种体制在本质上是一种财政主导型的体制。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中，财政关系的变更贯穿始终。尤其是在传统体制的后期，社会主义国家一直处于财政紧张的局面，这可能是导致1978年中国经济改革的直接原因。在这之后，我们可以看到，国家在财政压力面前步步后退，新兴的经济组织逐渐繁荣，国家与新兴组织之间较为稳定的合作促进了近20年来中国经济增长的奇迹。这是我们理解中国改革的一条基本线索。

注释：

解释中国的改革进程，至少需要总结近20年来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全过程，并且最好能够追溯到计划经济体制最初在中国的确立，讲述一个完整的故事。在这个方面，中国的学者已经作出了一些尝试。林毅夫等人（1994）对计划体制的起源给出了一种较为完整的解释。他们谈到，计划体制在中国的确立，是国家意志的产物（或者更具体地说，是国家追求赶超战略的产物）。周其仁（1994）以建国以来中国农村产权结构的变革为例，说明了有效的产权可以通过社会各种力量和国家之间的博弈产生。王绍光和胡鞍钢（1993）强调了财政汲取能力在国家能力中的重要性，以及财政压力对国家维持其合法性的重大挑战。我们在分析国有企业的一篇论文中（1996）也已经指出，财政困难是国家改革国有企业的终极原因。

人口压力对于社会主义国家的义理性影响尤为重大。这是因为，在社会主义国家和公民之间存在某种隐含的“社会契约”，即国家有义务保障公民的就业权利。比如Granick（1987）提出，在苏联型社会主义国家的社会福利函数中，工作权利被放在最优先的位置。我国著名经济学家马寅初在50年代已经指出，人口过多可能会成为中国的一个大问题。他强调了两个方面：其一，人口过多会影响经济增长；其二，人口过多会增加对福利以及就业需求的压力（马寅初，1979）。给我们留下更深刻印象的是陈云同志的有关论著。

在公共财政和公共选择理论中，我们很少看到对财政压力和国家义理性这一重大问题的讨论。马斯格雷夫仅把财政成为“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即市场经济对应（马斯格雷夫1969）。Wildavsky（1964）和Niskanen（1971）讨论了政治过程中国家预算的形成及管理，但他们的侧重点都放在了对官僚行为方式的考察上。Brennan和Buchanan（1980）强调课税的权力要在立宪层次上讨论，但他们始终站在选民的角度分析。O’Connor（1973）声称要从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剖析财政危机对国家义理性的影响。他的观点在经济学之外（主要是政治学界）才引起较大的反响。历史学家，或是经济学家在研究历史的时候，则常常对财政问题表现出极大的关注。保罗·肯尼迪（1988）在谈到西欧民族国家的兴起时着重谈到由战争引起的财政压力迫使国王们改弦易辙，图谋改革。Tilly（1975）等人对这个问题的分析更为全面和有说服力。金德尔伯格（1985）和诺斯（1981）都谈到了面对财政压力，英、法等国的不同改革措施对其后的长期经济增长和制度演化产生了深远影响。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1978）在其《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一书中专门有一章，讨论财政和国家义理性之间的关系。

在国王们力求缓和财政危机的过程中，国家不断退出已往的特权领域，创造了新兴财富的新兴组织逐渐获得了更多的权利，这就是民主制的起源。这似乎可以说明，民主制的出现是治国者自利行为理性化和长期化的制度努力（Olson,1993）。同时这也有助于说明，制度变迁是一个由决策模型向博弈模型过渡的过程。

读者不难发现，以下的讨论大体上是以近代民主政体为主要背景的。但是，我们在研究中已经感到，以既有的公共选择和政治学理论研究其它政体存在诸多困难。我们对此有一个很深的感受，即为了更好地研究中国的政治经济，必须在已有的理论上有较大的创新。

从某种意义上讲，也可以说国家的义理性来自其所实现的公平和效率。近似地说，公民往往更注重公平原则，而官员则会从国家的行政效率判断其义理性程度。

值得提出的是：（1）一党制下的官员体制与多党制下的官员体制存在较大的差异。在一党制下，还必须考虑意识形态和党纪对官员的约束；（2）对于各级地方政府来说，它们的身份是双重的，也就是说，它们一方面在一个较低的层次上也部分地承担“治国者”的某些责任（因此它们也关心自身的某种义理性），另一方面，它们也包括在国内的官员体系中（因此其某些行为会较多地符合官僚行为模型）。

1978年开始的中国改革之所以先从农村开始，是国家选择重新结盟，寻找改革成本最小化的结果。传统体制下存在社会成员的等级制，城市居民是既得利益集团，其中包括国有企业工人和国家官员、干部。1978年改革先从农村入手，是因为甩包袱的成本最小（因为农民本来从计划体制中获得的利益就不多）。同时，国家向地方政府放权，以获得地方政府官员的支持，这是寻求义理性增加的最大化的结果。农村改革的一个意外收获是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释放，既减轻了国家负责就业的潜在负担，又创造了积极的新增长源泉。地方政府和乡镇企业的利益密切相关，进一步促进了新兴部门的繁荣，推动了向市场经济过渡。

由于计划体制国家和公民之间的“社会契约”，国家有义务保证公民的就业权利（至少是国有企业工人的就业权利），因此充分就业就成为社会主义国家为实现义理性最大化追求的第一个目标。这个充分就业目标是靠用行政命令，压低并限制工资水平来实现的。但做为对此的补偿，国家会给予工人较高的福利待遇。同时，由于计划体制国家在建国时基本上都是落后国家，为了赶超发达国家，它们不惜选择重工业优先的战略和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以追求较高的增长率。为此，微观经营单位必须严格置于国家控制之下，生产的目标是为了完成国家下达的指令性计划。社会主义国家追求这两种目标的必然结果就是计划体制的确立。就其运作方式来看，计划体制的实质是财政主导型的。

亨廷顿意味深长地写到，“改革者必须具备比革命者更高超的政治技巧”，一个改革家“比起革命者来，他要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变革的路径、手段和时机上”。参见亨廷顿（1968）。不过，我们更倾向于认为，国家在改革过程中的重大决策，至少是在改革初期的决策，更多情况下并非深谋远虑，而是权宜之计。

中国建国之后曾有过三次重大经济政策调整，分别发生在60年代初、70年代末和90年代初。每一次重大的改革，均是在出现财政危机之后发生的。60年代初国民经济极度困难，但当时并未发生改革。由于当时人们普遍认为这次国民经济困难属于自然灾害和经验不足带来的政策失误，社会主义国家的义理性基本保持不变。政策调整在很大程度上是暂时性的。不过这次暂时性的政策调整对之后的1978年改革有很大影响。在1978年，积极改革的省区绝大多数都曾在60年代受灾严重。1978年改革的最初措施大多也都是沿用60年代的经验。（凯恩，1988；）十年“”给中国带来重大而深刻的社会危机。其中至关重要的是国家领导集团面临继承危机和领导能力危机。华的“洋跃进”带来建国之后最严重的财政危机，这导致了华路线的失败。吸取华的教训，邓的改革主要以退出和放权为主。

在经历了最初的经济跃进之后，传统体制的弊端日益暴露：（1）经济增长过份依赖于国家直接投资的不断注入，而且在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下资金使用效率低下，，最终必然会遇到要素报酬边际递减的困境：为了维持原有的增长率，所需追加注入的资金量将成倍上涨。（2）传统体制造成的产业结构扭曲、缺乏竞争和劳动激励不足，抑制了经济增长速度，引起国家收的基础相对萎缩。（3）错误地执行人口政策使人口增长过猛，人口压力进一步加重财政负担。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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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特兰，1971，《纳粹德国经济史》，商务印书馆1990年中译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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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力范文篇9

关键词：压力容器；风险；评估；设计、系统性

压力容器根据其工作压力、介质危害程度和压力容器在工业生产中所起的相关作用可以归纳为三大类。国家相关规程规范对每一类别的压力容器在设计阶段、制造生产阶段和项目检验的内容、方式等方面都有着不同的相关规定。

1压力容器的发展现状

压力容器的内部或者外部都要承受气体和液体的压力，并且是对安全性有极高要求的封闭压力容器。早期的化学行业，压力容器的反应压力一般都不超过8MPa。然而，当合成氨和聚乙烯等较高压力生产的相关工艺出现后，就使得压力容器的压力要求高达150MPa。随着电力、化工、以及石油等行业的迅猛发展，压力容器的容量持续变大，压力容器的工作温度范围也变得越来越宽，有些压力容器在运行的过程中有耐介质腐蚀的要求。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来，核力发电站的快速发展对压力容器有了更高层级的安全和技术等方面的要求，这就进一步促进了压力容器的发展，从而更加广泛应用于社会的各行各业中去。压力容器一般为圆柱形，但是也存在着球形或者其他形状。根据压力容器结构形式的不同，可以划分为多层式压力容器、绕板式压力容器、热套式压力容器、锻焊式压力容器和厚板卷焊式压力容器[1]。常规情况下，压力容器一般是用钢材料设计生产，但也可以用钛、铝等有色金属、耐压玻璃钢和预应力混凝土等高标准的非金属材料制作而成。压力容器在使用中存在着易燃易爆的风险，严重的话还会发生灾难性事故。为了确保压力容器在安全稳定运行的情况下达到设计先进、易于制造、结构合理、使用可靠和造价经济等设计目标，世界各国都已经根据本国国情制定了相关的压力容器规程规范和设计标准，压力容器在设计、制造、检验、使用等过程中必须予以严格遵守。

2压力容器设计阶段风险评估的初步探究

压力容器设计阶段风险评估是在设计工作初期对压力容器可能存在的问题、不足之处、可能形成的危害以及安全隐患所带来的风险进行可靠性的评估工作。设计阶段作为风险评估的初始阶段是至关重要的，对压力容器进行必要的风险评估对于后续设计阶段规避可能存在的问题具有积极的建设性意义，只有从源头控制可能存在的安全隐患，才能保障后期设计成品的质量，才能保障整个工程压力容器安全稳定高效地运行[2]。压力容器设计阶段风险评估的涵盖范围一般穿插于整个压力容器设计的过程中，也有可能仅仅存在于某一个设计卷册中，或者是仅限于单个容器的设计工作。影响压力容器设计阶段风险评估进展的因素一般有很多，比如评估风险需要的时间、评估风险的力度、评估风险所开展的深度，这些风险评估工作都应该与压力容器运行的环境条件和安全系数的要求相符合，达到国家乃至国际规程规范要求的标准。压力容器设计阶段风险应该针对不同的工程情况来选择合适的风险评估方法，在实际的工程案例中常运用的风险评估方法一般有基线评估、组合评估和详细评估。其中，详细风险评估是对压力容器设计阶段风险进行逐条的识别并给予相关的评价，对可能引起压力容器安全运行的隐患和不足之处进行全面的评估，然后再根据设计阶段风险评估的结果采取有针对性的安全措施，这种风险评估方法集中体现了压力容器设计阶段风险预防管理的精髓，也就是通过提前识别压力容器设计阶段可能存在的风险并将相关的风险降低到工程可以承受的水平，从设计的源头来保障设计成品的高水准成果。压力容器设计阶段风险详细评估的优点在于设计人员可以通过详细的压力容器设计阶段风险评估而对压力容器的安全隐患有全面系统的认识，并且指出安全稳定运行需要采取的相关措施;此外，压力容器设计阶段风险详细评估的结果还可以来管控压力容器所在系统的安全系数[3]。不可否认的是在设计阶段进行压力容器详细的风险评估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资源的过程，具体来说就是时间、精力和技术，因此，在进行相关的风险评估前就要明确压力容器的设计标准和所在系统的设计范围等边界条件。

3结语

目前，由于科学化管理制度的滞后，压力容器设计阶段风险评估工作还存在着诸多的不足之处，这就需要我们建立压力容器风险评估的立法规定，保障压力容器设计阶段风险评估高效地进行，还要改变压力容器设计人员落后的工作理念，提高设计成品的质量和效率。本文就压力容器设计阶段风险评估做了初步的探究，将可以为压力容器设计阶段风险评估工作提供一定的借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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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鄂培宏.压力容器设计中热处理问题探索[J].化工中间体，2012,(12):60-61.

压力范文篇10

[关键词]政府融资平台贷款压力测试

一、开展融资平台贷款压力测试的必要性

首先,压力测试作为一种新的风险管理方法,是VaR风险衡量方法的有效补充.由于所有市场对极端的价格波动(金融资产收益分布的后尾)都是十分脆弱的,而VaR型风险衡量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在标准的市场条件下量化潜在的损失.一般而言,增加置信水平能够解释出日益巨大的但却不太可能出现的损失,但基于最近历史资料所作的VaR测量,往往不能识别那些可能引起巨大亏损的情形.压力测试则可以通过测算银行在遇到假定的小概率事件等极端不利情况下可能发生的损失,分析这些损失对银行盈利能力和资本金带来的负面影响,进而对银行的脆弱性作出评估和判断,并采取必要措施.

其次,是银行内部风险管理的要求.在当前国内外经济走势尚存在较大不确定性的背景下,压力测试可以增进银行对自身风险状况和风险承受能力的了解,增强银行积极应对外部挑战的能力,为管理层制订或选择适当策略提供重要依据.且可用于评估经济资本需求,从而部分抵消经济衰退时期资本要求提高的影响.

再次,应对外部监管的需要.作为能够令人满意的运用内部模型的7个条件之一,压力测试是巴塞尔委员会要求进行分析的方法之一,同样也为衍生工具政策集团和国际30人集团所认可.我国自从2007年银监会出台《商业银行压力测试指引》后,监管部门对商业银行压力测试的工作要求不断严格.2008年下半年,银监会连续要求商业银行进行3次压力测试.2009年上半年,银监会就巴塞尔委员会的《稳健的压力测试实践和监管原则》在全国征求意见.2009年10月出台的《流动性风险管理指引》中,要求商业银行至少每季度进行一次流动性风险压力测试.2009年11月,银监会要求商业银行对6大产能过剩行业及房地产、融资平台进行压力测试.2010年4月20日,银监会召开2010年第二次经济金融形势分析通报(电视电话)会议,要求各大中型银行按季度开展房地产贷款压力测试工作.压力测试已逐渐成为外部监管部门衡量一家银行贷款风险的重要手段.

最后,通过压力测试分析可以较准确地认识融资平台贷款风险.政府融资平台作为改革开放的产物,可追溯到上世纪80年代末,1988年,国务院《关于投资管理体制的近期改革方案》,基本建设项目实行拨改贷,国家成立6大专业投资公司,各省也相继组建建设投资公司,这是地方融资平台的雏形.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在国家扩大投资拉动内需的背景下,开行大力推进开发性金融实践,推动各地加强融资平台的制度建设、信用建设和现金流建设,并以地方财政未来增收、土地收益和其他经营性收益为还款来源,向融资平台发放贷款用于项目建设,这对应对危机、增加就业、拉动投资和扩大消费发挥了重大作用,有力支持了城镇化建设和社会事业发展,有力支持了铁路、公路、城市轨道交通等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国际金融危机特别是2009年以来,根据央行和银监会联合的《关于进一步加强信贷结构调整促进国民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指导意见》(银发[2009]92号),各家银行大举进入地方融资平台领域,为应对金融危机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另一方面,融资平台负债增速迅猛,2009年一年平台负债增加4万~5万亿元,增幅超过100%,其中,银行贷款占平台新增负债的80%以上.然而,随着融资平台的过度发展,目前出现了部分平台管理不规范、资本金不足、过度负债和过度竞争等问题,潜在风险不容忽视.因此,通过对融资平台贷款压力测试,可以较准确的区分出不同平台贷款的风险水平差异,对于化解过量的融资平台贷款具有重要意义.

二、政府融资平台贷款压力测试的方法选择

目前国际上比较公认的压力测试方法有敏感性分析、情景分析、最大损失分析和极值分析4种,在实际运用中以情景分析和敏感性分析最为常用.我国银监会在《商业银行压力测试指引》中也明确提出压力测试包括敏感性测试和情景测试等具体方法.

敏感性测试旨在测量单个重要风险因素或少数几项关系密切的因素由于假设变动对银行风险暴露和银行承受风险能力的影响.其最简单直接的形式是观察当风险参数瞬间变化一个单位量情况下,机构资产组合市场价值的变动.由于敏感性分析中只需确定重要的风险影响因素,而对冲击的来源并无要求,因此运行相对简单快速,而且经常是适时(实时)测试,号隋景测试有较大不同.

情景测试是假设分析多个风险因素同时发生变化以及某些极端不利事件发生对银行风险暴露和银行承受风险能力的影响.与敏感性分析不同,情景分析中不论是冲击的来源还是压力测试的事件以及被冲击影响的金融风险因子都需给出定义.

因此,在融资平台贷款压力测试的方法选择上,可参照当前宏观经济形势和银监会的相关要求,首先确定影响融资平台贷款的主要风险因素,并假设其在轻度、中度、严重压力下的取值(即设计压力情景和假设条件),然后分别测试各贷款项目在压力情景下资产质量分类结果的变化情况,再汇总计算整体贷款组合在压力情景下的不良贷款率.

三、政府融资平台贷款的风险因素

2009年,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在贯彻中央一揽子经济刺激计划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快速增长的高额负债也带来潜在的财政和金融风险.根据目前融资平台贷款的通常业务模式,主要有三大风险因素:地方政府债务率水平、融资平台自身建设情况和贷款项目性质.

(一)政府债务率水平

由于目前的融资平台主要是政府出资设立,大多数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承担的是政府公益性项目,项目自身没有收益或收益不足以还贷,还款来源依赖于政府财政收入或财政补贴收益,因而政府的债务率水平是融资平台贷款风险最重要的影响因素,直接决定了融资平台的还款能力.如果债务率过高,政府依靠财政收入按期偿还贷款本息的风险将会加大,一旦财政收入不足以偿还贷款本息,要么导致贷款违约,要么需要银行新的信贷资金注入,形成新的潜在风险.

从2009年下半年开始,央行、银监会、财政部、审计署等纷纷对地方政府负债过高问题发出警告.2010年1月19日,在国务院第四次全体会议上,总理把尽快制定规范地方融资平台的措施,防范潜在财政风险列入2010年宏观政策方面要重点抓好的工作之一.

(二)融资平台自身建设情况

政府融资平台自身是否具有实际经营活动,地方政府是否给平台配置了足够的经济资源,设计的治理结构是否符合市场化要求,有没有实现平台自我造血功能,逐步减轻其对财政还款的依赖等,都决定了政府融资平台对贷款资金的自主支配程度以及还款资金的安排能力.自身机制建设情况较好的融资平台,其贷款受地方财政的影响相对较小,还款的风险也相对较小.

(三)贷款项目性质

目前融资平台贷款项目按项目用途可分为公益性项目和有收益项目两大类.按担保方式可分为财政担保、土地抵押或其他担保两大类.按还款来源可分为财政资金还款和项目自身现金流还款两大类.

通常来说,银行以及融资平台对公益性的项目、财政担保的项目、依靠财政资金还款的项目控制力更弱,对政府偿债能力的敏感程度更高,潜在的风险相对要大.

四、压力测试假设情景的选择

结合融资平台贷款的主要风险因素,在压力测试中可采用基于假设的情景分析测试方法,以对融资平台贷款偿还影响最大的政府财政收入变化作为核心的假设情景.同时考虑到目前财政统计的现实情况,土地出让收入并未全部包含在地方政府财政收入中,因此假设情景可分为地方政府一般预算收入大幅减少和土地出让收入大幅减少两种情形.同时再考虑到贷款利率变化对融资平台贷款偿还产生的资金支付压力,建议增加央行大幅提高贷款利率作为第三个假设情景.对融资平台自身建设情况和贷款项目性质两个风险因素,在压力测试中不纳入假设情景,而是作为贷款风险测试中的调整因素.

在假设情景变化的程度上分别采取轻度压力、中度压力和严重压力,评估在以上假设情景出现大幅不利变动的情况下,融资平台贷款的质量变动情况,并进一步测算因此可能产生的损失等情况.具体情景假设如下

五、开展融资平台贷款压力测试的步骤

在假设情景的基础上,可以采用三步走的方式开展融资平台贷款压力测试.(1)以地方政府债务率为主要指标判断地方政府在压力情景下的表现(2)根据平台性质考虑对平台风险水平的调整(3)根据项目相关信息调整项目层面上的风险水平.即通过判断政府整体债务水平变化来测算其对融资平台还款能力的影响,继而对具体贷款形成最终的压力测试结果.

第一步,以地方政府债务率为主要指标判断地方政府在压力情景下的表现,并进行分类.

在操作中首先可参考监管部门意见及银行内部风险管理实际情况设定银行的政府债务率控制标准其次以最近一期的财政报表数据计算在压力情景下的政府债务率水平,并按照压力下的政府债务率与债务率控制的比例对该地方政府偿债能力进行分类.为便于实施,可分为正常、关注、预警、高度预警四大类,分类标准如下表.

第二步,将地方政府偿债能力分类结果映射到融资平台,并根据融资平台性质不同对融资平台贷款风险水平进行调整.在调整中可设定两项调节系数:一是行政级别调节系数,比如省级平台和部级开发区平台调节系数可设定为1.1,副省级和省级开发区平台调节系数可设定为1,地市级平台调节系数设定为0.9,县级平台调节系数设定为0.7.二是机制建设调节系数,如果平台为纯融资性平台(即只承担项目融资任务,不承担建设、运营任务的),则调节系数可设定为0.8,如果机制建设较完善,则调节系数可设定为1.

第三步,根据项目相关信息调整项目层面的风险水平.一是对同一融资平台下的多个贷款项目按照重要性进行排序,并按照政府偿债能力分类和项目重要性两维进行贷款资产质量分类的调整.具体调整幅度可参考下表.

二是按照项目还款来源类型进行调整.如项目自身有收益且现金流能覆盖贷款本息,或者融资平台市场化程度较高,自身经营收益(剔除土地出让收益)能覆盖贷款本息的,即表示该贷款项目对政府财政收入变化不敏感,建议将各压力情景下的资产质量分类结果调整为正常情景下的分类水平.三是政府偿债能力分类达到关注类(及以下)的,压力情景下的资产质量分类结果应至少下调到关注类.

六、融资平台贷款压力测试结果的应用

通过对融资平台贷款进行地方财政收入不同程度变化的压力测试,首先可以较为清楚地分辨出目前各地方政府及融资平台在不同压力情景下的抗风险能力,以及政府偿债能力不同的地方及平台在各种压力情景下的表现情况.如在压力情景力下,有多少正常类的地方融资平台降为关注及以下,有多少贷款项目资产质量分类下降,下降的幅度是多少,资产质量恶化的贷款特征分析等.使得银行能够更加审慎的区别对待融资平台,采用有针对性的措施控制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