协商民主范文10篇

协商民主范文篇1

民主，是一种别于君主独裁和寡头统治的政府形式，人民当家做主管理国家事务是其基本要义。但是，在复杂的政治实践中，由人民直接管理国家事务是不现实的。于是，代议制民主政治成为必然选择。这样，多数人的统治就是让少数人在多数人的真正同意或委托下执政并受到多数人的有效制约和监督。而体现对执政者或代表的有效制约和监督的最科学可行的形式就是选举，选举无疑体现的就是多数人对自己代表的授权与控制。可见，选举和民主一开始就是联系在一起的，并且成为民主的重要内容。“民主政治的核心程序是被统治的人民通过竞争性的选举来选择领导人，如果用普选的方式产生最高决策者是民主的本质，那么民主的关键点就是用在自由公开和平等的选举中产生的政府，来取代那些不是通过那种方法产生的政府。”[1]可见，在亨廷顿看来，选举是民主的本质，是民主的直接体现和基础，没有选举就没有民主。

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目标。从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具体实践看，选举民主已经成为中国最重要的民主形式。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中国选举民主的核心制度安排。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民主以人民当家做主为核心，以主权在民为最高原则。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制度载体的选举民主，是实现中国民主政治的必要条件。根据中国宪法和选举法，县及县以下的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实行直接选举，县以上的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实行间接选举。在选举民主中，我们的制度创新主要体现在作为社会自治的村民选举，其中有的是“海选”。因此，中国选举民主具有自上而下的制度设计与自下而上的自发秩序相结合的双重特征，二者相辅相成。由人民代表选举国家各级领导成员，组成国家权力机关、司法机关和行政机关，代表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管理国家和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等各项事业。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人民通过选举、投票行使权利的主要渠道和制度保证。为了保障人大代表的选举民主真正得到落实，中国选举法明确规定了选举权的普遍性和平等性原则、直接选举和间接选举相结合的原则、差额选举原则、无记名投票原则、选举权利保障原则；还规定了选区的划分办法、选民登记办法、代表候选人的提出和确定程序、投票选举程序等，从法律上保证了选民的民主权利神圣不可侵犯，从具体实施办法和操作程序上确保了选民民主权利的实现。另外，选举法的各项原则和程序设计也直接反映了民主的原则，具有民主的特征，符合民主的要求，能最直观地反映出中国人民当家做主的民主本质。

二、协商民主的发展及其在中国的实践

协商民主理论是20世纪后期在西方兴起的。1980年，约瑟夫·毕塞特在《协商民主：共和国的多数原则》中，首次从学术意义上使用“协商民主”一词，主张公民参与、反对精英主义的宪政。美国的约翰·罗尔斯、英国的安东尼·吉登斯、德国的于根·哈贝马斯等是协商民主的推崇者。尤其是哈贝马斯，他批判传统西方民主制度中的“自由主义”模式和“共和主义”模式，提出“协商政治”新模式。可见，协商民主理论是对当代资本主义政治权力结构和权力分配的民主模式的批判和修补。

所谓协商民主，“它指的是这样一种治理形式，平等、自由的公民借助对话、讨论、审议和协商，提出各种相关理由，尊重并理解他人的偏好，在广泛考虑公共利益的基础上，利用理性指导协商，从而赋予立法和决策以政治合法性。”[2]与选举民主相比，最典型的特征是：第一，主体多元化和组织化。协商民主以多方协商作为决策的基本形式，是平等的多元主体间的互动过程。政党或政府、社会团体、利益集团是协商民主的基本主体。公民通过参加政党和社会团体参与对公共事务的讨论与协商，对政治过程产生一定影响。第二，以有效的程序作为保障。公共协商是一连串的沟通、辩论、磋商和协调的过程，是一个互相提供信息，交流意见，形成共识的过程。第三，协商民主中各政治组织的协商权利，一般由法律或政治惯例所保障。第四，协商民主遵循的基本原则是协商一致，通过商讨和吸纳不同意见或相互之间的妥协来达到意见的一致。在意见分歧的情况下，以商讨等方式来取得共识，使少数人的意见也得到了尊重[3]。可见，与选举民主强调政治共同体成员偏好聚合之后所达成的最终结果不同，协商民主关注的则是偏好转变和聚合的具体过程。

在中国，以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为制度载体的协商民主是中国特色的民主模式。这是一种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各政党、各人民团体、少数民族和社会各界的代表，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为组织形式，经常就国家的大政方针进行民主协商的制度。这项制度是是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伟大创举。从中国基本制度层面看，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权力机关，实行非两院制，政治协商会议是在这个结构之外的非权力机关，但它在党的领导下，参与国家重大事务的讨论，向国家机关提出建议性提案，通过建议或其他形式，对国家的宪法和行政实行监督。这样既克服了两院制效率低下的弊端，又避免了一院制缺乏监督和代表性不广泛的短处。在中国的政治实践中，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开会履行职责的时候，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也同时召开会议，讨论国家重大事务。地方也是如此。同时体现社会主义两种民主形式的“两会”概念已深入人心。在中央和地方的组织体系中，人们通常把党、政府、人大和政协概括为“四套班子”，可见，人民政协制度已经成了中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已经和正在对国家的政治生活产生重要影响。

中国的协商民主价值理念和人民政协的实际运作过程，生动地表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突出特点和优势。

首先，协商民主能够实现最广泛的有序政治参与。协商民主的行为主体涵盖各党派、各民族、各团体、各阶层等社会各界、各方面人士。他们以人民政协为组织形式，能整合各群体的利益要求和愿望，并能通过参政议政、反映社情民意，充分表达各自所联系的群众的具体利益，使各种利益要求通过体制内的渠道经常地、畅通地反映到决策部门，从而有效地协调各种利益关系。

其次，协商民主体现了最大程度的政治包容性。中国的协商民主承认多元的社会现实，坚持求同存异。政协作为最广泛的统一战线组织和政治协商的载体，认真研究新情况、新变化，有效地加强同各方面人士包括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的联系，通过制度化的人事吸纳机制，将新生社会阶层以及各方面的代表人物整合到政协组织中来，并根据社会阶层的演化变迁情况，及时地调整并合理设置界别，充分发挥界别联系面广、委员业务精通以及对界别群众影响力强的优势，引导各界群众正确认识和处理各种利益关系，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凝聚力量、集中智慧，加深理解，扩大共识，促进和谐，充分体现了协商民主在政治上的巨大包容性和组织上的广泛代表性。第三，协商民主充分展示了社会主义民主的真实性。协商民主的实质是最广泛地发扬社会主义民主，使广大人民群众更好地行使民主权利。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近年来，无论是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和中央全会通过的各项决定，还是宪法修改、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中长期规划、政府工作报告等，中共中央、国务院事先都广泛听取各界人士的意见和建议，始终高度重视和充分发挥协商民主的作用，使得这一民主形式真实而有效。

第四，政治协商有利于促进党和国家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在人民政协的制度实践中，由于经过广泛的民主讨论、遵循公开的民主程序，围绕政策建议的各种分歧最终都通过协商达成共识，使决策建立在广泛考虑所有人需求和利益基础之上，从而赋予决策以合法性。由于遵循政治协商的程序，政治决策充分考虑到各种利益需求、主客观条件，并且经过反复的论证、讨论和协商，从而使决策更民主、更科学。

第五，协商民主有助于中国公民民主意识和能力的培养。民主意识是民主政治的基石，民主能力则决定了民主政治运作的优劣。然而，民主意识和独立思考、理性批判、相互沟通的民主能力不是与生俱来的，需要在参与中培养。公民参与公共事务协商的过程可以扩大视野，了解他人立场、公共利益和所负的责任，认识到只有通过合作才可能实现自己的利益。协商民主为培养中国公民民主意识和参与能力提供了途径。

三、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相结合，推进中国民主政治建设大发展

选举民主是现代民主政治的重要标志。但是对于正走向政治文明、利益和文化呈多元趋势的中国社会而言，简单的选举民主是无能为力的。协商民主是一种新型的民主形式，能够弥补选举民主及其多数决定原则的不足。实践证明，人民通过选举、投票行使权利和人民内部各方面在重大决策之前进行充分协商，尽可能就共同性问题取得一致意见，是中国政治发展有效的政治运行载体和民主实现形式，具有西方民主政治不可比拟的广泛性、包容性和真实性。有机结合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适当运用选举民主的增量，盘活协商民主的存量，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途径。

1.进一步加强党的领导，积极稳妥地推进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建设。中国共产党是先进的执政党，承担着中国现代化建设和民主政治建设的领导者、组织者和推动者的历史重任。因此，无论是选举民主还是协商式民主，都必须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为此，首先应该进一步完善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的党内民主，形成党内的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机制，提高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能力，发挥好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核心作用。其次，作为执政党，其领导国家的重要方式就是组织领导，即通过选举推荐优秀的人才、精英到国家机关。因此，党应该学会在一个公开、公平、自由、竞争的条件下进行选举；积极搭建有效的参政议政平台，发挥参政党应有的作用，积极稳妥地推进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建设。

2.进一步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发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作用，使协商民主真正成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形式。这种完善和发展，首先是政协作为执政党与各战线精英的政治协商工具，应在加强执政党与参政党、参政党与各界别精英、各界别精英与人民群众的公共协商上下足工夫。其中尤其要加强执政党与参政党、各界别精英的真诚沟通和理性协商。其次，政协内部、政协委员之间，应加强对公共政策问题的研究，以及展开理性的政策辩论，并最终形成共识。各级政协应尽可能多地创设各种研究和讨论平台，这应成为政协工作的重点努力方向。再次，政协应与媒体建立战略联盟。政协与媒体结盟，既是获得了一个公共讨论的平台，亦为自己的合法性注入了人民授权的基础，同时融合媒体权力，增加自己对政府的影响力。

3.进一步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由公民选举产生的人民代表对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民主协商中形成的建议，进行审议、选择和表决，并由人民代表大会对法律的实施和执行情况进行有效监督。选举和投票是现代民主政治的一大优势和主要形式，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具有中国特色的选举民主的根本体现。中国现行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还需要在改革中进一步完善，改革的根本方向和主要任务是进一步扩大选举的覆盖面，进一步增强选举的有效性，更好地发挥代表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重任。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强调，要保障人大代表依法行使职权，密切人大代表同人民的联系，建议逐步实行城乡按相同人口比例选举人大代表。这一重要举措，必将有力地增强中国选举民主的广泛性和实效性。

4.理顺人大、政协和党的关系，这是有机结合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的关键所在。我们知道，选举民主以人大为核心制度安排，协商民主则以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为制度载体。在中国的政治实践中，政协与人大、党的关系并没有理顺，很难使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达到理性的有机结合。

首先，政协与人大宪政地位不对等。中国宪法第三章第一节第57条至第78条，对“人民代表大会”的宪法地位和权力作了全面的表述，规定“全国人大”作为中国最高权力机关，具有立法权，是行政系统权力的来源，并负有对行政系统进行监督的宪法责任。而政协并未获得宪法的任何授权，在国家政权结构中不具有任何宪法地位，其现行地位最多只能算是执政党的统战平台，是政治团体而非国家权力实体。

其次，人大与政协对政府的法定制约能力不同。人大作为权力机关，具有对同级“一府两院”的强大法定制约能力。但政协并非国家建制权力，并不具备任何对政府的强制力。政协委员提出的提案在法理上仅相当于一个非政府组织的咨询文件或民间建议。

再次，人大代表由选民选举而出，依法定程序获得人民的法定授权，具有合法性基础；而政协委员的推举未获得足够的合法性基础，至少没有足够的法定授权程序，权力缺少宪政来源。政协委员人选的产生及对其监督的程序正义缺失，使人民政协难以真正成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体系中坚强有力的一环。

第四，与执政党的关系不同。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宪法规定的执政党，具有控制一切国家机关的权力，但这种控制是在人大内部建立党组进行控制；而政协则完全由党的统战部和组织部直接控制，而非依赖政协党组的间接控制。这主要源于人大所依据的宪政理论与政协所依据的统战理论的差异。

可见，要有机结合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必须理顺人大、政协、党的关系，这就需要让宪政理论支撑起国家政权体系的前台，将人民政协适当地归入宪政框架，获得与人大相同的宪政地位，使协商民主和选举民主按宪法和法律逻辑来运行。为改变协商民主的所谓“咨询民主”的尴尬地位，政协应该获得在政府决策中的制度性权力。党要与政协建立互相信任的关系，以及畅顺的沟通渠道，公平协商的精神，以体现“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八字真言；要加快国家的法治建设和政治文明建设，力争使中国的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的结合具有法律和制度平台。政协要与所代表的界别、与普通大众建立血肉联系，以增强自己的合法性基础；要加强自己的平台建设，以实现协商民主的要义，落实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精髓。

总之，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构成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本框架，是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发展的两翼。两者相互补充、相辅相成、相互促进，对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提高党的民主执政能力；对于最广泛最充分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

摘要：民主是人类的普遍追求，选举是民主的重要内容。协商民主的出发点是破解选举民主的困境，弥补选举民主的缺陷。这是一种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各政党、各人民团体、少数民族和社会各界的代表，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为组织形式，经常就国家的大政方针进行民主协商的制度。中国必须把协商民主与选举民主相结合，才能在政治稳定、社会和谐中推动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大发展。

关键词：选举民主；协商民主；民主进程

参考文献：

[1]亨廷顿.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M].上海：三联书店，1998.

协商民主范文篇2

“协商”是指为了达成一致而进行的对话。自人类社会产生以来，无论西方还是东方，协商就是一种重要的人际交往方式。进入阶级社会以后，尽管不同时期不同国家实行了不同的治理方式，但是“协商”在社会政治生活中一直有其重要的影响。在古希腊的城邦政治中，500人大会、陪审团制度都是政治生活中人们进行协商的缩影。中国政治文化核心价值之一也是“和”，所谓“君子和而不同”、“和为贵”，都是把“和”当作政治的最高境界，其中也深含协商的过程。但是，这种政治生活中的协商同今天普遍关注的协商民主（deliberativedemocracy）并非一回事。尽管“协商民主观念及其实践像民主本身一样古老”〔1〕，但是协商民主作为一种新型民主理论有其独特的特征。

1．协商民主的社会基础是多元的。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民主政治的进步，利益的分化在不同族群、阶层、宗教、社会团体之间越来越明显，多元的利益诉求成为社会多元化发展的显著特征。如何保证不同利益主体的利益诉求，或者说如何在不同利益主体之间进行调和，就成为政治理论家关注的重要现象。因此，多元性是协商民主的社会基础，同时，在某种程度上，多元性的社会现实也是协商民主的动力。〔2〕

2．协商民主的参与主体完全平等，不存在一个事先的权威影响或操纵协商各方及协商结果。协商民主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各种具有不同利益诉求和偏好的政治主体进行政治对话的过程，这些参与的政治主体之间是完全平等的。这种平等是具体的，包括地位的平等，对协商结果影响力的平等，获得协商机会的平等，获得信息和资源的平等，提出自己理由的权力的平等，倾听他人意见的平等以及说服他人能力上的平等。

3．协商民主的形式是包容和开放的。人人都可以参与协商，每个参与主体都可以在充分发表自己意见的同时倾听他人的意见，每个人都有权知道对自身具有约束力的政策和法律，整个协商程序是公开的，讨论形成的结果也是公开的。“讨论中提出并最终被公民接受的理由必须首先满足公开性条件，也就是说，其理由必须让所有人信服。”〔3〕(P322)

4．协商达成的共识建立在公共理性和责任的基础上。协商民主以达成具有约束力的共识为目标，这种共识就是参与者普遍拥护的政策和法律。在协商过程中，多元分化的利益主体之所以能够形成共识，关键在于参与者具有的公共理性和责任。按照理性选择理论，人们普遍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但是在协商民主中，参与者不仅知道自身的偏好和利益，而且也知道他人的偏好和利益，更知道促进公共利益的责任所在。为了达成促进公共利益的政策和法律，参与者会负责任地提出自己的观点和理由，认真倾听相反的观点和理由，并接受其它观点对其自身观点和理由的批判性审视，乐于修正自身的观点和偏好，实现偏好转换，在此基础上通过相互理解和妥协达成一致，形成共识。

上述协商民主的特征并没有阐明这种民主的性质是什么。实际上，协商民主自20世纪后期兴起以来，对于什么是其主要性质并没有形成一致的看法，在捍卫这一模式的领军人物间也存在着分歧，“埃尔斯特认为协商民主是自由平等公民通过讨论做出决策的过程。对埃尔斯特而言，具有合法性的政治选择必须是自由、平等、理性的行为人之间协商的产物。博曼和雷吉宣称，协商民主是这样一种观念，即合法的立法来自公民的公共协商，它代表基于公民实践推理的政治自治理想。而科恩认为协商民主是其成员通过公共协商支配自身事务的社团，其中，通过公共讨论和推理来保证规则的正当性和社团条件的存在。按照科恩的观点，民主政治包含集中关注共同的善的公共协商，要求公民之间存在某种形式的明显平等，并以促进形成关于共同的善的公共概念的形式塑造公民认同和利益。”〔4〕(P2)也就是说，协商民主可以是一种决策形式，也可以是一种治理形式，还可以是一种社团或政府的组织形式。〔5〕但是，不管是一种什么形式，政党都是参与协商的重要主体之一，协商民主与政党有着密切的联系，尤其是在当代，政党政治是一种普遍形态，协商民主对政党制度有哪些要求，以及既有政党制度对协商民主有哪些制约，都直接关系着民主政治的发展方向。

二、协商民主与竞争性政党制度

许多学者认为，协商民主是竞争民主的替代，从理论上讲这不无道理。因为二战以后相当长时间内，民主几乎被理解成了投票，但是这种聚合式的以投票为中心的民主并不能履行民主正当性的规范要求，“投票结果只具有最弱意义上的合法性，它提供了确定输赢的机制，但是却没有提供旨在发展共识、塑造公共舆论甚或形成值得尊重的妥协的机制。”〔6〕(P522)但是，尽管协商民主在理论上是“具有破解选举（票决）民主困境、弥补选举（票决）民主缺陷的一种民主形式”〔7〕，但是在实践中协商民主要想替代竞争性民主，首先必须为竞争性政党制度寻到出路，因为竞争性政党制度是竞争民主的基石，没有政党之间的选举竞争，就不可能有竞争民主。

资本主义政党制度基本上都是竞争性的，这与近代以来政党产生的历史和资本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的历史密切相关。政党最早产生于英国议会中相互竞争的派别，从产生之日起，政党所具有的特征几乎没有很大的改变，比如，政党都代表了一部分人的利益，政党都有自己的纲领或政策倾向，都有自己的组织机构，都是为了争取执政地位而进行政治动员和参加选举，有些政党从开始还有严格的纪律。政党的这些特征说明政党是竞争性民主的主要细胞，政党政治中并不是没有协商，但是要真正实现协商民主，现有的政党特性并不足以支撑新的民主形式。

竞争性政党制度的最大特点就是政党之间为了争夺执政地位而争夺选票，这种制度是竞争民主的主要支撑之一。政党制度不仅包括政党之间的关系，而且还包括政党与政府和代议机构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说，竞争性政党制度不仅决定了竞争性民主的性质，而且还决定了政府和立法机构在决策过程中不可能受到均衡的影响力。“政党对公共权力的控制无所不在，政党对公共权力的控制甚至反映到政府过程的细枝末节，反映到执政行为的方方面面。”〔8〕(P257)无论是议会制还是总统制国家，甚至包括像瑞士那样以“共识民主”著称的委员会制国家，执政党都左右着政府的组成，无论执政党是否控制议会，在立法和政府决策过程中执政党与在野党以及其他利益集团之间的影响力是有很大差别的，其中虽然有协商，但是既不可能是地位平等的协商，也不可能是完全建立在理性基础上的协商，其达成的妥协和一致只能是政治交易基础上的共识。这是政党的特性所决定的，更是政党与选民关系所决定的。

现代竞争性民主中，政党与选民的关系就是利益代表关系，这是代议制民主的基础，“政党首先而且最重要的是作为一种代表手段，它们是代表人民表达要求的工具和机构。”〔9〕(P44)虽然政党有走向“兼容型”的趋势，〔10〕但是从政党的分类特征来看，政党仍然是部分选民利益和偏好的代表。即使是兼容性特别突出几乎看不出两党重大差别的美国两大政党，其选民的偏好也是十分突出的。更何况随着社会多元分化，不同族群、阶层、宗教、社团等对自身利益的诉求越来越高涨，政党作为选民的代表必须做出偏好选择，在走上执政地位之前必须为赢得选民支持而坚持偏好突出的政策主张，在走上执政地位之后还必须兑现政策承诺，否则在下次选举中就会失去选民的支持而失去执政地位。

由此看来，现代政党的特性、政党与选民的关系以及定期的选举制度等都决定了在当前的竞争性政党制度下协商民主在国家层面并不能得到最有效的支持，完全平等的、开放的、包容的、理性的和负责任的协商仍然缺乏形成的制度环境和人文环境。因此，协商民主理论并不足以影响竞争性政党制度的发展。如何在竞争性政党制度中增大协商的分量倒是应该成为协商民主的发展方向。由此也可以说，协商民主还不足以取代竞争民主而成为独立的一种民主模式，只能是对竞争民主的完善和补充。

三、协商民主与非竞争性政党制度

我国实行非竞争性政党制度，一般而言，非竞争性政党制度往往源于历史合法性，稳定于宪政制度安排，巩固于政治合法性。我国实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中国共产党是唯一的执政党，其它派是参政党，执政党与参政党之间建立了制度化和规范化的政治协商制度。这种制度安排一方面是历史形成的，更重要的是它符合当代中国的现实国情。随着协商民主理论在我国引起的关注，许多学者提出了协商民主是中国民主发展的方向的观点，但是在笔者看来，如果不搞清楚协商民主与中国政党制度的关系，就无法确定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方向是不是新兴的协商民主问题。

20世纪后期以来，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社会利益的分化越来越明显，不仅原来稳定的社会分层发生分化，而且产生了许多新的社会阶层。从利益主体的多元化背景来看，我国具备了发展协商民主的某些条件。但是，从政党制度来看，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政治发展的基本原则，党不仅通过统一战线形式对派和各群众团体进行政治领导，而且通过对人大和“一府两院”的领导统领整个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以及社会生活等。这些都是宪法确定的，也是符合中国国情要求的，更是因为中国共产党以“三个代表”的先进性具有了广泛的社会基础和充分的公共理性。这就决定了中国共产党在立法和政策形成的过程中具有超强的影响力，中国的协商政治不仅是为了实现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防止出现决策失误，同时也是为了提升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巩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和执政基础。这说明，我国的协商并不因为有领导、有权威影响就制约了协商的质量和水平。实践证明，有了党的领导，我国的协商才能充分发扬民主，在汲取各方面意见的基础上形成集体智慧。

从协商的规则来看，中国共产党和各派实行的协商政治建立在民主集中制基础上，是人民民主的重要体现和内容。〔11〕民主集中制是党和国家的根本组织制度和领导制度。我国宪法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机构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实行民主集中制，不搞三权分立和权力制衡，是我国政权建设和政治运行的根本原则。我国的国家机关只是分工不同，职能不同，目标是一致的。人大对“一府两院”的监督既是一种制约，又是协同、支持和促进，而不是相互挚肘，更不是唱对台戏。这就决定了执政的共产党与参政的各派及各族各界人士，在涉及国计民生问题上，能够在充分讨论的基础上，尽量统一认识，在反复协商的基础上努力达成共识，在服从多数的基础上尊重少数意见。

从协商的场所来看，中国共产党与各派建立的协商政治既体现在政治协商的各种形式上，比如，定期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共商国是，定期举行情况通报会，重大决策制定之前举行征求意见会，重大人事变动和决策中征求派的意见等。而且也体现在选举民主中，在确定人大代表名额分配以及选举投票中都充满了协商政治的色彩，更为重要的是，这种协商更体现在人大和一府两院的组成上，派直接参与到国家机关活动中，在具体的立法和政策制定以及执行场所都形成了协商政治的轮廓。

由此看来，协商民主与中国的协商政治有着本质的不同，在中国社会主义的政治构架下，协商政治基本原则不仅决定于现代民主政治的基本原理，而且决定于当代中国的政治形态，决定于党的领导、人民民主和依法治国三者有机统一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发展方向。虽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协商政治中充满了协商过程，但是中国的政党制度决定了中国民主政治的发展方向不可能是协商民主，也只能是在民主政治中不断增强协商的成分而已。

四、协商民主理论的局限性及其价值

由上述论述可见，协商民主与既有的政党制度存在直接的矛盾，无论是竞争性政党制度还是非竞争性政党制度，都不符合协商民主的基本条件的要求，而且从根本上约束着协商民主的实践。实际上，协商民主是构建于特定的理论假设和现实前提基础上的，它的实际推行也需要一系列现实条件作保障。“主体的理性不足和政治能力贫困，协商意识和协商伦理的缺失或沦丧，协商的共同价值原则匮乏和共同利益基础薄弱，公正的协商制度和程序的匮乏与协商场所的不足，强势力量对协商的掌控和派系力量对社会共识的漠视等理论缺陷和践行困境限定了协商民主的功能作用和适用范围。”〔12〕所以，在现实条件下，协商民主无法改变竞争性政党制度，也就不能替代竞争民主；同样，中国的政党制度也不可能按照协商民主的模式来改造，中国的民主也就不能按照协商民主的方向来行进。那么，协商民主对政党制度的价值何在呢？这个问题也必须从协商民主对竞争性民主和非竞争性民主的作用来理解。

对竞争性民主而言，协商民主作为民主的转向是在一定程度和侧重点上而言的，虽然许多学者将其看成竞争民主的替代，实际上协商民主还不能算一种独立的民主形式，只能是竞争民主的补充和完善，是竞争性民主进一步“精细化”的工具或者是弥补选票民主缺陷的工具。在资本主义政治体系中，离开政党的本质功能、改变政党竞争的基本制度以及政党控制立法和行政决策的事实，也就改变了其多党竞争、三权分立、权力制衡的基本框架，协商民主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前提。但是，以竞选为特征的竞争性民主确实存在明显的不足和漏洞，选民的权利仅仅表现在定期举行的投票，而对于直接关系到选民利益的政策过程则由政治精英来代表选民进行，这不仅影响政策的合法性程度，而且也不符人民民主的真实要求。即使选民对政策不满意，除了进行游说、游行、抗议等表达形式，不到大选的时期就不能从根本上制约政治精英的决策权力。因此，出于对“人民统治”的理想化追求和对竞争民主的不满意，协商民主理论家意图复兴古老的协商观念为竞争性民主寻找替代模式，显然，在现实条件下这种所有参与者都能自由发表意见并愿意平等听取和考虑不同意见的理想化设计在国家政党制度层面是无法实现的，但是作为把竞争性民主“精细化”的一种补充和完善过程，其对于完善政党组织的功能和政党制度的运行具有显著的价值和意义。

从政党的本质来看，政党是选民利益的代表，但是在竞争性民主环境下，政党越来越成为选举的工具，发动选民投票成了政党的最重要功能，尤其是在社会高度信息化、竞选专业化和竞选经费主要靠财团支持的情况下，政党动员依靠发达的媒体、政党竞选依赖选举和营销专家，政党开支主要盯在大的利益集团身上，党组织越来越松散，政党与选民之间越来越变成了一种营销关系，候选人成为政党推销给选民并力争取得消费者满意的消费产品〔13〕。政党与选民之间利益代表关系反而成为次要的因素，选民在行使过投票权之后并不能依据政党的路径参与到决策过程中来，这种政党与选民的“商业”关系大大削弱了政党的本质功能，成为选民在选举中投票率不断下降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推行协商民主的路径，扩大政策制定中参与的范围，强调自由平等的对话，不仅可以形成共识，增强政策的合法性，而且可以强化政党的利益代表功能，巩固政党与党员、政党与选民的日常联系，遏制“政党衰落”〔14〕和“政党危机”〔15〕的势头。

对竞争性政党制度而言，协商民主模式也能够直接发挥积极的补充和完善作用。因为协商民主注重民主的实质，以承认利益多元化为前提，主张协调各方利益，谋求社会和谐。“协商民主倡导通过平等对话共同协商的方式形成公共政策，对话协商的目的在于使人们在做出决定的时候能够慎重考虑，就此而言，它与代议制的民主有着更大的兼容性。”〔16〕在多元利益分化和冲突日益加剧的情况下，利益整合已经成为政党制度的首要功能。〔17〕如果将关注的重点从当选的选票门槛转向决策过程中，有助于协调执政党和在野党之间的竞争博弈关系，使政党制度更好地发挥利益整合和构建共识的重要功能，从而有利于竞争民主的形式与内容的真实统一。

对于非竞争性民主而言，协商民主模式自然也不可能是民主发展的方向，社会主义的基本政治原则和政党制度的规定性都决定了协商民主与中国的政治民主是两种性质完全不同的民主。但是，就像对竞争民主的精细化作用一样，协商民主的理念对于中国的政党制度还是有许多可借鉴的地方的。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唯一的执政党，虽然“社会结构的多元化使非竞争性民主政治的社会基础和体制资源开始削弱”〔18〕，但是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和以“三个代表”为核心的基本理念以及建设和谐社会的总体战略，形成共识的过程并不成问题。经常出现的问题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政党组织与党员的关系问题，执政党的稳固地位决定了政党可以获得丰厚的执政资源，包括行政资源，普通党员在组织的作用容易被忽略，政党的精英化趋势容易使普通党员边缘化，党内民主容易流于形式，从而影响党员对组织的忠诚和认同；二是政党与民众的关系问题。稳固的执政地位容易使一些执政党的干部淡忘了权力的来源、目的和边界，产生脱离群众、高高在上的官僚衙门作风，削弱了执政党的政党认同；三是稳固的执政地位容易使执政党的干部大权独揽、自以为是，忽视政策制定的民主化，没有民主化自然没有科学化，不仅政策合法性受到影响，而且增大执政的成本，又影响了政党的执政合法性巩固。汲取协商民主的理念，扩大政策制定过程的参与者范围，以平等自由开放的态度对待不同意见，抱着对公共利益负责的态度理性审视各方的观点，有助于使党内的不同意见、争论和利益诉求通过体面的、大家都乐于接受的渠道来解决，从而发挥每个执政党成员的作用，实现“党内和谐”〔19〕，巩固执政党的组织基础；有助于增强政治精英与派以及群众团体的关系，巩固执政党的群众基础；有助于提升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程度，巩固执政党的执政合法性。对非竞争性政党制度而言，本身就具有协商民主的某些特点，比如中国现行的政党制度中，采用了政党之间恳谈、会议、视察、调研等协商民主形式，突出强调了政党之间平等合作、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协商民主理念，发挥了派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和参政议政的协商民主功能。但是从性质上讲，我国多党合作中的政治协商只是一种咨询性质的参与而不是程序性参与，派在政策制定过程中的影响力不足，政治协商过程中的信息和资源不对称现象还比较突出。〔20〕虽然我国政治民主建设的方向不可能完全走向协商民主模式，但也应该从协商民主的有益内涵中汲取合理的成分，不断改进中国共产党对派的领导方式，扩大派的信息资源，充分发挥派在政策制定过程中的影响力，从而不断补充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政治协商制度，这正是协商民主对中国政党制度的价值和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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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J.RusselDalton,CitizenPoliticalinWesternDemocracies,Chatham:ChathamHouse,1988.书中列举了政党危机的四种表现：一是党员大量流失；二是政党与选民联系松弛；三是政党影响公共政策的作用被边缘化；四是政党利益表达功能削弱.

〔16〕燕继荣.协商民主的价值和意义［J］.科学社会主义，200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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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胡月英.协商民主视野下的中国政党制度［J］.重庆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5，(4).

协商民主范文篇3

圆桌体现平等，协商凝聚共识。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重要机构，人民政协始终高举爱国主义、社会主义旗帜，牢牢把握团结和民主两大主题，切实履行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职能，以协商民主的独特优势和鲜明特色，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进程中写下辉煌的篇章……

协商民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形式。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实现协商民主的重要渠道和形式

去年初颁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人民政协工作的意见》明确指出――

人民通过选举、投票行使权利和人民内部各方面在重大决策之前进行充分协商，尽可能就共同性问题取得一致意见，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的两种重要形式；

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要善于运用人民政协这一政治组织和民主形式……

全国政协委员李欲晞认为，中共中央《意见》具有里程碑的意义。作为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形式，协商民主强调协商在决策之前，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和为贵”的精神，与选举民主共同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基本框架。

“在市场经济这个利益主体多元化的复杂背景下，党和政府的决策更需要听取各方面意见。”全国政协委员、深圳市委原书记厉有为说，“通过协商民主，决策才能更科学，中国共产党才能更好地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委员们认为，我国是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国家，在大力推进选举民主的同时，着力发展协商民主，使党和政府的决策既能体现大多数人的意志，又能充分照顾少数人的愿望，这一中国特色的制度安排，有利于消除不健康、不稳定、不和谐因素，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广泛的力量支持和有力的制度保证。

“协商民主的实质，就是要实现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中央党校副校长李君如委员说，人民政协作为中国人民在为人民民主而奋斗过程中创造的民主形式，其优势就在于它能够在很高的层次上实现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进而实现民主政治的终极目的。

人民政协是我国政治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实现协商民主的主渠道和主要形式。李君如认为，人民政协具有广泛代表性和实施协商民主的特殊优越性，具有民主监督的合法权威性，并且在协商民主实施过程中能够体现公开性、公正性。

协商民主范文篇4

尽管记者不便轻易判断其中的是与非，但却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这些专家学者是作为所在界别的委员建言的，而且他们的观点也来自本人对相关学科的潜心研究。

以记者的观察，委员以本界别的名义个人或集体建言献策是本次政协会议的一个亮点。

“点燃”这一亮点的一个重要因素是人民政协经过50多年的发展，政协委员的构成已经发生重大变化，界别性特征越来越明显。据中央党校副校长李君如统计，在本届全国政协2238名委员中，来自党派和社团系统的委员共843名，其中以党派名义参加政协的占24％；而来自13个界别系统的委员就达1079名，占全部政协委员的48％。

与此相应的是，委员提案和建议的专业性显著增强。比如：全国政协民族和宗教委员会、外事委员会联合提交的《关于国家高度重视“2008年人类学民族学世界大会”的提案》；新闻出版界委员以界别名义提出《关于加强预决算审核和建立某些重大项目向人大专项报告制度的提案》；社会福利界委员共同提出《关于尽快建立健全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界别提案。这些提案因为是该界别内的委员们共同调研、共同研究得来的成果，既有专业性，又有可行性，很可能对政府的决策产生影响。

而出于学术观点的差异以及学术研究和现实经验的信息不对称，一些专家的观点引发争议在所难免。正所谓“真理越辩越明”。以记者之见，这样的争议可以使提案集中更多的真知灼见和理性之光，更加科学合理，这正符合了民主决策、科学决策的本意，正是协商民主必不可少的过程。

协商民主范文篇5

一、协商民主：语境、内涵

（一）协商民主的语境分析

“协商民主”在中国学术背景中亦译作“审议民主”，“商议性民主”，“审慎的民主”以及“慎辩的民主”等，于1980年由约瑟夫．M．毕塞特最先提出。［1］（P4）之后，伯纳德•曼宁、乔舒•亚科恩、詹姆斯•伯曼等对之作了拓展性研究，［2］（P1－7）西方当代政治哲学大师哈贝马斯（交谈伦理学）和罗尔斯（交叉共识的观念）也对之进行了深入研究。协商民主作为一种新兴的民主理论研究范式，其核心要旨在于追求实质的政治平等和各种决策中的实质民主。本文从如下四个语境对协商民主予以分析：

1．后现代主义视角中协商民主的影像哲学上的后现代主义思潮滥觞于20世纪50年代的法国，福柯、利奥塔等是其典型代表人物。后现代主义者高扬革命性思维和颠覆性的知识论，以“解构”为工具，否定“逻各斯中心论”即认为任何特定的语言结构之外都独立存在着某种意义秩序，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例如斯坦利•费希认为“文本”的意义只在某一特定的群体和时空结构中才有意义，我们对于其意义的判定要在特定的历史文化中阐释，因此需要反对一切普遍性理论。同时后现代主义还反对基础主义（即试图从某一绝对的、不容置疑的基点出发导出结论），［3］（P133－246）将所有批判的矛头直接对准了后工业时代社会及其所谓的“现代性”，对包括政治学、行政学、管理学等学科在内的整个社会科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以政治现代性为例，西方资产阶级革命以来建立起的资产阶级代议制尽管在限制专制王权、维护民主权利以及建立宪政等方面有极大进步意义，但只是解决了形式平等和形式民主的问题，在很多方面缺乏有效的实质民主。另外，西方出于冷战意识形态的需要，基于其多党制、普选制、媒体自由等，将其民主模式包装成普世民主模式向全球推广，体现出了西方政治普遍主义的传统，对此后现代主义者的观点是“不同思维范式在认识真理的本质上未必真的就那么差异悬殊，不同的范式间应该进行‘范式间的交流’。双方的讨论必须自由、真诚，并要对讨论中使用的术语进行明确的界定，须公开陈述其观点的含义”，［3］（P133－246）这里面透漏出来的一方面是一种特定主体间通过对话与协商去解决公共问题的理念，另一方面是反对西方自由民主模式在国际上的的霸权色彩即“逻各斯中心”主义、普遍主义在国际政治中的体现。这实际上是从国内、国际两个方面对西方现代性的政治民主模式进行了批判。就一国内部的政治民主而言，在后现代主义者看来，西方所谓具有现代性色彩的代议制（自由民主、选举民主）远非完美，比如他们建立起一门“怀疑的解释学”，以西方一些政治丑闻为事实依据，认为由民选出的掌权者照样可能将“真理和知识作为操纵的手段来达到个人的私利目的，因为掌权者决定知识是什么它就是什么”，［3］（P133－246）批判了西方代议制政治实践中出现的价值与事实、伦理与实际的分离问题，强调人应具有“根本的自由和根本的民主”这一命题，抛开其“无政府主义”的政策建议不谈，后现代主义与协商民主思想有很大程度的呼应。

2．超越自由主义民主的民主尝试自由主义民主理论基于自由市场机制和个人主义，强调个人自由和个人权利，特别是私有财产权，政府的职责便是维护以经济自由为核心的个人自由。自由主义大师哈耶克认为在社会主义国家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体制下，根本不存在政治自由和民主，［4］首要的原因便是这样的体制下不存在个人的经济自由。贝淡宁将自由主义民主定义为三个主要支柱：人权、民主、资本主义。自由主义民主在长期的政治实践中逐渐演变成一人一票、普选制、多党轮流执政、军队国家化等一套固定的模式，美国政府更是将这种民主模式鼓吹成“普世价值”，把它和其标榜的“人权”当成制定外交政策的标准，不顾其他地区的历史文化习俗、传统、社会发展水平与需要大力推进所谓民主。从实践的角度看，自由主义民主至少回避不了如下问题：自由民主的实质是精英政治，其实际的运作主要操作在少数人手中并极易被利益集团所操纵，充其量只是解决了领导人如何产生即“谁统治”的政治问题，而不能回答和解决“如何统治”这种更具程序性的难题。也可以说它只是一种形式上民主或者说政体民主而不涉及更深层次的“国体民主”，即不涉及多数人的统治，因而产生了民众普遍的“被代表”的无奈、普遍的政治冷漠等政治文化现象。博曼认为，协商民主观念的源流之一是经典的民主理念，即一个合法的政府应该体现“人民的意志”这一观念，［1］P4－85）也就是对共同利益的强调。协商民主论者批判自由主义者的一个方面是，在自由主义民主实践中，对于解决票决制下的种族差异和宗教冲突问题的束手无策，对于如何解决少数族裔的利益诉求、避免多数暴政和宗教冲突问题自由主义开不出有效的药方。解决诸如“文明的冲突”需要不同文明间的平等对话而非用“自由”“民主”统一的手法。

3．社会多元主义的一种补充性理念市场经济制度带来了空前的个人自由，人的各种物质和精神选择愈发丰富，人与人之间的差异性即文化的异质性、多元性也随之而来。后现代社会及后现代文化呈现出一种支离破碎的状态，绝对权威和束缚的消逝以及知识资源的流动，使得多元的价值观念、审美旨趣、利益诉求、语言、宗教信仰、种族构成、政治立场等成为一个严肃的现实。多元化社会、多样化文明格局的出现本身是一种进步，但出于集体行动解决公共问题的需要，在差异中寻求社会共识便是必要的。协商、对话、沟通、交流、和谐共存便理所当然的成为一种内心诉求，协商民主恰好充当了这样的“救世主”角色。罗伯特•A达尔从多元主义民主理论出发，阐述了在一个多元政治文化中公民自治子系统的重要性，他眼中的多元主义民主指的是“在国家领域中大量相对自治（独立）的子系统的存在”。［5］多元主义民主的初衷是要保证公民自治的权利和传统，限制权力的控制等，减少政治控制的成本等，在西方长期的政治实践中确实对促进民主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在客观上，由于不同公民拥有的政治资源不同，文化素质的良莠不齐等因素，使得公民极易在公共议程中让渡出自己的权利，使民主被部分狭隘的利益集团操控，失去民主的本质含义。这种多元主义文化本身暗含的社会不平等、种族矛盾、宗教冲突、道德冲突以及因“种族文化认知资源的不平等而造成的多数人难以有效地参与公共决策”，［6］协商民主基于多元文化、寻求共识和“公共”的利益，为解决多元主义的负效应提供了一种理念上的支持。

4．政策网络理论———协商民主在公共政策研究领域的共鸣者政策网络理论在公共行政领域是作为一种治理理论的姿态而出现的，其集大成者是罗茨。从发生学看，政策网络理论是对传统官僚制和市场机制治理的一种补充。在理论形态上，后现代时期的多元主义面临着其无法解决的困难，多元主义下的文化使政策价值观难以凸显，如何协调日益分化、专业化、部门化的政府，如何协调碎片化的政府与利益相关民众的互动，如何整合多元的、冲突的价值观成为公共政策领域的一个难题。［7］在公共行政实践上，政府部门日益分化、专业化导致的碎片化和受新公共管理思潮影响而出现的政府民营化、非政府组织承担部分公共服务等，尽管提高了公共服务品质和行政效率，但同时这种新治理结构引致了公私部门间责任的混淆、公部门权威的受损、行政人员行政伦理的缺失等。政策网络理论针锋相对地指出，在公共政策制定中，应当由多个与政策有直接或间接利益相关的行动者通过一定形式的中介，按照一定的程序，遵循一定的规则和策略来寻求最大共同利益，形成最大共识下的公共政策，以最大程度克服多元化和政府部门碎片化所带来的弊端以及狭隘利益集团主导政治等问题，政策网络体现的同时是一种“善治”的理念。政策网络理论所主张的利益相关者共同对话、整合碎片化、寻求共识等的理念与协商民主思想可谓是一种同构性呼应。

（二）协商民主的内涵

作为一个新的话语系统，“协商民主”自身的概念尚未在学界达成广泛的共识。艾米•古德曼把协商民主理解为在“相互正当性证明的基础上达成相互约束的决策的过程”，并且内在地包含着基本的自由、平等等理念；菲利普•佩迪特认为协商民主的理念由“包容、理性判断、对话”等部分组成；戴维•米勒将协商理念置于“不同的政治偏好将会导致冲突”这一基础上，认为“达成协议的需要”会迫使每一个参与者在普遍原则和政策考虑的要求下，提出别人可以接受的建议。［8］何包钢将协商民主模式与竞争性民主模式做了比较，认为协商民主“更注重实质性的直接民主，强调公众参与从而通过高质量的理性沟通能力直接决定公共政策的制定”。［9］（P36）陈家刚认为协商民主是指“自由平等的公民基于权利和理性，在一种由民主宪法规范的权力相互制约的政治共同体中，通过集体与个体的反思、对话、讨论、辩论等过程，形成合法决策的民主体制和治理形式”。［1］（P23）从中我们可以概括出协商民主的一些核心要素：首先，其主体是法律保障下的自由、平等的公民，此处的“公民”既是群体性概念又是具体的个人；其次，其逻辑前提是公民要具备“理性”和受宪政秩序保护的权利，“理性”既指个人理性又指公共理性，涉及到公共利益和公共美德；再次，其发挥作用的时空条件、制度、程序等须有民主宪政体制予以保障，要符合法治理念；复次，其涉及的技术方法是一个体系，微观的如辩论、反思、对话、协商；宏观的方法如协商民意测验、公民陪审团、专题小组、大规模的协商大会等；另外，还包括协商民主中确定参与者的方法、工作程序、主持人工作方法等技巧。最后，其最终指向的是形成合法的共识，如某项公共政策和确定候选人等。由此可见，协商民主有自己的内在假设、逻辑前提、观念追求、方法安排，因而称之为一种“范式”是中肯的，并且其内涵具有多元之维：可作为一种国家制度、治理形式、公民参与模式、决策方式等。协商民主理论很大程度上超越了自由主义民主理论，是对自由主义民主理论的有益补充。公共行政愿景的核心是公共行政价值体系，协商民主对我国当下公共行政理论和实践的影响也首先体现在公共行政的价值取向上。在构建公共行政价值体系方面，它可以相对有效地在政府和公民间搭建起价值诉求沟通的桥梁，从而确立起与我国转型期相协调的公共行政价值体系。

二、协商民主中的行政价值

（一）行政价值问题的凸显

从行政学的历时态看，政治—行政二分法和官僚制在传统时期迎合了效率主义的典范，突出了其工具理性和形式合理性色彩，将投入—产出式的机械性效率列为唯一的追求，认为它在多大程度上是高效率的便在多大程度上实现了它对政治的价值，这种工具理性总体上满足了垄断资本主义时期所要求的行政集中控制和效率要求，但这种治理模式忽略了价值理性和实质合理性在治理中的巨大作用，因而招致了各派的批判：哈贝马斯一针见血地指出官僚制脱离了道德和伦理，官僚制中的官僚只向科层体制尽责，而缺乏对社会的责任与胸怀，使“个人进程”与“社会进程”相脱离。［10］沃尔多则认为政治—行政不是分离的领域，行政的工具理性应当同“公共利益”、公共道德结合起来，以免公共行政退化成纯粹的“政府行政”［11］（P212）新公共行政学派的弗雷德里克森将传统行政学的效率解释为“机械性效率”，而非包含了公共利益、公共美德、个人价值、公平正义的“社会性效率”，并指出公共行政的核心价值应当是“社会公平”。新公共服务学派的登哈特认为公共行政从来不是中立的，效率只是评价标准之一，民主、公平、平等、回应性等亦应发挥作用。［11］（P306－406）因此，对公共行政学行政价值的呼唤已经成为了一股潮流，而20世纪80年代西方学界兴起的协商民主理论剔除其自由主义的语境一定程度上可以回应中国公共行政理论和实践中的行政价值危机。

（二）行政价值的概念

“价值”的概念随价值论流派的不同而有所分歧。主体价值论者认为价值是一种人的主观偏好，属于人的精神现象，同人的旨趣、情感、意向、态度和观念相关；本体价值论者如康德主张“价值认识是一种先验知识，是一种非人格化的、具有普遍适用性的道德，是一种必然性的客观存在，是绝对命令”；［12］属性论者认为价值是一种实体在特定环境中展现出的特殊属性；关系价值论者如马克思，认为价值是客体属性能否满足主体需要的关系。本文认为价值应当以关系价值论和实践论为基点，即价值系指在人类具体社会领域实践中形成的客体属性对主体需要是否达成满足及多大程度上达成满足的一种关系，而由于单一的价值不能满足整个宏观社会实践的需要，因而在价值的外在形态上它呈现出体系化、系统化的一种结构化的形态。基于对价值的上述认识，本文认为行政价值区别于“行政价值观”———种主观上的价值判断、偏好、认知；也区别于“行政功能”或“行政作用”—一种事物对外界产生的作用力，具有中立性和工具理性，不具有价值理性上的含义。行政价值指的是在以政府为主体的公共行政实践活动中，行政客体的固有属性能否满足及多大程度上满足行政主体需求的一种关系，行政价值的外在形态体现为一种体系化、系统化的结构，具体说是表现为一种“核心—边缘”式的结构，例如在传统公共行政时期的行政价值体系中，效率是主导和核心，而法制、民主、科学、发展、责任等价值为外延价值。［13］协商民主提供给我们的行政价值体现为公共利益、秩序与和谐、实质民主、社会性效率等。

（三）普遍性与特殊性：协商民主中行政价值的两个向度

如上文所述，公共行政价值是一个动态的结构体系，在不同的时空条件下有不同的排列组合形态。就公共行政学术史而言，不同学术流派间分歧更多地导源于其所主张的行政价值组合顺序不同，评判特定行政价值公允与否还需在特定的时空条件中进行。在时下转型期的中国，协商民主可资中国公共行政价值体系构建借鉴的行政价值可以从普遍性与特殊性两个向度分析。

1．在普遍性上，协商民主至少与社会主义公共行政的精神所蕴含的公共利益、社会性效率等价值相契合（1）公共利益利益分析学说认为，公共利益不仅是存在的而且是可以感知的、享受的，是可以转化为具体的、实实在在利益的一种行政价值。协商民主所强调的培育公民美德、将个人理性和公共理性衔接起来无非是想对西方悠久的个人主义及其变异体———个人极端主义予以纠正。公共行政本身即是对“国家公共意志的执行”，公共利益必然是其维护的重要内容。行政伦理学从根本上讲便是匡正公共利益与私人（含个人、团体、群体等）利益关系、使公共行政权力牢牢把握住公共利益而不偏离的一门学问。当然，公共利益要置于法治、宪政以及具体的政治、行政生态中讨论和实现，不能抽象地谈公共利益。因此，行政人员应当有“公为天下”的胸怀和“为人民服务”的理念，以及将其转化为自觉的行政实践。在中国的社会主义话语系统中，政府和民众两者间不存在根本利益冲突与对立，因而行政主、客体间是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上的平等、合作关系。为了使政府不偏离“公共利益”的轨道，需要把评价政府行政实践的各种权利还给公众。政府应当通过对公共财政制度改革、民意舆情接受与回应制度改革、媒体管制制度改革、社会管理模式改革、公民监督制度改革等方式，逐步地让公众在维护公共利益、约束政府行为的方向上拥有更多实质的权利和渠道。（2）社会性效率效率是公共行政永恒追求的价值之一，但不是唯一和全部的价值追求，因为它满足的仅仅是人类物质上的需求，至于“如何分配”等精神性的价值则无法满足。新公共行政学派的弗雷德里克森将效率作了“机械性效率”和“社会性效率”区分，认为传统公共行政将效率奉为圭臬的“效率至上主义”是不妥的，公共行政应当追求社会性效率，即在追求效率的同时还应追求公共利益、公共美德、公平正义、个人价值等伦理性价值，并且他认为公共行政的核心价值是社会公平，即“不患寡而患不均”。公共行政追求社会性效率本身也表明公共行政所追求的价值是一个结构化的体系，而非效率至上的单一价值。实际上，在一国公共行政实践中，不同的历史时期和阶段，其行政价值的重心不同：武汉大学的陈世香教授在考察了美国中央政府200余年行政价值体系演变的历程后得出结论：在不同历史时期，美国中央政府行政价值体系的侧重点不同。他将这种发展时态划分了四个阶段：先是以国家安全与政治价值为重心，再以经济———文化秩序维持与发展的价值为重心，然后以维护社会公正、公平为重心，最后发展到当前以整体性功能优化（效率）价值的追求为重心。［14］用这种演变规律来审视当代中国的公共行政实践，当下中国的行政价值体系的追求，应当处于从第二阶段向第三阶段的过渡中，即“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这不折不扣的是一种社会性效率。这同时警示我们，行政价值体系有自己动态的演变过程，应该适时地根据行政实践中行政价值主体的需求来变革行政价值体系，以为行政实践提供强大的动力和导向支持。协商民主以其实质性民主姿态向我们宣示，在转型期中国公共行政的价值取向应该更多地追求实质性民主、维护社会公平等。

2．在特殊性上，协商民主的行政价值主要是与自由主义民主相对照而言的，它超越了自由主义民主仅仅注重形式民主的弊端，高扬实质民主。同时结合中国特殊的政治生态，为了避免街头政治、广场政治、群体性事件等无序的民主参与方式，在协商民主的行政价值中，秩序与和谐也是其题中之义（1）实质民主毋庸置疑，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制度首要的的核心价值，它既是工具又是目的，是工具论和目的论的统一。协商民主视野中的公平正义主要是作为一种政治上的平等观，正如罗尔斯在《正义论》中所指出的：“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正义观的特定作用就是指定一个社会体系中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决定恰当的分配份额”。［16］（P6）他所提出的正义观两个最重要的正义原则之一即平等自由原则（主要指政治权利），但他将程序正义的判断标准定为当代西方的民主制度，过于强调“程序民主”而忽视了实质民主即真正体现人民的意愿。协商民主实践中通过利益相关者间的对话、辩论等以求在公共决策中最大程度达成共识，而不是仅仅把民主局限在几年一度的投票上。是一种可以在平时也可以尊重公民民主权利、维护公民实质的政治利益的民主。衡量一个国家民主发展程度的一个核心指标是公共议程中公民参与的范围和程度。而一个健全的民主程序须尽可能地使利益相关者畅所欲言，通过对不同意见的对比甚至公开辩论，以此曝露出内在的矛盾和深层次的利益诉求，以反应大多数群众的真实意见。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国公共行政的价值取向应当将实质民主与程序民主结合起来，防止其公共属性被资本和狭隘的利益集团所俘获，真正维护好、实现好、发展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保护好公民合法个人权利。（2）秩序与和谐从行政生态学的角度，和谐并不意味着没有矛盾、没有差异、没有分歧、没有斗争，而是将矛盾双方置于一种良性互动的秩序中予以解决，使行政主、客体达成一种动态的平衡。亨廷顿认为“人当然可以有秩序而无自由，但不能有自由而无秩序，必须先存权威，而后才能谈得上限制权威”。［16］对于后发现代化国家而言，行政发展过程中稳定的秩序是确保实现现代化的要件之一，一般条件下，有序的公民参与才是有价值的。一个社会的和谐有四个基本前提：“共存性、多样性、交互性、构建性”。［17］协商民主强调集体、个体在一定时空中的对话、反思，恰恰指出了和谐与秩序构建的含义和重要性，并为和谐社会的构建提供了灵感支持。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行政发展面临的宏观背景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思想、利益、价值的分化和多元化，用协商民主所主张的秩序与和谐理念统筹、整合这些分歧对于避免“街头政治”和群体性事件常态化大有裨益，通过践行“秩序与和谐”理念，通过逐步的、主动的改革来增加公民实质的权利即“增量民主”，从而走上公共生活“优雅生存”的目标是可行的。

协商民主范文篇6

一、全面深入学习贯彻关于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的重要思想，切实增强做好基层协商民主建设的使命感和责任感

指出，在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下，有事好商量，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找到全社会意愿和要求的最大公约数，是人民民主的真谛。人民群众是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重点。涉及人民群众利益的大量决策和工作，主要发生在基层。要按照协商于民、协商为民的要求，大力发展基层协商民主，重点在基层群众中开展协商。全市各级党组织要深入学习贯彻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把基层协商民主建设作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的有机组成部分，切实增强推进基层协商民主建设的思想自觉；要深刻理解推进基层协商民主建设是加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的应有之义，是基层社会治理的现实需要，是人民政协专门协商机构的责任担当，切实增强推进基层协商民主建设的行动自觉；要按照协商于民、协商为民的要求，建立健全基层协商民主协调联动机制，稳步开展基层协商，更好解决人民群众的实际困难和问题，及时化解矛盾纠纷，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二、加强基层协商民主与基层社会治理有机融合，开创基层协商民主建设新局面积极探索，开展基层协商民主建设的实践，推动全镇基层协商民主建设制度化、规范化，开创基层协商民主建设新格局。

（一）促进协商民主向基层延伸，创建“有事来协商”基 层协商平台。按照“不建机构建机制”的原则，构建“党委领导、 政府支持、政协指导、各方参与、服务群众”的组织架构和多层次的协商工作格局。深化“有事来协商”平台建设试点工作，依托党群服务中心、新时代文明实践所（站）、村民议事厅、农村社区院落等现有资源，持续推进镇村（社区）院坝协商议事平台建设，使议事协商平台切实成为聚焦中心、服务发展，建言献策、凝聚共识，宣传政策、推动落实，化解矛盾、促进和谐的平台。

（二）推进基层协商民主与基层社会治理有机结合，切实提高基层协商民主议事实效。完善基层组织联系群众制度，加强议事协商。聚焦党政工作的要事、民生改善的实事、社会治理的难事，精心选择协商议题，让协商更加契合发展大局，更加贴近基层群众。灵活运用多种协商方式，进行面对面的协商沟通，凝聚共识、化解矛盾。充分发挥基层协商民主在基层社会治理进程中的独特优势，推动基层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全面夯实乡村振兴根基，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

（三）推动政协专门协商与基层协商有效衔接，努力发挥“专”的优势。充分发挥政协专门协商机构作用，坚持搭平台、建机制、搞协商、解民忧、聚民心、促和谐，深入推动政协协商与基层协商有效衔接，积极开展院坝协商，巩固以基层协商民主建设为突破的“自治”基础，推进自治、法治、德治全面融合，协同发力。及时总结提炼并形成制度机制，努力把基层协商民主平台打造成党委政府“好帮手”、人民群众“连心桥”。

三、加强组织领导，强化工作保障

（一）建立党委领导的组织推进体系。党委“有事来协商”基层协商民主建设工作领导小组负责全面领导、牵头抓总，成立相应工作机构，明确专人负责，负责统筹协调、组织政协委员和各界人士在镇村（社区）开展基层协商民主建设工作。各村（社区）党组织要切实加强领导，确保协商议事活动在党的领导下开展和进行。

协商民主范文篇7

论文内容提要协商民主是对选举民主的一种补充、完善和超越而非替代。它具有增进社会阶层和谐、提高公民参政素质、促进决策有效实施、保证社会持久效率等价值，同时也难以避免民主本身成本较高以及金钱操控等问题。人们只能寻求较好的制度，而不能奢求完美的制度。在我国当前阶段，应当实现协商与选举的结合，以最大限度地发挥民主的优势。

协商民主（deliberativedemocracy）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兴起的一种民主理论。在协商民主体制中，平等、自由的公民以公共利益为取向，平等地参与公共政策的制定过程，自由地表达意见，倾听并考虑不同的观点，在理性的讨论和协商中做出具有集体约束力的决策，并最终通过多数决定，使决策得以实施。它吸收了以往各种民主理论的合理成分，是民主制度的一项新设计。

一、协商民主的价值

协商民主理论的兴起，是人们针对传统代议制选举民主的局限，对民主本质进行深入反思的结果。传统的代议民主制以工具理性为基础、以投票为中心，容易被非理性和私利主导。这种传统体制容易使社会成员产生政治冷漠症，难以真正展示公民精神,保障公民权益。因此，从“以投票为中心”的民主向“以对话为中心”的协商民主转型，以弥补民主选举、多数决定的制度缺陷，便成为时展的要求。

协商民主所具有的一个重要意义就是：它把协商主体从政治精英扩展到广大公民，有助于社会各阶层的和谐共处。在协商民主的体制中，对共同关注事务的协商不再局限于政党、利益集团、政治精英，而是扩展到整个社会，普通民众在一定意义上获得了平等的话语权，在一些不够真实和健全的民主体制中，广大公民经常只是充当投票工具的角色，他们在政治机器的灌输、宣传下容易被操纵、被欺骗。而协商民主则更强调为不同阶层的社会成员之间的对话构建一个平台，保证人们进行商谈所必需的各项权利以及有效实现这些权利所必需的权力。在这种较为包容、平等、公正、自由的讨论沟通机制的基础上，各个社会阶层都有渠道来反映自己的利益、需求和偏好，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以往少数特权阶层和巨富阶层控制政治决策的现象。公民在协商过程中分享彼此的观点，分析彼此产生分歧的原因，不断修正自己的观点，有助于化解彼此之间的矛盾，改善决策的品质，促进社会和谐。当然，各阶层在协商中形成某种共识并不是预设的目标，而且即使达成了某种共识也并非意味着就此完全消除了分歧。求同存异、和而不同是协商民主的根本精神。

协商民主实施的过程也是提高公民民主素质和参政能力的过程。有一种观点认为，民主的实施需要民众具有较高的文化基础。当人们谈论到种种社会弊端的时候，往往容易归结为民众的基本素质较差。这无疑是有道理的。但是，是不是人们文化素质较差的时候就不能实行民主呢？并非如此。比如在近现代的中国，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农民的文化素质总体是比较低的。但是，正是在这样的人群中，共产党有声有色地搞起了民主选举。1937年5月，中共制定了《陕甘宁边区选举条例》，充分考虑到大多数选民文化程度不高的情况，规定选举可以采取多种投票方法：识字多的选民用票选法，识字不多的选民用画圈法、划杠法，完全不识字的选民用投豆法。美国记者史沫特莱到鄂豫边区访问，见证了人们踊跃参选，用黄豆、蚕豆或绿豆作选票，选出自己中意的候选人的选举盛况。这一历史经验虽不能说明所有问题，但至少表明停留于公民素质低下的感叹是过于消极的。社会主义中国成立已有半个多世纪，如果说公民素质比上个世纪初期更不适于实行民主政治，是无法解释得通的。实际上，所谓的民主素质不过是一种按照合理的方式去做事的能力。作为一种合作机制的协商民主，要求公民具备一定的沟通能力和谅解意识，愿意为了共同利益的实现和个人利益的最大化而做出一定的让步与妥协。而这种理性行为和起码的公德意识是大多数成年人都具备的。也就是说，大多数社会成员实际上都具有参与民主协商的资格。正因为如此，任何一部民主的宪法都明文规定，公民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不受肤色、种族、文化程度、宗教信仰的限制。人们的政治素质归根结底是一种实践能力，这种能力需要在亲身参与政治活动的过程中得到不断的培养和提高。那种认为人们不具备参政素质就不该享有民主的观点，就跟说人还没有学会游泳就不该下水一样。公民素质的提高，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民主的实施。正是在这种日常的民主训练中，人们才能逐步掌握现代政治生活的技巧，成为名副其实的社会公民。

协商民主具有道德上的合理性，有助于决策在实践中更为有效地付诸实施。协商民主不仅是一种达成共识的方式，它还具有自身的价值。也就是说，它并不单是因为社会成员之间无法形成统一认识，但又不能强迫别人接受自己的价值信念，因而很无奈地接受的条件，而是因为各方都认为通过协商民主形成的原则具有道德上的合理性，而不只是一种妥协。协商民主的价值涵义在于:它体现了“主权在民”的原则。在现代社会，民主选择、多数决定是政权合法性的唯一来源，政府和领导人的统治只有在获得了选民的共识和授权之后才是正当的。这一点对于政府有效地制定和实施政策非常重要。由政府制定的政策不同于由人民自己制定约束自己的政策。政府官员不能仅凭宣称自己代表人民的利益或者他们知道某项决策有益于人民就进行决策，他们需要征求和尊重那些将受到此项政策影响的公民的意见。如果有约束力的决策是在未经公民审议、商讨的情况下制订出来的，这不仅表明政府不尊重公民，而且也表明政府在将决策施之于民时缺乏适当的证明。比如，一项重大税收政策的出台，必须征得纳税公民及其代表的同意，而不是由政府官员闭门造车就能随意执行的。否则，即使制定出来，也有可能受到纳税人的抵制。政府官员必须认识到协商民主在实践上的价值：协商不仅有助于制定高质量的公共政策，而且有助于这些政策的落实。如果公民觉得他们的意见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即使出台好的政策，他们也会加以消极对待甚至抵制。

协商民主还具有工具上的合理性，有助于实现社会发展的持久效率。对于协商民主有一种批评意见，即认为协商民主将导致政治效率以至经济效率的降低，不如直接的多数决定甚至是少数决定来得直截了当。东亚的威权主义发展模式似乎为这种民主与效率矛盾的论调提供了论据。然而从世界范围来看，东亚一些国家的经验和资料毕竟是有限的，特别是局限于儒教文化圈的国家。如果把眼光放得更广，就会发现威权主义并不是更能促进经济发展的确凿证据。比如，非洲的民主绿洲博茨瓦纳在数十年内经济增长率居非洲第一，远高于非洲其他专制的国家，在全世界也名列前茅。如果根据这一事实，将得出相反的结论：民主制而非威权制更能促进经济的发展。

（注：阿玛蒂亚•森：《以自由看待发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51页。）的确，在做出决策的速度方面，协商民主并没有什么优势，但是，民主制度之所以要好于集权制度，其优点并不在于决策的快慢，而在于决策的正当性。快速做出的决策并不见得就是明智的决策。而且，经由协商民主达成的共识会比其他决策具有更强的政策连贯性。一个国家要维持其秩序和发展，与其说需要一只强有力的手，不如说更需要一只稳定而正确的手。对于一个并非处于特殊的紧急状态下——如发生暴乱和外敌入侵——的社会来说，采用协商民主的方式，做出明智的决策并保持政策连续性以求得社会稳定，要比快速做出缺乏共识的决策重要得多和正确得多。经由公民协商的协议和决策一旦形成，即具有相当的稳定性，即使持反对意见的一方势力壮大到压倒性的优势地位，通常也不会改变和破坏这种协定，因为优势一方也知道自己是在遵守自己同意制定的协议。美国学者利普哈特把世界各国的民主制度分为“多数民主”和“共识民主”。根据对36个国家的政府形式和政府绩效的实证研究，他得出的结论是：共识民主国家的绩效远胜于多数民主国家。对于那些正在着手设计本国第一个民主体制的国家或者正打算推动民主改革的国家来说，选择共识民主模式的吸引力更大些，特别是对于大型国家具有明显的优越性。（注：利普哈特：《民主的模式》，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222页。）

从根本上看，人们之所以要遵守经由协商民主达成的共识协议，是因为这种共识有助于消除“囚徒困境”，实现每个人的长远利益。人们经常用“囚徒困境”的案例来说明自私的理性人并不能实现自己利益的最大化。互相隔离的嫌疑犯为了减免自己的罪行，很可能都会选择招供出卖对方，但这样反而可能使两个人所受到的惩罚最为严厉。也就是说，本意利己的选择恰恰对各方是最不利的。但是，这种囚徒困境的出现并非必然，而是依赖于它所处的博弈条件。如果两个囚徒有多次机会在这种利益博弈中相遇，也就是说，博弈是不断重复的，那么，为了长期的利益，他们将遵守先前做出的不招供的协议。这种重复博弈也相当于引入了一种惩罚的机制，即一个人迟早将为他的自私和背叛付出代价。在这种条件下，一个人违反协议的成本将会非常高，从而那些自私的人们不得不选择遵守先前的契约。可见，只要人与人之间存在合作的必要，并且这种合作是长期的，那么，人们对协议的遵守也就有了坚实的保障。而协商民主正是起到了这样一种重复博弈机制的作用。它力求通过不断的协商与沟通，消除理性人之间的隔阂与对立，使得人们对彼此之间的长期合作有一个良好的预期，从而促使人们努力达成并遵守共识协议，以保证在合作中实现自己的长远利益。

二、协商民主的局限

协商民主是建立在发达的代议民主和选举民主之上的，它是对西方的代议民主、选举民主的一种补充、完善和超越，而非完全的改变。因此，它的实施仍然离不开代议制的形式以及选举和多数决定的程序。协商民主从总体上减少了传统民主的弊端，是对民主理论和实践的一种极大发展。但是，它并没有也不可能消除民主的所有问题。具体表现在：

其一，由于选择程序本身可能存在的缺陷，造成了在民主条件下的偏好抹杀以及结果的非唯一性。孔多塞的“投票悖论”有力地说明了这一点。孔多塞“投票悖论”是这样的：假设甲乙丙三人，面对a、b、c三个备选的分配方案，有如下的偏好排序：

甲（a＞b＞c）；乙（b＞c＞a）；丙（c＞a＞b）

若以“一人一票”的选择规则来排列社会偏好次序，则会引发不同形式的悖论结果：（1）偏好抹杀。在“一人一票”的投票中，选民可以将自己仅有的一张选票投向其中一个候选答案来表达偏好。由于每位选民手中的选票只有一张，若将选票投向其中一个，则对另外两个选择的偏好程度就被抹杀了，而实际上选民对后两个选择的偏好一般不会是零。由于无法表达出对另外两个选择的偏好程度，就只有把它们统统归为“不喜欢”，这显然是不尽合理的。（2）选择循环。如果三人同时投票选一个方案，结果将是a、b、c三个方案各得一票，没有一个方案可以过半而入选；如果选择程序分阶段淘汰，即先在两个方案中选一个，然后再与第三个方案竞选，那么容易验证，根据不同的选择顺序，a、b、c三个方案都将有可能入选。也就是说，当候选答案个数达到“三”或更多的时候，按照“一人一票”的选择规则，并不能得出唯一的社会偏好次序。这样，公共选择的结果实际上就不取决于人们的偏好而取决于选择程序本身。这也说明在多数票决规则下，操纵投票程序就可以控制表决结果，从而就会在选举中出现“投票结果无法表达民意”的情况。后来，美国经济学家阿罗进一步研究发现，如果两个以上的投票者，就两个以上的方案进行表决，循环投票就总有可能出现，并且出现的概率随着投票人数和供选方案的增多而增大。在此基础上，阿罗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任何一种多数同意的规则，都不可能万无一失地保证投票的结果符合大多数人的意愿。虽然协商民主要远优于单纯的投票选举，但是在公民协商过程之中和之后，仍然需要面对多种候选方案的讨论问题，仍然需要用投票表决的方式来形成决策，因而必然也不可避免这种选择缺陷的影响。其二，由于社会各利益主体力量对比的不对称，导致共识契约难以达成。垄断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在垄断的条件下，广大消费者根本不可能与垄断者讨价还价而处于任其宰割的地位，双方无法开展真实有效的谈判和协商，形成共识和契约也就更不可能。比如当前中国的电信、电力系统等就具有这样一些明显的垄断特征，社会成员无法在其产品的价格问题上发表意见，这些垄断企业也缺乏考虑消费者意愿的动力。再如，在创造财富的各生产要素中，如果“资本”这种生产必需的资源更为稀缺，那么，掌握这一要素的资方势必占据主导地位。当劳资双方就雇员工资待遇进行谈判时，如果雇员不能组织起来，而是一个个地去和握有大量资本的企业所有者谈判，必然会处于劣势。因为主体间力量完全不对等，故而不可能通过平等的协商对话达成正义的契约。当然，可以借助外力的作用来使得谈判各方的力量趋向于均衡。工会组织就是维护这种均衡的重要力量。此外，政府作为公民利益的代表者和社会秩序的维护者，也应当为消除这种不对等做出努力。现代国家一般会通过制定维护雇员权益的法律，在一定程度上提高雇员们的地位，降低资本家通过对资本的占有而获取利益的程度。政府还往往通过实施累进税率，通过加大二次分配的力度，对按市场原则进行分配的方式做出一定的匡正。但是，政府这只“有形的手”同样有其局限，其决策也同样受到强势利益集团的影响，不可能完全改变社会各利益主体力量不对称的状况。

对于经济地位不同所造成的民主和权利的扭曲，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有着非常深刻的揭示和批判。列宁直截了当地指出：只要有不同的阶级存在，就不能说“纯粹民主”，而只能说阶级的民主。（注：《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00页。）如果金钱可以收买选票，那么选举制度便会成为一件赝品；金钱控制了传播媒介，人们便常常会得到不实的信息；金钱控制了论坛，便可能会到处充斥着富豪权贵的声音。以西方民主的样本美国为例，几乎所有的政客都不得不看捐款大亨的脸色行事，而穷人则在各个级别的竞选中被逐出赛场。一般民众的利益实际上遭到漠视，穷人的话语权在实际上被剥夺，其结果就是使得民主社会中政治协商对话的效果极度恶化。这样，经济权力与政治权力两方面势必都被集中于同一个少数集团或者相互串通的几个利益集团，协商民主甚至会被用来掩盖少数强势集团统治的真相。

其三，由于存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即使双方经谈判协商自愿达成共识契约，这一契约的真实性仍然存在模糊之处。也就是说，一项协议和制度安排的正当合理性，即使除去了强迫等道德上的问题，仅仅建立在相关各方的自由意愿达成的基础上还是不够的。因为这里仍然存在着信息不对称的认识差异问题。经济学中关于二手车市场的交易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子。原车主由于对自己用过的车很熟悉，掌握着车的所有具体资料，但是他可能不会也没有义务对买主全盘说出所有情况，特别是对于车的一些似乎无足轻重的缺陷。在这样的基础上达成的交易契约也很难说是一种真正的共识正义。但是，这种情况同上述由于垄断和强制造成的非正义性不同。这种信息不对称是难以依靠外在的强制力来进行平衡和改变的。法律的规定也许促使人们尽可能地诚实交易，但是也不会完全消除这种隐匿性的信息不对称。即使是付诸协商讨论的途径，也不能保证人们不会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而隐瞒某些真实的信息。因此，在这种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人们还是会遵循程序公平的原则，达成某种共识性协议。但从实质上来看，这种共识契约不见得就体现了协议各方的真实意志。

其四，协商民主内涵的多数原则并不具有必然的合理性。多数的意见不见得就是正确的意见，即便这种多数的意见经过了公开的协商、讨论。经由自由、平等的协商形成的原则既可能是正义的、优良的原则，也可能是非正义的、恶劣的原则。比如在三个人组成的团体中，如果通过投票决定共同财产的归属，那么，任意两个人相互协商、串通合谋就可以剥夺第三个人的财产权。再比如在一个由若干居民结成的社区，人们一致同意制定这样一个原则：社区的管理人员由抓阄产生。这个决定的得出遵循了自由民主和多数决定的原则，却不见得是正义的原则，因为它不符合“任人唯贤”这一任用管理者的基本要求。历史上也有过许多案例可以证明，由于社会和经济环境的限制，社会中的多数可能受到错误的诱导，并做出错误的判断。比如，希特勒之所以能够上台，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德国在一战战败后，大多数民众对一个强大的德国的普遍期望。在中国的“”中，国家机器瘫痪，法治无存，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冲破了一切制度的束缚。虽然当时没有公民协商和投票机制，但群众的广泛参与程度足以说明这些运动得到了大多数人的支持。然而，这些群众运动所体现的“大民主”给中国所带来的是史无前例的灾难。可见，民主既不能保证将最值得信赖的人选举出来，也不能确保制定正确的决策，只不过多数人犯错误的概率要小于个人决断犯错误的概率而已。协商民主进一步降低了多数人犯错误的可能性，但并不可能将之完全消除。

其五，协商民主的实施存在着交易成本较高的问题。现有的民主制度——包括协商民主——最终是依靠公民投票选举来实施的，如果人们都拒绝参加投票，那么民主制度将会名存实亡甚至崩溃。但是，就公民个体而言，可能不少人会认为自己是否投票对整个投票结果的影响微乎其微，甚至可以忽略不计。又加上投票是要付出成本的，包括信息收集的成本、以及到投票点的时间和交通费用等。因此，每次选举时总有一些公民选择不去投票。此外，就选举人而言，选举成本问题也有可能成为一项沉重的负担。以美国为例，每四年的总统选举的宣传、辩论等事项都要耗费大量的资金，如果一个能力相当但没有强大经济实力的独立人士参选，他是无法承担得起的这笔费用的。而如果有利益集团助选，那么他们很可能是为了在未来换取自己的特殊利益。这都是不能不认真考虑的问题。对于协商民主而言还不止如此，因为它更多的重点是放在民众对于事关公共利益的问题进行公开辩论和协商上，这更需要大量的时间和金钱成本，以及固定的协商场所。唐斯在《民主的经济理论》中用经济学的方法深入分析了民主政治中的政党和选民的行为，提出了“理性弃权”的问题。他认为，为了节省投票成本，低收入选民更可能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而弃权，尽量减少对政治活动的参与。（注：唐斯：《民主的经济理论》，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年，第248页。）因而，民主政治仍有可能受控于高收入阶层，特别是被操纵在那些具有强大经济实力的利益集团手里。

结论

协商民主范文篇8

一、我国协商民主之发展历程

从概念来看，协商民主制度的基本内涵就是公民充分进行政治参与。在我国，随着时代的发展，党的十八大报告中首次提出并系统论述确认了“协商民主”概念，在此基础上确立了“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概念，社会主义协商民主要求社会各方在政治参与的过程中既要体现现代民主精神，又要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一主体思想，并将其作为民主和法治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个国家公共事务的管理是需要各利益群体和广大公民参与的，这种参与既体现了公民权利也体现了民主精神，也是政治生态文明发展的变现，国家要允许公民进行正常的利益诉求，但这种诉求应该以一种理性合法的形式表达，这样才有利于解决利益矛盾。从历史发展看，我国的社会主义协商也经历了一个不断深化的发展过程。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三三制民主政权”尝试就是中国共产党人根据当时的国情，分析当时的形势，提进的创新性的协商方式，这可以视为协商民主思想的萌芽和雏形。而后，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的成功召开标志着协商民主这种新型民主形式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实施。其后，经全国政协建议，召开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此次大会召开后，作为协商机关的政协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我国协商民主建设与发展的现状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充分发挥公民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在公民参与民主决策，参与民主管理，行使民主监督权等方面进行了积极有益的探索，并在实践中总结出了许多非常有效的方法，这体现在很多方面，例如我国的村民自治与居民自治制度已经运行得非常成熟，在乡村和城市社区建立了村民委员会和居民委员会这样的基层自治组织，这类组织的建立提高了公共管理的效率，使很多事解决在基层，满足了城乡居民的利益诉求，也实现了公民对于基层公共事务自我管理。我国正处于社会变革时期，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社会结构的变动，基层的社会矛盾还是会随时出现，但这些矛盾通过合理的方式是可以解决在基层的，因为矛盾产生的主要原因是公民与社区管理者之间缺乏充分的沟通与理解，进而产生的不信任感，而并不是公民对社会制度的不满。针对这一问题，就需要为人民群众提供一个能够充分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的平台，并加强与上级管理者沟通与交流，促进双方互相理解。例如，近期北京卫视推出的《向前一步》节目，其中有一期关于北京农村拆迁过程中宅基地确权的争议问题，节目组将当事人和相关负责的村干部及相关部门人员请到节目现场，大家敞开心扉，坦诚相对，彼此进行了良好的沟通，最终达成了一致，这是一种非常好的尝试。

三、加强社会民主协商建设的具体措施

(一)加大宣传力度，增强协商民主意识。在新的发展机遇下，社会各界人士都应该充分认识协商民主制度作为国家政治参与机制重要组成部分的广泛性和适用性，充分认识到全民增强协商民主意识的重要意义，所以全国各界有必要对这一制度的内涵要义进行深解读、并广泛宣传。尤其是作为研究先锋的理论界更要担负起宣传协商民主制度的重任，作为理论界应不断加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理论的研究，通过研究成果来展现协商民主发展的新思路、新趋势。作为相关工作人员，应利用各类宣传平台与宣传工具加大对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宣传力度，将这一思想深入浅出的阐释出来，让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思想深入人心，让普通老百姓也能理解其基本的含义，并能广泛的参与政治生活。良好的社会氛围对于普及协商民主的相关知识有重要作用，一个平等、自由、公正、宽松的良好社会氛围能够使公众在一个相对宽松的社会氛围下参与国家政治生活，让平等对话、自由交流的方式深入人心，从而形成广泛的社会共识。协商民主制度而不是走走形式，不是作秀，而是政府真正的听取民意，了解民心，关注民生。(二)保障协商民主各主体地位平等，提升协商能力。如果要保证政党间、利益群体间协商民主功能的有效发挥，就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利和义务范围内保障各主体间的政治自由、组织独立和法律地位的平等，这样才能保证协商民主真正的落实。从公共政策角度分析，政党、利益群体、公众都是决策的参与方，我们要积极引导各方参与协商，发表意见，集合成该群体的共识，并通过合理的渠道提出诉求，即提出切实可行的意见和建议。还要努力培养各协商主体发现问题，分析问题的能力，树立大局观念，具有全局意识，理性地表达诉求，客观的提出建议。既要反映本方群众的意见，也要尊重其他各方的愿望;既要充分表达自己的看法，也要认真倾听了解其他主体的意见，加强互动交流，促进彼此沟通理解。(三)发挥派在协商民主中的重要作用。派在国家的发展建设历程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是我党的好伙伴、好战友，我们也确立了与派和谐共存的方针政策。长期以来，派在各领域从事领导岗位的不在少数，在人大、政协中一直占有一定比例，各党派也享有充分的参与权与监督权。派的参政议政是我国政治协商制度的重要内容，也是我党长期坚持的执政方针，在新时期，如何更好地发挥派的作用，实现协商民主的法制化、规范化、有序化，是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的课题。这就要求各级党委、政府要加强对协商民主制度认识，认识到其重要性，同时要充分尊重与认可派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四)深入拓展协商民主，提高各界人士参与的广度和深度。人民政协是我国最早出现的协商民主组织，现在依然在国家政治生活处在重要位置，政协成了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重要渠道。政协作为能充分吸收各民族、各团体、各党派、各阶层参政议政的重要组织，在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我们要积极发挥人民政协的优势和特点，集思广益，充分听取各方意见，实现决策的科学化与民主化。同时，公众作为最广泛的参与主体也不应被忽视，还要进一步扩大普通群众参与协商的范围，从目前已有的方式来看，主要是通过民主评议会、信访接待来访、市长信箱、人民调解等方式来体现，其中有些方式已经发展成为制度化安排，普通群众通过这些渠道和形式可以充分地的提出意见和建议，使自己的利益得到了合理的诉求，使协商渠道更为多样和丰富。

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对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提出新的要求，因为互联网呈现了开放性、互动性、平等性、去边界性的特点，这些特点也赋予了互联网较之其他传播工具所不具备的特征，而这种特征也提出了新的课题，即如何充分发挥互联网在协商民主制度中的积极作用。国家应重视互联网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地位，也要明确互联网也是公众表达意见的平台，同时也是利益群体和广大公众政治参与的新方式。所以，政府应保障公民利用网络进行政治参与的各项权利，利用互联网了解民意，了解公民的真实想法，并积极建立公共信息制度，做到政务公开、透明。综上所述，实现国家决策的科学化与民主化必须要不断健全和完善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不断拓展公民政治参与的渠道，只有协商民主制度的不断完善与发展，才能充分体现了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色和优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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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段永建．着力增强“四性”提高政协协商民主工作水平［J］．世纪行，2015(4)．

［5］胡永保，杨弘．中国农村基层协商治理的现实困境与优化策略［J］．理论探讨，2013(6)．

［6］宁有才，王彩云．推进基层协商民主的动力分析［J］．山东社会科学，2013(10)．

协商民主范文篇9

第一条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的目的是：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反映社会各方面的意见和要求，为参加人民政协的各派、无党派爱国人士，人民团体、少数民族人士和各界爱国人士发挥作用开辟畅通的渠道，集思广益，促进我省重大决策的科学化与民主化；监督国家宪法、法律和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协助并推动我省国家机关改进工作，提高效率，克服官僚主义，反对腐败现象；推动我省两个文明建设和社会主义民主法律建设，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协调社会各方面的关系，促进各方面的相互沟通和理解，加强在共产党领导下各党派的团结合作；贯彻执行“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方针，促进祖国统一大业的实现。

第二条政治协商是对我省的大政方针以及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中的重要问题在决策之前进行协商和就决策执行过程中的重要问题进行协商。

省政协政治协商的主要内容包括：贯彻中共中央、国务院重大方针政策的重要部署；全省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和改革开放、经济建设中的重大决策及重要部署；省政府工作报告，财政预算，全省经济与社会发展规划；中共*省委提出的有关省级领导人人选；重要的地方性法规、条例草案；群众生活的重大问题；全省有关台湾同胞、港澳同胞、海外侨胞及外事等方面的重大问题；贯彻中央民族宗教政策中的重大问题；各党派之间的共同性事务；政协*省委员会参加单位和委员人选；政协内部需要协商的重要事务以及有关爱国统一战线的其他重要问题。

政治协商的主要形式有：政协*省委员会的全体会议，常务委员会议，主席会议，常务委员专题座谈会，各专门委员会会议，根据需要召开的各党派、无党派爱国人士、人民团体、少数民族人士和各界爱国人士的代表参加的协商座谈会等。

第三条民主监督是对国家宪法、法律和法规的实施，重大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工作，通过建议和批评进行监督。

省政协民主监督的主要内容包括：国家宪法以及国家和门将问题提交省政协进行协商。

省上制定的法律、法规的实施情况；中共中央、国务院制定的重要方针政策，中共*省委、省人民政府的重要决策的贯彻执行情况；全省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及财政预算执行情况；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履行职责、遵守法纪、为政清廉等方面情况；参加政协的各单位和个人遵守政协章程和执行政协决议的情况。

民主监督的主要形式有：政协*省委员会的全体会议、常务委员会议或主席会议向中共*省委、省人大常委会、省人民政府反映参加本会的各党派、团体和各族各界人士的意见或批评；委员视察、考察，委员提案，委员举报或以其他形式提出的批评和建议；应邀列席中共*省委、省人大及其常委会、省人民政府的有关会议；参加中共*省委、省人民政府以及有关部门组织的调查和廉政、财务、统计、金融、物价、税收、社会治安等方面的检查活动。

第四条参政议政是政治协商、民主监督的拓展和延伸。除包括政治协商、民主监督的主要内容和形式之外，还包括围绕全省中心工作，充分发挥委员的专长和作用，通过多种方式，广开言路，广开才路，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献计献策。可选择人民群众关心、党政部门重视、政协有条件做的课题，组织委员开展调查研究，积极主动地向中共*省委、省人民政府提出意见和建议；各专门委员会组织经济性的专题调查和研讨，或通过其他形式，积极主动地向党政领导机关提出建设性的意见。

第五条省政协主席会议根据中共*省委、省人大常委会、省人民政府、各派、工商联、各人民团体以及省级有关党政部门的提议，安排协商活动内容并决定协商的形式和参加范围。

第六条省政协主席会议认为需要协商的问题，可建议中共*省委、省人民政府、各派、工商联、各人民团体以及省级有关党政部门。

第七条省政协进行政治协商可视情况邀请中共*省委、省人民政府以及省级党政有关部门的负责人参加会议，并请有关负责人就提交协商的问题作出说明。

第八条协商的议题与会期确定之后，省政协的有关机构至少提前一周将会议通知及有关文件送达参加会议的人员，以便与会人员事先做好准备，充分反映各有关方面的意见。

第九条省政协可根据全委会、常委会或其他专题座谈会的需要约请省人民政府或有关职能部门通报我省贯彻执行法律、法规的情况，全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及财政预算执行情况，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履行职责、遵守法纪、为政清廉等情况。省政协亦可根据通报中的问题组织讨论进行评议或视察、调查，省政协办公厅要积极组织好这方面的活动。

第十条政协*省委员会依法维护其参加单位和个人按照政协章程履行职责的权利。在政协的各种会议上，各种意见可以充分发表。对政协委员的批评、举报，任何单位或个人不得打击报复。

第十一条省政协办公厅要进一步加强同中共*省委办公厅、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和省委统战部的联系，以便更好地互通情况、交换意见、协调处理协商监督、参政议政的有关具体事宜。

第十二条坚持和完善省政协与省级各派、工商联秘书长联席会议制度，加强省政协同派的联系，地一步发挥派在人民政协中的作用。

第十三条政协*省委员会的全体会议、常务委员会议及其他形式的协商会议和重要活动，应作新闻报道。政协*省委员会可以根据需要，举行新闻会或记者招待会。

第十四条政协*省委员会的各专门委员会在常务委员会的领导下，组织委员参加各项经常性的活动，做好专题座谈、专题调查、委员提案和委员举报工作，并同中共*省委、省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取得密切联系，相互支持，相互配合。

第十五条省政协各专门委员会的重要建议和委员的重要提案，可由各专门委员会通过后提交常务委员会或主席会议讨论。经常务委员会议或主席会议通过，得以省政协常务委员会议或主席会议建议案的形式向有关方面提出。

第十六条以省政协常务委员会议、主席会议或以各专门委员会名义提出的建议、意见和批评，均由省政协办公厅以正式文件形式送达有关方面或部门。有关方面或部门应积极负责地进行研究处理，并将结果尽快以正式文件形式作出答复。对政协委员的提案和举报，有关部门要认真研究处理，并及时予以答复。省政协要会同有关方面和部门，抓紧对所提建议、意见、批评的检查、督促和落实工作。

第十七条省政协要通过进一步完善政协委员阅文制度，通过向委员提供政协报刊、资料，举办委员活动日、报告会等形式，帮助委员了解有关情况，为委员知情出力创造良好的条件；政协委员要努力学习，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密切联系自己所代表的党派、团体及有关方面的群众，积极反映群众的意见和要求，在参政议政中要更好地发挥应有的作用。

第十八条在*的全国政协委员可列席政协*省委员会的全委会、常务委员会或应邀列会议，对工作提出建议和意见。

协商民主范文篇10

(一)协商民主的内涵

在协商过程上表现为两个坚持，即坚持党的领导和坚持人民主体地位。社会主义协商民主除了具备协商民主的一般特质外，还有着自己独特的优越性。坚持在党的领导下发展协商民主，可以最大程度地凝聚社会共识，提高决策效率;可以有效克服不同的政治力量为了自身利益相互倾轧的弊端，保证协商渠道的畅通。在开展协商民主中坚持人民的主体地位，有利于充分调动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主动性与积极性，有利于集中全社会的智慧与力量。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以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秀传统政治文化为理论根基，来源于我们党在长期的革命、建设与改革实践中积累的丰富经验，是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在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进程中的伟大创造。

(二)协商民主在中国的发展

协商民主作为世界民主理论的新浪潮，虽然直到21世纪才被中国学者引入中国，但我国的协商民主实践却早已有之。早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就在抗日根据地建立了“三三制”政权，有力地团结了各个抗日阶层，巩固和发展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新中国建立前夕，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召开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开创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协商制度。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政治体制改革日益深化，政治协商制度面临着从具体内容到形式的创新和探讨。2006年《中共中央关于加强人民政协工作的意见》指出，人民内部在重大决策之前进行充分协商，尽可能就共同性问题取得一致意见，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形式。2007年国务院新闻办发表《中国的政党制度》白皮书，明确阐述了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的概念。同年，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将政治协商纳入决策程序。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更为具体论述了如何开展协商民主，“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完善协商民主制度和工作机制，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广纳群言、广集民智，增进共识、增强合力”，这是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首次被纳入党的政治报告，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把“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作为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为发展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指明了方向。

二、协商民主在和谐社区建设中的应用价值

社区作为承载城市管理和社会利益协调的最基本单位，交织着各种利益矛盾，是整体社会的一个缩影。城市的改革、发展、稳定都依托于社区，政府部门只有依托社区这个平台，才能使自身的管理面向基层，才能使社会矛盾在基层得到有效的调节和控制。因此，要构建和谐社会，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建设和谐社区是重中之重。

(一)和谐社区建设面临的困境

1．社区公共资源匮乏

公共资源匮乏是我国社区建设中普遍存在的问题，社区活动的开展需要相应的组织资源与经济资源的支撑。大多数社区公共产品的提供依赖于政府，社区组织存在独立性缺乏、管理制度不健全、人力资源不足以及资金短缺等诸多问题，从而造成其能力低下、服务效率和质量不高。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城市化进程不断提速，然而社区公共服务发展却相对滞后。从服务性质来看，大部分社区服务工作偏向提供家政类、便民类服务，偏重于为特殊困难群体服务。“救助性”服务开展较为到位，“保障型”服务与“精神生活型”服务尚处于较低水平。从基础设施建设来看，社区公共设施不够完备，配置不够科学，基础设施建设缺乏前瞻性。从社区工作者队伍建设来看，人员构成复杂、管理经验不足、专业化程度不高。这些都制约着社区建设的可持续发展。

2．社区主体关系失衡

一是社区自治组织行政化倾向严重。社区居委会往往被视为政府部门的下属机构和派出机构，大部分时间和精力都用于执行上级行政机关交办的行政性任务，社区工作缺乏独立性与自主性。二是社区自治组织与物业管理公司、业主委员会关系不顺。业委会与物业公司的相对独立，导致社区居委会对二者的指导与监督难以落实到位。

3．社区成员自治参与度不高

近年来，随着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张与流动人口的急剧增加，建立在传统的乡土观念下的信任体制被打破，社会总体信任度持续下降，社区成员的自我防范意识日趋增强，在社区交往中呈现个人化与封闭化，导致社区成员缺乏公共参与精神，对公共事务漠不关心。另一方面，现代都市快节奏的生活、激烈的竞争，使社区成员面临着巨大的工作压力与生活压力，缺少参与公共事务管理的时间与精力。

4．社会组织发展滞后

一是结构不合理，慈善类、文体类组织较多，公益类、事务类组织发展较弱。二是成员构成单一，离退休的老年人是社会组织的主体，中青年群体参与较少。三是资金匮乏，社区的社会组织大多由社区成员自发组建，没有固定的收入来源，也得不到政策的支持和投入。四是社会认可度不高，社会组织法律地位不够明确，既缺少权威也缺乏群众基础，在开展社会活动时往往举步维艰。

(二)协商民主在和谐社区建设中的作用

1．提高社区公共决策的科学性与合法性

“政治决策只有在获得广泛的信息，充分关注和了解政策对象的真实感受的基础上，才能够做出比较恰当和完善的决策，而政治决策也只有获得广大政策对象的认同和支持，即获得合法性的基础上才能够有效地加以实施”。协商民主通过相关主体的平等对话和理性沟通，将居民、社区基层组织、上级政府和辖区企事业单位的利益整合起来，使各利益主体在发出自己声音的同时也充分考虑其他主体的利益诉求。充分调动社区内各种利益主体积极参与社区公共事务，消除社区公共决策的封闭性、独断性，为多元化的利益诉求提供一种新的制度化渠道，从而提升社区公共决策的科学性和合法性。

2．培养适应社区治理的政治文化

社区成员的政治冷漠是社区公共活动的一个突出问题，社区成员普遍缺乏合作与互动意识，很多人只愿意参与与自身利益相关的活动，对于能增加公共利益的公益活动却不关心。这种现象表面上可以归结于社区成员个体意识的觉醒，实则源于社区治理缺乏相应的政治文化土壤。协商民主能够促进社区成员形成参与意识和合作意识，使参与者体会到参与社区公共生活不仅是自身的权利，也是应尽的责任和义务，并促使社区成员在参与中形成相互理解、相互信任和相互包容的公共生活态度，为社区治理培育良好的政治文化氛围。

3．扩大社区成员有序的政治参与

参与群体狭窄、参与领域失衡和参与理性不足是当前社区公共生活中面临的主要问题。在表达渠道不够畅通的情况下，利益主体尤其是弱势群体在表达其诉求时容易出现非理性的行为，从而影响社会稳定。协商民主的出现为利益问题的解决和治理提供了一种多方参与的协商对话机制，不论是政府部门还是社会组织，不管是精英阶层还是弱势群体，都有权依照制度参与公开讨论，就所关心的问题进行对话与磋商，以平等、公开的多方对话来实现社区成员有序的政治参与。

4．增强社区凝聚力，促进社区和谐发展

社会日益多元化的今天，社区内部居民的文化背景、社会地位各不相同，冲突与矛盾不可避免。协商民主作为一种强调平等对话、塑造共识的民主模式，有利于妥善处理社区成员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协商民主所强调的人与人之间相互理解、相互尊重，公正平等地对待社会的异质性，妥协和节制个人需要等基本准则，有利于社区成员的和谐相处;协商民主能够让每个社区成员都参与到社会公共事务中来，形成集体意志，增强社区成员的集体责任感，提升社区的凝聚力;协商民主可以充分调动社区成员的政治参与积极性，以对话和协商为平台进行理性交流与沟通，从而形成社区共识，推动社区和谐发展。

三、社区建设协商民主发展的实现路径

在我国实现政治民主化的进程中，社区组织以其独立性、自治性和制度化的特点，成为我国政治民主化发展的重要动力，协商民主在和谐社区建设中的积极作用也是显而易见的，但是协商民主作为新生事物，自身也存在诸多局限性，要充分发挥协商民主的作用，促进社区和谐发展，还需要多方面的努力。

1．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

协商民主是一个从微观到宏观的复杂过程，要在中国这样人口众多、国情复杂的发展中国家实现政治现代化，整合各个社会阶层的政治资源、政治需求与政治利益，共同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有一个强有力的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是历史的选择，是人民的选择。离开了党的领导，发展协商民主只会是一种乌托邦。我们党也必须与时俱进，不断吸收各种先进理念，不断改进执政方式，不断强化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切实发展人民群众的协商能力。

2．完善社区协商民主制度

首先要进一步完善基层民主制度，积极探索社区自治新模式，充分发挥社区自治组织的作用，确保社区成员按照自身共同的意愿和需求参与和管理社区公共事务，真正实现社区管理的民主化。其次要搭建社区自治组织联动平台，减少政府的行政干预，理顺各个社区自治组织之间的关系，确保各个自治组织能够有效沟通、平等协商。最后要通过设立相关制度来规范协商的程序，扩大参与的范围，从制度上保证每位社区成员的权利，尊重每位社区成员的意见，确保协商民主过程的真实性与结果的合法性。

3．合理分配社区资源

要理顺政府与社区的关系，切实转变政府职能。政府提供政策支持与资金资助，减少直接干预，促进各种官方协会向民间组织转变。充分发挥社区组织的自治功能，构建政府、社会、企业等多中心合作的社区治理模式，形成相互监督、相互制约的平行组织网络，确保社区协商民主过程中的各参与主体基于平等的地位进行沟通与交流。同时推动公益性组织与文娱性组织的均衡发展，为社区成员提供全面、优质的公共服务。

4．加强社区成员的继续教育

一是要积极开展多主题、多形式的宣传教育活动，提升社区群众的法治精神，营造良好的社区法治环境。二是要通过提升服务质量，完善社区功能来增强社区成员的社区认同感和归属感。此外，还可以采用示范、宣传等手段来有意识地培养社区成员的参与理念与参与能力，为社区协商民主的发展奠定良好的思想基础。

四、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