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特点范文10篇

新特点范文篇1

日前，中共中央颁布了《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简称《廉政准则》)。该文件是在1997年3月颁布的《准则(试行)》基础上修改而成的。

文章说，与原有的《准则》相比，《廉政准则》具有新的特点：

一是强烈的现实针对性。改革开放已经多年，腐败行为在初期、中期的表现，与改革开放深化时期的表现形式并不完全一样。根据新的特点作出新的规定，迫在眉睫。《廉政准则》总结了十几年来的反腐败经验教训，一些过时的条款予以删除，比如关于对通讯工具的规定；而一些过去没有的规定，又依据近些年来的社会发展与腐败的新特点作出新的规定。比如：第七条禁止违反规定干预和插手市场经济活动；第八条禁止脱离实际，弄虚作假，损害群众利益和党群干群关系，都是新的约束性规范。在第八条中，还提到不准搞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和沽名钓誉的政绩工程、虚报工作业绩等等，则是对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明确予以禁止。再如：对于干部人事纪律的规定，过去的规定相对简单，但随着干部人事制度的改革，民主程度的提高，出现了新的问题，如民主推荐、民主测评中的拉票行为等，《廉政准则》也予以禁止。制度的约束功能首先取决于现实针对性的强弱。

二是浓郁的进取性。在长期的党风廉政建设中，各地、各级组织不断产生一些新的做法、举措。与时俱进，吸收反腐倡廉新鲜经验，使之制度化，就是制度建设的重要任务。比如，规定“通过贯彻实施民主生活会、重要情况通报和报告、巡视、谈话和戒勉、述职述廉、报告个人有关事项以及考察考核等监督制度，加强对党员领导干部执行本准则情况的监督检查”，这里提到的巡视、谈话和戒勉等等，都是基层和地方这些年来在实践中创造的形式。党的制度的生命活力就来源于实践。

三是理念的包容性。中国共产党历来反对腐败，但如何反腐败则是另一层面的问题。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近几年来，党追随时代步伐，尊重人类政治生活中的共同文明成果，再根据中国的国情、党情加以借鉴，对党风廉政建设起到了促进作用。比如，关于“利益冲突”问题，实际上是借鉴了国外的概念。《廉政准则》第五条第七款规定，禁止“允许、纵容配偶、子女及其配偶，在本人管辖的地区和业务范围内从事可能与公共利益发生冲突的经商、办企业、社会中介服务等活动”；第五条第八款规定，禁止“允许、纵容配偶、子女及其配偶在异地工商注册登记后，到本人管辖的地区和业务范围内从事可能与公共利益发生冲突的经商、办企业活动”。实践已经证明，在当下社会利益群体多元的背景下，防止利益冲突的规定，可以防止公权力行使者自身成为多元利益格局的一元，是对公权力行使者的制度约束，有利于促进社会和谐。

新特点范文篇2

关键词：信息化；新闻传播；多样化

信息时代的到来为人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便利，人们的生活行为与习惯也逐渐发生了变化，广播新闻的传播方式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新时期，新媒体的出现对于广播新闻的传播来说既是挑战也是机遇。当下，丰富广播新闻的传播方式，对提升大众的生活质量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1广播新闻概述

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新媒体技术也开始崛起，但是广播新闻在人们的生活中仍然占有重要的地位。长期以来，广播新闻都是大众获取新闻等相关信息的重要途径。最初，新闻传播都是通过电视和报纸进行的，伴随科技的进步，网络技术处于空前发达的状态，广播新闻传播的方式也逐渐出现多样化的特点。广播是我国传统的传播媒体，具有较强的权威性，其所包含的内容也相当丰富，如社会新闻、经济新闻、政治新闻等，并且基本都是大众感兴趣的内容。充分利用这一特征，能够更好地引导社会舆论，也会对当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起到一定引导作用。因此，对新时期广播新闻传播的新特点进行探究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2媒介融合对广播新闻传播的影响

当前，媒介融合可以高效整合当下的媒介平台，同时也改变了信息的传播方式，信息交流更加趋向于多元化。在这种环境下，传统的报刊以及广播新闻等都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很大的影响，尤其面对信息传播方式的改变。因此，在新时期，广播新闻的传播面临着很大的挑战。广播新闻十分讲究时效性，因此在发生重大新闻之前，需要编辑人员具有分析报道的能力，同时能够迅速确定报道的形式。对于这些要求，都需要广播新闻编辑人员具有较强的职业能力和判断能力，他们应该时时刻刻关注各大焦点发展趋势，并与其他媒介积极合作。此时，对新闻敏感的嗅觉和较高的合作水平显得异常重要，从业者需要随时感应可能发生的新闻事件，依赖自身敏锐的嗅觉对可能发生的新闻事件做出有效的预备方案。并且，促进各大媒介的相互融合，融会贯通，将可能发生的信息在第一时间相互通告，增强广播媒介的时效性和有效性。

3新时期广播新闻传播的新特点

3.1传播对象定位更明确。当下，随着新媒体技术的快速发展，广播新闻传播也具有新的特点。首先，广播新闻传播对传播对象的定位更加明确。对广播新闻传播行业来说，更加趋向于完善的新闻采编体系。在完善采编结构的基础上，提高相关工作人员的素质，才能巩固广播新闻传播的基础。在传统的新闻采编过程中，要求相关工作者重视关于国家政策之类的新闻信息采编，但是在新时期，大众的关注点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新闻采编也相应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以往单一的采编渠道逐渐扩充到更多领域。当下，新闻采编涵盖了民生、服务、娱乐等领域，传播对象也有着更加明确的定位，也正是如此，才能够保证广播新闻传播的有效性，进而在激烈的行业竞争中保持优势。3.2传播形式趋向多样化。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广播新闻的形式更加多样。在传统的新闻传播中，信息技术尚不发达，广播新闻的传播渠道也非常有限，往往通过报纸、电视、广播等形式来进行传播，这种较为固定的传播方式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其传播效率，也限制了广播新闻的作用。在新时期，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为丰富广播新闻的传播途径提供了有利条件。网络也可以成为新闻传播的主要平台，并且能够在新闻传播的过程中添加更丰富的内容，满足当下大众对于信息的多样化需求。新内容的加入如声音、动画等，使得新时期的广播新闻传播更具活力，多元化的传播途径也使广播新闻更具优势。而且，当下的广播新闻能够通过多媒体实现与观众的实时互动，这能够更好地帮助观众提升在新闻传播过程中的参与度，对新时期广播新闻的发展具有积极的作用。3.3不受时间与空间限制。广播新闻传播在整个新闻发生过程中处于十分重要的地位，也在收集信息、整合资源、广播宣传、反馈效果中充当重要角色。新闻传播是广播电台的发展基础，也是很多节目的重要内容。过去，由于技术的限制，新闻传播的方式受到很大约束。它只能够依靠电台、线路等方式进行传播，被时间和空间所限制。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信息时代已经到来，新闻传播也可以通过数字化、信息化等方式实现快速传递，减少了时间和空间的影响，也让广播新闻传播变得更加高效、敏捷和迅速。不过，就现状来看，虽然很多广播电台已经充分运用信息技术实现半信息化状态，可是信息传递仍然受到阻塞，导致受众群体难以迅速收到信息内容。所以，想要实现广播新闻的零空间性，广播新闻传播还有许多路要走。

4结语

就当今社会而言，有效的经济组织与社区环境密闭可分，如何让每一个操作环节在可控的组织下实现，对于正常生活与工作时限来说具有巨大的意义。因此，在这种背景下，综合性的广播信息系统管理必不可少。建立高效的控告警报体系，已经成为广播电视的重要保障，这也变成当今广播电视的新特点。随着技术的发展，我们应该运用高端的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意识来研发传输媒介，工作人员更应该重视环境的变化，进而做出正确的选择，这样才能进一步实现广播电视的创新与发展。除此之外，广播新闻传播必须重视传播内容的优质和真正性，广播新闻传播在编辑和收集的过程中，要及时听取听众的反馈，在汲取广大听众的反映和心理特点之后，从多方面分析广播新闻的传播质量和传播方式，从而提高广播新闻的工作水平，让每一位广播新闻工作人员可以不断学习，强化自身的能力和素养，从而以积极的工作态度面对多媒介融合发展，为听众创作更多优质的广播新闻内容。另外，广播新闻传播应该利用广播新闻的语言去感染大众的内心，让大众可以从广播内容的本质出发，透过简短的言论进一步深化广播新闻的特点，从而实现人人广播、广播人人的效果，让更多的人能够爱上广播传媒这一行业，使得广播新闻能够实现第二个春天，从而赢得更大的竞争力，实现广播新闻发展新局面。

参考文献：

[1]洪旭东.广播新闻新常态构建的现实原则和趋势操作[J].视听,2018(1).

[2]卢光宇.试论细节在广播新闻报道中的作用[J].西部广播电视,2017(23).

[3]王忠孝.注重广播新闻中的音响特色化[J].新闻研究导刊,2017(10).

新特点范文篇3

一是政治意识。监督法明确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作为人大常委会开展监督工作的重要原则。指明了人大常委会对“一府两院”的工作监督和法律监督，是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与我国政治制度和国家体制密切相关的监督，具有很强的政治性。因此，在贯彻监督法的问题上，应当有很强的政治敏感性，要坚持在党的领导下贯彻监督法，开展监督工作。

二是法律意识。法律就是规范，具有国家强制性。监督法作为一部规范各级人大常委会行使监督职能的基本法律，表面上看，其所规范的是人大常委会开展监督工作的内容、原则、程序等“作为”的问题；其实作为法律，它同时也蕴含着“不作为也是违法”之义。所以，贯彻监督法，必须有很强的依法办事的观念，不能乱作为，也不能失职。

三是程序意识。监督法系统、具体地规定了人大常委会开展监督工作的程序。如听取和审议专项工作报告，从选题、调查、审议、作出审议意见到反馈、跟踪督查，都作出了明确的程序要求和时间要求，具有很强的程序法的特点。程序不仅仅是仪式、手续，更是对主体行为的规范。监督法所明确的程序，固然是对人大常委会行使监督权的保障，同时也是对监督行为的规范，更是对“一府两院”接受监督的要求。贯彻监督法，必须强化程序意识，防止监督工作的随意性和无序性。

四是公开意识。公开性是监督法的一个显著的特点，也是一个重要的亮点。纵观不长的法律条文，前后共有六处有关公开的规定，内容涉及开展监督的计划、过程、结果等整套的行使监督职权的情况须向人大代表通报或向社会公开。这在很大程度上增强了监督工作的透明度，使得人大常委会的监督工作置于人大代表和人民群众的有效监督之下。鲜明的公开性特点，无疑是悬在监督主体头上的一把“双刃剑”。人大常委会可以有效地利用公开的手段来扩大群众的参与，增强监督工作效果；同时人大常委会工作水平的高低，开展监督工作的过程是否合乎法律要求，结果是否顺应群众期望，将为社会所一览无遗。从某种意义上讲，监督法的公开性，更是对监督主体的能力要求。

监督权是宪法赋予人大及其常委会的一项重要职权，人大常委会对“一府两院”的监督是全面的、全过程的监督。据此，监督法对人大常委会的监督工作作了一系列的明确规定，明确了开展监督工作的指导思想、原则、内容、形式和程序，因而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实效性。那么，它的针对性、实效性如何在监督工作中得到更好的体现呢?笔者认为，按照监督法的要求开展监督工作，应当联系实践，准确把握依法监督的新特点：

第一，监督工作应由“量的扩张”不断向“质的提高”转化。多年来，地方人大常委会一直把履行监督职能作为重中之重，把开展监督作为人大工作的主要内容。监督的内容非常广泛，监督力度也直接反映在量的扩张上，一次常委会听取和审议多项工作汇报，一年开展多项执法检查，一个部门甚至多次被纳入监督范围。开展监督的方式、方法也在不断的探索中增多，如审议、评议、执法检查、专题视察、调阅案卷等。应该说，地方人大常委会加大监督力度的初衷和勇于探索、善于创新的精神是值得肯定的，但监督实效不高一直是难以解决的顽疾。在量的扩张的过程中，监督工作表面上的轰轰烈烈仍然与被监督者被动应付、人大自身监督水平不高等不和谐因素并存着。

鉴于此，监督法的有关规定更加强调了针对性和实效性，彰显出监督工作由“量的扩张”向“质的提高”方向转化的趋势和要求。明确监督内容的重点是紧紧抓住关系改革发展稳定大局和群众切身利益、社会普遍关注的问题，使得监督工作能够集中精力抓大事；明确规定监督的形式主要是听取和审议专项工作报告、执法检查等，使得监督工作能够集中精力抓深度；明确规定一旦启动了工作监督的程序，“一府两院”要作出有效的回应，并且将监督的过程置于人大代表和全社会的监督之下，使得监督工作能够集中精力抓成效。这些都是提高监督质量的保障，应该在今后的监督工作中得到认真的贯彻。

第二，监督工作应善于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马克思主义哲学告诉我们，分析任何问题，必须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监督法的主要内容较好地体现了这个观点，突出体现在监督工作的选题和监督形式上。要求地方人大常委会在开展监督工作中善于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否则“眉毛胡子一把抓”，不仅牵扯了过多的精力，也达不到提高监督质量的目的。

监督法明确规定了人大常委会监督工作的主要形式之一是听取和审议“一府两院”的专项工作报告，并且明确了选题的六种途径。在这里，如何选择关系改革发展稳定大局和群众切身利益、社会普遍关注的重大问题来听取和审议专项工作报告，显得尤为重要。要通过执法检查、代表议案建议、常委会组成人员提议、调研、信访等途径来广泛收集信息，并加以梳理和研究，明确什么是主要矛盾，然后确定群众普遍关注的、反映强烈的问题来开展有效的监督。在听取和审议专项工作报告过程中，切实杜绝“走过场”现象，将工作重心由“听取”转向“审议”，才是抓住了矛盾的主要方面，才能提高监督实效。

第三，加强监督工作的着眼点应由依赖外因转向狠抓内因。尽管监督权是宪法赋予人大及其常委会的重要职权，但以往人大常委会的监督工作客观存在着除宪法外既无实体法、又无程序法规范的尴尬。由于缺乏具体的法律依据，加之全社会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意识还不够强，人大常委会的监督工作往往表现为力度不够，监督法的颁布实施，真正从法制层面为监督工作提供了坚实的保障。

新特点范文篇4

1.文化企业“冲锋陷阵”、政府“保驾护航”是美国进行对外宣传和对外文化扩张的基本模式，但也不排除中央情报局在宣传上直接插手。

美国文化的全球性扩张，在大多数情况下属于非政府部门的文化产业企业为巨额利润所驱动而进行的经营性活动，但在实际操作中受到政府的支持，尤其在对外宣传方面已与美国外交不可解脱的联系在一起。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元老艾伦·杜勒斯说过：“如果我们教会苏联的年轻人唱我们的歌曲并随之舞蹈，那么我们迟早将教会他们按照我们所需要他们采取的方法思考问题。”美国政府常常通过自身的行为促进美国文化的扩张。如美国在同意中国享受最惠国待遇时把不要干涉“美国之音”作为一个前提条件。美国国会在“1995年中国政策法”中将开办“自由亚洲电台”列为重点条款之一。在中美知识产权谈判中，美国谈判代表奉政府之命，强硬地要求中国开放国内文化市场，接纳美国各类影音制品。

美国和西方国家对我国进行文化渗透的一个重要策略是在中国国内寻找其人。人的形式有两种，一种是政治、意识形态上的直接收买，另一种是商业上的雇佣、合作关系。商业上的雇佣与合作关系属于正常的经济现象，但对于前一种形式，我们决不可麻痹大意。1999年，美国出版了一本名为《文化冷战：中央情报局和文化艺术界》的书，披露了美国中央情报局秘密资助许多国际性大型文化艺术活动的内幕。根据该书所透露的资料，美国中央情报局资助这些活动的目的是试图影响人们的政治观点，培养人们对美国的亲近感情。它收买了一些国家的编辑、作家和学者，让它所收买的报刊的编辑卡住批评美国的文章，让它所收买的作家和学者来替美国进行宣传。当然，这一切都是在十分隐蔽的情况下进行的。中国现在有没有这种情况，笔者不得而知，但这本书所披露的情况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注意。[2]

2.文化产业已经成为美国国际战略格局中重要的“软权力”。现在，美国的软权力已经渗透到世界各个角落，它的进一步发展可能会影响和制约这些国家的国际行为甚至世界秩序。1990年，美国前负责国家安全事务的助理国防部长、现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院长约瑟夫·奈(JosephNye)出版了《美国定能领导世界吗》一书。在本书中，他第一次明确提出了“软权力”概念。所谓“软权力”，是相对于“硬权力”(Hardpower)而言的。所谓“硬权力”是指一个国家凭借经济实力、军事力量，通过对其他国家进行经济制裁和武装军事干涉，去胁迫他国干他们不想干的事情。“软权力”是指文化、生活方式、价值观和国民凝聚力等。软权力是一个国家的文化与意识形态诉求(Appeal)。它是一种通过吸引力、感召力和同化力而不是强力获得理想结果的能力。软权力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信息的说服力。价值观念是重要的软权力资源。如果一个国家可以使它的行为标准和制度在其他人眼里具有吸引力，那么它就无需扩展那些传统的经济和军事资源。在今天这个全球信息时代，软权力变得越来越重要。[3]

美国软权力的核心内容是其“民主、人权、自由、法制”观念和美国的生活方式。美国自由欧洲电台和自由电台委员会副主席本·瓦滕伯格宣称：“今天只有美国的民主文化才有基础，只有美国人才拥有使命意识。……我们在历史上是最强有力的文化帝国主义。”[4]60年代以来从美国输出的文化具有一种强烈的反集权主义倾向。美国的流行歌曲和影视节目都流露出个人自由高于社会责任、个人权力高于政府统治的倾向，会对其他国家政府的威信造成直接的损害。美国大众文化扩张造成的影响非常广泛：“通过电视和电影院中的广告节目、连环漫画、杂志广告，美国公司对墨西哥处于底层的一般人民的思想的影响，毫无疑问，比墨西哥政府和墨西哥教育制度的影响更为持久。”[5]美国的生活方式对世界各地的青年人都有一定的诱惑力。总之，美国媒体所产生的影响要远远多于人们可以从屏幕上看到的一切。

软权力的表现形式也要比“硬权力”温和得多，它是无形的、甚至是低俗的，但其影响力要比硬权力来得丰厚和久远。美国在生活和娱乐方面对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影响和渗透可以说是无所不在的。可口可乐和麦当劳快餐风靡全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都面临着被“可口可乐化”和“麦当劳化”的危险。现在，美国的软权力已经与世界许多国家平民百姓的日常生活联在一起，它的进一步发展可能会会影响和制约这些国家的国际行为甚至世界秩序。

3.美国人把WTO当成输出美国价值的一种最有效的工具。这个“新的工具”使美国能够深深地介入别国的内部事务，强迫他们改变相关的法律和措施。然而，美国要把文化产品的自由贸易写进WTO的企图遭到了坚决的抵制。从克林顿政府开始，美国政府逐渐摒弃通过联合国的传统的方法，转而利用新成立的世界贸易组织来实现“输出美国的价值观念”。《纽约时报》的政治分析家戴维·桑格曾撰文庆贺世界贸易组织就远程电讯业达成协议，认为它将给华盛顿提供一个“实施外交政策的新的工具”。协议“允许世界贸易组织介入70个签署国的内部事务”。众所周知，国际性机构只能是按照强国——特别是美国——的命令行事。在现实世界中，这个“新的工具”使美国能够深深地介入别国的内部事务，强迫它们改变相关的法律和措施。美国议会法律顾问索非尔公开声明美国始至终的原则就是，“对于任何本质上属于美国内政的事情，美国不接受强制性的仲裁，是否属于美国内政的标准，也应由美国自己决定。”[6]

总之，美国一直试图通过国际性机构，“根据自己的形象”来设计世界。“美国对自由贸易的狂热”意味着美国政府可以随意地违背贸易协定。当联合国的大多数成员国能靠得住并附和华盛顿方面的观点时，它就是一个适用的论坛，但当大多数成员国在重要的国际问题上都反对美国时，它就是一个不适用的论坛了。世界贸易组织对美国来说也只不过是这样一个论坛。最近，美国单方面提高进口钢材关税与农产品补贴[7]，在一次证明美国只根据自己的利益来办事，根本不会顾忌各种各样对它不利的规则。多年来，美国一直在寻求利用WTO来进行对外自由文化扩张和对外宣传。

(1)美国试图把文化产品等同于所有一般性商品，主张文化产品应该自由流通、自由贸易。在乌拉圭回合的谈判中，美国政府出面要把关贸总协定(GATT)的范围扩大到服务领域，包括电影电视节目之类娱乐服务。对于美国来说，这意味着什么非常明确：自由贸易决不会容许配额的存在。但在谈判中，法国提出了“文化例外”原则，对美国的企图进行了坚决的抵制。

(2)此后，美国政府又试图在《多边投资协议》(MAI)中写进文化条款，由于联合国的反对，没有达到目的。

(3)美国曾经成功地运用WTO作为打破加拿大文化保护壁垒的手段。在加拿大的期刊市场上，美国杂志占到了80%的份额。加拿大为了保护其期刊市场，出台了一系列保护措施。美国认为加拿大方面所采取的措施违反了WTO的有关条款，遂向WTO提出仲裁。结果以美国胜诉。这件事情给我们的启示是，空喊打倒“文化帝国主义”口号是于事无补的，我们应该学会新的游戏规则，学会理性地保存自我，战胜对手。

4.美国不制定文化政策恰恰是一种实现“文化霸权”的最为有效的策略，隐藏着更深层的意识形态性。

绝大部分的国家都设有专门管理文化事业的政府部门，而美国这样一个政府职能部门非常完善的文化产出大国，却单单没有所谓的文化部。他们声明之所以不设文化管理部门，甚至不制定文化政策，就是为了保护言论自由和产业自由。这样，不设文化部，不制定完整统一的文化政策，看上去好像是一种“无为而治”，而事实上完全不是这样。

从目前的情况看，美国已经占据了全球文化的制高点，它本身就是全球文化游戏规则的操纵者。美国自身无需文化保护的策略。它即使无需任何一种文化政策，任凭文化产业随着市场规则来独自运转，也会在全球市场中独占鳌头。实质上，这是一种更深层、更有效的文化霸权战略。美国由于在文化产业上具有经济主导性，因而，他们反倒无需文化上的特权，而只需其它国家和地区不设置文化保护之类的障碍即可。美国根本不会顾及那些边缘化国家中早已十分突出的文化问题，他们感受不到那种民族文化受倾轧的危机。他们深知，自身不设文化监管部门也是一种表率，假若其它国家的政府也如法炮制，那美国将无疑是更大的受益者。由美国自身文化霸权所决定，在同样多方位开放的文化市场之间，美国的巨大压强必定使其文化向其它国家渗透和转移，而根本不必担心自身受欺的问题。这种驱除了文化限制的自由市场诉求，会为美国文化产业大开方便之门，其实就是要求文化服从于市场。这样，这种“没有政策的政策”、“没有策略的策略”恰恰是一种实现“文化霸权”的最为有效的策略。美国这种表面上看去十分开放的文化策略其实隐匿了更深层的意识形态性。

二、中国在文化出口方面应该采取的对策

1.规模经济使美国的文化产品具有很强的国际竞争力。我国需要大量的进口电视节目，电视台出于经济方面的考虑，就有可能把美国的影视节目作为首选对象。

美国的文化产品由于巨大的发行量和经济潜力，其投资回报在国内已基本实现，因而，在国际市场上其产品自然便具有非常强的竞争力。1999年中国的电视观众占了世界电视市场的四分之一，占亚洲市场的44%。以年度来计算，中国的中央电视台和为数众多的省市电视台每年大约需要五百万小时的电视节目。在所有的节目当中，每年要播出大约八千多集电视剧，其中四分之一需要进口。由于专业人才和资金的匮乏，中国自己的编播制作单位不能生产出足够的节目来满足电视台和观众的需求。中央电视台的节目有大约30%是从国外购买的。各省级电视台只有能力制作所播出节目的20%。这样，对外国节目的需求就是不可避免的。外国的纪录片、科学技术文献片、动画片和儿童节目、商业和经济节目、表演艺术、及故事片，都会成为中国电视台引进的对象。由于美国的影视节目在其国内已基本收回了成本，其在国际市场上的价格就可以具有非常强的竞争力。电视台出于经济方面的考虑，就有可能把美国的影视节目作为首选对象。

2.多哈会议之后，WTO启动了新一轮的多边贸易谈判。在新一轮多边谈判中，我们应该坚持“文化例外”原则、文化多样性原则，强调我们的文化主权与文化安全。

文化安全直接关系到我国的政治安全和意识形态安全。对此，我们应该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做到旗帜鲜明、立场坚定。在WTO新一轮的多边谈判中，我们可以援引以下国际惯例，维护我们的国家利益。

(1)文化主权。从20世纪初开始，许多国家对文化产品的贸易实行了限制。1948年的《贝鲁特协议》规定取消教育用视听材料国际贸易中的进口关税、许可证和数量限制。1950年的《佛罗伦萨协议》注重对知识产品如图书、期刊和报纸等的自由流通。然而，这些国际协议没有包含娱乐性文化产品或文化特征。事实上，《关贸总协定》(GATT)和《经合组织无形标准》(DECEcodeofInvisibles)都批准了电影放映保留配额，以保持各国的文化身份。各国为保护其国内文化产业的发展，经常把文化主权问题作为主要理由提出来。从实质上讲，文化主权(CulturalSovereignty)并不是关于艺术产品本身的消费问题，而是关于消费者对文化产品的选择问题。政府会运用价值判断来促进、刺激国内文化产品的消费，因为这些文化产品表达了本国的价值观和文化。文化主权是支持贸易壁垒的核心观点，经济和政治问题也常常被提出来支持贸易限制。

(2)文化例外。在1993年关贸总协定乌拉圭回合的最后一轮谈判中，以法国为代表的一些国家表示，关贸总协定对于商品、服务及受版权保护的产品的原则的实施，特别是最惠国及国民待遇原则，侧重于商业方面的考虑，会破坏这些国家的文化独特性及其独特地位。如果仅仅受商业利益的支配，许多地方的文化产业很快就会被跨国公司及具有垄断地位的资本所代替。作为一种“主张”，“文化例外”没有任何法律地位，也就是说，它没有被写进任何协议或条约。文化例外的主张是基于这样一种原则：文化不像其他任何产品那样，因为它的价值超过了商业价值。文化商品和服务传达着观念、价值和生活方式，这些反映了一个国家的多重身份及其公民的创新的多样性。

几年之后，在斯德哥尔摩召开了关于文化发展的政府间会议。199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又召集有关专家讨论“文化：一种独特的商业形式?”，作为对上次会议的回应。这次研讨会的结论得到了普遍的共识：“文化不仅仅是一个经济事件或一个经济学概念。”

一些欧盟成员国家曾经在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的谈判过程中成功地运用“文化例外”的概念来拒绝文化服务的自由化。由于文化的敏感性及特殊性，欧盟拒绝开放视听服务(如电影、广播、电视)及其它相关文化服务市场。“文化例外”的主张在保留GATT第二部分第四条的决议中也得到了反映。这一条有关电影放映配额，允许国产影片在总放映时间中有一个具体的最低比例。GATT还把“保护具有艺术价值、历史价值和考古学价值的民族宝库”的措施作为例外保留下来(第XX条第f款)。所有其他文化产品，除了电影和家庭录像，都适用于GATT的全部条款。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在WTO新一轮的多边贸易谈判中，涉及到文化宣传方面的服务内容，我们完全可以援引这方面的先例。

(3)文化多样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策划了“世界文化发展十年”(1988-1997)活动，并于1992年成立了以联合国前秘书长佩雷斯·德奎利亚尔为主席的世界文化与发展委员会。1995年世界文化与发展委员会经过数年的调查、积累、撰写和修改，发表了题为“我们的创造的多样性”的报告，深入论述了文化在人类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报告认为，经济的发展是一个民族的文化的一部分，脱离人或文化背景的发展是一种没有灵魂的发展。发展不仅包括得到商品和服务，而且包括过上充实的、满意的、有价值的和值得珍惜的共同生活，使整个人类的生活多姿多彩。因此，文化作为发展的手段尽管很重要，但它最终不能降低到只作为经济发展的促进者这样一个次要地位。发展与经济是一个民族的文化的组成部分。发展是一个对个人和集体产生强大的思想和精神影响的现象。所以，对发展和现代化的各种问题的认识，说到底都集中在文化价值和社会科学两个方面。文化是一种行为方式的传播。1998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又在斯德哥尔摩召开了“文化政策促进发展”政府间会议。这次会议提出了一份《文化政策促进发展行动计划》。这份《计划》指出，“发展可以最终以文化概念来定义，文化的繁荣是发展的最高目标。”“文化的创造性是人类进步的源泉。文化多样性是人类最宝贵的财富，对发展是至关重要的。”因此，“文化政策是发展政策的基本组成部分”，“未来世纪的文化政策必须面向和更加适应新的飞速发展的需要。”无疑，未来世界的竞争也将是文化或文化生产力的竞争，文化将成为21世纪最核心的话题之一。

3.面对复杂的国际局势，在文化问题上，我们必须坚持国家利益高于一切的原则。各文化企业及地方政府的局部利益必须服从于整个民族和国家的最高利益。一些西方国家把中国看作是一个潜在的巨大的文化消费市场，已经制定出了进入中国文化市场的战略计划。西方一些国家已经注意到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各地的经济文化发展极不平衡，地域和地域之间的差别非常大，在一个地方适用的情况在另外一个地方就可能完全不同。他们的策略是不把中国作为一个总体上统一的市场，而把中国看作是许多有着独立特征和不同机会的市场的组合。在经济领域，中国各地的地方保护主义已是屡见不鲜。在文化领域，一些地方政府为了发展经济所采取的一些各自为政、急功近利的做法也需要引起我们的注意。比如，有的省市政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就已经出现了要把文化“产业化”的提法。再有，为了获取文物的经济价值，一些地方政府一开始“创造性”地“将原本由政府实施保护与管理的文物单位转移到旅游企业开发经营，掀起了一股旅游企业对文物单位的兼并热。”[8]这种做法既严重的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也会严重破坏我国的优秀文化遗产，妨害民族精神的发扬，并且会损害我国人文大国的形象。

除了一些地方政府之外，国内一些文化传媒机构，出于自身商业利益的考虑，有时也会做出一些有损全局的事情。比如对奥斯卡金像奖颁奖晚会的直播，电视台出于利益驱动是有积极性的。一家电视台如果通过购买直播权成为大陆唯一有权对晚会进行现场直播的电视台，就可以吸引大批广告、赞助。但这样做对于国家的利益，至少对于整个中国电影产业的国际竞争来说，是十分不利的。因为，第一，国内企业付给电视台的广告费以直播权购买费用的形式转移到了美国电影科学院，实际上也就是资助了美国电影业;第二，对奥斯卡颁奖晚会的直播，给好莱坞电影产业进行了大规模的宣传，起到了培育美国电影在中国的消费市场、引导中国观众的消费偏好的作用。现在有电视台正在积极申请直播奥斯卡奖颁奖晚会的事宜。奥斯卡奖和奥运会、世界杯等体育赛事是完全不同的事情。奥斯卡奖是美国好莱坞的集体广告、是美国电影产业的市场营销策略，要在中国有影响的电视台播出，应该给中国的电视台付费才行。我们不要把事情搞颠倒了，就像美国作家马克·吐温在《汤姆·索亚历险记》中所写的其他小孩要给汤姆·索亚糖果才能替他刷墙那样。

上面所说的这两种情况说明，必要的国家干预是应该的。国家应该从国际政治、经济、文化竞争的总体格局出发，站在国家利益高于一切的制高点，结合国家文化发展的长期规划，对地方政府以及本国文化企业的文化活动进行宏观的调控，尽量减少不同地域文化发展的不平衡性，增强我国的综合国力和民族凝聚力，培育和弘扬民族精神。

4.在跨国垄断已经形成的情况下，中国必须动员国内各部门与国际上一切力量来保护自己的文化价值，不能让自己的文化产业听凭国际市场的摆布。

许多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的文化及其文化产业正面临着国际竞争的挑战。目前，多媒体综合性跨国文化企业的垄断已经形成，它们越来越多地控制着全球文化产品消费市场的份额。而发展中国家由于相关政策的滞后，如缺乏对原创作者的激励机制、投资不足、对自己国家处于发育期的文化产业缺乏信心、对管理人员的培训力度不够、不注重对自己产品的促销工作等原因，在文化贸易方面根本无法与这些跨国公司竞争。

目前，中国的文化市场已经受到严重的挑战，越来越多的高附加值、低成本的外国文化产品出现在中国的文化市场上。中国的儿童动画片市场已基本上被美国和日本公司所支配。在中国儿童中最流行的卡通人物是美国的米老鼠和日本的机器猫。而中国的文化产品在国际上却处于非常边缘的地位。这种情况在视听领域由来已久，在印刷机新的多媒体领域，也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中国的文化企业在企业规模、经济实力、成本、生产与发行的相关服务等方面的差别，以及知识、产品质量等方面的局限，以及法律环境和投资体制等方面的因素，严重制约了中国文化产品在国际上的竞争力。

在这样的国际环境当中，单独靠市场的自我调节已经不能保证文化产品的国际贸易能够得到公平的发展。在这种情况下，让发展中国家的还在幼稚期的文化企业去和这些跨国公司的庞然大物“公平竞争”，只能是一句美丽的谎言。在世界范围内，仅仅靠市场机制的自发调节已经不能保护文化选择的多样性，不能保护文化产品的公平竞争。

新特点范文篇5

一、美国文化产品的全球化策略

1.文化企业“冲锋陷阵”、政府“保驾护航”是美国进行对外宣传和对外文化扩张的基本模式，但也不排除中央情报局在宣传上直接插手。

美国文化的全球性扩张，在大多数情况下属于非政府部门的文化产业企业为巨额利润所驱动而进行的经营性活动，但在实际操作中受到政府的支持，尤其在对外宣传方面已与美国外交不可解脱的联系在一起。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元老艾伦·杜勒斯说过：“如果我们教会苏联的年轻人唱我们的歌曲并随之舞蹈，那么我们迟早将教会他们按照我们所需要他们采取的方法思考问题。”美国政府常常通过自身的行为促进美国文化的扩张。如美国在同意中国享受最惠国待遇时把不要干涉“美国之音”作为一个前提条件。美国国会在“1995年中国政策法”中将开办“自由亚洲电台”列为重点条款之一。在中美知识产权谈判中，美国谈判代表奉政府之命，强硬地要求中国开放国内文化市场，接纳美国各类影音制品。

美国和西方国家对我国进行文化渗透的一个重要策略是在中国国内寻找其人。人的形式有两种，一种是政治、意识形态上的直接收买，另一种是商业上的雇佣、合作关系。商业上的雇佣与合作关系属于正常的经济现象，但对于前一种形式，我们决不可麻痹大意。1999年，美国出版了一本名为《文化冷战：中央情报局和文化艺术界》的书，披露了美国中央情报局秘密资助许多国际性大型文化艺术活动的内幕。根据该书所透露的资料，美国中央情报局资助这些活动的目的是试图影响人们的政治观点，培养人们对美国的亲近感情。它收买了一些国家的编辑、作家和学者，让它所收买的报刊的编辑卡住批评美国的文章，让它所收买的作家和学者来替美国进行宣传。当然，这一切都是在十分隐蔽的情况下进行的。中国现在有没有这种情况，笔者不得而知，但这本书所披露的情况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注意。[2]

2.文化产业已经成为美国国际战略格局中重要的“软权力”。现在，美国的软权力已经渗透到世界各个角落，它的进一步发展可能会影响和制约这些国家的国际行为甚至世界秩序。1990年，美国前负责国家安全事务的助理国防部长、现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院长约瑟夫·奈(JosephNye)出版了《美国定能领导世界吗》一书。在本书中，他第一次明确提出了“软权力”概念。所谓“软权力”，是相对于“硬权力”(Hardpower)而言的。所谓“硬权力”是指一个国家凭借经济实力、军事力量，通过对其他国家进行经济制裁和武装军事干涉，去胁迫他国干他们不想干的事情。“软权力”是指文化、生活方式、价值观和国民凝聚力等。软权力是一个国家的文化与意识形态诉求(Appeal)。它是一种通过吸引力、感召力和同化力而不是强力获得理想结果的能力。软权力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信息的说服力。价值观念是重要的软权力资源。如果一个国家可以使它的行为标准和制度在其他人眼里具有吸引力，那么它就无需扩展那些传统的经济和军事资源。在今天这个全球信息时代，软权力变得越来越重要。[3]

美国软权力的核心内容是其“民主、人权、自由、法制”观念和美国的生活方式。美国自由欧洲电台和自由电台委员会副主席本·瓦滕伯格宣称：“今天只有美国的民主文化才有基础，只有美国人才拥有使命意识。……我们在历史上是最强有力的文化帝国主义。”[4]60年代以来从美国输出的文化具有一种强烈的反集权主义倾向。美国的流行歌曲和影视节目都流露出个人自由高于社会责任、个人权力高于政府统治的倾向，会对其他国家政府的威信造成直接的损害。美国大众文化扩张造成的影响非常广泛：“通过电视和电影院中的广告节目、连环漫画、杂志广告，美国公司对墨西哥处于底层的一般人民的思想的影响，毫无疑问，比墨西哥政府和墨西哥教育制度的影响更为持久。”[5]美国的生活方式对世界各地的青年人都有一定的诱惑力。总之，美国媒体所产生的影响要远远多于人们可以从屏幕上看到的一切。

软权力的表现形式也要比“硬权力”温和得多，它是无形的、甚至是低俗的，但其影响力要比硬权力来得丰厚和久远。美国在生活和娱乐方面对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影响和渗透可以说是无所不在的。可口可乐和麦当劳快餐风靡全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都面临着被“可口可乐化”和“麦当劳化”的危险。现在，美国的软权力已经与世界许多国家平民百姓的日常生活联在一起，它的进一步发展可能会会影响和制约这些国家的国际行为甚至世界秩序。

3.美国人把WTO当成输出美国价值的一种最有效的工具。这个“新的工具”使美国能够深深地介入别国的内部事务，强迫他们改变相关的法律和措施。然而，美国要把文化产品的自由贸易写进WTO的企图遭到了坚决的抵制。从克林顿政府开始，美国政府逐渐摒弃通过联合国的传统的方法，转而利用新成立的世界贸易组织来实现“输出美国的价值观念”。《纽约时报》的政治分析家戴维·桑格曾撰文庆贺世界贸易组织就远程电讯业达成协议，认为它将给华盛顿提供一个“实施外交政策的新的工具”。协议“允许世界贸易组织介入70个签署国的内部事务”。众所周知，国际性机构只能是按照强国——特别是美国——的命令行事。在现实世界中，这个“新的工具”使美国能够深深地介入别国的内部事务，强迫它们改变相关的法律和措施。美国议会法律顾问索非尔公开声明美国始至终的原则就是，“对于任何本质上属于美国内政的事情，美国不接受强制性的仲裁，是否属于美国内政的标准，也应由美国自己决定。”[6]

总之，美国一直试图通过国际性机构，“根据自己的形象”来设计世界。“美国对自由贸易的狂热”意味着美国政府可以随意地违背贸易协定。当联合国的大多数成员国能靠得住并附和华盛顿方面的观点时，它就是一个适用的论坛，但当大多数成员国在重要的国际问题上都反对美国时，它就是一个不适用的论坛了。世界贸易组织对美国来说也只不过是这样一个论坛。最近，美国单方面提高进口钢材关税与农产品补贴[7]，在一次证明美国只根据自己的利益来办事，根本不会顾忌各种各样对它不利的规则。多年来，美国一直在寻求利用WTO来进行对外自由文化扩张和对外宣传。

(1)美国试图把文化产品等同于所有一般性商品，主张文化产品应该自由流通、自由贸易。在乌拉圭回合的谈判中，美国政府出面要把关贸总协定(GATT)的范围扩大到服务领域，包括电影电视节目之类娱乐服务。对于美国来说，这意味着什么非常明确：自由贸易决不会容许配额的存在。但在谈判中，法国提出了“文化例外”原则，对美国的企图进行了坚决的抵制。

(2)此后，美国政府又试图在《多边投资协议》(MAI)中写进文化条款，由于联合国的反对，没有达到目的。

(3)美国曾经成功地运用WTO作为打破加拿大文化保护壁垒的手段。在加拿大的期刊市场上，美国杂志占到了80%的份额。加拿大为了保护其期刊市场，出台了一系列保护措施。美国认为加拿大方面所采取的措施违反了WTO的有关条款，遂向WTO提出仲裁。结果以美国胜诉。这件事情给我们的启示是，空喊打倒“文化帝国主义”口号是于事无补的，我们应该学会新的游戏规则，学会理性地保存自我，战胜对手。

4.美国不制定文化政策恰恰是一种实现“文化霸权”的最为有效的策略，隐藏着更深层的意识形态性。

绝大部分的国家都设有专门管理文化事业的政府部门，而美国这样一个政府职能部门非常完善的文化产出大国，却单单没有所谓的文化部。他们声明之所以不设文化管理部门，甚至不制定文化政策，就是为了保护言论自由和产业自由。这样，不设文化部，不制定完整统一的文化政策，看上去好像是一种“无为而治”，而事实上完全不是这样。

从目前的情况看，美国已经占据了全球文化的制高点，它本身就是全球文化游戏规则的操纵者。美国自身无需文化保护的策略。它即使无需任何一种文化政策，任凭文化产业随着市场规则来独自运转，也会在全球市场中独占鳌头。实质上，这是一种更深层、更有效的文化霸权战略。美国由于在文化产业上具有经济主导性，因而，他们反倒无需文化上的特权，而只需其它国家和地区不设置文化保护之类的障碍即可。美国根本不会顾及那些边缘化国家中早已十分突出的文化问题，他们感受不到那种民族文化受倾轧的危机。他们深知，自身不设文化监管部门也是一种表率，假若其它国家的政府也如法炮制，那美国将无疑是更大的受益者。由美国自身文化霸权所决定，在同样多方位开放的文化市场之间，美国的巨大压强必定使其文化向其它国家渗透和转移，而根本不必担心自身受欺的问题。这种驱除了文化限制的自由市场诉求，会为美国文化产业大开方便之门，其实就是要求文化服从于市场。这样，这种“没有政策的政策”、“没有策略的策略”恰恰是一种实现“文化霸权”的最为有效的策略。美国这种表面上看去十分开放的文化策略其实隐匿了更深层的意识形态性。

二、中国在文化出口方面应该采取的对策

1.规模经济使美国的文化产品具有很强的国际竞争力。我国需要大量的进口电视节目，电视台出于经济方面的考虑，就有可能把美国的影视节目作为首选对象。

美国的文化产品由于巨大的发行量和经济潜力，其投资回报在国内已基本实现，因而，在国际市场上其产品自然便具有非常强的竞争力。1999年中国的电视观众占了世界电视市场的四分之一，占亚洲市场的44%。以年度来计算，中国的中央电视台和为数众多的省市电视台每年大约需要五百万小时的电视节目。在所有的节目当中，每年要播出大约八千多集电视剧，其中四分之一需要进口。由于专业人才和资金的匮乏，中国自己的编播制作单位不能生产出足够的节目来满足电视台和观众的需求。中央电视台的节目有大约30%是从国外购买的。各省级电视台只有能力制作所播出节目的20%。这样，对外国节目的需求就是不可避免的。外国的纪录片、科学技术文献片、动画片和儿童节目、商业和经济节目、表演艺术、及故事片，都会成为中国电视台引进的对象。由于美国的影视节目在其国内已基本收回了成本，其在国际市场上的价格就可以具有非常强的竞争力。电视台出于经济方面的考虑，就有可能把美国的影视节目作为首选对象。

2.多哈会议之后，WTO启动了新一轮的多边贸易谈判。在新一轮多边谈判中，我们应该坚持“文化例外”原则、文化多样性原则，强调我们的文化主权与文化安全。

文化安全直接关系到我国的政治安全和意识形态安全。对此，我们应该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做到旗帜鲜明、立场坚定。在WTO新一轮的多边谈判中，我们可以援引以下国际惯例，维护我们的国家利益。

(1)文化主权。从20世纪初开始，许多国家对文化产品的贸易实行了限制。1948年的《贝鲁特协议》规定取消教育用视听材料国际贸易中的进口关税、许可证和数量限制。1950年的《佛罗伦萨协议》注重对知识产品如图书、期刊和报纸等的自由流通。然而，这些国际协议没有包含娱乐性文化产品或文化特征。事实上，《关贸总协定》(GATT)和《经合组织无形标准》(DECEcodeofInvisibles)都批准了电影放映保留配额，以保持各国的文化身份。各国为保护其国内文化产业的发展，经常把文化主权问题作为主要理由提出来。从实质上讲，文化主权(CulturalSovereignty)并不是关于艺术产品本身的消费问题，而是关于消费者对文化产品的选择问题。政府会运用价值判断来促进、刺激国内文化产品的消费，因为这些文化产品表达了本国的价值观和文化。文化主权是支持贸易壁垒的核心观点，经济和政治问题也常常被提出来支持贸易限制。

(2)文化例外。在1993年关贸总协定乌拉圭回合的最后一轮谈判中，以法国为代表的一些国家表示，关贸总协定对于商品、服务及受版权保护的产品的原则的实施，特别是最惠国及国民待遇原则，侧重于商业方面的考虑，会破坏这些国家的文化独特性及其独特地位。如果仅仅受商业利益的支配，许多地方的文化产业很快就会被跨国公司及具有垄断地位的资本所代替。作为一种“主张”，“文化例外”没有任何法律地位，也就是说，它没有被写进任何协议或条约。文化例外的主张是基于这样一种原则：文化不像其他任何产品那样，因为它的价值超过了商业价值。文化商品和服务传达着观念、价值和生活方式，这些反映了一个国家的多重身份及其公民的创新的多样性。

几年之后，在斯德哥尔摩召开了关于文化发展的政府间会议。199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又召集有关专家讨论“文化：一种独特的商业形式？”，作为对上次会议的回应。这次研讨会的结论得到了普遍的共识：“文化不仅仅是一个经济事件或一个经济学概念。”

一些欧盟成员国家曾经在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的谈判过程中成功地运用“文化例外”的概念来拒绝文化服务的自由化。由于文化的敏感性及特殊性，欧盟拒绝开放视听服务（如电影、广播、电视）及其它相关文化服务市场。“文化例外”的主张在保留GATT第二部分第四条的决议中也得到了反映。这一条有关电影放映配额，允许国产影片在总放映时间中有一个具体的最低比例。GATT还把“保护具有艺术价值、历史价值和考古学价值的民族宝库”的措施作为例外保留下来（第XX条第f款）。所有其他文化产品，除了电影和家庭录像，都适用于GATT的全部条款。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在WTO新一轮的多边贸易谈判中，涉及到文化宣传方面的服务内容，我们完全可以援引这方面的先例。

(3)文化多样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策划了“世界文化发展十年”(1988-1997)活动，并于1992年成立了以联合国前秘书长佩雷斯·德奎利亚尔为主席的世界文化与发展委员会。1995年世界文化与发展委员会经过数年的调查、积累、撰写和修改，发表了题为“我们的创造的多样性”的报告，深入论述了文化在人类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报告认为，经济的发展是一个民族的文化的一部分，脱离人或文化背景的发展是一种没有灵魂的发展。发展不仅包括得到商品和服务，而且包括过上充实的、满意的、有价值的和值得珍惜的共同生活，使整个人类的生活多姿多彩。因此，文化作为发展的手段尽管很重要，但它最终不能降低到只作为经济发展的促进者这样一个次要地位。发展与经济是一个民族的文化的组成部分。发展是一个对个人和集体产生强大的思想和精神影响的现象。所以，对发展和现代化的各种问题的认识，说到底都集中在文化价值和社会科学两个方面。文化是一种行为方式的传播。1998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又在斯德哥尔摩召开了“文化政策促进发展”政府间会议。这次会议提出了一份《文化政策促进发展行动计划》。这份《计划》指出，“发展可以最终以文化概念来定义，文化的繁荣是发展的最高目标。”“文化的创造性是人类进步的源泉。文化多样性是人类最宝贵的财富，对发展是至关重要的。”因此，“文化政策是发展政策的基本组成部分”，“未来世纪的文化政策必须面向和更加适应新的飞速发展的需要。”无疑，未来世界的竞争也将是文化或文化生产力的竞争，文化将成为21世纪最核心的话题之一。

3.面对复杂的国际局势，在文化问题上，我们必须坚持国家利益高于一切的原则。各文化企业及地方政府的局部利益必须服从于整个民族和国家的最高利益。一些西方国家把中国看作是一个潜在的巨大的文化消费市场，已经制定出了进入中国文化市场的战略计划。西方一些国家已经注意到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各地的经济文化发展极不平衡，地域和地域之间的差别非常大，在一个地方适用的情况在另外一个地方就可能完全不同。他们的策略是不把中国作为一个总体上统一的市场，而把中国看作是许多有着独立特征和不同机会的市场的组合。在经济领域，中国各地的地方保护主义已是屡见不鲜。在文化领域，一些地方政府为了发展经济所采取的一些各自为政、急功近利的做法也需要引起我们的注意。比如，有的省市政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就已经出现了要把文化“产业化”的提法。再有，为了获取文物的经济价值，一些地方政府一开始“创造性”地“将原本由政府实施保护与管理的文物单位转移到旅游企业开发经营，掀起了一股旅游企业对文物单位的兼并热。”[8]这种做法既严重的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也会严重破坏我国的优秀文化遗产，妨害民族精神的发扬，并且会损害我国人文大国的形象。

除了一些地方政府之外，国内一些文化传媒机构，出于自身商业利益的考虑，有时也会做出一些有损全局的事情。比如对奥斯卡金像奖颁奖晚会的直播，电视台出于利益驱动是有积极性的。一家电视台如果通过购买直播权成为大陆唯一有权对晚会进行现场直播的电视台，就可以吸引大批广告、赞助。但这样做对于国家的利益，至少对于整个中国电影产业的国际竞争来说，是十分不利的。因为，第一，国内企业付给电视台的广告费以直播权购买费用的形式转移到了美国电影科学院，实际上也就是资助了美国电影业；第二，对奥斯卡颁奖晚会的直播，给好莱坞电影产业进行了大规模的宣传，起到了培育美国电影在中国的消费市场、引导中国观众的消费偏好的作用。现在有电视台正在积极申请直播奥斯卡奖颁奖晚会的事宜。奥斯卡奖和奥运会、世界杯等体育赛事是完全不同的事情。奥斯卡奖是美国好莱坞的集体广告、是美国电影产业的市场营销策略，要在中国有影响的电视台播出，应该给中国的电视台付费才行。我们不要把事情搞颠倒了，就像美国作家马克·吐温在《汤姆·索亚历险记》中所写的其他小孩要给汤姆·索亚糖果才能替他刷墙那样。

上面所说的这两种情况说明，必要的国家干预是应该的。国家应该从国际政治、经济、文化竞争的总体格局出发，站在国家利益高于一切的制高点，结合国家文化发展的长期规划，对地方政府以及本国文化企业的文化活动进行宏观的调控，尽量减少不同地域文化发展的不平衡性，增强我国的综合国力和民族凝聚力，培育和弘扬民族精神。

4.在跨国垄断已经形成的情况下，中国必须动员国内各部门与国际上一切力量来保护自己的文化价值，不能让自己的文化产业听凭国际市场的摆布。

许多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的文化及其文化产业正面临着国际竞争的挑战。目前，多媒体综合性跨国文化企业的垄断已经形成，它们越来越多地控制着全球文化产品消费市场的份额。而发展中国家由于相关政策的滞后，如缺乏对原创作者的激励机制、投资不足、对自己国家处于发育期的文化产业缺乏信心、对管理人员的培训力度不够、不注重对自己产品的促销工作等原因，在文化贸易方面根本无法与这些跨国公司竞争。

目前，中国的文化市场已经受到严重的挑战，越来越多的高附加值、低成本的外国文化产品出现在中国的文化市场上。中国的儿童动画片市场已基本上被美国和日本公司所支配。在中国儿童中最流行的卡通人物是美国的米老鼠和日本的机器猫。而中国的文化产品在国际上却处于非常边缘的地位。这种情况在视听领域由来已久，在印刷机新的多媒体领域，也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中国的文化企业在企业规模、经济实力、成本、生产与发行的相关服务等方面的差别，以及知识、产品质量等方面的局限，以及法律环境和投资体制等方面的因素，严重制约了中国文化产品在国际上的竞争力。

在这样的国际环境当中，单独靠市场的自我调节已经不能保证文化产品的国际贸易能够得到公平的发展。在这种情况下，让发展中国家的还在幼稚期的文化企业去和这些跨国公司的庞然大物“公平竞争”，只能是一句美丽的谎言。在世界范围内，仅仅靠市场机制的自发调节已经不能保护文化选择的多样性，不能保护文化产品的公平竞争。

新特点范文篇6

【关键词】互联网+广播电视新闻采编应对策略

现如今，我们已经正式步入了互联网时代，以互联网为载体的信息传播越发受到更多人的青睐，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传统广播电视等新闻媒体的发展，并且在其新闻采编上逐渐呈现出了一些新特点、新趋势。因此，为了减少“互联网+”时代下网络媒体对传统媒体的冲击，广播电视新闻媒体必须认识到其在互联网背景下产生的新特点，并且给予高度重视，采取合理的应对策略，从而实现广播电视新闻行业的进一步发展。

一、“互联网+”时代下广播电视新闻采编新特点

1.采编对象愈发平民化。现如今，新闻行业飞速发展，关注新闻的民众数量也越来越多，因此，为了适应民众的日常需求，广播电视新闻的采编越来越趋于平民化，从传统的新闻传播向着广大人民群众发展，采编的对象和内容逐渐贴合民主特性，尽可能地向民众提供即时的新闻资讯。这种新特点的产生主要是因为在当今“互联网+”的时代背景下，广播电视新闻所面对的群众不再只是广播下的听众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而是广大人民群众全体，人们可以随时从手机等移动智能终端搜索、浏览新闻信息。因此，这就需要广播电视新闻采编对象的广泛性、平民化，而不再仅仅局限于个人，要将普通民众都作为采编的对象。在这一方面，东方卫视和广东卫视就做出了相应的姿态，基于“互联网+”的时代背景，相继推出了《东方大头条》和《今日关注》等新闻节目，深度关注了人们特别关心的民生问题，凸显了“互联网+”时代下广播电视新闻采编平民化的新特点。2.采编方式更加多样化。一般情况下，传统广播电视新闻采编的方式通常为文字、图像，手段比较单一，呈现出来的新闻信息也比较枯燥无味，很难吸引民众的眼球，激发人们观看和阅读兴趣，如果一直将这种传统的采编方式延续下去，广播电视的发展将会受到严重的制约。但是，在当今“互联网+”的时代背景下，随着各种信息媒体的融合创新，新闻采编的方式越来越多样化，可以将文字、图片、音频、视频有机地结合起来，增强新闻信息的视听效果，激发群众的兴趣，吸引大众的眼球。比如凤凰卫视，在考虑到“互联网+”的时代背景下，于2004年6月开设了手机电视台，并添加了很多新的模块，采编的方式也更加多样化，给群众带来了耳目一新的视听体验。3.采编载体更加丰富。随着互联网技术的不断发展，广播电视新闻采编的载体也越来越丰富，逐渐摒弃了传统的报纸、广播、电视，转向手机、互联网。并且，随着智能手机的普及，很多广播电视都建立了自己的微博和微信公众号，拓宽了新闻信息的传播范围。4.传播方式愈发多元化。传统的广播电视新闻，通常是以电台、电视进行传播的，传播方式比较单一。但是现如今，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通信方式逐渐向多元化发展，新闻资讯可以通过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等渠道传播，与此同时，有些广播电视新闻媒体还开发出了在“互联网+”时代下与受众价值需求更加契合的新闻传播渠道，这使得广大群众在查阅与浏览新闻信息的过程中不再受到时间与空间的双重限制，方便于受众的同时，也使广播电视的新闻采编过程更加顺利。

二、基于广播电视新闻采编新特点的应对策略

1.提高采编策略的民生性。现如今，随着科技的快速发展，居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新闻受众的数量越来越多，采编对象平民化的特点越来越明显。这就要求广播电视在新闻采编过程中，要注重民生性、亲民化的采编策略，使采编出的新闻资讯能够面向更广大的受众群体，尽可能地满足全体受众的心理需求，其内容要与群众生活息息相关，尽量不要脱离群众的生活实际，本着以人为本的原则，使得广播电视新闻能够更加真实地反映人民群众的疾苦与心声。具体来说，需要媒体工作人员在采编过程中考虑到我国的地域差异以及文化差异，因人而异、因地域而异，不要损害到群众的根本利益，要用热情的态度、和善的语言去感染受众，以便走进群众的内心世界，消除受众的心理戒备，进而采编出更加真实且富有价值的新闻信息。2.努力丰富采编方式。在如今“互联网+”的大背景下，各种网络自媒体应运而生，而广播电视要想继续发展下去，必须要不断丰富新闻采编方式，促进新闻采编工作逐渐向多元化的方向发展。首先，需要将新媒体与旧媒体科学地结合起来，多角度挖掘新闻采编方式，满足受众多元化、个性化的新闻需求；其次，广播电视要注重网络平台的运用，充分发挥互联网的优势，多与群众进行即时互动，在第一时间了解不同受众的特点与需求，并鼓励群众提供最真实的新闻素材，有利于新闻采编过程的顺利进行。3.明确新闻采编的工作标准。面对当今“互联网+”背景下各种社交、新闻媒体鱼龙混杂的时代，广播电视新闻节目要想立足于不败之地，还需要明确一个采编过程的工作标准，使采编人员在新闻采编过程中有据可循，从而实现标准化管理，提升广播电视行业综合管理水平的同时，提高新闻采编工作的质量。4.掌握采编过程的工作技巧。对于一则新闻来说，要想使其具有足够高的关注度，除了新闻本身的真实性之外，还需要新闻资讯的创新性，而有效的新闻采编技巧就是提高新闻吸引度的重要途径之一。具体来说，包括前期采集信息的重点把握，后期制作的精细化处理以及适时的模糊化处理等技巧，通过这些技巧的合理运用，可以使新闻信息更加吸引受众的眼球。

三、结语

现如今，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特别是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使传统广播电视受到冲击的同时，也在新闻采编方面呈现出了一些新的特点。因此，广播电视行业需要清楚地认识到正在面临的机遇与挑战，抓住采编新特点，创新新闻采编的工作模式，进而实现广播电视行业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季毅伟.“互联网+”时代下广播电视新闻采编新特点及应对策略探讨[J].科技传播,2018,10(16):55-56；

[2]周磊.“互联网+”视角下广播电视新闻采编探讨[J].新闻窗,2017(06):81-82；

新特点范文篇7

一、教育部令第41号《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新内容解读

2017年2月教育部颁布新修订的教育部令第41号《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以下简称新《规定》），是在2005年5月版教育部令第21号《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基础上修订的，新《规定》明确提出“以立德树人为根本”“实施弹性学制”、“保留学籍休学创新创业”、“实施学生管理，应当尊重和保护学生的合法权利”、新增“学生申诉”一章等，有多处改动，教育部网站解读新《规定》主要体现了五方面的特点：一是突出了高校立德树人的根本要求；二是为学生创新创业提供了制度支持；三是更加注重保护学生权益；四是促进学生自我管理；五是推进高校依法治校，健全转专业的条件和程序[1]。从这些修改的内容以及从教育委员会令第7号、教育部令第21号到教育部令第41号，体现了高校学生管理更加科学化、法治化和人性化，《规定》的颁布与推新也体现了我国高校学生管理工作从传统的个人经验管理到整齐化一的科学(专业化)管理渐渐转为以人为中心的文化管理，总的趋势是管理的软化，即理性管理和感性管理相结合。新修定的《规定》更加符合中国式的学生管理，即把中国特色的文化融入其中。能否认识到文化管理在学生管理工作中的地位和作用，对能否提高高校学生管理效率有着重要的意义。

二、文化管理在新时代高校学生管理工作中的重要意义

管理是人类组织社会活动的一个最基本的手段。大至一个国家，小至两人组成的群体，无论进行何种活动，都离不开管理[2]。因此管理也是高校学生管理工作者需要掌握的一门科学和艺术，不同时期的学生工作管理者对管理思想有着不同的理解，早在2004年就有管理者提出“学生管理工作的专业化是未来学生管理工作的趋势”[3]，2009年以学生为本的人性化管理又渐渐成为学生管理者的主流思想，到近几年提出既要专业管理、法治管理，又要制度管理和文化管理等，不同管理思想的演化、丰富和创新体现了时代的要求，文化管理渐渐得到认可和运用，中山大学教育科学研究所朱雪梅认为“文化管理是教育管理的未来模式”[4]。国外的管理思想及其演化也值得我们参考和借鉴，现代管理学之父彼得•德鲁克指认，管理理论不应是理性的推理或分析，而应从特定的管理实践和管理文化出发[5]，管理大师曾仕强认为“中国式管理是人类解决21世纪全球化与本土化矛盾的唯一正确途径”[6]，而中国式管理中不可或缺的便是融入中国的文化，形成中国式的文化管理。我国高校学生工作与国外高校学生事务管理不同，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人们的思想观念、价值追求、生活方式、道德理想、教育理念在不断发生变化，青年一代受教育者包括大学生在内部成长环境和外部发展也发生巨变，形成了中国所特有的教育文化氛围，我们的学生工作讲求政治性、有思想性、有组织性等，这些都是由我国特有的文化决定的，只有对症下药，用中国特有的文化管理才能在新时代条件下做好高校学生管理工作。

三、文化管理视域下新时代高校学生管理的新特点

文化管理是与经验管理、科学管理同一范畴的管理模式，是现在管理理论发展的新的阶段，它强调用文化的力量创造和影响管理，以人为出发点，并以人的价值实现为最终管理目的的尊重人性的管理。与传统的科学管理不同。本文主要是从文化管理视域下浅析教育部令第41号的新特点，指出文化管理在《规定》中的体现与有机融合,突出文化管理在高校学生管理中的作用及由此体现的新特点，让管理者重视文化管理的管理思想，提高管理效率。首先，文化管理的核心在于核心价值观的塑造,也是高校学生管理的出发点。新《规定》强调以立德树人为核心价值观。德文化源远流长，德是文明的基石，是法治的基本，是文化的内核，在古代德治也是治国的重要手段，一个国家的文明离不开德的支撑，中华民族文化促进会主席高占祥也是提出“教之道，德为先”，也多次表达了自己对传统文化、传统思想价值体系的认同与尊崇，大学生作为新时代的新生力量，是社会进步与否的主导者，通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的熏陶，可努力达成以文化人和以德树人相统一。“立德树人”的核心价值观是管理的根本出发点，也是学生管理者所要达到的目标，更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用人思想的导向。其次，文化管理的中心是人，是以“软性”管理为主，为高校管理提供良好的管理环境。教师们常常抱怨现在的学生越来越难管，当你“管”学生时，是否想过在你自己被上级“管”时，是否也会产生抗拒和不满？任何人都不喜欢被管，大学生们有自己的思想，他们需要做主，需要独立，需要尊严，所以管理时要“以学生为本”，并非强加管理，只有这样学生才会受管。新《规定》为学生创新创业提供制度支持，创新是一个国家是否能够依旧繁荣昌盛的灵魂，而创新创业是青年人的优势，尤其体现了青年大学生的精神面貌和潜力。新《规定》给大学生创造了创新创业文化基础和氛围，鼓励他们敢于大胆创新、不畏惧风险，让创新文化深入思想，既是响应了“万众创新”、“人人创新”的新势态，也为校园文化注入新活力。创新的灵魂和思想需要思维发散，而非管出来的。新增的“申诉”一章更是体现学生的权益得到重视和保护，高校管理者需与学生紧密联系，了解时代的潮流，尤其在新媒体时代背景下，文化多样发展，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相互碰撞，只有将新时代学生管理要求与青年人的要求相融合，倾听和尊重学生的心声，才能管好学生，让学生健康发展。这些都体现了“以学生为中心”的“软性”管理思想，给学生创造了良好的文化心理环境。最后，文化管理的重要任务是增强群体凝聚力，也让高校学生管理工作更有魅力。

新《规定》强调促进学生自我管理，当学生在管理中地位明显转变，不是被动地被管理，而是转变为管理的中心，即自己管理自己，学生会觉得管理更加人性化，尤其是新一代青年大学生，思想和行为有着新的时代文化特征，文化软性管理更能适应他们的理念，易被他们接纳，增强教师和学生之间凝聚力。同时《新规》规定推进高校依法治校，平常的“软性”管理，结合法治管理，软更兼施，既矫正了学生的言行，又给了他们自由和鼓励，使学生管理工作更加合理化。党的报告中多次提到“人才”一词，其价值意蕴丰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需要人才，新时代比任何时候更爱人才，高校学生管理者有着强烈的人才意识，渴望培养出贤才，他们作为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学生事务管理和学生发展服务的实施主体之一，深深地影响着每一位学生的三观和思想，因此，符合新时代的要求即是符合教育的发展规律，文化管理即是新时代的趋势，文化管理的思想需得到学生管理者的重视。管理者应当学习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了解本校的核心文化，了解中国文化背景下的大学生，发挥文化管理的软实力，更好地贯彻和执行新《规定》，提高高校学生管理的效率和满意度，方可培养出德才兼备、投身党和人民伟大事业中的人才。

参考文献：

[1]教育部.突出立德树人，体现学生为本———教育部颁布新版《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EB/OL].

[2]尤建新.管理学概论（第二版）[M].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02.

[3]旷永青，王再青.高校学生管理工作的专业化[J].高教论坛，2004（1）:10-13.

[4]朱雪梅，叶小明.文化管理：优质高职院校管理发展的新趋势[J].高等工程教育研究，2011（4）:137-141.

新特点范文篇8

关键词：企业;成本会计;管理;新特点;策略

竞争日渐激烈的经济市场环境背景下，企业若想提高自身的竞争力，就要不断地开拓。尤其是企业会计管理方面的工作，应列为管理日程中的重要部分，其中最主要的是成本会计管理。本文对企业成本会计管理管理的新特点做出分析，提出与管理新特点相呼应的管理策略，使企业资源能够合理应用与开发，从而有效降低企业运营的经济成本，全方位提升企业的经济利益。

一、研究与分析企业成本会计管理新特点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现阶段我国企业制度的建设进程在市场经济变革过程中不断完善与发展。我国企业也积极参与国际经济市场竞争中，引进国际范围内相对先进的企业现代化管理制度，进而实现国内外管理模式的接轨与融合，实现企业管理水平趋近国际化、现代化的战略发展目标。目前，越来越多的国内企业在国外进行投资，国外上市的国内企业数量在逐步上升，国内市场环境中也进驻很多国外企业。现阶段，我国的经济市场呈现出开放性的市场发展趋势。在此环境背景下的国内企业长期不断地学习国外相对相近的企业管理理念与模式，积累企业管理经验，完善自身的经济性运行管理体系，这是发展企业管理现代化、国际化等目标的有效途径之一。依靠现阶段科技社会提供的便利条件，以信息技术管理为主，坚持走国际化发展道路，这是实现国内企业综合管理水平大幅度提升的有效策略。对于企业发展来说，有效成本会计管理是企业经营与运行过程中的重要管理工作之一，能够实现优化企业运行成本控制的目标，强化企业自身的综合竞争能力，突出在宏观经济市场环境中的优势。企业在成本会计管理实践中要积极研究和借鉴，深入学习成本会计管理的新特点。1.成本会计管理核算趋近国际化。现阶段，经济发展与企业发展的背景是全球一体化，这就要求国内企业的发展与国际管理接轨。目前，国内企业管理工作趋近于国际化，这就需要企业成本会计管理核算管理具有国际化新特点。传统的国内市场环境中的企业成本会计管理特点是以国内经济体制为主，以深化与拓展经济市场为目标，相对来说很少接触国际之间的合作，企业与企业之间的往来大多数是贸易交易。在全球化经济发展的推动下，企业需要革新发展与管理方向，需要接触国外市场经济，国内企业要与国际市场相接轨。通常情况下，国内企业需要设置国际业务部或在国外投建子公司，在当地招聘财务管理人员。这就需要企业了解并融合当地的经济市场环境，以当地的企业会计管理模式为主对子公司实施财政管理。随着国际经济合作的不断推进，越来越多的企业与国外企业进行跨公司的合作，成立合资公司，那么会计成本管理就要符合国际经济管理制度。对比来看，国外的企业进入经济市场的时间要比国内企业早很多。西方国家企业在成本会计管理方面的经验是非常成熟的，而且已经形成了体系式、制度式的成本会计管理理念与模式，可以从整体上提升自设企业的管理效率及管理质量。国内企业的发展历史相对来说较短，企业成本会计管理工作并未形成制度式与体系式的理念与模式，所以在全球经济一体化发展进程中需要向国外企业借鉴学习。我国企业会计成成本管理应以国家化经济发展方向为主，不断完善与发展管理理念与管理模式，突出核算管理国际化新特点，尽早实现与国际企业的接轨。2.成本会计管理核算趋近系统化。国内企业规模是随着社会经济发展而壮大的，随之发展起来的是综合性业务的覆盖率与涉及种类。目前，越来越多的企业业务涉及跨地区、跨行业或者跨国际等，但是企业内部成本会计核算管理体制是统一的，所以要求企业能够从根本上提高成本会计管理水平。首先，企业成本会计管理应保证覆盖各个事业范围，针对每一个区域都有准确且高效的成本会计核算管理，以保证每一个部门的业务管理都能体现出整体企业的经济运行、成本控制、利益收益等现状。其次，企业成本会计管理应从企业整体考虑，以输入、输出、成本等多个角度进行分析与考量，同时要注意企业各项业务的成本核算管理，以整体统筹为主实施高效的企业成本会计管理。至此，企业成本会计管理应秉承的特点是统一化、系统化、高效化，以高效性的成本会计管理实现企业运行成本的最低化，以整体统筹为主实现全面会计核算管控。3.成本会计管理核算趋近信息化。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在不断变革与完善，市场环境中的各企业也在经济体制发展过程中感到了前所未有的竞争与挑战。竞争日渐激烈的经济市场环境背景下，企业若要壮大自身的竞争力，就要不断进行开拓。尤其是企业会计管理方面的工作，应列为管理日程中的重要部分，其中最主要的是成本会计管理。现阶段的成本会计管理发展以信息化时代为背景，采用的管理手段趋近于信息化，以此能够有效提升成本会计管理工作效率。当今软件信息开发市场的发展速度非常可观，越来越多的企业将信息软件开发与企业成本会计结合在一起，以开发设计出与企业成本会计管理相融合的智能办公软件。企业利用信息化技术协助成本会计管理，能够建立更精准、更高效、更客观的管理体系，在管理过程中将人为操作失误降低到最小化，同时确保财务信息不失真，还可以实现常规管理工作的自动化管理，这是企业成本会计管理过程中节省人力资源的有效途径。企业通过智能化的核算、便捷化的分析以及统一化的管理，使成本会计管理信息更加系统化、简洁化。大型企业内部成本会计管理涉及的财务分析工作非常庞大，要对不同的部门的收入与支出进行掌控，所以必须在管理过程中保证财务信息的及时调用度，突出信息化技术运用在成本会计管理中的优势，通过自动化的软件功能设置，自动生成成本会计管理过程中想要的数据信息。例如，我国电信企业的特征是业务涉及面广泛，各个部门收入与支出项目庞大且繁杂。企业在管理过程中将各个部门、各项业务涉及财务数据进行有效管理，借助信息化智能软件的协助管理，能对企业内部成本会计管理数据实现统一的归类与分析。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电信企业涉及的业务越来越多，对于建设4G、布局5G的战略发展目标，电信企业在建设与发展过程中需要面对大量且多样化的业务收入与支出信息，各个电信企业都非常注重会计管理核算的信息化。因此，信息化管理是当下企业成本会计管理的新特点之一。电信企业要占领电信市场技术高地和服务市场，降低成本，提升企业盈利能力和发展潜力。

二、企业成本会计管理策略

市场环境是决定企业发展方向的主要因素，所以企业的管理以市场为导向，进而调整自身的经营与管理策略，以保证发展趋势符合宏观市场环境。企业要在市场环境中具有强有力的竞争性，并且能够根据市场的实时需求变革自身的管理与经营策略。1.引进并应用先进的成本会计管理理念与技术。西方国家企业在成本会计管理方面的经验非常成熟，而且已经形成了体系式、制度式的成本会计管理理念与模式，可以从整体上提升自设企业的管理效率及管理质量。国内企业不断地学习国外相对相近的企业管理理念与模式，以此积累企业管理经验，完善自身的经济性运行管理体系，是发展企业管理现代化、国际化等目标的有效途径之一。国内企业的发展历史相对来说较短，企业成本会计管理工作并未形成制度式与体系式的理念与模式，在全球经济一体化发展进程中需要向国外企业借鉴学习。所以，在我国科学技术持续发展的今天，企业的成本会计管理应以更新管理管理、变革管理模式为主，引进西方企业先进的成本管理理念，并应用相对先进的智能化信息管理技术，降低企业运行的成本，增强成本节约理念，以完善的制度确保成本会计管理。2.推进并加快电算化成本管理手段发展进程。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企业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业务种类与合作范围不断被拓宽。由此，企业内部成本会计管理的复杂性日渐突出。电算化成本会计管理是科技社会的时代特征，也是成本会计管理实现高效化的有效途径。企业利用信息技术协助成本会计管理，能够实现更精准、更高效、更客观的管理体系，在管理过程中将人为操作失误降低到最小化，同时确保财务信息不失真，还可以实现常规管理工作的自动化管理。这是企业成本会计管理过程中节省人力资源的有效途径。企业通过电算化的核算、便捷化的分析以及统一化的管理，可以使成本会计管理信息更加系统化、简洁化。在企业发展过程中，会计电算化已经成为财务管理的首要选择。

三、结束语

我国企业发展已经进入全面开放的新时代，这一阶段的市场环境给企业带来了较好的发展机遇。在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的前提下，企业成为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未来的发展过程中，企业需要全面提升成本会计管理效率，以保证企业的战略性发展。

参考文献：

[1]蒋玉国，张峰.我国企业成本会计发展的制约因素分析及对策探讨[J].太原城市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6

[2]王亮，李玉.工业企业成本会计存在的问题及对策分析[J].财经界：学术版，2016

[3]张彤.加强工业企业成本会计核算与管理的思考[J].中国市场，2016

[4]李玉华.新常态下工业企业成本会计核算规范对策研究[J].中国国际财经（中英文），2016

[5]孙国富.工业企业成本会计核算存在问题及规范措施[J].智富时代，2016

新特点范文篇9

[关键词]和谐世界；中国外交；新特点

新时期中国外交不仅在外交指导思想上不断完善与发展，而且在实践中取得了骄人的成绩。“不断提高同国际社会交往的本领”、“掌握处理国际事务的主动权”，中国外交更加主动、更加灵活、更加适应时代的发展和需求，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在对外关系实践中不断发展，表现出新的特点。

一、进一步明确了中国的发展道路是一条和平发展道路，提出了构建和谐世界的理念。这是新时期中国外交最大的特点

和谐世界的思想是中国向世界表明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的政策宣言。中国不仅希望和平，而且追求在和平的基础上缓和国家间关系。我们不仅考虑自己的经济发展，同时也考虑自身经济发展与其他国家的关系，争取与它们共同发展和繁荣。中国政府在建立多极世界、维护世界和平战略思想的指导下，提出了中国走和平发展的道路，这不仅对世界和平作出了庄严的承诺，而且也成为中国外交的重要指导思想。它明确了中国自身发展与外部关系是一个和谐相处的关系。

中国的经济发展需要一个和谐的世界。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已经开创出一条既适合本国国情又适合时代特点的战略道路：在同经济全球化相联系而不是脱离的进程中独立自主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是一条和平发展的新道路。中国和平发展就是要充分利用世界和平的大好时机，努力发展和壮大自己。同时又用自己的发展，维护世界和平。中国的发展不会妨碍任何人，也不会威胁任何人，也不会牺牲任何人。中国现在不称霸，将来强大了也永远不会称霸。

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是一条在维护世界和平中发展自己、又以自身发展促进世界和平的道路；一条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道路；一条勇于参与和平国际竞争又坚持广泛合作的道路。中国选择这条道路，就是要顺应时代潮流，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发展同世界各国的友好合作，实现互利共赢；就是要超越传统模式，坚持主要依靠中国自身的力量和改革创新，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实现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努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和谐世界”是中国既往外交思想的深化。“建设和谐世界”的核心是“和谐共处”。“和谐共处”相对于“和平共处”，是“更上一层楼”了。它不仅要求维护和平，实现“和平共处”，而且要超越和平，促进和睦、合作和共同繁荣，实现“和谐共处”。中国是一个致力于国际和平事业的负责任的大国。中国的和平发展已经并且必将是对世界和平与发展的贡献。中国的和平发展将是推动国际秩序朝着公正合理方向演进的重要因素。

二、“执政为民”、“外交为民”的外交工作指导思想更加明确，是新时期中国外交的一个显著特点

随着中国经济的迅速增长，中国的国际地位空前提高，中国外交政策以捍卫国家经济利益为内涵，以维护国家的尊严、主权和领土的完整为底线，采取了灵活而不僵化，抗争而不对抗的外交思路。在外交实践中大力贯彻“以人为本、外交为民”理念。

“外交为民”是中国外交这几年来最大的变化之一。中国的外交工作，在民间一度被误解为只处理国家大事的活动，与老百姓似乎无关。但现在我们看到，从2003年9月开始，中国外交部不仅有了对外“开放日”，老百姓可以走进神秘的大厦去参观。而且外交部公开了一批已失去保密价值的外交档案，公民可以自由查阅；外交部长在网上与网民交流，回答网民提出的问题。所有这些，都体现出新时期外交工作朝着“以人为本，外交为民”方向迈进的特色。这表明，中国外交着力点已从纯粹的处理政府间事务的传统，转为加大对老百姓利益的维护。外交为民就是外交为人民服务，这包括两层含义：第一，外交为人民的根本利益服务，为经济建设服务；第二，人民是外交的基石和后盾。外交为人民服务就是致力于为祖国的发展和人民的福利，创造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和周边环境；同时维护中国公民、机构和法人的合法权益。

值得称赞的是，从近年来的一系列实践上看，外交为民在各个领域有所展现，我国外交正朝着“以人为本，外交为民”的方向大踏步前进。驻外使领馆领事保护的工作量比过去明显增加，加强了对海外中国公民的保护。每当中国公民在异国他乡有难抑或需要帮助时，我们的“外交机器”就会即刻运转起来，通过各种外交渠道，有力地维护我们每一个中国公民在海外的合法权益。这表明，近年来中国外交“以人为本。外交为民”的理念已经产生了积极影响，正如外国媒体所说，中国外交出现了从“外交为国”到“外交为民”的新变化。这是“执政为民”的理念在外交领域的体现，也是中国外交在实践中不断提高应对国际局势和处理国际事务的能力的充分体现。

三、“掌握处理国际事务的主动权”，中国外交更加主动、更加灵活、更加适应时代的发展和需求。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在实践中不断发展，这是新时期中国外交的又一个特点

在朝核问题上，中国从大局出发，坚持不懈，积极斡旋，先后促成三方和六方会谈，避免了半岛紧张局势升级，为维护东北亚的和平与稳定发挥了建设性作用。东南亚国家是我国的近邻，为了加强同这个地区的关系，我国采取了一系列新措施。除了继续发展双边关系外，还加强了地区合作，妥善处理领土和海洋权益的争端。同东盟之间建立起“10+3”合作机制。实施“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计划，标志着友好合作关系不断大幅提升。同时还同东南亚有关国家就南海行为准则达成了协议，加强了互信。中国是亚洲区域合作的积极参与者和支持者，在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中，中国强调贸易自由化和经济技术合作“两个轮子”并重，倡导以相互尊重、自主自愿和灵活性等原则为特点的“亚太经合组织方式”，在亚洲合作对话机制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在区域合作中，中国坚持协商一致、平等互利、循序渐进的原则。照顾各方利益和关切，以实际行动推动与亚洲国家的共同发展。我国推动“上海五国”机制发展成为“上海合作组织”。开创新型区域合作模式。

中国一贯把对发展中国家的团结与合作看作是中国外交政策的基本立足点。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中国为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促进区域经济合作与发展发挥着重要作用，充分表明中国新一届领导集体高度重视发展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并力争将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进一步明确了中国发展同周边国家的外交在中国外交布局中的重要地位与作用，“睦邻”、“安邻”和“富邻”是中国实现自身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新特点范文篇10

关键词：市场调控商品市场

改革开放以来，经过20多年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商品市场供求格局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已经从总体短缺转变为结构性过剩，从卖方市场转变为买方市场。据商务部对2006年上半年商品市场供求趋势调查分析，600种主要消费品中，供求基本平衡的商品170种，占28.3%；供过于求的商品430种，占71.7%，没有供不应求的商品。300种主要生产资料中，供过于求的69种，占23%；供求平衡的218种，占72.7%；供不应求的13种，占4.3%。总体上，当前商品市场运行平衡，品种丰富，但同时也存在一些极易造成国内市场异常波动的不稳定因素。

商品市场平稳背后的隐忧

对外依赖性增大

我国经济发展对国际市场的依赖越来越大，特别是能源、资源的约束，经济安全已蕴涵一定的风险。在我国已探明的45种主要矿产品中，能够满足2010年国内需求的只有21种，到2020年仅剩下6种，铁、铜、铝等矿产的对外依存度均超过70%，石油、天然气的对外依存度分别达到40%和60%，一些进口产品来源地过于集中，部分产品出口对局部地区依存度过高。国际竞争方式已经不局限于产品质量、价格等方面，而是出现了一些新形式，进一步加剧了国内市场的复杂性。

突发事件经常发生

近几年，我国发生的突发事件较多，包括水旱灾害、气象灾害、地震灾害、地质灾害、海洋灾害、生物灾害和火灾等自然灾害；包括工矿商贸等企业的各类安全事故、交通运输事故、公共设施和设备事故、环境污染和生态事件等事故灾难；包括传染病疫情、群体性不明原因疾病、食品安全和职业危害、动物疫情，以及其他严重影响公众健康和生命安全的公共卫生事件。除此之外，突发事件还包括恐怖袭击事件、民族宗教事件、经济安全事件等社会安全事件。这些事件的发生都有可能造成市场异常波动。

农业生产行为趋同

农产品的突出特点是受自然条件和市场双重约束。在我国，由于农业现代化水平不高，农业组织化程度较低，一家一户小生产的分散性、趋同性十分明显，因此供求方面的信号往往引起农民生产行为的趋同，供大于求和供不应求时常交替出现。另外，农产品生产周期较长，一旦发生供不应求现象，恢复供需平衡则需要一定的时间，因此容易造成市场异常波动的持续性。

市场配置资源水平不高

经过20多年的不懈努力，我国市场化程度显著提高，有将近96%的消费品、94%的农副产品和88%生产资料的价格均由市场供求决定，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地位基本确立。但是，由于我国市场机制的不完善，市场信息零散并且混乱，甚至出现失真的现象，以致呈现严重的不对称性，使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未能得到充分发挥，造成部分产品产能严重过剩。据调查，我国钢铁行业产能目前已达4.7亿吨，大于市场需求1.2亿吨，现阶段正在建和拟建的能力还有1.5亿吨，汽车、水泥、电力、煤炭、纺织行业也存在产能过剩，少数农产品和生产资料价格波动幅度达200%以上。这种异常波动不仅影响了市场供应和农民增收，也影响了资源的合理配置和经济运行。

当前市场异常波动的新特点

近年来，我国局部地区先后爆发了重大洪涝灾害、非典型性肺炎、猪链球菌病、禽流感等突发事件，给经济和社会造成了巨大损失，并引起了不同程度的市场异常波动。从各地爆发的市场异常波动来分析，主要呈现以下特点：

突发性。市场异常波动，不仅伴随着突发事件的发生而发生，而且受谣传等非客观因素影响明显。从所需的应急商品及其规格来看，也具有不可预知性，因突发事件不同而不同。例如，2006年春节前夕，河南省连降大雪，交通严重受阻，引发北方各市蔬菜价格大幅上涨；2003年我国局部地区爆发“非典”，食醋能防非典的谣传迅速引发南方六省区大面积抢购现象，北京市将要封城的谣传迅速引发北京市城八区部分商品严重脱销。从应对异常波动所需的商品来看，“非典”所需的应急商品主要包括口罩、消毒液、温度计等，应对禽流感所需的应急商品主要是八角茴香；从品种规格来看，“非典”期间，尽管国家储备了大量粮食，但由于粮食加工和包装需要一定的时间，北京市场仍出现了小包装大米脱销的现象。

扩散性。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特别是信息技术和现代传媒的发展，市场异常波动具有极大的扩散性，小范围的人心浮动容易造成大范围人心浮动，局部地区波动引发全局性波动。如2003年“非典”爆发初期，广东省部分地区出现了抢购食醋的事件，抢购行为当天就蔓延到南方六省区。

国际性。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经济资源跨国流动越来越自由、越来越全面，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的联系也越来越紧密，不仅容易受到国际市场冲击，而且应对难度也更大。如2005年以来国际糖价大幅上涨，由每磅6美分涨到20美分左右，由此引发国内糖价大幅上涨，尽管国家为稳定国内糖市投放了大量国家储备糖，但收效并不十分明显。

危害性。由于市场异常波动具有突发性和扩散性，并受国际市场的影响越来越大，应对工作难度大、要求高，因此一旦各部门配合步调不一致，应对不及时或措施不到位，就将产生“蝴蝶效应”，带来严重后果，造成巨大损失。

市场调控的理论基础和政策依据

目前，商品市场平稳背后潜伏着隐忧，局部地区发生的市场异常波动还呈现出新特点，但一些地区的认识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只看到商品市场的丰富和繁荣，重视“看不见的手”的调控作用，而忽视了市场调控，弱化或取消了原有的市场调控手段。一些地方虽然制定了市场应急预案，但预案内容空洞，缺乏相应的保障措施，难以操作。

从理论上看，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国家对经济的宏观调控”和“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是两个不可分割的方面，二者相辅相成，共同构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本质内容。在市场机制失灵或者发生重大突发事件等导致市场异常波动的情况下，政府对市场实施必要的干预，是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的重要内容，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措施，也是促进国民经济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有利于防止局部性问题演变为全局性问题，从而避免经济大起大落。党中央、国务院一直十分重视市场调控工作，总书记和总理都十分关心市场调控工作。《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就是要按照“五个统筹”的要求，“更大程度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增强企业活力和竞争力，健全国家宏观调控，完善政府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强有力的体制保障。”

为加强应急管理，国务院按照科学发展观要求进一步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的同时，专门成立了应急管理办公室，建立健全了应急预案体系，不仅出台了《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而且制定了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社会安全等方面的25个专项应急预案。国务院各部门还结合自身职责制定了部门应急预案。

市场调控应遵循的基本原则

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条件下，组织实施市场调控应遵循以下原则：

市场优先原则

实施市场调控，首先应按市场经济的办法，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充分运用信息引导、企业供应链采购、区域间余缺调剂等方式调控市场。在上述方式难以达到预期效果的情况下，再采取动用储备、组织进口、定量或限量销售、依法征用等方式调控市场。

有备无患原则

2005年2月，印度洋大地震及其引发的海啸，在短短几小时内就夺去了十几万人的宝贵生命；2005年9月，“卡特里娜”飓风重创美国新奥尔良市，据美国参议院领袖里德估计，救灾和重建费用最终可能高达1500亿美元。这两件事件的教训发人深省，实施市场调控，必须根据当地市场特点，建立完善的可操作市场应急预案，事先预置好市场调控手段。

整合资源原则

鉴于国家财力有限，储备应急商品不可能做到“大而全”，必然要受到品种和数量的限制，而且“大而全”也不符合比较效益的原则。在此情况下，国家应当整合社会调控资源，选择一些大型的应急商品生产和流通企业作为重点联系企业，建立应急商品数据库，及时、准确的掌握其产能、产量、销售、库存等情况。

统筹兼顾原则

随着“买全国、卖全国”的国内大市场和“买世界、卖世界”的世界大市场的形成，市场调控工作必须适应这种形势。胸怀全局、着眼长远、拓宽视野，密切关注国内和国际的经济走势、货币变化、商品供求，区别情况、分类指导，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综合运用经济、行政、法律等各种调控办法和多种调控方式，集中力量打“组合拳”，注重引导和保护好国内市场平稳运行，服务于国民经济发展大局。

快速反应原则

市场调控的灵魂是快速反应。只有反应及时，抢占先机，才能主动应对，否则，工作就会被动，处处受制。为此，必须以现代信息技术为手段，在第一时间掌握市场的运行状况，以最快的速度对市场的走势作出科学判断、以最快的速度提出应对措施、以最快的速度整合市场应急资源，并保证各项措施以最快的方式落实到位。

加强和改善市场调控的主要措施

加快城乡市场信息服务体系建设，充分发挥市场信息的引导作用

按照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宏观调控需要和市场需求为导向，运用现代信息技术加强对生活必需品、重要生产资料、重点流通企业的监控，构建权威的智能化信息平台，形成快速高效、真实可靠的市场信息搜集系统，科学分类便于使用的信息储存系统，以小见大、科学预测的分析预警系统，及时、准确监测、加工、市场信息，同时加强与新闻媒体合作，将信息及时转化为新闻，引导资源合理配置。

加强应急商品管理和整合，提高市场调控能力

完善中央和地方两级应急商品储备制度，特别是对关系百姓生活的必需品储备制度，要从维护社会稳定的高度确保落实到位，做到储得进、管理好、调得动、用得上。同时，综合分析各种市场异常波动的特点及所需应急商品的种类，适当扩大范围，运用地理信息系统和电子地图技术，整合社会调控资源，建立应急商品数据库，及时准确掌握各种应急商品信息，增强市场应急管理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