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传播学类范文10篇

新闻传播学类范文篇1

关键词：新文科；地方高校；新闻传播学类专业；优化

近几年，教育部反复强调专业优化。2019年9月，教育部颁布的《关于深化本科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意见》提出，以新工科、新医科、新农科、新文科建设引领带动高校专业结构调整优化和内涵提升，做强主干专业，打造特色优势专业，升级改造传统专业，坚决淘汰不能适应社会需求变化的专业。2020年11月，教育部新文科建设工作组主办的新文科建设工作会议了《新文科建设宣言》，强调要把握专业优化、课程提质、模式创新“三大重要抓手”。2021年3月，教育部办公厅颁布《关于推荐新文科研究与改革实践项目的通知》，在其《项目指南》中为“新文科专业优化研究与实践”列出四个选题方向。遵照教育部的部署，地方高校在新文科建设中应以专业优化为抓手，推进新闻传播学类专业高质量发展。

一、新闻传播学类本科专业建设的既有基础

优化，就是对现有事物加以改进使之优良，优化某一事物的前提是摸清该事物的现有状况。在新文科建设中，新闻传播学类本科专业的优化是在既有专业设置和建设基础上进行的，专业优化的起始点是掌握专业设置和建设的既有基础。

（一）新闻传播学类本科专业设置现状

资料显示，截至2019年11月底，全国共计721所高校开设了1352个新闻传播学类本科专业点［1］。根据教育部公布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2020年版）》，新闻传播学类本科专业下共设置9个专业：新闻学、广播电视学、广告学、传播学、编辑出版学、网络与新媒体、数字出版、时尚传播、国际新闻与传播。其中，新闻学、广播电视学、广告学、传播学、编辑出版学属于传统专业，网络与新媒体、数字出版、时尚传播、国际新闻与传播属于特设新兴专业。此外，新闻传播学类本科专业下还有一个交叉专业——会展，属于文学与管理学学科交叉的专业。

（二）新闻传播学类本科专业建设进展

第一，特色专业的建设。2007—2011年，教育部先后公布7批全国高校特色专业建设点名单。据笔者粗略统计，大约有37个新闻传播学类本科专业建设点进入全国高校特色专业建设点名单，其中包括26所高校的新闻学专业，5所高校的广告学专业，3所高校的广播电视新闻学专业，两所高校的传播学专业，一所高校的编辑出版学专业。列入全国高校特色专业建设点名单的新闻传播学类本科专业都是传统专业。第二，卓越人才的培养。2013年教育部与联合颁布了《关于加强高校新闻传播院系师资队伍建设、实施卓越新闻传播人才教育培养计划的意见》，首批选定110所地方高校、45所部属高校的新闻院系作为重点加以推动［2］，该计划的实施旨在通过重点推动、以点带面，促进卓越新闻传播人才的培养。第三，一流本科专业的打造。2019年12月，教育部办公厅公布了2019年度部级和省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名单，其中有新闻传播学类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共110个，部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59个，包括中央部门所属高校31个，地方高校28个；省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51个，包括中央部门所属高校13个，地方高校38个［3］。以上专业建设举措，使新闻传播学类本科专业建设取得了长足进步，一轮接一轮的专业建设举措带动了学科和建设进阶升级，近年来的学科及专业建设成就为新文科背景下新闻传播学类本科专业的优化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但无论是特色专业的建设、卓越人才的培养，还是一流本科专业的打造，处于绝对优势的是中央部门所属高校的新闻传播学类本科专业，而地方高校的新闻传播学类本科专业在优势专业建设中总是处于落后状态。对于条件较差、基础薄弱、处境艰难的地方高校新闻传播学类本科专业来说，借力新文科建设优化专业显得尤为紧迫和重要。

二、新文科建设中地方高校优化新闻传播学类专业的难点

（一）传统专业难以升级改造

如今，传统媒体日渐式微与新兴媒体异军突起已是大势所趋，在此背景下，地方高校新闻传播学类传统专业的升级改造面临诸多亟待解决的难题。一是在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深度融合、渐行渐近的背景下，新闻传播学类传统专业对增加媒体融合教学内容苦无良策。二是在传统媒体广告收入断崖式下滑、经营运行举步维艰、从业人员纷纷逃离的严酷环境下，如何为学生开辟新的就业领域、激发学生的专业学习内生动力，让新闻传播学类传统专业教师一筹莫展。

（二）特设专业难以成长壮大

为适应近年来传媒变革的特殊需求，地方高校纷纷增设新闻传播学类特设专业。但办学条件欠佳的地方高校增设特设专业普遍面临以下难题：在青年教师占比较大、专任教师无法胜任部分专业课的情况下，难以提高专任教师教学水平，优化师资结构；在教材和教学参考资料严重匮乏的情况下，难以充实教学内容，完善课程与教材体系；在实践教学环节薄弱、实验实训设备不足、专业实习场所有限的情况下，难以完善实践教学体系，提高学生的实操能力。

（三）交叉专业难以跨科互融

地方高校创办交叉专业往往面临以下难题：开设两个学科互相融合的专业课程难以找到学科间的契合点，两个学科嫁接的专业课程往往存在“两张皮”现象，两个学科交织融合的课程体系难以构建。此外，在交叉专业运行的过程中，存在一系列问题，如交叉专业归属学院的选择、教师的调配、课程的分派、实验设备的使用等，以上都是很难处理但又必须处理好的难题。

（四）落后专业难以淘汰出局

专业优化是一个革故鼎新的过程，如果没有淘汰落后专业这一环节，就很难实现真正的专业优化。通常情况下，地方高校面对某个落后专业往往难以作出撤销的决定。因为撤销某个专业会引发原有教师的安置、原有教学设备的闲置等一系列棘手问题。正是由于不愿进行专业“减肥瘦身”，许多地方高校的新闻传播学类专业只增不减，于是就出现了专业数量持续增长、劣质专业“野蛮生长”的现象。

三、新文科建设中地方高校优化新闻传播学类专业的着力点

（一）督促专业教师更新知识提升能力

地方高校督促专业教师更新知识提升能力可采取三大措施。一是督促专业教师学位、经历双达标。2018年，教育部高等学校新闻传播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制定的《新闻传播学类专业本科教学质量国家标准》明确规定“新闻传播学类各专业的专任教师一般应具有博士学位”“专业业务类课程教师必须具有在相应媒体工作、挂职半年以上的经历”［4］。就多数地方高校而言，落实专业教师学位、经历双达标还存在一定的难度。落实专业教师学位、经历双达标是促使专业教师更新知识提升能力最有效的措施，学校和院系要优化教师职业成长环境，为教师学位、经历双达标提供便利条件。二是建立完善专业教师业务学习和培训制度。加强院系与业界的业务联系，经常开展业务交流活动，促使专业教师掌握业界发展现状和变化趋势；鼓励教师参加国内外学术交流活动，开拓学术视野；委派担任业务类课程的教师参加传媒技术培训，促使教师掌握现代传媒主流技术应用技能。三是实现跨学科专业教师队伍的最佳组合。郭金录认为：“要应对当前复杂的社会环境，新文科建设必须更注重社会变革过程中存在的新情况与新问题，更关注问题导向的研究范式，利用科技运用、跨学科、跨领域的综合研究，解决当前的社会问题。”［5］就地方高校新闻传播学类各专业的优化而言，要解决各专业领域出现的新情况与新问题，当务之急是建设一支有能力开展跨学科项目研究、跨学科专业课程教学的新型专业师资队伍。新闻传播学类专业师资队伍的学缘结构、学科背景搭配应当与人才培养目标相吻合，新闻传播学类各专业教研室的教师不应都是新闻传播学科出身，应当根据复合型、应用型、创新型人才培养的需要，科学合理地配置相关学科背景的专业教师。武汉大学的编辑出版学专业之所以在全国遥遥领先，是因为该校的编辑出版学专业隶属于信息管理学院，教师队伍由不同学科背景的教师组成。

（二）打造培养规格统一又各有特色的专业

就一所地方高校新闻传播学类各专业的整体优化而言，应当从根本上确保各专业学生的培养在素质、能力和知识要求诸方面执行统一的标准。新闻传播学类各专业培养规格的统一性可通过两方面体现出来。其一，为新闻传播学类各专业开设统一的通识课程。在大一、大二阶段通过构建各专业通识课程，加强对学生基础知识、基本理论、基本技能以及人文素质、科学与艺术素质的培养，为各专业学生后续的专业学习乃至终身学习打下良好基础。其二，面向各专业学生开放统一的各专业核心技能实训课程。明确各专业学生的核心技能架构，在大三大四阶段引导学生全面掌握新闻传播学各专业核心技能，可将新闻学专业的摄影、编辑出版学专业的排版、广播电视学专业的音视频剪辑、广告学专业的平面广告设计、网络与新媒体专业的网页设计等技能列为新闻传播学所有专业学生的必备技能，为培养“一精多会、一专多能”的新闻传播人才奠定基础。同时，还要将传媒业界广泛使用的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4K和8K超高清、虚拟现实、无人机等技术融入专业教学之中。要鼓励和引导学生通过设计制作课程作品、参加各种技能大赛、完成承揽项目等途径学技能、长本领，全面提升学生的职业适应性和胜任力。各专业之特色可通过三大方面体现出来。第一，在选修辅修课程的开设上体现特色。增加选修教学环节的课程种类与数量，完善辅修专业制，各专业学生根据自己的志趣选修辅修课程，构建有特色的知识体系。第二，在实践教学中体现特色。坚持以生为本，凸显学生的主体地位，构建与学生志趣和能力相契合的实践教学新模式。在作品设计与制作环节上，更加注重因材施教、培养学生专业特长。第三，在专业方向设置上体现特色。中国传媒大学新闻学院的人才培养方案显示，新闻学专业设置了数据新闻报道方向，传播学专业设置了媒体市场调查与分析方向，网络与新媒体专业设置了媒体创意方向，广播电视学专业设置了国际新闻传播方向、电视摄影方向，编辑出版学专业设置了新媒体方向。显而易见，在各专业开设向某个领域延伸拓展的专业方向，有助于培养有特色、有专长的人才。

（三）实现跨学科交叉专业的重组融合

新文科建设提倡文科与相关学科的深度交叉融合，鼓励创办交叉专业。地方高校新闻传播学类本科专业实现跨学科交叉专业的重组融合可采取两种方式。第一，开办第二学位教育，培养复合型人才。新闻传播学类各专业应精心设计第二学位教学方案，优化第二学位课程体系，吸引本校其他学院的学生到新闻传播学院选择专业修读第二学位，同时鼓励本学院学有余力的学生修读其他学院开设的第二学位。第二，采取新闻传播学学科或其专业与外学科或其专业重组融合的方式，培养跨学科、跨专业人才。例如，新闻学专业可与经济学专业重组，培养财经新闻采编播人才；可与法学专业重组，培养政法新闻采编播人才；可与医学专业重组，培养公众健康新闻采编播人才；可与农学重组，培养“三农”新闻采编播人才。同理，编辑出版学可与教育学重组，为教育出版单位培养编辑；可与艺术学学科下的美术学专业重组，为美术出版单位培养编辑等等。由此可见，采用新闻传播学学科或其专业与外学科或其专业重组融合的方式，可以培养从事某个专业领域内容生产的专才。对于地方高校来说，新闻传播学学科或其专业与外学科或其专业的重组融合，一方面要考虑学校自身的优势学科和教育资源，另一方面还要考虑当地传媒机构设置及其对专业人才的需求，考虑学生的就业创业意愿。

（四）建立健全专业动态调整机制

传媒业界的变动不居及其对后备人才素质能力要求的不断变化，使新闻传播学教育界不得不适应业界的变革，建立健全专业动态调整机制，果断地将不宜继续办下去的专业淘汰出局。近两年，有两所顶尖级高校在主动撤销新闻传播学类本科专业方面为其他高校树立了榜样，清华大学的新闻学专业2020年停招本科生，中国人民大学的编辑出版学本科专业2021年不再招生。地方高校新闻传播学类专业建立健全专业动态自我调整优化机制，应严把专业入口、畅通专业出口。首先，严把专业入口，建立健全专业准入机制。增设新闻传播学类新专业前，应对传媒业界人才需求状况进行深入调查和全面分析，撰写该专业人才需求调研报告，确认业界对新增专业人才有相对稳定的需求；应以新闻传播学学科为依托或体现交叉学科的融合，确保该专业具有良好的发展前景；应具备开办专业所需的基本条件，包括一定数量的专职教师和教辅人员、图书资料、仪器设备、实习基地等。其次，畅通专业出口，建立专业预警与退出机制。要开展专业质量自我检测，使招生计划、就业情况与专业发展三挂钩。若出现以下情况，应将该专业列入撤销名单：师资力量薄弱，教研室考核长期处于末位；录取新生时，第一志愿报考率极低，大类分流时选择本专业的学生极少；毕业生专业对口就业率极低，毕业生用人单位满意度极低。总之，应以严把专业入口、畅通专业出口为着力点，完善新闻传播学类专业动态自我调整优化机制，进而达到整体上优化专业结构之目的。

四、结语

新文科建设中的专业优化是建立在以往的专业建设活动基础之上的，而地方高校的新闻传播学类本科专业在前几轮的优势专业建设中总是处于落后状态，因此更应当借力新文科建设加快专业优化步伐。尽管地方高校的新闻传播学类本科专业在新文科建设中面临诸多难题，但只要找准着力方向，采取有力措施，地方高校的新闻传播学类本科专业就能得到明显的优化。由于篇幅所限，本文未对地方高校新闻传播学类本科专业结构优化更深层的问题进行探讨，开展专业结构优化的研究需要对当地新闻传播人才需求进行调研，探究区域人才需求预测预警机制和新闻传播类专业动态调整机制，进而提出面向新文科的新闻传播人才培养引导性建议。期待有识之士对地方高校新闻传播学类本科专业结构优化的问题作进一步研究。

参考文献：

［1］张宏邦.新文科背景下“网络与新媒体”专业人才培养［J］.青年记者（上），2020（12）：63-66.

［2］钱双，刘柳.西华师大入选全国新闻人才培养基地［N］.华西都市报，2013-09-06（4）.

［3］王文锋，孟令坤.示范与引领：2019年新闻传播学类一流本科专业建设报告［J］.教育传媒研究，2020（6）：33-37.

［4］教育部高等学校教学指导委员会.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上）［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8：99-100.

新闻传播学类范文篇2

关键词:财经院校；新闻传播；人才培养。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经济的持续增长，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和个人生活的影响越来越大。而财经新闻对监测国家的经济环境，对提供有效有用的经济信息，对推动经济社会的发展与进步，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在这种情况下，财经新闻人才培养的问题，无论在新闻界还是教育界都引起了重要关注。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一些财经院校就开始开办财经新闻学专业，以期解决财经新闻人才缺乏的问题。发展到现在已有十年左右，很多学校在办学理念、课程设置、培养方案、培养模式等方面都做了很多有益的探索，也取得了比较大的成绩。但总体来说，财经新闻教育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形成教育界和新闻界普遍认同的培养模式，这就需要我们继续不断探索，逐渐形成适合我国需求的财经新闻传播人才培养模式，为国家培养杰出的人才。

一、当前我国财经院校举办新闻传播学类专业的发展历程、现状与趋势

1.财经院校举办新闻传播学类专业的发展历程。从我国新闻传播教育发展的历程看，经历了两次浪潮。第一次浪潮从80年代初至90年代中后期，新闻教育事业在办学规模和学科建设上对高等教育领域产生持续影响，构成了第一次浪潮。1996年10月，中国新闻教育学会理事大会公布的统计信息，全国的新闻专业点基本分布于综合性大学和师范类院校。在新闻学进一步巩固的基础上，引进了传播学，并促成了二者的融合，加速了新闻传播学类教育的发展；第二次浪潮兴起于世纪交替之际，与第一次浪潮相比，其积聚时间短，但“爆发力”强，格外引人瞩目。到2005年我国开设新闻传播学类的本科专业就有661个，其中新闻学专业209个，广播电视新闻学专业146个，广告学专业232个，编辑出版学专业50个，传播学专业24个，在校生规模有15万之多。目前中国大约有20多所高校开设了财经新闻专业，财经类院校也有在新闻学专业中设立经济新闻方向，但财经新闻人才缺乏的问题依然没有得到根本性的缓解。

2.财经院校举办新闻传播学类专业的发展现状。在财经院校如何培养新闻传播学类专业学生的规格和质量问题上，开办新闻专业的财经院校，特别是地方财经院校一直在积极地探索，以找到一条能够适应本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教育模式，来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对懂财经的新闻专业人才的需求。财经新闻是新兴的交叉学科，很多院校仅仅是将“新闻类课程”加上一些“经济类课程”简单复合，而并非有机融合，结果培养出来的学生往往无法满足社会的需求。专业设置上主要设两类课程，一类是新闻类专业课，如采、写、编、评等，目的是让学生打好新闻功底；另一类是财经类专业课，如西方经济学、货币银行学、财政学、会计学等课程，以此来奠定经济学基础。这种简单的相加，很难将两个不同专业的课程内容有机地糅合在一起。就目前财经院校开设的新闻专业的课程与其他综合类或专业新闻院校开设的新闻课程没有任何区别；同样，我们经济学类的课程除了比经济学专业的学生学的课程浮浅外亦无任何不同。就目前财经类院校师资现状而言，一般是教新闻类课程的大部分教师不懂财经知识，而教经济学的教师也基本上不懂新闻，两班人马教给学生们风马牛不相及的东西，让学生们自己去消化去融合，无疑增加了学生们的学习负担，更影响了学习的效果。

3.财经院校举办新闻传播学类专业的发展趋势。随着近几年高校新闻专业招生规模的扩大，各类专业院校也在大力拓展专业面，新闻传播学类各专业的办学已经打破本专业与综合类院校一统天下的局面，各类专业院校都在纷纷利用自身优势，拓展办学渠道。财经类院校也开始注重按照自身的教育模式，设计培养具有财经类学生特点的新闻专业人才。开始了跨大学科设置新专业的尝试，以满足社会各界，特别是财经媒体、财经新闻对专业人才的需要。因此，财经院校只有办出自己的特色，“以质量求生存，以效益求发展”，才有生命力，其制造出的“产品”才能被社会各界认可、接受。其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远远高于所开设专业本身。

二、财经新闻传播学类专业的人才培养中存在的问题

1.教学的目的性不强。学新闻的学生反而没有其他学科更容易进媒体工作，新闻学博士不会写通讯等等，这是目前存在的一种不正常现象。出现这样问题的本质可能在于我们的新闻教育根本没有明确的目的。那么，财经院校的新闻传播学类专业的学生学成之后到底将来做什么，这些院校都没有明确的目的。具体表现为：教材选择综合类重点高校的教材，与财经类各专业毫无关联，学生学起来无所适从。一般来说，正确的教育首先应该明确教育的目的(教育的目的往往来自学生和社会的需求)，然后根据这个目的进行教材的组织，教师的训练，这样才能培养出符合质量要求的学生。而现在的财经新闻教育是基本没有目的，学生所用的教材也没有明确的训练目的，因此，也就造成财经新闻专业学生在选择工作和人生的目标上也缺乏明确性。

2.教师的实践机会少。新闻传播学是一门实践性非常强的学科，因此，专业课教师特别是担任实务类课程的教师应该具有相关从业经历。英国新闻教育学会会长曾指出，“如果做新闻教师，30年的从业经历比一个博士学位有价值得多”，这句话足以说明实践经历的重要。然而当前，随着高校人事制度改革的日益深入，教师教学工作量考核越来越严格，如果一个学期没有教学任务，可能意味着该教师就根本不可能完成本年度教学工作量。另一方面，由于学校建设需要，学校对教师的科研量要求大大提高，教师要花大量的时间撰写论文，编写教材。这一切都使安排教师到媒体一线挂职锻炼，事实上变为不可能。再一方面，因为高水平大学建设的需要，高校对教师的学历要求也越来越高。许多学校规定，某个年龄段下的高校教师，如没有博士（或硕士）学位，将来不能晋升教授。在这种政策引导下，没有博士（或硕士）学位的年轻教师除了上课、写文章外，还得攻读学位。如此，参与媒体实践更变成一件有心无力的事情。

3.高水平教师引进难。教师学历门槛抬高，加大了高校从媒体一线引进人才的难度。近年来，随着高校教师待遇与媒体一线从业人员差距缩小，一批有着丰富从业经验的媒体从业者有意来高校从事新闻学教学与研究，但这些人员中，有相当多仅有本科学历。他们加盟新闻院系，对学生来说是福音，但学校从提高教师队伍士学位拥有者的比例考虑，宁可进一个没有任何新闻从业经历的博士，甚至是与新闻传播学科不沾边的博士。所以，财经类新闻院系从媒体一线引进教师的难度是越来越大了。

上述问题的存在是影响办好财经院校新闻传播学类专业的主要原因，目前要改变这样的状态，就要采取有效的措施加以解决，要想把这个专业真正办好办成，最重要的是解决好专业师资问题。这里所说的“师资”，是融合型的高水平的专业师资，这类师资应该是既懂经济学理论，又了解经济实务，同时也了解新闻业务。就目前情况看，这样的师资，可以说是基本上可遇不可求，但这个问题还必须加以解决。其简单的操作方法应该是：第一，选派教师到财经新闻媒体挂职工作，特别要注意从应用经济学的专业师资中选派有一定新闻工作基础的优秀骨干教师。第二，财经院校要加大从财经新闻媒体引进教师的工作力度。第三，将财经新闻业界的资深人士请到学校举办课程讲座，或是有选择地安排财经新闻业界的资深人士承当专业课教学，这样可以进一步密切联系理论与实际之间的关系。第四，创新办学模式，加强对学生选修课程的引导。例如，采用双学位、辅修专业的方式加强学生经济学的知识和能力的培养；采取产学研联合办学的方式培养学生。第五，选派新闻学教师到国外名校作访问学者，在进修学习中拓宽视野、提高水平等等。

三、培养高素质财经新闻传播学类专业人才的路径

1.财经院校新闻传播学类专业———将财经类的课程置于“前在”位置。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各类大众传媒所扮演的角色越发具体。这就需要财经院校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培养出带有浓厚本专业色彩的新闻工作者，以满足财经专业传媒对人才的需求。财经类院校为了培养出具有马克思主义理论功底和宽厚的经济学基础，又懂新闻传播业务的专业人才，就必须在开设新闻专业课程之前，开设有关经济学的相关课程，打好经济学学科基础，以引领本专业学生更好地从事财经新闻和财经媒体工作。

2.财经院校新闻传播学类专业———构建以“经济学”为核心的课程体系。财经类院校的新闻传播学类专业的培养方案、教学计划、课程设置，多是照抄照搬新闻传播学类名牌院校的传统模式，缺少个性。传统的新闻专业课程体系，文学类课程所占比例过高，不利于新闻专业学生合理知识结构的形成。现代新闻事业，特别是反映当代经济社会生活的报道，需要的已不是文人墨客，而是能够对纷繁复杂的经济社会现象做深刻剖析的新闻工作者。因此，财经类新闻专业课程体系，应该按照“通识教育＋经济学＋专业教育”的模式来构建。除了加强对思想政治品质培养和学生语言表达能力的训练外，重点要加强对学生进行包括:西方经济学、产业经济学、货币银行学、财政学、会计学等经济学主干课程的学习指导，进而提高他们用经济学思想分析问题的能力。在此基础上，还应该加强对学生进行职业技能和职业精神的培养。

3.财经院校新闻传播学类专业———培养“经济＋新闻”的复合型人才。目前，财经新闻媒体中最缺乏的是既懂经济又懂新闻，既懂得WTO法则又懂传媒市场规律的人才，即“复合型人才”。有专家认为，“复合型人才”主要有三层含义：一是立体性，即既有深厚的经济学理论功底，扎实的传播理论基础，又具有现代传播技能；二是高能性，即集采编播与制作于一身，一人顶几人用；三是多面性，即新闻与传播的“十八般武艺”，样样都会（当然不是样样都精，样样都专，而是一专多能）。财经院校的新闻传播学类的专业建设，应该根据学校自身特点，确定专业培养模式，开辟一条典型而又独特的应用经济学＋新闻教育的办学路径。并且根据经济社会的发展需要，扩大复合型人才的外延，那就是“复合型的人才，国际性的眼光”。财经新闻人才的培养同样需要海纳百川的胸襟和与时俱进的眼光。

参考文献：

1.何天云：“外语院校新闻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探析”，载《新闻界》2006年第6期。

2.蔡雯：“新闻传播人才培养模式观察与思考”，载《国际新闻界》2003年第1期。

3.韩建民等：“用企业经营理念构思高校人才培养模式”，载《河北经贸大学学报》2003年第2期。

4.钟新：“英国：新闻学与传播学严格分界—————专访英国新闻教育学会会长罗德·艾伦”，载《国际新闻界》2002年第5期。

新闻传播学类范文篇3

关键词:财经院校；新闻传播；人才培养。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经济的持续增长，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和个人生活的影响越来越大。而财经新闻对监测国家的经济环境，对提供有效有用的经济信息，对推动经济社会的发展与进步，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在这种情况下，财经新闻人才培养的问题，无论在新闻界还是教育界都引起了重要关注。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一些财经院校就开始开办财经新闻学专业，以期解决财经新闻人才缺乏的问题。发展到现在已有十年左右，很多学校在办学理念、课程设置、培养方案、培养模式等方面都做了很多有益的探索，也取得了比较大的成绩。但总体来说，财经新闻教育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形成教育界和新闻界普遍认同的培养模式，这就需要我们继续不断探索，逐渐形成适合我国需求的财经新闻传播人才培养模式，为国家培养杰出的人才。

一、当前我国财经院校举办新闻传播学类专业的发展历程、现状与趋势

1.财经院校举办新闻传播学类专业的发展历程。从我国新闻传播教育发展的历程看，经历了两次浪潮。第一次浪潮从80年代初至90年代中后期，新闻教育事业在办学规模和学科建设上对高等教育领域产生持续影响，构成了第一次浪潮。1996年10月，中国新闻教育学会理事大会公布的统计信息，全国的新闻专业点基本分布于综合性大学和师范类院校。在新闻学进一步巩固的基础上，引进了传播学，并促成了二者的融合，加速了新闻传播学类教育的发展；第二次浪潮兴起于世纪交替之际，与第一次浪潮相比，其积聚时间短，但“爆发力”强，格外引人瞩目。到2005年我国开设新闻传播学类的本科专业就有661个，其中新闻学专业209个，广播电视新闻学专业146个，广告学专业232个，编辑出版学专业50个，传播学专业24个，在校生规模有15万之多。目前中国大约有20多所高校开设了财经新闻专业，财经类院校也有在新闻学专业中设立经济新闻方向，但财经新闻人才缺乏的问题依然没有得到根本性的缓解。

2.财经院校举办新闻传播学类专业的发展现状。在财经院校如何培养新闻传播学类专业学生的规格和质量问题上，开办新闻专业的财经院校，特别是地方财经院校一直在积极地探索，以找到一条能够适应本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教育模式，来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对懂财经的新闻专业人才的需求。财经新闻是新兴的交叉学科，很多院校仅仅是将“新闻类课程”加上一些“经济类课程”简单复合，而并非有机融合，结果培养出来的学生往往无法满足社会的需求。专业设置上主要设两类课程，一类是新闻类专业课，如采、写、编、评等，目的是让学生打好新闻功底；另一类是财经类专业课，如西方经济学、货币银行学、财政学、会计学等课程，以此来奠定经济学基础。这种简单的相加，很难将两个不同专业的课程内容有机地糅合在一起。就目前财经院校开设的新闻专业的课程与其他综合类或专业新闻院校开设的新闻课程没有任何区别；同样，我们经济学类的课程除了比经济学专业的学生学的课程浮浅外亦无任何不同。就目前财经类院校师资现状而言，一般是教新闻类课程的大部分教师不懂财经知识，而教经济学的教师也基本上不懂新闻，两班人马教给学生们风马牛不相及的东西，让学生们自己去消化去融合，无疑增加了学生们的学习负担，更影响了学习的效果。

3.财经院校举办新闻传播学类专业的发展趋势。随着近几年高校新闻专业招生规模的扩大，各类专业院校也在大力拓展专业面，新闻传播学类各专业的办学已经打破本专业与综合类院校一统天下的局面，各类专业院校都在纷纷利用自身优势，拓展办学渠道。财经类院校也开始注重按照自身的教育模式，设计培养具有财经类学生特点的新闻专业人才。开始了跨大学科设置新专业的尝试，以满足社会各界，特别是财经媒体、财经新闻对专业人才的需要。因此，财经院校只有办出自己的特色，“以质量求生存，以效益求发展”，才有生命力，其制造出的“产品”才能被社会各界认可、接受。其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远远高于所开设专业本身。

二、财经新闻传播学类专业的人才培养中存在的问题

1.教学的目的性不强。学新闻的学生反而没有其他学科更容易进媒体工作，新闻学博士不会写通讯等等，这是目前存在的一种不正常现象。出现这样问题的本质可能在于我们的新闻教育根本没有明确的目的。那么，财经院校的新闻传播学类专业的学生学成之后到底将来做什么，这些院校都没有明确的目的。具体表现为：教材选择综合类重点高校的教材，与财经类各专业毫无关联，学生学起来无所适从。一般来说，正确的教育首先应该明确教育的目的(教育的目的往往来自学生和社会的需求)，然后根据这个目的进行教材的组织，教师的训练，这样才能培养出符合质量要求的学生。而现在的财经新闻教育是基本没有目的，学生所用的教材也没有明确的训练目的，因此，也就造成财经新闻专业学生在选择工作和人生的目标上也缺乏明确性。

2.教师的实践机会少。新闻传播学是一门实践性非常强的学科，因此，专业课教师特别是担任实务类课程的教师应该具有相关从业经历。英国新闻教育学会会长曾指出，“如果做新闻教师，30年的从业经历比一个博士学位有价值得多”，这句话足以说明实践经历的重要。然而当前，随着高校人事制度改革的日益深入，教师教学工作量考核越来越严格，如果一个学期没有教学任务，可能意味着该教师就根本不可能完成本年度教学工作量。另一方面，由于学校建设需要，学校对教师的科研量要求大大提高，教师要花大量的时间撰写论文，编写教材。这一切都使安排教师到媒体一线挂职锻炼，事实上变为不可能。再一方面，因为高水平大学建设的需要，高校对教师的学历要求也越来越高。许多学校规定，某个年龄段下的高校教师，如没有博士（或硕士）学位，将来不能晋升教授。在这种政策引导下，没有博士（或硕士）学位的年轻教师除了上课、写文章外，还得攻读学位。如此，参与媒体实践更变成一件有心无力的事情。

3.高水平教师引进难。教师学历门槛抬高，加大了高校从媒体一线引进人才的难度。近年来，随着高校教师待遇与媒体一线从业人员差距缩小，一批有着丰富从业经验的媒体从业者有意来高校从事新闻学教学与研究，但这些人员中，有相当多仅有本科学历。他们加盟新闻院系，对学生来说是福音，但学校从提高教师队伍士学位拥有者的比例考虑，宁可进一个没有任何新闻从业经历的博士，甚至是与新闻传播学科不沾边的博士。所以，财经类新闻院系从媒体一线引进教师的难度是越来越大了。

上述问题的存在是影响办好财经院校新闻传播学类专业的主要原因，目前要改变这样的状态，就要采取有效的措施加以解决，要想把这个专业真正办好办成，最重要的是解决好专业师资问题。这里所说的“师资”，是融合型的高水平的专业师资，这类师资应该是既懂经济学理论，又了解经济实务，同时也了解新闻业务。就目前情况看，这样的师资，可以说是基本上可遇不可求，但这个问题还必须加以解决。其简单的操作方法应该是：第一，选派教师到财经新闻媒体挂职工作，特别要注意从应用经济学的专业师资中选派有一定新闻工作基础的优秀骨干教师。第二，财经院校要加大从财经新闻媒体引进教师的工作力度。第三，将财经新闻业界的资深人士请到学校举办课程讲座，或是有选择地安排财经新闻业界的资深人士承当专业课教学，这样可以进一步密切联系理论与实际之间的关系。第四，创新办学模式，加强对学生选修课程的引导。例如，采用双学位、辅修专业的方式加强学生经济学的知识和能力的培养；采取产学研联合办学的方式培养学生。第五，选派新闻学教师到国外名校作访问学者，在进修学习中拓宽视野、提高水平等等。

三、培养高素质财经新闻传播学类专业人才的路径

1.财经院校新闻传播学类专业———将财经类的课程置于“前在”位置。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各类大众传媒所扮演的角色越发具体。这就需要财经院校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培养出带有浓厚本专业色彩的新闻工作者，以满足财经专业传媒对人才的需求。财经类院校为了培养出具有马克思主义理论功底和宽厚的经济学基础，又懂新闻传播业务的专业人才，就必须在开设新闻专业课程之前，开设有关经济学的相关课程，打好经济学学科基础，以引领本专业学生更好地从事财经新闻和财经媒体工作。

2.财经院校新闻传播学类专业———构建以“经济学”为核心的课程体系。财经类院校的新闻传播学类专业的培养方案、教学计划、课程设置，多是照抄照搬新闻传播学类名牌院校的传统模式，缺少个性。传统的新闻专业课程体系，文学类课程所占比例过高，不利于新闻专业学生合理知识结构的形成。现代新闻事业，特别是反映当代经济社会生活的报道，需要的已不是文人墨客，而是能够对纷繁复杂的经济社会现象做深刻剖析的新闻工作者。因此，财经类新闻专业课程体系，应该按照“通识教育＋经济学＋专业教育”的模式来构建。除了加强对思想政治品质培养和学生语言表达能力的训练外，重点要加强对学生进行包括:西方经济学、产业经济学、货币银行学、财政学、会计学等经济学主干课程的学习指导，进而提高他们用经济学思想分析问题的能力。在此基础上，还应该加强对学生进行职业技能和职业精神的培养。

3.财经院校新闻传播学类专业———培养“经济＋新闻”的复合型人才。目前，财经新闻媒体中最缺乏的是既懂经济又懂新闻，既懂得WTO法则又懂传媒市场规律的人才，即“复合型人才”。有专家认为，“复合型人才”主要有三层含义：一是立体性，即既有深厚的经济学理论功底，扎实的传播理论基础，又具有现代传播技能；二是高能性，即集采编播与制作于一身，一人顶几人用；三是多面性，即新闻与传播的“十八般武艺”，样样都会（当然不是样样都精，样样都专，而是一专多能）。财经院校的新闻传播学类的专业建设，应该根据学校自身特点，确定专业培养模式，开辟一条典型而又独特的应用经济学＋新闻教育的办学路径。并且根据经济社会的发展需要，扩大复合型人才的外延，那就是“复合型的人才，国际性的眼光”。财经新闻人才的培养同样需要海纳百川的胸襟和与时俱进的眼光。

参考文献：

1.何天云：“外语院校新闻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探析”，载《新闻界》2006年第6期。

2.蔡雯：“新闻传播人才培养模式观察与思考”，载《国际新闻界》2003年第1期。

3.韩建民等：“用企业经营理念构思高校人才培养模式”，载《河北经贸大学学报》2003年第2期。

4.钟新：“英国：新闻学与传播学严格分界—————专访英国新闻教育学会会长罗德·艾伦”，载《国际新闻界》2002年第5期。

新闻传播学类范文篇4

关键词:财经院校；新闻传播；人才培养。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经济的持续增长，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和个人生活的影响越来越大。而财经新闻对监测国家的经济环境，对提供有效有用的经济信息，对推动经济社会的发展与进步，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在这种情况下，财经新闻人才培养的问题，无论在新闻界还是教育界都引起了重要关注。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一些财经院校就开始开办财经新闻学专业，以期解决财经新闻人才缺乏的问题。发展到现在已有十年左右，很多学校在办学理念、课程设置、培养方案、培养模式等方面都做了很多有益的探索，也取得了比较大的成绩。但总体来说，财经新闻教育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形成教育界和新闻界普遍认同的培养模式，这就需要我们继续不断探索，逐渐形成适合我国需求的财经新闻传播人才培养模式，为国家培养杰出的人才。

一、当前我国财经院校举办新闻传播学类专业的发展历程、现状与趋势

1.财经院校举办新闻传播学类专业的发展历程。从我国新闻传播教育发展的历程看，经历了两次浪潮。第一次浪潮从80年代初至90年代中后期，新闻教育事业在办学规模和学科建设上对高等教育领域产生持续影响，构成了第一次浪潮。1996年10月，中国新闻教育学会理事大会公布的统计信息，全国的新闻专业点基本分布于综合性大学和师范类院校。在新闻学进一步巩固的基础上，引进了传播学，并促成了二者的融合，加速了新闻传播学类教育的发展；第二次浪潮兴起于世纪交替之际，与第一次浪潮相比，其积聚时间短，但“爆发力”强，格外引人瞩目。到2005年我国开设新闻传播学类的本科专业就有661个，其中新闻学专业209个，广播电视新闻学专业146个，广告学专业232个，编辑出版学专业50个，传播学专业24个，在校生规模有15万之多。目前中国大约有20多所高校开设了财经新闻专业，财经类院校也有在新闻学专业中设立经济新闻方向，但财经新闻人才缺乏的问题依然没有得到根本性的缓解。

2.财经院校举办新闻传播学类专业的发展现状。在财经院校如何培养新闻传播学类专业学生的规格和质量问题上，开办新闻专业的财经院校，特别是地方财经院校一直在积极地探索，以找到一条能够适应本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教育模式，来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对懂财经的新闻专业人才的需求。财经新闻是新兴的交叉学科，很多院校仅仅是将“新闻类课程”加上一些“经济类课程”简单复合，而并非有机融合，结果培养出来的学生往往无法满足社会的需求。专业设置上主要设两类课程，一类是新闻类专业课，如采、写、编、评等，目的是让学生打好新闻功底；另一类是财经类专业课，如西方经济学、货币银行学、财政学、会计学等课程，以此来奠定经济学基础。这种简单的相加，很难将两个不同专业的课程内容有机地糅合在一起。就目前财经院校开设的新闻专业的课程与其他综合类或专业新闻院校开设的新闻课程没有任何区别；同样，我们经济学类的课程除了比经济学专业的学生学的课程浮浅外亦无任何不同。就目前财经类院校师资现状而言，一般是教新闻类课程的大部分教师不懂财经知识，而教经济学的教师也基本上不懂新闻，两班人马教给学生们风马牛不相及的东西，让学生们自己去消化去融合，无疑增加了学生们的学习负担，更影响了学习的效果。

3.财经院校举办新闻传播学类专业的发展趋势。随着近几年高校新闻专业招生规模的扩大，各类专业院校也在大力拓展专业面，新闻传播学类各专业的办学已经打破本专业与综合类院校一统天下的局面，各类专业院校都在纷纷利用自身优势，拓展办学渠道。财经类院校也开始注重按照自身的教育模式，设计培养具有财经类学生特点的新闻专业人才。开始了跨大学科设置新专业的尝试，以满足社会各界，特别是财经媒体、财经新闻对专业人才的需要。因此，财经院校只有办出自己的特色，“以质量求生存，以效益求发展”，才有生命力，其制造出的“产品”才能被社会各界认可、接受。其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远远高于所开设专业本身。

二、财经新闻传播学类专业的人才培养中存在的问题

1.教学的目的性不强。学新闻的学生反而没有其他学科更容易进媒体工作，新闻学博士不会写通讯等等，这是目前存在的一种不正常现象。出现这样问题的本质可能在于我们的新闻教育根本没有明确的目的。那么，财经院校的新闻传播学类专业的学生学成之后到底将来做什么，这些院校都没有明确的目的。具体表现为：教材选择综合类重点高校的教材，与财经类各专业毫无关联，学生学起来无所适从。一般来说，正确的教育首先应该明确教育的目的(教育的目的往往来自学生和社会的需求)，然后根据这个目的进行教材的组织，教师的训练，这样才能培养出符合质量要求的学生。而现在的财经新闻教育是基本没有目的，学生所用的教材也没有明确的训练目的，因此，也就造成财经新闻专业学生在选择工作和人生的目标上也缺乏明确性。

2.教师的实践机会少。新闻传播学是一门实践性非常强的学科，因此，专业课教师特别是担任实务类课程的教师应该具有相关从业经历。英国新闻教育学会会长曾指出，“如果做新闻教师，30年的从业经历比一个博士学位有价值得多”，这句话足以说明实践经历的重要。然而当前，随着高校人事制度改革的日益深入，教师教学工作量考核越来越严格，如果一个学期没有教学任务，可能意味着该教师就根本不可能完成本年度教学工作量。另一方面，由于学校建设需要，学校对教师的科研量要求大大提高，教师要花大量的时间撰写论文，编写教材。这一切都使安排教师到媒体一线挂职锻炼，事实上变为不可能。再一方面，因为高水平大学建设的需要，高校对教师的学历要求也越来越高。许多学校规定，某个年龄段下的高校教师，如没有博士（或硕士）学位，将来不能晋升教授。在这种政策引导下，没有博士（或硕士）学位的年轻教师除了上课、写文章外，还得攻读学位。如此，参与媒体实践更变成一件有心无力的事情。

3.高水平教师引进难。教师学历门槛抬高，加大了高校从媒体一线引进人才的难度。近年来，随着高校教师待遇与媒体一线从业人员差距缩小，一批有着丰富从业经验的媒体从业者有意来高校从事新闻学教学与研究，但这些人员中，有相当多仅有本科学历。他们加盟新闻院系，对学生来说是福音，但学校从提高教师队伍士学位拥有者的比例考虑，宁可进一个没有任何新闻从业经历的博士，甚至是与新闻传播学科不沾边的博士。所以，财经类新闻院系从媒体一线引进教师的难度是越来越大了。

上述问题的存在是影响办好财经院校新闻传播学类专业的主要原因，目前要改变这样的状态，就要采取有效的措施加以解决，要想把这个专业真正办好办成，最重要的是解决好专业师资问题。这里所说的“师资”，是融合型的高水平的专业师资，这类师资应该是既懂经济学理论，又了解经济实务，同时也了解新闻业务。就目前情况看，这样的师资，可以说是基本上可遇不可求，但这个问题还必须加以解决。其简单的操作方法应该是：第一，选派教师到财经新闻媒体挂职工作，特别要注意从应用经济学的专业师资中选派有一定新闻工作基础的优秀骨干教师。第二，财经院校要加大从财经新闻媒体引进教师的工作力度。第三，将财经新闻业界的资深人士请到学校举办课程讲座，或是有选择地安排财经新闻业界的资深人士承当专业课教学，这样可以进一步密切联系理论与实际之间的关系。第四，创新办学模式，加强对学生选修课程的引导。例如，采用双学位、辅修专业的方式加强学生经济学的知识和能力的培养；采取产学研联合办学的方式培养学生。第五，选派新闻学教师到国外名校作访问学者，在进修学习中拓宽视野、提高水平等等。

三、培养高素质财经新闻传播学类专业人才的路径

1.财经院校新闻传播学类专业———将财经类的课程置于“前在”位置。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各类大众传媒所扮演的角色越发具体。这就需要财经院校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培养出带有浓厚本专业色彩的新闻工作者，以满足财经专业传媒对人才的需求。财经类院校为了培养出具有马克思主义理论功底和宽厚的经济学基础，又懂新闻传播业务的专业人才，就必须在开设新闻专业课程之前，开设有关经济学的相关课程，打好经济学学科基础，以引领本专业学生更好地从事财经新闻和财经媒体工作。

2.财经院校新闻传播学类专业———构建以“经济学”为核心的课程体系。财经类院校的新闻传播学类专业的培养方案、教学计划、课程设置，多是照抄照搬新闻传播学类名牌院校的传统模式，缺少个性。传统的新闻专业课程体系，文学类课程所占比例过高，不利于新闻专业学生合理知识结构的形成。现代新闻事业，特别是反映当代经济社会生活的报道，需要的已不是文人墨客，而是能够对纷繁复杂的经济社会现象做深刻剖析的新闻工作者。因此，财经类新闻专业课程体系，应该按照“通识教育＋经济学＋专业教育”的模式来构建。除了加强对思想政治品质培养和学生语言表达能力的训练外，重点要加强对学生进行包括:西方经济学、产业经济学、货币银行学、财政学、会计学等经济学主干课程的学习指导，进而提高他们用经济学思想分析问题的能力。在此基础上，还应该加强对学生进行职业技能和职业精神的培养。

3.财经院校新闻传播学类专业———培养“经济＋新闻”的复合型人才。目前，财经新闻媒体中最缺乏的是既懂经济又懂新闻，既懂得WTO法则又懂传媒市场规律的人才，即“复合型人才”。有专家认为，“复合型人才”主要有三层含义：一是立体性，即既有深厚的经济学理论功底，扎实的传播理论基础，又具有现代传播技能；二是高能性，即集采编播与制作于一身，一人顶几人用；三是多面性，即新闻与传播的“十八般武艺”，样样都会（当然不是样样都精，样样都专，而是一专多能）。财经院校的新闻传播学类的专业建设，应该根据学校自身特点，确定专业培养模式，开辟一条典型而又独特的应用经济学＋新闻教育的办学路径。并且根据经济社会的发展需要，扩大复合型人才的外延，那就是“复合型的人才，国际性的眼光”。财经新闻人才的培养同样需要海纳百川的胸襟和与时俱进的眼光。

参考文献：

1.何天云：“外语院校新闻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探析”，载《新闻界》2006年第6期。

2.蔡雯：“新闻传播人才培养模式观察与思考”，载《国际新闻界》2003年第1期。

3.韩建民等：“用企业经营理念构思高校人才培养模式”，载《河北经贸大学学报》2003年第2期。

新闻传播学类范文篇5

关键词：媒体融合；新闻传播学；专业人才；专业能力提升

1媒体融合下新闻传播类专业现状分析

中国市场经济环境下，媒体行业竞争日益激烈，新闻传播专业人才的工作环境也相应地改变。媒体业发展至今，原有的对立性竞争模式转变为合作竞争模式，实现了媒体融合。新闻传播学专业的人才培养上也逐渐趋于复合化，对新闻传播学专业的能力提升加以探究以使新闻专业人才能够符合媒体行业人才质量需求。在针对新闻传播专业人才在媒体融合环境下的现状调研中显示，以习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高度重视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这一政策后，65%的被调查人员对媒介融合有大概的定义认知，而且大部分被调查人员意识到了媒介融合的发展趋势，同时有6成调查者认为从业过程中受到了媒介融合的影响；在从业过程中，掌握新旧媒体的复合型人才受到更多的青睐，同时与新媒体有关的岗位也要求员工不仅在媒体渠道，更要在传播内容上敢于创新，以好的媒体平台为依托，推出更加优质的传播内容。调查还显示在媒体融合环境下，文字等综合表达能力得到越来越高的重视，甚至大于跨学科的教学改革。

2媒体融合下新闻传播类人才培养存在的问题

综合以上调查状况来看，在媒体融合背景下新闻传播类专业人才的培养问题有着诸多的弊端和急需改进的地方：（1）现如今大学教育对新媒体及媒体融合方面的知识传播较少。（2）跨学科拓展并没有很强的针对性，对媒体融合的把握仍停留在“拓宽媒体渠道”方面，忽视了内容的深层次要求。

3媒体融合下新闻传播类专业人才能力提升对策探讨

要解决这两个问题，提升新闻传播专业人才的能力，就要以培养复合型人才为主，同时拓宽媒体渠道认知和加快媒体融合教育方式，双向提升。

3.1注重培养复合型新闻传播学类专业人才

融合时代媒体行业所需要的是复合型人才，其不仅具备良好的专业素质，包括充足的理论知识及良好的文学素养，而且能够从多方面把握实际媒体渠道、媒体发展趋势，从而提高传播实际效率。关于“复合型人才”的界定，需要从三个方面进行考虑：其一，复合型人才为立体性的，不仅需要文笔出众，而且需要具备良好的新闻传播素质，能够准确及时地将内容传播出去[1]；其二，复合型人才具有高能性，需要采集传播信息，将所获得的信息制作成传播内容；其三，复合型人才是多方面的，既需要具备制作传播内容的素质，也需要确保内容的有效传播。例如在近年来的新闻领域中，“全能记者”非常受欢迎，还有一些“背囊记者”，在承担传播新闻信息责任的同时，还要背着移动工作站，采集到更为全面的信息。另外，“全能记者”不仅要熟练运用传播技术，还要掌握新闻信息传播特点，如形态不同的信息、理念不同的信息等等，都要囊括多重知识领域。这就需要学校在对新闻传播学专业人才进行培养的时候，不仅要重视理论的传播，还要注重在教学中引导学生扩展知识面，让学生从自身的专业领域向其他专业领域延伸，做到不同学科专业与新闻传播学专业的融合。新闻传播学专业人才也需要在教学的指导下拓展社会科学相关领域，从而达到复合型人才的行业要求。而我们提出的将项目教学模式引入到新闻学专业人才培养中，就是让学生以一名从业人士的身份参与到学科学习和实践训练中[2]。项目教学就是将满足就业人员需求的资源转变为教学内容，让愿意从事新闻传播业的学生自主选择项目，按照项目运行规则展开活动，将传播学专业知识渗入到项目内容中，学生参与项目活动的同时，潜移默化地进行理论知识学习。在新闻传播学人才培养中采用项目教学模式，不仅可以让学生在项目空间中更好地学习，还能接触到更为广泛的课程内容，从而将专业知识与非专业知识充分整合，做到知识的融会贯通。

3.2采用媒体融合的专业教育模式

媒介融合背景下，在新闻传播专业人才培养上也要注重教育模式的转型。中国虽然已经进入到媒体融合时代，但是，媒介融合落实到具体运作中尚处于探索阶段。媒介融合环境中，媒体的运行必然会产生巨大变化。这就意味着新闻传播人才培养中，要将媒体融合专业教育模式构建起来，以在人才培养上具有前瞻性，从而有效指导新闻传播学专业人才的能力提升。建议高校采用媒介融合专业教育模式，对课程体系建设方面的问题予以探索，并根据本校的新闻传播专业人才培养目标将人才培养创新平台构建起来。具体在运行中，在新闻传播专业学生在学的前三年，对学生进行跨媒体经验和技术能力的培养，让学生在不同的媒体平台上获取经验。进入到第四年，就可以对学生从新闻传播媒体的角度进行专业培养。此时，学生就会从专业的角度把握传播内容，过程中与其他的媒体形式充分融合，使新闻传播专业人才具备多种媒体形式相结合重点把握内容的专业能力。新闻传播专业人才对不同形式的媒介都要充分了解，在平台上采用合适的媒体形式进行新闻传播，再加以符合传播性的内容，将新闻传播中媒体障碍打破，这样传播内容得以突出，才能做到双向媒体融合。综上所述，媒体融合时代，在进行信息传播中，就要能够根据新闻传播需求采用相应的媒体形式，重点把握传播内容；学校在对新闻专业人才进行培养的时候，要注重复合型新闻传播人才的培养，并尝试着采用媒体融合的专业教育模式，在此教育方向下指导学生进行专业能力拓展，以使所培养的人才符合行业要求。

作者:方珍珍 许怡岚 孙波 单位:河北经贸大学

参考文献:

新闻传播学类范文篇6

[关键词]：新闻学传播学学科关系

一、讨论新闻学与传播学之关系的历史回顾

自1978年开始引进、介绍西方传播学以来，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关系就逐渐呈现在国人的学术视域中。这是因为，要阐述什么是传播学，就牵涉到与新闻学的关系。譬如，早在80年代中期，就有研究者断言：“传播学重视理论研究，而新闻学重视业务研究；传播学以‘学理’为重点，新闻学以‘术’为重点。”[1]显然，这样的比较已涉及到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关系问题。

进入90年代，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关系成为学界关注和讨论的学科建设问题。1992年，王泽华在《新闻学和传播学之比较》一文中比较了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异同，提出“新闻学是大众传播学的不同层次和分支，但传播学又不能代替新闻学。”[2]从此，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关系，特别是传播学能否取代新闻学，就逐渐成为人们关注的问题。

1996年，喻权域《关于新闻学与传播学的调研随记》写道：1995年6月在成都出席第四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期间，作者利用会议空隙“与来自各大学新闻系、新闻研究所和报社、电台、电视台的学者专家，就新闻学与传播学的问题，交换了意见。”结果，“接触过的所有学者专家，几乎一致认为：不能用传播学取代新闻学。”[3]作者就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关系开展调研，且强调“不能用传播学取代新闻学”，显然包含了一个前提性问题，那就是学界已经出现了“用传播学取代新闻学”的观点。

检索有关文献，不难发现90年代中期确有一些学者提出了这样的看法。1994年，明安香在《新闻学向传播学的历史性发展》一文中写道，随着传播媒介的迅猛发展，“‘新闻学’这一传统概念和术语同其所研究的众多媒介对象、庞杂的传播实践相比，就像恐龙蛋同其破壳而出迅速为庞然大物的恐龙一样，极不相衬、极不适应。”因此，“当前世界上新闻学正在向传播学发展”，这是一种“历史性趋势”。而“我国的新闻传播事业已确定无疑进入了大众传播阶段。为了适应国内外形势的发展，我国新闻学研究及时转入到以传播学、大众传播学为主的研究，已经势在必行。”[4]尽管明安香没用“取代”一词，但文章内容特别是结论确乎有“以传播学取代新闻学”的意味。1995年，邵培仁在《新闻传播学》一书中则明确提出：传统新闻学“正一步一步地走向衰老，即将成为‘一门绝望的学问’”，“给新闻学植入新的基因，注入新的血液，引进新的方法，是新闻学获得新生的唯一出路”[5]。因此，“用新闻传播学取代新闻学，再以传播学替换新闻传播学，这实在是社会的需要，时代的趋势，历史的必然，并不以那个人的意志为转移，也没有任何力量能够左右它、阻挡它。”[6]其后，邵培仁在一篇论文中又重申：“用‘新闻传播’取代‘新闻报道’、用新闻传播学取代新闻学乃是大势所趋、势在必行。”[7]邵培仁的说法是“用新闻传播学取代新闻学”，不过他又说“再以传播学替换新闻传播学”，将其观点概括为“用传播学取代新闻学”，似乎不成问题。与邵培仁的主观设想不同，裘正义则从事实上判定传播学已开始取代新闻学。他在一次研讨会上说：“学科的发展即意味着否定。传播学通过自身的研究已部分地取代了新闻学。”[8]

正是由于出现了“用传播学取代新闻学”的议论，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关系在1996年引起学界高度重视。李启在《试论传播学与新闻学的定位》中作了专门探讨，认为“大众传播学、传播学和新闻学都是独立的学科，它们在研究的重点（对象）和研究方法上都有所不同，提供的知识和理论也不同，因而相互之间不可能取代。”“传播学同新闻学的关系，可以定位为传播学是一门同新闻学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科学。”[9]1996年5月8日，《新闻大学》编辑部邀请复旦大学新闻学院部分师生与上海外国语大学新闻系教师，就“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关系”举行专题研讨会。“会议在对新闻学与传播学的研究作了一番简单回顾的基础上，分析了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区别，着重探讨了传播学会不会取代新闻学，并预测中国新闻学发展的前景，就如何发展有中国特色的传播学提出建议。”不过，对于“传播学会不会取代新闻学”，会议“没有得出统一的结论性意见，但是，从中大家都感觉到传统新闻学教学与研究的困境，更看到传播学在我国已站住了脚跟。”[10]

由于“传播学会不会取代新闻学”这个问题悬而未决，学界在如何对待传播学的问题上先后产生了对立的看法。一种是倡导主张借鉴、吸取传播学来改革、发展传统新闻学；一种则是强烈批评传播学对新闻学的“侵占”乃至“一统”天下。

1998年，李良荣、李晓林在《新闻学需要转向大众传播学》一文中提出：“新闻学转向大众传播学不单是一个理论的问题，更是一个实践的问题。”“新闻学的发展与借鉴大众传播学的要求愈来愈紧迫”，“借鉴大众传播学的优秀成果是新闻学的当务之急。”对于“新闻学需要吸收大众传播学哪些内容”来“为己所用”，文章说：“首先，新闻学需要吸收大众传播学的核心内容受众理论”；“其次，新闻学需要吸收大众传播学的效果理论”；“最后，新闻学需要吸收大众传播学中有关媒介经营理论”。[11]从字面上看，“新闻学转向大众传播学”这一表述很容易被解读为“用传播学取代新闻学”。然而，作者的本意是吸取大众传播学的有关理论来改革和发展传统新闻学。应当说，这种思路是从80年代中期以来就有的一种主流思路。正如吴廷俊所说：“1984年至1988年，中国传播学出现一次高潮。‘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导入西方传播学，吸取传播学中的合理内核，改造中国传统新闻学，这是当时大多数研究传播学人士的想法。”[12]

2001年，李希光在一篇文章中慷慨激昂地发问：“新闻学教育是培养埃德加·斯诺还是培养施拉姆？是培养一个健全的民主法治社会所需要的思想家和舆论监督者还是培养象牙塔里的传播理论家？……”李希光认为，随着传播学的发展，“新闻学的前途不是掌握在新闻学专家和学者的手中，而是掌握在传播理论家手中，其结果是用理论传播学抹杀新闻学的特点和价值，使新闻学枯萎下去”；而“用传播学那种经院式的教育模式一统新闻传播院系，将会影响新闻院系与主流媒体业界的关系”。“但是今天，不幸的是，新闻传播学教育正在掉进传播学的理论陷阱里”。[13]李希光的这些批评，点燃了新世纪以来国内学界“声讨”传播学的炮火。后来有论者呼应说：“传播学成为了近几年来新闻界最为时尚的新闻术语，以至于一些年轻的新闻理论工作者断言道：未来的新闻将是传播学取代新闻学。这种新闻学消失论乃至于成为了一种时髦，在许多人的嘴里传播着。”“在这样的学术理念下，新闻学渐渐模糊着自己的本质，甚至有被传播学所取代的趋势。”[14]

有学者认为，李希光的文章“失之偏颇”，“但问题却很尖锐，可惜没有形成讨论”[15]。其实，回应是有的，不过没有指名道姓。2002年，张骏德发表《简论中国传播学与新闻学关系》一文，认为传播学的引进“对中国的学科建设尤其是中国的新闻改革”产生了“两大方面的积极影响：一是促进了中国新闻观念的更新与改革，推动了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国的新闻改革”；“二是促进了新闻学的学科建设”。“因此，在新闻院系中设立传播学课程很有必要。有人担心，目前的新闻教育中出现了‘用传播学统一新闻教育天下’的倾向，担心‘用传播学代替新闻学’会导致新闻教学的失败。这实际是一种杞人忧天现象。目前教育界确实存在某种一哄而起办传播学系（专业）的泡沫现象，但这与用‘传播学代替新闻学’是两码事。正规的新闻学教育仍坚持着它的传统特色，而加进了传播学教育的内容，更有利于新闻人才的全面发展。”[16]这些论述，显然是针对李希光的。

如果说1996年前后出现的第一次讨论主要是关注传播学能否取代新闻学，那么2001年以后出现的第二次讨论则聚焦传播学是否支配了新闻教育，即事实上开始取代新闻学。因此，在第二次讨论中不仅有以李希光为代表的一方在“讨伐”传播学“侵占”了新闻学的领地或“一统”了新闻学的天下，也有另一方的论者在感叹传播学教育尚未走出新闻学的阴影。汤晓羽认为，“传播学与新闻学课程设置雷同，是目前高校普遍存在的现象。这种现象的渊源在于传播学最初由新闻学界引入中国，之后中国的传播学研究似乎总是受到传统的新闻学研究带来的思维模式的影响，甚至在课程设置上也跳不出新闻学的旧框框。传播学的课程安排无非是一两门传播学基本理论之类的专业必修课，如传播学概论等，再加上新闻学方面的专题研究课程，涵盖新闻、广播电视、出版等，名为传播学，实际上还是新闻学范畴。”[17]

孰是孰非？难以简单回答。上述争论之所以反复出现，原因固然多种多样，但不容忽视的是，人们对新闻学与传播学各自的规定性还缺乏准确的把握，对其区别与联系也缺乏深入的辨析。因此，学界较为普遍的看法是：必须弄清楚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关系或定位。张国良指出，“立足于中国，展望传播学科的未来，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它的定位，包括它与新闻学科的关系。”[18]不少学者也强调：“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关系之争，……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19]，“在传播学发展过程中，如何正确处理新兴传播学与传统新闻学的关系”是一个重大问题[2]，“无论是传播学还是新闻学的发展，首要任务是搞清学科界限”[21]。

二、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异质性与关联性

搞清学科界限固然重要，但如果只强调这一点，难以避免片面性，辩证的方法是既弄清学科界限，又看到学科联系。只有弄清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异质性与关联性，以及相关的我国新闻学教育与传播学教育的现状，才能科学地判断上述两次争论的是是非非。

前已述及，《新闻大学》编辑部1996年曾专题研讨“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关系”，但会议综述表明，大多是即兴发言，分析并不深入。倒是过去十多年间的几篇专题论文，阐述还相对充分一些。这些文章主要有：《新闻学和传播学之比较》（王泽华，1992）、《试论传播学与新闻学关系的定位》（李启，1996）、《新闻学需要转向大众传播学》（李良荣、李晓林，1998）、《简论中国传播学与新闻学关系》（张骏德，2002）等。由于张骏德的文章论述传播学与新闻学的区别是引用李良荣在“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关系”研讨会上的发言，李启的文章侧重介绍传播学的研究领域，实际上只有王泽华和李良荣等的文章作了较为充分的论述。王泽华从研究视角、研究侧重点、研究内容、研究范围、学科属性五个方面比较其区别，李良荣从学科背景、研究领域、主攻方向、研究方法、研究风格五个方面比较其差异。两位学者的表述有所差异，有的名异而实同，如“研究视角”与“研究风格”，都是说新闻学着眼微观而大众传播学侧重宏观，“研究侧重点”与“主攻方向”也基本一致，“学科属性”与“学科背景”也有一定关联性。当然，各自的阐述有所不同。两位学者也注意到新闻学与传播学的联系，但王泽华只说了一句“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李良荣则认为：新闻与信息是新闻学与传播学“同胞式的研究内容”，新闻学与传播学研究的大众传播媒介内容具有重叠性，新闻学的“读者需要”理论与大众传播学中的受众理论有着天然的联系，因此，新闻学与大众传播学“有着不同程度的衔接”[22]。

现在回过头来看，两位学者对新闻学与传播学异同的分析都是一种基于经验观察的描述，而且是以个人的观察为依据的描述，难免主观随意，比较突出的问题是关键句与具体阐述之间时有不吻合或不准确的现象，显得学理分析不足。更主要的问题还在于：当时国人所引介的传播学主要是美国的主流传播学，即传播学的经验学派，而传播学的批判学派尚未得到充分介绍，论者对传播学的理解局限于主流传播学，几乎没有考虑到批判学派的传播学，比较分析的片面性也就在所难免。在对传播学有了更充分更全面更深入认识的今天，我们对新闻学与传播学之异同的把握，理应更加科学而且准确。

应当承认，要科学而且准确地把握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异同是有困难的，这是因为：传播学到底是一门独立学科还是一个研究领域，本身就有争议。潘忠党2003年在为《传播·文化·社会》译丛所作《总序》中指出：“虽然‘传播学’在教育部认定的学科分类中被安放在了‘新闻传播学’之下，但它的学科面貌仍然不甚清晰。即使在被认为是‘传播学’发生的美国，它也是一片混沌。曾有学者力主‘传播科学（communicationscience）’，但那也只是一家之言，表达涉及传播现象的某一类研究，主要是由施拉姆整合前人的研究而建立的传统。很多人，尤其是从事文化或批判研究的学者，继承英国的文化研究、政经分析以及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传统，更愿意将他们的工作称为‘媒介研究（mediastudies）’；还有很多人，为了包括比‘媒介研究’更广的范围（比如语言的使用、修辞艺术、社会仪式、人际关系之建立等），索性就用‘传播研究（communicationstudies）’。这不是刻意咬文嚼字，而是因为对传播现象之研究涉及不同学科、不同取向，从事这类研究的学者各有侧重，也各有所好。”潘忠党表示，他“更倾向于使用‘传播研究’”的表述，而且，“这一研究领域应全面开放，不必画地为牢”。因为“大众传播研究是一个综合研究领域（fieldofstudy），而尚不成为一个制度化了的独立学科（discipline）[23]。潘氏之论，先获我心，深为赞同。当然，国内学界也有比较中庸的看法：“大众传播学既是独立学科，又是重要的研究领域。”[24]

为行文方便，姑且悬置传播研究的学科性论争，仍采用国人惯用的“传播学”及“大众传播学”来与新闻学作比较，同时充分考虑传播学的经验学派与批判学派之间的异质性。本着这样的立场，我认为新闻学与传播学特别是与大众传播学的异同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研究对象或研究领域的异同。这体现在两方面，一方面是媒介范围的异同，一方面是媒介内容的异同。在媒介范围方面，新闻学研究的是新闻媒介，主要是报纸、广播、电视，也涉及新闻期刊，现今还有互联网；传播学研究的主要是大众传播媒介，即新闻媒介加上电影、书籍，新闻期刊也扩展为所有不同种类的期刊。在媒介内容方面，如果把大众传播媒介的内容概括为新闻、言论、知识、文艺（副刊）/文娱（节目）和广告等五种主要的信息类型[25]，那么，新闻学研究的是新闻与言论两块内容，而且主要是围绕着新闻与言论之采访、写作、编辑、评论、摄制、出版等“新闻工作”来进行研究。大众传播学则研究包括新闻与言论在内的所有信息类型，而且是将其作为一种整体来加以研究。诚然，新闻、言论、知识、文艺（副刊）/文娱（节目）和广告这些信息类型各不相同，如何作为整体来研究？要知道，大众传播学并不是一般地描述这些信息类型，而是从传播过程切入，一方面是要研究这些不同信息类型的传播活动所共有的传播规律，这是主流传播学的研究对象；另一方面是要研究这些不同信息类型的传播过程所赖以进行的社会生产机制，以及传播过程中所产生的各种社会问题，如色情、暴力对青少年所产生的影响等等，这是批判学派传播学所关心的问题。

（2）研究层面或学理层面的异同。长时间以来，所谓“传播学重视理论研究，而新闻学重视业务研究”，或者说“新闻学偏于‘术’研究，传播学则偏于‘学’的研究”之类说法，已被固化为人们的“常识”。其实，这样的理解并不准确。因为，这种比较忘记了传播学也有其业务研究的应用学科——公共关系与广告，只拿国人心目中作为概论性质的“大众传播学”来与新闻学相比。如果承认新闻、广电、公关、广告都是不同形态与质态的传播活动，而且承认新闻学是研究新闻传播规律，广播电视学是研究广播电视规律，公关学是研究公关活动规律，广告学是研究广告活动规律，那么就应当承认，大众传播学是研究包括新闻、广电、公关、广告在内的所有形态与质态所构成的传播活动总体的规律。换言之，大众传播学的研究层面是基于新闻、广电、公关、广告之上的一般性传播规律的整体性层面，因而其学理层面也就比新闻学的学理层面更加抽象，更加一般，也更富有理论的概括性和指导性。同时，我们也不应忘记传播学的应用学科，比如公关、广告的研究层面或学理层面，又处于大众传播学之下与新闻、广电相类似的层面上。

（3）学术立场或学术取向的异同。这里，必须注意主流传播学（传播学经验学派）与传播学批判学派之间的原则性分歧。从新闻学与传播学及其不同学派的产生可以看出，学术立场或学术取向的差异导致了新闻学与传播学的本质性差异。传统上，新闻学是为培养为公共利益服务的媒体人才而产生的，因此，新闻学研究与教育一方面注重职业技能的培训，一方面注重专业理念或专业伦理的培养，也就是注重人文理想、人文精神的灌输与养成。归根结底，新闻学具有鲜明人文取向，是人文学科。美国主流传播学则是为了满足政治、军事、企业等不同利益集团的需要而产生的，具体说，是为了探究媒体企业如何争夺商业广告、广告主怎样获得理想的广告效果、政治竞选采取什么传播策略、国家军队如何开展战时宣传等问题而出现的，从一开始就放弃价值理性，承认现行的传播制度是合理的，只求工具理性，致力于寻找达成更佳传播效果的方法与策略，从而成为直接服务于不同利益集团的经营管理工具。难怪有学者认为，“美国传播学……本质……就是一个企业运作的理论。通过对社会学、心理学一些现象的缜密分析以求找到获得最大传播效果的方法，如果套用商业语言的话，就是如何投入最小的成本获取最大的利润。”[26]因此，美国主流传播学具有鲜明的行为科学取向，是社会科学。而传播学批判学派往往将传播尤其是大众传播视为整个社会结构中的组成部分，着眼于从社会学、政治经济学、文化研究乃至哲学的角度综合探讨传播与社会的关系，着重研究传播现象的阶级性、历史性与社会性，尤其重视对资本主义大众传播体制、传媒文化工业、传媒与权力等根本问题的批判性考察和深层分析，追求的是价值理性而不是工具理性，具有鲜明的人文取向，是人文学科。要注意的是，尽管传播学批判学派与新闻学都具有人文取向，同属人文学科，但两者的学术立场仍然同中有异：传播学批判学派是以批判的方式表达对人文理想的坚持，而新闻学仅仅是强调要正面传授人文理想。相应地，两者所关注的学术问题处于不同层次，新闻学偏重“术”而传播学偏重“学”，可谓精神相通而层次有别。

（4）研究方法的异同。传统新闻学从来没有单独将研究方法作为问题提出来，这表明新闻学缺乏研究方法的自觉。这自然是一种基于科学主义立场所作的判断。事实上，新闻学主要是运用归纳与演绎这些最基本的逻辑推理方法来开展研究，关注的重点是业务操作，即新闻的采、写、编、评，以及新闻节目的摄影摄像与制作。美国主流传播学一直强调运用社会调查、心理实验、内容分析等“科学性”方法来研究传播效果，通过量化与统计的过程来求得实证性的结论，对传播实践作出准确的事实判断，作为改进传播活动的依据。与主流传播学注重事实判断不同，传播学批判学派则注重传播现象的价值判断，认为经验学派的实证研究方法不可能从根本上阐明纷纭复杂的传播现象，因而在研究方法上具有明显的哲学思辨特征，以确保其理论思想能从宏观的总体的辩证的高度上把握传播的意义。在研究方法上，传播学批判学派不仅迥异于主流传播学，而且与新闻学相比也是同中有异，因为其哲学思辨已深入到辩证逻辑的范畴，而新闻学主要运用归纳与演绎的逻辑方法，尚处于形式逻辑阶段。当然，文献研究、阶级分析等研究方法常为新闻学与传播学批判学派所共同采用，这又是其相同的一面。为明确起见，我们可以将以上各项内容列成如下简表：新闻学传播学经验学派传播学批判学派研究对象或研究领域新闻媒介；

新闻、言论（之采、写、编、评、摄）大众传播媒介；

大众传播过程与效果大众传播媒介；

传播与垄断控制、传播与意识形态、传播与大众文化研究层面或学理层面具体专业层次：新闻传播规律（层次Ⅲ）专业性概括层次：大众传播规律（层次Ⅱ）；

具体专业层次：公关规律、广告规律（层次Ⅲ）社会性概括层次：大众传播与社会的关系（层次Ⅰ）学术立场或学术取向实践指导者；

人文学科取向；

以传授人文理想为宗旨

“传播军师”；

社会科学取向；

为各种社会组织的传播需要社会理想守望者；

人文学科取向；

以批判的方式表达对人文理想的坚持研究方法逻辑推理（归纳与演绎：形式逻辑）、文献研究、阶级分析实证的科学方法：社会调查、心理实验、内容分析哲学思辨（辩证逻辑）、文献研究、阶级分析

1962年，托马斯·库恩出版《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创造性地提出了科学发展的范式理论。在库恩看来，科学发展的过程是由一个常规科学传统转变到另一个常规科学传统，两个传统之间的变化就是范式（paradigm）的转换。所谓范式，就是一套共同的科学习惯，“它代表着一个特定共同体的成员所共有的信念、价值、技术等等构成的整体”[27]。借鉴库恩范式理论的思想，这里要强调指出的是，正是研究对象或研究领域、研究层面或学理层面、学术立场或学术取向、研究方法这几个方面的异同所构成的整体，决定了新闻学与传播学的本质差异与内在联系。三、正确对待新闻学与传播学之间的分殊与吸取

上述分析表明：在全面理解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内涵之后，特别是在充分考虑传播学经验学派与批判学派的异质性之后，我们就会发现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异质性与关联性往往相互交织，错综复杂，并非以往论者所分析或想当然的那样简明单一，泾渭分明。或许正是其复杂的学科关系，导致以往的研讨出现了这样或那样的偏差。因此，此前引起关注和争议的一些看法需要加以认真反思。

（一）传播学能否取代新闻学与传播学是否统治了新闻学？

从学科发展历程来看，新闻学与传播学是随着传播媒介的发展而逐渐形成的，学科发展经历了报学→新闻学→大众传播学→传播学这样几个历史阶段[28]。问题在于，能否从这样的学科发展进程得出传播学将要取代新闻学的结论？上文对新闻学与传播学之异质性与关联性的辨析表明，无论是新闻学，还是主流传播学，抑或批判学派传播学，由于研究对象或研究领域、研究层面或学理层面、学术立场或学术取向这几个方面的异质性，显然无法相互取代，而只能相互补充，相互吸取，相互促进，共同进步。所谓“用传播学取代新闻学”的设想，其实是一种急于改革传统新闻学弊端而产生的幻想，既不切合实际，也不符合学科发展规律，是一种“左”的认识误区。诚然，传播学特别是大众传播学比传统新闻学更富理论性，值得新闻学借鉴。然而，正如芮必峰1988年指出的那样，“就像美学无法替代其他具体艺术部类的研究一样，传播学也不能代替新闻学的研究”[29]。而且，在我国传播学的发展过程中，新闻学界的绝大多数专家学者都主张吸取传播学的理论与方法来改革和完善传统新闻学。

与“取代”说这种“左”的认识误区相对，所谓“传播学统治了新闻学”的说法则是一种“右”的认识误区。不少学者习惯于从学科发展的历史进程来讲“传播学有取代新闻学之势”。例如：在美国，“传播学、大众传播学出现了取代传统新闻学与新闻教育之势”[30]；“在不少西方国家的高校教育中，传播学科有取代新闻学科之势，新闻院系普遍更名为传播院系”[31]。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判断的主要依据即“新闻院系普遍更名为传播院系”。问题在于，这种“更名”是一种“发展”还是一种“取代”，我以为，解读为“发展”更为切实。何况也有新闻院系并未更名，像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等著名新闻学院，就没有更名。再说，美国90年代以来出现的关于“传播学、传播教育与新闻学、新闻教育的相互关系是什么?”的争论[32]，不也从另一侧面反映出美国的新闻学与新闻教育在传播学、传播教育发展起来以后并未被取代吗？在我国，只能说近年来传播学发展较快，根本就谈不上什么传播学“一统”了新闻学的天下。在李希光批评“用传播学一统新闻教育天下”[33]的文章里，我们看不到令人信服的事实依据，难怪黄旦毫不客气地指出，“新闻学被传播学吃掉”是一个“伪命题”[34]。

（二）传播学、传播教育是否伤害了新闻教育？

在对待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关系问题上，不同的国家是有差异的。在英国，新闻专业与传播专业界限严格。英国新闻教育学会会长罗德·艾伦（RodAllen）认为：“新闻学更注重过程和制作细节，传播学研究效果，而不注重过程”，“最理想的状态是，新闻系和传播是在不同的学院，因为他们对学生的培养方向和目标是不同的”[35]。在美国，新闻学与传播学则界限模糊。美国新闻与大众传播教育学会会长乔·福特（JoeFoote）说，美国的新闻学、新闻教育与传播学、传播教育“两者常常共存于同一学院。在很多时候，很难说清楚哪里是起点哪里是终点”[36]。应当说，我国的情况类似于美国。吴信训感叹我国“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关系，尤其是新闻人培养与传播人才培养的界限颇为模糊”[37]，恰好表明了这一现状。

新闻传播学类范文篇7

围绕这个主题，我讲四个内容：1、传播学在中国大陆的现状；2、未来的发展趋势；3、传播学教育的问题与发展方向；4、传播学与就业。

一、传播学在中国大陆的现状

传播学七十年代传入我国大陆。那个时候，除了少数学者，一般人都不知道什么是传播学。进入80年代，更多的中国大陆学者开始对传播学发生兴趣。

1982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在北京召开第一次传播学研讨会，有上海复旦大学、人民大学、厦门大学及《新闻战线》等单位共20多人参加。由于政治因素，在1983年，传播学被批评为“精神污染”，1989年以后，被批判为“不讲阶级斗争”，有人说，中国只能有宣传学，不能有传播学。

1992年邓小平南巡，引发了新一轮改革浪潮，促成了中国大众传播媒介的改革，使传播学再度受到关注。从1993年开始，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与相关新闻院系、研究单位合办的全国性传播学研讨会，成为每两年一次的全国会议，至今已开办了第八次。

从第八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来看，历经20多年，传播学在中国大陆可以说取得了跨越式发展。八十年代是传播学的登陆期，两次都差点被赶下海。之后，仅十来年的时间，就召开了多次全国性会议，一次比一次规模大：人越来越多，研究的问题越来越广泛深入。第一次研讨会有点像搞地下工作，门口还要有人“把关”。现在开会已是大张旗鼓，堂而皇之了。

第八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不仅有大陆的大多数著名的新闻传播学专家，港台学者，还有不少外国专家，如日、韩、新加坡、美、英等国的专家莅临。不仅参加人数多，一共220多位，还有不少北京各大学前来旁听的硕士、博士生。地点则选择了最高学府清华大学，由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范敬宜担任会议主席。

这次传播学研讨会，无论从学术影响还是从社会影响来看，都是空前的。这次研讨会有十多个专题：传播学理论研究；传播学本土化研究；新闻传播实践的传播学研究；政治传播研究；媒介使用与效果研究；媒介文化研究；国际传播研究；媒介产业与媒介经营管理研究；新闻教育传播研究；传播与危机公关研究；新媒体研究；文化与跨文化研究；影视研究等。内容极为丰富，涉及了我国现阶段传播学研究的各个领域。

我认为这次研讨会是全国传播学研究现状的一种浓缩，真实地全面地反映了大陆传播学跨越式发展的现状，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从上述专题来看，大陆的传播学研究已经基本上完成了从引进到发展的初期过渡，并进入把传播理论和社会实践相结合的深化、丰富与力求创新的阶段。这就是大陆传播学发展的现状。

二、未来的发展趋势

研究传播学在我国大陆的发展史可以知道，大陆的传播学是依附于新闻学而发展起来的。它的引进得力于新闻研究工作者、高校新闻学者，特别是高校的新闻院系的发展，为它在中国的生根与发展提供了必须的人文环境与充实的物质基础。

直到今天，传播学都还归属一级学科“新闻传播学”，可见其与新闻学的密切关系。然而，随着传播学不断发展壮大，其独立性也日益明显地表现出来。从上述专题也可以看出，它正在自成体系。新闻与传播这样的框架已经无法适应传播学日益壮硕的身躯。

从美国的传播学来看，也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众所周知，美国传播学的集大成者，或者说完善者施拉姆，从1943年起就是美国衣阿华新闻学院的院长。在美国，传播学依附于新闻学有近半个世纪，在90年代出现了一场大讨论。

大讨论的主题是：传播学、传播教育与新闻学、新闻教育的相互关系是什么？这场讨论的背景是：“自从20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施拉姆成功开设第一个大众传播学的博士课程后，不到十年时间,施拉姆式的大众传播博士课程即风行全美国，在不少院校，是否是大众传播博士成为美国新闻院系任聘教师的标准。”[1]]传播学、大众传播学出现取代传统新闻学与新闻教育之势。

在1995年召开的美国新闻与大众传播教育协会(AssociationforEducationinJournalismandMassCommunication,简称AEJMC)年会上，有人主张把新闻学融入传播学，把新闻学的课程和项目与传播学合并。

北达科他大学传播学院(Schoolofcommunication,UniversityofNorthDakota)院长兰娜·拉考(LanaR.Rakow)说：“我们的学生都是未来的传播者。”[2]当然，他们的观点也受到不同意见的质疑。理论上的分歧在教育实践上则表现为教师之间的摩擦与矛盾。

具有新闻实践经验背景的新闻教育者被称为“绿眼罩”，因为来授课的报纸编辑们头上常常戴着工作时用以摭挡眩光的赛璐珞绿色眼罩。

那些具有博士学位的传播学教授们则被称之为(Chi-Squares)。“凯平方”。所谓“凯平方”，又称“卡方”，是在传统定量调查中进行交互分析的最常用的检验方法。

“绿眼罩”们认为博士们的教学与研究过分依赖于统计数据和数据分析，因而用“凯平方”的戏称回敬他们的同事。著名的罗杰斯教授是站在“凯平方”一边的，“他认为，施拉姆的梦想是新闻教育不仅应该是传播学者人才荟萃或独处的地方，而且应该排除新闻学者。他甚至希望这些课程的名字应该改‘新闻学’为‘传播学’”。[3]总的说来，传播学者——“凯平方”们占了上风，“如今，美国大部分大学都有一个传播学院或传播系，传播学研究与教学机构成为了美国高校内发展最为迅速的院系或学科点之一。”[4]

在美国开展的这场关于传播学与新闻学关系的大讨论，一方面反映了传播学作为一门新兴交叉学科适应信息时代，必然要发展成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大趋势；另一方面，也提出了在传播学发展过程中，如何正确处理新兴传播学与传统新闻学关系的重大问题。

在第八次传播学研讨会也重点讨论了这样的问题。讨论的激烈程度不像美国的学术界。在我们的教学实践中，也没有“绿眼罩”和“凯平方”之分。但是，可以看出，传播学在中国的革命正在进行，大陆的传播学正在缩短与国际的差距，只不过这种变化是以东方的中庸、平和的文化底蕴为基础的。

三、传播学教育的问题与学科发展

1997年6月，新闻传播学被国家教委确定为一级学科。

到1999年，据国家教育主管部门统计：我国普通高校中开设全日制新闻本科专业的院校已有55所，专业点88个，硕士点30多个，博士点4个，在校学生9000多人。

2002年，在深圳召开的教育部新闻教育指导委员会全体会议公布，全国新闻传播学专业点已经达到323个。

有数据显示，目前全国已有近400个院系专业点。设有传播学专业的研究生院达到25个，其中具有新闻传播学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予权的单位有4个，博士后流动站2个，在校生达到十万人之多。[5]

仅从在校生人数来看，三年时间就增加了十倍多，可见新闻传播教育发展之快。但是，应该看到，传播学作为新闻传播学下面的一个二级学科，发展是受到局限的。尽管传播学教育在软硬件建设方面发展都很快，但是还远远不能满足需要。复旦大学丁淦林教授将传播学的基础建设的缺口概括为“四大障碍”[6]：学科有待规范；本科生教育与研究生教育的界限不清；以系列教材为代表的基本建设不足；师资数量不足、配套困难。

“新闻传播学”这个概念限定了这样的现实：中国大陆的传播学研究与新闻学研究呈现出一种“胶着的状态”[7]。这种现状导致了传播学教育与传统的新闻学教育相类似：在课程设置上，以大众传播学相关课程为主要内容；在专业设置上，以媒体的性质区分教学与研究领域的做法非常普遍。“传播学研究对象的新闻学化，因而导致传播学教育相应的新闻学化或大众传播学化”[8]，而同时，传播教育的新闻学化，又加剧和加固了传播学研究的大众传播化。

传播教育的新闻化和大众传播化使“传播学自身的学理教育”也走向新闻传播专才教育和大众传播技能教育，不能满足学生在信息化社会背景下全面学习传播知识的要求。

对照美国的传播学教育来看，美国教授范围最广的传播学内容包括：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大众传播和国际与跨文化传播四个方面。开设的主要课程有应用传播、传播教育、传播理论、家庭传播、社会性别传播、健康传播、国际与跨文化传播、人际传播、语言与社会互动、大众传播、组织传播、表现行为研究、政治传播、公共讲演、公共关系、修辞批评、符号学、小群体传播、视觉传播、法律传播、言语传播等。

由此可见，美国传播学教育已经基本摆脱了与新闻学教育的胶着关系，建立了以社会学为依托，在加强社会科学理论素质的培养的同时，又注重实际业务技能培养的教育模式。

从日本的传播教育来看，日本奉行的是通才教育理念，这与日本高等教育的整体理念吻合。他们认为高校新闻传播专业应加强媒介素养教育、新闻伦理及思想、新闻传播史、传播内容的分析与解读等有关基础性理论知识和通用性、工具性研究方法的内容；而有关新闻的采写、节目的制作以及媒介企业的经营等技术方面的学习则被认为不必太注重。2003年对在高校传授新闻传播学课程的教员和媒体从业人员所进行的调查表明，日本传播教育者对这一理念认同程度较高。

台湾地区自1991年以后，每年至少有一所传播相关院系成立，且以传播新科技类、视觉传播类、管理类、艺术类为主，其基础课程的设置趋向专业性、技术性。从传播学核心课程“传播理论”的课程内容来看，主要仍以介绍西方国家传播理论为主，迄今还很少有以本地区传播研究为基础而写成的传播理论教科书。由此可见，台湾地区传播学科的发展有广义社会学理论发展的影响，但受到传播科技的影响更大。

从以上三个地区传播教育来看，都是围绕这样两个问题展开的：一是传播教育与传播研究的关系；二是传播教育与外部环境的关系。

假如传播学理论研究的基础不断被拓宽的话，传播教育自然而然也就向广义社会学的方向靠拢；同时培养具有通用性知识和技能的人才将作为传播研究的要求，成为传播教育的任务。作为社会系统的一部分，传播教育的方向必须顺应时代的变化，符合实际需要。只有具备了扎实的专业理论基础、良好的传播素质以及丰富的沟通能力，才能在未来越来越激烈的竞争中胜出。

从第八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的专题分类来看，新闻传播实践的传播学研究、媒介使用与效果研究、媒介文化研究、媒介产业与媒介经营管理研究、新闻教育传播研究、影视研究等大众传媒、新闻学方面的内容很显然仍占很大比重，但传播学理论研究、传播学本土化研究、政治传播研究、国际传播研究、传播与危机公关研究；新媒体研究；文化与跨文化研究等社会学角度、传播新科技类的传播学研究也占到了相当比重。在新闻传播教育的专题讨论会上，不少学者提出了具有前瞻性的传播学学科建设思想，对于传播学科的规范、内涵、传播教育的理念及教学，传播基础课程的设置等，都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

从新闻与传播学教育角度来探讨未来的发展方向问题的讨论，是这次会议讨论的重要内容，概括起来有两种代表性的观点：

一种是融合论。有学者认为，在现在大学的新闻传播专业中，新闻学、传播学是分开的，因而“新闻理论”仍然还是单独的课程，传播学理论则是另一门课程。

而现实的大众传播业，早已从传统的印刷媒介扩大到广播、电视、网络、手机短信和其他新型传播科技手段了。传统的“新闻理论”，理论色彩较弱，难以容纳现实情境。传播学被引入我国新闻教学领域以后，经过二十多年的磨合，许多传播学的理论假设和研究方法不知不觉地成为新闻理论研究的一部分。

传播学的经验主义量化分析方法，也无形中成为新闻学研究的普通方法之一，不再显得新鲜了。实际研究中，新闻理论与传播学理论的融合已经成为现实，很难区别二者了。

与传播活动相关的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例如社会学、社会心理学、文化人类学、法学、当代文论、经济学等等，越来越多地被运用到新闻理论的研究中。因此，持这种看法的学者认为，下一步我们需要做的是改变现在的课程设置以及教材内容的划分，重新构建一种适合新的环境条件的新闻传播理论，不再让新闻理论与传播学理论截然分开，而是有机地融合为一种新的能够说明实际的理论体系。

新闻传播学类范文篇8

[关键词]：新闻学传播学学科关系

一、讨论新闻学与传播学之关系的历史回顾

自1978年开始引进、介绍西方传播学以来，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关系就逐渐呈现在国人的学术视域中。这是因为，要阐述什么是传播学，就牵涉到与新闻学的关系。譬如，早在80年代中期，就有研究者断言：“传播学重视理论研究，而新闻学重视业务研究；传播学以‘学理’为重点，新闻学以‘术’为重点。”[1]显然，这样的比较已涉及到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关系问题。

进入90年代，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关系成为学界关注和讨论的学科建设问题。1992年，王泽华在《新闻学和传播学之比较》一文中比较了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异同，提出“新闻学是大众传播学的不同层次和分支，但传播学又不能代替新闻学。”[2]从此，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关系，特别是传播学能否取代新闻学，就逐渐成为人们关注的问题。

1996年，喻权域《关于新闻学与传播学的调研随记》写道：1995年6月在成都出席第四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期间，作者利用会议空隙“与来自各大学新闻系、新闻研究所和报社、电台、电视台的学者专家，就新闻学与传播学的问题，交换了意见。”结果，“接触过的所有学者专家，几乎一致认为：不能用传播学取代新闻学。”[3]作者就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关系开展调研，且强调“不能用传播学取代新闻学”，显然包含了一个前提性问题，那就是学界已经出现了“用传播学取代新闻学”的观点。

检索有关文献，不难发现90年代中期确有一些学者提出了这样的看法。1994年，明安香在《新闻学向传播学的历史性发展》一文中写道，随着传播媒介的迅猛发展，“‘新闻学’这一传统概念和术语同其所研究的众多媒介对象、庞杂的传播实践相比，就像恐龙蛋同其破壳而出迅速为庞然大物的恐龙一样，极不相衬、极不适应。”因此，“当前世界上新闻学正在向传播学发展”，这是一种“历史性趋势”。而“我国的新闻传播事业已确定无疑进入了大众传播阶段。为了适应国内外形势的发展，我国新闻学研究及时转入到以传播学、大众传播学为主的研究，已经势在必行。”[4]尽管明安香没用“取代”一词，但文章内容特别是结论确乎有“以传播学取代新闻学”的意味。1995年，邵培仁在《新闻传播学》一书中则明确提出：传统新闻学“正一步一步地走向衰老，即将成为‘一门绝望的学问’”，“给新闻学植入新的基因，注入新的血液，引进新的方法，是新闻学获得新生的唯一出路”[5]。因此，“用新闻传播学取代新闻学，再以传播学替换新闻传播学，这实在是社会的需要，时代的趋势，历史的必然，并不以那个人的意志为转移，也没有任何力量能够左右它、阻挡它。”[6]其后，邵培仁在一篇论文中又重申：“用‘新闻传播’取代‘新闻报道’、用新闻传播学取代新闻学乃是大势所趋、势在必行。”[7]邵培仁的说法是“用新闻传播学取代新闻学”，不过他又说“再以传播学替换新闻传播学”，将其观点概括为“用传播学取代新闻学”，似乎不成问题。与邵培仁的主观设想不同，裘正义则从事实上判定传播学已开始取代新闻学。他在一次研讨会上说：“学科的发展即意味着否定。传播学通过自身的研究已部分地取代了新闻学。”[8]

正是由于出现了“用传播学取代新闻学”的议论，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关系在1996年引起学界高度重视。李启在《试论传播学与新闻学的定位》中作了专门探讨，认为“大众传播学、传播学和新闻学都是独立的学科，它们在研究的重点（对象）和研究方法上都有所不同，提供的知识和理论也不同，因而相互之间不可能取代。”“传播学同新闻学的关系，可以定位为传播学是一门同新闻学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科学。”[9]1996年5月8日，《新闻大学》编辑部邀请复旦大学新闻学院部分师生与上海外国语大学新闻系教师，就“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关系”举行专题研讨会。“会议在对新闻学与传播学的研究作了一番简单回顾的基础上，分析了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区别，着重探讨了传播学会不会取代新闻学，并预测中国新闻学发展的前景，就如何发展有中国特色的传播学提出建议。”不过，对于“传播学会不会取代新闻学”，会议“没有得出统一的结论性意见，但是，从中大家都感觉到传统新闻学教学与研究的困境，更看到传播学在我国已站住了脚跟。”[10]

由于“传播学会不会取代新闻学”这个问题悬而未决，学界在如何对待传播学的问题上先后产生了对立的看法。一种是倡导主张借鉴、吸取传播学来改革、发展传统新闻学；一种则是强烈批评传播学对新闻学的“侵占”乃至“一统”天下。

1998年，李良荣、李晓林在《新闻学需要转向大众传播学》一文中提出：“新闻学转向大众传播学不单是一个理论的问题，更是一个实践的问题。”“新闻学的发展与借鉴大众传播学的要求愈来愈紧迫”，“借鉴大众传播学的优秀成果是新闻学的当务之急。”对于“新闻学需要吸收大众传播学哪些内容”来“为己所用”，文章说：“首先，新闻学需要吸收大众传播学的核心内容受众理论”；“其次，新闻学需要吸收大众传播学的效果理论”；“最后，新闻学需要吸收大众传播学中有关媒介经营理论”。[11]从字面上看，“新闻学转向大众传播学”这一表述很容易被解读为“用传播学取代新闻学”。然而，作者的本意是吸取大众传播学的有关理论来改革和发展传统新闻学。应当说，这种思路是从80年代中期以来就有的一种主流思路。正如吴廷俊所说：“1984年至1988年，中国传播学出现一次高潮。‘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导入西方传播学，吸取传播学中的合理内核，改造中国传统新闻学，这是当时大多数研究传播学人士的想法。”[12]

2001年，李希光在一篇文章中慷慨激昂地发问：“新闻学教育是培养埃德加·斯诺还是培养施拉姆？是培养一个健全的民主法治社会所需要的思想家和舆论监督者还是培养象牙塔里的传播理论家？……”李希光认为，随着传播学的发展，“新闻学的前途不是掌握在新闻学专家和学者的手中，而是掌握在传播理论家手中，其结果是用理论传播学抹杀新闻学的特点和价值，使新闻学枯萎下去”；而“用传播学那种经院式的教育模式一统新闻传播院系，将会影响新闻院系与主流媒体业界的关系”。“但是今天，不幸的是，新闻传播学教育正在掉进传播学的理论陷阱里”。[13]李希光的这些批评，点燃了新世纪以来国内学界“声讨”传播学的炮火。后来有论者呼应说：“传播学成为了近几年来新闻界最为时尚的新闻术语，以至于一些年轻的新闻理论工作者断言道：未来的新闻将是传播学取代新闻学。这种新闻学消失论乃至于成为了一种时髦，在许多人的嘴里传播着。”“在这样的学术理念下，新闻学渐渐模糊着自己的本质，甚至有被传播学所取代的趋势。”[14]

有学者认为，李希光的文章“失之偏颇”，“但问题却很尖锐，可惜没有形成讨论”[15]。其实，回应是有的，不过没有指名道姓。2002年，张骏德发表《简论中国传播学与新闻学关系》一文，认为传播学的引进“对中国的学科建设尤其是中国的新闻改革”产生了“两大方面的积极影响：一是促进了中国新闻观念的更新与改革，推动了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国的新闻改革”；“二是促进了新闻学的学科建设”。“因此，在新闻院系中设立传播学课程很有必要。有人担心，目前的新闻教育中出现了‘用传播学统一新闻教育天下’的倾向，担心‘用传播学代替新闻学’会导致新闻教学的失败。这实际是一种杞人忧天现象。目前教育界确实存在某种一哄而起办传播学系（专业）的泡沫现象，但这与用‘传播学代替新闻学’是两码事。正规的新闻学教育仍坚持着它的传统特色，而加进了传播学教育的内容，更有利于新闻人才的全面发展。”[16]这些论述，显然是针对李希光的。

如果说1996年前后出现的第一次讨论主要是关注传播学能否取代新闻学，那么2001年以后出现的第二次讨论则聚焦传播学是否支配了新闻教育，即事实上开始取代新闻学。因此，在第二次讨论中不仅有以李希光为代表的一方在“讨伐”传播学“侵占”了新闻学的领地或“一统”了新闻学的天下，也有另一方的论者在感叹传播学教育尚未走出新闻学的阴影。汤晓羽认为，“传播学与新闻学课程设置雷同，是目前高校普遍存在的现象。这种现象的渊源在于传播学最初由新闻学界引入中国，之后中国的传播学研究似乎总是受到传统的新闻学研究带来的思维模式的影响，甚至在课程设置上也跳不出新闻学的旧框框。传播学的课程安排无非是一两门传播学基本理论之类的专业必修课，如传播学概论等，再加上新闻学方面的专题研究课程，涵盖新闻、广播电视、出版等，名为传播学，实际上还是新闻学范畴。”[17]

孰是孰非？难以简单回答。上述争论之所以反复出现，原因固然多种多样，但不容忽视的是，人们对新闻学与传播学各自的规定性还缺乏准确的把握，对其区别与联系也缺乏深入的辨析。因此，学界较为普遍的看法是：必须弄清楚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关系或定位。张国良指出，“立足于中国，展望传播学科的未来，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它的定位，包括它与新闻学科的关系。”[18]不少学者也强调：“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关系之争，……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19]，“在传播学发展过程中，如何正确处理新兴传播学与传统新闻学的关系”是一个重大问题[2]，“无论是传播学还是新闻学的发展，首要任务是搞清学科界限”[21]。

二、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异质性与关联性

搞清学科界限固然重要，但如果只强调这一点，难以避免片面性，辩证的方法是既弄清学科界限，又看到学科联系。只有弄清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异质性与关联性，以及相关的我国新闻学教育与传播学教育的现状，才能科学地判断上述两次争论的是是非非。

前已述及，《新闻大学》编辑部1996年曾专题研讨“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关系”，但会议综述表明，大多是即兴发言，分析并不深入。倒是过去十多年间的几篇专题论文，阐述还相对充分一些。这些文章主要有：《新闻学和传播学之比较》（王泽华，1992）、《试论传播学与新闻学关系的定位》（李启，1996）、《新闻学需要转向大众传播学》（李良荣、李晓林，1998）、《简论中国传播学与新闻学关系》（张骏德，2002）等。由于张骏德的文章论述传播学与新闻学的区别是引用李良荣在“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关系”研讨会上的发言，李启的文章侧重介绍传播学的研究领域，实际上只有王泽华和李良荣等的文章作了较为充分的论述。王泽华从研究视角、研究侧重点、研究内容、研究范围、学科属性五个方面比较其区别，李良荣从学科背景、研究领域、主攻方向、研究方法、研究风格五个方面比较其差异。两位学者的表述有所差异，有的名异而实同，如“研究视角”与“研究风格”，都是说新闻学着眼微观而大众传播学侧重宏观，“研究侧重点”与“主攻方向”也基本一致，“学科属性”与“学科背景”也有一定关联性。当然，各自的阐述有所不同。两位学者也注意到新闻学与传播学的联系，但王泽华只说了一句“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李良荣则认为：新闻与信息是新闻学与传播学“同胞式的研究内容”，新闻学与传播学研究的大众传播媒介内容具有重叠性，新闻学的“读者需要”理论与大众传播学中的受众理论有着天然的联系，因此，新闻学与大众传播学“有着不同程度的衔接”[22]。

现在回过头来看，两位学者对新闻学与传播学异同的分析都是一种基于经验观察的描述，而且是以个人的观察为依据的描述，难免主观随意，比较突出的问题是关键句与具体阐述之间时有不吻合或不准确的现象，显得学理分析不足。更主要的问题还在于：当时国人所引介的传播学主要是美国的主流传播学，即传播学的经验学派，而传播学的批判学派尚未得到充分介绍，论者对传播学的理解局限于主流传播学，几乎没有考虑到批判学派的传播学，比较分析的片面性也就在所难免。在对传播学有了更充分更全面更深入认识的今天，我们对新闻学与传播学之异同的把握，理应更加科学而且准确。

应当承认，要科学而且准确地把握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异同是有困难的，这是因为：传播学到底是一门独立学科还是一个研究领域，本身就有争议。潘忠党2003年在为《传播·文化·社会》译丛所作《总序》中指出：“虽然‘传播学’在教育部认定的学科分类中被安放在了‘新闻传播学’之下，但它的学科面貌仍然不甚清晰。即使在被认为是‘传播学’发生的美国，它也是一片混沌。曾有学者力主‘传播科学（communicationscience）’，但那也只是一家之言，表达涉及传播现象的某一类研究，主要是由施拉姆整合前人的研究而建立的传统。很多人，尤其是从事文化或批判研究的学者，继承英国的文化研究、政经分析以及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传统，更愿意将他们的工作称为‘媒介研究（mediastudies）’；还有很多人，为了包括比‘媒介研究’更广的范围（比如语言的使用、修辞艺术、社会仪式、人际关系之建立等），索性就用‘传播研究（communicationstudies）’。这不是刻意咬文嚼字，而是因为对传播现象之研究涉及不同学科、不同取向，从事这类研究的学者各有侧重，也各有所好。”潘忠党表示，他“更倾向于使用‘传播研究’”的表述，而且，“这一研究领域应全面开放，不必画地为牢”。因为“大众传播研究是一个综合研究领域（fieldofstudy），而尚不成为一个制度化了的独立学科（discipline）[23]。潘氏之论，先获我心，深为赞同。当然，国内学界也有比较中庸的看法：“大众传播学既是独立学科，又是重要的研究领域。”[24]

为行文方便，姑且悬置传播研究的学科性论争，仍采用国人惯用的“传播学”及“大众传播学”来与新闻学作比较，同时充分考虑传播学的经验学派与批判学派之间的异质性。本着这样的立场，我认为新闻学与传播学特别是与大众传播学的异同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研究对象或研究领域的异同。这体现在两方面，一方面是媒介范围的异同，一方面是媒介内容的异同。在媒介范围方面，新闻学研究的是新闻媒介，主要是报纸、广播、电视，也涉及新闻期刊，现今还有互联网；传播学研究的主要是大众传播媒介，即新闻媒介加上电影、书籍，新闻期刊也扩展为所有不同种类的期刊。在媒介内容方面，如果把大众传播媒介的内容概括为新闻、言论、知识、文艺（副刊）/文娱（节目）和广告等五种主要的信息类型[25]，那么，新闻学研究的是新闻与言论两块内容，而且主要是围绕着新闻与言论之采访、写作、编辑、评论、摄制、出版等“新闻工作”来进行研究。大众传播学则研究包括新闻与言论在内的所有信息类型，而且是将其作为一种整体来加以研究。诚然，新闻、言论、知识、文艺（副刊）/文娱（节目）和广告这些信息类型各不相同，如何作为整体来研究？要知道，大众传播学并不是一般地描述这些信息类型，而是从传播过程切入，一方面是要研究这些不同信息类型的传播活动所共有的传播规律，这是主流传播学的研究对象；另一方面是要研究这些不同信息类型的传播过程所赖以进行的社会生产机制，以及传播过程中所产生的各种社会问题，如色情、暴力对青少年所产生的影响等等，这是批判学派传播学所关心的问题。

（2）研究层面或学理层面的异同。长时间以来，所谓“传播学重视理论研究，而新闻学重视业务研究”，或者说“新闻学偏于‘术’研究，传播学则偏于‘学’的研究”之类说法，已被固化为人们的“常识”。其实，这样的理解并不准确。因为，这种比较忘记了传播学也有其业务研究的应用学科——公共关系与广告，只拿国人心目中作为概论性质的“大众传播学”来与新闻学相比。如果承认新闻、广电、公关、广告都是不同形态与质态的传播活动，而且承认新闻学是研究新闻传播规律，广播电视学是研究广播电视规律，公关学是研究公关活动规律，广告学是研究广告活动规律，那么就应当承认，大众传播学是研究包括新闻、广电、公关、广告在内的所有形态与质态所构成的传播活动总体的规律。换言之，大众传播学的研究层面是基于新闻、广电、公关、广告之上的一般性传播规律的整体性层面，因而其学理层面也就比新闻学的学理层面更加抽象，更加一般，也更富有理论的概括性和指导性。同时，我们也不应忘记传播学的应用学科，比如公关、广告的研究层面或学理层面，又处于大众传播学之下与新闻、广电相类似的层面上。

（3）学术立场或学术取向的异同。这里，必须注意主流传播学（传播学经验学派）与传播学批判学派之间的原则性分歧。从新闻学与传播学及其不同学派的产生可以看出，学术立场或学术取向的差异导致了新闻学与传播学的本质性差异。传统上，新闻学是为培养为公共利益服务的媒体人才而产生的，因此，新闻学研究与教育一方面注重职业技能的培训，一方面注重专业理念或专业伦理的培养，也就是注重人文理想、人文精神的灌输与养成。归根结底，新闻学具有鲜明人文取向，是人文学科。美国主流传播学则是为了满足政治、军事、企业等不同利益集团的需要而产生的，具体说，是为了探究媒体企业如何争夺商业广告、广告主怎样获得理想的广告效果、政治竞选采取什么传播策略、国家军队如何开展战时宣传等问题而出现的，从一开始就放弃价值理性，承认现行的传播制度是合理的，只求工具理性，致力于寻找达成更佳传播效果的方法与策略，从而成为直接服务于不同利益集团的经营管理工具。难怪有学者认为，“美国传播学……本质……就是一个企业运作的理论。通过对社会学、心理学一些现象的缜密分析以求找到获得最大传播效果的方法，如果套用商业语言的话，就是如何投入最小的成本获取最大的利润。”[26]因此，美国主流传播学具有鲜明的行为科学取向，是社会科学。而传播学批判学派往往将传播尤其是大众传播视为整个社会结构中的组成部分，着眼于从社会学、政治经济学、文化研究乃至哲学的角度综合探讨传播与社会的关系，着重研究传播现象的阶级性、历史性与社会性，尤其重视对资本主义大众传播体制、传媒文化工业、传媒与权力等根本问题的批判性考察和深层分析，追求的是价值理性而不是工具理性，具有鲜明的人文取向，是人文学科。要注意的是，尽管传播学批判学派与新闻学都具有人文取向，同属人文学科，但两者的学术立场仍然同中有异：传播学批判学派是以批判的方式表达对人文理想的坚持，而新闻学仅仅是强调要正面传授人文理想。相应地，两者所关注的学术问题处于不同层次，新闻学偏重“术”而传播学偏重“学”，可谓精神相通而层次有别。

（4）研究方法的异同。传统新闻学从来没有单独将研究方法作为问题提出来，这表明新闻学缺乏研究方法的自觉。这自然是一种基于科学主义立场所作的判断。事实上，新闻学主要是运用归纳与演绎这些最基本的逻辑推理方法来开展研究，关注的重点是业务操作，即新闻的采、写、编、评，以及新闻节目的摄影摄像与制作。美国主流传播学一直强调运用社会调查、心理实验、内容分析等“科学性”方法来研究传播效果，通过量化与统计的过程来求得实证性的结论，对传播实践作出准确的事实判断，作为改进传播活动的依据。与主流传播学注重事实判断不同，传播学批判学派则注重传播现象的价值判断，认为经验学派的实证研究方法不可能从根本上阐明纷纭复杂的传播现象，因而在研究方法上具有明显的哲学思辨特征，以确保其理论思想能从宏观的总体的辩证的高度上把握传播的意义。在研究方法上，传播学批判学派不仅迥异于主流传播学，而且与新闻学相比也是同中有异，因为其哲学思辨已深入到辩证逻辑的范畴，而新闻学主要运用归纳与演绎的逻辑方法，尚处于形式逻辑阶段。当然，文献研究、阶级分析等研究方法常为新闻学与传播学批判学派所共同采用，这又是其相同的一面。为明确起见，我们可以将以上各项内容列成如下简表：新闻学传播学经验学派传播学批判学派研究对象或研究领域新闻媒介；

新闻、言论（之采、写、编、评、摄）大众传播媒介；

大众传播过程与效果大众传播媒介；

传播与垄断控制、传播与意识形态、传播与大众文化研究层面或学理层面具体专业层次：新闻传播规律（层次Ⅲ）专业性概括层次：大众传播规律（层次Ⅱ）；

具体专业层次：公关规律、广告规律（层次Ⅲ）社会性概括层次：大众传播与社会的关系（层次Ⅰ）学术立场或学术取向实践指导者；

人文学科取向；

以传授人文理想为宗旨

“传播军师”；

社会科学取向；

为各种社会组织的传播需要社会理想守望者；

人文学科取向；

以批判的方式表达对人文理想的坚持研究方法逻辑推理（归纳与演绎：形式逻辑）、文献研究、阶级分析实证的科学方法：社会调查、心理实验、内容分析哲学思辨（辩证逻辑）、文献研究、阶级分析

1962年，托马斯·库恩出版《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创造性地提出了科学发展的范式理论。在库恩看来，科学发展的过程是由一个常规科学传统转变到另一个常规科学传统，两个传统之间的变化就是范式（paradigm）的转换。所谓范式，就是一套共同的科学习惯，“它代表着一个特定共同体的成员所共有的信念、价值、技术等等构成的整体”[27]。借鉴库恩范式理论的思想，这里要强调指出的是，正是研究对象或研究领域、研究层面或学理层面、学术立场或学术取向、研究方法这几个方面的异同所构成的整体，决定了新闻学与传播学的本质差异与内在联系。三、正确对待新闻学与传播学之间的分殊与吸取

上述分析表明：在全面理解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内涵之后，特别是在充分考虑传播学经验学派与批判学派的异质性之后，我们就会发现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异质性与关联性往往相互交织，错综复杂，并非以往论者所分析或想当然的那样简明单一，泾渭分明。或许正是其复杂的学科关系，导致以往的研讨出现了这样或那样的偏差。因此，此前引起关注和争议的一些看法需要加以认真反思。

（一）传播学能否取代新闻学与传播学是否统治了新闻学？

从学科发展历程来看，新闻学与传播学是随着传播媒介的发展而逐渐形成的，学科发展经历了报学→新闻学→大众传播学→传播学这样几个历史阶段[28]。问题在于，能否从这样的学科发展进程得出传播学将要取代新闻学的结论？上文对新闻学与传播学之异质性与关联性的辨析表明，无论是新闻学，还是主流传播学，抑或批判学派传播学，由于研究对象或研究领域、研究层面或学理层面、学术立场或学术取向这几个方面的异质性，显然无法相互取代，而只能相互补充，相互吸取，相互促进，共同进步。所谓“用传播学取代新闻学”的设想，其实是一种急于改革传统新闻学弊端而产生的幻想，既不切合实际，也不符合学科发展规律，是一种“左”的认识误区。诚然，传播学特别是大众传播学比传统新闻学更富理论性，值得新闻学借鉴。然而，正如芮必峰1988年指出的那样，“就像美学无法替代其他具体艺术部类的研究一样，传播学也不能代替新闻学的研究”[29]。而且，在我国传播学的发展过程中，新闻学界的绝大多数专家学者都主张吸取传播学的理论与方法来改革和完善传统新闻学。

与“取代”说这种“左”的认识误区相对，所谓“传播学统治了新闻学”的说法则是一种“右”的认识误区。不少学者习惯于从学科发展的历史进程来讲“传播学有取代新闻学之势”。例如：在美国，“传播学、大众传播学出现了取代传统新闻学与新闻教育之势”[30]；“在不少西方国家的高校教育中，传播学科有取代新闻学科之势，新闻院系普遍更名为传播院系”[31]。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判断的主要依据即“新闻院系普遍更名为传播院系”。问题在于，这种“更名”是一种“发展”还是一种“取代”，我以为，解读为“发展”更为切实。何况也有新闻院系并未更名，像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等著名新闻学院，就没有更名。再说，美国90年代以来出现的关于“传播学、传播教育与新闻学、新闻教育的相互关系是什么?”的争论[32]，不也从另一侧面反映出美国的新闻学与新闻教育在传播学、传播教育发展起来以后并未被取代吗？在我国，只能说近年来传播学发展较快，根本就谈不上什么传播学“一统”了新闻学的天下。在李希光批评“用传播学一统新闻教育天下”[33]的文章里，我们看不到令人信服的事实依据，难怪黄旦毫不客气地指出，“新闻学被传播学吃掉”是一个“伪命题”[34]。

（二）传播学、传播教育是否伤害了新闻教育？

新闻传播学类范文篇9

关键词:新闻;传播;信息;学科;马克思主义

传播数字化、社会信息化的迅速发展，已使新闻与传播学科体系明显落伍，学科设置中存在的不合理设置也给教学和研究带来了迷茫。需重新设置新闻与传播学的学科门类、一级学科和二级学科，形成新体系，适应理论与实践、教学与研究的新需要。

一、问题的提出

现已进入信息时代，新媒体时代，媒介社会化、社会媒介化时代，新闻学在中国又有特殊的重要性，近年来数字化传播又继续突飞猛进、影响大增，有必要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新闻与传播学科。现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学科分类与代码国家标准》是2009年6月的，同年8月，新浪网推出微博服务，标志着社交媒介在我国也开始规模化兴起，新闻与传播业界和学界的格局由此大大改变，许多大学的有关院系把教学和研究重心也转向了数字化新媒介。手机、平板电脑等移动传播的发展，已把新闻传播与其它传播，大众媒介与人际传播、群体传播媒介都融合在了一起。图书馆、情报与文献领域也属于大传播范畴，现在也广泛采用数字化、新媒体传播。而我们现在的学科分类中，新闻学、传播学与信息情报、图书文献学等在一级学科就完全分开了，新闻学和传播学在二级学科也是完全分开的。且传播学只是二级学科，传播理论、传播伦理与法规、传媒经济与管理、数字化新媒介传播等只能归为三级学科，公共关系学还被挤到社会学去作为二级学科了［1］。此外，我们是按学科门类授予学位的，在我国现行的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中，新闻与传播学没有独立的门类，只能被归在文学类，被授予文学学士、硕士、博士学位［2］。然而新闻的最基本特质和要求是真实，文学则基本是虚构的，要求富于联想和想象;新闻作品要浅显朴实，文学则要妙笔生花;新闻学本质上属于社会科学，文学则属于人文学科。人文学科是研究人的文化生命(研究人的自然生命和自然环境属于自然科学)，探讨人的文化生命存在和活动，如语言、诗歌、艺术等，形成语言学、文学、艺术学等学科。社会科学是研究人的社会环境和人与社会的关系，如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法学、教育学、民族学、宗教学等学科。前者总结和指导的实践较多地采用形象思维，也较多地受感性的影响，而后者总结和指导的实践则较多地采用抽象思维，较多地受理性的控制。新闻传播(包括接收)是人的生命存在和活动的一部分，新闻学应富有人文情怀，因而新闻学当有很强的人文科学色彩，然而新闻传播不是主观思维的表达，而是客观信息的流通，虽然也要通过人，但要尽可能避免人为地偏离客观性。新闻学重点探索新闻传播的要求和方法、新闻活动与社会环境的互动、新闻传播事业和传媒产业的发展，这些都关乎人的社会环境和人与社会的联系，并较多地依赖于抽象思维。总之，需提升新闻与传播学科在教学和科研中的学科级别，充实和调整学科内容与结构，同时解决其学科门类归属问题。2017年8月，笔者在同仁微信群中发起讨论本学科体系建设的问题，引起众多反响，本文加上新的研究与思考，再次抛砖引玉。

二、基本构架

下文是关于该学科的门类和学科群的设想，由它们形成该学科的基本构架:学科门类:新闻与传播学。下设三个一级学科:1．一级学科:理论新闻与传播学二级学科:新闻理论、新闻史、传播理论、传播伦理与法规、理论新闻与传播学其它学科(宣传学、舆论学、新闻社会学、新闻与传播心理学、大众传播学、人际传播学、群体和组织传播、比较新闻学等)。2．一级学科:应用新闻与传播学二级学科:新闻业务、新闻事业管理、出版与广播电视、数字化新媒介传播、传媒经济与管理、公共关系和广告、应用新闻与传播学其它学科(包括政治传播、经济传播、文化传播、教育传播、艺术和娱乐传播、国际传播、健康传播、环境传播、老年传播、青少年传播等)。3．一级学科:信息与情报、图书馆与文献档案二级学科:信息与情报史论、信息与情报应用、图书馆学、文献学、档案学、博物馆学、信息与情报、图书馆与文献档案等其它学科。

三、构架说明

(一)关于学科门类和一级学科。鉴于新闻与传播学的领域日益广泛，社会影响日益扩大，已达到几乎“无孔不入”的地步，其下还可有三个一级学科，可将其上升为学科门类，与文学、历史学、艺术学等学科并列。另外，在我国现行的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中，专业学位的学科称为新闻与传播。而学术学位的学科称为新闻传播［2］，一般理解为新闻的传播，也当统一为新闻与传播。有人提议:新闻学和传播学作为两个一级学科。笔者以为若如此，则新闻与传播仍分家，新闻传播理论、历史、业务、经营、管理和出版、广播电视、网络媒体、手机媒体等归为新闻学还是传播学?如果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五媒体各自的一部分归为新闻学，一部分归为传播学，比如传统媒体归为新闻学，新媒体归为传播学，或把各种媒体的新闻部分归为新闻学，其它部分归为传播学，那就犹如把鱼、鸟、猴、猿、人的非人归为病理学，人归为生理学，或把它们的神经系统归为心理学，其他系统归为生理学，显然是人为隔裂了。新闻须传播，新闻从信源到效果都是传播问题，新闻学离开传播研究只能原地打转。传播学以新闻传播为重要内容，无此则大大失血，价值跳水。在移动传播时代，新闻媒介与其他媒介更加融为一体了。因此，新闻学与传播学要进一步交叉融合，不宜在一级学科层面就分家。可参照经济学分为理论经济学和应用经济学，设置理论新闻与传播学、应用新闻与传播学这两个一级学科，仅在二级学科及以下层面适当区分新闻学科和传播学科。图书馆博物馆、信息情报文献档案等学科，目前归在管理学门类，而实际上它们属于大传播范围，有了新闻与传播学门类，就可归为该门类。(二)关于二级学科。第一个一级学科之下的二级学科偏重于史论，尽管也有许多实践问题，第二个一级学科之下的二级学科则反之，偏重于实践，尽管也有许多理论和历史问题。如此既有侧重，又不割裂。现行的我国学科分类与代码简表［1］中，“新闻学”为二级学科“新闻理论”之下的三级学科，这也是不科学的。新闻学应包括新闻理论、新闻实务和新闻史。该目录中“新闻理论”之下的另一个三级学科“新闻法”，在新媒体时代的实践中已与传播法日益融合在了一起，如关于互联网信息传播的法规，其规范对象包括新闻性信息和其他信息。因此可把范围更广的传播伦理与法规作为二级学科，原有的三级学科新闻法、新闻伦理学归于其下，再新增传播伦理、传播法等三级学科。根据数字化、新媒体理论、实践和社会影响的迅猛发展，可把传播理论、传播伦理与法规、数字化新媒介传播、传媒经营与管理、公共关系和广告，升格为二级学科，而出版与广播电视，则随着数字化时代的媒体格局此消彼长，可合并成一个二级学科。信息科学现在被归在工科，笔者以为在信息社会，社会科学中也应有它们的一席之地。在日本，早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就已把新闻与传播研究扩展至社会信息研究，最具标志性的是东京大学新闻研究所在1992年易名为社会信息与传播研究所(InstituteofSocio－informationandCommunicationStudies)。

四、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区别和联系

以新闻学涵盖传播学，或以传播学、信息学涵盖新闻学，都不尽合理。科学的设置，需建立在对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完整深入认识之上。(一)研究内容之别。传播学是关于人类信息传播现象和活动的科学，包括:1．自我传播(又称内向传播、或人内传播)———自己对自己的、人体内部进行的、“主我”与“客我”之间的信息处理和交流活动;2．人际亲身传播———个人与个人之间、主要为两个人之间直接的信息、思想、感情交流，可以是面对面的，也可以是通过电话、电子邮件等方式;3．群体传播———社会群体的信息交流。如公共聚会、社区活动中的演讲、通报、讨论等，以及网络社群中的传播;4．组织传播———政党、政府、企业、文教机构、社会团体等组织，即有一定目的和任务、通过一定的形式组合起来的群体结构，在其内部或与其他组织的传播交流;5．大众传播———通过大众媒介，面向广大公众的传播，这是传播学的主要研究对象和应用领域。新媒体传播中既有人际传播、群体传播，又有组织传播、大众传播，被称为混合传播。可见传播学的研究范围更宽，新闻只是人类信息中的一小部分。但另一方面，新闻理论、新闻业务和新闻史的许多研究，又是传播学视野之外的。传统新闻学主要研究新闻事业、工作和工作者，现代新闻学引入了传播学的媒介、受众、效果等研究，但仅涉与新闻传播相关的部分。(二)研究方法之别。新闻学和传播学都要运用思维的分析和综合、归纳和演绎、抽象和类比、假设和验证方法，哲学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方法，人文和社会科学的政治学、经济学、文化学、社会学、心理学、语言学方法。但作为传播学理论基础之一和重要方法论的信息论、系统论、控制论，则是传统新闻学研究所缺乏的。传播学大量采用社会学、心理学的定量研究方法。内容、受众和效果研究都可以通过测量手段获得准确数据。传播学有实证学派和批判学派，前者主要运用定量研究。而传统新闻学则以定性研究为主，概括性较强而准确度较低。(三)传播学与许多学科相互联系和交叉，尤其是与新闻学。人类的方方面面、社会的各行各业都需要信息流通，都与传播有关，传播学的产生和发展既源于各种传播实践，又吸取了哲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信息学、新闻学、心理学、统计学等众多学科的成果。其中，信息论、系统论、控制论是传播学的重要理论基础和研究方法。反过来，传播学也影响了这些学科及其相关实践。从新闻报道、企业管理、市场营销、心理咨询，到竞选宣传、舆论引导、国家软实力打造等等，都可从传播学中得到一定的启发和帮助，还形成了许多交叉学科，如传播政治学、传播经济学、传播社会学、传播心理学、儿童传播学、老年传播学、环境传播学等等。传播学的主要分支是大众传播学，而新闻是大众传播的重要内容，新闻媒介是现代大众传播的主要媒介，新闻活动是大众传播学的重要用武之地，新闻学的许多研究成果，也成为了传播学的重要依据和养料。在西方国家，从20世纪50年代以后，新闻学中的新闻理论部分逐渐融入大众传播学。但在中国，新闻传媒的功能与作用、任务和方针、体制和管理，都与书籍、电影、广告等其他大众传媒有很大的不同，至今仍有许多独立的研究价值。总之，传播学是较为基础性的学科，新闻学是较为应用性的学科，但新闻学又不是完全在传播学之上或之中，而是与传播学相互交叉、补充、支持、影响，犹如医学与生理学的关系。(四)传播学有助于新闻理论和实践的发展。传播学的综合性、关于受众和效果的理论成果、定量研究方法和经验，都使新闻学研究更加科学和有用，更加全面、深刻和准确。1．传播学扩大了新闻学的视野，帮助新闻学从各种信息传播的总体，从社会信息系统的总体，从传者、媒介、受众的各方面需要、条件、特征和联系，来把握新闻现象和新闻活动、新闻事业。2．传播学给新闻学提供了新的理论和启示。传播学对信息和符号的研究、对传播现象和活动的研究、对受众和传播效果的研究，以及对公关广告传播、媒介经营管理等研究，都让新闻理论和实践受益匪浅。3．传播学给新闻学提供了新的研究方法。传播学大量采用定量研究方法，进行抽样调查、内容统计、控制实验等，这些都是传统新闻学研究中所缺乏的。传播学运用信息论、系统论、控制论，也给新闻学提供了许多启示和借鉴。4．传播学使新闻学从传统走向现代。传统新闻学着重于自上而下的纵向宣传，现代新闻学着重于自下而上或横向的信息传递和意见交流;传统新闻学着重于传者的需要和传出了什么，现代新闻学着重于受众的需要和接受了什么;传统新闻学主要进行定性分析，现代新闻学以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相结合。在这些转变中，传播学理论和方法起了重要作用。5．新闻学有助于传播学问题的把握、中国本土传播学的建立传播学是关于人类信息传播的学科，主要研究社会性信息的传播，而新闻是信息的一种，是社会性信息的重要部分。新闻学既能给传播学提供许多素材和范例，又能给传播学提供理论启示和业务经验。从学科的发展来看，较早形成的新闻学给传播学打下了基础。例如，新闻学中关于舆论监督的理论，有助于对大众传媒社会作用的认识;关于新闻自由的原则、实现条件和方式的理论，有助于对传播自由、大众传播的社会条件和社会控制的认识;关于新闻业务的理论和经验总结，有助于各种传播效果的提高;关于新闻史的研究成果，有助于认识人类传播现象和活动的发展演变，把握大众传播与社会的关系。6．许多理论和实践问题，需要新闻学和传播学的共同努力新闻学局限于新闻现象和活动，而传播学视野中的其他传播内容和活动，包括影视剧、体育、游戏、综艺、广告等，对新闻媒介的到达率(发行量、传阅率、收视收听率等)、传播力和影响力，对新闻传媒机构的生存、发展和经营管理，都有很大的影响。另一方面，如果缺乏对新闻现象、新闻活动的深刻认识，缺乏对新闻传播、新闻事业的深刻理解，要深入把握新闻、公关、广告等传播，新闻传媒与政治、经济、社会的关系，新闻传媒的发展变化和经营管理规律，也是不可能的。因此，关于新闻媒介、公共关系、新闻传播的受众和效果，关于新闻事业、传媒产业的经营管理和社会控制等许多问题，都需要新闻学与传播学的综合研究。

五、他山之石

(一)美国。美国的学科设置［3］影响了加拿大［4］等许多国家，其中新闻学与传播学被归为:学科群，相当于我国的一级学科:传播、新闻及相关学科。其下有:学科，相当于我国的二级学科:传播与媒体，新闻学，广播、电视和数码传播，公共关系、广告和应用传播，出版，其它。其下又有:专业，相当于我国的三级学科。各学科之下都有一些专业，如“新闻学”之下有新闻学、广播电视新闻学、图片新闻学、新闻学等其它专业。美国的现行学科设置制订于2000年，后来虽有所修改，但仍与数字化传播高度发达的今天有所脱节。其中有的名称也不够准确，如学科和专业中都有单独的新闻学，我国现行的学科名称或许也受其影响。在美国，新闻传播被作为各种传播中的一种，学科群名称中传播在前，新闻在后，专业数量也是新闻以外的不少。尽管如此，在学科群、学科和专业名称中都有新闻学，既由于该学科群是由新闻学发展而来，也由于新闻学仍很重要。在中国，新闻传播体制与美国不同，新闻传播特别重要，当在学科设置中有所体现。但时至今日，其他传播的理论和实践已大大扩展，重要性大大上升，学科设置也可借鉴美国、加拿大等国家。(二)日本。“二战”后日本在美国的主导下重建新闻学科，注重其与法学、文学和经济学、社会学的联系，起初新闻学就设在大学的法学、文学等院系里面，并很快扩展至传播学研究。1980年，东京大学新闻研究所的英文名称改为新闻与传播研究所。12年后，该机构又把名称中的新闻改成了社会信息，标志着日本这方面研究的进一步扩展和重心转移。该研究所设了传播媒体、信息传播、信息与社会3个研究室，主要研究媒体与新闻、信息与传播的法令政策、经济产业、社会影响与历史，以及社会心理学、人类行为方式、发展传播学等。

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学科分类与代码简表(摘要)，国家标准GBT13745－2009．

［2］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摘要)，2011．

［3］USAClassificationofInstructionalPrograms(2002)．

新闻传播学类范文篇10

围绕这个主题，我讲四个内容：1、传播学在中国大陆的现状；2、未来的发展趋势；3、传播学教育的问题与发展方向；4、传播学与就业。

一、传播学在中国大陆的现状

传播学七十年代传入我国大陆。那个时候，除了少数学者，一般人都不知道什么是传播学。进入80年代，更多的中国大陆学者开始对传播学发生兴趣。

1982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在北京召开第一次传播学研讨会，有上海复旦大学、人民大学、厦门大学及《新闻战线》等单位共20多人参加。由于政治因素，在1983年，传播学被批评为“精神污染”，1989年以后，被批判为“不讲阶级斗争”，有人说，中国只能有宣传学，不能有传播学。

1992年邓小平南巡，引发了新一轮改革浪潮，促成了中国大众传播媒介的改革，使传播学再度受到关注。从1993年开始，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与相关新闻院系、研究单位合办的全国性传播学研讨会，成为每两年一次的全国会议，至今已开办了第八次。

从第八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来看，历经20多年，传播学在中国大陆可以说取得了跨越式发展。八十年代是传播学的登陆期，两次都差点被赶下海。之后，仅十来年的时间，就召开了多次全国性会议，一次比一次规模大：人越来越多，研究的问题越来越广泛深入。第一次研讨会有点像搞地下工作，门口还要有人“把关”。现在开会已是大张旗鼓，堂而皇之了。

第八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不仅有大陆的大多数著名的新闻传播学专家，港台学者，还有不少外国专家，如日、韩、新加坡、美、英等国的专家莅临。不仅参加人数多，一共220多位，还有不少北京各大学前来旁听的硕士、博士生。地点则选择了最高学府清华大学，由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范敬宜担任会议主席。

这次传播学研讨会，无论从学术影响还是从社会影响来看，都是空前的。这次研讨会有十多个专题：传播学理论研究；传播学本土化研究；新闻传播实践的传播学研究；政治传播研究；媒介使用与效果研究；媒介文化研究；国际传播研究；媒介产业与媒介经营管理研究；新闻教育传播研究；传播与危机公关研究；新媒体研究；文化与跨文化研究；影视研究等。内容极为丰富，涉及了我国现阶段传播学研究的各个领域。

我认为这次研讨会是全国传播学研究现状的一种浓缩，真实地全面地反映了大陆传播学跨越式发展的现状，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从上述专题来看，大陆的传播学研究已经基本上完成了从引进到发展的初期过渡，并进入把传播理论和社会实践相结合的深化、丰富与力求创新的阶段。这就是大陆传播学发展的现状。

二、未来的发展趋势

研究传播学在我国大陆的发展史可以知道，大陆的传播学是依附于新闻学而发展起来的。它的引进得力于新闻研究工作者、高校新闻学者，特别是高校的新闻院系的发展，为它在中国的生根与发展提供了必须的人文环境与充实的物质基础。

直到今天，传播学都还归属一级学科“新闻传播学”，可见其与新闻学的密切关系。然而，随着传播学不断发展壮大，其独立性也日益明显地表现出来。从上述专题也可以看出，它正在自成体系。新闻与传播这样的框架已经无法适应传播学日益壮硕的身躯。

从美国的传播学来看，也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众所周知，美国传播学的集大成者，或者说完善者施拉姆，从1943年起就是美国衣阿华新闻学院的院长。在美国，传播学依附于新闻学有近半个世纪，在90年代出现了一场大讨论。

大讨论的主题是：传播学、传播教育与新闻学、新闻教育的相互关系是什么？这场讨论的背景是：“自从20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施拉姆成功开设第一个大众传播学的博士课程后，不到十年时间,施拉姆式的大众传播博士课程即风行全美国，在不少院校，是否是大众传播博士成为美国新闻院系任聘教师的标准。”[1]]传播学、大众传播学出现取代传统新闻学与新闻教育之势。

在1995年召开的美国新闻与大众传播教育协会(AssociationforEducationinJournalismandMassCommunication,简称AEJMC)年会上，有人主张把新闻学融入传播学，把新闻学的课程和项目与传播学合并。

北达科他大学传播学院(Schoolofcommunication,UniversityofNorthDakota)院长兰娜·拉考(LanaR.Rakow)说：“我们的学生都是未来的传播者。”[2]当然，他们的观点也受到不同意见的质疑。理论上的分歧在教育实践上则表现为教师之间的摩擦与矛盾。

具有新闻实践经验背景的新闻教育者被称为“绿眼罩”，因为来授课的报纸编辑们头上常常戴着工作时用以摭挡眩光的赛璐珞绿色眼罩。

那些具有博士学位的传播学教授们则被称之为(Chi-Squares)。“凯平方”。所谓“凯平方”，又称“卡方”，是在传统定量调查中进行交互分析的最常用的检验方法。

“绿眼罩”们认为博士们的教学与研究过分依赖于统计数据和数据分析，因而用“凯平方”的戏称回敬他们的同事。著名的罗杰斯教授是站在“凯平方”一边的，“他认为，施拉姆的梦想是新闻教育不仅应该是传播学者人才荟萃或独处的地方，而且应该排除新闻学者。他甚至希望这些课程的名字应该改‘新闻学’为‘传播学’”。[3]总的说来，传播学者——“凯平方”们占了上风，“如今，美国大部分大学都有一个传播学院或传播系，传播学研究与教学机构成为了美国高校内发展最为迅速的院系或学科点之一。”[4]

在美国开展的这场关于传播学与新闻学关系的大讨论，一方面反映了传播学作为一门新兴交叉学科适应信息时代，必然要发展成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大趋势；另一方面，也提出了在传播学发展过程中，如何正确处理新兴传播学与传统新闻学关系的重大问题。

在第八次传播学研讨会也重点讨论了这样的问题。讨论的激烈程度不像美国的学术界。在我们的教学实践中，也没有“绿眼罩”和“凯平方”之分。但是，可以看出，传播学在中国的革命正在进行，大陆的传播学正在缩短与国际的差距，只不过这种变化是以东方的中庸、平和的文化底蕴为基础的。三、传播学教育的问题与学科发展

1997年6月，新闻传播学被国家教委确定为一级学科。

到1999年，据国家教育主管部门统计：我国普通高校中开设全日制新闻本科专业的院校已有55所，专业点88个，硕士点30多个，博士点4个，在校学生9000多人。

2002年，在深圳召开的教育部新闻教育指导委员会全体会议公布，全国新闻传播学专业点已经达到323个。

有数据显示，目前全国已有近400个院系专业点。设有传播学专业的研究生院达到25个，其中具有新闻传播学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予权的单位有4个，博士后流动站2个，在校生达到十万人之多。[5]

仅从在校生人数来看，三年时间就增加了十倍多，可见新闻传播教育发展之快。但是，应该看到，传播学作为新闻传播学下面的一个二级学科，发展是受到局限的。尽管传播学教育在软硬件建设方面发展都很快，但是还远远不能满足需要。复旦大学丁淦林教授将传播学的基础建设的缺口概括为“四大障碍”[6]：学科有待规范；本科生教育与研究生教育的界限不清；以系列教材为代表的基本建设不足；师资数量不足、配套困难。

“新闻传播学”这个概念限定了这样的现实：中国大陆的传播学研究与新闻学研究呈现出一种“胶着的状态”[7]。这种现状导致了传播学教育与传统的新闻学教育相类似：在课程设置上，以大众传播学相关课程为主要内容；在专业设置上，以媒体的性质区分教学与研究领域的做法非常普遍。“传播学研究对象的新闻学化，因而导致传播学教育相应的新闻学化或大众传播学化”[8]，而同时，传播教育的新闻学化，又加剧和加固了传播学研究的大众传播化。

传播教育的新闻化和大众传播化使“传播学自身的学理教育”也走向新闻传播专才教育和大众传播技能教育，不能满足学生在信息化社会背景下全面学习传播知识的要求。

对照美国的传播学教育来看，美国教授范围最广的传播学内容包括：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大众传播和国际与跨文化传播四个方面。开设的主要课程有应用传播、传播教育、传播理论、家庭传播、社会性别传播、健康传播、国际与跨文化传播、人际传播、语言与社会互动、大众传播、组织传播、表现行为研究、政治传播、公共讲演、公共关系、修辞批评、符号学、小群体传播、视觉传播、法律传播、言语传播等。

由此可见，美国传播学教育已经基本摆脱了与新闻学教育的胶着关系，建立了以社会学为依托，在加强社会科学理论素质的培养的同时，又注重实际业务技能培养的教育模式。

从日本的传播教育来看，日本奉行的是通才教育理念，这与日本高等教育的整体理念吻合。他们认为高校新闻传播专业应加强媒介素养教育、新闻伦理及思想、新闻传播史、传播内容的分析与解读等有关基础性理论知识和通用性、工具性研究方法的内容；而有关新闻的采写、节目的制作以及媒介企业的经营等技术方面的学习则被认为不必太注重。2003年对在高校传授新闻传播学课程的教员和媒体从业人员所进行的调查表明，日本传播教育者对这一理念认同程度较高。

台湾地区自1991年以后，每年至少有一所传播相关院系成立，且以传播新科技类、视觉传播类、管理类、艺术类为主，其基础课程的设置趋向专业性、技术性。从传播学核心课程“传播理论”的课程内容来看，主要仍以介绍西方国家传播理论为主，迄今还很少有以本地区传播研究为基础而写成的传播理论教科书。由此可见，台湾地区传播学科的发展有广义社会学理论发展的影响，但受到传播科技的影响更大。

从以上三个地区传播教育来看，都是围绕这样两个问题展开的：一是传播教育与传播研究的关系；二是传播教育与外部环境的关系。

假如传播学理论研究的基础不断被拓宽的话，传播教育自然而然也就向广义社会学的方向靠拢；同时培养具有通用性知识和技能的人才将作为传播研究的要求，成为传播教育的任务。作为社会系统的一部分，传播教育的方向必须顺应时代的变化，符合实际需要。只有具备了扎实的专业理论基础、良好的传播素质以及丰富的沟通能力，才能在未来越来越激烈的竞争中胜出。

从第八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的专题分类来看，新闻传播实践的传播学研究、媒介使用与效果研究、媒介文化研究、媒介产业与媒介经营管理研究、新闻教育传播研究、影视研究等大众传媒、新闻学方面的内容很显然仍占很大比重，但传播学理论研究、传播学本土化研究、政治传播研究、国际传播研究、传播与危机公关研究；新媒体研究；文化与跨文化研究等社会学角度、传播新科技类的传播学研究也占到了相当比重。在新闻传播教育的专题讨论会上，不少学者提出了具有前瞻性的传播学学科建设思想，对于传播学科的规范、内涵、传播教育的理念及教学，传播基础课程的设置等，都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

从新闻与传播学教育角度来探讨未来的发展方向问题的讨论，是这次会议讨论的重要内容，概括起来有两种代表性的观点：

一种是融合论。有学者认为，在现在大学的新闻传播专业中，新闻学、传播学是分开的，因而“新闻理论”仍然还是单独的课程，传播学理论则是另一门课程。

而现实的大众传播业，早已从传统的印刷媒介扩大到广播、电视、网络、手机短信和其他新型传播科技手段了。传统的“新闻理论”，理论色彩较弱，难以容纳现实情境。传播学被引入我国新闻教学领域以后，经过二十多年的磨合，许多传播学的理论假设和研究方法不知不觉地成为新闻理论研究的一部分。

传播学的经验主义量化分析方法，也无形中成为新闻学研究的普通方法之一，不再显得新鲜了。实际研究中，新闻理论与传播学理论的融合已经成为现实，很难区别二者了。

与传播活动相关的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例如社会学、社会心理学、文化人类学、法学、当代文论、经济学等等，越来越多地被运用到新闻理论的研究中。因此，持这种看法的学者认为，下一步我们需要做的是改变现在的课程设置以及教材内容的划分，重新构建一种适合新的环境条件的新闻传播理论，不再让新闻理论与传播学理论截然分开，而是有机地融合为一种新的能够说明实际的理论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