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汉语语法范文10篇

现代汉语语法范文篇1

现代汉语中常式句一般表达形式为：

（状语）定语+主语+（状语）谓语+（定语）宾语（补语）

我们可以把现代汉语的常式句作为“标准句式”拿来与文言文的句式进行比较，可以很容易地发现古今句式的不同之处。从而识别文言文的特殊句式，正确理解和翻译文言语句。

下面以文言文“倒装句”为例来谈谈这一方法在教学中的运用。

文言文的倒装句，也叫“变式句”，就是句子的表达形式不同于现代汉语“常式句”的句子。

1、“大哉，尧之为君也！”此句中“尧之为君也”是个主谓短语，意思为“尧作为君主”。“尧作为君主”怎样呢？没有表达一个完整的意思，需要进一步陈述，说明，形容。而“大”是形容词，意为“伟大”，是要陈述，说明，形容某个对象的。这样“尧之为君”与“大”构成主谓关系，但句子形式是先谓语后主语，不符合我们现代汉语通常的表达习惯，明显属于主谓倒装。说话人为了强调谓语，把谓语前置了。学生有了这样的认识，在理解翻译时只需把主谓关系理顺即可。

2、“蚓无爪牙之利，筋骨之强”。让学生划分此句的句子成分可以发现：蚓（主语）+无（谓语）+爪牙（宾语）。主谓宾完整，“利”似乎多出来了。但依据词类知识，“利”是形容词，意思为“锋利”，在句中应作定语或谓语，“什么锋利呢？”，在句中该词语修饰的对象只能是“蚓”或“爪牙”，而“锋利的蚓（蚯蚓）”是讲不通的，只能修饰“爪牙”。因此，“利”是“爪牙”的定语，应该在“爪牙”的前面。该句是把定语后置了，这是个定语后置句。翻译时，学生只需把定语提放到中心语前面即可。

3、“青取之于蓝，而青于蓝”、“李氏子蟠，……不拘于时，学于余”、“形似酒撙，饰以山龟鸟兽之形”。以上三句中“于蓝”、“于余”、“以山龟鸟兽之形”都是“于（以）+名词”构成的介宾短语（介词结构），均置于谓语动词的后面。用现代汉语的句法知识分析，它们处于谓语后面，既不能作宾语（介宾短语不能作宾语），也不能作补语，而现代汉语中介宾短语一般作状语。实际上，三个介宾短语都修饰句中谓语作状语，分别表示比较、对象、方式，属状语后置。翻译时，学生只要把介宾短语提前，放置于谓语动词前即可。

4、①“沛公安在”；②“一言以蔽之”；③“古之人不余欺也”④“何陋之有”。以上所列四类句式是文言文中宾语前置的四种形式。不管哪一种形式的宾语前置，都可以用现代汉语的句法知识加以辨析。如“沛公安在”一句中“沛公”为名词，是句子的陈述对象。“安”是疑问代词，相当于“哪里”，“在”为介词，表示处所。该句本来要表达的意思是“沛公在哪里？”。在让学生认识这一语言现象时，我们可以举出一个相类的现代汉语常式句，如“你在哪里？”与“沛公安在”进行比较：“在哪里”与“安在”的意思一样，但前者是“介词+宾语（疑问代词）”，后者是“宾语（疑问代词）+介词”，显然后者把“宾语”前置了。同样“古之人不余欺也”一句中，构成该句的每个词的意思和现代汉语的意思一样，学生容易理解。但学生对“古代的人不我欺骗”这种说话的方式却大为疑惑，古人为什么要这样说话呢？教者可举一相类句式进行句法分析，如“他不欺骗我”，“他”是主语，“欺骗”是谓语，“我”是宾语。两相比较，学生会很容易发现“不我欺骗”是把宾语“我”放在了谓语动词前面，是宾语前置。这是古人语言表达的习惯之一，是为了强调宾语。可见，利用现代汉语语法知识认识文言文的特殊句式，从而正确理解句意，快速翻译句子，是一种既简便又实用的方法。二、把现代汉语的词法与句法知识相结合，快速解读句子，全面理解文意

以苏轼《石钟山记》一文第一段为例。

《水经》云：“彭蠡之口有石钟山焉。”郦元以为下临深潭，微风鼓浪，水石相搏，声如洪钟。是说也，人常疑之。今以钟磬置水中，虽大风浪不能鸣也，而况石乎！至唐李渤始访其遗踪，得双石于潭上，扣而聆之，南声函胡，北音清越，桴止响腾，余韵徐歇，自以为得之矣。然是说也，余尤疑之。石之铿然有声者，所在皆是也，而此独以钟名，何哉？

理解这段文字时，教者可让学生有意识地与现代汉语进行比较，并用现代汉语语法知识加以分析。这段文字绝大部分实词含义和用法与现代汉语一致，只有“鼓”、“是”、“鸣”、“名”用法比较特殊。我们可以用词法知识进行分析。“鼓”现代是名词，而在“微风鼓浪”一句中，“鼓”处在主语和谓语之间，由名词活用为动词，陈述“微风”，支配宾语“浪”，意为“鼓动”。“是”现代是判断词，而在“是说也，人常疑之”一句中，“是说”是偏正短语，是“之”指代的对象，作“疑”的宾语，“是说”应是名词性偏正短语，“是”是代词，限制“说”，意思是“这个”。“鸣”是动词，“虽大风浪不能鸣也”一句中，“鸣”后省略代词“之”。补充完整后的句子应是“虽大风浪不能鸣之（钟磬）也”。按照现代汉语句子成分分析法提取该句主干为：浪鸣之。可以看出主语“浪”和宾语“之”之间产生了“主语使宾语怎样”的意味，据此可以判断“鸣”为动词的使动用法，可理解为“使……鸣”。“名”，现代是名词，在“而此独以钟名”一句中，用句子成分分析法可以看出：“名”处在谓语位置，作谓语。但依据现代汉语的词类知识名词一般不作谓语，由此可推断“名”是名词活用为动词，作谓语，意为“命名”。

同样，用句法知识比较分析这段文字，可以看出，大多数文言句式与现代汉语一致。而“得双石于潭上”、“石之铿然有声者，所在皆是也”两句的表达习惯就与现代汉语不一样。为了让学生清楚地认识古汉语的特殊句式，教者可用现代汉语的句法知识加以分析。“得双石于潭上”这个句子的主语是“李渤”，承前句省略，谓语是“得”，宾语是“双石”，这三个词按现代汉语常式句表达习惯组成一句话就是：“李渤得双石”。而原句中“于潭上”是个介宾短语，现代汉语中介宾短语一般作状语修饰谓语。据此，“于潭上”应作“李渤得双石”这个句子的状语，这样，该句的完整表达应是“李渤于潭上得双石”，把这个句子与“得双石于潭上”比较，学生自然可以发现原文句子介宾短语后置了，从而掌握状语后置句式。“石之铿然有声者，所在皆是也”一句中，“所在皆是也”意为“到处都是这样”，这是个缺少主语的句子，表达完整应该是：“（什么）到处都是这样”。“什么”是该句陈述说明的对象，这个对象就是“石”，“石”后“铿然有声”似乎与“石”构成主谓关系，但这样一来，原句就成为两个句子，这两个句子形成并列关系，表达两层意思，即：“石（头）铿然有声”、“石（头）所在皆是”，这显然不符合作者本来要表达的意思。那么“铿然有声”是不是作状语呢？用句法知识分析可以看出，“铿然有声”是动词性状谓短语，一般作谓语。据此，“铿然有声”只有作“石”的定语，意为“铿锵作响的石头”，是一个名词性偏正短语，正好与后面的“所在皆是”构成主谓关系。这样，学生就可以认识古汉语的定语后置句式。【论文主题词】现代汉语语法；比较；解读

现代汉语语法范文篇2

现代汉语中常式句一般表达形式为：

（状语）定语+主语+（状语）谓语+（定语）宾语（补语）

我们可以把现代汉语的常式句作为“标准句式”拿来与文言文的句式进行比较，可以很容易地发现古今句式的不同之处。从而识别文言文的特殊句式，正确理解和翻译文言语句。

下面以文言文“倒装句”为例来谈谈这一方法在教学中的运用。

文言文的倒装句，也叫“变式句”，就是句子的表达形式不同于现代汉语“常式句”的句子。

1、“大哉，尧之为君也！”此句中“尧之为君也”是个主谓短语，意思为“尧作为君主”。“尧作为君主”怎样呢？没有表达一个完整的意思，需要进一步陈述，说明，形容。而“大”是形容词，意为“伟大”，是要陈述，说明，形容某个对象的。这样“尧之为君”与“大”构成主谓关系，但句子形式是先谓语后主语，不符合我们现代汉语通常的表达习惯，明显属于主谓倒装。说话人为了强调谓语，把谓语前置了。学生有了这样的认识，在理解翻译时只需把主谓关系理顺即可。

2、“蚓无爪牙之利，筋骨之强”。让学生划分此句的句子成分可以发现：蚓（主语）+无（谓语）+爪牙（宾语）。主谓宾完整，“利”似乎多出来了。但依据词类知识，“利”是形容词，意思为“锋利”，在句中应作定语或谓语，“什么锋利呢？”，在句中该词语修饰的对象只能是“蚓”或“爪牙”，而“锋利的蚓（蚯蚓）”是讲不通的，只能修饰“爪牙”。因此，“利”是“爪牙”的定语，应该在“爪牙”的前面。该句是把定语后置了，这是个定语后置句。翻译时，学生只需把定语提放到中心语前面即可。

3、“青取之于蓝，而青于蓝”、“李氏子蟠，……不拘于时，学于余”、“形似酒撙，饰以山龟鸟兽之形”。以上三句中“于蓝”、“于余”、“以山龟鸟兽之形”都是“于（以）+名词”构成的介宾短语（介词结构），均置于谓语动词的后面。用现代汉语的句法知识分析，它们处于谓语后面，既不能作宾语（介宾短语不能作宾语），也不能作补语，而现代汉语中介宾短语一般作状语。实际上，三个介宾短语都修饰句中谓语作状语，分别表示比较、对象、方式，属状语后置。翻译时，学生只要把介宾短语提前，放置于谓语动词前即可。

4、①“沛公安在”；②“一言以蔽之”；③“古之人不余欺也”④“何陋之有”。以上所列四类句式是文言文中宾语前置的四种形式。不管哪一种形式的宾语前置，都可以用现代汉语的句法知识加以辨析。如“沛公安在”一句中“沛公”为名词，是句子的陈述对象。“安”是疑问代词，相当于“哪里”，“在”为介词，表示处所。该句本来要表达的意思是“沛公在哪里？”。在让学生认识这一语言现象时，我们可以举出一个相类的现代汉语常式句，如“你在哪里？”与“沛公安在”进行比较：“在哪里”与“安在”的意思一样，但前者是“介词+宾语（疑问代词）”，后者是“宾语（疑问代词）+介词”，显然后者把“宾语”前置了。同样“古之人不余欺也”一句中，构成该句的每个词的意思和现代汉语的意思一样，学生容易理解。但学生对“古代的人不我欺骗”这种说话的方式却大为疑惑，古人为什么要这样说话呢？教者可举一相类句式进行句法分析，如“他不欺骗我”，“他”是主语，“欺骗”是谓语，“我”是宾语。两相比较，学生会很容易发现“不我欺骗”是把宾语“我”放在了谓语动词前面，是宾语前置。这是古人语言表达的习惯之一，是为了强调宾语。可见，利用现代汉语语法知识认识文言文的特殊句式，从而正确理解句意，快速翻译句子，是一种既简便又实用的方法。

二、把现代汉语的词法与句法知识相结合，快速解读句子，全面理解文意

以苏轼《石钟山记》一文第一段为例。

《水经》云：“彭蠡之口有石钟山焉。”郦元以为下临深潭，微风鼓浪，水石相搏，声如洪钟。是说也，人常疑之。今以钟磬置水中，虽大风浪不能鸣也，而况石乎！至唐李渤始访其遗踪，得双石于潭上，扣而聆之，南声函胡，北音清越，桴止响腾，余韵徐歇，自以为得之矣。然是说也，余尤疑之。石之铿然有声者，所在皆是也，而此独以钟名，何哉？

理解这段文字时，教者可让学生有意识地与现代汉语进行比较，并用现代汉语语法知识加以分析。这段文字绝大部分实词含义和用法与现代汉语一致，只有“鼓”、“是”、“鸣”、“名”用法比较特殊。我们可以用词法知识进行分析。“鼓”现代是名词，而在“微风鼓浪”一句中，“鼓”处在主语和谓语之间，由名词活用为动词，陈述“微风”，支配宾语“浪”，意为“鼓动”。“是”现代是判断词，而在“是说也，人常疑之”一句中，“是说”是偏正短语，是“之”指代的对象，作“疑”的宾语，“是说”应是名词性偏正短语，“是”是代词，限制“说”，意思是“这个”。“鸣”是动词，“虽大风浪不能鸣也”一句中，“鸣”后省略代词“之”。补充完整后的句子应是“虽大风浪不能鸣之（钟磬）也”。按照现代汉语句子成分分析法提取该句主干为：浪鸣之。可以看出主语“浪”和宾语“之”之间产生了“主语使宾语怎样”的意味，据此可以判断“鸣”为动词的使动用法，可理解为“使……鸣”。“名”，现代是名词，在“而此独以钟名”一句中，用句子成分分析法可以看出：“名”处在谓语位置，作谓语。但依据现代汉语的词类知识名词一般不作谓语，由此可推断“名”是名词活用为动词，作谓语，意为“命名”。

同样，用句法知识比较分析这段文字，可以看出，大多数文言句式与现代汉语一致。而“得双石于潭上”、“石之铿然有声者，所在皆是也”两句的表达习惯就与现代汉语不一样。为了让学生清楚地认识古汉语的特殊句式，教者可用现代汉语的句法知识加以分析。“得双石于潭上”这个句子的主语是“李渤”，承前句省略，谓语是“得”，宾语是“双石”，这三个词按现代汉语常式句表达习惯组成一句话就是：“李渤得双石”。而原句中“于潭上”是个介宾短语，现代汉语中介宾短语一般作状语修饰谓语。据此，“于潭上”应作“李渤得双石”这个句子的状语，这样，该句的完整表达应是“李渤于潭上得双石”，把这个句子与“得双石于潭上”比较，学生自然可以发现原文句子介宾短语后置了，从而掌握状语后置句式。“石之铿然有声者，所在皆是也”一句中，“所在皆是也”意为“到处都是这样”，这是个缺少主语的句子，表达完整应该是：“（什么）到处都是这样”。“什么”是该句陈述说明的对象，这个对象就是“石”，“石”后“铿然有声”似乎与“石”构成主谓关系，但这样一来，原句就成为两个句子，这两个句子形成并列关系，表达两层意思，即：“石（头）铿然有声”、“石（头）所在皆是”，这显然不符合作者本来要表达的意思。那么“铿然有声”是不是作状语呢？用句法知识分析可以看出，“铿然有声”是动词性状谓短语，一般作谓语。据此，“铿然有声”只有作“石”的定语，意为“铿锵作响的石头”，是一个名词性偏正短语，正好与后面的“所在皆是”构成主谓关系。这样，学生就可以认识古汉语的定语后置句式。

现代汉语语法范文篇3

从《马氏文通》开始经过90多年的研究，汉语语法中仍然有许多基本问题未能解决。为了解决这些问题

，也为了给汉语语法奠定坚实的理论基础，有必要屏除一切先入之见，从零开始进行细致的元理论分析，弄清

语法的本质是什么，语法中必要的概念是什么，各种概念之间有什么依存关系，可能采取的工作方式又是什么

。

元理论分析必须从一定的假设入手。本文的论证思路是，首先提出语法的一种定义。这种定义规定了语法

的样式，或者说规定了语法模型的一种类型。然后分析在这种定义中假定了哪些东西，那些东西之间可能有什

么关系。结合具体的语言材料和语法学者的一些观点，研究可能进一步引入怎样的一些假设，推演从每一种假

设可能得出的结论和可能采取的工作方式。

需要说明的是：

1．在元理论分析中，逻辑关系特别是公理系统的一致性是仲裁。任何观点都只是假设，没有先天的权威

性。即使是公认的观点，不管它有多么悠久的历史，只要它跟另外一些已被论证所肯定的观点矛盾，就必须修

正。

2．元理论分析要求有系统性，不能断章取义。一种观点可能在某些假设之中成立，在某些假设之中不成

立，这跟它本身对不对无关。要肯定或否定一个观点，就要拿出一个论证系统来，不能贯串成系统的东西无所

谓对不对。所以不能孤立地讲哪种观点可行，哪种观点不可行。

3．元理论分析肯定公理系统有多样性。本文只是试图研究为汉语建立语法模型可能采取的一种方式而已

，不排斥其他的方式－－事实上目前汉语语法模型是太少而不是太多。但是一切语法模型在宣告自身的存在时

，都不能不考虑要不要具有系统性。不要系统性、只作零散的局部描写也未尝不可，但是不能否认当前缺少的

是具有系统性的汉语语法模型。

4．本文是关于汉语语法元理论研究报告的选段和缩写。限于篇幅，既不能铺陈语料，也不能全面论述。

为了保证有一定的可读性，尽可能不使用技术性的语言，也尽可能简化论证过程。文中语句不详之处，可参看

笔者的其他文章。

5．本文从语法的定义开始推理，文中出现的某些命题虽然以往有人提过，但不是以这种论证方式提出来

的。所以在本文的论证中肯定或否定的论点在别的场合不一定成立，也不一定不成立，对此本文不打保票。为

防引起误会，一般不注出处。

1语法的定义

1．1从传统的定义开始

在语言学中，语法可以有多种定义，包含的内容也可以有很大差异。不同语法理论或语法模式的共识是语

法描述使用语言中的小单位构成大单位的方式，差异则主要体现在（Ⅰ）语法中的小单位和大单位是什么东西

，（Ⅱ）怎样描述用小单位组成大单位的组合过程。如果求同存异，那么下列传统语法定义所研究的内容仍然

是目前各种语法模式的核心部分－－至少也是重要的基础。

定义G：语法研究词形变化的规则和用词造句的规则

1．2语法规则

我们把由定义G确定的语法模型叫作语法模型G。根据定义G，模型G中包含的语法规则（R）有两种类

型：

R［，1］：W→W

R［，2］：｛W［，1］，W［，2］，…，W［，n］｝→PR［，1］是词形变化规则，说明怎样

由词W求出它的变化形式W；R［，2］是用词造句规则，说明怎样由若干个词｛W［，1］，W［，2］

，…，W［，n］｝组成一个单位P，P可以是一个句子，也可以是由词造句过程中产生的中间单位，但不是

词。［（1）］

例如，对于汉语动词“吃”而言，它在句子中可能出现“吃了”、“吃着”、“吃过”等形式。如果我们

把“了、着、过”看成汉语动词的词形变化成分，那么由“吃”产生“吃了”等形式就可以使用规则R［，1

］：

吃→吃了

如果我们把“了、着、过”看作独立的词，那么由“吃”产生“吃了”等形式就可以使用规则R［，2］

：

｛吃，了｝→吃了

1．3弗雷格原理

上述语法规则可能有两层含义：一是形式合成法则：由左边的各个单位的形式按规则进行操作，可以得出

右边单位的形式；二是意义合成法则：由左边的各个单位的意义按规则进行操作，可以得出右边单位的意义。

尽管未曾明言，但传统语法实践证明它默认语法模型G需要满足这两个条件。在现代逻辑中，则以弗雷格（F

rege）原理的形式对此作了明确的规定。本文的一切讨论以此为前提，下文所说每一条规则都同时具备形

式和意义两个部分。凡是只讲a和b可以合成ab，而不讲怎样由a和b的意义生成ab的意义的规则不予考

虑。

需要注意，在说W是W的一个变化形式时，只是说由W的意义可以按一定法则求出W的意义，并没有

说W和W的意义完全相等。正如我们不能说英语动词的现在时形式与过去时形式意义完全相同一样，即使把

“吃了”看成“吃”的变形，也不能说“吃”和“吃了”意义完全相同。［（2）］

下文把R［，1］和R［，2］合称为造句规则，用R表示。

语法中的“词”

2．1词和句子的三种关系

定义G断言语法模型G中至少包含下列概念：词、句子、词形变化规则R［，1］和用词造句规则R［，

2］。这就是说它断言（Ⅰ）语言L中有词（W）和句子（S）两种单位，（Ⅱ）若干词可以遵循一定的规则

（R）合成句子。

合成和分解互为逆过程，说a和b可以用规则合成P，其前提是P可以用规则分解为a和b。R和互

为逆规则。这显然表明，定义G断言有造句规则R把词组合成句子，也就是断言有析句规则把句子分解为词

：有R则有，有则有R。由此可以得出下列推论：

1）由词通过造句规则R可以得出句子；同样，由句子通过反向规则可以得出词。

由1）可知，在词和句子二者之间，从逻辑上讲，只可能有下列三种关系。三种关系确定了三种模型：

模型i：词是在前的单位，句子是用词来定义的单位

模型ii：词和句子是相互独立的单位，词不用句子定义，句子也不用词定义

模型iii：句子是在前的单位，词是用句子定义的单位

2．2句子不是由词导出的概念

一个语言单位是不是句子，不能由它包含不包含词和包含几个词决定。即使知道何种单位是词，仍然不一

定知道何种语言单位是句子。例如，假设我们知道汉语中有两个词“鸟”和“飞”，也知道它们可以组成“鸟

飞”这个单位，只要我们没有句子的概念，就不能断言它是个句子。这就足以证明句子不是由词导出的概念。

所以模型i是不存在的。

虽然句子不是由词导出的概念，但词也不一定是由句子导出的概念。例如当我们把汉语的词定义为字时，

它就不是由句子导出的概念。所以模型ii是能存在的。由1）可知，既然规则R描述从词到句子的过程，那

么在词和句子各自独立地定义后，它们也就决定了造句规则系统应该包含哪些规则。假如把词定义为字，那就

要有造句规则把“蜘”和“蛛”合成“蜘蛛”，同时说明怎样由“蜘”和“蛛”的意义求出“蜘蛛”的意义。

所以在模型ii中可能出现哪些造句规则，事先无法预知。如果事先规定要哪些规则，不要哪些规则，那就不

能用模型ii。

2．3从句子导出词的概念

模型iii要求我们首先确定句子集合和造句规则集合，通过造句规则集合中的规则分解句子，最终得出

无法再用规则予以分解的单位，就是模型iii中的词。－－必须重申，本文所提到的规则都包括形式和意义

两个部分。

定义G表明，无论能不能给句子下完善的定义，我们都应该能判断哪些语言单位是典型的句子S。由1）

可知，定义G断言存在着造句视则R把词合成句子，也就断言了存在着反向规则把句子分解为词，所以模型

iii是存在的。

在模型iii中，词是由造句规则系统定义的。如果规则系统中有把“鸡”和“蛋”合成“鸡蛋”的规则

，“鸡蛋”就不是词。没有这样的规则，“鸡蛋”就是词，它就必须放到词典中作为词条，或者用构词法则生

成。至于到底语法中该不该有这样的造句规则，那就要由语法规则的系统性和可操作性决定。颠扑不破的真理

是，语法规则系统简明，词典和构词法部分就复杂；词典和构词法部分简明，语法规则系统就复杂。一句话，

语法大词典小，词典大语法小。何去何从要由实际需要决定，没有绝对的结论。不过就汉语而言，过去朝大语

法方向发展，今后可以试验一下走小语法的路子。原则如此，具体方案此处不讨论。

3在语法中谈词类

3．1词类和语法规则的关系

如果一条语法规则只管生成一个具体的句子，例如规则A只管把“鸟”和“飞”合成“鸟飞”，规则B只

管把“狗”和“叫”合成“狗叫”，那么语法中就不会出现词类的概念。事实上造句规则的一般形式是

2）R：｛a，b｝→ab

这里规则的输入a和b都代表着一批词，这样a和b就分别定义了一个词的集合。要使用这条规则，就必

须知道a包括哪些词，b包括哪些词。除了极个别的情况，造句规则中不会出现具体的词。这表明语法中的词

类是由造句规则定义的。语法中可以包括许多造句规则，它们也就可以定义许多类词。然而一部可以操作的语

法，其造句规则不会无限多。

由2）可知，在ab中两个成分a和b具有一种组合关系，这可说是由规则R定义了组合关系。组合关系

既跟规则的形式合成法则有关，又跟规则的意义合成法则有关。若干造句规则R［，1］，R［，2］，…，

R［，n］等可以分别定义组合关系r［，1］，r［，2］，…r［，n］。显然，如果一部语法可以操作

，它的规则系统所定义的组合关系总数n就不会是无限大。但是n的数目可多可少，也有相当的伸缩余地。例

如“我的书”、“老张的书”、“漂亮的书”、“买的书”、“老张买的书”、“这本书的出版”等，既可以

说是代表六种不同的组合关系，也可以概括为一种定中关系，即：

3）定语＋中心语→定中关系短语

这表明造句规则所确定的组合关系有层次性，若干较小的组合关系有可能归并为一种较大的组合关系。

其次，造句规则所反映的组合关系跟规则的意义合成法则密切相关。例如当a＝木头、b＝桌子时，由2

）生成

4）｛木头，桌子｝→木头桌子

形式合成法则看起来是一条，但意义合成法则却有两条。因为“木头桌子”有两种不同的意义，一种意义

是“木头和桌子”，另一种意义是“木头制成的桌子”。由于我们要求语法规则包含形式合成和意义合成两个

部分，所以上述规则的形式合成法则是

｛名词，名词｝→名·名组合意义合成法则却可能是

i词语［，1］＋词语［，2］→并列组合

ii定语＋中心语→定中短语所以这条规则实质是两条规则，第一条规则定义了并列关系，第二条规则

定义了定中关系。

现在问题是在用词组成句子，或者把句子分解为词的过程中，使用的那些规则（Ⅰ）到底定义了哪些组合

关系；（Ⅱ）按照概括程度的不同，那些组合关系可以排列成怎样的一个层次系统；（Ⅲ）最重要的必不可少

的组合关系是哪些。

3．2句子成分决定词类

尽管目前有多种语法模型，但是从本质上看，它们仍然以传统的几种主要语法关系为基础，所谓语法关系

也就是这里所说的组合关系。

在传统语法中，语法关系对应着句子成分。由主要语法关系所定义的句子成分是主语、谓语、宾语、定语

、状语和补语等，所以在传统语法中句子就是由这些句子成分组成的。使用结构主义的直接成分分析法分析句

子，得出的各个片断一般也不外乎这些成分。

我们分析句子的组成方式时，只要是把句子分解为若干片断，然后根据它们的组合关系把它们归纳为有限

的几种类型，说句子就是由那些类型的成分组成的，那么不管我们怎样归纳句子成分，也不管把句子成分归纳

为几种类型，我们都是肯定下列命题：

5）句子是由若干种句子成分组成的［（3）］

只要我们肯定5），那么就有6）：

6）词在句子中或者单独充当某种句子成分，或者与其他词组合起来充当某种句子成分这表明所谓用词造

句实际是用词造句子成分。

例如在规则把“鸟”和“飞”组成句子时，把规则的形式部分和意义部分写成一般形式就是：

（附图[图]）

规则左边输入的甲类词必须能进入主语范畴，乙类词必须能进入谓语范畴，才有可能通过规则生成句子。一个词W进入哪一类词决定于它能进入哪个句子成分范畴。打算使用这条规则，“猫”就不能进入乙类词，因为它不能作

8）i它可以作什么句子成分

ii它可以用什么方式作那些句子成分

如果在一个语法模型中说要根据词的语法特点分词类，或者要根据词的结合能力分词类，那么我们已经证

明，只要这些话在逻辑上站得住，在划分词类时所讲的词的语法特点或者结合能力就只能是8）i和ii，别

无他途。这无疑是说，如果我们不能把句子分解成若干片断，不能把那些片断之间的关系归纳为若干类型，那

就连造句规则都不存在，更谈不上划分词类。这也就是说，在词类概念之前就存在的是句子和造句规则系统，

是它们决定了词类的存在和划分方式。它们之间的逻辑推演关系是

9）句子→造句规则系统→词类

3．3所谓“兼类”和词的同一性

根据8）确定的两类词W［，1］和W［，2］，如果它们没有重合的部分，当然应该分为两类。如果它

们有重合的部分W，W中的词既能作A成分，又能作B成分，而且它们满足下列条件之一：

10）i作A成分和B成分意义相同

ii作A成分和作B成分意义有所不同，但两种意义之间有转换关系，从它们作一种成分时的意义能推

出它们作另一种成分时的意义那么W［，1］和W［，2］仍然可以分为两类。即使合为一类（W［，1］＋

W［，2］），也要注明其中有的词能作A成分，有的词能作B成分，有的词能作A、B两种成分。只有在W

占的比例很大，特别是接近W［，1］和W［，2］的100％时，把W［，1］和W［，2］合在一起才可

能比较方便。承认这个结论，也就否定了下列命题：

11）一个词如果意义不变，就可能把它归入一类，而不归入两类

事实上我们的结论是，一个词进入一类还是两类，要看它在8）i和ii两方面的表现是不是一类词的共

性，这是不能仅由几个词决定的－－几个词的共性可以是划分小类的标准。如果汉语的形容词都能作谓语和状

语，那么它就可以是一类；如果仅有部分形容词能作状语，那就可以把用作状语的形容词归入副词，不必考虑

它们用作状语时意义有多大变化。［（4）］事实上，只把它们看作形容词，不肯一分为二，那么对于形容词

这一类词怎么讲呢？说它们都能作谓语和状语不是事实；说它们都只能作谓语、不能作状语也不是事实；说它

们都能作谓语、有的还可以作状语，等于没说。

我们的结论还对词的同一性给出了明确的解释：在语法中，把若干词形看作同一个词时，必须兼具下述两

个条件：

12）i它们的意义相同；或者有符合普遍法则的转换关系，可以看作同一个意义之下的几个变体

ii把它们归为一个词W后，W在8）i和ii方面的表现在语言中有普遍性，可以说是一类词的共性

这就是说，在语法中讲词的同一性，要看（Ⅰ）它们的词形和词义；（Ⅱ）它们在8）i和ii方面的表现；

（Ⅲ）它们在意义和造句方面的表现是否具有普遍意义。

这个结论排除了所谓“兼类”问题的困扰。即使根据词形和词义说W［，1］和W［，2］是同一个词，

只要它们在8）i和ii方面的表现不适合看成同一类词，就可以分归两类。这时大可说它们在语法上是两个

词，而不是一个词。算起细账来，说它们是同一个词的两个分岔和说它是两个词，效果相同。［（5）］

4句子的主语和宾语

4．1主宾语的讨论基础

近年关于语言共性和类型学的研究对主语和宾语有较多报告，Comrie曾把构成主语概念的因素归纳

为三类；语法关系，语义角色，语用角色。［（6）］一般认为三者有关系，但并不等同。然而迄今为止，既

没有证明三者彼此独立，也没有证明三者有什么明确的关系。特别是语法关系，论者只能说英语句子“Itis

raining”中的主语“It”只有使句子完整化的语法作用，没有明确的语义和语用内容，却不能严格地证明

语法关系不是由语义角色和语用角色所衍生的概念。

如果我们只知道主语涉及三种因素，却不知道这三种因素之间的具体关系，也不知道这三种因素怎样配搭

起来构成主语概念，逻辑分析就无法进行。所以本文不能直接使用这些研究结果进行推理。定义G本身也不包

含关于主语和宾语的论断，所以为了推导主语和宾语的概念必须引入新的假设。

4．2事件和事件角色类型

如果肯定主语和宾语是句子的成分类型的名称，那么在研究句子成分的种类之前，首先需要从句子的形式

和内容的关系方面研究句子的构成方式。

假定我们认为一个句子一般都对应着一个事件，那么分析句子就要分析事件的结构。事件都有发生的时间

和地点，如果不考虑这两个因素，那就可以说事件都是由一个或几个必要的参与者组成的。每一个参与者都在

事件中承担一个角色，这个角色可称为事件角色。例如“吃”这个事件有吃者和被吃者两个事件角色，“打”

这个事件有打者和被打者两个事件角色，“跑”这个事件有跑者一个事件角色。在用句子表述每个事件时，就

要用动词表示事件的名称，用其他句子成分表示事件的各个角色；相反，在理解一个句子时，动词告诉我们事

件的名称，一些句子成分告诉我们事件的各个角色。这表明，如果句子要表示一个事件，那么它的一些句子成

分必须表示事件的各个角色，造句规则也就必须说明事件的各个角色跟句子成分的对应关系。

如果甲是吃者，乙是被吃者，用汉语表达这个事件就可以说“甲吃乙”，但一般不能说“乙吃甲”。有时

候还可以说“乙甲吃”，或者简单地说“甲吃”。在特殊情况下也可能说“甲乙吃”或“乙吃”。这些组合方

式都需要由造句规则给出。显然怎样鉴定事件角色与句子中的一些成分的对应关系是造句规则的必要任务。

着眼于此，最简单的办法是一一罗列标示。例如可以罗列几个描述“甲吃乙”事件的句子，逐一标明哪是

吃者，哪是被吃者；对“打”、“跪”等动词构成的句子也可以这样逐一列举和标示。然而这样做等于一个词

一个词地、一个句子一个句子地给出句子的构成方式，而不是用有普遍性的规则给出。既然事件角色跟句子中

的一些成分的对应关系必须由造句规则给出，那么，如果确有造句规则其物，就必然有以下两个命题：

13）在上述表示“甲吃乙”这个事件的一些句子中，虽然形式上有所不同，但它们之间有变形规则F

。一旦知道哪是吃者，哪是被吃者，就可以利用变形规则F生成一些形式上有所不同的句子，它们都能表示这

个事件。

14）至少对绝大多数事件而言，如果一些形式上有所不同的句子都能表示同一个事件，那么那些句子

之间必然有同样的变形规则F。

这就是说，用事件角色组成句子的方式必然有相当的普遍性，可以总结成适用于所有事件或绝多数事件的

造句法则。举例来说，如果对“吃”事件而言，用吃者和被吃者可以组成一些句子表示“甲吃乙”这个事件，

那么对于“打”事件而言，也应该可以用相同或相近的方式由打者和被打者组成一些句子表示“甲打乙”这个

事件。这等于说，虽然每一个事件都有自己的事件角色，不同的事件其事件角色一般互不相同，但是它们在造

句时必然有若干基本的组合方式。在这些基本组合方式中，互不相同的事件角色按其造句方式可以区分为几个

类型。［（7）］

在那些基本组合方式中，事件角色不能再用“吃者”、“被吃者”、“打者”、“被打者”这些具体名称

，必须使用能代表一类一类角色的通用名称。比如A角色，B角色，C角色，等等。例如我们可以说汉语中“

A＋动词＋B”和“B＋A＋动词”这两个造句方式可以表示同一个事件，那么命A＝吃者，B＝被吃者，规

则说明

吃者＋“吃”＋被吃者

被吃者＋吃者＋“吃”可以表示同一个“吃”事件。而命A＝打者，B＝被打者，规则说明

打者＋“打”＋被打者

被打者＋打者＋“打”可以表示同一个“打”事件。

事实上这一番论证跟上文关于词类的论证本质相同。把由词组成句子的方式归纳为若干类型，那些组合类

型就决定了词的分类。把由事件角色组成句子的方式归纳为若干类型，那些组合类型就决定了事件角色的分类

。

4．3主宾语和事件角色类型

除去时间、处所等因素不考虑以外，组成一个事件的参与者最少是一个，也可以有两个或三个。这就是说

，即使不考虑更复杂的情况，事件角色类型也至少要有A、B、C三种。这也表明，若用主语、直接宾语、间

接宾语这些句子成分表示事件的不同角色类型，这已是对事件角色类型的最大限度的概括。

事件角色对应着事件的参与者，所以是语义概念。但这里所说的事件角色类型是根据表示事件参与者的句

子成分在造句时的活动方式确定的，它们不是纯粹的语义概念。它们跟汉语界所讲的施受关系不同，所以尽管

不看句子仅仅看事件就能判断哪个事件角色是施事，哪个事件角色是受事，而一个事件角色进入A、B、C等

角色的哪一类，却要看代表它的句子成分在造句时的表现属于哪一个类型才能决定。

上文已经论证了语法规则系统中必须包括的反映事件角色的规则，否则句子的形式就不能跟它的意义对应

。西方语法中的主宾语概念一般地讲是反映事件角色的。［（8）］“Itisraining”等例子不仅极为个别

，而且究竟能不能说是真正的反例也还需要证明，所以不足以否定主宾语反映事件角色的结论。如果我们想让

主宾语概念跟事件角色无关，那就必须建立另外的造句规则陈述用事件角色组成句子的方式，否则就不能说明

在“甲吃乙”这个事件中甲是吃者，乙是被吃者，更无法说明“甲吃乙”跟“乙吃甲”不同－－因为二者的差

异仅仅是甲和乙的事件角色不同。所以，不考虑事件角色而定义的主宾语实质上是另一种主宾语，它跟西方语

法中的主宾语不同，也完全不能取代反映事件角色的主宾语概念。

4．4用事件角色类型定义主宾语

如果把主语、宾语跟上文所说的事件角色A、B、C类型结合起来，那么有两个事件角色的动词（即二元

动词）就可以考虑把一个角色归入主语，把另一个角色归入宾语。仍然用“吃”事件为例，“甲吃乙”在汉语

中就有以下几种表达方式需要考虑：“甲吃乙”，乙甲吃”，“甲吃”，“甲乙吃”，“乙吃”。

由于A、B、C等角色对应事件角色，所以对于同一个事件而言，一个角色只能进入其中的某一类，而不

能进入两类。这一点是不言而喻的。如果把“吃”事件中的吃者归入A类，被吃者归入B类，那么在由“吃”

组成的句子中有A类表现的成分就是吃者，而不是被吃者。如果我们发现在某些句子中有B类表现的成分是吃

者，我们就必须把这些句子跟上述句子分开。这时可以说有两个“吃”事件，在“吃［，1］”事件中，吃者

是A角色；在“吃［，2］”事件中，吃者是B角色。

例如，若规定动词前面的名词短语是A角色，后面的名词短语是B角色，那么

15）a十个人吃一锅饭

b一锅饭吃十个人

在15）a中“十个人”是A角色，在15）b中“十个人”是B角色。然而“十个人”始终是吃者。要想避免把第二句中的“十个人”当成“被吃者”，就必须把两个“吃”分开。否则我们就必须修改A、B角色的定义，允

这个道理很简单。一个参与者在一个事件中只能有一种事件角色，它是吃者就不能是被吃者。但是，即使

事实上是同一个事件，从两个不同的角度去看，也可以把它看成两个事件。这时原来的一个角色就分成两个角

色，它们可以相同，也可以不相同。例如Fillmore曾提到的贸易事件，本来是同一椿买卖，从买方看

是一种情况，从卖方看又是另一种情况。［（9）］由于事件角色跟事件对应，事件角色又只能进入一种角色

类型，所以两个角色类型必须对应两个事件角色，要想使同一个参与者具有两个事件角色，也就必须把一个事

件分化为两个事件。

如果把“吃”分化为“吃［，1］”和“吃［，2］”两个事件，A、B角色的性质就可以单纯些；把“

吃”看成一个事件，A、B角色的性质就复杂些。若把这里的A、B角色分别命名为主语和宾语，那么结论就

是：把主语和宾语定义为事件角色类型时，分化动词，主语和宾语的性质就会单纯；不分化动词，主语和宾语

的性质就会复杂。

4．5几个具体问题

这些结论已经阐明怎样用事件角色类型来定义主宾语概念。例如对于“台上坐着主席团”而言，如果考虑

到“主席团”的某些性质，愿意把它归入宾语，由于有“台上坐着椅子”这种句子，就只能说这是两种意义的

“坐”。两种意义之间有什么转换关系，那是另一问题。如果说这个“坐”跟“张三坐着椅子”中的“坐”是

同一种意义，由于“主席团”跟“张三”是同一种事件角色，就只能把“主席团”跟“张三”归为一类。限于

篇幅，这里不再详述具体的处理方法，只是顺便说明下面几个问题。

第一，在所谓“主格·宾格”类型的语言中，不及物动词所带的那个论元是主语；乃物动词带的那两个论

元是主语和宾语。在所谓作格（ergative）类型的语言中，不及物动词所带的那个论元的句法标记跟

及物动词的宾语的标记相同。在所谓active类型的语言中，不及物动词所带的那个论元的句法标记一部

分跟及物动词的宾语相同，一部分跟及物动词的主语相同，于是在汉语中就产生了一个问题：能不能把某些不

及物动词句中的论元，例如“台上坐着主席团”中的“主席团”，归入宾语，让句子无主呢？看惯了主格·宾

格类型的语言，这样做可能不大顺眼。考虑到世界上的语言并不都是同一类型，如果从语法规则系统上看确有

必要，似乎也不必排斥。

第二，采用跟事件角色挂钩的主宾语概念时，如果主语概念只有一个，那么一个句子中的两个成分若所指

不同，就不可能都是主语。像“这棵树叶子大”这种由一元谓词构成的句子，不可能有两个事件角色，“这棵

树”和“叶子”所指不同，不可能都是主语。其实把这种句子中的“叶子”看成主语很有问题。因为“叶子”

在这里所指不明，不能成为表述的对象，也不能成为事件角色。单说“叶子大”，不知它是指全部叶子，还是

指某些叶子，不能构成一个具体的命题，它也就不是完整的句子，不能跟有主有谓的完整句混为一类。事实上

像“叶子大”这种组合的功能相当于无主动词组合，不同于典型的句子。［（10）］

第三，汉语中有些动词介于不及物动词与及物动词之间，例如“张三折了一条胳膊”中的“折”。从形式

上看，“折”在这里带有两个论元，但事实上“折”本是不及物动词，跟“吃”等典型的及物动词不同。所以

不能省略“一条胳膊”，单说“张三折了”不能成立。“张三折了一条胳膊”跟上文的“这棵树叶子大”有相

同之处，“这棵树”跟“叶子”，“张三”跟“一条胳膊”都必须有领属关系。而且单说“一条胳膊折了”跟

“叶子大”差不多，都不是一个完整的句子。这可以看作是一元谓词向二元谓词过渡的一种方式，即一元谓词

跟它的直接论元结合后，整个组合作为一个新的谓词跟原谓词的间接论元结合。［（11）］它们跟典型的二

元事件不同，在典型的二元事件“吃”中，必有吃者与被吃者双方；而在“大”或“折”这种事件中，本质上

只是某个东西大，某个东西折了。“这棵树”和“张三”是这整个事件的涉及方面，而不是独立的事件角色，

也就不是谓词的直接论元。所以这种事件不能说成“这棵树大”和“张三折了”，也不能说成“＊这棵树我的

一棵树叶子大”和“＊张三折了李四的一条胳膊”。若把它们归入二元谓词，就需要说明它们跟典型的二元动

词有哪些不同；若把它们归入一元谓词，则要说明这是某些一元谓词的特殊格式。当然还可以作为一元谓词向

二元谓词过渡的一种变形方式，即作为向一元谓词引入间接论元的一种方式。到底采用哪一种处理方法，要看

系统的具体需要，不能泛泛而论。只要使用得当，这些方式都行得通。

5关于句子

5．1句子的讨论基础

如果说讨论主宾语时，语法的定义不能提供足够的逻辑论据，本文已不得不从句子跟它所描述的事件、句

子成分跟事件参与者的关系入手，那么研究句子是什么时，就更不能依靠语法的定义G；因为在定义G中，句

子是未予定义的基本词项。本文不得不尝试从语言的功能方面引入假设，探索句子的概念。

如果我们认为相互讲话时，每个人每次所说的一段完整的话至少也要包含一个句子，那么一个句子显然可

以是一个音素、一个词或一些词的组合－－因为它们在一定场合下都能作为一个完整的答话。既然如此，句子

就只能由它在实际场合的功能来确定，而不能由它包含多少个词来确定。这表明句子不是可由其实际出现的词

语的组合方式来定义的单位，即不是一个表层结构单位。如果说短语是表层结构单位，那就可以得出结论：句

子和短语的区别在于句子不是表层结构单位，而短语是表层结构单位。所以比较句子和短语的表层结构没有意

义。

这样讲是说句子的表层结构是个变量，它的最小值可能是一个音素，它的最大值在理论上讲没有上界。但

是如上文所说，由于分解句子时无论把它分解为多少个片断，最终我们都把它们之间的关系概括为有限的几种

组合关系，所以句子的表层结构中所能包含的语法关系（即组合关系）却有最大值，那就是通过造句规则所确

定下来的成分与成分之间可能产生的组合关系的总数。

5．2句子和它的信息量

除了一些特殊情况以外，句子的交际功能首先决定于它所传达的信息量。这个信息量跟它包含的所有的词

的信息量的总和没有必然的关系。独词句“火！”、“飞机！”等作为句子，其信息量不等于单词“火”、“

飞机”的固有信息量。而单词“火”、“飞机”的固有信息量也不能构成句子。听话人把“飞机！”作为句子

时，“飞机”传达的信息是“看飞机！、“飞机来了！”等等，绝不是仅仅指飞机这种东西而已。如果我们认

为独词句中的“飞机”跟单词一样，仍然指一种事物，那么显然是听话人给它增补了另外一些信息后才当作句

子接受下来。若不给它增补必要的信息，他就不会把它当作句子。在一个跟飞机没有任何联系的场合说“飞机

”，听话人绝不会认为它是句子，一定要问“飞机怎么了？”或“你说飞机干什么？”。

如果我们把词语在所有的场合下都能传达的那一部分信息叫作词语的固有信息量（I），把词语在某些场

合下可能传达的信息量叫作词语的场合信息量（I［，1］），把听话人根据语境给词语增补的那一部分信息

量叫作场合信息增量（I［，2］），那么显然有等式：［（12）］

16）I＝I［，1］－I［，2］

上文的论证表明句子所传达的信息量是它所包含的词语的固有信息量的总和与场合增量的和。一般讲来，

不是一个单词的固有信息量就能形成句子，而是它的场合信息增量使它实际传达的信息达到了句子的信息量水

平，它才成为句子。所以，要研究句子的概念，就必须研究句子所包含的信息量。

既然一个句子在理论上可以无限长，那么句子所包含的信息量也就可以无限大。但是，因为句子必须包含

一些词语，所以句子传达的信息量不会无限小。若用Si表示用在具体场合的句子，用I（Si）表示Si所

传达的信息，那么在各种场合下使用的各种各样的句子就组成语言的句子集合｛S［，1］，S［，2］，…

｝，而它们所传达的信息也就构成信息集合｛I（S［，1］），I（S［，2］），…｝。现在需要研究I

（S［，1］），I（S［，2］），……等信息集合有没有公共的交集I（S）。

5．3句子的三个必要信息范畴

由于一个句子的各个成分可以自由地使用不同词语，所以从每个句子的信息集合中包含的具体信息角度看

，两个句子可能没有任何公共信息。例如在“张三走路”和“李四睡觉”中，张三和李四是不同的人，走路和

睡觉是不同的行为，都不相同。但从句子中包含的信息属于哪些范畴方面看，这两个句子都包含人物信息和行

为信息，而且人物都是谓词的论元，所以这两个句子包含的信息范畴相同。要研究I（S［，1］），I（S

［，2］）等信息集合有没有公共交集I（S），就要从它们所包含的信息范畴方面考察，而不是从具体信息

方面考察。

我们可以看到I（S）至少包括三种信息范畴。第一种是谓词及论元范畴。上文已经假定句子跟事件对应

，事件由谓词表示，事件参与者由论元表示，那么句子在表达一个事件时，必须有谓词和它的全部必要论元。

如果一个谓词P是二元谓词，那么在由P组成的句子中仅给出一个论元就不够，听话人听到这样的句子就要从

上下文中找出所欠缺的论元作为信息增量增补进去。例如“吃”一般是二元动词，听话人所期待的论元数值是

2，所以只说“吃”、“我吃”、“吃苹果”都不是完整的句子。然而在回答“你吃苹果吗”这个问句时，它

们都能成为句子。因为听话人会从上文中找出所缺的论元，使它们的信息量等于“我吃苹果”。这里非常重要

的是，听话人对谓词论元的期待数值。只要他的期待值未被满足，他就不会认为他所听到的是完整的句子，他

就必然要感到困惑而不满足。

第二种是相对时间范畴。言语是谈话行为的组成部分，一个语言单位是不是句子要由谈话行为来确定。谈

话中使用的句子描述一个事件，它由事件的参与者、时间和处所等成分构成；谈话行为也由谈话者、谈话时间

和谈话处所等成分构成。在同样条件下，不管谈话者是谁，都不会影响句子所描述的事件的性质；不管谈话处

所在哪里也都不会影响句子所描述的事件的性质；只有谈话时间会影响句子所描述的事件的性质。在句子所描

述的事件之前谈话，那个事件还不存在，不是事实；在那个事件发生的时间谈话，事件已经出现，并且正在进

行之中，结局如何还不知道；在那个事件过去之后谈话，事件已经是历史事实和客观存在。正因为谈话时间会

影响句子所描述的事件的有无和真假，所以一个句子必然要表述它所描述的事件跟谈话行为的时间关系。如果

句子中缺少这种表示相对时间的信息，听话人就必须从语境中找出来作为增量补充进去。做不到这一点，他就

不会认为自己听到了一个完整的句子。

第三种暂且称为语气范畴。既然一个句子能独立地完成一项交际任务，它就必然要具有交际功能。它需要

让听话人明白这是陈述一个事件，还是提出一个问题，还是发出一个命令，如此等等。这可能表现为一定的句

式，可能表现为一定的词语，或者表现为一定的语调。在陈述一个事件时，句子中可能出现情态词语或判断词

语表示讲话人对事件的看法，加上“大概，也许，肯定，可能，应该”等词语。在提问题时可能使用语气助词

、表示疑问的语调或者表示疑问的词语，等等。在祈使句中可能使用表示命令或祈求的词语，特定的句式，等

等。

这三种信息范畴不一定在每一个句子中都需要体现为句子自身的表层表现形式，可以隐含在语境之中，但

缺少任何一种都不成其为句子。为了推导句子的概念，上文引入了一些假设，肯定这些假设就可以证明I（S

）包含上述三种信息，但还不足以证明I（S）只包含这三种信息。需要重申，具备这三种信息的语言单位也

不是在任何场合都能满足最低的交际要求。例如当甲问“你明天什么时候走？”时，乙只说“我明天走”而不

给出准确的时间就不能成为合格的答句。

6结束语

20世纪时代精神的一项主要内容是从基本概念开始建立严格的理论和论证基础，要想使目前众说纷纭、

莫衷一是的汉语语法成为科学的知识系统，这也是必由之路。本文对汉语语法进行元理论分析，试图阐明怎样

使用一些基本假设建立汉语语法的理论基础，在这样的基础上工作应该向何处发展，特别是怎样打开目前在许

多根本问题上陷入的僵局－－事实上本文得出的一些结论已经为解决那些问题提出了一种具体的工作方案。元

理论分析不排除存在不同知识系统的可能性，它所否定的是不从整个系统出发孤立地提观点的做法。当我们讲

汉语语法如何如何时，必须弄清楚这是在什么理论前提之下讲话。因为离开那些信条，汉语语法很可能并不如

何如何。任何理论前提都没有绝对的权威性，然而本文使用的方法却具有普遍的意义。它能打开眼界、开扩思

路，剥去每一种理论神秘的外衣，使我们既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90年代汉语语法研究能否全面开花，关

键就在这里。

下注：

（1）对R［，1］和R［，2］作别种理解就可能构成别的语法模型，此处不讨论。

（2）关于怎样确定语言单位的意义，参看杨成凯“语义分解与合成：语义学的定义”（提交1991年

第二届语用学全国讨论会的论文），此文内容已并入杨成凯“语用学理论基础研究”（见《语用研究论集（第

一辑）》）。

（3）当然未曾命名的句子片断要除外，例如汉语句子中的语气词就没有句子成分名称。

（4）当然也可考虑在形容词下分出一个小类，说明它们可以用作状语。

（5）关于汉语词类的其他问题，参看杨成凯“词类的划分原则和谓词‘名物化’”（见《语法研究和探

索（五）》）。

（6）参看C．N．Li编SubjectandTopic(AcademicPress,Inc.出版，1976），B．Comr

ie撰LanguageUniversalsandLiguisticTypology(TheUniversityofChicagoPress出版，1981；

中译本书名为《语言共性和语言类型》，沈家煊译，华夏出版社出版，1989），T．Shopen编Lang

uageTypologyandSyntacticDescriptionVol.I(CambridgeUniversityPress出版，1985），以及

其他有关论著。

（7）如果这一点不成立，那么语法G中就没有具有普遍性的用词造句的规则。

（8）限于篇幅，论证略去。

（9）参看杨成凯“Fillmore的格语法理论（下）”（《国外语言学》1986年第3期）。

（10）参看杨成凯“广义谓词性宾语的类型研究”（《中国语文》1992年第1期）。

（11）这个间接论元是原主语的领格成分，它跟旁格宾语等都是原句中较疏远的语法关系。

现代汉语语法范文篇4

语言研究所最早是在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语音乐律实验室的基础上成立的，研究力量主要是两方面的来源，一是前“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部分成员，二是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燕京大学等高等院校抽调来的部分学者。建所初期，语言所规模不大，却汇集了丁声树、罗常培、吕叔湘、陆志韦、傅懋勣等著名学者，他们领导了语言所早期的汉语语法研究、汉语方言研究、汉语音韵研究、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汉语语音研究等学科的工作。

1，现代汉语规范工作

新中国刚刚成立不久，党和政府对语文规范化工作提出了要求，《人民日报》1951年6月6日发表社论《正确地使用祖国的语言，为语言的纯洁和健康而斗争》，同时开始连载吕叔湘、熙的《语法修辞讲话》。全国掀起了一个学习语法的热潮。语言研究所五十年代的主要工作都围绕着促进汉语规范化的目标而展开。如《语法讲话》的编写，方言调查工作的开展，《现代汉语词典》的编纂，以及《中国语文》杂志对现代汉语规范化、推广普通话和文字改革工作的探讨等。

1955年10月，由语言所负责筹办的“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在北京召开。中国科学院郭沫若院长在开幕词里说：“我们所提出的汉语规范化问题，那就是要确定汉民族共同语的组成成分尽可能地合乎一定的标准，那就是要根据语言发展的规律，采取必要的步骤使得这全民族的语言在语音、语法、语汇方面减少它的分歧，增加它的统一性。”吕叔湘在会上宣读了他和罗常培合作的《现代汉语规范问题》的报告，报告中对汉语规范化的意义、原则和需要做的具体工作项目作了详尽论述。在这次会议上代表们提出了若干研究课题，并就组成普通话审音委员会、拟订《现代汉语词典》编纂计划、拟订汉语方言初步普查计划等工作形成了决议。这次会议的文件后来汇编成《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文件汇编》(科学出版社，1956)。这以后，语言研究所的各个研究组分别就语法、语音、词汇、方言、词典编纂等工作展开了深入的研究。

2，汉语语法研究

1952—1953年，语法小组在丁声树的主持下编写了《语法讲话》，参加者有丁声树、吕叔湘、李荣、孙德宣、管燮初、傅婧、黄盛璋、陈治文。开始以“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语法小组”的名义，分十七次在《中国语文》杂志上连载，后经修订出版了单行本，书名改为《现代汉语语法讲话》(商务印书馆，1961)。这部书选例精当，分析透辟，以重视语法结构为特色，在国内外产生了良好的影响，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代表了国内语法研究的最高水平。

1953—1956年，陆志韦主持编写了《汉语的构词法》(科学出版社，1957；修订本1964)，参加者有陆志韦、管燮初、蒋希文、任建纯等。该书以北京口语为研究资料，提出了构词研究的“扩展法”，对现代汉语的构词方式进行了详细的分析。

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语法小组为撰写《现代汉语语法》作准备，提出了若干研究课题。在陆志韦指导下，刘坚、陈建民、饶长溶、王福庭分别就助动词、兼语式、副动词和连谓式写出了专题研究报告；在吕叔湘指导下，范继淹、李临定、范方莲等研究了形名组合问题、趋向结构问题、带“得”的补语问题、动词重叠问题等。吕叔湘这个时期发表的《关于“语言单位的同一性”等等》《现代汉语单双音节问题初探》等文章成为语法学界的指导性论著。

五十年代末组建了汉语史组，陆志韦任组长，郑奠任副组长，对古代汉语的语法作了专题研究，郑奠、麦梅翘编辑了《古汉语语法学资料汇编》(1964，中华书局)，郑奠、谭全基编辑了《古汉语修辞学资料汇编》(1980，商务印书馆)，管燮初系统地对上古汉语的代表文献进行语法分析，陆续出版的成果有：《殷墟。甲骨刻辞的语法研究》(1953，中国科学院)《西周金文语法研究》(1981，商务印书馆)以及《左传句法研究》(1994，安徽教育出版社)。

3，汉语方言研究

1954年成立了方言组，由丁声树任组长，李荣任副组长。建组以后不久就在中央团校和中央民族学院进行了方言调查，1956年起，语言研究所和教育部联合开办了三期“普通话语音研究班”，先后培养了一大批方言调查研究的专业人才。此后，在丁声树、李荣的带领下，进行了张家口、昌黎两地方言的重点调查；1956—1959年，语言所组织并指导了全国性的方言普查，以县为单位，共在全国调查约2000个点，写出方言调查报告1195种。这期间由丁声树和李荣等为方言调查工作编写成的《方言调查词汇手册》(1955，科学出版社)《方言调查字表》(1955，科学出版社)《汉语方言调查手册》(1957，科学出版社)《汉语音韵讲义》(1984，上海教育出版社)《古今字音对照手册》(1958，科学出版社)《昌黎方言志》(1960，科学出版社)等著作，成为指导方言调查的重要工具书和编写方言调查报告的范本。

4，汉语语音研究和机器翻译研究

当时的第三研究组以语音研究为主。建所初期，设有语音实验室，它是以原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的语音乐律实验室为基础形成的。仪器主要有各式浪纹计，乙一和乙二声调推断尺、各式海尔姆荷兹共鸣器、各式音叉、渐变音高管及钢丝录音机等等；五十年代末，添置了丹麦B．K．公司出产的声学分析仪器，用于研究普通话元音和辅音的声学特性。研制了颚位照相装置，与X光照相配合，对辅音作了生理分析；研制了音高显示器，用于研究声调，还研制了切音机。在此期间，写成了《普通话语音实验录》共五卷(未出版)和《普通话发音图谱》(周殿福、吴宗济，1963，商务印书馆)。1965年，该室购买了美国Kay公司出产的662B型语图仪，正要进一步开展普通话语音实验研究之时，在“”中被迫中断。

这个研究小组的部分人员自五十年代中期开始进行机器翻译的探索，跟其他单位合作，在五十年代末和六十年代初分别研制出了俄——汉、英——汉机器翻译系统。

5，少数民族语文研究

建所不久，罗常培在语言所组建了少数民族语言研究小组，由傅懋勋、罗季光、王辅世等负责，到1956年12月，以这个组为基础正式成立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所。

自1950年起，罗常培就着手选派一些青年语言学者参加中央民族访问团，初步调查了解全国民族语言分布的概况；此后，又在语言所里举办丁语文干部训练班；1952年起，语言所先后派遣专家率领部分青年干部组成少数民族语文工作队，前往各民族地区调查民族语言。四川凉山彝族地区、桂西壮族地区、海南黎族地区、贵州布依族地区，以及蒙古语、苗瑶语区、新疆各民族语区等，都留下了他们的足迹。1952—1954年，语言所参与了北京大学开办语言专修科的工作，帮助中央民族学院语文系编写了一部分少数民族语言教材。短短的几年内，不仅为日后全面展开的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打下了基础，也从田野工作中培养了一批既有语言科学知识，又能通晓少数民族语言的专家。

6，《中国语文》和《语言研究》杂志

《中国语文》杂志创刊于1952年，初为月刊，现为双月刊，1966—1977年停刊。罗常培、林汉达、丁声树、吕叔湘、侯精一先后担任总编辑或主编，周定一、陈章太也曾主持常务工作。《中国语文》开始是一个综合性大于专门性、兼顾普及和提高的杂志，六十年代以后以刊登研究性文章为主。1953—1955年开展的关于汉语词类的讨论，以及1957年关于单句复句的讨论，1961—1962年关子语言和言语问题的讨论等都在语言学界产生很大影响。

《语言研究》创刊于1956年，1956—1959年共出四期。这是由语言研究所编辑、科学出版社出版的语言研究专门刊物，内容主要是：一，语言科学理论研究；二，现代汉语(包括方言)和汉语史的专题研究；三，国内少数民族语言的专题研究；四，外国语的专题研究；五，有价值的语言研究资料；六，国内外语言学重要论著的评论。

五十年代《中国语文》以综合性为主；《语言研究》以专门性为主，六十年代以后，《语言研究》停办，其内容分别转入《中国语文》和《语言学资料》。

7，《现代汉语词典》的编纂

编写<现代汉语词典)是1955年“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确定的任务，1956年2月6日，《国务院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明确规定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应该“编好以确定词汇规范为目的的中型现代汉语词典”。同一年，由语言所部分人员和新华辞书社、中国大辞典编纂处共40人组成了词典编辑室，当时任语言研究所副所长的吕叔湘兼任室主任和《现代汉语词典》主编，自1958年开始编写，1960年就排印出了“试印本”；1961年丁声树接任室主任和主编，1965年排印出了“试用本”。

8，对国外语言研究动态的关注

建所之初，语言所就设置了一个情报资料组，了解和介绍国外语言研究的动态；1956—1958年，语言所设立专门小组，编辑出版了《语言学论文选辑》，先后出了八辑。六十年代初成立了外语研究室，由赵洵任室主任。这个室的一组人员投入《俄华大词典》的编写工作，另一组以研究普通语言学理论为主，他们曾参加了《中国语文》附属刊物《语言学资料》(双月刊，1961—1966年共出32期)的编辑工作，其中的“描写语言学专号”等辑在语言学界产生了重要影响。

二

“十年动乱”使语言研究所的工作完全停滞了五六年，直到七十年代初，大部分同志从干校回到北京以后，才逐渐恢复了工作。尽管工作环境和研究条件不很理想，一代学界前辈还是以惜时如金的精神，勤勉地推动着各方面研究的展开。语法小组为撰写一部大型《现代汉语语法》积极准备；方言研究、语音实验研究、机器翻译研究、《现代汉语词典》的修订都开始走入正轨；《语言学资料》也更名为《语言学动态》恢复出版，1978—1979年共出12期(现改名为《国外语言学》)。

197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正式成立，语言研究所改属社科院后，对原有学科作了进一步的调整，设八个研究室，分别是：现代汉语研究室(室主任为吕叔湘)，古代汉语研究室(室主任为王显)，近代汉语研究室(室主任为周定一)，方言研究室(室主任为李荣)，语音研究室(室主任为吴宗济)，应用语言学研究室(室主任为刘涌泉)，情报资料室(1980年改为国外语言学研究室，室主任为伍铁平)，词典编辑室(室主任为丁声树)。

1，现代汉语语法研究成熟的标志——《现代汉语八百词》的出版

语法小组恢复工作以后，吕叔湘主持着手准备一部详尽的《现代汉语语法》的编写工作，并亲手撰写了十万字的编写提纲(部分章节后来曾公开发表)。为了这项工程，吕叔湘积数十年研究心得写出了具有重要理论价值的《汉语语法分析问题》；翻译了赵元任的《汉语口语语法》。后来计划改变，在吕叔湘主持下用几年的时间编写了一部《现代汉语八百词》，参加者有李临定、刘坚、范继淹等十余人。这是我国第一部描写汉语语词用法的工具书，具有汉语语词用法词典的性质。书中虽然也简单交代了汉语语法要点，但不以阐述理论和建立体系为目的，而是着重于用法的观察，分析细致，举例贴切，有许多独到的见解。这部书的意义在于，跳出了名目和体系之争，着力于汉语事实的挖掘，标志着汉语语法研究走向成熟。因此，它不仅成为汉语教学的必备参考书，也在推动语法研究的描写方法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2，汉语方言研究空前繁荣——《方言》杂志的创刊和《中国语言地图集》的绘制

1955年“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上丁声树、李荣做的《汉语方言调查》报告里说到“我们今后的方言调查一定要加强计划性，使各地方言的调查工作紧密联系起来。在方法上，不仅要调查语音情况，还要重视方言词汇和方言语法的研究。”“全国范围的方言调查应该把绘制全国汉语方言地图作为长期奋斗的目标。”这两方面的理想在七十年代以后得到实现。1979年丁声树患病住院后，李荣主持方言研究。创办了我国方言学科唯一的专业杂志《方言》；发起成立了全国汉语方言学会；组织力量投入了“六五”国家重点项目《中国语言地图集》(汉语方言部分)的绘制工作。《中国语言地图集》(汉语方言部分主编李荣、熊正辉、张振兴，中国社会科学院和澳大利亚人文科学院合作编制，中文本及英文本，1987，1989，香港朗文出版有限公司)首次用多幅彩色地图的形式总结了几十年来方言调查研究的成果，反映了汉语各种方言分布分区的情况。地图集以及附带的文字说明，第一次向人们系统地介绍了各种方言的使用人口和主要特点，、以及汉语方言统一和分歧的实际面貌。这是我国国情调查的一个重要项目，也是我国科学文化领域的一项基本建设。

3，《现代汉语词典》的出版

七十年代里语言研究所推向社会的最重要的成果是一部《现代汉语词典》。“”期间，《现代汉语词典》的编纂工作受到“”的严重干扰，1973年印行的“试用本”遭到无理指责，直到1978年；这部词典才得以正式出版发行。《现代汉语词典》的出版，填补了我国中型现代汉语词典的空白，并以精当的释义和举例垂范于世。它集科学性和通俗性于一身，在推广普通话、促进汉语规范化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这部词典在社会上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刊行以来屡次重印，至今印数已超过2300万册，并在海外有多种版本印行。

三

八十年代中期以后，老一代学者不再担任主要领导职务，一批中年学者成了各学科的带头人，他们继承了老一代的良好传统，使语言研究的各个领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1，现代汉语研究

《现代汉语八百词》的工作完成以后，李临定着重进行句型研究，对汉语中有代表性的典型句型做了全面细致的描写，结合变换分析和语义解释论述句型特征(《现代汉语句型》，1986，商务印书馆)；范继淹集中进行汉语人机对话研究，从自然语言理解角度对汉语语法的形式概括和语义制约提出了许多新的见解(《范继淹语言学论文集》，1986，语文出版社)；孟琮、郑怀德、孟庆海、蔡文兰重点进行动词和形容词的用法研究(《动词用法词典》，1987，上海辞书出版社；《形容词用法词典》，郑怀德、孟庆海，1991，湖南出版社)，《动词用法词典》对名词宾语的分类超越前人，在动词及其支配成分的研究方面有重要参考价值。徐枢、饶长溶的语法研究也在语法学界引起重视，身为《中国语文》杂志的编辑，他们还为语法研究后备队伍的建设作出了贡献。由《中国语文》编辑部编辑的《语法研究和探索》系列论文集已出版八集，极大推动了国内语法研究。

2，汉语方言研究

方言研究八十年代后继续往深度和广度上发展，熊正辉、贺巍、张振兴带领方言研究室先后进行了国家“七五”“八五”规划项目《汉语方言重点调查》(九种专著已出版)《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12部分地方言词典已出版)等大型研究，并在研究手段的现代化方面积累了基础。

八十年代方言研究的另一个突出成果是一批高质量的方言志的编写出版，自侯精一的《平遥方言简志》(1982，《语文研究》增刊)《长治方言志》(1985，语文出版社)以后，山西省已为81个县市编写了方言志，其他地方的方言志也陆续有不少问世。

由侯精一主持的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项目《现代汉语方言音库》自1992年开始采录和编写，计划中的40种方言音档多已开始工作，其中《上海话音档》(1994，上海教育出版社)首先出版，受到各方面的好评。

3，实验语音学研究

1973年起，原来的语音实验室就逐渐恢复了语音实验工作，1978年语音研究室成立以后，在室主任吴宗济的带领下，大规模地开展了语音分析和语音合成工作，在理论建设和实验研究方面都取得了重要成果。《普通话单音节语图册》(吴宗济主编，1988，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实验语音学概要》(吴宗济、林茂灿主编，1989，高等教育出版社)“普通话单音节规则合成系统”(杨顺安主持，1987)《现代语音基础知识》(曹剑芬，1990，人民教育出版社)以及正在进行的国家社会科学“八五”重点课题“人机对话中的语音学问题”、国家“八六三”计划中“智能接口”的“普通话两音节间音联模型及其规则合成”等项目，都受到国内外专家的高度评价。

4，近代汉语研究

为了加强汉语史研究中对白话材料的重视，1977年经吕叔湘提议，成立了近代汉语研究室。十几年来，这个室的研究进展令人瞩目。吕叔湘《近代汉语读本·序》里不仅精辟地论述了近代汉语的分期问题，还特别讲到“进一步开展近代汉语词汇语法研究，我以为有几件事要做。第一，做好资料工作。……第二，总结研究成果。……第三，编辑读本。”近年来，这三个方面的工作都已有重要成果问世，《近代汉语读本》(刘坚编著，1985，上海教育出版社)是全面反映近代汉语概貌的第一部深入浅出的教材；《近代汉语虚词研究》(刘坚、江蓝生、白维国、曹广顺，1992，语文出版社)是近代汉语虚词研究成果的总结；《近代汉语语法资料汇编》(刘坚、蒋绍愚主编，唐五代卷，1990，宋代卷，1992，元代明代卷，1995，商务印书馆)汇集了近代汉语各个时期有代表性的重要文献，细加校订，有很高的实用价值。同时，《近代汉语指代词》(吕叔湘著，江蓝生补，1985，学林出版社)的出版以及刘坚、江蓝生、曹广顺等的一系列论文，标志着近代汉语语法研究正在向纵深发展。杨耐思的《中原音韵音系》(1981，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等是近代汉语音韵研究的成果。

5，古代汉语研究

古代汉语研究室何乐士、敖镜浩、王克仲、麦梅翘、王海菜八十年代初编著的《古代汉语虚词通释》(1985，北京出版社)是文言虚词研究的集成之作。同时，专书研究、断代研究和专题研究也取得了不少成果，如何乐士的《左传虚词研究》(1989，商务印书馆)，王海棻的《马氏文通与中国语法学》(1991，安徽教育出版社)，王克仲的《助语辞集注》(1988，中华书局)等。古代音韵的研究成果主要有邵荣芬的《切韵研究》(1982，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中原雅音研究》(1981，山东人民出版社)和王显的一系列论文。

6，汉语辞书编纂

《现代汉语词典》出版以后，词典编辑室又相继编出了《现代汉语小词典》(1980，商务印书馆)《倒序现代汉语词典》(1987，商务印书馆)《现代汉语词典补编》(1989，商务印书馆)等。此外，还编出了古今汉语实用词典、新词新义词典、方言常用词词典等多品种的辞书；适应新变化的《现代汉语词典》的修订本1995年出版，《现代汉语大词典》自1990年开始编写，现已基本完成

。近十几年来，语言所的其他研究室也编出了一批水平较高的专业词典。

7，应用语言学研究

应用语言学研究近年有了较大发展，1979年成立了应用语言学研究室，刘涌泉任室主任；1985年改组为计算机室和应用语言学研究室，分别由刘倬和刘涌泉任主任，1995年起，由于工作的需要，两个室再度合并。应用语言学研究的重点是机器翻译和中文信息处理，这些年来，在刘倬的主持下，开发了各种实验型机器翻译系统8个(包括英语一汉语和世界语一汉语)；主持开发或指导开发了实用型英汉机器翻译系统3个；建立了中文信息处理系统及语料库两套；以及各种文字形式和软件形式的成果等，都在国内同行里获得高度评价。

由王广义主持的《天语》英汉题录翻译系统、《GRA篇名英汉机器翻译系统》都已投入应用，《GRA文摘英汉机器翻译系统》正在进行中。

8，语言理论研究

语言理论研究是近十几年来语言所发展较快的学科，已从早期的以介绍和翻译国外语言学理论和方法为主，逐渐转向研究和评论国外语言理论和方法，并借鉴这些理论和方法，结合汉语开展实际语言的研究，在汉语语法研究、汉语语音研究；汉语篇章分析、汉语语用研究、英汉语法比较研究等方面都取得了明显突破。在这些方面做出重要成就的是廖秋忠、陈平和沈家煊，他们积极引进最新的观念和方法，对汉语中一些长期悬而未解的问题提供了新的视角，进行了有益的尝试，《廖秋忠文集》(1992，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现代语言学研究——理论、方法与事实》(陈平，1991，重庆出版社)《语用研究论集》(廖秋忠、沈家煊、杨成凯等，1994，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等文集反映了他们的研究水平。赵世开、黄长著、卫志强、沈家煊、林书武等积极翻译国外语言学名著，如《句法理论的若干问题》(1986，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语言与语言学词典》(1981，上海辞书出版社)《语言共性和语言类型》(1989，华夏出版社)《语言导论》(1994，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功能主义与汉语语法》(1994，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等都为国内的语言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9，《中国语文》、《方言》和《国外语言学》杂志

《中国语文》于1978年复刊，为双月刊。这是我国语言文字研究最重要的学术刊物。主要刊登汉语现状、历史以及应用、实验等的调查和研究，语言理论，语言政策的研究，汉语教学，汉外对比研究，语言学和其他学科交叉课题的研究，汉字现状、历史以及应用调查和研究，语言文字著作的评论文章。

《方言》杂志创刊于1979年，季刊，至今出版68期。李荣、熊正辉、贺巍、张振兴担任主编。这是全国唯一的方言学专业刊物。杂志集中反映了汉语方言研究的有代表性的重要成果，曾对连读变调、方言分区等专题进行了比较深入的讨论。1980年创刊的《国外语言学》是国内唯一的国外语言学理论研究学术刊物。伍铁平、赵世开、廖秋忠、卫志强、沈家煊先后担任主编。杂志大量评介国外语言研究成果，刊载相关资料，成为国内学者了解国外语言学的重要窗口。

10，图书资料工作

语言研究所图书室组建于1950年，至1966年藏书有16万册左右；90年代初期，藏书已达到27万册左右，其中中文书刊约23．5万册，外文书刊约3．6万册。藏书，内容包括：一般语言学、语言学理论、汉语语言学、传统语文学等方面的著作文献；可提供语言研究素材的文献资料；各种辞书、地方志、丛书、期刊等。语言所图书室历任主任或负责人有：刘际尧、魏民、袁璋、冯家荣、阎征、许长江。1994年起和社科院其他研究所的图书室一起归入组建中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图书馆，成为社科院图书馆的语言学库。

四十五年来，语言所的工作人员在吕叔湘等专家的直接指导下，编辑了《中国语言学论文索引·甲编》(清末一1949，1965年出版)《中国语言学论文索引·乙编》(1950—1963，1963年出版；增订本1965年出版；1950—1980，1983年出版)。

《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1988，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是我国语言学史上的开创之作，吕叔湘为这项工作倾注了大量心血，并撰写了卷首专文《语言和语言研究》。语言所不少学者为该卷撰写了条目。吕叔湘还为我国语言学界另一项开创性工作《中国语言学年鉴》(1993，语文出版社)亲自起草了详细的编写体例。

四

作为部级的语言研究专门机构，语言研究所不仅推出了一批又一批重要的学术成果，而且组织了很多全国性的学术活动，良好的学风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语言学工作者。

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年语言学家奖金是吕叔湘个人捐助设立的，1983年，吕先生捐献多年积蓄六万元作为这项奖金的基金；1987年，吕先生又把他荣获首届吴玉章奖金语言文字学特等奖的五千元转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年语言学家奖金。语言所负责这项奖金的管理工作1984年首次评奖至今已评定7次，获奖者25人。

我国语言科学工作者的全国性的学术团体——中国语言学会的常设机构设在语言研究所，十几年来，语言所为学会的各种活动做了许多工作。早在1957年初，罗常培等就曾筹备成立全国性的语言学会。1980年正式成立以后，积极推动语言科学研究，开展全国性学术活动，组织国内学术交流。中国语言学会历任会长是：吕叔湘、季羡林、熙、刘坚；现有会员近900人。语言所直接负责了历届学术年会的组织工作和《中国语言学报》(1982年至今已出版七期)《中国语言学会通讯》的编辑工作。为了加强国内语言学家与国际语言学界的交往，1988年由语言所负责协调中国语言学会加入了国际语言学家常设委员会，使中国成为该组织的正式会员国。

汉语方言学会的秘书处设在语言研究所，李荣任会长，自1981年成立起已召开了八届学术年会；由语言所和其他单位合办的现代汉语语法学术讨论会、近代汉语学术研讨会、古代汉语学术讨论会、国外语言学研讨会等也一直定期举行，大大推动了这些学科的发展。

对外交往与合作在语言所四十五年的历程中也形成了传统。五十年代起，语言所的专家和苏联、东欧的语言学者就有来往和交流；八十年代以来，欧美、澳洲、日本以及港、澳、台湾地区等许多知名语言学家频繁来到语言所访问，作学术报告，参加学术会议等。1982，年8月，由语言所参与主办的“第十五届国际汉藏语言学会议”在北京举行，与会的国外学者有百余人。近年来，语言所也有不少学者应邀出访，进行学术交流。不少专家在各种国际学术会议上，出国讲学，与国外同行研究合作等。中国社会科学院与澳大利亚人文科学院的合作项目《中国语言地图集》的绘制是语言所参与国际合作的成功范例。

国家“六五”计划实施以来，语言所承担的各种重点项目有：“六五”国家重点项目“中国语言地图集”，“七五”国家重点项目“汉语方言重点调查”“语音分析与合成的基础研究”“山西方言通志”，“八五”国家重点项目“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人机对话中的语音学问题”，国家“八六三”项目“普通话两音节间音联模型及其觌则合成”；中华社科基金项目“汉语运用的语用原则”“现代汉语话语关联”“近代汉语助词研究”“现代汉语方言音库”“汉语方言计算机处理系统”“北京口语句式研究”；社科院重点项目“近代汉语语法史研究”“汉语成语语义检索”“现代汉语大词典”“现代汉语句型研究”“唐宋语言研究”“白话小说语词研究”。

四十五年来，语言所的研究队伍人才辈出，良好的学风代代相传，务实求新的传统不仅体现在几代学者的研究工作里，也表现在他们的积极倡导和对年轻同志的言传身教中。早在五六十年代，丁声树、吕叔湘等就在所里为年轻同志开办了音韵讲习班和英语讲习班，使研究人员的业务能力有了明显提高；从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每个时期所里都经常举办研究人员的学术报告会，九十年代以来，更形成了固定的“五四”青年学术演讲会和高研学术演讲会活动，学术气氛异常活跃。语言所里不少同志还经常自发地组织学术沙龙活动，进行专题研讨，其中每月一次的“理论语言学沙龙”自1985年起至今目连续举办了127次，国内外许多同行都曾参加过这里的讨论，为活跃所里的学术空气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四十五年间，语言所的几代学者脚踏实地，锐意进取，努力挖掘汉语事实，继承良好的学术传统，积极探索新的方法，不断更新学术观念和研究手段，为我国语言科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古语说四十而不惑，正当盛年的语言研究所在迈向二十一世纪的征程上，一定会以更加丰硕的成果奉献给社会。

参考文献

傅懋勋、罗季光1978我国少数民族语文研究工作的回顾与展望，中国语文，1期。

傅懋勣、周定一、张寿康、罗慎仪主编1984罗常培纪念论文集，商务印书馆。

李荣1989丁声树，方言，2期。

王均1989语言学界的一代宗师——纪念罗常培先生九十诞辰，中国语文，6期。

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秘书处1956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文件汇编，科学出版社

张伯江1992《中国语文》四十年，中国语文，6期。

《中国现代语言学家》编写组1981，1982，1984，1985，1986中国现代语言学家(第一至五分册)，河北人民出版社。

现代汉语语法范文篇5

提到“体”（aspect），一般认为它是一种语法范畴。《语言与语言学词典》中说：体是“动词的一个

语法范畴，用添加前缀、后缀或变化中间元音的方法来表示。‘体’表示的时间概念不多，而是表示所叙述

的动作的类型和动作是否持续。”（第30页）《语言学和语音学基础词典》说：体是“对动词作语法描述

的一个范畴（与时和语气一起），主要指语法标志动词表示持续或表示活动类型的方式。”（第41页）在

现代汉语中，一部分形容词也有体的分别，所以《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说：“体的范畴表示动作（

或状态）的过程”。（第471页）

现代汉语中是不是有在体的语法范畴？有不少语法学家对此作了肯定的答复。王力把体称为“情貌”，

他在《中国现代语法》中认为：“大致说来，人们对于事情和时间的关系：第一，着重在事情是何时发生的

，不甚问其所经过时间的远近，或长短；第二，着重在事情所经过时间的长短，及是否开始或完成，不甚追

究其在何时发生。前者可以罗马语系（法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等）为代表，后者可以中国语为代表。”

（第151页）高名凯在《汉语语法论》中说：“汉语语法构造，则没有时间，而有‘体’。”（第189

页）由张斌、胡裕树给《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撰写的条目中认为：现代汉语同古代汉语的差异，在

词类上的表现之一是“动词时态范畴的出现。”（第178页）龚千炎在《谈现代汉语的时制表示和时态表

达系统》中说：“现代汉语只有‘体’的语法范畴而无‘时’的语法范畴。”［①］相比之下，否定的意见

不多，但确实存在。徐烈炯在给《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撰写的条目中说：“汉语没有时的形态范畴

。有些语法学家认为它有体的形态范畴，例如‘着’表示进行体，‘了’表示完成体等。但是这样的分类是

不够精密的，例如‘台上坐着主席团’的‘着’字表示的是一种静止的状况，而‘屋顶上盖着一层厚厚的雪

’的‘着’字表示的是动作遗留下来的状态。至于‘了’，它确有完成体的功能（做了一件好事），但有时

‘了’和‘着’却很难区分。例如‘开着窗户睡觉’：‘开了窗户睡觉’，‘着’和‘了’在这样的上下文

里几乎是同一意义。因此，汉语语法学家没有采用体的范畴，而把这一些词作为动词词尾或语气词来处理。

”［②］同样值得注意的是一些有影响的语法教材和论著在涉及到这个问题时的下述做法：不明确断言体的

语法范畴的存在，但又介绍体助词。比如黄伯荣、廖序东主编的《现代汉语》（增订版）中，是在说明动态

助词“着、了、过”的时候才介绍由它们表达的几种体。熙《语法讲义》中认为“了、着、过”是动词

后缀，分别表示动作的完成，动作或变化的持续，曾经发生某事或曾经经历某事，他也不提及体、时态或动

态。大家知道，除去少数人之外，国内语法学家如果承认现代汉语中存在词的语法范畴，那么体便是唯一的

范畴。对于这样一种语法范畴，上述教材、论著的作者为什么要采取避而不谈的态度呢？我们揣测，这可能

是为了控制教材的难度，也可能是服从整体的基本框架，但是不是他们也觉得直截承认体是语法范畴不太合

适呢？看来未尝没有这个可能。

承认现代汉语中存在某些虚词，它们表示体的意义，这几乎是不可抗拒的。如若不然，对“了、着、过

”这些助词又作何种解释呢？然而，要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承认现代汉语中存在体的语法范畴，则如上文所

述，就有分歧了。从表面看来，这种分歧并非原则性的。因为不管怎样，毕竟大家都承认现代汉语中有表示

体意义的手段，承认体意义是有几种类别，这就够了。至于它们是否上升为语法范畴，尽可以仁者见仁，智

者见智。但是若能透过表面现象作一深入的思考，就会意识到，这并不是一个可以轻视的问题。体能否成为

一种语法范畴，这个问题本身或许不是最重要的，但是对它的探讨涉及了对现代汉语语法学分类框架赖以构

建起来的几条重要规则的反思，循此探求下去，我们得到的收益可能是极为重要的。退一步说，如果我们仅

仅把注意力限制在体本身的范围内，那么这种探讨也不是无足轻重的。初步的考察表明，即使我们目前尚不

能对现代汉语中的体能否概括为语法范畴作出明确的答复（因为它涉及的是一个全局性的思考），我们也能

透过对此而作的辨析和思考，对现代汉语中的体概念有一个更为深刻、更为全面的认识。

二

在《理论语言学引论》中，莱昂斯区分了三种语法范畴：首要（primary）语法范畴指词类，次要(secon

dary）语法范畴指时、式、格等，而主语、谓语、宾语等属于功能范畴（functionalcategories）。按照这

样分类，体若作为语法范畴属于次要范畴。次要语法范畴又可称为狭义的语法范畴。如高名凯所说：“以狭

义的意思来说，语法范畴则指一般语法学家在词类下所讨论的名、动、形容等词所有的形态变化所表示的那

些语法意义的概括。”［③］这种观点，和前文所引《语言与语言学词典》、《语言学和语音学基础词典》

的说法都相吻合。显然，它们的共同性源于对普通语言学理论的遵守，众所周知，这种理论得以建立的材料

基础是有形态变化的语言，主要是印欧语。

正是在这方面，现代汉语吴现出另外一种面貌。正如吕叔湘主编的《现代汉语八百词》指出的：“汉语

语法的最大特点是没有严格意义的形态变化。我国某些兄弟民族语言和西方语言里边用形态成分来表示的概

念，汉语里边或者不作表示，或者用半独立的词来表示。”（第1页）这些半独立的词（即虚词）在语法上

往往有这样的特点：经常附着在实词之上，全也经常附着在自由短语之上。

利用半独立的词来表示体意义，是现代汉语表示体的主要语法手段。这一点，在各家的研究中都有反映

。王力在现代汉语中分出七种情貌，除了普通貌是零形式之外，其他六种都用情貌成分表示。这些成分按今

天的一般说法，包括助词“着、了”，趋向动词“起来、下去”，语气词“来着”和动词重叠。高名凯认为

现代汉语中有三种体，“这些词，除了叠动和加强是重复或连用词外，其他的则由补助词表现之。进行体和

起动体的虚词加在具有动词功能的词之前，这些虚词多半还带有规定者的意味。完成体和结果体的虚词则是

加在具有动词功能的词的后面的，这些虚词都是实词变来的，其本身本来可以具有动词的作用。”［④］高

名凯所说的虚词，今天分别称为副词如“正在、刚、才、恰”，助词如“了、过”，动词如“到、中”。《

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提到了五种体，其中三种用助词“着、了、过”表示，短时体（或尝试体）用

动词重叠表示，可能体例如“说得清”“听不懂”。“说得清”“听不懂”之类，按吕叔湘的看法，是由在

复合动词中插入“得、不”构成的。龚千炎在文章中分出了八种体，分别由时态副词如“曾经”，准时态副

词如“就要”，时态助词如“了”，准时态助词如“起来”和语气词如“来着”表达。

以上各种表示体的手段，除去动词重复、连用、零形式以及动词“到、中”等之外，都是或多或少地具

有附着性的词，其中体助词或语气词是公认的半独立词（熙认为“了、着、过”是词缀），至于时态副

词之类，有人不同意它们是半独立的词，但它们具有附着性是不能否认的。

概括地说，现代汉语中用半独立的词表示体的意义时，它们的附着对象可以是动词、形容词，也可以是

谓词性短语，又可以是一个句子。例如：

①屋里的灯还亮着。（“着”附着在形容词后）

②师傅们曾经不止一次地批评帮助过他。（“过”附着在谓词性短语后）

③程斌终于找到一个没人坐的座位了。（“了”附着在句末）

④洗干净了一盆脏衣服。（“了”附着在谓词性短语后）

⑤今天星期一了（“了”附着在名词性谓语句末）

这种现象表明，即使我们承认半独立的词表示体的意义是外部形态，也无法把有关体的形态变化看作是

汉语动词、形容词所独有的特性。这意味着如果在现代汉语中存在体的语法范畴，它并不仅仅属于动词、形

容词。由上文可见，一部分语法语学家在给现代汉语建立体的语法范畴的时候，已经表现出了一种把该范畴

扩大到谓词短语乃至句子之上的倾向，只是由于他们尚未对此作出理论化、系统化的概括，这一点目前表现

得并不明朗。这一做法一旦变得明朗，则势必导致对体一类次要语法范畴的定义作出重大的修正。果正这样

的话，其影响无疑是重大而广泛的。

三

徐烈炯认为现代汉语中不存在体的语法范畴，其理由不外乎相应的概括缺乏一贯性。应该承认，徐烈炯

所指出的现象的确存在，它们的存在也不是偶然的。比如“菜热着、上着石膏、晾着衣服”都可以或者表示

运动、动作正在持续，或者表现运动、动作造成的结果正在持续。又如“他当了三年主任”和“他当过三年

主任”意思不同，但是“北京他去了三次”和“北京他去过三次”意思差不多。“画了一幅画”和“画着一

幅画”意思不同，但是“穿了这件衣服真好看”和“穿着这件衣服真好看”意思差不多。另外，还有一种现

象徐烈炯没有提到，即有时候用不用体助词意思也差不多。《现代汉语八百词》曾指出：表示复数的“们”

，表示完成的“了”等半独立的词，“它们的主要特点是缺少普遍性：有的场合一定要用，有的场合可用可

不用，有的场合甚至不能用。……‘你看见〔了〕没有？’和‘我已经知道〔了〕，你甭说了，里边的加括

号的‘了’都可以用可以不用的。”（第1页）在新闻报道尤其是新闻标题中可用而不用体助词主要是“了

”这种现象，并不是什么新鲜事，例子几乎可说俯拾皆是：

⑥浦东开发又有一个新题目（新闻标题）

⑦由市委、市府召开的上海市教育工作会议今天上午拉开帷幕。（新闻正文）

有时候标题不用“了”，正文则用“了”，如：

⑧英重新关闭与爱尔兰通道（新闻标题）

⑨英国警方5日重新关闭了爱尔兰与北爱尔兰之间的三条通道。（新闻正文）

根据普通语言学理论，语法范畴的建立是有条件的，“构成语法范畴的基础是对立关系，因此，范畴必

须包括两个（或者更多）相互处于对立关系的同类语法意义。”［⑤］比如完成体和未完成体的对立。兹维

金采夫认为：“语法意义用语言中具有体系性的某种标志来表达，这就使语法意义变成了语法范畴。”［⑥

］对此我们的理解是指语法形式必须系统地表示语法意义，如果不系统，就不能概括出语法范畴。用这样的

标准衡量，现代汉语中的体的语法意义似乎无法上升概括为语法范畴，因为甚至像“了、着、过”这类体助

词在表示体意义时也缺乏一贯性，又何谈系统性呢？不过，我们也应该进一步提出这样的问题：一贯性是否

意味着无例外。如果承认一贯性并不排除例外现象，那么结论就可能不同了。

弗·帕尔默在《语法》中说：“英语的过去时不只是指过去的时间。它还有另外两个功能。”（第21

3页）即除指示过去时间，如Hecameyesterday.（他昨天去的。）之外，还能一、用于间接引语，以便符合

“时的呼应”这条规则，如HesaidhewenttoLondoneveryday.（他说他每天去伦敦。）二、表示“不

肯定”，不太可能或不可能，如Couldyoupassmethesalt？（您能否把盐递给我？）IwishIknew.（

我希望我知道（某件事））IfJohncame,Ishouldleave.（如果约翰真会来（这是不可能的），我就走。

）尽管存在上述两种用法，但是它们并没有阻碍语法学家从英语动词的形态变化中概括出“时”的语法范畴

，其原因在于英语动词的这类变化在本质上和现在时、过去时的表达存在系统的相关性，其他与此不一致的

现象是非本质的，并且是有条件的，可以得到解释。

在俄语中，大部分动词构成完成体和未完成体的对立；但也有少数动词是单体动词，要么属于完成体，

要么属于未完成体；另外还有兼体动词，其中的大多数形式既可用于表示完成体，也可用于表示未完成体。

如果使用兼体动词，有时候体的意义“只能根据语句的总的意思来确定，例如：

（附图[图]）

尽管如此，但因为动词的大部分有体的对立，因此这种对立成了“体的体系性的范畴特征”，［⑧］并

且使得语法学家得出“体的范畴囊括一切动词”［⑨］的结论。

由此可见，在有形态的语言中确定诸如“时”、“体”这样的语法范畴时，国外语法学并没有把一贯性

等同于无例外。在这里起决定作用的是：表示对立意义的不同形式之间的区别是否有基本的，或者说本质上

系统的区别。现在我们不妨对本节开头所说的三种情况也作一番考察，看看它们反映的是什么性质的问题。

以下顺序讨论。

情况一、“着”有时表示运动、动作的持续，有时表示运动、动作造成的结果的持续。这个现象其实不

难解释，问题和“着”无关，而和动词有关。根据马庆株《时量宾语和动词的类》一文的说法，“坐”这一

类词是强持续性动词，“盖”这一类词是弱持续性动词中的“挂类”。前者带时量宾语时表示动作行为持续

的时间（左按：如能带“着”，则也表动作行为的持续），后者加“着”既能表示动作行为本身的持续，又

能表示动作行为造成的状态的持续。可见，不论情况如何，“着”表示持续意义这一点并没有变化，其他意

义的变化仅和动词的语义特征相关。

情况二、“了”和“过”，“了”和“着”有时可以互相替换而意义基本不变。对这个现象目前似乎还

不能作出全面而准确的解释，但它大体和句子的时相有关，特别和动词的语义特征有关，则似乎是能够肯定

的。这里我们先提出下列三条可作进一步修正的规则：

一、当后带动量成分并且该动词可后带“了、过”时，非持续动词后面的“了、过”可以互换，如：

⑩去了一次——去过一次

①①伤了两回——伤过两回

①②合并了一次——合并过一次

二、当表示一种特征或伴随方式时，弱持续动词的一部分，即马庆株所说的“挂”类动词后面的“了”

和“着”可以互换。比如：

①③穿了这件衣服真好看——穿着这件衣服真好看

①④开了窗户睡觉——开着窗户睡觉

三、在存现句中，持续动词后的“了”和“着”可以互换，如：

①⑤床上躺了一个人——床上躺着一个人

①⑥盆里栽了花——盆里栽着花

情况三，体助词“了”可用而不用。我们对此的解释也是初步的，可作进一步修正和补充，其条件如下

：

一、当动词具有完成的语义特征时，后带的“了”才可能不用。如“金融市场出现危机”。但是这一点

和整个句子的时相有关。如“金融市场将出现危机”因时相制约，该句不能加体助词“了”，也不能表示完

成的意思。“坐”无完成的语义特征，但在“他坐一会儿就走了”中，却因时相制约而带上了完成义。

二、当满足条件一时，如果是单音节动词，大都仍须后带“了”，若是双音节动词，则大都可能不用“

了”，如：

①⑦小张丢了一把伞——小张丢一把伞

①⑧小张遗失了一把伞——小张遗失一把伞

三、若补语是表结果的双音节动补短语，也可能不用“了”，如：

①⑨队员们登上峰顶

四、若非充当文章标题，以上不用“了”的可能性要成为现实，往往还需要满足以下两上条件中的一个

：

1．有后续句，如：

②⑩小张遗失一把伞，小王也遗失一把伞。

2．句未使用否定副词“没有”或语气词“了”。如：

②①小张丢伞没有？

②②队员们登上峰顶没有？

②③小张丢伞了。

事实上，条件四中的第2项小条件具有很强的约束力。若符合该条件，即使动词不具有完成的语义特征

，也常可不常体助词“了”。其原因自然在于“没有”表示的是对完成的否定，而语气词“了”则表示对变

化的肯定。

以上分析表明，情况一其实不能证明“着”在表体意义时不具备一贯性，情况二、情况三则很可能是有

条件的，它们并不能在根本上动摇“了、着、过”之间的分工，也不足以消除用体助词“了”和不用“了”

即所谓的“零形态”之间的区别。因此欲凭此据来证明在现代汉语无法概括出体的语法范畴，其说服力是不

强的。

四

以往的讨论的特点是大多把体当作一个语法范畴、语法概念看待，其实，对体应该从语义、语法（词法

和句法）、语用三个平面来看待和研究。如果我们能够这样放开眼界，那么对问题的认识可能会更为全面、

准确和深刻。

首先，体是一个语义概念。即使像俄语那样存在体的语法范畴的语言，其中的动词之所以有体的语法特

点，也是因为它们具有体的语义基础。如果某种语言无法在形式有系统地、有区别地表示不同的体，该语言

中就不具备成系统的语法上的体，那么就更加有必要给语义体以更大的关注。韩忠诰在《德语动词的体》中

认为：“在德语中，动词的体没有固定的语法特证，没有形成独特的语法体系，而是从语义角度出发，用不

同的语言手段表示出来。因此，在德语中，体属于动词的语义范畴，表示出动作行为的特征”，［⑩］当代

英语中有没有体的语法范畴也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把be、have等看作助动词的语法学家认为英语中存在体

的语法范畴，但如果把be、have等看作链接动词（catenativeverb），则应该承认英语中不存在体的语法范

畴。Huddlesfon和Rodney认为，在英语中体意义与其说是语法的，不如说是词汇化的，为了避免术语“体”

在意义上的混淆，有必要把语法体和语义体区分开来。［①①］

国内语言学家在研究动词时，用“完成”、“持续”、“状态”等语义特征给动词分类，在本质上就是

对语义体的一种分类法。

其次，体也是一个语法概念。当某种语言中使用某一些语法手段、语法形式来表示不同的体意义时，体

就同时成了语法问题。自然语言中表示体的语法手段可以是词法范围的，比如俄语中的ⅡPOPeB3a（完成体）

——ⅡPOPe3aя（未完成体）（剜穿、切穿）；也可以是句法范围的，比如汉语中的“了、着、过”等；又

可以是词法、句法兼有的，比如若把be、have等当作助动词，则英语中的be、doing（进行体）——havedon

e（完成体）（干、做）就是这样构成的。

在语言研究中区分语法体和语义体有很大的必要性，这不仅因为归根结底语法体是在语义体的基础上建

立起来的，而且因为作了这种区分之后，十分有利于防止在研究中把语法分析和语义分析混淆起来。在汉语

研究中，防止混淆这一点尤为重要。陈平在《论现代汉语时间系统的三元结构》中说，他讨论的时间系统“

从本质上来说是一个语法范畴。”［①②］可是这个时间系统赖以建构的三元中，有两元都是语义性质的结

构：句子的时相结构由句子成分的词汇意义决定，时制的九种基本形式是一种逻辑分类。时态结构（即体结

构）是什么性质，作者没有明说，但从其陈述看，恐怕仍在是语义结构。这样一种类型的系统还说是语法范

畴，其可靠性是令人怀疑的。

上古汉语中没有体的语法范畴，也没有像“着、了、过”那样比较纯粹的表示体的虚词等，但这并不说

明上古时候说汉语的人不能意识到体的区别，不能在说话时表达这些区别。“由也，升堂矣，未入于室也也

。”（论语）一句中，对动作完成的肯定和否定，是能过句来语气词（矣）和否定词“未”表达的。“既曰

归止，曷又怀止？”（诗经）中，完成的意思是用副词“既”表达的。上古汉语缺乏的是语法体，不是语义

体的表达手段。研究上古汉语所能表达的语义体，是语义研究，研究上古汉语是怎样在句子中用词汇等手段

表达语义体的，是语法研究。注意研究中的这个差别，对于把握好现代汉语中体的多层次分析，同样具有重

要意义。

体又是一个语用概念。这主要表现在有些人们不太注意的体的类别和人们怎样使用句子即怎样实施以言

行事行为有关系这种现象上。这方面的情况现在研究得很不够，本文也不想展开讨论，这里打算说一下两个

处于语用、语法、语义边缘上的问题。

一、有些体意义的表达看来和语句内部的上下文有关。我们曾经提到过：体助词“过”在“我吃过粽子

”中表示“经历”，在“我吃过粽子了”中表示“过去完毕”，区别就在于前者句末没有带语气词“了”，

后者句末使用了语气词“了”。［①③］这说明体意义的表达有时会产生变化，而条件可以是话语内部上下

文的变化。

二、有时候，所谓的体的语法意义其实是语用性质的意义。曲卫国的谈论英语中现在完成体的意义时认

为，过去对这个体的研究都囿于语法或语义层面，把本来的语用含义当成了语法意义。他说：“所谓的‘现

时关联’，‘不确指’或‘延伸’并不是语句的语义表征（semanticrepresentation），因为它们不是现在

完成体这个结构内在的、一定有的语义，它们借助于语境，经过推导所获得的，正如Mcloard所指出的那样：

‘它们是由说话者在一定的交际语境里赋予的，并取决于人们对事件和后果一般和特殊联系的理解。’”［

①④］因此现在完成体是一个语用推理的触发器。

类似的情况在现代汉语中也存在。动词重叠表示的意义，有的认为是短时态，有的认为是尝试态，都属

于体的范围，［①⑤］比如：

②④下班后逛逛街。（表时量短）

②⑤他挥挥手表示告别。（表动量短）

②⑥你去摸摸，看它烫不烫。（表尝试）

我们认为动词重叠表示的语法意义只是短时态，尝试态不是语法意义，而是在短时态的基础上形成的语

用意义。这样分析的主要理由在于：基本上动词重叠具有短时的意义，可以说是无条件的，而尝试义的形成

却是有限制、有条件的。以“摸摸”为例，在例②⑥中，它当然表示尝试，可是短时的意义仍然存在。然而

在下句中，“摸摸”只保留短时义，不具有尝试义：

②⑦你去摸摸菩萨，会有好运的。

动词重叠而产生的尝试义是句义制约的产物。人们正是根据句子的意义来推断其中的动词重叠是否表示

尝试义的。马庆株指出“自主的持续性动词可以重叠，非自主动词和自主的非持续性动词一般不能重叠”，

［①⑥］他的说法基本上符合实际。这就为解释在短时义基础上怎么会产生尝试义提供了一个方便：重叠动

词在句中充当谓语主要成分时，它的主语常常是有生的，极可能是人，而生物实施短时动作总有原因，一个

基本原因便是尝试，当谈论的是打算实施的动作时就更是如此了。

观察表明，在这方面，主语的类别对于形成特定的句义制约起了重要的作用。比如：

②⑧车轮转转又不转了。（表短时）

②⑨他转转车轮，很沉。（表尝试）

当主语都由指生物或指人的词语充当时，句中其他成分的语义制约作用就凸现出来了。如：

③⑩你要是不信，就再去看看。（表尝试）

③①你要是有空，就去家里看看。（表短时）

由此可知，动词重叠后表示的尝试义是语用推理的结果，动词重叠形式在这里的作用相当于一个推理触

发器。过去的研究忽视了从语用的角度看问题，不仅使得解释复杂化，而且未能抓住本质，不能不说是一个

很大的缺陷。

五

谈到体，首先想到的就是它是动词的一个语法范畴，其实这一种限定对现代汉语而言是很不合适的。现

代汉语是一种缺乏严格意义上的形态变化的语言，它表达体的方式，同印欧语系诸语言有较大的甚至很大的

不同。如果我们承认在现代汉语中有体的语法范畴，那么为了保持逻辑上的一致性，也就得对其他的次要语

法范畴如“式”、“数”等作相同的处理，这样，就会导致分类框架的大变动。同样，如果我们能对“了”

的用与不用，“了”和“过”可有条件地替换的现象等作出合理、概括、系统的解释，并对其他的半独立词

的类似用法也作出同样有效的解释，那么我们所描绘出的现代汉语就很可能不同于今天所描写出的面貌。正

是在这个意义上，对体的研究具有超出其自身范围的价值。

从研究的角度看，现代汉语缺乏严格意义上的形态变化也许是一件好事。因为缺少形态变化，就促使我

们更加关注汉语的语义层次；因为半独立的词在运用时比较灵活，难以捉模，就促使我们更加关注它们的使

用条件；因为形式相对难以把握，意义和形式之间的关系显得纷繁复杂，便促使我们多从语用的角度，结合

对句子的理解策略的研究去寻找原因。为了较深刻地了解现代汉语中的体概念，我们或许不应该首先在语法

范畴这个问题上多纠缠，而应该如上所述的那样，在语义、语法、语用三个平面上对现代汉语的体进行全面

研究。在这种研究基础上形成的体概念，概括出来的体的构成系统和表达方式，以及或许由此而建立起来的

体的语法范畴，可望能更准确地反映现代汉语的面貌，因为说到底，人们在语言交际活动中表达出来和理解

到的体意义，本来就是语义、语法和语用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产物。

①载《中国语文》1991．4．第252页。

②第471页，左按：“语气词”似为“助词”之误。

③见《汉语语法论》第104页。

④见《汉语语法论》第198—199页。

⑤见《汉语语法修辞词典》第497页。

⑥见《普通语言学纲要》第386页。

⑦⑧⑨见《俄语语法》第350页、第348页、第34页。

⑩载《现代外语》1993．4．第35页。

①①见EnglishGrammar第73页。

①②载《中国语文》1988．6．第401页。

①③第四届现代语言学研讨会论文《关于动态助词“过”的几个问题》。

①④载《外国语》1994．2．第50页。

现代汉语语法范文篇6

关键词：现代汉语；连动式；语法化

连动式（serialverbconstruction,SVC）是现代汉语中一类重要的句法现象，是许多语法现象的温床。由于涉及到语法体系的基本问题，而且具有语言类型学的价值，连动式问题长期受到海内外语法研究者的重视。但是，由于连动式自身的复杂性，随着研究的深入，问题层出不穷，甚至到了怀疑乃至一度要取消这种句式的地步。高增霞博士的《现代汉语连动式的语法化视角》(中国档案出版社2006，以下简称《视角》)，采用历时与共时相结合的研究方法，通过语法化的视角，运用连续性、典型性等概念，在一个新的理论层面上认识连动式，不仅为人们观察和研究现代汉语连动式现象提供了新的方法和新的视角，而且得出了不少很有价值的结论，把连动式的研究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一、精道的选题与立意

按照比较普遍的定义，如果一个小句含有两个或者更多的动词结构而没有任何明显的连接语素，这种结构就是连动式。连动式不仅仅是汉语中的一种重要句式，也是东南亚、西非、大洋洲许多语言中的一种重要语法结构。学术界对它的研究已有百余年的历史。不过，汉语连动式的研究才不过是半个世纪前的事情。因为早期的汉语语法著作大都以印欧语法为蓝本，而印欧语法的特点是“一个小句，一个动词”，动词有限定动词和非限定动词之分，一个句子只有一个限定动词。受其影响，早期的汉语语法著作，如《马氏文通》、《新著国语文法》等，对于一句一读之内有二三动字连书者必定区分坐动和散动，尽量把汉语中出现的一个句子含有两个或两个以上动词的格式分散到其他句法格式中去。后来，汉语语法学者逐渐认识到，要建立符合汉语特点的语法体系，就必须尊重汉语事实，不能简单套用其他语言的体系。这个事实就是，动词无论是在谓语还是主语、宾语的位置上形式都一样，性质也没有什么改变。这是汉语区别于印欧语言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正是在这种理论背景下，连动式的概念被提出来了：不管功能语义上是否有不同，只要在形式上还都是动词，就都称为连动式。由于在形式上找不到区别主次的形式标记，不能证明其中一个是核心，另一个是从属，“连动式”这个概念，虽然不那么让人满意，甚至一直有人要取消它，但它还是“赖着不走了”（吕叔湘语）。不过，连动式作为一种句式从一开始建立得也很勉强，只能是“赖”下来“不走了”，争论中肯定与否定的双方并没有完全说服对方。总体上看，虽然学术界对连动式的研究已经有五十多年的历史，但由于其自身的复杂性，人们对它的认识至今分歧重重。反对者认为，建立连动式这样一个句法范畴对于语法现象的认识、句子分析、语法教学并没有什么实际的帮助，连动式不过是一个包罗万象的大杂烩，在语言规律的说明上，连动式起不了什么作用，把它列为一种“式”是值得考虑的，它对于语法分析甚至是有害无益。问题在于，否定连动式范畴的学者自己也承认连用的几个动词或动词结构语义上功能上有主次之分，可又无法找到一个形式上的坚强证据证明它们在形式上属于主从关系；他们只是主张把连动式归到其他句式里去，但在到底应该归到哪一种句式的问题上却始终无法达成共识。连动式的深入研究可以说非常之难，在汉语语法研究中始终是一个相对薄弱的环节。这种“难”，一是经过五十余年的反复研讨和争论，学术界对连动式现象的描写已经非常细致，叙述的空间已经极其有限。据《视角》一书统计，目前被各家纳入连动式的格式已达29种之多。二是多种方法的分析都不同程度地尝试过，如果没有新的研究方法和理论框架，很难写出新意和获得突破。

作者以“现代汉语连动式的语法化视角”为题，迎难而上，从语法化这一动态角度切入，对汉语的连动结构以及与此相关的一些语法现象进行理论探讨，可谓独辟蹊径，立意独到。以往的研究基本上都是把连动式看成一个离散范畴，采取“界定特征”的方式去区分连动结构与否。结果，标准的差异常常导致对连动式本身认识的分歧。《视角》首次把连动式作为一个典型范畴来研究，用“时间的先后性”和“目的性”这两个典型特征把连动式区别为典型连动式、非典型连动式和边缘连动式三种类型，并从客观—逻辑—认知三层面论证了这一范畴。典型连动式、非典型连动式和边缘连动式三种类型由高到底依次显示了连动式的语法化程度的差异。在语法化的视域里，长期困扰学界的一些有关连动式的死结被化解，一些规律被揭示出来，许多困惑得到解答，大大推进了汉语连动式的研究。

二、新颖的视角与方法

传统的连动式研究存在着一些明显的不足。首先，缺乏动态的研究。以往的研究大多没能结合历史发展去看待连动式的性质等问题，只是对共时层面的现象就事论事，只是试图对连动现象进行穷尽性的描写，而没有对连动现象加以限制，也没有确定哪种才是最基本的连动式。事实上，历时变化总是把表层句法结构和语义解释之间的理想对应关系打乱。连动式并不是一个均质的同一体，不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就很容易陷入困惑。其次，缺乏系统的研究。以往的研究大多没能把连动式放在整个语言体系中去观察。事实上，连动式并不是孤立的，它与篇章、其它句法结构、词汇等都有关联。只有把连动式放到整个语言体系中去把握，才能对连动式的性质等问题进行全面、准确地认识。再次，缺乏成熟的理论框架，以往连动式研究比较重视语言义的研究，主要工作似乎就是分小类。为什么汉语会出现连动现象？连动式在汉语里的作用是什么？为什么一个句子会有一个以上的动词，这些动词处于什么样的语法形式中？诸如此类的深层理论问题长期以来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学术界在连动式问题上纠缠，与该领域的研究缺乏一个成熟的理论框架有着直接的关系。最后，缺乏自觉、积极的理论思考。客观地看，传统研究中连动式问题的提出以及对其性质的关注实际上都带有非常强的“功利”目的，是直接与句子分析联系在一起的，而不是自觉、积极的理论思索的结果。例如，在句法分析中发现连动式与并列结构不同，便把它单列出一类；在分类的时候发现单复句不能截然分开，便考虑把连动式看作是“中间环节”。显然，这种探索本身固然也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归根到底，这种探索带有很大的“被动性”、“被迫性”，从某种程度上甚至只是暂搁置了问题，并没有从更深层的理论层面对问题本身进行深入积极的思考。

也就是说，连动式研究问题上的突破，首要的是要进行理论的创新与方法论的突破。为此，首先需要把连动现象本身视为语言发展和进化过程中的一种客观存在，从而把连动式有关问题的研究从其它问题研究的从属的、附带的地位中剥离出来，进行一番认真的梳理，把过去对这一问题的消极的、被动的研究转变成积极的、主动的思考。其次，需要把某些成熟的理论框架适时引入连动式问题的研究，或者在适当的时候进行新的理论建构。《视角》把语法化引入现代汉语连动现象分析，把现代汉语的连动现象置于语言的进化与发展进程中，放在整个语言体系中去考察，力图从静态研究与动态研究相结合的角度，从系统关联的角度进行一种新的尝试，不失为一种新颖的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

作者从语法化的角度对连动式这一重要句法现象加以系统全面地审视和考察，这在学术界还是第一次。语法化包括三个方面：句法化、词汇化和实词虚化。关于连动式的句法化，《视角》第二章和第三章都有涉及。《视角》第四章探讨了与连动式有关的词汇化现象，第五章探讨了与连动式有关的实词虚化现象。作者的研究打通了篇章、句法和词汇，认为连动式是话语组织向句法组合演进的中间环节，是句法化程度较低的一种句式，表现出种种不稳定性。应该说，这一判断是符合汉语实际的。同时，作者还提出了连动式在典型性上的连续性也就是语法化程度的连续性这一颇富洞察力的观点。作者的研究大大加深了我们对连动式在共时平面上复杂表现的认识，如动词的限定性问题可以从从句的非句化和主句动词的虚化这两个变量进行考察并发现两者的共变关系等等。语法化的研究是一种动态的研究，这种研究不仅仅要看共时平面的现象，还要看历时层面的演进轨迹。在方法论的意义上，在共时语法研究中引入历时性质的语法化研究，这一思路具有普遍意义，有助于深化对汉语语法的研究。

三、务实的态度与学风

在学术研究中，一种理论框架的引入，最容易出现的问题是“削足适履”。《视角》一书的作者对中外相关文献的掌握非常充分，并对这些文献进行了认真的梳理。这些文献涉及到多种学派和研究方法，正是这些文献中体现的新视角和新方法大大提升了作者在汉语连动式方面的认识和研究水平。可贵的是作者对自己所掌握的文献进行了很好的消化和吸收，而没有停留在教条式地搬用“洋理论”的层面上。作者从语法化视角运用认知语言学、语法化理论和语言类型学等理论和方法审视连动式，把相关的理论与汉语实际紧密结合起来，真正做到了“洋为中用”，反映出作者务实严谨的治学态度与良好的学风。其成功之道，是长于从不同学派的成果中学习有效的方法，从而使不同学派的长处在书中应用得颇为协调而各得其所。如从篇章语法的角度来分析语法化的起点，用类型学的成果来总结连动式发展的共性，用角色—指称语法来测定句法化的程度，等等。作者以连续性典型性概念从语法化的视角研究连动式，归纳出非主要动词的限定性原则；用隐喻解释连动式，得出了连动式成分顺序是时序原则在客观世界、逻辑、认知表达等层面操作的结果的结论。这些成功处理展示了作者长于吸收并善于创新的一面。

现代汉语语法范文篇7

关键词：新闻专业；现代汉语；针对性；趣味性

现代汉语课程是汉语言文学专业和新闻专业的基础必修课，过去人们的研究大多集中在汉语言文学专业的课堂教学上，而作为新闻专业的必修课关注得较少。在长期的实践教学中，课堂教学出现了不尽如人意的地方。

一、存在的问题

（一）教学定位不明确

新闻专业现代汉语课的教学定位和汉语言文学专业应有所不同。汉语言文学专业现代汉语课程是要教会学生掌握现代汉语的基础知识、基本理论和基本技能，培养学生的理解、分析和运用语言的能力。而新闻专业主要培养媒体记者或者新闻宣传工作人员，对他们而言扎实的语言文字功底和熟练的语言应用能力是其必备的基本素质。现代汉语课的学习是为他们提供现代汉语的基本理论和知识，教学应侧重于其专业性，重在提高学生的语言应用能力。课堂上如果仍采用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教学内容是不合适的。应根据教学对象的差异性及时进行调整，在教学内容上应有所不同。

（二）教学内容繁多，实用性不强

现行的许多《现代汉语》教材都是在汉语言文学专业基础上制定的，教学内容繁多，理论性强，而新闻专业的现代汉语课的课时量只有三十多课时，约为汉语言文学专业的1/4，要在这么短时间内学完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教材既不符合实际，也是没有必要的。现在市面上专门针对新闻专业的《现代汉语》教材不多，仅有邵静敏先生的《现代汉语通论精编》，黄李版的《现代汉语》等，即使使用这些教材，仍需教师在课前精选教学内容，并适当补充符合新闻专业未来工作所需的语言文字知识进行教学。另一方面，目前高校新闻专业学生对开设现代汉语课程的认识不足，一些同学认为，他们已经能够熟练地运用汉语交际，没有必要再开设这样的课程，而且这门课程的理论性又很强，所以学生学起来兴趣不大。因此要上好新闻专业的现代汉语课，主要应从两个方面着手：一方面要在教学内容和练习的专业性上下功夫；另一方面，要提高课堂教学的趣味性。

二、增强教学内容和练习的专业性

针对新闻专业的专业特色，应该把汉语基础知识和基础运用能力作为主要教学内容，本着必需、够用的原则进行教学，在有限的时间内提高学生的语言应用能力。

（一）增强教学内容的专业性

汉语言文学专业的现代汉语课程知识分类比较细致，知识点讲解比较深入，比如语音章节时学习了音位、音位变体、四呼等知识，对新闻专业的同学则可以不讲，只需要加强元音、辅音等基础知识的了解和训练即可。同时涉及古代汉语的押韵等知识也可以不讲，侧重于现代的、实用性强的知识的讲解和训练。具体到教学内容上，每个章节可做如下调整：语音部分，淡化音位分析法、押韵、合辙等理论知识，注重汉语拼写规则、普通话训练等内容；文字部分，淡化对古代汉语“六书”的分析，侧重现代汉字的规范化；词汇章节，不讲语义分析法，侧重同义词的辨析、词汇的规范化等内容；语法章节，在句子成分分析、病句修改上下功夫，淡化句法结构中的语义分析、词类辨析、特殊句式等知识的讲解，旨在提高学生的编辑能力和语句分析能力；修辞部分，应侧重词语的锤炼和句式的选择，可与同学们共同分析一些好的新闻稿件的辞格、句式的变换等，旨在让学生体会新闻稿件的撰写和润色。在章节时间的分配上，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教材重视语音、词汇和语法章节，对于新闻专业的同学而言，应加强文字和修辞章节的教学比例，因为这是编辑、新闻记者所必须对面的问题。他们要在短时间内写出优秀的新闻稿件，这需要良好的文字和修辞基本功。因此在课时安排上可以从语音和词汇章节中匀出部分课时向文字和修辞章节倾斜。此外，还需要增加一些新闻专业特有的内容，如语音部分列举电视新闻稿中易读错的字；文字章节增加“报纸版面设计”中的排版、字体、字号等内容；词汇部分可加入新词新语的讨论、报刊用语用句调查、媒体禁用语等内容；语法章节区分语法规则的超常规组合；修辞部分增加新闻标题与修辞等内容。一批与现代汉语用语用字规范化相关的表格、法规，如《简化字总表》《第一批异体字整理表》《第一批异形词整理表》《标点符号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通用语言文字法》等内容也应该在授课过程中补充进去。

（二）增强练习的专业性

课堂练习能够改变满堂灌的教学方式，帮助学生领会、巩固和运用所学知识，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由于课堂时间有限，要根据教学的重点和难点精选课堂练习。老师的讲解一定要透彻，根据学生的回答有的放矢地分析，让学生能够举一反三。针对新闻专业的同学，可以布置以下课后练习：词语拼写、不规范字的修改、同义词的辨析、标点符号的修改、新闻稿件的修改等作业。总而言之，新闻专业的现代汉语课应充分重视其专业特点，注重基础知识的传授和基本语言能力的训练，有针对性地教学，适当降低理论难度，注重讲练结合。

三、提高教学内容的趣味性

趣味性具有使人愉快、感到有意思、有吸引力的特性。现代汉语课由于理论性较强，常常调不动学生的学习兴趣，如果我们在教学中注重知识的形象化，把知识性与趣味性有机地结合起来，学生就会愿学、爱学。

（一）知识点讲授的趣味性

在知识点的讲授中插入一些有趣味性的教学内容，能够让课堂变得生动活泼，学生学习更有积极性。在讲方言部分内容时，最好让同学们说说自己的方言，或者播放一些方言的音频材料，会引起同学们的兴趣，如邵静敏先生的教材（2012）光盘中就有方言音频材料，录制了某句话的全国各地的语音，选择一些播放出来，让学生感受各地方言的差异，同学们兴趣很大。在汉字章节的学习时，可以采用猜谜语的形式让学生分析汉字的字形结构，如“表里如一（回）、打断念头（心）、黄昏前后（昔）、拉她也不来（接）、人人都走横道线（丛）”等等。还可以组织班上同学开展“汉字英雄”比赛，让同学们辨别常见的错字、别字。另一方面，讲授的知识要时时更新。在问卷调查中询问学生喜欢的教学方式时，排在第一位的是“关注生活中的语言现象”，这要求教师具有与时俱进的意识，了解当下汉语的面貌，与学生拥有共同的话语，尽可能以这些共同的话语为讲解、分析的对象，才可能引起学生的共鸣，进而使课堂具趣味性。

（二）例文引用的趣味性

同学们在学习现代汉语的时候之所以感觉趣味性不强，是因为教学内容与文学课相比，没有曲折的故事情节，没有感人的艺术形象，所以大部分学生都感到枯燥乏味。如果在课堂上渗透一些趣味性的语料，可以提高学生学习现代汉语的兴趣。丁声树先生的《现代汉语语法讲话》中引用了很多自赵树理、老舍、曹禺等作家的小说中的例句，这些例句风趣幽默，能激发学习者不由自主地学习，在教学中也应向这些经典的语言学著作学习，精选例句，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在经典例文的教学方面，还可以学习一些名人的事例，如赵元任先生在《语言问题》中讲到语音的平仄时，曾写过一个著名的小故事《施氏食狮史》：“石室诗士施氏，嗜狮，誓食十狮。氏时时适市视狮。十时，适十狮适市。是时，适施氏适市。氏视十狮，恃矢势，使十狮逝世。氏拾是十狮尸，适石室。石室湿，氏使侍拭石室。石室拭，氏始试食十狮尸。食时，始识是十狮尸实十石狮尸。试释是事。”全文百余字的故事却只用一个音来描述，以表达如果没有四声，就无法理解汉语语意。我们将这个小故事引入课堂，引起了同学们的啧啧称奇和浓厚兴趣。邢福义先生的《汉语语法学》中引用了一个明代小故事：“张老便叫人请女儿女婿过来，嘱咐了几句，就把一纸遗书与他，女婿接过看道：'张一非我子也，家财尽与我婿，外人不得争占。'女婿看过，大喜，……”。“知县对那女婿说道：'你妇翁真是个聪明人，若不是这遗书，家私险被你占了。待我读与你听：张一非，我子也，家财尽与。我婿外人，不得争占！……”'（《初刻二刻拍案惊奇》初刻卷三十三，岳麓书社，1983年9月版）这个故事是为了说明汉语篇章句法具有流水式的特点，在没有标点的情况下断连会十分随意，断连不同语义会有很大的区别，甚至截然相反。把这个充满悬念的故事引入课堂中，受到同学们的喜欢。

（三）教学媒体手段的改进

在调查问卷中询问需改进的教学手段时，不少同学建议增加一些视频音频资料来丰富教学，适当的视频动画更能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这需要在有限的课堂教学时间内合理地安排教学内容。具体方法如下：语音章节通过视频展示人的口腔、鼻腔发音动画学习元音、辅音的发音方法，让学生更准确地了解每个音的发音；汉字章节以动态形式展现易写错汉字的笔顺、部件、构造，给学生更加直观的感受；修辞章节通过一些作品配乐片段的欣赏，让学生感受经典作品的语言魅力。如果课堂上教师精心准备好每一堂课，把趣味性的内容融入到课堂教学过程中，就能最大限度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提高他们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这对提升教学质量有很大帮助。

四、结束语

任何一门课程的教学都应该以其专业需要为根本出发点，对于现阶段新闻专业现代汉语课程教学而言，专业针对性和趣味性的欠缺是其所面临的诸多问题的主要原因。新闻专业《现代汉语》课程的教师只有结合专业特点，调整教学内容，改进教学方法，才能让课堂活跃起来，使学生真正从课堂中受益，增强学生的语言功底，为未来培养合格的新闻工作者发挥应有的作用。

作者:唐昱 雷鹏 单位:长沙理工大学 长沙理工大学

参考文献:

[1]邵静敏.现代汉语通论精编[M].上海教育出版社，2012.

[2]黄伯荣，李炜.现代汉语[M].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3]丁声树.现代汉语语法讲话[M].商务印书馆，1961.

[4]赵元任.语言问题[M].商务印书馆，1980.

[5]邢福义.汉语语法学[M].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

[6]彭巧燕.高校“现代汉语”课程的实践教学及意义[J].中国成人教育，2008（2）.

现代汉语语法范文篇8

是否可以找到一种方法，来提高学生学习的效率，不断巩固所学的知识呢？通过比较我发现，文言文虽然离我们所处的时代较远，但毕竟现代文是从文言文发展而来的，在词语、句式、语法各方面二者实有许多相通之处。于是，我尝试采用“有机联系，化整为零”的方法进行教学，注重讲清古今词义和某些语法的异同，减轻了学生学习文言文的识记负担。下面，以《狼》一文为例说明之。

一、词义方面：

A．文中与现代汉语词义相同的有：肉、骨、狼、远、投、劲刀、麦尝场主等。

B．古文中是单音词，现代汉语中是双音词的有：“屠（屠户）、晚（晚上）、剩（剩下）、惧（害怕）、止（停止）、野（田野）、弛（松弛）、目（眼睛）、悟（醒悟）等。

C．古文中使用，在现代汉语中不常使用或意义发生变化的有：薪（柴禾）、眈眈（注视的样子）。其实它们的这种含义在现代汉语中也有相对的例证，如：杯水车·薪、虎视·眈·眈等。

D．古文与现代文意义区别较大的词：奔（跑）、行（走）。

这四类词，A类不需要讲，B类只需在解释时点明即可，C类也可在现代文中讲清楚，需要记住的只有D类。通过上面的分解，实际上D类词在古汉语中所占的比例是很小的。这样，词义的理解与记忆负担就大大降低了。

二、语法方面：

（1）现代汉语中的许多词语保留了古文的一些语法特色，在教授现代文时讲清楚也可以相应地减轻文言文学习的负担，使之在文言文中出现时不再成为新的信息点。如《狼》出现的“犬”（像狗一样，名词作状语）、“洞”（打洞，名词用作动词）一类用法现代汉语中也不在少数，如·土崩·瓦解、·星罗·棋布、·蝇营·狗苟（名词作状语），·衣·冠禽兽（名词用作动词），摧·枯拉朽、防·微杜·渐（形容词用作名词），·丰衣·足食、不·远千里、·富国·强兵（使动、意动用法）等。

（2）文言文中特殊的句法结构在现代汉语中也时有出现。

如古汉语中的被动结构形式：“为”“为……所……”“于”等，现代汉语也不时使用，像鲁迅《藤野先生》中的“再继续写些·为‘正人君子’之流·所深恶痛疾的文字”，《冰心略传》中的“她写出了·为文坛瞩目的短诗集《繁星》和《春水》”，还有像“受制·于人”等。

又如现代文中的词语“时不我待”等，也保留了古汉语宾语前置的特色。

现代汉语语法范文篇9

是否可以找到一种方法，来提高学生学习的效率，不断巩固所学的知识呢？通过比较我发现，文言文虽然离我们所处的时代较远，但毕竟现代文是从文言文发展而来的，在词语、句式、语法各方面二者实有许多相通之处。于是，我尝试采用“有机联系，化整为零”的方法进行教学，注重讲清古今词义和某些语法的异同，减轻了学生学习文言文的识记负担。下面，以《狼》一文为例说明之。

一、词义方面：A．文中与现代汉语词义相同的有：肉、骨、狼、远、投、劲刀、麦尝场主等。

B．古文中是单音词，现代汉语中是双音词的有：“屠（屠户）、晚（晚上）、剩（剩下）、惧（害怕）、止（停止）、野（田野）、弛（松弛）、目（眼睛）、悟（醒悟）等。

C．古文中使用，在现代汉语中不常使用或意义发生变化的有：薪（柴禾）、眈眈（注视的样子）。其实它们的这种含义在现代汉语中也有相对的例证，如：杯水车·薪、虎视·眈·眈等。

D．古文与现代文意义区别较大的词：奔（跑）、行（走）。

这四类词，A类不需要讲，B类只需在解释时点明即可，C类也可在现代文中讲清楚，需要记住的只有D类。通过上面的分解，实际上D类词在古汉语中所占的比例是很小的。这样，词义的理解与记忆负担就大大降低了。

二、语法方面：（1）现代汉语中的许多词语保留了古文的一些语法特色，在教授现代文时讲清楚也可以相应地减轻文言文学习的负担，使之在文言文中出现时不再成为新的信息点。如《狼》出现的“犬”（像狗一样，名词作状语）、“洞”（打洞，名词用作动词）一类用法现代汉语中也不在少数，如·土崩·瓦解、·星罗·棋布、·蝇营·狗苟（名词作状语），·衣·冠禽兽（名词用作动词），摧·枯拉朽、防·微杜·渐（形容词用作名词），·丰衣·足食、不·远千里、·富国·强兵（使动、意动用法）等。

（2）文言文中特殊的句法结构在现代汉语中也时有出现。

如古汉语中的被动结构形式：“为”“为……所……”“于”等，现代汉语也不时使用，像鲁迅《藤野先生》中的“再继续写些·为‘正人君子’之流·所深恶痛疾的文字”，《冰心略传》中的“她写出了·为文坛瞩目的短诗集《繁星》和《春水》”，还有像“受制·于人”等。

又如现代文中的词语“时不我待”等，也保留了古汉语宾语前置的特色。

现代汉语语法范文篇10

人类是社会性的动物，过的是群居的社会生活。人要生存，就要进行生产，从中获得生活资料。生产不是孤立的个人能够进行的，而是要靠分工和协作。人们要协作就必须保持经常的联系，经常地交换意见、交流思想，而要实现这一点，就必须有合用的交际工具。人类的交际工具有许多种，而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语言。

语言是由人类的发音器官发出来的包含意义的一连串声音，是音义结合物。它和思维结合在一起，把思维的成果固定下来，把要表达的意思表达出来。语言自然离不开社会，而社会也不能没有语言。社会离开语言这个工具，交际无法顺利进行，生产也就无法顺利进行。社会一旦停止了物质资料的生产就要崩溃。就这个意义说，语言也是社会发展的工具。

人们使用语言是为了进行交际，进行交际不能只有一方，至少要有两方。所以，语言的使用表面看是个人行为，而实质是社会行为。为了使思想交际能够顺利进行，交际双方使用的语言必须遵守统一的标准，而不能随心所欲各行其是。如果没有统一的标准，一方说的话另一方听不懂，交际就无法进行。就这个意义说，使用语言的人没有自由。他必须接受社会已有的语言规则的约束，按照别人的样子来使用语言。其实，人类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都有必须遵守的规则。比如，城市走路要遵守交通规则，不管是美制的靠右，还是英制的靠左。没有这样的规则，或者虽有可是大家都不遵守，谁也不能顺顺当当的走路。

规则就是规范。根据语言的发展规律确定使用语言的规范，并且推广这种规范，使人们用合乎规范的语言进行交际，这就是语言规范化。语言规范的标准不是哪个部门哪个个人主观制定的，而是由语言学家根据语言发展规律确定下来的。语言的规范也不是永远不变的，也要随着语言的发展做改变或调整。有了规范还必须推广，用来指导实际的语文活动，克服语言使用中种种背离规范的现象。语言规范化是任何语言都不能缺少的。

语言规范化是限制，不过它所限制的是不利于发展和不便于应用的种种消极现象。只有限制了这些消极现象，语言才能健康的发展。这就如同果树剪枝、农田除草，只有把那些芜杂的东西去掉，作物才能顺利生长。

当今人类进入信息化时代，电子计算机在自然语言或人造语言的控制下广泛地参与社会生活，做许多人们做不了或不愿意做的工作。而能够操纵电脑的语言，必须是规范的语言。可见信息化促进语言规范化。

二、汉语规范化

汉语是汉族的母语，有悠久的历史，是高度发达的语言，在世界上占有重要的地位。现代汉语指的是现代汉民族的共同语，它不但是汉族的交际工具，也是中国国内各民族间的交际工具。在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正在发挥积极的作用。做好现代汉语的规范化工作，提高现代汉语的规范化水平，使它更好地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是当前语言文字工作的重要任务。

现代汉语有明确的规范。这就是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方言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下面就对这个规范做些解释。

(1)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语音是语言的物质外壳，是语言信息的载体。共同语必须有明确的标准音，而这个标准音只能是具体的地点语音，不能是地区的语音，也不能是人造的语音。现代汉语的标准音只能是北京音，而不是其他地方的音。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这是由汉语发展的历史决定的。北京作为中国的都城，作为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自金元时代起，已经有800多年的历史。在这个漫长的岁月中，北京音逐渐扩展到全国，得到生活在各地的汉族人民认可，确立了它的标准音地位。明、清的官话，基本上是以北京音为标准音。辛亥革命后，开展了国语运动，推广了北京音。新中国建立以来，国家大力开展现代汉语规范化工作，大力推广普通话，北京音作为标准音的地位进一步得到确认。

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指的是以北京语音的语音系统为标准，不是以北京人对一个个具体词的读音为标准。北京音的语音系统，也就是汉语拼音所拼写的系统。所以学会了汉语拼音，也就基本掌握了北京音的语音系统。标准音要排除北京的土音。例如打碎的“碎”，北京土音念сèi；表示禁止性否定的“甭”，北京土音念bíng。这都不是普通话标准音。

北京音中有一批异读词。例如，“质量”有人读zhìlìang，有人读zhǔìang；“教室”有人读jiàoshì，有人读jiàoshǐ；“阿谀”有人读ēyú，有人读āyú；“呆板”有人读dāibǎn，有人读áibǎn。异读词的存在不利于语音规范化。1985年12月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国家教育委员会、广播电视部联合了《普通话异读词审音表》，对异读词的读音做了规定。上面说的四个词，前一个读音成为规范音。语音也是发展的。有些词语的读音发生了变化，读音的规范也要适时调整。“癌”以前读yán，60年代改读为ái。“叶公好龙”的“叶”以前读shè，现在读yè，减少了多音字。

(2)以北方方言为基础方言。民族共同语必须以现有的一种有影响的方言为基础。汉语各大方言中，北方方言分布最广，使用人数最多，在各方言中影响最大。明清以来流传最广的古典章回小说，如《水浒传》《西游记》，都是用北方方言写成的。所以现代汉民族共同语是以北方方言为基础的。

基础方言决定词汇的规范。现代汉语词汇以北方方言词汇为基础，而不是以其他方言词汇为基础。例如，“雷”和“雷公”、“大夫”和“郎中”，“下雨”和“落水”，前者是北方方言词，成为普通话的词；后者是非北方方言词，不是普通话的词。

词汇和社会生活联系得非常密切，经常处在变动之中。改革开放以来，汉语词汇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同时也带来了许多需要规范的问题。大量新词得到广泛应用，例如“开发、创收、走红、保值、官倒、转产、举报、群体、扶贫”。有些旧词增加了新义。例如“病毒”原来指使发病的病原体，现在还指破坏计算机程序的程序。“炒”原来指烹调方法，现在增加了“经营”或“倒卖”等意义，如“炒股票”。“发烧”原指体温升高，现在增加了热衷、适合热衷使用的等意义。为了丰富词汇也吸收了一大批方言词、外来词。从广东话吸收了“炒鱿鱼、酬宾、爆满、摊档、水货、发廊”等。外来词也增加了很多，例如“卡拉OK、基因、艾滋病、桑拿浴、镭射”等。与此同时，也出现了一些生造词，如“抽吸、虏捉、罩盖、芬香”。还有滥用方言词、外来词的问题。如广东话的“炒更、拍拖”，外来词的“迷你、影碟”，都是应该规范的。

(3)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什么是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呢？白话文是和文言文相对来说的，是和口语一致的书面语。白话文有古代和现代之分。《水浒传》《红楼梦》是古代白话文，《子夜》《骆驼祥子》是现代白话文。典范指的是在语言上有示范作用、在社会上有广泛影响。现代和当代的文学著作、科学著作、政治著作，党和国家的重要文件，都是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这些著作中使用的语法就是规范的语法。这和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方言为基础方言，正好配合一致。这是语法规范的总原则，有了这个原则还要做大量的研究工作，解决实际的语法规范问题。

汉语语法有自己的特点，缺少印欧语那样丰富的形态。汉语语法研究自1898年《马氏文通》的出版算起，到现在已经接近100年。在这100年中，语法学家发现了许多重要的规律，建立了各不相同的语法体系。但是也还有许多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从语法规范化说，某些虚词的用法，有些句式的正误，都还需要讨论。

上面谈的是现代汉语规范的标准，至于推广标准、纠正误用方面，另外找机会再谈。

三、语文教学

人类的知识大厦是分层的，基础是语文知识。没有一定的语文知识，不能读写，甚至于不能顺利的听说，这样的人几乎无法参加社会生活，更不要说学习各种科学文化知识。有了语文知识这个基础才可以学习其他知识，逐步建立起普通知识层。然后，再学习各种专业知识。

可是掌握语文工具不是很容易的，要做到运用自如得心应手更非下苦功不可。一个人小时候开始从母亲那里学习语言，母亲是第一个老师，不过从母亲那里学来的是方言。进入学校以后，从老师那里接受系统的语文教育，从老师那里学到的是双语言。只会说方言，不会说共同语，过的是单语言的生活。既会说方言，又会说共同语，过的是双语言生活。只有能使用共同语的人才有比较充分的语言能力。离开学校，走向社会，还要不断地学习语言。“活到老，学到老”。

学习语文包括听说读写四个方面。听说的对象是口语，读写的对象是书面语。语文课学习的主要是现代汉语。现代汉语口语是普通话，书面语是现代白话文。在中学学习阶段，还要学习一些文言文，目的是培养阅读文言文的初步能力、丰富语文知识，而不是要写文言文。

语文教学中学到的语言是规范化的语言，语文教学是语言规范化的教学。要提高全社会的语言规范化的水平，关键在于搞好中小学的语文教学。中小学语文教学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要教会学生说普通话，教会学生汉语拼音。

(2)要能正确发音，读准字词，学会正确诵读。

(3)要学会正确用词，首先是常用词。教学重点是正确理解词义，区分容易用混的词。例如：“权利”和“权力”、“启事”和“启示”、“反映”和“反应”等。

(4)要学会正确造句，克服常见的语法错误，如搭配不当、成分残缺等。要坚持语法教学，不能淡化到没有。语法教学要重在应用，多讲用法。例如，“三位同学们”不能说，因为数量词“三位”和表示复数的“们”互相排斥。“正在上了课”不能说，因为“正在”表示进行，“了”表示完成，两者矛盾。“由于他的帮助，使我度过了难关”是病句，因为缺少主语，等等。

汉语规范化要贯穿到语文教学的各个环节：

(1)教材要符合规范。现行教材还存在一些问题，要尽快解决。例如，“起伏的青色群山一座挨一座”。“群山”是集体名词，不能说“一座”。名家名篇中有与现行规范不合的地方要加以修正或者指明。例如：“小桔灯”的“桔”应该作“橘”，“桔”是“橘”的俗字，在这里用不规范。“为了忘却的记念”“记念刘和珍君”的“记念”现在作“纪念”。

(2)教师要熟悉国家有关汉语规范化的各项规定。例如，1964年的《简化字总表》规定，“像”简化为“象”、“覆”简化为“复”。1986年重新发表《简化字总表》恢复了“像”和“覆”，不再简化。“从容”原来审定读cōngróng，1985年改为cóngró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