协商范文10篇

协商范文篇1

政治协商是人民政协的首要职能，是人民政协生存和发展的基石。切实做好政治协商，要求各级党委、政府真正从遵循宪法精神，坚持我国基本政治制度的高度，深化对这一工作的认识，真正把政治协商纳入党委、政府的议事规则，作为科学决策的必经程序，使之规范化、制度化。作为各级政协组织，如何搞好协商活动的具体组织和操作，则直接关系到这一首要职能的有效履行。我们根据政协章程，在实践中较好地把握了五个环节，使政治协商不断出现新的气象。 一、周密计划———不随意协商。政治协商要讲政治，不能随心所欲。必须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有的放矢，早作方案。协商什么，解决什么问题，什么时候协商，同谁协商，都要周密计划，及早安排。今年**市政协拟在主席会议、常委会议上举行5次大的协商，涉及8个方面的内容，协商对象有党委、政府、检察院、人民法院及19个市直相关部门。早在2月份，中共**市委就发文批转了**市政协常委会全年工作要点，将几次协商活动的时间、内容，参与单位以一览表的形式，发至区县(市)、市直党政机关和派，使之心中有数，早作准备，将其纳入党委、政府的年度计划，使协商活动在各自的全局工作中有安排、有位置，从而有效防止了临时性、随意性的低水平协商活动。

二、选新话题———不老调重弹。根据政协章程，政治协商具有丰富的内涵，广阔的空间。如果协商范围窄小，话题陈旧，就会说的枯躁无味，听的不感兴趣，双方都提不起精神，纯粹走一走过场。近两年，我们依据政协章程规定，紧紧围绕党委、政府工作中心，在紧扣“大政方针”、“重要问题”的前提下，拓宽领域，精选话题，力求与时俱进，在协商内容上有所突破，有所创新。每次协商都形成会议纪要，重要的协商意见以主席会议建议案、常委会议建议案的形式提送市委、市政府，协商活动的水平有了明显提高。

三、充分准备———不仓促上阵。协商在会上，功夫在会外。每次协商前，我们都反复钻研相关法律法规和国家政策，进行充分调查，集思广益，真正把一个方面的情况搞清楚弄明白。为协商职业教育、民办教育问题，我们不仅对本地教育状况进行调查剖析，还由副主席带队上湖北，赴海南带着问题学习、考察。为搞好思想宣传工作的协商，我们先后到宣传文化部门、新闻媒体、大专院校、中小学校多次举行座谈会，上门走访各方面代表数十人次，还印发1000份问卷调查，由委员们分头下去，广泛征求机关干部、企业员工、社区居民的意见，然后综合分析，写成专题报告。“超期羁押”、“执行积案”问题，关系到司法公正、司法权威、司法形象，人民群众反映强烈。为了搞好这个方面问题的协商，刘春林主席和几名副主席分别带领政协委员到基层法院、检察院、看守所调查、视察，走访有关当事人。使我们对这一问题的现状、成因，解决的措施都有了一个清晰的认识。由于调查深入，准备充分，每次协商都很主动、很从容。发表意见都能切合实际，切中要害，做到言之有理，言之有据，言之有度，为协商对象所接受。

四、双向互动———不自娱自乐。政治协商的过程是一个发扬民主的过程，提高政治文明的过程，需要协商双方互相尊重，互相配合。去年，我们以学习贯彻政协章程为契机，利用多种形式，多种渠道，大力宣传统一战线理论，宣传人民政协的性质和职能，并主动沟通，积极争取党委、政府的重视支持，使“协商于决策之前”原则不仅成为党委、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共识，并成为大家共同遵守的制度。以前政协会议往往一厢情愿，很多时候是自己发言自己听，被委员们戏称为“自娱自乐”。现在这个问题得到较好地克服。书记、市长、常委、副市长和检、法两院领导及相关部门主要负责人都主动和应邀同政协进行过重大问题的协商，并真心真意地听取和采纳政协意见。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五、注重效果———不一商了之。每次协商总得有一个明确的主题，欲达到一定的目的，决不能满足于走走过场，一商了之，否则就失去了政治协商的意义。我们就《加快**市公共体系建议》、《发展职业教育问题》进行认真协商后，形成的主席建议案受到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市委书记程海波批示：“政协主席建议案，提之有据，议之有理，请市政府就此事专题研究，卫生部门、教育部门拿出具体方案，报市委、人大、政协研究审定。”为了防止协商意见一提了之，领导批示一批了之的现象，政协办公室和政协提案委加强了同市委办、市人大办、市政府办的联络沟通，建立了行动跟踪和意见反馈制度，推进参政议政成果的落实。在市委的关注下，政协的建议大都为政府和有关部门采纳。为了督促提案的办理落实，每年我们都选择一批办理难度较大的提案，由正副主席带领专委会同志和提案人深入到承办单位督办，有效提高了党政机关对政协意见的重视程度，促成了一批群众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的解决，也大大激发政协委员履行职能的积极性。

协商范文篇2

20世纪末期以来，协商民主理论一度成为西方学术界的研究热点和主流话语。立法协商理论渊源于西方协商民主理论，随着协商民主理论研究的逐步深入，立法协商也开始受到国外理论界的广泛关注，但规范的立法协商理论研究依然显得相对匮乏。协商民主是在对西方自由民主和代议民主的批判中产生的，历经30多年的发展与演变，其内涵不断地得到充实与丰富，研究视角与范式也得到不断创新，但其内涵在学术界依然莫衷一是。然而总的来看，协商民主理论家都认为协商民主不是简单的选举民主和利益竞争，其最基本的主张是将个体间相互的论理作为指导性的政治程序，而不是利益竞合和讨价还价。协商民主是协商与民主的有机融合，它体现在对公众期望的回应和参与者平等这两条最基本的民主原则上[1]。协商民主理论中包含着丰富的立法协商思想，该思想的形成与演变历经了三代学者的努力与贡献：第一代是协商民主理论的孕育形成期；第二代是协商民主理论的发展成熟期；第三代是协商民主和立法协商理论的实践期。

（一）协商民主理论孕育形成期

协商民主，即公众参与、公开运用理性进行公共协商和决策。其实，它并不是现论的创新，而是早期公民资格概念的复兴[2]1。在亚里士多德、伯克、密尔、约翰•杜威等学者的著作中都能找到协商民主的少量论述，但这些论述缺乏整体性和系统性。直至20世纪80年代，协商民主理论才开始进入孕育期，并开始受到学界关注。这一时期学界对协商民主的研究主要停留在概念、内涵的解释上，把它作为一种新的理论形态进行宣传。埃尔斯特是最早提出协商民主概念的学者之一。埃尔斯特认为，协商民主就是自由而平等的公民之间通过讨论做出决策的过程。也就是说，协商民主可以拆解成协商与民主两个部分，民主即所有受该决策影响的人都有权且都应该参与决策过程；协商即所有参与决策过程的人都应运用理性、讨论与辩论等方式来参与这一过程，参与者需具备理性和公正的协商美德[2]1–2。约瑟夫•毕塞特在《协商民主：共和政府中的多数原则》一文中，首次在学术意义上正式提出了“协商民主”概念。他阐述了反对精英主义、提倡公民参与的协商民主思想。他反对将美国宪法作精英式、贵族式和理性计算式的解释，赞同基于《联邦党人文集》论述美国的宪政结构，他对美国宪法的民主性进行了理论阐释和辩护：美国宪法既体现了多数原则，又是对多数的制衡；这两个方面必须保持一致，这种一致性即是协商民主的鲜明写照和题中之意[2]。但是，对协商民主进行更深入阐述的是曼宁和科恩。曼宁主要从合法性基础角度来考察协商民主，认为社会的延续和发展需要一套正义的原则和稳定的制度。我们仅仅知道什么是理想社会是远远不够的，还要探索通过什么样的途径、制度使这样的社会更合理[3]338–368。由此，曼宁提出了自己的协商民主理论。科恩与曼宁不同，他将协商民主作为社团组织的自我组织方式，更细致地论述了作为社会自组织形式的协商民主的特征[4]。

（二）协商民主理论发展成熟期

继毕塞特之后，又有一些研究者不断拓宽协商民主的研究范围。可以说在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民主理论明显地朝协商转向，即公共政策由此前的通过投票和理性利益计算等方式实现集体决策偏好转变为由所有公共政策相关者通过实质性的协商实现其合法性[5]。而直至1994年哈贝马斯和罗尔斯的加入，协商民主理论才开始引起广泛关注。研究者开始深刻地构建与反思协商民主，并在理论与实践的张力中呈现出了旨趣各异的多种研究路线、视角和范围。细考察之可以发现，这些对协商民主理论的不同路线、视角和范围的阐发并不具有整体性和系统性，甚至内在地存在着一定的理论张力，但“自由、平等公民通过理性、述理和说服来实现共识”这一共享观念已经基本形成[6]。下面笔者试从这一时期协商民主学者们的研究和辩难中提炼出关于协商民主之主体、程序、原则以及制度设计的相关观点。1.主体协商民主理论家普遍认为公共决策是通过公开讨论，确保每个参与者能够自由表达，并愿意倾听、考虑相反观点的决策过程。至于参与主体的范围，各学者有着不同的看法。以罗尔斯为主的英―美主义协商民主理论家和以哈贝马斯为主的欧陆主义协商民主理论家就主体能力展开了讨论与辩难。罗尔斯认为，每个人都具有认知、沟通和协商的基本潜力，要保证有效协商，应避免外部干扰。他从原初状态和无知之幕出发，给定了每个人具有一定政治美德的冷淡而又理性的公民的主体预设[7]。相反，哈贝马斯认为，英―美主义协商民主理论家所预设的公民先天潜能是协商必须实现的目标，必须通过社会的结构才能获得。具体来说，即个体公民的理性和潜力是随时代和历史情境流变的，并不是普适的和既成的，因此协商制度应该转向公民协商能力的建构，打破公民之间的各种限制，以实现公民间“主体间性”交往[8]380–381。约翰•帕金森和费伦等学者从主体角色、主体与权威的关系对协商主体做了分析。约翰•帕金森认为，协商民主作为一种解决矛盾冲突、实现共识的决策机制，应该赋予参与者以决策者的地位，专家或权威只是知识的补充者，而不是垄断者。“这样的决策（经由协商民主）比以前具有更好的质量。”[1]1732.条件关于协商民主的条件，有众多学者进行了不同视角的分析，但总体而言可概括为前提条件和运作条件这两种视角。就前者而言，詹姆斯和雷吉认为，“只有当某种最低条件满足以后，民主化才能够真正开始”。这种最低的能力是通过公民能力来确定的。古特曼和汤普森从背景条件提出了其看法：“互惠性、公开性作为可接受方案约束的责任性、基本的自由和公平的机会。”[9]272政治平等是协商民主的基本条件，而不同学者对其内涵进行了不同的解释：耐特等人持机会平等观；博曼赞同耐特的观点并排斥、否定了结果平等观；托马斯•克里斯蒂安诺提出了资源平等观；罗尔斯则提出了“完全的自主”这一概念，这才建构起协商民主理论的前提，即个体对政治制度和正义原则的融洽关系的自觉确认[10]77。.就后者而言，哈贝马斯、朱迪斯•斯夸尔斯等学者进行了极富贡献的研究。埃尔斯特认为，•53•基于各种考虑，协商决不可能是达成集体决策的唯一程序，它必须伴随投票或讨价还价或两者一起作为补充[2]。而哈贝马斯为了解决民主与决策之间的关系，设计了一种双轨制协商模式。在该模式中，有正式公共领域和非正式公共领域两种协商运作的场域。这种代议性协商，必须使正式公共领域的意志形成过程得到开放的非正式公共领域所有公民的支持。戴维•米勒认为，理想的协商民主应该包括三个核心条件：包容性、理性和合法性[11]140。亨利•理查德森则从协商参与者偏好转移和理性辩护的角度阐释了在合理基础上实现协商民主的三个条件：个体愿意修正意愿、回应和对公共利益负责[5]41。德雷泽克则更具概括性地认为，真实民主的唯一条件是要求人们在交往中对偏好的考虑是非强制性的[12]。与前述学者不同，博曼从更广大的社会背景中去考察协商民主所需的政治平等的必要条件，他认为，成功的协商需要社会和文化土壤，只有社会和文化条件才能给予公民相互尊重、互相述理、论辩说服的环境[5]323–324。3.程序德雷泽克认为，1990年前后民主理论明显地呈现出聚合式民主向协商民主的转向。提及这种转向便暗含了聚合式民主与协商民主的竞争。其实，协商民主并没有否定代议民主，而是在其自由民主理想的指导下探寻着更优的制度。然而不容否认的是，协商民主理论的具体程序研究显得太过分散与单薄。科恩于1989年就指出，理想的协商应该遵循自由、平等、理性和合法性原则的程序。而在协商民主理论的发展成熟期，哈贝马斯等学者对协商程序要求的研究值得注意。哈贝马斯设想了一种协商民主的双轨模式，社会存在两个协商领域：正式领域与非正式领域。这两者要通过理性的协商一致相互配合，后者做好前者的补充，才能实现公共利益。然而这种模式是非连续性的，只有当这种双轨关系相互明确时，这种非连续性才能被消除。正如杰克•耐特和詹姆斯•约翰森提出的决策模式那样，在协商民主的进行过程中，必须引进聚合式民主程序[13]286。菲什金的“协商日”协商程序构想和反对将代议制与参与民主对立的观点也可圈可点。笔者认为，这一时期最值得介绍的便是伊森•里布关于美国公众部门制度设计的实证案例构想。里布大胆地提出了在美国建立第四部门，即公众部门的制度构想，并对其制度安排、模型设计、程序设定做了详细的经验分析。里布认为，美国三权分立的制衡机制仍不够制衡，应设立由随机陪审团组成的公众部门来制衡三权。程序设定不能由精英管理，应由大众部门参与，否则又会沦为自由民主、选举民主下的理性选择。并且，他就大众部门如何嵌入美国的三权中也做了详细的探讨[14]1–10。

（三）协商民主理论与立法协商理论的实践期

近20多年来，西方协商民主研究越来越倾向于实践研究，从“理论陈述”转入了“实际操作化阶段”。在这一阶段，理论家们对协商民主制度进行了种种研究与构想。简•曼斯布里奇提出了市镇会议和工厂民主的分析，胡诺德、福雷斯特等提出了协商标准以判断协商过程，格雷厄姆斯密斯和科琳娜•威尔斯设计过公民陪审团制度，沙恩•奥尼尔提出过少数族群文化权利的虚拟对话协商构想[11]。2012－2013年，美国政治学年会的标准工作会议主要探讨了立法协商的问题，就立法协商的概念、程序、条件和质量评估作了深入的探讨。哈佛大学的简•曼斯布里奇和波士顿大学的卡蒂•乔•马丁将与会学者的一系列论文编撰成《政治中的协商一致》一书[15]1，对如何完善立法协商的程序和实践极具学术贡献和启发意义。马克•沃伦和简•曼斯布里奇指出，民主即人民统治，而行动则是民主的有机组成部分，立法僵局和政治困境会有损民主[15]86。在日益复杂化和专业化的后工业社会，要使立法能够改善大多数公民的现状且不损害少数人的利益，保证法案及时获得通过，就应该组织“审慎的协商”。他们认为立法不同于市场竞争，要关照到公共利益，但是可以引入一些审慎协商的程序和制度来保证立法的效率和民主的质量。审慎协商介于在政治博弈中几乎很少存在的纯粹协商和纯粹讨价还价之间。马克•沃伦和简•曼斯布里奇坚持认为，在立法协商过程中，审慎协商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审慎协商可以是：(1)完全整合性的协商，双方所追求的利益不重叠，但能达成完全共识；(2)部分整合性的协商，双方利益也都未受损，但要引入其他利益才能达成共识；(3)公平妥协的分配性协商，即双方都必须放弃一些核心利益以实现获利。他们进而论述了三种有助于审慎协商且又符合民主精神的制度：反复互动、闭门协商和选票交易[15]103–114。首先，在选民信任其代表的情况下，长期任职有利于代表间相互了解、尊重和对选民负责，而且选民有替代性选择，信息也不易被操纵。其次，闭门协商往往比公开辩论更加高效，议员之间的沟通更加自由，只要能对协商的最后结果给出合理解释，便是可以接受的，而且对于那些具有深刻的冲突、矛盾很难调和的问题，公开辩论很有可能损害政体的合法性。最后，选票交易往往在规范上受到传统协商理论家的反对，但如果选票交易公开透明且对公众福利是有益的，那也是可以接受的。卡蒂•乔•马丁等人主要从美国政治困局和制度缺陷出发，提出采纳某些促进协商的政治参与规则和制度以利于克服这些问题[15]121–143。他认为，政府内部协商是必需的，但又是难以实现的，因为它很容易陷入商谈短视症和集体行动的困境；要克服这些缺陷需要采用某些有利于推动协商的参与规则；与此同时，不同国家的政治制度和社会状况决定了它们各自的协商需求和协商能力。他从政党、国家结构和工业关系组织三个角度对一些国家的协商需求和协商能力做了对比分析。除上述学者以外，小爱德华•莱斯切以协商的程度和质量为持续变量，设计了一个可对立法协商进行评估的理论框架[16]。在《评估立法协商》一文中，他首先探讨了促进高质量协商的条件，然后就如何衡量立法协商的程度和质量问题提出了一些标准和假设，并就立法协商可能会有的积极和消极后果进行了论述。例如，从积极的方面看，好的协商对参与者而言会有知识上的收益，如减少与拟议政策相关的错误判断，可使立法者更具公共精神，还可增加立法者决策的合法性。而从消极的方面看，不好的协商会对立法者造成认知上的损失（例如小集团思维），增大机会成本，导致对有缺陷观念的支持增多。莱斯切的观点非常有价值，因为在普遍关注协商民主理论应当怎样的时候，他基于自己对美国立法过程的研究，提出了一些可操作性的、可以对不同协商程序的质量高低进行衡量的标准。

二、国内协商民主与立法协商理论的研究

立法协商的理论基础是协商民主理论，是协商民主理论在立法领域的实际运用。本部分先简要勾勒我国协商民主理论的研究历史与发展近况，再就立法协商理论与实践的研究状况进行梳理。

（一）国内协商民主的学理研究

协商民主理论在我国兴起得较晚，历经十多年的发展，已经从典型的非主流研究领域变成了学术热点。最初对协商民主作介绍的中文文献当属金里卡的《当代政治哲学》，其中第七章作了专章介绍[17]。直接相关的文献有陈家刚翻译的乔治.M.瓦拉德兹的《协商民主》、费斯廷斯泰因的《协商、公民权与认同》（均载于《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4年第3期）两篇论文译著和《协商民主引论》一篇论文[18]。而协商民主真正被学界关注则是在2004年在杭州召开的“协商民主与中国地方民主国际学术研讨会”上，陈剩勇、林尚立、郎友兴、徐勇、张国清、许纪霖、韩福国等学者分别阐释了自己的观点[19]。自从2006年起，中央编译局陈家刚主持翻译了《协商民主》译丛，包括[美]博曼和雷吉主编、陈家刚等译的《协商民主：论理性与政治》，博曼主编、黄相怀译的《公共协商：多元主义、复杂性与民主》，[南非]登特里维斯主编、王英津等译的《作为公共协商的民主：新的视角》，[澳]德雷泽克著、丁开杰等译的《协商民主及其超越：自由与批判的视角》。2009年，该译丛又后续出了4本译著：[美]约•埃尔斯特著、周艳辉译的《协商民主：挑战与反思》，[美]本哈比主编、黄相怀等译的《民主与差异：挑战政治的边界》，[美]菲什金与[英]拉斯莱特主编、张晓敏译的《协商民主论争》，[美]里布主编、朱昔群等译的《美国民主的未来：一个设立公众部门的方案》。之后，协商民主成为学术界的讨论热点。上述8本译著系统介绍了西方协商民主的渊源、论题、概念、意义、内涵、形式与争论等，还涉及协商民主的现实操作和具体的制度设计问题，对西方协商民主理论进行了深入的介绍。就在差不多的同时，谈火生的博士论文《民主审议与合法性》正式出版成书，该书至今仍是我国对协商民主研究最为系统、深刻的学术专著之一[20]。此后协商民主的学术研究作品可谓汗牛充栋，大力推动了我国协商民主理论的发展，并为立法协商这种协商民主的独特形式的出现打下了理论基础。

（二）国内关于立法协商的研究

国内关于立法协商的学术研究作品还很稀缺，据笔者有限的阅读，标题含“立法协商”关键字的学术专著只有侯东德主编的《我国地方立法协商的理论与实践》[21]。该书对立法协商的背景、概念、理论渊源、程序、主体和制度设计作了较为详细的介绍，论证了立法协商的必要性与独特价值。根据笔者的梳理与观察，国内学界关于立法协商的学术研究还处于争议阶段，且文章多散见于行政立法、政协参与立法、公众参与立法等研究领域，文章也多发表于机关刊物和报纸等传播介质上，真正的学术研究还未跟上实践吁求的步伐。本文下面将从理论基础、学理论争、实践困境及对策三个方面对我国立法协商研究做一个简单梳理。1.理论基础国内主流的立法协商理论基础当属西方协商民主理论。协商民主理论中蕴含的立法思想是国内研究立法协商理论与实践的重要思想基础。侯东德等人在《我国地方立法协商的理论与实践》一书中对其理论基础作了专章梳理，奠定了全书的理论框架。李燕认为“协商民主是协商参与的理论基础，指导着协商参与的实践”，而这种协商参与必须结合中国实际[22]。姬静静更为直接地根据博曼、登特里维斯等人的协商民主理论对公众参与立法问题做了理论输入，她认为“公众参与立法反映了协商民主的理念，公众参与立法就是协商民主在立法领域内的体现”[23]。孔令秋、赵吟、陈建华、朱志昊等学者也都持这种观点[24－27]。杨帆运用哈贝马斯协商法哲学理论探讨了行政立法程序中实现协商民主的价值意义，并从西方协商民主理论与中国立法实践的关系的角度提出了诸多有价值的意见[28]。殷啸虎则更为明确地指出了中国的民主实质上是一种协商民主[29]。另一种比较小众的观点是将人民主权理论作为立法协商的基础。胡照洲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利属于人民，人民主权理论是开门立法的基础[30]。2.学理论争目前，我国学术界对立法协商的研究尚嫌不足，其中关于立法协商的概念讨论也呈现出莫衷一是、各说各话的状况。就主体而言，主要有三种相互龃龉的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立法协商主体不包括政协。张献生认为，人民政协是我国爱国统一战线组织，其性质和职能决定了它不能作为单个主体参与立法协商[31]；陈建华认为，人民政协不能作为立法协商的主体，立法协商应该由有权机关主导；蒋都都、林忠武和王丛伟等学者认为，人民政协是政治协商的平台，而不是立法协商的独立主体[32]。第二种观点认为立法协商主体应包括政协。常纪文指出，立法协商是政治协商的一部分，应由政协主导[33]；殷啸虎、彭凤莲等同持此观点[34]。第三种观点对立法协商主体做了模糊处理。朱志昊在《立法协商的概念、理论与类型》一文中对立法协商主体做了三种制度类型分析；孔令秋认为立法协商主体具有分散、无组织性，但他并未对其进行确切论证。就范围而言，也主要有两种相斥的看法，主要体现在广义与狭义的区别上。狭义观点认为“立法协商是发生在人大及其常委会立法过程中的一个环节，本质上属于立法活动”，行政立法过程中的协商不是立法协商[35]。而广义观点则将其作宽泛界定与探讨，如侯东德、姬静静、彭凤莲等人在论述立法协商时就如此处理。3.实践困境与对策由于立法协商概念的不成熟、实践的先行以及各项配套制度机制未能跟上节奏，以至于我国立法协商实践存在着种种乱象，主体、程序和运行效果上都存在着种种缺陷，这就激发了一些学者的研究兴趣。总体而言，对于立法协商困境与对策的研究主要还是散见于公众立法参与、行政性立法和听证制度等研究领域，不过直接针对立法协商缺陷的研究也在日益增多。笔者在此主要梳理直接针对立法协商的研究文献。就直接针对立法协商的研究而言，苏绍龙较为全面地点出了我国地方立法协商主要存在的问题：缺失健全的制度和程序，缺失平台和机构，党委和人大未发挥应有作用以及人大缺乏对立法协商的反馈机制，效果难以评估等。他从制度框架、程序设定和关键机制运行三个方面提出了较为细致的建议。总体来说，其意见较具参考性和可操作性。孔令秋在苏绍龙的基础上增加了我国传统文化惯性这一因素，彭凤莲、蒋都都、王丛伟、朱志昊、郭杰[36]等学者的观点与前述二者基本相似。值得一提的是，赵吟从更可操作的层面对立法协商进行了风险评估。他从立法协商的主体、运行和结果三个层面对我国立法协商全过程进行了规范性的缺陷评估与对策构想。彭凤莲、陈旭玲和侯东德也进行了类似的探讨且基本持相同意见。殷啸虎以人民政协为核心，指出了人民政协在参与地方立法协商中的“名”“实”不对称和参与度不足问题，并从观念、制度和操作层面分别提出了相应的改进意见。除了这些直接与主题相关的研究之外，曲广娣还对行政性立法过程中的问题进行了较为充分的讨论，徐国磊和杜立民就地方政府听证制度进行了探讨，姬静静就公众立法参与做了充分的讨论。

（三）总结与启示

协商范文篇3

圆桌体现平等，协商凝聚共识。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重要机构，人民政协始终高举爱国主义、社会主义旗帜，牢牢把握团结和民主两大主题，切实履行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职能，以协商民主的独特优势和鲜明特色，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进程中写下辉煌的篇章……

协商民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形式。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实现协商民主的重要渠道和形式

去年初颁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人民政协工作的意见》明确指出――

人民通过选举、投票行使权利和人民内部各方面在重大决策之前进行充分协商，尽可能就共同性问题取得一致意见，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的两种重要形式；

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要善于运用人民政协这一政治组织和民主形式……

全国政协委员李欲晞认为，中共中央《意见》具有里程碑的意义。作为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形式，协商民主强调协商在决策之前，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和为贵”的精神，与选举民主共同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基本框架。

“在市场经济这个利益主体多元化的复杂背景下，党和政府的决策更需要听取各方面意见。”全国政协委员、深圳市委原书记厉有为说，“通过协商民主，决策才能更科学，中国共产党才能更好地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委员们认为，我国是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国家，在大力推进选举民主的同时，着力发展协商民主，使党和政府的决策既能体现大多数人的意志，又能充分照顾少数人的愿望，这一中国特色的制度安排，有利于消除不健康、不稳定、不和谐因素，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广泛的力量支持和有力的制度保证。

“协商民主的实质，就是要实现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中央党校副校长李君如委员说，人民政协作为中国人民在为人民民主而奋斗过程中创造的民主形式，其优势就在于它能够在很高的层次上实现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进而实现民主政治的终极目的。

人民政协是我国政治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实现协商民主的主渠道和主要形式。李君如认为，人民政协具有广泛代表性和实施协商民主的特殊优越性，具有民主监督的合法权威性，并且在协商民主实施过程中能够体现公开性、公正性。

协商范文篇4

经济类型：

企业法定代表人：

职工人数：

甲方（企业方）：乙方（职工方）：

协商首席代表：协商首席代表：

首席代表职务：首席代表职务：

代表人数：代表人数：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颁布的《工资集体协商试行办法》、《集体合同规定》以及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经甲、乙双方平等协商一致，签订本协议。

一、根据按劳分配、同工同酬的原则，结合本企业生产经营特点，对企业内部工资分配制度、工资标准和工资分配形式提出如下方案：

二、根据政府公布的今年本市企业工资指导线和上年度本企业职工平均工资水平，以及企业生产经营状况，协商确定本年度工资总额为万元，比上年增（减）万元，同比增（减）%，职工平均工资收入应达到元，比上年增（减）元，同比增（减）%。

三、职工奖金、津贴、补贴的设置和发放办法：

四、甲方依法安排乙方加班、加点时，应征得工会和职工同意，并分别按以下办法支付乙方加班、加点工资：

1、加班加、点工资的计发基数：

2、加班、加点工资的计发标准：

（1）在法定标准工作时间以外延长工作时间的，支付不低于乙方职工小时工资标准150%的工资；

（2）在休息日工作又不能安排补休的，支付不低于乙方职工日或小时工资标准200%的工资；

（3）在法定节假日工作的，支付不低于乙方职工日或小时工资标准300%的工资。

3、乙方职工实行计件工资的，在完成计件定额任务后，由甲方安排延长工作时间和实行综合计算工作时间超过法定标准工作时间的部分，甲方应按上述办法支付乙方工资。

4、按上述办法支付的加班、加点工资是另外增发的，不含支付给乙方职工正常工作时间的工资。

五、甲方每月至少给乙方职工发放一次工资，并于每月日以货币形式予以支付，如遇节假日和休息日应提前进行发放。不得以产品、商品等实物抵付职工工资性收入。企业不得拖欠职工工资性收入，如确因生产经营困难，可延期一个月支付，但须事先向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和工会组织报告。无故拖欠，应按有关规定，给劳动者支付赔偿金。

六、甲方支付给乙方提供正常劳动的职工月工资收入不得低于政府公布的最低工资标准，经协商确定本年度企业内部最低工资标准为每人每月不低于元。公务员之家:

七、职工带薪年休假期间的工资待遇、因工负伤人员的工资待遇、符合计划生育规定的女职工产假期间的工资待遇、职工婚假、丧假、探亲假期间的工资待遇、职工因病或非因工负伤期间的工资待遇，按国家有关规定和标准支付。

八、双方认为需要协商与工资分配有关的其他事项：

九、对本协议未予明确的其它事项，双方应当以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为准，法律、法规未予明确的，应由双方协商确定。

十、本协议签订后，遇有不可抗力或企业经营状况发生重大变化，须变更协议的，双方可协商修改协议。任何一方提出协商要求时，对方应于7日内予以书面答复，并与提出方共同进行集体协商。未经双方协商一致，任何一方无权变更本协议内容。

十一、本协议在履行中发生争议，按《集体合同规定》有关条款执行。

十二、违约责任（由协商双方具体商定）：

十三、本协议经企业职工（代表）大会审议通过，双方首席代表签字后，应于7日内由企业将工资协议及说明报劳动保障行政部门，经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审查后生效，并自生效之日起日内，采取以下形式向全体职工公布：

十四、本协议有效期为一年，从年月日到年月日，协议期满即行终止。

十五、本协议一式三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报劳动和社会保障局一份。

甲方首席代表：乙方首席代表：

协商范文篇5

“协商”是指为了达成一致而进行的对话。自人类社会产生以来，无论西方还是东方，协商就是一种重要的人际交往方式。进入阶级社会以后，尽管不同时期不同国家实行了不同的治理方式，但是“协商”在社会政治生活中一直有其重要的影响。在古希腊的城邦政治中，500人大会、陪审团制度都是政治生活中人们进行协商的缩影。中国政治文化核心价值之一也是“和”，所谓“君子和而不同”、“和为贵”，都是把“和”当作政治的最高境界，其中也深含协商的过程。但是，这种政治生活中的协商同今天普遍关注的协商民主（deliberativedemocracy）并非一回事。尽管“协商民主观念及其实践像民主本身一样古老”〔1〕，但是协商民主作为一种新型民主理论有其独特的特征。

1．协商民主的社会基础是多元的。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民主政治的进步，利益的分化在不同族群、阶层、宗教、社会团体之间越来越明显，多元的利益诉求成为社会多元化发展的显著特征。如何保证不同利益主体的利益诉求，或者说如何在不同利益主体之间进行调和，就成为政治理论家关注的重要现象。因此，多元性是协商民主的社会基础，同时，在某种程度上，多元性的社会现实也是协商民主的动力。〔2〕

2．协商民主的参与主体完全平等，不存在一个事先的权威影响或操纵协商各方及协商结果。协商民主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各种具有不同利益诉求和偏好的政治主体进行政治对话的过程，这些参与的政治主体之间是完全平等的。这种平等是具体的，包括地位的平等，对协商结果影响力的平等，获得协商机会的平等，获得信息和资源的平等，提出自己理由的权力的平等，倾听他人意见的平等以及说服他人能力上的平等。

3．协商民主的形式是包容和开放的。人人都可以参与协商，每个参与主体都可以在充分发表自己意见的同时倾听他人的意见，每个人都有权知道对自身具有约束力的政策和法律，整个协商程序是公开的，讨论形成的结果也是公开的。“讨论中提出并最终被公民接受的理由必须首先满足公开性条件，也就是说，其理由必须让所有人信服。”〔3〕(P322)

4．协商达成的共识建立在公共理性和责任的基础上。协商民主以达成具有约束力的共识为目标，这种共识就是参与者普遍拥护的政策和法律。在协商过程中，多元分化的利益主体之所以能够形成共识，关键在于参与者具有的公共理性和责任。按照理性选择理论，人们普遍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但是在协商民主中，参与者不仅知道自身的偏好和利益，而且也知道他人的偏好和利益，更知道促进公共利益的责任所在。为了达成促进公共利益的政策和法律，参与者会负责任地提出自己的观点和理由，认真倾听相反的观点和理由，并接受其它观点对其自身观点和理由的批判性审视，乐于修正自身的观点和偏好，实现偏好转换，在此基础上通过相互理解和妥协达成一致，形成共识。

上述协商民主的特征并没有阐明这种民主的性质是什么。实际上，协商民主自20世纪后期兴起以来，对于什么是其主要性质并没有形成一致的看法，在捍卫这一模式的领军人物间也存在着分歧，“埃尔斯特认为协商民主是自由平等公民通过讨论做出决策的过程。对埃尔斯特而言，具有合法性的政治选择必须是自由、平等、理性的行为人之间协商的产物。博曼和雷吉宣称，协商民主是这样一种观念，即合法的立法来自公民的公共协商，它代表基于公民实践推理的政治自治理想。而科恩认为协商民主是其成员通过公共协商支配自身事务的社团，其中，通过公共讨论和推理来保证规则的正当性和社团条件的存在。按照科恩的观点，民主政治包含集中关注共同的善的公共协商，要求公民之间存在某种形式的明显平等，并以促进形成关于共同的善的公共概念的形式塑造公民认同和利益。”〔4〕(P2)也就是说，协商民主可以是一种决策形式，也可以是一种治理形式，还可以是一种社团或政府的组织形式。〔5〕但是，不管是一种什么形式，政党都是参与协商的重要主体之一，协商民主与政党有着密切的联系，尤其是在当代，政党政治是一种普遍形态，协商民主对政党制度有哪些要求，以及既有政党制度对协商民主有哪些制约，都直接关系着民主政治的发展方向。

二、协商民主与竞争性政党制度

许多学者认为，协商民主是竞争民主的替代，从理论上讲这不无道理。因为二战以后相当长时间内，民主几乎被理解成了投票，但是这种聚合式的以投票为中心的民主并不能履行民主正当性的规范要求，“投票结果只具有最弱意义上的合法性，它提供了确定输赢的机制，但是却没有提供旨在发展共识、塑造公共舆论甚或形成值得尊重的妥协的机制。”〔6〕(P522)但是，尽管协商民主在理论上是“具有破解选举（票决）民主困境、弥补选举（票决）民主缺陷的一种民主形式”〔7〕，但是在实践中协商民主要想替代竞争性民主，首先必须为竞争性政党制度寻到出路，因为竞争性政党制度是竞争民主的基石，没有政党之间的选举竞争，就不可能有竞争民主。

资本主义政党制度基本上都是竞争性的，这与近代以来政党产生的历史和资本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的历史密切相关。政党最早产生于英国议会中相互竞争的派别，从产生之日起，政党所具有的特征几乎没有很大的改变，比如，政党都代表了一部分人的利益，政党都有自己的纲领或政策倾向，都有自己的组织机构，都是为了争取执政地位而进行政治动员和参加选举，有些政党从开始还有严格的纪律。政党的这些特征说明政党是竞争性民主的主要细胞，政党政治中并不是没有协商，但是要真正实现协商民主，现有的政党特性并不足以支撑新的民主形式。

竞争性政党制度的最大特点就是政党之间为了争夺执政地位而争夺选票，这种制度是竞争民主的主要支撑之一。政党制度不仅包括政党之间的关系，而且还包括政党与政府和代议机构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说，竞争性政党制度不仅决定了竞争性民主的性质，而且还决定了政府和立法机构在决策过程中不可能受到均衡的影响力。“政党对公共权力的控制无所不在，政党对公共权力的控制甚至反映到政府过程的细枝末节，反映到执政行为的方方面面。”〔8〕(P257)无论是议会制还是总统制国家，甚至包括像瑞士那样以“共识民主”著称的委员会制国家，执政党都左右着政府的组成，无论执政党是否控制议会，在立法和政府决策过程中执政党与在野党以及其他利益集团之间的影响力是有很大差别的，其中虽然有协商，但是既不可能是地位平等的协商，也不可能是完全建立在理性基础上的协商，其达成的妥协和一致只能是政治交易基础上的共识。这是政党的特性所决定的，更是政党与选民关系所决定的。

现代竞争性民主中，政党与选民的关系就是利益代表关系，这是代议制民主的基础，“政党首先而且最重要的是作为一种代表手段，它们是代表人民表达要求的工具和机构。”〔9〕(P44)虽然政党有走向“兼容型”的趋势，〔10〕但是从政党的分类特征来看，政党仍然是部分选民利益和偏好的代表。即使是兼容性特别突出几乎看不出两党重大差别的美国两大政党，其选民的偏好也是十分突出的。更何况随着社会多元分化，不同族群、阶层、宗教、社团等对自身利益的诉求越来越高涨，政党作为选民的代表必须做出偏好选择，在走上执政地位之前必须为赢得选民支持而坚持偏好突出的政策主张，在走上执政地位之后还必须兑现政策承诺，否则在下次选举中就会失去选民的支持而失去执政地位。

由此看来，现代政党的特性、政党与选民的关系以及定期的选举制度等都决定了在当前的竞争性政党制度下协商民主在国家层面并不能得到最有效的支持，完全平等的、开放的、包容的、理性的和负责任的协商仍然缺乏形成的制度环境和人文环境。因此，协商民主理论并不足以影响竞争性政党制度的发展。如何在竞争性政党制度中增大协商的分量倒是应该成为协商民主的发展方向。由此也可以说，协商民主还不足以取代竞争民主而成为独立的一种民主模式，只能是对竞争民主的完善和补充。

三、协商民主与非竞争性政党制度

我国实行非竞争性政党制度，一般而言，非竞争性政党制度往往源于历史合法性，稳定于宪政制度安排，巩固于政治合法性。我国实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中国共产党是唯一的执政党，其它派是参政党，执政党与参政党之间建立了制度化和规范化的政治协商制度。这种制度安排一方面是历史形成的，更重要的是它符合当代中国的现实国情。随着协商民主理论在我国引起的关注，许多学者提出了协商民主是中国民主发展的方向的观点，但是在笔者看来，如果不搞清楚协商民主与中国政党制度的关系，就无法确定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方向是不是新兴的协商民主问题。

20世纪后期以来，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社会利益的分化越来越明显，不仅原来稳定的社会分层发生分化，而且产生了许多新的社会阶层。从利益主体的多元化背景来看，我国具备了发展协商民主的某些条件。但是，从政党制度来看，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政治发展的基本原则，党不仅通过统一战线形式对派和各群众团体进行政治领导，而且通过对人大和“一府两院”的领导统领整个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以及社会生活等。这些都是宪法确定的，也是符合中国国情要求的，更是因为中国共产党以“三个代表”的先进性具有了广泛的社会基础和充分的公共理性。这就决定了中国共产党在立法和政策形成的过程中具有超强的影响力，中国的协商政治不仅是为了实现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防止出现决策失误，同时也是为了提升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巩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和执政基础。这说明，我国的协商并不因为有领导、有权威影响就制约了协商的质量和水平。实践证明，有了党的领导，我国的协商才能充分发扬民主，在汲取各方面意见的基础上形成集体智慧。

从协商的规则来看，中国共产党和各派实行的协商政治建立在民主集中制基础上，是人民民主的重要体现和内容。〔11〕民主集中制是党和国家的根本组织制度和领导制度。我国宪法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机构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实行民主集中制，不搞三权分立和权力制衡，是我国政权建设和政治运行的根本原则。我国的国家机关只是分工不同，职能不同，目标是一致的。人大对“一府两院”的监督既是一种制约，又是协同、支持和促进，而不是相互挚肘，更不是唱对台戏。这就决定了执政的共产党与参政的各派及各族各界人士，在涉及国计民生问题上，能够在充分讨论的基础上，尽量统一认识，在反复协商的基础上努力达成共识，在服从多数的基础上尊重少数意见。

从协商的场所来看，中国共产党与各派建立的协商政治既体现在政治协商的各种形式上，比如，定期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共商国是，定期举行情况通报会，重大决策制定之前举行征求意见会，重大人事变动和决策中征求派的意见等。而且也体现在选举民主中，在确定人大代表名额分配以及选举投票中都充满了协商政治的色彩，更为重要的是，这种协商更体现在人大和一府两院的组成上，派直接参与到国家机关活动中，在具体的立法和政策制定以及执行场所都形成了协商政治的轮廓。

由此看来，协商民主与中国的协商政治有着本质的不同，在中国社会主义的政治构架下，协商政治基本原则不仅决定于现代民主政治的基本原理，而且决定于当代中国的政治形态，决定于党的领导、人民民主和依法治国三者有机统一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发展方向。虽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协商政治中充满了协商过程，但是中国的政党制度决定了中国民主政治的发展方向不可能是协商民主，也只能是在民主政治中不断增强协商的成分而已。

四、协商民主理论的局限性及其价值

由上述论述可见，协商民主与既有的政党制度存在直接的矛盾，无论是竞争性政党制度还是非竞争性政党制度，都不符合协商民主的基本条件的要求，而且从根本上约束着协商民主的实践。实际上，协商民主是构建于特定的理论假设和现实前提基础上的，它的实际推行也需要一系列现实条件作保障。“主体的理性不足和政治能力贫困，协商意识和协商伦理的缺失或沦丧，协商的共同价值原则匮乏和共同利益基础薄弱，公正的协商制度和程序的匮乏与协商场所的不足，强势力量对协商的掌控和派系力量对社会共识的漠视等理论缺陷和践行困境限定了协商民主的功能作用和适用范围。”〔12〕所以，在现实条件下，协商民主无法改变竞争性政党制度，也就不能替代竞争民主；同样，中国的政党制度也不可能按照协商民主的模式来改造，中国的民主也就不能按照协商民主的方向来行进。那么，协商民主对政党制度的价值何在呢？这个问题也必须从协商民主对竞争性民主和非竞争性民主的作用来理解。

对竞争性民主而言，协商民主作为民主的转向是在一定程度和侧重点上而言的，虽然许多学者将其看成竞争民主的替代，实际上协商民主还不能算一种独立的民主形式，只能是竞争民主的补充和完善，是竞争性民主进一步“精细化”的工具或者是弥补选票民主缺陷的工具。在资本主义政治体系中，离开政党的本质功能、改变政党竞争的基本制度以及政党控制立法和行政决策的事实，也就改变了其多党竞争、三权分立、权力制衡的基本框架，协商民主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前提。但是，以竞选为特征的竞争性民主确实存在明显的不足和漏洞，选民的权利仅仅表现在定期举行的投票，而对于直接关系到选民利益的政策过程则由政治精英来代表选民进行，这不仅影响政策的合法性程度，而且也不符人民民主的真实要求。即使选民对政策不满意，除了进行游说、游行、抗议等表达形式，不到大选的时期就不能从根本上制约政治精英的决策权力。因此，出于对“人民统治”的理想化追求和对竞争民主的不满意，协商民主理论家意图复兴古老的协商观念为竞争性民主寻找替代模式，显然，在现实条件下这种所有参与者都能自由发表意见并愿意平等听取和考虑不同意见的理想化设计在国家政党制度层面是无法实现的，但是作为把竞争性民主“精细化”的一种补充和完善过程，其对于完善政党组织的功能和政党制度的运行具有显著的价值和意义。

从政党的本质来看，政党是选民利益的代表，但是在竞争性民主环境下，政党越来越成为选举的工具，发动选民投票成了政党的最重要功能，尤其是在社会高度信息化、竞选专业化和竞选经费主要靠财团支持的情况下，政党动员依靠发达的媒体、政党竞选依赖选举和营销专家，政党开支主要盯在大的利益集团身上，党组织越来越松散，政党与选民之间越来越变成了一种营销关系，候选人成为政党推销给选民并力争取得消费者满意的消费产品〔13〕。政党与选民之间利益代表关系反而成为次要的因素，选民在行使过投票权之后并不能依据政党的路径参与到决策过程中来，这种政党与选民的“商业”关系大大削弱了政党的本质功能，成为选民在选举中投票率不断下降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推行协商民主的路径，扩大政策制定中参与的范围，强调自由平等的对话，不仅可以形成共识，增强政策的合法性，而且可以强化政党的利益代表功能，巩固政党与党员、政党与选民的日常联系，遏制“政党衰落”〔14〕和“政党危机”〔15〕的势头。

对竞争性政党制度而言，协商民主模式也能够直接发挥积极的补充和完善作用。因为协商民主注重民主的实质，以承认利益多元化为前提，主张协调各方利益，谋求社会和谐。“协商民主倡导通过平等对话共同协商的方式形成公共政策，对话协商的目的在于使人们在做出决定的时候能够慎重考虑，就此而言，它与代议制的民主有着更大的兼容性。”〔16〕在多元利益分化和冲突日益加剧的情况下，利益整合已经成为政党制度的首要功能。〔17〕如果将关注的重点从当选的选票门槛转向决策过程中，有助于协调执政党和在野党之间的竞争博弈关系，使政党制度更好地发挥利益整合和构建共识的重要功能，从而有利于竞争民主的形式与内容的真实统一。

对于非竞争性民主而言，协商民主模式自然也不可能是民主发展的方向，社会主义的基本政治原则和政党制度的规定性都决定了协商民主与中国的政治民主是两种性质完全不同的民主。但是，就像对竞争民主的精细化作用一样，协商民主的理念对于中国的政党制度还是有许多可借鉴的地方的。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唯一的执政党，虽然“社会结构的多元化使非竞争性民主政治的社会基础和体制资源开始削弱”〔18〕，但是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和以“三个代表”为核心的基本理念以及建设和谐社会的总体战略，形成共识的过程并不成问题。经常出现的问题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政党组织与党员的关系问题，执政党的稳固地位决定了政党可以获得丰厚的执政资源，包括行政资源，普通党员在组织的作用容易被忽略，政党的精英化趋势容易使普通党员边缘化，党内民主容易流于形式，从而影响党员对组织的忠诚和认同；二是政党与民众的关系问题。稳固的执政地位容易使一些执政党的干部淡忘了权力的来源、目的和边界，产生脱离群众、高高在上的官僚衙门作风，削弱了执政党的政党认同；三是稳固的执政地位容易使执政党的干部大权独揽、自以为是，忽视政策制定的民主化，没有民主化自然没有科学化，不仅政策合法性受到影响，而且增大执政的成本，又影响了政党的执政合法性巩固。汲取协商民主的理念，扩大政策制定过程的参与者范围，以平等自由开放的态度对待不同意见，抱着对公共利益负责的态度理性审视各方的观点，有助于使党内的不同意见、争论和利益诉求通过体面的、大家都乐于接受的渠道来解决，从而发挥每个执政党成员的作用，实现“党内和谐”〔19〕，巩固执政党的组织基础；有助于增强政治精英与派以及群众团体的关系，巩固执政党的群众基础；有助于提升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程度，巩固执政党的执政合法性。对非竞争性政党制度而言，本身就具有协商民主的某些特点，比如中国现行的政党制度中，采用了政党之间恳谈、会议、视察、调研等协商民主形式，突出强调了政党之间平等合作、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协商民主理念，发挥了派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和参政议政的协商民主功能。但是从性质上讲，我国多党合作中的政治协商只是一种咨询性质的参与而不是程序性参与，派在政策制定过程中的影响力不足，政治协商过程中的信息和资源不对称现象还比较突出。〔20〕虽然我国政治民主建设的方向不可能完全走向协商民主模式，但也应该从协商民主的有益内涵中汲取合理的成分，不断改进中国共产党对派的领导方式，扩大派的信息资源，充分发挥派在政策制定过程中的影响力，从而不断补充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政治协商制度，这正是协商民主对中国政党制度的价值和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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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商范文篇6

但这种传统的理论已很难解释新时期的中央—地方关系。当前的中央与地方关系（下称央地关系）已并非简单的命令与服从，而是充满了谈判、妥协与变通。换而言之，中央与地方之间已经是协商型关系。因此，有必要运用新的方法与范式重新审视央地关系，才能发现并解释在央地关系中出现的新因素。

本文主要从三个方面论述中央—地方协商关系形成的内在逻辑。首先阐述财政分权改革所促成的地方政府角色的转变；其次，讨论改革过程中政治集权与财政分权的关系；最后讨论中央—地方双方客观存在的相互依赖以及由此产生的权力“内化”需要，从而论证协商型中央—地方关系是财政分权改革的必然结果。

一、财政分权与地方政府的双向责任

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分权改革中，除了财政、经济上的放权，地方在政治、行政、立律等权力领域也有所扩展。在很大程度上，地方政府不仅仅是一个基于地方产权的经济实体，而且，还俨然成为国家结构中相对独立的次级权力中心。地方政府这种权力与地位，使它不可能只是作为中央政府的一个机关而存在，而是存在着对中央及对地方的双向责任。

八十年代之后，政府的合法性基础已发生了变化，基于意识形态的合法性逐渐减弱，主要的合法性资源由经济发展提供。由于地方是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量，因而，地方政府的作为，在实际上就与整个政权的合法性基础关系甚大。在这种情况下，地方官员的权威基础也产生了新的因素，一方面，他们事实上由中央任命，因而他们必须对中央负责；另一方面，地方官员必须有效地发展地方经济，维护和代表地方利益，满足地方民众的需求，尤其是地方政府内部、社会精英、城市居民和国有企事业单位职工的生活福利，才能在一个地方获得强有力的支持和较高的权威，否则就会受到地方舆论的普遍谴责。

在中央的目标模式中，地方政府的这种双向责任是有可能统一起来的。为了达成这种统一，中央采取了一种特殊的激励机制，就是将政绩作为考核干部的主要指标，经济发展得好的地方干部可以得以升迁。通常，这种激励机制同产权地方化、地方利益共同体的形成具有正向的、相互加强的关系。它使地方政府能够兼顾它所背负的双向责任：既对中央政策负责，又对地方经济增长率负责。或者说，发展地方经济就是对中央负责。实践表明，在中国现行政治制度下，越来越出现一种倾向：地方政府官员的提升与当地的经济发展是成正比的。地方经济发展了，地方官员升迁和进京做官的机会就增大。[1]

然而，事实上，地方政府这两方面的责任并不总是一致的。比如，由于中央政府推行区域发展战略，这意味着在同一时期，有些地方将为其他地方的发展“多做贡献”；再比如，中央要对整个宏观经济的平衡负责，因而当全国宏观经济发展过快的时候，就需要地方缩减投资，减缓经济发展速度。在大量诸如此类的事务中，地方利益同中央利益并不是完全吻合的。在这些情况下，地方政府必须在对中央的整体利益负责与对地方利益负责之间做出选择。由于地方的产权主要归地方政府，因此，地方利益在很大程度上包含了地方政府自身的利益。这样，地方政府就从单纯的中央政府人，转化为更多地代表地方利益、为地方利益与中央讨价还价的权力主体。

同时，随着地方经济的发展，地方社会也逐渐发育，地方民众、精英及整个地方官僚阶层，也会对地方领导形成压力，使得他们为地方利益而向中央讨价还价。在全国致力于经济发展和物质利益满足的制度环境中，如果地方领导不能对地方经济发展负责，不能找到发展地方经济的方法并取得一定的成绩，他们就会面临自下而上的合法性危机。即使由中央派到地方的领导，也必须明确地代表地方利益，在发展地方经济方面做出成绩，才能获得认同与支持。更重要的是，这种自下而上的认可机制部分地被现有政治制度所包容，地方干部如果不能顾及地方社会的利益，它就有可能被合法地罢免。

地方政府的责任机制的变化，使得地方政府在央地关系中，不可能只是扮演顺从的角色，而是必须经常从地方利益的角度考虑问题。由于地方利益与中央的整体利益并不必然重合，于是地方在同中央的关系中，就产生了经常的谈判、讨价还价。从中央的角度考虑，由于中央的政策必须要得到地方政府的支持才能得以执行，如果不顾地方的反对，对地方下硬命令，则地方在中央的权威下，往往会采取阳奉阴违的方法，变通执行中央的政策。因此，央地关系不可避免地转变为协商和交换的关系。

二、政治集权与财政分权的关系

在改革前，中国高度集权的制度结构之所以能够得以维持，有两个因素是非常重要的，其一是意识形态的有效作用，意识形态本身具有强大的规训功能，它可以约束人们对现实生活状态的期望，因而执政者并不需要太大的成本，就可以实现组织、动员、提取等活动；其二，是权力的克理斯玛效应，也就是基于领袖个人魅力的权威基础。克理斯玛效应会带来惊人的政治效能，如中，领袖个人不通过任何制度与国家机构的作用，就可以实现一种集权领导。在改革前后，这两项因素都受到削弱。带来了中国意识形态的虚弱，同时，尽管邓小平具有巨大威望，然而当年式的克理斯玛效应已难再现。这两项因素变化的结果，直接导致执政党合法性资源的变化。执政党必须寻求新的合法性资源，才能保持并巩固对国家的领导。

之后，当意识形态催生的理想主义激情逐渐消退，人们对现实世界的物质困窘变得更加敏感，“落后的生产与不断增加的物质文化需求之间的矛盾”已成为社会的主要矛盾。新的领导层准确把握到政治生活中的这一变化，并意识到政权的合法性结构已发生了变化，经济发展已经成了稳定政治统治的最有效机制。领导人开始不断强调经济对政治统治的决定性作用，如邓小平在对各省、市、自治区一把手的会议上强调：“经济工作是当前最大的政治，经济问题是压倒一切的政治问题。”[2]（p194）“政治工作要落实到经济上面，政治问题要从经济的角度来解决。”[2]（p195）“不搞现代化，科学技术水平不提高，社会生产力不发达，国家的实力得不到加强，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得不到改善，那么，我们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就不能充分巩固，我们的国家安全就没有可靠的保障。”[2]（p86）因此，与传统意识形态重阶级斗争等侧重点不同，新的意识形态更加注重现实，它强调基于现代化导向的经济发展，以及基于民族主义的国家富强愿望。由此，发展正式成为政治执政的主要导向。

然而，以财政分权促经济发展的路径，对国家政权内部的权力结构必然会带来影响。无论是出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影响，或是出于对中外历史经验的认识，执政党的政治理念中，经济自治与政治集权绝非可以相互孤立看待的。如党内重要的理论家陈云就指出：“中央的政治权威，要有中央的经济权威作基础。没有中央的经济权威，中央的政治权威是不巩固的。”[3]（p365）几年后，宋平再次借陈云的话表达了同样的思想。[4]①因此，改革者必定考虑过的一个问题，就是通过何种机制能将经济自治与政治集权联系起来，如何保证政治集权，并运用政治集权来防止地方可能出现的偏离。虽然在改革时期，地方获得了大量的经济与管理权力，但在政治上，央地关系仍然保留了中央集权的特征。而中央实现政治集权的方式，则主要通过对地方干部的人事控制。国家政治机构的组织原则中，一个非常实质性的原则就是党管干部。所谓的党管干部，就是一切干部都是党的干部，都应该根据他们所担任的职务，分别由中央、各地区及各部门的党委及党组所在单位的党委负责管理。对干部的任免、提拔、调动、审查和干部问题的处理，都必须由党委集体讨论决定。并按干部管理权限，由主管党组织批准。[5]（p384）在理论上，党管干部原则可以实现两大政治功能：第一，保证党对国家政治生活的领导地位；第二，保证一体化的官僚队伍，从而满足现代国家的行政管理需要。党管干部原则塑造的是一种特殊的党国同构关系，通过这一原则，行政组织事实上被镶嵌在党组织之中，中央可以通过各级党委、党组控制各级各类干部，形成了一个层层控制的干部体系。

从宏观上讲，正是由于党管干部原则的存在，才使中央对地方保持了权威的特征，在这一特征中，中央保持其政策制定者的地位，而地方则主要是执行中央的政策。党对干部的控制，使中央能够掌握改革的进程。中央能够克服地方的阻力，自主地推行改革方针，如沿海率先发展战略，就主要由中央政府所推动，尽管受到了内陆省份的强烈抵制。在保证中国改革的大方向，在克服地方保护主义、保证宏观经济平衡以及在诸如防止国家分裂等问题上，由党管干部所保证的中央权威具有实质性的作用。

三、依赖、权力内化与协商型央地关系的产生

尽管中央拥有撤换任何地方领导的权力，但是中央的发展目标导向，使得中央与地方之间已不可能是一种单纯的命令与服从关系，而是一种基于理性选择的交换关系。事实又表明，在分权改革以来，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已不是简单体现为“中央制定政策、地方执行”，而是充满了谈判、交易、讨价还价。地方力量的兴起所形成的多元力量格局，已经改变了中央与地方政府的政治运作模式。地方政府已经由单纯的中央政府政策的接受和执行者，转化为具有实际的相对独立性的行为主体，中央的许多不利于地方利益的政策得不到有力贯彻，“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甚至受到公开的抗拒。地方政府为了保护和扩展本地方的利益，在越来越多的政策领域与中央讨价还价。公共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模式发生了基本的变化，协商的、相互调整的合作模式逐渐取代单向的、中央命令型决策模式。种种情况表明，央地间已经演变为一种基于利益的协商关系，在这种协商关系中，中央与地方都从自身的利益出发来选择自己的行为模式。

协商范文篇7

发文字号1：___________________

发文字号2：___________________

全文：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为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企业内部分配决定机制，保障劳动关系双方合法权益，促进劳动关系和谐稳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工资集体协商试行办法》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甲乙双方本着平等、自愿、协商一致的原则达成如下协议：

第一条甲乙双方决定工资时遵循平等、自愿、协商一致，劳动权利与义务相统一，遵守国家法律法规，维护正常工作秩序，保持和谐稳定的原则。

第二条本协议制定的工资条款对本公司全体员工有效。员工个人与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中有关条款，不得低于本协议制定的标准。

第三条本协议自依法生效之日起至_________年_________月_________日止。

第四条公司实行_________工资制度。

第五条公司员工月工资额不得低于_________市政府公布的当年度最低工资。

第六条公司实行工资月度发放制度。以人民币发放员工工资，每月发放一次。工资发放约定日为每月--日。如遇到休息日，工资发放可以提前或顺延。

第七条员工加班工资计算标准以本人的工资标准（包括基础工资、岗位工资、工龄工资）为基数。

按平时、休息日、法定休假日加班分别支付150％、200％、300％工资报酬。

第八条员工病假、事假工资支付办法_________。

第九条奖金、津贴、补贴分配形式_________。

第十条根据政府公布的--年工资指导线和上年度本企业员工平均工资水平，及企业生产经营效益，经协商，确定本年度员工工资增（减）_________％。员工增（减）工资具体办法是_________。

第十一条每年_________月为甲乙双方集体协商，确定下一年度工资协议内容的时间，协商前企业代表要向工会代表通报企业上年的经营情况和工资执行情况。公务员之家:

第十二条本协议对公司和全体员工具有同等约束力。双方必须全面履行本协议的规定。任何一方不得擅自变更或解除本协议。

第十三条甲方不得克扣或者无故拖欠乙方工资，否则，除在规定时间内全额支付乙方工资外，还应加发相当于员工工资25％的经济补偿金。

第十四条乙方违反有关规定，给甲方生产、经营和工作造成直接经济损失的，应负赔偿损失的责任。

第十五条本协议期满自行终止。在协议履行期间发生不可抗力因素，经双方协商可提前终止。

第十六条本协议一式四份甲乙方各执一份，劳动行政部门和总工会各存一份。

协商范文篇8

一、突出重点，广泛宣传

工资集体协商制度虽然试行了几年，但目前推广面不大，实行的企业很少，大部分企业职工也不了解工资集体协商制度及相关的工资政策，不知道协商什么，怎么去协商等。仅靠劳动保障部门，小范围、简单化地宣传是远远不够的，政府相关部门要联合起来，进行广泛深入地宣传，营造出大环境、大氛围。

（一）突出宣传的重点。一是树立典型。对行业或区域内开展工资集体协商比较有特色，并积累了成功经验的企业，总结经验，及时推广，实现以点带面；二是有计划、有重点、分层次地组织企业劳资干部、工会干部学习政策法规，促进企业劳动关系和谐稳定的机制。

（二）紧密结合企业实际。一厂一情，各不相同。在发动职工参与工资集体协商时，要注意结合企业实际情况，有针对性地开展宣传工作。既要把有关政策讲透，也要把企业实际情况说清，让广大职工明白为什么要开展工资集体协商，切实调动职工参与协商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二、积极开展指导，加强监督力度

实行工资集体协商制度，是政府对企业内部分配制度进行宏观管理的一种形式。所以，开展工资集体协商，进行必要的指导和监督，既不能越俎代疱，又不能任其为之。

（一）及时提供政策咨询。明确工资集体协商工作开展的原则、方法、内容、程序，提供协商所需的法律、法规及相关政策规定。对企业报送的工资集体协商协议（合同）进行审核，确认工资分配制度、工资标准、工资分配形式、工资支付办法及其工资增长幅度等条款，并按规定期限提出审核意见。

（二）定期组织检查。结合企业年检、工资支付等专项检查，对企业和职工履行工资集体协商协议情况进行检查，依法纠正和处理违反工资集体协商协议及其他工资政策的行为，保证工资集体协商内容按要求兑现。

三、建立健全工会组织，切实发挥工会职能

协商范文篇9

一、抓好启动程序——要约

开展工资集体协商，发出要约是前提。没有要约的发出，便没有工资集体协商的开展。工资集体协商工作就如自来水供水一样。水龙头是要约、管道是协商，水是协议书。只有打开了水龙头，水才能通过管道流出来，如果水龙头不打开，水就无法流出。“善始者事半成”，因此，开展工资集体协商，首先要在要约上下功夫。

一是主动要约。发出要约是企业方和职工方双方的权利和义务。虽然工资集体协商是法律的规定、是党和政府的要求、是企业发展的必然趋势。然而，由于过去在工资分配上都是企业说了算，职工成了“局外人”，没有“话语权”。工资集体协商，就是企业与职工就劳动报酬的共商共决。面对工资分配制度上的重大“变革”，企业方一时难以适应，认为工资集体协商“削弱”了企业的自主权。对工资集体协商的不了解、不理解，必然对工资集体协商工作的不重视、不主动。在这样的情况下，要企业首先向职工方发出要约是不现实的。工资是职工收入的主要来源，是职工合法权益的核心，开展工资集体协商是企业工会的职责所在、责任所在、使命所在，企业工会主席要克服畏难思想，主动向企业方发出开展工资集体协商的要约，敢于拉开工资集体协商的“帷幕”，积极维护职工合法权益。

二是稳妥要约。要约一般是书面形式，内容包含协商的时间、地点、协商代表的人员名单和协商的内容。在考虑要约时，要注意两点：一是在协商时间的确定上，要注意合理性。也就是说，协商的时间，在企业可以不可以安排、适宜不适宜进行；二是在协商的内容确定上，要注意可行性。也就是说，协商内容的提出和解决问题的方法是否符合企业实际，具有针对性、可行性，特别是工资集体协商工作初始时，协商的内容要注意从容易的、突出的、简单的问题入手，循序渐进，便于企业接受，也便于协商成功。

三是成功要约。要约发出后，虽然有的地方规定对方要在规定的时间内答复、不得拒绝，但对拒绝要约并没有明确的法律责任。如果职工方的要约发出，企业“拒收”或“拒绝”，对本次、甚至今后的工资集体协商开展都是艰难的。要约的发出应该是“水到渠成”的事。也就是说，要约不能贸然发出，在这之前，需要做大量的工作，特别是要通过多种方式方法做好企业负责人的工作，使企业负责人接受要约、参与协商。

二、抓住关键环节——协商

工资集体协商工作是起步不易，协商艰难。在协商中一是资强劳弱，地位不平，职工谈、企业判；二是信息不对称，职工难以了解到企业真实情况。要使协商取得成功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努力：

1.准备工作要充分。“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要“不打无准备之仗”。协商前，要通过多种方法途径广泛征求企业职工对工资集体协商的诉求，在此基础上，拟定工资集体协商方案，要根据职工方提出的要求，分析企业方的态度，采取应对的措施。把困难想够、把问题想透、把对策想全。

2.信息资源要掌握。要了解当地cpi及增长情况、当地最低工资标准、政府的工资增长指导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公布的劳动力指导价位、本地及周边同类企业职工收入情况。

3.企业情况要清楚。要了解企业效益利润情况、劳动生产率情况、企业中、高级管理人员及一线职工工资构成及收入情况。当然这些问题有些是企业的机密，作为职工方了解这些情况难度较大，需要动脑筋、想办法，通过多种方法、手段、途径尽最大能力获取。

4.基本原则要坚持。一是通过工资集体协商，把促进企业发展与提高职工收入结合起来，实现“双赢”；二是通过工资集体协商，建立职工工资共商共决长效机制；三是通过工资集体协商，使职工工资有增长。在协商工资增长幅度和计工价时，事先要拟订“底线、保证线、争取线”。达到受益的普遍面、作用的实效性和特点的个性化。

5.方法策略要讲究。方法策略是协商的生命，直接关系着协商的成功和成效的取得。在协商中要根据协商中发生的情况做到“五有”：一是有直接有迂回。有的问题的提出和答复可以直接“开门见山”，有的则要“曲折迂回”；二是有清楚有含糊。对职工方有利的、能肯定的事表态要“一清二楚”，对一些“吃不准”、不便立即表态的要“含糊其辞”。三是有争取有退让。能为职工多争取利益的要“见缝插针”，积极争取，但同时，也不要“一根筋”，该退让时，也要“激流勇退”，“退一步海阔天空”。四是有斗争有妥协。协商就是双方“讨价还价”，但如果双方“针锋相对”，都“寸土不让”协商就可能“无果而终”，在保证职工总体受益的前提下，必要时，在某个条款、某个问题上，妥协让步，“让一刻风平浪静”。五是有“红脸”有“白脸”。职工方代表中要有“炮筒子”，也要有“和事佬”，视情“各显其能”，张弛有道，为职工谋求合法权益。

6.主体作用要发挥。职工，特别是一线职工，既是工资集体协商的受益主体、评价主体，更是参与主体。做到协商议题从职工中来，协议草案由职工议定，协商过程让职工讲话，协商结果由职工确定，合同履行请职工监督，工资集体协商依靠职工，工资集体协商惠及职工。形成工资集体协商的群众基础、群众支撑、群众推动的良好氛围。特别是职工方协商代表中一定要有一线职工代表，让一线职工走上工资集体协商一线，其好处是：一是一线职工对企业生产、管理和职工收入情况清楚，有利于广大一线职工利益的维护；二是一线职工敢于讲话，有效地弥补企业工会主席不敢协商的问题。

三、抓住协商成果——协议

协商是形成协议的必经程序，协议是协商的成果体现，也是协商过程的完善。在形成工资集体协商协议时，要体现以下几点：

一是表述的真实性。协议是协商结果的真实反映，要真实反映协商的成果，不得“修正”和“变更”协商中达成的意见。

二是内容的具体性。条款表述要具体，到位，不能模棱两可，比如，企业哪类人员、增资多少，什么时间开始都要很明确，便于协议的落实。

协商范文篇10

一、充沛看法履行企业工资集体协商任务的主要性

工资集体协商是指工会或经民主选举发生的职工代表与企业代表依法就企业界部工资分派准则、工资分派方式、工资付出方法、工资规范、工资收入程度等事项进行对等协商，在协商一致的根底上签署工资和谈的行为。近年来，我市经济开展措施加速，企业经济效益不时增进，职工工资程度有了必然的进步。从总体上看，受世界金融风暴的影响，我市企业职工的收入程度与全市经济开展程度还不相顺应。党的十七大申报要求“树立企业职工工资正常增进机制和付出保证机制”，“进步劳动待遇在首次分派中的比重”，履行企业工资集体协商准则，关于维护企业和职工两边的正当权益，促进劳动关系的调和不变，调动广阔职工和企业运营治理者的积极性，促进企业出产开展和经济效益进步，完成经济和社会协调开展，都具有非常主要的意义。因而，各级当局、各有关部分和单元必然要站在贯彻党的十七大精力、落实科学开展观和构建调和社会的高度，从我市变革、开展和不变的大局动身，充沛看法新情势下做好企业工资集体协商任务的主要性和需要性，不时加强紧迫感和责任感，推进企业工资集体协商任务具体深化展开。

二、履行企业工资集体协商任务准则和目的义务

任务准则：履行企业工资集体协商任务准则是协商共决、机制共建、效益共创、好处共享。要对峙当局主导、工会共同、多方协同、职工参加、全体推进的方针。要准确处置好出资人、运营者与职工之间的关系，分歧条理、分歧岗亭工种职工之间的关系，持股职工与未持股职工之间的关系，按劳分派与按其他出产要素分派之间的关系，工资分派与企业经济性裁人、再就业安顿、保险福利之间的关系等，起劲做到统筹统筹、科学合理、公道公平。

目的义务：履行企业工资集体协商目的义务是全市各类企业依法树立健全工资集体协商准则，展开职工工资集体协商任务，依法签署工资集体合同。对小型企业比拟集中或同业业企业相对集中的区域，履行区域性、行业性工资集体协商，签署区域性或行业性工资集体和谈，并由所涵盖企业法定代表人或其托付署理人签字承认。已建工会的企业该当具体执行集体协商或工资协商准则；未树立工会的企业该当经过区域、行业工资集体协商准则进行掩盖。当时工资集体协商任务的重点是各类改制企业和非公有制企业。2009岁尾前全市签署工资集体合同的企业要到达80%以上，2010年根本完成全掩盖。

经过履行企业工资集体协商，要在企业树立和完美三个机制：一是工资分派共决机制。即职工与企业按期就工资准则、工资分派方式、工资程度、工资付出及调整方法等进行协商的机制；二是工资调整机制。经过工资协商使职工工资收入随企业效益增进而调整，与企业劳动出产率、当局工资指点线和城镇居民消费价钱指数的调整转变相顺应；三是工资按时足额发放和分派监视机制。企业工资分派、付出和工资集体和谈实行状况等应经过职工代表大会、厂务公开民主治理等渠道按期公开，承受职工群众的监视。

三、企业职工工资集体协商的办法、内容及顺序

各有关部分依据当地区经济和社会开展、劳动出产率、劳动就业、城镇居民消费价钱指数、职工工资程度等状况，按期制订并企业工资增进微观调控指点政策。工会代表职工与企业经过集体协商，确定工资增进程度。出产运营正常的企业工资增进程度，应不低于当局的企业职工工资增进指点线。两边每年应就职工年度工资程度、年度工资调整方法和年度工资总收入等进行协商，签署工资专项集体合同或签署集体合同附件。签署两年期以上集体合同的企业，每年都要进行专项工资集体协商，签署工资专项集体合同，确保职工的收入跟着用人单元运营程度和经济效益的进步而不时添加。

（一）工资集体协商的内容

1.工资分派准则、工资规范和分派方式；

2.职工年度均匀工资程度及其调整幅度；

3.职工工资发放工夫和付出方法；

4.职工奖金、津贴、补助等分派方法；

5.试用期及病事假等时期的工资待遇；

6.职工加班加点以及在法定节假期、带薪年休假、省亲假、婚丧假、节育手术假、产假等国度规则的假期任务或参与社会运动的工资待遇；

7.工资专项集体合同的刻日、改变宽和除的顺序、终止前提和违约责任；

8.两边以为需求协商与工资待遇有关的其他事项。

（二）工资集体协商的顺序

1.确定协商事项。就职工工资问题普遍寻求和听取职工意见，初步确定协商事项；

2.宣布协商要约。职工和企业任何一方均可提出进行工资集体协商的要求。工资集体协商的提出方应另一方提出版面协商意向书，明白协商的工夫、地址、内容等。另一方接到协商意向书后，应于20日内予以书面回答，并与提出方一起进行工资集体协商。

3.确定协商代表。职工一方由企业工会代表进行协商，未树立工会的企业经过职工民主选举方式引荐代表，并获得折半以上职工赞同。企业代表由法定代表人或法定代表人指定的其别人员担任。企业法定代表人和企业工会主席辨别为两边的首席协商代表；

4.召开协商会议。经过集体协商，构成工资和谈草案，提交职工大会或职工代表大会评论审议达到一请安见后，制订工资和谈文本；

5.工资集体合同经劳动行政部分审核经过后生效，生效的工资集体合同应由企业工会报奉上级工会立案；

6.工资集体合同生效后，协商两边应于5日内向全体职工。

四、履行工资集体协商任务的首要办法

各县（区）、各部分要实在增强对履行工资集体协商任务的指导，把履行工资集体协商任务摆上主要的议事日程，实时协调停决履行进程中存在的问题。要明白一名指导担任，稳步推进，狠抓落实。要从当地区实践动身，制订实在可行的任务规划和施行办法，对工资集体协商任务做出详细布置摆设。

（一）分工协作，强力推进。各级劳动保证部分要强化对企业工资分派的微观监控，完美有关政策。要进一步树立健全以最低工资保证准则、工资指点线准则、劳动力市场工资指点价位和人工本钱猜测预警准则为首要内容的工资调控系统，为企业展开工资集体协商供应根据，积极指点和协助企业展开工资集体协商任务。

各级工会组织要实行好参加、指点和监视的职责，实在维护职工的收入分派权益。当地工会要增强有关工资分派政策的查询研讨，不时进步参加工资集体协商的才能，扩展职工群众的参加水平，增强对工资集体和谈实行状况的群众监视，促进企业树立公道合理的分派准则。要积极共同劳动部分增强对展开工资集体协商任务的指点，为底层供应政策司法征询、指派工资协商代表等项效劳。底层工会要代表职工积极参加集体协商，签署好工资集体合同。

各级企业主管部分、工商联、个别私营协会等社团组织要增强治理和监视，促进企业依法运营、老实守信。要搞好对企业运营者的培训，协助他们调查国度有关司法律例和政策，盲目依法实行企业的社会责任。增强对企业签署和实行工资集体合同状况的监视，促进企业诚信准则建立。

（二）量体裁衣，分类指点。各级、各有关部分和单元要从当地区实践动身，因企制宜地增强对企业工资集体协商任务的分类指点。出产运营正常的企业，参考当地区经济开展程度、工资指点线、劳动力市场价位、城镇居民消费价钱指数、上年度职工均匀工资等要素，应重点就职工工资增进问题进行集体协商；出产运营坚苦的企业，应重点就职工工资付出保证、工资起原筹措、生涯费发放规范等问题进行集体协商。要进一步推进树立公道合理的工资分派准则。执行计件、计时工资制的企业，应重点就劳动定额、计件工价、计时工资规范等问题进行集体协商；执行岗亭工资准则的企业，要把确定和调整岗亭工资规范作为协商重点；执行股份制的企业，要准确处置工资分派、股息盈余与劳动分红之间的比例关系，避免利润腐蚀工资或工资分派腐蚀利润；执行运营者年薪制的企业，要依据企业实践状况合理确定企业运营者与职工的工资分派关系，既要充沛表现对运营治理者劳动的一定和鼓励效果，又要实在包管职工工资收入随经济效益的进步逐渐添加，真正树立起合理的企业工资分派准则。

要经过区域性或行业工资集体协商的方式，掩盖所辖小型企业。对县以下区域熟行业集中度较高、财产特征光鲜的企业，可经过展开行业工资集体协商，确定行业劳动定额、计件工价、工资程度和分派方式等。依法签署的区域性或行业性工资集体合同，对所辖企业和全体职东西有约束力。企业集体合同中工资待遇等规范不得低于区域性或行业性工资集体合同的规则。各企业该当树立健全职代会审议经过工资集体合同草案和听取实行状况申报准则；树立健全按期反省准则。各级工会每年要对企业工资集体合同实行兑现状况展开专项监视反省；要树立健全公开运作准则。工资集体协商必需树立在公开、公道、公平的根底上，建制、履约和督查状况要作为厂务公开民主治理任务的主要内容向职工公示。

（三）依法要约，强化督察。凡已执行集体合同准则未展开工资集体协商、未签署或未续签工资集体合同的企业，工会要自动向用人单元宣布展开工资集体协商的要约。对不呼应底层工会要约举动的用人单元，上级工会该当依法要求其限日矫正。

劳动保证部分要将企业工资集体协商展开和执行状况，列入企业劳动保证书面资料搜检和企业劳动保证诚信品级评价的主要内容。对拒不执行国度司法律例、拒不组建工会、拒不展开工资集体协商和签署工资集体合同的企业，以及克扣和歹意拖欠职工工资、进犯劳动者正当权益的行为，劳动保证部分要依法予以查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