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权范文10篇

信息权范文篇1

关键词股东信息权表决权

一、股东信息权保护对于中小股东表决权保障的意义

公司信息属于重要的公司资产，由于企业所有权与企业经营权分离运作，公司股东作为一类重要的投资者，他们往往并未实际掌握公司的经营管理，股东要想获取投资的回报，首先必须监督公司是否依法合规地经营，其次还必须监督公司是否将经营成果依章程分发给各股东，而这些必须在掌握大量信息的基础上才能做到，信息对确保公司正常运作，维护股东权益具有不可或缺的重大意义。

由于现代公司存在着多种利益主体，如股东、经营者、债权人以及雇员等，他们的利益不尽相同，多元化利益各方所拥有的信息是不一样的，在拥有信息在质和量上占优势的一方会得到好处，这样导致信息的不对称，使得一般中小股东等群体掌握的一些信息难以起到消除不确定风险的作用，直接影响到公司的利益分配。经营者利用信息占有优势为自己攫取更多利益，而股东则居于信息占有的弱势地位而听由经营者决定其所分公司之利润，股东利益面临被架空的危险。因为由于信息占有的劣势，对于表决事项的表决无所适从，不能正确地进行表决，最终导致股东表决权无法落到实处。为矫正股东表决权效力的弱化，维护股东的表决权，就必须赋予股东的信息权，保障股东表决权得以实现。

二、股东信息权的保护

（一）股东信息权的范围界定。

股东信息权是指股东对公司设立、运作、解散过程中的有关公司信息有要求提供的权利。股东有权知悉的应是公司信息中有关股东利益的重大信息。主要包括：（1）公司设立信息，即公司章程中的信息和公司注册登记方面的信息，这些信息与股东权益的维护极其密切。（2）公司的经营信息，这些经营信息主要包括章程一记载内容的变更、发行新股、发行债券、股东会议决议、董事会记录等。公司的经营信息大量复杂，对股东利益具有实质意义，试想，没有对经营信息的准确把握，股东怎能在公司经营事项上行使表决权，进而监控整个公司呢。（3）财务会计信息。股东投资公司最关切的莫过于公司的盈亏状况。而公司的盈亏直接由公司财务会计表反映，如营业报告书、资产负债表、财产状况变动表、财务情况说明书、损益表、利润分配表等，因此，为了保护股东的表决权不仅仅是表决权，普通股东有权知悉财务会计信息。（4）关联信息。关联企业在现代企业活动中占据重要的地位，为使投资者更好的把握公司的实际情况，有关企业集团的信息即关联信息也应属于股东信息权的范围。（5）重大事件。重大事件是指可能对公司经营、股东权益产生重大影响的事件，这理所应当界定为股东信息权的范围。（6）中介信息。为确保股东利益，必须要求中介机构如实地向股东提供中介信息，因为股份公司的各项信息公开往往需要中介机构的监督配合。

（二）股东信息权的行使。

1、行使股东质询权。股东质询权是指在股东大会的运行过程中，股东有权就有关会议议题的事项向董、监事提出询问，董事会或监事会对股东的质询负有说明的义务，股东质询权可以保障股东大会的效率，使股东参加股东大会获得有关会议议题的充足的信息，可以真实地表达自己的意思，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防止资本多数决和内部人控制的弊端，其有利于维护中小股东表决权。大陆法系的国家大多赋予股东提出质询的权利。如《德国股份公司法》规定，只要所询问的是实际判断议题所必须的，那么经要求应给予每一位股东在股东大会上向董事会询问公司业务的权利。

早期德国学者认为，股东的质询权源自表决权。的确，股东大会决议事项大都是得表决的事项，为使表决权有效行使，法理上的表决权己当然伴随着质询权。但是，股东质询的范围又不应只局限于表决事项，其目的是为了弥补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资讯的不足，从而使股东会的讨论和决议能够在有根据的基础上进行，以保障股东表决权的有效行使。原则上，股东质询权属于股东议事规则的范畴，仅能在股东大会进行期间行使，这为各国公司法和理论学说所确认。这样规定有利于股东围绕表决事项行使表决权利，从而更好地维护股东表决权。关于质询事项，各国立法一般以概括式的方式规定股东质询权应针对特定事项行使。

2、股东调查权。股东为了实现其信息权，可以了解公司的经营状况，进行咨询和资料查阅，公司则应真实、全面准确地披露，若公司不尽上述义务，股东的信息权无法实现。在此情势下，股东需要一个更有力地了解真实情况的手段，由于查询权、质询权的实现以管理者的积极配合为条件，但这个条件不总是有效地存在着，因此，为实现股东的信息权，还需赋予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一定的调查权。股东调查权是对公司经营情况全面、直接的调查。这种调查有明显的弊端，就是成本过高，效果未必明显，对公司的影响甚大，不能随意使用，更不能滥用。但为了确保股东信息权的实现，这项权利又是必须的，这就需要一个折中的方法，即通过法定方式和法定程序选任调查人进行调查，配合质询、查询权来行使股东的信息权。

3、选任检查人。

当股东有正当理由怀疑公司的经营管理中有违反法律或章程的重大事实时，有权申请法院选任检查人调查公司的业务和财务状况，从而获得相应足够的信息，在股东会上进行表决。

信息权范文篇2

关键词：信息数字化传输网络传输权

一、引言

在北京大学教授陈兴良状告中国数字图书馆有限责任公司(简称数图公司)著作权侵权纠纷一案中，北京市海淀区法院作出一审判决认为:

(1)原告陈兴良是《当代中国刑法新世界》、《刑法适用总论》、《正当防卫论》的作者并对作品享有完全的著作权。然而在没有征得原告的同意、授权或许可的情况下，数图公司却将上述三部著作全部上传至网站“中国数字图书馆”，其行为已经侵犯了原告对上述著作享有的使用权和获酬权。

(2)法院经审理认为:数图公司利用网站上的大量图书吸引读者并以收费的方式发展会员，而且读者只有在付费成为会员之后方可阅读并下载被告网上的作品。而图书馆的功能在于保存作品并向社会公众提供接触作品的机会，这种接触是基于特定的作品被特定的读者在特定的期间以特定的方式完成对社会的文明进步具有重要意义，同时对作者行使权利的影响有限，不会构成侵权。但在本案中，被告作为企业法人将原告的作品上传到国际互联网上，虽以数字图书馆的形式出现，却扩大了作品的传播时间和空间、扩大了接触作品的人数、改变了接触作品的方式，而且在此过程中数图公司并没有采取有效手段保证作者获得合理的报酬。因此，被告的行为阻碍了陈兴良以其所认可的方式使社会公众接触其作品，侵犯了其信息网络传播权。

透过该案提示我们需要理清以下法律问题:(1)信息资源数字化传输法律关系的性质、主体和对象;(2)这一法律关系中各主体所享有的权利内容;(3)各主体权利之间的权利边界及权利冲突;(4)对这一权利冲突的原因进行分析。只有对以上法律问题有了较清楚的分析和把握之后，我们才能有针对性地对数字化传输行为中涉及的知识产权问题进行相关分析，从而为实现信息数字化传输行为的规范化、公平化提供法理依据。

二、数字化传输法律关系及其权利形态分析

(一)数字化传输行为的对象

从宏观上说，数字化传输行为的对象(下文中均指公共信息资源)一一信息资源，有自然信息资源、私人信息资源和公共信息资源之分。作为公共物品的公共信息资源，具有两个基本特性，即公共消费性(或称共享性)与外部性。

——公共消费性。公共信息资源的公共消费性，是指公共信息资源的效用在于公共消费，其目的在于促进公共利益。

——外部性。所谓外部性，又叫外在性，是经济学中用来描述一种经济行为所产生的外部效用的概念。它是指这样一种现象:一个人的行为影响了他人的福利而相应的成本收益没有反映到市场价格中。经济学家曼昆指出:“外部性是一个人的行为对旁观者福利的影响。”外部性分为正外部性和负外部性两种类型。如果对他人造成的影响是有利于他人的，就称为正外部性;如果这种影响是对他人不利的，就称为负外部性。公共信息资源的正外部性，主要表现为消费者可以免费或者廉价获得所需公共信息，进而有利于自身的学习、科研和决策。公共信息资源的负外部性主要表现为在公共领域中传播的虚假信息、冗余信息、不充分信息等劣质信息对消费者造成的精神负担、污染或侵害。正是由于公共信息资源的共享性和外部性特性，使得公共信息资源在生产和消费过程中难免出现“搭便车”现象和“公共悲剧”现象。

(二)数字化传输行为的法律性质

我国国家版权局在1999年12月9日了《关于制作数字化制品的著作权规定))，其第二条规定清楚表述:“将已有作品制成数字化制品，无论已有作品以任何形式表现与固定，都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所称的复制行为。”该规定还在第三条中指出:“除著作权法另有规定外，利用受著作权法保护的他人作品制作数字化制品，应事先取得著作权人的许可。”通过这些规定可以看出，信息资源的数字化是一种经已有法律确认的复制行为。因此，数字图书馆在进行信息资源的数字化转换工作时，必须先经由著作权人的许可授权，且其数字化权归属、内容、行使与限制应按照复制权的相关规定执行。

作为数字化传输行为的核心主体一数字图书馆，将其馆藏进行数字化的目的除了为保存版本的需要外，主要是为了将其上网为用户提供信息服务。但将版权作品上网传播涉及到著作权人对其作品在网上传播是否享有专有权的问题。1996年《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版权条约》中，在其一项涵盖作品网络传播权的广泛权利中，规定了作者在网络上的权利，即“向公众传播的权利”。条约规定:“文学和艺术作品的作者应享有专有权，以授权将其作品以有线和无线方式向公众传播，包括将其作品向公众提供，使公众成员在其个人选定的地点和时间获得这些作品。”无论是发行还是公共传播，作品的网络传播都是著作权人的专有权，图书馆的数字化作品无偿提供给读者需要得到许可(授权或法定)，并支付许可费。我国在2000年11月22日通过的《最高法院关于审理涉及计算机网络著作权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明确规定，“受著作权法保护的作品，包括著作权法第三条规定的各类作品的数字化形式”“著作权法第十条对著作权各项权利的规定均适用于数字化作品的著作权。将作品通过网络向公众传播，属于著作权法规定的使用作品的方式，著作权人享有以该种方式使用或者许可他人使用作品，并由此获得报酬的权利。”同时在《著作权法》第22条规定了例外条款:在一定条件下(如个人学习、研究或欣赏;时事新闻报道;学校教学科研等)，可以不经著作权人许可使用已发表的作品，不向其支付报酬，但应当指明作者姓名、作品名称，并且不得侵犯著作权人享有的其他权利在2001年10月27日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中新增了“信息网络传播权”，即“以有线或者无线方式向公众提供作品，使公众可以在其个人选定的时间和地点获得作品的权利”;由此可见，将全文数字化的馆藏上传至互联网并提供借阅与下载服务，应当获得著作权人的许可。

(三)数字化传输法律关系中的权利形态

由于信息载体的电子化和信息传播的网络化，使传统知识产权法规范范围之外的信息收集、加工和传播成为必要，同时也成为企业获利的一种方式。一名信息提供者产生的真正价值来自对顾客所需信息的定位、过滤和传播。网络中，信息源的分散无序，其更迭和消亡的无法预测;正式出版物和非正式信息的交织，使传统的人类信息交流链的格局被打破，各方在网络上既可以是信息的生产者、者，也可以传播者和使用者。信息权利的确认因此而变得复杂而困难。

1.信息所有者、信息提供方、信息使用者的几种主要信息权利形式

信息自由、平等权信息自由权是指在合法范围内自由地，不受不正当限制地进行所需信息活动的权利。平等权即是指任何人都能平等进行信息活动的权利。自由与平等是由信息的性质和法律规范所赋予的，是享受其他一切信息权利的基础。

信息获取权信息获取权是指信息主体有依法获得政府信息、企业信息、消费者信息、图书馆等公共信息机构的信息以及法律规定应予公开的一切信息的权利。获取信息是信息主体的基本权利，但事实上，在不同国家、地区或个人，各主体获取信息的程度是不同的，社会信息资源的配置显然有待优化。

信息使用权信息使用权是指信息拥有者依法享有对信息的加工处理和传播的权利，信息的加工处理是信息作为一种资源、能够有效地转化为信息经济的生产要的基本条件，是形成信息产权的前提。

信息产权信息产权是指对信息享有的财产权利，即对财产性信息享有的具有经济内容的权利。它的设立主要是为了鼓励创造。

信息控制权信息控制权指的是主体为了保证对自身所拥有而为外界所稀缺的信息的秘密性、真实性、完整性而拥有的管辖权和支配权以及对有害信息的抵御权。它的行使一般不对信息的内容加以干预，而是防止信息系统被非法侵人。

往往同一信息会由于各种方式和不同的主体联系起来，这些主体从不同的角度享有不同性质的信息权利，相关主体之间的权利分配难以平衡，一方权利的增加意味着另一方权利的减少，因此，权利之间的冲突不可避免。在数字化传输中信息权利之间的冲突主要表现为因经济利益侵犯引发的冲突。信息获取权、信息自由权要保障的是自由、平等获取与使用主体所需信息的权利，而信息产权则具有独占性，即所有权有权禁止他人未经许可的获取与使用，除非他人能保证自己的应得利益(但这种利益的度很难确定)6。这二者之间在获得与禁止获得之间必然存在冲突。信息产权不能运用法律的强制力压制该特定信息的共享性，因为这样首先会导致社会公众接触智力成果的门槛过高甚至无法接触，其次会抑制了信息上利益的最大化实现，因为信息上利益在信息共享的过程中可以不断增值，或者说信息上利益甚至只能在共享的过程中得以实现。处理此类冲突时，信息产权必须允许该信息的共享，同时运用法律的强制力将该特定信息所生利益确定地配置给法律认可的特定主体(权利人)，尽量做到“客体共享，利益排他。

信息权范文篇3

第二条权利人享有的信息网络传播权受著作权法和本条例保护。除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外，任何组织或者个人将他人的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提供，应当取得权利人许可，并支付报酬。

第三条依法禁止提供的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不受本条例保护。

权利人行使信息网络传播权，不得违反宪法和法律、行政法规，不得损害公共利益。

第四条为了保护信息网络传播权，权利人可以采取技术措施。

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故意避开或者破坏技术措施，不得故意制造、进口或者向公众提供主要用于避开或者破坏技术措施的装置或者部件，不得故意为他人避开或者破坏技术措施提供技术服务。但是，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可以避开的除外。

第五条未经权利人许可，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进行下列行为：

（一）故意删除或者改变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提供的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的权利管理电子信息，但由于技术上的原因无法避免删除或者改变的除外；

（二）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提供明知或者应知未经权利人许可被删除或者改变权利管理电子信息的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

第六条通过信息网络提供他人作品，属于下列情形的，可以不经著作权人许可，不向其支付报酬：

（一）为介绍、评论某一作品或者说明某一问题，在向公众提供的作品中适当引用已经发表的作品；

（二）为报道时事新闻，在向公众提供的作品中不可避免地再现或者引用已经发表的作品；

（三）为学校课堂教学或者科学研究，向少数教学、科研人员提供少量已经发表的作品；

（四）国家机关为执行公务，在合理范围内向公众提供已经发表的作品；

（五）将中国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已经发表的、以汉语言文字创作的作品翻译成的少数民族语言文字作品，向中国境内少数民族提供；

（六）不以营利为目的，以盲人能够感知的独特方式向盲人提供已经发表的文字作品；

（七）向公众提供在信息网络上已经发表的关于政治、经济问题的时事性文章；

（八）向公众提供在公众集会上发表的讲话。

第七条图书馆、档案馆、纪念馆、博物馆、美术馆等可以不经著作权人许可，通过信息网络向本馆馆舍内服务对象提供本馆收藏的合法出版的数字作品和依法为陈列或者保存版本的需要以数字化形式复制的作品，不向其支付报酬，但不得直接或者间接获得经济利益。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

前款规定的为陈列或者保存版本需要以数字化形式复制的作品，应当是已经损毁或者濒临损毁、丢失或者失窃，或者其存储格式已经过时，并且在市场上无法购买或者只能以明显高于标定的价格购买的作品。

第八条为通过信息网络实施九年制义务教育或者国家教育规划，可以不经著作权人许可，使用其已经发表作品的片断或者短小的文字作品、音乐作品或者单幅的美术作品、摄影作品制作课件，由制作课件或者依法取得课件的远程教育机构通过信息网络向注册学生提供，但应当向著作权人支付报酬。

第九条为扶助贫困，通过信息网络向农村地区的公众免费提供中国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已经发表的种植养殖、防病治病、防灾减灾等与扶助贫困有关的作品和适应基本文化需求的作品，网络服务提供者应当在提供前公告拟提供的作品及其作者、拟支付报酬的标准。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著作权人不同意提供的，网络服务提供者不得提供其作品；自公告之日起满30日，著作权人没有异议的，网络服务提供者可以提供其作品，并按照公告的标准向著作权人支付报酬。网络服务提供者提供著作权人的作品后，著作权人不同意提供的，网络服务提供者应当立即删除著作权人的作品，并按照公告的标准向著作权人支付提供作品期间的报酬。

依照前款规定提供作品的，不得直接或者间接获得经济利益。

第十条依照本条例规定不经著作权人许可、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提供其作品的，还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一）除本条例第六条第（一）项至第（六）项、第七条规定的情形外，不得提供作者事先声明不许提供的作品；

（二）指明作品的名称和作者的姓名（名称）；

（三）依照本条例规定支付报酬；

（四）采取技术措施，防止本条例第七条、第八条、第九条规定的服务对象以外的其他人获得著作权人的作品，并防止本条例第七条规定的服务对象的复制行为对著作权人利益造成实质性损害；

（五）不得侵犯著作权人依法享有的其他权利。

第十一条通过信息网络提供他人表演、录音录像制品的，应当遵守本条例第六条至第十条的规定。

第十二条属于下列情形的，可以避开技术措施，但不得向他人提供避开技术措施的技术、装置或者部件，不得侵犯权利人依法享有的其他权利：

（一）为学校课堂教学或者科学研究，通过信息网络向少数教学、科研人员提供已经发表的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而该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只能通过信息网络获取；

（二）不以营利为目的，通过信息网络以盲人能够感知的独特方式向盲人提供已经发表的文字作品，而该作品只能通过信息网络获取；（三）国家机关依照行政、司法程序执行公务；

（四）在信息网络上对计算机及其系统或者网络的安全性能进行测试。

第十三条著作权行政管理部门为了查处侵犯信息网络传播权的行为，可以要求网络服务提供者提供涉嫌侵权的服务对象的姓名（名称）、联系方式、网络地址等资料。

第十四条对提供信息存储空间或者提供搜索、链接服务的网络服务提供者，权利人认为其服务所涉及的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侵犯自己的信息网络传播权或者被删除、改变了自己的权利管理电子信息的，可以向该网络服务提供者提交书面通知，要求网络服务提供者删除该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或者断开与该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的链接。通知书应当包含下列内容：

（一）权利人的姓名（名称）、联系方式和地址；

（二）要求删除或者断开链接的侵权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的名称和网络地址；

（三）构成侵权的初步证明材料。

权利人应当对通知书的真实性负责。

第十五条网络服务提供者接到权利人的通知书后，应当立即删除涉嫌侵权的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或者断开与涉嫌侵权的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的链接，并同时将通知书转送提供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的服务对象；服务对象网络地址不明、无法转送的，应当将通知书的内容同时在信息网络上公告。

第十六条服务对象接到网络服务提供者转送的通知书后，认为其提供的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未侵犯他人权利的，可以向网络服务提供者提交书面说明，要求恢复被删除的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或者恢复与被断开的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的链接。书面说明应当包含下列内容：

（一）服务对象的姓名（名称）、联系方式和地址；

（二）要求恢复的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的名称和网络地址；

（三）不构成侵权的初步证明材料。

服务对象应当对书面说明的真实性负责。

第十七条网络服务提供者接到服务对象的书面说明后，应当立即恢复被删除的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或者可以恢复与被断开的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的链接，同时将服务对象的书面说明转送权利人。权利人不得再通知网络服务提供者删除该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或者断开与该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的链接。

第十八条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侵权行为之一的，根据情况承担停止侵害、消除影响、赔礼道歉、赔偿损失等民事责任；同时损害公共利益的，可以由著作权行政管理部门责令停止侵权行为，没收违法所得，并可处以10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著作权行政管理部门可以没收主要用于提供网络服务的计算机等设备；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通过信息网络擅自向公众提供他人的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的；

（二）故意避开或者破坏技术措施的；

（三）故意删除或者改变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提供的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的权利管理电子信息，或者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提供明知或者应知未经权利人许可而被删除或者改变权利管理电子信息的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的；

（四）为扶助贫困通过信息网络向农村地区提供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超过规定范围，或者未按照公告的标准支付报酬，或者在权利人不同意提供其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后未立即删除的；

（五）通过信息网络提供他人的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未指明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的名称或者作者、表演者、录音录像制作者的姓名（名称），或者未支付报酬，或者未依照本条例规定采取技术措施防止服务对象以外的其他人获得他人的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或者未防止服务对象的复制行为对权利人利益造成实质性损害的。

第十九条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著作权行政管理部门予以警告，没收违法所得，没收主要用于避开、破坏技术措施的装置或者部件；情节严重的，可以没收主要用于提供网络服务的计算机等设备，并可处以10万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故意制造、进口或者向他人提供主要用于避开、破坏技术措施的装置或者部件，或者故意为他人避开或者破坏技术措施提供技术服务的；

（二）通过信息网络提供他人的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获得经济利益的；

（三）为扶助贫困通过信息网络向农村地区提供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未在提供前公告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的名称和作者、表演者、录音录像制作者的姓名（名称）以及报酬标准的。

第二十条网络服务提供者根据服务对象的指令提供网络自动接入服务，或者对服务对象提供的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提供自动传输服务，并具备下列条件的，不承担赔偿责任：

（一）未选择并且未改变所传输的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

（二）向指定的服务对象提供该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并防止指定的服务对象以外的其他人获得。

第二十一条网络服务提供者为提高网络传输效率，自动存储从其他网络服务提供者获得的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根据技术安排自动向服务对象提供，并具备下列条件的，不承担赔偿责任：

（一）未改变自动存储的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

（二）不影响提供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的原网络服务提供者掌握服务对象获取该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的情况；

（三）在原网络服务提供者修改、删除或者屏蔽该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时，根据技术安排自动予以修改、删除或者屏蔽。

第二十二条网络服务提供者为服务对象提供信息存储空间，供服务对象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提供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并具备下列条件的，不承担赔偿责任：

（一）明确标示该信息存储空间是为服务对象所提供，并公开网络服务提供者的名称、联系人、网络地址；

（二）未改变服务对象所提供的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

（三）不知道也没有合理的理由应当知道服务对象提供的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侵权；

（四）未从服务对象提供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中直接获得经济利益；

（五）在接到权利人的通知书后，根据本条例规定删除权利人认为侵权的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

第二十三条网络服务提供者为服务对象提供搜索或者链接服务，在接到权利人的通知书后，根据本条例规定断开与侵权的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的链接的，不承担赔偿责任；但是，明知或者应知所链接的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侵权的，应当承担共同侵权责任。第二十四条因权利人的通知导致网络服务提供者错误删除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或者错误断开与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的链接，给服务对象造成损失的，权利人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第二十五条网络服务提供者无正当理由拒绝提供或者拖延提供涉嫌侵权的服务对象的姓名（名称）、联系方式、网络地址等资料的，由著作权行政管理部门予以警告；情节严重的，没收主要用于提供网络服务的计算机等设备。

第二十六条本条例下列用语的含义：

信息网络传播权，是指以有线或者无线方式向公众提供作品、表演或者录音录像制品，使公众可以在其个人选定的时间和地点获得作品、表演或者录音录像制品的权利。

信息权范文篇4

利用电子信息技术对电子信息作品进行复制行为，除了所谓“暂时复制”，还有应用计算机本身“复制”功能进行操作以及应用下载软件执行下载程序等方式。用计算机“复制”功能操作，一般很难予以控制，不论是因特网服务商还是电子信息化作品作者本人，均无法得知进行复制操作的行为人是否有权复制，更无法得知其复制行为是否为我国《著作权法》规定的个人欣赏、使用或学习等“合理使用”的情形。这样，给对网络版权侵权行为的控制带来了极大的不便。

有人认为，应由因特网服务商履行实质审查的义务，防止自己的用户非法复制。理由是因特网服务商从版权人处获得许可发行其作品，后服务商又与用户签订因特网服务协议，本着我国民法理论及《民法通则》中阐述的权利的行使不得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原则，因特网服务商应保证其用户不损害版权人的合法权益。从法理上看，这种做法确实有道理，然而现实生活中却不可行。这种做法意味着服务商承担了更多的审查、监督义务，作为平等主体的用户完全可以拒绝非行政主体的服务商对自己的资质和实体权利予以调查了解。由此，等于把服务商置于了一个两难的境地：一方面可能面临版权人一方主张版权权利，一方面又可能面对用户的拒绝而致使审查不能。“两面不讨好”的角色是绝对不利于因特网服务的发展的。

其实，“双赢”的方法还是有的。近些年火爆异常的bbs(网络论坛)即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启发。在论坛上，各版主为了防止网民们散布非法言论以及从事一些其他不法行为，会采用屏蔽技术对非法信息及不法言论进行屏蔽遮盖，以维护网络文明。各因特网服务商也可借鉴这种做法，可以在与用户的服务协议条款中约定，如果用户进行违法活动或通过非法手段进行网络民事行为，服务商可直接将相关内容予以屏蔽；或者版权人要求任何复制其作品内容的行为均需得到其许可，则服务商亦可采取屏蔽的办法对该类作品予以保护，待用户征得许可后再单独对该用户撤销屏蔽。二、“侵权”与“合理使用”的区分认定问题

合理使用的问题其实就是由复制权问题引申出来的一个问题。涉及复制权问题时，最困难的环节就在于区分复制行为是否属于合理使用范围，特别是对电子信息化作品而言，行为主体、主观意图及损害结果具有极大的隐蔽性，“合理使用”与“侵权”之间的差别往往微乎其微。讨论“合理使用”问题，实际上讨论的就是“侵权”的认定问题。

针对“因特网服务商是否应对其用户进行非善意复制行为负责”的问题，曾有人指出，网络服务商应当因其用户从事非善意复制行为而代为承担责任。主要理由是用户的侵权行为是通过因特网服务商的设备实现的，服务商和用户有业务关系，最可能了解用户的身份和行为，进而阻止侵权行为；而且，相对于版权人而言，对于防止及遏制侵害处于有利地位；无人为因特网付钱，但用户为服务商的中介商的中介服务付钱，无人管理互联网，但服务商可以管理自己的仿网络系统。然而，笔者并不赞同这种由服务商承担替代责任的观点。服务商承担替代责任，就意味着服务上的行为侵权。而在我国民法对一般侵权行为认定的四个构成要件中，可以看出，其实服务商并没有违法行为存在。违法行为是“复制”，版权人主张权利是因非法复制行为而引起，实施这一行为的主体是用户而不是服务商，只有用户的行为才满足侵权行为四大构成要件。在我国民法理论及实践当中，只有存在雇佣关系或监护关系才可能出现承担替代责任的情况。显然，这里不存在雇佣关系和监护关系，法律无法因一种服务协议而确定一方应为另一方承担替代责任，尽管可能设立追偿制度以尽量地挽回服务商的经济损失，但于合同义务，于版权侵权之债的相对性来看，对服务商都是显失公平的。

笔者建议，可以设立由服务商与直接侵权人及用户承担共同责任的制度。总体说来，即在因特网服务商获取足够的信息去推断一个用户探询版权侵权存在时，如果原告能够证明侵权存在，服务商没有查询或推断没有侵权时，因特网服务商将承担共同责任。这样，服务商就会有动力去积极地查询其网络，削减侵权的可能性。一般地，如果调查结果表明用户侵犯版权成立，服务商会中止服务。如果服务商经查证无法确认侵权是否成立，例如不知道用户的行为是否属于合理使用，那么应当认为，只要服务商做出了形式审查行为，并且有合理理由证明其确实无法确认侵权行为是否成立，即可免除其责任。

综上所述，在某一用户正在进行侵权时或根据当时的情况服务商应当知晓该用户正在侵权，而服务商没有积极地履行形式审查义务并采取相应、合理的措施时，该服务商就应当与该直接侵权人一起承担共同责任。

我们可以从这几个方面来对“合理使用”和“侵权”加以区分以便认定。首先，何为“主观过错”？用户在网页上浏览，由此而产生的“暂时复制”不算过错。但用户在浏览之后将网页上的内容复制并固定到计算机或其他载体上就存在过错了。如何判断用户的“主观过错”是否存在？联系上文阐述的服务商形式审查义务，服务商可以在提供服务时在用户浏览完准备进行“复制”或“下载”操作时，对用户进行讯问，如“请确认该用户已获授权以便复制或下载该作品”。这种询问就可以视为服务商形式审查义务的履行。倘若用户欺骗服务商称其已获授权许可，则一旦涉及侵权纠纷时，服务商即可以“已审查用户是否适格”为由抗辩于请求服务商承担共同责任的主张。其次，就“违法行为”的认定而言，真正的违法行为时用户的复制与下载行为，要认定服务商的共同侵权责任，就只能在服务商没有履行形式审查义务时才能认定，也就是说，对于版权权利人来说，直接导致其权利受损的是用户进行了未经许可的复制或下载行为，而服务商则是因未尽形式审查义务而导致这一违法行为直接产生，故应承担共同责任。因此，在服务商未予审查时，其怠于审查的行为和用户进行复制或下载一并构成了“违法行为”。服务商对用户行为进行审查直接决定了权利人的合法权利是否将会受到损害，即损害事实是否会形成。所以，可以认为服务商的形式审查行为直接影响着违法行为与受损事实之间的关系。

参考文献：

[1]冯晓青.因特网服务提供商的著作权侵权责任研究.冯晓青知识产权网，2007-3-1.

[2]刘剑文.TRIPS视野下的中国知识产权制度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

[3]邓灵斌.国家信息化视野中知识产权研究的新视角——《国家信息化与知识产权——后TRIPs时期国际版权制度研究读后》[J].图书馆杂志，2006，(1)

[4]段维.试论电子商务涉及的版权问题[J].出版科学，2004，(4).

[5]梁清华.网络环境下的知识产权保护[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4.

信息权范文篇5

关键词：商代；商王；贞人；占卜权

商代是一个以神为本的神权统治时代。神权在商人的国家政治与社会生活中占有极为重要的位置。商人对神权的顶礼膜拜主要通过轮番祭祀与甲骨占卜的方式来实现。商代周祭制度的形成与实行，表明商人对祭祀的高度重视，其目的就是加强商王与诸神的感情交流与信息沟通，祈望诸神为商王朝赐授福佑和提供保护。而商王及其王室、贵族日复一日地进行占卜活动，其目的就是上窥神意，下传神谕，力图在诸神的名义下治国理政，保持殷商王朝政权的合法性与权威性。在商人的观念中，商人诸神不仅是万事万物之源，而且是万千信息之源，是各类事件与信息的制造者与传播者。商代占卜集团通过占卜活动，领悟诸神的意志愿望、拜受诸神神谕神命，预测商王朝未来发展结果，其实是一种信息传播活动。

一、商代占卜权分析

在殷商时代，事奉鬼神是商王室的首要任务，而甲骨占卜是沟通鬼神与商王关系的重要手段。从甲骨卜辞看，商王朝每天的大事小情都要向上帝祖先鬼神请示汇报，根据上帝祖先的意志来决定事情可否实行，对上帝祖先鬼神唯命是听而且惟命是从。甲骨占卜的真正目的其实就是通过占卜拜受与宣示上帝祖先鬼神神谕神命以实施神权政治。占卜权主要指参与甲骨占卜活动人员所拥有的问辞权、命辞权、商王占辞质疑权、占辞权、一事多卜决定权、习卜选卜选择权等几种。

一般认为，商代占卜制度较为系统完备，形成了庞大的占卜集团。从甲骨卜辞“卜”、“贞”、“占”三字相次使用与叙辞、命辞、占辞依次排列反映出商代占卜是井然有序、环环相扣的系统工程，这种连续性极强的占卜活动反映出一个程序规范，又颇具理性色彩的内在逻辑进程。商代占卜集团由卜人、贞人、占人(多为商王)三类主要人员组成，卜人司“卜”，贞人司“贞”，占人司“占”，各司其职，相互配合，相互制约，共同完成占卜活动与信息传播活动。

刘学顺认为，商代占卜人员可分为卜人和贞人两种，“前辞(笔者注：即叙辞)的‘卜’、‘贞’当属两件事……贞人才是宣布命辞者”。“卜人是管低度龟呈兆的，需要的时候便契刻卜辞”地位较低，而“贞人是商王左右奉旨问吉凶的近臣，虽然他们偶尔也灼龟卜问，但和专以灼龟见兆的卜人还是不同，他们是命龟者”，牲这里我们必须对“命辞”、“命龟者，，、“宣布命辞者”三个关键概念进行必要的辨正分析。以往大多数学者与刘学顺一样认为“命龟者”与“宣布命辞者”均为贞人，其实“命龟者”为卜人，而“宣布命辞者”才是贞人，所谓“命辞”并非向诸神发问之辞，而是贞人预测之言。甲骨卜辞“王寻占光卜曰”和“辛丑卜，争贞我卜，多不吉"。颇能说明我们的观点。“光”、“我”是卜辞中确知其名的少数几个卜人，“卜”为兆象，“光卜”、“我卜”分别指卜人“光”与“我”灼龟(骨)所获兆象。“王寻占光卜曰”意谓商王不久根据卜人“光”所得的兆象预测说，“争贞我卜”意谓贞人名“争”者根据卜人“我”所得的兆象预测，因此“贞”字之义并非发问，而是预测，“贞”字之后的所谓“命辞”并不是向商人诸神发问之辞，而是贞人根据卜人所获兆象进行推断的预测之言。贞人的确是“宣布命辞者”，而“宣布命辞者”之意是“宣布预测结果者”。一般认为“命龟”应在灼龟(骨)取兆之前进行，因此我们认为“命龟者”是卜人而非贞人。卜人其实是命龟与灼龟取兆之人，他们首先“命龟”即将要询问的事情告诉神龟(神龟代表商人诸神)，然后烧灼甲骨(很可能与命龟同时进行)，使其呈现各种兆象(兆象为商人诸神对卜人命龟之辞的回答)，为贞人和商王预测做好准备。卜人占卜行为只在叙辞中体现，具有“问辞权”。虽然卜人地位较低，但卜人的作用不容忽视。灼龟取兆其实是一项技术性很强，主观取向明显的专门工作，卜人在事先经过钻凿加工的卜用甲骨上用火烧灼，其用火温度高低、用火部位远近全由卜人掌握，这与裂纹(即兆象)形状及裂纹走向颇有关系，换句话说，卜人可以有意识地控制兆象而巧妙干预贞人之“贞”与商王之“占”，从而对占卜预测结果产生直接影响，这往往是甲骨学者容易忽视的，这一点我们不能不加以重视。贞人参加“贞”，具体负责“占龟”，即根据卜人灼龟(骨)所见兆象，作出初步推断预测，为商王进行最后的信息预测提供参考。贞人占卜结果在甲骨卜辞中以“命辞”形式出现，贞人具有“命辞权”。商王也参加“占龟”，一方面他要听取贞人的初测意见，另一方面他要亲自观察卜人灼龟(骨)所见兆象，将二者结合综合考察作出最终的判断预测，占卜结果往往由商王说了算。商王占卜结果在甲骨卜辞中以“占辞”形式出现，商王具有“占辞权”。贞人之“贞”与商王之“占”都是对兆象所作的判断预测，但其权能是有差异的。在贞人与商王同时参加占卜的情形下，贞人的初测一般应服从商王的终测，其占卜权显然掌握在商王手中。但大多数占卜活动商王并不直接参与，而贞人每次占卜必定在场，在商王缺席的情况下，其实贞人成为王的代行者，而享有商王所拥有的占卜权。商代占卜人员由卜人、贞人、占人组成，占卜过程由“卜”、“贞”、“占”前后相续的三个阶段构成，是有其重要原因的，这就是为了避免占卜权的独揽独占，对占卜人员享有的占卜权进行有效的分散与制衡。从甲骨卜辞来看，卜人与贞人角色分工十分明确，卜人司“卜”、贞人司“贞”，一般不得越位或兼司。在甲骨卜辞中贞人兼司“卜”、“贞”或兼司“贞”、“占”只有少数几例，这说明卜人只有问辞权，不得拥有贞人所拥有的命辞权和商王拥有的占辞权，而贞人一般只有命辞权，而一般不得拥有卜人拥有的问辞权和商王拥有的占辞权，这样卜人和贞人在占卜过程中就很难独揽所有占卜事务从而独占占卜权。而商王是占卜集团的首领，很容易独揽占卜事务从而独占占卜权，但殷商前期(武丁至凛辛)商王参加占卜一般不亲自卜贞，只是在卜人贞人工作的基础上视兆预测占辞，而占辞往往围绕贞人作出的命辞，这说明商王的占卜权受到贞人的很大约束和限制，在占卜活动中商王也不能为所欲为，违反占卜程序和占卜制度。到殷商后期(康丁至帝辛)，商王往往“卜”、“贞”、“占”一人独揽独占，实行了对占卜权的完全垄断和控制，上窥神意下传神谕的甲骨占卜预测与信息传播活动才完全受制于商王。

二、贞人占卜权具体体现

关于殷商贞人占卜权问题，晃福林先生有一段十分精当的论述：“贞人是神权的体现者，由贞人沟通神与人的联系。贞人可以宣告神命，他们在殷代政治生活中是举足轻重的。贞人在占卜预测与信息传播活动活动中，主要拥有命辞权及商王占辞质疑权。

(一)命辞权。贞人通过命辞宣示神谕，对征伐、田猎、祭祀、任免、天象、生产、生活等各个方面信息进行预测与传播，为商王治国理政提供决策依据，特别是贞人可以借助诸神的名义直接指令王室大臣或贵族代行王事，处理殷商王朝的军政大事，或对商王的大政方针提出自己的建议，力图通过神权左右商王朝政治生活。例如：

例1.乙已卜，壳贞：插各化载王事。

例2.庚申卜，壳贞：吴载王事。

例3.乙卯卜，奚贞：令多子族比犬侯璞周，载王事，五月。

例4.己酉卜，争贞：共众人呼比受载王事。

例5.壬子卜，争贞：我其作邑，帝弗佐，若。癸五卜，争贞：勿作邑，帝若。

例1—4“载王事”指处理殷商王朝的军政大事，某人“载王事”是指某人代行王事，并非处理商王委派之事。“‘载王事’都是由贞人卜问的卜辞，尚未见到由王来贞问的辞例，这说明选派某人‘载王事’乃是贞人的意愿。‘载王事’的卜辞从未有王的占辞，说明王与‘载王事’人员的选派无涉。‘载王事’是部落联盟时代诸部落首领轮流执掌权力的原始民主形式的遗存”。例5为武丁卜辞，“这两条卜辞无论哪一条灵验，结论都是不应当‘作邑’，表现出贞人不赞成修筑城邑的态度”。这些都说明贞人通过命辞以神权名义行使政治权力。

(二)商王占辞质疑权。商王所作占辞是商王预测能力的最好体现，商王通过占辞显示其作为政治领袖和宗教领袖的权威，而贞人对于占而不准的商王占辞，往往在验辞部分如实记载，并没有为尊者讳，有时贞人还对商王的占辞也表示怀疑而进行占卜预测，对商王的占辞的权威性提出质疑，这是对商王占卜权的一种挑战。例如：

例6.癸酉卜，亘贞：“臣得。”王占曰：“其得唯甲乙。”甲戌臣涉舟延，弗告。旬又五日丁亥执。十二月。

例7.贞：“王占曰：‘遴勿执。”，

例6为贞人亘，预测能抓获逃跑的臣，商王占辞说，在甲日或乙日可以抓获。验辞证明商王说的不对，既非甲日，也非乙日，而是15天以后的丁亥日才捉到的。例7就是占卜预测商王的占辞对不对。由此可见商王的占辞并不一定是最终裁决。

在商代占卜活动中，特别是殷商前期大多数情况下商王并不参与具体的占卜事务，往往委托贞人全权负责，每次占卜贞人都要在场，将占卜预测结果报告商王，这就决定了贞人在占卜活动中成为中心人物，拥有较大的占卜权。

三、商王占卜权具体体现

“一条完整的卜辞由叙辞、命辞、占辞和验辞组成，其中占辞是对卜兆的占断，是个人意志在神圣体制中体现的关键，也是神权的中心环节”。“卜辞所记录的占辞占断绝大多数都来自于王，王在占卜中具有绝对的权威”，“‘王占曰’卜辞所反映的，正是商王对占卜权的独占”。商代诸王在甲骨占卜预测与信息传播中极为重视神谕神命之类信息的控制与垄断，在具体占卜事务与信息传播活动中，掌握着占辞权、一事多卜决定权、习卜选卜选择权。

(一)占辞权。商王在占卜活动中，拥有占辞权，通过占辞宣示神谕，使商王个人意志在诸神的名义下得到确认和体现，实现神权与王权的高度统一。例如：

例8.癸已卜，壳贞：旬亡祸。王占曰：“有祟，其有来艰。”迄至五日丁酉，允有来艰自西。泣截告曰：“土方征于我东鄙，我二邑，工方亦侵我西鄙田。"

例8贞人卜旬预测认为未来十天(一旬)不会有灾祸发生。商王预测后认为有祸祟和灾难到来。验辞表明真的发生了灾祸，而且大臣址域前来报告说：土方侵略了商王国东部边境地区，使二邑受害，而土方也侵占了商王国西部边境地区的农田。商王的“占辞”得到事实的验证，而否定了贞人的预测，_显示了商王高超非凡的预测能力，突出了商王作为占卜集团首领的权威性。

(二)一事多卜决定权。商王为了获得较为可靠的占卜预测结果，常常要求贞人就同一件事情反复卜问，在卜辞中见到的“同文卜辞”就是反复卜问的结果，形成了卜辞“一事多卜”现象。一事多卜是由商王决定的，“一事多卜正是对贞人决断权的分散，这有利于商王占卜权的把握”。

(三)习卜选卜选择权。即使贞人占卜之后得到了预测结果，商王依然有权从中选择的余地。商王从已卜的结果中选择的方式大致有二种：一是习卜选择权。例如：“习兹卜。

"，“习一卜。"，“卜。"，“习三卜。”习卜是因袭前事的重卜，其目的是保持人神之间的深人沟通，从而达到商王意愿与诸神意志的统一。二是选卜选择权。例如：“其用兹卜，有佑。"，“其用三卜。"，“戊子卜，用六卜。"。商王可以从已经占卜预测的多种结果中选出符合自己意志的那一种。

信息权范文篇6

1.1个人信息权的概念

通常意义下的个人信息是指自然人个体所拥有的，能够直接或间接识别本人的特定资料所反映出的内容。已经提国务院审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草案》中规定个人信息是指能够识别特定个人的一切信息，包括姓名，年龄，体重，身高，医疗记录，教育背景，家庭住址与电话号码等。

1.2个人信息的分类

法律关于该定义还存在其他两种不同的称谓：个人隐私和个人资料。对于个人隐私的定义，各国对于个人隐私的定义各不相同，我认为具有代表性的是著名的法学家威廉普罗赛在他的《美国侵权行为法（第二次重述）》中把隐私权分为四部分，即与私人生活有关的，与安宁生活有关的，与形象有关的，与姓名有关的。个人资料是指可以自然人个体所特有的，能够直接或间接识别本人的特定资料所反映出的内容，它具有隐私性，虽然我们日常生活中学校，工作单位等有权查看我们的个人资料，但是他们无权将我们的个人资料公开。而个人隐私，只要不与法律相对抗，任何人包括我们所在学校，工作单位和政府机关都无权查看，探悉和公开，我认为这是区分个人资料和个人隐私的本质区别。

1.3个人信息权的性质

个人信息包括个人资料和个人隐私，其中关于个人隐私美国人萨姆尔D.沃伦和路易斯.D.布兰代斯在《哈佛法律评论》（第四期）上发表的《隐私权》一文中提出来隐私权所保障的是个人思想、情绪、感受、或者不可侵犯的人格。隐私要也是一项对立的精神性人格权。从世界范围看，隐私权正在逐步被被确认为一种独立的民事权利即人格权的一种。隐私权不具有直接的财产性内容，因此不属于财产权而属于人身权。隐私权立法旨趣在于维护个人的人格尊严，隐私之保护是为了维护个人在民事社会里的资格和尊严所必须的，因此它属于人格权的一部分。而个人资料具有隐私性，具有不可侵犯的人格，因此也具有人格属性。所以说个人信息权具有人格权属性，既属于宪法权利有属于民法权利，理应受到法律的保护。

2.1法律更新速度较慢

我国相应法律的更新速度不及科技和经济的发展速度，给了不法分子可乘之机。我国至今没有出台保护个人信息权的专门法律，只有在一些个别法律规定中对此有一些防范和保护的规定。相比目前咨讯的发达，这些法律显得过于原则，缺乏可操作性，执行性。而且这些规定大多比较分散、单一，不够全面、系统。

2.2个人信息商业化

经济高速发展，个人信息已经与经济利益相挂钩，不法分子有了充分的企图从中牟利的犯罪动机。

2007年9月~2008年12月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针对个人信息保护现状专门组成课题组，在北京，成都，青岛，西安四个城市进行调研，结果让课题组成员颇为惊心，社会上竟然有人买卖个人信息。

2.3相关保护措施不到位

个人信息的业务领域都开设了实名制制度，但相关保护措施却不到位，导致个人信息流失。人们在申请某项服务或是消费时，需要登录许多个人身份信息，如性别、年龄、身份证号码，还有家庭住址、通讯联系方式等，这本来是出于管理的需要，或者是为了更方便的提供服务，但是，这些个人信息如果保护不力，就会造成一些新的侵害出现。

2.4公民自身的法律意识和防范意识薄弱

公民自身的法律意识和防范意识薄弱，缺乏防范意识。公民应该提高维权意识，在进行消费前即约定相关隐私权保护条款，保障个人权益。

3.美国和欧盟的相关的立法

3.1美国的相关立法

美国是世界上保护隐私权起步较早的国家之一，1974年颁布的《隐私权法》可以被视为美国隐私权保护的基本法。20世纪70～80年代又制定了一系列保护隐私权的法律法规。

作为电子商务最发达的国家之一，美国对网络隐私权的保护更是非常重视，1997年10月，克林顿政府在《全球电子商务发展框架》报告中，把保护网络隐私权作为一项基本原则提了出来，并用很大篇幅用以强调保护网民隐私，强调个人信息搜集者应当告知消费者他们搜集了消费者什么样的个人信息，以及将做何种程度和范围的使用此外，政府还提出了保护网络隐私权的两个具体原则：（1）知会原则，（2）选择权原则。

3.2欧盟组织的相关立法

目前，欧盟关于个人信息保护的立法主要是1995年通过的《个人数据处理和自由流动有关的个人保护指令》和2002年的《隐私与电子通信指令》。1995年欧盟《个人数据保护指令》是欧盟数据保护规章的核心，是较早采用综合方法保护隐私和数据的法律。该指令规定了一系列需要所有成员国实施的原则和规则，确保欧盟内数据的自由流动并为个人数据保护设定了共同的标准，所建立的原则适用于私人或商业生活的一切领域。

4.我国个人信息权的立法意见

4.1明确个人信息权的含义和具体的保护范围

立法应对个人信息所包含的具体内容作出具体规定，为了切身保障公民的个人信息权，对于个人信息，除因国家安全和追查刑事犯罪的需要，由法定机关依法定程序进行限制外，任何其他国家机关、社会组织和个人均无权收集、查阅或调取和利用个人信息牟利。

4.2完善个人信息权保护相关立法

完善相关侵犯个人通信信息的法律责任和法律救济制度，立法应该对个人信息的采集、使用、公开和保密问题作出了详细规定，以及使用各种方式在不同程度上违反了有关个人信息保护权相关规定的所应承担的具体法律责任和有关救济制度，以此规范各个部门和有关企事业单位以及其他公民处理个人信息的行为，保障公民的个人信息权。

刑事方面，我国颁布的《刑法修正案六》中已经增加了相关立法规定，已经缓解了这一问题。民事方面，现在社会上出现的有关于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权的案件大多数属于民事侵权，并不适用于我国新颁布的刑法修正案。我国还应该对一般性的侵权行为，应详细规定对应的行政和民事责任，建立其行政、特别是民事救济措施和救济程序，对受害者予以充分的法律保护。

4.3提高从业人员的业务素质和法律意识

个人信息的泄露过程中，相关部门从业人员的职业素质不够，和法制观念薄弱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同时企业在招聘员工时应该把员工的职业素质程度，和员工的法律意识作为聘用的重要条件。

4.4加强公民防范意识和自我保护意识

虽然有越来越多的公民意识保护个人信息权的重要性，但是还是有一部分人对于自己个人信息权的重视程度不高，。针对这种情况，我们政府还要加强法制宣传力度，通过媒体，报纸成立相关普法部门和相关培训中心等方式，加强公民的防范意识，彻底消除隐患。

参考文献：

[1]张文显，《二十世纪西方法哲学思潮研究》，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

信息权范文篇7

关键词：会计信息产权界定产权效率

会计信息的基本特征之一就是同时为利益对立双方所使用，但是会计信息可能是由利益对立集团的一方或其人编制，这样信息不对称现象就出现了。从信息经济学角度看，会计信息作为一种特殊的商品，由于其稀缺的特点，所以在其生成、传递和使用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交易双方及复杂的交易关系，交易双方可能的利益冲突导致了高额的交易费用。为了降低交易费用，提高交易效率，减少会计信息交换中的外部性和各种可能的利益冲突，客观上要求采用一定的规则来解决这些问题，这样会计信息的产权问题研究就具有十分现实的意义。

所谓产权，是指使自己或他人受益或受损的权利（H.Demsetz，1967），会计信息的交换实质上是一种权利的交换。会计信息产权问题研究的中心论题就是：如何通过界定、变更和重新安排会计信息提供中的产权结构，降低和消除会计信息市场机制运行的社会费用，提高会计信息市场运行的效率，以达到改善资源配置的效果。

本文所界定的会计信息范围较为广泛，主要包括：（1）会计主体以货币作为计量单位编制的财务报表所包含的信息；（2）财务报表附注及其它财务报告所包含的货币及非货币信息；（3）审计报告（审计意见书）。本文立足于我国的实际情况，对会计信息产权问题的讨论主要包括：（1）会计信息产权界定的必要性；（2）如何界定会计信息的产权；（3）对既定会计信息产权咨询的分析；（4）会计信息产权界定引起的基本理论问题。

一、会计信息产权界定的必要性

1.交易费用与会计信息的产权。

交易费用贯穿或隐匿于整个产权理论的始末，会计信息产权界定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降低会计信息交换过程中的交易费用，实证会计研究文献指出，在订立契约的过程中，会计信息的确起着降低交易费用的作用（WattsandZimmerman，1986）。可以说，会计信息提供的历史演变，就是朝着优化产权安排及提高会计信息产权效率的方向而努力。但是，目前由于：（1）GAAP中允许过多的会计处理方法带来了企业创造会计数据以平滑收益和进行盈余管理的可能性，但由于信息不对称，会计信息的使用者可能不会很好地了解到这一点；（2）管理人员拥有大量的私有信息，如关于颇具价值的专利信息或关于兼并的战略意图等，这些信息可能会大大影响企业未来现金流动的时间、金额，但会计信息使用者对此无法得知，纵然有机会得知，也会发生高额的交易成本；（3）审计人员只对财务报表信息（货币性信息）表述审计意见，而对非货币信息的合理与否得不到确认，所以会计信息产权界定留下了过多的“公共领域”。这就给会计信息的传递与交换带来了高额的交易费用，客观上要求合理界定会计信息产权。

2.外部性与会计信息产权。

外部性是指一个主体或一个人的行为，直接或间接地对其它主体或个人产生影响（这种影响分为有利的影响——外部节约和不利的影响——外部不经济两种）。例如，一个企业公布了有关销售和利润方面的较大增长，这势必会影响市场对本行业中其它企业的期望；再如某个企业公布了内部信息（如一项颇具价值的专利的信息），这也会影响市场对竞争对手的未来收益的期望。象这种彼此之间的交互影响便被称为外部性。外部性的极端情况就是搭便车行为。

一般而言，会计信息具有公益物品（PublicGoods）的某些特征，即一个投资者对会计信息的使用并不减少另外的投资者对会计信息使用的效用，另外的投资者可免费使用会计信息，即所谓的搭便车行为。结果，企业不能从会计信息的提供中补偿所消耗的信息生产成本，因此企业最多只会提供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的信息量（w.R.Scott，1997），这就导致了会计信息的私人价值和社会价值的分歧——满足了企业个体的价值期望，却有损于整个社会的总体价值，这将会给经济的发展带来诸多不利后果。会计信息提供中的外部不经济（不利的外部性）对会计信息的产权界定提出了要求，而实际上，产权问题直接源于外部性的影响与结果。

二、会计信息产权的界定

由于会计信息的传递和交换过程中存在着供需双方，因而其产权的界定首先要辨明会计信息的提供方和需求方。

1.会计信息的提供方主体。

单从会计信息的生成来看，仿佛其供方主体就是会计人员。但是，切莫忘记会计信息的作用之一就是反映管理当局的经营绩效，用以解除管理当局的受托责任，而会计人员在会计信息生成的过程中扮演的应是独立于委托方和管理当局（受托方）的中立角色。同时由于管理人员努力程度的不可观测性，所以会计信息反映的相关指标就成为委托方评价其经营业绩的主要尺度。这些特点决定了管理当局比会计人员更关注会计信息所反映的内容和结果，也必然会参与乃至干涉会计信息的生成和传递。由于会计人员可能受到管理阶层不同程度的干预，甚至在会计信息生成的过程中左右会计人员，因而将会计信息提供的主体定位于管理阶层比定位于会计人员更合理。这一点在西方研究会计准则的实证文献中屡有涉及，如Watts和Zim-merman在《确定会计准则的实证理论导论》一文中就将理解管理阶层的动机作为准则确定的实证理论的前提（Watts，andZimmerman，1978）。另外在进行会计政策的选择时，实证会计文献认为会计选择的主体是管理阶层而非会计人员（WattsandZimmerman，1986）。事实上，将管理阶层而不是会计人员作为会计信息提供的主体，也可以从另一个侧面得到证明：（1）对公司的财务报告审计而言，尽管由注册会计师提供审计意见，但审计委托书中要求公司的管理阶层（而不是会计人员）必须对财务报告的真实性负责；（2）从国外审计案例的分析看，一旦审计失败，如果不是由于审计人员的重大过失，那么最终对会计信息失真承担责任的正是管理阶层。

2.会计信息的需求方主体。

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形成了会计信息的供求关系。对会计信息的需求可以粗略地分为两类：一是对股票不公开上市交易的有限责任公司会计信息的需求，二是对股票公开上市的股份有限责任公司会计信息的需求。在第一种情况下，会计信息的需求方较易辨明，一般是少数债权人和股东，他们同时也是会计信息需求的主体（目前大多数国有企业就属于这种情况，国家作为最大的股东理所当然地成为会计信息需求的主体），会计信息只在这些少数债权人和股东之间传播，其他人不能也无权得到这些信息。在这种情况下，会计信息可认为是一种私益物品（PrivateGoods），充其量也只能算作是一种俱乐部物品（ClubGoods）（张军，1994）。在第二种情况下，会计信息的需求方就比较复杂。首先，类似于第一种情况，债权人和股东仍是会计信息的主要需求者，但就股东来讲，情况要复杂得多。在公开上市交易的股份有限公司中，股权已脱离企业而单独存在，股权交易使得股东经常处于变动状态，以至很难辨明公司的股东是哪些人，最终形成所谓的委托者“虚位”。在这种情况下，任何人都有可能成为公司的股东（即所谓的潜在的投资者），因而他们也都有权获得公司的会计信息，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会计信息已经由“私益物品”演变为“公益物品”。

3.会计信息产权界定之中的受益方和受损方。

由于产权是一种使自己或他人受益或受损的权利，所以产权界定的另一个关键是确定会计信息交换中的受益方和受损方。我们简单列为以下四类：

（1）管理阶层受益，会计信息使用者也受益。在这种情况下，由于管理阶层经营有方，公司发展状况良好，能够安全、及时地偿还债务并向股东支付较多的股利，这些信息通过会计报表传递给信息使用者，以利于他们及时正确地作出相关的投资和信贷决策。结果，管理阶层将会得到高额的红利收入，投资者也可获得较高的投资报酬。

（2）管理阶层受益，会计信息使用者受损。在这种情况下，管理阶层虽经营业绩不佳，但通过干预会计人员进而操纵会计报表的生成，在会计报表上虚增利润，并在可能的情况下，欺骗或串通审计人员出具虚假的审计报告，骗取投资者的信任，使他们做出错误的决策。结果，管理阶层仍得到优厚的报酬，而投资者却承受着各种潜在的损失。纵然可得到分配的股利，但这实质上是一种投资偿还。

（3）管理阶层受损，会计信息使用者也受损。这种情况主要是由传统会计模式所造成的。传统会计模式主要是建立在权责发生制原则、实现原则和历史成本原则的基础之上（葛家澍，1996）。在传统会计模式下，许多有价值且与决策十分相关的信息在会计报表中得不到确认，如房地产的涨价（持有利得），已经发现并且价值得到基本估计但未开采的油田，已经签订并对企业经营活动有重大影响的合同等等，就因为不符合权责发生制原则和实现原则而得不到确认。但这些信息对使用者来说无疑是十分有用的，得不到此类信息将会使投资者丧失一次很好的投资机会，同时也会使管理阶层的业绩得不到承认，并产生一种“有功却不受禄”的消极情绪，这对会计信息的供需双方来说都是一种损失。

（4）管理阶层受损，会计信息使用者受益。在这种情况下，会计将管理阶层经营绩效不佳的信息传递给使用者，会计信息使用者可据此作出提前收回投资（债权投资），或更换管理人员的决策，以避免进一步的损失。

但需说明的是，尽管理论上会计信息的提供方和使用方都有受益和受损的可能性，但是会计信息使用方的受损的可能性远远大于会计信息的提供方受损的可能性，究其原因就是会计信息供需中的信息不对称现象。

三、对目前会计信息产权的效率分析

我们生活在一个交易费用大于零的现实世界中，因而我们所关心的问题是如何通过有效的会计信息产权来确保会计信息市场的秩序，促进资源的优化配置，但会计信息产权的现状却不容乐观。一般来讲，会计信息的有效产权应符合以下几个基本标准：（1）明确会计信息供需双方的产权；（2）供需方均能保护自己对会计信息的产权；（3）能够降低会计信息交换中的交易费用；（4）能将会计信息提供中的“外部性”内部化；（5）会计信息产权界定的“公共领域”最小化；（6）尽量避免会计信息提供中的信息不对称现象，控制管理阶层的事前或事后的机会主义倾向。

以我国的会计信息产权界定为例。首先，会计信息的提供方主体不明确，会计人员仍在为管理人员“背黑锅”。由于目前有相当一部分财务报表是会计人员在管理阶层的指手画脚下产生的，因而这些会计报表所反映的正是“厂长利润”或“书记成本”，出了成绩由管理阶层独享，有了问题责任似乎全是会计人员的事。这在很大程度上打击了会计人员工作的积极性，阻碍了整个国家会计水平的提高。究其原因，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们尚未更新原有的会计工作观念。会计改革以前，会计人员在企业中往往发挥着“监督”（考核式监督）的作用，以保护国家政策和计划的贯彻实施，保护国有资产的完整，防止国有资产的流失（此时称会计人员是会计信息的提供主体并不为过）。但是会计改革以后，会计人员处于公司管理当局领导之下，并不能从真正意义上对管理阶层实施监督，甚至受到管理阶层的操纵（身不由己或心有余而力不足），因而不可能完全对会计信息最终生成负责。会计信息的提供主体应该是管理阶层。

其次，会计信息的需求方并不能保护自己对会计信息所拥有的产权。原因有三：（1）会计法规仍不甚健全；（2）投资者会计知识很少，甚至看不懂会计报表；（3）投资者法制意识的淡薄。

其三，目前的会计信息产权仍未能显著降低会计信息交换中的交易费用。会计信息市场运行机制的不完善性使得会计信息的交换难度增大，会计信息市场不能向投资者提供真正有用的信息服务。也正是由于会计信息市场的透明度差，因而产生并增加了交易费用。

其四，前已述及，外部性是指一个主体或个人的行为给其它主体或个人所带来的有利或不利的影响，会计信息提供中的外部不经济我们尤为关注，这大致可分为两类：一是管理阶层提供虚假的会计信息使投资者（包括国家）作出不正确的决策而蒙受损失，如引诱投资者将稀缺资源投向风险大、收益低甚至亏损的企业；二是国家的征税部门无视会计环境的变迁（如物价变动），忽视税法和会计差异的具体原因而一味强行按税法核算税收，过度征税导致企业规模不断萎缩，不利于企业的长远发展，而严重的外部性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目前会计信息产权界定中留下了很大的“公共领域”。

其五，会计信息提供中的信息不对称现象也不容忽视。这是会计信息产权界定不完善或低效率的一个相关现象。管理人员拥有大量的私有信息，不断地进行收益平滑和盈余管理，给会计信息市场传递不正确的信号；此外，管理人员的机会主义倾向如道德风险（属于事后机会主义）和逆向选择（属于事前机会主义）（W.R.Scott，1997）都值得注意。

四、会计信息产权界定引起的会计理论问题

产权是社会博弈的结果而不是它的前提（汪丁丁，1996）。本文前已述及，会计信息的产权界定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而且在一定的会计环境下，会计信息产权界定的演进过程必然有一个理论上的均衡状态，理性的会计信息的提供者和需求者都不会偏离这个均衡状态：对会计信息产权界定所留下的公共领域而言，任何一个潜在的“寻租者”的边际寻租成本等于其在已经享有的会计信息产权情况下能够得到的“租”的边际增加。但是，会计环境的变迁使得原有的产权界定的均衡状态产生偏离或被打破，那么此时就必须重新界定和安排会计信息的产权，否则过多有价值的信息资源被留在“公共领域”之中，必将引起信息资源和与之相关的社会资源的配置无效率。

科斯曾经举过一个形象的例子——农夫和养牛者之间的博弈问题。这个博弈的主要精华在于澄清了产权的实质——相互影响性：是允许农夫保护自己的产权而使养牛人的利益受损呢？还是允许养牛人损害农夫的庄稼而对农夫予以补偿？这主要取决于哪一种产权界定能导致社会资源的长期优化配置。同样，会计信息的产权界定也存在着这样一个相类似（而又不尽相同）的情况：是允许会计信息的提供方拥有私有信息，公布“创造性”的会计信息而使会计信息使用者利益受损呢？还是允许会计信息使用者无限制地要求“有用”的会计信息而使会计信息的提供方受损呢（如过度公布某些会计信息可能会导致企业商业秘密外泄，不利于企业的长远发展）？是允许站在股东的立场上尽量提供对他们有利的会计信息呢？还是站在债权人的利益角度而使会计信息尽量为他们服务呢？这些矛盾必须进行权衡。

现在关于会计信息产权的主要观点是，会计信息的提供方应该尽量地向会计信息的使用者提供对决策有用的信息（AICPA的特别事务委员会以使用者为中心的“改进企业报告”，1994），但是到底提供的会计信息含量和使用者所需求的会计信息含量各是多少，能否达到？这一切不能单靠臆断，而必须回到会计最基本的问题中来，那就是会计能够提供什么信息，这些信息的内涵和外延各有多广？关于这个问题，笔者认为必须从会计基本假设、会计对象方面，并结合会计目标来考察（这个思想部分起源于葛家澍，1996）。我们知道，会计信息的提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会计目标的定位，而会计目标具有主观见之于客观的特征，它的定位并非是任意的，而应该受到会计基本假设、会计对象的限制。我们不能要求会计提供本主体和其余竞争主体相比较的全部会计信息（尽管会计可以适当披露竞争对手的部分信息），除非会计主体假设不复存在；也不能要求会计提供完全按照公允价值编制的会计信息，至少现在还不能，除非会计基本假设之中的币值稳定不变假设得到更改并且会计对象完全定位于未来的价值增殖运动，而实际上，作为会计对象的价值增殖运动涵盖了过去、现在和未来三个时点（葛家澍，1996）。因此，要解决目前会计信息产权界定时产生的问题，笔者认为应该从重新探讨会计基本假设、会计目标和会计对象入手，研究新的会计环境（以信息化为主要特征）对现行财务会计模式引起的冲击，改进财务会计的确认、计量和报告模式，为会计信息的产权界定奠定基础，并借以优化会计信息产权界定的效率。

参考文献：

1.H.Densetz：“TowardsaTheoryOfPropertyRights”，JoumalofLawandEconomic，1967.

2.WattsandZimmerman：PositiveAccountingTheory,1986.

3.W.R.Scott，FinancialAccountingTheory，Prentice-Hall，Inc，1997.

4.WattsandZimmeman，“TowandaPositiveTheoryoftheDeterminationofAccountingStandards”，TheAccountingReview，1978.

5.张军：《现代产权经济学》，上海三联出版社，1994。

6.葛家澍：《市场经济下会计基本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6。

7.葛家澍：《关于市场经济条件下会计理论与方法的若干基本观点》，《财会月刊》，1996年2—6期。

信息权范文篇8

按照美国管理预算局的《联邦信息资源管理》规章（OMB，CircularA-130，ManagementofFederalInformationResourcesof1996）第6条的解释，信息（information）是指“对事实、数据或观点等的知识的传递或描述，这些知识可以存在任何媒体或形式之中，包括文本、数字、图表、图形、叙述或视听形式。”按照我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2条的定义，“政府信息”是指“行政机关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制作或者获取的，以一定形式记录、保存的信息。”从外观物质形式上看，“政府信息”表现为行政机关所持有或保管的文书、图片、记录、照片、摄影、录音、微缩片、计算机处理数据等可供听、读或理解的文书或物品。从实质内容上看，以文书或物品形式表现的“政府信息”包括客观事实和意见两方面内容。

政府对信息的收集、处理能力随着政府职能变迁和社会发展呈现出扩张趋势，尤其是进入福利社会和管制国家之后，政府对信息的控制力更是发展到极致，政府的信息形成权之合法基础探讨也随之成为一个极其重要的法理问题。概括地说，政府的信息形成权的合法性基础体现在五个方面：

（一）正确决策的需要

认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头。”{1}（P109-110）信息形成权是政府作出正确决策的基础，因为取得信息是进行行政活动的第一步，“行政机关如果不掌握必要的信息就不能进行任何有效果的活动，特别是在高度工业化和信息化的现代社会中，行政效率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迅速和准确的调查。”{2}（P327）“情报是燃料，没有它行政机器就无法发动。知识就是力量的格言对行政法很适合。行政机关要机智地行使其制定规章权和裁决权（实体法上的权力），就必须知晓委托它管理的那些领域里的实际情况。”{3}（P82）行政机关依靠信息运转，“没有信息，行政机关便不能从事管理工业、保护环境、起诉欺诈行为、征收税款或授予拨款等活动。适当的决定要求精确的资料数据……。”{4}（P77）勿需赘言，准确、及时和充足的信息可以提高行政决策的质量，而信息匮乏或不准确则将扭曲或者抵消行政决策制定的智识能力。{5}（P434）行政机关通过统计普查、行政检查、行政调查等手段获得信息或要求当事人保留和披露信息，目的之一就是为了做出正确行政决策。

（二）信用社会的建立

阿克洛夫教授认为，非对称信息（asymmetricalinformation）导致了交易市场中大量“不诚实成本”（thecostsofdishonesty）出现，“在不发达国家，商业中的不诚实是一个严重问题”。{6}（P495）显而易见，不诚实的、没有信用的社会注定是一个没有公正和效率的社会，社会越复杂越需要信用来维系，越需要通过法律制度来保证信息资源的真实性、准确性，通过立法来建立个人和企业的信用史。中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重任迫在眉睫，《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的规划目标中就要求“以完善信贷、纳税、合同履约、产品质量的信用记录为重点，加快建设社会信用体系，健全失信惩戒制度。”目前，我国最大的信用问题是政府收集和公开的信息的准确性和及时性问题，因为“信息不完全比没有信息更糟糕”{7}（P7）

（三）政府管制权的衍生品

政府享有“警察权”（policepower），是指与自然权利相对的、政府对城市或乡村的管制或者治理，是政府基于保护目的而对个人施加的“管制权”（regulatoryPower）。[8]（P272）政府的信息形成权是一种派生权，是政府享有的警察权力的衍生品，其基础是政府对社会生活和私人自由和权利的管制权。也就是说，信息形成权是政府管制权的衍生品，凡一个政府具有对社会的合法统治权，也就自然地拥有对社会的信息形成权和控制权，“行政机关要求私人按照一定方式和内容制作文件、记录和提供报告，属于行政机关正常的管理权。”{2}（P331）政府运用信息形成权，一是满足了国家安全对信息的需要，二是满足了社会良性发展对信息的需要。例如，《艾滋病防治条例》规定艾滋病监测和信息分析、处理是卫生行政机关工作的一部分。

（四）直接保护私人权利和利益

在现代社会，“信息是支配性资源”。{9}（P790）但是，信息匮乏和不对称问题直接威胁着普通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权利和利益。为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政府采取措施限制信息优势一方的权利，采取强制信息披露方式来保护公众的个人权利和利益。例如，有关食品药品的法律要求披露食品药品所含的危险物质、营养成分并进行风险警告；《医疗机构病历管理规定》强制建立和保存患者病历，发生医疗事故争议时，被封存的病历、死亡病例讨论记录、疑难病例讨论记录、上级医师查房记录、会诊意见、病程记录等信息载体具有特殊的证据效力；商务部在《关于网上交易的指导意见（暂行）》中规定网上交易参与各方应保存各类交易记录，旨在保障网上交易安全。

（五）为公共利益而有效执法

在信息时代，政府越来越依赖于信息来完成自己最基本的功能，信息是政府为公众提供必要且有效服务的关键。在今天复杂的、迅猛发展的全球化世界里，政府依赖于准确而及时的信息，政府处理和应用信息的能力比以前更加具有危急性，对信息的成功管理是政府实现自己使命的基础。以我国台湾省为例，为了保障“行政执行法”上公法金钱债务的强制执行，“法务部行政执行署”建制了各项网络联机数据查询系统，包括金融账户开户查询系统、税务电子闸门应用系统、全民健康保险投保记录查询系统、劳保投保记录查询系统、户役政查询系统、车籍数据查询系统等。我国《反洗钱法》要求在境内设立的金融机构和特定的非金融机构依法建立健全客户身份识别制度、客户身份资料和交易记录保存制度、大额交易和可疑交易报告制度，履行反洗钱义务。

二、政府的信息形成权的权力形态

政府“信息形成权”的权力形态表现为何种方式，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概括。伯纳德·施瓦茨教授认为，在信息形成中，行政机关拥有三种权力：（1）命令制作记录和档案之权；（2）检查帐簿和档案之权；（3）用传票传唤证人、索取文件之权。{3}（P82）王名扬先生进一步解释说，行政机关强制取得信息的方式有三种：（1）要求被调查者按照规定的格式或内容制作文件或档案，或者提交报告；（2）检查被调查者使用的建筑物、文件和档案；（3）发出传票，要求被调查者出席作证，或提供帐簿、文件和档案。{2}（P330）汤德宗教授认为，政府获得信息的途径有职权调查、行政检查、强制申报和听证。{10}（P1045）

“政府信息”通常包括两大部分：（1）政府自身对信息的生成、收集、处理和配置；（2）由政府以外当事人披露给政府的信息。也就是说，政府信息既包括政府自身在履行职能时所生成、收集、处理、传播或配置的信息，也包括政府在履行职能时需要政府系统之外的其他个人、组织、社团、社区等生成、收集、处理、传播或配置的信息。{11}（P58）政府的“信息形成权”是政府对信息进行自主支配和自主形成的一种权力形态，它是一组权力，包括政府对信息的自主形成权、信息申报请求权、信息强制保留请求权、信息强制披露请求权、信息调查权、档案形成权和保持权、信息技术使用权、获得预算支持权和制裁权等九个类型。

（一）自主形成信息权

首先，行政过程中可能自动生成、记录和储存有关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信息，在多数情况下，“政府管理即信息”。{12}（P605）例如，在行政许可过程中，申请人为了获得权利和利益可能主动或被动地向行政机关提供各种信息，政府因此自然而然地形成了有关私人和政府自身的信息资料。其次，政府可以文件和会议形式来形成信息，开会既是从上到下传播和配置政府信息的行政手段，也是政府有目的性地生成信息的一种行政手段。再次，政府通过撰写分析报告来收集和处理信息。一方面，行政机关有义务撰写年度的或者阶段性的或者专门性质的信息报告或者工作报告，如《财政检查工作办法》要求财政检查组在检查结束的10个工作日内向财政部门提交书面财政检查报告。另一方面，政府对收集到的信息要进行分类、鉴别、总结、分析和评估，撰写总结分析材料和评估报告并将电子数据送交有关部门，如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2004年撰写的《全国国有煤矿安全保障能力调研报告》、国家电力监管委员会撰写的《2006年电力安全监管报告》，都具有代表性。

（二）信息申报请求权

政府进行信息收集可以采取自愿和强制两种方式。政府的信息申报请求权，是指政府强制要求私人提供信息，即政府强制有关当事人主动申报特定信息或者被动提供特定信息。典型的信息申报请求包括纳税申报、社会保障补助申请、财政贷款申请、就业申请表填报等，这些信息请求直接或者间接地提交给行政机关，目的是实现行政使命，也因此把收集信息的义务强加给当事人。{13}（P119）

政府的信息请求目的是多样性的，我国很多法律法规和规章都规定了政府信息申报请求权。例如，《个人所得税自行纳税申报办法（试行）》规定年所得12万元以上的纳税人，在纳税年度终了后，应当填写和报送《个人所得税纳税申报表》及有关证件和材料；《社会保险费申报缴纳管理暂行办法》规定缴费单位应当在每月5日前向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办理缴费申报，报送社会保险费申报表、代扣代缴明细表以及社会保险经办机构规定的其他资料；《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例》规定：申请享受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由户主向户籍所在地的街道办事处或者镇人民政府提出书面申请并出具有关证明材料，填写《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审批表》。

（三）信息强制保留请求权

信息强制保留请求权，是指政府强迫私人按照特定行政目的和特定形式的要求保存信息记录或者记载信息的文件，以便行政决策和执法使用。从我国信息强制保留的实际状况出发，私人的信息保留形式包括：制作和保存符合要求的文件、保留特定形式的信息记录。

第一类是强制制作特定文书，主要体现在会计、审计、税收、娱乐业、医患关系和金融业等领域。具体形式包括：（1）帐（账）簿，如《会计法》规定各单位必须依法设置会计帐簿并保证其真实、完整。（2）名簿，如《娱乐场所管理条例》规定娱乐场所应当建立从业人员名簿，包括从业人员的真实姓名、居民身份证复印件、外国人就业许可证复印件等内容。（3）日志，如《娱乐场所管理条例》规定娱乐场所应当建立营业日志，记载营业期间从业人员的工作职责、工作时间、工作地点，并不得删改，留存60日备查。我国对航海日志、轮机日志和车钟记录簿实行国家强制标准，强制按照法定形式和格式制作、记载和保存日志。（4）病历和处方，如《医疗机构病历管理规定》规定医疗机构应建立病历管理制度，并设置专门部门或者配备专（兼）职人员来保存与管理。《处方管理办法》规定：处方由调剂处方药品的医疗机构妥善保存，普通处方、急诊处方、儿科处方、医疗用毒性药品和第二类精神药品处方、麻醉药品和第一类精神药品处方，它们的保存法定期限各不相同。（5）票据，如《发票管理办法》和《票据法》中的发票、汇票、本票和支票。

第二类是强制保留特定记录，无论在传统的秩序行政还是在给付行政和环境行政中，都可能存在要求当事人保存必要信息记录的请求。例如，《民用航空法》规定从事飞行的民用航空器应携带民用航空器航行记录簿；《娱乐场所管理条例》规定娱乐场所应建立“违法行为警示记录系统”；《金融机构客户身份识别和客户身份资料及交易记录保存管理办法》要求金融机构妥善保存客户身份资料和交易记录，确保能足以重现每项交易，以提供识别客户身份、监测分析交易情况、调查可疑交易活动和查处洗钱案件所需的信息；《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规定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应建立和保存缴费记录；《防止船舶污染海域管理条例》规定油类作业船舶应将油类作业情况准确地记人《油类记录簿》、装运有毒害或含腐蚀性货物的船舶应将洗舱水排放情况记人《航海日志》。

（四）信息强制披露请求权

信息强制披露（mandatorydisclosure）已经成为信息管制的最重要工具。[14]（P619）政府要求当事人披露私人拥有的信息，包括食品营养标签、药品标签、服装标签、环境信息、雇主向雇工披露危险物、允许附近居民知道危险、市场交易信用信息、安全事故信息等。概括地说，政府的信息强制披露请求权表现为强制安全信息公示、强制交易信用信息披露和强制安全信息报告三种主要形式。

1．强制安全信息公示，主要是指对涉及消费者、劳动者和普通公众利益的必要信息通过一定形式进行公开披露，如《食品卫生法》规定食品和食品添加剂必须在包装标识或者产品说明书上标出法律法规规定的信息；《药品说明书和标签管理规定》强制药品说明书和药品的标签标明和公示有关信息；《职业病防治法》要求依法设置和公告职业病危害的警示标识和中文警示说明。

2．强制交易信息披露。现代商事活动不同于传统民事活动，它更具有流动性、易变性、技术性和垄断性，强制交易信息披露主要是指在商事交易中，消费者、小企业、小股东处于信息不对称的不利地位，强制要求处于信息垄断地位的商事主体公开自己的活动。例如，《保险法》规定保险监督管理机关有权要求保险公司提供业务状况、财务状况、资金运营状况等有关的书面报告和资料；《证券法》规定了证券交易持续信息公开规则，发行人、上市公司公告的招股说明书、公司债券募集办法、财务会计报告、上市报告文件、年度报告、中期报告、临时报告、重大事项以及其他信息披露资料，都必须定期或者按照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要求予以公开。

3．强制安全信息报告，主要是指对涉及事故、公共健康和秩序、环境和财经安全等公共事件的信息，以一定的形式向有关行政机关及时准确地报告、补报、续报和通报，例如，《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食品卫生法》、《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等法律法规和规章都要求进行事故报告；《传染病防治法》规定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医疗机构和采供血机构及其执行职务的人员发现法定的传染病疫情或者发现其他传染病暴发、流行以及突发原因不明的传染病时，应遵循疫情报告属地管理原则，按法定内容、程序、方式和时限报告；《药品不良反应报告和监测管理办法》规定药品生产和经营企业、医疗卫生机构应按规定报告所发现的药品不良反应；《重大动物疫情应急条例》规定从事动物隔离、疫情监测、疫病研究与诊疗、检验检疫以及动物饲养、屠宰加工、运输、经营等活动的单位和个人，发现动物出现群体发病或者死亡的，应立即向所在地的县（市）动物防疫监督机构报告；《审计法》和《会计法》分别规定了审计结果报告制度和财务会计报告制度；《防止船舶污染海域管理条例》规定应向港务监督提交索取清除污染费用报告书；《电子银行业务管理办法》规定金融机构应建立电子银行入侵侦测与入侵保护系统，建立对非法入侵的甄别、处理和报告机制；《电信条例》规定电信业务经营者发现电信网络中传输的信息明显属于违法的，应立即停止传输，保存有关记录并向国家有关机关报告。

（五）信息调查权

“行政机关做出某种决定时，需要一定的情报，而该情报又需要通过一定的方法来收集。也就是说，调查是必要的。”{15}（P183）信息调查权是政府的一项固有权力，根据政府信息收集的目的可以将其区分为两种类型，第一种是以预先形成信息为目的的调查和检查，主要是指统计调查和执法检查；第二种是以事后形成信息文件为目的的调查，主要是指行政行为决定做成前的行政调查。

1．统计调查。以统计为目的的信息调查也是一种政府信息请求。按《统计法》和《统计法实施条例》，统计指运用各种统计方法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情况进行统计调查、统计分析，提供统计资料和统计咨询意见，实行统计监督等活动的总称。统计机构和统计人员享有统计调查权，有权进行调查、搜集有关资料，召开有关调查会议，检查与统计资料有关的原始记录和凭证。在我国，由政府进行的统计调查活动非常频繁，如已经或正在进行的大规模的国家性普查活动有人口普查、经济普查、农业普查、工业普查、资源普查、土地普查（调查）、全国基本单位普查、文物普查、污染源普查等等。

2．行政检查。行政检查是指行政机关为了达成特定行政目的，对特定行政客体所进行的察查、搜集资料的活动，或者指行政主体以搜集、验证相关事实与资料为目的就个别具体事件、针对特定公民行使公权力之事实行为。{10}（P907）“行政检查”与行政调查存在着混同现象，在一般意义上，可以把“行政检查”等同于“行政执法检查”，是行政机关通过直接观察、调查、检验甚至采用搜查手段取得信息和证据的常规技术，以防止和矫正违法情形发生。我国很多法律将行政检查作为一种特殊的收集信息方式，如《税收征收管理法》、《审计法》、《社会保险费征缴监督检查办法》、《控制对企业进行经济检查的规定》、《民用航空行政检查工作规则》、《财政检查工作办法》、《电力监管机构现场检查规定》、《基金会年度检查办法》等，分别规定了专门领域的行政检查及信息收集权力。

3．行政调查。“在现代行政中，行政调查作为行政机关获取信息、取得作出行政决定证据的基本手段，构成了几乎所有行政决定的必经程序和处置前提。”{16}（P129）行政调查通常是指对涉嫌违法行为的立案调查、对有关事实或者行为的核查以及事故的调查，是行政机关主动运用的职权调查，包括传讯、鉴定与勘验等方式。{10}（P1046）例如，《税收征收管理法》规定税务机关调查税务违法案件时，对与案件有关的情况和资料，可以记录、录音、录像、照相和复制；《反洗钱法》规定国务院反洗钱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省一级派出机构发现可疑交易活动，需要调查核实的，可以向金融机构进行调查。

（六）档案形成权和保持权

“政府信息的最终命运是档案。”{17}（P53）档案的实质内容是行政机关进行调查所收集的和保留的各种信息。{2}（P343）档案保存是一种信息记录的保存，从主体上看有单位档案和国家档案。从形式上看有纸质档案和电子文件档案，《电子公文归档管理暂行办法》和《电子文件归档与管理规范》国家强制标准（GB/T18894-2002）规定了在公务活动中产生的具有保存价值的电子文件的形成、积累、归档、保管、利用、统计的一般方法。从内容和功能上，档案主要有以下几类：（1）个人身份档案，如《职业病防治法》规定的劳动者职业健康监护档案、《婚姻登记条例》规定的婚姻登记档案、《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规定的公务员任免和处分档案、教育部规定的普通高等学校档案和“农村留守儿童档案”等；（2）福利档案，是给付行政赖于进行的最重要的信息依据，包括劳动就业档案、社会保险档案、社会救助档案、低保档案；（3）行政执法档案，国务院2004年的《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要求健全行政执法案卷评查和行政执法案卷制度。

（七）信息技术的使用权

信息的一般特征是：扩张性、非耗竭性、替代性、传递性、散布性和共享性。{18}（P186）信息的这些特征决定了政府在信息形成过程中必须依赖信息技术作为载体，“信息技术”包括计算机、辅助设备、软件、硬件、服务（包括支撑服务）以及相关资源等。在现代社会，政府任何一项信息活动都涉及到信息技术和形式的选择和运用，如纳税申报可以采取电子申报方式、行政调查中可以使用先进的电子监测技术。信息技术使用的目的是：（1）提高政府记录保持的效率；（2）提高对欺骗、浪费、滥用信息的发现和预防；（3）提高法律实施调查。对于政府之外的当事人而言，政府经常使用的计算机技术有计算机匹配、计算机辅助事先核准、计算机归档。{19}（P630）

各国法律都对信息技术使用作了规定，一方面为了保障信息工具记录的真实性和准确性，如国家强制标准《电测量指示和记录仪表及其附件的安全要求》（GB6738-86）对各种仪表的技术标准作了强制规定。另一方面，信息技术手段的使用会侵犯当事人权益，因此信息技术工具的使用需要得到行政许可，如《娱乐场所管理条例》规定歌舞娱乐场所应按照国务院公安部门的规定在营业场所的出入口、主要通道安装闭路电视监控设备，并应保证闭路电视监控设备在营业期间正常运行，不得中断。歌舞娱乐场所应当将闭路电视监控录像资料留存30日备查，不得删改或者挪作他用。

在我国，使用最广泛的信息技术工具是税控收款机和公共安全图像信息电子系统。对于前者的使用几乎没有争议，而对于后者的争议却非常之大。例如，交通执法中未经法定强制检测的“电子眼”所记录的车速结论缺乏准确性，不应作为行政处罚的证据。{20}我国对信息技术工具的使用采取法律授权原则，并且规定了相应的国家强制标准和生产企业资质条件。例如，《税收征收管理法》、《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规定国家有计划地推广使用税控装置，依据《税控收款机生产企业资质管理办法》，税控收款机产品生产企业资质的申请、受理、认定和监督管理都受到法律控制。税控收款机（fiscalcashregister）的国家强制标准包括机器规范、税控IC卡规范、税控器规范、银行卡受理设备规范、税控打印机规范、设备编码规范等六个部分。公共安全图像信息系统的使用也受到法律限制，如《北京市公共安全图像信息系统管理办法》（2006年）、《重庆市社会公共安全视频图像信息系统管理办法》（2006年）、《成都市公共视频图像信息系统管理办法》（2007年）、《广州市公共安全视频系统管理规定》（2007年）、《辽宁省公共安全图像信息系统管理办法》（2007年）等地方政府规章，授权县以上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和区、县人民政府负责公共安全图像信息系统的建设、使用、维护和监督管理，且不得侵犯和泄露公民个人隐私、国家秘密和商业秘密。

（八）获得预算支持权

政府在信息形成过程中需要耗费大量的财力、物力和人力，主要是设备和软件的购买、服务和辅助服务、职员、跨政府信息收集的付费等，如我国国家税务总局1993年开始推进“金税工程”，三期立项投资达50亿元。美国管理预算局负责行政机关的信息收集预算审批，信息与管制事务办公室具有预算拨款权，每个欲进行信息收集的行政机关的首席财务官必须与管理预算局合作，规划出一个完整的、准确的信息技术花费、相关费用支出和结果的核算说明。美国信息技术预算不断增长，1986年是143亿美元，1993年是249.7亿美元，1998年是289.7亿美元，每年大约以2.47%的速度递增，大约有77%的信息预算消耗在国防部、交通部、国防部航空局、商业部、能源部、农业部、教育部等七大部门。{21}2007年管理预算局对13个重要统计机构[1]的统计调查预算作出了评估：2006年为21.89亿美元，2007年为21.9亿美元，2008年为27.52亿美元。美国统计机关有80多个，按照《2007年度美国政府统计规划报告》的评估，其全部统计工作的预算是54.02亿美元。{22}（P1）

目前，我国政府对信息收集和处理的预算来源和支配还缺乏系统的、细致的法律界定，只有国务院组织进行的全国性统计调查的经费有明确的法律规定，如《全国农业普查条例》规定农业普查所需经费由中央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共同负担，并列入相应年度的财政预算，按时拨付，确保足额到位。国务院在《关于开展第二次全国土地调查的通知》和《关于开展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的通知》中，分别就土地调查经费和文物普查经费作出了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共同分担的决定。

（九）制裁权

政府对于未按照有关法律规定的信息收集和处理行为有权进行制裁，制裁手段具有多样性。在美国文书工作中，制裁手段包括：（1）行政机关的强制或者法院罚金或其他处罚；（2）金钱赔偿或者公平救济判决；（3）对许可证、特权、权利、补贴或利益的撤销、中止、削减、否决等。

在我国，违反信息管制的制裁手段包括行政制裁、经济制裁和刑事制裁。行政制裁手段主要有行政处罚、行政强制、行政处分措施，如《娱乐场所管理条例》规定娱乐场所未依法安装闭路电视监控设备或者中断使用的，或者未依法留存监控录像资料或者删改监控录像资料的，县级公安部门责令其改正，给予警告；情节严重的，责令其停业整顿1个月至3个月。经济制裁是指行政机关对于违反信息收集和处理规定的当事人的一种经济利益的不利处分，该种违反信息义务的惩罚措施直接剥夺了当事人的经济利益或者受益机遇，如《社会保险费申报缴纳管理暂行办法》规定缴费单位不按规定申报应缴纳的社会保险费数额的，可暂按该单位上月缴费数额的110%确定应缴数额；《行政许可法》规定行政许可申请人隐瞒有关情况或者提供虚假材料申请行政许可，涉及直接关系公共安全、人身健康、生命财产安全事项的，申请人在一年或三年之内不得再次申请该行政许可。《刑法修正案（六）》（2006年）规定“在安全事故发生后，负有报告职责的人员不报或者谎报事故情况，贻误事故抢救，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三、当事人的信息义务和负担

信息是政府作出行政决策和行政行为决定的基础，通常情况下，“必不可少的信息只能从那些不愿意把信息透露给政府的、受调控的工业或其他方式那里获得”。{4}（P76）并且，当事人对提供的信息经常存在隐匿、捏造、歪曲的现象，因此及时、准确地提供信息、协助政府收集和处理信息就被设定为当事人的一项法律义务，违法者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一）协助义务

按照法治行政原则，行政相对人对行政机关及其公务员执行公务的行为，有予以协助的义务；{23}（P166）当行政机关履行职责过程中遇到自身无法克服的障碍时可以向与其无隶属关系的其他国家机关提出协助请求，被请求机关应当依法提供职务上的帮助。{24}（P45）政府在行使信息形成权的过程中产生两种协助义务，一是作为行政相对人的协助义务，如《税收征收管理法》规定税务机关依法查询从事生产、经营的纳税人开立账户的情况时，有关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应当予以协助；一种是作为国家机关的协助义务，如《税收征收管理法》规定各有关部门和单位应当支持、协助税务机关依法执行职务。目前，我国立法分别从积极和消极两个角度界定当事人的信息协助义务，前者是指当事人需要积极行动来配合政府收集和处理信息，如《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规定劳动保障行政部门或者税务机关调查社会保险费征缴违法案件时，有关部门、单位应当给予支持、协助；后者是指当事人除非法律规定外不享有拒绝权、抵抗权，如《统计法实施细则》将拒绝提供统计情况、使用暴力或者威胁的方法阻挠、抗拒统计检查的行为，界定为“情节较重的违法行为”。

（二）提供真实信息义务

向行政机关提供真实信息是行政相对人的一种义务。{23}（P167）当事人无论是在自己受益的行政行为还是在不利行政行为中，或者在纯粹的信息普查、检查、调查的事实行政行为中，都有义务真实地披露相关信息。例如，《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例》规定管理审批机关为审批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的需要，可以通过人户调查、邻里访问以及信函索证等方式对申请人的家庭经济状况和实际生活水平进行调查核实。申请人及有关单位、组织或者个人应当接受调查，如实提供有关情况。《政府采购法》规定政府采购监督管理部门对政府采购项目的采购活动进行检查时，政府采购当事人应当如实反映情况，提供有关材料。《全国农业普查条例》规定农业普查对象应当如实回答普查人员的询问，按时填报农业普查表，不得虚报、瞒报、拒报和迟报。

（三）忍耐经济负担的义务

“信息在政府善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同时它也强加成本于公众。给政府提供信息需要花费时间。”{25}（P1）政府要求当事人报告信息，增加了他们的信息收集预算。{21}大量的表格阅读、理解、填写、送达、修正补充，耗费了当事人相当多的时间、人力和物质消耗。美国管理预算局在评估文书工作成本时，通常将文书工作的“负担”以时间单位来换算，例如，管理预算局1997年《信息收集预算》评估报告认为，受到独立管制机构影响的文书工作的公众负担时间大约是3亿9千万小时，用每小时26.5美元来评估，大约是100亿美元成本。{26}（P368）作为计算单位的“时数”（hours），是指为了公众评论而进行的信息收集、管理预算局的信息审查、行政机关对信息的评估所消耗的时间，包括阅读和理解信息收集本身和其他指令的时间花费，也包括编辑、记录、复审和发送这些信息的时间花费。除了以“时数”（hours）作为计算信息成本负担的计量单位之外，美国还使用“信息收集成本”（InformationCollectionCosts）这一术语，是指除了“时数”（hours）之外，行政机关要求公众提供信息所负担的其他成本，这些成本包括邮寄表格的成本、收集或者发送所要求信息的必要的计算机系统的成本，以及与表格相应的必需的其他费用（thefees）。{25}（P79）根据信息与管制事务办公室（OIRA）1999-2007年间连续的年度《政府信息收集预算》（InformationCollectionBudgetoftheUnitedStatesGovernment，缩写为ICB）报告，整理出的美国27个行政机关的“信息收集公众负担时数”情况是：1997约为6，998，690，000小时，1998年约为6，951，140，000小时，1999年约为7，183，820，000小时，2000年约为7，361，720，000小时，2001年约为7，631，740，000小时，2002年约为8，223，170，000小时，2003年约为8，098，790，000小时，2004年约为7，971，176，000，2005年约为8，240，510，000小时，2006年约为8，923，500，000小时，2007年约为9，165，180，000小时。美国27个行政机关的“信息收集公众总成本评估”情况是：1998年约为51，924，100，000美元，1999年约为78，839，400，000美元，2000年约为88，545，000，000美元，2001年约为62，766，300，000美元，2002年约为59，063，300，000美元，2003年约为54，416，300，000美元，2004年约为70，158，239，190美元，2005年约为94，990，710，000美元，2006年约为62，375，800，000美元，2007年约为63，411，170，000美元。从上述数字中可以看出，政府信息形成权的运用已经给公众带来了沉重的经济负担，但这些负担又需要公众来忍耐。

四、政府的信息形成权与当事人义务的平衡

（一）平衡的考量因素

经济管制、社会管制和文书工作管制是政府管制的三大类型。{27}（P110）“在20世纪60-70年代，信息强制披露是权利革命的重要内容，在80-90年代，信息披露更具有突出地位，目前信息披露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成为命令一控制管制的替代品。”{14}（P169）从世界范围看，各国都有很多法律和规章进行信息管制，政府在运用信息形成权保护私人权益和公共利益的同时，也给当事人附加了义务和负担，因此有必要协调政府的信息形成权与当事人义务之间的平衡关系。

1．信息必要性的判断

在美国，管理预算局具有信息管理职能：（1）参与政府信息和统计政策的实施和发展；（2）中央统计机关预算的安排；（3）批准信息收集过程；（4）控制信息收集预算。{5}（P434）在批准信息拟议收集方案之前，管理预算局局长应该判断行政机关的信息收集对于正当履行行政职能是否是必要的，包括该信息是否有实际效用。在做出判断之前，管理预算局局长可以给行政机关和其他利害人一个听证的机会，或者发表书面声明的机会。如果管理预算局局长断定行政机关的信息收集没有任何必要的理由，行政机关就不能进行信息收集。只有为完成行政使命所必需的信息，才可能被允许收集。行政调查权是获取信息的主要手段，抑制行政调查权的滥用也成为行政法治的一项基本任务，例如《联邦行政程序法》第555条（c）项规定：“没有法律授权不得发出传票，要求提供报告，进行检查，或强制执行其他调查行为和要求。”{2}（P328）

我国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也规定行政机关进行信息收集应进行必要性判断，如《统计法实施细则》规定：严格审查和批准统计机构送审的统计调查计划和统计调查方案的必要性、可行性、科学性；不得重复调查；抽样调查、重点调查或者行政记录可以满足需要的，不得制发全面统计调查表；一次性统计调查可以满足需要的，不得进行经常性统计调查；按年统计调查可以满足需要的，不得按季统计调查；按季统计调查可以满足需要的，不得按月统计调查；月以下的进度统计调查必须从严控制；编制新的统计调查方案，必须事先试点或者征求有关地方、部门和基层单位的意见，进行可行性论证，保证切实可行，注重调查效益。

2．人权重要性的考量

政府在信息公开中会涉及人权问题，政府在进行信息收集和处理时也会限制或者侵犯人权，尤其是政府信息记录系统计算机化之后，个人信息中的隐私和政府信息收集、信息使用之间越发存在紧张关系，需要不断地平衡政府对个人信息的使用和个人隐私的保护。{19}（P630）政府强制当事人信息披露可能与宪法上规定的言论自由和沉默权相抵触，一切触犯人权的信息收集都不能被允许。以隐私权为例，在电子时代对隐私保护越来越困难，公共安全图像信息系统的使用最可能侵犯公民个人隐私。{28}在行政调查中，相互之间存在特殊信任关系的夫妻、牧师与忏悔者、医生与患者、律师与委托人，应该具有不予作证和提供信息的法定豁免权。{29}（P99）

（二）平衡的技术手段

1．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的衡量

在美国，“获取情报是有效执行任何管理法的不可缺少的条件。为公共利益而获取情报的重要性超过了为了私人利益而拒绝公开情报的重要性。”对公民住宅的不可侵犯权必须从属于本地区的公共卫生和安全的需要；为了公共利益，对企业宅地的检查和家庭福利调查也是行政管理权的组成部分。{3}（P87-91）很显然，信息形成权作为政府管制权的一部分，为了公共利益而有效执法是其当然使命，在不剥夺私人法定权利的前提下，政府可以限制私人权利和利益。

2．政府的信息形成权的法律保留

政府的信息形成权必须有法律根据，不是所有的行政机关都有信息形成权，有权力的行政机关也不是在任何时间、场合和事项上都有信息形成权，必须通过法治手段来抑制政府的信息形成权的滥用。目前，我国只有国务院组织实施的全国性统计普查有明确的、严格的、高位阶的法律规定，而国务院各部门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及其部门的统计调查基本上是由行政规章、规范性文件或者同级统计机构来规范或批准的。并且，我国现行的《统计法》和国家统计机构只负责部分信息收集和处理工作，信息社会所出现和需要的大量信息收集和处理问题并不在我国统计法律制度的全部调整范围之内，这导致大量的政府信息形成权的行使缺乏法律根据，或者所依据的授权法律规范的位阶很低。例如，《电力监管机构现场检查规定》、《财政检查工作办法》、《民用航空行政检查工作规则》、《基金会年度检查办法》、《社会保险费申报缴纳管理暂行办法》、《个体工商户建账管理暂行办法》、《个人所得税自行纳税申报办法（试行）》、《金融机构客户身份识别和客户身份资料及交易记录保存》、《北京市公共安全图像信息系统管理办法》等，都是部门规章或者地方政府规章。由行政规章来界定或者限制基本权利和利益，这本身就已经违反或弱化了法治原则。

3．政府信息形成权运用的法律程序

政府具有信息形成权，但其运用时仍然需要得到有关机关的批准，政府的信息形成权的运用一定要符合正当法律程序。在美国，管理预算局负责各个行政机关的信息收集审批工作，未经批准的信息收集都是违法的，管理预算局每年都要在年度《信息收集预算》报告中通报这样的违法收集活动。{25}（P110-128）美国政府的信息收集包括内部和外部两道审批程序。第一道程序是拟议收集信息的行政机关的自审程序，要求行政机关设立一名首席信息官（ChiefInformationOfficer），由其直接向行政机关首长汇报信息收集情况。行政机关需要编制信息收集计划、说明信息资源管理的目的和规划程序。信息收集计划在呈送管理预算局局长审查之前，首席信息官办公室必须审查和评估信息收集的必要性、描述所收集信息的功能、收集计划、公众负担评估等，还要详细列出信息收集目录、可控数量和最后日期，并且必须告知接受信息收集的当事人之所以被收集信息集的理由、信息被使用方式、信息负担评估和信息反馈方式等。第二道程序是管理预算局局长对行政机关信息收集计划的审查和批准程序，主要审查拟议信息收集的必要性、实际效用、对公众的负担，并且行政机关的信息收集计划须在《联邦登记》上公告，请求公众评论。行政机关的信息收集计划有两种形式，一种是独立提出的，一种是包含在拟议制订规章中的，对于独立的拟议信息收集，公告和公众评论期不少于30天；对于包含在拟议制订规章中的拟议信息收集，公告和公众评论期与行政规章的评论期限一致。在《联邦登记》公告拟议信息收集60天后，管理预算局局长须做出是否准许收集信息的通知。

在我国，统计系统的信息收集已经形成了一套法律程序。按照《统计法》和《统计法实施细则》，统计调查需要编制调查计划和调查方案，并经主管机关逐级审批，统计调查计划应当列明：项目名称、调查机关、调查目的、调查范围、调查对象、调查方式、调查时间、调查的主要内容；统计调查方案应当包括：供统计调查对象填报用的统计调查表和说明书；供整理上报用的统计综合表和说明书；统计调查需要的人员和经费及其来源。

我国的行政检查程序多由国务院各部门自行制定行政规章，虽然法律位阶很低，但是也逐渐建立起了一套比较有益的行政程序。例如，《电力监管机构现场检查规定》和《财政检查工作办法》规定了相似的行政检查信息收集程序：进行现场检查应事先拟定现场检查方案并经负责人审核批准后制作现场检查通知书；现场检查方案应包括检查依据、检查时间、检查对象、检查事项等内容；现场检查通知书应包括检查依据、检查时间安排、检查事项、检查人员名单、被检查单位配合和协助的事项等内容；应事先将现场检查通知书的内容告知被检查单位；必要时，可以持现场检查通知书直接进行现场检查；进行现场检查时，应当出具现场检查通知书。

4．成本一收益分析方法的运用

在政府信息收集和处理领域中运用成本一收益分析方法，主要考虑三方面问题：一是信息收集和处理给政府自身带来的负担和收益，二是给公众带来的收益和直接经济负担，三是强制信息披露给厂商造成的利益损失。美国国会于1995年修订了《文书工作减负法》（PaperworkReducationAct），其目的是限制联邦政府以任意形式向公众收集信息，该法为信息与管制事务办公室设置了特别职责：（1）保证在政府之间进行有效信息资源管理活动；（2）保证政府施加给公众的文书工作负担最小化；（3）保证从公众获取的信息的收集、使用和配置的公共利益最大化。{21}

（1）政府自身的信息成本和收益

在信息管制中，信息可能非常昂贵，有时所花费的超过了所得到的；信息管制有时是没有效率的，甚至达不到预期目标。{14}（P626）2000年，美国联邦政府支出的文书工作成本是2360亿美元。{30}（P354）以信息披露立法而言，食品药品管理局（FDA）年度信息成本约为20亿美元，职业安全和健康管理局（OSHA）的危险信息政策每年可能挽救200条生命，但是每年耗费的成本大约是3600万美元，平均每挽救一条生命花费约180万美元。{14}（P626）所以，政府对信息收集和处理活动也有必要进行成本一收益核算。

（2）公众的负担、损害和收益

1995年美国《文书工作减负法》确立了减轻信息收集公众负担的年度政府目标，1996和1997每个财政年度预计降低10%，1998、1999、2000和2001每个财政年度预计降低5%.但是，根据信息与管制事务办公室1999-2007年连续公布的《美国政府信息收集预算财政年度报告》，可知这个目标并没有实现。2007年财政年度，公众的负担预计达到92亿小时，比2006年度增长了2.7%，但在局部上确实降低了公众负担。{22}（P4）

信息管制的直接目的之一是为了公众的利益，但是，政府信息披露管制可能使人们知情更少，因为多余的信息会造成消费者理解混乱。{31}（P380）我国的政府信息收集和处理很混乱，有些措施根本不能给公众带来利益而只是负担，如《户口登记条例》（1958年）确立的旅店暂住人口登记和报告制度，实际执行成本很高，也无必要；居民身份证的频繁升级换代给公民带来了很重的经济负担；使用电子技术阅读和反馈信息已经给公众和消费者带来一个新的问题—电子产品污染问题。

（3）厂商信息披露的损害

“信息披露的规定可能给企业造成两方面的结果，有些信息扩大了市场的需求，有些信息抑制了市场需求。信息披露可能给企业带来很高的收益，也可能带来很高的成本，甚至导致企业的停业和破产。”{27}（P100）法经济学家探讨了信息披露的“警告责任经济学”问题，认为产品生产者的警告义务是消费者获得产品危险性信息来源之一，这种警告义务将影响消费者购买力，产品危险事故警告与消费者购买力成反比例关系，产品事故安全警告强度越弱，产品事故成本越高，强烈的警告虽然会避免较大的事故成本，却降低了消费者的购买欲望。{32}（P601-602）要求厂商披露完全精确的信息可能导致他们不愿意提供信息。

5．当事人抵抗权的保留

“从行政法层面看，抵抗权主要被表述为个体对基于公权力而作出的行政决定所设置之义务进行抵制和不服的行为。”{33}（P16）例如，《行政处罚法》第49条规定行政机关及其执法人员当场收缴罚款的，必须向当事人出具省、自治区、直辖市财政部门统一制发的罚款收据，不出具财政部门统一制发的罚款收据的，当事人有权拒绝缴纳罚款；《行政许可法》第31条规定行政机关不得要求申请人提交与其申请的行政许可事项无关的技术资料和其他材料。这些法律规定，意味着行政相对人有针对行政机关的抵抗权或者对抗权。在政府信息收集和处理过程中，以公民权利抵制行政权力也是公民自我救济的一部分，如《统计法》第12条规定对违反本法和国家规定编制的统计调查表，有关统计调查对象有权拒绝填报；《税收征收管理法》第59条规定税务机关派出的人员进行税务检查时，未出示税务检查证和税务检查通知书的，被检查人有权拒绝检查。

五、结语

本文通过美国和中国两方面的资料和立法情况，分析了政府的信息形成权及其衍生问题。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信息管制（文书工作）在美国也是一个特殊问题，在研究政府管制成本收益时一般只计算经济管制和社会管制的成本和收益，信息与管制事务办公室1997年给国会的第一份《联邦管制成本一收益报告》（ReporttoCongressontheCostsandBenefitsofFederalRegulations）中将“税典的文书工作成本”从“管制总成本”评估中剔出，{26}（P374）2007年给国会的第10份报告《联邦管成本一收益报告草案》（Draft2007ReportToCongressontheCostsandBenefitsofFederalRegula-tions）中仍然没有讨论和评估信息管制（文书工作）成本和收益问题。美国通过独立的文书工作评估报告来研究信息管制问题，但是，这种做法还是遭到了学者们的批评。{7}（P13）而中国几乎很少有人注意到文书工作和信息管制的权力合法性和成本一收益问题。我们必须知道，现代社会是一个信息社会，也是一个管制社会，信息管制成为当代行政国家和福利国家的一种重要工具。政府在运用信息形成权时既给公众和消费者带来了利益，也带了负担和损害。当我们呼吁重视政府信息公开时，一定不要忘记政府正在进行的信息收集和处理行为，对于国家、社会、公众而言仍然是利弊并存的。

【注释】

[1]它们是：商务部的经济分析局（BEA）、司法部的司法统计局（BJS）、劳动部的劳动统计局（BLS）、运输部的运输统计局（BTS）、商务部的人口普查局（Census）、能源部的能源信息管理局（EIA）、农业部的经济调查服务局（ERS）、农业部的国家农业统计服务局（NASS）、教育部的教育统计国家中心（NCES）、健康和人力部的健康统计国家中心（NCHS）、社会安全管理局的研究评估统计办公室（ORES）、财政部的收入统计和国内税收服务局（SOI）、国家科学基金委员会的科学资源统计事务部（S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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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王锡锌．行政行为无效理论与相对人抵抗权问题探讨[J]．法学，2001，（10）.

信息权范文篇9

关键词：会计信息产权界定产权效率

会计信息的基本特征之一就是同时为利益对立双方所使用，但是会计信息可能是由利益对立集团的一方或其人编制，这样信息不对称现象就出现了。从信息经济学角度看，会计信息作为一种特殊的商品，由于其稀缺的特点，所以在其生成、传递和使用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交易双方及复杂的交易关系，交易双方可能的利益冲突导致了高额的交易费用。为了降低交易费用，提高交易效率，减少会计信息交换中的外部性和各种可能的利益冲突，客观上要求采用一定的规则来解决这些问题，这样会计信息的产权问题研究就具有十分现实的意义。

所谓产权，是指使自己或他人受益或受损的权利（H.Demsetz，1967），会计信息的交换实质上是一种权利的交换。会计信息产权问题研究的中心论题就是：如何通过界定、变更和重新安排会计信息提供中的产权结构，降低和消除会计信息市场机制运行的社会费用，提高会计信息市场运行的效率，以达到改善资源配置的效果。

本文所界定的会计信息范围较为广泛，主要包括：（1）会计主体以货币作为计量单位编制的财务报表所包含的信息；（2）财务报表附注及其它财务报告所包含的货币及非货币信息；（3）审计报告（审计意见书）。本文立足于我国的实际情况，对会计信息产权问题的讨论主要包括：（1）会计信息产权界定的必要性；（2）如何界定会计信息的产权；（3）对既定会计信息产权咨询的分析；（4）会计信息产权界定引起的基本理论问题。

一、会计信息产权界定的必要性

1.交易费用与会计信息的产权。

交易费用贯穿或隐匿于整个产权理论的始末，会计信息产权界定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降低会计信息交换过程中的交易费用，实证会计研究文献指出，在订立契约的过程中，会计信息的确起着降低交易费用的作用（WattsandZimmerman，1986）。可以说，会计信息提供的历史演变，就是朝着优化产权安排及提高会计信息产权效率的方向而努力。但是，目前由于：（1）GAAP中允许过多的会计处理方法带来了企业创造会计数据以平滑收益和进行盈余管理的可能性，但由于信息不对称，会计信息的使用者可能不会很好地了解到这一点；（2）管理人员拥有大量的私有信息，如关于颇具价值的专利信息或关于兼并的战略意图等，这些信息可能会大大影响企业未来现金流动的时间、金额，但会计信息使用者对此无法得知，纵然有机会得知，也会发生高额的交易成本；（3）审计人员只对财务报表信息（货币性信息）表述审计意见，而对非货币信息的合理与否得不到确认，所以会计信息产权界定留下了过多的“公共领域”。这就给会计信息的传递与交换带来了高额的交易费用，客观上要求合理界定会计信息产权。

2.外部性与会计信息产权。

外部性是指一个主体或一个人的行为，直接或间接地对其它主体或个人产生影响（这种影响分为有利的影响——外部节约和不利的影响——外部不经济两种）。例如，一个企业公布了有关销售和利润方面的较大增长，这势必会影响市场对本行业中其它企业的期望；再如某个企业公布了内部信息（如一项颇具价值的专利的信息），这也会影响市场对竞争对手的未来收益的期望。象这种彼此之间的交互影响便被称为外部性。外部性的极端情况就是搭便车行为。

一般而言，会计信息具有公益物品（PublicGoods）的某些特征，即一个投资者对会计信息的使用并不减少另外的投资者对会计信息使用的效用，另外的投资者可免费使用会计信息，即所谓的搭便车行为。结果，企业不能从会计信息的提供中补偿所消耗的信息生产成本，因此企业最多只会提供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的信息量（w.R.Scott，1997），这就导致了会计信息的私人价值和社会价值的分歧——满足了企业个体的价值期望，却有损于整个社会的总体价值，这将会给经济的发展带来诸多不利后果。会计信息提供中的外部不经济（不利的外部性）对会计信息的产权界定提出了要求，而实际上，产权问题直接源于外部性的影响与结果。

二、会计信息产权的界定

由于会计信息的传递和交换过程中存在着供需双方，因而其产权的界定首先要辨明会计信息的提供方和需求方。

1.会计信息的提供方主体。

单从会计信息的生成来看，仿佛其供方主体就是会计人员。但是，切莫忘记会计信息的作用之一就是反映管理当局的经营绩效，用以解除管理当局的受托责任，而会计人员在会计信息生成的过程中扮演的应是独立于委托方和管理当局（受托方）的中立角色。同时由于管理人员努力程度的不可观测性，所以会计信息反映的相关指标就成为委托方评价其经营业绩的主要尺度。这些特点决定了管理当局比会计人员更关注会计信息所反映的内容和结果，也必然会参与乃至干涉会计信息的生成和传递。由于会计人员可能受到管理阶层不同程度的干预，甚至在会计信息生成的过程中左右会计人员，因而将会计信息提供的主体定位于管理阶层比定位于会计人员更合理。这一点在西方研究会计准则的实证文献中屡有涉及，如Watts和Zim-merman在《确定会计准则的实证理论导论》一文中就将理解管理阶层的动机作为准则确定的实证理论的前提（Watts，andZimmerman，1978）。另外在进行会计政策的选择时，实证会计文献认为会计选择的主体是管理阶层而非会计人员（WattsandZimmerman，1986）。事实上，将管理阶层而不是会计人员作为会计信息提供的主体，也可以从另一个侧面得到证明：（1）对公司的财务报告审计而言，尽管由注册会计师提供审计意见，但审计委托书中要求公司的管理阶层（而不是会计人员）必须对财务报告的真实性负责；（2）从国外审计案例的分析看，一旦审计失败，如果不是由于审计人员的重大过失，那么最终对会计信息失真承担责任的正是管理阶层。

2.会计信息的需求方主体。

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形成了会计信息的供求关系。对会计信息的需求可以粗略地分为两类：一是对股票不公开上市交易的有限责任公司会计信息的需求，二是对股票公开上市的股份有限责任公司会计信息的需求。在第一种情况下，会计信息的需求方较易辨明，一般是少数债权人和股东，他们同时也是会计信息需求的主体（目前大多数国有企业就属于这种情况，国家作为最大的股东理所当然地成为会计信息需求的主体），会计信息只在这些少数债权人和股东之间传播，其他人不能也无权得到这些信息。在这种情况下，会计信息可认为是一种私益物品（PrivateGoods），充其量也只能算作是一种俱乐部物品（ClubGoods）（张军，1994）。在第二种情况下，会计信息的需求方就比较复杂。首先，类似于第一种情况，债权人和股东仍是会计信息的主要需求者，但就股东来讲，情况要复杂得多。在公开上市交易的股份有限公司中，股权已脱离企业而单独存在，股权交易使得股东经常处于变动状态，以至很难辨明公司的股东是哪些人，最终形成所谓的委托者“虚位”。在这种情况下，任何人都有可能成为公司的股东（即所谓的潜在的投资者），因而他们也都有权获得公司的会计信息，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会计信息已经由“私益物品”演变为“公益物品”。

3.会计信息产权界定之中的受益方和受损方。

由于产权是一种使自己或他人受益或受损的权利，所以产权界定的另一个关键是确定会计信息交换中的受益方和受损方。我们简单列为以下四类：

（1）管理阶层受益，会计信息使用者也受益。在这种情况下，由于管理阶层经营有方，公司发展状况良好，能够安全、及时地偿还债务并向股东支付较多的股利，这些信息通过会计报表传递给信息使用者，以利于他们及时正确地作出相关的投资和信贷决策。结果，管理阶层将会得到高额的红利收入，投资者也可获得较高的投资报酬。

（2）管理阶层受益，会计信息使用者受损。在这种情况下，管理阶层虽经营业绩不佳，但通过干预会计人员进而操纵会计报表的生成，在会计报表上虚增利润，并在可能的情况下，欺骗或串通审计人员出具虚假的审计报告，骗取投资者的信任，使他们做出错误的决策。结果，管理阶层仍得到优厚的报酬，而投资者却承受着各种潜在的损失。纵然可得到分配的股利，但这实质上是一种投资偿还。

（3）管理阶层受损，会计信息使用者也受损。这种情况主要是由传统会计模式所造成的。传统会计模式主要是建立在权责发生制原则、实现原则和历史成本原则的基础之上（葛家澍，1996）。在传统会计模式下，许多有价值且与决策十分相关的信息在会计报表中得不到确认，如房地产的涨价（持有利得），已经发现并且价值得到基本估计但未开采的油田，已经签订并对企业经营活动有重大影响的合同等等，就因为不符合权责发生制原则和实现原则而得不到确认。但这些信息对使用者来说无疑是十分有用的，得不到此类信息将会使投资者丧失一次很好的投资机会，同时也会使管理阶层的业绩得不到承认，并产生一种“有功却不受禄”的消极情绪，这对会计信息的供需双方来说都是一种损失。

（4）管理阶层受损，会计信息使用者受益。在这种情况下，会计将管理阶层经营绩效不佳的信息传递给使用者，会计信息使用者可据此作出提前收回投资（债权投资），或更换管理人员的决策，以避免进一步的损失。

但需说明的是，尽管理论上会计信息的提供方和使用方都有受益和受损的可能性，但是会计信息使用方的受损的可能性远远大于会计信息的提供方受损的可能性，究其原因就是会计信息供需中的信息不对称现象。

三、对目前会计信息产权的效率分析

我们生活在一个交易费用大于零的现实世界中，因而我们所关心的问题是如何通过有效的会计信息产权来确保会计信息市场的秩序，促进资源的优化配置，但会计信息产权的现状却不容乐观。一般来讲，会计信息的有效产权应符合以下几个基本标准：（1）明确会计信息供需双方的产权；（2）供需方均能保护自己对会计信息的产权；（3）能够降低会计信息交换中的交易费用；（4）能将会计信息提供中的“外部性”内部化；（5）会计信息产权界定的“公共领域”最小化；（6）尽量避免会计信息提供中的信息不对称现象，控制管理阶层的事前或事后的机会主义倾向。

以我国的会计信息产权界定为例。首先，会计信息的提供方主体不明确，会计人员仍在为管理人员“背黑锅”。由于目前有相当一部分财务报表是会计人员在管理阶层的指手画脚下产生的，因而这些会计报表所反映的正是“厂长利润”或“书记成本”，出了成绩由管理阶层独享，有了问题责任似乎全是会计人员的事。这在很大程度上打击了会计人员工作的积极性，阻碍了整个国家会计水平的提高。究其原因，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们尚未更新原有的会计工作观念。会计改革以前，会计人员在企业中往往发挥着“监督”（考核式监督）的作用，以保护国家政策和计划的贯彻实施，保护国有资产的完整，防止国有资产的流失（此时称会计人员是会计信息的提供主体并不为过）。但是会计改革以后，会计人员处于公司管理当局领导之下，并不能从真正意义上对管理阶层实施监督，甚至受到管理阶层的操纵（身不由己或心有余而力不足），因而不可能完全对会计信息最终生成负责。会计信息的提供主体应该是管理阶层。

其次，会计信息的需求方并不能保护自己对会计信息所拥有的产权。原因有三：（1）会计法规仍不甚健全；（2）投资者会计知识很少，甚至看不懂会计报表；（3）投资者法制意识的淡薄。

其三，目前的会计信息产权仍未能显著降低会计信息交换中的交易费用。会计信息市场运行机制的不完善性使得会计信息的交换难度增大，会计信息市场不能向投资者提供真正有用的信息服务。也正是由于会计信息市场的透明度差，因而产生并增加了交易费用。

其四，前已述及，外部性是指一个主体或个人的行为给其它主体或个人所带来的有利或不利的影响，会计信息提供中的外部不经济我们尤为关注，这大致可分为两类：一是管理阶层提供虚假的会计信息使投资者（包括国家）作出不正确的决策而蒙受损失，如引诱投资者将稀缺资源投向风险大、收益低甚至亏损的企业；二是国家的征税部门无视会计环境的变迁（如物价变动），忽视税法和会计差异的具体原因而一味强行按税法核算税收，过度征税导致企业规模不断萎缩，不利于企业的长远发展，而严重的外部性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目前会计信息产权界定中留下了很大的“公共领域”。

其五，会计信息提供中的信息不对称现象也不容忽视。这是会计信息产权界定不完善或低效率的一个相关现象。管理人员拥有大量的私有信息，不断地进行收益平滑和盈余管理，给会计信息市场传递不正确的信号；此外，管理人员的机会主义倾向如道德风险（属于事后机会主义）和逆向选择（属于事前机会主义）（W.R.Scott，1997）都值得注意。

四、会计信息产权界定引起的会计理论问题

产权是社会博弈的结果而不是它的前提（汪丁丁，1996）。本文前已述及，会计信息的产权界定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而且在一定的会计环境下，会计信息产权界定的演进过程必然有一个理论上的均衡状态，理性的会计信息的提供者和需求者都不会偏离这个均衡状态：对会计信息产权界定所留下的公共领域而言，任何一个潜在的“寻租者”的边际寻租成本等于其在已经享有的会计信息产权情况下能够得到的“租”的边际增加。但是，会计环境的变迁使得原有的产权界定的均衡状态产生偏离或被打破，那么此时就必须重新界定和安排会计信息的产权，否则过多有价值的信息资源被留在“公共领域”之中，必将引起信息资源和与之相关的社会资源的配置无效率。

科斯曾经举过一个形象的例子——农夫和养牛者之间的博弈问题。这个博弈的主要精华在于澄清了产权的实质——相互影响性：是允许农夫保护自己的产权而使养牛人的利益受损呢？还是允许养牛人损害农夫的庄稼而对农夫予以补偿？这主要取决于哪一种产权界定能导致社会资源的长期优化配置。同样，会计信息的产权界定也存在着这样一个相类似（而又不尽相同）的情况：是允许会计信息的提供方拥有私有信息，公布“创造性”的会计信息而使会计信息使用者利益受损呢？还是允许会计信息使用者无限制地要求“有用”的会计信息而使会计信息的提供方受损呢（如过度公布某些会计信息可能会导致企业商业秘密外泄，不利于企业的长远发展）？是允许站在股东的立场上尽量提供对他们有利的会计信息呢？还是站在债权人的利益角度而使会计信息尽量为他们服务呢？这些矛盾必须进行权衡。

现在关于会计信息产权的主要观点是，会计信息的提供方应该尽量地向会计信息的使用者提供对决策有用的信息（AICPA的特别事务委员会以使用者为中心的“改进企业报告”，1994），但是到底提供的会计信息含量和使用者所需求的会计信息含量各是多少，能否达到？这一切不能单靠臆断，而必须回到会计最基本的问题中来，那就是会计能够提供什么信息，这些信息的内涵和外延各有多广？关于这个问题，笔者认为必须从会计基本假设、会计对象方面，并结合会计目标来考察（这个思想部分起源于葛家澍，1996）。我们知道，会计信息的提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会计目标的定位，而会计目标具有主观见之于客观的特征，它的定位并非是任意的，而应该受到会计基本假设、会计对象的限制。我们不能要求会计提供本主体和其余竞争主体相比较的全部会计信息（尽管会计可以适当披露竞争对手的部分信息），除非会计主体假设不复存在；也不能要求会计提供完全按照公允价值编制的会计信息，至少现在还不能，除非会计基本假设之中的币值稳定不变假设得到更改并且会计对象完全定位于未来的价值增殖运动，而实际上，作为会计对象的价值增殖运动涵盖了过去、现在和未来三个时点（葛家澍，1996）。因此，要解决目前会计信息产权界定时产生的问题，笔者认为应该从重新探讨会计基本假设、会计目标和会计对象入手，研究新的会计环境（以信息化为主要特征）对现行财务会计模式引起的冲击，改进财务会计的确认、计量和报告模式，为会计信息的产权界定奠定基础，并借以优化会计信息产权界定的效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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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WattsandZimmerman：PositiveAccountingTheory,1986.

3.W.R.Scott，FinancialAccountingTheory，Prentice-Hall，Inc，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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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张军：《现代产权经济学》，上海三联出版社，1994。

6.葛家澍：《市场经济下会计基本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6。

7.葛家澍：《关于市场经济条件下会计理论与方法的若干基本观点》，《财会月刊》，1996年2—6期。

8.汪丁丁：《产权博弈》，《经济研究》1996年第10期。

信息权范文篇10

2002年4月1日，陈兴良向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起诉，诉称自己是《当代刑法新视界》等三部著作的著作权人，2001年12月在中国数字图书馆有限责任公司(下称数图公司)的网站上发现该作品被上载，读者付费后可以阅读并下载其作品，侵犯了权利人的信息网络传播权，并要求停止侵害、赔偿损失。

在庭审中数图公司一再表示，该公司基本上属于公益型事业，目前也正在投入资金开发版权保护系统，以便更好的保护权利人的利益，建立数字图书馆的目的是为了适应信息时代广大公众的需求。这是我国第一起与数字图书馆有关的著作权侵权案，其中的关键问题在于如何认识信息网络传播权。

二、国内外网络传输权的设定

(一)向公众传播权

1996年12月20日，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在日内瓦召开的会议上，通过了《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版权条约》(WCT)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表演和录音制品条约》(WPPT)。在WCT中第8条规定，文学和艺术作品的作者享有专有权，以授权将其作品以有线或无线的方式向公众传播，包括将其作品向公众提供，使公众的成员在其个人选定的地点和时间可以获得这些作品。WPPT第10条规定，表演者应当享有专有权，以授权通过有线或无线的方式向公众提供其录音制品，使该录音制品可为公众中的成员在其个人选定的地点和时间获得。从上述两个规定可以看出，比起伯尔尼公约，作者的权利已经有效地覆盖到网络空间。

1998年10月28日，美国制定《数字千年版权法案》(DMCA)，没有就数字化网络传输作出规定。美国知识产权小组对现行版权法下“发行权”赋予了新的含义，承认向公众传输作品属于发行，从而涵盖网络传输中著作权人的权利。日本在1997年6月10日通过的著作权法修正案，规定著作权人就其作品应享有授权公开传输的专有权。澳大利亚也提出了一个内容广泛的“向公众传输的权利”，既包括以任何通过接受装置观看或使用的方式向公众传播，也包括广播权和有线传播权。

(二)我国信息网络传播权的设定

我国1991年著作权法规定了著作权人的权利包括人身权和财产权，即发表权、署名权、修改权、保护作品完整权、使用权和获得报酬权，其中实施条例对这几种权利进行了详尽的解释。但囿于当时的法制背景以及社会现状，还存在许多不尽完善的地方，尤其是网络环境中著作权法再次受到挑战。判例法国家可以通过不断发生的判例赋予法律丰富的内涵，而我国在法律适用问题上基本还是严格遵守法律的规定。

1999年海淀区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庭审理的王蒙等六作家诉世纪互联通讯技术有限公司侵犯著作权案，对网络上登载著作权人的作品是否构成对著作权人权利的侵犯，进行了一定的探索。权利人的复制权是否包括将作品上网在网络界、司法界引起了很大的争论。法院在该案中认定，作品在国际互联网上进行传播，与著作权法意义上对作品的出版、发行、公开表演、播放等传播方式虽然有不同之处，但本质上都是为了实现作品向社会公众的传播使用，使观众或听众了解到作品的内容……被告作为网络服务商，其在国际互联网上对原告的作品进行传播，是一种未经著作权人许可的侵权行为。六作家案是互联网时代知识产权保护的有益探讨，衡平了作者、社会公众和网络服务商的利益分配，对复制权的含义有所丰富。虽然也提出网络传输属于著作权人使用作品的方式之一的初步设想，但在没有相关法律条款的规定下，只能根据著作权法的立法精神和互联网自由开放的原则进行利益分配。

2000年12月20日，最高人民法院了《关于审理涉及计算机网络著作权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下称解释)。该解释第三条规定：已在报刊上刊登或者网络上传播的作品，除著作权声明或者上载该作品的网络服务提供者受著作权人的委托声明不得转载、摘编的以外，网站予以转载、摘编并按有关规定支付报酬、注明出处的，不构成侵权。但网站转载、摘编作品超过有关报刊转载作品的范围的，应当认定为侵权。著作权法第三十二条第二款规定：作品刊登后，除著作权人声明不得转载、摘编的外，其他报刊可以转载或者作为文摘、资料刊登，但应当按照规定向著作权人支付报酬。从中可以看出，解释赋予了网站与报刊转载、摘编的法定许可权，是侵权诉讼中被告减轻责任的一个有利依据，但对于利益平衡的另一方即著作权人和作品则施加了一定的限制。

2001年10月27日，我国著作权法进行修订，著作权人的权利内容有了很大程度的扩充，最重要的就是明确规定了信息网络传播权，即以有线或者无线方式向公众提供作品，使公众可以在其个人选定的时间和地点获得作品的权利。从法律上明确界定了网络传输、复制权、发行权、表演权等权利之间的交叉，规定了网络传输属于著作权人使用作品的方式之一，也是其享有的专有权利之一。

三、关于作品的合理使用

伯尔尼公约第9条第2款规定，本联盟各成员国可自行在立法中准许在某些特殊情况下复制有关作品，只要这种复制与作品的正常利用不相冲突，也不致不合理地损害作者的合法权益。这一规定充分给予成员国权力来自行划定合理使用的范畴。作为保护文学艺术作品不断繁荣创新的著作权法离不开国家的整个文明进步，公共政策是权利平衡中一个很重要的调节因素。这也正是如此多的国家加入公约的诱因。

美国知识产权工作小组在报告中指出，图书馆为保存资料目的可以将作品做数字化复制等，图书馆对作品做三个数字化形式的复制品，在同一个时间使用不得超过一个。在数字图书馆版权保护体系中，以国会图书馆为代表的许多图书馆都把网上书刊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已经超过版权保护期的作品，可以全文上网供读者在线阅读，另一部分是仍在版权保护期内尚未进入公有领域的作品，在征求著作权人同意并支付稿酬之前，只有书目、图书简介及相关书评可以上网供公众阅览。如果读者想进一步了解图书的内容则需要到图书馆按传统办法借阅。

我国法律规定合理使用的情形有：个人学习使用、介绍评论、时事报道、教学目的、执行公务、免费表演等情形。其中明确指出，图书馆、档案馆、纪念馆、博物馆、美术馆等为陈列或者保存版本的需要，复制本馆收藏的作品属于合理使用。

四、关于作品使用的法定许可

需要海量信息的网络界，如何才能找到适合自己生存的方向?法定许可是否成为惟一的筹码?即使用作品可以不经权利人的许可，但应当按照规定向著作权人支付报酬(权利人声明不得使用的除外)。著作权法中对图书报刊的转载或者作为文摘、资料刊登，录音制作者使用他人合法录制为录音制品的音乐作品制作录音制品，广播电台、电视台播放已经出版的录音制品，都可以适用法定许可的条款(权利人声明不得使用的除外)。伯尔尼公约要求传播他人作品必须得到著作权人的授权许可，我国著作权法所规定的法定许可情形不适用于外国作品和外国著作权人，即使用时上述作品仍须征得同意并支付报酬。我国著作权法规定这几种法定许可的情况是充分考虑了这些媒体在进行正常运转时的特殊情况。法定许可针对的虽然都是已经公开发表的作品，但如果要求这些媒体必须在一一征得权利人许可的基础上才能使用，必然会造成信息的迟延，加大社会交易成本，不利于大家更为广泛的掌握新闻动向。报纸、电台、电视台这些媒体的大力宣传，使我们方便及时地了解社会最新的动态，可以说，大量的宣传报道已经深入我们生活，也极大的丰富和改变了我们的生活，基本上吻合了著作权法规定的本意。

从整个社会运行的角度看，网络作为信息时代的第四媒体，从诞生之初就深深透着媒体的共性，还带有更浓厚的独有的特性。通过网络交流，几乎可以达到一种完全置身于网络空间的状态。但是我们不能忽视，无论是著作权法或者解释，对网站摘编、转载都有一定量的限制，它所适应的范围和报刊杂志一样。对比王蒙六作家案和数图公司侵犯著作权案，不难看出，网站将权利人的整部著作复制上网，显然已超出了合理的范围，超乎一定程度的量变也必然造成对规定初衷的违背。图书出版有专有出版权的限制，网站整部作品的使用将不仅仅涉及著作权人利益，还要涉及与著作权人签订专有出版合同的第三方，也必将与作品的正常利用相冲突。

在陈兴良诉数图公司侵犯信息网络传播权一案中，焦点是擅自将作品登载在网上并允许读者有偿下载使用的行为是否正当合法?权利人有无权利受到限制的情形存在?即法律规定的合理使用范畴内，他人可以不经权利人许可使用该作品，也不必支付报酬。将作品登载于网上有无法定许可等其他免责情形?一般来说，如没有合理的抗辩理由，没有法律规定的除外条款，侵权者就只得承担侵权责任。

著作权法规定了信息网络传播权，一方面赋予著作权人可以许可他人在网上使用其作品，同时赋予著作权人有禁止他人未经许可使用的权利。这样看来，在陈兴良诉数图公司一案中主张权利的主体是适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