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社会范文10篇

信息社会范文篇1

[关键词]信息；信息不对称；信息成本；成本

Abstract:Thispaperprobesthefollowingquestion:whatchallengeswillthecomingofinformationsocietybringtopublicorganizations?Howthesepublicorganizationsshouldrespond?Theauthorsholdthatwiththecomingofinformationsociety,thedistributionofheterogeneityofinformationwillincrease,which,inturn,willincreaseinformationcostandagentcostwhenpublicorganizationsaremakingdecisions.Therefore,publicorganizationsshouldrespondtothechallengesfromtechnology,institutionandculturedimensions.

Keywords:information;informationasymmetry;informationcost;agentcost

随着信息社会的到来，信息在经济、社会生活中变得日益重要，已成为个人、组织，乃至一个国家在竞争日益激烈的国际环境中生存和发展的关键因素，已经并将继续对人类社会发生广泛而重要的影响。对此，各方面的学者均对此进行了研究。未来学家和社会学者主要研究信息社会的到来对人类包括生活和生产在内的个人方面的总体影响。[1]经济学者在宏观上主要研究信息经济产业的问题，在微观上主要研究信息不对称对经济行为的影响。[2]政治与行政学者也对此进行了研究。其主要视角一是研究信息社会对公共行政的影响如对行政职能、行政组织结构、行政决策、行政信息公开、行政监督、政府绩效评估等的广泛影响，[3]二是研究网络对政治的影响，[4]三是集中研究电子政务对政府的影响。[5]以上研究或多或少涉及到了信息社会对公共组织的影响。但是，上述研究只是探讨了信息社会对公共组织的影响的外在表现，而对信息社会影响公共组织发展的内在机理并没有进行深刻的剖析，这将导致我们对未来公共组织的变化趋势缺乏一个理性而准确的把握。本文的主要目的就是分析信息社会影响公共组织发展的内在机理，在此基础上探讨在信息社会的背景下，公共组织将面临什么样的挑战？而公共组织又将怎样应对这些挑战。

一、信息社会中信息与公共组织的特性

信息社会对公共组织的挑战主要来自于信息特性的改变，而这又与公共组织的特性紧密相关。

(一)信息社会中信息的特性

1.分布性广泛。信息的分布性是指信息为不同的信息主体所拥有，即“我们必须使用的背景知识从来不是以集中或整合的形式存在，而是以不完全的，经常是相互矛盾的知识片断，分散地为分开的个人所占有。”分布性主要导源于社会分工。可以说，人类所取得的巨大的进步，都是与分工的发展分不开的。“劳动生产力上最大的增进，以及运用劳动时所表现的更大的熟练、技巧和判断力，似乎都是分工的结果。”[6](5)随着社会的发展，社会分工越来越发达，“渐渐地成为了社会秩序最重要的基础”。[7](4)公共组织的运行也需要分工，“根据纯粹的技术因素，把任务分配给经过专业训练、在永恒的实践中继续增加其经验的专职人员，在行政中实现劳动分工原则。”[8](350)在信息社会中，社会分工高度发达，每个人都从事不同的工作，每个人也就拥有不同的信息，从而导致分布性增强。

2.异质性增强。信息的异质性是指信息的性质是不一样的。随着信息社会的到来，不同信息之间的异质性越来越强，信息与信息之间的差别越来越大。在这种情况下，每个人所拥有的知识，相对于别人而言，都是“特定时间和地点环境下的知识。”诚如哈耶克所言，这种知识对于决策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考虑这个因素，实际上每个人都比其他人具有某些优势，因为他具有独特的信息。这种信息的有用之处仅仅体现在，依赖于该信息的决策将由他做出，还是由他的活跃的合作者做出。”[9](30)哈耶克的知识观与西蒙(HerbertA.Simon)的有限理性理论异曲同工。西蒙认为，在知识具有分布性的情况下，每个人的知识尤其是专门信息都是极其有限的。其深层次含义是，知识具有异质性，由此每个人的信息处理能力也是不一样的。由于信息异质性的增强，将导致信息的可传递性减弱，在传递过程中会发生信息内容的改变、模糊或丧失。

(二)信息社会中公共组织的特性

从运行的意义上讲，公共组织就是收集、处理、传递、储存信息的场所。马克斯·韦伯（MaxWeber）在提出官僚制时，就特别重视知识在公共组织中的作用。①在公共组织中，“选举候选人基于技术资格。在最理性的情况下，检验标准是保证了技术培训的测试或文凭证明，或二者兼要。”也就是说，“官僚制的行政管理意味着通过知识进行统治，它的合理性建立在知识的基础上。”[10](214)因此，从信息的观点看，尤其是在信息社会的条件下，公共组织的实质就是构建信息流，收集、处理、传递和储存信息。

公共组织运行的主要功能是面对纷繁复杂的社会作出科学、合理的决策。而获得高质量决策的前提是决策权与信息的合理结合，这在现代组织中特别重要。西蒙等人认为，决策贯彻管理的全过程，是管理的核心和基础。而在“后工业社会”的当今世界里，主要问题不是如何有效地组织生产，而是如何进行决策，也就是如何进行信息处理。这就涉及到信息与决策权的结合，也就是信息和权力的转移。而最优的组织结构能够在既定的环境与信息成本条件下有效地配置决策权，从而形成一定的信息流结构。[11](72)

二、信息社会对公共组织的挑战

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有两种基本方式完成信息和决策权的结合。一种是把相关信息传递给那些拥有决策权的人；另一种是把决策权配置给拥有相关信息的人。因此，在进行组织设计时，人们会面临三种基本的选择。第一，领导在缺少相关信息的情况下做出所有的主要决策。在这种情况下，问题是有限的，因而详细的对人的控制系统并非十分紧要。但这样将导致领导的决策很可能出现失误。第二，决策者通过各种途径收集信息，以便做出更优的决策。这一选择可以提高决策的质量。但是，收集和处理相关信息会耗费大量的资源和时间。第三，领导将决策权力授权给掌握具体信息的下属。然而，下放权力将引起问题的增加。在这种情况下，需要一套严密的控制系统。在信息和决策权结合过程中涉及的信息成本和成本是公共组织内部配置决策权和构建信息流的依据。也就是说，组织的结构是由信息成本和成本决定的。[12](55)

(一)信息成本加大

公共组织的活动建立在信息的基础上，这就涉及信息成本。信息成本包括了收集成本、交流成本、用于决策的使用成本、储存成本以及恢复成本等等。[13](72)信息成本是信息与决策权采取哪种结合方式的重要决定因素。公共组织的演化与信息成本息息相关，随着信息成本的变化进行调整。在某种意义上说，信息成本的变化是组织机构变化的根本原因。在信息分布性和异质性增强的情况下，决策者如果坚持由自己搜集、处理信息作出决策，信息成本必将增加。

(二)成本加大

在决策行为中，由利益冲突所导致的成本，通常称为“成本”。“成本”是组织所有权结构的决定因素。[14](305-360)成本的根源在于管理人员不是公共组织的完全所有者。一方面，当管理者对工作尽了努力时，他可能承担全部成本而只得到收益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当他消费额外收益时，他得到全部好处但只承担一小部分成本。结果，管理者对积极工作不感兴趣，而是热衷于追求额外消费。于是，这两者之间的差异即为“成本”，[15](47)即所谓的“外部问题”。在公共组织中，由于公共组织在本质上是组织，所有权几乎可以忽略，成本问题就成为必须花大力气才能解决的问题。而随着信息异质性的增加，越来越多的决策者将选择转移决策权，而不是自己搜集信息作出决策，这就将导致成本增大。

三、公共组织应对信息社会挑战的途径

综合起来，公共组织可以通过三个途径应对信息不对称：技术性途径、制度性途径以及文化性途径。技术性途径主要解决信息成本问题，制度性途径主要解决成本问题，而文化性途径则通过意识形态解决制度所不能解决的问题。(一)技术途径：降低信息成本

公共组织应对信息不对称的技术性途径有三种，一是减少信息量，二是降低信息转移的成本；三是提高信息处理能力。首先，要想降低处理信息的成本，最通常的方法就是减少信息量。而对于公共组织而言，就是减少自身的职能，将更多的事务交由社会或企业处理。其次，降低信息转移成本与信息技术的发展密切相关，对公共组织的影响主要是电子政府的出现，电子政府决策之前的调查研究、发现问题以及确定问题的症结所在等都可以通过网络轻松地进行，这有利于公共组织决策科学化。最后，信息处理能力“取决于观察单元的信息加工能力、信息加工技术以及信息加工活动的努力水平”。[16](99)其中的信息加工能力与公共组织的吸收能力和转化能力有关。[17](89)“吸收能力”指已有的相关知识赋予公共组织认识新信息的价值以及将其吸收、转化的能力。因此，吸收能力是现有知识结构（已有知识存量）的一个函数。吸收能力讨论的是信息跨越空间的转移，而转化能力则是指信息跨越时间的转移。影响转化的因素包括信息的默会性程度、复杂程度以及系统程度等。提高信息处理能力对于公共组织的要求，就是要构建学习型组织。

(二)制度性途径：公共组织的委托关系

委托理论的主题是研究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具有理性经济人特征的行为主体之间的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即怎样提供一个激励合同，以使人透露出有利于委托人的信息，从而降低成本。现在看来，重复博弈一般会减少信息不对称，而重复博弈的结果往往以制度的形式表现出来，从而减少信息不对称。公共组织是一个典型的组织，因此我们需要通过制度设计来克服信息不对称。从信息的角度看，新制度经济学所强调的制度，其基础功能就是有效的传递信息，尤其是关于产权的信息。[18](23)通过有效地传递信息，“制度可以降低社会交换的信息成本——这是较为狭窄地专注于经济过程的制度经济学家所称的‘交易成本’。”[19](188-189)这样，通过判断环境的多变性以及信息成本的大小，就可以设计出有效的制度。最优的制度是能够在既定的环境与信息成本条件下，有效地配置决策权，从而形成一定的信息流结构的制度。

在这样的视角下，制度变迁就与信息成本密切相关，随着信息成本的变化而进行。甚至有的学者认为，信息成本的变化是制度变迁的根本原因。[20](72)制度变迁的含义就是新的制度能够更好地传递信息，更准确地传递正确的信息，减少公共组织中的信息不对称，从而降低社会交易成本和监督成本。“一个更好的制度就是一个能够优化处理信息的制度；一个制度的变迁过程，实际上就是不断建立优化处理信息制度的过程。也就是说，博弈论和信息经济学对制度变迁的启发就在于，要从如何使不完全信息变得更加完全的角度来考察制度变迁的内在动机。”[21](53)因此，通过制度变迁，可以降低决策时的信息成本。

(三)文化性途径：意识形态的功用

由于信息不对称在公共组织中的广泛存在，委托人既无法为其人制定出巨细倍致的、严格意义上的羁束性行为规范，也无法制定出一套严密的、高灵敏度的奖惩制，应对信息不对称的制度性途径有时会失败。这时，就需要通过文化性途径应对信息不对称。从本质上说，意识形态是一种行为方式，这种方式通过提供给人们一种世界观而使行为决策更为经济。本文主要探讨与克服搭便车、偷懒相联系的虔诚和降低信息转移成本的团队精神。

按照古典经济学关于人的行为假设，人都是理性经济人，在行动时严格按照成本收益原则行事，追求自身效益的最大化。这种自身效益既包括物质方面的，也包括精神方面的。在林毅夫看来，这种精神主要是虔诚。当一个革命者为其事业牺牲生命时，他就是在消费虔诚，从而获得某种满足。[22](66)当一个人消费虔诚时，个人利益的最大化是通过利他实现的。“自利这一人的生物本性像一根带子束缚着人的行为，使人的行为不可能完全摆脱他的束缚而达到利他主义的完美境界。但这根带子很长，因而使人的社会本性有很大的活动余地，在最终要服从生物学法则的基础上，‘反抗自利的复制基因的暴政’，在很大程度上实现利他主义的真正人化。”[23](257)因此，当一个人消费虔诚时，他可能更少地选择搭便车和偷懒。

前面提到，公共组织里存在广泛的社会分工。因此，组织的基本职能就是在成员之间、部门之间进行协调。在信息社会里，这种协调显得更加重要。在社会分工高度发达的前提下，每个人的信息和技能都变得非常有限。要完成一件任务，需要团队成员精诚合作，在彼此之间进行信息转移。如果没有合作精神，团队成员之间的知识转移成本将大大增加，专门知识所具有的价值也就体现不出来。如果具有合作精神，则会降低团队成员之间的知识转移成本，从而使该组织在激烈的竞争中具有比较优势。这就是当今社会强调合作和团队精神的本质所在。团队精神与组织成员之间的信任关系密切。一方面，由于彼此之间相互信任，组织成员就会愿意进行信息交流。另一方面，信任对于信息发送者的可靠性有重大影响。信息接收者之所以愿意接受信息，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出于对传送者的信任。

四、结语：信息不对称与当代行政改革趋势

信息社会范文篇2

基于《课标》对学科核心素养的描述，对信息社会责任的内涵，我们可以从信息社会责任意识、信息社会责任能力、信息社会责任行为、信息社会责任制度、信息社会责任文化几方面来理解。信息社会责任意识即了解信息社会责任是什么，能自觉履行个人数字活动中的职责，并把责任转化到行动中去的心理特征；信息社会责任能力即在履行责任过程中需要具备的技能或达到的效率；信息社会责任行为即受思想支配而表现的外在行动；信息社会责任制度是要求群体共同遵守的办事规程或行动准则；信息社会责任文化即信息社会成员以责任为核心价值观。以上几方面的有机统一，共同构成个体在文化修养、道德规范和行为自律等方面应尽的责任，即“信息社会责任”素养。除了学科核心素养的描述之外，其他内容标准、学业要求与学业质量水平部分都有对信息社会责任的具体描述。基于以上分析，笔者认为信息社会责任意识主要包括：①预判信息安全风险；②对信息系统的优缺点有批判性认识；③认识到信息法律法规与伦理道德对信息社会的调节作用；④尊重知识产权意识。信息社会责任能力特别强调：①数据及信息系统安全的技术方法及操作；②计算机病毒防治；③个人信息安全。信息社会责任行为主要强调：①理解虚拟与现实社会的身份差别；②在交往中维护个人与他人的合法权益。信息社会责任制度主要包括：①信息法律法规；②伦理道德准则。信息社会责任文化强调：①技术发展给社会带来的环境、人文问题；②对待技术快速发展的积极态度。

信息社会责任素养的教学

高中信息技术学科核心素养“信息社会责任”强调学生不仅要具备信息安全的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还要理解信息社会伦理道德与法律法规。这意味着需要树立良好的信息社会责任意识，发展信息社会责任能力，养成良好的信息社会责任行为，理解信息社会制度，形成信息社会责任文化。信息社会责任素养的培养不是孤立的，它与其他学科核心素养相辅相成，是有机结合的统一体。信息社会责任的形成与发展必须依托内容的学习。1.树立信息社会责任意识的教学方法。在信息社会责任意识中特别强调信息安全意识，笔者认为信息安全意识即个体在信息社会活动中可能对信息本身或信息所处介质造成损害的外在条件的一种戒备和警觉的心理状态。这种意识的培养是建立在信息安全知识的学习之上的，可以通过探究活动与案例法进行教学。例如，结合生活中的真实问题“电信诈骗”，请学生自主上网收集相关案例。案例1：冒充公共服务电话诈骗。2014年4月，深圳市的张女士在接到经改号软件造假的银行客服、公安、检察院一系列电话后，被骗走了44万元案例2：冒充熟人诈骗。2020年1月11日，家住长宁县长宁镇的李先生被骗人民币2000元……（1）分析信息系统漏洞，了解信息系统的优势与局限性。分析电信诈骗过程中是利用网络改号软件，给“落地网关”预先设定好要显示的号码，完成后通过运营商的通信网络发送至被叫网关，实现来电号码的更改。（2）认识信息法律法规调节作用。根据相关案例，结合相关法律法规讨论量刑标准，使学生理解法律在保障社会公共秩序时的调节作用。（3）养成尊重知识产权意识。在要求学生上网收集电信诈骗案例时，让其注意标注信息来源，特别是文字、图片或视频等。同时，教师在使用知识产权作品时也要为学生做好榜样。（4）预判信息安全风险。学生还可以通过“五要五不要”口诀提高信息安全意识：“陌生来电要警惕，不大意；网络信息要查证，不轻信；可疑链接要谨慎，不乱点；资金转账要核实，不着急；一旦受骗要报警，不犹豫。”2.培养信息社会责任能力的教学方法。信息社会责任能力的发展需要一定的信息社会学课程知识作为基础，它是在不断解决实际问题的过程中形成的。例如，在学习信息系统安全的内容时，请学生讨论计算机中病毒的表现并分析其成因。然后，教师引导学生了解病毒工作原理，并学习使用杀毒软件，了解杀毒软件工作原理，提出计算机病毒防护措施，如①安装杀毒软件，定期更新并进行全盘病毒扫描；②及时更新操作系统和应用软件；③不随意打开陌生邮件与可疑链接……接着，再从系统安全过渡到个人信息安全核查与防护，请学生进行自身信息安全核查。例如，登录密码向别人透露过吗？密码是否过于简单？是否定期更新密码？这样，学生从解决问题的角度，学习了信息安全知识与技术，并形成解决方案，在此过程中批判性思考、问题解决能力都得到了发展。3.信息社会责任行为的教学方法。学生可以通过亲身体验的方式形成正确的信息社会责任行为。例如，可以带领学生参观学校中的信息系统，了解学校是如何建设信息系统的，这些信息系统起到了什么作用，平时是如何运行、维护和管理的，在此过程中，学生能更好地理解信息安全的重要性，从而形成自觉的负责任的行为。还可以让学生通过观看电影的方式，理解现实与虚拟身份的差别，维护个人和他人的合法权益。4.信息社会责任制度的教学方法。信息社会中的法律法规、人与人交往的伦理道德准则涉及网络礼仪、交往中的尊重原则，“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原则，这些都可以理解为信息社会责任制度。对这部分内容的学习常用的是案例讨论法，特别是一些道德两难情境的讨论，如上页案例1。5.信息社会责任文化的教学方法根据《课标》，信息社会责任文化部分主要讨论技术发展给社会带来的影响以及对待技术快速发展的态度。对技术发展问题学生可以通过讨论去探究和理解技术发展对社会发展的影响，如上页案例2。

信息社会范文篇3

关键词：信息；信息不对称；信息成本；成本

Abstract:Thispaperprobesthefollowingquestion:whatchallengeswillthecomingofinformationsocietybringtopublicorganizations?Howthesepublicorganizationsshouldrespond?Theauthorsholdthatwiththecomingofinformationsociety,thedistributionofheterogeneityofinformationwillincrease,which,inturn,willincreaseinformationcostandagentcostwhenpublicorganizationsaremakingdecisions.Therefore,publicorganizationsshouldrespondtothechallengesfromtechnology,institutionandculturedimensions.

Keywords:information;informationasymmetry;informationcost;agentcost

随着信息社会的到来，信息在经济、社会生活中变得日益重要，已成为个人、组织，乃至一个国家在竞争日益激烈的国际环境中生存和发展的关键因素，已经并将继续对人类社会发生广泛而重要的影响。对此，各方面的学者均对此进行了研究。未来学家和社会学者主要研究信息社会的到来对人类包括生活和生产在内的个人方面的总体影响。[1]经济学者在宏观上主要研究信息经济产业的问题，在微观上主要研究信息不对称对经济行为的影响。[2]政治与行政学者也对此进行了研究。其主要视角一是研究信息社会对公共行政的影响如对行政职能、行政组织结构、行政决策、行政信息公开、行政监督、政府绩效评估等的广泛影响，[3]二是研究网络对政治的影响，[4]三是集中研究电子政务对政府的影响。[5]以上研究或多或少涉及到了信息社会对公共组织的影响。但是，上述研究只是探讨了信息社会对公共组织的影响的外在表现，而对信息社会影响公共组织发展的内在机理并没有进行深刻的剖析，这将导致我们对未来公共组织的变化趋势缺乏一个理性而准确的把握。本文的主要目的就是分析信息社会影响公共组织发展的内在机理，在此基础上探讨在信息社会的背景下，公共组织将面临什么样的挑战？而公共组织又将怎样应对这些挑战。

一、信息社会中信息与公共组织的特性

信息社会对公共组织的挑战主要来自于信息特性的改变，而这又与公共组织的特性紧密相关。

(一)信息社会中信息的特性

1.分布性广泛。信息的分布性是指信息为不同的信息主体所拥有，即“我们必须使用的背景知识从来不是以集中或整合的形式存在，而是以不完全的，经常是相互矛盾的知识片断，分散地为分开的个人所占有。”分布性主要导源于社会分工。可以说，人类所取得的巨大的进步，都是与分工的发展分不开的。“劳动生产力上最大的增进，以及运用劳动时所表现的更大的熟练、技巧和判断力，似乎都是分工的结果。”[6](5)随着社会的发展，社会分工越来越发达，“渐渐地成为了社会秩序最重要的基础”。[7](4)公共组织的运行也需要分工，“根据纯粹的技术因素，把任务分配给经过专业训练、在永恒的实践中继续增加其经验的专职人员，在行政中实现劳动分工原则。”[8](350)在信息社会中，社会分工高度发达，每个人都从事不同的工作，每个人也就拥有不同的信息，从而导致分布性增强。

2.异质性增强。信息的异质性是指信息的性质是不一样的。随着信息社会的到来，不同信息之间的异质性越来越强，信息与信息之间的差别越来越大。在这种情况下，每个人所拥有的知识，相对于别人而言，都是“特定时间和地点环境下的知识。”诚如哈耶克所言，这种知识对于决策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考虑这个因素，实际上每个人都比其他人具有某些优势，因为他具有独特的信息。这种信息的有用之处仅仅体现在，依赖于该信息的决策将由他做出，还是由他的活跃的合作者做出。”[9](30)哈耶克的知识观与西蒙(HerbertA.Simon)的有限理性理论异曲同工。西蒙认为，在知识具有分布性的情况下，每个人的知识尤其是专门信息都是极其有限的。其深层次含义是，知识具有异质性，由此每个人的信息处理能力也是不一样的。由于信息异质性的增强，将导致信息的可传递性减弱，在传递过程中会发生信息内容的改变、模糊或丧失。

(二)信息社会中公共组织的特性

从运行的意义上讲，公共组织就是收集、处理、传递、储存信息的场所。马克斯·韦伯（MaxWeber）在提出官僚制时，就特别重视知识在公共组织中的作用。①在公共组织中，“选举候选人基于技术资格。在最理性的情况下，检验标准是保证了技术培训的测试或文凭证明，或二者兼要。”也就是说，“官僚制的行政管理意味着通过知识进行统治，它的合理性建立在知识的基础上。”[10](214)因此，从信息的观点看，尤其是在信息社会的条件下，公共组织的实质就是构建信息流，收集、处理、传递和储存信息。

公共组织运行的主要功能是面对纷繁复杂的社会作出科学、合理的决策。而获得高质量决策的前提是决策权与信息的合理结合，这在现代组织中特别重要。西蒙等人认为，决策贯彻管理的全过程，是管理的核心和基础。而在“后工业社会”的当今世界里，主要问题不是如何有效地组织生产，而是如何进行决策，也就是如何进行信息处理。这就涉及到信息与决策权的结合，也就是信息和权力的转移。而最优的组织结构能够在既定的环境与信息成本条件下有效地配置决策权，从而形成一定的信息流结构。[11](72)

二、信息社会对公共组织的挑战

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有两种基本方式完成信息和决策权的结合。一种是把相关信息传递给那些拥有决策权的人；另一种是把决策权配置给拥有相关信息的人。因此，在进行组织设计时，人们会面临三种基本的选择。第一，领导在缺少相关信息的情况下做出所有的主要决策。在这种情况下，问题是有限的，因而详细的对人的控制系统并非十分紧要。但这样将导致领导的决策很可能出现失误。第二，决策者通过各种途径收集信息，以便做出更优的决策。这一选择可以提高决策的质量。但是，收集和处理相关信息会耗费大量的资源和时间。第三，领导将决策权力授权给掌握具体信息的下属。然而，下放权力将引起问题的增加。在这种情况下，需要一套严密的控制系统。在信息和决策权结合过程中涉及的信息成本和成本是公共组织内部配置决策权和构建信息流的依据。也就是说，组织的结构是由信息成本和成本决定的。[12](55)

(一)信息成本加大

公共组织的活动建立在信息的基础上，这就涉及信息成本。信息成本包括了收集成本、交流成本、用于决策的使用成本、储存成本以及恢复成本等等。[13](72)信息成本是信息与决策权采取哪种结合方式的重要决定因素。公共组织的演化与信息成本息息相关，随着信息成本的变化进行调整。在某种意义上说，信息成本的变化是组织机构变化的根本原因。在信息分布性和异质性增强的情况下，决策者如果坚持由自己搜集、处理信息作出决策，信息成本必将增加。(二)成本加大

在决策行为中，由利益冲突所导致的成本，通常称为“成本”。“成本”是组织所有权结构的决定因素。[14](305-360)成本的根源在于管理人员不是公共组织的完全所有者。一方面，当管理者对工作尽了努力时，他可能承担全部成本而只得到收益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当他消费额外收益时，他得到全部好处但只承担一小部分成本。结果，管理者对积极工作不感兴趣，而是热衷于追求额外消费。于是，这两者之间的差异即为“成本”，[15](47)即所谓的“外部问题”。在公共组织中，由于公共组织在本质上是组织，所有权几乎可以忽略，成本问题就成为必须花大力气才能解决的问题。而随着信息异质性的增加，越来越多的决策者将选择转移决策权，而不是自己搜集信息作出决策，这就将导致成本增大。

三、公共组织应对信息社会挑战的途径

综合起来，公共组织可以通过三个途径应对信息不对称：技术性途径、制度性途径以及文化性途径。技术性途径主要解决信息成本问题，制度性途径主要解决成本问题，而文化性途径则通过意识形态解决制度所不能解决的问题。(一)技术途径：降低信息成本

公共组织应对信息不对称的技术性途径有三种，一是减少信息量，二是降低信息转移的成本；三是提高信息处理能力。首先，要想降低处理信息的成本，最通常的方法就是减少信息量。而对于公共组织而言，就是减少自身的职能，将更多的事务交由社会或企业处理。其次，降低信息转移成本与信息技术的发展密切相关，对公共组织的影响主要是电子政府的出现，电子政府决策之前的调查研究、发现问题以及确定问题的症结所在等都可以通过网络轻松地进行，这有利于公共组织决策科学化。最后，信息处理能力“取决于观察单元的信息加工能力、信息加工技术以及信息加工活动的努力水平”。[16](99)其中的信息加工能力与公共组织的吸收能力和转化能力有关。[17](89)“吸收能力”指已有的相关知识赋予公共组织认识新信息的价值以及将其吸收、转化的能力。因此，吸收能力是现有知识结构（已有知识存量）的一个函数。吸收能力讨论的是信息跨越空间的转移，而转化能力则是指信息跨越时间的转移。影响转化的因素包括信息的默会性程度、复杂程度以及系统程度等。提高信息处理能力对于公共组织的要求，就是要构建学习型组织。

(二)制度性途径：公共组织的委托关系

委托理论的主题是研究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具有理性经济人特征的行为主体之间的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即怎样提供一个激励合同，以使人透露出有利于委托人的信息，从而降低成本。现在看来，重复博弈一般会减少信息不对称，而重复博弈的结果往往以制度的形式表现出来，从而减少信息不对称。公共组织是一个典型的组织，因此我们需要通过制度设计来克服信息不对称。从信息的角度看，新制度经济学所强调的制度，其基础功能就是有效的传递信息，尤其是关于产权的信息。[18](23)通过有效地传递信息，“制度可以降低社会交换的信息成本——这是较为狭窄地专注于经济过程的制度经济学家所称的‘交易成本’。”[19](188-189)这样，通过判断环境的多变性以及信息成本的大小，就可以设计出有效的制度。最优的制度是能够在既定的环境与信息成本条件下，有效地配置决策权，从而形成一定的信息流结构的制度。

在这样的视角下，制度变迁就与信息成本密切相关，随着信息成本的变化而进行。甚至有的学者认为，信息成本的变化是制度变迁的根本原因。[20](72)制度变迁的含义就是新的制度能够更好地传递信息，更准确地传递正确的信息，减少公共组织中的信息不对称，从而降低社会交易成本和监督成本。“一个更好的制度就是一个能够优化处理信息的制度；一个制度的变迁过程，实际上就是不断建立优化处理信息制度的过程。也就是说，博弈论和信息经济学对制度变迁的启发就在于，要从如何使不完全信息变得更加完全的角度来考察制度变迁的内在动机。”[21](53)因此，通过制度变迁，可以降低决策时的信息成本。

(三)文化性途径：意识形态的功用

由于信息不对称在公共组织中的广泛存在，委托人既无法为其人制定出巨细倍致的、严格意义上的羁束性行为规范，也无法制定出一套严密的、高灵敏度的奖惩制，应对信息不对称的制度性途径有时会失败。这时，就需要通过文化性途径应对信息不对称。从本质上说，意识形态是一种行为方式，这种方式通过提供给人们一种世界观而使行为决策更为经济。本文主要探讨与克服搭便车、偷懒相联系的虔诚和降低信息转移成本的团队精神。

按照古典经济学关于人的行为假设，人都是理性经济人，在行动时严格按照成本收益原则行事，追求自身效益的最大化。这种自身效益既包括物质方面的，也包括精神方面的。在林毅夫看来，这种精神主要是虔诚。当一个革命者为其事业牺牲生命时，他就是在消费虔诚，从而获得某种满足。[22](66)当一个人消费虔诚时，个人利益的最大化是通过利他实现的。“自利这一人的生物本性像一根带子束缚着人的行为，使人的行为不可能完全摆脱他的束缚而达到利他主义的完美境界。但这根带子很长，因而使人的社会本性有很大的活动余地，在最终要服从生物学法则的基础上，‘反抗自利的复制基因的暴政’，在很大程度上实现利他主义的真正人化。”[23](257)因此，当一个人消费虔诚时，他可能更少地选择搭便车和偷懒。

前面提到，公共组织里存在广泛的社会分工。因此，组织的基本职能就是在成员之间、部门之间进行协调。在信息社会里，这种协调显得更加重要。在社会分工高度发达的前提下，每个人的信息和技能都变得非常有限。要完成一件任务，需要团队成员精诚合作，在彼此之间进行信息转移。如果没有合作精神，团队成员之间的知识转移成本将大大增加，专门知识所具有的价值也就体现不出来。如果具有合作精神，则会降低团队成员之间的知识转移成本，从而使该组织在激烈的竞争中具有比较优势。这就是当今社会强调合作和团队精神的本质所在。团队精神与组织成员之间的信任关系密切。一方面，由于彼此之间相互信任，组织成员就会愿意进行信息交流。另一方面，信任对于信息发送者的可靠性有重大影响。信息接收者之所以愿意接受信息，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出于对传送者的信任。

信息社会范文篇4

关键词：信息；信息不对称；信息成本；成本

随着信息社会的到来，信息在经济、社会生活中变得日益重要，已成为个人、组织，乃至一个国家在竞争日益激烈的国际环境中生存和发展的关键因素，已经并将继续对人类社会发生广泛而重要的影响。对此，各方面的学者均对此进行了研究。未来学家和社会学者主要研究信息社会的到来对人类包括生活和生产在内的个人方面的总体影响。[1]经济学者在宏观上主要研究信息经济产业的问题，在微观上主要研究信息不对称对经济行为的影响。[2]政治与行政学者也对此进行了研究。其主要视角一是研究信息社会对公共行政的影响如对行政职能、行政组织结构、行政决策、行政信息公开、行政监督、政府绩效评估等的广泛影响，[3]二是研究网络对政治的影响，[4]三是集中研究电子政务对政府的影响。[5]以上研究或多或少涉及到了信息社会对公共组织的影响。但是，上述研究只是探讨了信息社会对公共组织的影响的外在表现，而对信息社会影响公共组织发展的内在机理并没有进行深刻的剖析，这将导致我们对未来公共组织的变化趋势缺乏一个理性而准确的把握。本文的主要目的就是分析信息社会影响公共组织发展的内在机理，在此基础上探讨在信息社会的背景下，公共组织将面临什么样的挑战？而公共组织又将怎样应对这些挑战。

一、信息社会中信息与公共组织的特性

信息社会对公共组织的挑战主要来自于信息特性的改变，而这又与公共组织的特性紧密相关。

(一)信息社会中信息的特性

1.分布性广泛。信息的分布性是指信息为不同的信息主体所拥有，即“我们必须使用的背景知识从来不是以集中或整合的形式存在，而是以不完全的，经常是相互矛盾的知识片断，分散地为分开的个人所占有。”分布性主要导源于社会分工。可以说，人类所取得的巨大的进步，都是与分工的发展分不开的。“劳动生产力上最大的增进，以及运用劳动时所表现的更大的熟练、技巧和判断力，似乎都是分工的结果。”[6](5)随着社会的发展，社会分工越来越发达，“渐渐地成为了社会秩序最重要的基础”。[7](4)公共组织的运行也需要分工，“根据纯粹的技术因素，把任务分配给经过专业训练、在永恒的实践中继续增加其经验的专职人员，在行政中实现劳动分工原则。”[8](350)在信息社会中，社会分工高度发达，每个人都从事不同的工作，每个人也就拥有不同的信息，从而导致分布性增强。

2.异质性增强。信息的异质性是指信息的性质是不一样的。随着信息社会的到来，不同信息之间的异质性越来越强，信息与信息之间的差别越来越大。在这种情况下，每个人所拥有的知识，相对于别人而言，都是“特定时间和地点环境下的知识。”诚如哈耶克所言，这种知识对于决策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考虑这个因素，实际上每个人都比其他人具有某些优势，因为他具有独特的信息。这种信息的有用之处仅仅体现在，依赖于该信息的决策将由他做出，还是由他的活跃的合作者做出。”[9](30)哈耶克的知识观与西蒙(HerbertA.Simon)的有限理性理论异曲同工。西蒙认为，在知识具有分布性的情况下，每个人的知识尤其是专门信息都是极其有限的。其深层次含义是，知识具有异质性，由此每个人的信息处理能力也是不一样的。由于信息异质性的增强，将导致信息的可传递性减弱，在传递过程中会发生信息内容的改变、模糊或丧失。

(二)信息社会中公共组织的特性

从运行的意义上讲，公共组织就是收集、处理、传递、储存信息的场所。马克斯·韦伯（MaxWeber）在提出官僚制时，就特别重视知识在公共组织中的作用。①在公共组织中，“选举候选人基于技术资格。在最理性的情况下，检验标准是保证了技术培训的测试或文凭证明，或二者兼要。”也就是说，“官僚制的行政管理意味着通过知识进行统治，它的合理性建立在知识的基础上。”[10](214)因此，从信息的观点看，尤其是在信息社会的条件下，公共组织的实质就是构建信息流，收集、处理、传递和储存信息。

公共组织运行的主要功能是面对纷繁复杂的社会作出科学、合理的决策。而获得高质量决策的前提是决策权与信息的合理结合，这在现代组织中特别重要。西蒙等人认为，决策贯彻管理的全过程，是管理的核心和基础。而在“后工业社会”的当今世界里，主要问题不是如何有效地组织生产，而是如何进行决策，也就是如何进行信息处理。这就涉及到信息与决策权的结合，也就是信息和权力的转移。而最优的组织结构能够在既定的环境与信息成本条件下有效地配置决策权，从而形成一定的信息流结构。[11](72)

二、信息社会对公共组织的挑战

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有两种基本方式完成信息和决策权的结合。一种是把相关信息传递给那些拥有决策权的人；另一种是把决策权配置给拥有相关信息的人。因此，在进行组织设计时，人们会面临三种基本的选择。第一，领导在缺少相关信息的情况下做出所有的主要决策。在这种情况下，问题是有限的，因而详细的对人的控制系统并非十分紧要。但这样将导致领导的决策很可能出现失误。第二，决策者通过各种途径收集信息，以便做出更优的决策。这一选择可以提高决策的质量。但是，收集和处理相关信息会耗费大量的资源和时间。第三，领导将决策权力授权给掌握具体信息的下属。然而，下放权力将引起问题的增加。在这种情况下，需要一套严密的控制系统。在信息和决策权结合过程中涉及的信息成本和成本是公共组织内部配置决策权和构建信息流的依据。也就是说，组织的结构是由信息成本和成本决定的。[12](55)

(一)信息成本加大

公共组织的活动建立在信息的基础上，这就涉及信息成本。信息成本包括了收集成本、交流成本、用于决策的使用成本、储存成本以及恢复成本等等。[13](72)信息成本是信息与决策权采取哪种结合方式的重要决定因素。公共组织的演化与信息成本息息相关，随着信息成本的变化进行调整。在某种意义上说，信息成本的变化是组织机构变化的根本原因。在信息分布性和异质性增强的情况下，决策者如果坚持由自己搜集、处理信息作出决策，信息成本必将增加。(二)成本加大

在决策行为中，由利益冲突所导致的成本，通常称为“成本”。“成本”是组织所有权结构的决定因素。[14](305-360)成本的根源在于管理人员不是公共组织的完全所有者。一方面，当管理者对工作尽了努力时，他可能承担全部成本而只得到收益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当他消费额外收益时，他得到全部好处但只承担一小部分成本。结果，管理者对积极工作不感兴趣，而是热衷于追求额外消费。于是，这两者之间的差异即为“成本”，[15](47)即所谓的“外部问题”。在公共组织中，由于公共组织在本质上是组织，所有权几乎可以忽略，成本问题就成为必须花大力气才能解决的问题。而随着信息异质性的增加，越来越多的决策者将选择转移决策权，而不是自己搜集信息作出决策，这就将导致成本增大。

三、公共组织应对信息社会挑战的途径

综合起来，公共组织可以通过三个途径应对信息不对称：技术性途径、制度性途径以及文化性途径。技术性途径主要解决信息成本问题，制度性途径主要解决成本问题，而文化性途径则通过意识形态解决制度所不能解决的问题。(一)技术途径：降低信息成本

公共组织应对信息不对称的技术性途径有三种，一是减少信息量，二是降低信息转移的成本；三是提高信息处理能力。首先，要想降低处理信息的成本，最通常的方法就是减少信息量。而对于公共组织而言，就是减少自身的职能，将更多的事务交由社会或企业处理。其次，降低信息转移成本与信息技术的发展密切相关，对公共组织的影响主要是电子政府的出现，电子政府决策之前的调查研究、发现问题以及确定问题的症结所在等都可以通过网络轻松地进行，这有利于公共组织决策科学化。最后，信息处理能力“取决于观察单元的信息加工能力、信息加工技术以及信息加工活动的努力水平”。[16](99)其中的信息加工能力与公共组织的吸收能力和转化能力有关。[17](89)“吸收能力”指已有的相关知识赋予公共组织认识新信息的价值以及将其吸收、转化的能力。因此，吸收能力是现有知识结构（已有知识存量）的一个函数。吸收能力讨论的是信息跨越空间的转移，而转化能力则是指信息跨越时间的转移。影响转化的因素包括信息的默会性程度、复杂程度以及系统程度等。提高信息处理能力对于公共组织的要求，就是要构建学习型组织。

(二)制度性途径：公共组织的委托关系

委托理论的主题是研究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具有理性经济人特征的行为主体之间的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即怎样提供一个激励合同，以使人透露出有利于委托人的信息，从而降低成本。现在看来，重复博弈一般会减少信息不对称，而重复博弈的结果往往以制度的形式表现出来，从而减少信息不对称。公共组织是一个典型的组织，因此我们需要通过制度设计来克服信息不对称。从信息的角度看，新制度经济学所强调的制度，其基础功能就是有效的传递信息，尤其是关于产权的信息。[18](23)通过有效地传递信息，“制度可以降低社会交换的信息成本——这是较为狭窄地专注于经济过程的制度经济学家所称的‘交易成本’。”[19](188-189)这样，通过判断环境的多变性以及信息成本的大小，就可以设计出有效的制度。最优的制度是能够在既定的环境与信息成本条件下，有效地配置决策权，从而形成一定的信息流结构的制度。

在这样的视角下，制度变迁就与信息成本密切相关，随着信息成本的变化而进行。甚至有的学者认为，信息成本的变化是制度变迁的根本原因。[20](72)制度变迁的含义就是新的制度能够更好地传递信息，更准确地传递正确的信息，减少公共组织中的信息不对称，从而降低社会交易成本和监督成本。“一个更好的制度就是一个能够优化处理信息的制度；一个制度的变迁过程，实际上就是不断建立优化处理信息制度的过程。也就是说，博弈论和信息经济学对制度变迁的启发就在于，要从如何使不完全信息变得更加完全的角度来考察制度变迁的内在动机。”[21](53)因此，通过制度变迁，可以降低决策时的信息成本。

(三)文化性途径：意识形态的功用

由于信息不对称在公共组织中的广泛存在，委托人既无法为其人制定出巨细倍致的、严格意义上的羁束性行为规范，也无法制定出一套严密的、高灵敏度的奖惩制，应对信息不对称的制度性途径有时会失败。这时，就需要通过文化性途径应对信息不对称。从本质上说，意识形态是一种行为方式，这种方式通过提供给人们一种世界观而使行为决策更为经济。本文主要探讨与克服搭便车、偷懒相联系的虔诚和降低信息转移成本的团队精神。

按照古典经济学关于人的行为假设，人都是理性经济人，在行动时严格按照成本收益原则行事，追求自身效益的最大化。这种自身效益既包括物质方面的，也包括精神方面的。在林毅夫看来，这种精神主要是虔诚。当一个革命者为其事业牺牲生命时，他就是在消费虔诚，从而获得某种满足。[22](66)当一个人消费虔诚时，个人利益的最大化是通过利他实现的。“自利这一人的生物本性像一根带子束缚着人的行为，使人的行为不可能完全摆脱他的束缚而达到利他主义的完美境界。但这根带子很长，因而使人的社会本性有很大的活动余地，在最终要服从生物学法则的基础上，‘反抗自利的复制基因的暴政’，在很大程度上实现利他主义的真正人化。”[23](257)因此，当一个人消费虔诚时，他可能更少地选择搭便车和偷懒。

前面提到，公共组织里存在广泛的社会分工。因此，组织的基本职能就是在成员之间、部门之间进行协调。在信息社会里，这种协调显得更加重要。在社会分工高度发达的前提下，每个人的信息和技能都变得非常有限。要完成一件任务，需要团队成员精诚合作，在彼此之间进行信息转移。如果没有合作精神，团队成员之间的知识转移成本将大大增加，专门知识所具有的价值也就体现不出来。如果具有合作精神，则会降低团队成员之间的知识转移成本，从而使该组织在激烈的竞争中具有比较优势。这就是当今社会强调合作和团队精神的本质所在。团队精神与组织成员之间的信任关系密切。一方面，由于彼此之间相互信任，组织成员就会愿意进行信息交流。另一方面，信任对于信息发送者的可靠性有重大影响。信息接收者之所以愿意接受信息，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出于对传送者的信任。

信息社会范文篇5

一、社会变迁与公共行政模式转变

公共行政是一种协调公共领域里人类行为的专门活动。自人类社会形成以来，公共行政活动就一直伴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而发展。从历史发展的视角观察，人类社会发展形态的每一次重大变迁都会促使公共行政模式发生重要转变。

(一)马克斯•韦伯的统治类型分析与公共行政模式转变

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在探讨统治的类型时就涉及到社会变迁与公共行政模式之间的相关性。他将统治类型分为3种纯粹的类型，即魅力型统治、传统型统治和合法型统治。魅力型统治依靠领袖人物个人的“超凡魅力”实现对组织的统治。在领袖人物死后，魅力型统治随之瓦解，将出现传统型统治。传统型统治根据权力继承方式的不同，可以分为世袭制和封建制2种类型。随着资本主义的兴起，以官僚制为特征的合法型统治逐渐成为主流形态。虽然，马克斯•韦伯在论述其统治类型和官僚制思想的过程中，没有在社会变迁与统治类型之间的作用关系上详细阐述，但是，我们在字里行间仍然能体会到社会变迁给统治类型(公共行政模式)转变带来的明显影响［1］。

(二)里格斯的行政生态分析与公共行政模式转变

美国行政学家里格斯运用生态学的理论和方法研究行政与社会环境的关系，系统地阐述了行政生态学观点。如果从社会变迁与公共行政模式转变关系的视角来理解他的行政生态分析，我们可以看到一个非常清晰的社会变迁影响促进公共行政模式转变的图谱。里格斯认为人类历史上存在着传统农业社会、过渡社会和工业化社会3种基本社会形态。社会形态中影响公共行政模式的生态要素是多种多样的，其中最主要的生态要素有5种，即经济要素、社会要素、沟通网络、符号系统以及政治架构。这些生态要素在传统农业社会、过渡社会和工业化社会中的表现形态都有着明显区别，从而呈现出不同的公共行政模式。里格斯运用物理学光谱分析上的光折射概念，非常形象地给对应的传统农业社会、过渡社会和工业社会的公共行政模式命名。传统农业社会中社会结构混沌未分，没有明确、细致的社会分工，行政、立法、司法、军事、经济等社会行为混杂在一起，就像折射前的自然光是一道白光一样，故将与之适应的公共行政模式称为融合型公共行政模式。工业社会有着明确的、细致的分工，政府职能十分明确，各公共行政管理部门各司其职、互不混杂，就像白光经过三棱镜折射后表现出各色光谱一样，所以将工业社会的公共行政模式称为衍射型公共行政模式。过渡社会介于传统农业社会与现代工业社会之间，兼有两者的特征，新旧并存、稻稗混杂:行政行为逐渐与其他社会行为分化，但尚未完全分化;专业化行政机构已经设立，但还不能正常运作，功能有限;许多行政制度已建立，但受到各种传统势力的影响，就像白光在三棱镜之中，虽然光线已经开始折射，但折射尚处于未完成的过渡状态;既具有融合的白光特性，也含有衍射光的因素，所以这种公共行政模式被称为棱柱型公共行政模式［2］。

(三)阿尔文•托夫勒的权力转移分析与公共行政模式转变

美国社会思想家阿尔文•托夫勒从未来学的视角分析了知识(信息)在权力转移中扮演的关键角色，预测了未来企业、经济、政治和世界局势的变化趋势。虽然他不像马克斯•韦伯、里格斯那样是专业的公共行政学家，但是我们仍然可从他对未来社会发展图景的分析中得出类似的结论:产业与经济的深层次改变将带动政治、行政格局和模式的改变。阿尔文•托夫勒在分析了3种基本的权力形式，即财富、暴力和知识在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的作用和相互关系后，鲜明地指出在完成工业化之后的当今世界已经开始进入全面信息大战，电子信息变成交易的主要媒体，知识成为最重要的生产要素，它将彻底颠覆全球的权力格局，进而带来公共行政模式的明显变化:小而分众的工作单位取代动作迟缓的官僚体系，组织为加快决策的速度而越来越扁平化，知识的层级组织慢慢进化成信息自由流通的体系［3］。由此可见，人类社会的每次重大变迁必定会带来公共行政模式的重要转变。如果以生产力发展标准对人类社会的发展历史进行划分，大致可以分为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和信息社会3个大的阶段。目前，我们正处在从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转型阶段，随着大量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新科学技术的广泛运用，人们的社会行为方式、习惯甚至风俗随之发生变迁。人类发展史上的一次非常重大的社会变迁正在发生，我们有理由预见，公共行政模式将会因这次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转型的重大社会变迁，而以全新的行政模式服务于社会发展。

二、现代信息社会对公共行政模式的挑战

进入21世纪，科学技术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迅猛发展，给整个世界的发展注入了无穷的动力，它不仅提高了人们改造自然的能力，而且也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进而改变经济形态、社会行为，形成了对以协调和管理社会秩序为己任的公共行政模式的挑战。

(一)信息技术的广泛运用改变了原有的经济形态

在工业社会，以大机器的使用和无生命能源的消耗为核心的专业化社会大生产占据了社会经济的主导地位:与农业社会相比，生产效率大幅度提高;社会分工精细，社会分化剧烈;社会流动性增强，业缘关系取代了血缘和地缘关系而成为人们社会关系的主要形式;城市数量增加、规模加大，农业人口的比重降低至半数以下;人的思想观念充分更新，竞争意识和时间观念加强，崇尚科学、信服真理、追求变革成为人们基本的行为或价值取向。随着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一系列新科学技术的运用，人们已经逐步进入了信息社会。信息社会的主要经济形态发展是以知识的学习、积累和创新为基础的知识经济。知识经济的发展建立在知识的生产、分配和使用(消费)之上［4］，它与工业经济相比有着鲜明的特点:以新知识、新技术为基础的高新技术产业逐渐成为经济发展的驱动力，重工业逐渐失去经济主导地位;以知识创新为新的经济增长动力，经济增长方式高度集约化，劳动生产率水平进一步提高，更加强调经济发展的环保、低碳性质;以信息技术为基础，企业组织和管理体制更加灵活，经济全球化趋势更加凸显。由此可见，信息社会的经济形态已经和工业社会的经济形态大不一样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形态的变迁必将给作为上层建筑主要组成部分的公共行政模式提出变革的要求。

(二)信息技术的广泛运用改变了政府与公民之间的信息形态

随着信息技术的广泛运用，信息的传播途径和方式发生了极大的改变。在工业社会时期，信息传播途径多是“点对点”或“一对一”的传播，要想实现信息“点对面”或“一对多”的传播并不容易。第一，受到传播媒介的限制，有限的传播媒介只有报纸、广播、电视等，而这些传播媒介多是被政府或少数集团所控制，作为个体的公民很难自行传播信息。第二，这些传播媒介会对信息进行过滤处理，信息的真实性和时效性都会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第三，传播媒介在对信息的处理过程中难免会带有主观性影响，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信息的客观性。因此，我们可以认为，在工业社会，公共行政管理部门与公民之间的信息传播形态中，尽管公共行政管理部门重视与公民之间的沟通，但公共行政管理部门一直起着强势主导作用，公民未必能有效获取信息和信息。但在信息社会中，信息传播途径得到了极大的丰富，如在互联网上就有BBS论坛、微博、社交网站、个人主页等，公民个人在网络上开办报刊、杂志、广播台、电视台都不再是困难的事。这些变化极大地改变了信息传播途径，实现了信息的“面对面”或“多对多”的传播，真正达到了“信息爆炸”的程度。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公共行政管理部门还继续沿用原有的公共信息方式，抑制公民个人的信息需求，控制公众间的信息传播渠道，恐怕将不再被公众所接受。公共行政管理部门必须要主动改变原有的信息工作方式、方法，主动回应公众的信息需求，努力构建信息社会条件下公共行政管理部门与公民之间和谐互动的信息形态。

(三)信息技术的广泛运用改变了公共行政管理部门的组织形态

与工业社会相适应的公共行政管理部门组织形态，通常被认为是官僚制。自马克斯•韦伯提出官僚制理论以来，官僚制逐步发展成为工业社会各国构建公共行政管理部门组织体系的指导性理论。一般认为，官僚制理论的原则主要有以下7个方面:第一，合理的分工;第二，层级节制的权力体系;第三，依照规程办事的运作机制;第四，形式正规的决策文书;第五，组织管理的非人格化;第六，适应工作需要的专业培训机制;第七，合理合法的人事行政制度［2］。依据官僚制理论的原则可以建构起层级结构复杂、权力分配明确、指挥管理顺畅的现代大型或特大型组织，这适应了工业社会中社会化大生产的要求，不仅在大型企业组织中建立了以官僚制为基础的组织形态，而且在各国的公共行政管理部门中也基本建立了官僚制行政体制。从实际情况来看，官僚制组织形态在工业社会发挥着重要的组织管理作用，为社会生产力发展和社会进步做出了巨大贡献。信息技术在组织管理中的广泛运用逐渐改变了公共行政管理部门组织形态中的官僚制特性。第一，信息技术特别是网络技术在公共行政管理中的运用，可以帮助管理者扩大管理幅度，减少管理层次，使公共行政管理部门从金字塔型组织演变为扁平型组织，以至于阿尔文•托夫勒认为，信息技术将导致等级官僚组织的终结，创造无中层的政府［3］。第二，信息共享技术在公共行政管理部门的运用将使得不同层次的公共行政管理部门分享更多的信息，下层公务人员对公共决策会有更多的自身判断，更加需要上层管理者倾听下层的意见，从而促进公共行政权力在不同层次的公共行政管理部门和人员之间分享，进而促进公共行政权力从上层向不同层次分散。第三，信息技术的运用加大了各层次公共行政管理部门之间以及公共行政管理部门与公众之间的信息交流，公共行政管理部门的工作内容更加丰富、复杂，这就必然对官僚制强调的严格按照规则办事的工作机制提出挑战，要求公共行政管理部门降低规则化程度，赋予公务人员更多的灵活性。

三、以公共行政的新模式回应信息社会的挑战

面对信息社会给社会生产力、生产关系、社会生活等带来的深刻变化及其在经济形态、信息形态及组织形态等方面对公共行政模式提出的巨大挑战，公共行政模式惟有以创新的精神才能超越工业社会条件下的传统公共行政模式，探索在信息社会条件下的新型公共行政模式。笔者就此谈几点粗浅的认识，希望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一)从公民参与到开放民主

面对信息社会的到来，无论是欧美资本主义国家，还是东方新兴民族国家的政府都感到了巨大的变革压力，民众越来越要求公开透明的公共行政管理，要求更多地参与公共政策的制定与执行，要求公共行政管理服务于社会、造福于社会。欧美资本主义国家公共行政管理最重要的变革策略之一就是公民参与。所谓公民参与，是指公共行政管理部门打开公共政策制定之门，吸纳更多的公共组织、非政府组织以及公民个人参与到公共政策的制定过程中来，以兼顾不同公民群体的利益，促进公共政策更好地执行［5］。但仅仅让公民参与是不够的，这是因为:第一，这一概念似乎建立在公共行政管理部门与公民之间存在着隔阂的假定基础上。正是由于存在着隔阂，才需要打破隔阂让公民参与到公共领域中来。第二，这一概念似乎提倡的是公民单向度地参与公共行政管理，而忽略了公共行政管理者主动进入公民社会，忽略了公共行政管理者与公众之间的双向互动。第三，这一概念暗含着在公共领域中公共行政管理部门处于主导地位的假定，没有赋予公民在公共行政管理中以主体地位，似乎认为公民仅仅是公共行政管理的相对方或第三方。因此，笔者认为在以互通互联为主要特征的信息社会条件下，公共行政管理领域应该在推进公民参与的同时，提倡开放民主。开放民主的要义有:第一，开放民主强调把公共政策的决策和执行过程对所有利益相关者开放，保障所有利益相关者(不仅是公共行政管理部门选择的参与者)的知情权、表达权、参与权、行动权。第二，开放民主既强调保障公民的政治民主权利，又强调在社会生活中保障公民的经济民主权利和社会民主权利。第三，广泛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既为公民低成本、高便利的参与提供保障，又为公共行政管理者深入社会、了解民意提供更多、更新的途径，从而促进公共行政管理者与公众之间形成良性的双向互动。例如，运用网络技术覆盖面广、信息联络便捷的特点，可以尝试将基层小范围的公共政策问题放到网络上去讨论。第四，利用网络投票的方式表达民意，形成公共决策。通过利用信息技术的优势，实现在更大范围内更全面、更彻底的公共决策，实现开放民主。

(二)从社区建设到和谐家园建设

数十年来，欧美资本主义国家引以自诩的基层民主范例是社区建设。一般认为，社区是组成社会的基础单元，公民生活在社区之中，社区事务与公民个人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公民与社区之间有着极强的利益纽带。公民对社区发展的关心程度要远远高于对国家政治选举的关心程度，公民对社区事务的熟悉程度要远远大于对国家事务的熟悉程度。由于社区事务比国家事务的专业性要低得多，公民参与社区事务的决策成本也比参与国家事务要低得多。因此，无论从实现民主的角度，还是从培育公众民主意识的角度，我们都应该重视社区建设，通过在社区中开展社区公共事务民主决策等实践，培育基层民主习惯、协调利益冲突，达到凝聚民心的目的。虽然社区建设在以往基层民主建设中起到了良好的作用，但我们不能仅仅停留于此，而应该从社区建设发展为和谐家园建设。在信息社会条件下公共行政模式的转变过程中，提出和谐家园建设的概念，目的在于:第一，与社区建设相比，和谐家园建设更加强调多方主体的自身定位应由社区参与者转变为家园建设主体，更有主体性和责任感。第二，强调所有家园建设主体的行为目标指向相同———构建和谐家园，而不是在社区建设的多方博弈中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第三，家园的概念比社区的概念更具人文关怀，涵盖范围更具伸缩性，因此和谐家园建设所能承载的具体公共行政模式要多于社区建设。当然和谐家园建设并不是对社区建设的否定，而是对它的进一步发展，具体的家园建设仍然要从社区建设做起。例如，现在中国都市社区普遍存在着业主、开发商、物业公司、居委会、社区服务站等多方主体之间的矛盾，如果能利用信息技术沟通便利的优势，通过构建多主体参与的信息平台，让多方主体更多地交流信息，磋商社区事务的处理方案，将有利于多方主体的相互理解，有利于各方对社区这个共同家园的认同，从而共同建设真正的和谐家园。在基层民主实践中已经开始出现了和谐家园建设的尝试。目前，北京市正在推行的“北京市业主决定共同事项公共决策平台”和“北京业主一卡通”制度就是利用信息技术开展和谐家园建设的一种有益探索。这一制度的主要内容是:第一，政府按每套房屋对应一张“北京业主一卡通”向社区居民免费发放一卡通。第二，一卡通是居民参与社区建设、决定社区共同事项的唯一凭证。第三，政府为各社区免费建设“北京市业主决定共同事项公共决策平台”，为业主、业主委员会、开发商、物业公司共同参与社区公共事务提供平台。第四，政府在征求各方意见的基础上，拟定业主、业主委员会、开发商、物业公司等各方均需遵守的社区共同事项公共决策规则，详细规定共同事项公共决策发起的主体、程序、表决方式等。第五，社区共同事项公共决策平台提供互联网、电话语音、银行自助缴费机、人工帮助、现场协助5种表决方式，且每张一卡通就同一事项只能表决一次。第六，政府及基层自治组织指导、监督社区共同事项公共决策平台的运行［6］。当然，北京市的这一制度还处于先期试点阶段，还不成熟，取得的实际效果还不明显;但值得肯定的是，这一探索契合了在信息社会改善基层民主、发展新型公共行政模式的时代要求。

(三)从信息公开到公共信息共享

近年来，公共行政管理部门为了回应民众对享有公共事务知情权日益高涨的呼声，逐步推行政府信息公开计划，大量披露政府所掌握的公共事务信息。中国在行政体制改革过程中提出了政府信息公开方面的改革，颁布实施了《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但仅仅推动政府信息公开是不全面的，因为公共信息不仅仅掌握在政府手中，非政府组织、研究机构以及公民个人手中都掌握着大量的公共信息，只有尽可能地将全面、客观的公共信息都公之于众，才有可能基于这些信息做出民主科学的公共决策。因此，在推进政府信息公开的基础上，应更进一步在全社会提倡公共信息共享。第一，强调公共行政管理部门应该主动、全面、客观地公开政府所掌握的公共信息，保证与所公开信息有密切关系的公众对公共信息的知情权;第二，在公众中培育向公共行政管理部门提供真实、全面、客观的公共信息的意识，鼓励非政府组织和研究机构以及公民个人科学、合理地发现、使用公共信息。当然，在这2个方面信息共享的过程中，应当注意有效利用现代信息技术，突破原有的信息壁垒，以新技术实现新型的公共信息共享。这样，才能形成公共行政管理部门、非政府组织、研究机构以及公民个人之间的良性信息互动，从而为形成民主科学的公共决策提供良好的信息基础。

(四)从层级治理到网络治理

自从马克斯•韦伯提出官僚制理论以来，随着现代组织规模日益扩大、结构日益复杂，以官僚制形态构建各种公共组织几乎已经成为了现代组织构建的通例。无论是欧美资本主义国家，还是东方新兴民族国家，抑或是前苏联及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在构建政府组织管理体制时，无一例外都采用了官僚制的组织结构形态，在公共行政管理过程中形成了层级制的治理模式［7］。随着社会的发展，社会事务日益复杂，过去那种依据官僚制理论建立起来的层级制的治理模式已经逐渐不能适应现代公共事务管理的需求。在信息社会，我们应该通过在公共行政管理中广泛运用信息技术，积极探索治理模式的转型，逐步形成网络治理模式［8-9］。第一，充分发挥通过信息技术交流与共享信息便利的优势，在不同层级的公共行政管理部门之间共享信息，从而逐步减少中间层级，使原有的金字塔型组织体系扁平化。第二，在公共事务管理过程中，广泛应用现代信息技术，协助公共行政管理部门处理海量的公共信息，协调不同层级、不同地区、不同性质属性的政府部门、非政府组织参与公共行政管理，构建一个边界无缝隙的公共行政网络。第三，在构建的公共行政管理部门网络中，在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政府部门与非政府组织之间、政府与公民之间，合理分配公共政策的决策权、执行权和监督权。

信息社会范文篇6

关键词：信息；信息不对称；信息成本；成本

Abstract:Thispaperprobesthefollowingquestion:whatchallengeswillthecomingofinformationsocietybringtopublicorganizations?Howthesepublicorganizationsshouldrespond?Theauthorsholdthatwiththecomingofinformationsociety,thedistributionofheterogeneityofinformationwillincrease,which,inturn,willincreaseinformationcostandagentcostwhenpublicorganizationsaremakingdecisions.Therefore,publicorganizationsshouldrespondtothechallengesfromtechnology,institutionandculturedimensions.

Keywords:information;informationasymmetry;informationcost;agentcost

随着信息社会的到来，信息在经济、社会生活中变得日益重要，已成为个人、组织，乃至一个国家在竞争日益激烈的国际环境中生存和发展的关键因素，已经并将继续对人类社会发生广泛而重要的影响。对此，各方面的学者均对此进行了研究。未来学家和社会学者主要研究信息社会的到来对人类包括生活和生产在内的个人方面的总体影响。[1]经济学者在宏观上主要研究信息经济产业的问题，在微观上主要研究信息不对称对经济行为的影响。[2]政治与行政学者也对此进行了研究。其主要视角一是研究信息社会对公共行政的影响如对行政职能、行政组织结构、行政决策、行政信息公开、行政监督、政府绩效评估等的广泛影响，[3]二是研究网络对政治的影响，[4]三是集中研究电子政务对政府的影响。[5]以上研究或多或少涉及到了信息社会对公共组织的影响。但是，上述研究只是探讨了信息社会对公共组织的影响的外在表现，而对信息社会影响公共组织发展的内在机理并没有进行深刻的剖析，这将导致我们对未来公共组织的变化趋势缺乏一个理性而准确的把握。本文的主要目的就是分析信息社会影响公共组织发展的内在机理，在此基础上探讨在信息社会的背景下，公共组织将面临什么样的挑战？而公共组织又将怎样应对这些挑战。

一、信息社会中信息与公共组织的特性

信息社会对公共组织的挑战主要来自于信息特性的改变，而这又与公共组织的特性紧密相关。

(一)信息社会中信息的特性

1.分布性广泛。信息的分布性是指信息为不同的信息主体所拥有，即“我们必须使用的背景知识从来不是以集中或整合的形式存在，而是以不完全的，经常是相互矛盾的知识片断，分散地为分开的个人所占有。”分布性主要导源于社会分工。可以说，人类所取得的巨大的进步，都是与分工的发展分不开的。“劳动生产力上最大的增进，以及运用劳动时所表现的更大的熟练、技巧和判断力，似乎都是分工的结果。”[6](5)随着社会的发展，社会分工越来越发达，“渐渐地成为了社会秩序最重要的基础”。[7](4)公共组织的运行也需要分工，“根据纯粹的技术因素，把任务分配给经过专业训练、在永恒的实践中继续增加其经验的专职人员，在行政中实现劳动分工原则。”[8](350)在信息社会中，社会分工高度发达，每个人都从事不同的工作，每个人也就拥有不同的信息，从而导致分布性增强。

2.异质性增强。信息的异质性是指信息的性质是不一样的。随着信息社会的到来，不同信息之间的异质性越来越强，信息与信息之间的差别越来越大。在这种情况下，每个人所拥有的知识，相对于别人而言，都是“特定时间和地点环境下的知识。”诚如哈耶克所言，这种知识对于决策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考虑这个因素，实际上每个人都比其他人具有某些优势，因为他具有独特的信息。这种信息的有用之处仅仅体现在，依赖于该信息的决策将由他做出，还是由他的活跃的合作者做出。”[9](30)哈耶克的知识观与西蒙(HerbertA.Simon)的有限理性理论异曲同工。西蒙认为，在知识具有分布性的情况下，每个人的知识尤其是专门信息都是极其有限的。其深层次含义是，知识具有异质性，由此每个人的信息处理能力也是不一样的。由于信息异质性的增强，将导致信息的可传递性减弱，在传递过程中会发生信息内容的改变、模糊或丧失。

(二)信息社会中公共组织的特性

从运行的意义上讲，公共组织就是收集、处理、传递、储存信息的场所。马克斯·韦伯（MaxWeber）在提出官僚制时，就特别重视知识在公共组织中的作用。①在公共组织中，“选举候选人基于技术资格。在最理性的情况下，检验标准是保证了技术培训的测试或文凭证明，或二者兼要。”也就是说，“官僚制的行政管理意味着通过知识进行统治，它的合理性建立在知识的基础上。”[10](214)因此，从信息的观点看，尤其是在信息社会的条件下，公共组织的实质就是构建信息流，收集、处理、传递和储存信息。

公共组织运行的主要功能是面对纷繁复杂的社会作出科学、合理的决策。而获得高质量决策的前提是决策权与信息的合理结合，这在现代组织中特别重要。西蒙等人认为，决策贯彻管理的全过程，是管理的核心和基础。而在“后工业社会”的当今世界里，主要问题不是如何有效地组织生产，而是如何进行决策，也就是如何进行信息处理。这就涉及到信息与决策权的结合，也就是信息和权力的转移。而最优的组织结构能够在既定的环境与信息成本条件下有效地配置决策权，从而形成一定的信息流结构。[11](72)

二、信息社会对公共组织的挑战

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有两种基本方式完成信息和决策权的结合。一种是把相关信息传递给那些拥有决策权的人；另一种是把决策权配置给拥有相关信息的人。因此，在进行组织设计时，人们会面临三种基本的选择。第一，领导在缺少相关信息的情况下做出所有的主要决策。在这种情况下，问题是有限的，因而详细的对人的控制系统并非十分紧要。但这样将导致领导的决策很可能出现失误。第二，决策者通过各种途径收集信息，以便做出更优的决策。这一选择可以提高决策的质量。但是，收集和处理相关信息会耗费大量的资源和时间。第三，领导将决策权力授权给掌握具体信息的下属。然而，下放权力将引起问题的增加。在这种情况下，需要一套严密的控制系统。在信息和决策权结合过程中涉及的信息成本和成本是公共组织内部配置决策权和构建信息流的依据。也就是说，组织的结构是由信息成本和成本决定的。[12](55)

(一)信息成本加大

公共组织的活动建立在信息的基础上，这就涉及信息成本。信息成本包括了收集成本、交流成本、用于决策的使用成本、储存成本以及恢复成本等等。[13](72)信息成本是信息与决策权采取哪种结合方式的重要决定因素。公共组织的演化与信息成本息息相关，随着信息成本的变化进行调整。在某种意义上说，信息成本的变化是组织机构变化的根本原因。在信息分布性和异质性增强的情况下，决策者如果坚持由自己搜集、处理信息作出决策，信息成本必将增加。(二)成本加大

在决策行为中，由利益冲突所导致的成本，通常称为“成本”。“成本”是组织所有权结构的决定因素。[14](305-360)成本的根源在于管理人员不是公共组织的完全所有者。一方面，当管理者对工作尽了努力时，他可能承担全部成本而只得到收益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当他消费额外收益时，他得到全部好处但只承担一小部分成本。结果，管理者对积极工作不感兴趣，而是热衷于追求额外消费。于是，这两者之间的差异即为“成本”，[15](47)即所谓的“外部问题”。在公共组织中，由于公共组织在本质上是组织，所有权几乎可以忽略，成本问题就成为必须花大力气才能解决的问题。而随着信息异质性的增加，越来越多的决策者将选择转移决策权，而不是自己搜集信息作出决策，这就将导致成本增大。

三、公共组织应对信息社会挑战的途径

综合起来，公共组织可以通过三个途径应对信息不对称：技术性途径、制度性途径以及文化性途径。技术性途径主要解决信息成本问题，制度性途径主要解决成本问题，而文化性途径则通过意识形态解决制度所不能解决的问题。(一)技术途径：降低信息成本

公共组织应对信息不对称的技术性途径有三种，一是减少信息量，二是降低信息转移的成本；三是提高信息处理能力。首先，要想降低处理信息的成本，最通常的方法就是减少信息量。而对于公共组织而言，就是减少自身的职能，将更多的事务交由社会或企业处理。其次，降低信息转移成本与信息技术的发展密切相关，对公共组织的影响主要是电子政府的出现，电子政府决策之前的调查研究、发现问题以及确定问题的症结所在等都可以通过网络轻松地进行，这有利于公共组织决策科学化。最后，信息处理能力“取决于观察单元的信息加工能力、信息加工技术以及信息加工活动的努力水平”。[16](99)其中的信息加工能力与公共组织的吸收能力和转化能力有关。[17](89)“吸收能力”指已有的相关知识赋予公共组织认识新信息的价值以及将其吸收、转化的能力。因此，吸收能力是现有知识结构（已有知识存量）的一个函数。吸收能力讨论的是信息跨越空间的转移，而转化能力则是指信息跨越时间的转移。影响转化的因素包括信息的默会性程度、复杂程度以及系统程度等。提高信息处理能力对于公共组织的要求，就是要构建学习型组织。

(二)制度性途径：公共组织的委托关系

委托理论的主题是研究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具有理性经济人特征的行为主体之间的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即怎样提供一个激励合同，以使人透露出有利于委托人的信息，从而降低成本。现在看来，重复博弈一般会减少信息不对称，而重复博弈的结果往往以制度的形式表现出来，从而减少信息不对称。公共组织是一个典型的组织，因此我们需要通过制度设计来克服信息不对称。从信息的角度看，新制度经济学所强调的制度，其基础功能就是有效的传递信息，尤其是关于产权的信息。[18](23)通过有效地传递信息，“制度可以降低社会交换的信息成本——这是较为狭窄地专注于经济过程的制度经济学家所称的‘交易成本’。”[19](188-189)这样，通过判断环境的多变性以及信息成本的大小，就可以设计出有效的制度。最优的制度是能够在既定的环境与信息成本条件下，有效地配置决策权，从而形成一定的信息流结构的制度。

在这样的视角下，制度变迁就与信息成本密切相关，随着信息成本的变化而进行。甚至有的学者认为，信息成本的变化是制度变迁的根本原因。[20](72)制度变迁的含义就是新的制度能够更好地传递信息，更准确地传递正确的信息，减少公共组织中的信息不对称，从而降低社会交易成本和监督成本。“一个更好的制度就是一个能够优化处理信息的制度；一个制度的变迁过程，实际上就是不断建立优化处理信息制度的过程。也就是说，博弈论和信息经济学对制度变迁的启发就在于，要从如何使不完全信息变得更加完全的角度来考察制度变迁的内在动机。”[21](53)因此，通过制度变迁，可以降低决策时的信息成本。

(三)文化性途径：意识形态的功用

由于信息不对称在公共组织中的广泛存在，委托人既无法为其人制定出巨细倍致的、严格意义上的羁束性行为规范，也无法制定出一套严密的、高灵敏度的奖惩制，应对信息不对称的制度性途径有时会失败。这时，就需要通过文化性途径应对信息不对称。从本质上说，意识形态是一种行为方式，这种方式通过提供给人们一种世界观而使行为决策更为经济。本文主要探讨与克服搭便车、偷懒相联系的虔诚和降低信息转移成本的团队精神。

按照古典经济学关于人的行为假设，人都是理性经济人，在行动时严格按照成本收益原则行事，追求自身效益的最大化。这种自身效益既包括物质方面的，也包括精神方面的。在林毅夫看来，这种精神主要是虔诚。当一个革命者为其事业牺牲生命时，他就是在消费虔诚，从而获得某种满足。[22](66)当一个人消费虔诚时，个人利益的最大化是通过利他实现的。“自利这一人的生物本性像一根带子束缚着人的行为，使人的行为不可能完全摆脱他的束缚而达到利他主义的完美境界。但这根带子很长，因而使人的社会本性有很大的活动余地，在最终要服从生物学法则的基础上，‘反抗自利的复制基因的暴政’，在很大程度上实现利他主义的真正人化。”[23](257)因此，当一个人消费虔诚时，他可能更少地选择搭便车和偷懒。

前面提到，公共组织里存在广泛的社会分工。因此，组织的基本职能就是在成员之间、部门之间进行协调。在信息社会里，这种协调显得更加重要。在社会分工高度发达的前提下，每个人的信息和技能都变得非常有限。要完成一件任务，需要团队成员精诚合作，在彼此之间进行信息转移。如果没有合作精神，团队成员之间的知识转移成本将大大增加，专门知识所具有的价值也就体现不出来。如果具有合作精神，则会降低团队成员之间的知识转移成本，从而使该组织在激烈的竞争中具有比较优势。这就是当今社会强调合作和团队精神的本质所在。团队精神与组织成员之间的信任关系密切。一方面，由于彼此之间相互信任，组织成员就会愿意进行信息交流。另一方面，信任对于信息发送者的可靠性有重大影响。信息接收者之所以愿意接受信息，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出于对传送者的信任。

信息社会范文篇7

[关键词]信息；信息不对称；信息成本；成本

abstract:thispaperprobesthefollowingquestion:whatchallengeswillthecomingofinformationsocietybringtopublicorganizations?howthesepublicorganizationsshouldrespond?theauthorsholdthatwiththecomingofinformationsociety,thedistributionofheterogeneityofinformationwillincrease,which,inturn,willincreaseinformationcostandagentcostwhenpublicorganizationsaremakingdecisions.therefore,publicorganizationsshouldrespondtothechallengesfromtechnology,institutionandculturedimensions.

keywords:information;informationasymmetry;informationcost;agentcost

随着信息社会的到来，信息在经济、社会生活中变得日益重要，已成为个人、组织，乃至一个国家在竞争日益激烈的国际环境中生存和发展的关键因素，已经并将继续对人类社会发生广泛而重要的影响。对此，各方面的学者均对此进行了研究。未来学家和社会学者主要研究信息社会的到来对人类包括生活和生产在内的个人方面的总体影响。[1]经济学者在宏观上主要研究信息经济产业的问题，在微观上主要研究信息不对称对经济行为的影响。[2]政治与行政学者也对此进行了研究。其主要视角一是研究信息社会对公共行政的影响如对行政职能、行政组织结构、行政决策、行政信息公开、行政监督、政府绩效评估等的广泛影响，[3]二是研究网络对政治的影响，[4]三是集中研究电子政务对政府的影响。[5]以上研究或多或少涉及到了信息社会对公共组织的影响。但是，上述研究只是探讨了信息社会对公共组织的影响的外在表现，而对信息社会影响公共组织发展的内在机理并没有进行深刻的剖析，这将导致我们对未来公共组织的变化趋势缺乏一个理性而准确的把握。本文的主要目的就是分析信息社会影响公共组织发展的内在机理，在此基础上探讨在信息社会的背景下，公共组织将面临什么样的挑战？而公共组织又将怎样应对这些挑战。

一、信息社会中信息与公共组织的特性

信息社会对公共组织的挑战主要来自于信息特性的改变，而这又与公共组织的特性紧密相关。

(一)信息社会中信息的特性

1.分布性广泛。信息的分布性是指信息为不同的信息主体所拥有，即“我们必须使用的背景知识从来不是以集中或整合的形式存在，而是以不完全的，经常是相互矛盾的知识片断，分散地为分开的个人所占有。”分布性主要导源于社会分工。可以说，人类所取得的巨大的进步，都是与分工的发展分不开的。“劳动生产力上最大的增进，以及运用劳动时所表现的更大的熟练、技巧和判断力，似乎都是分工的结果。”[6](5)随着社会的发展，社会分工越来越发达，“渐渐地成为了社会秩序最重要的基础”。[7](4)公共组织的运行也需要分工，“根据纯粹的技术因素，把任务分配给经过专业训练、在永恒的实践中继续增加其经验的专职人员，在行政中实现劳动分工原则。”[8](350)在信息社会中，社会分工高度发达，每个人都从事不同的工作，每个人也就拥有不同的信息，从而导致分布性增强。

2.异质性增强。信息的异质性是指信息的性质是不一样的。随着信息社会的到来，不同信息之间的异质性越来越强，信息与信息之间的差别越来越大。在这种情况下，每个人所拥有的知识，相对于别人而言，都是“特定时间和地点环境下的知识。”诚如哈耶克所言，这种知识对于决策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考虑这个因素，实际上每个人都比其他人具有某些优势，因为他具有独特的信息。这种信息的有用之处仅仅体现在，依赖于该信息的决策将由他做出，还是由他的活跃的合作者做出。”[9](30)哈耶克的知识观与西蒙(herberta.simon)的有限理性理论异曲同工。西蒙认为，在知识具有分布性的情况下，每个人的知识尤其是专门信息都是极其有限的。其深层次含义是，知识具有异质性，由此每个人的信息处理能力也是不一样的。由于信息异质性的增强，将导致信息的可传递性减弱，在传递过程中会发生信息内容的改变、模糊或丧失。

(二)信息社会中公共组织的特性

从运行的意义上讲，公共组织就是收集、处理、传递、储存信息的场所。马克斯·韦伯（maxweber）在提出官僚制时，就特别重视知识在公共组织中的作用。①在公共组织中，“选举候选人基于技术资格。在最理性的情况下，检验标准是保证了技术培训的测试或文凭证明，或二者兼要。”也就是说，“官僚制的行政管理意味着通过知识进行统治，它的合理性建立在知识的基础上。”[10](214)因此，从信息的观点看，尤其是在信息社会的条件下，公共组织的实质就是构建信息流，收集、处理、传递和储存信息。

公共组织运行的主要功能是面对纷繁复杂的社会作出科学、合理的决策。而获得高质量决策的前提是决策权与信息的合理结合，这在现代组织中特别重要。西蒙等人认为，决策贯彻管理的全过程，是管理的核心和基础。而在“后工业社会”的当今世界里，主要问题不是如何有效地组织生产，而是如何进行决策，也就是如何进行信息处理。这就涉及到信息与决策权的结合，也就是信息和权力的转移。而最优的组织结构能够在既定的环境与信息成本条件下有效地配置决策权，从而形成一定的信息流结构。[11](72)

二、信息社会对公共组织的挑战

但是，收集和处理相关信息会耗费大量的资源和时间。第三，领导将决策权力授权给掌握具体信息的下属。然而，下放权力将引起问题的增加。在这种情况下，需要一套严密的控制系统。在信息和决策权结合过程中涉及的信息成本和成本是公共组织内部配置决策权和构建信息流的依据。也就是说，组织的结构是由信息成本和成本决定的。[12](55)

(一)信息成本加大

公共组织的活动建立在信息的基础上，这就涉及信息成本。信息成本包括了收集成本、交流成本、用于决策的使用成本、储存成本以及恢复成本等等。[13](72)信息成本是信息与决策权采取哪种结合方式的重要决定因素。公共组织的演化与信息成本息息相关，随着信息成本的变化进行调整。在某种意义上说，信息成本的变化是组织机构变化的根本原因。在信息分布性和异质性增强的情况下，决策者如果坚持由自己搜集、处理信息作出决策，信息成本必将增加。

(二)成本加大

在决策行为中，由利益冲突所导致的成本，通常称为“成本”。“成本”是组织所有权结构的决定因素。[14](305-360)成本的根源在于管理人员不是公共组织的完全所有者。一方面，当管理者对工作尽了努力时，他可能承担全部成本而只得到收益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当他消费额外收益时，他得到全部好处但只承担一小部分成本。结果，管理者对积极工作不感兴趣，而是热衷于追求额外消费。于是，这两者之间的差异即为“成本”，[15](47)即所谓的“外部问题”。在公共组织中，由于公共组织在本质上是组织，所有权几乎可以忽略，成本问题就成为必须花大力气才能解决的问题。而随着信息异质性的增加，越来越多的决策者将选择转移决策权，而不是自己搜集信息作出决策，这就将导致成本增大。

三、公共组织应对信息社会挑战的途径

综合起来，公共组织可以通过三个途径应对信息不对称：技术性途径、制度性途径以及文化性途径。技术性途径主要解决信息成本问题，制度性途径主要解决成本问题，而文化性途径则通过意识形态解决制度所不能解决的问题。

(一)技术途径：降低信息成本

公共组织应对信息不对称的技术性途径有三种，一是减少信息量，二是降低信息转移的成本；三是提高信息处理能力。首先，要想降低处理信息的成本，最通常的方法就是减少信息量。而对于公共组织而言，就是减少自身的职能，将更多的事务交由社会或企业处理。其次，降低信息转移成本与信息技术的发展密切相关，对公共组织的影响主要是电子政府的出现，电子政府决策之前的调查研究、发现问题以及确定问题的症结所在等都可以通过网络轻松地进行，这有利于公共组织决策科学化。最后，信息处理能力“取决于观察单元的信息加工能力、信息加工技术以及信息加工活动的努力水平”。[16](99)其中的信息加工能力与公共组织的吸收能力和转化能力有关。[17](89)“吸收能力”指已有的相关知识赋予公共组织认识新信息的价值以及将其吸收、转化的能力。因此，吸收能力是现有知识结构（已有知识存量）的一个函数。吸收能力讨论的是信息跨越空间的转移，而转化能力则是指信息跨越时间的转移。影响转化的因素包括信息的默会性程度、复杂程度以及系统程度等。提高信息处理能力对于公共组织的要求，就是要构建学习型组织。

(二)制度性途径：公共组织的委托关系

委托理论的主题是研究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具有理性经济人特征的行为主体之间的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即怎样提供一个激励合同，以使人透露出有利于委托人的信息，从而降低成本。现在看来，重复博弈一般会减少信息不对称，而重复博弈的结果往往以制度的形式表现出来，从而减少信息不对称。公共组织是一个典型的组织，因此我们需要通过制度设计来克服信息不对称。从信息的角度看，新制度经济学所强调的制度，其基础功能就是有效的传递信息，尤其是关于产权的信息。[18](23)通过有效地传递信息，“制度可以降低社会交换的信息成本——这是较为狭窄地专注于经济过程的制度经济学家所称的‘交易成本’。”[19](188-189)这样，通过判断环境的多变性以及信息成本的大小，就可以设计出有效的制度。最优的制度是能够在既定的环境与信息成本条件下，有效地配置决策权，从而形成一定的信息流结构的制度。

在这样的视角下，制度变迁就与信息成本密切相关，随着信息成本的变化而进行。甚至有的学者认为，信息成本的变化是制度变迁的根本原因。[20](72)制度变迁的含义就是新的制度能够更好地传递信息，更准确地传递正确的信息，减少公共组织中的信息不对称，从而降低社会交易成本和监督成本。“一个更好的制度就是一个能够优化处理信息的制度；一个制度的变迁过程，实际上就是不断建立优化处理信息制度的过程。也就是说，博弈论和信息经济学对制度变迁的启发就在于，要从如何使不完全信息变得更加完全的角度来考察制度变迁的内在动机。”[21](53)因此，通过制度变迁，可以降低决策时的信息成本。

(三)文化性途径：意识形态的功用

由于信息不对称在公共组织中的广泛存在，委托人既无法为其人制定出巨细倍致的、严格意义上的羁束性行为规范，也无法制定出一套严密的、高灵敏度的奖惩制，应对信息不对称的制度性途径有时会失败。这时，就需要通过文化性途径应对信息不对称。从本质上说，意识形态是一种行为方式，这种方式通过提供给人们一种世界观而使行为决策更为经济。本文主要探讨与克服搭便车、偷懒相联系的虔诚和降低信息转移成本的团队精神。

按照古典经济学关于人的行为假设，人都是理性经济人，在行动时严格按照成本收益原则行事，追求自身效益的最大化。这种自身效益既包括物质方面的，也包括精神方面的。在林毅夫看来，这种精神主要是虔诚。当一个革命者为其事业牺牲生命时，他就是在消费虔诚，从而获得某种满足。[22](66)当一个人消费虔诚时，个人利益的最大化是通过利他实现的。“自利这一人的生物本性像一根带子束缚着人的行为，使人的行为不可能完全摆脱他的束缚而达到利他主义的完美境界。但这根带子很长，因而使人的社会本性有很大的活动余地，在最终要服从生物学法则的基础上，‘反抗自利的复制基因的暴政’，在很大程度上实现利他主义的真正人化。”[23](257)因此，当一个人消费虔诚时，他可能更少地选择搭便车和偷懒。

前面提到，公共组织里存在广泛的社会分工。因此，组织的基本职能就是在成员之间、部门之间进行协调。在信息社会里，这种协调显得更加重要。在社会分工高度发达的前提下，每个人的信息和技能都变得非常有限。要完成一件任务，需要团队成员精诚合作，在彼此之间进行信息转移。如果没有合作精神，团队成员之间的知识转移成本将大大增加，专门知识所具有的价值也就体现不出来。如果具有合作精神，则会降低团队成员之间的知识转移成本，从而使该组织在激烈的竞争中具有比较优势。这就是当今社会强调合作和团队精神的本质所在。团队精神与组织成员之间的信任关系密切。一方面，由于彼此之间相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有两种基本方式完成信息和决策权的结合。一种是把相关信息传递给那些拥有决策权的人；另一种是把决策权配置给拥有相关信息的人。因此，在进行组织设计时，人们会面临三种基本的选择。第一，领导在缺少相关信息的情况下做出所有的主要决策。在这种情况下，问题是有限的，因而详细的对人的控制系统并非十分紧要。但这样将导致领导的决策很可能出现失误。第二，决策者通过各种途径收集信息，以便做出更优的决策。这一选择可以提高决策的质量。

互信任，组织成员就会愿意进行信息交流。另一方面，信任对于信息发送者的可靠性有重大影响。信息接收者之所以愿意接受信息，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出于对传送者的信任。

四、结语：信息不对称与当代行政改革趋势

信息社会范文篇8

什么是信息社会？目前尚无统一的认识。笔者认为，如果把信息的获得视为对“不确定性”的消除〔1〕，那么，广义概念的知识，包括事实、原理、思想观念等，对于“预先不知道”〔2〕的人来说就是信息。据此，我们可以对信息社会的基本标志作如下定性描述：

1.知识的高速增长、高速传播与高速转化这是信息社会的第一个标志，也是社会信息化的基础。我们面对的社会是否如此呢？回答是肯定的。现在全世界发表科技论文的数量急剧增长，人类的科技知识每3至5年就增加1倍〔3〕。可见，知识的增长速度是惊人的。与此同时，由于信息技术的发展，特别是电子计算机及其网络化的最新成就，知识以前所未有的速度传播和扩散，人类获取知识的途径和机遇大大增加了。“信息高速公路”的提出只不过是几年前的事，转眼之间，E-mail已走进许多家庭。由于生产水平特别是制造技术的提高，新知识转化为生产力的周期大大缩短了，以致新材料、新工艺、新产品层出不穷。其中，微电子领域的成就独领风骚，信息技术几乎渗透到人们的社会活动和个人生活的一切领域；生命科学的发展成就也叫人目不暇接，特别是遗传学的许多突破与克隆技术的问世，脑科学与生态学的最新成果，预示着生命科学一个一个高峰的来临。这一切将把21世纪的人类生活推进到一个新的水平。

2.知识的快速普及与学习社会的到来这是信息社会的第二个标志，也是社会信息化的必备条件。我们面对的社会是否如此呢？虽然发展程度很不相同，然而这一答案也是肯定的。我国正在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并稳步发展高等教育；许多发达国家已经或正在实现高等教育的大众化乃至普及化；克林顿第二次当选美国总统后在1997年2月1日的演说中便提出了让每个18岁的学生必须能进入大专院校，每个成年美国人必须能够终身学习的目标；1994年至1997年，世界已经召开了两次终身学习会议，会议强调，“终身学习是21世纪人类的生存概念”〔4〕。这一切预示着一个学习社会的即将到来。人类已经强烈地感到了不学习的危机。把“终身学习”提到“生存概念”和“生活方式”的高度，是人类对信息社会的积极响应。这意味着学习观念将作某种根本性的改变，要把学习从单纯接受学历教育的学习中解脱出来，并从少数人的学习扩展到所有的人，从作为学习阶段的学习扩展到终身。这是一场伴随信息社会而来的学习革命。也就是说，学历、文凭这些概念在学习社会中将有所淡化，而终身学习的概念则被强化。学习革命将把人们带到一个新的境界，学习首先不是为了文凭，而是为了适应和驾驭未来的社会。信息社会推动着学习社会的形成，学习社会支撑着信息社会的运转。

3.知识及人的素质在国民经济增长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中起决定作用这是信息社会的第三个标志，也是社会信息化的关键。我们面对的社会是否如此呢？虽然发展很不平衡，然而只要国际上一旦出现这种趋势，只要国家处在开放之中，它就不分国界。这一标志最显著的表现是：信息作为社会三大资源之一，与材料、能源相提并论；产业结构发生重大变化，知识、技术密集型的高技术产业成为社会的主导；知识经济迅速兴起，且呈现巨大的发展势头。也就是说，在以往的社会里，知识、信息并不是一种独立的资源，现在却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正如李衍达所说：“在信息时代，知识将成为发展国民经济的核心因素，智力资本将是企业最重要的资产。”〔5〕特别是知识经济的兴起，表明知识不再仅以无形资产的形式和某种经济的附庸出现，而是以一种有形资产的形式独立地登上经济舞台，成为一种知识产业。其中最典型的代表就是美国的微软公司。这种产业的出现将波及许多方面，不仅带来产业的重大变化，还将影响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和分配方式。正是上述标志，构成了以知识信息为基础的、快节奏运转变化的信息社会。

二、面对信息社会的大学走向

面对这样一个以知识为基础的信息社会，大学面临着两种选择：一是社会已经信息化了，到处可以学到所要学到的东西，大学不再有它存在的价值，以所谓“虚拟学校”取而代之；一是把信息社会作为发展自己、超越自己、提高自己的前所未有的新机遇，让大学进一步适应和引导社会，完成它在新时期应有的别的任何机构不可替代的使命。笔者认为，历史的发展将是后者而不是前者。

1.面对信息社会，大学将更加开放

这是大学发展自己的极好方式。长期以来，大学固守一隅，把自己封闭起来，视野变得愈来愈窄，胸怀变得愈来愈小，总以为自己是最高学府，不可一世，使大学成为一个小小的天地，成为少数人的栖息之所。这种观念每到历史发展的关键时刻，都要受到一次大的冲击。然而，冲击过后除了某些方面有所调整外，多数情况还是故态复萌。面对信息社会，大学将遇到前所未有的最大冲击，继续如此则难以为继。因此，大学应当总结历史教训，以更加开放的姿态调整自己，向社会作更大程度的开放，向国际作更大程度的开放，向更多的人们开放。不是有信息网吗？大学应主动进入网络，成为信息网络的中心：一方面承担起研究的重任，作为信息源不断向网络提供新的信息；一方面承担起大学选择与传递文化的责任，有选择地将网络信息扩散出去。与此同时，大学还应不断地清除网上垃圾，让信息网健康地发展、运行。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大学既然能从社会的边缘逐渐走向社会的中心，那么，在这以知识为基础的信息社会里，大学将更加发挥其作用，让社会的信息化成为大学发展的新机遇。

2.面对信息社会，大学将更加社会化

大学同人一样，其成长也是一个不断社会化的过程。本来，大学是应社会之所需而产生的，然而在它成长的道路上也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异化，成为远离社会的“象牙塔”。面对信息社会，大学再不能如此孤芳自赏了。社会是比大学更大的学校，离开了社会，大学将失去营养。因此，信息社会下的大学必须“更加社会化”〔6〕，向实践学习，向社会学习，向民众学习，那种靠一本书、一个课堂、一位教师的“三中心”的教育思想应当从根本上加以改变。只有这样，大学才能超越自己，改造自己。社会是大学具有无穷生命力的源泉。

3.面对信息社会，大学将更加坚定自己的理想

社会之所以需要大学，固然是为了培养高级人才。但是，大学依靠什么培养高级人才呢？不仅靠它的学术，而且靠它的精神，靠它那种探究学术、追求理想、永不满足的精神。正因为如此，才有学者荟萃，大师云集，学子向往，否则要大学干什么？然而，今日之大学，由于教育的职业化、学术的市场化、道德的物化，常常只剩下了技术，缺少了精神，以致使不少莘莘学子也埋头于具体的知识而不能驾驭，迷恋于功利而难以自拔，缺乏激情，缺乏活力，缺乏理想。值得指出的是，大学一向以“精神殿堂”著称于世，因此，精神的平庸乃大学之大忌。纽曼在其《大学的理想》中指出：大学并不满于培养出评论家、科学实验者、经济学家或工程师，尽管大学需要培养这样的人才；但是，大学训练是达到一种伟大而平凡的目的的伟大而又平凡的手段，它旨在提高社会的思想格调，提高公众的智力修养，纯洁国民的情趣，为大众的热情提供真正的原则，为大众的志向提供确定的目标。〔7〕面对信息社会，大学如果还想生存下去，它必须更加坚定自己的理想，这是大学生命力的象征。只有这样，大学才能继续引导社会，才能进一步云集天下大师，广纳天下英才。而这正是大学之所以为大学，立足任何社会包括信息社会的根本所在。

三、社会信息化趋势下大学教育内容与方法的改革

在这么大量的知识面前，在这么快变的信息社会，大学教育内容与方法将怎样变革呢？这是大学在更加开放、更加社会化、更加坚定自己理想的前提下进一步考虑的问题。基本的思路是：加强教学内容的基础性，提高教学内容的起点，以知识的质的提高来应对知识的量的激增；拓宽学科的面向，注视知识的前沿，以扩大学生的眼界，提高学生驾驭知识的能力；活化教学的方法，发展学生的个性，以激励学生的思维与创新。这些并不是什么新东西，只是因为教学的惯性和改革的难度，至今没有取得大的实质性的进展，而现在到了时不我待的地步。

1.加强基础，更新内容——提高知识的质量

长期以来，我们也提加强基础，然而这种加强是以过强、过窄的专业教育为前提的。也就是说，从本质上讲，指导大学教育的根本是一种狭隘的教育观。这种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专业，淡化了基础，特别是对一个人成长十分重要的通识基础被忽视了；由此出发，我们在课程的设计上，采取的是一种“倒推式”〔8〕的设计方法，即先专业课，后专业基础课，最后是基础课，这在一定程度上使十分重要的基础课成了后续课程的“辅助课程”〔9〕；即使在专业课教学上，我们也在较大程度上提高了教育的重心，往往是教师讲了不少，而基本内容却未能被学生牢固掌握，如此等等。这在一种急用人才的社会背景下，在一个变化缓慢的社会里，还可以存在，其所造成的问题常常容易被掩盖。但是，面对信息化的社会，由此引起的矛盾将十分突出。究竟如何提高知识的质量，让学生学得好一些？究竟如何使学生所学内容内化为他们的身心品质？这一系列问题摆在了大学教育者的面前。为此，有必要进一步加以探讨：

（1）加强基础在现代社会具有特殊的重要性。

其一，基础知识具有相对的稳定性。从知识的生成结构来分析，它包括源与流两部分：源是根本的，相对稳定，如同一棵树的根；流是派生的，相对变化，如同一棵树的枝叶。随着知识的激增，新知识层出不穷，在科技领域显得格外明显。但是，相比之下，基础的或带根本性的知识却并不是昙花一现，转瞬即逝。它们相对稳定而持久，在知识体系中显得特别厚重。

其二，基础知识具有相对的重要性。从知识的功能结构来分析，知识常常分为基本的和非基本的两部分：基本知识包括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基本方法等，相对重要，是知识体系的基本框架和思路；非基本的知识则是其基本内容的展开、发散或迁移。相比之下，前者显得更为重要。当然，这里的基础知识，不等同于基础课，每一门学科都有一个基础的问题。

其三，基础知识具有相对的简约性。从知识获得的过程看，总是由简到繁，由繁到简的。然而，就其实质，任何一门学科的知识不论如何纷繁庞杂，其基础的内容却是简约的。这是我们能够从复杂的学科知识体系中抽象、提炼、升华的客观基础。

（2）在加强基础的同时，更新教学内容，提高教学的起点。

我们在强调基础的重要性时，特别强调了这种重要性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在节奏变化如此之快的现代社会，更要注意这点。虽然我们多次进行教学改革，然而教学内容陈旧的状况并没有从整体上加以改善。相反，从课程体系到某些课程的内容都严重地存在着几十年不变的状况，即使改变也往往是修修补补的（当然，部分课程例外）。因此，我们的任务是双重的：既要降低重心、加强基础，又要提高起点、更新内容，要对我们的教学内容从总体上进行一次推陈出新的清理和重新的组合。

（3）这个基础既包括做学问的基础，又包括做人的基础。

就知识体系而言，应包括通识基础、专业基础和“临床”基础，而将这些基础适当扩展，其相应的教育则称为通识教育、专业教育和“临床”教育，这就是笔者曾经提出过的“普通教育—专业教育—‘临床’教育”一体化模式〔10〕。正是上述基础的相对稳定性、重要性和简约性，面对信息社会，需要降低重心，削枝强干，把基础性的知识传授给学生；正是在加强基础的同时提高教学的起点，才能适应变化多端的社会；正是把加强基础的范围从做学问扩大到做人，从专业基础扩大到通识基础与“临床”基础，我们才能把握加强基础的实质。上述三方面的综合，就知识体系而言，将在较大程度上提高知识选择的质量；而就培养人而言，则从根本上进行着提高人的素质的教育。

2.拓宽面向，了解前沿——扩大学生的眼界

知识无疑是重要的，在大量知识面前，我们选择了至关重要的基础知识，并随时代的发展而不断提高这种选择的起点。然而需要作两点补充：一是知识只有内化后才能转化为人的素质，这种内化的过程不仅需要学习，而且还要思考和实践；二是知识是死的，人是活的，人不仅要有知识，还要有驾驭知识的能力。否则它们就会使你窒息。你的知识越多，负担也就越重。〔11〕提高驾驭知识能力的一个有效办法就是要扩大眼界。人站得高一些，看得远一些，就不会被仅有的知识所束缚。

（1）从前苏联的模式中真正跳出来。

首先，需要说明一下，前苏联模式并不是一无是处，我们引进这种模式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同时前苏联还有很多好的模式，我们并未予以重视。这里所要讲的是，我们在相当长一个时期被所引进的苏联模式束缚住了，对其潜在的问题，没有能及时调整。改革开放以来，虽然注意到了这点，许多学者也不断呼吁，然而，我们的动作仍然缓慢而艰难。这种模式的问题突出表现在：大学与科研机构分设的体制，文理工分家的大学设置，对口而狭窄的专业教育等。现在，通过“共建、联合、调整、合并”等措施，大学学科分割的现状有所好转；通过文化素质教育的开展与专业的调整，专业教育狭窄的状况有所缓和；通过强调教学与科研的结合，大学与科研机构分设的弊端也在一定程度上减轻。这是好的一面。但问题在于，我们常常重形式而不太重内容。比如，专业虽然减少了，但换汤不换药的状况依然存在。又如，教学计划虽然一而再、再而三地调整，而变动范围却是极其有限的。问题的实质在于惯性，在于旧模式下培养出来的人。要把这一问题扭转过来，在一定程度上需要一批新人来动作。所以，还需要时间。但是，无论如何，这一步必须真正地而不是口头地跳出来。否则，我们难以做到拓宽学科的面向。

（2）改变知识传播中过分“原子化”的状态。

长期以来，我们所教的知识太细微、太零碎。要把教学过程中讲述知识的这种“原子化”的状态改变过来，必须提高所教知识的宏观层次。这样不仅可以节约学时，而更重要的是提高学生的眼界，使之不被过于微观的内容遮盖了他们洞察更大问题的视线。我们改革中碰到的一个难点就是知识激增与学时有限的矛盾。也就是说，学海无涯，人生有涯。如果我们能有效地提高知识的宏观层面，这一矛盾也可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一些缓和。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呢？一是改变那种认为只有教师讲了学生才学的观念，事实上，如果我们转变那种教师中心、课堂中心、书本中心的“三中心”教育思想，就可激励学生的自学；二是提高教师本身的学术水平，这将有助于教师对宏观问题的把握。

（3）让学生对学科发展的前沿有所了解。

我们不仅要加强基础，还应当让学生对学科发展的前沿有所了解；当然重点在基础。这个思想有点类似我们过去在思想工作中提出的“抓两头，带中间”的意思。对学科前沿了解不了解，是大不相同的。学生视野的拓宽，有很多办法，不外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就知识体系而言，一是看他具有的知识面，二是看他对知识的宏观把握程度，三是看他对发展前沿的了解。我认为三者缺一不可。现在，这三方面都一定程度地存在一些问题，因此大大限制了学生的视野。当然要做到对学科前沿的了解，首先教师自己要了解。这就是为什么梅贻琦先生一再强调“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12〕的道理。在教师状态未作根本改善之前，可采取这样的办法：邀请全国各大学的名师及研究院所的研究员前来作报告、指点，还可请教一些大企业的专家和技术人员，向他们了解生产第一线的技术问题。当然，另一方面，就是向实践学习，向民众学习。实践将使我们从不完全的书本知识中走出来，看到一片新的天地；民众则是我们学校生活之外的向导，他们在生活中所感悟的真理有时候并非我们平常所面对的师生这个范围在校园中所能获得的。总之，扩大学生的视野是十分重要的。庄子云：“井蛙不可以语于海者，拘于虚也；夏虫不可以语于冰者，笃于时也；曲士不可以语于道者，束于教也。”〔13〕可见，要让我们学生的眼界不致如井底之蛙，见识不致如乡曲之士，在学校里尽量扩展他们的视野，提高他们对知识的驾驭能力，是何等重要啊！

3.活化教学，发展个性——激励学生的思维与创新

社会的信息化，不仅意味着信息量的加大，更意味着人类创造潜力的加速开发。因此，我们不仅要善于学习，而且要善于创造，否则，只能跟在别人后头亦步亦趋。中华民族是一个聪明而又富有创新精神的民族，然而在我们的教育中，这种精神常常体现不够。本来，小孩就不乏创造力，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这种创造力却被制约了。原因是：其一，来自心理的障碍，生怕做错事让人视为无知，因此，反而怕想怕说怕做；其二，来自社会的束缚，社会总是通过各种途径规范人的行为，久而久之，使人们丧失了某种活力；其三，来自教育的负面效应，教育在给人们知识的同时，也给了人们创造力的某种程度的抑制，因为教育多半教人们已知，很少教人探究未知。中国教育更值得反省，因为，多少年来，整齐划一的教育要求与呆板僵化的教育方法几乎充斥着教育领域。这种要求和方法不利于智力的培养、动机的激发、思维的活跃和个性的发展。而创造恰恰与这些因素相关极大。就思维能力的培养而言，我们也常常重视严密的、逻辑的、理性的思维，而轻发散的、形象的、非理性的思维。这种思维方式不利于全面开发人脑的功能，特别不利于开发右脑的功能。为此，我们的教育应当从观念到要求以至方法上作相应的改革，下面几点更为迫切。

（1）改变过重知识而忽视全面素质提高的教育观，让学生从考试、分数的桎梏中解放出来。

大学生们虽然挣脱了高考的压力，然而应试和追求高分的心理却由另一些导向而时起时伏。考试毕竟是实现教育目标的一种手段，而我们却一直强化，以致使手段变成了目标。这样，人们学习知识常停留于知识的表层，智力的培养和全面素质的提高成了第二位的目标，甚至可有可无。此种状况若不改变，高水准的创造成果将失去应有的基础。改变为考试而教育的导向，还可进一步解放学生的思想，让他们驰骋于更大的自由空间，师生共同探究学术的风气也将进一步浓厚起来。这正是激发创造的土壤。

（2）鼓励不同的教学风格，促进师生个性的发展与特色的发扬。

也许这样，多注入、少启发的课堂状况会有所好转，求异的思维、好奇的动机与离奇的幻想将从学生的思维天地中产生。创造过程本是一个原发过程、继发过程及两者完美匹配的过程，是一个潜意识思维、有意识思维及美感升华的过程。对不同教学风格的鼓励，对个性特色的尊重将有利于这种过程的产生。

信息社会范文篇9

各位评委，姐妹妹，大家好!

我们今天真情拥抱的21世纪将是知识经济社会、信息社会，信息社会的社会环境将向着有利于女性成才的方向发展。可以预言，信息社会最大的受益者是女性，未来的世纪将是妇女成才的高峰时期，我们应抓住这一良好的成才契机，迅速踏上成才之路。

在人类社会历史上，尤其是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女性从未认识到知识的意义，当时社会对女性的惟一要求是”德”而不是”识”，女性的社会角色和家庭角色是合二为一的，即”贤妻、良母”，女性的职业即”繁衍后代”，”女子无才便是德”，便是当时社会对女性要求的概括。新中国成立后，随着社会结构和经济体制的变化，女性从理论上得到了与男性同等政治权利，女性得以走入社会，扮演着与男性同样”半边天”社会角色。但由于经济发展水平的局限，以及几千年文化的沉淀，”紧妻良母”仍是受人推崇的妇性楷模，在此条件下，角色的分离和冲突不可避免地悲剧性地发生在现代妇性的身上。而信息社会属于智力、知识经济社会，对女性最大的要求是知识。信息社会传播技术使得任何一个角落都能感受到各种信息，传统地域的界限被彻底打破，人们拥有了一个跨时空的新型的活动空间___网络空间。人们无须出差，无须走出四方就可在”足不出户”的情况下获取信息。在这种情况下，男性对信息的垄断被打破，女性同男性一样获是了共享信息资源的机遇和条件。从这个意义上说，信息社会促进了男女两性的社会平等，促进了女性的进一步解放。在信息社会中，高度文明的高智这化的条件须我们付出艰苦的体力劳动，只需掌握大量的知识和驾驭现代化用具的能力。为此，女性先天的生理劣势在信息社会中已经大大减校由于家务劳动自动化，部分家务劳动社会化，工作方式家庭化、分散化等特征，女性就业将会在一个比较宽松和广阔的天地间进行。女性不必纯粹是为了照顾家庭而无奈地选择离家近的工作，也不必为了维持生计而不得选择一些自己不太喜欢但能赚钱的工作。由于网络空间的存在，妇性可以在家中按动键盘寻找适合自己职业，而且选择范围全球中。另外，在信息社会，传统的第一、第二产业的比重将越来越小，而以服务为主的第三产业和第四产业___电子信息业将得到充分的发展。女性善解人意、细腻周到的特点不但与第三产业的职业要求相符合，而且让男性望尘莫及。可以预言，信息社会中女性将是第三产业的主力军。在第四产业中，以电脑操作以及电子信息业为基础的文秘、公关行业都将成为女性的天地。

同时，权利领域是否有女性参与以及以何种方式参与不仅是衡量女性社会地位的重要标志，也是男女两性社会地位的重要樗，也是男女两性社会协调发展的需要。正因为如此，1995年联合国常任理事会确认了女性要在决策层中占30%的指标，联合国也确定了自己工作目标，2000年联合国专业职务中女性的从政现状看，除了少数国家外，世界上大部分国家都还没有达到这个目标。信息社会是一个需要民主和创造的社会，女性从政现象将会有重大的突破。其原因之一是，信息社会中，女性广泛参与社会活动，已成为了劳动的主力军，因此参政、从政的比例将大大提高。这就必然提高女性的政治地位。

要以说，信息社会是一个女性解放、女性自由的社会，尤其是信息社会所提供的物质条件和高智能的工作手段，使男性和女性在社会职业上的劳作趋于等同，女性得支最大限度地在社会中展示才华，原有家庭那种”男主外，女主内”的观念将被彻底抛弃，”女强人”连同”贤妻良母”的女性形象都会成为历史名词被人们所忘记，知识成了社会对女性的惟一要求。高尔基说过：人的知识越广，人的本身也越完善。因此，走进信息时代的女性一定要认清时代的要求，不断增强自我意识，努力学习，增强自己的知识修养，勇敢地承担起历史的重任并迎接信息社会的挑战。我们相信，走入新世纪的妇女姐妹们一定会也一定能做一个走入信息时代的新女性，以自己的知识和才华证明自己价值，显示出中国新女性的风采和魅力。

信息社会范文篇10

【摘要】档案信息化实质就是数字化、网络化,是利用电子计算机技术,将大量的档案信息用数字来表达、存贮,再通过网络来传输交流,实现档案资源高度共享的时代。档案信息网络化建设是档案工作在网络时代的必由之路,是深化档案社会化服务的必然要求。

【关键词】档案信息网络化

一、档案信息网络化的必要性

作为档案信息化,我认为就是在国家档案行政管理部门的统一规划组织下,在档案管理活动中全面应用现代信息、网络技术,对档案信息资源进行处置、管理、开发和提供利用服务的过程。据报道,保存大量珍贵档案文献的美国国会图书馆将馆藏的“大事材料”转换成了便于下载保存的图像、文本等形式,通过现代网络技术进行传递与交流,以满足社会利用者的多样化需求。而在我国,利用网络技术环境开展的档案信息服务方式仍然主要以馆藏介绍、目录查询等为主;馆藏档案的全息上网、档案信息的网络利用在国内较为鲜见。同国外一些国家相比,差距显得尤为突出,这说明我国目前档案信息服务的可获得性水平还有待于提高。因此,《全国档案事业发展“十五”计划》明确提出将档案信息化建设作为今后较长时间内档案事业发展的战略重点之一。

二十一世纪,是一个网络的时代。但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档案工作始终还处于从属的地位。究其原因,主要有如下三方面:一是档案信息形式多样、年代跨越大、内容宽广,很难把握,同时从事档案工作的人员少、事情杂、整天忙于简单的琐碎的工作之中。而对所藏档案价值也不完全了解,更不可能去研究,所以就无法超前地为社会开发提供服务,利用率就不高;二是档案面对的利用者,是一群要求各异又是及其复杂的需求者。档案人员很难预见利用者的利用意图,显然就不能按需主动提前编辑提供利用,也就只能是被动的要什么找什么的服务方式。就主动而言,也只是简化查阅手续、熟练查阅工具的一种初级形式,而不能象计算机网络那样真正实现档案查阅快捷、准确、高效化;三是档案传统利用方式决定了档案的从属性。档案的价值是早已在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中体现出来,但是不被人们所重视,故而人们在档案发展上投入不足,造成人为的制约档案工作的发展。

信息网络时代能够改变这一现状。打开计算机,网上浏览一圈,就知天下事。这是信息网络时代的突出特点。人们在小小的电脑前,可以快捷、准确、高效,远距离地实现自己的愿望,真是方便又明了。这就是信息网络时代对档案利用者带来的优越,也是档案工作的一种变革,更是一种挑战。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信息网络的连通,档案工作者只有随时代的发展而提高自己,实现网上办公、网上用档,才能准确、高效地为利用者服务,才能让档案信息体现出真正的有效价值。

二、档案信息网络化的必备条件

随着网上政府工程的完善,电子文件的运作将成为办公的主体,作为政府直属的部门来说也不例外,也要积极地响应政府的号召,努力实现档案信息化和办公自动化,把档案信息和网络化融为一体。2001年,重庆市政府已开始利用政府办公网并向区、县政府、市各委局发电子文件,要求上传的文件等均须以电子文件的形式上报。2002年,我区政府也实行了网上办公。实现档案信息网络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才能实现。其主要条件是,一要有储存和传输信息把纸质档案转换成数字档案并传输上网的硬件设备;二要有档案信息上网、利用、组织等系统的法律、法规和规章;三要有过硬的编辑和操作档案信息的高技术人才。现在就对这三个条件分析如下:

1.档案信息网络基础设施的配置。档案信息上网,一要有输入、输出的终端设备计算机;二要有储存、管理档案信息的中央处理器;三要有编辑档案信息的管理软件;四要有将纸质文件转换成数字信息的扫描输入器。这是四个基本设备。这四个设备的配置,关键就是领导的认识、重视和资金的投入。实现计算机的普及,互联网的开通,从大环境上讲,这些条件容易实现。但对于档案界这个小环境而言,还摆不上席位,档案工作的资金完全来源于财政,一些党政领导对这项工作还没有足够的重视,因此,在本来财政资金就困难的情况下,投入就更少,根本就无法购置现代化设备。人为的因素和资金的短缺制约了高科技在档案管理和利用中的运用,所以许多档案管理还处于手检档案的低级阶段。

2.制定统一的档案信息网络化管理规范。第一,档案信息是一个内容十分丰富,形式极其复杂的信息源。要保证人们轻松、快捷的在网上查档,就必须在全国范围内统一上网目录标准。否则,形式各异的检索目录,就会影响利用者快速、准确的查阅档案。第二,档案具有保密性,必须建立一个完整的管理体系,对文件的产生到永久保存或销毁的整个生命周期应进行全程管理,涉及到文件的流程、管理规划、管理方法以及质量要求,对重要的、保密的程序和数据要加密并备份,随时进行病毒检测、制定系统运行安全管理和电子文件管理制度,规范重要的场所(如机房、库房等)的出入规则,制定保护政策、管理规划、管理方法以及质量要求,从而建立一个涵盖档案信息资源、计算机全部管理活动的目标体系、程序体系和技术方法体系。第三,档案信息资源保管单位利益的保护,也应有一定的规则。因此档案信息的编辑、保管、转载等都需要大量的人力和物力的投入。由于网上用档、利用者与管理者不直接接触,该收取的一切费用,就只好在网上进行,这样就应该建立档案信息利用收费网站。国家制定统一的收费标准和自动计费软件。对每次的访问收费,都必须有一个系统而详细的规定。这样才能保证利用和管理人双方利益均等或不受损失。

3.建立一支会计算机编辑、会操作计算机网络的高技术管理人才队伍。档案信息化建设是一项长期、全面而又具体的工作,信息化的实现不是档案馆(室)某一部门的工作,也不是单靠几个计算机技术人员就能实现的,它需要所有档案人员的积极参与与配合,档案队伍素质对档案工作信息化建设的质量起着关键的作用,因此,档案队伍计算机技能的提高是目前档案部门素质教育的重中之重。

三、实现档案信息网络化的对策

随着网上办公、网上用档的普及,档案部门还有许多工作要做,针对网上用档的条件,我们还必须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为档案实现信息网络化奠定坚实的基础。

1.加强网上用档管理理论研究。为了更好地开展网上工作,保证提供系统、完整、真实的电子文件信息给利用者,我们必须加强归档电子文件的理论研究,其探讨的理论主要包括:(1)用文字处理技术形成的电子文件,归档时应有文字存储格式、属性和文字处理平台的说明材料。(2)用扫描仪等设备获得的图像电子文件,用计算机辅助设计或绘图等获得的图形电子文件等如何归档的理论研究。(3)档案信息上网后信息如何管理、利用的理论研究。(4)档案信息源如何系统编辑上网的理论研究等等。

2.加强档案部门网上办公先进设备的配置。现阶段档案部门设备十分落后,现代化程度不高。因此,我们要加强宣传,争取社会的支持,争取政府加大对档案事业的投入。再就是要把档案事业推向市场,让档案体现其经济价值,把档案信息作为一种特殊商品经营,增加社会对档案事业的投入。总之,要采取多种方式来解决档案资金的不足,以便档案界配置先进的管理设备。

3.加强档案管理人才的培养。人才确定事业成败,档案事业发展与否,关键在人才。网络时代,档案管理人才必须重新更新自己的知识,争做档案信息网络管理软件的编辑开发人才,争做网络档案信息管理人才,争做网络档案信息源组织编研人才和其它载体形式的管理人才。

4.加强网上用档的法律、制度的制定。必须加强风上用档工作立法和制度的建设,用法律和制度来保障档案资源的齐全完整。为此,需要从以下几方面进行规范:(1)加强网上用档的立法规定,对那些非授权访问,冒充合法用户破坏数据完整性、干扰系统正常运行、利用网络传播病毒、线路窃听等形式的犯罪分子,要以法律为武器进行坚决的打击。(2)制定应急计划,进行安全检查和审计,撰写安全情况汇报的规定;(3)严格进行权限管理,包括授予完成工作所需最小特权、回收特权的规定。(4)网上查阅档案信息目录的规定。(5)定期进行安全评估,不断改进、优化系统的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