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诉讼范文10篇

新闻诉讼范文篇1

甘惜分在《新闻学大辞典》中这样界定，新闻真实是“新闻报道反映客观事实的准确度。真实性是新闻报道的基本原则。新闻报道是客观事实在记者头脑中的反映，主体与客观必须一致，否则就是对客观事物的歪曲”。①童兵指出，新闻传播的真实，就是指新闻报道与所反映的客观现实的相符合程度。②

可见，从本质上讲，新闻就是人们对客观世界的一种认识，而新闻真实讲的就是主观与客观的符合问题，符合便真实，不符合便不真实。符合度越高，便越真实，越低则越不真实。新闻真实不同于文学真实、历史真实、科学真实等其他类型的真实，它是在新闻专业主义下的真实。这种真实及其程度受到社会环境、新闻事件本身的复杂程度、新闻从业者个人认知水平等因素的综合影响。具体说来，新闻界普遍认为，为确保新闻报道真实应达到以下三个要求：一是具体事实真实准确，即时间、地点、人物等新闻信息要素、所引用的材料、背景资料等都要力求真实；二是应做到概括真实，即应反映事物的整体面貌；三是应力求本质真实，即新闻报道应当尽可能地透过现象，将事物的本质呈现出来。

而所谓新闻诉讼，是指新闻媒体因已刊出的具体新闻报道而引发的新闻侵权官司。新闻诉讼中的“新闻真实”，特指具体新闻报道的真实，即已刊出的具体新闻报道与客观事实之间的符合度。③

二、司法界对新闻真实的判定

目前我国与新闻诉讼密切相关的法律规定主要有1993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和1998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前者有关新闻真实的规定有四处，后者有两处。其中关键词是新闻报道内容的“基本真实（属实）”、“基本内容失实”、“主要内容失实”、“严重失实”、有无“侮辱他人人格的内容”等。从这些规定中不难发现，新闻报道是否真实是司法界在处理与新闻媒体有关的侵权纠纷时考虑的重要因素之一。综合分析典型新闻诉讼案例，可以看出，司法界在处理新闻诉讼时有关新闻真实的考量标准集中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有没有”——新闻报道的事实有没有发生？

新中国第一起因新闻作品引起的诽谤案件就是一例典型。1985年，沈涯夫、牟春霖在上海《民主与法制》上发表《二十年“疯女”之谜》一文，称杜融为达到从武汉调到上海工作的目的，采取哄骗、殴打等手段，诱逼妻子狄振智装疯，两次将狄振智送入精神病院。事实是狄振智确实有精神病，杜融的工作调动本属正常调动。沈涯夫、牟春霖因捏造事实被判构成诽谤罪，分别被判处剥夺政治权利一年六个月和一年。该案的关键是狄振智是否有精神病患史。法院经调查后认为，狄振智确有精神病患史，新闻报道中所谓杜融骗妻装疯、逼妻装疯没有“任何事实根据”，认定该文“内容纯属捏造”。

在2004年《中国改革》杂志与广州市华侨房屋开发公司纠纷案中，《中国改革》能够胜诉的关键是该社发表的《谁在分“肥”》一文确属记者调查得出，新闻报道内容确实存在，有事实根据。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认为，界定新闻报道内容是否严重失实，应依其所报道的内容是否有可合理相信为事实的证据为依据。《中国改革》杂志发表的《谁在“分肥”》一文，其主要内容并非凭空捏造，所反映的问题基本属实。也就是说，正如该文所述，原告在国企改革中确实存在国有资产流失和职工安置问题，文中主要内容并非作者凭空捏造。

通过这两个例子不难看出，法院在处理新闻诉讼时首要考虑的因素是新闻报道中的事实是否存在？如果不存在，确系凭空捏造，那么毫无疑问即为失实；如果主要内容存在、属实，且在描述上没有侮辱之词，就不被视为侵权。

第二，“准不准”——新闻报道的事实是否准确？

不少新闻诉讼中，媒体的败诉则是因为虽有事实依据，但是对该事实的报道不够准确，在“准不准”上出了问题。《家庭与生活报》关于明星刘晓庆偷税问题的报道《大明星偷漏税百万元》称刘晓庆近年来偷漏税上百万元。而后来法院经调查后认为，刘晓庆虽有偷漏税行为，但文中披露的数额与能够查实的数额差距太大，已查实的数额是1万元，性质是触犯税法的违法行为，应受追缴、罚款等行政处罚。而报道所提的偷漏税款百万元，则属应受刑罚处罚的犯罪行为。据此法院判定该报道失实。由此看来，尽管法院认定刘晓庆的偷税行为确实存在，在“有没有”上没有问题，但是该报道不够准确，夸大了事实，而导致败诉。

三、新闻界对新闻诉讼中新闻真实的误解

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不难看出，司法界对新闻真实的判定和新闻理论界有相同之处。但是，与对新闻真实的理论追求相比，新闻界对新闻诉讼中新闻真实的考察则宽容得多。部分研究人员在这个问题上对新闻学专业背景的远离也令人遗憾。1．将“消息来源”作为辩护理由

有研究者认为，新闻报道只要有消息来源，那么便可视为是真实的，他们称之为“来源真实”或是“依据真实”。来源真实是指新闻报道的消息来源确实存在，包括有明确的当事人提供信息，转引自其他媒体的报道以及记者亲身采访调查所得的资料等。媒体只要证明他们确实获得了这样的信息，不必证明这些信息本身真实与否。并且主张，“来源真实”足以证明“新闻真实”，法院就是根据报道的“来源真实”而认定“新闻真实”，进而认定“法律真实”。④

在具体的新闻案例中，也有媒体把有消息来源作为辩护理由。四川兴运实业（成都）有限公司诉北京周林频谱总公司、黑龙江法制报社、中国卫生信息报社侵犯名誉权案中，两涉案媒体仅仅依据周林频谱总公司的一面之辞，就发表文章说兴运公司剽窃周林频谱总公司的科研成果，对其专利构成侵权，结果与兴运公司并未侵害专利权的事实不符。而两报社在法庭上辩称：该报道系据北京周林公司提供的信息所写，他们没有侵权。成都市武侯区法院认为，两报社对周林公司提供的情况和观点未进行核实，亦未在文章中同时发表兴运公司的不同观点，导致文章明显失去真实性、客观性、公正性。被告不服判决最终上诉至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的终审判决认为，涉诉新闻的写法“缺乏事实和法律根据”。媒体不仅没有赢得诉讼，反而被改判成为主要责任体。

媒体没有司法权力，加上新闻工作本身的规律，新闻工作者不可能做到绝对意义上的客观真实。但是，每一位新闻工作者都应尽力追求事实的真相，在新闻线索面前，新闻从业者有义务对其真实程度进行求证。新闻界“以狭义的消息来源作为真实的审查判断对象”⑤与司法界的判定标准存在着差距，这可以说是新闻界对新闻诉讼中新闻真实的最大误解。

2．以文责自负推卸核实之责

不少媒体在新闻诉讼发生后以“文责自负”为由，认为不用负担对新闻真实性的审核之责。甚至有人提出将“文责自负”作为媒体摆脱尴尬局面的一种方法，认为必须实行文责自负。即言论主体作为独立民事行为能力人对自己的言论真实性负完全责任，而使媒体对其言论失实免责，并表示这种做法能减少报道失实的频率。⑥

笔者以为，虽然让媒体做到与客观事实完全相符有些强人所难，但鉴于媒体的强大影响力，媒体对消息来源必须负有审核之责。这不仅仅涉及新闻诉讼时的法律问题，更是新闻从业者的职业道德问题。《联合国国际新闻道德信条草案》的第一条就是：报业及所有其它新闻媒介的工作人员，应尽一切努力，确保公众所接受的信息绝对正确。他们应当尽可能查证所有的消息内容，不应任意曲解事实，也不应故意删除任何重要内容。⑦在我国，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法（民）复（1998）11号批复，报刊社对准备发表的稿件应负责审查核实。由此看来，对新闻真实性进行核实不仅仅是新闻理论界着重强调的问题，更是法律赋予我们的义务。

3．以舆论监督为借口

有人认为，为了及时有效地监督不合法或不合理的事件、现象，应该允许新闻报道出错。富士康事件就是一个很能说明问题的例子。尽管这一2006年最引人注目的“新闻官司”，从3000万元到1元再到双方善意的和解，最终并没有真正走上法庭，但媒体在此过程中表现出来的亢奋很能说明问题。在事实真相未明之前，新闻界的看法可以总结为一句话：现在的新闻舆论监督没法做了！而对于事实真相，大家并不关心。等到双方和解之后，大家才恍然大悟，方将目光集中于“事实的真相究竟是怎样的”。⑧尽管双方和解的最终原因我们无从知晓，但《第一财经日报》总编辑秦朔在《为什么是和解，还有歉意》一文中说的“我们也有瑕疵”、“报道略有夸张”两句话，让我们能感觉到其中的微妙。而《南方周末》记者傅剑锋在调查整个事件后指出，《第一财经日报》仅凭QQ就与自称是富士康员工的某男子联系，并且没有进行实际调查，因而进行了“一个完全丧失基本新闻规范的报道”。如果双方对簿公堂，《第一财经日报》“必输无疑”。⑨

媒体有舆论监督的权利和义务不假，但这不能成为新闻失实的借口。新闻真实应该是有效进行舆论监督的前提和基础。⑩尤其在我国目前的社会环境与舆论环境下，对媒体进行舆论监督的新闻真实性要求应该更高，否则，媒体就极容易走上被告席。

4．认为法律真实高于新闻真实

法律真实是指公检法机关在诉讼证明过程中，运用证据对案件事实的认定，它应当符合实体法和程序法的有关规定；而新闻真实是指新闻报道必须如实反映事物的原貌。两种真实都来源于客观真实——客观事物的本来面目。有关新闻真实与法律真实的关系，有学者指出，新闻真实具有局限性、时效性、相对性的特点，不可避免地与法律真实产生冲突。法律真实是可以通过证据证明的真实，更接近于客观真实，因而高于新闻真实。11还有人反对新闻真实在本质上是认识论范畴，认为新闻真实包含客观真实和法律意义上的真实两层含义，指出新闻不能仅仅停留在客观真实这个层面上，而要上升到法律意义上的真实层面。12法律真实高于新闻真实的观点，经不起推敲。在此，首先应该明确，此处所讲的新闻真实应该是新闻诉讼中的新闻真实，是新闻真实在新闻诉讼中的界定问题。其次，要注意区分胜诉与新闻真实两个概念，不能简单地以为媒体赢得官司就等于新闻真实了。在新闻侵权诉讼中，司法界在新闻真实方面更多考虑的是“基本真实”、“主要内容属实”等。很显然，这种考虑离新闻规范中所要求的真实还很远。求真，无限地接近客观事实，应当成为新闻工作者不懈追求的永恒目标。

四、结语

一方面真实被新闻界称为“生命”；另一方面，失实新闻却大行其道。不论是学界还是业界，对虚假新闻的深恶痛绝和对新闻真实的强烈呼吁，可以说从来都没有停止过。我们认为，新闻诉讼中的新闻真实，首先是一个新闻理论范畴中的问题，然后才是在法律范畴上的界定问题。也就是说，新闻真实必须奠基在新闻专业主义标准之上。脱离了新闻专业主义的背景，仅仅强调司法界为新闻舆论监督提供更宽松的环境，或强调在具体的新闻报道中如何搜集证据，避免侵权，都难免有肤浅之嫌。为避免走上被告席，从新闻界自身来讲，亟需消除对新闻诉讼中新闻真实的误解，树立正确的新闻真实观，明确客观报道、平衡报道的重要性。新闻真实问题，实际上更是新闻职业道德问题，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到我国的新闻规范制度亟待建立与完善。

注释

于海：《西方社会思想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36页。

文扬：《互联网时代的华文媒介》，/news/2005/2005-09-06/8/621852.shtml。

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125页。

陈丽平：《“公共领域”在传媒时代存在的可能性》，《当代传播》2006年第4期。

罗艳：《网络时代的多元化公共领域》，《青年记者》2007年第10期。

Wahl-Jorgensen，KarinandGalperin，Hernan2000“DiscourseEthicsandtheRegulationofMedia:TheCaseoftheU.S.Newspaper。”JournalofCommunicationInquiry24(1)，19-40。

郭玉锦、王欢:《网上公共领域》，《北京邮电大学学报》2005年第3期。

付建明：《论哈贝马斯市民社会论域中的公共领域》，《四川行政学院学报》2007年第1期。

张德明：《当代中国文化批评与公共话语空间的构建》，/show.php?id=6601。

陈剩勇，杜洁：《互联网公共论坛与协商民主：现状、问题和对策》，《学术界》2005年第5期。

敬海新：《在理想和现实之间——当前我国公共领域理论基本问题研究》，《重庆社会科学》2007年第2期。

新闻诉讼范文篇2

甘惜分在《新闻学大辞典》中这样界定，新闻真实是“新闻报道反映客观事实的准确度。真实性是新闻报道的基本原则。新闻报道是客观事实在记者头脑中的反映，主体与客观必须一致，否则就是对客观事物的歪曲”。①童兵指出，新闻传播的真实，就是指新闻报道与所反映的客观现实的相符合程度。②

可见，从本质上讲，新闻就是人们对客观世界的一种认识，而新闻真实讲的就是主观与客观的符合问题，符合便真实，不符合便不真实。符合度越高，便越真实，越低则越不真实。新闻真实不同于文学真实、历史真实、科学真实等其他类型的真实，它是在新闻专业主义下的真实。这种真实及其程度受到社会环境、新闻事件本身的复杂程度、新闻从业者个人认知水平等因素的综合影响。具体说来，新闻界普遍认为，为确保新闻报道真实应达到以下三个要求：一是具体事实真实准确，即时间、地点、人物等新闻信息要素、所引用的材料、背景资料等都要力求真实；二是应做到概括真实，即应反映事物的整体面貌；三是应力求本质真实，即新闻报道应当尽可能地透过现象，将事物的本质呈现出来。

而所谓新闻诉讼，是指新闻媒体因已刊出的具体新闻报道而引发的新闻侵权官司。新闻诉讼中的“新闻真实”，特指具体新闻报道的真实，即已刊出的具体新闻报道与客观事实之间的符合度。③

二、司法界对新闻真实的判定

目前我国与新闻诉讼密切相关的法律规定主要有1993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和1998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前者有关新闻真实的规定有四处，后者有两处。其中关键词是新闻报道内容的“基本真实（属实）”、“基本内容失实”、“主要内容失实”、“严重失实”、有无“侮辱他人人格的内容”等。从这些规定中不难发现，新闻报道是否真实是司法界在处理与新闻媒体有关的侵权纠纷时考虑的重要因素之一。综合分析典型新闻诉讼案例，可以看出，司法界在处理新闻诉讼时有关新闻真实的考量标准集中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有没有”——新闻报道的事实有没有发生？

新中国第一起因新闻作品引起的诽谤案件就是一例典型。1985年，沈涯夫、牟春霖在上海《民主与法制》上发表《二十年“疯女”之谜》一文，称杜融为达到从武汉调到上海工作的目的，采取哄骗、殴打等手段，诱逼妻子狄振智装疯，两次将狄振智送入精神病院。事实是狄振智确实有精神病，杜融的工作调动本属正常调动。沈涯夫、牟春霖因捏造事实被判构成诽谤罪，分别被判处剥夺政治权利一年六个月和一年。该案的关键是狄振智是否有精神病患史。法院经调查后认为，狄振智确有精神病患史，新闻报道中所谓杜融骗妻装疯、逼妻装疯没有“任何事实根据”，认定该文“内容纯属捏造”。

在2004年《中国改革》杂志与广州市华侨房屋开发公司纠纷案中，《中国改革》能够胜诉的关键是该社发表的《谁在分“肥”》一文确属记者调查得出，新闻报道内容确实存在，有事实根据。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认为，界定新闻报道内容是否严重失实，应依其所报道的内容是否有可合理相信为事实的证据为依据。《中国改革》杂志发表的《谁在“分肥”》一文，其主要内容并非凭空捏造，所反映的问题基本属实。也就是说，正如该文所述，原告在国企改革中确实存在国有资产流失和职工安置问题，文中主要内容并非作者凭空捏造。

通过这两个例子不难看出，法院在处理新闻诉讼时首要考虑的因素是新闻报道中的事实是否存在？如果不存在，确系凭空捏造，那么毫无疑问即为失实；如果主要内容存在、属实，且在描述上没有侮辱之词，就不被视为侵权。

第二，“准不准”——新闻报道的事实是否准确？

不少新闻诉讼中，媒体的败诉则是因为虽有事实依据，但是对该事实的报道不够准确，在“准不准”上出了问题。《家庭与生活报》关于明星刘晓庆偷税问题的报道《大明星偷漏税百万元》称刘晓庆近年来偷漏税上百万元。而后来法院经调查后认为，刘晓庆虽有偷漏税行为，但文中披露的数额与能够查实的数额差距太大，已查实的数额是1万元，性质是触犯税法的违法行为，应受追缴、罚款等行政处罚。而报道所提的偷漏税款百万元，则属应受刑罚处罚的犯罪行为。据此法院判定该报道失实。由此看来，尽管法院认定刘晓庆的偷税行为确实存在，在“有没有”上没有问题，但是该报道不够准确，夸大了事实，而导致败诉。

三、新闻界对新闻诉讼中新闻真实的误解

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不难看出，司法界对新闻真实的判定和新闻理论界有相同之处。但是，与对新闻真实的理论追求相比，新闻界对新闻诉讼中新闻真实的考察则宽容得多。部分研究人员在这个问题上对新闻学专业背景的远离也令人遗憾。

1．将“消息来源”作为辩护理由

有研究者认为，新闻报道只要有消息来源，那么便可视为是真实的，他们称之为“来源真实”或是“依据真实”。来源真实是指新闻报道的消息来源确实存在，包括有明确的当事人提供信息，转引自其他媒体的报道以及记者亲身采访调查所得的资料等。媒体只要证明他们确实获得了这样的信息，不必证明这些信息本身真实与否。并且主张，“来源真实”足以证明“新闻真实”，法院就是根据报道的“来源真实”而认定“新闻真实”，进而认定“法律真实”。④

在具体的新闻案例中，也有媒体把有消息来源作为辩护理由。四川兴运实业（成都）有限公司诉北京周林频谱总公司、黑龙江法制报社、中国卫生信息报社侵犯名誉权案中，两涉案媒体仅仅依据周林频谱总公司的一面之辞，就发表文章说兴运公司剽窃周林频谱总公司的科研成果，对其专利构成侵权，结果与兴运公司并未侵害专利权的事实不符。而两报社在法庭上辩称：该报道系据北京周林公司提供的信息所写，他们没有侵权。成都市武侯区法院认为，两报社对周林公司提供的情况和观点未进行核实，亦未在文章中同时发表兴运公司的不同观点，导致文章明显失去真实性、客观性、公正性。被告不服判决最终上诉至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的终审判决认为，涉诉新闻的写法“缺乏事实和法律根据”。媒体不仅没有赢得诉讼，反而被改判成为主要责任体。

媒体没有司法权力，加上新闻工作本身的规律，新闻工作者不可能做到绝对意义上的客观真实。但是，每一位新闻工作者都应尽力追求事实的真相，在新闻线索面前，新闻从业者有义务对其真实程度进行求证。新闻界“以狭义的消息来源作为真实的审查判断对象”⑤与司法界的判定标准存在着差距，这可以说是新闻界对新闻诉讼中新闻真实的最大误解。

2．以文责自负推卸核实之责

不少媒体在新闻诉讼发生后以“文责自负”为由，认为不用负担对新闻真实性的审核之责。甚至有人提出将“文责自负”作为媒体摆脱尴尬局面的一种方法，认为必须实行文责自负。即言论主体作为独立民事行为能力人对自己的言论真实性负完全责任，而使媒体对其言论失实免责，并表示这种做法能减少报道失实的频率。⑥

笔者以为，虽然让媒体做到与客观事实完全相符有些强人所难，但鉴于媒体的强大影响力，媒体对消息来源必须负有审核之责。这不仅仅涉及新闻诉讼时的法律问题，更是新闻从业者的职业道德问题。《联合国国际新闻道德信条草案》的第一条就是：报业及所有其它新闻媒介的工作人员，应尽一切努力，确保公众所接受的信息绝对正确。他们应当尽可能查证所有的消息内容，不应任意曲解事实，也不应故意删除任何重要内容。⑦在我国，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法（民）复（1998）11号批复，报刊社对准备发表的稿件应负责审查核实。由此看来，对新闻真实性进行核实不仅仅是新闻理论界着重强调的问题，更是法律赋予我们的义务。

3．以舆论监督为借口

有人认为，为了及时有效地监督不合法或不合理的事件、现象，应该允许新闻报道出错。富士康事件就是一个很能说明问题的例子。尽管这一2006年最引人注目的“新闻官司”，从3000万元到1元再到双方善意的和解，最终并没有真正走上法庭，但媒体在此过程中表现出来的亢奋很能说明问题。在事实真相未明之前，新闻界的看法可以总结为一句话：现在的新闻舆论监督没法做了！而对于事实真相，大家并不关心。等到双方和解之后，大家才恍然大悟，方将目光集中于“事实的真相究竟是怎样的”。⑧尽管双方和解的最终原因我们无从知晓，但《第一财经日报》总编辑秦朔在《为什么是和解，还有歉意》一文中说的“我们也有瑕疵”、“报道略有夸张”两句话，让我们能感觉到其中的微妙。而《南方周末》记者傅剑锋在调查整个事件后指出，《第一财经日报》仅凭QQ就与自称是富士康员工的某男子联系，并且没有进行实际调查，因而进行了“一个完全丧失基本新闻规范的报道”。如果双方对簿公堂，《第一财经日报》“必输无疑”。⑨

媒体有舆论监督的权利和义务不假，但这不能成为新闻失实的借口。新闻真实应该是有效进行舆论监督的前提和基础。⑩尤其在我国目前的社会环境与舆论环境下，对媒体进行舆论监督的新闻真实性要求应该更高，否则，媒体就极容易走上被告席。

4．认为法律真实高于新闻真实

法律真实是指公检法机关在诉讼证明过程中，运用证据对案件事实的认定，它应当符合实体法和程序法的有关规定；而新闻真实是指新闻报道必须如实反映事物的原貌。两种真实都来源于客观真实——客观事物的本来面目。有关新闻真实与法律真实的关系，有学者指出，新闻真实具有局限性、时效性、相对性的特点，不可避免地与法律真实产生冲突。法律真实是可以通过证据证明的真实，更接近于客观真实，因而高于新闻真实。11还有人反对新闻真实在本质上是认识论范畴，认为新闻真实包含客观真实和法律意义上的真实两层含义，指出新闻不能仅仅停留在客观真实这个层面上，而要上升到法律意义上的真实层面。12法律真实高于新闻真实的观点，经不起推敲。在此，首先应该明确，此处所讲的新闻真实应该是新闻诉讼中的新闻真实，是新闻真实在新闻诉讼中的界定问题。其次，要注意区分胜诉与新闻真实两个概念，不能简单地以为媒体赢得官司就等于新闻真实了。在新闻侵权诉讼中，司法界在新闻真实方面更多考虑的是“基本真实”、“主要内容属实”等。很显然，这种考虑离新闻规范中所要求的真实还很远。求真，无限地接近客观事实，应当成为新闻工作者不懈追求的永恒目标。

四、结语

一方面真实被新闻界称为“生命”；另一方面，失实新闻却大行其道。不论是学界还是业界，对虚假新闻的深恶痛绝和对新闻真实的强烈呼吁，可以说从来都没有停止过。我们认为，新闻诉讼中的新闻真实，首先是一个新闻理论范畴中的问题，然后才是在法律范畴上的界定问题。也就是说，新闻真实必须奠基在新闻专业主义标准之上。脱离了新闻专业主义的背景，仅仅强调司法界为新闻舆论监督提供更宽松的环境，或强调在具体的新闻报道中如何搜集证据，避免侵权，都难免有肤浅之嫌。为避免走上被告席，从新闻界自身来讲，亟需消除对新闻诉讼中新闻真实的误解，树立正确的新闻真实观，明确客观报道、平衡报道的重要性。新闻真实问题，实际上更是新闻职业道德问题，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到我国的新闻规范制度亟待建立与完善。

注释

于海：《西方社会思想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36页。

文扬：《互联网时代的华文媒介》，/news/2005/2005-09-06/8/621852.shtml。

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125页。

陈丽平：《“公共领域”在传媒时代存在的可能性》，《当代传播》2006年第4期。

罗艳：《网络时代的多元化公共领域》，《青年记者》2007年第10期。

Wahl-Jorgensen，KarinandGalperin，Hernan2000“DiscourseEthicsandtheRegulationofMedia:TheCaseoftheU.S.Newspaper。”JournalofCommunicationInquiry24(1)，19-40。

郭玉锦、王欢:《网上公共领域》，《北京邮电大学学报》2005年第3期。

付建明：《论哈贝马斯市民社会论域中的公共领域》，《四川行政学院学报》2007年第1期。

张德明：《当代中国文化批评与公共话语空间的构建》，/show.php?id=6601。

陈剩勇，杜洁：《互联网公共论坛与协商民主：现状、问题和对策》，《学术界》2005年第5期。

敬海新：《在理想和现实之间——当前我国公共领域理论基本问题研究》，《重庆社会科学》2007年第2期。

新闻诉讼范文篇3

民事诉讼法

在各类网络侵权案件中，如何确定侵权行为地现在成为一个问题。建议稿规定网络侵权案件，可以由实施被诉侵权行为的网络服务器、计算机终端等设备所在地法院管辖。

侵害他人人格权的，也可以由被侵权人的住所地法院管辖。

近年来各类新闻侵权案件频繁发生，原告往往对侵权行为结果地做扩大理解，认为媒体传播之处都是侵权结果地。为此，建议稿规定出版物、电视台、广播电台等侵害他人名誉权、荣誉权、肖像权等人格权的，可以由出版物的发行地、电视广播节目的制作地、电视广播节目信号发射地、被侵权人的住所地法院管辖。

新闻诉讼范文篇4

[关键词]新闻侵权/损害赔偿/激冷效应/英美法

在英美两国新闻侵权案件中,损害赔偿是对受害人予以救济的最主要、最常见的手段。本文拟对英美新闻侵权损害赔偿的类型、数额、责任的减轻等诸问题作一简要分析,以期对当下我国大量涌现的新闻侵权案件的处理有些许借鉴意义。

一、损害赔偿的类型

英美法中多将损害赔偿区分为补偿性损害赔偿（compensatorydamages）与非补偿性损害赔偿（non-compensatorydamages）。前者可进一步划分为一般损害赔偿（generaldamages）与特殊损害赔偿（specialdamages）,后者具体又包含象征性损害赔偿（nominaldamages）、蔑视损害赔偿（contemptuousdamages）、惩罚性损害赔偿（punitiveorexemplarydamages）等几种不同的形式[1]。其中,新闻侵权案件中所涉及的主要是一般损害赔偿、特殊损害赔偿与惩罚性损害赔偿三种类型。

1.一般损害赔偿

一般损害赔偿针对的是“那些主张权利时既不能精确计算也不能实际证明因而只能以一个总额加以赔偿的损失”[2]。一般损害赔偿的具体数额无须原告予以证明,而是由法庭根据损害程度等因素自行加以确定。

新闻侵权的客体一般是名誉权、隐私权等非物质性人格权,对他人造成的损害主要是羞耻、尴尬、愤怒、悲伤、恐惧、焦虑、抑郁等精神痛苦,这些损害显然无法以金钱进行准确计算,自然属于一般损害赔偿的对象。

尚须指出的是,在某些特定情形下,当事人所遭受的财产损失同样可以主张一般损害赔偿。例如,英美法认为法人与自然人属性不同,不可能要求赔偿所谓的精神损失,但对于新闻报道所造成的那些无法量化的经济损失（unquantifiableloss）,法人也可以要求一般损害赔偿[3]。

2.特殊损害赔偿

特殊损害赔偿与一般损害赔偿相对,它是对原告所遭受的可以量化的金钱损失的赔偿。例如,由于被告的新闻报道,原告与他人的一份买卖合同被解除或者原告被所在公司解雇等,这些均属于可以量化的金钱损失,原告有权要求特殊损害赔偿。根据英美两国的诉讼规则,原告若要主张特殊损害赔偿,必须在诉讼中特别指明,并予以证明。

考虑到新闻侵权的客体以非物质性人格权为主,实际案件中原告很少会主张特殊损害赔偿,即使提出此类主张,其数额计算也相对简单。英美学者据此多认为相对于一般损害赔偿,特殊损害赔偿在新闻侵权案件中较为简单、次要[4]。

3.惩罚性损害赔偿

惩罚性损害赔偿是指法庭作出的赔偿数额超出实际的损害数额的赔偿。一般损害赔偿与特殊损害赔偿均是主要着眼于填补受害人所受损害,而惩罚性损害赔偿的目的更多地是惩罚被告的不正[5]当行为,警戒其他人勿犯类似错误。在决定适用惩罚性损害赔偿之时,不是或主要不是以原告的有形或无形损害为根据[6],而是通常会综合考虑被告实施违法行为的方法、被告的过失程度、被告获取的利益、原告的损害等多种因素。正因为如此,惩罚性损害赔偿被认为是最为主观、最无法预期的一种损害赔偿[7]。

惩罚性损害赔偿一般数额较大,对原告而言,它是一笔意外之财,对于被告而言,则是意味着遭受了刑法之外的惩罚[8]。惩罚性损害赔偿的正当性一直饱受质疑,不断遭到诸如“违反民事责任的补偿性原则”、“使受害人不当得利”、“计算标准太过主观,且无法预期”之类的指责。英国的Neill委员会和Faulks委员会都在报告中建议废除新闻侵权中的惩罚性损害赔偿[9]。在美国,马萨诸塞州、密歇根州、新罕布什尔州、俄勒冈州、华盛顿等五个州也明确禁止在诽谤案件中适用惩罚性损害赔偿[10]。

不过,当前司法界的主流意见不是彻底废除惩罚性损害赔偿,而是对其适用设置为较严格的条件。英国法认为在新闻侵权案件中判定惩罚性损害赔偿应满足两个条件:一是被告在主观上明知会发生损害后果,或者放任损害后果的发生；二是被告企图通过实施该行为获取更多的经济利益,具体而言,是指被告预计该行为的所得会超过其可能承担的赔偿责任[11]。在美国,依据最高法院在Gertz诉Welch一案中所确立的规则,只有证明新闻媒体存在实际恶意（actualmalice）时,才有可能判处惩罚性损害赔偿[12]。而所谓实际恶意一般理解为行为人在主观上的故意。

二、损害赔偿的数额

1.屡见不鲜的巨额赔偿

在一般损害赔偿、特殊损害赔偿和惩罚性损害赔偿三者中,只有特殊损害赔偿在数额计算上较为客观,而一般损害赔偿和惩罚性损害赔偿的数额都依赖于法庭（法官、陪审团）的自由裁量或者说是其主观估算。由此也决定了新闻侵权案件中损害赔偿的数额具有很强的不确定性。

各个新闻侵权案件中损害赔偿的数额差别很大,但总体而言,英美国家新闻侵权损害赔偿的数额显得过高,有些漫无边际的赔偿让人瞠目结舌,原告经常获得与其所遭受的损失明显不相称的赔偿。例如,由于《TheFace》杂志发文声称流行歌星JasonDonovan是骗子和伪君子,JasonDonovan最终获得了20万英镑的赔偿。还比如,由于前妻声称足球运动员GraemeSouness是一个被牢牢套住的“脏老鼠”,法庭判定GraemeSouness获得75万英镑的赔偿[13]。

美国新闻侵权案件中的巨额赔偿更是屡见不鲜,赔偿金动辄就是数百万美元,有时甚至高达几亿美元。1996年,在一起针对美国广播公司的诽谤诉讼中,陪审团判给大西洋银行金融公司及其首席执行官1000万美元赔偿金。1997年,由于发表在《华尔街日报》上的一篇文章,得克萨斯州的一个陪审团判给债券经纪人公司MMAR集团2.227亿美元赔偿金[14]。2003年,在一起诽谤诉讼中法院判决被告向好莱坞影响汤姆·克鲁斯支付1000万美元的赔偿金[15]。根据美国“诽谤应诉资源中心”的研究,1990—1991年,有6起诽谤案件法院判决媒体支付超过1000万美元的赔偿金,1996年诽谤案件（以及与此有关的案件）的平均赔偿额是280万美元[16],而2000年这一数字上升到560万美元[17]。

2.随之而来的激冷效应

巨额损害赔偿金使新闻媒体不堪重负,尤其是对那些规模较小的媒体来说,一起新闻侵权诉讼的花费极有可能使它们陷入濒临破产的境地。例如,20世纪80年代,一家名为AltonTelegraph的小报社由于在诽谤诉讼中被判决赔偿920万美元,被迫向破产法院申请保护[18]。

不少媒体为避免诉讼风险以及随之而来的高额赔偿,不得不对那些与公众利益相关却容易引发争端的事件保持沉默,而更多地进行许多四平八稳、无关痛痒的报道。即使作一些舆论监督性质的报道,也往往针对的是普通人或小公司,对于知名人士和大公司则不敢招惹。此种状况也被称作高额损害赔偿带来的“激冷效应”（chillingeffect）[19]。

美国的烟草业和新闻媒体之间长期的纷争,对于这种“激冷效应”是一个很好的注脚。为了反对媒体刊登报道指责烟草或烟草业的某些行为对人体有害,布郎&威廉姆逊公司（B&W）以及其他大型烟草公司不断以遭受诽谤为由起诉一些媒体。1994年,菲利普·莫里斯公司起诉美国广播公司构成诽谤,索赔金额为100亿美元,一年后,该案达成庭外和解,美国广播公司向原告支付1500万美元,并前后两次在黄金时间向原告道歉。这一案件对新闻界造成了很大的震动,就连著名的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也由于担心被烟草公司起诉,而取消播放业已准备好的对一个曾在B&W公司工作的科学家的采访[20]。

3.上诉法院的被迫干预

根据英美法的诉讼规则,损害赔偿的数额属于事实问题,通常是由陪审团而不是法官来决定,上诉法院调整损害赔偿数额的权限也非常有限。但是近些年新闻侵权案件中经常出现的高额赔偿以及由此在事实上造成的对新闻自由与公众知情权的伤害,使得英美两国的法院不得不对损害赔偿的数额进行干预。

1990年以前,只有在陪审团判定的损害赔偿是如此离谱,以至于没有一个理性的陪审团会如此判决时,英国的上诉法院才可以对其进行干预。而且除非案件双方当事人均同意,否则上诉法院无权直接重新确定一个损害赔偿数额,而只能指令该案重新审理[21]。从1964年到1984年,英国的上诉法院还从未对诽谤案件中陪审团判定的损害赔偿数额进行过调整[22]。直到1990年通过了《法院和法律服务法》,这一状况才有所改观,该法第8条授权上诉法院在认为陪审团判定的损害赔偿数额过分或不适当时,可以重新判定损害赔偿的数额。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从20世纪90年代起,英国的上诉法院已经开始主动干预陪审团对赔偿数额的判定。例如,在Gorman诉Mudd一案中,陪审团判定的15万英镑的赔偿被缩减为5万英镑；在Rantzen诉MirrorGroupNewspapers一案中,对原告的赔偿从25万英镑减少到11万英镑；在Houston诉Smith一案中,15万英镑的赔偿减少为5万英镑；在John诉MirrorGroupNewspapers一案中,补偿性损害赔偿金从7.5万英镑减为2.5万英镑,惩罚性损害赔偿金从27.5万英镑减少为5万英镑[23]。

对于新闻侵权案件中动辄高达数百万美元的赔偿判决,美国的上诉法院也往往会予以推翻,或者至少将赔偿金降低。例如,在Pring诉Penthouse一案中,陪审团判决被告支付2650万美元,而上诉法院撤销了这一判决；在Richard诉thePhiladelphiaInquirer一案中,赔偿数额从3400万美元减少为2400万万美元。[24]最近几年来,美国的最高法院也试图控制金额过高的惩罚性损害赔偿。在2003年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案件中,最高法院判定惩罚性损害赔偿金通常不得超过一般损害赔偿金与特殊损害赔偿金之和的十倍[25]。举例来说,倘若补偿性损害赔偿是10万美元,那么惩罚性损害赔偿金就不得超过100万美元。

三、损害赔偿责任的减轻

高额的损害赔偿金对新闻媒体而言,在经济上无疑是一个沉重的负担,为此,他们在诉讼中通常会采取各种措施以减轻其损害赔偿责任。根据英美法的有关规则,在新闻侵权案件（尤其是诽谤案件）中如果被告能够证明如下事实,则法庭会考虑减少其赔偿数额。

1.道歉或更正

与大陆法系不同,英美法并不认为道歉或更正是新闻侵权案件中被告承担民事责任的形式,也即法庭不会作出判决,要求被告道歉或更正。但假如被告应原告的要求或主动进行了道歉或更正,则往往会起到减轻损害赔偿责任的效果。

根据英国1843年的《诽谤法》,被告如果可以举证证明自己在诉讼开始之前已经向原告进行了道歉,或者虽然没有机会在诉讼开始前道歉,但诉讼开始后,尽快向原告进行了道歉,那么就可以据此要求减轻其赔偿责任。

美国与此有关的是所谓的“撤销报道法”,目前约有33个州拥有此类法律。根据典型的撤销报道法,如果被告按照相应地要求在媒体上进行了道歉或更正,那么法庭就会减轻甚至完全免除其损害赔偿责任[26]。

2.原告已经获得了补偿或者已经起诉要求赔偿

根据英国1952年《诽谤法》第12条的规定,在诽谤案件中,如果原告已就具有相同效果的报道获得了赔偿或赔偿的承诺或提起诉讼要求赔偿,那么被告可据此请求法庭减轻其赔偿责任。该项规定与1978年的《民事责任法》相关。

《民事责任法》第四条规定,原告如果就相同的报道不断向加害人起诉,那么通常将无权要求赔偿其在后继的案件中的花费[27]。

3.原告名誉不佳

英国法认为诽谤法旨在保护人们实际享有的名誉,被告如果可以证明原告本来名誉就不好的话,就可以要求法院减轻其损害赔偿责任。正如英国上诉法院法官Cave所说,在诽谤案件中,一个道德败坏的人不可能获得与一位完全清白的人相同的赔偿,一个臭名昭著的小偷不可能与一位最受人尊敬的商人等量齐观,一个放荡的妓女也不可能与一位贞节的淑女相提并论[28]。

然而,被告企图通过这种方式减轻其赔偿责任在诉讼中会十分困难,因为英国法在这个问题上的规则异常复杂,对于被告可以展示哪些证据来证明原告名誉糟糕有特别严格的限制[29]。一般而言,只有与原告在诽谤案件中的名誉有关的证据才是允许的。例如,如果被告由于报道原告有偷窃行为而被起诉,那么被告可以证明原告不诚实来表明其名誉不佳,而不能展示其作为乘车者名声不好的证据[30]。尽管一些学者和机构建议对这些繁琐的规则作出修改,但截至目前仍然收效甚微。

[1][日]望月礼二郎.英美法[M].郭建译.台北: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99.256-258.

[2][德]克雷斯蒂安•冯•巴尔.欧洲比较侵权行为法（下卷）[M].焦美华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182.

[3]EricBarendtetal.,LibelandtheMedia:theChillingEffect,ClarendonPress,1997,p21.

[4]EricBarendtandLesleyHitchens,MediaLaw,Longman,2000,p377.

[5][美]唐.R.彭伯.大众传媒法[M].张金玺,赵刚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224.

[6]WayneOver2beck,MajorPrinciplesofMediaLaw,ThomsonLearning,Inc.,2004,p20.

[7]DennisHale,TheImpactofStateProhibitionsofPunitiveDamagesonLibelLitigation:AnEmpiricalAnalysis,5Vand.J.Ent.L.&Prac.96.2003.

[8]WayneOver2beck,MajorPrinciplesofMediaLaw,ThomsonLearning,Inc.,2004,p20.

[9]P.F.Carter-RuckandR.Walker,Carter-RuckonLibelandSlander,Butterworths,1985,p155.

[10]RalphL.HolsingerandJonPaulDilts,MediaLaw,McGraw-HillCompanies,Inc.,1997,p196.

[11]Broomev.Cassell[1972]AC1027.

[12]WayneOver2beck,MajorPrinciplesofMediaLaw,ThomsonLearning,Inc.,2004,p127.

[13][英]萨莉•斯皮尔伯利.媒体法[M].周文译.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4.52–53.

[14][美]唐.R.彭伯.大众传媒法[M].张金玺,赵刚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130.

[15]清晨.汤姆-克鲁斯同性恋官司胜诉获1000万美元赔偿

[16]WayneOver2beck,MajorPrinciplesofMediaLaw,ThomsonLearning,Inc.,2004,p114.

[17][美]唐.R.彭伯.大众传媒法[M].张金玺,赵刚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130.

[18]Greenv.AltonTelegraph,438N.E.2d203,1982.

[19]WayneOver2beck,MajorPrinciplesofMediaLaw,ThomsonLearning,Inc.,2004,p116.

[20]WayneOver2beck,MajorPrinciplesofMediaLaw,ThomsonLearning,Inc.,2004,,p116.

[21]EricBarendtetal.,LibelandtheMedia:theChillingEffect,ClarendonPress,1997,p24.

[22]P.F.Carter-RuckandR.Walker,Carter-RuckonLibelandSlander,Butterworths,1985,p158.

[23][英]萨莉•斯皮尔伯利.媒体法[M].周文译.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4.121-122.

[24]WayneOver2beck,MajorPrinciplesofMediaLaw,ThomsonLearning,Inc.,2004,p114-115.

[25]StateFarmv.Campbell,123S.Ct.1513.

[26][美]唐.R.彭伯.大众传媒法[M].张金玺,赵刚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226-227.

[27]P.F.Carter-RuckandR.Walker,Carter-RuckonLibelandSlander,Butterworths,1985,p161-162.

[28]Scottv.Sampson（1882）8QBD491at503.

新闻诉讼范文篇5

内容提要：本文主要介绍了美国法院如何保证审判不受传媒干扰的四方面较成熟的实践经验和规则，即诉诸司法程序的手段、限制传媒取得有关未决法律事宜的信息的权利、对传媒的事先约束和事后处罚等，指出我国应借鉴美国的经验，建立科学合理的法律规范，有效治理我国传媒在追求“新闻自由”中形成的“新闻审判”现象。

美国是最标榜新闻自由的国家，其宪法第一修正案规定：“国会不得制定法律……以限制言论或出版自由。”这一规定充分保障了新闻自由，是美国新闻记者对抗一切限制新闻报道的金科玉律；同时，宪法第六修正案规定：被告在刑事诉讼中有权获得“由公正的陪审团”及时和公开的审判。这一条为确保公正无私的审判而设计。两者时有冲突，传媒对案情的报道与被告获得公平审判之间的冲突尤其突出，因而美国法院在如何保证审判不受传媒干扰方面也发展了一些较成熟的规则。

一诉诸司法程序的手段

在美国司法界，一项无可置疑的原则便是法官是法庭的主宰，法官有责任严格控制法院和法庭所处的环境以确保传媒和公众不干预对被告的公正审判。如果传媒的报道惹人注目且遍及街头巷尾，而初审法官又没有采取有力措施以使陪审员避免任何来自报端的影响，那么其判决就要冒被推翻的危险。在这方面，美国最高法院的最著名、最经典的案例便是1966年的谢波德一案。

山姆·谢波德（SamSheppard）是俄亥俄州的一位著名外科医生，1954年因涉嫌杀害已有身孕之妻而被捕。他自称无辜，其妻是外人入室将她击昏后所杀害。此案公开后，立刻引起全国和地方各媒体的极大关注，有关评论和报道随即铺天盖地而来。在谢波德被捕前，各报纸就认定他犯有谋杀罪。对于庭审过程，传媒亦紧追不放，记者及照相机、摄影机充诉法庭。在选定陪审员、举证及认定事实等方面，传媒极力施加影响。主审法官对此听之任之，未采取任何措施保护陪审团的判断不受干扰。此种情形一直持续至有罪判决作出后方才停息。随后，谢波德以审判过程被严重干扰为由上诉至联邦最高法院，当时最高法院驳回了上诉。1966年，谢波德在依人身保护令获得联邦最高法院重审之前，已在俄亥俄州的监狱里度过了10年的时光。这10年之中，最高法院的认识有了很大的改变，在大众传播时代保护刑事被告的经验也日益丰富，最后，最高法院推翻了原判（注：Sheppardv.Maxwell，384U＞S.333，362-363（1966）。该案经重审后，谢波德被宣告无罪释放，几年后，谢波德去世。）。

在该案中，联邦最高法院认为州主审法官在该谋杀案的审理中未能保护被告人获得正当法律程序所要求的公正审判权利，未能保护被告人不受审前弥漫全社区的偏见和在法庭审理中因传媒报道而产生的不良影响力的伤害。主审法官克拉克在判决意见中极其严厉地批评新闻界的过分报道和初审法官的失职行为。这一案件表明，传媒过度地公开庭前听审和庭申情况，并且在法庭上行为失当，使被告人实际上失去了接受公正审判的权利。

此后，美国法院规定：法庭和法庭的一切设施受法庭控制，法官有责任严格控制法庭和法院处所的环境以确保传媒和公众不干预被告接受公正审判。法官可运用若干程序上的方法来排除报道带来的潜在的不利影响，包括：（一）推迟审理案件直到偏见的危险消除；（二）如果有关的报道尚未充斥整个州，将案件转移到另一县区，或从另一县区引进陪审员以代替转移案件；（三）监督对陪审团候选人的预先审核，以确保对被告的清白与否抱有先入之见的候选人不能入选陪审团；（四）隔绝证人或至少警告他们在作证前不要听从传媒对于诉讼的报道；（五）命令重新审理；（六）限制性命令，禁止案件的所有当事人向传媒做出带有倾向性的陈述[1]（P136-137）。

二限制传媒取得有关未决法律事宜的信息的权利

（一）从制度上限制有关人员向传媒传送有关待决案件的信息

美国各地区法院都坚定不移地对法庭的环境和法庭成员及联邦法院工作人员向传媒信息加以管理，但它拒绝利用藐视法庭的权力来阻止不受欢迎的新闻报道[2]（P1897）。最高法院认为，初审法官有权禁令，禁止检察官和辩护律师、当事人、证人、法院工作人员和法律执行人员向传媒披露可能导致法官审理案件时产生偏见的事项，如被告人的陈述、证人的身份和可能提供的证言，或者与案件是非曲直有关的评论意见。这也是美国法院从谢波德案件中得到的启示。

（二）在法庭周遭环境限制摄影工作者和摄影摄像设备

长期以来，美国一直禁止在法庭上使用摄像机采访报道，记者只有通过文字和素描的形式记录法庭情况。1981年，联邦最高法院在钱德勒诉佛里达案中裁定，对于刑事案件，即使在被告人反对的情况下，各州也可准许摄影摄像机进入法庭。从此法庭上使用摄像机采访的趋势不可逆转。截至1993年止，只有三个州（密西西比、印第安那和南达科他）禁止一切法庭摄像[3].“各州也可以决定在法庭内设立电台、电视现场直播审判情况”[4]（P88）。但为避免过度地、不合时宜地使用摄像设备干扰法庭正常的审判活动，从而妨碍案件的公正审理，联邦法院又为此设立了严格而周密的法院规则，由法官授权传媒有节制地使用摄像设备。有关规则规定：刑事案件不得使用摄影机采访；操作者必须离开机器坐在旁听席上；不能用人工灯光，不能有机器声音（如快门、过卷）；多个单位申请采访必须共用一套机器；采访必须提前两天通知法院，提前一天安装设备等[5].

（三）封存有关逮捕和其他公开记录的信息

另一个被法官越来越多地用来限制传媒获得可能影响刑事诉讼的信息的策略，就是依据法律和按照法院固有的权力，封存有关逮捕和其他公开记录的信息。最著名的例子是在“水门事件”的审理中，很多与该案有关的文件和磁带都被法官密封了，当新闻自由记者委员会的官员作为公众代表致函西里卡法官，要求启封有关材料，并将材料提供给新闻媒介检查时，函件本身亦被命令封存[1]（P139）。

（四）不公开审理

与封存公共记录相平行的另一种方法就是不公开审理、不允许旁听有影响的案件的审理。一般情况下，对有轰动效应的刑事案件在审判及预审程序期间，拒绝公众和传媒进入法庭。这种方法以前用得极少，但继1976年最高法院“内布拉斯加报界协会诉斯图尔特案”（注：在内布拉斯加报界协会诉斯图尔特案中，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法官一致推翻了内布拉斯加州法院的直接约束传媒的限制令，这些限制令禁止新闻记者：（1）报道在一次有关一桩恐怖的多次谋杀案件的公开预审上提出的证言和证据；（2）报道被指控者向执法人员或其他人作出任何交代或供认的情况和性质；（3）报道任何“强烈暗示”被指控者的其他事实。这是美国联邦最高法院首次直接针对报界的司法禁令的问题。），严格限制初审法院禁令以阻止传媒发表有关待决刑事审判的新闻的权力以后，这种方法在初审法院开始日益盛行起来。

三对传媒的事先约束

一个更为苛刻和让传媒无法接受的限制是对传媒的事先约束。法院如果认为倘若传媒获得了案件审理的情报，可能损害审理程序的公正性，则可以采取事前限制措施，禁止传媒发表它们已获得的新闻。传媒对这种司法行为的贬义术语是“司法限制言论令”，还给它起了一个很恶毒的名字，即“口嚼子令”。

一旦传媒获得有关待决诉讼案件的信息，而这些信息如果被发表，有可能极大地影响诉讼的进行和结果，法院即必须做出选择：是使用前面所述的为极度缩小或消除报道的冲击而设计的程序手段，还是直接对抗传媒的“司法限制言论令”。但为了不至于侵犯宪法第一修正案，法院颁布“司法限制言论令”必须符合几个极为苛刻的条件：

首先，必须存在对公正审判“明显而即刻的危险”（clearandpresentdanger），对预审的公布于众会侵犯被告接受公正审判的权利。

其次，必须是没有其他可供替代的有效办法。法院必须认真检查他们是否还有其他不那么严厉的办法可以取代对传媒的事先约束，比如审判地点的变更、推迟审判等。如果已不可能实施这些措施，才可以使用“司法限制言论令”。

第三，这种事先约束的办法必须是有效的。如果实际上事前约束令不能保障受指控者的权利，约束令即不得生效。此外，初审法院还必须考虑提议的限制是否会阻止对公开开庭透露的事件的报道。如果有此作用，这样的禁令即为违宪。

最后，法院必须认真考虑禁令的措词。对传媒的禁止须明确而严格，不得过于宽泛，避免因防碍新闻自由而违宪。在“内布拉斯加报界协会诉斯图尔特案”中，对传媒的一个禁止是，不得传播“强烈暗示被指控者为凶杀的作案者”的信息。这一措词被裁定为太模糊、太宽泛以致不可避免地剥夺第一修正案的权利[1]（P139-144）。

四对传媒的事后刑事处罚

在美国，较早涉及大众传媒与司法活动关系的法律是古老的藐视法庭罪和1789年的《司法法》。藐视法庭罪渊源于英国的普通法，其惩罚范围极有广泛：凡不服从或不尊重法庭或法官、可能影响司法运作之言行，皆可入罪（注：R·Goldfarb，theContemptPower，1971，p，1.藐视法庭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不遵守法官的命令、没有为案件一方当事人的利益提供某种行为的不作为；另一类是损害法律的威严、法院和法官的权威和尊严的行为。对于媒体而言，前者如拒绝作证，不透露消息来源；后者如扰乱庭审秩序，言语攻击法庭或法官。对于前者，法官可以判令监禁，直至犯者提供所要求的行为；对于后者，可以判令罚金、一定期间的监禁或并罚。）。

1791年美国联邦宪法第一修正案通过之后，对出版物批评司法的言论施以藐视法庭罪引起某些人士的反对。其后，国会开始通过一系列法令对藐视法庭罪予以限制，并在1918年的ToledoNewspaperCo.v.U.S[6]案和1941年的Nyev.UnitedStates[7]案及同年著名的Bridgesv.California[8]案中，对适用藐视法庭罪的限制得到进一步的加强，并进而导致了“明显而即刻的危险”原则在此类案件中的适用。即传媒可以对尚未了结的诉讼案件发表评论，但是，如果造成了“明显且即刻的危险”，以至于法庭无法继续履行职责，传媒会受到惩罚。同时，最高法院又认为，只有存在着针对正常司法秩序的一种“极其严重的”实际恶意和一种“迫在眉睫的”险情，法院惩罚出版物言论的行为才不失为正当。在形式上，Bridgesv.California案仅仅对于使用藐视法庭罪处罚评论法院之出版物的做法施加了一种限制；而实际上，出版物言论对法庭秩序极少可能构成一种“明显且即刻的危险”。所以，该案作为一个新的司法先例，使以此罪名处罚舆论批评的做法成为不可能[9].

鉴于上述原因，自1941年以来，以藐视法庭罪作为对抗传媒批评的工具在美国实际上已失去作用。法院排除传媒报道对审判的干扰的有效措施乃是那些将偏见消除在萌芽状态之中的措施，即由初审法官采取有力措施以使陪审团成员避免受到任何来自报端的影响，或延期审理或将案件转移至另一未受传媒影响的地区进行审判等，以保护其司法秩序不受传媒不当干扰。这些措施表明了美国最高法院寻求的是一种调和之道，既可保障被告的权利，维护审判的公正，又不至于缩减宪法第一修正案的权利。

五对我们的启示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美国法院在保证公平审判不受传媒干扰方面的较为成熟的实践经验和规则，可以给我们一些有益的启示和借鉴。

我国至今仍没有一部新闻法，最高人民法院也从没制定具体的避免公正审判受传媒干扰的司法解释，传媒行业本身又缺乏一些必要的、可操作性的报道诉讼案件的规则，于是，新闻自由和公正审判的冲突常常不可避免地发生，并常常导致“新闻审判”，公正审判受到严重影响。

当前，传媒对诉讼案件的轰炸式报道所形成的“新闻审判”现象已引起法学界和新闻界的普遍关注。如在名噪全国的河南郑州某公安分局局长张金柱酒后驾车撞人后逃离现场一案中，案件尚未判决，传媒声势浩大的声讨已形成“新闻审判”使得司法不可避免地受到左右。在传媒铺天盖地的“轰炸”和“喊杀声”中，法院最终不得不作出了“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判决。张金柱之死，用他自己的话讲，他是“死在传媒的手中而不是法律手中”；张金柱的律师也一直以“舆论高压”作为审判不公的理由。传媒报道对审判独立的影响如此之大，需要我们尽快制定一些必要的、公认的调整规则。

现代法制国家基于自由、民主的理念，允许传媒进行自由报道、批评，但报道、批评的对象是法院和军队时，则有种种的限制，因为这两者分别是和平时期和非常时期最后的安全屏障，需要相对超脱和有权威性。为保证审判活动的正常秩序，维护法庭的尊严，对传媒报道审判活动作出限制不仅仅是美国的做法，也是世界法治国家的通例，关于报道审判活动时应遵循的规则早已成为系统的法律规定，不能越权越位报道诉讼案件早已是传媒的自觉行为。避免“预先定罪”和“情感性审判”，反对和防止“新闻审判”，维护审判的独立和公正，在国际上已经是一种共识。1948年联合国《国际新闻自由公约草案·第三公约》把“妨碍法庭审判之公正进行”的新闻列为禁载。1994年世界刑法学会第十五届代表大会《关于刑事诉讼中人权问题的决议》第15条规定：“公众传媒对法庭审判的报导，必须避免产生预先定罪或者形成情感性审判的效果。如果预期可能出现这种影响，可以限制或禁止无线电台和电视台播送审判情况。”

当前，我国正处在司法制度改革的过程中，“程序公正是保证实体公正的前提”已得到法学界和司法界的认同，公正和效率成为21世纪人民法院的工作主题，努力重构体现程序公正的诉讼制度是当前司法改革的重点，司法公正成为全社会的追求。但是，如果没有建立一整套规范传媒报道诉讼案件的法律制度，传媒的“新闻审判”将继续像张金柱案一样对公正审判构成严重威胁。就这一点而言，如果没有制定规范传媒报道诉讼案件的法律规定，公正审判（包括司法独立）将无法真正落到实处，我们所追求的程序公正和实体公正也将是残缺的。因此，乘着当前司法改革的东风，借鉴美国乃至全世界法治国家在确保公正审判不受传媒干扰方面的经验，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建立一套适合我国国情的规范传媒报道诉讼案件的法律制度，无疑是必要的、亟需的。

注释：

[1]T·巴顿·卡特等，黄列译。大众传播法概要[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

[2]司法会议公正审判——自由报刊新闻指导原则[A]，马里兰判例汇编（第6卷）[C]，1980.

[3]新闻媒介和法律[J]，1993年冬季号，（17）：32.

[4]李义冠。美国刑事审判制度[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

[5]于秀艳编译。美国的新闻自由与公正审判之间的关系[J]，人民司法，1998，（9）。

[6]ToledoNewspaperCo.v.U.S，247U.S.402（1918）。

[7]Nyev.UnitedStates，313U.S.33（1941）。

新闻诉讼范文篇6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的新闻传播思想日益成熟，我国新闻传播领域的立法工作得到高度重视，有条不紊地循序渐进，新闻传播法制建设取得重大突破，为社会主义新闻传播事业持续快速发展提供了坚强的法律保证。

1.新闻传播法制基本框架逐步形成。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新闻传播领域法制建设取得较大进步。有关新闻传播的法规散见于宪法和各类法律、法规和规章中，这些法律规范初具规模，正在构建以宪法为统帅，以相关法律和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为主干，以部门规章为补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传播法律体系，构成了我国现行新闻传播法制的基本框架。

2.以《宪法》为核心的基础性法律日益完善。1954年《宪法》规定了公民的言论自由权，随后的《宪法》对该条款基本没有改变。《宪法》第35条关于公民言论、出版自由的规定，第41条关于公民对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提出批评建议的规定，都是对新闻传播活动具有根本意义的法律规范。我国的民法、刑法、国家安全法等实体法和行政诉讼法、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这三大诉讼法以及相关司法解释，都有涉及新闻传播活动的规范。

3.相关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相继出台。国务院制定一系列管理大众传播媒介的行政法规，如《外国记者和外国常驻新闻机构管理条例》《音像制品管理条例》《电影管理条例》《出版管理条例》《印刷业管理条例》《广播电视管理条例》等，几乎涵盖所有大众传播媒介。与此同时，新闻出版广电部门制订一系列专门规章，如《期刊管理暂行规定》《报纸管理暂行规定》《报社记者站管理暂行办法》《关于出版单位的主办单位和主管单位职责的暂行规定》《报刊社社长、总编辑（主编）任职条件的暂行规定》等，是报刊管理方面比较完整的法规性文件，对规范和加强报刊管理具有重要意义。这些行政法规和规章的出台对新闻传播活动起到很好的规范作用。

4.新闻司法改革逐渐推进。在党的领导下，我国妥善应对新闻传播领域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以改革创新的精神推进新闻司法改革，司法理念与司法机制获得革命性重构，形成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相适应的新闻司法制度，最大程度地保证了司法公正。在新闻侵权诉讼案件不断增加的情况下，我国的新闻传播法制在司法实践的推动下得到完善和发展。1985年，上海市发生全国首例新闻侵权案———杜融诉记者沈涯夫、牟春霖诽谤案。此后，在我国出现的多次新闻诉讼浪潮中，新闻司法的成功实践有效助推了新闻传播法制建设。

5.新闻传播法制内容不断丰富。随着互联网日益成为思想文化信息的集散地和社会舆论的放大器，网络信息传播立法成为新时期新闻传播法制建设的新特点。2000年12月28日，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9次会议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维护互联网安全的决定》，促进了我国互联网的健康发展，维护了国家安全和社会公共利益。2006年7月1日起正式实施的《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成为保护著作权人、表演者、录音录像制作者信息网络传播权的重要法规。2012年12月28日，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30次会议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加强网络信息保护的决定》，在法律层面确立了个人信息尤其是个人网络信息保护的原则。

二、我国新闻传播领域法制建设相对滞后

如上所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顺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在新闻传播法制建设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就。与此同时，新闻执法部门切实加强新闻采编流程、新闻传播从业人员、驻地方机构等方面的管理，纠正存在的各类违法违规问题，持续加大案件查办力度，全面整治、规范了新闻传播秩序。当然，也应清醒地看到，我国在新闻传播立法方面还比较薄弱，新闻传播法制建设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虽然立法机关、行政部门针对新闻传播活动颁布了大量法律法规，但至今没有颁布专门的《新闻法》和《出版法》，这是我国现行新闻传播法制的主要不足之处。

1.立法数量偏少。在我国240多部现行法律中，文化类法律只有五部。与政治、经济、社会等领域相比，文化立法在我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所占比重偏小，低于教育、科技、卫生等方面的立法。不少方面还存在立法空白，尤其是在新闻传播立法方面，新闻出版、广播电视等重要领域只有一些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新兴媒体管理方面的立法比较欠缺。

2.立法层级较低。在新闻传播方面称得上法律的，只有《著作权法》《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维护互联网安全的决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网络信息保护的决定》，其余均为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由于法律效力低，处罚权限、处罚力度有限，执行难度非常大，对违法违规者往往起不到约束和震慑作用。

3.立法质量不高。少数法规规章出台前调研不够，有的内容脱离现实，在实际工作中难以贯彻执行；部分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之间存在相互抵触的问题，在实际工作中有时出现“依法打架”的现象；一些部门规章更像政策性文件，原则性要求多，操作性强的行为规范少，缺少违反规定应承担的责任和处罚性条款，在实际工作中往往无所适从。造成新闻传播领域法制建设相对滞后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客观原因，也有主观原因。客观上说，新闻舆论处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前沿，对社会精神生活和人们思想意识有着重大影响。因此，新闻传播领域立法具有特殊性，不同于经济、政治、社会领域立法，许多问题十分敏感，不仅要处理好发展与管理的关系，还要考虑国内管理规定与国际通行规则的关系，需要反复调研、周密论证。从主观上讲，长期以来我们强调新闻传播工作的特殊性，重政策、轻法律，习惯于行政手段，对新闻传播领域立法的紧迫感不强，对新闻传播领域立法的需求、特点和应当着力攻关的问题研究不够。

三、大力推进新闻传播法制建设是大势所趋

2014年11月，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央广新闻》报道，全国人大常委会教科文卫委员会主任委员、原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柳斌杰透露，国家正在研究传播立法。柳斌杰表示，新媒体发言随意，吸引眼球；传统媒体管制严格，面容呆板。一样的传播两个尺度，让传统媒体常常感叹“带着镣铐跳舞”，环境不公。而传播立法的出台，将终结这一局面。他认为，依法治国，新闻传播也要有法治思维，走向法治轨道。否则,底线不清、边界不明，媒体不好把握。哪些东西能传播、哪些不能传播，法制、道德、社会秩序的底线要明确，用各种条条框框把体制内的管得很死，眼看着它们的影响力减弱，阻碍它们发挥作用；新媒体发展越来越好，影响力越来越大，形成另外一个舆论圈，这种发展不平衡是不可取的。另一方面，传播立法能使媒体获得自主权，媒体依法行使法律赋予的职权，可以依法判断自己的行为。柳斌杰在前些日子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全国人大已经在研究新闻传播立法，今后凡是属于公共新闻传播范畴的，包括互联网新闻服务等，都将纳入到新闻法管理中来，不过自媒体这一传播形式暂不会纳入。柳斌杰在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召开之后的这两次表态，在新闻界和社会上引发很多讨论和大量点赞。毋庸置疑，大力推进新闻传播立法，是适应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舆论生态大变革的迫切需要，对于建设现代传播体系、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规范新闻传播秩序、有效开展国际舆论斗争，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1.推进新闻传播法制建设是全面落实依法治国方略的必然要求。依法治国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基本方略。文化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法律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没有完善的文化法律法规，就不可能形成完备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也不可能得到全面贯彻落实。同样，没有完善的新闻传播法律法规，就不可能形成完备的文化法律法规。目前，新闻传播领域法制建设相对滞后，与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要求不相适应，与国家不断推进法治建设的整体进程不相适应。必须进一步加快新闻传播领域立法步伐，推动新闻传播领域的建设和管理走上制度化、规范化轨道。

2.推进新闻传播法制建设是提高新闻传播工作科学化水平的重要途径。提高新闻传播工作科学化水平，需要从多方面努力。其中，加强立法工作，充分发挥法律法规的规范和引领作用，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方面。新闻传播法律法规是对新闻传播规律的概括和总结，相对于新闻传播方面的政策而言更具有稳定性、规范性和强制性。通过法定程序把党在新闻传播领域的政策主张上升为国家法律，就使党的政策主张获得了国家强制力的保障；把新闻传播实践中形成的新成果、新经验用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就为新闻传播事业发展提供了更为科学、更为具体的遵循。这不仅有利于保证社会主义新闻传播事业沿着正确方向发展，而且有利于推动新闻传播工作不断从经验型向科学化转变。

新闻诉讼范文篇7

【关键词】狗仔队；博弈；隐私权；知情权；有效方法

一、狗仔队的含义和特点

狗仔队（paparazzi）最先出现在1958年，原本的意思是“追踪摄影队”，它成为一个世界型的词汇应该是在1960年，当时意大利著名导演费里尼拍了一部影片叫《甜美的生活》，里面的男主角就是一个追踪摄影队，这个词后来被香港翻译成为“狗仔队”，成为中文中的普遍的说法。而狗仔队在粤语中本是香港人对专职跟踪任务的警探的谑称，后大众传播媒体借用来指专门从事跟踪并偷拍名人隐私照片的摄影记者或业余摄影员。①但对于狗仔队的定义，仍是莫衷一是。

陆谷孙先生主编的《英汉大词典》把“狗仔队”解释为“专门追逐名人偷拍照片的摄影者”，并注明源自意大利语（缩印本，上海译文出版社，1993年8月，上海）。人们在使用时，却大大扩展了其范围，这个称呼不仅可以用于摄影师，还包括记者、主持人、电视摄像师等。②另一方面，虽然这个名称所指的对象出现了很大的扩展，但其所包含的内涵一直没有很大的变化，许多人在使用时已经将这个词从人的称谓改变为对一种采访手段的称谓。

狗仔队所用的采访手法比较特殊，不同于以往的方法，主要有以下几种：1.藏在可以观察到公众人物的私生活的地方，比如家的对面，等待有价值的新闻；2.接跟踪公众人物，在其最希望被采访的时间内进行采访，以得到具有爆炸性的新闻；3.造戏剧化的场面，然后加以演绎，让当事人出面澄清，使传闻变新闻；4.点利用照片、图像资料，加强可信性。

从上述这些采访手法中，我们可以发现所有狗仔队所共同具有的特点：

1.开性。新闻的价值来源于公众人物所不愿意曝光的隐私，而这类隐私是一般民众十分感兴趣的。这部分隐私往往会伤害到公众人物。

2.接性。记者对公众人物隐私的曝光是合法的，但记者由于受到竞争的压力，不愿意采用间接的方式，获得确实的新闻。他们往往采用直接的方式，与采访对象正面接触，甚至制造一些机会给当事人，使所谓的隐私新闻正当化。这种手法在采访娱乐人物时经常采用。

3.扰性。记者本身应忠实于记录事实，而狗仔队或多或少地参与了事实，甚至制造了事实。这种强行介入他人私生活的手法是其最引人争议的。比如，1997年8月30日夜，多过7名的摄影记者对戴安娜王妃的汽车狂追不舍，最后汽车在塞纳河岸的阿尔玛桥底隧道中发生严重车祸，造成戴安娜王妃身亡。③这一事例充分说明了狗仔队对公众人物的私生活的干扰。

二、狗仔队现象所引发的争议

对于狗仔队一词，一般认为具有一定的贬义倾向，如果用狗仔队来描写某个记者，那么必然引起他的不满，因此，从传统意义上，狗仔队并不是一个受欢迎的称谓。但不可否认，狗仔队现象不断向世界蔓延，有不可阻挡之势，正也说明狗仔队的存在有其必然性。

对于狗仔队现象的争议，在道德方面，它无疑受到全面的批评（这一点已一目了然，在此就不作详析）。从法律制度角度看，理论界同样对狗仔队现象有很大的争议。反对的一方主要的理由是，狗仔队侵犯了他人的隐私权，狗仔队采用强行介入他人生活的采访方式，破坏了他人正常的生活方式，直接或间接地成为他人生活中一个组成部分。这种方式并不受到法律的保护。在美国，就出现过某明星的保镖枪杀狗仔队的案例，这说明法律上并不保护这种行为。狗仔队往往会因为他们的行为惹下很多法律诉讼。

我们看见对狗仔队现象的分歧，主要集中在知情权与隐私权的矛盾统一体上，知情权与隐私权是人类社会一对相互对立的权利，它们相互矛盾，又相互依存，同样受到国家法律的保护，这两种权利的冲突集中地反映在狗仔队现象上。本人认为这种现象非常典型地反映了隐私权和知情权的博弈过程。由此本文将运用博弈论来解释分析狗仔队现象。

三、狗仔队现象的博弈分析

博弈论（gametheory）又称对策论，它产生于1710年，由德国数学家、哲学家莱布尼兹提出的，开始主要是一个数学理论，1944年被应用到经济领域，在经济领域博弈论得到了大大的发展，随后又逐渐推广到其他社会科学领域。博弈论是研究决策主体的行为发生直接相互作用的决策以及这种决策的均衡问题，在博弈论看来，个人决策不仅依赖于自己的选择，即追求自身效益的最大化，而且依赖于他人的选择。

1.狗仔队现象是一个博弈格局

隐私权又叫宁居权，是指公民个人所享有的个人信息不被非法获悉和公开，个人生活不受外界非法干扰，个人私事的决定不受非法干涉的一种独立的人格权。

当前，西方社会对隐私权的保护越来越重视，隐私权的定义越来越宽泛，隐私权已被公认为不容侵犯的重要权利。关于隐私权的纠纷越来越多，涉及的领域也越来越多，比如，微软开发的新软件就被欧洲批评为分割了消费者的隐私权。

知情权又称知悉权，其含义十分广泛，同样其涵盖的范围不断处于扩大中。其基本含义是公民有权知道他应该知道的事情，国家应最大限度地确认和保障公民知悉、获取信息的权利。知情权是一个与新闻自由、言论自由、创作自由和出版自由等概念密切相关的权利概念之一。

知情权的定义十分宽泛，而且其标准主观性很强。“有权”和“应该”两个词基本上无限扩大了知情权的范围。

知情权具有“知”的权利，而隐私权具有“守”的权利。这两个权利具有天然的矛盾。在狗仔队现象中，隐私权首先受到了知情权的“侵犯”，然后去拿起法律武器，保护自身的隐私权。从上面分析看，狗仔队现象反映的博弈，是一种典型的不合作博弈，也是一种动态博弈，也就是说博弈参与者不是同时采用策略，隐私权只能在知情权对其“侵犯”后才能采取行动。所以，狗仔队现象反映了一种不合作、动态博弈。

2.博弈论对狗仔队的解释

博弈论的主要概念包括参与人、行动、决策、支付、结果和均衡。我们必须假定双方都是理性的，虽然现实中面对狗仔队许多公众人物不能保持理性，但在博弈分析中参与人必须是理性的。对于狗仔队现象，参与人是隐私权和知情权的受益人，我们把它简化为隐私权和知情权，行动主要指隐私曝光和对曝光者的法律惩罚，决策是采取行动的规则，结果是采取行动的结果，均衡是最佳策略。我们用划线法来分析狗仔队现象的博弈过程。

（1）知情权对隐私权的“侵犯”下博弈

对于隐私权而言，它有两种策略，一是保护，另一种是不保护，前者需要一些成本，如果是公众人物，其成本会比较高，比如雇佣保镖等，后者虽然没有保护的成本，但必须忍受隐私被曝光所带来的痛苦。不同的人，其成本并不相同，对于公众人物，保护的成本虽然高，但曝光所带来的成本更高，前者公众人物可以负担，而后者有时是无力负担的，相对而言，对于一般民众，曝光所带来的成本大大低于保护成本，隐私的保护主要针对邻居而不是狗仔队。

对于知情权，同样有两种策略，一是刺探并曝光，另一种是不刺探或不曝光，显而易见，前者能带来收益，后者则收益为零，但是对于不同的对象，收益不同，显然，公众人物的隐私曝光会带来更大甚至巨大的收益。

对于一般民众：

知情权\隐私权不保护保护

刺探并曝光1，01，-5

不刺探或不曝光0，00，-5

对于公众人物：

知情权\隐私权不保护保护

刺探并曝光10，0100，-5

不刺探或不曝光0，00，-5

我们假设保护的成本为5，对于一般民众，曝光的收益为1，而对于公众人物，在不保护的情况下，收益为5，主要原因在于，由于不保护的隐私本身，新闻价值不高，而且新闻没有独家性，因此收益只能为10，而被保护的隐私，价值最高，达到100。上述分析没有考虑隐私被曝光后的损失，我们可以把知情权收益理解为曝光的损失，虽然其损失一般会大于知情权收益。由此可见，一般民众的策略是不保护，公众人物的策略是保护，而狗仔队的策略只有刺探并曝光。

（2）隐私权“诉讼”知情权下博弈

对于隐私权而言，它有两种策略，一是诉讼，另一种是不诉讼，前者需要一些成本，也会得到一些收益。对于知情权，同样有两种策略，一是赢得，另一种是赔偿。其博弈格局可以描写如下：

对于一般民众：

知情权\隐私权不诉讼诉讼

胜诉0，00，-5

赔偿-5，0-10，-5

对于公众人物：

知情权\隐私权不诉讼诉讼

胜诉0，00，-10

赔偿-5，0-10，-10

我们假设诉讼的成本为5，在没有诉讼的情况下，知情权受益人赔偿5个基本单位，在诉讼情况下赔偿为10。根据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赔偿不会因人而异。而公众人物的诉讼成本远大于一般民众，因为诉讼等于将隐私完全暴露在公众面前，公众人物承担的额外损失很大。公众人物诉讼成本为10。由此可以得出结论，一般民众会选择诉讼，而公众人物会由于诉讼成本和收益不对称而放弃诉讼。

从国内外的法律实践看，基于新闻自由和对公民隐私权保护的原则，一般民众在隐私权诉讼中基本可以胜诉，而公众人物的诉讼基本无法获得胜利。因此，从这个角度看，更加肯定了上面的结论：一般民众会选择诉讼，而公众人物会放弃诉讼。

（3）综合两个博弈过程分析

上述两个博弈过程反映了在两个行动下的博弈结果，事实上，狗仔队在采取曝光这一行动时，就会考虑到诉讼的博弈结果。因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对于一般民众，博弈的均衡是曝光时（0，0），即双方既不保护，也不刺探，以及诉讼时（-5，0）或（-10，-5），即隐私权被侵犯必然诉讼；对于公众人物，博弈的均衡是（100，-5），即双方既要保护，也要刺探，以及（0，0），即公众人物放弃诉讼，也就是说，最终达成的平衡产生了狗仔队现象。单纯从法律的观点，这是很不好理解的，但从博弈论的分析，这是合理的博弈结果。

在现实生活中，基本反映了这种博弈情况，这也是狗仔队现象不断发展的根本原因。这里应该说明的是，博弈的均衡并不代表没有其他结果出现，只是其他结果在理性下效果并不好。事实上，世界上对于狗仔队的起诉几乎没有减少过，狗仔队的行为一次又一次地被社会舆论及理论界讨论，也是因为有不断的诉讼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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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论

我们用博弈论对狗仔队现象作了初步的分析，分析这种现象产生的内在原因，从分析中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狗仔队现象有其产生的不可避免的内在原因。社会上虽然对狗仔队十分讨厌，但其存在具有其内在难以克服的原因。狗仔队是新闻自由发展下的必然产物，狗仔队现象是社会博弈的最佳选择之一，如果采用法律手段强行限制狗仔队，社会付出的代价可能更大。西方法律制度的调整对狗仔队的风行有很大的作用。

2.均衡博弈结果对法律调节也有影响。当前西方法律制度对知情权的定义越来越宽泛，对公众人物的隐私权保护越来越小，基本上对于狗仔队现象采取了宽容的姿态。这一事实反映法律受到均衡博弈结果的影响，这种法律的调整又引发了狗仔队现象在国际上的蔓延。

3.对于狗仔队现象，社会从道德的角度也应比较宽容。单纯从道德上来抨击狗仔队，并不能防止这种现象，从另一方面看，一般民众对于公众人物的要求，往往比对狗仔队的要求高，因此，狗仔队有时行使了这种要求的权力，加强了对公众人物的监督，虽然这不是狗仔队的目的。

4.限制狗仔队也是必须的，如果对狗仔队现象不加限制，就会影响社会秩序。狗仔队的最大界限是不能对一般民众实行“狗仔队”，法律应是这种限制的最大保障，因此，我们必须研究公众人物的准确定义。依据不同情况，适当提高狗仔队的法律成本，对狗仔队有很好的效果。我们认为，狗仔队并不是毫无约束的。

注释：

①《新加坡特有词语探微》，汪惠迪，第四届汉语修辞和汉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1999年9月

新闻诉讼范文篇8

[关键词]新闻侵权/损害赔偿/激冷效应/英美法

在英美两国新闻侵权案件中,损害赔偿是对受害人予以救济的最主要、最常见的手段。本文拟对英美新闻侵权损害赔偿的类型、数额、责任的减轻等诸问题作一简要分析,以期对当下我国大量涌现的新闻侵权案件的处理有些许借鉴意义。

一、损害赔偿的类型

英美法中多将损害赔偿区分为补偿性损害赔偿（compensatorydamages）与非补偿性损害赔偿（non-compensatorydamages）。前者可进一步划分为一般损害赔偿（generaldamages）与特殊损害赔偿（specialdamages）,后者具体又包含象征性损害赔偿（nominaldamages）、蔑视损害赔偿（contemptuousdamages）、惩罚性损害赔偿（punitiveorexemplarydamages）等几种不同的形式[1]。其中,新闻侵权案件中所涉及的主要是一般损害赔偿、特殊损害赔偿与惩罚性损害赔偿三种类型。

1.一般损害赔偿

一般损害赔偿针对的是“那些主张权利时既不能精确计算也不能实际证明因而只能以一个总额加以赔偿的损失”[2]。一般损害赔偿的具体数额无须原告予以证明,而是由法庭根据损害程度等因素自行加以确定。

新闻侵权的客体一般是名誉权、隐私权等非物质性人格权,对他人造成的损害主要是羞耻、尴尬、愤怒、悲伤、恐惧、焦虑、抑郁等精神痛苦,这些损害显然无法以金钱进行准确计算,自然属于一般损害赔偿的对象。

尚须指出的是,在某些特定情形下,当事人所遭受的财产损失同样可以主张一般损害赔偿。例如,英美法认为法人与自然人属性不同,不可能要求赔偿所谓的精神损失,但对于新闻报道所造成的那些无法量化的经济损失（unquantifiableloss）,法人也可以要求一般损害赔偿[3]。

2.特殊损害赔偿

特殊损害赔偿与一般损害赔偿相对,它是对原告所遭受的可以量化的金钱损失的赔偿。例如,由于被告的新闻报道,原告与他人的一份买卖合同被解除或者原告被所在公司解雇等,这些均属于可以量化的金钱损失,原告有权要求特殊损害赔偿。根据英美两国的诉讼规则,原告若要主张特殊损害赔偿,必须在诉讼中特别指明,并予以证明。

考虑到新闻侵权的客体以非物质性人格权为主,实际案件中原告很少会主张特殊损害赔偿,即使提出此类主张,其数额计算也相对简单。英美学者据此多认为相对于一般损害赔偿,特殊损害赔偿在新闻侵权案件中较为简单、次要[4]。

3.惩罚性损害赔偿

惩罚性损害赔偿是指法庭作出的赔偿数额超出实际的损害数额的赔偿。一般损害赔偿与特殊损害赔偿均是主要着眼于填补受害人所受损害,而惩罚性损害赔偿的目的更多地是惩罚被告的不正[5]当行为,警戒其他人勿犯类似错误。在决定适用惩罚性损害赔偿之时,不是或主要不是以原告的有形或无形损害为根据[6],而是通常会综合考虑被告实施违法行为的方法、被告的过失程度、被告获取的利益、原告的损害等多种因素。正因为如此,惩罚性损害赔偿被认为是最为主观、最无法预期的一种损害赔偿[7]。

惩罚性损害赔偿一般数额较大,对原告而言,它是一笔意外之财,对于被告而言,则是意味着遭受了刑法之外的惩罚[8]。惩罚性损害赔偿的正当性一直饱受质疑,不断遭到诸如“违反民事责任的补偿性原则”、“使受害人不当得利”、“计算标准太过主观,且无法预期”之类的指责。英国的Neill委员会和Faulks委员会都在报告中建议废除新闻侵权中的惩罚性损害赔偿[9]。在美国,马萨诸塞州、密歇根州、新罕布什尔州、俄勒冈州、华盛顿等五个州也明确禁止在诽谤案件中适用惩罚性损害赔偿[10]。

不过,当前司法界的主流意见不是彻底废除惩罚性损害赔偿,而是对其适用设置为较严格的条件。英国法认为在新闻侵权案件中判定惩罚性损害赔偿应满足两个条件:一是被告在主观上明知会发生损害后果,或者放任损害后果的发生；二是被告企图通过实施该行为获取更多的经济利益,具体而言,是指被告预计该行为的所得会超过其可能承担的赔偿责任[11]。在美国,依据最高法院在Gertz诉Welch一案中所确立的规则,只有证明新闻媒体存在实际恶意（actualmalice）时,才有可能判处惩罚性损害赔偿[12]。而所谓实际恶意一般理解为行为人在主观上的故意。

二、损害赔偿的数额

1.屡见不鲜的巨额赔偿

在一般损害赔偿、特殊损害赔偿和惩罚性损害赔偿三者中,只有特殊损害赔偿在数额计算上较为客观,而一般损害赔偿和惩罚性损害赔偿的数额都依赖于法庭（法官、陪审团）的自由裁量或者说是其主观估算。由此也决定了新闻侵权案件中损害赔偿的数额具有很强的不确定性。

各个新闻侵权案件中损害赔偿的数额差别很大,但总体而言,英美国家新闻侵权损害赔偿的数额显得过高,有些漫无边际的赔偿让人瞠目结舌,原告经常获得与其所遭受的损失明显不相称的赔偿。例如,由于《TheFace》杂志发文声称流行歌星JasonDonovan是骗子和伪君子,JasonDonovan最终获得了20万英镑的赔偿。还比如,由于前妻声称足球运动员GraemeSouness是一个被牢牢套住的“脏老鼠”,法庭判定GraemeSouness获得75万英镑的赔偿[13]。

美国新闻侵权案件中的巨额赔偿更是屡见不鲜,赔偿金动辄就是数百万美元,有时甚至高达几亿美元。1996年,在一起针对美国广播公司的诽谤诉讼中,陪审团判给大西洋银行金融公司及其首席执行官1000万美元赔偿金。1997年,由于发表在《华尔街日报》上的一篇文章,得克萨斯州的一个陪审团判给债券经纪人公司MMAR集团2.227亿美元赔偿金[14]。2003年,在一起诽谤诉讼中法院判决被告向好莱坞影响汤姆·克鲁斯支付1000万美元的赔偿金[15]。根据美国“诽谤应诉资源中心”的研究,1990—1991年,有6起诽谤案件法院判决媒体支付超过1000万美元的赔偿金,1996年诽谤案件（以及与此有关的案件）的平均赔偿额是280万美元[16],而2000年这一数字上升到560万美元[17]。

2.随之而来的激冷效应

巨额损害赔偿金使新闻媒体不堪重负,尤其是对那些规模较小的媒体来说,一起新闻侵权诉讼的花费极有可能使它们陷入濒临破产的境地。例如,20世纪80年代,一家名为AltonTelegraph的小报社由于在诽谤诉讼中被判决赔偿920万美元,被迫向破产法院申请保护[18]。

不少媒体为避免诉讼风险以及随之而来的高额赔偿,不得不对那些与公众利益相关却容易引发争端的事件保持沉默,而更多地进行许多四平八稳、无关痛痒的报道。即使作一些舆论监督性质的报道,也往往针对的是普通人或小公司,对于知名人士和大公司则不敢招惹。此种状况也被称作高额损害赔偿带来的“激冷效应”（chillingeffect）[19]。

美国的烟草业和新闻媒体之间长期的纷争,对于这种“激冷效应”是一个很好的注脚。为了反对媒体刊登报道指责烟草或烟草业的某些行为对人体有害,布郎&威廉姆逊公司（B&W）以及其他大型烟草公司不断以遭受诽谤为由起诉一些媒体。1994年,菲利普·莫里斯公司起诉美国广播公司构成诽谤,索赔金额为100亿美元,一年后,该案达成庭外和解,美国广播公司向原告支付1500万美元,并前后两次在黄金时间向原告道歉。这一案件对新闻界造成了很大的震动,就连著名的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也由于担心被烟草公司起诉,而取消播放业已准备好的对一个曾在B&W公司工作的科学家的采访[20]。

3.上诉法院的被迫干预

根据英美法的诉讼规则,损害赔偿的数额属于事实问题,通常是由陪审团而不是法官来决定,上诉法院调整损害赔偿数额的权限也非常有限。但是近些年新闻侵权案件中经常出现的高额赔偿以及由此在事实上造成的对新闻自由与公众知情权的伤害,使得英美两国的法院不得不对损害赔偿的数额进行干预。

1990年以前,只有在陪审团判定的损害赔偿是如此离谱,以至于没有一个理性的陪审团会如此判决时,英国的上诉法院才可以对其进行干预。而且除非案件双方当事人均同意,否则上诉法院无权直接重新确定一个损害赔偿数额,而只能指令该案重新审理[21]。从1964年到1984年,英国的上诉法院还从未对诽谤案件中陪审团判定的损害赔偿数额进行过调整[22]。直到1990年通过了《法院和法律服务法》,这一状况才有所改观,该法第8条授权上诉法院在认为陪审团判定的损害赔偿数额过分或不适当时,可以重新判定损害赔偿的数额。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从20世纪90年代起,英国的上诉法院已经开始主动干预陪审团对赔偿数额的判定。例如,在Gorman诉Mudd一案中,陪审团判定的15万英镑的赔偿被缩减为5万英镑；在Rantzen诉MirrorGroupNewspapers一案中,对原告的赔偿从25万英镑减少到11万英镑；在Houston诉Smith一案中,15万英镑的赔偿减少为5万英镑；在John诉MirrorGroupNewspapers一案中,补偿性损害赔偿金从7.5万英镑减为2.5万英镑,惩罚性损害赔偿金从27.5万英镑减少为5万英镑[23]。

对于新闻侵权案件中动辄高达数百万美元的赔偿判决,美国的上诉法院也往往会予以推翻,或者至少将赔偿金降低。例如,在Pring诉Penthouse一案中,陪审团判决被告支付2650万美元,而上诉法院撤销了这一判决；在Richard诉thePhiladelphiaInquirer一案中,赔偿数额从3400万美元减少为2400万万美元。[24]最近几年来,美国的最高法院也试图控制金额过高的惩罚性损害赔偿。在2003年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案件中,最高法院判定惩罚性损害赔偿金通常不得超过一般损害赔偿金与特殊损害赔偿金之和的十倍[25]。举例来说,倘若补偿性损害赔偿是10万美元,那么惩罚性损害赔偿金就不得超过100万美元。

三、损害赔偿责任的减轻

高额的损害赔偿金对新闻媒体而言,在经济上无疑是一个沉重的负担,为此,他们在诉讼中通常会采取各种措施以减轻其损害赔偿责任。根据英美法的有关规则,在新闻侵权案件（尤其是诽谤案件）中如果被告能够证明如下事实,则法庭会考虑减少其赔偿数额。

1.道歉或更正

与大陆法系不同,英美法并不认为道歉或更正是新闻侵权案件中被告承担民事责任的形式,也即法庭不会作出判决,要求被告道歉或更正。但假如被告应原告的要求或主动进行了道歉或更正,则往往会起到减轻损害赔偿责任的效果。

根据英国1843年的《诽谤法》,被告如果可以举证证明自己在诉讼开始之前已经向原告进行了道歉,或者虽然没有机会在诉讼开始前道歉,但诉讼开始后,尽快向原告进行了道歉,那么就可以据此要求减轻其赔偿责任。

美国与此有关的是所谓的“撤销报道法”,目前约有33个州拥有此类法律。根据典型的撤销报道法,如果被告按照相应地要求在媒体上进行了道歉或更正,那么法庭就会减轻甚至完全免除其损害赔偿责任[26]。

2.原告已经获得了补偿或者已经起诉要求赔偿

根据英国1952年《诽谤法》第12条的规定,在诽谤案件中,如果原告已就具有相同效果的报道获得了赔偿或赔偿的承诺或提起诉讼要求赔偿,那么被告可据此请求法庭减轻其赔偿责任。该项规定与1978年的《民事责任法》相关。

《民事责任法》第四条规定,原告如果就相同的报道不断向加害人起诉,那么通常将无权要求赔偿其在后继的案件中的花费[27]。

3.原告名誉不佳

英国法认为诽谤法旨在保护人们实际享有的名誉,被告如果可以证明原告本来名誉就不好的话,就可以要求法院减轻其损害赔偿责任。正如英国上诉法院法官Cave所说,在诽谤案件中,一个道德败坏的人不可能获得与一位完全清白的人相同的赔偿,一个臭名昭著的小偷不可能与一位最受人尊敬的商人等量齐观,一个放荡的妓女也不可能与一位贞节的淑女相提并论[28]。

然而,被告企图通过这种方式减轻其赔偿责任在诉讼中会十分困难,因为英国法在这个问题上的规则异常复杂,对于被告可以展示哪些证据来证明原告名誉糟糕有特别严格的限制[29]。一般而言,只有与原告在诽谤案件中的名誉有关的证据才是允许的。例如,如果被告由于报道原告有偷窃行为而被起诉,那么被告可以证明原告不诚实来表明其名誉不佳,而不能展示其作为乘车者名声不好的证据[30]。尽管一些学者和机构建议对这些繁琐的规则作出修改,但截至目前仍然收效甚微。

注释:

[1][日]望月礼二郎.英美法[M].郭建译.台北: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99.256-258.

[2][德]克雷斯蒂安•冯•巴尔.欧洲比较侵权行为法（下卷）[M].焦美华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182.

[3]EricBarendtetal.,LibelandtheMedia:theChillingEffect,ClarendonPress,1997,p21.

[4]EricBarendtandLesleyHitchens,MediaLaw,Longman,2000,p377.

[5][美]唐.R.彭伯.大众传媒法[M].张金玺,赵刚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224.

[6]WayneOver2beck,MajorPrinciplesofMediaLaw,ThomsonLearning,Inc.,2004,p20.

[7]DennisHale,TheImpactofStateProhibitionsofPunitiveDamagesonLibelLitigation:AnEmpiricalAnalysis,5Vand.J.Ent.L.&Prac.96.2003.

[8]WayneOver2beck,MajorPrinciplesofMediaLaw,ThomsonLearning,Inc.,2004,p20.

[9]P.F.Carter-RuckandR.Walker,Carter-RuckonLibelandSlander,Butterworths,1985,p155.

[10]RalphL.HolsingerandJonPaulDilts,MediaLaw,McGraw-HillCompanies,Inc.,1997,p196.

[11]Broomev.Cassell[1972]AC1027.

[12]WayneOver2beck,MajorPrinciplesofMediaLaw,ThomsonLearning,Inc.,2004,p127.

[13][英]萨莉•斯皮尔伯利.媒体法[M].周文译.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4.52–53.

[14][美]唐.R.彭伯.大众传媒法[M].张金玺,赵刚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130.

[15]清晨.汤姆-克鲁斯同性恋官司胜诉获1000万美元赔偿

[16]WayneOver2beck,MajorPrinciplesofMediaLaw,ThomsonLearning,Inc.,2004,p114.

[17][美]唐.R.彭伯.大众传媒法[M].张金玺,赵刚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130.

[18]Greenv.AltonTelegraph,438N.E.2d203,1982.

[19]WayneOver2beck,MajorPrinciplesofMediaLaw,ThomsonLearning,Inc.,2004,p116.

[20]WayneOver2beck,MajorPrinciplesofMediaLaw,ThomsonLearning,Inc.,2004,,p116.

[21]EricBarendtetal.,LibelandtheMedia:theChillingEffect,ClarendonPress,1997,p24.

[22]P.F.Carter-RuckandR.Walker,Carter-RuckonLibelandSlander,Butterworths,1985,p158.

[23][英]萨莉•斯皮尔伯利.媒体法[M].周文译.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4.121-122.

[24]WayneOver2beck,MajorPrinciplesofMediaLaw,ThomsonLearning,Inc.,2004,p114-115.

[25]StateFarmv.Campbell,123S.Ct.1513.

[26][美]唐.R.彭伯.大众传媒法[M].张金玺,赵刚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226-227.

[27]P.F.Carter-RuckandR.Walker,Carter-RuckonLibelandSlander,Butterworths,1985,p161-162.

[28]Scottv.Sampson（1882）8QBD491at503.

新闻诉讼范文篇9

因舆论监督而导致的新闻官司增多，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并不是坏事，它体现了公民权利意识的觉醒，但是却给新闻界带来了很大压力。过多的新闻官司，肯定会牵涉记者的大量精力，使其产生畏难情绪和心理压力，客观上也会冲淡舆论监督的效果，这样下去也不利于舆论监督工作的健康发展。所以，在舆论监督中，记者增强自我保护意识，尽量避免新闻纠纷发生，就显得十分必要。

纵观目前我国的新闻纠纷，大多是个人或单位（原告）诉记者及新闻媒体（被告）侵犯了其名誉权、隐私权和肖像权。根据我国《民法通则》、1993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和1998年《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等法律条文的规定，新闻侵权主要是指侵害人通过新闻传播媒介（如报纸、杂志、电视、广播等）向公众传播不真实的情况，或情况虽真实，但属于法律禁止传播的事实，或运用侮辱、诽谤性语言，从而侵害了公民或法人的人格尊严，造成精神上的损害。明晰了这几点，我们在实施舆论监督过程中就要既有所为，又有所不为，这样就会减少侵权行为的发生，即使不得已走上法庭，也会胜券在握。

堵源头确凿“消息来源”

目前，因舆论监督而引起的侵权案件，常见的一种情况是“消息来源”有误。一般说来，“消息来源”有两个途径，一是记者通过深入实际而获取的第一手资料；二是依靠其他渠道取得的材料。在舆论监督中，记者应对“消息来源”慎重选择，合理使用，将侵权报道杜绝于无形。

如为记者直接调查核实掌握的材料，只要报道时尊重事实，且不漫无边际地“发挥”，一般不会构成侵权。而记者从其他途径获取的“消息来源”，则要视具体情况不同对待。《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根据国家机关依职权制作的公开的文书和实施的公开的职权行为所作的报道，其报道客观准确的，不应当认定为侵害他人名誉权。”也就是说，记者根据权威部门的结论或者材料进行报道而有损他人名誉时，即使事后引发诉讼，也可不承担侵权责任。因此，对于这些权威的消息来源，记者可以放心大胆地使用。但在实践中，应注意区分哪些是权威的消息来源，国家机构、政府部门及有影响的社会团体都是具有权威性的，但是，对于不属于本职范围内的事项而言，它们又都不具有权威性。比如，对某人犯罪的错误报道，如果是根据公安、纪检等部门的消息而报道的，就构成侵权，因为这些部门无权认定是否构成犯罪，如果是根据法院的消息而写的，则不构成侵权。通过其他途径获取消息来源比较常见的情况还有群众的“举报”、“投诉”或“提供新闻线索”，对这类消息，记者不可偏听偏信、草率报道，一定要慎重处理，做认真细致的核查，相互印证无误后再下笔形成文字，否则极易导致侵权事件发生。如陆俊状告《羊城体育》一案，陆俊受贿这一消息来源于足球俱乐部一位负责人，记者为了抢新闻、制造轰动效应，没有经过必要的核实就写出报道，只能吞噬败诉的苦果。

细斟酌讲究方法与艺术

新闻工作者应该有一种嫉恶如仇的精神，有一种社会正义感，有一股激情，但这种激情决不能模糊了眼睛，阻碍记者了解事情的本来面目；这种精神不能堵塞了自己的耳朵，导致偏听偏信；奋笔疾书可以，但不能信口开河。在舆论监督中，记者只要讲究方法和艺术，就可最大限度地避免陷入新闻纠纷。

邓小平同志说，“无论是开会发言、写文章，都要进行充分的说理和实事求是的科学分析”，“绝不能以偏概全，草木皆兵，不能以势压人，强词夺理”。真实准确是新闻舆论监督的生命。真实准确包括事实的真实和准确性，也包括分析论断评价的准确性，以及分寸把握的准确尺度。

真实准确从何而来呢？来自深入细致的查对取证，必须在占有大量素材的基础上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必须做实地调查，核对事实，寻找证据；调查作风要深入，要独立自主，婉拒免费的食宿安排。下笔时更要谨慎，坚持辩证的方法，保持客观公正，避免“好则一好百好，坏则一无是处”。禁止使用侮辱诽谤的语言，禁止草率戴帽，轻易定性，先入为主，超越程序。坚持与人为善，客观公正，以理服人，以情感人。否则，记者很可能为其作品“鲜明的倾向性”付出代价。事实上，许多新闻纠纷中记者之所以败诉，并不是因为作品全文失实，而是个别词语使用不当。如某报发表的《一起离婚案中的两个丑角》一文，本来是一起普通的因夫妻感情不合而导致的离婚案，作者非要把它上升到道德与不道德的高度，而对当事人无情地鞭挞，导致侵权。

另外，舆论监督应把重点放在公众事务上，避开敏感而又繁琐纠缠不清的私人问题。一般而言，对于公众事务及国家公职人员的监督、批评和评论，有着较大的回旋余地，存在问题也相对容易解决，又有普遍的教育意义；而对于公民个人生活问题的谴责和批评，则易引起当事人的对抗情绪，最后往往是不了了之。而揭露他人与公共利益毫无关联的隐私，本身就是败坏他人名誉，当事人完全有权认为是受到了诽谤和侵权。按照一般人的标准，站在当事人的立场上，认为不宜公开的、尚不为一般人所知的所有有关私生活方面的事情，包括恋爱婚姻、家庭关系、某些疾病、身体缺陷、某些特殊的生活习惯和癖好等，都属公民隐私。这些东西一旦公开，就会给当事人造成精神上的痛苦和不安，甚至带来工作上的麻烦和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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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证据以备万一之需

舆论监督的素材有一部分来源于他人的“投诉”、“举报”、“提供线索”，他人介绍是没有任何心理压力的，而一旦经记者写成报道，就要为其中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承担责任。万一发生纠纷，记者本人负有当然的举证责任，所以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记者要把一些新闻事实材料搞得更准确、更充分，有理有据。当然，新闻采访活动不同于福尔摩斯的侦探行为，但即使从新闻单位与记者进行正当法律防范角度来说，也应采取必要的措施。如在征得同意的情况下，最好采用录音记录的方法采访被批评单位或个人，或采访记录最后由被采访对象签字与单位盖章等。在采访比较敏感或重大的事件时，最好请多方面、多部门共同参加，以增加旁证人数。

另外，批评报道在发表前最好还要同被批评者及其主管部门见面。如果他们提出新的问题和新的事实，这只能丰富和完善我们的报道，增加更多的证据，更有助于从中发现矛盾的症结和问题的实质，作出准确而恰如其分的判断，写出客观公正、不偏不倚的报道。从而把新闻纠纷的隐患消灭在报道发表之前，避免事后出现诉讼和麻烦。

学法律做到成竹在我胸

法律保护新闻工作者正确行使舆论监督的权利，任何人都应在宪法和法律规定的范围内活动，新闻工作者当然也不例外。记者与监督对象在法律地位上是平等的。目前，新闻界对新闻法尽快出台的呼声很高，其实，新闻法作为一个体系，不仅仅是一个单项法，我国从根本大法宪法到基本法刑法、民法，还有大量的单项法律、法规、立法司法解释等，已经基本构成了一个新闻法律的基础框架，具有一定的可操作性。因此，我们所要学习与掌握的就是这些法律精神和规定，如关于名誉权、肖像权、个人隐私、国家机密的规定，以及保护未成年人的规定等，我们必须时刻在法律、法规允许的范围内开展舆论监督，确保报道真实合法，万万不可为了制造轰动效应而去揭露他人隐私，侮辱他人名誉，甚至制造假新闻，否则，侵权不可避免。

如对未成年人的报道，《未成年人保护法》第四十二条规定：对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在判决前，新闻报道、影视节目、公开出版物不得披露未成年人的姓名、住所、照片及可能推断出该未成年人的资料。如果记者不了解这一规定，报道了不该报道的内容，即使文章内容完全真实，在诉讼中也会败诉。

和为贵争取和解利于双方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新闻记者也不例外。舆论监督一旦失实，就要遵照“和为贵”的原则，争取时间同当事人讲和。

新闻诉讼范文篇10

【关键词】狗仔队；博弈；隐私权；知情权；有效方法

一、狗仔队的含义和特点

狗仔队（paparazzi）最先出现在1958年，原本的意思是“追踪摄影队”，它成为一个世界型的词汇应该是在1960年，当时意大利著名导演费里尼拍了一部影片叫《甜美的生活》，里面的男主角就是一个追踪摄影队，这个词后来被香港翻译成为“狗仔队”，成为中文中的普遍的说法。而狗仔队在粤语中本是香港人对专职跟踪任务的警探的谑称，后大众传播媒体借用来指专门从事跟踪并偷拍名人隐私照片的摄影记者或业余摄影员。①但对于狗仔队的定义，仍是莫衷一是。

陆谷孙先生主编的《英汉大词典》把“狗仔队”解释为“专门追逐名人偷拍照片的摄影者”，并注明源自意大利语（缩印本，上海译文出版社，1993年8月，上海）。人们在使用时，却大大扩展了其范围，这个称呼不仅可以用于摄影师，还包括记者、主持人、电视摄像师等。②另一方面，虽然这个名称所指的对象出现了很大的扩展，但其所包含的内涵一直没有很大的变化，许多人在使用时已经将这个词从人的称谓改变为对一种采访手段的称谓。

狗仔队所用的采访手法比较特殊，不同于以往的方法，主要有以下几种：1.藏在可以观察到公众人物的私生活的地方，比如家的对面，等待有价值的新闻；2.接跟踪公众人物，在其最希望被采访的时间内进行采访，以得到具有爆炸性的新闻；3.造戏剧化的场面，然后加以演绎，让当事人出面澄清，使传闻变新闻；4.点利用照片、图像资料，加强可信性。

从上述这些采访手法中，我们可以发现所有狗仔队所共同具有的特点：

1.开性。新闻的价值来源于公众人物所不愿意曝光的隐私，而这类隐私是一般民众十分感兴趣的。这部分隐私往往会伤害到公众人物。

2.接性。记者对公众人物隐私的曝光是合法的，但记者由于受到竞争的压力，不愿意采用间接的方式，获得确实的新闻。他们往往采用直接的方式，与采访对象正面接触，甚至制造一些机会给当事人，使所谓的隐私新闻正当化。这种手法在采访娱乐人物时经常采用。

3.扰性。记者本身应忠实于记录事实，而狗仔队或多或少地参与了事实，甚至制造了事实。这种强行介入他人私生活的手法是其最引人争议的。比如，1997年8月30日夜，多过7名的摄影记者对戴安娜王妃的汽车狂追不舍，最后汽车在塞纳河岸的阿尔玛桥底隧道中发生严重车祸，造成戴安娜王妃身亡。③这一事例充分说明了狗仔队对公众人物的私生活的干扰。

二、狗仔队现象所引发的争议

对于狗仔队一词，一般认为具有一定的贬义倾向，如果用狗仔队来描写某个记者，那么必然引起他的不满，因此，从传统意义上，狗仔队并不是一个受欢迎的称谓。但不可否认，狗仔队现象不断向世界蔓延，有不可阻挡之势，正也说明狗仔队的存在有其必然性。

对于狗仔队现象的争议，在道德方面，它无疑受到全面的批评（这一点已一目了然，在此就不作详析）。从法律制度角度看，理论界同样对狗仔队现象有很大的争议。反对的一方主要的理由是，狗仔队侵犯了他人的隐私权，狗仔队采用强行介入他人生活的采访方式，破坏了他人正常的生活方式，直接或间接地成为他人生活中一个组成部分。这种方式并不受到法律的保护。在美国，就出现过某明星的保镖枪杀狗仔队的案例，这说明法律上并不保护这种行为。狗仔队往往会因为他们的行为惹下很多法律诉讼。

我们看见对狗仔队现象的分歧，主要集中在知情权与隐私权的矛盾统一体上，知情权与隐私权是人类社会一对相互对立的权利，它们相互矛盾，又相互依存，同样受到国家法律的保护，这两种权利的冲突集中地反映在狗仔队现象上。本人认为这种现象非常典型地反映了隐私权和知情权的博弈过程。由此本文将运用博弈论来解释分析狗仔队现象。

三、狗仔队现象的博弈分析

博弈论（gametheory）又称对策论，它产生于1710年，由德国数学家、哲学家莱布尼兹提出的，开始主要是一个数学理论，1944年被应用到经济领域，在经济领域博弈论得到了大大的发展，随后又逐渐推广到其他社会科学领域。博弈论是研究决策主体的行为发生直接相互作用的决策以及这种决策的均衡问题，在博弈论看来，个人决策不仅依赖于自己的选择，即追求自身效益的最大化，而且依赖于他人的选择。

1.狗仔队现象是一个博弈格局

隐私权又叫宁居权，是指公民个人所享有的个人信息不被非法获悉和公开，个人生活不受外界非法干扰，个人私事的决定不受非法干涉的一种独立的人格权。

当前，西方社会对隐私权的保护越来越重视，隐私权的定义越来越宽泛，隐私权已被公认为不容侵犯的重要权利。关于隐私权的纠纷越来越多，涉及的领域也越来越多，比如，微软开发的新软件就被欧洲批评为分割了消费者的隐私权。

知情权又称知悉权，其含义十分广泛，同样其涵盖的范围不断处于扩大中。其基本含义是公民有权知道他应该知道的事情，国家应最大限度地确认和保障公民知悉、获取信息的权利。知情权是一个与新闻自由、言论自由、创作自由和出版自由等概念密切相关的权利概念之一。

知情权的定义十分宽泛，而且其标准主观性很强。“有权”和“应该”两个词基本上无限扩大了知情权的范围。

知情权具有“知”的权利，而隐私权具有“守”的权利。这两个权利具有天然的矛盾。在狗仔队现象中，隐私权首先受到了知情权的“侵犯”，然后去拿起法律武器，保护自身的隐私权。从上面分析看，狗仔队现象反映的博弈，是一种典型的不合作博弈，也是一种动态博弈，也就是说博弈参与者不是同时采用策略，隐私权只能在知情权对其“侵犯”后才能采取行动。所以，狗仔队现象反映了一种不合作、动态博弈。

2.博弈论对狗仔队的解释

博弈论的主要概念包括参与人、行动、决策、支付、结果和均衡。我们必须假定双方都是理性的，虽然现实中面对狗仔队许多公众人物不能保持理性，但在博弈分析中参与人必须是理性的。对于狗仔队现象，参与人是隐私权和知情权的受益人，我们把它简化为隐私权和知情权，行动主要指隐私曝光和对曝光者的法律惩罚，决策是采取行动的规则，结果是采取行动的结果，均衡是最佳策略。我们用划线法来分析狗仔队现象的博弈过程。

（1）知情权对隐私权的“侵犯”下博弈

对于隐私权而言，它有两种策略，一是保护，另一种是不保护，前者需要一些成本，如果是公众人物，其成本会比较高，比如雇佣保镖等，后者虽然没有保护的成本，但必须忍受隐私被曝光所带来的痛苦。不同的人，其成本并不相同，对于公众人物，保护的成本虽然高，但曝光所带来的成本更高，前者公众人物可以负担，而后者有时是无力负担的，相对而言，对于一般民众，曝光所带来的成本大大低于保护成本，隐私的保护主要针对邻居而不是狗仔队。

对于知情权，同样有两种策略，一是刺探并曝光，另一种是不刺探或不曝光，显而易见，前者能带来收益，后者则收益为零，但是对于不同的对象，收益不同，显然，公众人物的隐私曝光会带来更大甚至巨大的收益。

对于一般民众：

知情权\隐私权不保护保护

刺探并曝光1，01，-5

不刺探或不曝光0，00，-5

对于公众人物：

知情权\隐私权不保护保护

刺探并曝光10，0100，-5

不刺探或不曝光0，00，-5

我们假设保护的成本为5，对于一般民众，曝光的收益为1，而对于公众人物，在不保护的情况下，收益为5，主要原因在于，由于不保护的隐私本身，新闻价值不高，而且新闻没有独家性，因此收益只能为10，而被保护的隐私，价值最高，达到100。上述分析没有考虑隐私被曝光后的损失，我们可以把知情权收益理解为曝光的损失，虽然其损失一般会大于知情权收益。由此可见，一般民众的策略是不保护，公众人物的策略是保护，而狗仔队的策略只有刺探并曝光。

（2）隐私权“诉讼”知情权下博弈

对于隐私权而言，它有两种策略，一是诉讼，另一种是不诉讼，前者需要一些成本，也会得到一些收益。对于知情权，同样有两种策略，一是赢得，另一种是赔偿。其博弈格局可以描写如下：

对于一般民众：

知情权\隐私权不诉讼诉讼

胜诉0，00，-5

赔偿-5，0-10，-5

对于公众人物：

知情权\隐私权不诉讼诉讼

胜诉0，00，-10

赔偿-5，0-10，-10

我们假设诉讼的成本为5，在没有诉讼的情况下，知情权受益人赔偿5个基本单位，在诉讼情况下赔偿为10。根据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赔偿不会因人而异。而公众人物的诉讼成本远大于一般民众，因为诉讼等于将隐私完全暴露在公众面前，公众人物承担的额外损失很大。公众人物诉讼成本为10。由此可以得出结论，一般民众会选择诉讼，而公众人物会由于诉讼成本和收益不对称而放弃诉讼。

从国内外的法律实践看，基于新闻自由和对公民隐私权保护的原则，一般民众在隐私权诉讼中基本可以胜诉，而公众人物的诉讼基本无法获得胜利。因此，从这个角度看，更加肯定了上面的结论：一般民众会选择诉讼，而公众人物会放弃诉讼。

（3）综合两个博弈过程分析

上述两个博弈过程反映了在两个行动下的博弈结果，事实上，狗仔队在采取曝光这一行动时，就会考虑到诉讼的博弈结果。因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对于一般民众，博弈的均衡是曝光时（0，0），即双方既不保护，也不刺探，以及诉讼时（-5，0）或（-10，-5），即隐私权被侵犯必然诉讼；对于公众人物，博弈的均衡是（100，-5），即双方既要保护，也要刺探，以及（0，0），即公众人物放弃诉讼，也就是说，最终达成的平衡产生了狗仔队现象。单纯从法律的观点，这是很不好理解的，但从博弈论的分析，这是合理的博弈结果。

在现实生活中，基本反映了这种博弈情况，这也是狗仔队现象不断发展的根本原因。这里应该说明的是，博弈的均衡并不代表没有其他结果出现，只是其他结果在理性下效果并不好。事实上，世界上对于狗仔队的起诉几乎没有减少过，狗仔队的行为一次又一次地被社会舆论及理论界讨论，也是因为有不断的诉讼出现。

四、结论

我们用博弈论对狗仔队现象作了初步的分析，分析这种现象产生的内在原因，从分析中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狗仔队现象有其产生的不可避免的内在原因。社会上虽然对狗仔队十分讨厌，但其存在具有其内在难以克服的原因。狗仔队是新闻自由发展下的必然产物，狗仔队现象是社会博弈的最佳选择之一，如果采用法律手段强行限制狗仔队，社会付出的代价可能更大。西方法律制度的调整对狗仔队的风行有很大的作用。

2.均衡博弈结果对法律调节也有影响。当前西方法律制度对知情权的定义越来越宽泛，对公众人物的隐私权保护越来越小，基本上对于狗仔队现象采取了宽容的姿态。这一事实反映法律受到均衡博弈结果的影响，这种法律的调整又引发了狗仔队现象在国际上的蔓延。

3.对于狗仔队现象，社会从道德的角度也应比较宽容。单纯从道德上来抨击狗仔队，并不能防止这种现象，从另一方面看，一般民众对于公众人物的要求，往往比对狗仔队的要求高，因此，狗仔队有时行使了这种要求的权力，加强了对公众人物的监督，虽然这不是狗仔队的目的。

4.限制狗仔队也是必须的，如果对狗仔队现象不加限制，就会影响社会秩序。狗仔队的最大界限是不能对一般民众实行“狗仔队”，法律应是这种限制的最大保障，因此，我们必须研究公众人物的准确定义。依据不同情况，适当提高狗仔队的法律成本，对狗仔队有很好的效果。我们认为，狗仔队并不是毫无约束的。

注释：

①《新加坡特有词语探微》，汪惠迪，第四届汉语修辞和汉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1999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