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教育范文10篇

消费教育范文篇1

数据来源与经验观察

本文拟将高等教育招生规模对居民消费和储蓄的影响分别进行回归分析，居民年消费量和年终储蓄余额作为因变量，分别用C和S表示。本文所用数据的时间跨度从1952年到2010年，这样可以有效地检验新中国成立后的历年高等教育对居民消费和储蓄的影响及其变化，各数据均来自于《中国统计年鉴2011》和《新中国60年统计资料汇编》，原始数据见表1。其中城乡居民年消费额、城市居民年终储蓄余额及可支配收入均为1952年不变价。另外需要说明的是，由于受到的影响，1966—1969年我国高等教育并未进行招生。1952—2010年我国城乡居民消费额、年终储蓄额及高等教育招生人数的变动情况如图1所示。由图1可以看出:1952—2010年我国城镇居民年消费额、年终储蓄余额及高等教育招生人数并不是持续的增长，都在个别年份出现过负增长的情况;高等教育招生人数的波动最大，最高的增长率达到了90%，而最低为负增长40%，相比而言，居民年消费额的波动较小，居民年终储蓄余额的波动居中。我们发现，从图1很难看出高等教育改革是否造成招生人数的结构性变化，同时也无法看出高等教育改革对城乡居民年消费额及年终储蓄余额的影响究竟如何。因此，有必要对我国高等教育招生人数的结构性变化及高等教育对城乡居民年消费额及年终储蓄余额的影响进行实证检验。

高等教育招生规模的变结构点检验

在研究高等教育改革对居民消费和储蓄的影响时，虽然可以将1999年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开始年份作为天然的分界点，但是这样做缺乏实证依据，因为无法肯定1999年后我国的高等教育招生规模是否发生了结构性的变化。所以本文运用结构突变①来检验1999年前后我国高等教育招生规模的变化②。用NHEE表示高等教育招生人数，并对其取对数，形成新的序列LNNHEE;选用Banerjee等(1992)提出的循序检验法来检验LNNHEE序列的结构突变。根据该方法，通常选取的检验范围为k=［0．15T，0．85T］，其中T表示样本数，在此范围内利用虚拟变量循序检验结构突变发生的年份，其检验式为:ΔLNNHEEt=ρLNNHEEt－1+μ+αt+βΔLNNHEEt－1+γDt+utut～IID(0，σ2)从检验得到的ADF值序列中选择最小值，同相应的临界值比较，检验单位根零假设，其中虚拟变量Dt分两种情况。情况1为均值突变型:Dt=0t≤k1t＞{k情况2为趋势突变型:Dt=0t≤kt－kt＞{k如果检验结果发现在1999年我国高等教育招生人数确实出现了结构性的变化，那么便可以据此将1999年作为分界点来分析其前后不同的影响。在进行结构突变检验之前需要确定各变量之间具有协整关系。首先分别对1970—2010年高等教育招生人数与居民年消费量以及居民年终储蓄余额这两组关系进行协整检验。为了消除数据中异方差的影响，对NHEE、C及S数据序列进行取对数变换，新变量记为LNNHEE、LNC及LNS。首先，依据AIC准则对序列LNC、LNS及LNNHEE进行ADF检验，检验结果见表2。检验结果表明，LNC、LNS及LNNHEE的水平值序列均不平稳，而经过一阶差分后均为平稳序列，同为一阶单整序列，可以进行协整分析。根据EG两步法，对LNC和LNNHEE进行OLS回归，得到残差e1;对LNS和LNNHEE进行OLS回归，得到残差e2，并根据AIC准则对这两个残差序列进行ADF检验，结果见表3。从结果来看，残差e1和e2的ADF检验值都小于显著性水平为5%的临界值，同为I(0)序列。序列LNC和LNNHEE是(1，1)阶协整，序列LNS和LNNHEE也是(1，1)阶协整。由此便可以对高等教育招生规模的数据生成进行结构突变检验，本文采用循序检验法，运用EViews6进行编程对序列LNNHEE进行检验。检验结果显示，1970—2010年我国的高等教育招生人数出现了均值突变，但并未出现趋势突变，变结构点恰恰就出现在1999年，这正好与我国高等教育改革的时间相吻合，结果见图2。这说明在1999年之后，我国高等教育招生人数与居民年消费量以及高等教育招生人数与居民年终储蓄余额的协整关系都发生了变化。图2LNNHEE序列5%临界值下的均值突变四、高等教育改革对居民消费和储蓄的影响我国高等教育改革主要表现为招生规模扩大和收费上涨。虽然招生规模在1999年之前已经开始有了一定幅度的上涨，但招生人数的变结构点出现在1999年。同时，收取学杂费是在1999年全面铺开，之前学杂费几乎为0，并且缺少关于学杂费的统计资料，所以本文以虚拟变量D来表示收取学杂费的影响，取值为:D=0t＜19991t≥{1999同时在模型中引入高等教育招生人数和学杂费的交叉项作为自变量，以此来综合检验高等教育改革对于居民消费和储蓄的影响，将其表示为D×NHEE。由于影响居民消费及储蓄的主要因素为居民的可支配收入，所以模型中引入实际可支配收入作为控制变量。将名义支出法得到的国内生产总值减去名义税收总额，再根据基期的价格进行标准化，得到实际可支配收入(李子奈等，2010)，记为RDI。构建模型:C=c1+α1NHEE+β1D+γ1(D×NHEE)+ω1RDI+ε1(1)S=c2+α2NHEE+β2D+γ2(D×NHEE)+ω2RDI+ε2(2)1．1952—1965年的实证检验由于的影响，我国在1966年至1969年这四年间的高等教育招生人数为0，所以本文将数据分为1952年—1965年和1970年—2010年两段，并且首先对1952—1965年的数据进行实证检验。这段时期，我国高等教育不收取任何学杂费，而且对每个学生都有一定的补贴(晏成步，2011)，所以不考虑学杂费的影响，将可支配收入作为控制变量，其模型为:C=c1+α1×NHEE+ω1×RDI+ε1(3)S=c2+α2×NHEE+ω2×RDI+ε2(4)运用EViews6对模型(3)和(4)分别进行回归分析，结果如表4。从回归分析的结果来看，1952—1965年我国高等教育招生人数对居民年消费量与年终储蓄余额有着显著的影响。高等教育招生人数与居民年消费量成反比，每多招收一人接受高等教育，全国居民年消费量就会下降90069．71元;而与居民年终储蓄余额成正比，每多招收一个人接受高等教育，全国居民年终储蓄余额就会增长4516．98元。可以看出，在当时，高等教育挤出了居民的消费，而提高了储蓄。出现这种情况，一方面是由于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高等教育事业需要大量的投资，且基本上是由国家来完成，而这种投资挤出了一部分居民消费;另一方面是由于当时的高等教育不收费，且一旦接受高等教育意味着将来能够得到可观的收入，所以居民有着较大的意愿为了接受高等教育而进行储蓄。2．1970—2010年的实证检验首先对数据进行平稳性检验，用AIC准则检验，结果见表5。从表5中可以看出，1970—2010年我国居民年消费量、居民年终储蓄余额和高等教育招生人数都为非平稳序列，一阶差分序列均为平稳序列。由于高等教育招生人数的结构突变点出现在1999年，可以依据模型(1)和(2)进行回归分析，结果见表6。从回归分析的结果可以看出，在显著性水平为5%时，除了学杂费对居民年终储蓄余额的影响不显著外，其余变量都对因变量有着显著的影响。具体来看，在高等教育改革前，其招生人数与居民年消费量成正相关，每多招收一名，居民年消费量增加49441．98元;而高等教育改革后，招生人数与居民年消费量成反比，每多招收一名学生，居民年消费量减少76368．56元。对于居民年终储蓄余额来说，高等教育改革前，高等教育招生人数与其成反比，每多招收一名学生，储蓄余额下降107000．7元;而改革后，双方的关系却呈现正相关，每多招生一名学生，储蓄余额增加152235．6元。根据以上分析，可以对高等教育招生人数与居民年消费量的关系及其与居民年终储蓄余额的关系进行格兰杰因果分析，检验结果见表7。从表7中可以看出，在1970—2010年，我国高等教育的招生人数的变化是居民年消费量及居民年终储蓄余额变化的原因。

结论与讨论

消费教育范文篇2

在142名调查对象中，主动关注电子传媒(电脑、手机、电视)消费类广告的约占30%，从消费购物渠道看，网购成为中学生消费的时尚。从调查的情况看，中学生消费带有很强的年龄心理特征，存在一定程度的价值偏差。

1．1社会消费教育的责任意识淡薄

据统计，我国现行的广告类法律、法规共计300余部，但基本没有涉及未成年人的。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规定广告不得损害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广告基本准则》规定广告不得损害未成年人和残疾人的身心健康，《电视广告播放审查》规定中小学生节目应避免播出不适宜中小学生的广告，但《广告管理条例》《广告管理条例施行细则》《互联网文化管理暂行规定》中针对中小学生的均为空白［2］。笔者所调查的该市更没有针对中小学生消费的相关实施条例或细则。可见，我国广告行业的自律意识、责任意识并不强［3］。

1．2学校消费教育零星存在

通过走访和调查发现，学校消费教育零星存在，但有偏差，也失之简单。通过翻阅所调查学校近3年的工作计划，特别是主管德育的副校长和班主任的工作日志，没有发现相关专门的主题活动记录。可见，学校和班级层面没有将消费教育纳入常规教育。学校对学生消费比较重视的是对学习资料购买问题的管制，学校统一购置学习用品和学习资料。不过，与学校的要求相比，学生的认识有很大差异。如“你对学校订的学习资料和校服怎么看”，学生们认为“符合学生要求”的只占14%左右，认为“基本符合学生要求”的占46%，认为“不符合学生要求”的占19%，认为“很不符合学生要求”占20%。虽然学生的某些认识或许有其角度和立场偏差，但仍可看出，学生对学校的消费教育及措施的认同度不高。

1．3父母对子女消费行为的放任

作为中学生，主要职责是学习，一般的正常的或基本的消费，父母当然会主动满足。但是，当问及“你父母对你的额外消费需求是否满足”时，选“经常能满足的”有36人占25%，选“基本能满足”的占54%。可见，当今父母对子女比较宽容，甚至有一定程度的放任。调查显示，父母对子女的消费很少劝诫的高达63%，甚至有17%的父母“无所谓”劝诫不劝诫，只有19%的父母经常性地劝诫。当然，这在一定程度上，与父母对子女消费行为总体满意度较高也有一定的关系。调查显示，父母对子女的消费行为很满意的占21%，满意的占58%。

1．4多数中学生能约束自己

这种自律体现在如下3个方面:(1)较少攀比。通过调查发现，看到同学有比自己好的消费品时选择“无所谓”的占78%，对攀比现象“很嫌恶”的占50%以上，对别人的高消费“无所谓”的占80%。这说明大多数学生能约束自己并自律。(2)对父母或学校的劝诫或教导大多数学生能够理解和接受。调查显示，对父母劝诫反感的占4．3%，无动于衷的占8．6%，而选择“可以理解”的占86%。有些学生之所以反感，原因是多方面的，调查发现，主要是父母劝诫的方式简单粗暴且消费劝诫往往爱与子女的学习进步与否联系起来。(3)努力学习，以成绩作为获取消费需要的资本。相当一部分学生努力学习，以成绩作为获取消费需要的资本，几乎成为他们的首选。

2对策

消费教育范文篇3

家庭学前教育消费支出结构

家庭学前教育消费支出是指3－6岁儿童家庭为满足幼儿在学前教育方面的教育需求而支付的各种费用。有学者根据教育支出所涵盖的范围，将家庭的教育消费支出分为基本教育支出、选择性教育支出和扩展教育支出①。本研究显示，城市3－6岁儿童家庭的学前教育消费结构主要由园内消费和园外消费两大部分构成。其中，园内消费包括基本教育支出（含保教费、学习用品费和伙食费）和选择性教育支出（含捐资助学费和幼儿参加园内兴趣班等“其他费用”）。园外消费为“扩展性教育支出”，主要包括为孩子购买玩具、图书、音像制品以及在园外上兴趣班、请家教的费用。园内消费与园外扩展性教育消费之和构成家庭学前教育消费总支出。统计结果显示，样本家庭支付的幼儿园费用平均为993．73元／月，园外扩展性教育消费均值为461．19元／月，家庭学前教育消费总支出为1454．92元／月。园内消费占家庭学前教育消费总支出的比例为68．3％，园外消费占31．7％，表明幼儿园费用支出是家庭学前教育消费的主要方面。在园内费用支出中，保教费所占比例最大，以“幼儿园费用”进行计算，保教费所占比例为54．3％。本次调查中有41．2％的家庭园内消费包含选择性教育支出，支出均值之和为476．37元／月，费用超过基本教育支出的一半。有园外消费的家庭比例高达73．8％，其中71．4％的家庭每月平均消费127．34元用于购买玩具、图书和音像制品，41．9％的家庭每月平均支出园外兴趣班、家教费用333．85元。由表1中的标准差得知，家庭学前教育消费支出的差异主要体现在“保教费”和“捐资助学费”方面。进一步分析家庭的保教费支出发现，69％的家庭费用支出均值在455元／月以下，10％的高费用支出家庭保教费达到900－5700元／月，但仅有2％的家庭保教费在1500元／月以上。具体分析高保教费支出家庭子女所在的幼儿园类型显示，48．4％的家庭子女就读于民办园，24．7％的家庭子女在教办园，22．4％的家庭子女在机关及事业单位幼儿园。在捐资助学费方面，73．1％的家庭此项支出为280元／月以下，10％高捐资助学费支出家庭的此项费用达到650－8000元／月，但仅有1％的家庭其捐资助学费在1000元／月以上。在这10％的高捐资助学费支出家庭中，有58．4％的家庭子女就读于教办园，机关及事业单位幼儿园家庭占31．5％。方差分析显示，民办园家庭的保教费用和教办园、机关及事业单位幼儿园家庭的捐资助学费支出均显著高于其他类型幼儿园。可以说，“入园贵”主要贵在民办园的保教费用和教办园、机关及事业单位办园的捐资助学费用。

家庭学前教育消费支出负担

中国国家统计局通过住户调查显示，2010年我国城镇居民全年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9109元。以本次调查中样本家庭的学前教育消费支出情况来看，一年中10个月的园内消费支出约占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的52％，12个月的园外扩展教育消费支出约占人均可支配收入的29％。总体而言，城市3－6岁儿童家庭的学前教育总消费占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的81％。家庭的收入情况不同，其学前教育消费支出负担也存在差异。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联合的《2011中国城市发展报告》指出，中国目前城市合理的贫困线大约在人均年收入7500至8500元之间，城市中等收入阶层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在1．62万元和3．73万元之间。②以此为依据，本研究将样本家庭按收入阶层划分为，贫困家庭：月收入3000元以下，低收入家庭：月收入3000－5000元，中等收入家庭：月收入5000－10000元，高收入家庭：月收入10000元以上。根据样本提供的数据，不同收入阶层家庭的学前教育消费支出负担情况如下表从表2明显可以明显看出，家庭的园内消费和园外消费支出均随着收入阶层的提升而增大，但是家庭的支出负担却随着收入阶层的提升而减小，即家庭收入越低，其学前教育消费支出负担越重。贫困家庭的学前教育消费总支出平均为888．41元／月，高收入家庭的学前教育消费总支出平均为2583．7元／月，后者约是前者的3倍。贫困家庭的学前教育消费总支出占家庭月收入的比例约为34．67％，即家庭将1／3的收入用于子女的学前教育；而高收入家庭的学前教育消费总支出约占家庭收入的18．17％。面对当前的园内消费支出情况，分别有66．4％和49．6％的贫困、低收入家庭认为是在勉强承担，9．1％的贫困家庭和3％的低收入家庭认为承受不了、难以应付。而中等收入、高收入家庭中认为完全能承担的比例达到60．5％、75．2％，勉强承担的家庭分别占36．3％和20．1％。

家庭学前教育消费支出的影响因素分析

消费教育范文篇4

作者：李志刚吴…文章出处：论文网时间：2006-1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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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消费教育体系初探

《宪法》指出：“国家合理安排积累和消费，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利益，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逐步改善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改革开放以来，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不断提高。随着经济全球化、市场国际化趋势的到来，我国消费领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消费者问题日趋多样化、复杂化，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解决消费者问题的关键在于发展国民消费教育事业，根本改变消费者在市场中的弱势地位，提高消费者维权能力和经营者依法经营水平，努力化解消费纠纷，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一、转变观念，加强对国民消费教育工作的引导和领导

开展国民消费教育工程，是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的迫切需要。其目标，就是要在全社会转变消费观念，转变经营理念，提高消费质量，提高消费维权能力，建立市场诚信体系，扩大内需，拉动生产，实现积累和消费的互动发展。消费教育的形式多种多样，内容各具特色，范围覆盖很广，需要全社会的大力支持，逐步树立科学健康的消费观，不断增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社会基础。

开拓消费教育重点是观念，关键是政府。各级党委、政府应当转变行政工作理念和思路，提高对社会消费的重视程度，加强对消费教育、维权工作的领导和分类指导，开展“关爱消费者”行动，建立相应的政策、体制和制度，逐步形成政府主抓、消委会主办、行业协会牵头、企业主打、社会广泛参与的多层次、多渠道的国民消费教育网络。党员同志要以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为契机，发挥先锋模范带头作用，在全社会推进先进的消费理念和文化。

消委会应坚持以党的方针政策为指导，以推动全民消费教育为突破点，着力引导消费维权工作从受理投诉、事后补救向事前预防、引导消费方向转变，充分利用自身优势，面向消费者，围绕消费理论、消费观念、消费技能、消费方式、消费者权益保护等方面开展全民消费教育工程，不断提高认识，创新工作理念和方法，推广科学的消费文化，积极争取政府和社会各方面的支持，如邀请法院和司法部门的同志担任消法指导员等，普维并举，注重社会实效，增强全民消费素质，提高消委会整体维权能力，与时俱进，不断适应社会形势的发展，实现“两个转变、两个提高”的目标，将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推上一个新的发展台阶。

二、加强国民消费教育的立法工作和经营者职业道德建设

我们应当坚持依法治国的方针，以提高全社会消费质素为重心，依法开展消费维权各项工作。消委会要积极主动推动国民消费教育的立法工作，配合各级人大和政府，争取在法律中明确规定国民消费教育，将消费教育转变为政府行为、社会行为，促进消费教育建章立制工作，使各个领域、各个层面的工作有章可循，探索建立消费教育工作的长效机制。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应当明确授权消委会开展消费教育活动。国务院或工商、司法、教育等行政部门应当制定相应的行政法规或部门规章，明确规定消费教育的指导思想、教育对象、范围、内容、方式、手段、管理部门等内容，使消费教育逐步迈上规范化、法制化的轨道。在经营者的市场准入方面，通过立法规定经营者在登记注册前和年审时必须接受消费者权益保护相关培训，在经营者中通过行政强制手段普及消费教育，树立经营者自觉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的意识。

消费教育也是行业组织和企业责无旁贷的义务，应该制定行业经营职业道德规范，积极主动地增加对消费教育的投入，拓展消费教育途径，开展经营者职业道德教育和消费的专业教育，帮助消费者科学消费，引导行业良性发展。

三、整合资源，构建立体、动态的中国特色全民消费教育体系

消委会要牢固树立服务的宗旨，将消费者组织发展成为服务型组织，综合、合理、有效地利用社会资源，依靠群众的力量，整体推进国民消费教育的发展，形成群众性消费文化，培养自觉、自立的消费者。我们要形成法制宣传职能部门、各级国家机关、新闻传播机构以及包括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在内的全体公民之间，上下联动，全面发展国民消费教育网络；要结合经济社会的发展，针对消费者的学习能力和接受能力，努力探索更易为消费者接受的宣传教育形式和方法，增强消费教育的实效性；要特别注意发挥电视、广播、报纸、网络等大众传媒的作用，发挥它们迅速、生动、直观的优势，寓教育于新闻事件，寓教育于百姓生活，寓教育于文艺娱乐，提高消费教育的覆盖率和吸引力。

大众媒体“应当做好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的宣传，对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进行舆论监督”，积极参与全民消费教育工程的建设，将消委会的活动纳入公益广告宣传范畴，实施减免费政策。电视台、电台应学习和借鉴英国、香港的工作模式，争取每天抽出30—90秒钟的时间进行免费消费公益广告宣传，制作不同题材的节目，反复播出；也可以与消委会等有关机构联手，组成专门制作组和主持人，开设“今日消费”系列节目，定期播放侵权案例追踪报道，对侵害消费者权益的行为事件进行“亮相”、评论和谴责，介绍有关法律法规和消费知识。

我们要利用互联网开展面向全社会的消费教育，建立和完善全国性和区域性的消费教育平台建设。互联网具有信息量大、参与人多、及时、互动、共享等优点，可以向消费者提供消费活动所需要的消息、数据、资料、知识等全面的信息。同时互联网用户是最易接受新知识、掌握最先进科学技术的群体，吸引他们参与到消费者教育活动中来，相互交流、共享各种消费信息，就能大大推进我国消费者保护运动的进程。深圳市消委会于2003年开通了“消费维权在线”网站，截止2004年9月已为2500多人提供了咨询服务，访问人数突破32.5万人次，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荣获中国消费者协会3·15集体金质奖。

四、加强组织创新和制度创新，完善消费教育队伍建设

消委会要加强组织创新和制度创新，完善消费教育基层组织建设和工作队伍建设。消委会应当与街道司法所结合，在社区和商业区建立消费教育服务工作站，将消费教育深入到社会的每个角落，形成完善的消费教育和消费维权基层网络，结合实际，开展消费教育和维权示范单位和先进个人创建活动，积极参加“12.4”全国法制宣传日活动，提高依法维权水平。

开展消费教育，必须搞好消费维权工作者的自身教育。消委会要加强自身干部队伍的素质建设，与工商、司法等行政管理部门合作，联手开展各种法律培训和技能培训，建设学习型组织，提高消委会队伍的综合素质，才能为消费者提供优质服务，不辜负广大消费者对消费者组织的深切厚望和期盼。在科研上，消委会应当建立自己的研究部门和研究班底，增强工作的前瞻性。

我们还要加强消费教育志愿者队伍建设，使消费教育迈上社会化、信息化的轨道。一要建立消费教育讲师团，邀请专家、教授参与消费咨询、讲座等消费教育活动，提高消费教育的理论研究水平；二要充分吸收社区的老党员、老同志参加，发挥他们消费知识、经验丰富的优势；三是与律师事务所合作，吸引法律专业人事参与消费教育宣传教育活动和维权工作；四是建立消费维权信息员队伍，及时收集消费问题相关信息，主动预防群体性事件和暴力事件；五是与“12315”和“160”专线电话相结合，建立消费教育咨询电话，随时回答群众对消费知识和相关法律法规的咨询要求。

消委会应建立工作量化考评指标体系，将消费教育工作作为维权工作的重要指标，建立和落实国民消费教育工作责任制，使国民消费教育经常化、规范化、制度化。

消费教育范文篇5

文化建设是五位一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内容，如何促进文化繁荣，推动文化建设是经济新常态下应该破解的重要问题，也是推动当前供给侧改革的重要抓手。当前文化建设应该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以民生至上、均衡优先为基本原则，提高文化建设水平，改善文化供给侧，拉动文化内需，改善文化民生，在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同时促进并满足广大城乡人民群众文化教育需求。文化教育消费的水平是衡量一个国家历史文化积淀、社会文化氛围和国民文化素养的重要标志，文化教育消费的价值指向则是观察人们精神面貌和社会发展变化的晴雨表。人们总是在满足温饱或基本生活需求之后，才会考虑较高层次的文化需求。文化教育消费在消费总支出中所占比重是衡量国民生活质量的重要指标。扩大文化教育消费需求是中国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提升中国居民综合素质的重要途径。[1]文化消费是指人们为了满足自己的精神文化需要而采取不同的方式来消费精神文化产品和精神文化服务的行为，[2]包括文化娱乐消费和文化教育消费。文化娱乐消费包括进行艺术审美和文体活动、实现人际交流等类型的消费活动；文化教育消费包括接受知识传播、掌握技能方法等形式的消费活动。[3]鉴于文化娱乐消费与文化教育消费在消费属性、消费本质、消费目的等方面的不同，本文重点研究文化教育消费。文化教育消费是指居民对文化教育服务的消费，包括接受学校教育、成人教育、岗前培训、技能培训、兴趣教育等各种形式的教育，也包括参与各种健康有益的文化生活、学习活动。[4]按照消费层次，消费可以分为生存消费、享受消费与发展消费三大部分。生存消费是人们最基本的消费，人们优先满足生存消费；但是在生存消费满足的情况下，发展消费成为人们最重要的消费活动，而发展消费的核心是文化消费，它是消费结构中发展消费的重要组成部分。[5]根据相关研究，当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恩格尔系数为44%时，城乡文化消费应占个人消费的18%；当人均GDP达到1600美元，恩格尔系数为33%时，文化消费应占个人消费20%；当人均GDP超过3000美元，文化消费将高涨，超过6000美元，文化消费将出现井喷现象。[6]

二、文化教育消费的现状

随着中国经济水平的增长，居民生活水平大幅提高，各项消费支出保持全面增长，消费水平和消费质量都有很大的提高，消费结构也正在向发展型和服务型消费升级。在中国居民教育消费支出已成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居民消费支出中增长最快的项目。[7]本文从1993年开始进行数据分析，是因为1993年后，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基本确立，文化教育消费增长更加遵循经济发展客观规律。[8]文化教育供给结构的变化是影响文化教育消费的重要因素之一。中国文化教育结构的统计数据显示，教育、旅游、娱乐等要素中教育的比重越来越大，旅游所占比重始终偏低。在文化教育消费上，居民对自身以及子女的教育发展需求持续升温，居民教育支出居高不下，教育支出占文化消费支出的比重见图1。从城镇居民教育消费支出占文化消费比重来看，城镇居民教育消费比重呈“波浪式”变动，但总体变化平稳，从1993年的49%提高到2003年最高的55%，此后逐年下降到2012年的40.3%，2013年与2014年又缓慢上升到42%，虽然城镇居民文化教育消费比重有所下降，但总体在40%以上，仍是城镇居民文化消费中最重要的部分。从农村居民人均教育消费占文化消费的比重数据看，呈逐年下降趋势，但一直都在50%以上，也是文化消费中最重要的部分。总体上，教育消费作为居民家庭基本消费，依然是文化消费的主体，因而考察文化教育消费的影响因素，探求其作用机制，并提出对应的政策建议不仅是促进文化教育消费的重要问题，也是促进文化消费整体发展的重要问题。

三、文化教育消费的影响因素

文化教育消费属于较高层次的消费需求，是消费者在满足了基本的生活需求之后的必然衍生需求。当前中国正处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已基本解决了全国人民的温饱问题，包括文化教育消费在内的更高层次的消费需求将快速发展。根据已有研究，影响文化教育消费的因素主要有收入、消费观念、政府政策、教育供给、社会保障等，下面具体分析这些因素对文化教育消费的作用机制。第一，居民收入水平。在所有影响文化教育消费的因素中，收入是最根本的因素。葛继红通过对江苏省农民文化消费进行调查，对364份微观调查数据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农民收入水平是影响农民文化消费的重要因素。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统计数据，2014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0167.1元，比上年名义增长10.14%，人均文化教育娱乐支出为1535.9元，比上年名义增长9.88%。[10]从数据可以看出，居民的文化教育娱乐支出几乎与收入同比例增长。可见，中国城乡居民收入的快速增长是中国文化教育消费需求增加的经济基础。第二，居民消费观念。尊师重教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诗书传家是每个家庭的期望，每个家庭都希望为子女创造良好的学习条件，尽可能使子女受到良好的教育。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高层次人才日益受到重视，高学历高技能成为社会竞争力的主要内容。投资子女的教育成为众多家庭消费的重头戏。根据相关调查，中国居民家庭储蓄的43.5%是为子女教育支出准备的。可见，中国居民教育消费观念是支撑文化教育消费不断增强的主观基础。第三，文化教育政策。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换的过程中，文化教育产业供给部门多数仍然作为事业单位，文化教育产品的供给受到政府政策的较大影响。20世纪末，开始实行教育改革，将原来单独有国家承担的教育成本改为国家和家庭共同承担，其中学杂费是比重最大的教育支出。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3年全国教育部门学杂费收入3737亿元，比1997年名义增长104.63%，教育支出呈快速上升，远远超过同期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和人均可支配收人的上升幅度。根据供求一般规律，商品(服务)价格上升，会导致需求下降，但是不同商品（服务）需求量对其价格变动的反应程度即需求弹性是不同的。经济学家将价格变动时，需求量不变的情况定义为需求弹性为零，将需求量变动的百分比小于价格变动的百分比的情况（即弹性系数小于l）定义为缺乏弹性。根据美国经济学家麦克弗森的研究结果，学费的变化对入学率有一定的影响，弹性系数约为0.3，属于缺乏弹性。从中国的实际情况来看，自1997年下半年以来，中国经济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长期以来经济生活中的供不应求变为供过于求，卖方市场变为买方市场，短缺经济时代基本结束。但教育市场仍处在供给不足的卖方市场状态，与经济发展的总体格局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因而学杂费支出的快速上涨并没有对入学率产生太大影响，教育产品的价格增加进而引起居民文化教育消费的增加。可见，文化教育政策是影响文化教育消费市场的重要因素，是中国居民文化教育消费发展的政策基础。第四，文化教育供给。文化教育供给从数量和结构两个方面影响居民的文化教育消费。1999年以来中国实行高校扩招，根据中经网统计数据，1999年普通本专科招生数为159.7万人，比上年增长47.32%，截止2014年，普通本专科招生数达到737.8万人。随着高等院校扩招，中小学机构数以及各类民办机构也逐年增长，居民受教育程度普遍提高，成为居民教育消费水平大幅上升的重要因素。随着文化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入，文化教育供给结构也发生了变化。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文化生产的最终动力只能来自于人民群众的文化教育消费需求，文化生产发展必须依靠文化教育消费来拉动。长期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文化体制其实是一种“配给制”文化供给，与人民群众内生性的文化教育消费需求没有或缺乏直接联系。目前主要的文化教育消费供给集中在以升学为主线的学历教育，成人教育、技能教育、兴趣教育相对较少。研究表明，居民接受教育的最主要动因是升学和就业。教育产品供给种类的不均衡，限制了文化教育消费的进一步发展。教育供需的错位直接影响文化教育消费水平。所以，文化教育消费供给的提高和发展是中国文化教育消费发展的前提条件。第五，社会保障。根据生命周期理论，人们会用自己一生的整体收入来平滑自己一生的消费水平，通过储蓄工作时多余的收入为退休以后提供保障。而社会保障制度为人们退休后的生活提供了资金支持，人们会倾向于将当前用于保障未来的储蓄适当减少而转化为当前消费的增加。[11]目前随着中国社会保障制度和体系的不断完善，为城乡居民基本生活提供了制度保障，使得居民能够将工作阶段的收入更多的投入到当期进行消费，客观上能够增加当期的文化教育消费。所以，社会保障是居民增加文化教育消费的保障基础。

四、文化教育消费发展的政策引导

促进文化教育消费发展，必须建立在对居民文化教育消费现状了解的基础之上，并认清其主要影响因素和机理，从增加居民收入、引导消费观念、优化产业政策、改善教育供给、完善社会保障等方面对文化教育消费加以引导，具体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一）增加居民收入增加居民收入，关键是要加大劳动报酬保护力度，提高普通劳动者收入水平。要健全工资决定机制和正常增长机制，努力形成反映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和企业经济效益的工资决定机制和正常增长机制。此外，还要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比如拓展金融产品投资渠道，健全多层次资本市场，丰富债券基金、货币基金等基金产品等。只要居民收入提高了，再配合其他政策的引导，文化教育消费水平一定能“水涨船高”。（二）改善消费观念随着高校扩招和经济进入新常态，部分大学生就业困难，“新读书无用论”在社会上尤其是在广大农村已呈蔓延之势，大学学费太高、毕业后工作难找是主因。文化教育投入即时消费又是投资，就业困难只是短期现象，长期居民素养的提高更有利于家庭的发展和社会的和谐。要重视对文化教育消费观念的引导，使人们能够摆脱文化教育消费的误区，树立健康的教育消费理念，正确看待文化教育消费投资和回报在时间上和表现上的不同。（三）优化产业政策通过制定适当的倾斜政策，不断增加对教育的投入，引导社会资本发展文化教育产业。变传统的抑制型、自我积累型、自我服务型政策为现代的鼓励型、信贷支持型、社会服务型的政策。比如除了保持和发展高校内部原有的教育消费贷款外,要重点发展商业银行的助学贷款,并着力完善担保、贷款额度、还款期限、贷款利息等相关实施办法。（四）改善教育供给怎样启动消费，中国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认为采取各种手段发挥供应方面的潜力，提供经得起消费者挑剔眼光的有效商品，刺激需求，并由此形成供给扩张与需求扩大的良性循环。刺激教育消费也是如此，必须首先改善教育的供给。改善教育的供给必须从教育供给的数量和结构两个方面入手，一方面扩大教育规模，保持高等院校招生合理增长，以满足人们越来越高的读书、学习的消费需求。同时还要鼓励民间办各种各样的义务教育学校，包括贵族学校、营利性学校，以减轻各方面负担，缓解对义务教育的制约。另外一方面努力改善教育供给的结构，教育的供给要多样化，除了传统的学历教育和成人教育，应该鼓励大力发展技能教育和兴趣教育，积极发展职业教育、成人教育、远程教育和二次教育、终身教育，网络教育等其他多种教育方式，要加快发展城乡职业教育和网络培训，教育内容和手段要高科技化等。使受教育者能够在文化素质、职业技能和职业道德水平得方面得到普遍提高，提供有质量、有差异的教育供给。尤为重要的是要面向广大农村，培养大批有针对性、实用型的中学后人才。中国农村中学后教育极端缺乏，若能针对农村学生特点，开展形式多样、收费合理、高质量的中学后职业教育，市场将会很大。（五）完善社会保障随着中国逐步完善养老保险、失业保险、最低生活保障、最低工资制度等的全国覆盖，为居民文化教育消费提供了保障基础。但是社会保障制度的不均衡不完善，依然制约着老少边穷地区和城乡贫困家庭的文化教育消费。应该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机制，为老少边穷地区和城乡贫困家庭提供基本的社会保障，减少其生存压力，保障其发展动力，促进这些地区和家庭能够负担基本的文化教育投资成本。这不但能够增加居民文化教育消费，而且对于社会和谐和共同富裕也有着重要的意义。注释①本图中城镇居民人均教育消费、人均文化消费等数据直接来源于《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数据库》，城镇居民人均教育消费占文化消费的比重变化系作者计算得出。农村居民文化教育消费数据借鉴徐雪高、张振的做法，选自农业部农村固定观察点办公室。由于农村固定观察点从2003年开始统计“旅游消费”，为了与城镇居民文化消费相比较，故农村居民教育消费从2003年开始分析。

作者:黄容 单位:南昌工程学院经济贸易学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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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徐雪高，张振.中国城乡居民文化消费的特征及趋势[J].经济纵横，2014（10）：35-38.

消费教育范文篇6

一、组织领导

为加强对消费教育和消费引导工作的领导，市工商局成立××市工商局消费教育和消费引导工作办公室，由局长任办公室主任，分管副局长任副主任，消保科、办公室、_____指挥中心、消委办、信息中心、个私协负责人为办公室成员。消保科负责牵头组织，相关职能部门分工协作，各负其责。各县市区局也要成立相应的组织机构，切实加强领导，确保工作落到实处。

二、工作目标

通过对广大消费者开展消费宣传教育和消费引导，普及消费知识，提高消费者的依法维权意识和能力，积极促进和谐消费；通过对生产经营者开展消费宣传教育和消费引导，提高其诚实守法意识和自律能力，以其合格的商品和规范的服务对消费者负责；通过对行业协会开展消费宣传教育和消费引导，更好地发挥行业监督和行业自律作用，有效规范行业行为，更好地服务消费者；通过开展消费宣传教育和消费引导活动，提振消费信心，提高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有效促进经济平稳快速发展。

三、工作措施

（一）广泛开展消费教育引导活动

_、由各级消委办牵头负责，个私协会配合搞好以下活动：通过组织消费维权报告会、编发宣传教育提纲、制作宣传教育图片，开设消费教育专题讲座和社区巡回演出，举办知识竞赛以及柜窗、宣传栏张贴宣传资料等多种形式，将科学的消费理念和消费方法介绍给消费者。加强对新产品、高科技产品和“家电下乡”产品消费的宣传教育，引导消费者科学消费；加强对电视购物、目录销售、上门推销等新型营销方式的介绍，引导消费者理性对待广告和促销，做到理性消费；以电信服务、家电维修、旅游服务、餐饮服务、美容美发、装饰装修等服务消费为重点，加强教育和引导，使广大消费者对日常生活服务业的营销方式和经营手段有基本的了解和认识，积极培育和提升消费能力，确保消费者放心消费。

_、由各级_____机构负责搞好以下活动：组织相关行业的专业人士、基层消费维权工作者深入城市社区和农村田间地头、深入基层、深入群众，有针对性地进行消费宣传教育和引导。重点抓好农村消费者教育，通过以会代训、短期培训等形式，加强对_____联络站站长的培训，使之成为农村消费维权知识的宣传员。继续大力推进_____行政执法体系“四个平台”建设，通过认真受理和解答消费者咨询、申诉和举报，建立和完善消费者咨询知识库，按照有关规定和程序及时市场监管信息和消费警示、提示；着力办好《_____工作简讯》，及时相关资讯。加强与政府有关部门、学校、科研单位和与消费者日常生活关系密切的商品和服务行业协会、企业的合作，突出以人为本，通过指导、协调相关组织和企业开设“消费课堂”，组织开展“消费体验”活动，更好地发挥行业监督和行业自律作用。

_、由各级消保机构负责组织开展以下活动：通过举办食品经营者专题讲座和培训班，印发宣传教育图片和宣传资料等方式，深入开展《食品安全法》宣传教育活动；开展“百城万店无假货”和“农村食品放心示范店联系点”等创建活动，推进其诚实守法意识和自律能力，以其合格的商品和规范的服务对消费者；有针对性地对群众投诉比较多的行业、部门、领域开展专项消费维权执法行动，严厉查处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案件，并同平安建设、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和整顿规范市场秩序等工作有机结合起来，相互促进，努力营造良好的消费环境。

（二）精心组织新闻媒体开展消费教育引导活动

_、注重选择多种多样的载体，充分发挥电视台、广播电台、报刊等媒体的作用，与相关媒体合作，制定宣传报道和教育引导计划，统筹安排好时段、版面和栏目、节目，形成宣传合力，营造良好氛围。由各级局办公室负责牵头，消委办、_____机构提供维权案例和消费知识，消保机构提供查处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案例。

_、充分利用××红盾信息网的“消费维权”专栏，组织开展网上消费维权成就展、网上消费知识竞赛、网上征文等活动，主动设置议题，吸引网民参与，加强教育引导，使互联网成为人们了解消费知识、提高维权意识和提振消费信心，扩大消费需求的重要平台，为促进消费拉动经济增长发挥积极的作用。由各级消委办牵头负责，信息中心、消保、_____机构配合。

消费教育范文篇7

一、总体目标

通过深化《消法》等法律法规教育，建立相关消费教育平台，按照“政府引领、消委牵头、部门联手、齐抓共管”的原则，积极开展有针对性的消费教育，争取用3—5年的时间，在我市初步建立起多层次、多渠道的国民消费教育网络体系。

二、教育对象

(一)在校学生的消费教育

通过教育部门将消费教育纳入学校基础教育、素质教育之中，建立一整套从小学、中学到大学的全面、科学、完善的消费教育体系，有组织、有计划、有系统的开设消费教育课程，使在校学生从小接受消费教育，培养良好的消费观念。

(二)社会成人的消费教育

1.通过人事部门将消费教育纳入公务员和机关事业编制人员素质教育，有组织、有计划、系统的开展科学消费知识和新消费理念教育培训，提高机关工作人员的综合素质。

2.通过工会将消费教育纳入职工技能教育，针对职工教育对象的年龄、心理特点和接受、理解能力等，编写提高消费技能、技巧和个人修养方面的消费教育教材及资料，循序渐进的提高职工的消费知识水平和消费能力。

3.通过社区将消费教育纳入群众生活常识宣传，普及科学的消费知识，倡导健康的消费习惯、消费方式，促进广大消费者树立理性化的消费理念。

4.通过协会(以个体、民营协会为主的行业协会)将消费教育纳入企业教育工作，引导企业真实、正确商品信息，宣传新产品知识，强化自律，营造良好的市场环境。

5.通过乡镇(村)将消费教育纳入普法教育，普及《消法》等有关保护消费者权益的法律法规，提高农村群众维权意识和自我保护的能力。

三、教育方式

国民消费教育工作方式有：消费教育培训、消费知识宣传、真假商品识别、名优产品展示、商品实物比较试验、消费维权成果展示和多媒体电教等。

1.建立消费教育讲师团。邀请专家(部门)参与消费咨询、讲座等消费教育活动。

2.在社区和大型商场建立消费教育服务工作站，形成消费教育和消费维权的基层网络。

3.与12315指挥中心紧密协作，在商品检测、比较试验、信息等方面资源共享，及时向消费者提供真实的消费信息。

4.建立消费教育网络，与工会、社区、协会、乡镇、人才交流中心联合开展消费教育，采取讲座、培训等多种形式，强化对消费者的宣传教育。

5.建立市消费咨询服务中心，消费者可从中查阅资料、看录像、听讲座、进行咨询，举办真假商品识别展等。

6.创办国民消费教育刊物，消费警示，公布消费调查、比较试验结果，提供消费信息，引导科学消费。

四、工作职责

市消保委：主要负责制定消费教育工作规划，承办国民消费教育中心各项工作的具体组织实施和日常事务，开展消费调查、比较试验，消费警示，提供消费信息。

市财政局：主要负责国民消费教育中心日常工作经费保障。

市工商局：主要负责对市场经营主体的《消法》等有关法律法规教育，督促其履行好《消法》赋予的义务；抓好识别真假商品知识的宣传，做好流通领域商品质量抽查与抽查结果的信息。

市教育局：主要负责组织指导学校开展消费教育工作，参与消费教育平台建设。

市人事局：主要负责机关工作人员消费教育，配合储备消费教育师资力量，配合建立各类消费教育专家库。

市民政局：主要负责社区居民消费教育的组织指导。

市总工会：主要负责企业工会会员、外来民工的消费教育。

市妇联：主要负责妇女儿童消费教育工作。

市发改委、经委、规划建设局、工商联、个私协会：主要负责企业及个体工商户诚信教育，引导其强化行业自律，增强文明、诚信、守法经营意识。

各乡镇(村)：主要负责农村消费教育。

市委宣传部：主要负责督促指导广播、电视、报刊等媒体做好消费教育宣传工作，参与制定消费教育工作规划。

市卫生局：主要负责卫生保健常识的宣传教育，督促医疗行业加强自律。

市质量技监局：主要负责产品知识教育，抓好真假产品识别知识的宣传。

市食品药品监管局：主要负责正确使用食品药品、识别真假食品药品等知识的宣传教育。

消费教育范文篇8

一、转变观念，加强对国民消费教育工作的引导和领导

开展国民消费教育工程，是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的迫切需要。其目标，就是要在全社会转变消费观念，转变经营理念，提高消费质量，提高消费维权能力，建立市场诚信体系，扩大内需，拉动生产，实现积累和消费的互动发展。消费教育的形式多种多样，内容各具特色，范围覆盖很广，需要全社会的大力支持，逐步树立科学健康的消费观，不断增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社会基础。

开拓消费教育重点是观念，关键是政府。各级党委、政府应当转变行政工作理念和思路，提高对社会消费的重视程度，加强对消费教育、维权工作的领导和分类指导，开展“关爱消费者”行动，建立相应的政策、体制和制度，逐步形成政府主抓、消委会主办、行业协会牵头、企业主打、社会广泛参与的多层次、多渠道的国民消费教育网络。党员同志要以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为契机，发挥先锋模范带头作用，在全社会推进先进的消费理念和文化。

消委会应坚持以党的方针政策为指导，以推动全民消费教育为突破点，着力引导消费维权工作从受理投诉、事后补救向事前预防、引导消费方向转变，充分利用自身优势，面向消费者，围绕消费理论、消费观念、消费技能、消费方式、消费者权益保护等方面开展全民消费教育工程，不断提高认识，创新工作理念和方法，推广科学的消费文化，积极争取政府和社会各方面的支持，如邀请法院和司法部门的同志担任消法指导员等，普维并举，注重社会实效，增强全民消费素质，提高消委会整体维权能力，与时俱进，不断适应社会形势的发展，实现“两个转变、两个提高”的目标，将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推上一个新的发展台阶。

二、加强国民消费教育的立法工作和经营者职业道德建设

我们应当坚持依法治国的方针，以提高全社会消费质素为重心，依法开展消费维权各项工作。消委会要积极主动推动国民消费教育的立法工作，配合各级人大和政府，争取在法律中明确规定国民消费教育，将消费教育转变为政府行为、社会行为，促进消费教育建章立制工作，使各个领域、各个层面的工作有章可循，探索建立消费教育工作的长效机制。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应当明确授权消委会开展消费教育活动。国务院或工商、司法、教育等行政部门应当制定相应的行政法规或部门规章，明确规定消费教育的指导思想、教育对象、范围、内容、方式、手段、管理部门等内容，使消费教育逐步迈上规范化、法制化的轨道。在经营者的市场准入方面，通过立法规定经营者在登记注册前和年审时必须接受消费者权益保护相关培训，在经营者中通过行政强制手段普及消费教育，树立经营者自觉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的意识。

消费教育也是行业组织和企业责无旁贷的义务，应该制定行业经营职业道德规范，积极主动地增加对消费教育的投入，拓展消费教育途径，开展经营者职业道德教育和消费的专业教育，帮助消费者科学消费，引导行业良性发展。

三、整合资源，构建立体、动态的中国特色全民消费教育体系

消委会要牢固树立服务的宗旨，将消费者组织发展成为服务型组织，综合、合理、有效地利用社会资源，依靠群众的力量，整体推进国民消费教育的发展，形成群众性消费文化，培养自觉、自立的消费者。我们要形成法制宣传职能部门、各级国家机关、新闻传播机构以及包括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在内的全体公民之间，上下联动，全面发展国民消费教育网络；要结合经济社会的发展，针对消费者的学习能力和接受能力，努力探索更易为消费者接受的宣传教育形式和方法，增强消费教育的实效性；要特别注意发挥电视、广播、报纸、网络等大众传媒的作用，发挥它们迅速、生动、直观的优势，寓教育于新闻事件，寓教育于百姓生活，寓教育于文艺娱乐，提高消费教育的覆盖率和吸引力。

大众媒体“应当做好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的宣传，对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进行舆论监督”，积极参与全民消费教育工程的建设，将消委会的活动纳入公益广告宣传范畴，实施减免费政策。电视台、电台应学习和借鉴英国、香港的工作模式，争取每天抽出30—90秒钟的时间进行免费消费公益广告宣传，制作不同题材的节目，反复播出；也可以与消委会等有关机构联手，组成专门制作组和主持人，开设“今日消费”系列节目，定期播放侵权案例追踪报道，对侵害消费者权益的行为事件进行“亮相”、评论和谴责，介绍有关法律法规和消费知识。

我们要利用互联网开展面向全社会的消费教育，建立和完善全国性和区域性的消费教育平台建设。互联网具有信息量大、参与人多、及时、互动、共享等优点，可以向消费者提供消费活动所需要的消息、数据、资料、知识等全面的信息。同时互联网用户是最易接受新知识、掌握最先进科学技术的群体，吸引他们参与到消费者教育活动中来，相互交流、共享各种消费信息，就能大大推进我国消费者保护运动的进程。深圳市消委会于2003年开通了“消费维权在线”网站，截止2004年9月已为2500多人提供了咨询服务，访问人数突破32.5万人次，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荣获中国消费者协会3·15集体金质奖。

四、加强组织创新和制度创新，完善消费教育队伍建设

消委会要加强组织创新和制度创新，完善消费教育基层组织建设和工作队伍建设。消委会应当与街道司法所结合，在社区和商业区建立消费教育服务工作站，将消费教育深入到社会的每个角落，形成完善的消费教育和消费维权基层网络，结合实际，开展消费教育和维权示范单位和先进个人创建活动，积极参加“12.4”全国法制宣传日活动，提高依法维权水平。

开展消费教育，必须搞好消费维权工作者的自身教育。消委会要加强自身干部队伍的素质建设，与工商、司法等行政管理部门合作，联手开展各种法律培训和技能培训，建设学习型组织，提高消委会队伍的综合素质，才能为消费者提供优质服务，不辜负广大消费者对消费者组织的深切厚望和期盼。在科研上，消委会应当建立自己的研究部门和研究班底，增强工作的前瞻性。

我们还要加强消费教育志愿者队伍建设，使消费教育迈上社会化、信息化的轨道。一要建立消费教育讲师团，邀请专家、教授参与消费咨询、讲座等消费教育活动，提高消费教育的理论研究水平；二要充分吸收社区的老党员、老同志参加，发挥他们消费知识、经验丰富的优势；三是与律师事务所合作，吸引法律专业人事参与消费教育宣传教育活动和维权工作；四是建立消费维权信息员队伍，及时收集消费问题相关信息，主动预防群体性事件和暴力事件；五是与“12315”和“160”专线电话相结合，建立消费教育咨询电话，随时回答群众对消费知识和相关法律法规的咨询要求。

消委会应建立工作量化考评指标体系，将消费教育工作作为维权工作的重要指标，建立和落实国民消费教育工作责任制，使国民消费教育经常化、规范化、制度化。

消费教育范文篇9

关键词：家庭消费；伦理教育；可持续性消费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科技的进步，人们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作为人们主要消费场所的家庭也会在全球化浪潮中接受丰富的、先进的生活方式和消费理念，同时，也必将面临着许多道德选择的难题，这些难题的解决与否将关系到个人、家庭、社会的生存与可持续发展。家庭自身应该承担起责任，树立健康消费观念、制定合理的消费策略、规范家庭成员的消费行为，使我们每个家庭在物欲横流、各种非理性的个性化理念与价值观充斥的纷繁复杂的社会环境中，真正做到理性消费，真正获得高质量的生活。

一、加强家庭消费伦理教育的必要性与紧迫性

加强消费教育，培养健康文明的消费观念和消费行为，既是长远大事，也是当务之急。日本学者小林实早就提出：“产业的发展，需要培养贤明的消费者。今后在政策观点上要重视充实消费者教育，开展培育有良心的消费者运动”，“日本产业之所以能够从经营指导思想重视产品质量，是由于日本的消费者，特别是战后提高了教育水平的日本妇女具有识别商品的眼力”。[1]很多国家，特别是美、日等国，半个世纪以来，已建立了比较完整的消费教育体系，纳入各级学校教育之中，取得了显著的效果。中国近一二十年来，国民消费教育，已成为近几年全社会尤其是学术界讨论的热门话题。有些省市虽然搞了一些消费教育，但从全国来说，还没有建立比较完整的消费教育体系，还没有转变为政府行为，把它纳入基础教育、素质教育之中，列入学校计划之中。而对以家庭为基本单位筹划消费教育还未予以充分重视。著名学者卢嘉瑞认为：“所谓消费教育，是指有组织、有计划地向全体国民传授消费知识和技能，培养科学文明的消费观念和维权意识，提高消费者自身素质的一种社会教育活动”[2]。按照卢嘉瑞教授的理论，家庭消费教育的目标是，培育“六有”的消费者：有消费经济学常识；有科学的正确的消费观念；有科学的消费知识、技能和方法；有文明的消费习惯和消费方式；有个人和群体的消费行为有利于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责任感；有能动的、强烈的维护消费者权益的意识。家庭消费教育是国民消费教育的重头戏。实施国民消费教育要考虑以家庭为基本单位，培育家庭形成一种文明、健康消费观念和行为，才能取得比较理想的效果。

二、家庭消费伦理教育的内容

家庭消费教育的内容很广，覆盖面比较宽。但从总的来说，属于文化方面的教育，包括物质文化、精神文化、生态文化方面的教育，具体包括消费观和消费道德教育、商品知识和消费知识以及消费政策和法律、法规知识等方面；同时根据不同的家庭成员对象，确定主要内容和侧重点。

1.消费价值观和消费道德教育。价值观、消费观和消费道德，是家庭消费教育的极重要的内容。张梦霞教授曾在她的专著《女性价值观与购买行为》中，运用实证研究方法，有力地证明了：价值观的重要作用之一在于，它构建了人的信仰和态度，并指导着人们的行为。价值观指导着个体行动和态度，是个体态度和行为的导向仪，并直接指挥着个体决策系统。由于消费者的购买行为是一种直接反映人的需求、欲望、物质和精神利益追求的特殊而具体行为，消费者对其购买行为的价值感知和判断会受到价值观这种思维定式的影响[3]。比如，以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价值观、道家文化价值观与佛家文化价值观为例，研究证明，消费者的儒家文化价值观特征越显著，越倾向于选择象征性消费模式（也称炫耀性消费）；道家价值观越显著，就越倾向于选择绿色消费模式；而佛家价值观越显著就越倾向于选择实用性消费方式。由此可见，通过各种渠道培养家庭成员正确的、适度、科学的消费观念是家庭消费教育的核心。

2.商品知识与消费知识方面的教育。在当代，商品和劳务丰富多彩，特别是有些商品科技含量高。加之伪劣假冒，充斥市场，如果不具备丰富的现代商品知识和消费知识，就难以在商品的海洋中，选择自己最需要、效用最大化商品，更难以抉择其于社会的道德立场，甚至可能上当受骗。为此，家庭消费教育还必须适应时代的需要进行现代商品和劳务知识以及如何正确制定家庭消费方针的教育。让每个家庭在进行消费决策之前了解：商品和劳务是否对家庭成员身心健康有影响，对凡是有害于家庭成员健康的消费产品一概排斥，比如烟酒、黄色庸俗消费项目等；商品与劳务是否符合绿色消费原则，是否会对环境造成污染，对社会资源造成浪费，对一切会破坏生态的消费品予以排斥。

3.消费政策和消费法规的教育。市场经济是消费者主权的经济，也是法制经济，如果不懂消费政策、法律、法规，就会影响自己的消费行为，甚至会影响消费质量的提高，造成一些非法的消费行为。有些甚至在消费的过程中，明知道自己的权益受到侵害，也无法切实运用法律手段维护自己的权益，比如，有些服务性行业，误导消费者进行一些不良甚至非法消费，消费者常常是不知如何应对。在现实生活中，许多家庭人员的非法消费行为是与他们法律知识的匮乏分不开的。因此，在开展家庭消费教育时，适当地向广大家庭宣传国家现时期的消费政策，以及消费法律与消费法规是十分必要的。

4.根据不同的家庭以及不同的家庭成员选择不同的教育内容。家庭消费心理和行为受收入差别、文化程度、传统习俗诸多因素影响和制约，因此，各个家庭不仅存在共性，而且也会存在各自的特性。家庭消费教育应该特别注意家庭的共性和特性，以及不同家庭成员的生活经历和心理特点，制定教育内容，选择教育方式。

三、家庭消费伦理教育的领域和渠道

如何把家庭消费教育的上述内容传授给不同年龄阶段、不同性别的家庭成员，需要采取一定的方法和途径。在这一方面，一些发达国家有比较成功的经验可以供我们借鉴。这些经验主要有：政府高度重视，如美国：用行政法规强化消费教育，如日本：将消费教育纳入学校教育之中，开设消费教育的专门课程。日本是最初提出学校消费者教育重要性的国家，其次还有美国、马来西亚等国家。同其他国家相比，中国的消费教育研究和消费教育工作只能说是刚刚起步，差距还比较大。但我们可以从这些发达的国家吸取有益的经验，拓展家庭消费教育的领域，多渠道的开展家庭消费教育。

1.家庭自觉开展消费伦理教育。家庭是人们活动的主要场所，家长是子女的启蒙老师，再加上家庭中的一种特殊的亲情关系，更利于家庭消费教育收到成效。家庭的消费决策者除了自身应有科学合理消费的观念与行为之外，更负有对家庭成员进行随时的消费教育的义务。这就要求，作为家庭消费决策的家长，首先要做到率先垂范，杜绝一切不良的消费观念和消费习惯。如奉行“今朝有酒今朝醉”的及时行乐主义、“树活一张皮，人活一口气”的盲目攀比心理，以及黄赌毒等一些不法消费行为，做到节俭与合理消费相结合。其次，对家庭其他成员、特别是年轻一代进行及时的健康消费教育，采取措施纠正存在的不良消费倾向。同时对子女进行劳动教育，节俭教育，以及金钱观教育。引导家庭成员合理消费，形成一种良好的家风，既有利于家庭成员健康人格的塑造，对社会的风气也会起到一定的净化作用。

2.学校有计划地对青少年开展消费伦理教育。根据零点调查集团的一项定量研究结果表明，在家庭消费的许多领域，孩子对于家庭消费项目的购买决策具有重要的影响力。这家调查公司的研究人员还根据近年对城市少年儿童状况的若干调查结果，对当前青少年个人的消费能力的持续增长与少年儿童对家庭消费影响力比重相对偏高提出警告：随着三人之家群体已构成中国城市家庭的稳定形态，对独生子女的家庭约束机制尚不成熟，经济社会生活节奏加快导致的中青年群体的家长群体可用于家庭活动时间的减少，少年儿童对家庭消费决策的高影响力会形成新形式的非理性化消费[4]。这批对家庭消费决策具有高影响力的青少年们绝大多数的时间都在学校度过，因此，把家庭消费教育延伸到学校，显得异常迫切。相当数量的学生的消费行为已经处于一种不良状态，盲目消费、过度消费甚至进行一些有害消费。从当前青少年违法犯罪现状来看，因比吃比穿、讲享受、讲排场而发生的侵财案件，占到了80%以上。由此可见对学生进行正确的消费伦理教育，培养学生勤劳节俭、艰苦奋斗的精神和品质，已是刻不容缓的任务。学校教育是提高消费者素质的最有效的途径，它能有计划、有组织的进行教育。学校教育应该成为中国宣传消费观念、培养消费道德的主体。学校不仅应该提供基本的消费知识和消费技能的教育，更重要的是，向处于不同年龄阶段的学生宣传正确的消费观念，包括节俭消费、健康消费理念、绿色消费理念以及理财知识等。

3.社会消费教育。社会消费教育是指运用各种社会力量开展家庭消费知识的教育。可以采取以下几个方式进行：以各级消协组成全国性消费教育网络，在维护消费者权益、向消费者提供消费信息和咨询服务的同时，向人们倡导一种正确积极的消费理念。其次，大众传媒是进行消费道德教育最持久、最经常也是最有效的形式，利用各种传媒如电视台、电台、书籍、报刊及各种文艺形式经常性的开展家庭消费教育，或通过一些典型人物的报道，或通过一些理财专家的讲座形式，向社会受众传达科学合理的消费文化。

参考文献：

[1][日]小林实.东亚产业圈[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239.

[2]卢嘉瑞,田学斌.论国民消费教育[J].消费经济,1999,（5）.

消费教育范文篇10

关键词：教育政策；农村家庭；教育消费；影响

教育政策是实现整个国家教育发展目标的重要手段，反映了政府在一定社会发展阶段对教育发展不同途径和方向的选择，其变化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政府对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意志与愿望。从1985年开始的教育体制改革到2006年这22年间，年均出台88.8件教育政策，这些政策的出台促进了教育的快速发展，同时也改变了家庭教育消费，特别对收入增长缓慢的农村来说，教育政策变化影响着他们的家庭生活消费。

一、教育政策的变化发展

（一）不同类型划分的教育政策变化分析

1、教育管理政策的内容及主要变化。一是各种宏观指导性的政策，主要包括法制建设、政治思想教育等方面的内容，该政策的变化主要强调了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和弘扬社会主义精神风貌。二是教育经费的政策，主要包括拨款、学费、国家助学贷款等方面的政策，其变化始于1985年。在这之前，中国教育财政体制主要是单一的国家供给制，无论义务教育还是非义务教育，由私人分担的比重都不大。1985年后，基础教育实施财政分权改革，基础教育投资责任层层下放，农村地区教育筹资负担加重，特别是非义务教育收费制度改革提高了教育收费标准，使家庭分担教育成本的比例不断上升，其变化对家庭教育消费影响较大。三是教育管理的政策，包括教育举办权、后勤社会化等问题，该政策的变化强调了教育决策的自主权、不同层次办学主体的资格以及高校后勤管理社会化的问题。四是教育环境的政策，该政策主要强调包括校园周边环境、学生外出活动安全、校园文化建设等内容。

2、教育教学政策的主要内容及主要变化。教育教学政策主要包括以下5种政策：一是教学的各种具体政策，包括课程、教材、教学计划等方面的政策；二是关于教师的政策，包括教师的培养、培训、聘任等问题；三是关于学生的政策，包括学生的学习、思想、品德等问题；四是关于质量的政策，主要反映在优秀人员奖励、教学评估等方面；五是有关学术的政策，包括学术组织建设、学科建设等方面的政策。这些政策的变化主要表现为对教育教学单位自主办学条件下的教学活动规范化管理，其变化对农村教育消费的影响很小。

（二）不同层次划分的教育政策变化分析

1、基础教育教育政策变化。基础教育是提高整个人民群众和民族的文化素质，关系到整个民族文化和素质的根本。因此，国家不断地集中精力普及九年义务教育，政府及教育主管部门不断制定和出台政策指导来支持基础教育的改革和发展。这种变化主要体现在基础教育投资责任的变化：基础教育投资责任层层下放，农村地区教育筹资负担加重，为了扭转了农村教育政策不力的状况，2006年起开始实行了免除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学杂费的重要政策。

2、高等教育教育政策变化。高等教育是培养高层次专门人才的教育，它是一种非义务教育，且其常具有十分突出的专业性。中国的高等教育由过去的精英教育逐步向大众化教育转化，高等教育收费由国家主要供给逐步向个人负担转变，大众化教育使得高等教育不断扩展，特别是1999年后的扩招，高等学校的数量急剧上升，为了适应时代对高等教育超常规发展的要求，出台了一系列教育政策来规范和引导高等教育。这些高等教育政策的变化主要体现在教育经费、教育教学管理、教育管理等方面，而且这些政策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教育的产业化

和市场化。

二、教育政策变化与农村教育消费的影响

（一）农村教育消费变化状况

本文以中部地区的江西省1995～2007年农村居民的教育文化人均现金支出为例来说明农村家庭教育消费的变化状况。

1、农民家庭教育消费支出成为家庭消费的主要部分。从表1可以看出，文教支出占家庭消费支出的比重一直维持10%以上，最高达16.23%。对于广大农村家庭特别是中西部农村家庭来说，教育消费支出在农村家庭总支出中居于首位，这多是以农村家庭一部分成员取消享受资料、发展资料，仅维持低层次的生存需要为代价的。

2、农民家庭教育消费结构比较单一，学费支出成为教育消费的主要部分。农村教育消费比较单一，消费支出主要为学费支出，学费支出占教育支出的比例基本上都在75%以上，特别在高校扩招和还没有实行农村义务教育免费的那几年，学费支出基本上占教育支出的80%以上，最高达84.94%。这一点说明农村除了缴纳学费以外，用于提高综合素质的其他教育却很少。

3、国家义务教育免费政策使农民受益。2006年开始在西部地区和部分中部地区实施免除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学杂费的重要政策，从表1的数据可以看出，农村教育消费占收入和占消费支出的比例从2006年开始有所下降，到2007年均下降近2个百分点。

（二）教育政策变化对农村教育消费的影响

教育政策对农村消费影响最大的政策就是教育经费的政策，其变化特点若拿“90后”的话来说就是“以前读小学要钱，读大学不要钱，轮到我们现在是读小学不要钱，读大学出大钱”，这说明了基础义务教育与非义务教育在收费方面的差异。由于目前实行九年制义务教育，免除了学杂费、书本费，初中生每学年的收费仅400元至800元，对于农村来说负担也不算不大。随着中考和高考升学率的提高，越来越多的农村学生进入高中或中职学习，非义务教育的高中（高职）及高等教育的教育消费支出大增。以江西省调查为例，高中生每学年的收费为2000~3800元，另外由于乡镇级的高中制学校较少，基本都集中到县城及以上，所以农村学生多数都是住校，因此住宿费、伙食费等费用的支出对于农村家庭来说偏高。

另外，高等教育消费年年递增，已成为一些农村家庭的最大负担。从1995年至今，大学学费从每年几百元一路飙升至4000-8000元不等，学费猛涨约15倍。40%的农村家庭认为教育消费支出负担重，50%认为较重，只有10%认为轻。这道出了教育体制的改革使我国高等教育经费由国家财政单一供给向多渠道筹集转变，多种渠道的学校自筹经费在高校经费投入结构中的比例呈上升趋势，这使得高校向受教育者收取较高的学费，这对大部分农村家庭的教育消费形成了一定的压力。

（三）教育消费支出对农村家庭生活水平的影响

教育政策使农村的文化水平大幅上升，科技文化给农民增收带来了收益，农村生活水平日益得到改善，农村教育消费支出增加。但在农村出现的教育消费型贫困与当前教育收费居高不下密切相关，使得农民不堪重负。从表1数据可知2007年江西省人均可用于储蓄的金额最大为1102元（用收入减去生活消费支出），而1位大中专生1年的学费最低在4000元以上，也就是说，农民家庭中4人才能送1个大中专生上学。而因“家庭收入低-没钱投资教育-子女就业机会少-子女收入低-新一代家庭收入低”，这成为一个贫困代际传递的“怪圈”，“教育消费型贫困”带给许多农民担忧的前景。

三、提升农村教育消费的对策

（一）增加农民收入，提高农民致富能力，提升教育消费能力

虽然全面免除农村义务教育学杂费政策，使农村文化水平得以提高，但农民的教育消费质量和水平依然不容乐观，现行的高教收费政策对广大农民来说压力依然巨大。因此，积极关注地方特色农业、产业化的发展，出台具体的支农措施，支持农村经济发展，增加农民收入，提高农民致富能力，拓宽农民增收的渠道，才能从根本上提高农村居民教育消费的承受能力。

（二）提高大学毕业生就业率和教育投资回报率，增强农民教育消费的信心

对于农村家庭而言，接受教育要付出很高的成本，其接受教育是为了改善生存条件，但其收益却并不明显，这显然会抑制农村教育消费的增加。各级主管部门、高等学校和用人单位要积极推动大学生就业工作，组织指导和管理毕业生就业供需见面、双向选择活动，搭建各种双选平台，提供公平竞争的就业机会，提高大学毕业生就业率。另外一方面可以对农村大学生回乡创业提供补助或提供创业基金，一定程度上实现教育消费的投资回报，提高农民教育消费的积极性。

（三）加强金融部门对农村教育国家助学贷款的支持力度，积极推进国家助学贷款工作

金融部门要在教育消费方面有所作为，积极配合政府有关部门认真落实已经出台的各项助学贷款政策，及时了解掌握贫困学生助学贷款的实际需求，加强助学贷款品种和服务方式创新，探索将保险引入助学贷款业务的新途径，对符合条件要求助学贷款的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提供贷款支持。

（四）设立国家奖学金、助学金支持农村学生，减轻农村家庭教育消费负担

政府可以加大转移支付的力度，投放更多的资金用于国家奖学金、助学金项目，鼓励学校通过各种途径设立更多的奖学金项目，这样既可以鼓励农村贫困的品学兼优学生勤奋学习，有可以为农村家庭教育消费减轻负担。

参考文献：

1、谢维和.中国教育改革发展的政策走向分析——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教育政策数量变化研究[J].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0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