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任度范文10篇

时间:2024-04-02 16:5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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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任度

企业下属对上级信任度

一、下属对上级信任度的概念界定

信任问题从19世纪进入学术研究领域之后,一直是各个领域学术研究的热点问题,产生了丰富的研究成果,建立起来系统的理论框架,对社会各个领域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日益受到人们的重视。在这些研究中,其中在心理学、社会学、组织行为学、经济学等领域成果更为突出,研究者从不同的视角出发来探讨信任问题。下面,笔者在梳理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本文中在企业中下属对上级的信任,进行概念的界定。

从不同的角度出发,前人对信任的研究主要有四种取向,即人格特质理论、情境反应理论、人际关系理论和社会功能理论等,在不同研究背景下,每一种取向都具有其合理性,具有积极的作用。

1、人格特质理论

把信任作为人格特质的研究者认为,信任是个人所具有的一种心理的品质,这种心理品质是个体所特有的,经过后天的学习和生活过程中所产生形成的,主要表现为一个人对其他人的一种期望、信心和信念。主要代表人物有Rotter,Wrightsman等。Rotter认为信任是个体对另一个人的言词、承诺、口头或书面陈述的可靠性的概括性期望;wrightsman(1992)则认为信任是构成个体特质的一种信念,认为一般人都是有诚意、善良并相信他人的;Sabel(1993)认为信任是交往双方共同具有的认为对方不会利用自己弱点的一种信心。个人的生活经历、他对人性的看法会影响其对他人的可信赖程度的一般期望或信念,有的人倾向于信任他人,有的人则倾向于怀疑他人。

2、情境反应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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剖析保险公司对消费者信任度的营销措施

摘要:消费者信任是保险公司和顾客建立长期关系的关键因素,由于保险服务的特殊性,信任将显著地影响保险公司与顾客之间的关系质量。本文关注保险服务关系中的消费者信任,详细分析了影响消费者信任的主要因素,并提出了保险公司营造信任的氛围来改善销售的效率和维持高度顾客忠诚的策略。

关键词:关系营销保险公司消费者信任

零点调查公司的一项关于中国公众信任问题的调查结果显示:公众对保险人等服务业从业人员的信任度最低,信任缺失是保险公司建立和维持与顾客长期关系的重要障碍。越来越多的保险公司已经认识到消费者信任有助于建立牢固的顾客忠诚,而顾客忠诚可以节约获取新顾客的成本,降低顾客管理的成本,增加交叉销售的机会,为保险公司赢得竞争优势。

一、消费者信任的内涵

关系营销理论关注公司如何更好地了解和服务有价值的顾客,提高顾客忠诚度,建立满意、长期的商业关系,信任是其中最有力的关系营销工具,是衡量关系质量的一个重要维度。

消费者信任是将自身利益置于他人行为影响之下的一种意愿(Mayeretal.,1995),这种意愿是基于对他人会保护交易相关人员权利的乐观预期(Hosmer,1995)。早期的消费者信任研究着眼于交易领域,强调信任对于交易行为的重要作用与价值,信任就是经济交换的润滑剂(K.Arrow,1974)。正因如此,消费者信任在很多商业活动中都是至关重要的,尤其在那些交易的执行要跨越一定的时间,无法立即对商品和服务(质量)进行检验的交易中(Fukuyama,1995)。面对不确定性的环境,个体总是倾向于通过理解和控制所处的社会环境来降低这种不确定性,具体说就是来预期另一方(或多方)的行为以及理解自身行为会如何影响这些行为(Luhmann,1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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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内部提高下属信任上级管理论文

编者按:本文主要从下属对上级信任度的概念界定;下属对上级的信任的影响因素及其产生机制;提高下属对上级信任度对企业发展的重要意义进行论述。其中,主要包括:信任问题从19世纪进入学术研究领域之后,一直是各个领域学术研究的热点问题、人格特质理论、,信任是个人所具有的一种心理的品质,这种心理品质是个体所特有的、持人际关系理论的研究者把信任放在一定的人际关系中进行研究、持社会功能理论的研究者将信任理解为社会制度和文化规范的产物、下属对上级的信任的影响因素、下属对上级信任的产生机制、下属对上级的高层次信任有利于提高组织绩效、下属对上级的高层次信任有利于提高员工的工作满意度、下属对上级的高层次信任有利于提高员工的组织公民行为等,具体请详见。

摘要:信任问题一直是学术界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在企业中尤其是下属对上级信任问题的研究方兴未艾,在全球金融风暴的打击下,对处于寒冬的企业而言,信任将在企业发展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独特作用。本文以此为出发点,对企业内部下属对上级信任度的相关问题进行了探讨,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信任概念进行了界定,探讨了影响下属对上级信任度的因素及信任产生机制,最后,对提高下属对上级的信任度对企业发展的意义进行了阐述。

关键词:信任影响因素产生机制意义

一、下属对上级信任度的概念界定

信任问题从19世纪进入学术研究领域之后,一直是各个领域学术研究的热点问题,产生了丰富的研究成果,建立起来系统的理论框架,对社会各个领域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日益受到人们的重视。在这些研究中,其中在心理学、社会学、组织行为学、经济学等领域成果更为突出,研究者从不同的视角出发来探讨信任问题。下面,笔者在梳理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本文中在企业中下属对上级的信任,进行概念的界定。

从不同的角度出发,前人对信任的研究主要有四种取向,即人格特质理论、情境反应理论、人际关系理论和社会功能理论等,在不同研究背景下,每一种取向都具有其合理性,具有积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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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公共信任及信任问题

公共信任的凸显及其界定

毫无疑问,在人类社会发展的过程中,社会逐步组织化的过程与信任形态的变化相伴随。如卢曼所言,“从历史上看,而且从实质上看,信任采取了许多不同的形式。在古代社会系统所具有的特征不同于在文明社会系统它具有的特征。”[2](p.125)这一观点提醒我们这样一个事实:即不能忽视信任类型转化中的一个基本的趋势,那就是,在社会发展及其信任形态变化的过程中,有一种信任类型,即公共信任,总是与人类社会的共同生活或者公共生活相伴随。从共同生活或者公共生活的层面而言,不管是在农业社会还是在工业社会,被统治者对统治者应该承担的社会责任的期待、公民对执政党社会责任的期待、社会公众对社会组织基本功能的期待都是存在的,这种以期待为基础的信任类型是一种客观的力量,是维持统治秩序和社会生活秩序的一个重要因素,是王朝或者现代国家合法性的基础,也是促进社会有效整合与和谐运行的基础。毫无疑问,缺乏公共信任的任何统治者或者管理者都缺乏社会基础,即使在服务型政府的建设中,这种信任也起着关键作用。在农业社会的统治行政体系及统治关系中,臣民对统治体系和统治者地位的合法性认可是“公共信任”起作用的最原始的基础,这种认可来源于臣民对拟神化的统治者发展农业生产、优良教化社会、稳定社会秩序和统治秩序等社会责任的期待。被统治者对统治者的统治身份的认可以及实现这些社会责任的尽心期待是这种信任形成和产生的社会基础。尽管,在统治者看来,统治的逻辑不一定如此,而是“君权神授”的应该如此。但是,从社会科学的角度来理解,前者才是其合法统治的基础。唐太宗李世民的治理名言:“水可载舟,亦可覆舟”中的“水”,一般意义上都理解为被统治者,即老百姓,但从信任的角度来看,更合适的理解是被统治者对统治者的统治功能和责任的一种信任,无论是“载”或者是“覆”,都与这种信任有关。进一步分析,从农业社会统治行政体系中信任建构的角度来理解,统治者一般通过祭祀神的方式去自然地获得一种基于神的人格的“共同信任”,并因此获得统治的合法性。这是农业社会的统治者获得“共同信任”或者“公共信任”最为快捷的最基本的途径,也是农业社会的统治技巧和方法。因此,无论是西方还是东方,无论是在战争或和平时期,王朝总是要祭祀神和统治者的先祖,这既可以理解为对“君权神授”的一种社会阐释和呈现,更是统治者因此获得被统治者信任的基本途径。这种信任是链接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合法性关系的纽带。当然,需要指出的是,这种信任还不完全是统治行政体系形成的基础。因为,农业社会的统治行政体系主要是通过血缘关系和拟血缘关系来建立信任的,从而,在体系内部,维护其行政体系基础的信任形态主要是人际信任而不是我们所说的“公共信任”或者“共同信任”。但是,从构成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关系基础来看,其统治的合法性和“公共信任”密切相关,被统治者对统治者的合法性的不认可乃至暴力的反抗,主要还是因为他们没有履行好发展农业生产、优良教化社会和稳定秩序等社会责任,这些责任的丧失所导致的“公共信任”的丧失,是统治者失去统治合法性的根本原因。到了工业社会,启蒙思想家使人们逐渐脱离了对神的精神依赖以及对伦理生活的依赖;特别是随着社会分工的细化,随着个体生活的社会化和社会生活的组织化,建立在个体知识能力基础上的职业专业化与个体对组织的依赖密不可分,失业问题就是个体对组织依赖的典型说明。在工业社会,社会组织不仅成为了社会运行和社会管理的载体,而且不同类型的社会组织共同构成了个体生活无可脱离的环境,并形成了一股主导公共生活的力量。特别是在专业分工细密的城市中,人们的生活深陷于无法回避的社会组织的包围和牵制之中,因此,很多社会学学者把组织类型作为社会结构划分的基础。从行政学的视角来看,在工业社会的公共生活中,公民和社会组织中存在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关系是公民对政府的依赖关系。特别是在民族国家成长为行政国家后,尽管个体的生活空间日益扩大到了各种不同的社会组织,但在公共服务层面,公民“从摇篮到坟墓”都处于政府的管制之中,社会生活对组织的依赖完全体现为公民对政府的依赖,政府在国家行政化的过程中成为了公共生活的中心,公共领域或者公共生活中的责任就是政府的责任。从公共信任关系来看,相应地,政府信任也就处于信任体系的核心。政府在公共领域中的中心地位成为政府信任凸现的重要原因之一。与此同时,公民对政府的集中依赖淡化了其他组织在公共生活中的地位。从公共信任形成的角度来看,很明显,在工业社会的信任体系中,政府在公共领域中的中心化及其在公共生活中的主导地位是一种治理现实。当前,人类社会正处于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过渡的过程中。在此过程中,公共信任作为一种新的信任类型将逐渐凸显出来。在《道德的市场》中,鲍曼指出,“影响行为人的因素主要在于他人的行为。而此类社会依存的情形下存在着参与人的一种‘社会行为’,其以他人过去的、现在的或预计未来采取的行为为取向。”[3](p.46)根据这一社会依存理论来理解,我们认为,公共信任的凸显与后工业化过程中各种社会类型的公共责任结构的变化密切相关。第一,公共信任的凸显与群体间的依存度增加有关。如果说工业化过程是个体对政府组织依赖的过程,那么,后工业化过程则是不同社会组织之间互依性增加的过程。在后工业化的过程中,由于个体进一步群体化,群体进一步组织化,在社会互依性增加的过程中,社会构成的群体性和社会生活方式的组织性,一方面使群体的生活形式演变为群体间组织的依赖;另一方面,在公共生活中,除了政府对社会责任的承担以外,组织规模日益扩大而且社会管理技能日益增加的其他社会组织所承担的社会责任也相应地得以增加。无论我们把后工业社会称为风险社会、开放社会、多元社会、流动社会还是虚拟社会,其实这个社会还是群体组织的社会。群体的形成、群体对组织的依赖和群体间的互依是这个社会的普遍特征。这种组织间的互依性关系是当今社会合作潮流形成的原因,也是公共信任凸显的重要原因。第二,公共信任的凸显与各类社会组织公共性的重叠相关。有研究者指出,“在今日的社会条件下,公共性是一个‘重叠式’结构:经济形态—资本(商品与货币是资本的两个重要环节);政治形态—行政权力与制度;文化—精神形态:公共理性与公共精神。”[4](p.115)在后工业化过程的公共生活中,公共性的重叠或日趋整体化表明了这样一种趋势,那就是,公共责任不只是政府等拥有公共权力的组织的“特权”,而是参与和形成公共生活的所有社会组织的基本责任。公共组织、私人组织和非营利性组织对公共生活中的公共责任的共同担负,成为公共信任凸显的重要原因。相应地,公共信任也成为了公共生活有序运行的基础,是各种社会组织是否能够得到社会认可并承认其参与公共生活的合法性基础。第三,公共信任的凸显与多元社会治理主体间合作性互动关系的形成有关。在各种类型的社会组织被赋予或者主动承担了增加社会福利、维护社会安全和促进社会公平等社会责任的功能与使命后,公共产品和服务提供的主体结构不再是以政府为中心的一种管制性结构,而转变为治理过程中的一种合作性互动结构。尽管这种合作性互动结构目前还比较薄弱,而且,很多社会组织对社会责任的承担是在政府的引导下进行的。比如,企业的社会责任的承担就是政府对其促进的结果,但不可否认,这种促进及其有效互动的基础是信任而不只是支配性的权力。由于互动基础的改变,这种因为合作性关系而形成的信任不是人际信任,也不是组织信任,而是公共生活中一种以社会责任为基础的信任,即公共信任。它是社会公共生活中的支撑力量。这样一来,工业社会以政府信任为中心的信任体系结构不可避免地转化为一种以多元合作治理主体共同建构的公共信任体系结构。对于理论研究而言,无可回避的问题是,当公共信任作为一种成熟的信任类型凸显并逐渐成为影响公共生活和社会秩序最为关键的因素之一后,我们必须对这一概念进行界定,并指出其内在特征。有研究者指出,公共信任是相对于私人信任而言的,是与公共生活及公共交往相联系的信任,是现代社会尤其是民主制度下的新型信任。作为一个宽泛的概念,主要包括四个层次的内容:对社会成员的一般信任、对社会角色的信任、对社会制度及运行机制的信任、对民主社会的一般价值观的信任。[5](p.56)我们认为,如果把信任一分为二地类型化为公共信任和私人信任过于简单,但不可否认的是,公共信任确实与公共生活有关,与社会组织的公共性重叠和公共责任在社会组织结构中的逐渐分散有关。思考公共信任不但要思考它产生的基础,而且只有结合公共性来思考,只有立足于公共生活和公共性来思考,才能归纳、揭示公共信任这一概念。在综合以往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我们认为,公共信任是社会公众对于公共组织、私人组织和非营利性组织共同维护公共生活有序运行的社会责任的系统化的有限期待,是维持公共生活良性运行的一种客观整合力量。在公共信任度高的社会,社会公众与各种社会组织之间存在一种和谐的社会交往关系,社会组织的社会责任与社会公众的合理期待协调发展。反之,存在公共信任问题的社会则意味着失去了一种最有力的社会整合力量,这一社会整合力量的消失是致使社会整体失信的重要原因,也是导致社会整体诚信危机的重要原因。作为公共生活中的一种信任形式,公共信任有如下特点:第一,公共信任的系统性。公共信任的系统性表现为非营利性组织中的公益信任、私人领域中的企业信任和公共领域中的政府信任之间是相关的,因此体现了公共信任系统化的特征,公共信任体系中的各要素是互动的。因此,有时候政府不被信任,不是因为政府本身信任度不高,而是政府没有管理好其他组织的公共信任。现阶段,由于政府在公共生活中的主导性地位,政府对其他类型组织的公共信任有管理的权力和义务。因此,在规划中国公共诚信体系建构的过程中,从学者到民众都认为首先要从政府诚信抓起。这是符合公共信任及其管理的特点的。由于公共信任的体系性,社会管理过程中如果只重视政府信任,而忽视对其他承担公共责任的组织的信任度的管理,照样会产生公共信任危机。第二,公共信任体系的层次性。尽管不同社会组织公共责任的性质是相同的,但它们公共责任的大小是有层次性的。在一般意义上,社会组织的公共信任度与它们对公共生活的影响程度及其所承担的社会责任的大小密切相关。例如,尽管社会责任的性质一样,但一个跨国公司所承担的社会责任与一个个体企业所承担的社会责任完全不可同日而语。同样,一个大公司的社会责任缺失所引发的信任问题及其导致的社会影响也是巨大的。在社会组织的合作性治理结构的形成和成熟过程中,不同组织社会责任的大小与政府的责任相比依然相差很大。因此,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们仍然可以看到,政府信任还是公共信任体系结构中的主要要素。当然,我们不能因为公共信任体系中这一主要要素的存在,就去否认其他组织对公共生活所负有的责任,去否认它们在公共信任凸显过程中的作用。第三,公共信任关系的模糊性。在公共信任体系所呈现的信任主体关系中,一方是与社会责任相联系的社会组织,另一方是社会公众,这就形成了公共信任关系中一对多的关系,尽管这种一对多的关系不是严格数学意义上的,但正是这种关系导致了公共信任关系的模糊性。例如日益严重的食品安全问题,表面看起来是食品生产企业的问题,但实质上,因为食品安全对公共生活的重大影响,这一问题本质上是社会的公共信任问题。也正是由于公共信任的体系性和政府在社会中的主体性角色,社会公众很容易把系统化的公共信任等同于碎片化的政府信任,也很容易忽视其他社会组织在公共信任中的作用。不可否认,公共信任的这一特征也是很多学者视之若有若无,不给予足够重视的关键原因。第四,公共信任关系的压力性。公共信任关系是社会组织和社会公众之间所形成的一种关系,由于公共生活的重要性和社会公众对公共生活的依赖,从而,在公共信任度低的环境中,公共信任主体和社会公众之间形成了一种压力性关系。这种压力性关系的存在意味着信任者与被信任者之间的空间关系是狭小的。如同一个孩子无法选择其父母一样,一个国家的公民也无法随意选择其所在的国家;社会公众在公共生活过程中不得不接受不同社会组织的产品、服务和管理。这恰恰是公共信任起作用的基础,但在公共信任度不高的社会,社会组织和社会公众之间便形成了一种不可回避的压力性关系。例如我们要购买食品、药品等生活用品,尽管它们可能存在安全风险,但是谁也无法完全知道更无法完全回避这些风险,因为我们要依赖它们生活;同样,公民要接受行政、司法和立法机构根据权力和规则的管理或服务。在一个政府的阶段性统治时期内,社会公众必须给予这些组织以信任支持,这是难以回避的客观事实。因此,有研究者指出,“公共信任是个人无从选择的。其表现为选择空间的狭小和高成本的退出机制。”“表现为信息、影响力与承受力的非均衡性,不可避免地造成信任的非相互性,从而使作为信任方的公民处于不利的地位”。[6](p.8)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理解,公共信任却因此成为了一种客观事实和客观力量。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可以看到,“公共信任的破裂则对公共机构和公民的影响是破坏性的,甚至是灾难性的”。[6](p.8)第五,公共信任关系的脆弱性。“正如我们看到的,信任和不信任是符号传播的泛化的态度,它们并不随明确的具体客观原因而变化,而是主观过程控制的,经验借此过程得到处理并且简单化。”[2](p.99)因此,与真理或法律相比,“信任机制的相对下级的,相对低的‘技术水平’,除了别的以外,在于比较难于转化为对立面:信任转化为不信任比不信任转化为信任容易”。[2](pp.118~119)这表明了公共信任的脆弱性。尽管公共信任关系是一种压力性关系,但这种关系是脆弱的。如果一个社会不对公共信任进行有效的管理,这种信任关系会变得更加脆弱。在一个公共信任度不高的社会,一个负面的谣言就可以将整个政府或者社会的诚信系统框架击垮。如果我们正确认识了公共信任在当代社会的凸显,我们就能够对公共信任进行有效的管理,其客观事实的一面就会呈现出来,并可以发展成为一种维护社会稳定、有序的客观力量,从而减少社会交往成本,稳定社会心态。

公共信任问题及公共信任的管理思路

在界定了公共信任的形成阶段、概念和特征后,公共信任管理成为必须关注的重要问题。要提出公共信任的管理思路,首先要考察公共信任问题产生的逻辑及其社会影响。第一,公共信任问题起因于“公共质疑”。“公共质疑”是社会公众对负有公共责任的某一类社会组织的负面性事实的失望与反对,是对这一类组织的社会功能及其社会责任的不认同。例如,如果社会公众共同质疑企业产品的安全性、共同质疑食品和药品的安全性;或者公民共同质疑行政、司法等公共权力机构行为的公平和正义……对某一类型的组织的公共质疑就形成了。公共质疑会导致对某一类型的社会组织的“公共不信任”,“公共不信任”的发展可以逐步累积成公共信任问题。当“公共不信任”累积到一定程度后,社会的公共信任问题就产生了,我们所说的社会诚信危机就产生了,因为社会公众对多种类型的社会组织的社会功能都给予了“公共不信任”。如果一个社会产生了诚信危机,这就意味着“公共不信任”在公共生活中起了质的变化。第二,公共信任问题导致公众对负有公共责任的社会组织的公共生活功能整体性的负期待。在目前的社会,公共组织、私人组织和非营利性组织对社会的有效运行都有一份责任,公众对这些组织的功能和责任也有一种期待。比如,任何人都期待企业的产品是安全的,它们的服务是公平、公正的;任何人都期待社会公益组织是增加社会福利的,是帮助弱势群体的;任何人都期待政府是促进社会发展的,是维护社会公平和正义的。如果说公共质疑起因于某一事件的结果与公众对这一类型组织功能的原有期待整体不符(比如,三鹿集团的三聚氰胺事件引起了公众对三鹿奶粉甚至整个奶粉行业产品安全的质疑),那么,这种公共质疑若任其发展,某一类型的组织的公共信任问题就产生了。如果这种公共信任问题不再局限于某类型组织,而是社会整体层面的各个组织,就会动摇整个社会公共信任体系的基础。第三,公共信任问题可以导致公共生活的混乱和社会的诚信危机。“没有信任,只有非常简单的当场互动的人类合作形式是可能的;没有信任,超过当下确保的环节,即便个人行动也对破裂极为敏感以致无法做出计划。”[2](p.117)由于公共信任是社会良性运行的基石,一旦私人组织或者非营利性组织的公共质疑没有被政府或者引起这一问题的组织有效化解;社会公众对这一类型的组织就会产生整体性失望,形成对某一类型组织的“公共不信任”。再任其发展,由于公共信任是体系性的,具有“上诉性”,最终将连带质疑政府的合法性。公共信任问题不可避免地要对有序的社会交往、运行及其秩序产生巨大的影响。主要表现为以下四点:其一,社会尊重缺乏,社会依附性产生。由于社会公众失去了对社会组织的信任,公共生活就碎片化了,社会公众对社会组织的尊重也逐渐淡化,并有可能会发展成为仇视;这样一来,私人信任慢慢成为支持社会运行的主因,这样运行的社会也就成为了一个“关系型”的社会。由于缺乏公共信任,公共权力组织的许多功能就会在很大程度上丧失,社会公众不得不依附于非公共权力或者非公共性权力的庇护,形成社会的依附性。其二,社会合作缺失,社会恶性竞争产生。由于社会公众公共信任的缺乏,特别是公民对公共权力组织的信任缺乏,公众和社会组织之间应有的合作便慢慢消失。如果任其发展,公众、政府及其它社会组织之间就会慢慢形成一种恶性的竞争和对抗关系,并最终造成社会关系的不可调和。其三,社会资本流失,与信任有关的经济资本流失。显然,公共信任是一种有效的社会资本,公共信任缺乏意味着最容易整合社会秩序的公共信任资本的流失;与此同时,基于信任而形成的经济资本,比如民众基于对公司信任而购买的股票,会因为公司的一个失信事件而大量抛弃,公司的经济资本会因此而承受巨大的损失。其四,社会整体失信,社会整体的道德危机产生。由于公共信任是体系性的,因此,公共信任的缺失将导致社会的整体失信,从而导致社会整体的道德危机。由于公共信任问题是引起社会信任危机的关键因素,对公共信任进行有效管理便成为社会管理的基本内容。其实,学者们对信任管理的思考由来已久。传统的观点认为,在一个简单封闭的社会,对信任的管理是可行的,但在一个开放分化的社会,信任管理是很困难的。卢曼就指出,“信任和法律只是在非常简单的社会系统中彼此相等,那些社会系统几乎没有任何结构问题,小到足以使所有系统成员彼此熟识。在这种系统中,信任受到期待,不信任成为公开侮辱,成为一种对集体生活的规则从而对该系统法律的冒犯……”[2](p.44)“相反,在所有比较分化了的,比较复杂的社会体系中,法律和信任不可避免的以此方式相分离。”由于“信任又是太普遍、太分散的一种社会要求”,“法律和信任在他们的动机形态的基础上也彼此分离。”[2](p.45)也就是说,在传统的观点看来,在复杂社会体系中,由于信任的普遍化、情景性、分散化与法律的刚性不一致,信任管理是很难的事情。很显然,公共信任的管理也是很困难的,但在目前的社会阶段,公共信任的凸显以及它对当前社会秩序和公共生活的重要性,对其进行有效的管理已成为社会管理不可回避的问题。针对中国社会转型期旧道德观念的维持和新道德的生长面临前所未有的复杂的社会生态,很多学者提出信任管理问题。一些社会学学者建议“执政者可以引入社会‘诚信工程’来推进社会道德建设”[8]。我们认为,无论是西方社会还是东方社会整体性的社会危机,最终都体现为公共信任的危机。很多学者认为后工业社会是一个风险社会,其实后工业化过程中最大的风险是公共信任问题所产生的风险,因此,更需要对公共信任进行有效的管理。在社会转型的过程中,不但每一个社会个体和组织要对自身的信任进行管理,而且,如果我们要提高社会的整体信任度,就必须明确公共信任的特征,充分理解公共信任问题产生的原因,并制定有效管理公共信任的措施。这既是一个可操作的方法又是一个解决社会整体失信的关键环节。对于社会管理而言,公共信任管理是一个复杂的充满挑战性的新问题,本文只对这一问题与社会管理的关系提出一个宏观的思路。首先,创新社会管理的理念,对隐性的公共信任进行显性管理。有效的社会管理不只是要对社会行为和社会关系等显性要素进行管理,更为关键的是,还要对公共信任等隐性要素进行管理。由于“公共不信任”导致的公共信任问题是社会整体失信的关键,因此,在社会管理过程中,要解决社会整体的信任危机,就不能只使公共信任成为一种期待、信赖关系或是一种社会信心,而要通过社会管理使其演变为体系化的、治理社会的系统性力量;特别是要通过公开社会组织的公共信任度,即将公共信任作为社会组织的一个显性指标,以此来督促社会组织,同时提示社会公众对这些组织的公共信任度进行监督。这样一来,公共信任就可能成为一种有效的社会管理力量。其次,创新社会管理的内容,将公共信任作为社会管理的重要任务。这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任务:一方面,公共信任本身应该成为一个重要的社会管理要素,把公共信任管理作为一个重要的管理任务。要对一般意义上的、负有公共责任的各种组织的公共信任进行管理,特别重要的是,要及时评测政府体系中各个部门和机构的公共信任度,及时提醒各级机构根据公共信任度来纠正自己的行为,这也是提高地方政府合法性的重要手段。另一方面,在后工业化及其后工业社会,在社会管理主体多元化以后,合作治理将成为社会治理的主流,以公共信任度来衡量合作主体的合法性将是政府引导合作治理良性运行的重要基础。因此,社会管理还需要对合作治理主体间的公共信任度进行管理。也就是说,要促进政府、企业和其他组织之间的合作,要使合作治理有效的运行,社会公众和政府就有必要以公共信任度作为一个指标来衡量社会组织参与社会管理的合法性。在合作治理的过程中,对于公共信任度不高的组织,不能给予它们参与管理社会,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权,而对于公共信任度高的社会组织,要给予他们更多的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的机会,以此作为一种社会激励措施。再次,创新社会管理的方式,对公共信任管理进行硬法和软法方面的设计。罗豪才指出,“公共领域的现实、我们所追求的治理目标和软硬法各自的特点,决定了公共领域应当采取一种软硬结合的混合法治理模式”。[9](p.5)对于公共信任的管理而言,与法律作为一种造就强制性秩序的规范不同,公共信任管理很大程度上是一种造就非强制性秩序的管理方式。因此,公共信任管理不可能是一种完全的强制性硬法式的管理,而必须用一种硬法强制与软法治理相结合的混合模式。对于政府而言,在社会管理过程中,要把加强对自身和社会组织的公共信任管理作为一项主要内容,并采取对公共信任管理进行立法的方式,使公共信任管理制度化,有法可依,实现对公共信任的“硬法”管理。此外,由于社会组织的公共信任需要通过兑现其公共承诺来实现,因此,公共承诺是公共信任管理的一个重要环节。如果有了有效的公共承诺,社会公众就可以通过观察社会组织公共承诺的实现程度来考察社会组织履行社会责任的情况,从而观测、了解和评价社会组织的公共信任度。因此,在社会管理层面,需要以公共承诺为核心环节,对公共信任管理进行全面和系统的设计,实现在“软法”方面的管理。

本文作者:谢新水工作单位: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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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商务管理模型设计研究

摘要: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电子商务环境下的安全信任管理变得越来越重要。希望通过本文对电子商务环境下安全信任管理模型的分析,能够提高电子商务环境下的安全信任管理,从而推动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

关键词:电子商务环境;安全信任管理;模型

电子商务作为一种商业模式,已经由传统的客户机与服务器结构模式转变为P2P电子商务,不止买方作为交易参与的节点。卖方也成为了交易参与的节点。电子商务作为一种主流的交易形式,未来的发展将不可估量。在电子商务环境下进行交易的买方和卖方大多都是互不相识的,因此,加强电子商务环境下的安全信任管理是至关重要的。只有在安全信任管理全面加强的前提下,才能保证电子商务环境下的交易可靠进行。

1电子商务环境下的安全信任管理的相关工作

电子商务环境下的安全信任管理主要有三种管理模型,分别是PKI技术下的信任模型、自动信任下的协商模型、声誉下的信任模型,在这三种模型下进一步总结出了电子商务环境下相关信任模型的基本设计准则。对信任模型的研究首先要有一个标准的信任度,然后对信任度进行算法融合,但是信任模型并不是所有网络环境都适用的,一般只适用于电子商务环境。当下电子商务环境的运用系统大多采用的是双层拓扑架构,随着科技的进步,有些学者根据安全信任管理的进行提出了增强抗击能力的安全信任管理模型,使得安全信任管理的性能得到大幅度提高。但该模型也并不是所有情况都能应用,只能应用于某一程度上的恶意攻击行为,电子商务环境下的交易经济效益如果不强,恶意攻击行为带来的不良后果是可以忍受的,但电子商务系统中不能出现任何恶意攻击状况。

2动态的安全信任管理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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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商务中信任问题研究综述论文

摘要:近年来,随着信息通信技术的不断突破,电子商务发展也进入了黄金时期。但是,电子商务中信任问题已成为制约电子商务发展的一个重大瓶颈。面对这一问题,许多专家、学者都做了很多的分析与研究,并提出了一系列的解决方案、措施及建议。本文试图对其做一个系统的总结,并指出我国目前对电子商务信任问题研究存在的问题及今后的研究方向。

关键词:电子商务信任研究

0引言

电子商务是指利用电信网络进行的商务活动。它是计算机信息技术开发与运用的产物;代表了未来经济发展的方向;是人类科技、经济、文化发展结晶。由于商务网络环境大量地充斥着风险、不确定性而又需要相互依赖且愈加复杂,电子商务信任问题已成为决定网上交易成功与否的关键因素。电子商务信任问题之所以显得重要,是因为电子商务自身所具有的特征决定了其面临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性与传统商务相比,表现为程度更高、范围更广、情况更复杂。这是因为:第一,与传统商务一样,由于经济行为者的决策失误和容易导致机会主义行为的买卖双方信息的不对称分布,使得电子商务易受到交易本身特定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性的影响。第二,电子商务受交易者所无法控制的外在因素的影响,交易所依赖的技术系统平台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性等,这种风险是买卖双方即使签定协议或合同都难以避免的。

基于上述原因,电子商务信任研究作为一个单独的研究内容被提了出来,对它的研究也越来越引起有关学者的重视,本文试图对此领域的国内外研究状况加以梳理。

1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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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族企业管理变革研究论文

摘要:家族企业成长受到所处社会的整体信任结构的影响。家族信任机制对家族企业的影响是一把双刃剑。本文从分析家族企业的信任机制特点出发,研究了信任与家族企业的规模扩张矛盾以及信任关系的发展与家族企业变革之间的关系,从而指出,中国家族企业的信任演化有二个方向:第一,家族企业的家族信任扩展;第二,家族信任体系中,正式信任制度的逐步进入。

关键词:信任机制家族企业泛家族文化

一、家族企业的信任机制

弗兰西斯·福山认为,所谓信任,是在一个社团之中,成员对彼此常态、诚实、合作行为的期待,基础是社团成员共同拥有的规范,以及个体隶属于那个社团的角色。人类从本质上看是一种社会性群体,而信任是社会黏合的前提。大量的文献研究己充分显示,企业成长受到所处社会的整体信任结构的影响。福山认为,经济活动代表了社会生活中极为关键的一环,同时也和许多规范、规则、道德义务和其他习惯交织在一起,形成了社会的样貌。如果缺乏社团意识,人们对于唾手可得的经济机会只能望之兴叹,无法加以利用。萧(haw,R.B.)指出,组织成员间的信任大大提高了变革成功的可能性。也就是说,信任将提高人们抛弃过去实践并赞同新的方法的可能性。信任是一种资源,它以共同资产的形式存在,运用得当则可获得巨大竞争优势。

信誉或信任是市场经济的道德基础。任何交换都建立在信任的基础之上。没有起码的信任就不可能发生交换。即使发生了交换,也会把大量宝贵的资源用于防范风险。没有信任就会产生机会主义,产生交易成本。

家族企业以血缘、亲缘为组织纽带,通过家长权威、亲情主义等传统家族伦理的自发作用,形成的类似家族伦理中的等级结构,借此来规范和协调企业内部各种关系。这就使得家族企业的信任机制具有以下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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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司法信任的三种类型

摘要:公众的司法信任分为三种类型,威慑信任、制度信任以及认同信任。威慑信任大多建立于陌生状态下,以威慑力为基础,即使公众并不了解司法也会因其威慑力而产生信任。制度信任则是在公众对司法机关及对司法有所了解的基础上建立的,了解司法运行机制便能够预测司法机关的行为,公众对司法活动出现认可从而产生信任。认同信任则是更高层次的、基于对司法价值的认同而产生的信任。

关键词:司法信任;制度信任;司法公信力

1引言

有一个与司法有关的现象正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当下社会中:轰动性个案引发全民讨论热潮,普通群众与媒体竞相表达审判意见,舆论倒逼司法,法院的正式判决备受质疑。公众对法院判决产生质疑有很多原因,比如朴素正义观与法律职业思维的冲突,比如由于信息不对称而导致的偏听偏信,又比如判决结果与公众心理预期之间的巨大落差,但究其根本是公众的司法信任正逐渐流失。司法信任是司法公信力研究中经常出现的一个概念,通常表现为公众对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信任,但其本质是对国家司法体制及其运作过程和运作结果的信任。它集中体现了普通群众对于司法的态度,是衡量司法公信力状况的指标。司法信任表达了公众对司法的自愿信任,强调信任的自发性、主动性,是一种主观的心理状态。但也正因其源于主观心理状态,司法信任一旦流失便很难挽回。要挽救公众司法信任的流失,首先需要了解公众对司法产生信任的根源到底是什么。费孝通先生在描述中国乡土社会结构时,曾提出“差序格局”这个著名论断。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传统熟人社会中,一个人对他人的信任程度是由以自我为中心呈同心圆形态向外扩散的社会关系结构所决定的,位于最前面的是以血缘为基础的亲缘关系,其次是以地域为基础的地缘关系。传统社会的典型特点是具有封闭性,社会生活较为简单,社会纠纷也易于理解,大多数纠纷可以通过民间力量予以解决。但是随着经济迅速发展与人口大范围流动,社会的封闭性被打破,新技术新领域不断拓展,社会分工更加精细,社会纠纷也变得愈加专业、复杂。商业社会与全球化时代下,越来越多的纠纷无法借由民间力量解决,必须依靠司法机关居中裁判。而传统信任模式又与现代司法活动不相适应,在这样的情况下,公众是如何对司法机关产生信任的呢?笔者尝试对司法信任进行分类———威慑信任、制度信任与认同信任,通过研究三种信任关系来探索公众建立的司法信任。

2威慑信任:基于司法的国家属性产生的司法信任

威慑信任是指信任主体基于信任对象的威慑力而对其产生信任。这种信任关系是所有信任关系类型中最浅表的一种,因其建立在信任对象的威慑力基础上,无需信任主体与信任对象之间建立某种特定关系,只有信任对象失去威慑力,威慑信任才会消失。在司法信任关系中,威慑信任往往发生在那些对司法毫无了解、完全不知其所以然的群众身上。我国法院每年受理的案件逾千万件,其中有相当一部分人既不了解司法流程也不理解司法制度,甚至不是真的明白司法机关与政府有什么区别,但他们仍然对司法机关抱有信心。究其原因,是司法机关的威慑力引发了群众的威慑信任。这种威慑力来源于司法机关背后的政治国家,来源于司法机关所代表的国家公权力,这种威慑信任实际上是依赖于司法的政治属性产生的。无论西方学术理论界如何争论司法纯洁独立不受行政干涉,都无法抹消司法与生俱来的政治属性。法律是国家统治的工具,司法部门是国家的一个部门。司法作为法律适用的主要环节,不可避免会沾染上政治色彩。司法的国家属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2.1司法权属于国家权力司法权本质是司法机关代表国家对社会生活中的各类纠纷做出裁判的权力。王利明先生曾在其著作中为司法权下了定义:“从权力特征上看,司法权是一种国家权力或称为公权力,是国家职能的一种表现,国家通过建立专门的司法机构并赋予其司法权,从而实现其国家的职能。”正因为司法机关代表着国家,才能超脱于社会生活中的各类利益团体对社会纠纷做出裁判。有学者认为司法权是一种社会权力,从防止国家主义过分膨胀的角度来看,这种理论有其合理之处。但应当看到的是,“社会权力论”片面放大了司法权的社会属性,忽视了司法权所具有的以国家为后盾的强制力。一旦将司法权定义为社会权力,就失去了其赖以树立权威的强制属性,社会无法提供司法所需的强制力,而社会权力也不可能向国家权力请求帮助,否则就会失去其社会性。另外,现代政治国家几乎都设置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三足鼎立的权力运行模式,作为对立法权与行政权两大国家权力的重要制约的司法权,也必须是国家权力,才能发挥它在权力体系中的制约作用。2.2司法体制反映国家需要司法的结构和布局是应政治的需要而构成的。国家权力无论是鼎立还是分立,是分散还是集中,是相互监督还是相互制衡,都是为实现特定的政治目的、适应特定的政治需要而配置的。近代西方资产阶级借助分权制衡理论来为构建政治国家打下理论基础,西方国家所奉行的司法独立与司法至上主义正是为满足其宪政需要而从三权分立原则所演变进化来的。这一点在我国的历史经验中也能找到依据。封建中国高度集权的政治土壤没能培育出独立的司法系统,地方行政机关兼具审判职能,中央审判权则牢牢掌握在皇帝手中,这种行政司法合一的制度设计是为了巩固皇权维护统治。而在当代中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与我国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体相适应,司法机关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指导下进行司法实践活动,保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进步与发展。虽然不同国家司法与政治的关系各不相同,但无疑司法的存在形态与发展过程都与特定国家的政治体制密切相关。2.3司法承担着特有的政治功能司法的政治功能主要由法院承载,随着现代社会的不断发展,国际交往愈加频繁,各种经济、政治、社会问题愈加复杂,法院出于对社会转型的呼应,在其基本的定纷止争功能之外也逐渐演变出其他功能。近年来能动司法的理念在我国得到推行,人民法院能动司法的特征之一就是要主动回应社会司法诉求,主动延伸审判职能,积极参与社会治理。纵观世界各国,法院也都各自延展出了作为审判机构以外的其他功能。法院通过裁判纠纷形成公共政策以影响社会发展的进程,通过填补法律漏洞或发挥造法功能以干预社会生活,甚至通过判断政治行为的合宪与否以维护宪法制度。法院因此成为政治生活中的重要角色,发挥着规范政治权力运行并维护宪法制度的政治功能。强调司法的国家属性,并不意味着某种国家主义的倾向。司法的国家属性赋予其威慑力,只要司法权仍然是国家权力,司法机关仍然代表国家进行审判活动,这种威慑力就会一直存在。尽管威慑信任是浅层次的信任,但它能够简单直接地被公众感知,这是公众产生司法信任的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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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任机制与家族企业管理论文

摘要:家族企业成长受到所处社会的整体信任结构的影响。家族信任机制对家族企业的影响是一把双刃剑。本文从分析家族企业的信任机制特点出发,研究了信任与家族企业的规模扩张矛盾以及信任关系的发展与家族企业变革之间的关系,从而指出,中国家族企业的信任演化有二个方向:第一,家族企业的家族信任扩展;第二,家族信任体系中,正式信任制度的逐步进入。

关键词:信任机制家族企业泛家族文化

一、家族企业的信任机制

弗兰西斯·福山认为,所谓信任,是在一个社团之中,成员对彼此常态、诚实、合作行为的期待,基础是社团成员共同拥有的规范,以及个体隶属于那个社团的角色。人类从本质上看是一种社会性群体,而信任是社会黏合的前提。大量的文献研究己充分显示,企业成长受到所处社会的整体信任结构的影响。福山认为,经济活动代表了社会生活中极为关键的一环,同时也和许多规范、规则、道德义务和其他习惯交织在一起,形成了社会的样貌。如果缺乏社团意识,人们对于唾手可得的经济机会只能望之兴叹,无法加以利用。萧(haw,R.B.)指出,组织成员间的信任大大提高了变革成功的可能性。也就是说,信任将提高人们抛弃过去实践并赞同新的方法的可能性。信任是一种资源,它以共同资产的形式存在,运用得当则可获得巨大竞争优势。

信誉或信任是市场经济的道德基础。任何交换都建立在信任的基础之上。没有起码的信任就不可能发生交换。即使发生了交换,也会把大量宝贵的资源用于防范风险。没有信任就会产生机会主义,产生交易成本。

家族企业以血缘、亲缘为组织纽带,通过家长权威、亲情主义等传统家族伦理的自发作用,形成的类似家族伦理中的等级结构,借此来规范和协调企业内部各种关系。这就使得家族企业的信任机制具有以下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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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学上信任的建立分析

无论是从心理学角度还是社会学角度来理解信任一词,都应该从依赖开始进行理解,依赖并非汉词语中的贬义词,是一种信任的具体表现,因为信任所以依赖。在实际生活的人际交往当中,最容易理解的信任就是亲人之间的依赖,因为坚信不会背弃、不会离开,始终相信亲人不会伤害自己,所以具有绝对的信任,形成极致的依赖。而在心理学上,信任的建立是一种心理层面的活动交流,是个人在权衡他方和己方的利益关系后,双方相互作出承诺后建立起来的一种人际关系,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和脆弱性,若是双方中有一方不能履行承诺,这种关系就会破灭。本文就社会中人际关系的简历,从心理学角度出发进行简单的分析。

一、信任的词条含义

人是社会的基础条件,是具有独特大脑思维回路的高级灵长类动物。一个人的人格包含了集体无意识的部分,这部分就是对大自然(未知)的恐惧,对同类的恐惧(进化中竞争机制的部分),所以人要想对另一个人或者自然有充分信任,必然建立在了解另一个人,能清楚认识另一个人或大自然的基础之上,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在此过程之中需要有内心的交流,才可以达成。在汉词语之中,信任是一种相互依赖的关系,是建立在承诺之上的产物。相互依赖表示双方之间存在着交换关系,无论具体的交换内容是什么,都表示双方至少存在着某种程度的利害相关,相互来依赖的二者之间相辅相成。在管理和教育领域中,对管理或者教育的对象给予期许和其能力的肯定,从而获得积极正向的结果,这效应被称为“罗森塔尔效应(RobertRosenthalEffect)”或“期待效应”。在心理学上,人际信任的经验是由个人价值观、态度、心情及情绪、个人魅力交互作用的结果,是一组心理活动的产物。美国的心理学家Deutsch于1958年通过著名的囚徒困境实验将信任研究引入到心理学领域。开启了心理学上对于信任建立的研究。在心理学的概念含义范围之内,信任的建议就意味着需要承担可能受对方行为伤害的风险,就好比做买卖一样,承担着亏本的风险,但盈利空间巨大,选择了信任他人,就代表了愿意承受他人行为伤害的风险,这种意愿是人际信任的核心部分。信任能造成一种社会群体和个人之间的社会影响,是社会影响概念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二、影响信任建立的因素

从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来讲,每个人都有归属与爱的需要,这种需要必然建立在安全需要的基础之上,归属与爱(涵盖了人类的额各种感情需求,不单单指爱情这一方面)的需要,必然涉及到一个群体或一个人,如此才有可能达成。达成的过程需呀投入时间和精力,进行培养和促成,也就意味着信任的建立不易。在信任的建立过程中,含有着以下几点影响因素:

(一)社会因素介入,相似性程度影响信任的建立。在人际交往当中,不可排除着社会因素的介入,除了个人主观意识之外,要建立相互之间的信任关系,就必须对彼此的家庭背景、价值观、宗教信仰、以及社会地位等方面的因素进行考虑,然后综合各项社会因素的指标,确定了两者之间的差异不大,相似性极高,其建立信任关系的可能性也就越高,反之,建立信任的可能性也就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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