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监督范文10篇

行政监督范文篇1

所谓行政监督是指监督主体对于行政机关以及内部工作人员是否依法行政所进行的监督。行政监督的必要性源于人类的两点共识，其一，必须制止利用公共权力谋取私利的行为；其二，为了防止这种可能变为现实，必须用权力来制约权力。在现代社会中，对行政机关及内部工作人员不进行有效的监督，滥用公共权力的腐败行为就会加速扩展。可以肯定，在现代社会中，对于行政监督过程中普遍存在的对腐败现象的诅咒和斥责，其价值功能除了宣泄不满情绪之外，最多也仅仅能形成一种反腐败的舆论氛围。而问题的关键则在于：“人人喊打”的舆论氛围虽然增加了权钱交易的“道德风险”，却从来不能制止腐败现象的滋生或从根本上消除腐败现象的存在。那么,怎样才能保证行政监督的有效性呢?

2行政监督有效性的分析与选择

2.1行政监督的经济性分析

经济学家麦克切斯内（McChesney）提出“政治创租(politicalrentcreation)”和“抽租(rentextraction)”的概念。前者是指政府行政人员利用行政干预的办法来增加私人企业的利润，人为创造租，诱使私人企业向他们“进贡”作为得到这种租的条件；后者是指政府行政人员故意提出某项会使私人企业利益受损的政策作为威胁，从而迫使私人企业割舍一部分既得利益与自己分享。在社会公共领域，由于政治创租和抽祖的存在，使得寻租活动(rent-seekingactivities)更具有普遍性和经常性。因此，强化行政监督就显得尤其重要。为了从经济利益的权衡中抬高由寻租活动带来的风险成本，理论和实践都证明“高薪养廉”在一定条件下是有效的廉政措施。但是，一旦如此，在中国当前背景下又会进一步强化人们择业时对行政工作岗位的竞争。即便如此，行政行为的正当性和效率仍得不到制度保证，隐蔽行动（hiddenaction）下的寻租和出工不出力的问题由于公共信息不对称等原因而难以从根本上消除，公共权力也难以受到公众的普遍监督。

2.2如何对行政监督做制度安排

经过大量的行政体制实践和无数理性设计与探索，人们发现由独立行使行政监督权的机构专门监督行政行为，是迄今比较成功和最有效的制度安排，它自然也构成对行政行为的内部监督机制。这种度制安排的关键在于：“监督权必须相对独立”，即职责独立，权限独立，人员懂得行政专业知识和技能，机构的开支单列，以此来解决上述问题。

2.3监督方式

在上述问题中，一旦监督和监督机构失去独立性，监督者就很难保证做到对行政事实与行政法规的吻合状况做出客观、无干扰的判断，其解释和结论是否指向公众利益和照章办事就很值得怀疑了。现实生活中，案件“查不下去”、“处理不下去”、“不敢碰硬”等问题，究其原因，首先是因为对于同处于一个权力金字塔内的组织力量和政治力量而言，很难形成有效的监督和被监督机制，监督者和被监督者在利益、价值观、工作作风及思维方式上都有一致性。一件事情，在公共权力金字塔外的人看来是极不应发生的，而塔内人则习以为常，见怪不怪。即使监督者能秉公执法，不为小团体利益所动，但客观存在的上下级隶属关系，使得自己“命运”握在上司手中，监督者不能不“三思而行”。

实践为解决该问题提供了答案：来自行政组织之外的立法监督、司法监督、社会团体和公民监督、新闻舆论监督，构成了外部监督网络，这些统称为外部监督。

（1）立法监督。

立法监督源于国家立法机构与政府行政机构特定的制约关系。政府是主司执行的权力机构，必然与立法机构存在监督与被监督关系。立法机关以最小代价原则进行工作，及时纠矫政府不合理的行政行为。从理论上讲，立法机构具有最直接的以权力制约权力的功能，如撤销政府不合理议案、废除违反法律条文的行政规则，以至罢免政府官员等。在西方国家中，议会不仅享有立法权，而且还拥有监督行政机关的权力，议会通过行使质询权、不信任投票权、弹劾权、任免权和调查权等，对政府和政府成员及其行为进行监督。但是，在我国目前“议行合一”的行政体制中，立法机构一部分议事权被“转交”给政府，政府行政权力过大，使得行政行为有可能借垄断专业信息之利脱离立法机构监督的视野，以至立法机构说话不灵，纠错不力，监督权受损，在某些地方甚至出现行政权大于立法权（权大于法）的怪现象。

因此确保行政监督的有效性，就要完善目前的监督立法和程序，以法治取代人治,奠定行政监督的法制基础,确保监督活动有法可依,加强执法监督,促使行政监督落到实处。在完善立法上,应抓紧研究制定一系列专门的法律、法规,尤其是需要加快制定一部《监督法》,对监督主体的职责和权限、监督的对象和范围、监督的方式和手段、监督者与被监督者的义务和权利等作出明确规定。“应根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对已经颁布的有关行政监督与廉政建设方面的法律、法规、制度进行修订和完善,使之更具有操作性、可行性和有效性。”

（2）司法监督。

司法监督是由国家检察机关和审判机关对公职人员实施法律情况的监督。这种监督在英美法系中称为“司法审查制度”，在大陆法系则称为“行政诉讼制度”。在外部监督的诸形式中，司法监督有两个鲜明特点：一是以国家法律条文作为实施监督的准则，对那些跨越法律禁区违法乱纪的行政行为，检察院通过立案侦察、批捕和提起公诉行使检察权，法院行使审判权，依法追究行政行为事件及当事人的法律责任。二是监督主体是国家暴力机关，它以极强的威慑权和强制性促使公职人遵纪守法、忠于职守，防止以权谋私和分割公共利益，因而对行政行为的约束力量大，监督强度也最大。法律监督的实施力有赖于“有法必依，执法必严”原则的真正落实，执法权必须独立。

从中国目前的实际情况看，只在法律中规定了笼统的寥寥数言，“人民法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任何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却并没有相关的制度来保障。从这里可以知道，我国只承认人民法院的独立审判权，这就导致了在很多情况下具体执行审判的法官个人并不能就案件本身作出判决，而由没有具体参与案件调查的院长或者审判委员会判决，这实际上侵犯了诉讼人的权利，也有违法律“全面审理”的规定，代之以书面审理。1954年宪法第一次将法院从人民政府中分离了出来，但人事由各级权力机关任免，财物则由同级政府管理，并且此种体制一直延续至今。这种审判体制下，法院在人、财、物管理上不能“自治”，司法活动在外部环境上多方受制，就连法院的独立也成了疑问。

西方学者普遍认为，司法独立具有“制度上的特点”，各国建立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制度保障司法独立得以实现：法官终身制、专任制、退休制和高薪制。我国的《法官法》也吸收了这些原则精神，作出符合国情的规定。当然，对于法官的保障制度可能不限于此，应当指出法官的保障制度本身是不断向前发展的，只要国家与社会中出现可能危害法官独立的行为或现象，在保障制度上就应及时加以完善。我国过去法官任职条件较低，《法官法》的修订以及国家司法考试的举行将实际上严格我国的法官任职资格，一支专业化、高素质的法官队伍有望逐渐形成。在法官晋升制度上，我国应借鉴英美法系法院奉行的等级权力结构，使权力等级比较松散，法官晋升愿望不很强烈，法官个人独立性比较突出，不同级别法官之间的权力与待遇的差距很小，从而最终实现司法独立，直到摆脱司法的行政化。

（3）公民和社会团体监督。

通过对行政法律关系进行理论分析，我们会发现公民和社会团体无疑是行政行为作用的主要的也是最广泛的对象，行政系统中的公务人员直接同公众接触、打交道，其行政行为是否公平、公正、合理，有无越权、侵权等行为过失，不仅社会公众最为清楚，而且也直接对于公民和社会团体权利、义务关系进行调整，产生利害影响。故此，公民和社会团体作为行政监督的重要主体自然也最具有发言权。建立渠道畅通的公民监督方式，在行政公开、行政听证的条件下，公民的信访、举报、检举等制度应及时完善，使宪法规定的公民的监督权、批评权、建议权、申诉权、检举权得到切实保障

（4）新闻舆论监督。

新闻监督的立法应提上议程，社会对新闻立法早有提议，其重要意义，不止于新闻价值和较低、较全面的监督成本，关键在于它的公开性强，传播迅速，覆盖面广，能以强大的舆论力量对公众标准形成等社会生活产生极大影响。通过各种大众传播媒介客观地、合理地反映行政权力机关的工作，使积极的东西得以弘扬，对不正确的决策、管理措施和违法乱纪、不正之风等现象予以曝光，使之在社会舆论的压力下受到限制，确实能在成本较低的条件下起到弃恶扬善的作用。当然，对新闻的真实性和客观公正性应作监控，以保证新闻的有法可依，大胆的客观公正的监督。

综上所述，在培育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与之相匹配的高效率的行政管理与公共管理体制建立，需要辅之以强有力的行政监督体系，依靠监督制度约束行政行为，要比依靠道德教育引导行政行为更为有效。在目前情况下，有效的行政监督体制的建立与完善对于加速行政体制改革，促进我国社会政治进步，无疑都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参考文献

行政监督范文篇2

一、古代“人性论”思想———为现代行政监察思想注入新鲜活力

从古至今，监察制度就与国家政治发展的跌宕起伏息息相关，而行政监察的第一属性就是政治性；行政监察追其本源就是一种对权力的制约。“政治制度的设计和构建离不开对人性的本源分析，没有对人性的一种前提假设，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不可能建立起来的。”①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中，君王的思想就等同于国家的政治意志，监察思想更是无法逃离此种限制。孟子认为，人的善是与生俱来的；人的恶是因为环境造成的，并非他的本性；他主张借教化以维持统治秩序，相信道德可以约束人的行为。而荀子却有相反的主张；他认为，人性本是“恶”的，只有通过教育、指导才有可能向“善”发展。同样认为人性本恶的学者韩非子却认为：只有法律的约束才能制约人性。有学者认为，腐败是权力滋生的“毒物”。但是，笔者认为，导致腐败的真正因素是“人”，是人性的自私与贪婪。政治统治需要一种制度来维持稳固，监察就应运而生。人性是社会关系的产物，研究人性的善与恶，可能解决不了现有的政治制度中的恶性问题，但是，各种学科的飞速发展，已经给予了我们全新的启示：我们要将心理学与社会学应用于“人性论”思想的研究，为当代的监察思想注入新鲜活力。针对“人性论”的研究，我们发现，道德约束更能与人性发展完美契合。我们推崇“人权”“、民主”，我们就应该积极发挥人自身拥有的主观能动性来完成社会中的各种管理活动。市场经济的出现，使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分离，私人领域不再受到公共的干预，公共领域也相对独立；使得公共领域能够为私人领域提供公正，并且保障和维护公共利益，避免其与私人利益产生冲突。于此同时，我们也发现，在实践中公共领域基本被政治领域所占据，所谓的公共管理已经打上了政治化的烙印。因此，有学者提出：我国的行政管理是，认为腐败是一元化的领导引发的。然而，笔者并不同意此类观点。众所周知，政治化的进程直接拒绝了道德的生存，法治与道德的彻底分离并不能避免腐败的发生。所有的行政监察活动都是由一个个的“个人”来完成的，个人的“自由心政”在整个活动中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力。我们总在强调要提高行政监察工作人员的素质，其实这就是在强调道德制约的重要性。因此，在中国特殊的“人情社会”文化传统下，我们应该适当的引入道德制约，提高道德在人们心中的地位，为道德的发挥创造条件与环境，使道德因素在行政监察领域内发挥所长。

二、监察权的独立———成为现代行政监察思想的核心

首先，中国古代的监察官的任免都是由君主一人决定，不能独立开展工作，监察事务受到了君主的严格限制。其次，如有“谏官”敢于直言君主的过错，就需“冒死直谏”，而听不听“谏言”完全取决于君主的意愿。由此，我们可以认识到未能完全独立。而在当代，根据《行政监察法》第3条的规定，监察工作必须遵循的原则之一就是：“监察机关依法行使职权，不受其他行政部门、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监察权是国家监察机关为保证行政职能的有效行使，实现国家的目的和任务，对有关行政机关、组织及其工作人员进行监督的权力，是行政监察机关最主要的职权。因此，独立行使职权主要就是指独立行使监察权。然而，在我国仍然存在行政监察机关与党纪检查，以及和其他检察机关监督职责界限模糊不清的尴尬局面，很显然，这就是监察权力不够独立的重要体现。由于国家行政机关的工作人员绝大多数都是共产党员，所以，在我国的行政系统中，违反法纪的行为同时会导致违纪。因此，行政监察与党纪检查，行政监督与党风纠错就出现了交叉重叠的情况。另一方面，针对国家行政机关公职人员的违法行为的监察也陷入了困境。权力界限的模糊不清，成为了行政监察工作面临的重要考验。在行政监察机构拥有检查处理权的同时，检察机关也拥有着相同的权力。实践中，纪检监察机关特别强调打击政府工作人员的经济违法犯罪活动———利用职权贪赃枉法、索贿受贿、贪污公款等等，这与司法检察机关的职权界限交叉重叠，造成了实际中的纪检监察机关逾越了自身的权限，取代了司法检察机关的职权，凌驾于司法之上的局面。

行政监督范文篇3

二、举报人可以采用电话、电报、信函、当面举报等方式，也可以委托他人举报。

三、举报人应当尽可能据实告知被举报人的姓名、工作单位、违法违纪事实的具体情节和证据。

四、行政效能监察投诉中心负责受理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对大厅人员违反国家法律、法规和

政策行为的检举、控告。

五、设立举报电话并向社会公布电话号码*。

六、不属于本机关受理范围的当面举报或电话举报，应当告知举报人向有处理权的机关反映，并做好解释工作。

行政监督范文篇4

关键词：公民参与；行政监督；行政效率

20世纪中叶前后，一些国家的公共行政领域发生了变化，公共行政由“等级为中心”向以“公民为中心”转变，政府所扮演的角色以及政府与公民的关系方面发生了质的变化。行政民主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世界范围内，公民有组织地参与公共事务以及第三部门的建立推动了民主化进程。公民参与已成为现代民主政治制度下公民所具有的一种普遍性行为。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也开始强调“公民的有序参与政治”，并把它作为推进中国特色民主政治的重要内容。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指出：坚持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从各个层次、各个领域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最广泛地动员和组织人民依法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公民参与是加强行政监督，推进政风建设的有效手段，是人民当家作主的体现，是行政决策科学化、政治民主化的保证，对建设法治政府，实现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有着重要意义。

一、当前我国行政监督体制下公民政治参与的现状及问题

近年来，我国各级政府在鼓励公民参与公共政策制定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但目前还存在亟须解决的问题：在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公民参与的主体意识不强，公民参与的广度、深度还不够，公民参与制度化保障还不健全，公民参与政治的渠道不畅等。

(一)公民参与的主体意识不强，各个监督主体的监督不到位

由于传统行政文化的负面影响，造成公民参与政治的热情不高。表现在对公共政策制定的政治冷漠心理和依附顺从态度上。长期以来，我国没有形成公众积极参与的政治文化，“官本位”强调官吏只向上级负责，而不受下属和人民的制约。权威型行政文化导致了行政决策和行政管理者与公众之间缺乏必要的沟通与交流，管理与决策被看作只是行政领导的职责和权力内的事，普通行政人员及广大社会公众实际上被排除于管理、决策过程之外。在行政系统内部，为保证政令统一，强调上下级之间严格的命令与服从关系。在行政系统外部，政府作为行政管理主体对社会公众发号施令，作为管理对象的公众总是被动地接受。政府及行政官员们居高临下的姿态，破坏公众参与的社会氛围，大部分民众还是选择了消极的服从政府权办，忽视自身的权力，公民参与的主动性和自觉性较低。集权式行政文化片面强调政府的统治性、公民的服从性，使得政府与作为行政管理相对方的公民双方地位不平等，剥夺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

至今为止，一些公民参与政治的活动具有随大流的从众性，真正出于自主意识自愿参加的公民参与行为还不多，而且由于大多数人无法直接参与到最高权力机关的宏观政策制定的过程中，也很难真正影响到政策的制定，公民参与‘的效果不理想，导致公众参与的积极性不高。

公民缺乏独立的主体意识，一方面对公共政策执行主体权威盲目崇拜，把自己的政治和政治命运要求寄托在对公共政策制定和执行主体的部分“清官”身上，而不能依法对其不法行为进行监督和投诉；另一方面，他们缺乏应有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他们对公共政策制定中应有的政策权益不敢或不愿去主动争取，从而直接或间接地助长了人治型和专制型政治文化的顽固不化。再加上公民的权利意识、法律意识贫乏，参与国家和社会管理的经验相对较少，素质和能力偏低，这些都导致了公民参与不足。

无论是公众还是一般行政人员，甚至是一些行政领导，对行政决策和行政管理活动的监督意识淡薄，监督思想认识不到位。从行政系统内部监督来看，很少真正撤销或改变不适当的行政规范性文件；上级政府对下级具体行政行为的审查，仍处于不告不理的阶段。从行政系统的外部监督关系看，人大权力机关的监督权威尚未归位，公民参与监督还没有形成风气，舆论监督的作用还非常不够。

(二)制度建设不完善，法律法规不全

1．监督体制不完善，没有形成监督的合力

目前，我国监督体系的基本架构是内部行政监督体制和外部行政监督体制相结合的监督体系，已经形成了一个以行政机关和行政人员及其行政行为为指向中心的全面的约束体系。但是，现在的行政监督体制还是存在着不少的缺陷，这些不足影响了政府工作的效率，也影响了我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主要体现在：

第一，我国的行政监督体制多元无序。各类行政监督体系在运行机制上缺乏应有的沟通和有机的协调，致使监督主体之间的相互推诿或重复监督现象严重。这使行政监督工作难以真正落实，影响了行政监督的权威性和有效性。

第二，专门监督机构受制于监督客体。我国监督机构的设置不是独立的，而是受同级行政机关和上级业务部门的双重领导；其负责人不是由党政领导人兼任，就是由党政机关任命。对各级人民政府及其领导的监督，上级监察机关处于“管得着”但“看不见”的状态，本级监察机关是“看得见”但“管不着”。目前对这部分监察对象的监督，主要依靠群众的举报揭发。然而这些人身居庙堂之高，一般群众很难了解其违法违纪的事实详情，由此造成了一个监察黑洞。其原因在于监察机构设置于政府内部，在政府首长的领导下开展工作，从整个行政管理系统来看，虽然处于执行机构的地位却没有实际上的独立性，所以对政府首长的监督显得责大权小，位卑言轻，结果是同级监察机关对行政首长的违法违纪行为无可奈何，有心监督但力不从心，甚至唯首长之命是从，使监督人员往往受制于长官意志。

监督机构附属型的隶属关系体制，使监督主体在人员编制、经费拨付、劳动工资等方面受制于监督客体，这就为行政领导对监察机关的监察活动进行干预打开了方便之门。一些地方领导干部为了局部利益，从本位主义和个人私利出发，对本单位发生的违法违纪案件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或对该立案的不立案，该清查的不清查，该处理的不处理；或者千方百计阻挠监察工作，使得违法违纪行为难以得到及时严肃的查处。

监察机构缺乏实施监督职能所必需的权力与权威，在实践中较少发挥监督作用，较多履行办案职能。由于监察部门和其他部门平起平坐，本身不具有而且上级也未赋予其综合管理的职权，在涉及财务开支、计划立项、物资分配、土地征管、房产管理等方面的不廉洁问题时，也无从干涉。

2．行政监督法治程度低，弹性因素强

目前我国行政监督法律体系还不够完备，缺乏明确的监督标准和监督方法，这就容易导致监督的随意性，不利于准确判断和及时纠正监督客体的越轨行为，追究其违法乱纪责任，从而损害了行政监督的科学性与严肃性。从行政系统内部监督关系看，上级对下级的执法监督存在着许多薄弱环节，主要表现在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及部门的行政行为监督不够，监督行为缺乏精细的标准，随意性大；监督有名无实、不到位，不到出现大问题就不予以处理。

3．决策层和社会各阶层的联系缺失，公民参与因信息不对称而造成监督行为滞后

我国行政监督的问题还体现为偏重于追惩性的事后监督处理，忽略了行政行为发生前的预防和进行中的控制。往往是等到问题出现，造成不可挽回的严重后果以后才去追究。这种监督虽在一定程度上对于打击腐败和惩罚失职具有一定作用，也能够起到一定的威慑作用，但是，其造成的损失与危害有时难以弥补。导致这一现象的原因主要是决策中政府行为缺乏全程监督。

知情才能议政，行政决策的透明度不高，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公众的参与度或不能及时参与。我国传统行政管理的特点就是封闭性，一方面，一些官员受中国传统的“官本位”思想影响，忘记自己公仆身份，拒绝在政策制定过程中听取和吸收公民意见，公民参与权和决策权无从得到保障；另一方面，信息透明度不够，在政务公开的程序、内容真实性方面没有做到规范，有些政府公布的信息不全或避重就轻甚至故意隐瞒事实，这些都严重损害了公民的知情权，公民不能及时全面地对政策制定进行有效监督。

4．缺乏公民对官员的评估机制。

首先，由于对官员的考核一直是“官考官”，就形成了公务员“唯上”的工作思维方法，一个地方的各级政府的工作方向常常随领导人的变动或兴趣转移而变动。其次，传统的考核标准具有零散性、随机性特点，人为因素很大。再者，传统考核缺乏延续性。其中，最主要的是“民考官”没有得到重视，很少吸收公众的意见。

(三)参与渠道不完善

选举制度、听证会制度、信访制度、民意调查制度、与人大代表接触这些能够引起广泛参与的方式是我国公民参与政策制定的重要渠道，但是在很大程度上这些都只是一种形式，其具体功效还有待提高。而那些相对比较正式的渠道又大多是官方的，公众参与的广度和深度都严重不足。

(四)公民社会大环境的缺失

公民社会强调公民对社会政治生活的参与和对国家权力的监督和制约。我国公民社会到近代才出现，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在高度集中的经济、政治体制下，公民社会处于缺失状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公民社会的基础条件发生了变化，市场和民主法治的发展，为公民社会的成长提供了条件。但是转型期的中国尚不具备公民社会完备的制度设计；组织化程度不高，一些非营利组织的独立性不强，还带有官方色彩；社会普遍的平等观念没有确立，对弱势群体及社会底层成员的歧视依然存在；公民的社会责任意识不强；对权威服从甚于对法律的敬威等等。

三、转型期完善行政监督体制下的公民参与的路径选择

针对目前中国行政监督方面存在的以上种种问题，必须寻求解决的办法，转换和优化行政监督机制。

(一)培育公民参与意识

培育公民参与意识，首先，解决思想观念问题，提高公民参政议政的意识。在过去的几十年中，由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中的政治生活，民主建设过程包括公民参与的发展缓慢，从领导阶层到一般公民。都在不同程度上轻视公民参与。随着经济、政治、社会的发展，我国公民主体地位和意识不断加强，公民越来越注重和保护自身利益。越来越多的公民意识到自己有能力影响那些与他们生活紧密相关的公共政策的制定与执行，并不断要求在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获得发言的机会。对公民的这种思想意识要积极引导。其次，要通过宣传和教育，提高公民自身素质。“一方面，通过教育的途径，从小培养人民对公共事务的兴趣和习惯，是政治成为其生活的一部分；另一方面，教育人们认知政府的法律、制度，并且学习如何实际操作这些制度。”通过培育，使公民具备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自主意识、责任意识、法制意识等现代观念。

(二)完善制度建设。增强监督合力和实效

1．健全监督机制，加强公众和舆论监督

第一，注意监督主体之间的协调，强化监督主体的独立性。针对我国行政监督体制的多元无序，各类行政监督体系在运行机制上缺乏应有的沟通和有机协调的弱点，应该建立简化的行政监督体制统一的领导机制。十七大报告指出加大机构整合力度，探索实行职能有机统一的大部门体制，健全部门间协调配合机制。行政监督机制完善也应该以此为目标，要进一步调整监督体系，对监督主体功能重组协调，依法建立立体的社会监督网络。协调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社会组织、社会舆论、人民群众的监督和党的监督这些主要监督主体之间的关系，使各种监督主体形成合力。要明确每一种监督主体的地位、职责、权限以及具体规范监督活动的范围、方式和程序等。要推进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制度建设；把政治协商纳入决策程序，完善民主监督机制。要落实党内监督条例，加强民主监督，发挥好舆论监督作用，增强监督合力和实效。总理在谈到民主监督时借用了回答民主人士黄炎培的一句话：我们要自觉地接受人民代表大会的监督，接受政协的民主监督，经常地听取派和党外人士的意见，也听取专家学者各方面的意见。最重要的，是听取民间的意见。

只有行政监督机关保持独立，才能保证监督的有效性。为此，应该建立自上而下的独立的外部监督体系。在组织上使现行的监督监察部门从行政机关独立出来，不再隶属于行政部门的领导，并提升其地位，赋予其相应的职权，监督同级行政部门和行政首长。独立出来的监察机关是自上而下的垂直领导体制，下级监察部门只受上级监察部门的监督，干部的任免由上级进行，并只对上级负责，不受行政部门的约束。要给监察机关和监察人员充分的自主权，使他们能够独立地行使监察权，而不至于受到其他权力不合理的干涉，影响监察效果。建立相对独立监督机构后，要把该机构作为整合整个行政监督力量的统一领导机构，由它统一组织、管理、协调和指挥各种行政监督力量。这样就可避免监督主体多、政出多门、各行其是、力量分散的缺点，形成一股强大的监督合力，充分发挥监督体系的整体效应。

第二，加强公民监督和舆论监督。公民监督是指公民对国家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实施的监督。公民监督是我国行政监督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公民通过举报、控告和检举国家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违法、渎职、侵权等行为，公民还可以通过信访等渠道实行监督。从我国近年来反腐败工作实践看，监察机关办案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群众举报。这说明人民群众监督的作用。人民群众对国家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监督，看似微不足道，但是却对政府的行政工作有着巨大的推动作用。平常的百姓对政府的工作进行同步监督，就会使行政机关人员心无旁鹜地投入本职工作中，无暇顾及不必要的事务，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杜绝贪污腐败事件的发生，从而提高政府行政工作的效率。

加大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舆论监督以其置身于事外而具有公正性。它以其信息传递上的公开、迅速、广泛，对监督客体产生巨大的政治压力和效应。马克思称新闻舆论监督为“第三种权力”，足见其重要作用。

强化社会及新闻媒体的外部监督。对滥用权力者和腐败者及搞不正之风的行为进行揭露和曝光，将其错误和罪恶公布于众，产生全民公审的威力。让社会各界的群众积极参与行政监督活动，通过不同的渠道直接监督政府行为，使其依法行政，帮助政府纠正工作失误，预防失职、擅权、腐败现象。

2．健全行政监督法规，实行行政监督的法制化

要保证政策科学化、民主化的实现，使公共政策更加合理科学，避免和减少重大的失误，就应有一套较为完善的法律制度体系，将公共政策过程纳入法制化的轨道。加强行政监督立法，健全法规是依法实行行政监督的前提和基础。行政监督工作既需要基本法规，还要制定各类行政监督机关组织法；既要制定实体法规，还要制定行政监督程序法。统一立法，尽快制定一系列互相配套、覆盖范围广、操作性强的法规体系。要明确规定立法监督、执法监督和守法监督三项内容，并把执法监督和守法监督作为重点。依法监督才是有效的监督，行政监督主体监督职能的行使，必须有法定的方式和程序。

3．进一步完善政务信息公开制度，切实保障公民的知情权，提高公民参与监督的有效性和及时性

“加强决策层和社会各阶级的联系，倾听社会的呼声，反映他们的利益要求和愿望，接受社会各阶层的监督和制约。”没有政务信息的公开，就没有社会大众的知情权的落实；而没有知情权的落实，参政议政的权利的行使也就无从谈起。在不危及国家和社会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安全的情况下，进一步扩大政务公开的范围，提高行政行为的透明度，以便更广泛地接受群众监督、社会监督和舆论监督。近年来，我国在政务公开上开始进行探索，并取得较大的突破，但仍存在不少问题，要采取相应对策加以解决，要实现政务公开法制化；充分利用信息时代的技术优势，扩大政府信息公开化的义务主体范围，提升信息公开的广度。

公民参与不仅仅是一种形式，一个过程，它同时也应该表现出一种结果。公民参与只有以能够让他们看得见的形式表现出来，只有让公民行使权利，才是真正的民主。只有民情民意被尊重和重视，才能最终保障和调动公众参与政务及一切社会活动的积极性。我们不仅强调要保证公民的参与权，而且还要保证公民的有效参与，即公民参与后能充分有效地发挥其参与的作用。要确保公民参与有实效，必须做到以下几点：一是参与代表的选择应更具有科学性。二是明确公民参与的权利和义务，让公民理性参与。既明确参与代表调查研究和收集信息的权利、与主管部门沟通协商的权利、调查研究和意见表达受保护的权利，又明确其遵守国家法律的义务。三是有序参与，规范公民参与程序。通过制定必要的规定、办法，使公民参与有章可循。四是尽可能多地安排交流对话的时间，使他们的意见和建议得到充分表达。

以往的行政监督体制偏重于权力运行后果的监督，而对权力运行过程的监督相当薄弱。实践证明仅靠事后监督，无法彻底解决政府及职能部门出现的日益严重的腐败和渎职现象，而且事后监督只能应付既成事实。要防止重大决策的失误，遏制腐败现象的产生，必须由目前的事后检查；惩戒为主的监督，转向注重行为因果、事件始终的全过程监督，建立有效的防范与控制机制。不仅要对行政决策行为的可行性的监督，而且也要注意对实施过程的监督。做好事前的防范性监督、事中控制性监督和事后的查处性监督，真正实现把问题禁于未萌，把恶果止于未果的最佳监督功效。

4．建立和健全公民参与对官员的评估机制。

科学的评估体系，有利于提升政府管理能力，形成以绩效为导向的管理机制，提高行政效能。在对行政官员绩效考核时，要吸纳群众的意见，要把群众意见、“公民满意度”作为考评干部的重要砝码。一个地方的民众，对公共管理、公共服务的水平最有发言权，以多数人的立场对被评定者予以观察评价的话，可获得对被考评人更客观、真实的评价。对官员的评估一旦有了足够的公众参与度，就会使政府公务员变“唯上”为“唯民众”。

当然，让民意成为导向，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现在民意表达的程度与对公共决策施加影响甚至形成压力的要求，显然还相差甚远。这是因为我们传统的政治文化中“官威不可犯”之类的观念在人们的思想中根深蒂固，非一朝一夕所能改变的。但是，社会在不断进步，人们的民主意识在不断增强，民意的评价将越来越重要。公众声音的充分表达，不仅有助于纠正行政决策的错误，而且还可以强化公众的民主和参与意识，培育一种健康的政治文化，因此，必须重视行政发展的民主价值取向，干部考察工作要注重运用民主这个武器，坚持走群众路线，倾听群众呼声。

(三)拓宽公民参与渠道，实现监督形式的多样化

近年来公民参与政治的渠道主要有：通过选举人民代表和推荐政协委员的方式参与政策议程，党和政府开设的来信来访、领导接待日、各种不定期的座谈会等渠道。还有听证会制度、信息公开制度、民意调查制度、公示制度、旁听制度等，也已成为我国公民参与政治的途径。但对于普通公民来说，能够直接参与的机会太少，很大程度上来信来访、领导接待日这些活动只是党和政府联系群众、克服领导机关和领导者的官僚主义作风、塑造党的形象而开设的。可见，真正能够吸纳公众参与公共政策的渠道还需要拓宽，已经形成公民参政的渠道还有待进一步落实。

监督形式的多样化就是要实现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监察结合、主动监察和被动监察并举。特别要拓宽自下而上监察的途径，加强主动监察。自上而下的巡察制度是一种行之有效的监督方式。这种监督方式不仅可以加强监察官的权威，排除政府部门和地方官对监察工作的干扰，而且可以及时发现和揭露官员的贪赃枉法行为，防止腐败蔓延。通过派员巡察的方式，主动获取监察情报，及时发现行政偏差和失误，采取切实可行的补救措施，有利于克服坐镇接受检举的被动监察局面。进一步加强监察机关工作主动性，尤其应该建立常规的主动监察制度。实行常规主动监察可以促进廉政，同时也可以促进勤政。

(四)积极营造公民社会

营造有利于我国公民参与的政治文化，为公民参与创造良好的政治心理背景。一般来说，有利于公民参与发展的文化氛围有：一是普遍的平等观念；二是广泛的自主意识；三是强烈的责任感；四是法制原则。为此，必须克服传统政治文化造成的参与中的冷漠和急躁情绪，积极培育公民参与所需要的适度、理性的心理背景。培育公民社会向着理性、自主、自治、自律的方向发展。

行政监督范文篇5

关键词：淮北抗日根据地；刘瑞龙；行政监督

抗战期间，中国共产党不仅成为抵御日本侵略的中流砥柱，而且她所领导下的各个抗日根据地也呈现出清正廉洁的现象，让苦难的民众看到了民族复兴的新希望和社会发展的新前途。以当时的淮北抗日根据地为例，其廉政建设除了体现在以党的组织为载体的权力体系运行的规范有序之外，还特别表现在党所掌控、运作政权的权力体系始终践行人民性宗旨这一根本属性。而这离不开当时担任淮北行政公署主任刘瑞龙的贡献，例如为了预防和遏制根据地的各级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执行公务和履行职责时的失范乃至失效行为，他十分注重实施行政监督，并且在实践中形成了丰富的行政监督思想。今天，深入地考察和梳理这一期间刘瑞龙的行政监督思想，既有助于推进党史人物的研究，更对当下的反腐败斗争尤其是推行行政权力的阳光透明运行具有重要的参考、借鉴价值。

一、启动行政监督的前提在于民主性

党领导下的行政权力的形成之所以具有正当合法性，根本上在于其是由追随党的内外民众所让渡的部分权利而凝结成的。同样，行政权力运行过程要规范有序、结果要合理有效，也归根结底取决于是否实现政治的民主以使行政权力运作成为有限的权力运作、行政权力作用的客体成为权利有保障的客体[1]222。正是基于上述的判断，以及考虑到抗战期间根据地的行政权力的运行还承担统一战线的功能，当时担任淮北行政公署主任刘瑞龙就非常重视民主政治对行政监督的重要性，多次表达了民主政治是实施有效行政监督的前提和基础这样的思想。如在1940年9月苏皖区党委书记联席会议上，刘瑞龙在所做的《苏皖边区的群众工作》报告中就强调实行民主以反对贪污就是目前斗争的重要内容之一。1943年2月的淮北苏皖边区第二次民政会议的讲话中更是明确“彻底实施民主政治是今后完成任务的基本环节”[2]206，认为缺乏民主元素的行政权力运行只会直接导致“政府相当孤立”“没有老百姓对政府的严格监督，干部容易腐化，难于进步”[2]208，以及从根本上影响未来的民主共和国的建立，“真的县区乡都不能把民主搞好，即无资格做到民主共和国的建立，今天的抗日民主根据地就是将来民主共和国的基石”[2]208。就为何行政权力运行中民主缺位从而致使监督流于形式，刘瑞龙进行了深刻的剖析，指出既与行政权力运行所处的外政治生态环境中劣变生态因子的侵袭（例如总体处于一个封建官僚的国度，旧官僚习气的影响依然根深蒂固）有关；也离不开行政权力运行的内政治生态环境中劣变生态因子的侵袭，诸如行政权力形式主体民主教育不够和运用民主的能力不足、行政权力运行中某些授予环节的错位等。同时，刘瑞龙也就如何大力发展民主政治以有效实现行政监督进行了艰辛的探索和实践。（一）大力加强对各级行政领导干部的民主教育作为行政权力运行的形式主体，各级行政领导干部是否具有民主的意识和素养以及运用民主的能力，直接影响着行政权力运行的科学合理性，也关乎行政权力能否自觉接受监督而成为保障、维护人民利益的权力。鉴于此，1941年在为淮北苏皖边区行政公署创办的《政府工作》所写的发刊词中，刘瑞龙就强调“帮助政府工作干部进行思想意识的锻炼与修养，这个问题已成为今天政府工作中的严重问题”[2]70。同年在行署的施政报告《为实现苏皖边区施政纲领而斗争》中，指出除“战斗的”“廉洁的”之外“民主的”也是各级领导干部所必须具备的工作作风。如何进行民主教育，刘瑞龙认为可以采用整风轮训的方法进行，让广大领导干部懂得民主的基本知识诸如民主的战略意义及其怎样领导民主、进行民主生活等；也可以在贯彻群众路线的民主生活中进行自我学习和提高，从而认识到行政人员威信的树立不是依靠威力、特权而是主要“靠民主的运用”[2]310。可见，民主教育是推进当时党领导下的行政监督现代化的重要举措，它有助于消除中国古代行政监察“人治”思维根深蒂固的影响[3]53。（二）积极实施边区各级政权机关的民主化改造彻底贯彻“三三制”，使“三三制”不仅仅是宣传口号而更是必行的政策，从而解决现实中因“左”的包办而致使三三制流于形式这类现象的滋生；健全各级民意机关特别是使参议会成为真正的权力机关，并将其视为判断各级政权是否真正实现民主的标志之一；建立各级行政委员会，使行政权力在运行中坚持和实践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加强基层行政建设，实行民主改造；等等。上述的民主化改造，就是要促使根据地的各级行政机关在制定和实施公共政策及社会管理过程中处于一种民主化的常态状态中。（三）严格开展反官僚主义为主要内容的整顿政风运动行政权力运行中出现的“官僚主义”虽然不能等同于“腐败”，但是它易割裂行政权力与群众的联系，使权力在行使和运用中有意或无意地回避了民众的监督。对于淮北抗日根据地党领导下的行政权力为何滋生官僚主义，刘瑞龙认为这既有客观的原因，也有主观的原因。客观的原因在于过去封建官僚政治陈规陋习的影响和人民政治文化水平低；主观的原因在于一些行政干部不了解抗日民主政权的本质。而要克服政权中的官僚主义，除认真实行广大人民的民主之外，刘瑞龙强调必须开展整顿政风运动，在政权内部从每一个组织、每一个干部着手实施“三个批评”即“同志的自我批评，同志之间的相互批评及领导的自我批评”[2]359的有机结合。由于“官僚主义是民主主义的反面，没有民主精神就是官僚主义”[4]316，因此，开展反官僚主义就是旨在促进行政权力的形式主体能够自觉地树立、实践民主精神和平等精神。（四）着力推进党政关系的民主化党政不分，一方面影响了党的科学执政、民主执政的形象，从而削弱了党的领导地位，另一方面，也变相地意味着各级党委监督行政权力的丧失。要充分发挥党对行政权力的监督功能，更在于以党政行为的民主化来示范、带动行政权力运行的民主化，这就务必需要在坚持党的领导前提下理顺党政关系。在担任淮北行政公署主任期间刘瑞龙也就如何理顺两者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探索，提出了一些有价值性的思想。如认为党对政权的领导是原则的、政策的、大政方针的领导，而不是事事包办代替式的领导，要尊重政权工作的独立性；党委对政权的领导只能通过自己的党员及其党团来实现党的决议；各级政权中党的组织要监督、指导行政权力对党的政策的执行，而不是公开命令式的；党的领导机关及党员要成为贯彻执行政权法令、决议的模范[2]213-215；等等。

二、保障行政监督的运行在于制度性

科学化制度的制定与执行，既保障了行政权力运行的规范有序和持久长效，也在于为行政监督寻到了一个科学合理的路径。正如邓小平指出：“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5]333)在淮北抗日根据地，刘瑞龙十分重视制度对行政权力运行包括行政监督的保障作用。例如1943年淮北苏皖边区第二次县长会议上，刘瑞龙谈到了制度对健全政府系统组织工作的重要性时，明确主张“没有制度，组织是个观念。有人有制度就是组织”[2]359。正是由于对制度地位和作用的高度认同，他也经常坚持从制度层面评判当时淮北苏皖边区行政权力的运行效果状况。如1943年淮北苏皖边区第二次民政会议上，他指出苏皖边区行政工作存在着一些不民主现象，其中重要的表现就是“不严格执行各种制度，行政委员会及各种委员会等于没设，没有认真地建立经常工作”[2]207-208、“三三制还未贯彻”致使“不善于吸引广大人民参政，政权与广大群众没有亲密的联系”[2]213。同年在下发的《关于继续开展民主运动，改造基层行政的指示》中，他强调淮北根据地的一些基层行政存在诸如“民主选举的不民主”等现象，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不了解民选代表制的革命作用”[2]298。同样在淮北苏皖边区第二次县长会议上，他认为淮北根据地行政权力运行中所滋生的无组织、混乱不统一，闹独立、各自为政的坏现象，根本原因就在于“民主集中制未很好地建立起来，甚至受到了严重的损失”[2]361。为此，他就如何加强制度建设以保障行政权力运行的规范有序特别是实施有效的行政监督进行了富有成效的探索。（一）积极贯彻落实民主集中制这一根本原则。在党领导下的行政权力运行中，民主集中制这一根本原则扮演了基线和准线的作用，脱离了这一基线和准线也就意味着行政权力运行的“脱轨离序”。另外，民主集中制这一根本原则对各种基本乃至具体的行政制度的建立健全发挥了指导性的作用，没有前者正确性的贯彻落实也就难以谈论后者的成熟化建设[6]182)。正是基于上述的考虑，刘瑞龙多次指出“反对官僚主义、自由主义、改变作风，主要内容之一要维护民主集中制”[2]361。而如何贯彻落实民主集中制这一根本原则，除了有各种基本、具体的配套制度建设之外，刘瑞龙强调首先必须科学地认识民主原则和集中原则的内涵，指出其最大限度的民主就在于“少数服从多数，个人服从全体，人人有权”，最大限度的集中就在于“下级服从上级，部分服从全体，司法、立法合一”[2]361；明确正是有了这一最大限度的民主发扬了“最大的积极性”，也正是有了这一最大限度的集中发挥了“人民的伟大力量”[2]361。（二）积极推进各种基本的行政组织工作制度建设。在行政监督中如果“诸多的监督主体对行政权行使的监督并不一定有严格的程序规则”，那么必然造成“诸多的监督系统在其行为方式中也没有对应的程序规则”[7]25。行政权力运行内各种基本的组织、工作制度，规范和调整着行政权力运行内部所涉及的各种政治关系，亦从不同层面发挥着净化行政内部政治生态环境的制度效力。在担任淮北行政公署主任期间，刘瑞龙反复指出没有这些基本的行政组织工作制度，行政权力的规范运行包括行政监督就无法实施，民主集中制原则的贯彻落实也将变为一句空话。他认为推进基本的行政组织制度建设，就是要贯彻“三三制”和代表制，前者是在行政权力本身的组织成分上体现着民主集中制原则，而后者是在行政权力本身的组织形式上反映着民主集中制原则。“没有‘三三制’和代表制，便没有真正的民主集中制。”[2]362基本的工作制度建设，务必要立足于不同的工作特点来推进。例如对某一项工作或某一时期的工作要建立调研制度、布置工作制度、检查工作的制度、总结工作的制度等；各级政府机关本身要建立会议制度、办公制度、学习制度、生活制度等；上下级行政机构要建立报告制度、巡视制度等。另外，为确保组织工作制度的扎实推进，刘瑞龙要求加大政纪法规的监督制约力度，如1942年下发的《整顿行政纪律训令》中就报告制度等作了明确规定，并指出“不遵上项情事者，严加惩办，决不宽贷，以整政风，而维法纪”[2]91。同时实行“一把手”负责制，“建立制度要一件一件来做，负责人要抓紧”[2]365。（三）积极加强行政权力运行中的财经管理制度建设。行政权力在经济领域是最易滋生异化现象和行为的。以淮北抗日根据地为例，由于创建初期一些地方财经制度建设的滞后，出现了严重的经济腐败和浪费现象。如许多财经部门收款不给票、虚报、伪造单据；洪泽县一个区长竟贪污5000元；有的县长要用600元买一件皮袍；等等[2]585。因此，为了堵住经济领域的腐败“漏洞”，刘瑞龙积极致力于财经管理制度建设。如1942年10月在淮北苏皖边区第二届参议会所做的三年来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就指出自公署成立一年来根据地财政方面实行了统筹统支、建立了正规的收支制度，即省县款正式划分、统一了预决算制度、实施了审计制度、确立了金库制度等。而在诸多的财经管理制度中，他又特别关注财经审计制度的建设，认为审计制度的建立“克服了人、粮、钱三不知的现象，对反对贪污浪费起了不少作用”[2]347。就如何建立健全财经审计制度，他提出了一些指导性的意见，如明确要求上下级、平级乃至群众都可以参与到财经的审计监督中来；规定乡以上账目要公开，乡要成立审核委员会；财经审计人员要养成严格遵守手续的习惯等。

三、实施行政监督的主体要具有人民性

党领导下的行政权力实质主体是党内外民众，即其是由追随党的内外民众所委托和授予的。这就决定了行政权力的运行必须要让广大民众参与进来，同时使其成为对行政权力进行监督的主体性力量。唯有如此，才能预防、遏制现实中因形式主体与实质主体的分离而产生的诸多违背权力人民性宗旨的现象和行为。淮北抗日根据地期间，担任行政公署主任的刘瑞龙在不同的场合多次强调行政权力的有效有序运行离不开广大民众的参与，也更离不开广大民众的监督；并进行了多维度的论证。如在1942年10月边区第二届参议会上，他认为这是抗日民主政权区别于以往官僚政治的根本所在。“它和老百姓的关系，和过去的官僚政治也不同。官僚政治是少数人专政，多数人无权。抗日民主政权是多数人民有权……它是为人民服务的公仆，而不是压迫人民的奴隶主，这便是抗日民主政权在进行本身建设时所根据的原则，也就是和过去官僚政治绝对不同的地方”[2]120。同年，在答复参议员的质询时强调人民作为监督主体是行政权力依法行政的保障。“依靠人民的监督——依靠人民行使其权力，这是贯彻法制的基本条件。……独有人民的监督是无穷的力量”[2]156。1943年2月的边区的第二次民政会上，他指出行政权力运行中是否有广大民众的自觉参与，是检验和衡量根据地各级政府民主化的重要标准。“我们政府的责任在于吸引、诱导各阶层人民参加民主生活，参加政府活动，……这一点做得好坏，可以看出政府实行民主的程度。群众密切团结在政府的周围，也就是政府实行了民主”[2]206。同样在当年由行政公署召开的第二次县长会上，他明确主张唯有人民的参与和监督，才能给行政权力运行中所滋生的官僚主义致命一击。“真正地发动群众参加政府工作，并监督政府，官僚主义分子才不致放肆。”[2]359在论述民众参与监督行政权力重要性的同时，刘瑞龙也就如何使其由理论层面转为现实层面进行了探索与实践。（一）要求行政权力运行中务必坚持和实践群众路线。行政监督主体的自我封闭往往会导致执法者“只看重‘行使权力’而忽视‘履行职责’”[8]11，也会造成广大群众对行政监督相关知识了解的缺乏，从而“使监督的案源少，线索少，社会影响面窄”[8]12。淮北抗日根据地期间，刘瑞龙特别重视行政权力运行中是否坚持和实践群众路线的问题，如在对1944年淮北参军运动进行总结的基础上专门撰写了《如何贯彻群众路线与克服非群众路线》一文。在文中，他就群众路线和非群众路线进行了比较，并探讨了各自产生的思想根源。不同于思想上的强迫命令、组织上的脱离群众、物质上的自流与包办等非群众路线，他认为群众路线的贯彻需要我们在思想上根据群众不同特点以适当方式和时机去启发群众的自觉、在组织上要实现骨干与群众相结合、在物质上要解决群众的实际困难。同样，他指出导致非群众路线的思想根源在于没有认识到行政权力运行的根本目的是实践人民性宗旨。另外，他也强调行政权力运行中一定要防止滋生形式的群众路线的问题，即那种“只是形式上到群众中去了，群众思想上并没有打通”的非完整的群众路线[2]577。（二）指出发挥民众监督主体的作用需坚持思想教育和权益保障相结合的方法。当时的淮北抗日根据地民众因长期受封建专制思想的影响以及局限于自身文化水平的不高，出现了不敢和不愿对党领导下的行政权力进行监督的现象。为了改变此状况，刘瑞龙认为迫切的任务就是要对民众进行相关的思想教育，使他们认识到自己才是行政权力的实质主体，参与行政权力的监督就是对自己本有权利的维护。“我们不但要使政府人员懂得民主，并在广大人民中间进行民主教育，使群众知道自己的权利义务，怎样使用自己的权利监督政府”[2]210。在《如何贯彻群众路线与克服非群众路线》一文中就如何提高群众的思想觉悟，他要求务必从群众现实的认识水平以及群众切身利益出发给予逐步引导；对群众中的错误思想采取适当的时机和恰当的方式进行斗争。除了对民众开展思想教育之外，刘瑞龙还突出了民众权益保障的重要性，即对民众参与、监督行政行为的权利给予党纪法规的保障；同时让民众也包括行政权力本身了解到行政权力运行的边界，特别是民众的那些私权利是公权力所不能侵犯的。在1941年《为实现苏皖边区施政纲领而斗争》施政报告中，刘瑞龙指出政府要“负责保障各阶层人民的合法权利”，尤其需要“建立法治的制度”以保障民众的人权、财权、集会结社、言论自由等权益[2]60)。1943年苏皖边区第二次民政会议上，刘瑞龙再次指出只要“不勾通敌人”“不违反政府法令”和“不破坏抗日军队”，政府就必须要“尊重与保护各阶层人民的合法权利”[2]212。（三）提出了构建多种组织平台和制度载体以拓宽民众监督行政权力的思路。他要求支持和保证群众团体的独立性，使民众对行政权力的监督更具有力量性和组织规范性。“一个群众团体，没有斗争就是没有灵魂，不能成为战斗力量；只有斗争，才可以锻炼群众”[2]43)“尊重群众团体的独立性，扶植群众运动，……政府就会成为真正有基础的政府”[2]60)。采取选举的形式实施参议会制、行政委员会制和代表会议制，从而既使行政权力的授予和运行更具有浓厚的民意基础，也使民众监督很好地内嵌于行政权力运行中。以当时的参议会为例，刘瑞龙明确其不仅仅是民意机关也是权力机关，它担负着选举和罢免、监督和弹劾、讨论和决定等职责；强调行政权力机构本身要实施重大事项的公开听证和定期向民众报告制度，从而让民众对行政权力在决策前和运行结果方面有直接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决定任务、决定办法前，一定时期内政府负责人应当听取各阶层的意见和呼声，明了实际情形，作为决定任务与办法的基础”，“工作结束后要向群众报告、征求老百姓的批评”[2]212。

四、开展行政监督的类型务必多样性

行政监督范文篇6

一、行政问责的内涵

行政问责一说古已有之，它是随着官僚政治的产生而产生的。《孟子•公孙丑》中提到:“有官守者，不得其职者去;有言责者，不得其言者去。”说明担任行政官职的人员，倘若不能较好地履行其职责，就应该主动辞职;担任谏官的，倘若有言不谏，也应该辞职。而在当今，关于什么是行政问责，在我国目前的法律法规中还没有统一的解释，一些地方政府出台的关于行政问责的办法也多各有所侧重。在行政问责的内涵中，问责是其核心，行政则是其外延范围的限定。当前，对于行政问责的理解经常存在两方面分歧:一是行政问责的主客体界定;二是行政问责的“责”的界定。

1．行政问责的主客体界定

对于行政问责主体的理解中主要有两类观点，一是认为行政问责是行政系统对其行政人员的问责，属于同体问责;二是认为行政问责是权力机关、司法机关以及公众对政府及其行政人员的问责，属于异体问责。当前我们所实行的行政问责，主要是通过行政机关内部自上而下的运作来完成的，可以说它主要是行政机关内部的一种监督方式;但是，同体问责将自律的政府视为实施行政问责的积极主体，忽视了来自政府部门之外的动力和压力。虽然在整个问责主体体系中，行政系统应该是居于主导地位的，但行政系统外的权力机关、司法机关、政党组织、公民与媒体等问责主体的作用也绝不可忽视。也就是说，完整的行政问责主体应包括同体问责和异体问责两种形式。行政问责的客体是指，须为相关行政事务做出解释、接受质询并承担相应后果的行政组织或行政人员。它分为组织客体和个人客体两类，所谓组织客体是指组织须以其整体名义承担行政责任;个人客体则是指行政人员以其个人名义承担行政责任，它又可以根据身份的不同分为行政领导客体和一般公务员客体两类，行政领导客体主要是负有直接或间接领导责任的各级政府首长及各职能部门的领导。

2．行政问责的责任体系

关于行政问责中“责”的理解也存在分歧，有的将之等同为行政法律责任或政治责任，也有的理解为道义责任，还有的将之说成是上述三种责任的统一。目前关于行政问责的表述中，更多人倾向于从广义责任的视角来理解行政问责中的“责”，认为行政问责的“责”是一个责任体系，即行政问责的对象要承担四个不同层面的责任:一是承担道义上的责任，即存在道德与伦理责任，向公众负责;二是承担政治上的责任，即向政党、人大及其代表负责;三是承担行政责任，即向上级行政机关负责;四是承担法律责任，即根据相关法律规定看是否有渎职行为和相应法律责任［1］。如果将行政问责作为一种行政机关的内部监督机制，行政问责的主体将只是行政系统内部的组织和个人，主要追究的也将是是行政官员的行政责任，从而出现以行政责任代替法律责任，使责任者逃脱刑事制裁;或是以行政责任(如行政处分)代替政治责任(如罢免)，降低对责任者的惩罚。因此，对“责”的界定就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中，将行政问责与党纪政纪处分以及刑事责任的追究做了比较明确的界定与衔接。所以，在我国行政问责的“责”，应该是一个包含道义责任、政治责任、行政责任和法律责任的多元化责任体系。这四个不同层面责任的承担情况，由不同问责主体予以检查和衡量;当然，行政责任仍然是这个责任体系的最基本的内容。根据以上对行政问责主体和客体的认识，以及对行政问责责任体系的理解，行政问责可以认为是特定的问责主体对各行政机关及其公务员在其职责范围内，由于故意或者过失，不履行或者不正确履行法定职责，以致影响行政秩序或行政效率的行为进行质询，并要求其承担相应责任的一种监督方式。所以，行政问责指的是各类问责主体对公共行政主体的问责。在理论和实践中存在的、关于行政问责主体多元化和责任范围界定的分歧，也说明了行政问责是一个主体多样性、责任范围层次广的系统工程;而且对“责”的不同理解也相互嵌套，涉及到行政监督的各个方面，与各种监督方式密切联系。如果能将行政问责与各种其他各种监督方式协调配合，发挥各自作用，形成监督合力，将对公共行政监督体系的构建起到关键作用。

二、行政问责与其他监督方式的关系

经过不断探索与实践，我国已经建立了比较系统的监督体系，包括了人大监督、政党监督、行政监督、司法监督、群众监督、舆论监督等，其中政党监督主要指执政党，即中国共产党的监督;行政监督包括行政监察、行政复议和审计监督;司法监督包括检察院和法院监督。《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的颁布，为党政领导干部的责任机制初步形成建立了比较完整的体系，它既包括党内的纪律问责，又包括行政体系内的行政问责，还包括司法问责与民主问责，表明了问责将向制度化、规范化与程序化发展的趋势。这些种类不同的问责形式并不是相互排斥的关系，而是相辅相成，相互嵌套，共同作用于责任人。罗美泽克(RomzekB．S．)曾提出“问责是在公共行政人员和其相关联的授权群体之间通过相应的问责机制、程序和战略设计去传达后者的期望。”［2］所以，行政问责制约、激励作用的发挥，要通过各类主体以不同的监督方式来实现。根据上文对行政问责内涵的理解，可以整合以上各种监督方式作为衡量和检验不同层面责任执行的路径，发挥行政问责资源的综合效益，从而构成一个行政问责为基础的公共行政监督体系，即以群众监督和舆论监督来检查和反映行政机关及其公务员对道义责任的承担情况;以人大监督和政党监督来检查和反映行政机关及其公务员对政治责任的承担情况;以行政监督来检查和反映行政机关及其公务员对行政责任的承担情况;以司法监督来检查和反映行政机关及其公务员对法律责任承担情况。在这个监督体系中，不同的问责主体，通过不同的监督方式，来衡量行政机关及其公务员对不同层面责任的承担情况，进而实现行政问责与其他监督方式相互衔接、协调配合。

三、以行政问责为基础的公共行政监督体系

有权必有责，没有问责机制为后盾，权力必然恣意妄为。行政问责体现的是行政管理中行政权力与行政责任一致的原则。一般情况下，各种形式的监督都是以检验政府机关及其公务员责任承担情况、提高其行政效能为目的的;是对行政系统对不同层面“责任”承担情况的衡量与追究，脱离了“问责”这一监督“内核”的监督方式只能流于形式和表面，不能达到监督的目的，从某种意义上说，行政问责应是各种监督方式的核心，是建构公共行政监督体系的基础。确立行政问责在行政监督体系中的重要作用需要相应的五个转变:第一，改变根据上级领导的意图和意见来决定承担何种责任的情况，实现问责方式由“权力问责”向“制度问责”的转变。第二，问责情形由不仅追究“有过”责任向同时追究“无为”责任转变。第三，问责情节更加注重细节，强调“小节”，从“大事问责”向“小事问责”转变［3］。第四，实现由单一类型的行政责任向包括道义责任、政治责任、行政责任和法律责任的多元化责任体系的转变，发挥各相关问责主体的作用，形成全方位的问责体系。第五，问责环节由侧重于行政执行过程的问责向行政执行与行政决策问责并重的转变。

1．道义问责:充分发挥群众监督和舆论监督的作用

由于目前的行政问责中，存在重行政责任，轻道义责任的现象。在实践中问责的范围往往是限于出现重大事故、损失等明显的过失;而对于因个人能力、言论、品行等方面的问题，影响政府声誉、形象是否承担责任并不明确。这在很大程度上损害了公共行政的公信力，影响了政府的正常运行。因此，有必要进一步开展道义问责。道义责任履行情况的衡量和检查，主要是通过群众监督和舆论监督来实现的。一方面，要健全公民权利救济机制。如果法律或制度赋予了个人一项权利，但是这种权利受到侵害之后没有司法或行政上的保障，那么这项权利就是无效的。权利救济机制如果能够有效运转，广大公民就可能会更积极地参与监督，及时将未承担好道义责任的行政机关及其人员反映出来。信访制度、举报制度、批评建议控告及申诉制度等都是促进道义问责实施的有效制度。另一方面，要给予新闻媒体更多的话语权，加大舆论监督力度，提升道义责任的作用。道义问责的实现，需要借助新闻媒体的监督，形成对公务员道义责任承担情况的反应机制，在行政系统中形成一种良好的道德氛围。在公务员任免、升降中，可以适当以媒体对其行政道德评价作为一个考核指标。当然，在道义问责中，也需要防止公众情绪化对问责主体、问责程序的影响。

2．政治问责:加强人大监督和政党监督

行政责任的范围常常是由政治契约来规定的。［4］古德诺在《政治与行政》这部经典著作中，不仅明确地提出了政治与行政是在何种意义上分立，而且系统地阐述了如何使政治与行政协调发展。他认为，只有政治对行政实施适当的和有效的控制，才能使二者协调发展［5］。从政治与行政协调发展角度看，政治应对行政有一定的控制。这种控制可以由立法机构实施，也可以由执政党政党实施:在我国的国家权力体系中，人大是在本行政区域内代表国家和人民行使最高权力的机构，人大是以人民作后盾，以国家强制力作保证的国家权力监督;我国实行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中国共产党是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党管干部”是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过程中应遵循的基本原则。行政机关及其公务员对人大和执政党负有政治责任，人大监督和政党监督是整个行政监督体系中最具权威和强制力的监督方式，是行政问责能够真正落实的根本保障。

第一，完善人大的政治问责。人大是代表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而且，法律赋予了人大各项监督权力，有利于问责的真正实行。人大在行政问责中所起到的作用，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我国民主政治的程度。完善人大的政治问责职能需要各级人大及其代表要树立“问责”的观念，充分行使宪法和法律赋予的监督权，切实履行自身的责任与义务;需要完善充实人大进行问责的监督权力体系，进一步对已有的质询权和调查权作进一步详细的规定，增强其可操作性;同时，可吸取有些地方人大的经验，推行代表评议和述职评议等制度，使人大监督向常态化发展;此外，还要完善罢免权和辞职权的有关规定，使人大的问责走向制度化。

第二，完善执政党的政治问责。执政党的政治问责，是执政党按照党规、党纪的要求，对违反规定的党员行政人员给予的责任的追究。在我国执政党即中国共产党同行政机关的关系中，横向上，所有党政机关的领导干部，都是由党的组织部门统一管理，统一调遣的;纵向上，由党负责管理和推荐从中央到地方各个层级政府的党政领导干部。所以，在我国执政党的政治问责具有绝对的权威。在执政党进行政治问责的过程中要处理好政党问责与其他形式问责的关系:一方面，执政党的问责不能代替政纪法纪处分，妥善处理好实行执政党问责与法纪政纪处分的关系:执政党问责后仍可依照有关规定给予被问责者法纪政纪处分;另一方面，并不是对所有被行政问责的公务人员都要给予党纪政纪处分。此外，各派的民主监督，对政治问责的落实具有强大的推动作用。

3．同体问责:充分发挥行政内部监督的作用

在行政问责中“谁来问责”这一问题上，行政权力的执掌者仍然是其关键。在行政系统内，由行政部门和人员对具体的责任人进行问责，监督成本相对较小，效果往往十分明显，仍然应得到更多鼓励。行政监督也仍是行政问责的主导者之一。通过这种系统内的自我清理、自我净化来维持行政系统的公信力，既可以防范官员错误行为，又可以节约司法资源和社会资源。完善同体问责机制需要做好以下两点:第一，要完善行政监督法规。从法律的高度明确规定行政内部监督的主体、监督权限、监督范围、监督内容、监督程序以及监督结果运用等有关问题，确保对问责客体行政责任追究的客观、规范。第二，要确立同异体问责的联动机制，形成有效合力:一是加强同道义问责的公民监督与舆论监督的联系，对未能履行好道义责任的问责客体，同时启动行政责任问责程序;二是加强同人大监督、政党监督以及司法监督的联系，对于违反法律、党规党纪的行政人员，及时交由相应问责主体处理。

4．司法问责:提高司法监督的独立性与有效性

行政监督范文篇7

关键词：行政监督；有效性；内部监督机制；外部监督网络

1对基本命题的认识

所谓行政监督是指监督主体对于行政机关以及内部工作人员是否依法行政所进行的监督。行政监督的必要性源于人类的两点共识，其一，必须制止利用公共权力谋取私利的行为；其二，为了防止这种可能变为现实，必须用权力来制约权力。在现代社会中，对行政机关及内部工作人员不进行有效的监督，滥用公共权力的腐败行为就会加速扩展。可以肯定，在现代社会中，对于行政监督过程中普遍存在的对腐败现象的诅咒和斥责，其价值功能除了宣泄不满情绪之外，最多也仅仅能形成一种反腐败的舆论氛围。而问题的关键则在于：“人人喊打”的舆论氛围虽然增加了权钱交易的“道德风险”，却从来不能制止腐败现象的滋生或从根本上消除腐败现象的存在。那么,怎样才能保证行政监督的有效性呢?

2行政监督有效性的分析与选择

2.1行政监督的经济性分析

经济学家麦克切斯内（McChesney）提出“政治创租(politicalrentcreation)”和“抽租(rentextraction)”的概念。前者是指政府行政人员利用行政干预的办法来增加私人企业的利润，人为创造租，诱使私人企业向他们“进贡”作为得到这种租的条件；后者是指政府行政人员故意提出某项会使私人企业利益受损的政策作为威胁，从而迫使私人企业割舍一部分既得利益与自己分享。在社会公共领域，由于政治创租和抽祖的存在，使得寻租活动(rent-seekingactivities)更具有普遍性和经常性。因此，强化行政监督就显得尤其重要。为了从经济利益的权衡中抬高由寻租活动带来的风险成本，理论和实践都证明“高薪养廉”在一定条件下是有效的廉政措施。但是，一旦如此，在中国当前背景下又会进一步强化人们择业时对行政工作岗位的竞争。即便如此，行政行为的正当性和效率仍得不到制度保证，隐蔽行动（hiddenaction）下的寻租和出工不出力的问题由于公共信息不对称等原因而难以从根本上消除，公共权力也难以受到公众的普遍监督。

2.2如何对行政监督做制度安排

经过大量的行政体制实践和无数理性设计与探索，人们发现由独立行使行政监督权的机构专门监督行政行为，是迄今比较成功和最有效的制度安排，它自然也构成对行政行为的内部监督机制。这种度制安排的关键在于：“监督权必须相对独立”，即职责独立，权限独立，人员懂得行政专业知识和技能，机构的开支单列，以此来解决上述问题。

2.3监督方式

在上述问题中，一旦监督和监督机构失去独立性，监督者就很难保证做到对行政事实与行政法规的吻合状况做出客观、无干扰的判断，其解释和结论是否指向公众利益和照章办事就很值得怀疑了。现实生活中，案件“查不下去”、“处理不下去”、“不敢碰硬”等问题，究其原因，首先是因为对于同处于一个权力金字塔内的组织力量和政治力量而言，很难形成有效的监督和被监督机制，监督者和被监督者在利益、价值观、工作作风及思维方式上都有一致性。一件事情，在公共权力金字塔外的人看来是极不应发生的，而塔内人则习以为常，见怪不怪。即使监督者能秉公执法，不为小团体利益所动，但客观存在的上下级隶属关系，使得自己“命运”握在上司手中，监督者不能不“三思而行”。

实践为解决该问题提供了答案：来自行政组织之外的立法监督、司法监督、社会团体和公民监督、新闻舆论监督，构成了外部监督网络，这些统称为外部监督。

（1）立法监督。

立法监督源于国家立法机构与政府行政机构特定的制约关系。政府是主司执行的权力机构，必然与立法机构存在监督与被监督关系。立法机关以最小代价原则进行工作，及时纠矫政府不合理的行政行为。从理论上讲，立法机构具有最直接的以权力制约权力的功能，如撤销政府不合理议案、废除违反法律条文的行政规则，以至罢免政府官员等。在西方国家中，议会不仅享有立法权，而且还拥有监督行政机关的权力，议会通过行使质询权、不信任投票权、弹劾权、任免权和调查权等，对政府和政府成员及其行为进行监督。但是，在我国目前“议行合一”的行政体制中，立法机构一部分议事权被“转交”给政府，政府行政权力过大，使得行政行为有可能借垄断专业信息之利脱离立法机构监督的视野，以至立法机构说话不灵，纠错不力，监督权受损，在某些地方甚至出现行政权大于立法权（权大于法）的怪现象。

因此确保行政监督的有效性，就要完善目前的监督立法和程序，以法治取代人治,奠定行政监督的法制基础,确保监督活动有法可依,加强执法监督,促使行政监督落到实处。在完善立法上,应抓紧研究制定一系列专门的法律、法规,尤其是需要加快制定一部《监督法》,对监督主体的职责和权限、监督的对象和范围、监督的方式和手段、监督者与被监督者的义务和权利等作出明确规定。“应根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对已经颁布的有关行政监督与廉政建设方面的法律、法规、制度进行修订和完善,使之更具有操作性、可行性和有效性。”

（2）司法监督。

司法监督是由国家检察机关和审判机关对公职人员实施法律情况的监督。这种监督在英美法系中称为“司法审查制度”，在大陆法系则称为“行政诉讼制度”。在外部监督的诸形式中，司法监督有两个鲜明特点：一是以国家法律条文作为实施监督的准则，对那些跨越法律禁区违法乱纪的行政行为，检察院通过立案侦察、批捕和提起公诉行使检察权，法院行使审判权，依法追究行政行为事件及当事人的法律责任。二是监督主体是国家暴力机关，它以极强的威慑权和强制性促使公职人遵纪守法、忠于职守，防止以权谋私和分割公共利益，因而对行政行为的约束力量大，监督强度也最大。法律监督的实施力有赖于“有法必依，执法必严”原则的真正落实，执法权必须独立。

从中国目前的实际情况看，只在法律中规定了笼统的寥寥数言，“人民法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任何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却并没有相关的制度来保障。从这里可以知道，我国只承认人民法院的独立审判权，这就导致了在很多情况下具体执行审判的法官个人并不能就案件本身作出判决，而由没有具体参与案件调查的院长或者审判委员会判决，这实际上侵犯了诉讼人的权利，也有违法律“全面审理”的规定，代之以书面审理。1954年宪法第一次将法院从人民政府中分离了出来，但人事由各级权力机关任免，财物则由同级政府管理，并且此种体制一直延续至今。这种审判体制下，法院在人、财、物管理上不能“自治”，司法活动在外部环境上多方受制，就连法院的独立也成了疑问。

西方学者普遍认为，司法独立具有“制度上的特点”，各国建立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制度保障司法独立得以实现：法官终身制、专任制、退休制和高薪制。我国的《法官法》也吸收了这些原则精神，作出符合国情的规定。当然，对于法官的保障制度可能不限于此，应当指出法官的保障制度本身是不断向前发展的，只要国家与社会中出现可能危害法官独立的行为或现象，在保障制度上就应及时加以完善。我国过去法官任职条件较低，《法官法》的修订以及国家司法考试的举行将实际上严格我国的法官任职资格，一支专业化、高素质的法官队伍有望逐渐形成。在法官晋升制度上，我国应借鉴英美法系法院奉行的等级权力结构，使权力等级比较松散，法官晋升愿望不很强烈，法官个人独立性比较突出，不同级别法官之间的权力与待遇的差距很小，从而最终实现司法独立，直到摆脱司法的行政化。

（3）公民和社会团体监督。

通过对行政法律关系进行理论分析，我们会发现公民和社会团体无疑是行政行为作用的主要的也是最广泛的对象，行政系统中的公务人员直接同公众接触、打交道，其行政行为是否公平、公正、合理，有无越权、侵权等行为过失，不仅社会公众最为清楚，而且也直接对于公民和社会团体权利、义务关系进行调整，产生利害影响。故此，公民和社会团体作为行政监督的重要主体自然也最具有发言权。建立渠道畅通的公民监督方式，在行政公开、行政听证的条件下，公民的信访、举报、检举等制度应及时完善，使宪法规定的公民的监督权、批评权、建议权、申诉权、检举权得到切实保障

（4）新闻舆论监督。

新闻监督的立法应提上议程，社会对新闻立法早有提议，其重要意义，不止于新闻价值和较低、较全面的监督成本，关键在于它的公开性强，传播迅速，覆盖面广，能以强大的舆论力量对公众标准形成等社会生活产生极大影响。通过各种大众传播媒介客观地、合理地反映行政权力机关的工作，使积极的东西得以弘扬，对不正确的决策、管理措施和违法乱纪、不正之风等现象予以曝光，使之在社会舆论的压力下受到限制，确实能在成本较低的条件下起到弃恶扬善的作用。当然，对新闻的真实性和客观公正性应作监控，以保证新闻的有法可依，大胆的客观公正的监督。

综上所述，在培育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与之相匹配的高效率的行政管理与公共管理体制建立，需要辅之以强有力的行政监督体系，依靠监督制度约束行政行为，要比依靠道德教育引导行政行为更为有效。在目前情况下，有效的行政监督体制的建立与完善对于加速行政体制改革，促进我国社会政治进步，无疑都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参考文献

行政监督范文篇8

关键词：行政监督；有效性；内部监督机制；外部监督网络

1对基本命题的认识

所谓行政监督是指监督主体对于行政机关以及内部工作人员是否依法行政所进行的监督。行政监督的必要性源于人类的两点共识，其一，必须制止利用公共权力谋取私利的行为；其二，为了防止这种可能变为现实，必须用权力来制约权力。在现代社会中，对行政机关及内部工作人员不进行有效的监督，滥用公共权力的腐败行为就会加速扩展。可以肯定，在现代社会中，对于行政监督过程中普遍存在的对腐败现象的诅咒和斥责，其价值功能除了宣泄不满情绪之外，最多也仅仅能形成一种反腐败的舆论氛围。而问题的关键则在于：“人人喊打”的舆论氛围虽然增加了权钱交易的“道德风险”，却从来不能制止腐败现象的滋生或从根本上消除腐败现象的存在。那么,怎样才能保证行政监督的有效性呢?

2行政监督有效性的分析与选择

2.1行政监督的经济性分析

经济学家麦克切斯内（McChesney）提出“政治创租(politicalrentcreation)”和“抽租(rentextraction)”的概念。前者是指政府行政人员利用行政干预的办法来增加私人企业的利润，人为创造租，诱使私人企业向他们“进贡”作为得到这种租的条件；后者是指政府行政人员故意提出某项会使私人企业利益受损的政策作为威胁，从而迫使私人企业割舍一部分既得利益与自己分享。在社会公共领域，由于政治创租和抽祖的存在，使得寻租活动(rent-seekingactivities)更具有普遍性和经常性。因此，强化行政监督就显得尤其重要。为了从经济利益的权衡中抬高由寻租活动带来的风险成本，理论和实践都证明“高薪养廉”在一定条件下是有效的廉政措施。但是，一旦如此，在中国当前背景下又会进一步强化人们择业时对行政工作岗位的竞争。即便如此，行政行为的正当性和效率仍得不到制度保证，隐蔽行动（hiddenaction）下的寻租和出工不出力的问题由于公共信息不对称等原因而难以从根本上消除，公共权力也难以受到公众的普遍监督。

2.2如何对行政监督做制度安排

经过大量的行政体制实践和无数理性设计与探索，人们发现由独立行使行政监督权的机构专门监督行政行为，是迄今比较成功和最有效的制度安排，它自然也构成对行政行为的内部监督机制。这种度制安排的关键在于：“监督权必须相对独立”，即职责独立，权限独立，人员懂得行政专业知识和技能，机构的开支单列，以此来解决上述问题。

2.3监督方式

在上述问题中，一旦监督和监督机构失去独立性，监督者就很难保证做到对行政事实与行政法规的吻合状况做出客观、无干扰的判断，其解释和结论是否指向公众利益和照章办事就很值得怀疑了。现实生活中，案件“查不下去”、“处理不下去”、“不敢碰硬”等问题，究其原因，首先是因为对于同处于一个权力金字塔内的组织力量和政治力量而言，很难形成有效的监督和被监督机制，监督者和被监督者在利益、价值观、工作作风及思维方式上都有一致性。一件事情，在公共权力金字塔外的人看来是极不应发生的，而塔内人则习以为常，见怪不怪。即使监督者能秉公执法，不为小团体利益所动，但客观存在的上下级隶属关系，使得自己“命运”握在上司手中，监督者不能不“三思而行”。

实践为解决该问题提供了答案：来自行政组织之外的立法监督、司法监督、社会团体和公民监督、新闻舆论监督，构成了外部监督网络，这些统称为外部监督。

（1）立法监督。

立法监督源于国家立法机构与政府行政机构特定的制约关系。政府是主司执行的权力机构，必然与立法机构存在监督与被监督关系。立法机关以最小代价原则进行工作，及时纠矫政府不合理的行政行为。从理论上讲，立法机构具有最直接的以权力制约权力的功能，如撤销政府不合理议案、废除违反法律条文的行政规则，以至罢免政府官员等。在西方国家中，议会不仅享有立法权，而且还拥有监督行政机关的权力，议会通过行使质询权、不信任投票权、弹劾权、任免权和调查权等，对政府和政府成员及其行为进行监督。但是，在我国目前“议行合一”的行政体制中，立法机构一部分议事权被“转交”给政府，政府行政权力过大，使得行政行为有可能借垄断专业信息之利脱离立法机构监督的视野，以至立法机构说话不灵，纠错不力，监督权受损，在某些地方甚至出现行政权大于立法权（权大于法）的怪现象。

因此确保行政监督的有效性，就要完善目前的监督立法和程序，以法治取代人治,奠定行政监督的法制基础,确保监督活动有法可依,加强执法监督,促使行政监督落到实处。在完善立法上,应抓紧研究制定一系列专门的法律、法规,尤其是需要加快制定一部《监督法》,对监督主体的职责和权限、监督的对象和范围、监督的方式和手段、监督者与被监督者的义务和权利等作出明确规定。“应根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对已经颁布的有关行政监督与廉政建设方面的法律、法规、制度进行修订和完善,使之更具有操作性、可行性和有效性。”

（2）司法监督。

司法监督是由国家检察机关和审判机关对公职人员实施法律情况的监督。这种监督在英美法系中称为“司法审查制度”，在大陆法系则称为“行政诉讼制度”。在外部监督的诸形式中，司法监督有两个鲜明特点：一是以国家法律条文作为实施监督的准则，对那些跨越法律禁区违法乱纪的行政行为，检察院通过立案侦察、批捕和提起公诉行使检察权，法院行使审判权，依法追究行政行为事件及当事人的法律责任。二是监督主体是国家暴力机关，它以极强的威慑权和强制性促使公职人遵纪守法、忠于职守，防止以权谋私和分割公共利益，因而对行政行为的约束力量大，监督强度也最大。法律监督的实施力有赖于“有法必依，执法必严”原则的真正落实，执法权必须独立。

从中国目前的实际情况看，只在法律中规定了笼统的寥寥数言，“人民法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任何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却并没有相关的制度来保障。从这里可以知道，我国只承认人民法院的独立审判权，这就导致了在很多情况下具体执行审判的法官个人并不能就案件本身作出判决，而由没有具体参与案件调查的院长或者审判委员会判决，这实际上侵犯了诉讼人的权利，也有违法律“全面审理”的规定，代之以书面审理。1954年宪法第一次将法院从人民政府中分离了出来，但人事由各级权力机关任免，财物则由同级政府管理，并且此种体制一直延续至今。这种审判体制下，法院在人、财、物管理上不能“自治”，司法活动在外部环境上多方受制，就连法院的独立也成了疑问。

西方学者普遍认为，司法独立具有“制度上的特点”，各国建立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制度保障司法独立得以实现：法官终身制、专任制、退休制和高薪制。我国的《法官法》也吸收了这些原则精神，作出符合国情的规定。当然，对于法官的保障制度可能不限于此，应当指出法官的保障制度本身是不断向前发展的，只要国家与社会中出现可能危害法官独立的行为或现象，在保障制度上就应及时加以完善。我国过去法官任职条件较低，《法官法》的修订以及国家司法考试的举行将实际上严格我国的法官任职资格，一支专业化、高素质的法官队伍有望逐渐形成。在法官晋升制度上，我国应借鉴英美法系法院奉行的等级权力结构，使权力等级比较松散，法官晋升愿望不很强烈，法官个人独立性比较突出，不同级别法官之间的权力与待遇的差距很小，从而最终实现司法独立，直到摆脱司法的行政化。

（3）公民和社会团体监督。

通过对行政法律关系进行理论分析，我们会发现公民和社会团体无疑是行政行为作用的主要的也是最广泛的对象，行政系统中的公务人员直接同公众接触、打交道，其行政行为是否公平、公正、合理，有无越权、侵权等行为过失，不仅社会公众最为清楚，而且也直接对于公民和社会团体权利、义务关系进行调整，产生利害影响。故此，公民和社会团体作为行政监督的重要主体自然也最具有发言权。建立渠道畅通的公民监督方式，在行政公开、行政听证的条件下，公民的信访、举报、检举等制度应及时完善，使宪法规定的公民的监督权、批评权、建议权、申诉权、检举权得到切实保障

（4）新闻舆论监督。

新闻监督的立法应提上议程，社会对新闻立法早有提议，其重要意义，不止于新闻价值和较低、较全面的监督成本，关键在于它的公开性强，传播迅速，覆盖面广，能以强大的舆论力量对公众标准形成等社会生活产生极大影响。通过各种大众传播媒介客观地、合理地反映行政权力机关的工作，使积极的东西得以弘扬，对不正确的决策、管理措施和违法乱纪、不正之风等现象予以曝光，使之在社会舆论的压力下受到限制，确实能在成本较低的条件下起到弃恶扬善的作用。当然，对新闻的真实性和客观公正性应作监控，以保证新闻的有法可依，大胆的客观公正的监督。

综上所述，在培育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与之相匹配的高效率的行政管理与公共管理体制建立，需要辅之以强有力的行政监督体系，依靠监督制度约束行政行为，要比依靠道德教育引导行政行为更为有效。在目前情况下，有效的行政监督体制的建立与完善对于加速行政体制改革，促进我国社会政治进步，无疑都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参考文献

行政监督范文篇9

关键词：公民参与；行政监督；行政效率

20世纪中叶前后，一些国家的公共行政领域发生了变化，公共行政由“等级为中心”向以“公民为中心”转变，政府所扮演的角色以及政府与公民的关系方面发生了质的变化。行政民主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世界范围内，公民有组织地参与公共事务以及第三部门的建立推动了民主化进程。公民参与已成为现代民主政治制度下公民所具有的一种普遍性行为。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也开始强调“公民的有序参与政治”，并把它作为推进中国特色民主政治的重要内容。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指出：坚持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从各个层次、各个领域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最广泛地动员和组织人民依法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公民参与是加强行政监督，推进政风建设的有效手段，是人民当家作主的体现，是行政决策科学化、政治民主化的保证，对建设法治政府，实现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有着重要意义。

一、当前我国行政监督体制下公民政治参与的现状及问题

近年来，我国各级政府在鼓励公民参与公共政策制定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但目前还存在亟须解决的问题：在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公民参与的主体意识不强，公民参与的广度、深度还不够，公民参与制度化保障还不健全，公民参与政治的渠道不畅等。

(一)公民参与的主体意识不强，各个监督主体的监督不到位

由于传统行政文化的负面影响，造成公民参与政治的热情不高。表现在对公共政策制定的政治冷漠心理和依附顺从态度上。长期以来，我国没有形成公众积极参与的政治文化，“官本位”强调官吏只向上级负责，而不受下属和人民的制约。权威型行政文化导致了行政决策和行政管理者与公众之间缺乏必要的沟通与交流，管理与决策被看作只是行政领导的职责和权力内的事，普通行政人员及广大社会公众实际上被排除于管理、决策过程之外。在行政系统内部，为保证政令统一，强调上下级之间严格的命令与服从关系。在行政系统外部，政府作为行政管理主体对社会公众发号施令，作为管理对象的公众总是被动地接受。政府及行政官员们居高临下的姿态，破坏公众参与的社会氛围，大部分民众还是选择了消极的服从政府权办，忽视自身的权力，公民参与的主动性和自觉性较低。集权式行政文化片面强调政府的统治性、公民的服从性，使得政府与作为行政管理相对方的公民双方地位不平等，剥夺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

至今为止，一些公民参与政治的活动具有随大流的从众性，真正出于自主意识自愿参加的公民参与行为还不多，而且由于大多数人无法直接参与到最高权力机关的宏观政策制定的过程中，也很难真正影响到政策的制定，公民参与‘的效果不理想，导致公众参与的积极性不高。

公民缺乏独立的主体意识，一方面对公共政策执行主体权威盲目崇拜，把自己的政治和政治命运要求寄托在对公共政策制定和执行主体的部分“清官”身上，而不能依法对其不法行为进行监督和投诉；另一方面，他们缺乏应有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他们对公共政策制定中应有的政策权益不敢或不愿去主动争取，从而直接或间接地助长了人治型和专制型政治文化的顽固不化。再加上公民的权利意识、法律意识贫乏，参与国家和社会管理的经验相对较少，素质和能力偏低，这些都导致了公民参与不足。

无论是公众还是一般行政人员，甚至是一些行政领导，对行政决策和行政管理活动的监督意识淡薄，监督思想认识不到位。从行政系统内部监督来看，很少真正撤销或改变不适当的行政规范性文件；上级政府对下级具体行政行为的审查，仍处于不告不理的阶段。从行政系统的外部监督关系看，人大权力机关的监督权威尚未归位，公民参与监督还没有形成风气，舆论监督的作用还非常不够。

(二)制度建设不完善，法律法规不全

1．监督体制不完善，没有形成监督的合力

目前，我国监督体系的基本架构是内部行政监督体制和外部行政监督体制相结合的监督体系，已经形成了一个以行政机关和行政人员及其行政行为为指向中心的全面的约束体系。但是，现在的行政监督体制还是存在着不少的缺陷，这些不足影响了政府工作的效率，也影响了我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主要体现在：

第一，我国的行政监督体制多元无序。各类行政监督体系在运行机制上缺乏应有的沟通和有机的协调，致使监督主体之间的相互推诿或重复监督现象严重。这使行政监督工作难以真正落实，影响了行政监督的权威性和有效性。

第二，专门监督机构受制于监督客体。我国监督机构的设置不是独立的，而是受同级行政机关和上级业务部门的双重领导；其负责人不是由党政领导人兼任，就是由党政机关任命。对各级人民政府及其领导的监督，上级监察机关处于“管得着”但“看不见”的状态，本级监察机关是“看得见”但“管不着”。目前对这部分监察对象的监督，主要依靠群众的举报揭发。然而这些人身居庙堂之高，一般群众很难了解其违法违纪的事实详情，由此造成了一个监察黑洞。其原因在于监察机构设置于政府内部，在政府首长的领导下开展工作，从整个行政管理系统来看，虽然处于执行机构的地位却没有实际上的独立性，所以对政府首长的监督显得责大权小，位卑言轻，结果是同级监察机关对行政首长的违法违纪行为无可奈何，有心监督但力不从心，甚至唯首长之命是从，使监督人员往往受制于长官意志。

监督机构附属型的隶属关系体制，使监督主体在人员编制、经费拨付、劳动工资等方面受制于监督客体，这就为行政领导对监察机关的监察活动进行干预打开了方便之门。一些地方领导干部为了局部利益，从本位主义和个人私利出发，对本单位发生的违法违纪案件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或对该立案的不立案，该清查的不清查，该处理的不处理；或者千方百计阻挠监察工作，使得违法违纪行为难以得到及时严肃的查处。

监察机构缺乏实施监督职能所必需的权力与权威，在实践中较少发挥监督作用，较多履行办案职能。由于监察部门和其他部门平起平坐，本身不具有而且上级也未赋予其综合管理的职权，在涉及财务开支、计划立项、物资分配、土地征管、房产管理等方面的不廉洁问题时，也无从干涉。

2．行政监督法治程度低，弹性因素强

目前我国行政监督法律体系还不够完备，缺乏明确的监督标准和监督方法，这就容易导致监督的随意性，不利于准确判断和及时纠正监督客体的越轨行为，追究其违法乱纪责任，从而损害了行政监督的科学性与严肃性。从行政系统内部监督关系看，上级对下级的执法监督存在着许多薄弱环节，主要表现在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及部门的行政行为监督不够，监督行为缺乏精细的标准，随意性大；监督有名无实、不到位，不到出现大问题就不予以处理。

3．决策层和社会各阶层的联系缺失，公民参与因信息不对称而造成监督行为滞后

我国行政监督的问题还体现为偏重于追惩性的事后监督处理，忽略了行政行为发生前的预防和进行中的控制。往往是等到问题出现，造成不可挽回的严重后果以后才去追究。这种监督虽在一定程度上对于打击腐败和惩罚失职具有一定作用，也能够起到一定的威慑作用，但是，其造成的损失与危害有时难以弥补。导致这一现象的原因主要是决策中政府行为缺乏全程监督。

知情才能议政，行政决策的透明度不高，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公众的参与度或不能及时参与。我国传统行政管理的特点就是封闭性，一方面，一些官员受中国传统的“官本位”思想影响，忘记自己公仆身份，拒绝在政策制定过程中听取和吸收公民意见，公民参与权和决策权无从得到保障；另一方面，信息透明度不够，在政务公开的程序、内容真实性方面没有做到规范，有些政府公布的信息不全或避重就轻甚至故意隐瞒事实，这些都严重损害了公民的知情权，公民不能及时全面地对政策制定进行有效监督。

4．缺乏公民对官员的评估机制。

首先，由于对官员的考核一直是“官考官”，就形成了公务员“唯上”的工作思维方法，一个地方的各级政府的工作方向常常随领导人的变动或兴趣转移而变动。其次，传统的考核标准具有零散性、随机性特点，人为因素很大。再者，传统考核缺乏延续性。其中，最主要的是“民考官”没有得到重视，很少吸收公众的意见。

(三)参与渠道不完善

选举制度、听证会制度、信访制度、民意调查制度、与人大代表接触这些能够引起广泛参与的方式是我国公民参与政策制定的重要渠道，但是在很大程度上这些都只是一种形式，其具体功效还有待提高。而那些相对比较正式的渠道又大多是官方的，公众参与的广度和深度都严重不足。

(四)公民社会大环境的缺失

公民社会强调公民对社会政治生活的参与和对国家权力的监督和制约。我国公民社会到近代才出现，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在高度集中的经济、政治体制下，公民社会处于缺失状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公民社会的基础条件发生了变化，市场和民主法治的发展，为公民社会的成长提供了条件。但是转型期的中国尚不具备公民社会完备的制度设计；组织化程度不高，一些非营利组织的独立性不强，还带有官方色彩；社会普遍的平等观念没有确立，对弱势群体及社会底层成员的歧视依然存在；公民的社会责任意识不强；对权威服从甚于对法律的敬威等等。

三、转型期完善行政监督体制下的公民参与的路径选择

针对目前中国行政监督方面存在的以上种种问题，必须寻求解决的办法，转换和优化行政监督机制。

(一)培育公民参与意识

培育公民参与意识，首先，解决思想观念问题，提高公民参政议政的意识。在过去的几十年中，由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中的政治生活，民主建设过程包括公民参与的发展缓慢，从领导阶层到一般公民。都在不同程度上轻视公民参与。随着经济、政治、社会的发展，我国公民主体地位和意识不断加强，公民越来越注重和保护自身利益。越来越多的公民意识到自己有能力影响那些与他们生活紧密相关的公共政策的制定与执行，并不断要求在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获得发言的机会。对公民的这种思想意识要积极引导。其次，要通过宣传和教育，提高公民自身素质。“一方面，通过教育的途径，从小培养人民对公共事务的兴趣和习惯，是政治成为其生活的一部分；另一方面，教育人们认知政府的法律、制度，并且学习如何实际操作这些制度。”通过培育，使公民具备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自主意识、责任意识、法制意识等现代观念。

(二)完善制度建设。增强监督合力和实效

1．健全监督机制，加强公众和舆论监督

第一，注意监督主体之间的协调，强化监督主体的独立性。针对我国行政监督体制的多元无序，各类行政监督体系在运行机制上缺乏应有的沟通和有机协调的弱点，应该建立简化的行政监督体制统一的领导机制。十七大报告指出加大机构整合力度，探索实行职能有机统一的大部门体制，健全部门间协调配合机制。行政监督机制完善也应该以此为目标，要进一步调整监督体系，对监督主体功能重组协调，依法建立立体的社会监督网络。协调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社会组织、社会舆论、人民群众的监督和党的监督这些主要监督主体之间的关系，使各种监督主体形成合力。要明确每一种监督主体的地位、职责、权限以及具体规范监督活动的范围、方式和程序等。要推进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制度建设；把政治协商纳入决策程序，完善民主监督机制。要落实党内监督条例，加强民主监督，发挥好舆论监督作用，增强监督合力和实效。总理在谈到民主监督时借用了回答民主人士黄炎培的一句话：我们要自觉地接受人民代表大会的监督，接受政协的民主监督，经常地听取派和党外人士的意见，也听取专家学者各方面的意见。最重要的，是听取民间的意见。

只有行政监督机关保持独立，才能保证监督的有效性。为此，应该建立自上而下的独立的外部监督体系。在组织上使现行的监督监察部门从行政机关独立出来，不再隶属于行政部门的领导，并提升其地位，赋予其相应的职权，监督同级行政部门和行政首长。独立出来的监察机关是自上而下的垂直领导体制，下级监察部门只受上级监察部门的监督，干部的任免由上级进行，并只对上级负责，不受行政部门的约束。要给监察机关和监察人员充分的自主权，使他们能够独立地行使监察权，而不至于受到其他权力不合理的干涉，影响监察效果。建立相对独立监督机构后，要把该机构作为整合整个行政监督力量的统一领导机构，由它统一组织、管理、协调和指挥各种行政监督力量。这样就可避免监督主体多、政出多门、各行其是、力量分散的缺点，形成一股强大的监督合力，充分发挥监督体系的整体效应。

第二，加强公民监督和舆论监督。公民监督是指公民对国家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实施的监督。公民监督是我国行政监督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公民通过举报、控告和检举国家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违法、渎职、侵权等行为，公民还可以通过信访等渠道实行监督。从我国近年来反腐败工作实践看，监察机关办案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群众举报。这说明人民群众监督的作用。人民群众对国家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监督，看似微不足道，但是却对政府的行政工作有着巨大的推动作用。平常的百姓对政府的工作进行同步监督，就会使行政机关人员心无旁鹜地投入本职工作中，无暇顾及不必要的事务，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杜绝贪污腐败事件的发生，从而提高政府行政工作的效率。

加大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舆论监督以其置身于事外而具有公正性。它以其信息传递上的公开、迅速、广泛，对监督客体产生巨大的政治压力和效应。马克思称新闻舆论监督为“第三种权力”，足见其重要作用。

强化社会及新闻媒体的外部监督。对滥用权力者和腐败者及搞不正之风的行为进行揭露和曝光，将其错误和罪恶公布于众，产生全民公审的威力。让社会各界的群众积极参与行政监督活动，通过不同的渠道直接监督政府行为，使其依法行政，帮助政府纠正工作失误，预防失职、擅权、腐败现象。

2．健全行政监督法规，实行行政监督的法制化

要保证政策科学化、民主化的实现，使公共政策更加合理科学，避免和减少重大的失误，就应有一套较为完善的法律制度体系，将公共政策过程纳入法制化的轨道。加强行政监督立法，健全法规是依法实行行政监督的前提和基础。行政监督工作既需要基本法规，还要制定各类行政监督机关组织法；既要制定实体法规，还要制定行政监督程序法。统一立法，尽快制定一系列互相配套、覆盖范围广、操作性强的法规体系。要明确规定立法监督、执法监督和守法监督三项内容，并把执法监督和守法监督作为重点。依法监督才是有效的监督，行政监督主体监督职能的行使，必须有法定的方式和程序。

3．进一步完善政务信息公开制度，切实保障公民的知情权，提高公民参与监督的有效性和及时性

“加强决策层和社会各阶级的联系，倾听社会的呼声，反映他们的利益要求和愿望，接受社会各阶层的监督和制约。”没有政务信息的公开，就没有社会大众的知情权的落实；而没有知情权的落实，参政议政的权利的行使也就无从谈起。在不危及国家和社会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安全的情况下，进一步扩大政务公开的范围，提高行政行为的透明度，以便更广泛地接受群众监督、社会监督和舆论监督。近年来，我国在政务公开上开始进行探索，并取得较大的突破，但仍存在不少问题，要采取相应对策加以解决，要实现政务公开法制化；充分利用信息时代的技术优势，扩大政府信息公开化的义务主体范围，提升信息公开的广度。

公民参与不仅仅是一种形式，一个过程，它同时也应该表现出一种结果。公民参与只有以能够让他们看得见的形式表现出来，只有让公民行使权利，才是真正的民主。只有民情民意被尊重和重视，才能最终保障和调动公众参与政务及一切社会活动的积极性。我们不仅强调要保证公民的参与权，而且还要保证公民的有效参与，即公民参与后能充分有效地发挥其参与的作用。要确保公民参与有实效，必须做到以下几点：一是参与代表的选择应更具有科学性。二是明确公民参与的权利和义务，让公民理性参与。既明确参与代表调查研究和收集信息的权利、与主管部门沟通协商的权利、调查研究和意见表达受保护的权利，又明确其遵守国家法律的义务。三是有序参与，规范公民参与程序。通过制定必要的规定、办法，使公民参与有章可循。四是尽可能多地安排交流对话的时间，使他们的意见和建议得到充分表达。

以往的行政监督体制偏重于权力运行后果的监督，而对权力运行过程的监督相当薄弱。实践证明仅靠事后监督，无法彻底解决政府及职能部门出现的日益严重的腐败和渎职现象，而且事后监督只能应付既成事实。要防止重大决策的失误，遏制腐败现象的产生，必须由目前的事后检查；惩戒为主的监督，转向注重行为因果、事件始终的全过程监督，建立有效的防范与控制机制。不仅要对行政决策行为的可行性的监督，而且也要注意对实施过程的监督。做好事前的防范性监督、事中控制性监督和事后的查处性监督，真正实现把问题禁于未萌，把恶果止于未果的最佳监督功效。

4．建立和健全公民参与对官员的评估机制。

科学的评估体系，有利于提升政府管理能力，形成以绩效为导向的管理机制，提高行政效能。在对行政官员绩效考核时，要吸纳群众的意见，要把群众意见、“公民满意度”作为考评干部的重要砝码。一个地方的民众，对公共管理、公共服务的水平最有发言权，以多数人的立场对被评定者予以观察评价的话，可获得对被考评人更客观、真实的评价。对官员的评估一旦有了足够的公众参与度，就会使政府公务员变“唯上”为“唯民众”。

当然，让民意成为导向，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现在民意表达的程度与对公共决策施加影响甚至形成压力的要求，显然还相差甚远。这是因为我们传统的政治文化中“官威不可犯”之类的观念在人们的思想中根深蒂固，非一朝一夕所能改变的。但是，社会在不断进步，人们的民主意识在不断增强，民意的评价将越来越重要。公众声音的充分表达，不仅有助于纠正行政决策的错误，而且还可以强化公众的民主和参与意识，培育一种健康的政治文化，因此，必须重视行政发展的民主价值取向，干部考察工作要注重运用民主这个武器，坚持走群众路线，倾听群众呼声。

(三)拓宽公民参与渠道，实现监督形式的多样化

近年来公民参与政治的渠道主要有：通过选举人民代表和推荐政协委员的方式参与政策议程，党和政府开设的来信来访、领导接待日、各种不定期的座谈会等渠道。还有听证会制度、信息公开制度、民意调查制度、公示制度、旁听制度等，也已成为我国公民参与政治的途径。但对于普通公民来说，能够直接参与的机会太少，很大程度上来信来访、领导接待日这些活动只是党和政府联系群众、克服领导机关和领导者的官僚主义作风、塑造党的形象而开设的。可见，真正能够吸纳公众参与公共政策的渠道还需要拓宽，已经形成公民参政的渠道还有待进一步落实。

监督形式的多样化就是要实现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监察结合、主动监察和被动监察并举。特别要拓宽自下而上监察的途径，加强主动监察。自上而下的巡察制度是一种行之有效的监督方式。这种监督方式不仅可以加强监察官的权威，排除政府部门和地方官对监察工作的干扰，而且可以及时发现和揭露官员的贪赃枉法行为，防止腐败蔓延。通过派员巡察的方式，主动获取监察情报，及时发现行政偏差和失误，采取切实可行的补救措施，有利于克服坐镇接受检举的被动监察局面。进一步加强监察机关工作主动性，尤其应该建立常规的主动监察制度。实行常规主动监察可以促进廉政，同时也可以促进勤政。

(四)积极营造公民社会

营造有利于我国公民参与的政治文化，为公民参与创造良好的政治心理背景。一般来说，有利于公民参与发展的文化氛围有：一是普遍的平等观念；二是广泛的自主意识；三是强烈的责任感；四是法制原则。为此，必须克服传统政治文化造成的参与中的冷漠和急躁情绪，积极培育公民参与所需要的适度、理性的心理背景。培育公民社会向着理性、自主、自治、自律的方向发展。

行政监督范文篇10

关键词：行政监督；有效性；内部监督机制；外部监督网络

1对基本命题的认识

所谓行政监督是指监督主体对于行政机关以及内部工作人员是否依法行政所进行的监督。行政监督的必要性源于人类的两点共识，其一，必须制止利用公共权力谋取私利的行为；其二，为了防止这种可能变为现实，必须用权力来制约权力。在现代社会中，对行政机关及内部工作人员不进行有效的监督，滥用公共权力的腐败行为就会加速扩展。可以肯定，在现代社会中，对于行政监督过程中普遍存在的对腐败现象的诅咒和斥责，其价值功能除了宣泄不满情绪之外，最多也仅仅能形成一种反腐败的舆论氛围。而问题的关键则在于：“人人喊打”的舆论氛围虽然增加了权钱交易的“道德风险”，却从来不能制止腐败现象的滋生或从根本上消除腐败现象的存在。那么,怎样才能保证行政监督的有效性呢?

2行政监督有效性的分析与选择

2.1行政监督的经济性分析

经济学家麦克切斯内（McChesney）提出“政治创租(politicalrentcreation)”和“抽租(rentextraction)”的概念。前者是指政府行政人员利用行政干预的办法来增加私人企业的利润，人为创造租，诱使私人企业向他们“进贡”作为得到这种租的条件；后者是指政府行政人员故意提出某项会使私人企业利益受损的政策作为威胁，从而迫使私人企业割舍一部分既得利益与自己分享。在社会公共领域，由于政治创租和抽祖的存在，使得寻租活动(rent-seekingactivities)更具有普遍性和经常性。因此，强化行政监督就显得尤其重要。为了从经济利益的权衡中抬高由寻租活动带来的风险成本，理论和实践都证明“高薪养廉”在一定条件下是有效的廉政措施。但是，一旦如此，在中国当前背景下又会进一步强化人们择业时对行政工作岗位的竞争。即便如此，行政行为的正当性和效率仍得不到制度保证，隐蔽行动（hiddenaction）下的寻租和出工不出力的问题由于公共信息不对称等原因而难以从根本上消除，公共权力也难以受到公众的普遍监督。

2.2如何对行政监督做制度安排

经过大量的行政体制实践和无数理性设计与探索，人们发现由独立行使行政监督权的机构专门监督行政行为，是迄今比较成功和最有效的制度安排，它自然也构成对行政行为的内部监督机制。这种度制安排的关键在于：“监督权必须相对独立”，即职责独立，权限独立，人员懂得行政专业知识和技能，机构的开支单列，以此来解决上述问题。

2.3监督方式

在上述问题中，一旦监督和监督机构失去独立性，监督者就很难保证做到对行政事实与行政法规的吻合状况做出客观、无干扰的判断，其解释和结论是否指向公众利益和照章办事就很值得怀疑了。现实生活中，案件“查不下去”、“处理不下去”、“不敢碰硬”等问题，究其原因，首先是因为对于同处于一个权力金字塔内的组织力量和政治力量而言，很难形成有效的监督和被监督机制，监督者和被监督者在利益、价值观、工作作风及思维方式上都有一致性。一件事情，在公共权力金字塔外的人看来是极不应发生的，而塔内人则习以为常，见怪不怪。即使监督者能秉公执法，不为小团体利益所动，但客观存在的上下级隶属关系，使得自己“命运”握在上司手中，监督者不能不“三思而行”。

实践为解决该问题提供了答案：来自行政组织之外的立法监督、司法监督、社会团体和公民监督、新闻舆论监督，构成了外部监督网络，这些统称为外部监督。

（1）立法监督。

立法监督源于国家立法机构与政府行政机构特定的制约关系。政府是主司执行的权力机构，必然与立法机构存在监督与被监督关系。立法机关以最小代价原则进行工作，及时纠矫政府不合理的行政行为。从理论上讲，立法机构具有最直接的以权力制约权力的功能，如撤销政府不合理议案、废除违反法律条文的行政规则，以至罢免政府官员等。在西方国家中，议会不仅享有立法权，而且还拥有监督行政机关的权力，议会通过行使质询权、不信任投票权、弹劾权、任免权和调查权等，对政府和政府成员及其行为进行监督。但是，在我国目前“议行合一”的行政体制中，立法机构一部分议事权被“转交”给政府，政府行政权力过大，使得行政行为有可能借垄断专业信息之利脱离立法机构监督的视野，以至立法机构说话不灵，纠错不力，监督权受损，在某些地方甚至出现行政权大于立法权（权大于法）的怪现象。

因此确保行政监督的有效性，就要完善目前的监督立法和程序，以法治取代人治,奠定行政监督的法制基础,确保监督活动有法可依,加强执法监督,促使行政监督落到实处。在完善立法上,应抓紧研究制定一系列专门的法律、法规,尤其是需要加快制定一部《监督法》,对监督主体的职责和权限、监督的对象和范围、监督的方式和手段、监督者与被监督者的义务和权利等作出明确规定。“应根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对已经颁布的有关行政监督与廉政建设方面的法律、法规、制度进行修订和完善,使之更具有操作性、可行性和有效性。”

（2）司法监督。

司法监督是由国家检察机关和审判机关对公职人员实施法律情况的监督。这种监督在英美法系中称为“司法审查制度”，在大陆法系则称为“行政诉讼制度”。在外部监督的诸形式中，司法监督有两个鲜明特点：一是以国家法律条文作为实施监督的准则，对那些跨越法律禁区违法乱纪的行政行为，检察院通过立案侦察、批捕和提起公诉行使检察权，法院行使审判权，依法追究行政行为事件及当事人的法律责任。二是监督主体是国家暴力机关，它以极强的威慑权和强制性促使公职人遵纪守法、忠于职守，防止以权谋私和分割公共利益，因而对行政行为的约束力量大，监督强度也最大。法律监督的实施力有赖于“有法必依，执法必严”原则的真正落实，执法权必须独立。

从中国目前的实际情况看，只在法律中规定了笼统的寥寥数言，“人民法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任何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却并没有相关的制度来保障。从这里可以知道，我国只承认人民法院的独立审判权，这就导致了在很多情况下具体执行审判的法官个人并不能就案件本身作出判决，而由没有具体参与案件调查的院长或者审判委员会判决，这实际上侵犯了诉讼人的权利，也有违法律“全面审理”的规定，代之以书面审理。1954年宪法第一次将法院从人民政府中分离了出来，但人事由各级权力机关任免，财物则由同级政府管理，并且此种体制一直延续至今。这种审判体制下，法院在人、财、物管理上不能“自治”，司法活动在外部环境上多方受制，就连法院的独立也成了疑问。

西方学者普遍认为，司法独立具有“制度上的特点”，各国建立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制度保障司法独立得以实现：法官终身制、专任制、退休制和高薪制。我国的《法官法》也吸收了这些原则精神，作出符合国情的规定。当然，对于法官的保障制度可能不限于此，应当指出法官的保障制度本身是不断向前发展的，只要国家与社会中出现可能危害法官独立的行为或现象，在保障制度上就应及时加以完善。我国过去法官任职条件较低，《法官法》的修订以及国家司法考试的举行将实际上严格我国的法官任职资格，一支专业化、高素质的法官队伍有望逐渐形成。在法官晋升制度上，我国应借鉴英美法系法院奉行的等级权力结构，使权力等级比较松散，法官晋升愿望不很强烈，法官个人独立性比较突出，不同级别法官之间的权力与待遇的差距很小，从而最终实现司法独立，直到摆脱司法的行政化。

（3）公民和社会团体监督。

通过对行政法律关系进行理论分析，我们会发现公民和社会团体无疑是行政行为作用的主要的也是最广泛的对象，行政系统中的公务人员直接同公众接触、打交道，其行政行为是否公平、公正、合理，有无越权、侵权等行为过失，不仅社会公众最为清楚，而且也直接对于公民和社会团体权利、义务关系进行调整，产生利害影响。故此，公民和社会团体作为行政监督的重要主体自然也最具有发言权。建立渠道畅通的公民监督方式，在行政公开、行政听证的条件下，公民的信访、举报、检举等制度应及时完善，使宪法规定的公民的监督权、批评权、建议权、申诉权、检举权得到切实保障

（4）新闻舆论监督。

新闻监督的立法应提上议程，社会对新闻立法早有提议，其重要意义，不止于新闻价值和较低、较全面的监督成本，关键在于它的公开性强，传播迅速，覆盖面广，能以强大的舆论力量对公众标准形成等社会生活产生极大影响。通过各种大众传播媒介客观地、合理地反映行政权力机关的工作，使积极的东西得以弘扬，对不正确的决策、管理措施和违法乱纪、不正之风等现象予以曝光，使之在社会舆论的压力下受到限制，确实能在成本较低的条件下起到弃恶扬善的作用。当然，对新闻的真实性和客观公正性应作监控，以保证新闻的有法可依，大胆的客观公正的监督。

综上所述，在培育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与之相匹配的高效率的行政管理与公共管理体制建立，需要辅之以强有力的行政监督体系，依靠监督制度约束行政行为，要比依靠道德教育引导行政行为更为有效。在目前情况下，有效的行政监督体制的建立与完善对于加速行政体制改革，促进我国社会政治进步，无疑都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