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范文10篇

新疆范文篇1

关键词：吸纳能力；脉冲响应函数；方差分解

一、导言

就业问题已经成为现阶段中国社会、经济发展中带有全局性影响的重大问题。目前各地区就业矛盾主要表现在劳动力供求总量矛盾和就业结构性矛盾同时并存，城镇就业压力加大和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领域转移速度加快同时出现，新成长劳动力就业和失业人员再就业问题相互交织。解决就业问题没有统一可行的方式，根本途径是从地区经济发展的现状和特点出发，综合考虑环境、资源等因素,实现地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以经济发展带动就业机会的增加，缓解日益严峻的就业压力。本文对新疆行业吸纳就业能力进行了研究，并针对新疆的具体情况，重点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对该地区区域经济的发展、就业问题的解决进行分析和提出建议。

二、基于VAR模型分析5部门吸纳城镇就业情况

1.VAR模型

向量自回归模型VAR主要用于相关时间序列系统的预测和随机扰动对变量系统的动态影响分析。如果用作为k维内生变量向量，则VAR(p)模型一般数学表达式为：

如果变量不存在单位根，直接对上面模型进行估计，否则进行变量间的协整关系检定。在不存在协整关系时，采用一阶差分模型进行参数估计：

如果变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则可使用如下误差修正模型进行参数估计：

其中，P为变量滞后阶数，Γ(r*k)矩阵中r为协整向量个数，A(k*r)为系数矩阵。

2.变量和数据的选择

本文选用5个部门（工业、建筑业、货运邮电业、商业饮食业、其他服务业）代表除农业其他各个行业，用劳动力投入系数（某行业的就业人数/总产出）反映各行业的就业情况以及城镇就业总情况。选取了1978-2008年作为样本期间，所采用的数据来自《新疆统计年鉴》，用5部门的劳动力投入系数来反映对城镇就业的影响情况，z表示新疆劳动力投入系数，y1表示工业劳动力投入系数，y2表示建筑业劳动力投入系数，y3表示货运邮电业劳动力投入系数，y4表示商业饮食业劳动力投入系数，y5表示其他服务业劳动力投入系数。取对数lnz、lny1、lny2、lny3、lny4、lny5；取对数后仍具有趋势，进一步一阶差分为dlnz、dlny1、dlny2、dlny3、dlny4、dlny5。图1、2、3分别为它们的时间序列图、取对数后时序图与差分序列图。

从图1中，我们可以发现所有的变量都呈现出非平稳性，但它们有共同的向下发展趋势。按照劳动力投入系数的定义分析，5部门的总产出在逐年增加，就业人数的增长速度远小于总产出的增长速度，从而导致5部门的劳动力投入系数呈现出向下的趋势（如图1）。说明了随着5部门总产出增加，对就业人数有间接的拉动作用，但这个间接的拉动作用并不是很明显。取对数后的时序图仍不平稳，而它们的一阶差分序列图显示出平稳性。

3.确定最大滞后阶数、平稳性检验以及VAR模型检验结果

由0-3阶VAR模型的LR，FPE，AIC，SC和HQ值可知，有超过一半的准则选出滞后阶数为3阶，所以本文将建立VAR(3)模型。

通过VAR(3)模型的AR特征多项式的根的图形和单位圆可知，只有一个点位于单位圆之外，因此所估计的VAR(3)模型是不稳定的。VAR(3)模型整体检验结果：各方程有着良好的拟合程度，整体模型AIC和SC值也较低。

4.变量的协整分析

（1）变量的单整检验。在协整之前，序列的平稳性和整数阶数必须进行单位根检验。本文以ADF检验分析各个变量是否具有平稳性。

通过ADF检验，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接受序列lnz，lny1，lny2，lny3，lny4，lny5有单位根的假设，但拒绝这6个序列的一阶差分具有单位根的假设，所以序列lnz，lny1，lny2，lny3，lny4，lny5都是一阶单整I(1)序列。它们均通过单位根检验，可进一步检验它们之间是否存在长期协整关系。

（2）协整关系检验。从特征根迹检验和最大特征值检验结果来看，这5个部门之间存在协整关系。通过对变量进行协整分析可以发现变量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但是无法得知这些变量的短期动态关系，向量误差修正模型则可以解决这个问题。根据Granger定理，一组具有协整关系的变量具有误差修正模型的形式，因此在协整检验的基础上进一步建立误差修正模型，研究城镇就业与5部门就业的短期动态关系。

5.脉冲响应函数与方差分解

协整分析只提供变量间长期关系的信息，但是没有为一个变量作用于另一个变量的动态特征提供更多的信息，引入脉冲响应函数有助于解决这个问题。这里我们重点分析其他变量对新疆劳动力投入系数的冲击，各变量间的脉冲响应结果如下图所示：

从上图可以看出，5个部门对城镇就业的冲击作用都处于正向效应，效应的变化幅度较明显。工业受到外部条件的某一种冲击后，对城镇就业有向下的冲击，4期后有所回升，到第10期有较大的波动，15期后趋于平稳，但对城镇就业的拉动作用不是很大。从提出西部大开发政策以后，新疆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制定了适合新疆发展的政策，在工业上重点发展能源工业。虽然从产值上看新疆工业有了很大的发展，但是在带动就业方面的表现不是很理想，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如果工业的劳动力投入减少，对城镇就业的有较大的负向影响。

建筑业受到外部条件的某一种冲击后，第2期达到了最高点，对冲击的响应很快很明显到15期都有明显的上下波动，17期后对城镇就业产生较稳定的拉到作用。随着建筑业的快速发展，给城镇就业带来了正向的影响。建筑业的劳动力投入有了变化，很快就能看到城镇就业的反应，影响的周期也较长。

货运邮电业受到外部条件的某一种冲击后，前7期明显的向上拉动，第7期达到最高点，7-12期间有较小的向下趋势，之后开始稳定增长。与其他部门相比，货运邮电业劳动投入的增加对城镇就业是最有利的，而且正向影响的周期最长，从而要注重货运邮电业的发展，有利于解决城镇就业问题。

商业饮食业受到外部条件的某一种冲击后，前4期会有向下的拉动作用，第4期达到最低点，之后开始增长，第9期达到最高点，到15期有小幅波动，这一促进作用有较长的持续效应。说明商业饮食业的劳动力投入有所变化后，对城镇就业的影响不是立即反应的，是滞后的，4期后有较大的正向影响。所以在制定商业饮食业发展政策时，要注意该行业的这个特点。

其他服务业受到外部条件的某一种冲击后，在第2期达到最高点，对冲击的响应也是很快的，前5期有明显的上下波动，到17期有小幅波动，之后有较稳定的拉动作用。这与建筑业的情形有点相似，其他服务业的劳动投入有了变化，对城镇就业的影响在下一期就有很大的正向反应。服务业对城镇就业的需求是较大的，所以要加快对服务业的发展。

我们现在运用sims(1980)的方差分解法，通过分析每一个结构冲击对内生变量变化的贡献度，进一步评价不同结构冲击的重要性。上面分析了新疆城镇就业对5部门就业的冲击的脉冲响应，下面利用方差分解分析一下5部门就业对新疆城镇就业变动的贡献程度。，各个变量的方差分解结果如下图所示。

从图中可以看出，随着时间的推移，工业、建筑业、货运邮电业、商业饮食业、其他服务业对新疆城镇就业的贡献率都处于较低的水平。长期而言，除了新疆城镇就业自身的变动影响外，工业对新疆城镇就业的贡献率最大，达到10%，是逐渐增加的；其次是建筑业在8%左右，其他三个部门的贡献率较低。这说明第三产业总体对于新疆城镇居民就业的带动能力较弱，相比较，第二产业总体吸纳城镇就业较好。第三产业的发展水平可以看出一个地区居民的生活状况，所以我们要加快第三产业的发展，找到是哪些行业存在问题。

以上用较粗的5部分分析了对新疆城镇就业的影响情况，第二产业总体对城镇就业的贡献度较高，但是当第二产业的劳动投入有变化时，城镇就业的响应没有预期的明显；而第三产业正好相反，所以在发展上要有所差别。

三、结论与建议

由于市场化程度、政策等各方面的原因，使得这5部门的外部冲击会给城镇就业带来不同程度的影响，冲击反应的时间也不相同，但是都是正向的影响。政府可以利用这种现象，可以进行有区别、有重点的调整政策，有利于城镇就业问题的解决。

新疆范文篇2

关键词：新疆；贸易结构；优化

一、新疆贸易结构变动分析

（一）新疆进出口贸易总量变动情况

以新疆统计年鉴所提供的基本数据为基础，对新疆进出口贸易总量变化近20年的数据进行分析，得到如下结论：第一，从绝对量上看，新疆进出口贸易总量增长速度较快，从1985年的29197万美元增长到2005年的794189万美元。相比1985年，2005年的总增长率为2620％。第二，从环比增长率来看，1990年到1994年为止增长率较高，最高年份达到80％左右，在1995年相对于1994年出现负增长，1996年后恢复，并保持快速增长。到2001年后新疆及出口增长势头恢复到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增长速度，总量上升速度也很快。第三，进出口总额绝对量增长曲线斜率在2003年后变得更陡，说明进出口总量增长正处于高速增长势头。

（二）新疆进出口贸易总量增长的深层原因分析

第一，从出口总量来看，新疆出口总额从1985年的18020万美元增加到2005年的504024万美元。相对于1985年总增长率为2697％，平均年增长率为134．8％，同进出口总量相比，还要高出3个百分点。第二，从新疆进口和出口总量水平变动中可以看出，2002年后新疆的进口量明显增加，且上升速度快于进口总量。进口总量比较稳定，上升速度放缓。第三，进口总量自始至终保持着慢速增长势头。2002年后虽然有一定的增长势头，但是，相比于出口上升速度明显小于出口。总的来讲，新疆对外贸易进出口总量规模一直处于上升趋势。在1998年和2002年进口总量超过出口总量之外，其他年份，新疆的净出口总是大于零，国际收支总是处于顺差状态。

（三）新疆一般贸易和边境贸易结构分析

根据2006年的统计资料，对出口的边境贸易和进口的边境贸易数据进行了综合分析。第一，新疆对外出口当中，一般贸易所占的出口比重明显小于边境贸易，而且边境贸易的增长速度明显快于一般贸易增长速度。一般贸易以1994年为期年，从29106万美元上升到2005年的88036万美元，增长率为202．4％，平均增长率为18．4％，而边境出口贸易从1994年的23932万美元增加到2005年的386237万美元，增长率为1513．94％?熏年平均增长率为137．6％。①说明新疆出口贸易中边境贸易占据绝对重要地位，对本地经济发展作出的贡献率很大。第二，新疆进口贸易当中边境贸易所占的份额比一般贸易所占的比重大。但是，一般贸易和进口贸易的分配格局并不像出口贸易那样明显有差异。一般进口贸易从1994年的16036万美元增加到2005年的108894万美元，总增长率为579．3％，而边境进口贸易从1994年的27335万美元增加到2005年的167648万美元，总增长率为513．3％，增长率水平上还不如一般贸易。究其原因，可能是因为从中亚进口的原材料较多，而新疆本地加工能力弱而不便于直接作边境贸易，纳入到一般贸易。

（四）新疆出口产品结构分析

第一，根据历史数据所计算的出口产品历史变动说明，新疆对外出口贸易中，工业制成品所占的比重较大，而初级产品所占的比重逐年下降。从相对指标来看，工业制成品出口量在总出口中所占的比重从1981年的42％上升到2005年的90％。说明新疆外贸出口结构已经达到合理化水平。从初级产品出口数据来看，从1981年的58％左右下降到9％左右。这说明，新疆的贸易格局出现喜人的结果，出口贸易结构已处于向着高级化发展的台阶。第二，该趋势说明，初级产品出口量从1995年后一直在下滑，2000年初虽然有些上升，但是，到了2003年后开始大幅下滑。从绝对量来看，无论是初级产品还是工业制成品，其总量处于上升趋势。由于工业品的上升速度快于初级产品，因而初级产品在出口总量中比重下降。因此，不要把这种优化趋势认为是绝对优化，应该理解为相对优化。第三，工业制成品出口中不同制成品出口格局。以2005年为例，通过对工业制成品出口产品的四大分类进行了拼图分析，发现如下事实：

相对于1981年而言，化学制品出口比重明显下降，杂项制品出口量有所上升，而纺织品和农产品出口量明显上升，机械和运输设备出口量明显增加。说明出口结构向着进一步优化的方向发展。第四?熏初级产品出口结构的分析说明，食品和活动物的出口一直处在上升趋势。占比达到10％以上的其他两种初级产品，即非食用原料和矿物燃料的出口趋势来看，非食用原料的出口所占的比重处于下降之势，而矿物燃料的出口量反而处于上升态势。但是，我们从其动态来看，发现没有绝对上升和下降趋势。是一种动态的周期性变动，进一步论证了初级产品贸易易受环境因素的影响以及价格不稳定和贸易格局无法掌控等特点。

（五）新疆进口产品结构分析

第一，根据历史数据所计算的进口产品历史变动说明，新疆从外进口贸易中，工业制成品所占的比重较大，但比重在逐年下降。从初级产品进口数据来看，从1981年的9％左右上升到40％左右。而工业制成品进口量在总进口中所占的比重从1981年的91％下降到2005年的60％。这说明，新疆的贸易格局出现喜人的结果，进口贸易结构也处于向着高级化发展的台阶。第二，工业制成品进口中不同制成品进口格局。以2005年为例，通过对工业制成品进口产品的四大分类进行了拼图分析，发现如下事实：相对于1981年而言，化学制品进口比重有所上升，纺织品和农产品进口量明显上升，而杂项制品进口量明显下降，机械和运输设备进口量明显下降。第三，初级产品进口结构的分析说明，食品和活动物的进口一直处在下降趋势。占比达到10％以上的其他两种初级产品，即非食用原料和矿物燃料的进口趋势来看，非食用原料的进口所占的比重处于上升之势，而矿物燃料的进口量反而处于下降态势。但是，我们从其动态来看，同样发现没有绝对上升和下降趋势，是一种动态的周期性变动。二、新疆出口贸易结构存在的问题

（一）出口商品的要素禀赋并没有实质性改变

在新疆出口商品结构中，虽然工业制成品所占比重已经超过了初级产品，但是，仍然以“杂项制品”和中低技术的“机械运输设备”为主。同我国其他地区相比，新疆的出口商品结构尚处于较低层次，基本上是“以量取胜”，即通过增加出口商品的数量来扩大出口。另外，初级产品出口的绝对数量的持续增长，一方面反映出产业结构低级化，另一方面，则反映出了初级产品的加工深度不够。

（二）出口商品技术含量低，劳动密集型产品或粗加工品占了较大的比重

在新疆出口商品结构中，技术含量高的工业制成品比重偏低。就机电产品而言，内地均以技术与资本密集型的机械设备为主，机电产品中九成以上是机械设备。新疆机械设备在机电产品中所占比重虽然也上升到一定比例，但是，其中的技术含量和知识含量都跟内地有较大的差距。高科技的缓慢发展严重阻碍了新疆贸易的发展进程。

（三）服务贸易发展滞后

由于没有充分利用国家鼓励服务贸易的相关政策，服务贸易管理体制不完善，不能合理有效引导外资投向通信、生物医药、软件等高技术产业；鼓励政策性银行开展技术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政策贷款，支持企业在电子通信、机械制造、石油化工等领域引进先进技术和关键设备等，致使新疆的服务业存在着供给不足，比重偏低，结构不当，竞争力差等问题。

三、优化新疆外贸结构的相关对策

（一）鼓励外贸企业、生产企业与科研机构结合

在授予有条件的生产企业和科研院所经贸权的同时，鼓励科研院所、生产企业同外贸企业组织联营公司。外贸企业可依靠科研机构、生产企业，并在科研、生产领域积极投资联营。科研机构可以科技成果或专业技术投资作为股份或投资，积极参与生产或外贸经营活动。外贸企业、生产企业和科研机构对研究与发展应予以重视并投入一定资金，通过人员交流、相互派人任职、相互投资、合办企业等多种方式加强贸工技结合。

（二）在外汇、税收等方面给予支持

对出口技术、成套设备和高新技术产品所需外汇优先予以支持。为出口技术、成套设备和高新技术产品而进口的原材料、零部件，按进料加工的有关规定办理。自营出口技术、成套设备和高新技术产品的生产企业和科研院所享受与外贸企业同等的出口退税待遇。鼓励贸工技结合企业出口技术、成套设备和高新技术产品。对出口技术、成套设备和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单位可在工资总额中提取一定比例的奖金，用于奖励从事出口的科技、外贸和其他有关业务人员。

（三）发展服务贸易

促进服务贸易发展。借鉴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出台相关的政策措施；扩大旅游、中文教育、医疗服务和电信服务、运输等服务贸易出口；加快发展软件与信息服务外包；完善服务贸易管理体制，建立部际联合工作机制，形成对服务贸易统一的宏观管理；完善服务贸易统计制度；开展服务贸易促进工作，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

新疆范文篇3

新疆自汉代被纳入中国版图起就是多民族聚居之地。时至当代，这里生活着维、汉、哈、回、蒙等13个世居民族。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各民族文化在保持各自传统与精神个性的同时，又广泛吸收其他民族的文化养分和精神气质，形成了新疆既有整体性又有丰富性的民族文化系统。同时，新疆又是东西方文化的交会之地。这一切因素都使得新疆民族文化具有悠久的传统、深厚的底蕴、丰富的内涵和鲜明的特色，而新疆文学则是观察这一特点的最佳窗口。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后，在新中国民族政策的指引下，新疆建立起了新型的民族关系，各民族血肉联系日益牢固，经济建设和文学艺术得到了飞速的发展，优秀民族文化传统得到弘扬，同时又被注入许多新的时代内容，如国家意识的增强、对各民族休戚与共关系的认同、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共同信念、继承优秀传统与革除历史痼疾、与时俱进的文化选择等。特别是文学创作，初步形成了各民族相互学习、自由交流、蓬勃涌进的局面，新思想、新文化、新人物形象是这一历史时期文学创作的主要精神特征。伴随着新疆教育、文化、出版事业的迅速发展，许多优秀少数民族作家和作品竞相涌现，如郝斯力汗、铁依甫江•艾里耶夫、尼米希依提、艾里坎木•艾合坦木等。随着生产建设兵团的建立和20世纪五六十年代大批知识青年进疆工作，汉语文学也呈现出蓬勃发展之势，以刘萧无、王玉胡、邓普为代表的汉族作家，都是在大量汲取了少数民族文学素养和文化精神后，创作出了一大批优秀作品。郭小川、闻捷、碧野、贺敬之等内地著名作家在新疆深入生活后创作的大量小说、诗歌、散文作品，也为全国人民认识新疆、弘扬民族文化传统和时代精神作出了突出贡献。这些作家创作的许多优秀作品，已成为走过那个时代的人们珍贵的精神记忆。

进入新时期以后，新疆文学日益呈现出爆发性崛起的态势。以改革开放为宏伟的时代背景，新疆多民族文学在思想解放的精神引领下逐渐走向成熟。以周涛、杨牧、章德益为代表的“新边塞诗派”，承接了古代边塞诗气势雄浑、悲凉慷慨的艺术力量，对人类和自然之间本质性的生命关系、对多民族生活风情、对灿烂的西域历史文化等诸多方面作了深刻的艺术阐释，为中国文坛吹进了一股刚健沉雄的劲风。新时期新疆少数民族作家也在思想解放的历史潮流中，广泛吸取世界文学、中国内地汉民族文学及其他兄弟民族优秀文学素养，创作出大量脍炙人口的佳作，涌现出了以维吾尔族作家阿不都热依木•乌铁库尔、祖尔东•沙比尔、买买提明•吾守尔、艾克拜尔•米吉提、穆罕默德•巴格拉西，哈萨克族作家朱马拜、叶尔克西，锡伯族作家傅查新昌等为代表的庞大文学新军。而且，审视这一历史阶段的新疆文学，不难发现一个重要现象，即许多优秀之作都出自精通“双语”或对本民族之外思想艺术有浓厚兴趣的作家之手。新千年开启以来，新疆各民族文学进一步走向成熟，作家们对新疆人文地理和文化气质的思考与探索更加深入。以汉族作家赵光鸣、刘亮程、董立勃、韩天航、沈苇等为代表的小说、诗歌、散文创作，都在边地人性和历史文化的深度开掘上，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就（如沈苇诗歌对维吾尔古典诗歌柔巴依的吸纳就是典型例证），表现出新疆作家在灿烂悠久的民族历史文化洗礼中获得了充沛的发展元气。这些作品在传承新疆民族文化优秀精神的同时，又融合进许多时代精神和现代意识，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变革的精神、创新的意识、走向世界的雄心和后来居上的意志。如果我们要就新疆当代文学对多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传承与发展作一个高度凝练的概括，那么，我们可以提炼出七个关键词，即爱国主义、民族团结、开拓进取、历艰不屈、除旧布新、追求壮美、多元一体。爱国主义是新疆当代文学表现的民族文化传统的精神内核。新疆自汉代以后一直是中国版图的一部分，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虽然中央政府对新疆的管制或紧或松，虽然地方分裂主义势力或起或落，但对国家的认同始终是新疆各民族文化的主流意识。回望历史，从1912年中华民国建立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各地独立或割据浪潮曾此起彼伏，许多省区都曾短暂宣布独立或自治，然而新疆却一直不为所动，由此可见新疆各族人民对国家认同的根基是坚固的。因而，我们看到，新疆当代文学从一开始就高扬爱国主义的大旗，爱国主义成为文学中一条思想的主线，尤其是在少数民族文学中表现更为显著。当然，随着时代的演进，文学中的爱国主义的内涵也相应发生着变化，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爱国主义主要表现为对翻身解放的欢欣鼓舞、对新生政权及对共产党和人民领袖的由衷热爱；改革开放以后，爱国主义的主题，更多地表现为对新疆大地改革与发展的渴望，对各民族休戚与共命运的思考。民族团结是新疆当代文学表现的民族文化传统的核心主题。新疆自古就是一个多民族地区，虽然各民族历史传统、生活方式、宗教信仰、民族习俗等各有不同，但对国家的高度认同使得各民族在总体上能够和睦相处，因而重视民族团结也就成为各民族文化的重要内涵，自然也是重要的文学主题。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党的民族政策的强大凝聚力和意识形态的整合作用，全社会民族团结意识空前强化，成为文学的主导性主题。

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新疆文学创作中，可以见到一个有趣的现象：许多来自内地的汉族作家，有两个共同的兴奋点，一个是少数民族的生活风情，另一个是新时代的民汉关系。于是，许多作家都热衷于描写汉族与少数民族人民建立在阶级情谊基础上的深情厚谊，其中尤以表现人民军队（包括兵团官兵）与少数民族群众的鱼水深情最为突出。这似乎已成为新疆文学民族团结主义的一种范式一直延续至今。开拓进取是新疆当代文学表现的民族文化传统的独特风骨。新疆位于内陆地区，远离海洋文明，虽地域辽阔、资源丰富，但经济文化发展水平却相对滞后。近代以来，中国的现代化浪潮由东南沿海逐渐向内陆蔓延，作为中国最西部省份的新疆，受到这波现代化浪潮的冲击较晚较弱。20世纪五六十年代，新疆实现了第一次跨越式发展。数十万解放军将士集体就地转业，化剑为犁，成为新疆现代化建设的生力军。同时，一大批内地省市知识青年，响应时代召唤支援边疆建设，带来了强劲的现代文化的旋风。这是新疆有史以来第一次全面受到现代文化的洗礼。可惜在冷战时期，由于中苏交恶，新疆处于边防前线，新疆的建设不可能被国家排在优先位置。直到改革开放，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以后，新疆的发展才被摆在了国家战略的核心部位。但总体而言，新疆开始于20世纪中叶的工业化与现代化进程，激活并强化了新疆文学中开拓进取的精神。因而，表现开拓者艰苦奋斗精神与业绩，成为新疆当代文学的重要内容。历艰不屈是新疆当代文学表现的民族文化传统的生命意志。新疆不仅经济发展相对落后，而且自然条件也相对严酷。新疆的面积虽然占到全国面积的六分之一，但人口密度甚至超过了北京、上海，因为新疆适宜人类生存的绿洲极为有限，绝大部分是高山峻岭和戈壁沙漠。严峻的生存环境磨炼出新疆各民族人民顽强不屈的生命意志，它是历代作家着力发掘的蕴涵丰富的精神矿藏。可以肯定，每一个到过新疆的人，都会对和田人民在沙漠进逼的威胁下表现出的植树造林的执著、茫茫戈壁上道路养护工对岗位的坚守、浩瀚沙海中石油工人默默无闻的劳作、雪山大坂之上普通官兵对生命极限的挑战留下刻骨铭心的印象。因而，在新疆文学中，表现人与大自然的搏斗，表现粗糙而坚忍的生命本色，一直是新疆文学独具魅力的元素之一。除旧布新是新疆当代文学的重要内涵。它反映了新疆各民族作家对民族文化传统的历史反思。由于地处偏远，近代以来新疆接受欧风美雨和洋务运动以后新文化的影响相对较弱，文化的现代性启蒙与追求开始较晚。近代以来发生在中国的包括五四新文化运动在内的几乎所有重大文化事件对新疆的影响都相对较弱。虽然在20世纪初，新疆已有了具有现代性质的省立中学堂和高等学堂以及《伊犁白话报》，20世纪30年代到抗战时期，毛泽民、林基路、杜重远、茅盾等共产党人和现代知识分子把新兴的现代文化带到了新疆，此外，通过苏联渠道亦有部分世界先进文化浸入新疆，但整体而言，直到新疆和平解放之前，新疆文化都处于前现代状态，因而文化传统中许多陈旧的东西被长期保存下来，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才开始文化的现代转型。不过，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这种转型的动力主要来自政治，文学中主要表现为对各民族一些陈规陋习的批判，而且这种批判主要是与从政治角度出发的对旧社会的否定相联系的。而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文化的现代性转型则主要来自经济的发展与文化的反思。在20世纪80年代，伴随着新疆鲁迅研究的展开与兴起，对民族传统文化的反思曾出现一个高潮。这一历史变迁在文学中得到充分体现。追求壮美是新疆当代文学体现的民族文化传统的美学个性。

新疆范文篇4

19世纪中叶，沙皇政府通过与清朝政府签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界约，侵吞了中国西部边疆的大片领土。沙皇军队还曾于1871年进犯新疆伊犁，驻军固尔扎（今伊宁市）达10年之久。沙俄的这种侵略行径造成了伊犁、塔城地区历史上的民族迁徙和分离。1881年2月《中俄伊犁条约》签订前后，由于沙俄政府的策划和裹胁，到清政府接收伊犁时，该地区13万余中国维吾尔、回、哈萨克等族居民，已有约7万人“迁入”俄境；在1881年到1884年短短5年内，伊犁各族民众迁去者竟已十之六七，达10余万人。①由此，伊犁境内的各民族，特别是哈萨克、乌孜别克、柯尔克孜、维吾尔等民族，与沙俄境内的一些民族形成了部族及血缘上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有着共同的语言、宗教和风俗习惯，在经济、思想和文化上保持着长期并且是极为紧密的关系。这种状况，为以后旧俄侨民及苏联侨民的发展及苏联对新疆的影响奠定了深厚的基础，并使得新疆的旧俄及苏侨具有了与中国东北、上海等地俄（苏）侨完全不同的特殊地位。

新疆俄侨的形成是与沙皇俄国在新疆的经济活动联系在一起的。沙俄政府于1851年通过迫使清政府签订《中俄伊犁、塔尔巴哈台通商章程》，取得了在伊犁和塔城等地成立贸易圈、通商免税、设立领事馆、领事裁判权等特权②，将其经济势力迅速扩展至中国新疆的天山南北，随着俄国与新疆经济贸易的迅速扩展，俄籍商民不断进入新疆定居，成为新疆最早的俄国侨民。至1884年新疆建省后，一个以经商为主的俄国侨民阶层逐渐形成。1916年，据新疆省政府统计，新疆各县俄籍侨民总数为15481人（北疆8418人，南疆7063人），其中包括改投俄籍的中国边民③。

1917年俄国爆发了十月革命，政权嬗变中的激烈斗争造成国内局势动荡，大批反对十月革命和苏维埃政权的白俄、躲避战乱的难民和战败的白军涌入新疆。1920年前后，伊犁和塔城地区即安置了数万人。是年5月塔什干苏维埃政府颁布白卫军赦免令，伊塔当局遣返白俄8000余名，滞留未走的约6800多人；难民中也有一些人留了下来。④旧俄侨民增加了新的成分。

为了使旧俄侨民转为苏俄侨民，1921年3月，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颁布大赦令，号召侨居国外的俄罗斯人加入苏俄国籍。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成立后，1924年5月31日苏联政府与中国北京政府签署《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等文件，同日宣布恢复两国外交关系，中苏正式建交。10月，中苏双方互设领事馆，苏联在新疆的迪化、喀什、伊宁、塔城和阿尔泰（今阿勒泰）设立领事馆，并于1926年初开始接受在新疆的旧俄侨民为苏联籍侨民。这样，一部分俄侨加入苏联国籍⑤，苏联侨民正式出现在中国新疆。

尽管苏联政府开始召唤那些在俄国政权更迭的历史大变动时期移居国外的侨民，但是，流亡新疆的这部分俄侨响应的却不多，他们大多数人拒绝做苏联公民而成为无国籍者。1930年前后，苏联国内推行集体化政策，驱逐富农，又有一大批不堪忍受的农民逃入新疆地区，丧失了自己的国籍。30年代，盛世才统治新疆时期，那些于1917年至1933年从苏联逃入新疆的人，绝大多数没有苏联护照。盛世才政府向他们普遍发放公民证，从法律上确认他们为中国人，甚至把俄罗斯人定为“归化族”，作为当时新疆的14个民族之一。对此，苏联驻新疆的5个领事馆均未提出异议。①“归化族”事实上已不再是侨民②。

30年代末期，面对盛世才在新疆的恐怖统治，不少中籍人士为寻求自身安全保障，纷纷向在新疆的苏联领事馆申请改归苏籍，这种现象一直持续至40年代初。1944年苏联在伊、塔、阿三区策动反对国民党汉族统治的民族起义时，新疆各地再次出现申请改归苏籍的高潮③。这样，以此类身份包括“归化族”转为苏籍的侨民骤增。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为弥补战争造成的巨大人口损失，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于1945年11月10日“关于恢复旅居满洲的原俄罗斯国国民以及失去苏联国籍人员为苏联公民”的命令，并宣布此项命令也适用于新疆和上海④。翌年1月20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再次发出指令，要求恢复居住在新疆、上海和天津地区属于前帝俄国籍及丧失苏联国籍者的苏联国籍时，应贯彻11月10日的命令，同时提出，新疆地区申请恢复苏联国籍的工作至1946年12月31日止。此后，苏联驻迪化总领事馆2月1日发出布告称：凡以前失去或被取消俄国和苏联国籍者及其子女，均可恢复苏联国籍；在中国境内的原白俄侨民，均有恢复苏联国籍的权利。⑤

为了推动恢复苏籍工作的开展，苏联一方面向在华白俄施加压力，宣传说如果不加入苏联国籍，中国政府对其将不予保护，或让中国地方政府拒绝给白俄求职者提供位置，使之因失业恐慌而被迫请求加入苏联公民籍；⑥一方面延长入籍登记日期。苏联驻新疆的各领事馆还特别策动哈萨克、维吾尔和塔塔尔族人加入苏籍，许诺凡加入者每月发给布匹一丈六尺，津贴若干元，还可免费看苏联电影。⑦恩威并施的结果是，前往登记的人络绎不绝，苏联侨民人数大量增长。1945年11月，据苏联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管理局关于旅居新疆俄罗斯侨民的调查报告说，当时在新疆省居住的俄侨有25000人⑧。而在前述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两项命令颁布后，约有12万哈萨克人、维吾尔人、俄罗斯人等办理了苏联国籍，并得到了在国外居住的苏联证件⑨。根据当时国民政府的报告，“迪化维哈各族人民已秘密加入苏联国籍者，据闻已有万余人，此事外交部特派员刘泽荣曾面询苏联领事，已承认加入苏联国籍者有千余人，又伊犁区人民加入苏联国籍者，闻有十万余人”①；而据中国档案记载的新疆苏联领事馆发放的护照号码统计，苏方1946年发展苏侨2000人，1947年增加到13万人，1948—1949年更猛增为4万人②。到新疆解放前夕，据苏联驻伊犁领事对邓力群所言，当地的苏侨及其家属已发展至65万户，共20余万人③。

50年代初，中国政府在实行“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和“一边倒”的外交方针时，对新疆外侨的具体做法是，一方面着重清理帝国主义国家残余力量，如驱逐英国驻迪化领事，调查登记印度、巴基斯坦、阿富汗在南疆的侨民，使之加入中国籍，“为挤掉前印、巴领事馆及彻底肃清新疆的帝国主义分子”创造条件；一方面对苏联侨民按中国人待遇，给以适当的照顾。1950年2月《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苏联通过秘密签订的《补充协定》，进一步把新疆划入了自己的势力范围，而中国也借此机会将美、英、日等第三国力量从新疆清除了出去。④

新疆解放后，苏联继续通过其领事馆等机构，在新疆各地进行恢复苏籍和鼓动中国公民加入苏籍的工作。据1953年新疆外事机构的调查，当时苏侨的主要聚居地伊犁地区伊、塔、阿3个专区，共有苏侨86757人⑤。根据中国国务院有关文件，1954年时，在华苏侨总数为14万—16万人，其中新疆8万人，其他各地6万人⑥。关于此后新疆苏侨的人数，笔者没有找到准确的统计数字。不过据有关材料，到1958年全疆共遣返苏侨99万多人。当时留在中国的苏侨大约还有3万人，其中新疆2万人。⑦以此估算，50年代末，新疆苏侨的人数应在12万左右。此时所称的“苏侨”，以是否持有苏联护照为准，来自苏联而未持苏护照者视为无国籍人⑧。

对于苏联方面在新疆发展侨民的行为，中国方面曾予以限制。1955年7月12日，中国外交部部长助理何伟与苏联驻华大使馆参赞经协商后达成协议：苏联暂缓在新疆为来自苏联的少数民族人员恢复苏籍。1956年10月，新疆外事处又与苏联驻乌鲁木齐总领事卡赞斯基达成协议，规定苏联在中国人中发放苏联护照须有专区和自治州一级公安机关的证明⑨。苏联方面基本遵守了这些规定。但是到50年代末60年代初，随着中苏两党分歧的逐步加深，两国关系也逐渐恶化。在这种背景下，苏联对中国新疆的政策发生了变化。苏联利用新疆特别是伊犁地区各民族与苏联境内一些民族之间的血缘联系，加快了在中国边民中非法大量发展侨民的步伐。

苏联非法发展侨民的工作主要在伊犁地区①进行，领取护照的方式（及人员）大致有几种：一是冒充苏侨子女；二是冒充已出境的苏侨；三是借口本人在1946年申领了护照，但未拿到手；四是借口本人护照遗失或损坏，要补发或换发；五是中苏婚生子女。②另外，有的苏联集体农庄还直接给中国公民发邀请书。如1958年末，伊宁县某乡即收到哈萨克斯坦加盟共和国某集体农庄要求该乡347户居民去苏长住的要求书③。

与此同时，由于历史原因造成的新疆沿边口岸地区，特别是北疆伊犁地区一个家庭在中苏两个国家居住、一家人有两国公民的情况非常普遍，当一些地方民族主义分子煽动分裂情绪，一些对合作化运动不满的人造谣说中国政府要实行共产时，就非常容易得到当地边民的响应，使他们千方百计地通过亲友关系购买他人的苏侨证，或者冒名顶替领取苏侨证。此外，1959年伊犁地区开展了反对地方民族主义的斗争，一些干部虽不是苏侨，但为了逃避批判，设法搞到苏侨证，要求到苏联去，④这无疑助长了买卖苏侨证的行为，也为苏联方面发展侨民提供了条件，使得这项非法活动得以顺利进行，屡禁不止。

以伊犁州为例，苏联领事馆在1958年2月8日到1959年3月6日一年多的时间里，共发放4575本苏侨证，其中只有不到15户俄罗斯族居民是经过伊犁州公安局批准的。1959年7月，仅在伊犁州的两个县中就发现有80多本非法苏侨证。一些根本不是苏侨的中国人，也能得到苏侨证。诸如一户回国苏侨包括了超出直系亲属范围的3个家庭；苏方在登记苏侨回国时宣传一份苏联护照可以带28个人出境；一个苏侨所生子女本人没有护照，且三四十年未与苏联领馆联系，苏方在登记时也将其作为苏侨发给了苏联公民证，等等。⑤

针对苏联在新疆非法发展侨民之事，新疆方面曾多次与苏领馆进行交涉。1959年初，赛福鼎即向苏联驻乌鲁木齐总领事达巴申明确提出：关于什么人是苏侨和什么人可以去苏问题，我们认为凡持有苏联政府颁发的正式苏联护照的人才是苏侨。现在有些人持有苏侨协会制发的证明（或称白条子），有些人持有前塔城领事馆发的苏侨临时证明书，有些人持有领事馆发的“某人现在在申请加入苏联国籍”的证明，还有些人持有苏联亲友邀请其去苏的“邀请书”，这种“邀请书”有个人邀请个人的，有数人联名盖集体农庄印鉴邀请上百人去苏的。持有这些证件的人员，都自认为是苏联公民。我们认为上述各种证明都不是苏联政府颁发的正式护照，不能作为持证人是苏侨的根据。因此，这些人不是苏侨。我们认为以下范围的人可以去苏：（1）申请返国苏侨的直系亲属（即父母、配偶、子女），但已成年并已与父母分居的子女和兄弟姐妹不在此列；（2）完全依靠返国苏侨生活的人。不属以上两种情况的人不能去苏。对此，达巴申表示同意，并指出，赛书记提到的各项证明我们也认为不是作为苏侨的根据。苏方发展侨民的上述做法是自做主张的，错误的。⑥其后，6—7月，苏联外交部特派领事局副局长库日科夫（又译康茹科夫）和远东局一等秘书奥西波夫，先后与新疆自治区和伊犁州的领导人进行会谈，再次承认了苏方滥发护照的错误①。但是，尽管苏方做出这种表态，其非法发展苏侨的活动并未就此停止，苏联领事馆对于持假证件前往苏联的中国公民，不但不严加限制，而且其自身就成为在新疆非法发展侨民的核心机构。

1960年中苏两党意识形态分歧公开化并扩大到国家关系上，尤其是1961年苏共二十二大，中苏两国关系因阿尔巴尼亚问题进一步恶化后，苏联方面由过去的与中方协商、配合安排遣侨事务，转变为进一步插手这项工作，苏联驻新疆领事馆利用新疆、特别是伊犁地区党和政府工作中的某些缺点错误，以及人民生活出现的暂时困难，积极、主动地进行挑拨性、分裂性宣传，非法大量发展中国公民为苏联侨民，并鼓动他们到苏联去。

1960年，在新疆自治区党委确定该年不大批遣返苏侨之后，苏驻伊宁领事馆依然进行着大规模遣侨的准备工作，通过苏侨协会工作人员和个别社会苏侨秘密对1917—1933年自苏来华的人进行登记。对于这个时期从苏联过来的没有苏联护照的少数民族人员，如前所述，中国政府一直把他们视为中国人，发给中国公民证。但是伊宁苏领馆却始终坚持这些人为无国籍人，反对向他们发放中国护照，以期使苏方在这些人中发展侨民的做法合法化。中苏之间的这一分歧长期没有得到解决。据被扣捕的一名苏领馆雇员供认，他进行登记活动就是领事亲自指示的。其他一些从事非法登记活动的人也是苏领事间接安排的。领事和苏侨协会成员在布置任务时，一再叮嘱不得公开活动，因而登记工作是以连亲串友的方式进行的。他们还鼓动那些没有证明文件的人向其苏联亲友写信索要证件，有的人根本不是从苏联来的，与苏联人毫无关系，也被他们拉来登记。苏联领事指示说：这些人名单搞好后，与中国政府交涉成功，就可遣返回国。面对众多申请回苏的少数民族群众，苏联领事还采取了挑拨的态度，答复他们说：“只要中国政府同意你们走，我们就批准”。“你们要求回苏是好事，你们乌孜别克族原来就是由苏联乌孜别克斯坦逃跑来的，中国不是你们的祖国，你们应回到你们的祖国———乌孜别克斯坦去。”是年，伊犁地区查获5起非法登记苏侨案件，非法登记者即有13186人。要求去苏联的边民越来越多，截至8月，进行登记的边民共计3万余人，造成社会心理动荡不安。②

此外，苏联领事馆、苏侨协会和苏联国内给中国人散发各种证件的活动进一步升级。这些证件有领馆发放的临时国籍证明书、遗失护照证明；苏协发放的申请加入苏籍的证件；苏联国内发放的护照抄本、补发的出生证明等等，以及苏联集体农庄、地方政权组织发来的大量邀请中国公民迁居苏联、保证其在苏工作和生活的各类召唤书、同意书、邀请书、保证书。苏联方面宣传说“持有这些证件的人都是苏联人，都可以去苏联”，并鼓动、组织他们去苏。据1960年的典型调查，伊犁各直属县市持有苏方所发各种证件的人占居民总数的25%—40%；塔城专区在外侨普查登记时自愿交验的这类证件有6459件，为当地苏侨总数的8倍多。其他如乌鲁木齐、喀什等城市持有此类证件的人，也为数不少。③

进入1961年以后，苏联领事馆非法发展侨民的活动更加积极。苏驻伊宁领事馆秘书在塔城等地接见苏侨和要求去苏的中国公民时即反复宣传说：苏联人民生活很富余。凡是从苏联过来的哈萨克，不管有无苏侨证，我们均承认他们是苏侨。苏联的大门敞开着，欢迎大家去苏联，而且迟早一定要去，主要问题在于中国政府是否批准，苏联方面没有什么障碍。你们完全有权利要求回国，任何人都不能干涉。只要是由苏联过来的人，不管有无苏侨证均是苏联公民，过了边境就可以发给正式公民证，我代表苏侨政府批准你们走。他还对个别要求退出苏籍的侨民进行威胁，说：苏联政府1936年对外侨法令规定，不论何时苏侨都要回到他们的土地上劳动，只有少数坏分子逃跑，不愿当苏联公民。①是年，仅伊宁市一个搞此项活动的8人集团就秘密登记了6000多人。②

如果说50年代，苏方还能在与中方的会谈中承认非法发展侨民的错误，并经双方协商解决问题，那么到60年代初，当伊犁州外事分处将中国外交部、公安部1961年9月3日“关于苏领馆发展苏侨问题的指示”精神转达给苏驻伊宁领事沙鲁诺夫，并交付所查获的非法护照时，对方却否认其非法发照的事实③。苏联方面的这种活动已经广泛、深入地展开，在其影响下，中国边民要求去苏联形成一股风气，问题已不是双方通过协商就能解决的了。

纵观苏联在新疆发展侨民的情况，以伊犁州为例，1953年该地区共有苏侨86757名，1954年遣返苏侨工作开始后至1959年，共遣送去苏132873人，其中苏侨86890人。如此看来，略去6年苏侨人口自然增长数字，伊犁州的苏侨至此全部遣返完毕。但统计数字显示，1960年至1963年，伊犁州仍有苏侨11310人。④苏方非法发展侨民的情况可见一斑。

此外，在伊犁州还居住着一些无国籍侨民，主要是无国籍俄罗斯人，大多数属于基督教派，即五旬教、安息日教、浸礼教和老教（社会上习惯统称之为“俄罗斯四教派”）的信徒，少数为马格林教派信徒。他们多于俄国十月革命前后和1929年至1934年苏联实行农业集体化期间逃到新疆，在1946年未申请恢复苏联国籍，也未加入中国国籍。伊犁大批遣返苏侨后，这部分人中有少数人作为苏侨亲属去了苏联。根据1959年的调查，当时居住在伊犁州的俄罗斯人还有453户2497人。

对于这部分人，苏联驻伊犁领事馆也曾将他们视为苏联侨民。中国外交部曾就此事照会苏联驻华大使馆。1957年12月和次年1月，苏驻乌鲁木齐总领事达巴申和驻伊宁副领事布洛金等人为此专门与伊犁州党政领导人会谈，表示中国外交部照会中所说的情况与事实不符，这是一个误会。其实，不论“误会”与否，无国籍侨民在当时都是一个亟待解决的大问题。因为在伊犁州，有许多人自称无国籍，他们在国籍问题上来回摇摆，不少人为探亲方便而要求加入苏籍，并对中国要他们先加入中国籍才批准其去苏联探亲的规定牢骚满腹。每逢苏侨回国都牵涉这些人，在社会上引起不小的波动。⑤

应该说，苏联在新疆非法大力发展侨民并不单纯是为了陆续将这些侨民遣返回国，以充实国内的劳动力队伍。在此经济目的之后，还隐含有某种政治动机。苏联周边国家苏侨群体的扩大，无疑有利于苏联保持其对周边地区的影响。新疆苏侨及其所构成的庞杂的社会关系，事实上就已成为苏联的影响得以广泛深入发展的重要社会基础。当中苏两国关系趋向恶化时，这一苏侨群体及其社会网络即成为苏联给新疆中苏边境地区制造麻烦的一种潜在力量。

新疆苏侨的遣返

如上文所述，苏联在战后积极提出恢复原苏联公民的国籍，并在各地大量发展苏侨的最初目的，是为了解决由于战争使人口锐减而造成的劳动力严重匮乏的问题，因此，40年代后期苏联政府即着手准备将其在华侨民分批接运回国。

1947年底，苏联驻新疆各领馆开始办理苏侨登记事宜。翌年初，苏联派驻伊犁有关负责人宣布：“为使苏联在新之各族侨民重新登记及准备回国起见：（一）凡在新疆加入苏籍之公民，应于2月底以前一律重新登记。（二）凡经申请登记而尚未领到入籍证者于此次重新登记后一律补发。（三）所有留新之苏侨，政府准备分批接运回国。”并要求在新疆有产业的侨民于6月以前变卖完毕，而且变卖时最好收购黄金，以便返国时随身带走。对此，当时的新疆省政府即判断苏联的这种措施是为了增加其本国人力，准备应付国际突变，以及吸取新省资力，增加其本国经济力量。①此后，由于中国国内政权嬗变，时局动荡，遣侨工作实际停滞下来。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4年4月初，外交部获悉苏联驻中国的一些领事馆宣布苏侨可以回国开荒，即就此事向苏联驻华大使馆询问。苏方予以否认，表示：莫斯科仅了解有无愿意回国的侨民，准备搜集材料加以研究，至于让侨民报名回国事尚未决定，各地苏领馆有误。②但事实上，接运在华侨民回国已是苏联既定方针，因此，时隔不久，苏联政府即单方面决定遣返在中国的苏联侨民。是月23日，苏联驻华大使馆向中国外交部提出：苏联决定自中国遣送6000户苏侨至苏联的高加索、西伯利亚、哈萨克斯坦等地开荒。中共中央予以批准③。外交部认为，这是一件重大复杂的政治任务，应予以大力协助，并确定中国对此次苏侨回国应采取主动配合，积极协助，适当照顾，给予方便，尽快送走的方针④。政务院、军委公安司令部也相继发出指示，强调此次苏侨系回到社会主义祖国，参加共产主义建设，与遣送日侨有不同的政治意义。因此，必须掌握中苏团结友好的总方针，自始至终大力予以协助，使回国苏侨欢欣鼓舞，留下苏侨亦得到教育，在各方面给予他们良好的政治影响。要求苏侨回国多的地区，必须由有关省市政府负责同志亲自领导，周密布置，立即成立协助苏侨回国委员会，以外事处、公安局为主，调配必要的干部，成立办公室，开始进行工作。并且三令五申：此事时间紧迫，任务重大，各地政府必须大力协助，只许办好，不许办坏，认真妥善地完成这一政治任务。以后，新疆各地区相继成立了“迁侨委员会”。⑤

为了保证苏侨遣返工作顺利进行，1954年，中国政府还确定了一系列相应的政策措施，颁布了具有优待性质的《关于苏侨回国有关汇款、携带金银、外币、有价证券处理办法》、《企业及房产处理办法》、《携带物品处理办法》等文件，同时规定简化苏侨出境手续。对于中国人随苏籍家庭去苏问题，中国外交部和内务部电示各地外事处：只要苏方同意，中方均可发给中国护照，准其赴苏。如果苏方确实要求这些人退出中国籍后才准予他们去苏，且这些人亦自愿退出中国籍，则可批准他们退籍。如此种种，可以说对苏侨的返国大开绿灯，只是在物品携带问题上有些许限制，规定：不准携出粮食，新疆苏侨携带粮食以沿途食用为限；携带布匹、羊毛、棉花、油脂等出境以不超过自用、家用为限，数量由各地自行规定，但同时又指示此点在执行中可以放宽。⑥翌年，面对遣侨工作中出现的很大一部分苏侨不愿回国而要求去资本主义国家的情况，为支持盟友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中国方面又确定了处理原则，即除老弱残疾者、在资本主义国家有直系亲属并依其为生者、配偶为资本主义国家侨民并愿随之离华者三种人外，一律不准去资本主义国家。同时还制定了一系列行政措施，包括坚决打击苏侨中组织去资本主义国家的为首分子；分批解雇各机关企业学校中的苏侨雇员并一律不再使用；在加工订货、原料分配、上缴利润等方面限制苏侨工商业户，以动摇其经营信心；压缩和限制对苏侨生活困难者、尤其是不愿回国的困难苏侨的救济等，并明确指出，“这些行政措施的办法是一种强制性压力，其目的是在促使苏侨回国”。①

这样，大规模的遣返苏侨活动开始，除新疆外，中国各地的苏侨在1954年和1955年两次集体回国47万余人，暂留下的15万多人，苏联政府决定在以后几年内将其全部遣返回国②。

对于新疆苏侨的遣返，据苏联驻伊宁领事沈申自北京苏联大使馆开会回来后对中共新疆分局所谈：1954年当年，新疆苏侨仅从伊犁区遣返500户，其他地区暂时不动。遣返对象不分民族、职业，主要是有劳动能力、适于开荒的人。遣返办法是，由苏联领事馆公告，让苏侨自动报名登记，报名名额不限。然后，由领馆从中审查挑选500户遣返。计划在6、7、8三个月完成此项工作，9月1日前全部动身，由苏联对外运输公司负责运送。为此，中共新疆分局发出紧急指示，要求伊犁地委等各地市党委谨遵中央和外交部的指示，尽全力协助苏方圆满完成此项任务，同时决定在伊犁地委统一领导下成立“协助苏侨回国委员会”。③1954年当年伊犁共遣返苏侨500户2464人。其后，新疆开始大规模遣返苏侨，1955年即有44688名苏侨携其中国籍家属12381人归国。1956年尽管苏联政府指示该年在新疆不办理集体遣侨工作，如苏侨及无国籍侨民申请回国须经苏领馆审查后批准，且回国者所需费用及回苏后生活和工作均由本人解决，是年仍有14万人返回苏联。④

1957年和1958年中国政府进一步推动遣侨工作的开展。1957年4月22日，中共中央针对新疆无国籍人要求去苏联的情况指示说，为了照顾新疆劳动力缺乏，无苏护照者一般不能去苏，但如系回国苏侨的无国籍直系亲属，可准其随同去苏。翌年，国务院、外交部和公安部又相继发出文电，重申遣侨方针：凡愿回国者我都积极协助其回国。表示同意苏方提出的“1958年到1959年继续按过去的办法遣送在华苏侨”的要求，并且提出：应考虑适当放宽苏侨回国携带物品的尺度，以避免有的苏侨因有些东西不能带走而不愿回国；返国苏侨的中国籍直系亲属愿随同去苏者，一般都可考虑批准。文电还特别建议各地公安部门，要及时采取有效措施，对严重破坏遣侨工作的反动苏侨分子做出必要的处理。⑤如前文所述，自1954年至1958年底，新疆共遣送99万多名苏侨回国。在苏侨相对集中、数量较多的伊犁州，据统计，从1954年至1959年11月20日止，共遣返苏侨86890人，苏侨的中国籍家属45983人，合计达13万余人。⑥

总之，在中苏关系友好时期，新疆政府根据中央和国务院等部门的指示，满足了苏联方面的各种要求，承担了大批苏侨携带生产工具、牲畜于春季回国而造成的对春耕生产的不利影响，以及人心浮动所导致的社会秩序不稳定等种种负面效果，始终积极配合了苏联的遣侨计划。

但是进入1960年后，苏联驻新疆的两个领事馆与中国方面在遣侨问题上友好协商的做法发生变化，苏驻乌鲁木齐总领馆指责中国在批准苏侨回国问题上事先不同苏方协商，干预中方审批侨民出境的原则。中国外交部则指示新疆外办，对于目前一般社会苏侨申请去苏，如人数不多，可采取陆续批准出境的办法，不必与苏方协商分批遣送。①不过尽管双方矛盾不断，新疆自治区仍然采取“先苏籍干部，再城市苏侨，后农村苏侨”的具体步骤，协助苏方有计划地遣返侨民。1960年一年，中方批准543户2485人出境，苏方共遣走347户1743人。翌年3月，自治区外事处拟订的遣返苏侨方针为：不主动向苏方提出此问题，如苏方要求今年继续个别遣返，可以表示同意；如提出成批遣返，则须立即报外交部，并按外交部的批示做出答复。是年伊犁州共遣返5472人，其中苏侨2604人，苏侨中国籍亲属2635人。②

1962年伊塔事件③发生后，中国政府一方面进一步严格苏联侨民身份的界限，规定新疆少数民族中凡同时持有苏联护照和新疆公安机关颁发的外侨居留证的人才是合法苏侨，只持有苏领馆所发护照者，其苏侨身份不能被承认，其所持护照为非法证件，须予没收；一方面开始清理在华苏侨。5月30日，公安部、外交部联合发出通知，提出：根据中央对苏联侨民问题的指示精神，目前在处理苏联侨民申请出境问题的时候，“应当放宽尺度，简化手续”。“苏联侨民要求回归苏联的，应当迅速批准，尽快使其离境。”并且要求各地在接到通知后对现有苏侨人数加以核实，对未处理的申请出境案件做一清理，先迅速处理一批。通知还特别规定：“苏联侨民要求去资本主义国家的，一般都可以批准，尽快使其离境。对这种人，过去要先经过苏联领事馆同意，才由我方签发出境证件。今后只要他们提出申请，就可以签发出境证。领馆同意与否是侨民本人的事，我们可以不去过问”。“苏联侨民中的政治嫌疑分子和接触一般机密的人申请出境，一般不要阻留，应当迅速批准，让其离境”。“申请出境的苏联侨民，如有未了民刑案件和债务纠纷，应当尽快设法解决”。“苏联侨民的中国籍直系亲属，要求一同出境，可以听其随走”。“我留学生带回的苏籍妻子，如果要求回苏联的，可以批准。但他们的丈夫要随走的，不能同意。”等等。关于苏侨离境的时间，通知要求大体以批准后一个月为限期，不可过长，而且到期不走的须予以督促。④

可以说，中国这时加速遣侨行动的方针与前述1954、1955年的有关方针相比，已经有了质的变化，其初衷不再是配合苏联的计划，支持苏联的建设，而是要全面清理在华苏侨，以期尽快铲除苏联在中国、尤其是在新疆地区的社会基础，所谓“遣侨这是同修正主义进行斗争的一个方面，要把修正主义在我区的腿子拔掉，我们就要想办法挤其出境”⑤，彻底肃清苏联的影响。

此后至1963年，根据中国外交部与苏方达成的协议，新疆方面按照简化手续的办法进行遣返苏侨的收尾工作，其中1963年侨务工作的主要任务就是全部遣送完苏侨，对坚决不走的苏侨严加管理。两年间伊犁地区共遣返苏侨7419人，中国籍家属37528人⑥。1964年，伊犁地区分4批遣返俄罗斯四教派分子100户559名；1965年，新疆方面又遣送去资本主义国家的东正教派分子、俄罗斯四教派分子及俄罗斯族苏人67户333人。到1966年全新疆还有外侨361人，其中苏侨201人。这些不走的苏侨、“半家户”，不仅人数寥寥，而且实际上还处于监控之下。①苏联在新疆的社会基础表面上被清理干净了。

苏联遣返苏侨这一政府行为的实际结果是，形成了一条返国苏侨与其留在中国新疆境内的亲属、社会关系进行联系的渠道，随着这种沟通的日趋频繁，中苏两国关系恶化后，返国苏侨与新疆各族人民之间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事实上构成了新疆地区社会心理动荡的一种新的潜在性因素。

新疆苏侨的作用

苏联对新疆影响的加强与维持主要是通过新疆苏侨这个特殊的群体来实现的，其中苏籍干部、苏侨协会和返国苏侨扮演了重要角色。

其一，苏籍干部的作用。

如果说，苏侨是苏联在新疆地区影响深厚的社会基础，那么新疆、尤其是伊犁州党政领导机关中的苏籍干部则是这个基础的核心，他们拥有中国和苏联的双重国籍，构成了一个特殊的阶层。

苏籍干部是伊、塔、阿三区革命时期遗留的历史问题。当时，苏联派遣大批联共（布）党员和干部到伊犁发动革命，其中许多人在当地成立的军政部门担任重要职务。此外，一方面当地苏侨几乎全部积极地投入了运动，其中一些人后来走上领导岗位；一方面1947年三区割据后很多少数民族干部被发展为苏侨。这样，三区政府中存在大量苏籍干部就是很自然的了。由于苏联控制的三区在新疆和平解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全国解放后，原来的三区干部大多进入了新的政府机构，而三区民族军则整体编入解放军序列。②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苏联政府仍然十分希望苏籍干部能在新疆新政府中任职。1949年末，苏联外交部曾电示苏驻迪化领事，不应反对推荐苏联公民作为新疆政府成员的候选人。对于从苏联公民中选出一些人，并推荐他们担任新疆政府机关的某些职务，苏联方面将在这些人的相应职务获得批准后给予明确答复。只是顾忌到自己的意图不宜表示得过分露骨，葛罗米柯授意苏领馆要让新疆地方当局明白，最好由他们向中国的中央政府提出这个问题。当时作为新疆省政府组成人员及在省政府机关中担任领导职务的苏联公民已有25—26人。③

苏联方面的这种做法，是与其对新疆继续存有特殊要求紧密相关的。1950年1月率中国政府代表团赴莫斯科与苏联正式谈判签订新约和协定时，由赛福鼎、邓力群等人组成的新疆省代表团已应苏方要求先期抵达苏联。斯大林在谈到贸易条约时即曾试探性地询问，苏联是同新疆、满洲和其他省签订单独的条约，还是同中央签订统一的条约。表示，同新疆的条约必须以中央政府的名义签，但同时可以和新疆有单独的协定。④中苏两国政府进行外交谈判，同时还单独要求一个省组团参加，充分表明了新疆对于苏联的重要性，以及苏联要求中国默认其在新疆地位的事实。

由于新的政权机构初建，新疆各地干部十分缺乏，经过各级党委培训的民族干部和军队及由内地调入的干部，思想、文化以及政策水平普遍较低，而苏籍干部都具有专门技能，在党政军机关中担任各种不同的职务①。因此，对于新疆政府各级干部中存在的双重国籍身份问题，中国政府的意见是，这些苏籍干部，尤其是负责干部应尽可能地继续留在中国工作，只是出于维护新生政权独立自主形象的考虑，认为需要解决这些人的国籍问题，即希望他们放弃苏联国籍。为了照顾与中国这个新盟友的关系，苏联方面对这种要求采取了合作的态度。苏联外交部曾于1950年初通过中国驻苏大使馆邀请赛福鼎前往晤谈，表示苏联政府同意在新疆工作的苏籍负责干部解决自己的国籍问题，并交付了一份新疆领导干部中的苏侨名单，请赛福鼎转告中国方面，这是苏联政府的意见。赛福鼎当即将这一情况向做了汇报。2月，苏共中央还做出决议，取消中国新疆省政府领导干部中15名苏联公民国籍的决议。以后，中苏两国政府就此事达成协议，尽量动员和争取苏籍干部退出苏籍，长期留在中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中国方面对此问题的处理原则为：“说服教育，自觉自愿，坚决要走的批准”②。不过，苏联方面的这种表态显然有违其初衷，因此，当迪化等地试图借普查户口之机调查清楚省、市机关内的苏侨干部时，苏领馆并不主动配合，中苏双方没有取得密切联系，致使这次调查未能实现③。

50年代初，新疆自治区领导干部中一些享有苏籍和持苏侨证的人退出了苏联国籍。但是，大部分苏籍干部不愿意放弃苏联国籍，他们普遍认为苏联比中国好，做一个苏联公民比做中国公民更光荣，故而既要保留苏籍，又要享有中国公民的一切权利。特别是在伊犁地区，由于苏籍干部较多，如伊犁直属县的许多县长、科长、部长、公安局长都是苏侨，而且是苏侨协会委员，要动员他们全部退籍，涉及面过宽。因此问题便拖延下来。④尽管在50年代中国政府三令五申，要求在新疆党、政、军等国家机关中持苏联护照的中国血统干部坚决退出苏联籍，否则便不得担任国家机关干部，中国机关中的领导人员不能持有外国护照⑤，却仍然有大量苏侨在新疆、尤其是伊犁的党政部门中任职。至1960年以前，伊犁地区霍城县的科、部长级以上干部中有60%以上是苏侨；伊犁州级军政领导人中也有许多是苏侨，甚至是苏侨协会委员；在州级机关和直属县市区长以上干部中，苏侨占22%，另还有25%的人家庭成员是苏侨。⑥1958年，苏联驻乌鲁木齐领事馆辖区的苏籍负责干部已只有几名，而伊犁州的苏籍负责干部却仍有95人之多。据1959年的摸底调查，伊犁州直属9县市少数民族干部有4056人，其中苏侨825人，与苏侨有亲属关系的928人，与苏方有亲属关系的287人，三者相加共2140人，约占少数民族干部的52%；自治州各级机关单位共有干部710人，公开苏侨身份的105人，与苏侨有亲属关系的89人，与苏方有亲属关系的35人，三者相加共239人，占少数民族干部的33%；另外，塔塔尔族干部49人，其中44人是苏侨或与苏侨有亲属关系；乌孜别克族干部89人，是苏侨及与苏侨有亲属关系的75人；回族干部210人，有苏侨证或与苏侨有亲属关系的93人。虽然是年伊犁方面将公开了苏籍干部身份并要求去苏的人遣送去苏了，但是与苏侨是直系亲属关系的人在民族干部中仍占有很大比重。这些人大多数也有苏侨证，只是还不肯暴露出来。①

1960年，新疆全疆开始集中力量进行推动苏籍干部退籍的工作，但是该年的登记结果是，全自治区依然有苏籍干部1047人。由于伊犁州的苏侨登记工作在不少地区流于形式，以及外侨管理工作没有跟上，这一数字并不准确，苏籍干部的实际数量应该还要多些。虽然中央及新疆地方政府将处理苏籍干部退出苏籍的期限屡次延长，至1962年，仅就伊犁州而言，仍有苏籍干部1001人。此外，还有许多干部隐瞒了苏籍身份。总的来说，上缴苏联护照和证件的情况是，群众交的多，干部交的少；被迫勉强交的多，自愿交的少；非法证件交的多，具有法律性质的护照、证件交的少。不少民族干部既不交出持有的苏联护照或非法证件，也不要求去苏联，表现沉默②。

公检法作为政府的重要部门，一直是审查比较严格的地方，但据1962年调查，伊犁州检察院8个民族干部中有3人系苏侨；伊宁市公安局民族干部中80%与苏方有亲属关系，有的还有苏侨证件。伊宁市文教系统的民族干部、知识分子教员中与苏侨有关系的人或持有非法苏侨证件的人最多，如伊宁市各民族小学300余名教员中80%持有各种苏侨证件；4所民族中学156个教员中49人有非法证件或与苏侨是亲属关系。其他县市的情况也大致如此。③

据对1954—1963年遣返回国的苏侨及其中国籍亲属在新疆任职情况的统计，在这18万多人中，在新疆党、政、军机关任过职的有7521人；担任过厅、局级以上职务的36人；在军队中任过职的316人，其中包括原新疆军区少将副参谋长和原伊犁军区参谋长。④苏籍干部、苏侨占据新疆一些地区的政要、宣教部门，其所产生的影响不可谓不大。

应该说，在50年代中期中苏两国友好阶段，乃至末期随中苏两党分歧的发展，两国关系出现倒退时，在新疆苏籍干部退籍的问题上，苏联政府表面上基本持配合态度，对于苏籍干部回苏的要求，苏联驻乌鲁木齐领事馆大体尊重中方意见，如中方不同意他们回国，领馆即不予批准。对于苏籍干部多数愿意保留苏籍的状况，苏联方面也表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已经十年了，这个问题是解决的时候了，并自我检讨在这方面工作做得不够，苏籍干部不能再坐在两张椅子上，应采取坚决的措施解决他们的国籍问题，因为不干涉他国内政是苏联的原则之一，这种现象如继续存在下去不符合苏联的国家规定。同时强调：事实上，领馆并没有领导这些县长和将军，对他们的工作也不能进行指导，我们只是告诉他们忠实地、诚恳地兢兢业业地工作，而他们在岗位上是起到了先进作用的。⑤尽管苏方的这种告白基本符合实际，但是，在新疆这个中国主权国家存在着大量拥有苏联国籍的一般干部，以及各级领导干部，而且他们大多心向苏联，或对中国人和外国人的界限认识模糊，这无疑已成为一种重要的不安定因素。尤其是苏籍干部基本都是少数民族，这使苏侨问题同民族问题混杂在一起，处理起来十分棘手；当少数苏籍干部本身就是民族分裂主义分子，而苏领馆对这些人又基本持同情态度时⑥，新疆苏籍干部问题的负面影响也就更为突出了。事实上，也正是这部分人日后成为苏联在新疆进行各种非法活动的中坚力量。

进入60年代以后，苏联领事馆改变了以往在苏籍干部退籍问题上的做法，竭力阻止此类人辞退其在中国党政机关中所担任的职务。1960年8月，新疆自治区政府根据中央指示，决定彻底解决新疆的苏籍干部问题，本着争取他们退出苏籍留下工作、对坚持回国者予以批准的精神，向苏籍干部进行动员。由于多数人仍然要求回苏，公安部门陆续给一些人发放了出境签证。但是苏联驻乌鲁木齐总领事馆却突然一反以往配合放行的常规，对这些人多方阻挠，劝他们不要急于退职，并且一方面给乌鲁木齐市公安局打电话，表示如果没有苏联区苏维埃以上的证明和在苏亲属的邀请书，苏方就不能给他们发放入境签证；一方面以当年不集体遣侨、批准去苏的权力在苏联最高苏维埃、申请返苏须逐案报批为由，敷衍塞责，拖延事情的解决。此外，当中国方面为调查苏籍干部人员情况反复向苏方索要名单时，苏领馆也始终不予合作。①

同期，苏联驻乌鲁木齐和伊宁领馆虽同意苏籍干部加入中国籍长期留在中国工作，但在具体受理苏籍干部退籍问题时却设法留难，多方了解中国处理苏籍干部的方针，试图在此问题上对中国施加压力，以使中方做出让步，允许苏籍干部继续留在中国的国家机关。苏联总领事提出：苏籍干部在党政军机关担任着各种不同的职务，尤其是伊犁苏籍干部人数较多，如果他们不愿意退籍，是否就遣返他们回苏？这个问题的解决要靠本人自愿，中苏双方只能说服不能强迫。由此，从1960年5月到1961年3月向苏领馆提出退籍申请者均未获得批准。②

此期苏联政策发生上述变化，应该说是别有所图的。毕竟，在中国党政军机构中保留苏籍干部，有利于苏联对新疆施加影响和控制。伊犁地区就有不少隐瞒苏侨身份的干部经常与苏联领事馆联系，汇报中方内部情况，提供各种情报，包括中共中央绝密文件，甚至有的民族干警还秘密领取苏联领事馆的工薪。③

总之，当这个庞大的苏籍干部、苏侨身份的干部群体人心思苏时，其对新疆各族群众的影响也必定是十分严重的。不少苏籍干部不仅在苏联大规模发展侨民的活动中起了重要作用，而且还在1962年的伊塔事件中成为坚决逃往苏联的一类人，其中有地方民族主义情绪或对中国共产党和政府不满者，还成为煽动、组织及胁迫群众外逃的首要分子。例如，伊宁市文教界50余名苏侨教员曾带动500多名少数民族学生参加了1962年5月29日冲击伊犁州人民委员会、围攻中共伊犁区党委的行动，并且闹得最凶。事件平息后，苏驻新疆两个领馆在6月提出闭馆，个别上层统战人士即宣称：“领事馆撤走了，我们还有地下领事”④。8月15日新疆自治区人民委员会命令，要求全疆人民分清内外、是非界限，加强祖国观念。规定凡同时持有苏联护照和中国公安机关颁发的外侨居留证的人，是合法苏侨；凡只持有苏联护照而未持有中国公安机关颁发的外侨居留证的人，不算苏侨，他们的苏联护照是非法的，仍算是中国人。⑤一些干部看了命令后即挑拨说，“宪法规定凡居住在中国的人，其家属在国外的任何时候都能办理出境。全国各地都执行这个政策，唯有新疆不执行”；中国政府“不准许居住在中国的外国人出境，特别是新疆地方有80%的维族人都是苏联人”，却“不让走”。有的干部甚至恶毒地说：“宁愿吃苏联的屎，也不在中国住”，煽动分裂情绪。另外，还有不少干部散布“中国和苏联正在打仗”，“两国之间的友谊完了，邮电停了，路也不通了”，“过去新疆是大后方，现在是大前方”等言论，制造紧张空气。而已经去苏的一些人，如原新疆自治区文化厅厅长孜牙·赛买提、原新疆军区副参谋长祖龙太也夫等“东土”骨干分子、分裂分子，则在苏联的庇护与支持下，不断鼓吹“东土耳其斯坦”独立，积极进行分裂活动，与新疆境内潜在的民族分裂势力遥相呼应。①由此可见，新疆苏籍干部问题久未解决的结果是，新疆民族干部队伍的严重不纯，此类苏籍干部给民族团结带来了极大的危害，成为新疆社会重要的不安定因子。

可以说，正是考虑到新疆苏籍干部的这种消极作用，中国政府在伊塔事件后，于加强祖国、领土观念宣传教育的同时，开始抓紧苏籍干部退出苏联国籍、加入中国国籍的工作。但是这项工作收效不大，从1962年7—8月起至年末，新疆地区仅有3名干部及其家属7人声明退出苏籍，申请加入中国籍，并办理了入籍手续。1963年11月2日，公安部、外交部又致电新疆自治区公安厅、外事处，对新疆地区持苏联护照干部的国籍问题提出处理意见，规定原为中国人，三区革命时期在新疆当地加入苏联国籍的，以及在去苏联后加入苏联国籍的，本人声明退出苏联国籍并将苏联护照交回苏联驻华大使馆以后，不必办理加入中国国籍手续，即可按照中国公民予以登记户口；本人出生于苏联，原为苏联国籍的，在声明退出苏联国籍并将苏联护照交回苏联驻华大使馆以后，还须办理加入中国国籍的手续。电报还专门指出：退出苏联国籍的声明，由本人连同苏联护照寄交苏联驻华大使馆。声明和护照寄出后，不论苏方是否批准他们退籍，均视为他们不再具有苏联国籍。这项改籍工作一直延续至60年代中期。1965年6月，公安部、外交部电示新疆：苏方批准退籍的人，如果是合法苏侨，改按无国籍侨民管理；如其要求做中国人，应办理加入中国籍的手续，但本人如是我干部，则在苏方批准退籍后，即可恢复中国籍，不必再办理加入中国籍的手续；苏方批准退籍的人如系持非法苏联护照者，则仍继续按中国人管理。②由此，通过改变苏籍干部的身份，将他们完全置于中国政府的控制和管理之中。

不过事实上，民族分裂意识及对苏联的向往并不是简单的退籍、改籍就能够化解得了的。特别是那些苏籍身份不被中国政府承认的干部，其内心深处更多了一重抵触情绪。随着中苏关系的持续恶化，这类人不仅成为苏联在新疆的重要喉舌和备援力量，而且构成了新疆特别是伊犁地区对苏防范的主要障碍。

其二，苏侨协会的作用。

二战结束后，苏联为了加强对在华苏侨的管理，增进对中国的影响，于1946年开始，一方面在苏侨聚居地相继恢复因日本侵华而停办的苏联侨民协会，或接收俄侨公会，或新建苏侨协会；一方面要求国民党政府封闭进行反苏活动的由白俄侨民组成的协会，并试图鼓动白俄少数民族分子成立侨民协会，以分化白俄原有团体。与此同时，一些苏侨自登记苏籍和组织协会起，日渐嚣张，有的苏侨协会还要求具有代苏联政府或使领馆的性质，中华民国外交部以苏侨协会“绝对不能有普通人民团体以外之地位”为由予以拒绝③。

苏联方面尤其重视新疆苏侨协会的建设，为发展苏侨，扩大苏联在新疆的社会基础，1946年11月，在伊犁、塔城、阿山分别成立苏侨协会；翌年4月，迪化市“归化族”重新加入苏籍的侨民要求恢复苏侨协会，并将“归化族文化会”的财产拨归苏侨会，获新疆省政府批准。8月，迪化苏协成立。④至1954年，伊、塔、阿三区苏协会员已达27095人，约占全疆苏侨总数的34%.伊犁哈萨克自治州成立后，1955年12月伊犁哈萨克自治州苏侨协会总会也宣告成立，伊、塔、阿、博乐各地的苏侨协会和各分会隶属于该总会。

新疆苏侨协会完全在苏联领馆的控制之下，经常向苏领馆请示工作，并汇报情况和提供情报。这个社会团体还拥有自己的经济力量，自己的报纸和旗帜，在三区享有特权，被苏驻伊宁领事称为“国中之国”。①新疆苏侨协会企业作为一支实力雄厚的经济力量，不仅对当地人民的经济生活产生了重要影响，而且在苏联对新疆的经济渗透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949年后，苏侨协会不断开办工商企业。据不完全统计，至1958年，伊、塔、阿地区苏侨协会开办的工商企业，资金即达270万元。苏侨协会的商贸组织也相当庞大，在50年代初期，仅伊犁的商贸机构即有职员百余人，并在乌鲁木齐、兰州、上海等地设有商业代办处。这些企业享有与苏联外贸机构直接订货和贸易往来的便利条件，在当地商贸份额中占有很大比重，几乎垄断了伊宁市场。苏侨协会还建有联合工商合作社，拥有在中国其他地区从事经营活动的权利。众多的苏协企业在工商业经营中，时常发生偷税、漏税、抗税、抬高物价以及非法收购运销土特产品等违犯中国法令的行为，如1951年至1952年，塔城苏侨协会漏税5万元；1955年至1956年，伊犁苏协经营的工商文娱企业漏税4万余元等等。②

拥有会员最多的伊犁苏侨协会及其所属分会，还从事着超过侨民协会职能范围的活动，诸如办理一些只有政权机构才有权受理的司法业务。伊犁苏侨协会改为伊犁哈萨克自治州苏侨协会总会后，即将司法科扩大为民事处，并于1957年成立了3人法庭，次年，该法庭撤消，改设民事科。50年代中期，这些司法机构经常受理苏侨民事案件和苏侨与中国公民的各类民事纠纷，据统计，1953—1955年，伊犁苏侨协会即受理各种案件724件，审判63件。③

新疆各地的苏协，特别是伊犁苏协，在加强苏联对新疆民族群众思想文化控制方面也扮演了重要角色。在50年代，苏联方面通过新疆各地苏侨协会，利用各种手段大力宣传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加强对中国边民灌输“苏联优越”的思想。苏侨协会并开办苏侨学校等，组织苏籍干部学习苏联报刊文件和国家建设的方针政策，等等，加强对苏侨青年、干部的思想控制。④这种思想文化宣传，加上伊犁地区中小学少数民族学生从三区革命时期起至1958年一直使用苏联版本的教科书，受的是苏联国民教育，学的是我们的“祖国是苏联”、“首都是莫斯科”、新疆是“东土耳其斯坦”等等，致使到1960年代初期，在全伊犁地区少数民族儿童的心目中，依然只知有苏联、有莫斯科，而不知中国是什么国家、北京是哪个国家的首都。在25岁以上的知识分子中，许多人认为“苏联是自己的祖国”，而“中国是自己的第二祖国”；在民族干部和群众中还有人说：“中国没有乌孜别克族，我是苏联人，我的党是苏联共产党，我的祖国是苏联，我要回苏联去。”祖国观念严重混乱和淡薄，乃至于伊犁州不得不在伊塔事件之后对全州进行“三一”思想教育，即宣讲“一个党———中国共产党，一个祖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一条道路———社会主义”，加强对少数民族爱祖国的宣传教育，使之理解新疆伊犁是祖国的领土，维族和哈族等民族是祖国的少数民族之一，不是苏联人，宣传祖国的伟大和做中国人的光荣。⑤

50年代末60年代初，新疆苏侨协会的势力进一步膨胀，在苏驻新疆领馆的支持下，加大从事超越职能范围的活动，尤其是代行领事业务，受理加入苏联国籍的申请，并在苏侨遣返工作开始后，办理苏侨回国手续和遣送苏侨等事宜。伊犁苏侨协会总会以及阿勒泰、霍城、昭苏、伊宁市等地的苏侨协会根据领事馆的授意，有计划地在中国公民中进行串联登记活动。①苏侨协会干部利用此项工作之便，在中国公民中发放假侨民证，有的苏侨协会会长专门从事非法发放苏侨证活动。特别是有的苏协还吸收地方民族主义分子参加，有的苏协主席本人就是地方民族主义分子，并在当地民族群众中搞小集团活动，有的在地方公安部门工作的地方民族主义分子，为那些借口将侨证上照片遗失的人开具证明，以便于他们去领馆换取新的护照。②

苏联方面曾经表示：伊犁领事馆委托苏侨协会办理护照是不对的；苏联外交部已在不久前指示说，办理护照的各种业务只能由领事馆做，并应和地方政府取得密切联系，苏侨协会是一个社会团体，而遣侨工作是由国家进行的；伊犁领事馆把领馆的业务交给苏侨协会办理是工作中的一个错误，签证工作只能由领事馆和总领事馆及莫斯科来的同志们进行；并且特别申明，苏侨协会无权发出证件，苏协干部只可做一些具体的技术性工作；苏侨协会发出的不合规定的证件应该作废，持证人也不能前往苏联。③但实际上，苏侨协会从未停止过插手此项工作。特别是1961年苏共二十二大以后，苏侨协会在苏领馆的纵容下非法发展侨民的活动更加积极，伊宁市苏协秘书在发放无主护照时竟然宣称要“把这些护照发给那些想加入苏籍的中国公民”，“这儿粮食定量标准这么低，一定会有很多人愿意到苏联去”，“我们要把这里所有信伊斯兰教的人统统接到苏联去”。④

此外，苏协还是苏联驻新疆领事馆的耳目，为苏联及时掌握中方的各种情况、各项政策提供情报、信息。苏侨协会经常利用工作之便公开深入中国社会基层搞调查，搜集情报。伊犁州苏协总会最后一任主席即曾通过关系，以拉拢利诱等手段窃取中国的机密文件。1961年10月至1962年5月，伊犁州苏协共窃得情报46件，盗窃中国绝密文件22份。伊塔事件后，伊犁州政府还曾查获一箱被伊宁市苏协主席偷窃的文件。⑤

在新疆，苏侨协会早已不再是纯粹的社会团体，它与苏领馆一起，成为苏联插入新疆的楔子。1962年5—6月，中国方面查封了伊犁州苏协总会及其下属的塔城、昭苏、乌苏、特克斯、尼勒克、博尔塔拉、阿勒泰等7个分会⑥，拔掉了这些楔子。但是，苏侨协会长期以来在新疆社会中形成的影响，却不是一朝一夕就能消弭的。

其三，返国苏侨的作用。

苏联在新疆非法大量发展苏侨的活动和大批遣返苏侨的政策，给新疆、尤其是伊犁地区带来严重后果，它事实上使苏联的影响在新疆扎下了根。当中苏分裂后，这种影响甚至成了新疆民族分裂情绪的潜在性根源。在1962年新疆边民大规模逃苏行动的酝酿中，以及在伊塔事件后苏联方面煽动新疆民族群众与祖国分离的活动中，返国苏侨、特别是50年代末60年代初回到苏联的侨民发挥了重要作用。当然，这批人不少是以非法证件确定自己身份的，他们已不是纯粹意义上的侨民。可以说，中苏关系恶化后，返国苏侨事实上成为苏联对付中国反苏方针的一股重要的借用力量，发挥着某种工具性质的作用。

第一，苏联利用新疆返国苏侨、逃苏边民，通过邮件往来及广播宣传，鼓动中国公民到苏联去。在苏联地方政府的安排下，自1961年以来，返国苏侨及越境去苏人员与其中国境内的亲友紧密联系，通过信件传播诸如“苏联政府设立外侨委员会，专接有护照、白条子的人和已跑来的人员的家属，时间在1963年夏天，你们现在就要准备”：“与赫鲁晓夫二人协商好，要在今年4月份把剩在中国的哈萨克族全部接到苏联”：“苏中两国已达成协议，中国方面给苏方70000人，苏联方面要把留在中国的亲属全部接过来，就连最远的亲戚最近也要过来，苏方将发给公民证。这些人现在没来的原因是有侨证的人还没来完，等侨民来完后，就按苏中双方规定的人数送过来”：“苏联政府指示：要有计划、有组织地集体逃跑，不要单个越境，因为这是苏联所不欢迎的”等等富于迷惑性、煽动性的言论，同时邮寄米面、肥皂、棉布等中国定量供应的物品，宣传苏联生活的优越，极力鼓动中国边民继续集体外逃，并且还利用亲友关系写信鼓动担任劝阻外逃工作的干部去苏，直接破坏中方进行的这项工作。①

据统计，1961年至1962年，从苏联寄来的信件、邮包猛增。如塔城地区，1961年第一季度苏方来信5038封，1962年同期为6609封，增长31%；乌鲁木齐，1961年全年苏方来信40324封，平均每月3360封，1962年1—5月为51978封，平均每月10395封，增长209%.又如塔城地区1961年第一季度苏方寄来包裹340件，1962年同期增至632件，增长852%；乌鲁木齐1961年1—5月苏方寄来包裹675件，平均每月139（135）件，1962年同期达851件，平均每月170件，增长223%.再如塔城地区1961年第一季度收到苏联报刊杂志等印刷品462件，1962年同期增至923件，增长998%；乌鲁木齐1961年第一季度收到550件，1962年同期增至704件，增长28%.②

1962年末至1963年，这类信件和邮包进一步增长。1962年11月—1963年3月，伊犁自治州直属县（市）、塔城专区、博尔塔拉自治州总计收到来自苏联的信件70311件。伊犁地区收到的信件最多时月增长5087%，一般平均增加20%左右，有时一天就达一千余件。这个时期从苏联邮寄来的包裹数量也不少，包括各种食品和百货用品，如伊犁直属县（市），1962年12月共收到包裹171件，其中主食（大米、面粉等）22公斤，副食品（肉、油、糖、饼干等）438公斤，余为服装、百货用品等。1963年1月收到254件，总计1945公斤，包括主食23公斤，副食品444公斤，各种服装、百货等1478公斤；2月收到270件，总计2018公斤，其中主食49公斤，副食品797公斤，其余物品1969公斤。③

返国苏侨和逃苏人员包裹的物质诱惑引起新疆社会的巨大反响。以伊宁市为例，哈萨克、维吾尔、回、乌孜别克、塔塔尔、锡伯、柯尔克孜和汉等当地主要民族中收到包裹的人在居民中占有很大比例，接到这类包裹的不仅有一般群众，也有数量不少的机关干部，伊犁州州级各机关和伊宁市的一些主要机关，如伊犁区党委、伊犁自治州人委、伊犁军区等28个单位均有职工从苏联收到包裹，个别民族领导人也经常收到来自苏联的包裹。由于收件人经常向亲友和当地居民宣扬苏联的物质文明，使得民族群众、包括一些与苏侨无任何亲属关系的中国公民极为羡慕苏联的生活水平，从而积极设法与苏侨建立关系，千方百计地从苏联弄到包裹，或准备外逃。在返国苏侨及逃苏人员的煽动和诱惑下，伊塔事件后，新疆地区外逃事件仍时有发生，如集团外逃，1963年发生80起772人，1964年11起121人，1965年10起54人；零散外逃，1963年130人，1964年61人，1965年60人。只是在中方加强边境地区治安管理等情况下，逃出去的人逐年减少，途中被劫获的人逐年增多了。①

1961年上半年，苏联哈萨克广播电台恢复了1950年自动撤消的对新疆维语广播节目，录制返苏侨民和逃苏人员赞美苏联的讲话、访问记等，频繁播放，其频率和播出时间都与中国的维语广播电台相近，极易为新疆地区的听众所接收。②尤为严重的是，1963年至1964年，返国侨民中一些地方民族主义分子在广播中挑拨民族关系，激化民族分裂情绪。如有人通过广播宣扬所谓“三区革命精神”，说“三区革命以前，人民受不了国民党之苦才起来推翻国民党。但解放以后，在各个运动中追查三区革命英雄，问他们把汉人杀了多少，结果将这些英雄以负有血债为名，都给整死了”等等，挑起新疆各民族对汉族人的仇恨。甚至露骨地宣传“一切伊斯兰教徒，都是土耳其的后代”，直接鼓动民族分裂情绪。此种分裂宣传与物质引诱相比，其负面影响更为深远。有的边民在接受了这种宣传后切齿地说：“我要把汉族杀完！”有的散布说：“去苏的人有几十万，都联名向赫鲁晓夫申请，说他们在新疆成立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有的民族宗教上层人物则声称：“新疆、的问题苏联已经同意了，在联合国也通过了，苏联政府已经宣布，把塔什干以东的地区，成立维吾尔区，现在看从中国去的大人物，也不会睡觉，他们会为付出代价的。”有的干脆就认为：中苏分歧“太好了，对我们有好处。”如此等等，形成了一股浓厚的民族分裂氛围。③

第二，苏联送回部分逃苏人员和回苏侨民，以及一些逃苏、回苏人员潜行回国，给新疆地区增添了社会不稳定因素。1963年，苏联方面拟交回500名新疆外逃人员，中方予以拒绝。在中国看来，当苏联抽调5个师陈兵中苏边界，对中方施加压力时，这种要求无疑具有以武力为后盾组织外逃分子武装还乡，颠覆新疆地方政权的企图。事实上，苏联方面希望将部分新疆逃苏、回苏人员送回原籍的最初考虑，主要在于这些人去苏后不安心当地生活，把他们遣返回中国，既可以卸掉包袱，又可以择清苏联与新疆边民外逃的关系。至于向边境地区增兵，也应是对中国边民大规模逃苏的一种警戒性反应。但是，随着中苏两国关系的渐趋恶化，苏方唆使新疆逃苏、回苏人员非法窜回中方的迹象日趋明显，新疆地方政府对苏联方面派出小股“还乡团”重返故里煽动边民外逃的警惕性也随之不断提高。④

1964年6月19日，苏联驻华使馆向中国外交部口头声明说：目前由于苏方所做的解释工作，自愿要求返回中国的人员增加了一倍，苏方准备把他们交回。中国外交部再次予以拒绝。⑤此后，7月至8月，苏方连续在新疆的阿勒泰、塔城、博尔塔拉以及伊犁州直属县边界，试探性的派过来10名逃苏、回苏分子。这些派遣分子经过审查，大部分带有刺探情报和策反的任务。据有关部门掌握的情报，1964年以来苏方对新疆外逃人员进行了大量的安抚、收买和训练工作①，这显然是在为对付中国的反苏意向做准备。

1965年5月，苏方纵容新疆外逃人员32人回窜，在遭到中方谴责后，又于6月向中国外交部提出要送回700名外逃单身汉。新疆方面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同意接收，但同时谴责苏方把700名单身汉与中方要求交回的6万多外逃人员分开的阴谋，要求苏方提供名单、财产清册，经中方审查核实后接收这些人员，以此对苏方通过外交途径要求送还新疆外逃边民的举措，继续保持高度警惕。1964年至1965年底，新疆方面共抓获苏方潜入人员8名，1962年逃苏潜回人员39名。②

新疆逃苏、回苏人员的归返趋向，引起中国方面的严重不安，认为苏联已在军事上做了充分准备，赌注已经下定，苏联的中亚各共和国已树立了以中国为敌的意向，煽起了反汉、仇汉的民族主义情绪。这即为修正主义的战争冒险准备了思想基础，一旦时机成熟，就有可能进犯中国。因此，新疆的危险主要来自苏联修正主义。这种认识导致了中国政府的政策性变化，边界边防斗争成为当时中方反修斗争最为尖锐激烈的一个方面。新疆外事工作自60年代中期开始，实际走上了“进一步突出备战，突出反修，以针对苏联现代修正主义、帮助苏联人民革命为中心”的道路③。

通过考察新疆苏联侨民的发展变化情况，可以看出，新疆苏侨同其为数众多的中国籍亲属及社会关系，实际上为苏联影响的扩大构建起了广泛的社会基础，这成为当时苏联得以把新疆纳入自己势力范围的基本条件。当中苏关系出现问题时，苏联在新疆大规模非法发展侨民，以及苏侨的遣返，事实上为苏联维持其对新疆的影响创造了条件；而返国苏侨与新疆边民之间的互动关系，民族分裂情绪的升级，又导致了中苏双方政策的变化；苏联中亚地区的各加盟共和国从某种程度上成为新疆民族分裂主义势力的加油站、大本营，中国的新疆则从中苏友好的基地、战略大后方变为中国对抗苏联修正主义的中心，伊犁更成为反修前哨，两国关系恶化的进程由此而推进。

此外，新疆苏侨这个特殊阶层的形成及演变，还反映了社会主义国家关系以国际主义为原则的缺陷。新疆之所以一度成为苏联的势力范围，不仅因为有民族血缘纽带的联系，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这种国际主义标准造成的结果。当新疆的苏联侨民出现尾大不掉之势时，长期以来形成的兄弟关系、兄弟情谊也已经根深蒂固，新疆百姓特别是民族群众，思想上倾向苏联，祖国观念模糊，民族分裂情绪拥有极大的潜在性市场，以此导致煽动外逃一呼百应局面的出现。只是在1964年中苏这对兄弟反目成仇以后，新疆地方领导机构在反对修正主义的宣传教育运动中“揭开盖子”，或者说是公开批判苏联，消除了群众中对中苏关系问题的各种猜测，才使得两年来一直进行的“三一”思想教育真正起到了效用④，苏联在新疆的影响也才得以进一步清除。

注释：

①国内对在华俄侨和苏侨历史研究的重要成果有汪之成《上海俄侨史》（上海三联书店，1993年）和李兴耕等《风雨浮萍———俄国侨民在中国（1917—1945）》（中央编译出版社，1997年）等。上述著作主要研究1949年以前的在华俄侨和苏侨，后者述及在新疆的苏侨问题，但时限为1945年。对于1945年后，尤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新疆苏侨问题的研究，在国内基本上还是空白，对此有所涉及的论文有沈志华《中苏结盟与苏联对新疆政策的变化（1944—1950年）》（《近代史研究》1999年第2期）；李丹慧《对1962年新疆伊塔事件起因的历史考察》（《党史研究资料》1999年第4、5期）。近悉，俄国学者也有关于伊宁事件的著作出版，书中使用了不少鲜为人知的档案文献，笔者目前尚未见到。

①②③④⑤参见《风雨浮萍》第369、82、89、229、20页。参见伊犁州外事办史志办公室《伊犁自治州外事志》，1997年编印；《风雨浮萍》第217、219页。参见李兴耕等《风雨浮萍》第290、211页。此时新疆俄侨人数应不止于此，据1916年新疆地方政府统计，北疆仅伊犁绥定（今霍城县）和宁远两地的俄籍侨民即有6887人。（见《风雨浮萍》第207—208页）参见王铁崖编《中外新旧约章汇编》第1册（三联书店，1957年）第78—80页。伊犁州公安局史志办公室：《1962年新疆伊塔事件史料》，1988年编印，第33—35页。

①②③④⑤⑥⑦⑧⑨奥·鲍·鲍里索夫等：《苏中关系1945—1980》，肖东川等译，三联书店，1982年，第224页。俄罗斯国家档案馆，9401/2/105/240.薛衔天主编《中苏国家关系史料汇编》，第479—480页。“中华民国外交部”档案库，亚西司，1677/001；196/001.沈志华先生在台湾做访问学者期间，者查阅了有关苏侨问题的档案，在此表示感谢。薛衔天编《中苏国家关系史料汇编（1945—1949年）》，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第479—480页；伊犁档案馆，11/1/114/121.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全宗9401，目录2，案宗105，第50—58、238页（以下简为：全宗/目录/案宗/页）。参见《风雨浮萍》第231页。1934年新疆第一次民众大会决议案对加入中国籍的俄罗斯人冠以“归化族”名称，列入新疆13个民族之内。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废除“归化族”名称，改称俄罗斯族。（参见《风雨浮萍》第230页）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档案馆，全宗11，目录1，卷号114，第121页（以下简为：伊犁档案馆，全宗/目录/卷号/页）。

①②③④⑤⑥⑦⑧⑨伊犁档案馆，11/1/114/114.吉林省档案馆，77/4/61/80；77/4/1/38—39.随着苏联在新疆非法发展侨民活动的日渐频繁，50年代末中国方面认为，凡持有正式苏联护照的人是苏侨，其他各类苏方证件都不能作为苏侨身份的凭据，但在鉴别苏侨身份的工作中并未得到严格的贯彻。直至1962年伊塔事件发生后，中国政府才开始进一步严格对苏侨的界定，规定：新疆少数民族，凡同时持有苏联护照和新疆公安机关颁发的外侨居留证者是合法苏侨；没有后者，不算苏侨。（伊犁档案馆，11/1/80/4—16、11/2/21/46；吉林省档案馆，1/18—1/248/5）伊犁档案馆，11/1/80/7；吉林省档案馆，77/4/61/79—80.吉林省档案馆，77/4/61/79.《伊犁自治州外事志》。这次调查的详细情况可见1953年8月新疆外事处“新疆工作三年来的总结及今后意见。”（伊犁档案馆，11/1/11/8—10）这里仅指苏侨本人，不包括其家属。此外，由于统计方法问题，苏方的数字与中方有一些差别。伊犁档案馆，11/1/11/8—10；裴坚章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1949—1956）》，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第25页。笔者1998年8月31日采访原伊犁州统战部部长陈锡华记录；10月13日采访邓力群记录。伊犁档案馆，11/1/114/139.“中华民国外交部”档案库，亚西司，1971/004.

①②③④⑤⑥伊犁档案馆，11/1/80/4—16.伊犁档案馆，11/1/80/86、82、8、5.伊犁档案馆，11/1/80/82—83、42.伊犁档案馆，11/1/80/16.伊犁档案馆，11/1/114/114.1954年11月，伊犁哈萨克族自治区成立，后改为州，行政区包括伊犁、塔城、阿勒泰3个专区和直属奎屯市共24个县市，并代管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中共伊犁州委党史委员会：《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历史沿革》，1998年编印，第1、36页）本文所说“伊犁地区”的概念即为此。

①②③伊犁档案馆，11/1/114/115—116.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档案馆（以下简称新疆档案馆），13/43/208/48—49；13/43/8/6—7；《1962年新疆伊塔事件史料》，第40—41页。伊犁档案馆，11/1/74/40—41、44.

①②③④⑤伊犁档案馆，11/1/69/11、11/1/59/141—142.本段及下段数字均据《伊犁自治州外事志》。伊犁档案馆，11/1/97/191—192、195.《1962年新疆伊塔事件史料》，第42页。伊犁档案馆，11/1/97/75—76、79.

①②③④⑤⑥辽宁省档案馆，1/2/78/15—16、19；旅大市档案馆，2/2/660/14—16、59—60.辽宁省档案馆，13/1/27/1-5；旅大市档案馆，2/2/660/14—16.新疆档案馆，175/6/54/27—29；《伊犁自治州外事志》。辽宁省档案馆，13/1/50/1.旅大市档案馆，2/2/660/7—8.新疆档案馆，1/2/35/89—90、95—97：“中华民国外交部”档案库，亚西司，1677/0002.

①②③④⑤⑥伊犁档案馆，11/1/80/7；《伊犁自治州外事志》。吉林省档案馆，77/4/61/79—82，77/4/1/38—41.参见《伊犁自治州外事志》；新疆档案馆，13/40/233/9；伊犁档案馆，11/1/59/134.新疆档案馆，175/6/54/29.辽宁省档案馆，1/2/78/57.辽宁省档案馆，1/2/78/57—61.自1956年起，中国方面经与苏方协商取消了对苏侨去资本主义国家的限制，至1958年，到资本主义国家的苏侨约2万人。（吉林省档案馆，77/4/61/79）

①②③④⑤⑥伊犁档案馆，11/1/118/9—11；《伊犁自治州外事志》。伊犁档案馆，11/1/120/234.吉林省档案馆，1/18—1/248/5；伊犁档案馆，11/2/21/46.指1962年4—5月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直属县市及所属塔城地区发生的6万多边民大规模逃往苏联，以及5月29日边民冲击州人民委员会、围攻中共伊犁区党委、进行打砸抢的事件。对此事件起因的考察，见李丹慧《对1962年新疆伊塔事件起因的历史考察》，载《党史研究资料》1999年第4、5期。新疆档案馆，13/43/8/4、6、10；《伊犁自治州外事志》。1960年苏方从新疆遣走1743人的数字包括苏侨及其中国籍家属。另据《伊犁自治州外事志》记载：该州1960年经批准出境1788人，其中苏侨957人，中国籍亲属和无国籍侨民831人。新疆档案馆，13/43/8/2—3；13/44/182/36—37.

①②③④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45/1/329/29—38.葛罗米柯致苏联驻新疆领事电，1949年12月15日，沈志华个人收藏档案；伊犁档案馆，11/1/80/6.详见沈志华《中苏结盟与苏联对新疆政策的变化》（《近代史研究》1999年第3期）；曹达诺夫·扎伊尔《五军的革命历程》（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第105页。伊犁档案馆，11/1/131/253、263；11/2/22/33、36.

①②③④⑤⑥《1962年新疆伊塔事件史料》，第37页。吉林省档案馆，77/4/61/80，77/4/1/39.伊犁档案馆，11/1/11/10，11/1/80/6；笔者1998年8月31日采访陈锡华记录；《1962年新疆伊塔事件史料》，第37页。伊犁档案馆，11/1/11/9.伊犁档案馆，11/1/80/6；俄罗斯现代史文献保管和研究中心，17/3/1080/20；新疆档案馆，13/43/8/2；笔者1998年8月31日采访陈锡华记录。如果比照苏联提供给赛福鼎的苏籍领导干部名单，则应还有10—11人没有退出苏籍。《内部参考》第282号（1950年12月1日），第3—4页；新疆档案馆，13/43/8/5.

①②③④⑤⑥新疆档案馆，13/44/182/36.伊犁档案馆，11/1/80/10—12、7、14.参见《伊犁自治州外事志》；伊犁档案馆，11/1/129/129—133.伊犁档案馆，11/1/114/149—150.新疆档案馆，13/43/8/4—5，13/44/182/36；伊犁档案馆，11/1/114/19、140—142.伊犁档案馆，11/1/80/10，11/1/114/148、150、152.

①②③④⑤参见《中国共产党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历史大事记194910—19664》（上册），新疆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84页；伊犁档案馆，11/2/21/46.伊犁档案馆，11/1/114/149、152.伊犁档案馆，11/1/114/152.新疆档案馆，13/43/8/5—6.新疆档案馆，13/43/208/49—50；伊犁档案馆，11/1/114/148.

①②③④《伊犁自治州外事志》：“中华民国外交部”档案库，亚西司，1677/002.“中华民国外交部”档案库，亚西司，1677/001；1677/002.伊犁档案馆，11/2/21/47—48，11/2/21/46.伊犁档案馆，11/1/114/27—29，11/1/118/38—39，11/1/131/105—111.

①②③④⑤参见沈志华1998年8月27日采访新疆自治区三区革命史资料组组长张克迅记录；《1962年新疆伊塔事件史料》第38页；伊犁档案馆，11/1/120/228、231；11/1/114/143.《1962年新疆伊塔事件史料》，第42—45页；《伊犁自治州外事志》。参见《伊犁自治州外事志》。参见《伊犁自治州外事志》；新疆档案馆，40/2/12/2.参见《伊犁自治州外事志》；新疆三区革命史编纂委员会编《新疆三区革命大事记》（新疆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02页；笔者1998年8月31日采访陈锡华记录。

①②③④⑤⑥《伊犁自治州外事志》；王泰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2卷，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第247—248页。参见《伊犁自治州外事志》；伊犁档案馆，11/1/114/152.伊犁档案馆，11/1/114/27、24；《1962年新疆伊塔事件史料》，第41页。伊犁档案馆，11/1/74/40—41、44；11/1/80/87—88.伊犁档案馆，11/1/80/5、43—45.新疆档案馆，13/43/208/48—49；《1962年新疆伊塔事件史料》，第40—41页。

①②③伊犁档案馆，11/1/121/15—23.伊犁档案馆，11/1/114/116—117.原档案个别数字有误。伊犁档案馆，11/1/121/50—52、53—55，11/1/118/12—21，11/1/114/116—117.

①②③④⑤伊犁档案馆，11/1/129/27—35.伊犁档案馆，11/1/129/135—141，11/1/131/68—78，11/1/129/27—35，11/1/121/56—61，11/1/120/230—234.伊犁档案馆，11/1/118/12—21，11/1/131/248—263，11/1/119/104—107，11/1/121/50—52，11/1/124/87—91.《1962年新疆伊塔事件史料》，第46页；伊犁档案馆，11/1/114/117.伊犁档案馆，11/1/121/15—23，11/2/22/46.

①②③④伊犁档案馆，11/1/129/13.伊犁档案馆，11/1/131/262、261；11/2/20/31—37.伊犁档案馆，11/2/22/32，11/2/22/45—53.关于中方同意接收700名单身汉及要求苏方提供名册一事最终结果如何，笔者未见到材料。伊犁档案馆，11/1/131/248—263.

新疆范文篇5

（一）新疆进出口贸易总量变动情况

以新疆统计年鉴所提供的基本数据为基础，对新疆进出口贸易总量变化近20年的数据进行分析，得到如下结论：第一，从绝对量上看，新疆进出口贸易总量增长速度较快，从1985年的29197万美元增长到2005年的794189万美元。相比1985年，2005年的总增长率为2620％。第二，从环比增长率来看，1990年到1994年为止增长率较高，最高年份达到80％左右，在1995年相对于1994年出现负增长，1996年后恢复，并保持快速增长。到2001年后新疆及出口增长势头恢复到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增长速度，总量上升速度也很快。第三，进出口总额绝对量增长曲线斜率在2003年后变得更陡，说明进出口总量增长正处于高速增长势头。

（二）新疆进出口贸易总量增长的深层原因分析

第一，从出口总量来看，新疆出口总额从1985年的18020万美元增加到2005年的504024万美元。相对于1985年总增长率为2697％，平均年增长率为134．8％，同进出口总量相比，还要高出3个百分点。第二，从新疆进口和出口总量水平变动中可以看出，2002年后新疆的进口量明显增加，且上升速度快于进口总量。进口总量比较稳定，上升速度放缓。第三，进口总量自始至终保持着慢速增长势头。2002年后虽然有一定的增长势头，但是，相比于出口上升速度明显小于出口。总的来讲，新疆对外贸易进出口总量规模一直处于上升趋势。在1998年和2002年进口总量超过出口总量之外，其他年份，新疆的净出口总是大于零，国际收支总是处于顺差状态。

（三）新疆一般贸易和边境贸易结构分析

根据2006年的统计资料，对出口的边境贸易和进口的边境贸易数据进行了综合分析。第一，新疆对外出口当中，一般贸易所占的出口比重明显小于边境贸易，而且边境贸易的增长速度明显快于一般贸易增长速度。一般贸易以1994年为期年，从29106万美元上升到2005年的88036万美元，增长率为202．4％，平均增长率为18．4％，而边境出口贸易从1994年的23932万美元增加到2005年的386237万美元，增长率为1513．94％?熏年平均增长率为137．6％。①说明新疆出口贸易中边境贸易占据绝对重要地位，对本地经济发展作出的贡献率很大。第二，新疆进口贸易当中边境贸易所占的份额比一般贸易所占的比重大。但是，一般贸易和进口贸易的分配格局并不像出口贸易那样明显有差异。一般进口贸易从1994年的16036万美元增加到2005年的108894万美元，总增长率为579．3％，而边境进口贸易从1994年的27335万美元增加到2005年的167648万美元，总增长率为513．3％，增长率水平上还不如一般贸易。究其原因，可能是因为从中亚进口的原材料较多，而新疆本地加工能力弱而不便于直接作边境贸易，纳入到一般贸易。

（四）新疆出口产品结构分析

第一，根据历史数据所计算的出口产品历史变动说明，新疆对外出口贸易中，工业制成品所占的比重较大，而初级产品所占的比重逐年下降。从相对指标来看，工业制成品出口量在总出口中所占的比重从1981年的42％上升到2005年的90％。说明新疆外贸出口结构已经达到合理化水平。从初级产品出口数据来看，从1981年的58％左右下降到9％左右。这说明，新疆的贸易格局出现喜人的结果，出口贸易结构已处于向着高级化发展的台阶。第二，该趋势说明，初级产品出口量从1995年后一直在下滑，2000年初虽然有些上升，但是，到了2003年后开始大幅下滑。从绝对量来看，无论是初级产品还是工业制成品，其总量处于上升趋势。由于工业品的上升速度快于初级产品，因而初级产品在出口总量中比重下降。因此，不要把这种优化趋势认为是绝对优化，应该理解为相对优化。第三，工业制成品出口中不同制成品出口格局。以2005年为例，通过对工业制成品出口产品的四大分类进行了拼图分析，发现如下事实：

相对于1981年而言，化学制品出口比重明显下降，杂项制品出口量有所上升，而纺织品和农产品出口量明显上升，机械和运输设备出口量明显增加。说明出口结构向着进一步优化的方向发展。第四?熏初级产品出口结构的分析说明，食品和活动物的出口一直处在上升趋势。占比达到10％以上的其他两种初级产品，即非食用原料和矿物燃料的出口趋势来看，非食用原料的出口所占的比重处于下降之势，而矿物燃料的出口量反而处于上升态势。但是，我们从其动态来看，发现没有绝对上升和下降趋势。是一种动态的周期性变动，进一步论证了初级产品贸易易受环境因素的影响以及价格不稳定和贸易格局无法掌控等特点。

（五）新疆进口产品结构分析

第一，根据历史数据所计算的进口产品历史变动说明，新疆从外进口贸易中，工业制成品所占的比重较大，但比重在逐年下降。从初级产品进口数据来看，从1981年的9％左右上升到40％左右。而工业制成品进口量在总进口中所占的比重从1981年的91％下降到2005年的60％。这说明，新疆的贸易格局出现喜人的结果，进口贸易结构也处于向着高级化发展的台阶。第二，工业制成品进口中不同制成品进口格局。以2005年为例，通过对工业制成品进口产品的四大分类进行了拼图分析，发现如下事实：相对于1981年而言，化学制品进口比重有所上升，纺织品和农产品进口量明显上升，而杂项制品进口量明显下降，机械和运输设备进口量明显下降。第三，初级产品进口结构的分析说明，食品和活动物的进口一直处在下降趋势。占比达到10％以上的其他两种初级产品，即非食用原料和矿物燃料的进口趋势来看，非食用原料的进口所占的比重处于上升之势，而矿物燃料的进口量反而处于下降态势。但是，我们从其动态来看，同样发现没有绝对上升和下降趋势，是一种动态的周期性变动。二、新疆出口贸易结构存在的问题

（一）出口商品的要素禀赋并没有实质性改变

在新疆出口商品结构中，虽然工业制成品所占比重已经超过了初级产品，但是，仍然以“杂项制品”和中低技术的“机械运输设备”为主。同我国其他地区相比，新疆的出口商品结构尚处于较低层次，基本上是“以量取胜”，即通过增加出口商品的数量来扩大出口。另外，初级产品出口的绝对数量的持续增长，一方面反映出产业结构低级化，另一方面，则反映出了初级产品的加工深度不够。

（二）出口商品技术含量低，劳动密集型产品或粗加工品占了较大的比重

在新疆出口商品结构中，技术含量高的工业制成品比重偏低。就机电产品而言，内地均以技术与资本密集型的机械设备为主，机电产品中九成以上是机械设备。新疆机械设备在机电产品中所占比重虽然也上升到一定比例，但是，其中的技术含量和知识含量都跟内地有较大的差距。高科技的缓慢发展严重阻碍了新疆贸易的发展进程。

（三）服务贸易发展滞后

由于没有充分利用国家鼓励服务贸易的相关政策，服务贸易管理体制不完善，不能合理有效引导外资投向通信、生物医药、软件等高技术产业；鼓励政策性银行开展技术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政策贷款，支持企业在电子通信、机械制造、石油化工等领域引进先进技术和关键设备等，致使新疆的服务业存在着供给不足，比重偏低，结构不当，竞争力差等问题。

三、优化新疆外贸结构的相关对策

（一）鼓励外贸企业、生产企业与科研机构结合

在授予有条件的生产企业和科研院所经贸权的同时，鼓励科研院所、生产企业同外贸企业组织联营公司。外贸企业可依靠科研机构、生产企业，并在科研、生产领域积极投资联营。科研机构可以科技成果或专业技术投资作为股份或投资，积极参与生产或外贸经营活动。外贸企业、生产企业和科研机构对研究与发展应予以重视并投入一定资金，通过人员交流、相互派人任职、相互投资、合办企业等多种方式加强贸工技结合。

（二）在外汇、税收等方面给予支持

对出口技术、成套设备和高新技术产品所需外汇优先予以支持。为出口技术、成套设备和高新技术产品而进口的原材料、零部件，按进料加工的有关规定办理。自营出口技术、成套设备和高新技术产品的生产企业和科研院所享受与外贸企业同等的出口退税待遇。鼓励贸工技结合企业出口技术、成套设备和高新技术产品。对出口技术、成套设备和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单位可在工资总额中提取一定比例的奖金，用于奖励从事出口的科技、外贸和其他有关业务人员。

（三）发展服务贸易

促进服务贸易发展。借鉴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出台相关的政策措施；扩大旅游、中文教育、医疗服务和电信服务、运输等服务贸易出口；加快发展软件与信息服务外包；完善服务贸易管理体制，建立部际联合工作机制，形成对服务贸易统一的宏观管理；完善服务贸易统计制度；开展服务贸易促进工作，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

（四）建立加快科技成果转化和国际贸易信息传递、交流的中介机构

加快科技成果商品化，优化出口商品结构，对现有出口生产企业进行技术改造，提高技术含量和技术附加值，有必要建立科技成果转化的中介机构，在外贸企业、生产企业和科研机构之间建立科技成果信息和国际经贸信息的传递与交流机构。

参考文献：

[1]张二震，马野青．国际贸易学[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

[2][美]多米尼克·萨尔瓦多．国际经济学[M]．张二震，仇向洋，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2．

[3]刘德学，樊治平．国外资源对经济增长贡献的测算模型与应用[J]．东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4，21（2）．

新疆范文篇6

【关键词】产业集群；SWOT分析；政府

新疆是我国最大的产棉区和商品棉基地，新疆棉花生产量占全国的1／3，新疆棉花种植面积、总产量、单产量、国内销售量、出口量连续11年居全国首位。新疆拥有如此好的棉花资源，但新疆的纺织业却很落后，棉纺生产规模仅占全国的5.4%。落后的纺织工业使新疆成为一个单纯的原料供给地，不但容易使产业链条割裂，而且利益流失相当严重。因此，必须要把新疆从全国性的棉花基地建设成为全国性的纺织工业基地，延长棉花产业链。借鉴我国其它纺织工业发达地区的成功道路，在新疆建立纺织业产业集群是一条既快又好的出路。

一、纺织业现状

目前新疆的纺织产业尚未形成集群。2006年新疆的纺织企业只有80家，且分布比较分散。新疆的纺织企业多建在棉花产区附近，而新疆的棉花遍布全区，因此新疆的纺织企业分布也比较分散，其中一些大中型企业多集中在产棉大区附近，如乌鲁木齐、石河子、喀什、阿克苏等城市。其次，新疆的各纺织企业间、纺织企业与棉花供应企业间、以及纺织企业与下游企业间关联性不强，企业的各自为政导致了棉花产业链的割裂，不利于新疆棉花产业的长远发展。近几年，由于棉花价格上升，导致纺织企业经营成本增加，再加上企业本身流动资本短缺，企业融资困难，又导致开工不足，重点项目放缓建设等，从这一系列问题可以看出，要加快新疆纺织业发展，实现从棉花基地向纺织工业基地转变的目标，任重而道远。

二、新疆发展纺织产业集群的SWOT分析

现用SWOT（自我诊断法）分析新疆纺织业的现状。

1、优势

（1）原料基地

新疆棉花产量约占全国棉花产量的1/3，占世界棉花产量的8%左右，占全国商品棉交易量的60％和出口贸易量的100％，新疆每年度80％的棉花生产量均需通过国内外市场销售，是我国最大的棉花产区。除此之外，新疆还是世界和中国最大的手摘细绒棉和中国惟一的长绒棉生产基地。近几年，由于棉花市场价格大幅波动，一些大型棉纺织企业将投资转向了棉花资源丰富的新疆地区。

（2）区位优势

新疆与8个国家接壤，有16个对外开放口岸，这个巨大的市场潜力对内地纺织企业很有吸引力。除此之外，如果从新疆进入周边市场特别是欧洲市场，还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节省运输时间和运输费用。例如从新疆的阿克苏地区进入欧洲市场比从欧亚大陆桥缩短1200公里，运输时间比海运缩短四分之三，运费降低二分之一。落户新疆的山东如意集团也是看中了新疆的区位优势，因为从新疆到欧洲的陆运通道，比从山东到欧洲的海运通道可节约一半的运费。

2、劣势

（1）国有企业缺乏竞争力

目前中国纺织企业是高度竞争行业。国内改制的纺织企业占到90％，国营的不到10％，而新疆国营纺织企业还占到70％～80％。新疆国有及国有控股纺织企业的负债率、就业人数、都高于全国国有及国有控股纺织企业的平均水平，全员劳动生产率（增加值）只有全国国有及国有控股纺织企业平均水平的53．4％，且亏损总额占到新疆90％以上。

由于新疆国有企业改革的步伐始终跟不上内地国有企业改革的节奏，计划经济时期遗留的问题不能很快得到解决，体制和机制不能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因此造成新疆纺织国有企业参与市场的竞争能力逐渐减弱，普遍陷入经营困境，一些企业被迫处于停产和半停产状态。［1］

（2）纺织人才短缺

新疆纺织企业非常缺乏专业的管理人员、技术人才和操作熟练工。新疆高等院校的纺织工程和纺织机械专业均已停止招生多年。据新疆纺织业协会统计，目前新疆各类棉纺织企业中专业技术人员不超过5%，其中，棉纺织专业技术人员所占比例更低，尚不到2%，精通棉纺织业经营管理的人才更为稀缺。

目前新疆部分棉纺织企业甚至没有专业的产品开发技术人员，因此多年来生产的产品毫无改变，很难应对市场需求，另有一些企业虽然购置了高档、高效的新设备，但产品依然是中低档的老品种，使好的设备无法发挥出应有效益。［2］

3、机会

①国内纺织业梯度转移

《中国纺织工业“十一五”发展纲要》中提出了“纺织产业梯度转移”，要把沿海地区的纺织产业逐步向中西部地区转移，新疆就是重点发展区域之一。“十一五”期间，国家明确提出要继续加快新疆优质棉生产基地建设，规划总投资15.21亿元，其中申请国家投资7.5亿元，地方投资5亿元。新疆巨资投入棉花基地的建设，将为承接纺织产业向西部转移奠定基础，也为纺织产业集群化落户新疆创造条件。［3］

2006年以来，越来越多的沿海纺织企业开始向西部转移。内地棉纺企业如江苏的华芳、浙江华孚、山东如意等纺织集团公司纷纷到新疆棉花产地投资，棉纺锭数达到28万锭，投资总金额达8亿-10亿元人民币。

②自治区政策支持

新疆纺织工业“十一五”发展规划中也提出：经过5－10年的发展，实现从棉花基地向纺织工业基地的转变，形成若干具备当地特色，体现资源优势的产业集群，进一步发挥在自治区经济中的支柱产业作用。

另外，从投资环境来看，为了促进新疆纺织业的集群式发展，新疆各地、州政府建立了纺织工业园，并出台了很多优惠政策，吸引企业投资建厂。例如，阿克苏新规划的轻纺工业园区，市政府对前来合作和投资的企业实行电费、税收、土地使用、提供贷款等优惠政策。

③纺织品贸易自由化

纺织行业是我国重要的传统产业。自从2005年纺织品贸易实现自由化以来，我国的纺织业快速发展。目前，我国已经成为世界纺织品第一大出口国。2006年我国纺织品出口1439.9亿美元，同比增长25.2%，约占全球纺织品贸易总额的1/4，排名第一。全球纺织品贸易自由化不仅为我国沿海地区的纺织业带来了机遇，同时也为中西部地区的纺织业带来了机遇。

4、威胁

①国内纺织业集群的竞争

由于目前在国内浙江、广东一带已经形成了一批较为成熟的纺织产业集群，且自2002年我国确立了第一批纺织业集群试点名单以后，在全国各地掀起了建立纺织产业集群的热潮，各国各地已建立了众多的纺织产业集群，而新疆纺织产业集群还处于孕育阶段，必然会受到国内众多纺织业集群的竞争。

②周边国家纺织业的竞争

新疆与周边几个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相近，且经济结构相似，如巴基斯坦等国也拥有丰富的棉花资源，低廉的劳动力成本，以及政府的优惠政策，因此，在新疆建立的纺织产业集群，也会被周边国家所模仿、竞争。

三、新疆建立纺织产业集群的建议

由于绝大多数产业集群都是经过历史的沉淀自然形成的，而不是单靠政府造出来的。但也有一些公共政策的制定者认为，产业集群作为一种经济发展战略，可能通过政府有意识地规划发展生成。当然这其中政府的作用就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性。

1、加大政府干预

政府要加强对集群经济的引导，通过建设工业园区和重点城镇，依靠优惠政策招商引资，引导纺织产业及相关产业向工业园区和重点城镇聚集。利用本地的特色资源和既有的企业基础，有意识地培育和发展纺织产业集群。

建立产业集群的一种有效途径就是建立工业园区。据有关专家测算，一个企业在园区内发展，可以节省公共设施投资10%，节约土地15%，治理污染费用可降低5%。工业园区所产生的区域聚集效应和辐射作用，也使许多地方政府将公共政策的重点放在工业园区，形成一定区域内的科技、知识、资金、信息等优质生产要素的有效集聚。因此，工业园区在创办之初一般采用“政策区”的运行模式，即园区规划选址、生产要素配置、产业布局方式等都较多地依靠政府的行政力量和优惠政策加以引导。［4］

另外，政府还应适当地控制企业的投资规模，避免大型企业垄断市场，鼓励建立中型企业，维护市场有序的竞争秩序。

2、深化国有企业改革

继续认真贯彻执行国务院关于《国有大中型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和加强管理的基本规范》加快自治区纺织企业建立规范和完善现代企业制度，以完善公司法人治理为重点，建立健全规范的现代企业制度。

选择部分国有及国有控股大中型企业逐户进行分析研究，制定改革重组方案，通过采取向国内外招标等方式，引进战略投资者，实现股权多元化。鼓励和支持外资企业、民营资本、社会法人资本对国有企业进行参股、控股和整体收购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争取国有独资和国有控股企业尽早完成股份制改造，［5］进入市场同各种所有制企业公平竞争，在竞争中发展壮大。

3、注视纺织人才的培养

针对目前新疆纺织业人才短缺的状况，应积极实施人才战略，加强产、学、研相结合。创新是一个产业集群能不断发展壮大的源动力，而人才则是创新的载体，因此，要在新疆建立纺织产业集群，就一定要加强对纺织业人才的培养。

首先要恢复各大高校的纺织专业，以及相关课程，培养纺织专业人员。其次，推动产、学、研相结合，为各纺织企业和纺织学校、纺织研究所建立联系，鼓励大学和相关的科研院所直接参与产业集群的创新活动。再次，新疆各纺织企业也应该多从内地引进纺织人才、技术工人，对企业现有工人定期进行职业技能培训，对新招聘的工人也应该制定就业前培训课程，提高企业工人的整体素质。最后，纺织行业协会要组织各企业定期交流，以及与内地先进纺织企业形成良好的互动，组织人员观摩学习等。

4、积极招商引资

在如今国内纺织业向西部梯度转移的大环境下，新疆自治区政府要抓住机遇，扩大对外宣传，充分发挥本地优势，积极地吸引国内外企业到新疆投资建厂，并且加大招商引资力度，鼓励企业上大项目，带动本地纺织企业，从而促进纺织产业集群的形成和发展。

5、完善区内服务体系

产业集群不是孤立地发展的，必须要有一个完善的服务体系做支撑。首先，政府应该鼓励并引导市场调查机构、技术咨询机构、知识产权事务中心、律师事务所、会计事务所等各种咨询机构和中介服务机构进驻产业集群内部，参与集群的发展。第二，加快建立大型的客运总站和物流中心，为企业提供方便快捷的物流服务。第三，举行各种博览会，洽谈会等扩大本地产品知名度，在大中城市建立纺织品集中市场，为企业打开国内外市场。最后，建立发达的信息网络，搭建一个良好的信息平台，为企业提供快捷、准确、便利的信息服务。

参考文献：

［1］制约新疆纺织工业发展的体制与机制问题的研究.课题组.加快新疆纺织工业体制与机制改革的对策和建议.决策咨询通讯，2005.6.（70）.

［2］新疆纺织工业工作会议部署行业工作重点“十一五”发展规划助力新疆纺织升级进一步发挥纺织工业的支柱产业作用.记者徐峰马杰.中国纺织报，2006.3.1，001.

新疆范文篇7

关键词：新疆少数民族民居装饰艺术

新疆地处祖国的西北边陲，聚居着十三个主体少数民族。由于历史的原因，他们各个民族之间有着包括语言、宗教、信仰、性格、爱好、习惯等不同的生活方式和传统，因此民居建筑的用材、结构、形式、工艺、装饰以及空间划分使用等，都表现出鲜明的民族个性，形成了各民族独特的传统和风格，其中以维吾尔族的民居建筑装饰最具特色。

一、新疆少数民族民居的造型特征

1.新疆伊犁民居的装饰造型特征

伊犁得名于伊犁河，最早见于《汉书》，史称伊列、伊丽、伊里等名。清乾隆年间定名伊犁。伊犁地处新疆的西部边陲，与哈萨克斯坦、俄罗斯、蒙古等国接壤，这里资源充裕，水土光热资源丰富。是新疆农、牧、林业和旅游业的重要基地之一。当地的居民因地制宜、因材制宜地创造了独特的民居造型装饰，其特点是：建筑大量采用木材、生土，辅以芦苇、麦草、砖块、石灰等土产材料。利用高台基、厚墙、平顶、厚门等形式，将各种用房并列地安排呈一字形，大多数民居建筑以一明一暗或一明两暗为基本单元。居住用房通常为三间，进门一间为明室，是过渡性空间，左边的暗室为主卧室，也承担着客厅的功能，右边的暗室为次卧。在三间之外还建有贮藏室和厨廊，也有的民居房间较多，各室分布于前后两列，并安排挡风的门厅，其内部各室或互相套门相连，或以内廊相连。虽有外廊但整个平面显示了较强的封闭性。

伊犁民居中的大墙面基本都朴实无华，偶尔将扶壁住线凸出以变化。但也平直挺拔无一装饰，但在窗眉、檐口、墙角柱、廊柱等地方都加以细雕精凿，借此显示自己的特色。

2.新疆吐鲁番民居装饰造型特征

吐鲁番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中东部，天山支脉博格达峰南麓，吐鲁番盆地中部。地势北高南低中间凹，火焰山自西而东横贯盆地中部，山前是戈壁、中部是低洼平原，南部山丘、戈壁、荒漠三种类型兼有。水资源有天山水系、火焰山水系、坎儿井水系等。属典型温带大陆性气候，气候干燥少雨，太阳辐射强，夏季高温多风，同时又处于格里木大沙漠之边缘，远离海洋，也是我国最热的地区，以“火洲”著称。在此居住的人们用坎儿井引水灌溉，创造了片片绿洲，并利用火焰山周围高强度微红色的粘土资源创建了土拱、土墙的半地下层、二层土民居建筑，有效地抵挡了烈日高温的侵袭，同时也形成了中国西部新疆特有的土建筑民居文化。

在建筑艺术方面主要分为两种造型与风格：土拱平房式和土木楼房高棚架式。土拱平房式装饰风格的主要房屋集中在一起布置，房间不受日照朝向的影响，也没有某种宗教、礼仪等方面对建筑房间布局的限制。庭院内的建筑因地制宜，随经济力量和生活习惯的需要而建造，布局十分灵活而合理。一般在院落的中部或后部布置主要房间，主要房屋前的室外空间常设一宽大的土高台，供人们日常的生活、聊天使用。入口大门沿街、巷设在庭院的一角或中间，杂务间设于庭院的一侧或一角。而葡萄晾房多设于杂务间或入口大门的上部。这类民居的主要建筑和次要房间常围合成封闭式庭院。

土木楼房高棚架式装饰风格是吐鲁番民居中独特的建筑组成之一。庭院呈内向性半开敞式，由围墙和建筑围合，院内建筑主次分明，它和主房的檐廊、室内空间共同融为一体，构成了吐鲁番民居里的独特的舒适安逸的居住环境。高棚架棚盖一般架设在房屋之间的院子上空。单独设立于主体房屋的前檐部位。高棚架四面临空，既遮阳又通风，它高而宽敞，无论太阳在何方向，也都能留下一片阴凉的天地，高棚架给吐鲁番民居的建筑造型艺术增添了鲜明的地方特色。

柱廊是吐鲁番民居建筑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柱廊一般位于建筑的二层，是户外起居生活的重要场所。由于当地基本不下雨，屋面无需排水，居住建筑中大量的错层、半错层土阳台形成了千姿百态、此起彼伏的土建筑外廊空间。

吐鲁番的民居建筑是一种不受宗教礼仪限制的民居土建筑，是人们根据自己的想法去营造的一种氛围空间。这里的民居不但延袭了1500多年前交河、高昌古城的土建筑文化历史，而且经过长期的改造和修缮，使之成为了更符合现代人居住环境要求的建筑。

3.新疆喀什民居装饰造型特征

喀什位于新疆的西南部，西倚帕米尔高原，东临塔克拉玛干大沙淇。它历史悠久，古称“疏勒”，这里既是我国最早信仰佛教的地区之一。也是较早接受伊斯兰教的地区，因此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吸收综合了中原汉族建筑和阿拉伯伊斯兰教的建筑风格。其特点是按地形和宅基地形状自由灵活布局，不讲求对称和中轴线，以客厅为主在其一侧或两侧布置卧室、厨房等附属用房。由于喀什地区地形高低的变化，主次房间高度不一，形成了建筑体型轮廊的高低错落。当地居民为了充分利用空间，多把二、三层房间向外悬挑扩大，或在巷道上搭建过街楼，并在屋顶围立栏杆形成屋顶院落。民居的装饰重点是庭院的外廊和客厅室内，外廊是人们的室外活动空间，因此外廊具有独特的民族风格和地方特色。支撑外廊的柱子分为柱头、柱身、柱裙三部分，两柱中间为双拱，卷角部作透空花饰，双拱卷中间悬吊木雕石榴。以“阿以旺”“阿克赛”为中心的户外场所及外廊布局，形成宅院的内向性格。轻外部环境而重室内装饰，外廊、顶棚、门窗，多用木雕，饰以藻井和色彩艳丽的彩画。装饰手法细腻，内容丰富。

二、新疆少数民族民居装饰技巧特征

在新疆特殊的地理环境和历史多元文化因素的共同影响下，新疆少数民族民居装饰特征在融合了其他民族装饰文化特征的基础上，结合本地区自然环境和气候条件，逐步形成以木雕、石膏雕花、彩绘、刻花砖、拼花等多种元素的装饰习俗。装饰纹饰美观、结构精巧、变化无穷，以几何图形、植物、花卉以及维吾尔书法等现实生活中常见的实物为主，如巴旦木、石榴、石榴花。体现出本民族在物质生产、精神生活需要和民族审美情趣上多层次、多元化的民居装饰艺术特征。

1.木雕装饰。木雕是喀什民居的重要装饰手段，构图、部位、刀法都有鲜明的民族特点。木雕的处理手法有花带、组花、透雕、贴雕等。花带通常以二方、四方连续为多，以中断、交错等手法来取得构图上的韵律变化。其图案缜密，几何纹样严谨对称，植物花卉自由灵活，题材以杏、桃、葡萄、桑、石榴、荷花等为主。刀法的表现方式有阴线刻、浅浮雕、综合刀法。浅浮雕的特点是图案性强。透雕是将木板上的花纹图案以外的部分去掉，形成透空，以虚面烘托图案。花纹的表面可呈平面，可呈起伏，效果玲珑秀丽。贴雕有两种，一种是将花纹图案贴于平板上，形成浅浮雕状；另一种是将雕凿成的多种形体拼贴成立体或凹凸的装饰。木雕装饰多用材料本色或略加素色，也有用彩色装饰的。木雕装饰，应用广泛、装饰性强，构图、部位、刀法都有鲜明的民族特点，具有很强的表现性，它可以使建筑装饰凸现出来。

2.石膏雕花装饰。通常有石膏组花、石膏花带、镂空石膏花等形式。主要用于庭院前廊端部和室内外窗间墙壁等处。有圆形、拱券形、多边形。拱券纹饰是以明确的中轴线作对称性花纹或以铭文美术字为主题，由花卉、蔓藤、卷草等组成密集复杂重叠交错的对称图案。花卉、植物、几何纹饰等作边框陪衬，看上去像一幅完整的装饰图画。石膏花带是用各种几何图案、植物花卉或两者并用构成，按二方连续方式并列、重复、循环、交错等纹饰手法组合，造型完美、主次分明。镂空石膏花饰，不仅用在室外的装饰柱、外墙，也用于室内的窗眉、壁龛等处。石膏雕花使用的颜色大多是石膏本色，它玲珑空透、轻盈洁白、典雅绚丽。石膏组花和石膏花带，无论是几何图形、经文图案或是花卉草藤，都是以纹饰的形态表现。石膏雕花纹饰刀法细腻流畅、刚健清晰，高低、重叠、交错、起伏，有强烈的立体感、质感，在阴影下给人素雅明丽、清爽宜人的美感，更增添了纹饰艺术的感染力。彩画多用于客厅和外廊的顶棚边缘，外廊檐下。花纹题材多种多样，有时也和木雕一起使用。

3.砖饰。砖饰也就是所说的拼花砖工艺，是指经过锯、切、打磨后的黄色砖拼贴成各种图案，装饰门柱、门洞壁面和门斗的檐等部位。砖饰有拼砌砖花饰、异型砖、砖雕、透空雕花砖等几种，其中异型砖是拼花砖的主要构件，有方形、长方形、半圆、三角、梯形、平行四边形、梭形、S形等，多达数十种。拼砌的图案有上百种之多，常见的如：八角形、八瓣菱形、人字甲形等。维吾尔族工匠以高超的技艺，用砖相互穿插、交错、重叠、拼砌组合成各种平面和立体的几何图案和花饰，在光影衬托下，精致的砖花图案，显得十分雅致，富于层次性。过去拼花砖主要用在装饰清真寺等宗教公共建筑上。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发展，加工程序复杂的拼花砖也普遍成为民居的装饰，因为它不带宗教色彩，仅为一个拼花装饰，成为新疆民居装饰的普遍材料，这种装饰手法获得十分优异的艺术效果。南疆的米黄色砖制作的拼花砖饰和花带装饰效果是新疆民居建筑装饰艺术的典范。

三、深刻体现新疆文化的鲜明特征

新疆范文篇8

关键词：新疆艺术歌曲;钢琴伴奏;民族

人们的生活离不开艺术，艺术对人们的精神生活极为重要。文学、音乐、舞蹈、雕塑、绘画、建筑、戏剧和电影是常见的艺术的八个类别。丰富的艺术类型为人们的生活带来了更多的欢乐与笑声，在众多的艺术类型中，音乐更以其特殊性影响着更为广泛的人群。十八世纪初，钢琴在欧洲起源，钢琴的诞生促进了艺术歌曲的出现和发展。在我国，许多艺术家开启了对艺术歌曲研究的先河，并大力推动了艺术歌曲在我国的发展，萧友梅、黄自、赵元任等为艺术歌曲的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在他们的探索下，我国诞生了许多优秀的艺术歌曲，既能够反映不同的时代特征又带有浓郁的民族特色。新疆作为我国最典型的歌舞地区，自古便有“歌舞之乡”的美称。随着时代的不断进步以及相关艺术家的大力创作，越来越多的新疆艺术歌曲诞生并广为流传开来。本文主要谈的是钢琴伴奏与新疆艺术歌曲的关系，在探讨之前，首先要说的是艺术歌曲与钢琴的定义与起源。所谓艺术歌曲，是由专业的歌曲演唱者在音乐会上演唱的声乐作品，而这些声乐作品有着较强的艺术性、高雅的格调和深邃的意趣。国家的不同和语言的不同使得艺术歌曲的流派有着千差万别的风格，但总体上来看，诗人、文学家的杰出诗篇是不同流派艺术歌曲的作曲家创作的来源和依据。纵观艺术歌曲可以发现，其歌词主要来源于诗词，通过诗词来对歌曲的情感和人的内心进行有效表达，所以为了实现这一目的，歌词、音乐和旋律必须进行有效的结合，由此以一种诗词以外但又可以有效表达诗词想表达的情感的一种方式来表达。音乐具有其特有的艺术表现力，而艺术歌曲借此将歌曲的情感融入其中，用更为丰富的表现方式将诗词原本想表达的意境进行有效的表达。相比较其他音乐乐器而言，钢琴拥有较为宽广的音域、规范的音位，因此利用钢琴能够使得多种乐音同时得以弹奏，并且有多重的乐音组合可选择，进而表现出更具多样色彩的音乐效果，其不再是和声和节奏的衬托，而是能够渲染歌词情绪、丰富旋律、渲染情感以及更好的对歌词的内涵进行有效的表达，因此钢琴在艺术歌曲的发展过程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我国艺术歌曲在创作之初，对大量国外艺术歌曲的表现方式和表现手法进行了借鉴，将西方音乐中的精髓与新疆当地民族语言、民族情感、民族气质进行了有效的融合，由此形成了独具新疆特色的艺术歌曲。这些艺术歌曲的歌词源于在新疆当地流传较广的民族诗歌，但如果只是通过歌词和音乐旋律则无法将诗歌潜在的意境和想表达的情感进行有效的呈现，而钢琴伴奏的加入则能很好的解决这一难题，使得多种音区和不同音色都得到了较好的处理，更好的表达了诗歌想要表达的情感和内含，同时也将诗歌的意境和形象进行了生动的呈现。在艺术歌曲的发展过程中，新疆创作了许多流传度较高的艺术歌曲，其中《玛依拉》和《打起手鼓唱起歌》两首歌曲是新疆艺术歌曲的典型代表，具有非常高的音乐造诣。接下来，本文以这两首歌曲为研究对象，探讨钢琴伴奏在这两首艺术歌曲中发挥的作用，使读者和听者充分感受到艺术歌曲与钢琴伴奏相互融合所展现出的音乐魅力。歌曲《玛依拉》是新疆哈萨克民族的代表性歌曲，哈萨克民族具有高亢的草原风味，且民间诗词简单朴实，王洛宾将这些民间诗词进行了收集，由丁善德进行编配，而由于钢琴伴奏的加入，使得原本简单朴实的歌词呈现出了一种灵动、多变的感觉，在听这首歌曲的时候，人们仿佛能够看到一位体态健美、动作轻捷、笑容满面、活泼可爱的哈萨克族姑娘在翩翩起舞，给人以无限的遐想。

从本首歌曲的结构上来看，《玛依拉》结构方整，整体上具有较强的节奏和较快的速度，所以这首歌曲给听者的感觉是活泼欢快，听者在听这首歌曲时能够感受到喜悦。纯五度持续节奏手法在歌曲的前奏左手低音部分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使用与展现，这使得歌曲的前奏体现出一种浑厚且沉重的音色。歌曲前奏的右手部分采用了高音八度和双音的手法，这使得歌曲又具备了清脆的感觉，两种感觉交叉呈现，将玛依拉的形象很好的勾勒了出来，玛依拉好像在听者面前跳着舞。歌曲开始后，柱式和弦有效的应用在了第一句的右手部分，双三度音阶下行使得这首歌呈现出活泼、欢快、风趣的特点，而和弦低音与和弦音在左手部分的应用，使得强弱拍交替出现。接着第二句歌词，右手部分的副旋律主要使用了单音，使歌曲进入柱式和弦，左手部分使用了和弦音和远距离双音并再次向和弦音过渡，然后强弱拍交替出现。歌词的第三句，右手部分采用了双音方式和柱式和弦方式，加强了歌词的节奏，左手部分和弦根音加和弦纯五度音程与和弦音依次出现在强弱拍中。歌词的第五句中，单音旋律在歌曲高潮之处的右手部分加以使用，和弦低音与和弦纯五度音程在左手部分加以使用。《玛依拉》这首歌曲的情绪最高点在歌曲的3/4处，在这一部分，歌曲的音型和力度有了较强的变化，这使得歌曲的高潮呈现出更加紧张的感觉，歌曲的艺术性、情绪的感染力也在此处有了更好的体现。在歌曲的结尾处，右手采用了柱式和弦与双音，左手采用了纯五度的持续节奏音型，并且非常巧妙的在歌曲结尾倒数第五小节中加了停顿点，这使得歌曲不至于忽然进入到尾声，给了听者足够的歌曲要结尾的心理准备。整首歌曲下来，由于钢琴伴奏的加入使得整首歌曲的音型富有极强的弹性，呈现出了一幅新疆哈萨克族人民载歌载舞的场面。虽然钢琴伴奏的手法比较简练，但依然使听者充满了想象。

本文要分析的另外一首艺术歌曲《打起手鼓唱起歌》来自于新疆维吾尔族，这首歌的创作背景是新中国成立之后。新中国的成立为人民的生活带来了很大的变化，人们翻身农奴当家作主人，这种感觉在音乐创作上也有了很明显的体现，作曲家在进行艺术歌曲创作时进行了很大胆的尝试，这使得这首歌曲所使用的音乐语言、表现形式以及呈现出的风格相比较之前都有了很大的不同，充分表现了新疆维吾尔族人民真实的生活感受。维吾尔族民间歌舞的素材也在此歌曲中进行了体现，整首歌曲将歌舞特有的节奏进行了有效的展现，旋律级进回旋，并通过上、下模进的变化手法将歌曲的旋律进行了衍生发展。《打起手鼓唱起歌》这首歌曲有着欢快的节奏、优美的曲调，听者通过歌曲仿佛可以看到维吾尔族人民对新生活的喜爱与向往。在这首歌曲中，新疆民族歌曲特有的节奏型的配弹手法在钢琴伴奏中加以应用，对手鼓的节奏进行了模仿，因此，歌曲节奏感强烈，浓郁的民族色彩得以彰显。二段体是这首歌曲的结构。手鼓形象在歌曲的前奏和间奏中进行了体现，节奏活泼，七声音阶在副歌中得到了应用，这种手法在维吾尔族音乐中应用比较广泛，但五声性的旋法在这一部分更为明显，其核心在大调的正三和弦上。弱起节奏使用在了歌曲的前奏中，通过双手柱式和弦交替的方式对手鼓的节奏进行了模仿和体现。四句歌词构成了此歌曲的第一段，前两句主要将维吾尔族节奏组合的音型进行了使用，这使得歌曲具有非常大的动力性的特征。后两句中，右手部分主要用了双音方式，左手部分用了柱式。歌曲的第二段并没有填入歌词，而是应用了衬词。对属音的节奏型乐段进行了不断的重复，这使得整首歌曲的高潮部分在这里出现。柱式和弦在右手部分使用，低音柱式和弦和八度内单音分解音型在左手部分使用，这使歌曲的旋律充满了节奏感，跌宕起伏，“断奏”式演奏方式主要应用在歌曲的高潮部分。在整首歌曲结束的地方，环绕音的使用使得更加接近中心音，歌曲的旋律隐伏骨架，这个时候钢琴伴奏逐渐减弱，在大调正三和弦上结束。这种伴奏方式的使用，充分体现出了维吾尔族人民的喜悦之情、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对祖国大好河山的骄傲与自豪。

《玛依拉》和《打起手鼓唱起歌》两首歌曲在新疆艺术歌曲的代表之作，除了这两首歌曲之外，《一杯美酒》、《塔里木河》、《驼铃》和《吐鲁番的葡萄熟了》等歌曲也有非常高的传唱度，受到了广大人民的喜欢。在艺术歌曲发展的过程中，新疆艺术歌曲中体现了不同时代的特征与烙印，但总体上来说，感情色彩浓郁、音乐语言简单朴实是所有新疆艺术歌曲最为典型的特征，音乐与诗歌很好的进行了结合，音乐将诗歌要表达的情感进行了很好的传递与表达，而钢琴伴奏的加入更是彰显了诗歌与音乐两种表现形式相互融合的魅力，赋予了新疆艺术歌曲更多的美感。钢琴伴奏与艺术歌曲的有效结合不仅是两者的相互补充，更是两者的相互扩展和强调，二者对彼此互相的成就赋予了新疆地区的艺术歌曲更多的美和活力。钢琴伴奏者在使得钢琴伴奏与艺术歌曲有效结合的过程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虽然被称为“伴奏”，但伴奏水平的高低对艺术歌曲是否能够完美呈现有着很大的影响，这为钢琴伴奏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除了要具备较高的文学素养之外，还要对诗歌、音乐以及两者的结合有自己的见解，并且要对新疆地区的风俗文化、人们的生活场景、生活特点有一定程度的了解，只有这样，才能更好的理解与分析歌曲所要表达的意境和内涵，根据不同艺术歌曲的特点选用合适的钢琴伴奏方式，真正的做到钢琴伴奏与艺术歌曲彼此成就，使得艺术歌曲因为钢琴伴奏的加入而更具活力，最大程度的彰显出艺术歌曲的魅力，不断创作出更多经典的艺术歌曲，促进艺术歌曲的不断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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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杨扬.展示音乐与诗歌的纯美──河南省艺术歌曲比赛简述[J].东方艺术,2001(3).

新疆范文篇9

一、新疆少数民族地区金融资源短缺的原因分析

（一）银行金融服务积极性低，加重金融资源配置的差异

新疆少数民族地区，在银行业的经营理念上是属于经营风险大，成本高的地区。国有银行或股份制银行进入经济较发达地区的积极性及金融服务主动性较高，而不愿介入经济欠发达地区进行金融服务。国有商业银行上市以来，新疆少数民族地区已有50%以上营业网点已被撤出，呈现出居民办理一般金融业务难的局面，严重降低了银行在居民眼中的形象。另外，我国全国性金融机构实行分行制，由于实行贷款集中管理，信贷政策权限受限等因素，基层金融机构的贷款自主权、发放贷款的积极性及实效性大大减弱。在新疆少数民族地区所吸收的存款，在全国范围内调节使用，使存贷比例不断降低，扩大金融资源配置的差异，制约着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

（二）统一的信贷政策，扩大金融资源配置的差异

银行是特殊的企业，经营过程中又要保正资金的安全性，又要实现效益最大化。全国性金融机构统一制定信贷政策，从总行到基层行的经营目标是重点支持经济效益好的行业和重点项目来增加利润，而经济落后地区的一些项目很难得到国有银行的资金支持，这种倾斜差异，对经济落后的地区形成不利影响，新疆少数民族地区的中小企业和农户，已成为国有银行贷款排斥的对象，金融资源配置的失衡，严重影响了地方经济的发展。

（三）金融支持产业差异性不断扩大

商业银行在新疆少数民族地区在放贷环节上，对不同产业所表现出来的“惜贷”是不同的，通常情况下，认为农业是高风险产业，对该行业表现出很强的“惜贷”态度。2011年全国三大产业的比例为10.1%:46.8%:43.1%，新疆为17.3%:50.0%:32.7%，而和田地区为31.8%:19.1%:49.1%。同样喀什地区和克州等地区第一产业占的比例也高于全国和新疆的比例，这些区域又是典型的农业大区，商业银行自然吸收的是来自少数民族地区的存款，几乎不发放贷款，新疆少数民族地区与农业相关的中小企业和农户就很难从银行贷款。例如，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乌恰县2011年各项存款余额为9.15亿元，贷款余额为1.372亿元，存贷比例为14%，其中农业银行各项存款为5.73亿元，贷款余额为0.00596亿元，存贷比例不到0.1%，存差是5.72404亿元。邮储银行各项存款余额为1.65亿元，贷款余额为0.0951亿元，存贷比例为5.8%，存差是0.699亿元。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存差较大，导致金融资源配置不合理。

（四）贷款主体提供有效担保品种难度大

贷款担保是银行除了考虑贷款主体归还能力以外，还要以保证贷款的安全性做为必要条件。根据全国统一担保法的有关规定，经济欠发达地区的中小企业无法提供有效的贷款担保。银行没有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灵活调配担保种类，从而形成贷款难的问题。虽然经济欠发大地区当地政府出资建立担保公司，由于担保公司的数量和规模较小，不适应银行对中小企业的担保要求。其次是担保公司收取相关费用的原因，使贷款主体的负担加重而放弃贷款，引起金融资源配置不合理。

（五）银行业务同质化严重，金融创新不足

我国银行业务的同质化较严重，各个银行之间没有特殊性的差异，不同贷款主体的经济活动在设置相关业务时，缺乏对经济欠发达地区贷款主休金融业务的宣传、研究适合当地的有关业务意识。另外，农村信用社发放贷款业务主要集中在年初，而中小企业及农民又在不同阶段有资金需求，因此很难通过银行贷款满足资金需求。在少数民族地区办理相关业务时，由于双语柜员匹配不到位，增加了办理金融业务的难度。少数民族地区提供金融服务的中小金融机构提供高利率的金融产品，导致贷款需求的降低，引起金融资源配置的不合理性。

（六）信用环境欠缺

银行在少数民族欠发达地区，贷款清收困难，不良贷款比例增高。例如，2011年和田地区金融机构的不良贷款比例为5.47%。由于贷款主体的信用意识淡薄，对银行业务的性质及信用要求了解缺乏，与银行合作不良而失去信用。其次，有些中小企业采取的是家族式管理模式，财务管理制度不健全，银行不能按时获得准确而完整的企业经营资料，无法准确客观地对信贷资产风险进行量化判断，企业信用等级低的因素，贷款项目难以测定，影响信贷资金的投入，增加了企业贷款的难度，形成金融资源配置不合理。

二、优化新疆民族地区金融资源配置的建议

（一）强化金融发展相关的法律制度的建设

针对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差异和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的趋势，应该在金融行业的经营范围和支持经济方面明确规定相应的法律制度。由于金融行业是社会责任性、经济效益性及社会效益性非常强的行业，金融行业在经济欠发达地区建立金融服务的相关法律制度是非常重要的，因此，应有以下明确的法律规定的内容：一是经济欠发达地区金融机构存贷比例不得低于50%；二是要有调整贷款集中管理方法和扩大基层银行的贷款权利以及新业务创新的能力；三是贷款利率要低于城市贷款利率，鼓励建立多种中小金融机构；四是采取税收优惠政策，扩大利息补贴政策及监管金融机构服务功能考核指标等，注重建立法律法规时，避免只强调银行经营的安全性，而忽视经济发展支持的范围。

（二）实施倾斜性的信贷管理政策

中央银行应充分考虑少数民族地区与相对较发达地区在经济金融发展的阶段性差异，采取倾斜性货币信贷政策，人民银行要给予少数民族地区分行的调控权限，即总行要增加对少数民族地区分行再贷款、再贴现的限额，适当延长再贷款期限。与此同时，要对少数民族地区省级分行在系统资金往来利率和期限上实行比发达地区更加优惠的政策，降低少数民族地区商业银行省级分行的二级准备金率，满足少数民族地区在开发中所需的合理流动资金的要求，实行较为宽松的资产负债比例管理，适当提高存贷款考核比例，加大授权授信力度，增强少数民族地区商业银行的信贷供给能力，金融机构要扩大扶贫贷款的规模，促进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

（三）提高金融机构的金融服务积极性

在现实生活中，银行在经济发达地区提供金融服务的主动性较高，而对经济欠发达地区处于被动局面。当然，降低银行经营风险和提高利润是提高金融服务质量的关键，但经济欠发达地区却无法保证金融机构的利润增加。笔者认为，中央财政和各银行的总行出资在经济欠发达地区建立贷款风险基金，明确贷款损失的范围，注重贷款损失补充工作的检查和兑现的落实。地方政府重视相关金融机构采取减免管理费和税收等措施，金融机构应减免农业和中小企业发放贷款的相关税收费用，通过部分贷款损失的补充和税收优惠政策，提高金融机构的服务质量，促进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缩小贫富差距。

（四）优化银行结构，降低金融资源配置差异

在经济欠发达地区金融机构结构不合理是引起金融供求矛盾的关键问题，也是影响当地经济发展的关键问题。如多种金融机构能在经济欠发达地区提供金融服务，在竞争中，金融需求主体收益。国有银行取消相关基层银行业务限制规定的同时，要增加经济欠发达地区的营业网点，建立地方性商业银行、贷款公司、农村资金互助社，村镇银行等中小金融机构，增强政策性金融机构的功能，增加政策性银行的资金来源，扩大政策性银行的业务范围，扩大相关政策性银行的种类。

（五）改变银行贷款方式，提高信贷投入

全国金融行业中，具有70%以上金融资产的国有商业银行，应该承担经济欠发达地区金融支持的义务，改变经营目标集中在大项目，大行业，大城市的发展倾向。增加新疆少数民族地区的营业网点，扩大基层银行的业务范围和管理方面的独立性，促进民族特色产业和有发展前景项目的开发和支持力度，承担社会稳定，促进地方经济的责任，考虑到不同地区的业务种类，贷款条件，贷款保证等方面的特殊性，增加较合理的适合少数民族地区的业务种类。金融机构作为特殊的企业，在考虑经营安全的同时，也要考虑减少贷款主体没有必要的麻烦，这也是企业提供服务的一般性原则。贷款方式一定要灵活，贷款主体能给银行提供的担保物，银行认为在市场变现能力较好，贷款需求合理下，可以考虑贷款。例如，中小企业的存货、固定资产、厂房、农户的房屋、土地和其他资产等等。

新疆范文篇10

20世纪20年代，中国民间文学、民俗学学科发轫以后，学者开始借用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的方法关注边疆问题和民族问题;对新疆民间文学的关注也就是在这时开始的。建国前，维吾尔民间文学工作者鲁•穆塔里甫搜集整理了《伊犁维吾尔民歌》，先后从书中精选了一部分翻译发表在《反帝战线》(1940年4月号)上;中国边疆学会编辑的《中国边疆》也曾刊载过《维吾尔民间歌谣辑译》(南京，1948年)。这些工作可以看作新疆民间文学搜集、整理工作的开始，同时也是当时学界试图通过边疆问题的研究来实现“经世致用”、实现“创化出现时代适应于中国的新风气”的目的的重要体现。建国后，新中国开展的民族识别工作促进了我们对新疆民间文学的了解。这些调查虽然不是专业的民间文学田野作业，但却为以后的深入调查提供了很多线索和第一手资料。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新疆人民出版社先后出版了近百部维吾尔族、哈萨克族、柯尔克孜族、蒙古族、塔吉克族、锡伯族、乌孜别克族、塔塔尔族、达斡尔族等十几个民族的民间文学资料集(含维文、哈文、汉文)。特别是“新疆民间文学三套集成”搜集整理工作的顺利开展，为全面认识和研究新疆民间文学提供了比较翔实、客观的资料基础，同时也培养了一批从事民间文学搜集和研究的专家。同时，学者深入新疆田野作业，进行了新疆各民族民间文学领域的深入学术研究，这一时期具有代表性的研究著作和成果有郎樱对新疆民间文学(尤其是在史诗领域)进行的一系列深入研究，如《〈玛纳斯〉论析》、《中国少数民族英雄史诗———玛纳斯》、《〈福乐智慧〉与东西方文化》、《西北突厥民族的萨满教遗俗》等，毕桪的《哈萨克族民间文学概论》，李竟成、雷茂奎的《丝绸之路民间文学研究》，乌斯曼•斯马依编著的《民间文学概论》(维吾尔文，新疆人民出版社，1998年)和《维吾尔幻想故事研究》(维吾尔文，新疆大学出版社，2006年)，哈萨克族别克苏力坦主编的《哈萨克民间文学》(汉文，新疆人民出版社，2002年)。郎樱、毕桪等学者把新疆各少数民族民间文学置于东西文化交流史的语境下研究，资料翔实，条分缕析;对深入研究新疆世居民族民间文学具有重要的理论参考意义。在新疆民间文学领域，英雄史诗的研究占有重要地位。郎樱、阿地里、那木吉拉等在该领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新疆柯尔克孜族学者、中国社科院民族文学所的阿地里•居玛吐尔地对英雄史诗《玛纳斯》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中央民族大学那木吉拉的《中国阿尔泰语系诸民族神话比较研究》(学习出版社，2010年)是全面展示阿尔泰语系诸民族神话研究的最新成果，为我们研究新疆各民族神话史诗提供了更多可能性。对新疆民间文学研究者来说，我们如何拓宽“史诗田野作业的纬度”、如何“对以往英雄史诗搜集整理工作”进行“反思和研究理论的反省与总结”是值得我们认真考虑的，同时，如何运用新的理论方法，在多样化文化语境下对各民族史诗进行深入的比较研究，也值得我们进一步探索。

新疆维吾尔族的民间文学搜集、整理与研究，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新疆世居民族民间文学的研究水平。海热提江•乌斯曼在维吾尔古典文学研究上作出了突出贡献，他对维吾尔族民间文学的搜集整理工作极有热情，他参与搜集整理了《阿弗拉提可汗与九个女儿》、《传说(4篇)》、《四十条辫子》、《卜古可汗的传说(4篇)》等。他还对维吾尔族神话《乌古斯可汗的传说》给予了长期的关注和研究，发表了数篇研究“乌古斯”的论文;他还较早关注到了维吾尔族民间文学中神话与传说的区分问题、民间文学作品中的吉数问题等。乌斯曼•斯马依在民间文学知识与理论普及等多方面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他编著的维吾尔文《民间文学概论》侧重于民间文学基本知识和基本理论的介绍，并结合维吾尔民间文学文本进行分析研究，是维吾尔族民间文学工作者和爱好者的重要参考书，他还在“维吾尔幻想故事研究”、“维吾尔民间叙事诗(达斯坦)研究”、“维吾尔民间故事母题研究”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穆赫麦提•祖农和阿布都克里木•热合曼合著的《维吾尔民间文学基础》是维吾尔族民间文学研究的重要理论著作。买买提江•沙迪克主编的《论维吾尔民间文学》也是研究维吾尔民间文学的重要参考。新世纪以来，新疆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的热依拉•达吾提、周亚成是新疆民间文学研究方面具有代表性的学者。特别是热依拉•达吾提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维吾尔族传统文化的保存、传承、发展与新疆社会经济发展》、《维吾尔族非物质文化传承研究———以民间麦西来甫为例》和教育部留学基金项目《维吾尔族民间叙事诗保护传承研究》成为新世纪以来新疆维吾尔族民间文学研究的典型代表。哈萨克族、柯尔克孜族、蒙古族等民族的民间文学研究也有一些重要研究成果。毕桪的《哈萨克民间文学概论》就是哈萨克族民间文学里程碑式的研究成果。毕桪把哈萨克族民间文学与哈萨克族的历史、宗教信仰相联系，将哈萨克神话、传说、故事、民歌、谜语以及叙事诗系统地进行了阐释，全书资料均翻译自哈萨克原文。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的黄中祥在哈萨克、维吾尔等突厥语族的民间文学、语言、文化等方面著述颇丰，在哈萨克族民间文学田野调查和理论研究方面进行了一系列颇具开拓性的研究。此外，哈萨克族学者别克苏力坦主编的《哈萨克民间文学》也是哈萨克族民间文学基础研究的代表。柯尔克孜族民间文学研究主要集中于英雄史诗《玛纳斯》，出现了一批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但对柯尔克孜族民间文学其他内容丰富的文本(叙事诗、神话、传说、民间故事、民歌、谚语等)关注太少，没有深入的研究成果。同样，在新疆蒙古族民间文学研究中，除了以英雄史诗《江格尔》、蒙古族长调等为代表的一批研究成果外，在神话研究、民间传说研究、民间歌谣研究等方面虽也有一些开拓性的研究，但在对新疆蒙古族民间文学的整体性研究和有代表性的深入个案研究等方面仍有待新疆本地学者努力。除维吾尔族、哈萨克族、蒙古族、柯尔克孜族外，包括汉族、回族、塔吉克族、锡伯族、乌孜别克族、满族、达斡尔族、塔塔尔族、俄罗斯族在内的其他世居民族的民间文学研究工作相对薄弱，缺乏深入的理论研究和个案研究。就国外研究的历史和现状而言，国外学者直接介入新疆民间文学研究主要集中在英雄史诗和民间故事领域，特别是《玛纳斯》研究和《江格尔》研究早已成为学术研究热点。其他研究对新疆问题的关注多侧重于历史学或人类学纬度上的中央与边疆治理问题，如美国学者拉铁摩尔的《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和托马斯•巴菲尔德的《危险的边疆:游牧帝国与中国》，这些研究对于突破固有成熟的“历史/政治”研究叙述模式具有重要价值，同时，也为研究者从跨学科角度考量多样化文化视野下的新疆世居民族民间文学提供了方法论思考。总体而言，这些成果为进一步研究新疆世居民族民间文学提供了原始资料和理论参考。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上，尤其是新疆本地学者仍应展开更加深入的挖掘和研究。

新疆世居各族内涵丰富、形式多样的民间文学作品凝固了各个时代新疆多样化文化交流的历史文化记忆，体现着新疆“多样化复合”的边疆文化特征，是中华文化和新疆世居民族交流融合的最好见证;最重要的是，我们应该可能从这“多样化复合”的边疆文化特征中，发现和谐一体的“中国性”认同。在此语境下，“新疆世居民族民间文学研究”应在未来的研究中关注研究视角、研究方法等方面的创新，尤其在田野作业问题上更值得研究者反思，特别是对新疆本地学者而言，更应关注以下四个方面的问题:

(一)研究视角方面，研究者应从多样化文化交流、多民族文化交流中对新疆世居民族民间文学进行深入研究。

新疆地处东西方文明的交流地带，同时又是伊斯兰文化、佛教文化与中原文明交流碰撞融合之地;从多样化文化交流融合的角度考察新疆世居民间文学更能揭示其本质特征。以“阿凡提故事”为例，我们应从历史地理学派的角度考辨其源流和流布范围，在此基础上考察某类故事类型、母题的功能是如何在多样化文化交流视野中变化和形成的，并进一步考察这种变异背后隐藏的深层原因。这一视角和方法同样适用于新疆移民民间文学的研究，特别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移民民间文学，从那些老军垦人的传说、故事文本中，文化和精神的内在张力更能体现新疆多样化文化交流和文明碰撞的特征。新疆是多民族聚居区，我们对新疆世居民族民间文学的研究更应该从多民族交流融合的角度来理解、阐释这些文本。以《乌古斯可汗的传说》为例，乌古斯是维吾尔族的神话英雄，我们能从这一神话文本中局部复原维吾尔族先民某些政治、社会、文化、习俗的历史，为我们理解当代维吾尔族社会历史文化提供了很好的视角。但这还远远不够，在哈萨克族、柯尔克孜族中也有乌古斯神话传说的流传，厘清乌古斯神话传说在几个民族中流传、演变、融合的情况，对我们重新认识多民族历史融合的情状具有重要意义。此类文本在新疆地区比较普遍。因此，我们从多样化文化生态背景中、在多民族交流融合视野下考察新疆世居民族民间文学应是新疆民间文学工作者的重要学术课题。

(二)研究方法方面，应运用历史学、宗教学、民俗学等学科的方法和理论深入阐释

新疆世居民族民间文学，并综合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宏观论述与微观分析相结合的方法来阐释新疆世居民族民间文学的诸方面问题。以新疆天池西王母传说故事研究为例，应该充分利用新近的历史考古学的报告，结合丰富的民俗学材料，在多样化文化交流的背景下，从宗教文化交流与移民信仰变迁等多学科的方法和角度来进行综合的考量，并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联系青海湟源、甘肃泾川等地西王母传说故事的流传情况进行综合比较研究。

(三)新疆本地学者更应该以全球的理论视野

关注新疆多民族民间文学内部诸问题，吸收学界在散居族裔理论、伦理批评、生态批评、创伤批评等方面的最新方法对个案进行深入阐释。我们可以在散居族裔理论的视阈下研究兵团民间文学，用伦理批评的方式研究各民族民间文学文本中的伦理问题，以生态批评的视角关注各民族神话、史诗中的生态意识，在创伤批评的背景下讨论锡伯族西迁之歌等文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