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史范文10篇

新闻史范文篇1

【关键词】新闻事业；地方新闻史；民国时期

一、民国时期地方新闻史研究之概况

自1917年姚公鹤发表《上海报纸小史》开始，我国新闻史研究已经走过了一百多年，《上海报纸小史》更是我国新闻史研究历程上的第一部著作。地方新闻史研究是我国新闻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百年来，我国地方新闻史研究的队伍不断扩大，学术水平不断提高。然而，对于民国时期的中国地方新闻史研究却鲜少有人提起。事实上，自1917年姚公鹤发表中国第一部地方新闻史研究《上海报纸小史》起，民国时期已经有不少学者开始针对地方新闻史进行研究，并且取得了一些成果。如项士元于1930年发表的《浙江新闻史》、严承荫于1935年发表的《河南新闻事业》、胡道静于1935年发表的《上海新闻事业之史的发展》、蔡寄鸥于1943年发表的《武汉新闻史》等等。除了这类单独成书的地方新闻史研究之外，还有许多学者将研究地方新闻史的文章发表在当时的期刊杂志上，如李报一于1933年发表在《长沙市新闻记者联合会年刊》上的《长沙报纸史略》、韦风今于1936年发表在《中外月刊》上的《成都新闻事业之今昔观》、陈天佑于1940年发表在《新闻学季刊》上的《湘西新闻事业之发展及其现况》等等。总的来看，民国时期学者们对地方新闻史的研究大多集中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且不仅有对某个具体省市的新闻史研究，还有对某一地区如湘西、西南的新闻史研究，并且涉及新疆、西藏等边疆地区，可见研究的覆盖范围之广。本文通过对民国文献大全、大成老旧刊全文数据库、中国历史文献总库?民国图书数据库等数据库的搜索，整理了从1912年到1949年中国地方新闻史研究的相关史料。因能力有限，不求穷尽但力图还原民国时期学者们对于地方新闻史研究的状况，总结当时研究的不足及可取之处，为现今我国地方新闻史的研究提供一些新的视角和路径。

二、民国时期地方新闻史研究之详述

通过搜索数据库，可以将民国时期学者们对地方新闻史的研究大致分为以下三类：单独成书的地方新闻史研究著作、在新闻学著作中某一章节提及地方新闻史、发表在杂志报刊以及期刊上的地方新闻史研究文章。

（一）单独成书类

通过检索与整理后笔者发现，民国时期对地方新闻史进行研究后单独成书的著作数量并不多。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1930年项士元所著《浙江新闻史》，1935年严承荫所著《河南新闻事业》，1935年胡道静所著《上海新闻事业之史的发展》，以及1943年蔡寄鸥所著《武汉新闻史》。此外，程其恒在《战时中国报业》中也对战时各个省市的新闻事业状况进行了详细分析和论述。在这些书目的谋篇布局上，项士元、胡道静以及蔡寄鸥从当地报纸的起源入手，整理了当地在不同时期的新闻事业状况，如胡道静在《上海新闻事业之史的发展》中将上海新闻事业的发展分为党政运动时期、民族革命时期、洪党时期、欧战时期、时期、五卅惨案时期和国民革命时期，并针对各个不同时期的新闻事业展开了详细论述。严承荫梳理了汴郑各报的小史并对此进行了详细分析，从各报的发展史入手，整理了各报的发行时间、主办人、版面格式、报纸主要内容以及报社组织结构，内容全面且详细。除了对各报发展史的分析，严承荫还详细叙述了河南新闻事业的采访、印刷、广告、发行、登记、记联会等内容。项士元在《浙江新闻史》中除了探讨浙江在不同时期的报纸发行状况，也对浙江的报社组织和记联会组织进行了研究。蔡寄鸥在《武汉新闻史》中论述了各个不同时期武汉的新闻事业状况，涉及报人、报馆、通讯社、记者公会等不同方面。总的来看，民国时期中国地方新闻史研究的专著数量不多，但研究成果的质量比较高，并且除了有学者们对地方新闻史进行研究以外，官方机构也对地方新闻事业进行了考察，如新民会中央指导部调查科于1938年发表的《京津新闻事业之调查》，详细考察了北京和天津两地新闻事业的历史发展及其现状。这些研究涉及的范围和方面较为广泛，包括报纸、报馆、报人、通讯社、记者联合会、印刷、广告等各个不同方面，内容详实丰富，为后人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史料。

（二）在新闻学著作中某一章节提及地方新闻史

在笔者的检索与整理中，民国时期除了上述专门写成著作的地方新闻史研究书目以外，还有一部分地方新闻史的研究掺杂在某一新闻类专门书目的某一章节中，如郭箴一1931年所著、复旦大学新闻学会所出版的《上海报纸改革论》。该著作主要讨论了上海报业改革应注意之点和具体计划，分析了上海报业改革的困难之处。但同时，作者在该著作的第二章节，论述了上海报纸的沿革，考察了上海各报的发展史，包括申报、新闻报、时报、时事新报和民国日报。但每一报纸论述的篇幅并不长，内容并不多，只是概述。同时，郭箴一对上海新闻史的研究，也仅仅停留在报纸本身，并未过多涉及通讯社、记者、广告等方面的内容，可见其对于上海新闻史的研究并不十分深入。除此之外，胡道静于1940年发表的《报坛逸话》，在第一章节“报纸的起源”中论述了上海最早的报纸以及上海新报的十二年；第二章节论述了边疆报纸的发展状况，但其所涉及的边疆报纸并不多，只论述了《西藏新闻》一家。由此可见，胡道静在《报坛逸话》中对于地方新闻史的考察远不如在《上海新闻事业之史的发展》中的论述来得详细全面和系统。

（三）发表在杂志报刊以及期刊上

民国时期学者们对于地方新闻史的研究更多的是集中发表在当时的期刊杂志上。根据笔者的检索与整理，1912年至1949年间，发表在当时期刊杂志上有关地方新闻史研究的文献共计32篇，且除了姚公鹤于1917年发表在《东方杂志》上的《上海报纸小史》以外，其余所有文献均发表于1930年以后。这些文献研究所涉及的地区范围广泛，涵盖了中国大部分地区，包括京津、江浙、华北、华中、华南、西南、西北，以及西藏、新疆等边疆地区。如柯善虞在1934年发表于《新闻学期刊》上的《平津新闻事业概况》中介绍了北平和天津两地的新闻事业发展状况，涵盖了中文报纸、外文报纸、通讯社，以及新闻教育等多个方面；黄萍荪在1935年发表于《浙年》上的《浙江的新闻事业》一文中，将浙江新闻事业的发展分为萌芽时代、鼓吹民族革命时代、军阀压迫时代，以及国民革命军奠定浙江以后等不同时期进行了详细论述与考察；史纪言在1932年发表于《夜光》的《太原新闻事业概观》一文中，论述了太原新闻事业发展的黄金时期，并罗列出当时的报纸及通讯社；《中外月刊》于1936年刊登的《湖南新闻事业之过去与现在》（作者不详）一文中，作者提到“湖南新闻事业在民国纪年以前，虽已具有规模，但多官报性质。至民间能自由办报，自由言论，则自民国纪元以后。”[1]并从报社、通讯社以及新闻团体三个方面论述湖南新闻事业从过去到现在的发展历程；程其恒在1940年发表于《新闻学期刊》上的《江西新闻事业的概览》一文中，对江西新闻事业的发展历史作了详细论述，他提到“戊戌政变以后，江西开始拥有现代化的报纸出来和世人见面，到现在不觉已有了四十多年的历史”[2]；凌企云在1945年发表于《青光半月刊》上的《重庆的新闻事业》一文中详细论述了重庆各报纸在抗战八年期间的发展；黄鸿铨在1936年发表于《四川月报》上的《成都新闻业之今昔》一文中，将成都新闻业的发展分为萌芽时期、进展时期、稳定时期进行论述；宋念慈在1943年发表于《新新疆》上的《十年来新疆的新闻事业》一文中，将新疆的新闻事业发展划分为不同时期并分别进行了论述……纵观这些文献，可以发现，民国时期学者们对于我国地方新闻史研究所涉及的地理范围广泛，不仅有内陆新闻事业发达地区如上海、北平，也有中西部、沿海地区，更有边疆地区如西藏、新疆，基本上涵盖了我国大部分地区和省市。从研究的内容上来看，大多数的文献都是按照时间逻辑来对当地的新闻史进行研究和论述，同时研究不仅仅局限于报纸本身，还包括对通讯社、新闻团体，甚至是新闻教育的研究，可见研究内容的范围之广。

三、民国时期地方新闻史研究之总结

（一）从数量上看

民国时期学者们对于我国地方新闻史研究成果的数量并不很多，且系统整理成专门地方新闻史研究书目的更是少之又少。数量较多的就是发表在期刊杂志上的研究地方新闻史的文章，且发表时间大多集中在1930至1949年间，1910至1930年间几乎没有有关地方新闻史研究的文献。由此可以看出，虽然我国新闻学界对于新闻史的研究开始较早，但民国时期学者们较晚才关注到地方新闻史的研究。

（二）从研究内容上看

民国时期学者们对于中国地方新闻史研究内容涵盖的范围十分广泛，这首先体现在这些研究所涉及的地理范围十分辽阔，不仅有内陆新闻事业发达地区如上海、北平，也有中西部、沿海地区，更有边疆地区如西藏、新疆，基本上涵盖了我国大部分地区和省市。同时，这一时期地方新闻史研究的对象并不仅限制于报纸这一传统新闻媒介，还涉及了诸如报馆、报人、通讯社、新闻团体等不同新闻媒介类型进行了研究。如项士元、严承荫、蔡寄鸥等在《浙江新闻史》《河南新闻事业》和《武汉新闻史》中都涉及到了当地的通讯社以及记者联合会的发展历程，还涉及采访、印刷、广告、发行、登记等多个方面；《平津新闻事业概况》中介绍了北平和天津两地的新闻事业发展状况，涵盖了中文报纸、外文报纸、通讯社，以及新闻教育等多个方面；《中外月刊》于1936年刊登的《湖南新闻事业之过去与现在》从报社、通讯社以及新闻团体三个方面论述湖南新闻事业从过去到现在的发展历程……可见民国时期学者们对于地方新闻史研究对象之广，研究内容之丰富和详细。

（三）从研究方法和表现形式上看

总的来看，民国时期学者们对于中国地方新闻史的研究大多采用的是原创研究法，这可能是基于前人鲜少有对地方新闻史的研究，可参考的史料较少，因此当时的学者们大多采用的是此种研究方法。正如严承荫在《河南新闻事业》的序言中所谈到的：“欲知新闻之渊源，可详读出版之各国新闻史，欲知我国之新闻来历，则有戈公振《中国报学史》可孜。若就一省之新闻事业‘详查细究’，则仅有项士元之《浙江新闻史》可读矣。”“而此种专门学者对于地方新闻事业，乡村新闻事业，呼吁者尚属少数。”[3]由此可见当时对于地方新闻史研究的单独著作之少，可参考的材料和史料之少。但是，尽管当时可以借鉴的材料较少，还是有学者能够引用前人的研究来为自己的研究佐证，如胡道静在《报坛逸话》“上海最早的报纸”一章中引用燕京大学新闻学系白瑞登教授：“上海的中国现代化新闻纸曾有一时期是摹仿香港报纸，而后来把握了中国现代新闻事业进展中的领导地位。”[4]此外，在研究的表现形式上，民国时期学者们对于研究成果的表现形式比较多样，并不仅仅局限于文字表述，也有图表、表格等形式。如天君于1931年发表在《新汉口》上的《汉口之新闻事业》中就运用了表格的形式将汉口当地的报馆、通讯社及其主办人、地址、发行时间等一一罗列，使人一目了然，清晰整齐。

结语

民国时期学者们对于我国地方新闻史研究的成果虽然数量不多，但这些研究成果覆盖的地理范围之广、研究内容之丰富和详细，为后人的地方新闻史研究提供了大量的史料。在当时的研究条件下，学者们能够做出此等质量的研究成果，已经是非常之不易。总的看来，民国时期学者们对于中国地方新闻史的研究呈现以下特点：地理涵盖范围广、内容丰富详细，涉及新闻事业的各个方面；表现形式多样，有表格和图表等丰富的表现形式；并且能够将研究系统整理成书，且具有全面性和系统性；同时，在当时，对我国地方新闻史进行研究的不仅有学者个人，还有官方的部门机构，这些都是值得后人在研究地方新闻史时借鉴和学习的地方。但除了这些优点之外，还应看到当时学者们对于我国地方新闻史研究的不足之处。如史料运用和开发的不足、缺少对少数民族地区新闻史的研究等等。中国的新闻史研究已经走过百余年，在信息化、数字化的新时代环境下，我们的地方新闻史研究也应该在前人的肩膀上有所创新，加大对新史料的挖掘和整理，并且关注和坚持对少数民族的地区新闻史研究，使我国的地方新闻史研究更上一层楼。

参考文献：

[1]湖南新闻事业之过去与现在[J].中外月刊,1936:104-105.

[2]程其桓.江西新闻事业的概览[J].新闻学季刊,1940:63-64.

[3]严承荫.河南新闻事业[D].1935.

[4]胡道静.报坛逸话[M].台北：世界书局,1935:13

[5]倪延年.论民国时期的新闻史研究成果叙述体系[J].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37(01):121-131+163-164.

新闻史范文篇2

[关键词]桂林；抗战新闻史；研究

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的新闻传播事业发展速度相当快。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传媒集团的进一步发展、中国新闻传播政策的调整等等，为广大的中国新闻传播学研究者提供了许多新的研究话题。地方新闻传播史是中国新闻传播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抗战新闻传播史的研究领域里，重庆、上海、武汉、香港和西安的抗战新闻活动的历史地位总能引起学界的高度重视，相比之下，作为抗战新闻史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一广西桂林抗战新闻史的历史地位一直以来都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或者是未被人们经常提起，这与蜚声海内外的“抗战文化名城”的文化繁荣的景象极不相称。改革开放以来，桂林抗战新闻史研究有了相当的进展，不少研究者参与了这项工作，收集挖掘了很多宝贵的资料，并在此基础上作了初步的研究，取得了一些成果。但是，相对于整个城市的全面发展以及城市地位的迅速提高，相对于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需要，桂林抗战新闻史的研究还有其明显的不足，显得比较滞后，以至于在抗日战争时期在新闻传播事业方面有着光辉历史的桂林至今仍然没有一部《桂林抗战新闻史》。显然，对桂林抗战新闻传播史活动的研究广度和深度之不足已经成为它无法在中国新闻传播史中获得应有地位的最大障碍。

因为地利之便，近年来笔者开始涉足这一领域。经过大量的检索、重点翻阅及初步研究，对桂林抗战新闻史特别是战时报业史的研究现状有了一定的了解与思考，现不揣浅陋，将之付诸文字，以求引起各方重视，共同推进这一工作。

一、拓宽视野、调整角度，以新的历史使命重视桂林抗战新闻史研究

桂林抗战新闻史是抗战文化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20世纪80年代中期后，学术界对抗日战争时期国统区地方抗战文化的研究取得了相当多的成果，近10年来继续保持兴盛的势头。关于桂林抗战文化的研究最引人注目，发表了相关论文200多篇，出版了著作10余本，但对战时桂林文化城的研究多着眼于文学、艺术等方面，而对抗日战争时期桂林的新闻传播研究仍是一个空白。过去的新闻就是今天的历史，从学术的角度对抗战时期的桂林新闻史实进行梳理，进行理论上的思考和分析，不失为今后对抗日战争时期国统区抗战文化的研究向纵深发展的一个方向。

同时，桂林抗战新闻史也属于新闻史研究的范围。新闻事业发展史是新闻学的一个重要分支。现在经过许多人的共同努力，中国新闻史的研究已经成为一门基础扎实、发展稳定的学科。但是，在这种繁荣局面中，还有不少需要充实填补的地方，比如新闻史的个案研究、地方新闻史研究等。其中，也包括了桂林抗战新闻史的研究。抗战时期在中国新闻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几个大城市如重庆、上海等都已出版了自己的地方新闻史著作，就连一些普通省、市也已经有了自己的抗战新闻史。可是，作为在抗战时期中国新闻事业发展的历史上占据着重要地位的桂林，却至今没能出版一部抗战新闻史。桂林抗战新闻史研究已经成为该学科的薄弱环节之一，这一点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应该引起我们社会科学研究界尤其是新闻学界的高度重视。抗日战争时期，桂林作为一座抗战文化名城，为中华民族的抗战胜利作出了卓越的贡献。1938～1945年，先后有100多家报纸在桂林出版发行，为抗战时期沟通传播信息、服务大众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大批的文化名人曾经在这块土地上为国家的前途、人民的命运大声疾呼，国际新闻界也曾经在这里开展过较大规模的新闻活动。抗战时期桂林新闻史上发生过的所有这一切，不仅深刻地影响了当时桂林乃至广西的经济与社会生态，影响了桂林人的精神文化风貌，而且在其发展过程中的某些阶段，还深刻地影响到了当时的整个中国。认真、深入、系统地研究这一部辉煌的历史，是我们新闻事业研究者义不容辞的责任与义务。更重要的是，城市的发展也需要我们全面深入地做好这一工作。

桂林自古是广西门户，也是与外界进行经济文化交流的枢纽。抗日战争爆发以来，桂林成为文化重镇，影响辐射至华南、西南等地。进入新世纪的今天，桂林的经济建设获得了长足的进步，城市面貌发生了极大变化。作为自治区“文化广西”的一个重要棋子，桂林又一次成为时代的焦点。相形之下，近年来由于文化事业发展滞后，城市文化品位与城市地位还不能完全相称的尴尬也日益凸显。事实上，这个状况也已经对整个城市的发展造成了明显的负面影响。如何挖掘桂林丰厚的文化资源，全面深入地研究桂林的地方文化，包括抗战时期桂林新闻事业的发展历史，尽快形成一批高质量的研究成果，并进一步综合开发和利用这些资源与成果，是我们今日应该也必须解决的问题。

此外，地方新闻史研究对本地新闻事业的健康发展也是有重要意义的。因此，笔者认为，重视桂林地方新闻史研究，全面深入地开展这一研究，应该尽快提上我们的议事日程。

二、深度挖掘、抢救史料。确保桂林抗战新闻史研究的深入进行

历史研究离不开第一手原始史料，因此，相关史料的搜集、挖掘、保存就显得十分重要。由于抗战末期桂林的沦陷，使得桂林抗战新闻史的相关史料，尤其是战时报业发展的相关史料大量毁于战火。这些第一手史料的缺失，导致很难勾画出一幅当年新闻报业的全景图，他们的活动对抗战时期桂林新闻界、对当地公共舆论的形成发展、对当地政治文化的演进究竟产生过什么具体的影响，已无从得知，这是非常可惜的事。抗战胜利已经60多年了，当年活跃在桂林新闻界的新闻工作者多已过世。抓住有限的时间，尽可能抢救挖掘一批史料非常必要，也非常紧迫，应该予以高度重视。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通过广大学者对实物资料和口头资料的抢救性搜集和整理，史料整理工作取得一定的进展，并有一系列的著作相继出版。当前，最主要的史料著作有：《八桂报史文存》(张鸿慰著，广西民族出版社，1995年版)、《桂系报业史》(张鸿慰主编，1998年内部准印证号：11241)、《蕻蔚集》(张鸿慰著，2003年内部准印号：0036071)、《救亡日报的风雨岁月》(吴颂平编，新华出版社，1987年版)、《国际新闻社回忆》(吴颂平编，湖南人民出版，1987年版)、《喉舌之战：抗战中的新闻对垒》(王晓岚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桂林文化城概况》(广西社会科学院、广西师大主编，广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桂林抗战文化史料》(魏华龄编，漓江出版社，22万字)、《抗战时期桂林出版史料》(龙谦、胡庆嘉编，漓江出版社，1999年版，53万字)。

但是由于时代的局限，如观念意识的偏差、研究视野的相对狭隘等，都令当年挖掘的史料留下了许多不足。以抗战时期报业为例，搜集这些史料大量集中于倾向共产党办的报纸——《救亡日报》的相关情况，而关于桂系如《广西日报》和国民党中央系统《扫荡报》的报纸及其他持民间立场如《大公报》的报纸，相关史料的搜集却非常稀少。即使有少数资料谈及这些报纸，回忆者也多半力求凸显其与自己所理解的、符合当时政治标准的部分，而忽略其自认为与当时政治标准不甚吻合的其他部分，缺乏足够的客观性与全面性。他们对当年史实的回忆本身，也多持纯政治的单一观点，而缺乏多角度的、综合性的全面认识。还有许多方面的史料尚付之阙如。如因为当时还缺乏具体深入的研究，许多本应引起注意的史实与人物尚未引起足够的重视而在那时的史料搜集工作中被忽略了，等等。此外，加大对原始资料如当时报纸的搜寻力度与搜寻范围，也是桂林抗战新闻史研究的重要使命。档案馆、民间收藏、港台及海外的相关保存与研究机构，都是可以也应该考虑的搜寻方向。当然，大规模的资料搜集单靠研究者个人的努力是难以有重大收获的，必须取得有关部门的重视并参与组织协调，以获得资金与人员等条件的基本保障。地方新闻史的研究是一项浩繁的工作，要想获得高质量的成果，使之真正有益于地方经济文化建设，有益于城市文化品位的提升，就必须花大力气，做踏实深入的工作。

三、与时俱进。全面推进桂林抗战新闻史的研究

目前桂林抗战新闻史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如对桂林抗战时期新闻传播活动时代背景的研究；当时主要的新闻刊物及传播特色的研究；抗战时期名报人新闻活动研究；桂林抗战新闻史的影响力的研究等。但总的看来，应该说这项研究仍然还处于一种比较概略、简单的阶段。已有的研究成果数量还不多，建立在深入研究基础之上的、高质量的研究成果数量就更有限。要改变这一状况，推进这一研究，还需要我们付出更多的努力。

首先，必须以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为指导。从目前已有的成果来看，以往的研究往往是用研究中国革命史的范式、从政党政治的角度、泛政治化的倾向来认识评价所有的媒体与新闻工作者。这样的历史传统，明显地限制了新闻史的研究工作范围、影响了研究质量，使我们不但忽略了许多重要问题、重要现象、重要人物，也严重影响了我们研究的客观性与科学性。改革开放以来，西方的新闻传播理论及研究成果大量引进，国内学术界以这些理论为指导的研究开始大量出现。不能否认，这些理论包含了很多人类文明的精华，有很多应该学习借鉴的地方，但同样不能否认的是，其中也掺杂着不少的糟粕。如何以马列主义的新闻观为指导，科学合理地吸收、利用人类一切有价值的理论，扩大我们的视野、更新我们的观念，是我们做好桂林抗战新闻史研究工作必须注意的首要问题。

其次，我们必须明确，研究桂林抗战新闻史，单单理清其发展线索、介绍一些主要的媒体及少数重要典型如《救亡日报》之类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从拓宽范围与深入局部两方面推进、加强这项工作。比如，对抗战时期桂林新闻事业产生、成长的经济文化环境及其产生原因与发展的内在动力，对抗战时期桂林新闻体系的基本结构与功能，对当地新闻事业演变发展的规律，对抗战时期各媒体的主办宗旨与定位，对抗战时期各媒体宣传报道的内容、版面栏目、编辑写作水平、风格特色及经营管理的方式，对抗战时期各媒体的社会影响力，对重要新闻事件、重要新闻工作者，对受众，对当地媒体与外地媒体的比较等等，都需要进行认真的研究。只有做好了这些基础工作，才能对桂林抗战新闻传播事业的发展历史有科学的认识、客观的评价，也才能写出真正有价值、有分量的桂林抗战新闻史。

新闻史范文篇3

本文使用文献回顾的方式，述评美国新闻史研究的视角和方法，并选取夏德森的《挖掘新闻――美国报纸的社会史》为案例，研究这部比较经典的新闻史的视角和研究方法。

美国新闻史研究，按照研究方法和视角，较常见的早期有2类：描述性研究，解释性研究，这是两类使用资料做新闻史研究的方法。以后又出现了批评式的研究，最近的研究潮流，则转向以传播学史的方式做新闻史，这里暂且称为传播学派的研究。

1、描述性研究

美国新闻史研究，可以追溯到1810年托马斯（IsaialThomas）的《美国印刷业史》（TheHistoryofPrintinginAmerica），专事新闻学的则要从著名便士报《纽约先驱报》编辑主任哈德森（FredrickHudson）1873年出版的《美国新闻业》（JournalismintheUnitedStates）算起。此后多年，美国新闻史的研究，均按托马斯和哈德森所开创的“描述式”方式进行。

描述式研究是早期美国新闻史的主要手法，基本上是按报刊、广播或电影媒体的产生、发展和演进的脉落，收集考证新闻史料、描述新闻事业发展的过程，以史料翔实、描述丰富取胜。描述式研究，限定在印刷媒体、或者电子媒体、或突出的人物。（J.D.Stevens,H.D.Garcia,1980）哈德森用托马斯开创的这种研究方式，围绕报纸（即产品）去叙写美国新闻史，他在书中突出了纽约的新闻业尤其是便士报的资料，后人认为他过分夸张了纽约报纸的重要性和影响。从此以后，纽约新闻事业就被当成了美国新闻事业的代表。之后美国新闻史的研究增加了多角度多方位的描述，但新增加的大量媒体的资料，却模糊了研究的意义。

1884年，诺思（S.N.DNorth）的《美国报刊历史和现存条件》（TheHistoryandPresentConditionoftheNewspaperandPeriodicalPressoftheUnitedStates），将媒体增长的趋向与消费者的需求、以及都市化联系在一起考察。书中有普查式资料的汇编，强调媒体成为“大众”这一现象，并认为这种大众媒体对社会有影响和塑造的作用。这是较早将媒体与社会结合在一起进行的研究，这种思路现在常用于大众传媒与社会的研究，强调媒介操作、使用、效果和社会情境。诺思还研究了当时传播中的问题，他认为媒介和社会是一对互相作用的力量。美国早期新闻史研究的层面和角度逐渐拓展。1917年，李（JamesMelvinLee）在《美国新闻史》（HistoryofAmericanJournalism）一书中，强调英国背景的重要性，他认为美国便士报是在英国廉价报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他也汇编了历史上的报纸。

1920年，派因（G.H.Payne）又出版了一部《美国新闻史》（HistoryofJournalismintheUnitedStates），形式和内容与此前的著作差不多，但更重视政治条件对新闻业的影响，强调美国新闻史与美国民主思想的发展分不开，其中“关于政治权力的设想”、“总编和政府”、“报纸和国会”等篇章，都十分强调政治对报纸的影响。该书将报纸的功能描述到极致，认为报纸几乎是万能的。

关于媒体与政治的关系，在此后的新闻史研究中都得以重视。当时一些政治史研究，也是将媒体与政治联系在一起的。1927年，威斯康星大学新闻系创始人布莱耶（W.G.Bleyer）出版了其《美国新闻史中的主流》（MainCurrentsintheHistoryofAmericanJournalism），书中将政治影响强调到极点。这部书综合了前人的研究方法和成就，如托马斯和诺思研究中关于新闻事业增长的内容、托马斯的传记方式和哈德森对纽约新闻业的重视，同时还增加了技术发展对报纸的影响这一内容。布莱耶摒弃了以报纸规模为评判标准的做法，他只突出那些他认为出色的报纸。书中用一半的章节去研究纽约的报纸。布莱耶的最大贡献，是他对媒体所处社会情境的关注。

布莱耶对媒体技术层面的关注，为1937年李（A.L.Lee）的《美国的日报》（TheDailyNewspaperinAmerica）奠定了基础，这部书是以传媒与社会的关系为中心的。该书关注的是报纸之“公共机构的本质”，研究新闻工作者、所有权、管理、发行方式、集团和组织、辛迪加、美国媒体在世界格局中的地位等等，作者关注媒体的生产经销过程中所暗含的社会意义，关注社会使用媒体的情况，以及媒体对社会的影响。该书特别重视媒体的社会情境。

描述性新闻史研究还包括广告、实务历史等分支研究，如1929年F.S.Presbry的《广告的历史和发展》（TheHistoryandDevelopmentofAdvertising），该书把《纽约时报》评价为“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报纸”。（M.Schudson,1978）1930年V.Rosewater的《美国新闻采访史》（HistoryofCooperativeNewsgatheringintheUnitedStates），他们的研究，基本上是以印刷媒体为中心的。

描述性新闻史研究视角比较广，史实资料可以全面详细，研究方法比较直接，以时间为线索，纲目清楚，所以长期以来被不同国度、不同阶级背景的学者所亲睐，人文学科背景的学者尤其常用。其不足之处在于，研究比较平面，方法比较单一，描述现象却常常不能深入探究或解释现象背后的规律或本质。

2、解释性研究

如前所述，描述性新闻史的研究从开始的以媒体为中心，渐渐引向了以媒体与社会的情境为重点。这种趋向发展到1940年代，成为解释性新闻史。解释性研究重视新闻事业发展变化的情境和原因，学者们力图从当时的政治、经济以及社会变革的大情境中解释新闻事业的走向，强调媒体产生、发展和演进的原因，强调个体、即所谓伟大人物（如发行人）对新闻事业的影响。其中以莫特（F.L.Mott）1941年的《美国新闻史》AmericanJournalism为开端，以1954年爱默里（E.Emery）的《报刊与美国：大众传媒解释史》（ThePressandAmerica:AnInterpretativeHistoryoftheMassMedia）为代表作，这两部新闻史将美国新闻史研究引入了更全面、更综合的层面。

莫特在《美国新闻史》一书中编写了资料目录，将美国新闻事业分为殖民时期、政党报刊时期、便士报时期等，并用传记式手法勾画人物，更新信息并拓展了研究深度。他进一步钻研了派因对传媒与政治的关系研究。后人在评价时，认为莫特最大的功劳，是修正了前人对19世纪早期美国新闻事业的看法，一般人都认为那时政党报纸猖獗，是新闻史上最黑暗的时期，而莫特却详细列举了那个时期技术上的进步和报纸质量的提高，并提供了相当多的新鲜资料。该书在美国新闻院校作为教材达20多年。

爱默里的新闻史，是解释性研究的代表作，出版后轰动美国新闻界，并影响西方其他国家，从他开始，解释性研究一下子遍及各国新闻史。该书增加了布莱耶和李研究中所没有的内容，用解释的方式，按美国历史发展的线索来研究新闻事业的发展。该书集前人研究的成果，如综合了哈德森、派因、李的研究层次，并拓展了莫特的研究，从社会、政治、经济情境中解释新闻事业的发展，强调媒体与社会的互动关系。该书数十年来成为新闻院系的标准教科书，一版再版，中国也出版了较新的中译本，此处不多赘述。

解释式研究包括一类新闻界人物传记，如斯旺伯格(W.A.Swanberg)出版于1961年和1967的《赫斯特传》和《普利策传》，这两部传记是美国新闻史的一个侧影。

解释性新闻史研究，能深入新闻媒体、事件、人物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更深层面，但它基本上还停留在人文学科的背景中，与传播学式的研究相比，缺少较深入的理论支撑。

3、批评学派的研究

美国新闻史研究中，有一类为数不多，但较受瞩目的研究类型，即以批评式进行的研究。这些批评历史学家，以批评的视角，试图发现新的调查方法、设计出合适的问题、方法和模式，来评论新闻事业的变迁。较有名的有McKerns写于1977年的TheLimitsofProgressiveJournalismHistory。有些新闻史中还以批评的视角，对前人的新闻史著述进行批评。

批评主义者以为发现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他们强调问题和症状，但忽略分析潜在的问题。

4、传播学派的研究

1970年代以后，美国新闻史的研究逐渐融合传播史的思路。传播史研究包括产品（报纸、电影等等）、生产者（印刷人、出版人、合作者）、生产过程（思路和生产的结合）、情境（意识形态的、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及它们的相互作用，还有现存的或已经解体的机制情况。如麦克卢汉的《理解媒介》，就是传播史研究的范畴。而新闻史将焦点放在过程或现存机制方面，由于过分强调产品或生产者，而模糊了情境或互动的影响。新闻史也很少有明确的概念化的框架，研究的问题往往不很明确，资料显现出什么问题，就做什么问题的研究，随意性较强。

这里着重研究一个以传播学思路做的新闻史案例，是夏德森（MichaelSchudson）的在哈佛大学社会学系毕业时的博士论文，题为《挖掘新闻――美国报纸的社会史》（DiscoveringtheNews:ASocialHistoryofAmericanNewspapers(1978)）。这部书的中心是美国新闻事业中的客观理念发展的过程。该书以社会学为背景，将客观性当作一种文化现象加以考察，从而研究新闻专业性和媒介机构。

直到90年代末，夏德森还在《新闻与大众传播季刊》上撰文，呼吁新闻史学家应将新闻史的研究与其他领域的历史研究结合起来，否则，就会犯各种错误，如认为媒体总是某一历史事件或历史过程的中心，认为技术决定一切等等。（MichaelSchudson，1997）

二、新闻史个案研究：夏德森与他的两个模式论

夏德森（MichaelSchudson）《挖掘新闻――美国报纸的社会史》（DiscoveringtheNews:ASocialHistoryofAmericanNewspapers），是用“客观性”为纲构建全书的。他通过与客观性相关联的新闻表现手段及其源起、目的的考察，将报业融入社会体系去研究。其中他在研究美国现代报业开端时，着重解剖了两种报道模式。

1、解剖两个模式――“故事模式”与“信息模式”

人们一直认为，客观性这样的理念，与新闻手段的运用密切相关。那么，什么样的新闻手段与客观性更近？夏德森阐述了美国现代新闻报道的的两种模式，或者说传播的不同功能：从1890年代前后，即从美国现代新闻业的发端开始，新闻报道就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故事模式”，一类是“信息模式”，由此论述至一战以前的美国新闻业。他又用两个典型案例，即普利策的《新闻报》和奥克斯的《纽约时报》，来解释分析这两个模式。

现代新闻报道刚一开始就有两种特性，即真实性和娱乐性，或者说反映了传媒的两种功能：提供信息，及讲述故事。纽约《世界报》和《新闻报》选择了娱乐性，奥克斯接办的《纽约时报》则选择了真实性。夏德森将表现这两种新闻特性的新闻模式，分别称之为“故事模式”和“信息模式”。

夏德森用美学理论来论述“故事”模式：若讲故事成为报纸的任务，那么新闻就应该实现米德(G.H.Mead)所说的“美学”功能。米德认为，有些新闻，比如选举结果或股市报道，应该侧重新闻的信息功能，但对于报纸上的大多数新闻，娱乐性或其消费价值则更为重要。报纸的主要任务是为读者创造令人满意的美学体验，帮助人们解释其生活，使其与所属的国家、城市或阶层相联系。米德把这当作是报纸的实际功能，是报纸应该具有的功能。他认为，记者走出门通常是为了获取故事，而不是事实。根据这种观点，报纸不是通过提供事实成为生活的向导，而是通过选择事实，重新构建事实。

夏德森阐述的另一种新闻模式，认为新闻所提供的事实，在一定程度上应是未经加工的，它所提供的应是“纯信息”。他引用本杰明(W.Benjamin)的观点：信息是传播的新形式，是资本主义充分发展的产物，其典型的特点是表现真实性。信息的首要目的是使其本身能够被理解。尽管信息可能并不比过去的各种情报更精确，但和早些时候的情报不一样，信息必须听上去可信。根据本杰明的分析，信息是和讲故事的精神不相容的。伯恩斯坦(B.Bernstein)在著作中称之为“阐释性编码”，即把所有内容都明确陈述出来，不留下任何含蓄的或难于理解的东西。

“信息模式”的新闻总是与公正、客观、审慎而不动感情相联系的。“信息模式”的报纸看起来比故事模式的报纸“更值得信赖”。但是，夏德森提出了这样的疑问：这样的判断有何根据？谁认为信息模式比故事模式更加可信？“值得信赖”是什么含义？如果所有记者都同时重视这两种概念，但所供职的报社却只代表其中的一种，怎么办呢？在研究新闻历史的时候，学者的观点甚至个人的理论体系，可以渗透其中吗？过去我们的新闻史研究，是排斥这样做的。夏德森在对美国新闻史的研究中，用他重视的“阶级”体系来分析美国报业与社会变迁的关系。

在论述美国现代报业的开端时期，夏德森试图阐明两种联系：在有教养的中产阶级与“信息模式”之间存在着一种联系；中产和劳动阶级与“故事模式”之间存在着一种联系。为什么会这样呢？“信息模式”是用什么吸引了有教养的中产阶级？“故事模式”又是用什么吸引了劳动阶级？将“信息模式”和客观性的观念联系起来是否合理？我们应该把它看作是比故事模式更高的新闻模式吗？从1883年普利策接办《世界报》到20世纪的最初几年，黄色新闻正值鼎盛之时，《纽约时报》却同时确立了作为美国最可信赖、最受尊敬的报纸的地位。为什么纽约的富人看《纽约时报》，而不太富裕的人看《世界报》？1890年代的这两种新闻思潮提示了什么样的意义？

夏德森用这一连串的思考，去研究《世界报》为代表的故事模式，和以《纽约时报》为代表的信息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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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夏德森的“故事模式”：描画社会图景，体现社会变迁

《世界报》成为19世纪80年代纽约报界发行量最大的报纸，通常新闻史都把其煽情手段当作是增广其发行量的原因。但是更深层的原因在哪里呢？为什么大型图片、自我推销之类的手段能让《世界报》扩大发行量？夏德森认为报纸历史和城市历史是紧密地纠缠在一起的。1880－1890年代的纽约是一个移民城市，1881年以后的约十来年里，每年涌向美国的移民高达50多万。到1900年，美国双亲是移民的公民2600万，本人即为移民的有1000万，占全国人口的46%。大多数移民定居在城市，其中一些定居在纽约。1890年，纽约的外国移民从1880年的47.9万上升到64万，占当时纽约总人口的40%。多数移民没有阅读能力或者看不懂英语，但几乎所有的人都想学习。普利策就力求让《世界报》提供引领性的编排和新闻，他希望《世界报》不但是全日制的校舍和讲坛，而且是全天候的教师和论坛。这种对报纸编辑与新闻功能的等价判断，在19世纪晚期是不多见的。

夏德森以斯通（MelvilleStone）关于报纸的功能说，即告知、解释和娱乐为出发点，并从娱乐的角度去介绍评述普利策的《星期日世界报》，以及娱乐报引起的读者消费潮流、迎合广告客户的潮流。夏德森于是将媒体置身于这样一个社会环境：19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美国（尤其是都市中心），一个日趋消费主义的社会。他探究其原因，认为消费化倾向不只因为制造能力的提高和人口的增加，更因为城市社会关系网络不断变化，经济变得更加社会化――“市场”把职业上毫不相干的人联系在一起，工厂和办公室把等级相当的人联系在一起，社会变得更加经济化，人们因为捆绑在消费品体系，而成为一个社会体系。

夏德森在媒体与社会生态的互动体系中研究报业历史。《世界报》寻求广泛而普通的读者群，是为了适应城市居民不断改变的生活、感受和渴望，这也意味着报纸“娱乐功能”的扩大。同时，报纸业务手段，也在不断适应社会的变化。1880年代的美国城市，成为种族和社会类型的“马赛克”，也是“社会地理运动”的大旋涡。移民的工人阶级成了新的中产阶级，由此中产阶级不断增长，他们在地理上的流动性也是前所未有，每天都重复着这样的循环运动：从家里出发去上班，再回到家中。那时乘坐公交车或有轨车对人类来说是一种新的体验。《世界报》用煽情风格、新式排版是适应了长期乘客的需要。要在车上阅读文字很小但尺寸很大的报纸是困难的，因此《世界报》减小版面，增大标题，使用图片，发明“导语”段落。

媒体是如何影响社会中的群体的？夏德森认为，报纸不断使用插图和大标题，由此调整了中产阶级的阅读习惯。19世纪晚期的美国城市是一种奇观，有那么多新奇的景致和生活图景，移民们尽其所能地观察、学习，身在其中的人常常沉醉其中，报纸从华丽奇异的城市生活中大获裨益，并为城市生活增添光彩。他们不断给读者提供永恒变化着的城市生活图景，描绘其奇妙与神秘。圣经故事与圣人的生活已不适应这座新的城市，全新的新闻却能适应。《世界报》的“行动新闻”创造了新闻界的奇迹，它呼吁市民捐小钱建造了伟大的自由女神的基座，《世界报》转眼成为普通劳动者的代表，由此美化报纸本身的形象。

夏德森强调，报纸不仅记录了这些社会变化，同时也是社会变化的一部分。纽约在1870年末，最高建筑仍然是教堂的尖塔，但不久这座城市建筑就发生了重大变化。到1890年，《世界报》竟然建起了自己的大楼，一座纽约最高、最辉煌的大楼。夏德森曾经感叹：“普利策，一个移民、一个犹太人、一个白手起家的人，以及他的《世界报》，给大众报纸做了示范。”

3、夏德森的“信息模式”：符合富有人群的政治经济传播

《世界报》奠定了现代大众新闻的基础，但1896年以后，奥克斯的《纽约时报》为现代报业确立了新的标准。夏德森引用1902年《记者》杂志上的文章《美国新闻的标准》中的话来说明这种标准：“只有那些准确而充分地报道事件的报纸才能生存，才能拥有越来越多的固定的读者群。”这是“信息模式”的主要含义。

同时这也是《纽约时报》即将成功的预言。《纽约时报》挑战了只有煽情才能成功的观点，令竞争对手们明白了“高雅意味着赚钱”。“刊登所有适合印刷的新闻”，保守、高雅而且准确，正是有良好教养又富有的阶层想要的东西。夏德森从经济环境和商业规律的角度，论说了《纽约时报》成功的经济学意义。

同时，夏德森还用比较研究法，研究了《纽约时报》的政治学层次。他将《纽约时报》与《世界报》的头版对同类政治新闻和评论的不同处理进行对比，从而得出结论：《纽约时报》政治上倾向于保守，而这种保守倾向增加了《纽约时报》在富人中受欢迎的程度。同时，这种比较研究，还验证了本书的主纲，即“客观性”方面的一个假设：要确认一份报纸明显比另一份更客观，是相当困难的，特别是在政治报道领域。也就是说，“故事模式”和“信息模式”两类报纸，都会受其政治倾向的影响。

夏德森还特别提及新闻理想与商业利益之间的矛盾。奥克斯认为《纽约时报》获得商业成功是个无法原谅的耻辱，他的雄心是为知识分子创办一份高雅的报纸。他却是大众中的一员，具有大众意识，理解大众的情感，与读者彼此互动。

夏德森还是更倾向于按阶层划分报纸的读者群。教育程度低又不太富有的人，看《纽约时报》可能是为了效仿那些社会地位更高的人，有一种自豪感；而教育程度和富裕程度较高的人，不仅看《纽约时报》，也看“故事模式”的报刊，只是在阅读时会有一种负罪感。于是，阅读不同的报纸就形成了道德分水岭，会产生自豪感或负罪感。

一般历史研究，总是习惯于描述史实之后做出一个判断，但是夏德森的做法却总是在提出问题：是什么使《纽约时报》变得让人尊敬？是什么使它在道德上看起来高人一等？是因为它吸引了富人才变得值得尊敬呢？还是因为它值得尊敬，才在富人眼中具有了吸引力？如果是因为值得尊敬而吸引了人，那么“值得尊敬”是不是可以理解成“某个特定社会群体在某个特殊时期的生活体验中产生的道德理念”？

4、两个模式的比较：新闻史的规律探索

新闻事业反映阶级（阶层）的冲突。夏德森指出，“信息模式”与“故事模式”的问题，也是高雅文化和通俗文化的问题。它们之间的区别是什么？有什么理由来证明“艺术”就比通俗文化更高级？他认为这些问题是具有社会学意义的，因为对高雅文化的喜爱通常和有良好教育的富有阶层联系在一起，而对通俗文化的喜爱通常和社会阶层更低的人联系在一起。然而，尽管在某个特定时期，不同阶层的品味彼此不同，但他们的偏好随着时间的流逝会有所改变。在美国内战前后，人们对于文学，甚至新闻，最欣赏的是华丽而不是平实，是夸夸其谈而不是平铺直叙。到1900年，“信息模式”的新闻在经济和社会精英的支持下发展起来，并受到了青睐。但在1835年，便士报刚开始朝信息模式的方向迈进时，对社会精英阶层就形成了挑战，于是它深受责骂。1890年代，纽约的“故事模式”和“信息模式”这两种新闻思潮的道德争斗，与1830年代便士报引发道德战一样，都是阶级冲突的反映。富有程度和教育程度产生的经历差别，会使人更欣赏某一类特定的新闻倾向。

两种新闻模式有本质上的不同。<、b>两种模式有无优劣之分？有无高低之分？夏德森认为，信息模式新闻并不一定比故事模式更准确。我们并不能从《纽约时报》坚持“信息模式”来推断出它更公正或者更准确。两种新闻模式在本质上的不同，就如不同音乐的差别不在于它们包含的物理音调，而在于动态音质的不同。“信息模式”象是12音律的音乐，没有固有的心理上的重要顺序，而“故事模式”却是有意识地和人的体验相联系，象七音律的音乐，依靠紧张、不安和坚定来使听众兴奋。

报纸在各阶层读者之间出现的道德分野，就象人类对较为看重的抽象思维能力和不太看重的感情之间的道德区分。人们在阅读印刷精美的政治消息时控制着自己，但他们在阅读谋杀消息，或者看名人画像的时候，情绪就很放松。因此，信息模式是一种自我约束，而故事模式是一种自我放纵。

人们随着年龄的增长和经验的积累，会更好地预见和控制生活，会变得越来越理性。《纽约时报》是给那些理性或者生活很有条理的人看的。它刊登的文章是提供有用的知识，而不是揭露黑幕。《世界报》的内容和形式，却创造出一种全新的、不平凡的、不可预见的感觉，它准确地反映了许多城市人的生活体验，包括那些刚学识字刚搬到城里的人、劳动阶级、中产阶级中的一部分。对许多人来说，生活是前所未有的新奇，《世界报》真实地反映了许多人的体验，而《纽约时报》则是反映了少数生活更有规律的人的体会。

最终，夏德森还是把论述的主题归结到他的“纲”，即“客观性”上。在19世纪末，甚至直到1920年代，“客观性”还没有成为记者或者新闻批评家使用的词汇。人们总是指责报纸没能忠于事实。《纽约时报》自夸刊登的都是新闻，它实际指的是信息，但这并不是客观性，信息中附着了主观性。在1900年的时候，《纽约时报》很相信信息，认为在没有语境的情况下，那部分事实是可以被理解的。1920年代，记者们就不再相信单单事实就是可以被理解的了，他们也不再相信“中立”。人们渐渐认为事实是有利害关系的，甚至把理性本身当作利害关系或者意志或者偏见的幌子。这对1920－1930年代新闻业产生了影响，并由此引出“客观性”理念。夏德森在下文将“客观性”当作一种意识形态加以研究，并由此论述民主、公众、消费、广告、舆论、公关等问题与媒介的关系或影响。

三、结论

美国新闻史研究，曾经以描述性研究、解释性研究为主要方法，重视一手资料的描述和解释，以后还出现过批评式的研究等取向，最近的研究视角，则主要转向以传播学史的方式做新闻史，即以传播学理论和方法解剖新闻事件、人物、潮流，重视新闻现象或媒体发展的社会大背景，将新闻事业置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立体背景中加以考察，从而可以用理论去解释阐述新闻事业的发展变迁。

夏德森的《挖掘新闻――美国报纸的社会史》一书，为我们提供了社会学视角的新闻事业变迁史，其理论框架与研究方法突破了传统的研究。他的研究，把报业融入社会体系之中，又以新闻专业主义为中心，紧紧抓住与“客观性”相关联的新闻表现手段及其源起、目的，来研究新闻事业的发展。他对美国现代报业发端时两种报道模式的解剖，至今仍然有现实意义。

中国的新闻史研究，目前从史料的整理到描述性研究，都已经比较详尽完备，而且也体现了某些解释性研究的思路。在这样优秀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如何用理论框架去开拓挖掘出史实的新意义，如何用新闻专业主义解释新闻现象，是我们的一大课题。美国传播学派新闻史的思路，对我们的新闻史研究或许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埃默里等：《美国新闻史――大众传播媒介解释史》，展江等译，新华出版社，2001

Bleyer,W.G.(1927)MainCurrentsintheHistoryofAmericanJournalism,HoughtonMifflinEmery,E.(1954),ThePressandAmerica:AnInterpretativeHistoryoftheMassMedia,Prentice-Hall

Hudson,Fredrick(1873)JournalismintheUnitedStates,Harper&Brothers

Lee,A.L.(1937)TheDailyNewspaperinAmerica,Macmillan

Lee,JamesMelvin(1917)HistoryofAmericanJournalism,GardenCityPublishingCompany

MichaelSchudson(1978)DiscoveringtheNews:ASocialHistoryofAmericanNewspapers,BasicBooks,Inc

Mott,F.L.(1941),AmericanJournalism,Macmillan

North,S.N.D(1884)TheHistoryandPresentConditionoftheNewspaperandPeriodicalPressoftheUnitedStates,GorvernmentPrintingOffice

Payne,G.H.(1920)HistoryofJournalismintheUnitedStates,Appleton

新闻史范文篇4

本文使用文献回顾的方式，述评美国新闻史研究的视角和方法，并选取夏德森的《挖掘新闻――美国报纸的社会史》为案例，研究这部比较经典的新闻史的视角和研究方法。

美国新闻史研究，按照研究方法和视角，较常见的早期有2类：描述性研究，解释性研究，这是两类使用资料做新闻史研究的方法。以后又出现了批评式的研究，最近的研究潮流，则转向以传播学史的方式做新闻史，这里暂且称为传播学派的研究。

1、描述性研究

美国新闻史研究，可以追溯到1810年托马斯（IsaialThomas）的《美国印刷业史》（TheHistoryofPrintinginAmerica），专事新闻学的则要从著名便士报《纽约先驱报》编辑主任哈德森（FredrickHudson）1873年出版的《美国新闻业》（JournalismintheUnitedStates）算起。此后多年，美国新闻史的研究，均按托马斯和哈德森所开创的“描述式”方式进行。

描述式研究是早期美国新闻史的主要手法，基本上是按报刊、广播或电影媒体的产生、发展和演进的脉落，收集考证新闻史料、描述新闻事业发展的过程，以史料翔实、描述丰富取胜。描述式研究，限定在印刷媒体、或者电子媒体、或突出的人物。（J.D.Stevens,H.D.Garcia,1980）哈德森用托马斯开创的这种研究方式，围绕报纸（即产品）去叙写美国新闻史，他在书中突出了纽约的新闻业尤其是便士报的资料，后人认为他过分夸张了纽约报纸的重要性和影响。从此以后，纽约新闻事业就被当成了美国新闻事业的代表。之后美国新闻史的研究增加了多角度多方位的描述，但新增加的大量媒体的资料，却模糊了研究的意义。

1884年，诺思（S.N.DNorth）的《美国报刊历史和现存条件》（TheHistoryandPresentConditionoftheNewspaperandPeriodicalPressoftheUnitedStates），将媒体增长的趋向与消费者的需求、以及都市化联系在一起考察。书中有普查式资料的汇编，强调媒体成为“大众”这一现象，并认为这种大众媒体对社会有影响和塑造的作用。这是较早将媒体与社会结合在一起进行的研究，这种思路现在常用于大众传媒与社会的研究，强调媒介操作、使用、效果和社会情境。诺思还研究了当时传播中的问题，他认为媒介和社会是一对互相作用的力量。美国早期新闻史研究的层面和角度逐渐拓展。1917年，李（JamesMelvinLee）在《美国新闻史》（HistoryofAmericanJournalism）一书中，强调英国背景的重要性，他认为美国便士报是在英国廉价报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他也汇编了历史上的报纸。

1920年，派因（G.H.Payne）又出版了一部《美国新闻史》（HistoryofJournalismintheUnitedStates），形式和内容与此前的著作差不多，但更重视政治条件对新闻业的影响，强调美国新闻史与美国民主思想的发展分不开，其中“关于政治权力的设想”、“总编和政府”、“报纸和国会”等篇章，都十分强调政治对报纸的影响。该书将报纸的功能描述到极致，认为报纸几乎是万能的。

关于媒体与政治的关系，在此后的新闻史研究中都得以重视。当时一些政治史研究，也是将媒体与政治联系在一起的。1927年，威斯康星大学新闻系创始人布莱耶（W.G.Bleyer）出版了其《美国新闻史中的主流》（MainCurrentsintheHistoryofAmericanJournalism），书中将政治影响强调到极点。这部书综合了前人的研究方法和成就，如托马斯和诺思研究中关于新闻事业增长的内容、托马斯的传记方式和哈德森对纽约新闻业的重视，同时还增加了技术发展对报纸的影响这一内容。布莱耶摒弃了以报纸规模为评判标准的做法，他只突出那些他认为出色的报纸。书中用一半的章节去研究纽约的报纸。布莱耶的最大贡献，是他对媒体所处社会情境的关注。

布莱耶对媒体技术层面的关注，为1937年李（A.L.Lee）的《美国的日报》（TheDailyNewspaperinAmerica）奠定了基础，这部书是以传媒与社会的关系为中心的。该书关注的是报纸之“公共机构的本质”，研究新闻工作者、所有权、管理、发行方式、集团和组织、辛迪加、美国媒体在世界格局中的地位等等，作者关注媒体的生产经销过程中所暗含的社会意义，关注社会使用媒体的情况，以及媒体对社会的影响。该书特别重视媒体的社会情境。

描述性新闻史研究还包括广告、实务历史等分支研究，如1929年F.S.Presbry的《广告的历史和发展》（TheHistoryandDevelopmentofAdvertising），该书把《纽约时报》评价为“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报纸”。（M.Schudson,1978）1930年V.Rosewater的《美国新闻采访史》（HistoryofCooperativeNewsgatheringintheUnitedStates），他们的研究，基本上是以印刷媒体为中心的。

描述性新闻史研究视角比较广，史实资料可以全面详细，研究方法比较直接，以时间为线索，纲目清楚，所以长期以来被不同国度、不同阶级背景的学者所亲睐，人文学科背景的学者尤其常用。其不足之处在于，研究比较平面，方法比较单一，描述现象却常常不能深入探究或解释现象背后的规律或本质。

2、解释性研究

如前所述，描述性新闻史的研究从开始的以媒体为中心，渐渐引向了以媒体与社会的情境为重点。这种趋向发展到1940年代，成为解释性新闻史。解释性研究重视新闻事业发展变化的情境和原因，学者们力图从当时的政治、经济以及社会变革的大情境中解释新闻事业的走向，强调媒体产生、发展和演进的原因，强调个体、即所谓伟大人物（如发行人）对新闻事业的影响。其中以莫特（F.L.Mott）1941年的《美国新闻史》AmericanJournalism为开端，以1954年爱默里（E.Emery）的《报刊与美国：大众传媒解释史》（ThePressandAmerica:AnInterpretativeHistoryoftheMassMedia）为代表作，这两部新闻史将美国新闻史研究引入了更全面、更综合的层面。

莫特在《美国新闻史》一书中编写了资料目录，将美国新闻事业分为殖民时期、政党报刊时期、便士报时期等，并用传记式手法勾画人物，更新信息并拓展了研究深度。他进一步钻研了派因对传媒与政治的关系研究。后人在评价时，认为莫特最大的功劳，是修正了前人对19世纪早期美国新闻事业的看法，一般人都认为那时政党报纸猖獗，是新闻史上最黑暗的时期，而莫特却详细列举了那个时期技术上的进步和报纸质量的提高，并提供了相当多的新鲜资料。该书在美国新闻院校作为教材达20多年。

爱默里的新闻史，是解释性研究的代表作，出版后轰动美国新闻界，并影响西方其他国家，从他开始，解释性研究一下子遍及各国新闻史。该书增加了布莱耶和李研究中所没有的内容，用解释的方式，按美国历史发展的线索来研究新闻事业的发展。该书集前人研究的成果，如综合了哈德森、派因、李的研究层次，并拓展了莫特的研究，从社会、政治、经济情境中解释新闻事业的发展，强调媒体与社会的互动关系。该书数十年来成为新闻院系的标准教科书，一版再版，中国也出版了较新的中译本，此处不多赘述。

解释式研究包括一类新闻界人物传记，如斯旺伯格(W.A.Swanberg)出版于1961年和1967的《赫斯特传》和《普利策传》，这两部传记是美国新闻史的一个侧影。

解释性新闻史研究，能深入新闻媒体、事件、人物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更深层面，但它基本上还停留在人文学科的背景中，与传播学式的研究相比，缺少较深入的理论支撑。

3、批评学派的研究

美国新闻史研究中，有一类为数不多，但较受瞩目的研究类型，即以批评式进行的研究。这些批评历史学家，以批评的视角，试图发现新的调查方法、设计出合适的问题、方法和模式，来评论新闻事业的变迁。较有名的有McKerns写于1977年的TheLimitsofProgressiveJournalismHistory。有些新闻史中还以批评的视角，对前人的新闻史著述进行批评。

批评主义者以为发现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他们强调问题和症状，但忽略分析潜在的问题。

4、传播学派的研究

1970年代以后，美国新闻史的研究逐渐融合传播史的思路。传播史研究包括产品（报纸、电影等等）、生产者（印刷人、出版人、合作者）、生产过程（思路和生产的结合）、情境（意识形态的、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及它们的相互作用，还有现存的或已经解体的机制情况。如麦克卢汉的《理解媒介》，就是传播史研究的范畴。而新闻史将焦点放在过程或现存机制方面，由于过分强调产品或生产者，而模糊了情境或互动的影响。新闻史也很少有明确的概念化的框架，研究的问题往往不很明确，资料显现出什么问题，就做什么问题的研究，随意性较强。

这里着重研究一个以传播学思路做的新闻史案例，是夏德森（MichaelSchudson）的在哈佛大学社会学系毕业时的博士论文，题为《挖掘新闻――美国报纸的社会史》（DiscoveringtheNews:ASocialHistoryofAmericanNewspapers(1978)）。这部书的中心是美国新闻事业中的客观理念发展的过程。该书以社会学为背景，将客观性当作一种文化现象加以考察，从而研究新闻专业性和媒介机构。

直到90年代末，夏德森还在《新闻与大众传播季刊》上撰文，呼吁新闻史学家应将新闻史的研究与其他领域的历史研究结合起来，否则，就会犯各种错误，如认为媒体总是某一历史事件或历史过程的中心，认为技术决定一切等等。（MichaelSchudson，1997）

二、新闻史个案研究：夏德森与他的两个模式论

夏德森（MichaelSchudson）《挖掘新闻――美国报纸的社会史》（DiscoveringtheNews:ASocialHistoryofAmericanNewspapers），是用“客观性”为纲构建全书的。他通过与客观性相关联的新闻表现手段及其源起、目的的考察，将报业融入社会体系去研究。其中他在研究美国现代报业开端时，着重解剖了两种报道模式。

1、解剖两个模式――“故事模式”与“信息模式”

人们一直认为，客观性这样的理念，与新闻手段的运用密切相关。那么，什么样的新闻手段与客观性更近？夏德森阐述了美国现代新闻报道的的两种模式，或者说传播的不同功能：从1890年代前后，即从美国现代新闻业的发端开始，新闻报道就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故事模式”，一类是“信息模式”，由此论述至一战以前的美国新闻业。他又用两个典型案例，即普利策的《新闻报》和奥克斯的《纽约时报》，来解释分析这两个模式。

现代新闻报道刚一开始就有两种特性，即真实性和娱乐性，或者说反映了传媒的两种功能：提供信息，及讲述故事。纽约《世界报》和《新闻报》选择了娱乐性，奥克斯接办的《纽约时报》则选择了真实性。夏德森将表现这两种新闻特性的新闻模式，分别称之为“故事模式”和“信息模式”。

夏德森用美学理论来论述“故事”模式：若讲故事成为报纸的任务，那么新闻就应该实现米德(G.H.Mead)所说的“美学”功能。米德认为，有些新闻，比如选举结果或股市报道，应该侧重新闻的信息功能，但对于报纸上的大多数新闻，娱乐性或其消费价值则更为重要。报纸的主要任务是为读者创造令人满意的美学体验，帮助人们解释其生活，使其与所属的国家、城市或阶层相联系。米德把这当作是报纸的实际功能，是报纸应该具有的功能。他认为，记者走出门通常是为了获取故事，而不是事实。根据这种观点，报纸不是通过提供事实成为生活的向导，而是通过选择事实，重新构建事实。

夏德森阐述的另一种新闻模式，认为新闻所提供的事实，在一定程度上应是未经加工的，它所提供的应是“纯信息”。他引用本杰明(W.Benjamin)的观点：信息是传播的新形式，是资本主义充分发展的产物，其典型的特点是表现真实性。信息的首要目的是使其本身能够被理解。尽管信息可能并不比过去的各种情报更精确，但和早些时候的情报不一样，信息必须听上去可信。根据本杰明的分析，信息是和讲故事的精神不相容的。伯恩斯坦(B.Bernstein)在著作中称之为“阐释性编码”，即把所有内容都明确陈述出来，不留下任何含蓄的或难于理解的东西。

“信息模式”的新闻总是与公正、客观、审慎而不动感情相联系的。“信息模式”的报纸看起来比故事模式的报纸“更值得信赖”。但是，夏德森提出了这样的疑问：这样的判断有何根据？谁认为信息模式比故事模式更加可信？“值得信赖”是什么含义？如果所有记者都同时重视这两种概念，但所供职的报社却只代表其中的一种，怎么办呢？在研究新闻历史的时候，学者的观点甚至个人的理论体系，可以渗透其中吗？过去我们的新闻史研究，是排斥这样做的。夏德森在对美国新闻史的研究中，用他重视的“阶级”体系来分析美国报业与社会变迁的关系。

在论述美国现代报业的开端时期，夏德森试图阐明两种联系：在有教养的中产阶级与“信息模式”之间存在着一种联系；中产和劳动阶级与“故事模式”之间存在着一种联系。为什么会这样呢？“信息模式”是用什么吸引了有教养的中产阶级？“故事模式”又是用什么吸引了劳动阶级？将“信息模式”和客观性的观念联系起来是否合理？我们应该把它看作是比故事模式更高的新闻模式吗？从1883年普利策接办《世界报》到20世纪的最初几年，黄色新闻正值鼎盛之时，《纽约时报》却同时确立了作为美国最可信赖、最受尊敬的报纸的地位。为什么纽约的富人看《纽约时报》，而不太富裕的人看《世界报》？1890年代的这两种新闻思潮提示了什么样的意义？

夏德森用这一连串的思考，去研究《世界报》为代表的故事模式，和以《纽约时报》为代表的信息模式。

2、夏德森的“故事模式”：描画社会图景，体现社会变迁

《世界报》成为19世纪80年代纽约报界发行量最大的报纸，通常新闻史都把其煽情手段当作是增广其发行量的原因。但是更深层的原因在哪里呢？为什么大型图片、自我推销之类的手段能让《世界报》扩大发行量？夏德森认为报纸历史和城市历史是紧密地纠缠在一起的。1880－1890年代的纽约是一个移民城市，1881年以后的约十来年里，每年涌向美国的移民高达50多万。到1900年，美国双亲是移民的公民2600万，本人即为移民的有1000万，占全国人口的46%。大多数移民定居在城市，其中一些定居在纽约。1890年，纽约的外国移民从1880年的47.9万上升到64万，占当时纽约总人口的40%。多数移民没有阅读能力或者看不懂英语，但几乎所有的人都想学习。普利策就力求让《世界报》提供引领性的编排和新闻，他希望《世界报》不但是全日制的校舍和讲坛，而且是全天候的教师和论坛。这种对报纸编辑与新闻功能的等价判断，在19世纪晚期是不多见的。

夏德森以斯通（MelvilleStone）关于报纸的功能说，即告知、解释和娱乐为出发点，并从娱乐的角度去介绍评述普利策的《星期日世界报》，以及娱乐报引起的读者消费潮流、迎合广告客户的潮流。夏德森于是将媒体置身于这样一个社会环境：19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美国（尤其是都市中心），一个日趋消费主义的社会。他探究其原因，认为消费化倾向不只因为制造能力的提高和人口的增加，更因为城市社会关系网络不断变化，经济变得更加社会化――“市场”把职业上毫不相干的人联系在一起，工厂和办公室把等级相当的人联系在一起，社会变得更加经济化，人们因为捆绑在消费品体系，而成为一个社会体系。

夏德森在媒体与社会生态的互动体系中研究报业历史。《世界报》寻求广泛而普通的读者群，是为了适应城市居民不断改变的生活、感受和渴望，这也意味着报纸“娱乐功能”的扩大。同时，报纸业务手段，也在不断适应社会的变化。1880年代的美国城市，成为种族和社会类型的“马赛克”，也是“社会地理运动”的大旋涡。移民的工人阶级成了新的中产阶级，由此中产阶级不断增长，他们在地理上的流动性也是前所未有，每天都重复着这样的循环运动：从家里出发去上班，再回到家中。那时乘坐公交车或有轨车对人类来说是一种新的体验。《世界报》用煽情风格、新式排版是适应了长期乘客的需要。要在车上阅读文字很小但尺寸很大的报纸是困难的，因此《世界报》减小版面，增大标题，使用图片，发明“导语”段落。

媒体是如何影响社会中的群体的？夏德森认为，报纸不断使用插图和大标题，由此调整了中产阶级的阅读习惯。19世纪晚期的美国城市是一种奇观，有那么多新奇的景致和生活图景，移民们尽其所能地观察、学习，身在其中的人常常沉醉其中，报纸从华丽奇异的城市生活中大获裨益，并为城市生活增添光彩。他们不断给读者提供永恒变化着的城市生活图景，描绘其奇妙与神秘。圣经故事与圣人的生活已不适应这座新的城市，全新的新闻却能适应。《世界报》的“行动新闻”创造了新闻界的奇迹，它呼吁市民捐小钱建造了伟大的自由女神的基座，《世界报》转眼成为普通劳动者的代表，由此美化报纸本身的形象。

夏德森强调，报纸不仅记录了这些社会变化，同时也是社会变化的一部分。纽约在1870年末，最高建筑仍然是教堂的尖塔，但不久这座城市建筑就发生了重大变化。到1890年，《世界报》竟然建起了自己的大楼，一座纽约最高、最辉煌的大楼。夏德森曾经感叹：“普利策，一个移民、一个犹太人、一个白手起家的人，以及他的《世界报》，给大众报纸做了示范。”

3、夏德森的“信息模式”：符合富有人群的政治经济传播

《世界报》奠定了现代大众新闻的基础，但1896年以后，奥克斯的《纽约时报》为现代报业确立了新的标准。夏德森引用1902年《记者》杂志上的文章《美国新闻的标准》中的话来说明这种标准：“只有那些准确而充分地报道事件的报纸才能生存，才能拥有越来越多的固定的读者群。”这是“信息模式”的主要含义。

同时这也是《纽约时报》即将成功的预言。《纽约时报》挑战了只有煽情才能成功的观点，令竞争对手们明白了“高雅意味着赚钱”。“刊登所有适合印刷的新闻”，保守、高雅而且准确，正是有良好教养又富有的阶层想要的东西。夏德森从经济环境和商业规律的角度，论说了《纽约时报》成功的经济学意义。

同时，夏德森还用比较研究法，研究了《纽约时报》的政治学层次。他将《纽约时报》与《世界报》的头版对同类政治新闻和评论的不同处理进行对比，从而得出结论：《纽约时报》政治上倾向于保守，而这种保守倾向增加了《纽约时报》在富人中受欢迎的程度。同时，这种比较研究，还验证了本书的主纲，即“客观性”方面的一个假设：要确认一份报纸明显比另一份更客观，是相当困难的，特别是在政治报道领域。也就是说，“故事模式”和“信息模式”两类报纸，都会受其政治倾向的影响。

夏德森还特别提及新闻理想与商业利益之间的矛盾。奥克斯认为《纽约时报》获得商业成功是个无法原谅的耻辱，他的雄心是为知识分子创办一份高雅的报纸。他却是大众中的一员，具有大众意识，理解大众的情感，与读者彼此互动。

夏德森还是更倾向于按阶层划分报纸的读者群。教育程度低又不太富有的人，看《纽约时报》可能是为了效仿那些社会地位更高的人，有一种自豪感；而教育程度和富裕程度较高的人，不仅看《纽约时报》，也看“故事模式”的报刊，只是在阅读时会有一种负罪感。于是，阅读不同的报纸就形成了道德分水岭，会产生自豪感或负罪感。

一般历史研究，总是习惯于描述史实之后做出一个判断，但是夏德森的做法却总是在提出问题：是什么使《纽约时报》变得让人尊敬？是什么使它在道德上看起来高人一等？是因为它吸引了富人才变得值得尊敬呢？还是因为它值得尊敬，才在富人眼中具有了吸引力？如果是因为值得尊敬而吸引了人，那么“值得尊敬”是不是可以理解成“某个特定社会群体在某个特殊时期的生活体验中产生的道德理念”？

4、两个模式的比较：新闻史的规律探索

新闻事业反映阶级（阶层）的冲突。夏德森指出，“信息模式”与“故事模式”的问题，也是高雅文化和通俗文化的问题。它们之间的区别是什么？有什么理由来证明“艺术”就比通俗文化更高级？他认为这些问题是具有社会学意义的，因为对高雅文化的喜爱通常和有良好教育的富有阶层联系在一起，而对通俗文化的喜爱通常和社会阶层更低的人联系在一起。然而，尽管在某个特定时期，不同阶层的品味彼此不同，但他们的偏好随着时间的流逝会有所改变。在美国内战前后，人们对于文学，甚至新闻，最欣赏的是华丽而不是平实，是夸夸其谈而不是平铺直叙。到1900年，“信息模式”的新闻在经济和社会精英的支持下发展起来，并受到了青睐。但在1835年，便士报刚开始朝信息模式的方向迈进时，对社会精英阶层就形成了挑战，于是它深受责骂。1890年代，纽约的“故事模式”和“信息模式”这两种新闻思潮的道德争斗，与1830年代便士报引发道德战一样，都是阶级冲突的反映。富有程度和教育程度产生的经历差别，会使人更欣赏某一类特定的新闻倾向。

两种新闻模式有本质上的不同。<、b>两种模式有无优劣之分？有无高低之分？夏德森认为，信息模式新闻并不一定比故事模式更准确。我们并不能从《纽约时报》坚持“信息模式”来推断出它更公正或者更准确。两种新闻模式在本质上的不同，就如不同音乐的差别不在于它们包含的物理音调，而在于动态音质的不同。“信息模式”象是12音律的音乐，没有固有的心理上的重要顺序，而“故事模式”却是有意识地和人的体验相联系，象七音律的音乐，依靠紧张、不安和坚定来使听众兴奋。

报纸在各阶层读者之间出现的道德分野，就象人类对较为看重的抽象思维能力和不太看重的感情之间的道德区分。人们在阅读印刷精美的政治消息时控制着自己，但他们在阅读谋杀消息，或者看名人画像的时候，情绪就很放松。因此，信息模式是一种自我约束，而故事模式是一种自我放纵。

人们随着年龄的增长和经验的积累，会更好地预见和控制生活，会变得越来越理性。《纽约时报》是给那些理性或者生活很有条理的人看的。它刊登的文章是提供有用的知识，而不是揭露黑幕。《世界报》的内容和形式，却创造出一种全新的、不平凡的、不可预见的感觉，它准确地反映了许多城市人的生活体验，包括那些刚学识字刚搬到城里的人、劳动阶级、中产阶级中的一部分。对许多人来说，生活是前所未有的新奇，《世界报》真实地反映了许多人的体验，而《纽约时报》则是反映了少数生活更有规律的人的体会。

最终，夏德森还是把论述的主题归结到他的“纲”，即“客观性”上。在19世纪末，甚至直到1920年代，“客观性”还没有成为记者或者新闻批评家使用的词汇。人们总是指责报纸没能忠于事实。《纽约时报》自夸刊登的都是新闻，它实际指的是信息，但这并不是客观性，信息中附着了主观性。在1900年的时候，《纽约时报》很相信信息，认为在没有语境的情况下，那部分事实是可以被理解的。1920年代，记者们就不再相信单单事实就是可以被理解的了，他们也不再相信“中立”。人们渐渐认为事实是有利害关系的，甚至把理性本身当作利害关系或者意志或者偏见的幌子。这对1920－1930年代新闻业产生了影响，并由此引出“客观性”理念。夏德森在下文将“客观性”当作一种意识形态加以研究，并由此论述民主、公众、消费、广告、舆论、公关等问题与媒介的关系或影响。

三、结论

美国新闻史研究，曾经以描述性研究、解释性研究为主要方法，重视一手资料的描述和解释，以后还出现过批评式的研究等取向，最近的研究视角，则主要转向以传播学史的方式做新闻史，即以传播学理论和方法解剖新闻事件、人物、潮流，重视新闻现象或媒体发展的社会大背景，将新闻事业置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立体背景中加以考察，从而可以用理论去解释阐述新闻事业的发展变迁。

夏德森的《挖掘新闻――美国报纸的社会史》一书，为我们提供了社会学视角的新闻事业变迁史，其理论框架与研究方法突破了传统的研究。他的研究，把报业融入社会体系之中，又以新闻专业主义为中心，紧紧抓住与“客观性”相关联的新闻表现手段及其源起、目的，来研究新闻事业的发展。他对美国现代报业发端时两种报道模式的解剖，至今仍然有现实意义。

中国的新闻史研究，目前从史料的整理到描述性研究，都已经比较详尽完备，而且也体现了某些解释性研究的思路。在这样优秀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如何用理论框架去开拓挖掘出史实的新意义，如何用新闻专业主义解释新闻现象，是我们的一大课题。美国传播学派新闻史的思路，对我们的新闻史研究或许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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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史范文篇5

[关键词]革命范式现代化范式民族-国家范式新闻史研究

Abstract:bycombingandanalyzingtoDagongPaper,thethesishasdrawnoutthreemodelsinChinesejournalismcommunicationwhicharerevolutionmodel,modernizationmodelandnation-statemodel.Thethesisalsodiscussedthebackground,developingprocessandgeneralattitudeofthesethreemodels.

Keywords:RevolutionModel,ModernizationModel,Nation-stateModel,JournalismHistoryResearch

《大公报》作为“中国新闻史上寿命最长、影响最大、声誉最隆的一家报纸”（方汉奇语），不仅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中国现代史”（季羡林语），也是中国新闻史研究的重中之重。半个多世纪以来，有关《大公报》的研究可谓层出不穷，争议纷纷。以20世纪20年代以来的代表性评价举例，就可以看出明显的差异与变化：

20年代，“天津有三宝：永利、南开、《大公报》”。[1]《大公报》销数最高到5万份，这在当时北方各报中是少有的，北方一般报纸销数不过几千，上万的就不多。[2]

40年代，重庆《新华日报》对“小骂大帮忙”做了如下解释：“在若干次要的问题上批评当局，因而建筑了自己的地位的《大公报》，在一切首要的问题上却不能不拥护当局，这正是《大公报》的立场。”[3]1948年南京《中央日报》称王芸生是“新华社广播的应声虫”。[4]

50年代，《大公报》“是一张反动的报纸”，“用‘小骂大帮忙’的手法来掩饰它为国民党反动统治集团服务的实质。”[5]

80年代，“用‘亦捧亦骂’来描述《大公报》与行政当局的关系，比‘小骂大帮忙’一语更为准确”。[6]

90年代，《为“小骂大帮忙”辩》一文指出：“对《大公报》这样一份民间报纸，不能以它到底和某个党派在言论上产生了怎样的吻合与不吻合而定其优劣、是非与功过。”[7]另一种观点认为“《大公报》对‘小骂大帮忙’，在关键时刻、关键问题上，尤其是在国共两党斗争的问题上竭力为及其反动政权鼓吹”。[8]

21世纪初，“历史证明《大公报》是一张爱国主义的报纸”，它“坚持中国工业化的发展方向，与时代共进”。[9]

《大公报》引起的当事人及后来者的众多评说，说明该报在中国现代史上具有相当的影响力，而众说纷纭的背后，不仅是一幅中国新闻史研究的全景图，而且是一纸百年中国社会思潮的演进表。那么，贯穿这些演变的线索究竟是什么呢？或者说，其中有哪些基本的研究范式？按照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中的说法，所谓“范式”(paradigm)，就是那些为各种模式和理论，包括对立的模式和理论所共同承认的、不言自明的信念，它们往往构成不同理论，模式间发生争议时的共同前提和出发点。[10]通过对《大公报》研究轨迹及其变迁的分析，可以看出体现于其中的三种主导性范式，一是“革命”范式，二是“现代化”范式，三是“民族-国家”（nation-state）范式。

革命范式——通行的新闻史叙事

革命范式是以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基本矛盾的学说为主要视角，来建构自己的理论框架。按照这一理论框架，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与人民大众的矛盾，乃是构成近代社会历史的两大基本矛盾。因此，争取民族独立以反对帝国主义，争取社会进步以反对封建主义，乃是近代社会发展的主要趋势，并以此作为评价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主要标准和参照系。[11]

在革命范式基本定型的50年代，范文澜就指出：“历史的骨干是阶级斗争，现代革命史就是现代史的骨干，近代革命史就是近代史的骨干，近代史现代史阶段的划分基本上与革命史是一致的（单纯的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可以按照自身的发展过程划分阶段）。”[12]胡绳也认为：“把人民的革命斗争看作是中国近代史的基本内容，就能比较容易看清楚中国近代史各种政治力量和社会现象。”[13]革命范式是由“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封建主义与人民大众”两大基本矛盾决定，具体体现为对中国近代史研究提出的“两个过程论”。这样一来，由“革命”这个基本概念，在“两个过程的基本框架”中，近代史研究的基本模式就成为“以农民为主体的人民群众；暴力革命；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14]。

作为历史学的一支，中国新闻史的研究也经历过革命范式主导时期。并且由于《大公报》民间报纸的定位，这一范式表现得尤为突出，主要运用为以是否“革命”来划分《大公报》的各个发展阶段，作为评价《大公报》的标准等等。

如周雨所著《大公报史》把该报的言论定性为“文人论政”，而不同阶段的言论思想则概括为“与国民党的关系”、“几篇指责国民党当局的言论”、“由亲苏而厌苏，由亲美而反美扶日”、“香港版首先转变立场”等等。再如对新记《大公报》的三位创始人的评价：吴鼎昌“是个典型的官僚资产阶级官僚政客”[15]，胡政之“是一个相当典型的大资产阶级文化商人政客”[16]，张季鸾是“典型的带封建性的资产阶级旧式才子文人”[17]。虽然日后有所“翻案”，但是仍然没有跳出“革命”范式的框架。夏晓林的《张季鸾》一文率先肯定了张季鸾作为“著名的记者和报刊评论家”的地位，指出“他是继王韬、梁启超之后最有影响的中国资产阶级报刊评论家之一”。[18]方汉奇认为，“在政治倾向上，《大公报》属于‘中间势力的报纸’。这个‘中’，就是‘左、中、右’中的那个中”，“所谓‘中间势力’，主要指的是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即农民、知识分子和工商界人士”。[19]

“革命”范式的形成有其历史的合理性与必然性。从社会现实上看，中国近代内忧外患的社会状况，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建国后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旧学批判与新学重建等等，均使这一范式在中国新闻史的研究中占据主导地位。不过，革命范式在阐释中国新闻史的历史沿革中虽然的确抓住了本质，然而单纯以阶级划分来评价报刊、新闻人物则又未免简单化，而发展到极致的“以阶级斗争为纲”更是违背实事求是的原则。

现代化范式——新闻自由的发展

“现代化”被广泛接受为一种史学范式，大致起源于美国学者德里克（ArifDirlik）的专论《革命后的史学：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中的当代危机》。[20]他介绍美国汉学界中国近代史研究，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前，“二十世纪的中国革命被视为近代中国历史的中心事件”，“一直被描述为解放史诗”。而之后中国革命“却变成了衰落与失败的故事。它甚至被描述为一种畸变，一种对中国历史正常道路的偏离，打断了清末以前一直进行的朝着现代化方向的发展进程”。

那么何为现代化范式？罗荣渠认为：“以现代化为中心来研究中国近现代史，不同于以革命为中心来研究中国近现代史，必须重新建立一个包括革命在内而不是排斥革命的新的综合分析框架，必须以现代生产力、经济发展、政治民主、社会进步、国际性整合等综合标志对近一个半世纪的中国大变革给予新的客观定位。”[21]李彬认为“现代化”范式，是以“走向世界（实即走向西方）”为核心论述，着眼于“传统与现代”的社会转型。

在中国新闻史的研究中，这一范式关键词为“新闻自由”、“第四种权利”等。如张育仁的《自由的历险——中国自由主义新闻思想史》。其中，“市场经济”与“民主政治”尤其成为左右新闻史发展的两大枢机。

在对《大公报》的研究中，这一范式也开始崭露头角，而且日趋明显。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徘徊于民本与民主之间——〈大公报〉政治改良言论评述（1927—1937）》和《〈大公报〉新论——20世纪30年代〈大公报〉与中国现代化》这两本专著。前者认为“20世纪20年代，随着革命热潮的逐渐消退，社会价值取向渐趋缓和，自由主义在这一时期获得了一定的发展空间，一贯坚持以自由主义立场分析中国实际问题的《大公报》正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续刊并得到发展”，“一以贯之体现于《大公报》的是大公报人‘基于民本思想、期于民主政治、弘扬民族主义’的自由主义理念”[22]。后者以20世纪30年代《大公报》与中国现代化的关系为主线展开论述，指出“在中国处于内外危机的国难时期，《大公报》认为只有工业化才是中国的唯一出路，提出了非‘资’非‘社’的现代化方案。力图通过推动国民党政权，争取一个相对稳定的国际国内环境，自上而下地来实现经济层面的现代化。《大公报》把国家现代化与拥护国民政府连在一起，又因其不具备领导现代化的政治条件——廉洁有能，因而对它的支持与指责就像一枚硬币的两面，贯彻于现代化的过程中。”[23]

克罗齐认为，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也就是说，所谓历史乃是历史学家基于现实生活的体验而同历史进行的对话，是历史理解与现实理解的共鸣或共识。从这个角度，当不难理解中国新闻史研究的“革命范式”何以被“现代化范式”所取代。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一直是帝国主义同中华民族的矛盾，人民大众同封建主义的矛盾。中国社会压倒一切的任务是救亡图存，发动社会革命。在革命的语境下或历史的背景下，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的关注焦点自然是革命。而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和平改良与现代化理念，在中国近代社会一直处于边缘的地位，被革命知识分子斥责为帝国主义的奴化思想和买办走狗。解放后，在“以阶级斗争为纲”、“抓革命，促生产”的形势下，中国史学界占主导的趋势也就自然成为以“三次革命高潮”为代表的革命范式。1978年以后，中国大力推进现代化进程，社会发生急剧的现代化转型。随着社会“现代化语境”（modernizationcontext）的形成，人们的价值取向也开始从革命斗争转向现代化，与之对应，中国近代史学界也开始了范式的转变。

摆脱了“革命”范式的单一，“现代化”范式的确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但是又难免陷入西方中心论的怪圈，从而忽略中国国情的大背景。在对《大公报》的评价中，就存在类似现象。在一篇题为《自有大报风骨在——贺〈南方都市报〉创刊八周年》的文章中，把《大公报》誉为公民精神的舆论领袖，至于“四不”方针，则更是“石破天惊，掷地有声。从此《大公报》撑起了现代中国公共领域的半边天地，掀起了公共舆论的阵阵狂澜”，“当年的《大公报》，被誉为中国的《纽约时报》，不仅得到了国际新闻界‘诺贝尔奖’的美国密苏里学院新闻奖，而且连‘最高领袖’蒋委员长，每天看的第一张报纸，不是他的喉舌《中央日报》，也不是其对手《新华日报》，而是代表了社会公共舆论的《大公报》”。[24]对于这一系列溢美之词，只有放在现代化的语境中才能理解其内涵。

民族国家范式——认同感确立

民族国家，不是由民族组成的国家，它是一个有特定含义的概念。简单说，民族国家是一种遵循启蒙理性的国家形态和政权组织，其突出特征在于确定的国家疆域、独立的主权意识和强烈的民族认同感。用艾凯的话来说，民族国家既是启蒙的产物，也是“朝向以征服自然为目标的，对社会、经济诸过程和组织进行理智化”的过程的一部分。[25]民族国家的一个重要的特点，是要求在固定的疆域内享有至高无上的主权，建立一个可以把政令有效地贯彻至国境内各个角落和社会各个阶层的行政体系，并且要求国民对国家整体必须有忠贞不渝的认同感。[26]

美国学者P·安德森在其名作《想象的共同体》[27]里提出一个理论——作为拥有疆界与主权的民族国家，是一个“想象的共同体”。他认为，这些“想象的共同体”的形成主要取决于以下因素：宗教信仰的领土化、古典王朝家族的衰微、时间观念的改变、资本主义与印刷术之间的交互作用、国家方言的发展等。而其中提到的“资本主义与印刷术之间的交互作用”，恰恰就是针对现代的大众传播媒介。正是由于现代媒介的普及与发展，由于报纸、杂志、书籍以及随后的广播、电视等大众媒介的发达，人们才可能将互不相识的陌生人想象为声气相通的“同胞”。

按照“民族-国家”的范式，近代历史的要义首先还不在于“革命”或“现代化”，而在于从“文化主义”到“民族主义”、从“文化国家”到“民族-国家”的转型,而“革命”或“现代化”都只是推动这种转型的方式与手段。

这一范式在中国新闻史的研究中虽然零零散散有所涉及，但仍是“小荷才露尖尖角”。《大公报》的“国家中心论”过去一般被认为是以“拥蒋反共”为核心的，[28]现在却认为“存在着明星的阶级局限性和历史局限性，但应当肯定的是，其很大程度上出于渴望团结、共御外侮的良好愿望”。[29]李纯青也评价道：“《大公报》的国家中心论，确实十分重视抗日，这个内容也许是主要内容。用俗话说，就是笼统反对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它是爱国的，符合于抗战时期的要求和利益。”[30]然而这一范式虽然可以解释避开“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纷争，但据此达成的“爱国主义”共识不足以解释纷繁芜杂的动乱时期。

综上所述，根据《大公报》评价的纷纷攘攘，我们可以总结出中国新闻史的研究历经革命范式、现代化范式和民族国家范式的演化和发展，而在这背后，既有时代变革的烙印，也有各种社会思潮的影响。

注释：

[1]徐铸成著：《旧闻杂忆》，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14页。

[2]《与大公报论国事》，重庆《新华日报》1945年11月21日，转载自《新闻战线》1958年1月号。

[3]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33册第97辑，中国文史出版社，1980年，第107页。

[4]《在野党的特权——再论大公报社论“由新民报停刊谈出版法”》，南京《中央日报》1948年7月16日，转载自王芝琛、刘自立著：《1949年以前的大公报》，山东画报出版社，2002年，第212页。

[5]德山文：《旧大公报剖视》，《新闻战线》1958年1月号，第25～32页。

[6]谢国明文：《“小骂大帮忙”新论》，《新闻学刊》，1988年第1期。

[7]刘自立文：《“小骂大帮忙”辩》，《文汇读书报》1998年8月1日。

[8]吴廷俊著：《中国新闻传播史稿》，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231页。

[9]贾晓慧著：《〈大公报〉新论——20世纪30年代〈大公报〉与中国现代化》，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33页。

[10]黄宗智主编：《中国研究的范式问题讨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

[11]周正华：《关于近代史研究“新范式”的若干思考》，《中国近代史研究》2001年第2期。

[12]范文澜著：《中国近代史的分期问题》（二），《范文澜历史论文选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第152页，转引自张亦工：《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规范问题》，《历史研究》1988年第3期，第56页。

[13]胡绳著：《中国近代史诸论》，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学习委员会编印：《中国近代史讲座报告记录》（1955年2月11日）。转引自张亦工：《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规范问题》，《历史研究》1988年第3期，第56页。

[14]张亦工文：《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规范问题》，《历史研究》1988年第3期，第57页。

[15]王芸生、曹谷冰文：《1926年至1949年的旧大公报》，《文史资料选辑》第7册第25辑，中国文史出版社，第8页。

[16]王芸生、曹谷冰文：《1926年至1949年的旧大公报》，《文史资料选辑》第7册第25辑，中国文史出版社，第18页。

[17]王芸生、曹谷冰文：《1926年至1949年的旧大公报》，《文史资料选辑》第7册第25辑，中国文史出版社，第28页。

[18]《新闻界人物》（1），新华出版社，1983年，第104、143页。

[19]方汉奇著：《序言》，转载自任桐著：《徘徊于民本与民主之间——〈大公报〉政治改良言论评述（1927—1937）》，北京：三联书店，2004年。

[20][美]德里克（ArifDirlik）文：《革命后的史学：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中的当代危机》，中国社会科学辑刊，1985年，春季卷。

[21]罗荣渠文：《走向现代化的中国道路——有关近百年中国大变革的一些理论问题》，《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1996年，冬季卷，总第17期，第44－45页。

[22]任桐著：《徘徊于民本与民主之间——〈大公报〉政治改良言论评述（1927—1937）》，三联书店，2004年，第254页。

[23]贾晓慧著：《〈大公报〉新论——20世纪30年代〈大公报〉与中国现代化》，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年，摘要。

[24]许纪霖文：《自有大报风骨在——贺〈南方都市报〉创刊八周年》，转载自/newcc/browwenzhang.php?articleid=2979。

[25][美]艾凯（GuyS.Alitto）著：《世界范围内的反现代化思潮——论文化守成主义》，贵州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8页。

[26]李杨：《“救亡压倒启蒙”？——对八十年代一种历史“元叙事”的解构分析》，《书屋》2002年第5期。

[27](美)本尼迪克波·安德森著，吴瑞人译：《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

[28]最具代表性的阐述便是张季鸾撰写的社评《读先生的信》。在该社评中，张季鸾写道：“我们在今天，只希望认识一点，就是：敌我的形势，自己的国力，世界的时机，都绝不容许存一种观念，以为现在的国家中心失败了，还可以再建一个中心，然后将国家再组织再统一起来。这样的事，是必无的……我们希望认识蒋委员长十几年来全力拥护此国家中心，决不是为自己，也不是为国民党，而是为中国建设国家的基础。转载自王芝琛、刘自立：《1949年以前的大公报》，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2年，第155页。

[29]任桐著：《徘徊于民本与民主之间——〈大公报〉政治改良言论评述（1927—1937）》，三联书店，2004年，第254页。

[30]周雨著：《大公报人忆旧》，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第310页。

主要参考文献：

[1]方汉奇等著：《〈大公报〉百年史》，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

[2]王芝琛、刘自立著：《1949年以前的大公报》，山东画报出版社，2002年。

[3]任桐著：《徘徊于民本与民主之间——〈大公报〉政治改良言论评述（1927—1937）》，三联书店，2004年。

[4]贾晓慧著：《〈大公报〉新论——20世纪30年代〈大公报〉与中国现代化》，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年。

[5]李彬著：《媒介话语——新闻与传播论稿》，新华出版社，2005年。

[6][美]库恩著，李宝恒、纪树立译：《科学革命的结构》，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0年。

[7]罗荣渠、牛大勇编：《中国现代化历程的探索》，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

[8]黄宗智主编：《中国研究的范式问题讨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

新闻史范文篇6

[关键词]革命范式现代化范式民族-国家范式新闻史研究

Abstract:bycombingandanalyzingtoDagongPaper,thethesishasdrawnoutthreemodelsinChinesejournalismcommunicationwhicharerevolutionmodel,modernizationmodelandnation-statemodel.Thethesisalsodiscussedthebackground,developingprocessandgeneralattitudeofthesethreemodels.

Keywords:RevolutionModel,ModernizationModel,Nation-stateModel,JournalismHistoryResearch

《大公报》作为“中国新闻史上寿命最长、影响最大、声誉最隆的一家报纸”（方汉奇语），不仅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中国现代史”（季羡林语），也是中国新闻史研究的重中之重。半个多世纪以来，有关《大公报》的研究可谓层出不穷，争议纷纷。以20世纪20年代以来的代表性评价举例，就可以看出明显的差异与变化：

20年代，“天津有三宝：永利、南开、《大公报》”。[1]《大公报》销数最高到5万份，这在当时北方各报中是少有的，北方一般报纸销数不过几千，上万的就不多。[2]

40年代，重庆《新华日报》对“小骂大帮忙”做了如下解释：“在若干次要的问题上批评当局，因而建筑了自己的地位的《大公报》，在一切首要的问题上却不能不拥护当局，这正是《大公报》的立场。”[3]1948年南京《中央日报》称王芸生是“新华社广播的应声虫”。[4]

50年代，《大公报》“是一张反动的报纸”，“用‘小骂大帮忙’的手法来掩饰它为国民党反动统治集团服务的实质。”[5]

80年代，“用‘亦捧亦骂’来描述《大公报》与行政当局的关系，比‘小骂大帮忙’一语更为准确”。[6]

90年代，《为“小骂大帮忙”辩》一文指出：“对《大公报》这样一份民间报纸，不能以它到底和某个党派在言论上产生了怎样的吻合与不吻合而定其优劣、是非与功过。”[7]另一种观点认为“《大公报》对‘小骂大帮忙’，在关键时刻、关键问题上，尤其是在国共两党斗争的问题上竭力为及其反动政权鼓吹”。[8]

21世纪初，“历史证明《大公报》是一张爱国主义的报纸”，它“坚持中国工业化的发展方向，与时代共进”。[9]

《大公报》引起的当事人及后来者的众多评说，说明该报在中国现代史上具有相当的影响力，而众说纷纭的背后，不仅是一幅中国新闻史研究的全景图，而且是一纸百年中国社会思潮的演进表。那么，贯穿这些演变的线索究竟是什么呢？或者说，其中有哪些基本的研究范式？按照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中的说法，所谓“范式”(paradigm)，就是那些为各种模式和理论，包括对立的模式和理论所共同承认的、不言自明的信念，它们往往构成不同理论，模式间发生争议时的共同前提和出发点。[10]通过对《大公报》研究轨迹及其变迁的分析，可以看出体现于其中的三种主导性范式，一是“革命”范式，二是“现代化”范式，三是“民族-国家”（nation-state）范式。

革命范式——通行的新闻史叙事

革命范式是以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基本矛盾的学说为主要视角，来建构自己的理论框架。按照这一理论框架，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与人民大众的矛盾，乃是构成近代社会历史的两大基本矛盾。因此，争取民族独立以反对帝国主义，争取社会进步以反对封建主义，乃是近代社会发展的主要趋势，并以此作为评价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主要标准和参照系。[11]

在革命范式基本定型的50年代，范文澜就指出：“历史的骨干是阶级斗争，现代革命史就是现代史的骨干，近代革命史就是近代史的骨干，近代史现代史阶段的划分基本上与革命史是一致的（单纯的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可以按照自身的发展过程划分阶段）。”[12]胡绳也认为：“把人民的革命斗争看作是中国近代史的基本内容，就能比较容易看清楚中国近代史各种政治力量和社会现象。”[13]革命范式是由“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封建主义与人民大众”两大基本矛盾决定，具体体现为对中国近代史研究提出的“两个过程论”。这样一来，由“革命”这个基本概念，在“两个过程的基本框架”中，近代史研究的基本模式就成为“以农民为主体的人民群众；暴力革命；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14]。

作为历史学的一支，中国新闻史的研究也经历过革命范式主导时期。并且由于《大公报》民间报纸的定位，这一范式表现得尤为突出，主要运用为以是否“革命”来划分《大公报》的各个发展阶段，作为评价《大公报》的标准等等。

如周雨所著《大公报史》把该报的言论定性为“文人论政”，而不同阶段的言论思想则概括为“与国民党的关系”、“几篇指责国民党当局的言论”、“由亲苏而厌苏，由亲美而反美扶日”、“香港版首先转变立场”等等。再如对新记《大公报》的三位创始人的评价：吴鼎昌“是个典型的官僚资产阶级官僚政客”[15]，胡政之“是一个相当典型的大资产阶级文化商人政客”[16]，张季鸾是“典型的带封建性的资产阶级旧式才子文人”[17]。虽然日后有所“翻案”，但是仍然没有跳出“革命”范式的框架。夏晓林的《张季鸾》一文率先肯定了张季鸾作为“著名的记者和报刊评论家”的地位，指出“他是继王韬、梁启超之后最有影响的中国资产阶级报刊评论家之一”。[18]方汉奇认为，“在政治倾向上，《大公报》属于‘中间势力的报纸’。这个‘中’，就是‘左、中、右’中的那个中”，“所谓‘中间势力’，主要指的是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即农民、知识分子和工商界人士”。[19]

“革命”范式的形成有其历史的合理性与必然性。从社会现实上看，中国近代内忧外患的社会状况，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建国后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旧学批判与新学重建等等，均使这一范式在中国新闻史的研究中占据主导地位。不过，革命范式在阐释中国新闻史的历史沿革中虽然的确抓住了本质，然而单纯以阶级划分来评价报刊、新闻人物则又未免简单化，而发展到极致的“以阶级斗争为纲”更是违背实事求是的原则。

现代化范式——新闻自由的发展

“现代化”被广泛接受为一种史学范式，大致起源于美国学者德里克（ArifDirlik）的专论《革命后的史学：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中的当代危机》。[20]他介绍美国汉学界中国近代史研究，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前，“二十世纪的中国革命被视为近代中国历史的中心事件”，“一直被描述为解放史诗”。而之后中国革命“却变成了衰落与失败的故事。它甚至被描述为一种畸变，一种对中国历史正常道路的偏离，打断了清末以前一直进行的朝着现代化方向的发展进程”。

那么何为现代化范式？罗荣渠认为：“以现代化为中心来研究中国近现代史，不同于以革命为中心来研究中国近现代史，必须重新建立一个包括革命在内而不是排斥革命的新的综合分析框架，必须以现代生产力、经济发展、政治民主、社会进步、国际性整合等综合标志对近一个半世纪的中国大变革给予新的客观定位。”[21]李彬认为“现代化”范式，是以“走向世界（实即走向西方）”为核心论述，着眼于“传统与现代”的社会转型。

在中国新闻史的研究中，这一范式关键词为“新闻自由”、“第四种权利”等。如张育仁的《自由的历险——中国自由主义新闻思想史》。其中，“市场经济”与“民主政治”尤其成为左右新闻史发展的两大枢机。

在对《大公报》的研究中，这一范式也开始崭露头角，而且日趋明显。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徘徊于民本与民主之间——〈大公报〉政治改良言论评述（1927—1937）》和《〈大公报〉新论——20世纪30年代〈大公报〉与中国现代化》这两本专著。前者认为“20世纪20年代，随着革命热潮的逐渐消退，社会价值取向渐趋缓和，自由主义在这一时期获得了一定的发展空间，一贯坚持以自由主义立场分析中国实际问题的《大公报》正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续刊并得到发展”，“一以贯之体现于《大公报》的是大公报人‘基于民本思想、期于民主政治、弘扬民族主义’的自由主义理念”[22]。后者以20世纪30年代《大公报》与中国现代化的关系为主线展开论述，指出“在中国处于内外危机的国难时期，《大公报》认为只有工业化才是中国的唯一出路，提出了非‘资’非‘社’的现代化方案。力图通过推动国民党政权，争取一个相对稳定的国际国内环境，自上而下地来实现经济层面的现代化。《大公报》把国家现代化与拥护国民政府连在一起，又因其不具备领导现代化的政治条件——廉洁有能，因而对它的支持与指责就像一枚硬币的两面，贯彻于现代化的过程中。”[23]

克罗齐认为，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也就是说，所谓历史乃是历史学家基于现实生活的体验而同历史进行的对话，是历史理解与现实理解的共鸣或共识。从这个角度，当不难理解中国新闻史研究的“革命范式”何以被“现代化范式”所取代。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一直是帝国主义同中华民族的矛盾，人民大众同封建主义的矛盾。中国社会压倒一切的任务是救亡图存，发动社会革命。在革命的语境下或历史的背景下，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的关注焦点自然是革命。而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和平改良与现代化理念，在中国近代社会一直处于边缘的地位，被革命知识分子斥责为帝国主义的奴化思想和买办走狗。解放后，在“以阶级斗争为纲”、“抓革命，促生产”的形势下，中国史学界占主导的趋势也就自然成为以“三次革命高潮”为代表的革命范式。1978年以后，中国大力推进现代化进程，社会发生急剧的现代化转型。随着社会“现代化语境”（modernizationcontext）的形成，人们的价值取向也开始从革命斗争转向现代化，与之对应，中国近代史学界也开始了范式的转变。

摆脱了“革命”范式的单一，“现代化”范式的确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但是又难免陷入西方中心论的怪圈，从而忽略中国国情的大背景。在对《大公报》的评价中，就存在类似现象。在一篇题为《自有大报风骨在——贺〈南方都市报〉创刊八周年》的文章中，把《大公报》誉为公民精神的舆论领袖，至于“四不”方针，则更是“石破天惊，掷地有声。从此《大公报》撑起了现代中国公共领域的半边天地，掀起了公共舆论的阵阵狂澜”，“当年的《大公报》，被誉为中国的《纽约时报》，不仅得到了国际新闻界‘诺贝尔奖’的美国密苏里学院新闻奖，而且连‘最高领袖’蒋委员长，每天看的第一张报纸，不是他的喉舌《中央日报》，也不是其对手《新华日报》，而是代表了社会公共舆论的《大公报》”。[24]对于这一系列溢美之词，只有放在现代化的语境中才能理解其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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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国家范式——认同感确立

民族国家，不是由民族组成的国家，它是一个有特定含义的概念。简单说，民族国家是一种遵循启蒙理性的国家形态和政权组织，其突出特征在于确定的国家疆域、独立的主权意识和强烈的民族认同感。用艾凯的话来说，民族国家既是启蒙的产物，也是“朝向以征服自然为目标的，对社会、经济诸过程和组织进行理智化”的过程的一部分。[25]民族国家的一个重要的特点，是要求在固定的疆域内享有至高无上的主权，建立一个可以把政令有效地贯彻至国境内各个角落和社会各个阶层的行政体系，并且要求国民对国家整体必须有忠贞不渝的认同感。[26]

美国学者P·安德森在其名作《想象的共同体》[27]里提出一个理论——作为拥有疆界与主权的民族国家，是一个“想象的共同体”。他认为，这些“想象的共同体”的形成主要取决于以下因素：宗教信仰的领土化、古典王朝家族的衰微、时间观念的改变、资本主义与印刷术之间的交互作用、国家方言的发展等。而其中提到的“资本主义与印刷术之间的交互作用”，恰恰就是针对现代的大众传播媒介。正是由于现代媒介的普及与发展，由于报纸、杂志、书籍以及随后的广播、电视等大众媒介的发达，人们才可能将互不相识的陌生人想象为声气相通的“同胞”。

按照“民族-国家”的范式，近代历史的要义首先还不在于“革命”或“现代化”，而在于从“文化主义”到“民族主义”、从“文化国家”到“民族-国家”的转型,而“革命”或“现代化”都只是推动这种转型的方式与手段。

这一范式在中国新闻史的研究中虽然零零散散有所涉及，但仍是“小荷才露尖尖角”。《大公报》的“国家中心论”过去一般被认为是以“拥蒋反共”为核心的，[28]现在却认为“存在着明星的阶级局限性和历史局限性，但应当肯定的是，其很大程度上出于渴望团结、共御外侮的良好愿望”。[29]李纯青也评价道：“《大公报》的国家中心论，确实十分重视抗日，这个内容也许是主要内容。用俗话说，就是笼统反对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它是爱国的，符合于抗战时期的要求和利益。”[30]然而这一范式虽然可以解释避开“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纷争，但据此达成的“爱国主义”共识不足以解释纷繁芜杂的动乱时期。

综上所述，根据《大公报》评价的纷纷攘攘，我们可以总结出中国新闻史的研究历经革命范式、现代化范式和民族国家范式的演化和发展，而在这背后，既有时代变革的烙印，也有各种社会思潮的影响。

注释：

[1]徐铸成著：《旧闻杂忆》，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14页。

[2]《与大公报论国事》，重庆《新华日报》1945年11月21日，转载自《新闻战线》1958年1月号。

[3]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33册第97辑，中国文史出版社，1980年，第107页。

[4]《在野党的特权——再论大公报社论“由新民报停刊谈出版法”》，南京《中央日报》1948年7月16日，转载自王芝琛、刘自立著：《1949年以前的大公报》，山东画报出版社，2002年，第212页。

[5]德山文：《旧大公报剖视》，《新闻战线》1958年1月号，第25～32页。

[6]谢国明文：《“小骂大帮忙”新论》，《新闻学刊》，1988年第1期。

[7]刘自立文：《“小骂大帮忙”辩》，《文汇读书报》1998年8月1日。

[8]吴廷俊著：《中国新闻传播史稿》，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231页。

[9]贾晓慧著：《〈大公报〉新论——20世纪30年代〈大公报〉与中国现代化》，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33页。

[10]黄宗智主编：《中国研究的范式问题讨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

[11]周正华：《关于近代史研究“新范式”的若干思考》，《中国近代史研究》2001年第2期。

[12]范文澜著：《中国近代史的分期问题》（二），《范文澜历史论文选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第152页，转引自张亦工：《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规范问题》，《历史研究》1988年第3期，第56页。

[13]胡绳著：《中国近代史诸论》，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学习委员会编印：《中国近代史讲座报告记录》（1955年2月11日）。转引自张亦工：《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规范问题》，《历史研究》1988年第3期，第56页。

[14]张亦工文：《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规范问题》，《历史研究》1988年第3期，第57页。

[15]王芸生、曹谷冰文：《1926年至1949年的旧大公报》，《文史资料选辑》第7册第25辑，中国文史出版社，第8页。

[16]王芸生、曹谷冰文：《1926年至1949年的旧大公报》，《文史资料选辑》第7册第25辑，中国文史出版社，第18页。

[17]王芸生、曹谷冰文：《1926年至1949年的旧大公报》，《文史资料选辑》第7册第25辑，中国文史出版社，第28页。

[18]《新闻界人物》（1），新华出版社，1983年，第104、143页。

[19]方汉奇著：《序言》，转载自任桐著：《徘徊于民本与民主之间——〈大公报〉政治改良言论评述（1927—1937）》，北京：三联书店，2004年。

[20][美]德里克（ArifDirlik）文：《革命后的史学：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中的当代危机》，中国社会科学辑刊，1985年，春季卷。

[21]罗荣渠文：《走向现代化的中国道路——有关近百年中国大变革的一些理论问题》，《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1996年，冬季卷，总第17期，第44－45页。

[22]任桐著：《徘徊于民本与民主之间——〈大公报〉政治改良言论评述（1927—1937）》，三联书店，2004年，第254页。

[23]贾晓慧著：《〈大公报〉新论——20世纪30年代〈大公报〉与中国现代化》，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年，摘要。

[24]许纪霖文：《自有大报风骨在——贺〈南方都市报〉创刊八周年》。

[25][美]艾凯（GuyS.Alitto）著：《世界范围内的反现代化思潮——论文化守成主义》，贵州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8页。

[26]李杨：《“救亡压倒启蒙”？——对八十年代一种历史“元叙事”的解构分析》，《书屋》2002年第5期。

[27](美)本尼迪克波·安德森著，吴瑞人译：《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

[28]最具代表性的阐述便是张季鸾撰写的社评《读先生的信》。在该社评中，张季鸾写道：“我们在今天，只希望认识一点，就是：敌我的形势，自己的国力，世界的时机，都绝不容许存一种观念，以为现在的国家中心失败了，还可以再建一个中心，然后将国家再组织再统一起来。这样的事，是必无的……我们希望认识蒋委员长十几年来全力拥护此国家中心，决不是为自己，也不是为国民党，而是为中国建设国家的基础。转载自王芝琛、刘自立：《1949年以前的大公报》，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2年，第155页。

[29]任桐著：《徘徊于民本与民主之间——〈大公报〉政治改良言论评述（1927—1937）》，三联书店，2004年，第254页。

[30]周雨著：《大公报人忆旧》，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第310页。

主要参考文献：

[1]方汉奇等著：《〈大公报〉百年史》，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

[2]王芝琛、刘自立著：《1949年以前的大公报》，山东画报出版社，2002年。

[3]任桐著：《徘徊于民本与民主之间——〈大公报〉政治改良言论评述（1927—1937）》，三联书店，2004年。

[4]贾晓慧著：《〈大公报〉新论——20世纪30年代〈大公报〉与中国现代化》，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年。

[5]李彬著：《媒介话语——新闻与传播论稿》，新华出版社，2005年。

[6][美]库恩著，李宝恒、纪树立译：《科学革命的结构》，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0年。

[7]罗荣渠、牛大勇编：《中国现代化历程的探索》，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

[8]黄宗智主编：《中国研究的范式问题讨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

新闻史范文篇7

[关键词]革命范式现代化范式民族-国家范式新闻史研究

Abstract:bycombingandanalyzingtoDagongPaper,thethesishasdrawnoutthreemodelsinChinesejournalismcommunicationwhicharerevolutionmodel,modernizationmodelandnation-statemodel.Thethesisalsodiscussedthebackground,developingprocessandgeneralattitudeofthesethreemodels.

Keywords:RevolutionModel,ModernizationModel,Nation-stateModel,JournalismHistoryResearch

《大公报》作为“中国新闻史上寿命最长、影响最大、声誉最隆的一家报纸”（方汉奇语），不仅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中国现代史”（季羡林语），也是中国新闻史研究的重中之重。半个多世纪以来，有关《大公报》的研究可谓层出不穷，争议纷纷。以20世纪20年代以来的代表性评价举例，就可以看出明显的差异与变化：

20年代，“天津有三宝：永利、南开、《大公报》”。[1]《大公报》销数最高到5万份，这在当时北方各报中是少有的，北方一般报纸销数不过几千，上万的就不多。[2]

40年代，重庆《新华日报》对“小骂大帮忙”做了如下解释：“在若干次要的问题上批评当局，因而建筑了自己的地位的《大公报》，在一切首要的问题上却不能不拥护当局，这正是《大公报》的立场。”[3]1948年南京《中央日报》称王芸生是“新华社广播的应声虫”。[4]

50年代，《大公报》“是一张反动的报纸”，“用‘小骂大帮忙’的手法来掩饰它为国民党反动统治集团服务的实质。”[5]

80年代，“用‘亦捧亦骂’来描述《大公报》与行政当局的关系，比‘小骂大帮忙’一语更为准确”。[6]

90年代，《为“小骂大帮忙”辩》一文指出：“对《大公报》这样一份民间报纸，不能以它到底和某个党派在言论上产生了怎样的吻合与不吻合而定其优劣、是非与功过。”[7]另一种观点认为“《大公报》对‘小骂大帮忙’，在关键时刻、关键问题上，尤其是在国共两党斗争的问题上竭力为及其反动政权鼓吹”。[8]

21世纪初，“历史证明《大公报》是一张爱国主义的报纸”，它“坚持中国工业化的发展方向，与时代共进”。[9]

《大公报》引起的当事人及后来者的众多评说，说明该报在中国现代史上具有相当的影响力，而众说纷纭的背后，不仅是一幅中国新闻史研究的全景图，而且是一纸百年中国社会思潮的演进表。那么，贯穿这些演变的线索究竟是什么呢？或者说，其中有哪些基本的研究范式？按照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中的说法，所谓“范式”(paradigm)，就是那些为各种模式和理论，包括对立的模式和理论所共同承认的、不言自明的信念，它们往往构成不同理论，模式间发生争议时的共同前提和出发点。[10]通过对《大公报》研究轨迹及其变迁的分析，可以看出体现于其中的三种主导性范式，一是“革命”范式，二是“现代化”范式，三是“民族-国家”（nation-state）范式。

革命范式——通行的新闻史叙事

革命范式是以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基本矛盾的学说为主要视角，来建构自己的理论框架。按照这一理论框架，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与人民大众的矛盾，乃是构成近代社会历史的两大基本矛盾。因此，争取民族独立以反对帝国主义，争取社会进步以反对封建主义，乃是近代社会发展的主要趋势，并以此作为评价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主要标准和参照系。[11]

在革命范式基本定型的50年代，范文澜就指出：“历史的骨干是阶级斗争，现代革命史就是现代史的骨干，近代革命史就是近代史的骨干，近代史现代史阶段的划分基本上与革命史是一致的（单纯的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可以按照自身的发展过程划分阶段）。”[12]胡绳也认为：“把人民的革命斗争看作是中国近代史的基本内容，就能比较容易看清楚中国近代史各种政治力量和社会现象。”[13]革命范式是由“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封建主义与人民大众”两大基本矛盾决定，具体体现为对中国近代史研究提出的“两个过程论”。这样一来，由“革命”这个基本概念，在“两个过程的基本框架”中，近代史研究的基本模式就成为“以农民为主体的人民群众；暴力革命；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14]。

作为历史学的一支，中国新闻史的研究也经历过革命范式主导时期。并且由于《大公报》民间报纸的定位，这一范式表现得尤为突出，主要运用为以是否“革命”来划分《大公报》的各个发展阶段，作为评价《大公报》的标准等等。

如周雨所著《大公报史》把该报的言论定性为“文人论政”，而不同阶段的言论思想则概括为“与国民党的关系”、“几篇指责国民党当局的言论”、“由亲苏而厌苏，由亲美而反美扶日”、“香港版首先转变立场”等等。再如对新记《大公报》的三位创始人的评价：吴鼎昌“是个典型的官僚资产阶级官僚政客”[15]，胡政之“是一个相当典型的大资产阶级文化商人政客”[16]，张季鸾是“典型的带封建性的资产阶级旧式才子文人”[17]。虽然日后有所“翻案”，但是仍然没有跳出“革命”范式的框架。夏晓林的《张季鸾》一文率先肯定了张季鸾作为“著名的记者和报刊评论家”的地位，指出“他是继王韬、梁启超之后最有影响的中国资产阶级报刊评论家之一”。[18]方汉奇认为，“在政治倾向上，《大公报》属于‘中间势力的报纸’。这个‘中’，就是‘左、中、右’中的那个中”，“所谓‘中间势力’，主要指的是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即农民、知识分子和工商界人士”。[19]

“革命”范式的形成有其历史的合理性与必然性。从社会现实上看，中国近代内忧外患的社会状况，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建国后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旧学批判与新学重建等等，均使这一范式在中国新闻史的研究中占据主导地位。不过，革命范式在阐释中国新闻史的历史沿革中虽然的确抓住了本质，然而单纯以阶级划分来评价报刊、新闻人物则又未免简单化，而发展到极致的“以阶级斗争为纲”更是违背实事求是的原则。

现代化范式——新闻自由的发展

“现代化”被广泛接受为一种史学范式，大致起源于美国学者德里克（ArifDirlik）的专论《革命后的史学：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中的当代危机》。[20]他介绍美国汉学界中国近代史研究，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前，“二十世纪的中国革命被视为近代中国历史的中心事件”，“一直被描述为解放史诗”。而之后中国革命“却变成了衰落与失败的故事。它甚至被描述为一种畸变，一种对中国历史正常道路的偏离，打断了清末以前一直进行的朝着现代化方向的发展进程”。

那么何为现代化范式？罗荣渠认为：“以现代化为中心来研究中国近现代史，不同于以革命为中心来研究中国近现代史，必须重新建立一个包括革命在内而不是排斥革命的新的综合分析框架，必须以现代生产力、经济发展、政治民主、社会进步、国际性整合等综合标志对近一个半世纪的中国大变革给予新的客观定位。”[21]李彬认为“现代化”范式，是以“走向世界（实即走向西方）”为核心论述，着眼于“传统与现代”的社会转型。

在中国新闻史的研究中，这一范式关键词为“新闻自由”、“第四种权利”等。如张育仁的《自由的历险——中国自由主义新闻思想史》。其中，“市场经济”与“民主政治”尤其成为左右新闻史发展的两大枢机。

在对《大公报》的研究中，这一范式也开始崭露头角，而且日趋明显。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徘徊于民本与民主之间——〈大公报〉政治改良言论评述（1927—1937）》和《〈大公报〉新论——20世纪30年代〈大公报〉与中国现代化》这两本专著。前者认为“20世纪20年代，随着革命热潮的逐渐消退，社会价值取向渐趋缓和，自由主义在这一时期获得了一定的发展空间，一贯坚持以自由主义立场分析中国实际问题的《大公报》正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续刊并得到发展”，“一以贯之体现于《大公报》的是大公报人‘基于民本思想、期于民主政治、弘扬民族主义’的自由主义理念”[22]。后者以20世纪30年代《大公报》与中国现代化的关系为主线展开论述，指出“在中国处于内外危机的国难时期，《大公报》认为只有工业化才是中国的唯一出路，提出了非‘资’非‘社’的现代化方案。力图通过推动国民党政权，争取一个相对稳定的国际国内环境，自上而下地来实现经济层面的现代化。《大公报》把国家现代化与拥护国民政府连在一起，又因其不具备领导现代化的政治条件——廉洁有能，因而对它的支持与指责就像一枚硬币的两面，贯彻于现代化的过程中。”[23]

克罗齐认为，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也就是说，所谓历史乃是历史学家基于现实生活的体验而同历史进行的对话，是历史理解与现实理解的共鸣或共识。从这个角度，当不难理解中国新闻史研究的“革命范式”何以被“现代化范式”所取代。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一直是帝国主义同中华民族的矛盾，人民大众同封建主义的矛盾。中国社会压倒一切的任务是救亡图存，发动社会革命。在革命的语境下或历史的背景下，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的关注焦点自然是革命。而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和平改良与现代化理念，在中国近代社会一直处于边缘的地位，被革命知识分子斥责为帝国主义的奴化思想和买办走狗。解放后，在“以阶级斗争为纲”、“抓革命，促生产”的形势下，中国史学界占主导的趋势也就自然成为以“三次革命高潮”为代表的革命范式。1978年以后，中国大力推进现代化进程，社会发生急剧的现代化转型。随着社会“现代化语境”（modernizationcontext）的形成，人们的价值取向也开始从革命斗争转向现代化，与之对应，中国近代史学界也开始了范式的转变。

摆脱了“革命”范式的单一，“现代化”范式的确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但是又难免陷入西方中心论的怪圈，从而忽略中国国情的大背景。在对《大公报》的评价中，就存在类似现象。在一篇题为《自有大报风骨在——贺〈南方都市报〉创刊八周年》的文章中，把《大公报》誉为公民精神的舆论领袖，至于“四不”方针，则更是“石破天惊，掷地有声。从此《大公报》撑起了现代中国公共领域的半边天地，掀起了公共舆论的阵阵狂澜”，“当年的《大公报》，被誉为中国的《纽约时报》，不仅得到了国际新闻界‘诺贝尔奖’的美国密苏里学院新闻奖，而且连‘最高领袖’蒋委员长，每天看的第一张报纸，不是他的喉舌《中央日报》，也不是其对手《新华日报》，而是代表了社会公共舆论的《大公报》”。[24]对于这一系列溢美之词，只有放在现代化的语境中才能理解其内涵。

民族国家，不是由民族组成的国家，它是一个有特定含义的概念。简单说，民族国家是一种遵循启蒙理性的国家形态和政权组织，其突出特征在于确定的国家疆域、独立的主权意识和强烈的民族认同感。用艾凯的话来说，民族国家既是启蒙的产物，也是“朝向以征服自然为目标的，对社会、经济诸过程和组织进行理智化”的过程的一部分。[25]民族国家的一个重要的特点，是要求在固定的疆域内享有至高无上的主权，建立一个可以把政令有效地贯彻至国境内各个角落和社会各个阶层的行政体系，并且要求国民对国家整体必须有忠贞不渝的认同感。[26]

美国学者P·安德森在其名作《想象的共同体》[27]里提出一个理论——作为拥有疆界与主权的民族国家，是一个“想象的共同体”。他认为，这些“想象的共同体”的形成主要取决于以下因素：宗教信仰的领土化、古典王朝家族的衰微、时间观念的改变、资本主义与印刷术之间的交互作用、国家方言的发展等。而其中提到的“资本主义与印刷术之间的交互作用”，恰恰就是针对现代的大众传播媒介。正是由于现代媒介的普及与发展，由于报纸、杂志、书籍以及随后的广播、电视等大众媒介的发达，人们才可能将互不相识的陌生人想象为声气相通的“同胞”。

按照“民族-国家”的范式，近代历史的要义首先还不在于“革命”或“现代化”，而在于从“文化主义”到“民族主义”、从“文化国家”到“民族-国家”的转型,而“革命”或“现代化”都只是推动这种转型的方式与手段。

这一范式在中国新闻史的研究中虽然零零散散有所涉及，但仍是“小荷才露尖尖角”。《大公报》的“国家中心论”过去一般被认为是以“拥蒋反共”为核心的，[28]现在却认为“存在着明星的阶级局限性和历史局限性，但应当肯定的是，其很大程度上出于渴望团结、共御外侮的良好愿望”。[29]李纯青也评价道：“《大公报》的国家中心论，确实十分重视抗日，这个内容也许是主要内容。用俗话说，就是笼统反对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它是爱国的，符合于抗战时期的要求和利益。”[30]然而这一范式虽然可以解释避开“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纷争，但据此达成的“爱国主义”共识不足以解释纷繁芜杂的动乱时期。

综上所述，根据《大公报》评价的纷纷攘攘，我们可以总结出中国新闻史的研究历经革命范式、现代化范式和民族国家范式的演化和发展，而在这背后，既有时代变革的烙印，也有各种社会思潮的影响。

注释：

[1]徐铸成著：《旧闻杂忆》，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14页。

[2]《与大公报论国事》，重庆《新华日报》1945年11月21日，转载自《新闻战线》1958年1月号。

[3]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33册第97辑，中国文史出版社，1980年，第107页。

[4]《在野党的特权——再论大公报社论“由新民报停刊谈出版法”》，南京《中央日报》1948年7月16日，转载自王芝琛、刘自立著：《1949年以前的大公报》，山东画报出版社，2002年，第212页。

[5]德山文：《旧大公报剖视》，《新闻战线》1958年1月号，第25～32页。

[6]谢国明文：《“小骂大帮忙”新论》，《新闻学刊》，1988年第1期。

[7]刘自立文：《“小骂大帮忙”辩》，《文汇读书报》1998年8月1日。

[8]吴廷俊著：《中国新闻传播史稿》，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231页。

[9]贾晓慧著：《〈大公报〉新论——20世纪30年代〈大公报〉与中国现代化》，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33页。

[10]黄宗智主编：《中国研究的范式问题讨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

[11]周正华：《关于近代史研究“新范式”的若干思考》，《中国近代史研究》2001年第2期。

[12]范文澜著：《中国近代史的分期问题》（二），《范文澜历史论文选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第152页，转引自张亦工：《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规范问题》，《历史研究》1988年第3期，第56页。

[13]胡绳著：《中国近代史诸论》，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学习委员会编印：《中国近代史讲座报告记录》（1955年2月11日）。转引自张亦工：《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规范问题》，《历史研究》1988年第3期，第56页。

[14]张亦工文：《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规范问题》，《历史研究》1988年第3期，第57页。

[15]王芸生、曹谷冰文：《1926年至1949年的旧大公报》，《文史资料选辑》第7册第25辑，中国文史出版社，第8页。

[16]王芸生、曹谷冰文：《1926年至1949年的旧大公报》，《文史资料选辑》第7册第25辑，中国文史出版社，第18页。

[17]王芸生、曹谷冰文：《1926年至1949年的旧大公报》，《文史资料选辑》第7册第25辑，中国文史出版社，第28页。

[18]《新闻界人物》（1），新华出版社，1983年，第104、143页。

[19]方汉奇著：《序言》，转载自任桐著：《徘徊于民本与民主之间——〈大公报〉政治改良言论评述（1927—1937）》，北京：三联书店，2004年。

[20][美]德里克（ArifDirlik）文：《革命后的史学：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中的当代危机》，中国社会科学辑刊，1985年，春季卷。

[21]罗荣渠文：《走向现代化的中国道路——有关近百年中国大变革的一些理论问题》，《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1996年，冬季卷，总第17期，第44－45页。

[22]任桐著：《徘徊于民本与民主之间——〈大公报〉政治改良言论评述（1927—1937）》，三联书店，2004年，第254页。

[23]贾晓慧著：《〈大公报〉新论——20世纪30年代〈大公报〉与中国现代化》，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年，摘要。

[24]许纪霖文：《自有大报风骨在——贺〈南方都市报〉创刊八周年》，转载自/newcc/browwenzhang.php?articleid=2979。

[25][美]艾凯（GuyS.Alitto）著：《世界范围内的反现代化思潮——论文化守成主义》，贵州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8页。

[26]李杨：《“救亡压倒启蒙”？——对八十年代一种历史“元叙事”的解构分析》，《书屋》2002年第5期。

[27](美)本尼迪克波·安德森著，吴瑞人译：《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

[28]最具代表性的阐述便是张季鸾撰写的社评《读先生的信》。在该社评中，张季鸾写道：“我们在今天，只希望认识一点，就是：敌我的形势，自己的国力，世界的时机，都绝不容许存一种观念，以为现在的国家中心失败了，还可以再建一个中心，然后将国家再组织再统一起来。这样的事，是必无的……我们希望认识蒋委员长十几年来全力拥护此国家中心，决不是为自己，也不是为国民党，而是为中国建设国家的基础。转载自王芝琛、刘自立：《1949年以前的大公报》，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2年，第155页。

[29]任桐著：《徘徊于民本与民主之间——〈大公报〉政治改良言论评述（1927—1937）》，三联书店，2004年，第254页。

[30]周雨著：《大公报人忆旧》，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第310页。

主要参考文献：

[1]方汉奇等著：《〈大公报〉百年史》，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

[2]王芝琛、刘自立著：《1949年以前的大公报》，山东画报出版社，2002年。

[3]任桐著：《徘徊于民本与民主之间——〈大公报〉政治改良言论评述（1927—1937）》，三联书店，2004年。

[4]贾晓慧著：《〈大公报〉新论——20世纪30年代〈大公报〉与中国现代化》，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年。

[5]李彬著：《媒介话语——新闻与传播论稿》，新华出版社，2005年。

[6][美]库恩著，李宝恒、纪树立译：《科学革命的结构》，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0年。

[7]罗荣渠、牛大勇编：《中国现代化历程的探索》，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

[8]黄宗智主编：《中国研究的范式问题讨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

新闻史范文篇8

媒介生态学是中国的原创概念，是指以媒介为中心展开，研究媒介与其生存发展环境问题的学说。它试图将媒介领域理解为一个永无止境的相互作用系统，用生态学的原理与方法来想象媒介与媒介、媒介与媒介生存环境的关系。生态学的核心概念是“生态系统”，同样，媒介生态学的核心概念是“媒介生态系统”，对于媒介生态系统概念的界定，亦秉持生态学的基本观念，多从媒介与环境之间的整体关系着眼，如王炎龙认为，媒介生态系统是“在特定传媒时代传媒系统内部结构之间，传媒与其生存环境之间的要素、结构、功能的相互影响与调节机制”；许永认为，媒介生态系统是“媒体在一定社会环境下生存和发展的状态，这种状态包括媒体之间所形成的平衡结构和整个媒体群落在社会大系统中的位置”，并进而认为，媒介生态系统可以分为内外两个子系统：“媒介之间的竞争和制衡所形成的结构体系称为媒介内生态，而把媒介群落在社会大系统中的运动状态称为媒介外生态”。据此，我们可以将媒介生态系统分为内外两层，一是媒介经又竞争而形成的媒介群落，一是媒介生存环境。因此，所谓媒介生态系统，是指在一定时代、地域条件下，不同生态位的媒介之间的竞合所组成的媒介群落及其与生存环境通过信息、能量和物质的流动而构成的具有特征性的结构形态和动态平衡的统一整体。(基本结构如图1)

从上述结构图来看，媒介生态系统的内层——媒介、媒介与媒介竞合所组成的媒介群落——是新闻史的烛照中心，媒介根据其从环境中获得资源的方式在媒介生态系统中占有一个生态位。

在特定时代、特定地域的生存环境中，能满足媒介生存的资源是恒定的，在资源数量不能满足需要时，个体间所发生的资源争夺现象，即是竞争。在一个特定的媒介生态系统内，竞争是媒介生存交往关系的核心，媒介通过竞争所组成的媒介集合体就是媒介群落。

媒介生存所需的资源是由媒介生存环境提供的，“环境是相对于某个中心事物而言的，与某个事物有关的周围的事物就是这个事物的环境。所以我们理解环境，它一定是先确定中心。”媒介生态以媒介生态为烛照中心，将环绕媒介的周围事物都视之为媒介的生存环境，它包括国家作为公权力持有者层面的制度环境，作为社会层面的资源环境、受众环境，以及地理环境、国际环境和非常态下战争环境。简言之，即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因素所组成的集合体。特定时代、特定地域的媒介通过竞合所组成的媒介群落与媒介生存环境相互作用所组成的整体就是媒介系统，它是一个以媒介为生命有机体，以地域环境为依托，以服务受众为旨归，以法律制度为经络，以资源流动为命脉，以媒介竞争为机制的人工生态系统。

二、媒介生态学的资源观与新闻史研究

媒介生态主要是研究媒介与生存环境之间的关系，是一种从生命有机体的假设出发对媒介与环境之间关系的观照。它为新闻史研究提供了如下解释假设：媒介生存需要资源，资源占有只能从环境中获取。因此，媒介与生存环境之间进行信息、能量与物质的交流是媒介生存的前提，如此，媒介才能生存发展，新闻史才能绵延不息。

1信息资源

作为社会巨型系统的子系统，信息传递是媒介安身立命的根基，是其最基本、最本质的属性。媒介是新闻信息传播的组织者和实施者。是从事“新闻信息”工作的专业组织，其所生产的产品也不同于其他企业的物质产品，而是信息产品。“新闻活动是人类求生存图发展的需要”。媒介的产生、发展即源于人们对社会生产、生活信息的需要，满足社会的信息需求。媒介的职能在于对新闻信息进行采集、筛选、加工、处理和传播，使得这些信息真正能够达到受众的面前。受众通过新闻信息的传播，从而不断地改造世界。因此，丰富而又能自由流动的信息环境是媒介生存的要素之一。

2能量资源

媒介与生存环境进行能量交换，主要是指如下两个方面：一是从新闻人来看，新闻人在其自身的新闻实践中，要消耗能量，作为专业的社会分工，新闻人只有通过新闻信息的生产，以新闻为商品与外界进行交换，才能维持自身的生存和其后代的繁衍；二是从媒介本身来看，作为现代科学技术产物的大众传播媒介，都是以能源的消耗作为其运转基础的，从蒸汽动力到电力的运用，其消耗的能源都需要从生存环境中得到补充，才能维持媒介的生存。

3物质资源

媒介与生存环境的物质交换，可以从如下三个方面进行分析：

一是人才，媒介是现代分工的产物，是一项具有相当智力要求的专业活动，其从业人员必须接受新闻专业的训练，才能适应新闻媒介工作，人员素质是影响媒介生存的重要因素之一。新闻人的老化与死亡使得媒介必须从其生存环境中获得人才资源的补充，因此，媒介生存环境能够为媒介提供何种受过新闻专业训练的人才，以及规定了媒介通过何种方式来录用和淘汰人才，这是基于媒介生态的新闻史研究新范式的分析要素之一。

二是技术，媒介是现代科技发展的产物，其生存发展对媒介技术有着高度的依赖性，另外，邮政与交通技术的发展也是影响媒介生存发展的重要因素。正因为此，有学者认为，传播科技是传播发展的第一推动力，“之所以说传播科技是传播发展的第一推动力，是因为传播科技的进步决定了传播媒介的更新，促进了传播方式的变革，而且导致了传播观念的进化和高能记者的养成。”

三是广告，现代新闻媒介其产品销售与其他商品销售的区别就在于，新闻作为商品要经历两次销售，第一次是将新闻销售给受众，第二次是将版面、时段销售给广告主。大众媒介通过广告获得销售收入，维持大众媒介的生存并扩大生产。

在媒介生态学看来，媒介的生长状态是由环境所提供的包括经济因素在内的各项资源状况决定的，它决定着媒介的新闻生产、媒介组织与媒介观念，而这各种因素是以相互影响、相互依赖、相互制约的态势对媒介生存与发展产生作用的，同时，这诸多因素又具有不等价性。在诸因素中必然有起主导或决定作用的因素。媒介生态学视域中思考物质，才是与媒介的生命息息相关的物质，才是具体的物质，而不是仅仅为演绎一个历史的刚性规律所必须设定的逻辑前提，才能如恩格斯在1890年9月21日致布洛赫的信中说：“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如果有人把这个说法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么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因此，在媒介生态中，资源观体现了物质的观点、结构的观点和运动的观点的统一，和唯物辩证法关于运动是物质的运动、结构是物质的空间分布、内容决定形式等观点完全统一起来，丰富了唯物辩证法关于物质的认识，同时，它也要求我们在考察媒介现象时必须摒弃既往的机械决定论思维，而是运用过程论思维、关系性思维、系统性思维来思考媒介问题。

媒介生态系统作为一个开放的系统，其资源的流转是维持其正常运转的命脉，法律制度对媒介控制，往往就是控制其资源的流转，因而最终得以控制媒介。媒介的生存方式——通过何种方式获得满足其生存的信息、能量与物质等资源——深刻地影响到新闻的生产、管理与观念，影响到一个时代的媒介状貌。媒介生态演替的实质是媒介系统内部产生了一种新的稳定的资源流动方式，媒介的组织结构方式的变化是媒介内部的资源流动方式变化的表现，媒介的资源流动方式的变化创造了新的媒介生态。在媒介生态学视野里，新闻媒介通过这样的方式为自己开辟历史。

三、媒介生态学于中国新闻史研究的启示

以媒介生态为理论资源的新闻史研究视角，以媒介与其生存环境关系为烛照中心，把新闻媒介的发展历程看作是对其生存环境适应的自然过程，在一个如布罗代尔所说的长时段上思考中国的新闻史，为中国新闻史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资源和方法论启示。

1在地的新闻史

新闻事业作为一种文化事业，它必然受文化母体的影响，有其很强的传承性，由地理环境和人的行为方式不同所产生的文化差异必然会在新闻事业上反映出来，简言之，新闻媒介是在一个个“文化非同质”的环境中生长起来的。“媒介生态”所秉持的“生态哲学是后现代哲学世界观”，它在时间和空间的历史叙述中纳入了地域这一范畴，新闻史不应外在于地域，视媒介现象、新闻实践是大众媒介对其生存环境的一种生态性适应行为，“媒介现象”与地域独特的地理、政治、经济、文化相关。它放弃了普世话语的冲动，解构中心主义的历史话语，视世界历史为一分支过程而不是一线性过程，它坚持媒介的生存与发展与生存地域密切相关，媒介生态理论认为，媒介在组织新闻生产时，其背后必然有某种相当地方化的、具有很大差异性的地域资源作为背景，对媒介的描述不能脱离其地域进行抽象的演绎，认为历史叙述应该走向地域化和多元中心，它对本土经验的重视为中国新闻史研究提供了一个极好的进入路径。

因此，媒介生态作为分析新闻史的方法和视角，主张回到中国新闻史的感性经验，把中国新闻史视为一个具有其历史连续性的整体，媒介的落脚处——“中国”——这个媒介的生存地域中来提炼出我们的问题意识与发问方式，探究中国新闻媒介的源头活水，提出符合本身历史脉络的诠释，重新中国新闻史的书写。正像恩格斯在《(论俄国社会问题)跋》中所指出的：“每种特定的经济形态都应当解决它自己的，从它本身产生的任务；如果要去解决另一种完全不同经济形态所面临的问题，那是十分荒谬的。”简言之，媒介生态式的具有“在地感”的中国新闻史研究可以了解新闻媒介的生存环境——中国国情，揭示被显在的媒介现象所遮蔽的历史，让历史变得“澄明”，逐渐使我们从多方面去认清中国新闻媒介乃至中国文化的基本型态及其发展过程；同时通过这种对过去的了解可以照亮我们今天的历史处境。

2整体的新闻史

基于媒介生态学的新闻史研究范式从“生态隐喻”出发，坚持一种整体的研究视野，正如萨克塞所言：“生态学的考察方式是一个很大的进步，它克服了从个体出发的、孤立的思考方法，认识到一切有生命的物体都是某个整体中的一个部分”。媒介生态的整体观为我们研究新闻史提供了新的分析途径，一方面，它考察媒介与媒介因为竞争生存资源而形成的媒介群落；另一方面，它考察媒介生存与其政治、经济、文化之间的关系，这两者都统一与媒介基于生存而形成的、相互关联的复杂网络所构成的媒介生态系统，凡是同媒介生存与发展有关的各种因素，都是新闻史研究分析对象。整体的新闻史放弃了本质主义式的思维原则，它以“新闻媒介”为历史主体，以“新闻实践”为观照中心，将“新闻媒介”与其不在场的“存在者整体”诸如政治、经济、文化等关联起来，综合为“共时性整体”。新闻媒介的历史演进不是纵向的线性决定，而是横向的多维影响，把单一的经济决定的历史演绎转向横向的历史社会学研究。

媒介生态视野下的中国新闻史研究，既有纵向的发展，又有横向的展开；既看到媒介自身的演变和发展，又看到媒介的演变、发展与国家、社会的关系。由是形成了对中国新闻史的整体、全面、系统的观照，一方面，我们既关注了媒介自身生存发展的经过，另一方面，我们也关注了媒介在与其生存环境的互动过程中，其对社会的作用和政治、经济、技术、文化等对媒介生存与发展的影响，在对新闻史的分析过程中，必然会将其放置到整个大的社会系统中，以一定时代、地域条件下，媒介与社会各构成要素之间相互关联所形成的具有特征性的结构形态为研究对象，揭示出社会系统中与媒介关系密切，对媒介自身的决策和运作产生直接影响的要素，在剖析要素对媒介产生制约作用并达到相对平衡的基础上。显示出中国新闻媒介的独特发展历程，探寻其可持续发展之路。这样整体的新闻史研究，才能如黄旦先生所说：“认定报刊为报刊史的主体，当然不意味着报刊史是封闭的和绝缘的，不需要研究报刊与社会其他方面的关系，比如政治、文学、经济、文化甚至政治派别与政党等等，不能使用除了报刊以外的诸种资料，不必了解其他学科对历史报刊之研究”，为中国新闻史研究描绘出一幅多姿多彩、气象万千的画卷。

3生成的新闻史

媒介生态学从生命有机体的假设出发思考媒介与环境之间的关系，将媒介生存设定为新闻史的研究本体，媒介的生存实践创造了新闻史，所以，一部新闻史就是媒介生存实践活动的历史，就是新闻媒介如何同其生存环境相适应的历史，从根本上讲，就是一部媒介生长史。

媒介生态学从“连植物也具有的那种通常为人们所承认的东西”——生命性出发，把政治、文化、经济作为媒介整体的生存环境来加以理解，媒介基于生存与外界的生存环境交往，因而不断向外开放，永远保持生命活力。新闻媒介的历史不是现成的，而是生成的，媒介在生存中开辟着自己的历史，并且不会完成于某一状态，而是向未来、向新的可能开放，而新闻史研究，就在于通过揭橥源头活水的“本真存在”，使被机械的物质决定论所遮蔽的历史得以呈现。从而显示出历史的全部丰富性。在这样的维度内，“由于新闻事业的特殊性，新闻史的研究和各时期的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都有着紧密的联系。研究新闻史，离不开各时期的阶级斗争史、政治运动史和政党史，这是因为各时期的新闻事业都和当时的阶级、政党、政权机关和各派政治力量的活动有着紧密的联系。研究新闻史也离不开各时期的生产斗争史和经济发展史，这是因为生产力和社会经济的发展，直接影响到新闻事业的发展。”政治、经济、文化等媒介的生境因素才能与媒介相通相融，才能内化为媒介自己的本已属性，既往对新闻媒介考察，放弃了媒介生存来思考媒介的发展，对于外在环境的考量，总是与媒介扞格，很难与媒介联系成一个整体。缺少生命的属性，外在的客体如何融入媒介?

新闻史范文篇9

［关键词］大众传播；历史研究；新闻史

要论说“传播史”，就不能不首先回顾新闻史的研究。

1873年，《申报》发表了《论中国京报异于外国新报》一文，可谓中国新闻学研究的滥觞；1917年，姚公鹤所撰《上海报纸小史》出版，是第一部新闻史研究专著。此二者都可以看作是在中国新闻史乃至整个新闻学研究领域的开路先锋。诚如方汉奇先生所言：“在中国新闻学研究的历史上，开其端绪的，还是新闻史的研究。”(1)百余年来，新闻史从无到有，至今已蔚为大观，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思想解放学术创新的潮流中，新闻史研究呈现一派繁荣景象。1992年成立的中国新闻史学会为一级学会，足见新闻史作为一门显学的学科地位。仅以学会成立后的6年来看，据不完全统计，“在各种报刊上公开发表的新闻史方面的论文和文章，累计达1053篇，公开出版的新闻史方面的专著，累计达88种”。(2)

1996年，新闻学由二级学科提升为一级学科新闻传播学，改革开放以来逐步发展的传播学成为与新闻学并列的专业，并于1999年开始招收博士研究生。这一过程中，新闻史研究功不可没。问题在于，传播学已经同新闻学并驾齐驱，在新闻史研究取得可喜成绩的情况下，尚无真正意义上的对中国大众传播历史的研究；没有形成一个与新闻传播学一级学科地位相适应的，既有新闻学，又有传播学；既有新闻史，又有大众传播史的合理格局。

大众传播史不同于新闻史和媒介专史

这里所说的“大众传播史”与“新闻史”的不同，在于“大众传播”与“新闻事业”的不同。将大众传播与新闻事业同归于“传播”旗下，已是学界的共识。若按传播方式可将传播分为大众传播和人际传播两类；如果站在新闻的立场上，又可以把传播按照内容分为新闻活动和非新闻活动两类。这四个概念相交叉，就构成人类社会传播的一个图景，其关系如下表所示：

大众传播人际传播

新闻活动A.报纸、广播、电视、电影等大众传播媒介进行新闻传播活动，如报纸的消息报道、电影的新闻纪录片等。C.人际新闻传播活动，如口头新闻等。

非新闻活动B.报纸、广播、电视、电影等大众传播媒介进行的非新闻活动，如报纸的文艺副刊、电视的综艺节目以及电影故事片等，图书及录音录像制品的出版也在其中。D.人际非新闻活动，如一般性聊天、打电话等。

大众传播既包括一些新闻活动，又包括一些非新闻活动，即表中A、B两部分。而新闻事业是由大众传播媒介进行的新闻活动，即表中A部分。

以往的新闻史研究范围比较狭窄，主体是A中的报纸新闻部分，近年来兼顾到广播电视新闻。虽然或多或少也涉及到一些属于大众传播领域的非新闻活动，如报纸副刊等，但是在戈公振等学术先驱所开创并延续至今的“报学”研究范型(paradigm)之中，在报纸新闻研究的总体格局的深层制约之下，此类内容只是作为附庸，处于类似“补白”的从属地位。大众传播的B部分尤其缺乏传播学意义上的历史研究。

在作为大众传播媒介的近代报纸产生以后相当长一段时期，所谓大众传播媒介基本上只有一家，即报社。而报社显然是以新闻活动为主的，因此，将报业等同于新闻事业，将新闻事业等同于大众传播也就顺理成章了；新闻史研究把报纸新闻的发展历史作为研究的核心，也事出必然。然而，这样的观念在媒介结构与功能发生巨变的今天已经不合时宜了。随着广播事业的发展和电视的勃兴，人类进入大众传播媒介的多样化时代。如果说，过去称报社、通讯社为新闻机构还算差强人意的话，现在还把电台、电视台叫做新闻机构，就无论如何说不通了。广播电视的非新闻节目如教育、娱乐、广告等已经占有相当大的比例，其重要程度并不逊于新闻节目。即使报纸也在发生变化，不仅综合报纸的非新闻内容比重大大增加，还出现了各种专门传播知识和刊载文艺作品、美术作品的报纸。从形态上，不能不承认它们也是报纸，却不是通常意义上的“新闻纸”。这样，单一化的“新闻媒介”就发展为多样化的“大众传播媒介”。与此同时，电影及录音录像制品在传播方式上与报纸、广播、电视有根本的相同之处，也是大众传播的重要组成部分。

如果仅仅是B部分，也是相当有限的。电视史、电影史的研究都只是单个媒介的专史，尚无包括B部分所有内容的媒介史。

大众传播史的位置应当处于一般史与新闻史、电影史、广播史等专史之间。对于一般史而言，它是专门针对大众传播这一特定社会历史现象的历史；对于各种媒介的专史而言，它又是大众传播这一特定层面上的一般史。它以宏观综合性和系统性为特色，涉及大众传播的政治层面、产业层面、文化层面、技术层面；内容涵盖各分支媒介发生发展的历史，著名人物的活动和传播思想，有影响的传播事件，传播技术的发展，大众传播和社会的互动关系等等。

我们期待的大众传播史研究，其独特之处在于，以我国全体大众传播媒介及其全部活动的历史过程为研究对象，而非局限于某一特定领域。

中国大众传播史研究的必要性

无论是新闻史还是广播电视和电影等各种媒介的专史，都不能取代大众传播史的研究。大众传播史对于新闻传播发展的实际、新闻传播学学科建设以及新闻传播人才的培养，都会产生相当大的促进作用。

一、大众传播媒介的多样化发展与交互融合呼唤大众传播历史研究

时至世纪之交，经济全球化、区域政治一体化加深了各国之间的交流，不同区域从敌对走向协作，力争资源共享、优势互补；企业走上了集团化道路，作为现代社会重要产业的大众传媒也迈出了“多媒体”联合的步伐。在媒介竞争日趋激烈的美国，单一媒介的发展，很难在竞争中取得生存发展的有利地位。美国的报业集团，早已突破了印刷媒介集合体的范畴，而是拥有包括报纸、杂志、通讯社、广播、电视在内的综合化媒介托拉斯，以“联合舰队”的形式抵御市场竞争的大风大浪。以纽约时报公司为例，它的旗下有美国第三大通讯社——纽约时报通讯社，有大规模的特稿辛迪加——美国报业联盟，还有多家日报、周报、杂志以及电台、电视台、电子报刊、图片社和造纸厂等，在1993—1999年中，纽约时报在激烈竞争中稳步前进，利润不断增加，股票市值由21美元上升到71美元，多媒体集团的优势充分体现出来了。(3)

中国的传媒业自1996年广州日报报业集团成立以来，快速走上媒介集团化的道路。尽管目前尚未出现报刊媒体与广播电视媒体的实质性联盟，但是跨媒介联合乃大势所趋。经济日报报业集团与北京有线电视台合作，推出了一个由经济日报独立创意并独立制作的经济类节目，以期在发展经济日报行业权威优势的同时增强电视节目的力度和深度。这样一来，报刊社会与电视台互不渗透的传统格局打破了，成为“多媒体”联合、优势互补、发展媒介立体空间的一个典范。在上海，文汇新民联合报业集团以及无集团之名而有其实的解放日报集团形成双龙戏珠之势，双方旗下都有十来种报刊媒体。文汇新民联合报业集团负责人赵凯曾明确表明：上海传媒界下一步的发展趋势是三种媒体，即平面媒体、电子媒体、网络媒体之间“拆围墙”，组建成为拥有各种媒体的媒体集团。(4)

如果说，传统媒介的“多媒体”集团化发展令人咂舌，那么网络媒体的出现对于传媒业来说更是石破天惊的重大进步。网络将使原来既相互竞争又井水不犯河水的各种不同形态的传统媒介进一步整合在一起。这主要表现在：1、互联网作为一个信息传输的平台，为多种媒介提供了施展技能的场所，新闻的、生活服务的、教育的、游戏娱乐的内容乃至商务运作都包容在其中，这种融合是前所未有的；2、传统媒介向互联网靠拢，报刊社、广播电台、电视台等设立网站，通过互联网信息，作为自身的补充；3、网络媒体与传统媒体结盟，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美国在线并购时代华纳，组成媒介产业的巨无霸。

所有这些迹象都表明，中国传媒业发展的大趋势为相互融合、交互汇聚，互联网等传媒新技术的发展也使新型媒介与传统媒介互相渗透，加速了媒介大汇流的进程。那么如何更准确地理解这些现象？如何更准确地把握这一趋势、预测其未来发展动向？今天的现状，是昨天历史的结果，要解释今天、预测明天，就要追溯昨天。面对媒介的综合发展趋势，只有整个大众传播的历史研究才能提供相应的历史经验。只提供某一特定领域历史经验的各种媒介的专史是远远不够的。这样，在大众传播层面上的“一般史”就是很有研究的必要。史学巨擘布洛赫曾提出“总体史”(UniversalHistory)的思想——“惟有总体的历史，才是真历史”。(5)他认为，对史学家而言，最重要的工作不在于由古及今地描述事件，而在于由今及古地提出问题，即所谓“倒溯”的历史研究方法。当前，媒介作为一个整体，对社会产生了不可估量的重要影响，而且它也经历了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相对于当今世界加速度的变化而言），我们对其进行研究、提出问题的时候，不能不考察它的历史；我们在研究单个媒介的专史之时，也一定有必要研究大众传播这一层面的“总体史”，惟有如此才有可能更好地解答现实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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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新闻传播学学科建设呼唤中国的大众传播史研究

文学批评，有整个一部文学史作为支撑；现今的哲学研究，很大程度上是对整个哲学发展史的研究；同样，新闻学研究依托的是新闻史；那么，新闻传播学学科则呼唤大众传播史研究，这样一来，无论是抽象的理论思辨还是注重实证的经济研究，都会突破“现在”的局限，以昨天的历史理解“现在”、预测未来。新闻传播学需要大众传播史提供必要的历史经验基础。

1、大众传播史研究对新闻学学科建设的促进作用

对以往的新闻传播学研究，有学者指陈其一个重要缺陷为“习惯于单独研究个别新闻媒介，忽视对不同传媒的综合研究”。(6)大众传播史研究将弥补这一缺陷。它在促进新闻学研究方面的重要意义在于：将新闻事业发展的历史置于更为广阔的历史背景之中，某些不易在新闻学自身领域解答的问题，可以在这一广阔背景之中，通过对传播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互动关系的研究予以解答。应当说，这一点在传统新闻学中也是一个重点，但是仍受到研究领域的限制，例如，新闻史论及五、六十年代报纸对英雄模范人物的宣传，如果结合电影、图书出版进行综合考察，无疑会给人一幅更为清晰、完整的历史图景，不同媒介运作方式及所取得效果的不同也自然容易体现出来。再如关于《武训传》的批判，就涉及到电影作品、报纸新闻等多种传播活动的联动关系，也适合于综合考察。

在新闻传播思想研究方面，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邓小平等往往把报纸新闻、图书出版、电影、广播电视以及思想文化等放在一起加以论述，而新闻史或其他媒介史研究往往把涉及自身领域的某一方面划分出来单独加以研究，如果有一部综合的大众传播史，将有利于我们更加完整深入地领会其要旨。

就新闻史的重要课题“争取言论自由的斗争”而言也是如此。言论自由往往不只局限于新闻事业，而且一开始集中表现于出版事业。后来，广播电视的非新闻传播以及电影、录音录像也都成为争取言论自由的重要领域。如果有一部整合所有大众传播媒介的历史，对于我们勾勒出言论自由斗争的历史会大有助益。

2、大众传播史的研究对于传播学的意义更为直接

传播学的发源地和最重要的研究中心在美国，其所以成为必然，也许同传播学的综合性及跨学科性质有关。毕竟，美国这个移民国家在包容多种文化、多种思想方面是任何其他国家都无法相比的。目前，传播学，尤其是大众传播学的各类课程仍旧是美国大学里跨学科研修者最多的科目之一。其中有一个重要原因仍旧是其综合性、包容性的魅力。这一点在很大程度上能够通过大学教材的情况反映出来。以美国大学流行的教材而言，绝大多数为《大众传播导论》、《媒介通论》之类，内容包括图书、报纸、期刊、广播、电视、电影、录音录像制品（近年来出版的新著已将新媒介摆在一个相当重要的位置），广告、公共关系、国际传播等也占有一定的篇幅；在历史研究方面，这种融汇各类媒介的综合性也表现得相当突出，例如《一个国家的声音——美国大众媒介史》即是。这些教材大多数次重版，有的多达十余次，足见其受欢迎的程度。(7)

如果说，在横断面的媒介知识、理论方面，我们的传播学研究者已经通过一定的引进和消化吸收填补了综合性、宏观面上的空白，并继续朝着本土化的方向发展，那么在媒介发展史方面，这种综合性、宏观面上的研究却还是一片空白。“史”与“论”作为传播学研究的两翼，只有共同发展、协调发展，才能互为促进，作用于新闻传播事业发展的实践。

刘建明教授在一次访谈中指出：仅以大众传播而言，所有的大众传播学者都没有系统地谈过出版规律，甚至对电影也很少研究。由于传播学研究者对传播学“泛化”的特点认识不足，传播学研究真正立得住的东西不多，有实用价值的东西更少。(8)这样的情况确实存在。然而我们可以断言，有了中国自己的大众传播史，至少可以起到一定的引导作用，引导研究关注新闻媒介的非新闻传播以及其他非新闻传播以及其他非新闻媒介的传播。

从刘建明教授的一些相关言论中可以看出，传播学的“泛化”和“玄化”是其特点，也是其致命的缺点。因为作为一门学科而言，固定的研究领域和清晰的轮廓是必不可少的，而传播学研究内容包罗万象，演绎出种种模糊不清的结论，必然会使其失去作为一个学科的科学地位。考虑到这一点。大而化之的“传播史”是不可取的，但立足于大众传播媒介发展历程的大众传播史却显得尤为必要，它可以为趋于“泛化”、“玄化”的传播学研究提供坚实的经验基础，划定大众传播学的研究领域，一些抽象理论也得以通过历史经验予以检验，而不仅仅通过现时的实地调查或控制实验来加以验证。新闻传播学学科的合法性由此可以得到巩固。

就传播学发展的历程与未来趋势而言，也迫切需要一部中国大众传播史。传播学发展的第一阶段是新闻学，第二阶段是诞生于20世纪中期的传播学，第三阶段则以1992年东京大学新闻研究所更名为社会信息研究所为标志。可以说，传播学走向社会信息学研究阶段，是信息社会到来的必然结果。东京大学社会信息研究所桂敬一教授说，新闻研究所更名的目的是“为了适应近几十年来信息媒介多样化和人们信息行为的变化这一所谓高度信息社会的发展需要，将自己的领域扩展到具有社会意义的所有信息形态和现象”。(9)应当说，1992年之后信息高速公路的出现和发展大大加快了这种高度信息化社会的发展。在这种发展趋势中，传播学研究更不可能囿於新闻学的传统范畴，新闻史更无法替代整个大众传播历史的研究。

我们的传播学是舶来品，而在引进过程之中，与国际学术界接轨是必不可少的。这一点，仅仅依托以往的新闻史不足以胜任，必须在整个大众传播领域进行综合性的历史研究。

三、新闻传播人才的培养呼唤中国的大众传播史研究

历史研究的价值，在于其认识功能、借鉴功能和教育功能，其最终目的是作用于现实。以大众传播史培育传播人才，就是这一专史研究体现其功能的重要途径。

大众传播史能够给学生一幅完整、清晰的媒介历史全图，而非支离破碎的知识汇集。将多种媒介综合、浓缩在一起，也便于其他专业的学生高效率地了解传播媒介知识，从业人员也有了可以集中学习的媒介知识综合参考书。美国传播史家史密斯说得好：“一旦现今的传播者获知了关于他们所从事的事业的更加清楚、更加准确的历史情况，他们就会更好地计划前进的方向。”(10)

广告、公共关系、对外传播等专业领域的人才，都需要掌握多种媒介知识。以往的新闻史可以提供的历史经验只局限于报纸等主要的新闻媒介，局限于媒介的新闻传播活动，即使分门别类学习了报纸、广播电视、电影等专史，仍旧欠缺真正的综合性与系统性。各种媒介之间相互的关系，它们作为一个整体如何与社会形成互动关系，仍没有很好地解决。

网络的发展更需要熟悉多种传媒的复合型人才。目前，独立的网站媒体（ICP）不断将传统媒介的传播内容吸纳进来，传统媒体也积极开设网站作为自身的补充，网络同各种传统媒介的联系已经日益紧密，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格局。这样就要求新型的传播人才特别是网络人才具备多种媒介知识，才能更好地将书籍、报纸、期刊、广播、电视、电影等不同类型的媒介都纳入网络这一巨大无比的平台上来。网络的同一页面上，可能囊括了图片、动画、广告、文字稿。新闻性内容与非新闻性内容可以任意链接，没有什么严格的界限。一部涵盖多种大众传播媒介发展历程的大众传播史无疑能够为他们提供综合的历史借鉴，使他们从宏观的、综合的层次历时性地了解各种媒介的知识，从而起到开阔眼界的作用。我们可以举例说明。今年4月，美国作家斯蒂芬·金的新作《骑在子弹上飞行》首次在线出版，两天之内即被全球50余万读者以网络下载形式“购买”；美国的亚马逊网上书店4年来已为150多个国家的1700万顾客提供了网上书籍。可以说，数字化出版前景可观。这就要求出版人才突破传统传播观念的藩篱，运用发散型思维，把图书的概念从“制装成卷册的著作物”延展开去，同其他新型媒介结合起来；同时，又要求专业的网络人才了解出版规律，懂得图书与报纸、期刊等不同媒介的区别，从而以更有效的方式拓展在线出版业务。

我国各种媒体都越来越重视经营管理。管理要求管理人员的综合素质，而在各种媒介多元化发展、相互融合的态势下，更要求管理人员特别是多媒体集团的管理人员具备多种媒介的综合知识。大众传播史对这些人才来说也是很有帮助的。

中国大众传播史研究的可行性

修撰《中国大众传播史》是一个极富挑战性的创新领域，我们面临相当大的困难，但也有相当成熟的条件。

首先，大众传播各种媒介的历史都有研究。报纸自不必说，广播有上海市档案局等单位合编的《旧中国的上海广播事业》和赵玉明的《中国现代广播简史》；电视有郭镇之的《中国电视史》；电影有程季华、李少白、邢祖文的《中国电影发展史》和陈荒煤的《当代中国电影》；图书、期刊则有张静庐的《中国近代出版史料》、《中国现代出版史料》和胡道静的《上海图书馆史》等。另外，新闻出版、广播电视、电影等方面的各种年鉴也可以利用。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把各种媒介的历史研究简单相加就可大功告成，而且应当在掌握这些已有成果的基础上充分体现整个大众传播媒介发展的综合性、整体性和系统性。

其次，其他学科也在这一方面作了可贵的探索。社会发展史的研究、大众文化研究、文学史和思想史研究等都涉及大众传播媒介的发展。而且，这些相关领域的研究在探索传媒与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的互动关系方面可以为我们提供借鉴。

此外，我们也有具体的传播史研究经验可以参考。这方面以美国学者的研究最为重要。琼·福克茨和德怀特·L·梯忒尔的《一个国家的声音——美国大众媒介史》就是很好的例子》。这部史书的撰述基于这样的前提：“美国的媒介是多元的。”作者把大众传播媒介看做“复杂的社会与文化机构”，看做不同群体的“许多声音的产物”；而且“各种媒介存在于一个复杂的社会政治背景之中，所以，其历史也同其他社会机构交织在一起”。(11)于是，宏观地考察大众传播同政治、经济、宗教、文化等各领域的关系成为该书的重头戏，大众传播的非新闻活动如广告、公共关系、娱乐等也同新闻活动平起平坐了。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作者始终把大众传播媒介作为一个整体来考察其发展历史，这一点从各章节的名称就可以看出来。例如第7章“反奴隶制运动和内战中的传播议题”，第8章“现代化与印刷工业”，第9章“大众市场与大众文化”等，都没有把某一种媒介单独列出。

中国学者也有把各种媒介综合起来考察的先例，如张国良教授的《现代日本大众传播史》，具有同《一个国家的声音——美国大众媒介史》相似的特点。该书的研究对象虽然是国外大众传播的发展史，但是仍是可贵的探索。尤其是中日两国在新闻事业、大众传播事业方面有一些相近之处，该书可以给我们本国的大众传播史研究者很多启发。

电视综合了图像、声音和文字等多种传播符号，成为名副其实的“第一媒介”；网络在更大范围、更深层面综合了诸多媒介的优势，有凌驾于所有传统媒介之势；同时，在学术研究领域，边缘化、交叉化已成为一股强劲的时代潮流……我们自然有理由相信，在当前媒介相互渗透、学科相互融汇的大背景下，以综合性、宏观性为特点的大众传播专史显得尤为重要，它将为新闻传播学的研究、传播人才的培养以及多学科交融产生相当大的促进作用。

注释：

(1)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一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7页。

(2)方汉奇《骅骝开道路鹰隼出风尘》，载《新闻春秋》1998年专辑。

(3)参见孙建健《从三大基本结构看媒介的现状和走势》，载《新闻通讯》1999年第8期。

(4)赵凯《上海传媒业集团化发展的现状、思路》，载《中国报业》1999年第7期。

(5)布洛赫《历史学家的技艺》，张和声、程郁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39页。

(6)吴崇杰《二十年中国新闻学研究成果与缺陷》，载《中国广播》1999年第7期。

(7)例如WarrenK.Agee等合著的IntroductiontoMassCommunications已再版至少11次。

(8)参见韩运荣《传播学的“玄化”与“细化》，载《国际新闻界》1999年第6期。

(9)参见朱光烈《我们将化为‘泡沫’》，载《北京广播学院学报》1994年第2期。

新闻史范文篇10

［关键词］大众传播；历史研究；新闻史

要论说“传播史”，就不能不首先回顾新闻史的研究。

1873年，《申报》发表了《论中国京报异于外国新报》一文，可谓中国新闻学研究的滥觞；1917年，姚公鹤所撰《上海报纸小史》出版，是第一部新闻史研究专著。此二者都可以看作是在中国新闻史乃至整个新闻学研究领域的开路先锋。诚如方汉奇先生所言：“在中国新闻学研究的历史上，开其端绪的，还是新闻史的研究。”(1)百余年来，新闻史从无到有，至今已蔚为大观，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思想解放学术创新的潮流中，新闻史研究呈现一派繁荣景象。1992年成立的中国新闻史学会为一级学会，足见新闻史作为一门显学的学科地位。仅以学会成立后的6年来看，据不完全统计，“在各种报刊上公开发表的新闻史方面的论文和文章，累计达1053篇，公开出版的新闻史方面的专著，累计达88种”。(2)

1996年，新闻学由二级学科提升为一级学科新闻传播学，改革开放以来逐步发展的传播学成为与新闻学并列的专业，并于1999年开始招收博士研究生。这一过程中，新闻史研究功不可没。问题在于，传播学已经同新闻学并驾齐驱，在新闻史研究取得可喜成绩的情况下，尚无真正意义上的对中国大众传播历史的研究；没有形成一个与新闻传播学一级学科地位相适应的，既有新闻学，又有传播学；既有新闻史，又有大众传播史的合理格局。

大众传播史不同于新闻史和媒介专史

这里所说的“大众传播史”与“新闻史”的不同，在于“大众传播”与“新闻事业”的不同。将大众传播与新闻事业同归于“传播”旗下，已是学界的共识。若按传播方式可将传播分为大众传播和人际传播两类；如果站在新闻的立场上，又可以把传播按照内容分为新闻活动和非新闻活动两类。这四个概念相交叉，就构成人类社会传播的一个图景，其关系如下表所示：

大众传播

人际传播

新闻活动

A.报纸、广播、电视、电影等大众传播媒介进行新闻传播活动，如报纸的消息报道、电影的新闻纪录片等。

C.人际新闻传播活动，如口头新闻等。

非新闻活动

B.报纸、广播、电视、电影等大众传播媒介进行的非新闻活动，如报纸的文艺副刊、电视的综艺节目以及电影故事片等，图书及录音录像制品的出版也在其中。

D.人际非新闻活动，如一般性聊天、打电话等。

大众传播既包括一些新闻活动，又包括一些非新闻活动，即表中A、B两部分。而新闻事业是由大众传播媒介进行的新闻活动，即表中A部分。

以往的新闻史研究范围比较狭窄，主体是A中的报纸新闻部分，近年来兼顾到广播电视新闻。虽然或多或少也涉及到一些属于大众传播领域的非新闻活动，如报纸副刊等，但是在戈公振等学术先驱所开创并延续至今的“报学”研究范型(paradigm)之中，在报纸新闻研究的总体格局的深层制约之下，此类内容只是作为附庸，处于类似“补白”的从属地位。大众传播的B部分尤其缺乏传播学意义上的历史研究。

在作为大众传播媒介的近代报纸产生以后相当长一段时期，所谓大众传播媒介基本上只有一家，即报社。而报社显然是以新闻活动为主的，因此，将报业等同于新闻事业，将新闻事业等同于大众传播也就顺理成章了；新闻史研究把报纸新闻的发展历史作为研究的核心，也事出必然。然而，这样的观念在媒介结构与功能发生巨变的今天已经不合时宜了。随着广播事业的发展和电视的勃兴，人类进入大众传播媒介的多样化时代。如果说，过去称报社、通讯社为新闻机构还算差强人意的话，现在还把电台、电视台叫做新闻机构，就无论如何说不通了。广播电视的非新闻节目如教育、娱乐、广告等已经占有相当大的比例，其重要程度并不逊于新闻节目。即使报纸也在发生变化，不仅综合报纸的非新闻内容比重大大增加，还出现了各种专门传播知识和刊载文艺作品、美术作品的报纸。从形态上，不能不承认它们也是报纸，却不是通常意义上的“新闻纸”。这样，单一化的“新闻媒介”就发展为多样化的“大众传播媒介”。与此同时，电影及录音录像制品在传播方式上与报纸、广播、电视有根本的相同之处，也是大众传播的重要组成部分。

如果仅仅是B部分，也是相当有限的。电视史、电影史的研究都只是单个媒介的专史，尚无包括B部分所有内容的媒介史。

大众传播史的位置应当处于一般史与新闻史、电影史、广播史等专史之间。对于一般史而言，它是专门针对大众传播这一特定社会历史现象的历史；对于各种媒介的专史而言，它又是大众传播这一特定层面上的一般史。它以宏观综合性和系统性为特色，涉及大众传播的政治层面、产业层面、文化层面、技术层面；内容涵盖各分支媒介发生发展的历史，著名人物的活动和传播思想，有影响的传播事件，传播技术的发展，大众传播和社会的互动关系等等。

我们期待的大众传播史研究，其独特之处在于，以我国全体大众传播媒介及其全部活动的历史过程为研究对象，而非局限于某一特定领域。

中国大众传播史研究的必要性

无论是新闻史还是广播电视和电影等各种媒介的专史，都不能取代大众传播史的研究。大众传播史对于新闻传播发展的实际、新闻传播学学科建设以及新闻传播人才的培养，都会产生相当大的促进作用。

一、大众传播媒介的多样化发展与交互融合呼唤大众传播历史研究

时至世纪之交，经济全球化、区域政治一体化加深了各国之间的交流，不同区域从敌对走向协作，力争资源共享、优势互补；企业走上了集团化道路，作为现代社会重要产业的大众传媒也迈出了“多媒体”联合的步伐。在媒介竞争日趋激烈的美国，单一媒介的发展，很难在竞争中取得生存发展的有利地位。美国的报业集团，早已突破了印刷媒介集合体的范畴，而是拥有包括报纸、杂志、通讯社、广播、电视在内的综合化媒介托拉斯，以“联合舰队”的形式抵御市场竞争的大风大浪。以纽约时报公司为例，它的旗下有美国第三大通讯社——纽约时报通讯社，有大规模的特稿辛迪加——美国报业联盟，还有多家日报、周报、杂志以及电台、电视台、电子报刊、图片社和造纸厂等，在1993—1999年中，纽约时报在激烈竞争中稳步前进，利润不断增加，股票市值由21美元上升到71美元，多媒体集团的优势充分体现出来了。(3)

中国的传媒业自1996年广州日报报业集团成立以来，快速走上媒介集团化的道路。尽管目前尚未出现报刊媒体与广播电视媒体的实质性联盟，但是跨媒介联合乃大势所趋。经济日报报业集团与北京有线电视台合作，推出了一个由经济日报独立创意并独立制作的经济类节目，以期在发展经济日报行业权威优势的同时增强电视节目的力度和深度。这样一来，报刊社会与电视台互不渗透的传统格局打破了，成为“多媒体”联合、优势互补、发展媒介立体空间的一个典范。在上海，文汇新民联合报业集团以及无集团之名而有其实的解放日报集团形成双龙戏珠之势，双方旗下都有十来种报刊媒体。文汇新民联合报业集团负责人赵凯曾明确表明：上海传媒界下一步的发展趋势是三种媒体，即平面媒体、电子媒体、网络媒体之间“拆围墙”，组建成为拥有各种媒体的媒体集团。(4)

如果说，传统媒介的“多媒体”集团化发展令人咂舌，那么网络媒体的出现对于传媒业来说更是石破天惊的重大进步。网络将使原来既相互竞争又井水不犯河水的各种不同形态的传统媒介进一步整合在一起。这主要表现在：1、互联网作为一个信息传输的平台，为多种媒介提供了施展技能的场所，新闻的、生活服务的、教育的、游戏娱乐的内容乃至商务运作都包容在其中，这种融合是前所未有的；2、传统媒介向互联网靠拢，报刊社、广播电台、电视台等设立网站，通过互联网信息，作为自身的补充；3、网络媒体与传统媒体结盟，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美国在线并购时代华纳，组成媒介产业的巨无霸。

所有这些迹象都表明，中国传媒业发展的大趋势为相互融合、交互汇聚，互联网等传媒新技术的发展也使新型媒介与传统媒介互相渗透，加速了媒介大汇流的进程。那么如何更准确地理解这些现象？如何更准确地把握这一趋势、预测其未来发展动向？今天的现状，是昨天历史的结果，要解释今天、预测明天，就要追溯昨天。面对媒介的综合发展趋势，只有整个大众传播的历史研究才能提供相应的历史经验。只提供某一特定领域历史经验的各种媒介的专史是远远不够的。这样，在大众传播层面上的“一般史”就是很有研究的必要。史学巨擘布洛赫曾提出“总体史”(UNIVERSALHISTORY)的思想——“惟有总体的历史，才是真历史”。(5)他认为，对史学家而言，最重要的工作不在于由古及今地描述事件，而在于由今及古地提出问题，即所谓“倒溯”的历史研究方法。当前，媒介作为一个整体，对社会产生了不可估量的重要影响，而且它也经历了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相对于当今世界加速度的变化而言），我们对其进行研究、提出问题的时候，不能不考察它的历史；我们在研究单个媒介的专史之时，也一定有必要研究大众传播这一层面的“总体史”，惟有如此才有可能更好地解答现实问题。

二、新闻传播学学科建设呼唤中国的大众传播史研究

文学批评，有整个一部文学史作为支撑；现今的哲学研究，很大程度上是对整个哲学发展史的研究；同样，新闻学研究依托的是新闻史；那么，新闻传播学学科则呼唤大众传播史研究，这样一来，无论是抽象的理论思辨还是注重实证的经济研究，都会突破“现在”的局限，以昨天的历史理解“现在”、预测未来。新闻传播学需要大众传播史提供必要的历史经验基础。

1、大众传播史研究对新闻学学科建设的促进作用

对以往的新闻传播学研究，有学者指陈其一个重要缺陷为“习惯于单独研究个别新闻媒介，忽视对不同传媒的综合研究”。(6)大众传播史研究将弥补这一缺陷。它在促进新闻学研究方面的重要意义在于：将新闻事业发展的历史置于更为广阔的历史背景之中，某些不易在新闻学自身领域解答的问题，可以在这一广阔背景之中，通过对传播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互动关系的研究予以解答。应当说，这一点在传统新闻学中也是一个重点，但是仍受到研究领域的限制，例如，新闻史论及五、六十年代报纸对英雄模范人物的宣

[page_break]传，如果结合电影、图书出版进行综合考察，无疑会给人一幅更为清晰、完整的历史图景，不同媒介运作方式及所取得效果的不同也自然容易体现出来。再如关于《武训传》的批判，就涉及到电影作品、报纸新闻等多种传播活动的联动关系，也适合于综合考察。

在新闻传播思想研究方面，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邓小平等往往把报纸新闻、图书出版、电影、广播电视以及思想文化等放在一起加以论述，而新闻史或其他媒介史研究往往把涉及自身领域的某一方面划分出来单独加以研究，如果有一部综合的大众传播史，将有利于我们更加完整深入地领会其要旨。

就新闻史的重要课题“争取言论自由的斗争”而言也是如此。言论自由往往不只局限于新闻事业，而且一开始集中表现于出版事业。后来，广播电视的非新闻传播以及电影、录音录像也都成为争取言论自由的重要领域。如果有一部整合所有大众传播媒介的历史，对于我们勾勒出言论自由斗争的历史会大有助益。

2、大众传播史的研究对于传播学的意义更为直接

传播学的发源地和最重要的研究中心在美国，其所以成为必然，也许同传播学的综合性及跨学科性质有关。毕竟，美国这个移民国家在包容多种文化、多种思想方面是任何其他国家都无法相比的。目前，传播学，尤其是大众传播学的各类课程仍旧是美国大学里跨学科研修者最多的科目之一。其中有一个重要原因仍旧是其综合性、包容性的魅力。这一点在很大程度上能够通过大学教材的情况反映出来。以美国大学流行的教材而言，绝大多数为《大众传播导论》、《媒介通论》之类，内容包括图书、报纸、期刊、广播、电视、电影、录音录像制品（近年来出版的新著已将新媒介摆在一个相当重要的位置），广告、公共关系、国际传播等也占有一定的篇幅；在历史研究方面，这种融汇各类媒介的综合性也表现得相当突出，例如《一个国家的声音——美国大众媒介史》即是。这些教材大多数次重版，有的多达十余次，足见其受欢迎的程度。(7)

如果说，在横断面的媒介知识、理论方面，我们的传播学研究者已经通过一定的引进和消化吸收填补了综合性、宏观面上的空白，并继续朝着本土化的方向发展，那么在媒介发展史方面，这种综合性、宏观面上的研究却还是一片空白。“史”与“论”作为传播学研究的两翼，只有共同发展、协调发展，才能互为促进，作用于新闻传播事业发展的实践。

刘建明教授在一次访谈中指出：仅以大众传播而言，所有的大众传播学者都没有系统地谈过出版规律，甚至对电影也很少研究。由于传播学研究者对传播学“泛化”的特点认识不足，传播学研究真正立得住的东西不多，有实用价值的东西更少。(8)这样的情况确实存在。然而我们可以断言，有了中国自己的大众传播史，至少可以起到一定的引导作用，引导研究关注新闻媒介的非新闻传播以及其他非新闻传播以及其他非新闻媒介的传播。

从刘建明教授的一些相关言论中可以看出，传播学的“泛化”和“玄化”是其特点，也是其致命的缺点。因为作为一门学科而言，固定的研究领域和清晰的轮廓是必不可少的，而传播学研究内容包罗万象，演绎出种种模糊不清的结论，必然会使其失去作为一个学科的科学地位。考虑到这一点。大而化之的“传播史”是不可取的，但立足于大众传播媒介发展历程的大众传播史却显得尤为必要，它可以为趋于“泛化”、“玄化”的传播学研究提供坚实的经验基础，划定大众传播学的研究领域，一些抽象理论也得以通过历史经验予以检验，而不仅仅通过现时的实地调查或控制实验来加以验证。新闻传播学学科的合法性由此可以得到巩固。

就传播学发展的历程与未来趋势而言，也迫切需要一部中国大众传播史。传播学发展的第一阶段是新闻学，第二阶段是诞生于20世纪中期的传播学，第三阶段则以1992年东京大学新闻研究所更名为社会信息研究所为标志。可以说，传播学走向社会信息学研究阶段，是信息社会到来的必然结果。东京大学社会信息研究所桂敬一教授说，新闻研究所更名的目的是“为了适应近几十年来信息媒介多样化和人们信息行为的变化这一所谓高度信息社会的发展需要，将自己的领域扩展到具有社会意义的所有信息形态和现象”。(9)应当说，1992年之后信息高速公路的出现和发展大大加快了这种高度信息化社会的发展。在这种发展趋势中，传播学研究更不可能囿於新闻学的传统范畴，新闻史更无法替代整个大众传播历史的研究。

我们的传播学是舶来品，而在引进过程之中，与国际学术界接轨是必不可少的。这一点，仅仅依托以往的新闻史不足以胜任，必须在整个大众传播领域进行综合性的历史研究。

三、新闻传播人才的培养呼唤中国的大众传播史研究

历史研究的价值，在于其认识功能、借鉴功能和教育功能，其最终目的是作用于现实。以大众传播史培育传播人才，就是这一专史研究体现其功能的重要途径。

大众传播史能够给学生一幅完整、清晰的媒介历史全图，而非支离破碎的知识汇集。将多种媒介综合、浓缩在一起，也便于其他专业的学生高效率地了解传播媒介知识，从业人员也有了可以集中学习的媒介知识综合参考书。美国传播史家史密斯说得好：“一旦现今的传播者获知了关于他们所从事的事业的更加清楚、更加准确的历史情况，他们就会更好地计划前进的方向。”(10)

广告、公共关系、对外传播等专业领域的人才，都需要掌握多种媒介知识。以往的新闻史可以提供的历史经验只局限于报纸等主要的新闻媒介，局限于媒介的新闻传播活动，即使分门别类学习了报纸、广播电视、电影等专史，仍旧欠缺真正的综合性与系统性。各种媒介之间相互的关系，它们作为一个整体如何与社会形成互动关系，仍没有很好地解决。

网络的发展更需要熟悉多种传媒的复合型人才。目前，独立的网站媒体（ICP）不断将传统媒介的传播内容吸纳进来，传统媒体也积极开设网站作为自身的补充，网络同各种传统媒介的联系已经日益紧密，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格局。这样就要求新型的传播人才特别是网络人才具备多种媒介知识，才能更好地将书籍、报纸、期刊、广播、电视、电影等不同类型的媒介都纳入网络这一巨大无比的平台上来。网络的同一页面上，可能囊括了图片、动画、广告、文字稿。新闻性内容与非新闻性内容可以任意链接，没有什么严格的界限。一部涵盖多种大众传播媒介发展历程的大众传播史无疑能够为他们提供综合的历史借鉴，使他们从宏观的、综合的层次历时性地了解各种媒介的知识，从而起到开阔眼界的作用。我们可以举例说明。今年4月，美国作家斯蒂芬·金的新作《骑在子弹上飞行》首次在线出版，两天之内即被全球50余万读者以网络下载形式“购买”；美国的亚马逊网上书店4年来已为150多个国家的1700万顾客提供了网上书籍。可以说，数字化出版前景可观。这就要求出版人才突破传统传播观念的藩篱，运用发散型思维，把图书的概念从“制装成卷册的著作物”延展开去，同其他新型媒介结合起来；同时，又要求专业的网络人才了解出版规律，懂得图书与报纸、期刊等不同媒介的区别，从而以更有效的方式拓展在线出版业务。

我国各种媒体都越来越重视经营管理。管理要求管理人员的综合素质，而在各种媒介多元化发展、相互融合的态势下，更要求管理人员特别是多媒体集团的管理人员具备多种媒介的综合知识。大众传播史对这些人才来说也是很有帮助的。

中国大众传播史研究的可行性

修撰《中国大众传播史》是一个极富挑战性的创新领域，我们面临相当大的困难，但也有相当成熟的条件。

首先，大众传播各种媒介的历史都有研究。报纸自不必说，广播有上海市档案局等单位合编的《旧中国的上海广播事业》和赵玉明的《中国现代广播简史》；电视有郭镇之的《中国电视史》；电影有程季华、李少白、邢祖文的《中国电影发展史》和陈荒煤的《当代中国电影》；图书、期刊则有张静庐的《中国近代出版史料》、《中国现代出版史料》和胡道静的《上海图书馆史》等。另外，新闻出版、广播电视、电影等方面的各种年鉴也可以利用。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把各种媒介的历史研究简单相加就可大功告成，而且应当在掌握这些已有成果的基础上充分体现整个大众传播媒介发展的综合性、整体性和系统性。

其次，其他学科也在这一方面作了可贵的探索。社会发展史的研究、大众文化研究、文学史和思想史研究等都涉及大众传播媒介的发展。而且，这些相关领域的研究在探索传媒与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的互动关系方面可以为我们提供借鉴。

此外，我们也有具体的传播史研究经验可以参考。这方面以美国学者的研究最为重要。琼·福克茨和德怀特·L·梯忒尔的《一个国家的声音——美国大众媒介史》就是很好的例子》。这部史书的撰述基于这样的前提：“美国的媒介是多元的。”作者把大众传播媒介看做“复杂的社会与文化机构”，看做不同群体的“许多声音的产物”；而且“各种媒介存在于一个复杂的社会政治背景之中，所以，其历史也同其他社会机构交织在一起”。(11)于是，宏观地考察大众传播同政治、经济、宗教、文化等各领域的关系成为该书的重头戏，大众传播的非新闻活动如广告、公共关系、娱乐等也同新闻活动平起平坐了。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作者始终把大众传播媒介作为一个整体来考察其发展历史，这一点从各章节的名称就可以看出来。例如第7章“反奴隶制运动和内战中的传播议题”，第8章“现代化与印刷工业”，第9章“大众市场与大众文化”等，都没有把某一种媒介单独列出。

中国学者也有把各种媒介综合起来考察的先例，如张国良教授的《现代日本大众传播史》，具有同《一个国家的声音——美国大众媒介史》相似的特点。该书的研究对象虽然是国外大众传播的发展史，但是仍是可贵的探索。尤其是中日两国在新闻事业、大众传播事业方面有一些相近之处，该书可以给我们本国的大众传播史研究者很多启发。

电视综合了图像、声音和文字等多种传播符号，成为名副其实的“第一媒介”；网络在更大范围、更深层面综合了诸多媒介的优势，有凌驾于所有传统媒介之势；同时，在学术研究领域，边缘化、交叉化已成为一股强劲的时代潮流……我们自然有理由相信，在当前媒介相互渗透、学科相互融汇的大背景下，以综合性、宏观性为特点的大众传播专史显得尤为重要，它将为新闻传播学的研究、传播人才的培养以及多学科交融产生相当大的促进作用。

注释：

(1)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一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7页。

(2)方汉奇《骅骝开道路

鹰隼出风尘》，载《新闻春秋》1998年专辑。

(3)参见孙建健《从三大基本结构看媒介的现状和走势》，载《新闻通讯》1999年第8期。

(4)赵凯《上海传媒业集团化发展的现状、思路》，载《中国报业》1999年第7期。

(5)布洛赫《历史学家的技艺》，张和声、程郁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39页。

(6)吴崇杰《二十年中国新闻学研究成果与缺陷》，载《中国广播》1999年第7期。

(7)例如WarrenK.Agee等合著的IntroductiontoMassCommunications已再版至少11次。

(8)参见韩运荣《传播学的“玄化”与“细化》，载《国际新闻界》1999年第6期。

(9)参见朱光烈《我们将化为‘泡沫’》，载《北京广播学院学报》1994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