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学范文10篇

刑法学范文篇1

一、比较刑法学

(一)比较刑法学渊源。比较刑法学的产生和发展与刑法学的产生和发展基本上是同步的，即比较刑法学是伴随着刑法学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比较刑法学的发展一般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一是比较刑法学的形成阶段。早在19世纪初，法国的巴黎法学院第一次开设了比较刑法讲座，这次比较刑法学讲座的开设将意味着比较刑法学的产生，也是比较刑法学创立的重要标准。从此以后比较刑法学不仅仅在法国开始传播，还在整个欧洲大陆的其他国家陆续产生与兴起，一时间比较刑法学成为了欧洲大陆国家刑法学研究与讨论的新领域。同时比较刑法学对拿破仑刑法典和巴伐利亚刑法典及欧洲和一些亚洲国家如日本、伊朗等国家的刑法的产生与发展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1869和1895年在法、英两国分别建立了比较刑法学会，对推动世界上其他各国刑法学与比较刑法学的研究，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二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比较刑法学进入了科学发展兴起的阶段。在19世纪末初次建立了国际刑法学会以及1900年比较刑法学国际大会，这对比较刑法学的深入发展和科学研究提供了动力，一时间国际上掀起了各种各样的比较刑法学研究机构，大量学术成果纷纷面世，深度广泛的对比较刑法学的理论、性质、特点、适应环境进行了系统的研究。从研究的角度可以看出，当时的比较刑法学研究已从传统的只注重法条之间的的比较，进而转向理论层面的系统研究和逻辑分析，然而，从刑法学研究的广度来看，由过去的只对刑法学的比较研究，转向刑法理论、学说、原则、规则以及司法实践等全面的研究。在这一阶段，美国的犯罪教育学、监狱学、以及刑法方面的经验，缓刑制度以及在对未成年刑法犯罪的处理，少年犯的处遇等受到了国际社会的高度重视。三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这一时期处于战争环境下，受到战争的影响，法学研究处于停滞状态，比较刑法学的研究也难逃厄运。在这一时期，比较刑法学的研究没有出现新的进展，更多的是停留在以往的研究水平上。四是二战后至今，比较刑法学由于受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影响一度停滞，战争结束后法学研究又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期，比较刑法学的研究也出现了新的气象，随着世界各国比较刑法学研究队伍的不断壮大，比较刑法学的研究机构和组织也进入了新的发展期，机构组织更完善和健全，比较刑法学的研究变得异常的活跃。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科技技术的不断提升，经济全球化水平的进步，国与国、地区与地区之间的联系与交流越来越紧密，犯罪呈现出国际化趋势，各种各样的犯罪形式和手段正挑战着刑法的界限，在这样的情况下，如何更好地进行全球化的合作共同打击犯罪，维护地区、国家乃至世界的和平安全与稳定，成为了各国刑法学界与刑法学者共同关注的重要课题，在此之下，推动了刑法学界对比较刑法学研究的深入。现如今，比较刑法学不仅仅被作为一种刑法的研究方法或手段，其研究内容也不仅仅停留在法规范的比较或立法经验的批判借鉴，而是通过系统的研究，将其理论化、系统化，使其逐步发展为刑事法学的一个重要的分支学科。(二)比较刑法学概念、特点及研究对象。比较刑法学就是将本国刑法与其他不同法系国家的刑法或将相同法系国家的刑法进行比较研究的一门学科。比较刑法学的研究对象有广、狭两义之分。狭义上的比较刑法学仅限于对世界上各国现行的刑法规定进行比较研究;广义上的比较刑法学则比狭义的比较刑法学研究的范围更广泛，其包括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法系、司法实践等纵向、横向的比较研究。比较刑法学不能仅限于某一地区、国家或者国际组织的刑事法规，也不是超阶段的、中立的、附属性的法学学科，它是通过对各国的刑法进行比较分析、研究和探讨而形成的独立的刑事法学科。比较刑法学特点:一是比较刑法学与刑法学，两者不同，比较刑法学研究的内容比刑法学广。比较刑法学研究的范围大到不同法系、不同国家的刑法、刑法理论、学说等，小至世界上不同国家刑法中的某个原则、规则甚至具体的概念，而刑法学在研究的范围要比比较刑法学小得多，一般只对本国的刑法原则、规则、概念、犯罪形态、刑罚制度、刑种、定罪量刑的标准等进行研究和分析，而不超出本国范围之外。二是比较刑法学与其他比较法学不同，比较刑法学是专门对与刑事法相关的领域进行学术研究，其中包括犯罪学、刑罚学、刑罚执行学、刑事政策学等学科，以及与刑法学联系紧密的犯罪社会学、犯罪心理学等学科。三是比较刑法学不同于外国刑法学，它不仅限于对外国刑法介绍、评价外国刑法，而是将本国的刑法与世界各国的刑法进行对比、研究、分析。比较刑法学虽然以比较的方法为主，也同时会运用其他的方法，例如逻辑分析法、历史对比法等。(三)比较刑法学研究方法。比较刑法学主要采用以下两种方法来进行:一种是宏观的比较法，按照不同属性将全世界主要国家的刑法进行比较研究。当前全世界按照不同的属性可以分为社会主义法系和非社会主义法系两种。社会主义法系如中国、朝鲜等，非社会主义法系一般指的是西方资本主要法系，在资本主义法系中还可以分为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另一种是微观的比较法，这种比较方法存在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就同一法系对不同国家刑法进行的比较分析研究，例如中国刑法与朝鲜刑法进行发对比分析研究，另一种观点是对具体的某一法律制度、刑法理论、具体问题进行比较研究，也称之为比较研究。还有其他分析方法，通过纵向或横向的方法来对刑法进行比较研究。无论我们运用那种研究方法对刑法进行比较研究都离不开对刑法条文、刑法理论等进行比较研究。不仅要对刑法本质问题进行比较，还要进行一些形式方面的比较。

二、教义刑法学

(一)教义刑法学概念简析。教义刑法学是德国刑法学界的一个重要的刑法概念，教义刑法学是司法论的产物而不是立法论的结晶。立法论和司法论是刑法两个不同的研究视角，立法论是以刑法应当如何制定的应然性为出发点的，其理论追求是为刑法的修改完善提供理论指导。而司法论是以刑法应当如何理解的实然性为出发点的，其根本目的是为刑法的适用提供理论依据。这种以刑法释义为主要内容的刑法学就是教义刑法学，它是直接为刑法的司法适用提供理论资源的一种研究方法，但它也并非完全是理论上的东西，而是会结合大量的案件审理来进行研究，一方面减少刑法中的漏洞，另一方面实现教义刑法学的完善和进步。自2005年，我国刑法学者开始涉足和研究教义刑法学。在教义刑法学的定义上，学界存在着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是认为刑法信条学是关于刑法基础理论的科学，即刑法学科中被广泛认同的基本理论。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刑法教义学是关于已经存在的刑事制定法中发展兴起的一门学问，是对刑法法定规则的系统化和学术、司法判断所探讨的理论进行系统化的科学。观点一比较通俗，但概念模糊不清，表达不够具体准确;观点二直接援引了德国学者对该问题的论述观点，虽然对教义刑法学的特征作了定义，但是对其本质属性没有明确表现出来，对具体的特征也描述不够详尽全面。笔者认为作为法律和司法实践的桥梁的教义刑法学，需要在对司法实践进行批判性检验、比较和总结的基础上，对现行法律进行系统的解释，以便利于法院适当地、逐渐翻新地适用刑法，其研究范围是现存的刑法规则与原则，其主要的目的就是正当地解释与适用现存的刑法，使法律解释与推理的过程中更加具有正当性，从而达到在很大程度上实现法律的公正价值。(二)教义刑法学的研究方法教义。刑法学是刑事实体法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产物，因此它的研究方法显得非常重要，从研究角度本身来讲，教义刑法学的研究目标和任务得到确立后，应该确定一套科学系统严谨的研究方法，以避免研究工作的盲目性和不着边际。1．理论的定义在教义刑法学的研究中，应该首先将教义刑法学的概念的研究作为基础，并基于此进行深入研究不断完善刑法教义学的研究方法。它包含两个层面的意思:一是对教义刑法的外延和内涵做基础的定义，将研究工作落实到具体的法学者身上，让他们凭借专业的能力和客观的事件，进行刑法教义学的研究，通过自己的观点和遇到的形形色色的案件来定义刑法的含义和内容，同时需要引入一定的个人意见。二是要会借助历史的角度来进行理解，与第一层意识相比更客观，其研究结果也更具有说服力。2．实践的衡量科学的理论是从客观实际中抽象出来，又在客观实际中得到了证明的，正确地反映了客观事物本质及其规律的理论。因此，用实践来衡量理论，是教义刑法学的一个重要方法。从客观上说实践理性的衡量，能够更好的减少主观因素的干扰，实现在促进刑法执行和完善的过程中法不容情的效果，为刑事案件的判定提供公正的法律依据和标准。从主观上讲，实践来衡量理论，是更好的对人们主观意愿的制衡，在刑法面前不能用人们的主观来衡量对与错、是与非，而必须通过规范的刑法进行衡量。用实践来衡量理论，也会必须结合客观事实，避免造成冤假错案，保障刑法工作的顺利开展，为我国的社会稳定提供坚实的保障。

三、比较刑法学与教义刑法学关系梳理

在西方国家的法学研究中，一般认为部门法学就是法教义学，如德日在刑法学中直接称为刑法教义学、刑法解释学。在国内的刑法学界中，比较刑法学的研究比教义刑法学要早得多，也更为学者所熟悉和认知，教义刑法学在人们的知识体系中则相对比较陌生，当然在刑法学术研究中也就很少对比较刑法学与教义刑法学进行比较。(一)比较刑法学与教义刑法学的区别。第一，在方法上，二者侧重点不同。比较刑法学主要采用的是对比各国刑法概念、注释的方法，教义刑法学主要采用的是逻辑推理的方法;第二，在内容方面，二者形成的知识体系不同。比较刑法学强调的是对不同法系或同一法系不同国家刑法规范的体系化或具体化的分析、比较、论证，归纳出各自的优劣得失，能够为本国刑法的完善提供借鉴;而教义刑法学则主要突出刑法知识体系的完整性，突出该知识体系本身的逻辑性最大化。第三，从抽象的角度对比，教义刑法学的根本特征为逻辑性，尽管比较刑法学也有一定的逻辑性或学术性，但二者在逻辑性或者学术性方面明显存在着较大的差异，教义刑法学运用逻辑性思维对刑法学体系化和具体化理论进行分析、归纳，体现的是抽象性;比较刑法学则是运用对比的分析思维方法将不同国家、法系的刑法进行比较，更多体现的是具体化，换句话说，比较刑法学的逻辑性不及教义刑法学。(二)区分比较刑法学与教义刑法学的价值。在德国、日本刑法学界，由于对比较刑法学研究比较早，而且在比较刑法学领域的研究成果较多且相对比较成熟，也形成了比较成熟的刑法学解释方法，教义刑法学的知识体系建立较早且比较完备，由于在基础知识与学术性知识研究上，比较刑法学与教义刑法学有着一定的天然联系，为此在德国、日本刑法学界直接将刑法学称之为刑法解释学或者教义刑法学。随着对外开放、信息渠道的多样化和畅通性，尤其是大批学者出国留学、访学或国际学术交流的日益频繁，我国刑法学者了解外国刑法立法、刑事司法实践以及理论发展前沿的机会不断增加，为我国刑法学界深入开展比较刑法学的研究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良机，因此我国的比较刑法学经过多年来刑法学者的不懈努力，研究成果和研究水平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基本上建立了系统完善的知识体系。教义刑法学是一种技术性的学科知识，只有在对具体问题的解决中才能体现它的价值。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对刑法教义学的研究虽然比较晚，但是从古代的各种案件审理中看，这些历史案件都为研究教义刑法学提供了较多的参考资料。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国家各项法律体制的健全，教义刑法学也要得到健全的研究，不能总是局限在固有的边边框框内，而比较刑法学对于教义刑法学具有一定的理论和研究方法上的指导作用，因此我们可以通过借鉴相对成熟的比较刑法研究成果和研究方法，提升对教义刑法学的研究能力。一方面刑法教义学作为刑法与司法实践的桥梁，具有贯通两者的功能，刑法教义学以解释刑法规范为中心，结合一定的法律实践，为比较刑法学提供实践指引，从而实现刑法价值。因此，比较刑法学与教义刑法学不仅在存在论上而且在价值论上都是相辅相成的关系。另一方面虽然德、日有比较成熟的教义刑法学知识体系，但在一些学术边缘问题上也仍然会存在不足和受到质疑，而关注比较刑法学与教义刑法学的联系和区别，尤其是德日等国家在教义刑法学方面的研究方法和理念，对开拓我国刑法学的研究领域，繁荣刑法学的研究局面，促进我国刑法学研究水平的提升，对科学地指导我国刑事司法实践，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

［参考文献］

［1］邹兵建．中国刑法教义学的当代图景［J］．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2015(06)．

［2］万志鹏．战时军事缓刑的刑法教义学展开［J］．刑法论丛，2017(01)．

［3］仝竟．刑法教义学的立场和方法分析［J］．法制与社会，2015(10)．

［4］冯军．刑法教义学的立场和方法［J］．中外法学，2014(01)．

刑法学范文篇2

关键词：国际刑法；国际刑法学；范式

作为一个“稚气未脱”的年轻学科，国际刑法学急需通过一种全局性的视角一览概貌，从而在有限的共识中去重新审视和理解国际刑法学。对于这种“总体性检视”而言，范式理论无疑是最行之有效的分析工具。本文中，我们有意跳出学界关于范式形态的争论，而将重点置于彰显范式独特的逻辑格调，突出其对于认识和检视国际刑法研究的学术价值。进而以范式理论为施力点，廓清国际刑法学的价值设定、问题场域、知识架构、方法径路，以确定国际刑法学的独立品格，并在整合与梳理的基础上，反思并针砭国际刑法研究，以期以研究范式的思考撬动国际刑法研究的勃兴。

一、“范式”的学术功能与国际刑法学

“范式”一词自时兴以来，由于其常常被不经界定地使用，新的使用伴随而来的是千秋各异的概念形态，“范式”连同其伴生词“范式转换”已经令人尴尬地随处可见，说是“范式滥觞”也不为过，连库恩本人都不得不承认“范式”这个词已经失控了［1］。因此，要想运用“范式”重新审视国际刑法学，必须抛开那些眼花缭乱的范式概念，正本清源，回归库恩。我们认为，范式是指学术共同体的世界观，以及在观念价值指引下划定的论域范围，构建的知识框架和适用的研究方式，是一个以价值信念为内核，统筹研究范围、体系架构、分析进路的学科范畴；同样，范式也是一个集范式确立、范式内部完善、范式转换一系列过程的灵动的学科分析思路。应当承认，库恩在科学巨变，学科更迭、横断、交融大背景下，富有创造性地提出范式理论，这对于研究边缘学科、新兴学科的演进和发展尤为重要，对于国际刑法学更是如此。因为，范式理论不管是在实然方面分析国际刑法学的学科体系，考量学科发展程度，还是从应然出发洞见国际刑法研究中存在的问题，优化调整学科走向上，都颇具启发性。一方面，范式理论具有强大的整合力与规范力。当前国际刑法学的研究可谓是国际法学者和刑法学者自成一家、分庭抗礼、争论不休，亟待归拢与厘清。但国际刑法学观点众多、理论繁杂，不可能也没有必要面面俱到地进行梳理与整理，而范式思考则提供了整合国际刑法学的契机。范式作为一种分析理论，一种逻辑连贯的研究思路，不但整体性地、铺开性地对整个国际刑法的研究作以宏大叙事，更重点突出、层次分明地选取国际刑法学的立场、视野、逻辑及方法这四个层面进行细致思考，对国际刑法的价值信念、问题界域的划定、学科体系的构造及研究方法与论证径路选取进行生动反映。不仅如此，国际刑法研究范式的思考还为国际刑法的学术研究与学术评判提供共同章法，避免学术研究处于杂乱无章、混沌无序的状态，并且能够凝聚学术群体，搭建学术平台，构筑学术合力。重要的是范式本身还表征着一种学术传统和学术品格（学术形象），标志着一门学科成为独立学科的“必要条件”和“成熟标志”［2］。换言之，国际刑法研究范式的确立也是国际刑法独立学科的确立。另一方面，范式理论还是学科自我完善的手段和工具，为学科的发展和革命提供动力。对国际刑法研究范式的思考应当是持续的、不间断的，这样才能在梳理整个国际刑法研究的过程中发现问题。有的缺陷是局部的、细节性的，只需加强关注、适当调整，便能使国际刑法的研究范式日趋成熟，而有的却是整体性的范式危机，必须要通过范式转换来实现学科的突破。作为起步较晚的交叉学科，国际刑法学急需通过范式理论了解国际刑法研究的实然状态，并借助范式理论流动的、发展的眼光明确国际刑法研究的应然形态，运用范式理论进行学科定位，整合学科资源，透视学科体系，进而完善国际刑法研究的本体论与方法论。

二、范式理论检视下的国际刑法学

1．价值目标以国际与国家两级刑事法治为价值统领法律总是在作着价值选择，一个法律学科也很难有一个既定的或是唯一的价值取向，尤其对于国际刑法学这样复杂的学科而言。保障人权、维护主权、维护世界秩序、实现刑事司法正义等，都是国际刑法需要考量的价值因素，而这些价值之间一定程度上存在着矛盾与冲突，这与国际社会的文化与社会价值分歧及利益牵扯不清有关。对于国际刑法的研究者而言，微观地抽出多元价值中的单个进行分析并非难事，但要宏观地系统地平衡和统筹这些多元价值确是不易的。为此，我们主张藉用陈兴良教授提出的“刑事法治”一词来统摄国际刑法的价值目标。原因在于：多年来，各国和国际社会一直致力于法治建设。联合国已将促进国家和国际两级法治作为其使命的核心，更是将国际刑法作为法治发展的重要议题。另一方面，在国际刑事法庭和国际刑事法院的文件中也频繁出现“法治”的身影①。可以说，国际社会对法治精神的推崇，国际刑事司法机构对法治价值的迫切追求，无不反映法治作为一种共同的价值观已经由国家层面渗透到国际层面。然而，法治作为共同的价值信念，所有法律学科将其价值目标归结为法治都无可指摘，那是否意味着用法治对国际刑法的价值进行描述是“真理性的废话”呢？确实，国际刑法的价值只是法治价值的一部分。因此，我们主张借用“刑事法治”来表征着刑事法领域的法治状态，从而将国际刑法的价值限缩在刑事领域，体现刑事领域的良法之治与善法之治。追溯历史，20世纪前半叶，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使全世界人民饱受战争摧残，国际社会开始搁置主权争议，把目光重新投射到个体的“人”，国际法也因此重拾人本主义。这种人本主义转向，要求国际社会通过运用国际刑法以实现国际刑事法治。反过来，国际刑事法治作为国际刑法的价值设定，一方面要求国际刑事立法蕴含人权和人道的价值，且刑事法规范的制定从程序上是符合商谈理性的①；另一方面强调国际刑法应当得到国家的普遍崇尚与尊重，弥补国际刑法在执行上的不足。毫不夸张地说，国际刑法正因为体现国际刑事法治这种价值，才得以立足于国际社会，真正发挥其效用。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国际刑法只追求国际刑事法治这一层价值，国际刑法也旨在推动国家刑事法治的发展。追溯国际刑法的历史，贯穿国际刑法发展的主线就是“惩治国际犯罪”，在多个国家无法单向地遏制一项严重犯罪后，这些国家便寻求多边的力量打击犯罪，逐渐形成一个以惩治国际犯罪为核心功能的规范体系，即国际刑法。这意味着国际刑法必须有助于改善国家刑事法治，并能有效防止和惩治国际犯罪。换言之，国际刑法的出发点是国家的刑事法治，落脚点也是国家的刑事法治。因此，国际刑法不仅追求国际刑事法治，也以推进国家刑事法治的发展和完善为目的，是以国际与国家两级刑事法治为价值追求的。2．论域张力以国际犯罪之惩治为论域范围从目前的情况来看，由于知识背景不同，学术立场与研究视角各异，国际刑法的研究者对国际刑法研究客体的范围界限及其本质属性具有不同的观点。加之至今并没有具有规范效力的国际刑法概念，因此学者们实际上是根据已有的思考模式和研究经验将一系列范畴组合在一起构造出一个国际刑法，其整合的基础是一个目的上的或者功能上的牵引力，而这个牵引力就是国际刑法的核心目标“惩治国际犯罪”。这是毋庸置疑的，国际刑法研究的就是国际犯罪是什么及如何预防和惩治的问题。研究者应当从该功能出发，发现并确定国际刑法研究的具体客体。当然这里需要先界定什么是“国际犯罪”，我们承认一些学者的观点，即必须先存在国际社会，国际犯罪才能称其为国际犯罪［3］，但并不能因此认为国际刑法是国际法对国际犯罪进行规制的规范。事实上，国际犯罪并不是只能运用国际法规制，用以实现打击国际犯罪的目的规范包括国内刑事法。从功能层面上讲，将国际刑法称之为国际犯罪防治法也未尝不可。换言之，国际刑法研究的问题场域不能跳出打击国际犯罪的功能目标设定。如果将国际和国家两级刑事法治的核心价值作为中心，那么打击国际犯罪就是半径，它们画出了整个国际刑法的研究场域。而打击国际犯罪的这个目的是国际法或国内刑事法单方面发力所不能达到的，由此驱动了国际法的刑事化和刑事法的国际化并产生了一个独特的国际刑法［4］。因此，惩治国际犯罪的功能目的设定，为国际刑法研究范式在论域张力上提供了一种独特的面向。这里我们并没给出国际刑法研究的确切内容，国际刑法是一个开放的领域，即使是此时已有定数，也并不代表国际刑法研究疆域在将来的某一时刻不会改变，或许难以预期的事件会像过去那样影响国际刑法的发展。然而可以肯定的是，以打击国际犯罪作为目标设定，便意味着哪里需要刑事法去规制国际犯罪，国际刑法的触角就会延伸到哪里。3．体系架构实体与程序的双线展开“具备共识性的较为完善的体系的确立，是一门学科成熟的标志，也是该学科升华出自己的研究范式的必要条件。”［5］就法学学科而言，其研究体系多源于法典的体系构造，但国际刑法尚未形成规范效力的法典，且国际刑法产生于惩治国际犯罪的实践中，这些实践多是权宜之计，因此本质上国际刑法并未产生于任何体系［6］2。国际刑法体系本身的凌乱为国际刑法学体系的构建出了难题。但国际刑法的体系并非真的无章可循，国际刑法很大一部分产生于国际刑事司法机构，这部分内容是完整的、成体系的，也具有极强工具性，蕴含一种实践逻辑。具体而言，当一个事实落入国际刑法的视野中时，首先分析其是否涉及国际犯罪，如若涉及国际犯罪其该承担责任如何，再论具体刑罚。而程序部分，就如国内刑事诉讼一样，更是实践导向的、逻辑连贯的系统。国际刑事司法机构的规范体系既是刑法与诉讼法的集合体，又具有国际法属性，有其特殊性，也具有参照性。但国际刑事司法机构的规范体系过于实用主义，实体和程序并没明确界分而是冗杂在一起的，且以国际刑事司法机构的工作为展开顺序，其并不是一个开放性的、包容性的体系架构。因此，国际刑法学体系的架构必须借助国内刑法学和诉讼法学的体系，来整合国际刑事司法机构的规范体系。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国际刑法学体系中包含的内容局限于国际刑事司法机构的规范，而是说在排列内容时是可以参照国际刑事司法机构实然的规范体系。以《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为范本，借助国内刑法与诉讼法，从实体与程序两部分加以展开国际刑法学体系，具体包括实体部分和程序部分。实体部分包括国际刑法的概念、犯罪构成、具体国际犯罪、责任、刑罚，尤其是国际犯罪的构成，《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附件的《犯罪要件》已经提供了一个具体犯罪构成要件分析范本，这种既存的构成要件分析模式是需要重视的，而不是仅在英美、大陆法系及四要件的犯罪构成中徘徊。程序部分包括管辖、程序与证据、国际刑事司法合作。国际法以实体和程序的两条线平行推进的体系构建，既不同于国际法的平面式的展开，也不同于刑法的总分的发散式的体系构造，也不完全是实践导向的诉讼法模式，可以说，国际刑法在形式上是“国际法”，在观念中是“刑事实体法”，在实施时是“刑事程序法”，国际刑法是集平面式、发散式、实践导向三位一体并自成一家的综合体系构造模式。4．方法进路审判实践之实证分析每个学科的方法论都是这个学科对本身进行的情况、思考方式、所利用的认识手段之反省。每个学科都会发展出一些思考方式，以及用以确定其素材及确证其陈述的程序［7］。研究方法从来不是哪个学科所专有的，而是一种思考角度、分析工具，但方法论在一定程度上成就了一种范式，继而反映了一个学科的独立性。就法学研究方法而言，当今西方法学世界，尽管流派纷呈，但真正能主导法学者的，仍然是自然法学方法、社会法学方法、实证法学方法［8］，国际刑法的研究也未能另辟蹊径。（1）从三种进路出发的国际刑法研究自然法学方法，以国际刑法文本或裁判实践之外的伦理准则、理性原则为价值标尺，评价现有的规范之优劣，指明其发展趋向。这是一种应然的、超验主义的方法，一种价值形态的研究，表达着法律的合法与非法问题，体现着国际刑法的价值之维。这种方法在国际刑法的研究中多见于对某一国际犯罪的研究。例如研究跨国有组织犯罪的国际刑法规制，在分析现状之后都会提出相应的立法、司法、执法建议。社会学方法，注重把国际刑法放到社会的整体语境下进行分析和解读，关注国际刑法对国际社会的调整与效果问题，是一种对事实状态的研究，是国际刑法研究的事实之维。值得注意的是，使得社会学方法垂范久远的实证研究，强调“技术中立”，即运用量化分析与统计归纳研究法律运行的实然情况，发现其客观规律。经过我们的查找分析，国际刑法的社会学方法研究可谓为数寥寥，鲜见于对国际刑事司法机构运行情况的研究，或是在分析某一国际刑事法律规范在实践中的适用状况（一般是弊端分析）中有所涉及，但都是零星的。而作为社会学方法之精华的实证研究在国际刑法的研究中却是未有所见，这种方法主要存在于犯罪学有关国际犯罪研究的著作中。实证法方法①，从国际刑法的文本或裁判实践出发分析问题，即以法律规范、司法判决等法律文件为基础，或以国际刑事司法机构的实践为基础，“分析法律术语、探究法律命题在逻辑上的相互关系”［9］，并在此基础上比较或推演出基本取向或原则，多表现为概念分析与类型建构，是实然的、经验主义的方法，一种规范形式的研究，因此可以把它视为国际刑法研究中的技术之维。可以说，实证法方法是整个法学研究的主流方法，尤其体现在国内刑法学中的规范刑法学研究（也称法教义学研究）中，陈兴良教授将这种研究形象地描述为“戴着脚镣跳舞”［10］。同样，国际法的研究也是以实证为主的①。作为“由刑法学、刑事诉讼法学、国际公法学交叉、融合后发展形成的”［11］学科，国际刑法学受到国内刑法学和国际法学两种范式的影响较大②，且囿于国际刑法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规范性梳理程度不高，因此，国际刑法的研究普遍依赖于以文本和裁判实践为基础的阐释及逻辑分析。国际刑法所有介绍性的、描述性的论文著作，有关规约公约的评释等都采用的是实证法方法，而这些也是国际刑法相关研究的主体。当然这三种方法并非截然对立、水火不容的，法律是种复杂现象，将价值因素、事实因素和形式因素彼此孤立起来的企图是不现实的。国际刑法的研究也并非单纯地使用某一种思路方法，两种或三种方法相互补充、结合使用的也并非没有，只是未成主流。（2）以司法实践为基础的实证分析以实证分析为主要进路的国际刑法研究方法并非没有其独特性，可以说没有哪个学科的研究像国际刑法这样依赖于审判实践的实证分析，这与国际刑法发展的实践导向密不可分。从国际刑法发展的历史脉络来看，国际刑法真正开始系统地演进是随着国际刑事司法的兴起而展开的，而国际刑事司法则是在“二战”后纽伦堡审判与东京审判中才初现端倪，由于两大国际法庭审判的是军事战犯，国际刑法研究尚寄居在人道法领域中。伴随着国际犯罪的大量出现，国际上有关惩处和防止各种国际犯罪的公约订立，国际刑法开始日益丰富。从20世纪90年代前南斯拉夫国际刑事法庭及卢旺达国际刑事法庭对违反国际人道和大规模屠杀平民的行为进行审判，到国际刑事法院的建立与运行，国际刑法也渐臻成熟。这个过程中国际刑法的每一次大的发展都是受历史事件的影响，学术研究并非完全没有助益但也聊胜于无，换言之，国际刑法是基于国际刑事司法机构的实践才得以发展，并非学术推进的结果［6］2。由于实践的强大推动力，国际刑法的研究不可避免需要采取一种经验性的实证法方法，分析各个国际刑事司法机构的文本和司法实践。但由于文本的规定过于抽象，司法实践起到了法律解释的功能，尤其是司法裁判所阐释的法律原则和规则还是具有法律效力的渊源③，这意味着不管是法官裁判还是国际刑法的研究，都需要侧重于司法实践的研究。

三、国际刑法学研究范式的反思

通过前文的论述可知，国际刑法学已经建立了自己的研究范式，只是过于稚嫩，需要运用范式理论的成熟经验，从以下几方面加强研究，以帮助其走向真正成熟。1．增强价值关怀价值是一个学科的理想与信仰，是思想统领、评价标杆和方向指引，是学科的内在气质之所在。因此，不论是在点上对法律进行规范研究，还是就面上对学科加以系统考量，都不应越过对价值的探寻。我国学者关于国际刑法学价值的探讨虽不能说是付诸阙如，但也是小心翼翼、进展缓慢的。价值论探寻以人权与国际刑法为突破口，开风气之先，富有深意④。但这样思考却未能再次展开，仅仅限于人权这一隅。值得庆幸的是，近来有学者开始从国际刑法哲学入手，弥补价值探讨的空缺［12］，但也未能形成百花齐放之态。而国际刑法研究者价值论自觉意识的匮乏，已实际阻碍了国际刑法研究的展开。一方面，宏观价值研究的缺失，一定程度上使得国际刑法研究逐渐迷失在浩繁的事实与规范之中，失去根基，开始六神无主，四处游荡。又由于缺乏价值牵引，国际刑法学的体系构建存在逻辑混乱、功能割裂，缺乏连贯性。另一方面，每一部分微观价值研究的匮乏，使得研究者理论挖掘只能浮于表面，且难以从价值入手发展理论，就更别提为现实的完善提供合理建议。因此，不厘清国际刑法的价值，就会有更多的问题纷至沓来。实际上，对价值的思考并不是让研究者于此纠缠，陷入价值泥潭，价值论的思索并非烫手山芋，也从来不是基础性研究的羁绊，研究者不仅没有回避价值问题的余地也没有绕道而行的必要。只有拨开价值这层浓雾，国际刑法才有可能疾趋前行。首先，价值的探讨应该融贯于整个国际刑法研究中，在整个国际刑法的发展历史中去寻求价值，宏观地把握国际刑法学的价值；在文本的字里行间中去分析，在个案中去探寻隐含在裁判中那些正义思想与目的考量，不放过微观的价值目标设定。其次，价值的探讨必须作为思考问题的前提，在进行文本解释、裁判分析、理论建构、实践指引之前必须要立定价值基点。最后，国际刑法的研究还应在价值比较中寻找自身独特的价值设定。国际刑法与国际人权法、国际人道法是何关系，如何区分，其价值追求有何不同，这些都是国际刑法的研究者需要予以关注的问题。总之，多一些价值关怀并坚定价值信念，国际刑法的研究才不会顾此失彼、误入歧途。2．主动瞄向实践如马克思所言：“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实践是法律发展的源动力，即“想要有一个新制度新规则成功，非先从造成一个新的事实着手不可”［13］。这点在国际刑法学发展上表现得更为透彻。由于国际刑法发展的独特性，我国的国际刑法研究相比其他学科而言，更加重视对实践的研究，但与国外相比我国学者对实践的研究还是过于狭隘。一方面，我国国际刑法的研究仍处于自说自话阶段，对国际刑法学最新动态关注不够。又由于资料收集途径狭窄，历时性材料匮乏，导致研究滞后。另一方面，学者整体的实践意识淡薄，大多数学者仅仅局限于对实践的简单描述（这种描述往往是片断化的），疏于对实践意义的深入挖掘，空洞说教的多，基于自身的分析对实践的发展给出独到见解的少。我国国际刑法研究的实践疏离对于学术的长期发展而言可谓是致命的。作为一门实践学科的国际刑法，只有真正把握住实践才能在更广阔的天地翱翔。当前，国际刑法研究的首要任务就是关注实践前沿并持续跟进。对实践前沿的动态把握不是赶时髦、追时尚，跟风附议，而是需要研究者思维发散，眼光犀利。事实上，实践中有很多问题等着我们去发现，比如全球范围的信息盗取是否属于国际犯罪，国际刑事法院从法律上是否能够介入巴以冲突等问题都有待学者们进一步论证。不仅如此，学者还需要对一些实践问题进行长期跟踪，像国际刑事法院的案件从提交刑事受理案件到案件审结历时数年，这样要求研究者不能图一时新鲜，而后就不了了之。此外，国际刑法的研究应当尽量避免实践截取的片段化，不能就事论事，需要在一个整体的大环境下去考量。最关键的一点，国际刑法的研究需要跨越理论与实践的鸿沟。就像有学者曾批评的那样：“社会科学研究的‘供应者’提供的产品与社会科学研究成果潜在‘使用者’的需求之间，长期以来一直存在一条鸿沟。”［14］因此，国际刑法的研究不能成为置复杂纷乱的日常问题于不顾的孤芳自赏，不仅要从事实中抽出问题，还要回到实践，到实践中去锤炼思想，在社会场域中去考量理论设计是否可行。这就要求研究者能够带着本国立场去思考问题，为决策者提供理论支持，同时要“保持理论的批判状态，以指导实践的提升和发展”［15］。总之，实践不仅是整个国际刑法学思考的起点也是其思考的终点，我国国际刑法研究只有向着实践迈进，才能真正摆脱枷锁，大步前行。3．提升方法自觉法学研究方法的局限与不足被称之为“法律幼稚病”，致使整个法学研究处于疲软状态，国际刑法研究也未能摆脱在此窠臼中挣扎的宿命。如上文所述，国际刑法的研究以实证法进路为主，零星有自然法进路的和社会实证研究的，多进行规范解释、裁判分析、理论阐释，这种规范维度的研究也往往是表层的、零散的与粗线条的，与国际刑法本身的实践性格格不入。“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国际刑法研究要想不落俗套并非不能，完全可以利用其交叉学科的性质大做文章，做到多维选择、多管齐下、多向对比、多条道路。具体体现在以下方面：第一，多维选择，即方法多元、视角多重。法律的研究从来都不只是规范分析一种套路，法经济学分析、社会实证分析、后现代解构分析、系谱学方法都大有用武之地。从另一方面来看，多维选择还意味着可以进行立法性思考与司法性思考、问题性思考与体系性思考、类型性思考与个别性思考［16］。对于一个多学科融合的国际刑法学而言，体系性思考尤为重要。许多学者批评国际刑法学体系联系不紧密，那我们完全可以对国际刑法学各部分，以功能为引导进行两两分析，再逐渐统合。第二，多管齐下，即多方法同时使用。方法只是实现目的的工具而已，多方法也意味着多视角全方位的观察。如批判现实主义，即以现实为基础、以批判的视角为杠杆，撬动现实的变革与完善［17］。批判现实主义并非新方法，而是将三种主流的法学研究方法相互结合来进行研究。这种方法虽不算新奇，却颇为实用。第三，多向对比，即历史的对比、理论体系的对比、渊源学科的对比等。历史的对比，使“古为今用”更加准确；理论体系的对比，廓清国际刑法的概念与理论；渊源学科的对比，显示国际刑法的独特品质。可以说比较的方法是国际刑法基本属性对研究所提出的要求。第四，多条道路，这里借用了陈瑞华教授提出的“第三条道路的法学研究”，即从经验到理论的法学研究［18］。国际刑法学的研究不能只进行笼统的、浅表的研究，学者需要形成将具体问题抽象化、框架化的理论自觉。4．形成学术聚力范式与“科学共同体”相伴而生，我国国际刑法研究的学术共同体伴随国际刑法的发展而初具规模。但相较于一些成熟范式的学术共同体而言，我国国际刑法的学术共同体可谓是处境尴尬。不仅内部矛盾重重，且在外在的学术压力下呈现萎缩之势。从内部来看，组成国际刑法研究队伍的国际法学者、刑法学者及少部分刑事诉讼法学者对一些基础性问题尚未达成共识。来自不同学科的学者深陷前学科的知识话语结构中难以自拔，常常将国际刑法的知识削足适履地塞进渊源学科的范畴中去研究，鲜有融合的、系统的研究。从外部来看，外界对国际刑法放之任之、不冷不热，致使一些学者迫于压力放弃研究。长此以往，只能造成国际刑法研究的集体溃败。国际刑法的发展历程就是一个“求同”的过程，虽然每一个“异”都是国际刑法研究的推进器，但其目的都是为了“求同”。在这个共同目的的指引下，每个研究者都应当做好自己，丰富相关学科的知识，摆脱思维惰性与路径依赖。加强学术对话与交流，避免各循其道，自说自话，真正平衡学科派系的力量达至融合。只有国际刑法内部形成合力，才能以一个鲜明的形象争取外界的认可。同时，当前国际刑法学者应当注意国际刑法研究后续人才的储备，通过研究生体制为国际刑法学科培养优秀的后备力量。总之，只有研究队伍发展壮大了，国际刑法的研究才能欣欣向荣。

作者:李海滢 刘洁 单位:吉林大学 重庆中钦律师事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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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法学范文篇3

一、我国古代律学的概述

我国古代律学的成熟应该是在宋代，宋代时期刑法的发展十分迅速，故而作为刑法的注释文的律学发展也有了起色，不过我国古代律学虽然有着明确的刑法解释原则，却没有确切的法律条文。虽然古代律学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我国刑法的前身，但由于其对法律条文的严重的依附性，故而随着语言的变迁，律学逐渐丧失了价值。毕竟法律是以语言为载体，以注释刑法学的律学的发展基本上受制于语言，在白话文兴起之后，古今语言的差别就逐渐显示出来，除却理解上的问题，还有研究上的限制，所以受制于语言发展的律学解释原理逐步失效。我国古代律学代表的两本著作《读律琐言》《读律佩觿》，前者是对明代律文的逐条解释，后者则是对律文中重要的一些条例进行解释，打破了原有的古代律学解释体系，但其著作的精华在于对律母及律眼的阐释，这是我国古代律学上的两大瑰宝。《读律琐言》是就法论法，没有格外的深度解析，例如其对“二罪俱发以重论”的解释如下:“人犯二罪以上，或三、四罪，或五、六罪，俱于一时发觉在官，则但以其一事之重者论罪。如数罪轻重相等，则人人一事科断”。其主要的意思是，如果一个人犯了多种罪，主要是靠官员来根据其所犯罪中的最重的那条来进行论罪，如果多个罪行的轻重是相等的，那那么就以这个人所犯的任意一罪来进行判罪。可以看出这样的解释是比较浅显的，并没有对这条刑法进行深层次的谈论，仅仅只是通过字面上的意思来进行注释，对于律文深刻体会没有什么用处。但实际上研究者需要的是对刑法的深度解释，从而来对古代刑法等进行研究，所以此书的价值仅仅在于帮助研究者肤浅地了解下明代的刑法。但在现代刑法中“但”基本是理解为“但是”，从古今“但”字的理解中可以看出，古代律学中的注释与现代的语言出现巨大的出路，正是这文字上的理解差异导致古代律学逐步失去了价值。所以可以说古代律学的消失并不是由于政治或是意识形态上的转变，而在于语言的变迁。虽然这句话有些过于武断，但不可否认的是，古代律学的中断，语言的变迁占据着重要的角色。

二、近代刑法的诞生

我国近代刑法的诞生主要起源于20世纪20年代，与日本有着密切的关系。在20世纪中国社会进入近代后，中外法律差异较大，由于深沉的民族发展状态，我国古代固有的法律术语成为了阻碍西方法律及法学导入的元凶，是近代刑法学发展的重要障碍。可以说，我国古代法言法语与古代刑律一样，都是社会变革的对象。到了清末时期，中华法学的法律传统就中断了，国外法引进使得我国古代律学的中止。自《大清现行刑律》开始，到《大清新刑律》，再到北洋时期的《暂行新刑律》，到1928年《中华民国刑法》，中华法学历经三十年终于向大陆法系完成了转换，基本上是完成了刑法的近代化发展。在这个转换过程中，受到日本刑法的重大影响，一方面是由于当时社会背景，另一方面则是由于日本刑法学家冈田朝太郎博士直接参与制定刑法，从而使得中华刑法中引入了日本刑法文化，其中包括刑法的体例与用语。对于这样的现象，可以说是一言难尽。毕竟日本刑法起源于中国，然而中国刑法的转换却深受日本刑法文化的影响，面对这样的刑法发展历史，许多研究者都不得不一笑了之。之后，中国刑法进一步发生变化，最后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左右，终于是完成了从中华法系到大陆法系的过渡。之后我国古代刑法正式推出了历史的演变，律学也就成了历史。

三、苏联刑法的引入对我国刑法的影响

自1949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那一刻起，国民党所建立的刑法也就正式离开了我国大陆的发展中，为了填补刑法上的缺失，董必武在1952年的“对加强政法院校的教育工作的意见”讲话中提及了翻译苏联的一些条例，从而对我国刑法上的缺失进行弥补。在当时的背景下，大陆引进苏联的刑法理论是迫在眉睫的行为，刑法学也是。在这次刑法的发展中，从清末发展起的大陆法系刑法学又中断了，中国法学进入了苏联刑法学研究的高潮。可以说，苏联刑法的引进是对大陆刑法学发展的偏离，自此，我国刑法学与大陆系刑法学渐行渐远。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期，我国刑法学都处于模仿状态，为了就是消化苏联的刑法学为己用。但由于当时刑法学上的严重缺失，基本都是在照搬苏联的刑法，故而从那时起，我国的刑法学发展就摒弃了大陆系刑法学的传统，这对我国当时还是现代刑法学来说，都是一个严重的打击至今还影响着刑法学的发展。其实就反思的角度来说，这可以说的上是一种命运，集责难与无奈于一身，由于刑法学上的缺失我国不得不引进苏联的刑法学体系，从而使得我国传统的刑法学受到了摒弃，而在1979年之后一切都变了回去。在1957年到1979年，我国的刑法发展处于停滞期，法治建设处于中断状态，刑法学仅仅是作为政治的工具而被使用着，完全没有自身的发展意识及发展进度，直到1979年我国的刑法颁布，刑法学才再次复苏，22年的沉睡使得我国刑法学的学术及理论发展严重的滞后。

四、古代律学对现代刑法转型及变革的作用

现代刑法在1979年之后就开始了发展，目前正处于转型时期，刑法学正朝着学术方向进行转型。但由于之前22年的刑法学研究的停滞，我国刑法学的学术理论积累根本无法支持现代刑法的转型。故而不少的研究者将目光瞄向了古代律学。不同于现代刑法学理论缺失的发展，古代律学的理论体系是很完善的，虽然伴随着语言的变迁逐步丧失了价值，但随着现代社会研究者对古代语言研究的深入，还原古代律学的语言体系已经不再是难题。古代律学中所包含的理论知识是很丰富的，无论是律母还是律眼都具有很高的理论价值。而且在大陆系的传统刑法学中，律学虽然没有参与到改革中来，但其中不少的条律都能在古代律学研究中得到体现，加之大陆系刑法学也在近年来逐步受到研究者的重视，其具备的中华刑法特色也是刑法转型中的一大发展亮点，可以说在当下的刑法转型中，古代律学的变革及还原能够很大程度上弥补其理论学术中的缺失，对于现代刑法的理论研究来说是不可或缺的一大基础，大陆系刑法学的传统则是现代刑法发展的一大特色。综合对古代律学及大陆系刑法学的传统进行运用能够有效解决当下刑法学转型及变革的难题，从而推进现代刑法学的建立。

五、结语

不管是刑法自身的理论发展也好，还是目前现代的法治社会建设，都需要刑法具备更高的理论现状，固而刑法变革及转型是必然的，但问题就在于刑法的理论转型与变革需要大量的学术积累。我国在新社会建设下对于刑法学的知识研究内容很少，所以其理论学术积累十分的薄弱，加之我国刑法学起步较晚故而要在全新司法体系下完成进行知识研究，这简直是噩梦。其实在刑法学的转型与变革中，大陆刑法学的作用是巨大的，只要运用得当，就能够为我国刑法的发展作出巨大的贡献。

【参考文献】

［1］马荣春．论中国大陆刑法学的境界［J］．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4，1

刑法学范文篇4

关键词:刑法学;实验教学;实践化

2011年12月23日，教育部与中央委员会政法委员会联合下发了《关于实施卓越法律人才教育培养计划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其核心是提升法律人才的培养质量，重点是提高法律人才的实践能力，目的是要培养出适应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需要的应用型、复合型的卓越法律职业人才。在《意见》指导下的卓越刑法人才培养目标的重点在于提升学生的刑事实践能力。具体而言，就是保证法学院培养的本科学生能够自觉运用所学的刑法理论知识解决各类刑事案件，提高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做到学以致用。当然，对法学本科生而言，这应当是一个长期的自我训练过程。特别是对那些打算从事法律职业的学生而言，更是一个理论学习与经验累积的漫长过程。对法学院学生而言，对刑法学知识的系统学习主要就集中在本科阶段，在本科阶段通过好的学习方法培养扎实的刑法理论功底，也将增强他们融入社会的能力。刑法学课程的特点是理论性与实践性兼具。我国现代刑法理论移植于西方大陆法系，理论体系完备。刑法中的概念和理论是在部分大陆法系国家的社会、经济、宗教及哲学背景下产生和完善的，其产生背景和条件与我国社会生活背景相去甚远，特别是与我们学生的知识形成和发展背景相异。同时，受到课时和本科生知识储备所限，理论讲述无法深入，否则学生则会产生厌烦情绪。因此，对刑法学本科教学而言，在有限的课时中，既传授学生一定的刑法理论，又要使其学会将这些理论运用于实践，授课内容的安排极为重要。在授课内容中辅以案例是一个较为可行的选择。课堂案例的选择要注意和民航安保相衔接，突出民航的特点。航空犯罪天然的国际性特征以及当今的全球化时代，使刑法学的学习也增加了国际性的要素。因此，在民航大学法学院刑法学教学中，除了将刑法作为部门法讲述外，我们还要关注其中与民航安全有关的航空刑法特色，以及国际民航刑法公约中保护航空安全的相关规定，强化对国际航空恐怖主义犯罪构成特征与制裁等内容的学习。在刑法课时总量不变的情况下，可以通过案例实验教学方法使学生在有限的时间内尽可能全面牢固地掌握刑法学知识。好方法能事半功倍，刑法学实验课教学是提高学生刑法专业素养的良好探索。

一、实验教学与实践教学辨析

实践是指人类有目的地改造自然和社会的全部活动。实践具有客观性、能动性和社会历史性。实践是动态的，是一个过程。实验，又称为试验，是指根据一定的目的，运用必要的手段，在人为控制的条件下，观察研究事物本质和规律的一种实践活动。是科学认识的基础，又是判断认识是否具有真理性的标准，也在社会科学和社会生活的研究中运用。实验本身是理论和实际相互作用的表现形式之一。与实验活动相比较，实践活动的重要特点是其社会历史性，实践活动是一种历史性创造活动，是社会生产活动的组成部分，例如，教师的授课活动就是一种社会实践活动。实验活动的重要特点在于其人工模拟性，通过对特定环境的设计达到自我某一方面能力的提高。实践活动与实验活动之间是种属关系，其中，实践活动是属概念，是上位概念，实验活动是种概念，是下位概念。我们在刑法学课堂教学过程中运用人为设计的案例和环境，在教师的指导下对学生进行实践能力的训练，这一过程并不具有改造社会的直接性，而是有目的地培养学生实践能力的重要方法，属于实验教学方法。学生也会参与一些直接改造社会的活动，例如学生在检察院法院等司法部门的实习，以及纳入教学计划的社会调查等活动，在教师指导下的这些活动属于实践教学活动。实验教学是巩固理论知识，加深对理论认知的有效途径，对实现卓越人才培养目标有重要作用。是理论联系实际、培养学生掌握科学方法和提高动手能力的重要平台。

二、刑法学课堂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本科阶段卓越法律人才培养的重点在于提升本科学生运用法律知识解决法律问题的实践能力。这一目标的提出与当前我国法学课堂教学方法中存在的问题紧密相关，这些问题在我们已经推行的刑法学课堂实验教学中仍然难以在短时间内消除，主要表现为以下问题：

（一）重理论讲授，轻案例分析

理论讲授是刑法学课堂教学的传统方法。作为刑法学教师，我们在法学本科教育过程中接受的主要是这种教学方法，它也潜移默化地影响到我们对学生知识的传授并成为基本的刑法学教学方法。在介绍刑法学知识点的时候，理论讲授是必要的并且是主要的部分。但是，过多的刑法理论讲授则难以使学生全面理解刑法学知识点，特别是现代社会已经改变了对法学学生从事法律职业的考核方法，作为法律从业者门槛的全国统一司法考试也要求学生掌握刑法案例的分析技巧，而不仅仅是背诵刑法理论。突然要转变这一教学习惯需要一个探索的过程。并且要在我校本科刑法学108个课时内除完成总论和分论的理论讲授外，增加课堂实验教学内容，对刑法学教师而言无疑是一项挑战。因此，合理分配刑法理论讲授与实验教学的比重是我们需要解决的问题之一。

（二）重满堂灌输，轻师生互动

对老师而言，相对于师生互动的授课方式，满堂灌输的授课方式更为容易。因为前者只要老师手中有教材就可以做到，这种方法虽然可以按照教学进度有序进行，但是，却使教师无法及时掌握学生的学习盲点，教师也将无从发现并改进自己的教学薄弱环节，对教学双方都是极大的损失，不利于教学相长。

（三）重实践课形式，轻实践课实质

我院从2014年开始进行法学课程教学实践化改革，并提高了实验课成绩在学生考核成绩中的比重。经过一年的刑法学授课实践，笔者发现，实践课环节存在重形式，轻实质的问题。例如，我们往往习惯用模拟法庭教学作为法学实验课程的代名词。其实，模拟法庭教学主要适用于诉讼法学课程的学习，刑事实体法的学习重点是对案件事实的法规范分析，主要通过头脑风暴实现。因此，刑法学实验课程的主要内容应当设置为锻炼学生运用刑法规范分析案件的能力，而非庭审的程序。这些问题的存在说明实践课的目标与我们仍然相距甚远。

三、现行刑法学实验课教学手段利弊分析

刑法学实验课的目的是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即动手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其重点在于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鼓励学生积极主动地参与到课堂教学中。教师除了应当具有扎实的理论功底外，还应当具有课堂组织能力，对实验教学进行设计和引导。下面将对我们通常采用的实验课教学方法做出分析：

（一）实务人员进课堂

目前，教学工作与实务部门相联系的最佳途径就是邀请检察官、法官和律师等司法实务人员在课堂上介绍刑法理论在刑事司法实务中的运用，培养学生根据案件事实查找法律规范的方法，明确刑事案件事实与刑法规范之间的对应关系，引导学生区分犯罪构成事实与量刑事实，明确量刑建议的内涵等内容。其本质是让学生了解法官和检察官的思维方法。但因为实务人员的讲授仍然具有抽象性，学生是认真听讲的受众，没有机会参与到刑事案件的实际办理过程，无法感受到司法案例的复杂多变性。

（二）旁听刑事案件庭审

旁听刑事案件的庭审是对学生实践能力培养具有较大作用的刑法学实验课。刑事案件庭审是控辩审三方对犯罪构成要件事实进行调查和辩论的精彩呈现，特别是控辩双方要在浩如烟海的案件事实中分析和发现有利于己方的证据事实，这不但需要经验，耐心，更需要扎实的刑法理论知识。学生在旁听的过程中可以观察并学习控辩双方对案件事实与刑法规范对应关系的分析判断方法，学习在复杂的事实中如何依据法律分析不构成犯罪或者从轻、减轻处罚的关键事实。但是，这一方法也只是对实践的间接参与，并没有亲自参与办案的效果显著。

（三）学生参与授课

以小组为单位，给学生提供参考书目，让各小组的学生自行领取授课任务，小组的学生通过阅读参考资料，共同对某一个刑法知识点从概念、构成要件特征、认定中存在的问题等方面进行全面分析，最终形成PPT，小组的同学对自己负责的知识点在课堂上对其他学生进行讲解，在此过程中老师和其他同学可以补充或者提出问题。这一实验方法既有助于培养学生分析问题的能力，也有助于锻炼学生在众人面前表达的能力。难点在于如何引导学生收集和分析整理资料，结合现实形成对所研究课题的全面认识并有条理地表述。此外，引导每一位学生都积极参与其中是老师一项非常艰巨的任务。

（四）课堂案例分析讨论

这是实验教学的经典方法，在教师精心设计下的课堂案例讨论分析活动能有效达到老师的教学目的。而学生通过头脑风暴，可以结合案例整合自己所学的理论知识，在案例分析中检验自己对知识的掌握情况。难点在于老师对案例的选择和设计，应当保证所选案例难易适中，既具有一定的理论复杂性，能够全面包含所学知识点，也要贴近社会生活，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同时，引导学生站在不同的立场分析案件，学会为自己的观点寻找法律依据。但是，这种方法比较耗时，可能为解决学生们的疑问而延时，打乱教师的教学计划。

四、强化刑法学实验课程实践性的建议

实验课程实践性的本质在于学生的参与，参与不是盲目的，而是在老师的指导下有序进行的。其方法不限于案例讨论或者模拟法庭，而应当是多手段多途径的综合方法。作为刑法专业课教师，必须适度转变教学理念和教学方法，将学以致用作为学生的培养目标。笔者通过对自己近两年的实验课程实践，以及对学生的问卷调查，对刑法学实验课程建设提出以下建议：

（一）强化课前预习和课后作业

课前预习能够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在每一堂课结束之前，笔者都要将下一堂课要讲授的内容作为课后作业布置给各个小组，让他们以组为单位，提前预习。刑法学专业课程的预习并不是对刑法学教材的阅读，而是搜集与新的知识点有关的案例，以及对知识点有关概念的延伸阅读，为下一节课的讨论和互动准备素材。正是经过课前预习，每一个学生才有在实验课程阶段发出自己声音的机会，才能深化自己对知识点的理解。老师也能够在互动过程中及时发现自己授课方面的不足之处，及时改进自己的课件内容和授课方法。这是一个必要的相互提高过程。通过课前预习和课后作业，我们充分扩展了一学期的54个刑法学课时，学生不但养成了主动学习的习惯，还在较为轻松愉快的氛围中学习到刑法专业知识并加以运用，收到较好的学习效果。

（二）引导学生关注社会问题和刑事司法实务

刑法学是社会科学，任何刑事案件的处理都或多或少地涉及到情理法的较量。刑事案件的分析既有对案件事实的认定，更有对价值的判断。案件的处理往往要考虑到实质的公平正义，还要达到一般预防和特殊预防的效果。司法实务中对刑事案件的处理更是因为考虑到案件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而具有复杂性。因此，刑法学课程不仅仅是法律职业课程，还应使学生认识到刑法理论中处处体现着人性的温情。唯有通过刑事司法实务中的具体案例，才能更为真实地引导学生认识复杂的社会，关注社会问题，提高学生对刑事案件背后的深厚的刑法哲学理论的学习和认知，促进对刑法知识的热爱。

（三）引导学生正确对待法条

在刑法课程讲授中，学生往往过于重视教材中，而忽视对刑法条文和刑法司法解释的阅读和分析。部分学生甚至不能准确理解刑法典、刑事司法解释与刑法理论三者之间的关系，误以为刑法理论就是刑法，这对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极为不利。我们常说法律思维，对刑法而言，很重要的就是对每一个案件的评价都必须有法律依据，坚持罪刑法定原则。因此，老师在课堂上应当强调刑法规范的重要性，引导学生正确阅读和运用法条并关注法条之间的协调关系，训练学生找法的能力，这应当是培养职业法律人才的实践课程的重要内容之一。

（四）强化学生在实务人员进课堂中的参与性

司法实务人员有丰富的法律知识和实际办案经验，但是，他们对学生的需求可能了解不多。要充分发挥司法实务人员对学生的指导作用，需要刑法学教师与实务人员共同设计课堂教学内容和方法，以增加学生的参与机会，强化课程的实践性。初步认识是，老师与实务人员事先沟通，请实务人员事先将司法实务中有一定难度的案例稍作改动后提供给学生，将学生分为控辩双方两个组，让他们站在不同的立场分析案件中的事实与规范。由实务人员在课堂中听取双方讨论，并将其法官、检察官和律师的办案思路提供给学生参考，并提供最终判决结果供学生比较和思考。我相信，学生在前期理论与实验课程训练的基础上，通过实务人员的指导，将强化其对刑法理论的掌握，从而提升其实践能力。

（五）强化对话式教学法的运用

对话式教学法主要是借鉴苏格拉底式教学法，苏格拉底式教学法是英美法系国家法学教学的主要方法，其特点是采用对话式、讨论式、启发的教学方式，注重师生互动，通过不断揭露学生回答问题中的矛盾，否定学生原有的错误认识，鼓励学生对各种法律问题和现象进行研究和思考，最终提升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法律表达能力、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对话式教学方法一方面能启迪学生积极思考刑法问题，调动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培养学生质疑并全面地分析问题的能力，另一方面，老师也能够从学生提问以及对问题的回答中了解学生对知识的掌握程度，及时补充更新知识和调整教学方法。对话式教学法不论在知识点的讲授中，还是在案例分析讨论中，都是一种有效的教学方法。我们将在教学过程中不断积累经验，并完善这一教学方法。

作者:张莉琼 单位:中国民航大学航空法律与政策研究中心研究院

参考文献：

[1]上海辞书出版社辞海编辑委员会编．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4．

[2]廖益新、舒细麟．英国法律职业人才培养模式对我国的启示．现代法学．2004（5）．

[3]吴情树．我国法学教育的未来走向．高教发展与评估．2009（4）．

[4]薛然巍，等．苏格拉底式教学法在法学教学中的应用．经济研究导刊．2011（11）．

刑法学范文篇5

一、前言

新中国法学发展的进程中，刑法学的研究历来较受重视。尤其是自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中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新阶段以来，刑法学研究在我国法学研究的全面繁荣中迅猛发展，取得了长足进步，成为公认的我国法学领域中最为繁荣发达的主要学科之一。时至今日，我国“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基本方略已经确立，改革开放进入继续深化和全面推进阶段，法治建设需要进一步科学化与现代化，刑法学研究也面临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局面。值此我国改革开放30周年以及即将迎来建国60周年之际，我们试从研究方向、研究方法和研究重点等三个维度对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刑法学研究发展的基本脉络予以简要的勾勒与梳理，并略为分析和展望刑法学研究未来的发展趋势，希冀对我国刑法学研究的深化拓展及刑事法治的发展完善有所裨益。

二、关于刑法学研究的方向问题

研究方向对任何学科均至关重要。刑法学的研究方向不仅关系到研究力量的合理有效配置，更关系到刑法学的发展与繁荣。建国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我国刑法学研究的整体状况是应用(注释)刑法学研究取得了长足发展，但理论刑法学却未得到应有的关注。晚近十余年来，随着刑法哲学、刑法方法论等理论刑法学研究领域的日益勃兴，这种状况有了一定的改观。但总的说来，我国偏重应用(注释)刑法学研究而轻视理论刑法学研究的格局，并没有能够得到有效地平衡与协调，存在着不少顾此失彼的地方。总的倾向仍是应用(注释)刑法学的研究比较发达，并逐渐形成了以刑法的注释与适用研究为中心的研究模式，而相反理论刑法学的研究则存在很大的不足。就刑法学研究的整体状况而言，也不容乐观，如研究布局不平衡、研究视野狭窄、研究方法欠缺、研究成果脱离国情、罪情以及低水平重复、社会效益低下等问题不同程度地存在。之所以出现这种状况，从根本上说，与我国刑法学研究的方向存在一定程度的偏差具有密切的关系。正因为刑法学研究中存在上述方向性的偏差，我们认为，有必要对以往刑法学研究的方向进行适当地纠正。在今后的刑法学研究中，应当强调理论研究与应用研究并重、实现全面发展。因为长期以来，我国的刑法学研究的确过于偏重应用研究了，但我们不能把如今刑法学的不足完全归之于应用研究，如今刑法学的不足是因忽视理论研究之故，而非因应用研究的发达。正因如此，我们认为，在今后一段时期内，刑法学研究应强调加强理论刑法学的研究，但这决不是要忽视应用刑法学的研究，而是基于二者平衡、协调发展的需要。站在新的历史起点，我们还认为，今后的刑法学研究，还应着力从以下几个研究向度上作出努力:

(一)应把科学发展观和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如何在刑事法治建设中贯彻落实之研究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科学发展观是中央从新世纪新阶段国家和社会发展全局出发提出的重大战略思想。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是我国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背景下确立的当前及今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应当坚持的基本刑事政策。新时期的我国刑事法治建设理当融入科学发展的理念，实践和贯彻科学发展的目标和要求，并按照科学、理性、务实的精神逐步推进。同时，由于基本刑事政策是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的灵魂，因而在我国刑事法治建设中也应当切实贯彻落实宽严相济的基本刑事政策。当前，应进一步提高关于以科学发展观引领刑事法治建设和贯彻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意义的认识，并对科学发展观和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如何在刑事法治建设中贯彻落实的问题展开较为系统、全面而深入的研究，不仅是正确把握刑法学的研究方向和目标的当然要求，而且也是刑法学研究为国家刑事法治建设服务的题中应有之义。因而，在今后的刑法学研究中，应自觉将此课题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

(二)应注重开展对改革开放30年来刑法学成果的总结性研究。改革开放至今已届30周年。30年来，伴随着国家的昌盛、民族的振兴，我国的法治建设事业取得了辉煌的成就;我国的刑法学研究在广大刑法理论和实务工作者的共同努力下，同样有了长足的发展。此间，刑法学界紧紧围绕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主题，产出了大量的科研成果，深化了我国刑法学的研究，有力地推动了社会主义刑事法治事业的进步。在我国改革开放30周年以及即将迎来建国60周年的重要历史时刻，系统梳理我国刑法学研究取得的成就，特别是分析我国以往刑法学主要研究方向的进展情况，取得了哪些突破，在主要研究方向上有哪些值得肯定的地方和不足之处，要明辨其得失，认真总结经验，从中汲取有益的教训，这对于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明确我国刑法学研究的方向与目标，努力开创我国刑法学研究的新局面，继续把我国刑法学研究事业不断推向前进，乃至推动我国整个法治建设和社会的进步，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作用。

(三)应大力开拓对刑法学交叉学科的研究。刑法学作为一门传统学科，既有自律性也有他律性。自律性是指其专业性，而他律性则是强调刑法学作为社会科学之一，与其他社会科学存在密切的相连互动关系，而发现和揭示这种相连互动关系正是跨刑法来考察刑法自身的重要途径，表现为一种“外在的”研究[1]。通过这种“外在的”研究，随着刑法学的进一步发展，久而久之，交叉学科的出现将是必然。如刑法学与社会学结合形成刑法社会学，刑法学与经济学结合形成刑法经济学，刑法学与文化学结合形成刑法文化学，等等。学科之间交叉形成新的学科，这是学科研究深入的重要标志。毋庸讳言，我国刑法学界对刑法学交叉学科的研究关注明显不够，刑法交叉学科至今仍是我国刑法学研究中的软肋，尚未引起学者们的应有重视，相关研究成果可谓屈指可数，从而严重影响和掣肘了我国刑法学研究的横向拓展与全面繁荣。因而这种状况亟待改变。

三、关于刑法学研究的方法

方法，是指为达到某种目的而采取的途径、步骤、手段等，是人们在实践活动中必须服从它所接触的那些事物的内在客观逻辑。印度学者拉姆·纳斯沙玛指出:“一个学科之所以称之为科学，是由于应用了科学方法，科学的成功是由于科学方法的成功。”[2]科学方法制约着人们的思维方式，科学方法的变革，科学方法论的创新，直接影响着人们主观创造性的发挥。它能拓展认识主体的视野、思路，有效地收集信息，排除各种认识干扰，达到认识客体的目的。认识方法的变革必然导致科学本身的变革，理论的创新往往源于方法论的创新。关于刑法学研究的方法，改革开放30年来，刑法学界在该领域作了有益地探索，取得了不少颇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尤其值得称道的是，近年来，有学者提出了“刑事一体化”的思想。“刑事一体化”既是一种发展繁荣刑事法学的策略思想，同时也是刑法学研究的方法论。“刑事一体化”思想的倡导，有利于在更广阔的视域下拓展刑法学的研究空间，这无疑是值得充分肯定的。但客观地说，检视30年来的·35·刑法学研究，繁荣的背后隐藏着一个令人深感忧虑的现象，是偏重使用注释方法来研究刑法问题，为数不少的研究成果是作者对刑法条文的阐释，以至于刑法学的研究唯刑事立法、刑事司法马首是瞻，缺乏独立的、高层次的理论品格。这不仅影响到刑法理论水平的提高，也大大降低了刑法学对刑事立法、刑事司法的指导和促进作用。究其根源，这种现象的产生与刑法学研究方法的欠缺和薄弱有着密切的关系。长期以来，刑法学界对刑法学研究方法之研究的重视程度是很不够的，相关研究成果零散而缺乏体系的建构，不论是刑法学研究方法的一般理论还是在具体方法的应用上，不论是从数量上看还是从质量上着眼，都还有待进一步探讨和提高。例如，“从宏观方面来说，中国刑法学除了坚持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外，能否吸收西方法学方法论如实证主义、价值分析的合理内容?能否借鉴主观主义和客观主义的合理因素?刑法学研究方法具有哪些功能?刑法学研究方法究竟有什么意义?从中观上讲，法律文本注释、立法建议、基础理论研究以及案例研究可以采用哪些研究方法?如何建立刑法学研究平台?刑法学研究方法与刑法应有方法有什么联系?从微观上看，各种研究方法的逻辑起点和研究步骤如何?这些问题，在刑法学界都很少有人论及。”[3]由于这些基础性问题尚未得到很好的解决，我们看到，固然我国刑法学研究已经取得了不少有益的成果，从事刑法学研究的人越来越多，并且成果也将越来越多，但是，研究方法欠缺、视角有限，已经在相当程度上抑制了刑法学研究的发展，大量成果实际上是在进行相当程度上的重复研究。由此看来，刑法学研究方法确迫切需要革新。我们认为，在今后的刑法学研究中，应着力改进其研究方法。详言之:

(一)应倡导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的有机结合。我国刑法学研究历来较为重视定性研究，而往往忽略定量研究，致使研究过于抽象、空泛，缺乏可操作性。从定性研究到定量研究是学科进步的标志。定量研究是刑法学科面临的课题，也是新的挑战。它不仅要求研究人员掌握数理统计知识、现代科技工具，并把它运用到刑法理论与实践研究中去，而且需要研究人员耗费大量精力，深入调查研究，搜集数据资料。

(二)应重视思辨研究与实证研究的合理并用。思辨方法可以弥补实证方法无法揭示事物本质的缺陷，实证方法则可以弥补思辨方法过于空泛的不足，两者的合理并用乃至结合可以相互取长补短。我国刑法学者大多还缺乏实证精神，在思辨研究方面也不完美。可以说，实证分析的匮乏是思辨不完美的一个重要原因。此外，我国刑法学研究还存在一种不良现象:闭门造车、纸上谈兵。这种现象虽非主流，但亦应引起注意和纠正，因为这种研究于刑法理论和司法实践都无益处。

(三)应繁荣、优化比较研究。总体上来说，我国刑法学研究对比较方法的运用还是粗浅的，往往停留在表面上、逻辑上的比较分析，这是远远不够的。进行比较研究时，必须掌握科学的比较方法，即应尽可能广泛地了解比较对象各自不同的历史文化背景、法律传统和现政治经济情况的差别及其在实践中的情况，实事求是地剖析其是非优劣，切忌片面、机械地进行比较研究。另外，还应注意运用各种比较方法，如规范比较和功能比较、宏观比较和微观比较以及叙述比较和评价比较等。

刑法学范文篇6

一、金融刑法学的产生与特点

金融刑法学作为一门边缘学科提出来,是进入90年代末以后,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和健全,特别是金融体制改革向纵深发展,为适应惩治和预防金融犯罪的需要,而进入中国法学研究的历史舞台。近几年来,金融系统经济犯罪增加,数额巨大,危害严重,给国家和人民利益造成了巨大损失,引起了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和极大关注。从司法机关查办金融系统的各类犯罪案件来看,不仅案值大,发案率高,而且占查处经济犯罪立案比例大,已经成为一个犯罪的热点行业。随着对金融犯罪研究的不断深入,金融刑法已受到立法机关和学术界的高度重视。1997年3月14日全国人大常委会修订公布的刑法,为司法机关惩治金融犯罪提供了有力的法律武器。可见,无论从保证正常的金融秩序出发,还是从惩治和预防金融犯罪角度考虑,都有必要将金融法规与刑法规定连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全面调整现实生活中的金融法律关系和刑事法律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说,金融法制的完善,离不开刑法。金融刑法学,是刑法学的一个分支,是一门以金融犯罪为研究对象的科学。具体地讲,它是以研究金融犯罪及其刑罚的规律为中心,并对金融刑事立法和金融刑事司法的预防进行全面研究的科学。所以金融刑法,就是在金融刑法理论与金融刑事司法实践相结合的基础上,对金融犯罪及其惩治规律,从金融刑事立法、刑事司法和社会控制等方面,进行理论概括和经验总结的一门学科。金融刑法具有以下特点:第一,专业性。金融刑法是指与金融活动、金融经济利益有关的刑法规定。就整体而言,它都是针对金融犯罪形态等而特别制定的刑法,即为金融事项所制定和形成的专业刑法。第二,分散性。在我国,金融刑事法律规范不是规定在一部刑法典中,使得金融刑法明显具有分散性的特点。第三,相联性。金融刑法与金融法规具有密切联系,这种内容和形式上的联系比各种专业刑法之间更加紧密。

二、金融刑法学学科建设和任务

金融刑法具有不同于普通刑法的质的规定性,对金融刑法的研究完全可以深入一步进行拓展,所以将金融刑法作为一门独立的边缘学科来研究,也是完全可行的。这是刑法学研究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按照学科建设标准,它具备了以下四个条件:

(一)有自己独立的研究对象。金融刑法学研究的重点无疑是金融犯罪及其处罚,但不排斥研究金融违法行为,甚至还涉及金融合法行为。这种研究对象的相对独立性,自我一体,有别于其他学科的研究。

(二)对社会有重要而独立的理论价值,同相关学科研究的理论相比,具有自己的理论优势。金融是现代中国经济的核心,在国家经济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我国金融改革和发展状况表明,研究金融刑法学是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具有跨世纪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尽管其他法学科也有这种研究对象,但是,此种研究角度不同,意义也不一样,是其他类似研究不能替代的。

(三)金融刑法学有自己独立存在的科学体系和基本概念范畴。金融刑法学分总论和分论两大部分。总论主要是研究金融刑法学的对象、范围、研究方法、与其它学科关系、产生的历史背景、犯罪形态、犯罪构成等基本理论问题,分论部分主要是研究各种具体金融犯罪和处罚。这样就上下联在一起,构成较为完整地金融刑法学理论体系。

(四)在理论的概括程度上,达到较高的水平。法学理论有层次之分。可以有宏观、中观、微观理论之分。金融刑法学作为一门综合性的边缘学科,它能够概括出金融犯罪产生、发展、规律等具有一般特征的抽象问题,应该属于宏观理论范畴。应当指出,我国金融刑法毕竟是刚刚起步,作为金融刑法学的研究对象,也还有待于今后形成更加科学的结论。在目前情况下,金融危机危及亚洲和世界经济安全,我国金融系统在运作上也存在一些隐患,各种各样金融犯罪案件不断增长,所以,在打击金融犯罪同时,对金融刑法的理论研究应该大力加强,从而促进金融刑事立法和司法的更快发展。金融刑法学是一门交叉的边缘科学,它不同于一般刑法学由国家立法来规定它的任务,恰恰相反,金融刑法学的任务,是通过自身的立法、司法和执法来实现其目的。即根据国家制定的刑法和金融法规及其与之相适应的金融经济规律,运用刑罚、行政、经济和社会控制等多种手段,惩治和预防金融违法犯罪活动,治理金融环境,整顿金融秩序。

三、金融刑法学的体系与相邻学科的关系

刑法学范文篇7

关键词：刑法学；教育教学；基本维度；关系

从1979年刑法典的颁布开启中国刑法体系化至今，现代刑法学教育在中国历经近40载。这期间，刑法学教育体系一方面随着刑法学理论体系的成熟而趋于稳定，另一方面又在刑法学知识的迭展中持续拓展创新，在教学方法、理论延伸等方面不断丰富、扩大刑法学教学的内涵与外延。当前的刑法学教育很像年近不惑的青壮年男子，骨骼成熟、健壮而又充满朝气，摩拳擦掌欲有一番作为，时展亦恰逢其时。在改革开放日益深入、各种社会矛盾凸显复杂化的新时期，刑事法治领域的大变革逐步试水，国家又提出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目标，各种观念碰撞空前剧烈，这对刑法学教育工作者是一种考验，也对刑法学教学工作本身提出了更高要求。刑法学教育不仅承担着培养新时代法律职业中坚力量的艰巨任务，更肩负塑造法律共同体“法之理性”、传递“法之价值”的历史使命。如果孟德斯鸠是从历史中寻求法的精神，梁治平是从文化中寻求法的精神，那么本文尝试从刑法学教育中寻求法的精神。

一、中国刑法学教育站在了新的转折点上

在近40年的发展中，中国刑法学教育与刑法典的颁布、修订一样经历了从无到有、从简单到复杂并逐步成熟的过程，无论是人才培养规模的扩大和质量水平的提高、还是法律共同体素养的明显提升，刑法学教育都功不可没。拉伦茨强调法学以处理规范性角度下的法律规范为主要任务［1］，在刑法学基础比较薄弱的时期，注释刑法规范是刑法学教学、研究的首要任务，其着重传授刑法学基本概念、原则以及法条的应用，这被称作“刑法解释学”（或刑法教义学）［2］，其目标是通过价值中立的刑法解释学将事实转化成一般认识或者真理，构建一个埃塞尔所期望的独立体系的法概念以及法制度的基本理论。［3］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刑法解释都是刑法学教学、研究的主流。尽管有学者提出简单注释刑法典会使刑法学停留在一个低层次水平，刑法学需要完成从注释刑法学到理论刑法学的转变，但最终学界还是较一致地认为，刑法学主要还是刑法解释学，没有刑法解释学就没有发达的刑法学。在刑法观念相对稳定的时期，这种研究和教学的局面也能够自给自足，法学人才输出和刑法学研究的基本面是稳定的。但这种情况在2010年之后发生了改变。刑法立法经历了1997新刑法颁布实施以来最大的变革，集中体现在《刑法修正案（八）》（2011年）、《刑法修正案（九）》（2015年）对刑法的修订，涉及刑事责任区分、严密刑罚结构、废除死刑、增设罪名、调整各罪刑罚等诸多方面，从宏观理念和微观品质两个方面表现出对刑法的完善，说明中国的刑法规范已经在更高层面开启了自我反思的路径，以寻求理论与现实的双重自洽。与此同时，价值观念的冲突也随之而来，如犯罪化合理性根据、性犯罪死刑废除、贪腐犯罪降低入罪起点、行政犯罪与非罪认定等问题的争论在刑法学界和坊间同时点燃，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涉及自由与秩序、惩戒与宽容、功利与价值、形式与实质的剖析与取舍。但最终我们遗憾地发现，目前这个法律共同体对此却并不擅长，刑法解释学对此更束手无策。实际上，近10年来的刑法理论论争的基本点都围绕这些相互冲突的两极观念展开，某些冲突、论争甚至成为中国刑法改革的最大障碍，解决不了这些问题，刑法改革便没有清晰的方向。要回答为什么我们不擅长解决以上问题并不难，只需稍稍回顾一下近代法制史即可，但真正的问题是我们必须从两极观念的冲突中找到最适合中国国情的那条路。到目前为止，无论是刑法学理论还是实务均站在分岔的路口前而踟蹰难行。在这种情势下，如果刑法学教育还仅仅局限在刑法解释学的教授上，那无异于冥行盲索。我们的刑法观念不似西方国家那样经历过17、18世纪的思想启蒙运动而达到相对成熟的状态，还需要在与现实的矛盾碰撞中进一步开化、进化，如果说历史上我们错过了思想启蒙，现实无疑给了我们第二次机会。我国刑法学经历近40年的发展，概念、理论体系都已实现前所未有的逻辑自洽，但由于思想启蒙缺位、国内改革开放深入以及世界范围内犯罪局势的影响，刑法学的价值观念却并不成熟。尽管在司法职业资格考试实施之后，法律从业者的法学素养比社会上一般人要高出不少，但也只是比一般人更了解法律概念和知识体系，在思想观念上也许并不比一般人更具有法之精神，因为不少法律从业者在有限的法学教育经历中，正义、理性的法之精神还没有内化为行为准则，法之价值也没有真正形成内心确信的信仰。如果说1997刑法典的颁布开启了中国刑法现代化的开端、使刑法站在一个新的历史起点的话，那么当前的刑法又站在了淬炼思想、澄明观念的一个关键转折点，刑法学教育显然不能对此视而不见，而是应当积极地参与到这一过程中，并发挥启蒙、引领作用，完成刑法学向价值观念成熟的转型。

二、刑法学教育体现的三个维度

法学是一门应用学科，刑法学也不例外。但刑法公法之性质以及处罚手段的特殊性，决定了刑法及其实施更关乎国家机器的人情温度以及法治文明的程度。从这个意义上讲，刑法学教育工作者的任务不仅是要传授知识，还负载着培养法之理性、传递法律的价值和意义的使命。（一）法科学生未来职业之维。随着19世纪中后期法律实证主义的兴起，西方法学教育开始了由古典法律理性教育向现代法律职业教育的转变，这种转变与法学理论的代际更迭不谋而合，展现了思想进化的完整逻辑，也体现了不同历史时期对法学理论和法学教育的不同需求。遗憾的是，近代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轨迹并没有在中国留下深刻的印记。新中国成立后，法学教育不仅毫无规律可循，彼时法律还是政治话语中的词汇，在共和国前30年的全能国家模式中，并不存在成熟的法律职业，社会对法律职业的需求很少，法学教育沉浸在革命浪漫主义中，呈现出与任何国家都不同的特殊面貌。［4］1997年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勃兴、个体权利观念的普及以及民主法治的提倡，法律逐渐从政治语境中脱离出来，法律专业也从政治学系中分离出来成为一个独立的专业建制。在法典化时期结束后，国家、社会对法律从业人员的需求急剧增长，法学职业教育才作为一个显性目标被郑重对待，法学教育才渐渐获得了与世界对话的话语权。法学教育必须为法科学生的未来做好准备［5］，这是教育使人得以体面生存的基本要义。国家的法律职业是一个大体系，包括立法、司法、法学教育、法律社会工作等方面，这些工作岗位共同维系着国家法律运行的基本秩序，亦需要法科毕业生具备从事法律工作的基本素质，这便是法学教育的最基本维度。有学者明确提出，应借鉴国外经验，将中国法学教育的目标定位在法官能力之培养，即培养学生掌握中国主要实体法、程序法的基本知识，并具备法律解释与适用的能力。［6］国家教育部、中央政法委员会《关于实施卓越法律人才教育培养计划的若干意见》（教高［2011］10号）明确提出将培养“应用型、复合型法律职业人才”作为法学教育的主要目标。法律职业预备力量的培养包括知识传授和实践操作两个方面。一直以来，中国法学教育被诟病为“重理论，轻实践”，但法学教育中知识传授与实践训练的矛盾冲突并非一国所有，在美国也有学者对此脱节现象提出了尖锐批评。［7］如何使法学教育满足培养法律从业者职业技能的需求成为各国法学教育共同探索的问题。中国实行司法职业资格考试制度，引入法律硕士培养模式，采取判例教学法、对话教育法、谈判教学法、诊所教学法、模拟教学法、解决个案作坊教学法等，其目的就是加强法学院实务技能训练的力度，实现大学教育与法律职业的有效衔接。人们普遍认为，法学职业教育的使命并不仅仅是培育法律专业的“技艺”，以解决法科生的就业及国家法律职业的人才梯队问题，毕竟法律职业是一个需要也必须在信仰和理性层面解决人与人、人与国家（社会）关系的工作，为了使国民在安定的法律适用中获得安定的生活，法律适用必须有其内在的稳定统一的道德、伦理逻辑。因此法学教育职业化的目的，也在于培育一个具有共同法律信仰、职业伦理的法律职业共同体，以发挥其特有的功能。［8］即便是在实用主义大行其道的美国，除了部门法学，法律伦理（LegalEthics）或法律人之职业责任（ProfessionalResponsibility）也是法学院的必修课程，而欧洲国家的法学教育更是将法学理论素养视为法律的土壤。在中国，“培养法律职业人才”这一目标的确定并不意味着中国法学教育的使命仅仅是职业技能培训，关于正义的职业理想从来都不能只靠法律技工来实现，苏格拉底“拥有技艺不一定拥有美德”的判断生动诠释了这一结论。（二）法之理性观念塑造之维。刑法作为一种规范和控制社会秩序的法律部门，除了经由解释的规范系统，还存在决定这一规范系统的观念系统。刑法观念是人们对刑法本质、任务和功能的主观认知和价值取向，这种观念直接影响着国家的刑事立法、刑事司法和民众的刑事法律意识，并最终决定法律是否为良法、法律从业者是否拥有美德、人民是否信仰法律。［9］刑法观念不解决某种行为构成何种罪名、该处以何种刑罚的问题，因为那是技术所要解决的问题，它要解决的问题是：某行为通过立法给予刑事打击（抑或除罪）的合理性根据何在？法官应当具有何种素质？法律和道德的关系是怎样的？国家权力和公民权利的界限何在？法律能不能使国民生活更加安定幸福？等等。对于这些问题的回答，显然超出了刑法解释学的能力范畴，也比解释法律更加耗散智慧，但最终的收获也更为厚重。当刑法学教师在课堂上向学生提出以上这些问题的时候，便是对法学理性的拷问，而教育本就是为塑造人类理性而产生，从这个意义上讲，当教师提出这些问题的时候，才真正触及了法学教育的本质。实际上，法律适用过程永远伴随着对这些问题的拷问，并经由拷问提升法律共同体的共情能力和人格，形成法之理性观念，最终指导法律的适用。“法官的人格是正义的最终保障”，这句话揭示了观念对法律的重要作用。正如有学者所指出，法治的进步与人的观念、感情不断提高紧密相关，它与法律人的道德能力具有紧密的逻辑关联，因为法律人阐释、运用法律和推进法制改革的角色要求他们“具有宽广的胸襟、博大的胸怀，而不仅仅是狭隘的技匠。”［10］在几年的刑法学教学中，笔者除了讲授刑法学知识，亦十分留意法科学生的思想观念，并坚持认为，今日法科生的法之理性将决定日后法治之兴衰。但经过与大一、大二（刑法学课程设置在大一下学期和大二上学期）学生的交谈互动发现，法科生距离“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还相去甚远：他们既对法治信仰、普世法价值观缺乏基本的敬畏，又对西方国家的法律制度大加赞崇；既对中国刑事法治公平正义缺乏内心确信，又对现行刑事司法的种种流弊缺乏自觉反思；既对当前社会转型期法治之乱象义愤不已，又怠于对问题追根溯源而无所寻求，更无法超越法学本身对人权、人性的终极关怀，时时呈现出迷茫、混沌的情感状态。这让笔者格外感觉到法学教育对于理性观念塑造的重大意义，因为如果我们的法科生带着这样的情感和认知状态走向职业岗位，又怎能奢望他们主持的法治是澄明的。越来越多的刑法学教师一直在思考，如何在刑法教学中融入刑法学观念教育，以培养法科生的理性精神、人本意识、平等意识等独立法律人格，并尝试了通过阅读经典、主题辩论等方式来为学生提供观念淬炼的机会。当然，理性观念和公共品质的养成并不能仅仅依靠几年的高等教育经历就能实现，它需滴水穿石之功逐渐改变，但高等学府无疑是最重要的浸润之地，而刑法学教育工作者是重要的使命承担者。（三）法治价值传递之维。法律不仅仅是安排社会生活和解决社会问题的工具和手段，同时也是特定人群价值追求的某种显现。换言之，它并不只是解决纠纷的手段，也是传达意义的符号。［11］发掘刑法规范内在蕴含的价值以及引领未来刑法的价值也是刑法学教育和研究的重要使命。在中国传统社会，法律裁判始终是价值与封建律例的结合，这在当时的社会体制中是一个高度理性化的设计。［12］如果说中国古代法律宗孔孟而重纲常、西方法律宗耶教而重平等，那么我们必须回答：中国现代法治的价值宗旨是什么？自新中国建国以来很长一段时间内，我们都没有正面回答这个问题。法律在经历了革命理想主义—虚无主义—工具主义的演变之后，及至2006年完整的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提出，才第一次在国家层面明确了社会主义法治的价值是追求公平正义，这既遵循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先决条件的历史规律，又保留了维系中国传统社会关系的伦理内核。但公平正义这个生发于西方商品经济社会的价值原则对于中国国家机器及民众来讲，不过是19世纪以后才出现的事物，隐伏在其后面的人类理性觉醒、形式法律观念以及辩证逻辑思维训练等在中国历史上从来不曾有过，缺乏这些隐相维系的力量，公平正义始终未能作为一种常态秩序在中国刑事法治生态中建立起来，这也是中国刑事法治至今无法达到世界先进水平的根本原因。如此一来，公平正义背后的人类理性觉醒、形式法律观念以及辩证逻辑思维训练便成为公平正义价值原则在法律适用中得以实现的前提，而这些原则的生根、传承的重要途径便是教育。有学者指出，法律有一种客观的可以认识的性质，这种性质独立于任何具有价值的预想之外，虽然价值法学凌驾于实在法之上能够高瞻远瞩地进行价值评判，但难免出于主观评价而难以成为认识或者真正的问题。［3］对此笔者并不这么看。法学作为社会规范科学必然伴随着人们基于生活目的的价值选择，制定并自觉遵从法律的内在动力也是为了保护价值。价值问题遭到一定的排斥大抵是因为用以描述价值本身的词汇过于宏观、概括，使人觉得言之无物，但在现代法学语境中，对价值的研究并不是去阐释那些词汇，而更多落脚在如何结合本国国情使法律实施更加符合国民的生活目的，即价值的实现。公平正义价值的实现就像一部精良机器的运转，对“零部件”要求极高，如何制造这些“零部件”是研究的重点。就目前而言，理性觉醒、形式法律观和辩证逻辑思维是主要的三大“零部件”，刑法学教育理应全力承担，这是刑法学教育承载法治价值传递使命的题中应有之义。需要指出的是，公平正义价值的实现并不排除人情，人情体现人性，它根植于社会的传统文化之中，人情中独立于实在法的正义体系是良法的渊源，而人性化的法治更易于与人情社会相沟通。［13］社会主义法治的公平正义必须在符合中国社会发展的整体和长远利益的基础上，兼顾与依法治国并不必然对立的某些传统的、民族的价值和习俗。［14］从这个意义上说，刑法学教学也要探寻人情中的正义体系，于法理和人情中寻求符合中国国情的规则之治。

三、刑法学教学应处理好的四个关系

刑法学属于社会科学，以人类世俗生活为研究对象。自启蒙时代以来形成的社会科学知识体系，用概念、范畴、原则、方法构筑起一个又一个理论框架，这些理论框架一经形成便呈现出慵懒、傲慢的特征，与世俗生活渐生罅隙。当前的刑法学不仅在法学知识和世俗社会中来回穿梭，还在全球化中直面域外理论的冲击，更在一个知识生产方式不断变革的时代置身于开放的社会科学洪流、无处不在的矛盾关系之中。在刑法学的教育教学中处理好这些关系，无疑会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一）刑法学知识与刑法学实践的关系。法学是一门应用学科，知识教育与实践经验在本科生培养中应当并重。目前中国法学本科教育以讲授知识为主，课程设置一般都遵循概念—法条—司法解释—案例这样的模式，即便在最能体现实践内容的案例环节，也并非真正意义上的案例练习，而是被用来示范或者阐明、印证教师在课堂中讲授的知识点而已。［15］对此很少有人提出异议。但笔者认为，这种模式无异于在大学阶段复制初等教育以知识—逻辑为主要内容的教学模式。初等教育的对象是未成年人，由于其认知、情感、意志力的局限性，尚不能靠自己独立领会教材、提出疑问，只能由老师带领学生将教材内容在课堂上一遍遍讲授。但大学生的认识能力、学习能力已达到较高水平，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进行预习，完全可以在课堂外消化基本法理等大部分内容，而课堂上宝贵的时间应该用于帮助学生构建知识体系、答疑、讨论以及诊断具体案例，用案例模拟进行锻炼、积累实务经验，在讨论中反思、批判实务经验，从而养成法学思维、启发创新精神，引导、培养学生具有关怀社会、放眼世界的格局，这才是大学法科教育的本质。以刑法第232条“故意杀人罪”为例，这是刑法分则中需要学生重点掌握的罪名。关于故意杀人罪的基本法理内容，例如故意杀人罪的概念、构成要件、刑事责任量刑规定以及转化犯相关规定等，通过学生的预习、自学完全可以掌握。在课堂上，教师需要引导学生讨论下列问题：未出生的胎儿不能作为故意杀人罪的犯罪对象是否合理？故意杀人罪量刑幅度跨度过大是否合理？中国现阶段为什么不具备废除故意杀人罪死刑的条件？“安乐死”是否合理以及在中国是否具有实施的可能性？世界上其他国家关于故意杀人罪是如何规定的？等等。我们还需要讨论大量特殊类型的故意杀人罪并分析其量刑规律，例如不作为故意杀人、杀害亲属、帮助自杀、被害人有过错的故意杀人、杀死“恶人”等等。实际上，这些问题才是司法实践中的难题，这些问题处理得当与否将真正体现中国刑事法治水平。通过讨论和案例分析，使法学教育不再仅仅局限于知识的传授，而是渗透了对司法经验的预判与反思，养成法科生对公平正义的自觉的、实质性思考，从而在未来法律从业者的身上达到法学逻辑与经验的统一，这个过程同时也是淬炼思想、提升观念的过程。但目前我们的法学教育几乎完全无视大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将学生自己能够完成的学习任务由教师越俎代庖。一旦将大量的基本法理内容在课堂上作应试教育式的讲授，以刑法学总论每学期64节的课时量来计算，课堂讨论和案例分析必将成为应试课堂的点缀而不是课堂的主体和重要组成部分。这种重逻辑而轻经验的教学模式尽管使法科生掌握了法学基础知识，但忽略了对学生法学思维能力的培养。这也许是中国法学教育长期在低水平徘徊的重要原因。刑法学基本法理具有一般性，而实践中的案件却各有各的特殊性，于特殊中体现正义才是法治的精神内核。特殊性案件的处理不仅要靠扎实的理论功底，更重要的要靠法律从业者长期养成的对公平正义自觉的、实质性思考，而这种思考恰恰是中国法学教育中所缺少的。（二）体系性思维与个案正义的关系。中国刑法学教学以形式逻辑思维为主，即运用概念、范畴体系性地认识和分析法律，旨在维护法律适用的安定性，避免非理性化、专横化和随意性。但是体系性思维也存在种种危险，例如它忽略了具体案件中的正义性、减少解决问题的可能性、不能在刑事政策上确认为合法的体系性引导以及过于偏好抽象的概念会忽视和歪曲法律材料的不同结构等。［16］刑法学教学仅仅倚重体系性思维的危害是显而易见的，它会导致法律适用者依赖于理论上的概念，机械地解释、适用法律，而并不去考虑个案的实质正义。［17］张明楷早在2006年就指出我们的法律共同体不善于解释法律从而导致适用缺陷。［18］以危险驾驶罪为例，《刑法修正案（八）》实施后，涉嫌危险驾驶罪被起诉的案件数量迅速上升，办案机关普遍认为，只要达到醉酒标准驾驶机动车的，一律构成该罪。如此办案当然符合罪刑法定原则的形式要求，但在一些案件中却牺牲了实质合理性，例如被告人刚刚达到醉酒标准并无其他严重情节、车辆行驶的道路偏僻无人等，这些案件甚至成为某些人批判危险驾驶罪立法的佐证。显然，这并不是立法的错误，而是机械适用法律的错误。实际上，只需要运用刑法第13条“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的规定就可以解决所有问题。由于法律适用者长期缺乏对个案正义的考量，在定罪中无力对法条进行实质解释，从而在实践中造成困扰，以至于最高司法机关不得不出台相关司法解释（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常见犯罪的量刑指导意见（二）（试行）》）对该问题予以规定。法律的适用是解释法律的过程，在刑事司法过程中，法律解释的主体主要是法官，特别疑难的问题才由司法机关解释。但现实是，法官一旦遭遇个案需要出罪时便束手无策，学者所期盼的裁判规则的形成更如镜花水月，这与刑法学教育对实质正义缺乏追问有直接关系。刑法学教学必须秉承体系性思维和考量个案正义并重的理念。在中国当前的法治情势下，强调个案正义对于公平正义价值的实现更具实践意义。在中国刑法理论体系中，个案正义往往要在犯罪构成理论之外去寻求，如社会危害性概念出罪机制、正当行为等，这是个案正义在教学中被忽略的重要原因。更深层次的原因是个案正义的探寻需要向法之理性、法之价值等难题叩问，而这恰恰是我们最不擅长的。法的价值、理性缺失与个案正义缺失互为因果，恶性循环了多年，公平正义在个案中仍然变幻不定、难以捉摸。个案实质正义的重要性恰好印证了法学教育之于理性塑造、价值传递的重要性，同时也回答了一些学者的隐忧：建立在现代法之理性、法之价值之上的实质正义并不会削弱我们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现代法学理论体系的形式规则，中国法律裁判也不会重新陷入韦伯所说的“所罗门式的卡地审判”。［19］实质正义从来都是不能舍弃的标准，它要求法律适用者超越形式判断的束缚而自觉地追求个案正义，从而实现形式与实质的统一。（三）域外学说与本土法制的关系。当前，中国刑法立法水平已位居世界前列，但刑法理论研究水平却始终处在较低水平，法学“幼稚”之名远播［20］，德、日等国刑法理论受到众多学者追捧，甚至个别人在刑法学教学中动辄全盘否定本土学说。这不仅令人遗憾也极不足取。曾经的一个时期，在西方势力的强势介入下，我们被动接纳了其法律知识体系，这一方面说明传统社会内在的深刻危机，另一方面我们也确实面临着究竟是在“器物”层面还是在文化层面进行借鉴的问题。接受外来文化，还需要考量本土固有制度的融合、地方资源的匹配问题，相比于日本简单的“脱亚入欧”，我们的借鉴更为艰辛。借鉴仅仅是手段而非目的，其目的在于如何看透一国法典背后的概念体系、思维方式、处理方法与规范逻辑等，说到底，就是一国在历史上所累积出的立法或司法智慧。［21］建国至今，中国刑法学早已经完成了对域外学说器物层面的引进，例如现代刑法体例、概念术语等；在一些人类共同价值的“道体”层面，我们也直接拿来，例如罪刑法定原则、责任原则等，同时立足于中国本土政治、经济基本面，使中国刑法立法和刑法理论研究在短时间内薄积厚发。［22］之后刑法学界便面临着冯象教授提出的“重新出发”的问题。［23］如何出发？显然靠盲目引进、借鉴域外学说并不能奏效。域外刑法学说（例如德、日三阶层犯罪成立体系）有其生发的政治、经济以及思想、人文的基础条件，其理论演变遵循着“形式—实质—两者结合、主客观分离—结合”的轨迹，而我国本土学说演变却遵循着“实质—形式—两者结合、主客观结合—分离—结合”的轨迹，其目的殊途同归，都是为着正义追求和社会安定，孰优孰劣素难断定。［24］相比于一味鼓吹域外学说，向学生阐明域外与本土学说各自生发的原因以及各自的局限性无疑更接近教育“探寻世界本源”的本质。任何将中国刑法理论“推翻重建”的观点都是不可取的。学习他人是必要的，但切不可在学习中迷失了自我，迷失了方向。［25］需要指出的是，中国时下对域外法律制度及法学理论的解读还远未达致成熟，主要体现在未挖掘出域外法律制度背后的演进历史及内在逻辑、未提炼出深层次的学术理论和司法规律。［26］这既说明了盲目移植的荒谬，也为中国比较法教学、研究指明了方向。（四）刑法与其他学科的关系。学科分化推动了学科研究的深刻化和精细化，但同时创造了认识上的另一种盲区，因为社会问题不会按某个单一学科的逻辑和意图呈现自己，人类社会出现的各种问题愈加呈现出复杂性、集合性、动态性的特征，任何一个学科系统都难以单独作出回应。［27］20世纪30年代美国法学开启自我反思阶段，现实主义法学运动的发展，使得人们开始以心理学、社会学以及新制度经济学等视角重新认识法的意义。［28］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法律学科自主性在美国逐渐走向衰落，法律与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女权主义、种族理论等交叉学科研究蓬勃兴起。［29］尽管在这个过程中始终伴随着学者的怀疑与批判［30］，但越来越多的国家都认为学科交叉是学术的主流发展方向之一，是科学前沿的生长点，也是新发现的高产地，能促成多学科协同攻克复杂的综合性问题，满足国家和社会发展的现实需求。进入21世纪，中国刑法学界也试图从学科交叉中寻找刑法学理论研究新的增长点，除了储槐植提倡的“刑法一体化”，刑法与非法学学科的融合也在学术研究和法学教育领域有所斩获，诸多高校将发展交叉学科列为教学改革的重点项目。目前与刑法学发生交叉的学科包括犯罪学、刑罚学、经济学、精神病学、医事法学、心理学、伦理学、环境科学、社会学等。在中国刑法学研究领域，除了与犯罪学、刑罚学等刑事大法学内的交叉研究成果颇具规模外，刑法与其他学科的交叉研究成果实在乏善可陈。原因主要是学科间的知识壁垒，这与美国不同。美国法学院只招收已取得政治学、历史学、经济学、文学等专业学士学位，或者学习数学等自然科学获得理学学士学位的大学毕业生，这些法科生本身就具有其他专业的教育背景，美国法学交叉学科研究与教育比较发达也在情理之中。［31］而中国则不同，缺少系统的其他专业背景，学科交叉研究呈现出浅层次的特征，更多的是在方法论上的借鉴，研究成果的贫乏使得任何一个交叉学科都无法在法学院扎根下来成为成熟的常设课程，仅仅是学术力量较雄厚的法学院根据其研究成果，零星地开设经济刑法学、行政刑法学、国际刑法学、刑事执行学、犯罪心理学等课程。学术研究与教育教学息息相关，当前刑法交叉学科研究多由学术强国掌握，由研究带动教育，教育又促进研究，如此已形成良性循环。但目前在中国，良性循环远未形成，在现有的研究体量、质量下，针对本科生不宜开设过多的交叉学科课程，没有研究内涵的课程注定会流于形式。例如有的法学院系开设的经济刑法学、刑事执行学等，实际上只是在讲授刑法分则第三章以及刑罚论的内容，本质上还是刑法学的理论范畴，并没有体现交叉学科应有的体系性。因此，对于交叉学科的课程设置应当采取慎之又慎的态度，不能单纯为了追求学科建设布局而盲目设置。

四、结语

刑法学范文篇8

2002年开始的国家统一司法考试，其目标是为国家选拔优秀的法律实务人才，因此司法考试侧重于考查学生对知识的综合运用能力。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法学本科教学包括刑法学在内首先注重的是对学生进行比较完整的理论知识的传授，以课堂讲授为主甚至为唯一的方式，往往忽略了对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和提升，因此司法考试侧重考查学生运用知识解决问题的能力对传统刑法学的教学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从历年司法考试刑法学试题来看，其具有以下几个特点：（一）考题都以案例形式出现，并且紧密结合社会生活事件。司法考试中刑法学知识在卷二和卷四中。卷二中刑法学试题的题型包括三类：单项选题、多项选题、不定项选择题。一个单项选择题就等于是一个小案例；一个多选题就等于是四个小案例；一个不定项选择题一般就相当于是一个中型的案例。卷四中的题型即为标准的案例分析。所有这些刑法学的试题都要求考生能够灵活运用刑法学理论来分析、解决实际问题，并且有些案例就是来源于当年或上年的现实中受到广泛关注的真实案例，经过编辑而成为司法考试中刑法学的真题的。如曾经发生的许霆案、刘涌案、汽车修理工恶作剧将高压气泵塞入同事肛门充气事件等等。（二）考查的知识点中法律条文的细化甚至是偏僻化。司法考试中不少刑法学的试题中都融入了刑法典条文或者司法解释的条文，有些试题实际上就是借用选择题的方式直接考查考生对相关条文的理解和记忆。学生如果没有看到该条文，即使理论知识学得再全面完整，也很难答对题目。从涉及到的条文来看，有些是比较细化的，有些甚至是比较偏僻的，尤其是涉及到司法解释的条文时更是如此。但是刑法学教学中教师一般都不会要求学生去记忆法律条文，更不会涉及一些比较偏僻的刑法条文。（三）注重将总论知识点和分论知识点进行综合考查。刑法学知识体系以严密而著称。尽管严密的体系起到了对知识点的提纲挈领的作用，但是体系本身并不能有效解决实际问题。当实践中出现问题需要解决时，往往需要将各知识点超越体系或跨越体系进行有机结合。因此，司法考试中刑法学往往是同时将总论和分论各具体罪名交织在一起对考生进行考查。其要求考生不论是做选择题还是做案例分析题，尤其是案例分析题，不能顾此失彼，一定要有总论分论一体的理念，要将总论和分论综合运用起来进行问题分析，总论中涉及到分论的知识点，分论中又结合着总论的知识点。

二、面对司法考试挑战下的地方高校刑法学教学的反思

（一）刑法学教师实践能力的普遍缺乏影响着。学生实践能力的有效提升尽管近几年高校从指导思想上一直强调“双师型”教师的培育，但是由于大气候的影响，评判一个高校的综合实力，首先是看其科研实力。因此，高校在招聘法学专业教师包括刑法学教师的时候，首先关注的是应聘者的科研能力（尤其是在南大核心期刊上发表的文章篇数）、学历及学位（原则上都要求博士）、毕业学校（甚至包括应聘者硕士就读的学校是否是211或985高校）。按照这样的标准的应聘者，绝大多数都是一直从本科读到博士，从学校到学校，毕业后直接从学生身份转变为教师身份的。由于职称评审、科研考核等方面的压力，使得这些教师不得不把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投入科研中。一些刑法学教师很少甚至都没有从事过具体的刑事司法实践。刑法学是一门实践性非常强的课程，如果教师实践能力缺乏，在讲授过程中自然地会倾向于概念的解释和理论的阐述，即使学生比较好地理解掌握了，但是一到实践中他们往往会发现所学理论对于实践问题解决的尴尬。这就意味着尽管学生较好地掌握了理论知识，而其实践能力却很难得到有效提升，形成了理论与实践的割裂。（二）刑法学教学内容缺乏有机整合。刑法学内容总体上可以分为两大部分，即总论和分论。总论又主要包括犯罪论和刑罚论，分论包括十类犯罪，有近480个罪名。国内目前大多数的刑法学教材体系总体上与刑法典的体系相类似，其章节的逻辑顺序与刑法典基本是一致的。教材的编写追求内容及逻辑体系的完整性和统一性应该没什么问题，但是作为教学而言，要想在有限的课时内按照教材的内容和逻辑体系进行讲解，往往会发现一是课时不够用，二是学生学习了后面的内容，往往会忘记了前面的理论，而在学习分论的具体罪名时，又往往会将一些相似的罪名或关联罪名混淆起来。这是因为教师在追求体系理论完整性的同时忽略了实用性，忽略了如何将教材体系转变成教学体系、将教材内容转变成教学内容、将教材语言转变为教学语言。（三）刑法学教学方法单一。目前，多数地方高校在刑法学教学中仍然沿袭传统的以课堂讲授为主的方式，注重刑法学的理论知识的完整性和追求其逻辑的完美性。尽管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会辅之以其他的教学方式，如案例教学等，但是因为刑法学知识体系的严密和内容的系统性，尤其是总论部分，再加上很多的刑法学知识点对于初学者难以把握，因此在课堂上主要是以教师的讲授为主，有时几乎就是一言堂，学生仅仅成了被动的听课对象。尽管教师也会经常将案例讨论引入到课堂教学中，但很多场合仅仅是作为对一个理论的印证，学生仍旧处于被动的听的角色，很难有效地参与到案例的分析中去。因此，“学生为主体，教师为主导”的教育理念就无法有效落实。这种单一的教学方式已经越来越不适应创新型人才培养的要求，特别是面对司法考试的冲击，更是显得招架无力。（四）刑法学考核方式单一，考核题型偏重于记忆。当前刑法学考核方式主要还是期末一次性闭卷考试。考试题型一般为选择题、简答题或问答题、案例分析题，但是案例题所占比重一般不超过40%。也就是说考查学生综合运用能力的内容比例小，题型比较单一，而考查记忆性的内容则偏多。一些学生将老师上课的PPT内容进行整理记忆，有的可能是全班用一份统一整理的笔记内容，就能顺利通过期末考试，一部分学生甚至还能获得较高的分数。而一旦学生需要运用理论解决实际问题时，他们就会发现无从下手。因为这种单一的考试方式及偏重于记忆的考核并没有达到促进、提升刑法学教学的目标，更别说学生综合素质能力的有效提升。

三、以司法考试为契机改革刑法学教学

作为一名法学本科毕业生要想从事司法实务，必须首先通过司法考试。从某种程度上说，司法考试就是一座连接法学本科毕业生与法律职业的“桥梁”。就地方高校刑法学本科教学而论，司法考试对其既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同时也带来了难得的机遇。教师在刑法学教学过程中应该清醒地认识到这一挑战与机遇，以此为契机，改革刑法学教学，使之既能符合地方高校法学培养目标，又能与司法考试相互促进，良性互动。（一）整合一支理论与实践经验有效结合的刑法学教学团队。刑法学的内容无论是犯罪论、刑罚论还是分论，都具有很强的实践性。教师在授课中不但要能使课程内容形象生动，使学生愿意听、愿意思考，更要使学生运用理论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综合能力得到提升。而有着丰富的实践经验的老师恰恰满足了这一要求，而一支理论知识扎实和实践经验丰富的刑法学教学团队则更能够发挥各自特长，形成合力。一般来说，刑法学教学团队可以由3名左右的专职教师以及司法实务部门人员组成，专职教师的年龄、学历、职称搭配合理。例如笔者所在学校的刑法学队伍有三名教师，其中中年教师一名，青年教师两名；博士学历一名，硕士学历两名，副教授两名，讲师一名。团队的每位成员通过多种方式参与到司法实践中去：两名教师属于“双师型”教师培养对象，在司法实务部门挂职；一名教师从事兼职律师。而司法实务部门的人员主要指导学生的实践活动的开展以及一些实务性很强的课程。通过这样的教学团队，既能使学生形成比较系统的刑法学知识体系，又能最大程度地满足司法考试对学生实践能力的要求。（二）有机整合刑法学教学内容。基于司法考试刑法学试题的特点，我们就应该在不违背法学本科教育目标的前提下探索其规律并在授课中加以解决。刑法学要解决的核心问题就是犯罪与刑罚，而对这两个基本问题，刑法典又以总则和分则加以规定。在司法考试中，总则部分一直是司法考试的核心，分则部分的重点内容及一些重点法律条文也不容忽视，在考题中这些方面往往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重在考查学生解决问题的综合能力。在刑法学教学中把握了以上的命题导向，结合刑法学基础理论知识，在教学中就要积极思考解决如何实现教材内容、法典规定、单行刑法与相关司法解释以及经典真题有机结合、融为一体。在教学过程中，特别要关注大量的刑法典之外的司法解释。与其他部门法不一样，刑法不是仅有较为全面、集中的解释或者意见，涉及到刑法问题的立法、司法解释也十分繁多。刑法的立法、司法解释许多就是针对刑法典某一条文而作出的，甚至是针对某个小制度或罪名而作出的，并非系统地针对刑法典全文的解释。对于学生而言，弄清这么繁多而又十分零散的立法、司法解释与刑法典是何关系、是否都要掌握、如何掌握、掌握到什么程度以及司法考试的考查角度等都是棘手的难题，而这又是司法考试的重点之一。因此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应对繁多的刑事立法、司法解释加以取舍，并将其与刑法典一起穿插于各相关知识点之间而不单独零散介绍。立足于司法考试刑法学试题的规律，力争在授课过程中详略得当。对司法考试中不涉及而又非基础的理论知识、非重点内容简单讲授即可，而对司法考试涉及的重点知识点而且又是理论知识中的重点，如何详细讲解都不为过。如在分则部分，对一些常见的重点罪名如交通肇事罪、抢劫罪、盗窃罪、贪污罪、受贿罪等不厌其烦，并且尽量细致入微；而对其他司法考试中很少涉及到的章节条文内容则删繁就简、略作提醒，如分则第一章、第七章、第十章60多个法条近80个罪名可以简单地讲授。同时，在讲授分则内容时，可以有意识地将分则各章罪名进行合理调整而非局限于传统的类罪之下的讲授，以适应于司法考试灵活运用的需要。例如：讲授抢劫罪时，在系统讲授我国刑法典中第二百六十三条规定的抢劫罪的基础上联系第二百六十七条第二款“携带凶器抢夺的，依照本法第二百六十三条的规定定罪处罚”、第二百六十九条“犯盗窃、诈骗、抢夺罪，为窝藏赃物、抗拒抓捕或者毁灭罪证而当场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的，依照本法第二百六十三条的规定定罪处罚”、第二百八十九条“聚众‘打砸抢’，……毁坏或者抢走公私财物的，除判令退赔外，对首要分子，依照本法第二百六十三条的规定定罪处罚。”进行讲解。之后，再进一步将抢劫罪与抢夺罪、索财型绑架罪、敲诈勒索罪、强迫交易罪等罪名进行对比讲授。因此，围绕一个典型罪名，可以将许多相关罪名进行联系讲授，使学生能够有效地掌握相关罪名，加深其理解，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三）改革刑法学教学方法和构建多元化实践教学体系。传统刑法学授课的优势是能够系统讲解刑法学的知识点，能够使学生形成刑法学知识的完整性和逻辑的严密性，不足之处是将学生作为教学的客体，不能与学生形成有效的课堂互动。尽管这些年对传统的刑法学教学方法已经做了很大的改革，但是由于受到种种主客观因素的影响，教师在课堂上更多的仍是一言堂，注重刑法学理论知识的阐述，缺少与学生的互动（尤其是一个班级的人数达到80人以上的），更无法提升对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如何解决这一问题，目前国内一些学者认为应该借鉴美国法学教育中运用的案例教学法，一些高校的刑法学教师也在课堂上运用。但正如一些学者提出的，案例教学法是在美国特殊的背景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在中国应该改革完善案例教学，但不是案例教学法。笔者在刑法学的教学中的做法是：借鉴吸收案例教学法的优点，在刑法学授课过程中，选取经典案例（但案例的选取要少而精），既可以是司法考试真题，也可以是其他来源的典型案例（如《今日说法》）。在授课过程中灵活运用所选案例，根据不同的需要，案例既可以课前给学生，让学生准备课堂上提出问题，分析问题，笔者进行引导和总结；也可以课堂上在讲解某个知识点后给学生，让学生对所学的理论进行验证。在课堂讲授中将课外的资料阅读、热点案件追踪、两高法律文本的学习与课堂讲授结合起来，强化课堂教学的实践性和理论性。培养方案中构建从大一到大四的不间断的多元化实践教学体系。例如：大一开设专业认识实习；大二开设社会调查；大三开设学年论文撰写、专业实习；大四开设模拟法庭、毕业实习。每年的“3•15”和“12•4”国家宪法日组织学生开展法律咨询和法律服务、假期组织学生到律师事务所及法院进行社会实践。（四）改革刑法学的考核方式。考试具有检测学生学习成绩和学习导向的双重作用。为了使考试的功能有效的发挥，教师需要精心设计刑法学考试的内容与方式。就考试内容来说，教师要能够将总论内容和分论内容有机结合，考试试题一部分可以直接来源于司法考试真题，一部分参考司法考试真题做一些修改，一部分借鉴法律硕士研究生考试真题及法学硕士真题，最后一部分则是教师根据授课实际及学生实际灵活出题。这样一来，既能使学生关注司法考试，也同时关注课堂老师的讲解。就考核方式来说，适当改革以闭卷考试为唯一的方式，有些案例分析题可以采取开卷考试的方式。合理确定平时成绩与期末考试的比例。就考试题型来说，减少简答题和问答题，增加不定项选择题、法条分析题和案例题的分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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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法学范文篇9

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对刑法学教学的影响

国家法律职业资格考试是国家统一组织的从事特定法律职业的资格考试。初任法官、初任检察官和取得律师资格必须通过该考试。我国改革后的法律职业资格考试由笔试共三卷组成，刑法学科不仅是法律职业资格考试的必考内容，而且所占分值是最高的科目之一。从题型分布看，刑法学科在卷二中体现为单项选择题、多项选择题和不定向选择题，在主观题卷中以案例分析题甚至以最后的材料分析题的形式出现。刑法学在职业资格考试中具有与众不同、更加复杂的特点，这主要体现在：首先，职业资格考试大纲和参考教材在传统的刑法学通说教材在体系、内容等方面均存在不同。在刑法理论界，关于犯罪构成体系，是坚持传统的四要件平面式犯罪构成还是引入大陆法系阶层式的犯罪论体系一直存在争论。2009年，国家司法考试（法律职业资格考试的前身）教材曾一度将犯罪构成体系改为大陆法系的三阶层式，在引发广泛争论后，从2010年起，国家司法考试大纲又改回了传统的四要件体系。[1]虽经历了这一变化，但司法考试题目的类型、风格并没有发生显著变化。也就是说，从命题人的风格和题目设置上，大陆法系刑法的气息仍较浓厚，如违法性认识的可能性、期待可能性等内容均已考过，而传统四要件中的犯罪客体则未在司法考试中出现。其次，法律职业资格考试题目大多以案例形式呈现，且案例多变。无论选择题还是专门的案例分析、论述题，法律职业资格考试题大多以案例方式呈现。法律职业资格考试中的案例是对真实案例的高度提炼，有些案例是多个案例的混合编辑，内设的考点和“陷阱”颇多，这都需要考生有严谨的法学思维、扎实的专业功底。再次，法律职业资格考试中刑法题目所占分值高，而且会涉及部分理论问题，有一定深度。与其他部门法学科不同，法律职业资格考试的刑法部分在体型设置中会直接涉及一些理论争议，有些题甚至直接提问相关的学说名称，如盗窃罪的“公开”与“秘密”之争、具体危险说与抽象危险说的区别等，这些都已在法律职业资格考试题目中出现过。这就对考生提出了更高要求，学生在日常的刑法学习中不仅要知道是什么，还要知道这种结论背后的理论渊源。从刑法发展看，刑事古典学派与刑事实证学派形成了大陆法系刑法学上的两种思潮，以此导致二者影响下的犯罪论各阶层都呈现出不同特点，之后，两大学派争论的侧重点又有所变化，交融趋势显著，但学派之争影响下的刑法学发展却呈现出异彩纷呈之势。我国传统的刑法体系深受前苏联理论影响，重视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引导，建立根基与大陆法系刑法学理论并不相同。如何在通说的刑法学教学中引入古典哲学的思考方式，成为学生能否真正懂得所学理论，又是否能准确运用的大问题。从我国刑事司法实践看，直接采用大陆法系刑法理论审案断案的属于极少数。在广阔的中国大地统一刑事司法适用尺度，改变已有的刑事思维方式，不可能也无必要。要同时考虑东中部地区不同的经济文化发展水平，又要保证定罪量刑的准确有效，在当前刑事案件数量庞大的现实下，又怎样要求一线办案法官、检察官必须都采用新的犯罪论模型，引入新的理论性强的思考呢？随着司法专业化的持续推进，刑法案件的处理会更谨慎、更严格合理，但这并不能表明大陆法系的刑法理论在现有的司法实践中能立即推进。于是，刑法学当前的法律职业资格考试侧重点、传统的教材体系与司法实践的现状间都出现了“鸿沟”，这种种的不一致导致刑法学教学面临更多的挑战。如果课程教学仍采用传统的通说体系，会导致学生难以接受阶层式的犯罪分析模式，在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备考中感到盲从无力；如果课程教学完全采用大陆法系刑法学理论体系，就更有利于培养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但却与现行司法实践不符，使其对现有的司法产生错觉。刑法学教学在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冲击下面临的这一特殊困难考验着每一位教学者的课堂把控力。面对现实，把握好本科课堂的“度”非常重要，即在学生打牢基础与探索求知间寻求平衡，并兼顾考试的要求。法学本科生层次差别较大，对于正常的学术观点争论，要清晰地对学生进行介绍，并进行妥当评析。对于理论基础的差异，要善于运用比较的方法分析各体系的优缺点，并与实际的案件相结合，步步对应。比如，不能简单将阶层式犯罪论体系就称为改革的理论或革新的理论，而将四要件犯罪构成称为保守的体系。四要件犯罪论体系虽来源于前苏联，但在我国也运行了几十年了，特别是司法实务部门的人对此比较熟悉，容易理解。体系的选择和定位不能简单地“贴标签”。因此，真正有建设性的教学应当是面向阅历、知识尚浅的法学本科生，澄清理论争议背后的问题点，以理性的态度看待各体系的利弊，并让其学会分析问题的方法。在刑法学教学体系的设计上，统编教材是重要的参考依据，但不同学校由于课时、环境等多方面的限制，完全依照教材的编排和详略讲授已不合时宜。在教学中，可根据授课教师对刑法学教学内容的把控力、课时安排的多少、法律职业资格考试的侧重点等多方面内容进行讲授的选择和排序。笔者认为，可适当将刑罚论的内容挪到犯罪论之前讲授，并将具体的刑罚裁量、执行制度略讲，需要记忆的内容留给学生自主学习。“刑法”之所以被称为“刑”法，而非“犯罪”法，与我们的传统中重视刑罚的功效有关。刑罚的轻重排序设定对犯罪的分类有指引作用，以刑罚论引领犯罪论，不仅有助于学生产生对刑法的直观印象，同时还能培养由浅入深、循序渐进地思考方式。在教学中，适当补充学派之争的背景和主要立场的介绍是必需的，以不同的立场为根基，阐述犯罪论各部分、各体系的具体内容，理论大厦才会稳固。法律职业资格考试的定位在于选出适应司法实践要求的司法职业工作者，现有的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形式却很难担负起这一重任。总体来说，法律职业资格考试题型和案例的训练在于培养学生的思维逻辑，这种立场的建立是为了让其有合理的分析案件的能力，结论本身则更多体现为应试的要求；而传统理论、刑事司法现状的介绍则更要肩负起培养刑事司法实践人才的重任，目的在于从课堂到社会的完美过渡。利用有限的课时，详略得当的对接两种体系，才能起到应有的效果，而不被卷入无谓的争论中。

二、刑法学教学常用方法的探讨

刑法学教学除了采用传统的“演讲式”方法外，还应采用更多地活跃课堂、便于理解、提高课程接受度的方式。综合来看，对法条的理解分析多采用解释论证法，对具体案件的解构多采用案例研讨法，而在教学中要整体性贯彻刑法与刑诉法交错适用的思想。1、解释论证法。我国的传统教学仍采教师讲授型的“满堂灌”式，对法律的讲授主要侧重于对条文含义的解读及对法律原则的分析。这种传统的教学方法可能存在枯燥乏味、忽视实践、信息到达率低等缺陷。从学生的反应看，大部分学生在课堂讲授开始时能保有较大热情，但随着课程的进行，学生的兴趣在逐渐减弱，听课的积极性明显下降。如何更好地呈现略显枯燥的法律文本，让书本上的法充满生机呢？笔者认为，刑法解释要运用多种解释方法，论证思路又离不开法律逻辑的贯彻。对一个问题的解读，应抛弃传统的“概念、特征、类型”等教科书式的体系，而要从问题出发，逐层深入地探讨。如讨论刑法中的因果关系问题时，不是单纯介绍必然与偶然因果关系说、条件说以及原因与结果的概念争议，而是应该以案例模型切入，通过生动有趣的假设分析各种不同情况下有无因果关系的认定。案例中应能包含多样情况，通过修改其中的一个或几个限定词，就完全能引出不同的情况，得出不同的结论。这就要求刑法解释在事实与规范间来回穿梭，通过举例发现不同情形下的差别，再返回理论，归纳出相关学说。2、案例研讨法。法学的生命在于实践。将有层次又充满深奥性的刑法理论用于操作，才能将书本上的法变成“活”的法。刑法这种传统部门法不能离开案例研讨的教学方法。案例研讨法的形式不限于在黑板上写出或在ppt上呈现出案例和问题，然后让学生作答，而是也可以采用多种研讨方法。首先，在案例的选择上，既要有经典现实案例，又要有根据理论争议高度浓缩的教学案例；既要有紧紧围绕个罪犯罪构成呈现的案例，又要有结合各种情况，包含竞合论、共同犯罪等多种内容交错的复杂案例。教学案例要选择争点多，理论前沿性强的案例。如经典的餐厅毒蘑菇案，“生物系的大三学生在餐厅打工，当传菜的服务员。厨师用新鲜的采摘蘑菇做菜，当他端上厨师给他的蘑菇时，他发现蘑菇有毒，可致人死亡。但他还是照常把该盘菜端给了顾客，导致该名顾客死亡。”在这个案例中，如果用传统的主客观二元分析模式分析，该大学生既有将毒物端给他人并导致他人死亡的客观行为，同时又有主观上对他人死亡结果的明知故意，那么其应构成故意杀人罪。但问题是，该大学生在本案中只应具有传菜员的身份，社会赋予了他餐厅服务员的角色期待，而并没有期待他是一个专业的判断菜有无毒的大学生。如果他只是一名普通的打工者，而不具有生物专业大学生的身份，他同样会把毒蘑菇端给客人，也就是说，客观表现一致的行为仅因为行为人的专业身份多知道了一些知识反而要被归责，这显然是不合理的。于是，对该案的分析就从传统的主客观相一致的犯罪构成延伸到了客观归责领域，责任的归属与角色期待间该如何协调，责任的归属还需要什么要素的问题就被提了出来。一个案例，涉及的争点遍布犯罪构成、因果关系、客观归责、犯罪的本质等诸领域，可谓从小事例贯穿整个刑法学体系的典型。除上述教学案例外，案例研讨可以和模拟法庭教学相结合，选择真实案例，向学生提供足够多的案卷材料，从撰写起诉文书入手，分步骤让学生演练庭审中的环节。为考察学生的法律分析能力和现实应对能力，应该逐步体验完全真实的庭审环境，即引入一些现场易变因素，来观察各方的反应能力。比如，考虑增加被告人翻供的情况，看公诉方的准备是否全面；增加被害人家属在庭上表现激动的情况，看法官的控场能力；增加证人出庭的情况，以考察证人询问技巧、当场对质的效果等。只有将书本中的法条和犯罪构成与真实的庭审相结合，学生才能亲身感受刑事司法现实，才能增强未来工作的操作技巧与能力。总之，案例研讨法注重虚实结合，将课堂的论辩逐渐向社会延伸。3、刑法与刑诉法的交错适用。由于受我国传统学科划分的影响，实体法与程序法之间在教学中存在明显的界限。刑事实体法学者更多地注重从规范上分析如何定罪量刑，而对如何达到这一结果的过程以及相关程序保障却较少关注。无论在德日这种大陆法系国家，还是在英美法系国家，刑法学者同样都是刑事诉讼法学者。大陆法系国家注重理论的深度和逻辑性，对部门法问题常作法哲学的思考，这种思维模式保障了学者研究和课堂教学的深度和广度，跨学科性常成为一个学者的基本功。而在英美法系国家，判例教学贯穿理论和实务始终，教学的目标就是强调让学生“像律师一样思考”，这就保证了刑法学教学会考虑到实践运行的方方面面，实体与程序自然是融合的。我国现有的法学学科分类来源于前苏联，诉讼法学科被单独归类，实体法与程序法从教学到科研都属于不同的领域，这就使得现有的法学教育与实践运行间出现了人为的“鸿沟”，甚至不少实体法学者也很难对程序法问题有专门理解。这种历史带来的影响可谓深远，现今我国的法学硕士研究生招生仍然按照这种分类进行，诉讼法专业的学生专门学习研究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等程序法，对实体法内容很不了解，而刑法学专业的学生很多对刑事诉讼法内容很陌生，其对一些基本的诉讼程序和时限规定都不熟悉。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刑法学教师首先要树立刑事一体化理念，打通刑法与刑诉法的相关内容，主动研习程序法理论；其次要对两法的交叉内容主动予以关注，撰写相关成果。如行为数、罪数和诉的个数的关系、轻重罪的划分与强制措施采用的关系等，这些内容都有利于理论的突破，也有利于司法适用的科学合理。刑法与刑诉法的交错适用也主要体现在上述模拟法庭教育中，当学生完整体验完一个刑事案件的处理，他就会了解真实案件处理的每个细节，特别是程序上的瑕疵也能被其准确发现。在真实庭审中，案件的争议主要体现在事实的认定上，事实调查过程比法律的定性更为繁琐。传统课堂教学注重法条的规范分析和案件的定性讨论，上述具体疑难问题经常被忽略，当实体法与程序法交融，实践中的真问题就会凸显，学习的效果才能达到。信息化时代下，我们每个人的生活都在发生着迅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以往教学中，一块黑板、一支粉笔，学生在下面记笔记的情形已越来越难见到；取而代之的是各种多媒体技术，还有学生的智能手机等各种电子设备。就学习来说，只要愿意，随时随地，大量的信息都可以看到、查到，如果说课堂教学的目的仍然只是传播固定的书本信息，那它已很难满足青年学生的期待了。新时期的刑法学教学要与社会的发展相适应，要善于运用各种辅助工具，促进教学效果的提升。法律信仰是法律人格的核心和标志，部门法的学了基本法理知识的学习训练，更重要的是传递法治理念，培育法律信仰。时代的变迁带来世界日新月异的变化，各种诱惑也随之而来。作为法律职业共同体的一员，守住从业底线、坚守职业道德，比办案技术本身更重要。因此，在刑法学教学过程中，伴随着课本章节的内容讲解，自然应贯穿法律职业道德的教育，将正义、公平、罪刑法定、保障人权这些更高的理念融入教学案例讨论中。只有经过这种潜移默化地渐进式训练，学生才能在未来的法律生涯中，在法律信仰的引导下执业，做法律水平高、职业素养好的法律人。

【参考文献】

刑法学范文篇10

“以人为本”应以人性为基础。“一切科学对于人性总是或多或少的有些关系，任何学科不论与人性离的多远，他们总是会通过这样那样的途径回到人性。”作为社会学的刑法学当然也是如此。刑法规范只有建立在人性的基础上，才能体现其价值，才能具有其本质上的科学性、合理性。

（一）刑法的产生与发展进步，总与人性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1.刑法的产生是以对人性的思考为前提

人是社会之本，正确认识社会规范建立在正确认识人性的基础之上。刑法的产生也是以对人性的思考为前提的，在西方人性问题上的最大争议是人性的理性与非理性问题，在中国是人性的善与恶问题，在人性上的不同认识往往导致不同法律学说的产生。

2.刑法的发展与人性的发展相互映衬

人性的发展历程规制了刑法的发展历程，刑法的发展又对其具有反作用。历经了文艺复兴、启蒙运动，人性冲破了神学的藩篱，得到了张扬与尊重，与此同时，刑法对人性的束缚和压制也被彻底的瓦解了。罪刑法定原则、刑罚人道主义原则、罪刑相适应原则这三大刑法基本原则的确定，是对人性的理解与尊重，更是刑法学的巨大历史进步。此外，费尔巴哈的心理强制说，是在对人性的深刻认识和理解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具有相当程度的人文关怀，得到了人们的普遍接受。之后的实证学派更是以犯罪人为刑法的中心，主张刑法个别化原则、意思决定论和社会责任论，使人性得到进一步的尊重和深化，使刑法更具生命力。

（二）对我国现行刑法人性方面的思考

我国现行刑法虽然在诸多方面有了很大发展进步，但也存在一些违背人性，强人所难的地方。笔者认为，为使我国刑法更加完善，符合人之本性，我们首先有必要借鉴西方的期待可能性理论，因为这一理论符合人性的要求，是对人性的体谅与尊重，也体现了刑法谦抑性的价值目标追求。另外，趋利避害是人的本性，而我国刑诉法却规定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如实回答义务，这实质上是迫使他们自证其罪，是强人所难的行为，是对人性的无视与逼迫，对此，我国应考虑借鉴西方的沉默权制度，充分尊重犯罪人权利。

二、刑法学的人道体现

（一）“以人为本”思想在刑法中的另一体现是其人道性

刑法的人道性，立足于人性，而人性的基本要求是人类出于良知而在其行为中表现出的善良与仁慈的态度和做法，即把任何一个人都作为人来看待。同理，刑法人道性的最基本、最根本的要求可总结为：犯罪人也是人，作为人，犯罪人也有其人格尊严，对犯罪人的任何非人对待都是不人道或者反人道的。在现代法治社会中，人道性乃是刑法不可或缺的价值蕴含，这种价值蕴含主要通过刑法的宽容性、刑法的轻缓性和刑罚的道义性来体现。

1.刑法的宽容性

人道化、理性化是刑法合理性的基础，而宽容则是人道的应有之义。正如贝卡利亚认为刑罚的本质是痛苦，但决不能给犯罪人施以过多的痛苦，主张刑罚应当宽和，“只要刑罚的恶果大于犯罪所带来的好处，刑罚就可以收到它的效果除此以外的一切都是多余的，因而也是野蛮的。”恢复受刑人的自尊，宽容对待罪犯，是刑罚执行符合人道主义的基本要求与目标。

2.刑法的轻缓性

刑法的轻缓性的主要体现是刑罚的轻缓化。刑罚的轻缓化，要求刑事法官要保障犯罪人的人权，做到宽容道义，使刑罚符合于人之本性，这充分体现了人本价值观的时代精神。再则，从犯罪人的角度来说，刑罚的轻重要考虑他们的心理承受能力，以刑罚轻重可能带来的社会后果，宽大的刑罚以符合人尊严的方式引导人离开犯罪行为。贝卡利亚认为刑罚的目的仅仅在于阻止罪犯再重新侵犯公民，并规诫其他人不要重蹈覆辙。对于犯罪最强有力的约束力量不是刑罚的严酷性，而是其必要性。人类文明是生生不息的进化过程，刑法作为一种社会法律制度，也是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而从野蛮至文明不断进化的。在数千年的刑法史中，刑罚进化最明显的趋势就是刑法的轻缓化。众所周知，轻缓性是与残酷性相对立的，它是刑罚人道性的题中应有之义。

3.刑罚的道义性

我们知道，刑罚的本质在于其惩罚性，表面看来这与刑罚人道主义的要求矛盾，事实并非如此，相反只有以人道主义为基石，刑罚才能顺应其发展的进步文明规律，才能实现其目的。《世界人权宣言》中规定：“任何人不得加以酷刑或施以残忍的，不人道的或侮辱性的待遇或刑罚。”显然，反酷刑已经成了一项最低的国际人格标准，也是考察一国是否实行了刑罚人道主义的一项基本准则。

（二）刑法人道在我国刑法中的体现

中国和大多数国家一样，并没有在刑法典中明文规定刑法人道的原则，但刑法人道一直是被我国刑法学者所提倡并由立法者在刑法中体现，司法者在司法实务中遵从的刑法的基本原则。刑法人道在我国刑法中具体体现为以下方面：

1.在犯罪论中的体现

例如我国《刑法》第13条规定：“一切危害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安全，分裂国家、颠覆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和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破坏社会秩序和经济秩序，侵犯国有财产或者劳动群众集体所有的财产，侵犯公民私人所有的财产，侵犯公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其它权利，以及其它危害社会的行为，依照法律应当受刑罚处罚的，都是犯罪，但是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由上可以发现，并不是把任何危害社会的行为都称为犯罪，而只是把那些依照刑法规定应当受到惩罚的行为才认定为犯罪，这就是刑法谦抑性的体现。另外，不作为犯罪的场合下，如果行为人负有某种特定义务，但根据行为人当时的具体情况根本不能履行该义务，换句话说就是不存在期待可能性时，那么行为人的行为就不能认定为犯罪。如果将此作为犯罪处理，就违背了刑罚人道主义。如果行为人根据客观条件应当预见却没有预见，则构成过失，如果行为人不是应当预见他也没有预见而造成危害结果的，也不能作为犯罪处理，而应该作为意外事件看待。此外，在犯罪论的其他部分，如对刑事责任年龄、刑事责任能力的规定，对于预备犯、中止犯、共同犯罪中教唆犯、从犯、胁从犯的规定，在罪数论中对于牵连犯、想象竞合犯等情况认定为一罪而不是数罪的规定，都体现了刑罚人道主义的要求与体现。

2.在刑罚论中的具体体现

刑罚体系历经了从以死刑和肉刑为中心到以自由刑为中心，乃至现代的刑罚正逐渐转向以财产刑和其他非监禁化的刑罚种类为中心的发展史，因而勾勒出刑罚从残酷到人道的历史演变趋势。虽然我国刑法还没有废除死刑，但也严格的限制与缩小了死刑的适用范围——死刑只能适用于那些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未满十八周岁的人犯罪和审判时怀孕的妇女不能适用死刑。在执行死刑时，不准游街、不准有侮辱犯人的行为等。在刑罚裁量上，量刑不仅要考虑法定的量刑情节，还要考虑酌定的量刑情节，这些都是刑罚个别化、人道化的要求的体现。

三、刑法的人权保障机能

人类对人性的孜孜不倦地探求，对人道的尊重与追求理所当然地引起对人权的关注，而人权保障是刑法所追求的价值目标之一。当前,人权是国与国之间及其国际社会在处理政治、经济、文化等事务时往往首先考量的内容。“人权是现代法最基本的价值之一”，而刑法以它保护利益的广泛性、重要性及其对违法制裁的特殊严厉性在人权保护方面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一）刑法人权保障的对象及意义

刑法对人权的保护,既包括对被害人及广大守法公民的保护也包括对犯罪人的保护。日本学者木村龟二指出:“刑法的人权保障机能由于保障的个人不同,实际机能有异,具有作为善良公民的大宪章和犯罪人的大宪章两种机能。只要公民没有实施刑法禁止的行为,就不能对该公民处以刑罚。在此意义上,刑法就是善良公民的大宪章。刑法作为犯罪人的大宪章,是指行为人实施犯罪的情况下,保障罪犯免受刑法规范以外的不正当的刑罚”。

（二）我国刑法中的人权保障现状

2004年宪法修正案增加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一款，这不仅为刑法的人权保障奠定了宪法基础，而且对刑法的贯彻执行具有重要意义，也是我国刑法贯彻“以人为本”思想的重要体现。我国现行刑法兼顾社会保护与人权保障双重功能,进一步强化了刑法对人权全面且有效的保障，通过明文规定罪刑法定等基本原则与改革未成年人犯罪的刑事责任，强化正当防卫制度，加强刑罚人道化以及规定犯罪与刑罚的一系列具体条款，较好地体现了人权保障机能，但还存在一些缺陷，需要予以重视和改进。主要是：

1.罪刑法定原则需要深入贯彻实施

罪刑法定原则要求罪刑规范的设置具体化、明确化,我国刑法而言还存在一些不足，如用语含糊、不明确、笼统,分则条文中罪名规定不明确,还有的犯罪的法定刑幅度过大等等。

2.应考虑在刑法典总则中增加未成年人犯罪特殊处遇专章

这样能够较为全面地构建对未成年人犯罪的刑事责任追究、刑罚裁量的原则、刑种的适用、刑罚制度适用、保安处分措施的配合等一整套完备的特殊处罚措施,能够做到对未成年人犯罪合理、有效的处置,并充分发挥刑法对这一需要特殊保护群体的人权保障机能。

3.应进一步限制和减少死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