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电影范文10篇

现代电影范文篇1

关键词：后现代；表演；女性主义

一、关于导演

弗朗索瓦?欧容是法国90年代崛起的最具活力的新锐影人，风格偏黑色、重幽默，带有心理分析的味道，具颠覆性，主题以探索欲望和越轨为主。作品多涉及同性恋题材。当欧容97年的《夏日洋装》为法国影坛开发"性"更加晦暗的地带时，观众也沉迷于他电影中诋毁圣洁的坏品味，他是孩子王，订立了随从他所必须恪守的清规，没有性的童话是不被接受，第一条，遂加入些许童男童女或谋杀这类催情素，推出更完整的。有人把他比作希区柯克或夏布洛尔的衣钵继承者。而欧容对女性也表现出特别的兴趣，《游泳池》、《天使》皆如此。在网罗天下女人的影片《八美图》中，欧容躲在摄影机后面肆无忌惮地观摩他的女主角，他既然可以称《天使》中罗莫拉?盖瑞为他的缪斯女神，那么藏在摄影机后面贪婪几个女人也并非什么大不了的事，他一直声称站在摄影机前会让隐私消失，但他的电影又是在述说一些藏在他内心深处的话。欧容称之为“神秘”。在这部电影中，女人,就是他探秘的对象。欧容表示，罪恶的背后牵扯的都是爱情，当女人的爱得不到满足，罪责便油然而生，这点与丁度?巴拉斯很像。一个女人之所以在女友身上寻找慰藉，也是因为得不到丈夫的爱（短片《理想的男人》），就像《八美图》中的老处女奥古斯汀，是稀缺的父爱造就她如今残缺不全的人格，她痛不欲生的说：“你们以为我恨，其实我爱你们；我的爱总被误解成恨。”“爱很痛吧？”欧容给她的答案是肯定的。

二、关于电影

后现代电影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反逻辑、解构理性和拼贴。在欧容的电影《八美图》中，导演采取了后现代叙事手法，把歌舞电影的一些桥段拼贴入其中，使本片产生了别有意味的效果。从叙事结构上来讲，首先这是一个谋杀故事，八位女性被卷了进来，人物众多。所以，如何将每一个人物丰满起来是个挑战，而后现代叙事手法的拼贴成为王道。欧容将每一个女人的“自白”独立成段，对个体首先进行解释，随着主线剧情的前进串联起来，在不耽误对谋杀事件本体的叙述的同时，又展现了每一个女人之间的关系和对谋杀本身的关系，使女人们在此事件里的位置得以明确，可谓一举两得。这种手法在《低俗小说》里也有着相似的运用，通过对个体的解释，使其在环形的框架下取得存在的说服力。不过，区别也是明显的，《低俗小说》主要是讲故事，而《八美图》更注重对每一个女性的表达，故事只是为其服务的线性脉络，在结构上它重点突出的是错综复杂的女性关系。全片镜头设计也别具风格化，几乎成为一种本能反射的拍摄手法。中景镜头的深焦清晰交代前后走动与犹疑的人物。音乐的前奏响起，观众享受着导演带来的声色飨宴。黑了半边的背景，让舞蹈与歌曲更占据视觉主角位置，人物恍若在平面移动的纸娃娃活像随意摆布的棋子，被导演牵制着进入暗藏杀机的蒸笼棋局，唯有弃子,才能得以解脱。

本片的卡司雄厚的令人发指，表演环节更是决定本片成败的关键，这与戏剧出身的欧容恐怕很有关系。但是，舞台表演与后现代形式的结合通常比较容易，当各位演员从正常叙事转入歌舞时，没有丝毫露怯，而成功的达到了剧情所需、人物之间需要的戏剧张力。每个人物的层次都有一定程度的展现，使观众理解片中的八位女性，从而理解电影主旨，这应该就是导演的目的。当然，对于片中唯一的一个符号化的男性角色，也“顺便”从各个方面展现了一下。我赞赏导演的一点是，对于每个人物都没有刻意引导观众的主观视角，存在的，只是欣赏或不欣赏、理解或不理解。

三、关于女性主义

八个女人，美艳的香浓，精明的灵巧，守财的吝啬；性感的妖冶；自闭的顽劣，幼稚的混沌，复杂的单纯，好像代表了天底下所有的女人的优点和缺点；有相互猜疑的母女亲情，被离间了的兄妹之情，有肉欲香艳的婚外之恋，有争吵不休的姐妹之情，有行如腐尸的夫妻之情，有凌乱不堪的同性或是养父女之情；天底下种种复杂多变的感情，也不过如此！八个女人被疯狂地扭曲了向往爱的心理，人人都渴望着得到真爱、关心和温暖，但人人都是以伤害别人的形式希望得到，或是希望引起别人的注意。可惜在场没有男人，只有女人。只有喋喋不休语无伦次惊慌失措永远不能放下疑心的女人。公务员之家:

现代电影范文篇2

20世纪中国文学十分幸运地发生、发展在一个现代传播飞速发展的时代。电影，是现代传播的一种形式。在过去的近百年的中国文学发展的历史中有许多的文学作品借助电影这一现代传播的形式得以广泛传播，经久不衰；电影也从20世纪中国文学的宝库中汲取了丰富的创作源泉。近百年来，它们互生互长，共同繁荣，结出了累累硕果。

【关键词】20世纪中国文学/现代传播/电影/改编/发展

20世纪中国文学十分幸运地发生、发展在一个现代传播飞速发展的时代。这是此前任何一个时期的中国文学无法与其相提并论的。20世纪中国文学借助现代传播得以飞速发展，现代传播更是给20世纪中国文学插上了腾飞的翅膀。20世纪中国文学与现代传播如此紧密的关系或许是任何一个文学家和传播人所没有预料到的。

上个世纪90年代，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领域的部分专家学者就开始关注到了现代传播中的报刊、出版的研究，努力地发掘它与20世纪中国文学之间的关系以及对20世纪中国文学的影响，取得了许多的研究成果，形成了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领域一道亮丽的、引人瞩目的风景线。尽管如此，“把‘大众传媒’与‘现代文学’联结起来，做综合研究，目前还处于尝试阶段，……”。[1]（P103）

现代传播以书刊、报章、出版、广播、电影、电视等为主要形式和手段，建构起了一个强大的“媒体大国”。它对整个20世纪中国文学带来的影响是十分巨大的。本文试从文学作品改编的角度，对20世纪中国文学作品改编拍摄成电影的情况，做一大致的勾勒，旨在揭示现代传播中的电影与20世纪中国文学的关系和影响。这里并不包括20世纪中国电影文学在内，若将这一部分也纳入范围的话，那将不是一篇文章所能承载得了的。

10-40年代：一个电影起步并逐步走向成熟的文学时代

20世纪中国文学从1917年胡适发起的“文学革命”开始，就与现代传播结下了不解之缘。被称为“中国现代文学第一声号角”的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就发表在当时创刊不久的《新青年》上。1918年上半年，“文学革命”从初期的理论建设转向创作阶段，以鲁迅先生的白话小说《狂人日记》为代表的一批新文学作品也相继发表在《新青年》上。20世纪中国文学从此一发而不可收。

而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发生之际，中国的现代传播尚停留在书刊、报章、出版的阶段，电影也刚刚在中国拓荒起步不久。做为现代传播形式和手段之一的电影实际上在发明后的第二年（1896年）就传入了中国。但中国人自己拍的第一部电影《定军山》却是在近十年后的1905年完成的，且是黑白片，无声片，又是根据中国古典名著《三国演义》中的相关章节改编成京剧而后搬上电影银幕的。文学作品改编成电影，《定军山》开了先河，而且是把最古老的传统文化与最新的艺术样式结合到了一起。对于20世纪10-40年代这段时间里的中国文学，有学者认为：那是：“一个以刊物为中心的文学时代。”[2]（P279—280）但我更愿意说：那是一个电影刚刚起步并将逐步走向成熟的文学时代！原因有三：

一、20世纪中国文学的作家队伍中很早就有人先后触“电”，参与到现代传播之电影的活动中来，接触到了电影这一当时最新的传播艺术形式。他们有的涉略过电影理论，有的写过电影批评，有的进行过电影创作。如：张恨水、徐枕亚、包天笑、侯曜、平江不肖生、欧阳予倩、洪深、田汉、鲁迅、郭沫若、夏衍、阿英（钱杏＠①）、阳翰笙、郑伯奇、沈雁冰、陈白尘、翟秋白、周扬、宋之的、刘呐鸥、穆时英、张骏祥、曹禺、陈残云、吴祖光、张爱玲、黄谷柳、姚雪垠、端木蕻良等等。

二、电影传入中国后，催生了20世纪中国文学园地的另一支奇葩——电影文学。电影文学是为拍摄电影创作的文学脚本。电影在最初传入中国的时候，并没有事先写好剧本，正如《新文学大系、戏剧导言》中所言：“那时的电影界也和文明戏一样，只用幕表而不用详细的脚本的。”它是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萌芽的。现代传播之电影对20世纪中国文学的影响从这里可窥一斑。据有人统计：从10-40年代，“仅由上述现代文学作家编写的脚本拍摄成片的电影就有两百多部（还不包括他们为数不少的没有拍成电影的剧本，以及发表在报刊文学杂志上的作品）。”[3]（P20）

三、最重要的当然是这期间由20世纪中国文学作品改编拍成的电影了。这是廿世纪中国文学与现代传播之电影关系最为紧密的一个重要方面。“中国最早一代的电影人从20世纪20年代便开始大量移植文学作品进行改编的工作。”[4]（P129）由上述的中国现代作家编写的并拍成电影的两百多部电影中，就有近半数的电影是根据这一时期的文学作品改编而成的。据不完全统计：到1949年，根据20世纪中国文学作品改编拍成影片的电影近百部，其中大部分是在中国电影在30年代走向成熟期以后拍摄的。现代文学史上最早、最多与电影联系在一起的恐怕要数“鸳鸯蝴蝶派”的作家和他们的作品了，“鸳鸯蝴蝶派”在现代文学史上曾经名躁一时、影响极大、且形成一个“流派”，大概与之有密切的联系，而在其中又要数张恨水的作品改编并拍成电影的最多、影响也最大、最广。如：“《玉梨魂》（徐枕玉，1924）、《弃妇》（根据候曜同名舞台剧改编，1924）、《小朋友》（根据包天笑小说《苦儿流浪记》改编，1925）、《火烧经莲寺》（根据平江不肖生《江湖奇侠传》改编，1928年）、《落霞孤鹜》（张恨水，1932）、《啼笑姻缘》（张恨水，1932年）、《满江红》（张恨水，1933年）、《欢喜冤家》（张恨水，1434年）等。此外，还有根据曹禺同名话剧改编的影片《雷雨》（1938年）、《日出》（1938年）、《森林恩仇记》（原著《原野》，1941年）、《京华旧梦》（原著《北京人》，1944年）。有根据茅盾同名小说改编的《春蚕》（1933年），有根据巴金小说改编的《家》（1941年）、《春》（1943年）、《秋》（1943年），鲁迅的《祝福》（1948年），等等。

当然需要指出的是，49年以前近30年的时间里，中国的电影由于技术上的多种因素，发展是颇缓慢的，虽然在这近30年中经历了从无声到有声的发展，但还只是停留在一个比较低的层面上。电影的发展实际上还有赖于科学技术的发展，它具有很高的科技含量，直接影响到电影灯光、音响、美工、道具、布景、色彩、摄影设备、剪辑、以及电影胶片等等多个环节，甚至还有编、导、演方面的人员的文化、文学的素养的影响。当今天我们在观看那些“老影片”时便会感到画质不良：画面模糊；音质不良：声音不清等等。所有这些在当时的环境中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它受到了当时科学技术发展的制约。

50—70年代：一个电影从成熟走向停滞的文学时代

如果说10—40年代20世纪中国文学与中国电影一起走过了一个从拓荒起步走向成熟的历程，文学作品改编电影在30—40年代有过一个小高潮，那么另外一个高潮的出现则是在建国后的“十七年”。

新中国成立之初的50年代初期，文学作品改编成电影就显示出了勃勃的生机，尽管此时有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如“迎面风”吹来，但是由文学作品改编的电影却一部接着一部拍摄出来。有根据解放区时期的同名歌剧改编而成的《白毛女》、《刘胡兰》，根据孔厥、袁静的同名小说改编的《新儿女英雄传》，根据老舍先生的同名小说改编的《我这一辈子》，根据萧也牧同名小说改编的《我们夫妇之间》，根据老舍同名话剧改编的《方珍珠》等。这些电影有的歌赞了人民革命战争和人民英雄，有的揭示了过去的黑暗年代和人民的苦难；有的歌颂了新中国成立以后的社会主义新生活。对于刚刚从战争的岁月里走进和平幸福生活中的中国人民来说是何等的赏心悦目。对新中国文学的发展，这些电影在建国初期所产生的影响和作用是不可言喻的。它似乎在向人们昭示：这是一个以电影为中心的文学时代，前景是十分广阔、灿烂辉煌的！

新中国的电影实际上在建国初期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之后一度受阻，发展减慢了些许。但在随后的50年代中期“双百”方针发表之后，以及60年代初党对文艺政策的调整之后又有了新的起色，尤其是文学作品改编成电影在这一时期也有一个突破性的飞跃，形成了一个改编的高潮。这一时期改编成电影的主要是集中在革命历史题材的文学作品上。应该特别指出的是，在建国以后的文学创作中，大概只有革命历史题材的文学作品是一路绿灯，通行无阻，得到了最好的发展，这也就为中国电影提供了一个丰富的创作来源，使中国的电影得以长足的发展。当然这些革命历史题材的文学作品也通过电影这一现代传播的形式得以流传。50年代末60年代初文学作品改编成电影的大致有三类：

一就是革命历史题材的文学作品，尤其是革命历史题材的长篇小说，几乎没有不被改编拍成电影的。如吴强的《红日》、曲波的《林海雪原》、罗广斌、杨益言的《红岩》、冯志的《敌后武工队》、刘知侠的《铁道游击队》、冯德英的《苦菜花》、李英儒的《野火春风斗古城》，高云览的《小城春秋》、杨沫的《青春之歌》、欧阳山的《三家巷》、梁斌的《红旗谱》、雪克的《战斗里的青春》等等，中国革命各个历史时期的斗争生活几乎都通过电影这一现代传播的方式得到了一一的展现，甚至连建国初期刚发生不久的抗美援朝战争也得到了很好的反映，如：陆柱国的《上甘岭》、巴金的《英雄儿女》。

二是现代文学史上的名著改编。如：鲁迅的《祝福》、巴金的《家》、茅盾的《林家铺子》、柔石的《二月》等，这些现代文学史上的名家名著在建国以后改编成电影，自然赋予了一些新的理解和认识，但由于站在一个所谓的新的历史的高度进行演绎，尽管也强调了“忠实原著精神”的原则，但仍不免打上了“左”的思想的印迹，在改编、拍摄这些作品时难免有“曲解”、“误读”之嫌。

三是现实题材的文学作品改编。这类题材的文学作品有：赵树理的《三里湾》、高缨的《达吉和她的父亲》、李准的《李双双小传》、王炼的《枯木逢春》、胡可的《槐树庄》、刘厚明的《箭杆河边》、马烽的《我们村里的年轻人》，老舍的《龙须沟》等。

从以上三类文学作品的改编来看，革命历史题材的数量最多，也取得了更大的影响，取得了更高的成就，相比之下现实题材的文学作品改编的数量少，且影响和成就也不大。分析其中原因，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十七年”中现实题材的文学作品本身就不多。况且现实题材的作品也难写。在50-60年代那个讲阶级斗争、政治斗争，“左”的思想愈演愈烈、知识分子文化人被排斥在工农兵队伍之外的年代里，我们的文学家可谓是噤若寒蝉，战战惊惊，不敢轻易去触及“现实”这条敏感的神经，唯恐一不小心就要遭殃。在那个年代，即使创作出来的现实题材作品，也多是粉饰现实，粉饰太平一类的“应时之作”，经不起历史和时间的考验，从建国初期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对肖也牧的《我们夫妇之间》的批判，到1957年的全国规模的反右派斗争，再到对那些大胆干预生活、揭露生活中的阴暗面、突破“禁区”作品的批判，直到狂风暴雨般的“十年”，政治运动接踵而至，且都是拿文艺界开刀问斩而引发的。在这样的一种状态下，现实题材的文学创作以及现实题材的作品改编受到极大的限制也就不难理解了。

不过，我们从“十七年”中文学作品改编成电影的那一长串的名单上的确可以感受到文学作品改编成电影的辉煌，它的确构成过一个以电影为中心的文学时代。中国的老百姓在那个物质贫乏，没有更多的娱乐方式来满足精神需求的年代里，电影给他们带来了莫大的慰藉，他们通过电影这一现代传播方式了解了更多的中国现当代作家和他们的作品，且在他们的心中成为了“经典”难于抹去，对这些文学作品也好，电影作品也好，留下了一种挥之不去的“经典”情结，以至于今天有些人想重新“解构”、“消解”这些“经典”的时候，在他们的心中迸发出了一种带有本能性的抗拒情绪。我想这大概就是现代传播显示出来的巨大力量吧？！近几年来，重拍当年这些“经典”的电影也好，电视也好，有几部算得上是成功之作呢？又有几部超越了当年的这些“经典”而受到欢迎和好评呢？

80年代以来：一个电影复苏、电视崛起的文学时代

中国的文学和电影在经历了“十年”的沉寂之后于80年代开始复苏。稍后一个时期随着思想解放运动的深入开展及改革开放的深化，现代传播之电视在一个很短的时间内开始普及，这预示着一个电影复苏、电视崛起的文学时代的到来！

中国电影在“十年”中被一条“文艺黑线专政论”彻底地否定得一干二净，20世纪中国文学作品改编的电影自然也在其中而不能幸免。诺大的一个中国电影领域差不多只剩下了“三战”（《地道战》、《地雷战》、《南征北战》）和“八样”（八个样板戏），但我们还能有幸看到几个闪光的点：《艳阳天》（浩然原著）、《海霞》（根据黎汝清《海岛女民兵》改编）、《闪闪的红星》（根据李心田同名小说改编）。文学作品和电影几乎脱轨。

中国文学和电影从80年代开始复苏以后，并且迅速地再度携起手来，重新接轨。《天云山传奇》（鲁彦周原著、编剧）、《被爱情遗忘的角落》（张弦原著、编剧）、《牧马人》（李准根据张贤亮的小说《灵与肉》改编）、《枫》（郑义原著、编剧）、《许茂和她的女儿们》（王炎根据周克芹同名小说改编）等一批文学作品改编的电影较早对包括“十年”在内的“十七年”的历史进行了血泪的控诉和深刻的反思。文学与电影联手为“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推波助澜，尽情地渲泄了人们被压抑了多年的心声。

这时，革命历史题材的作品改编成电影似乎也恢复了往日的强劲气势，先后投下了几个“重磅炸弹”：如《小花》（前涉根据小说《桐柏英雄》改编）、《一个和八个》（张子良、王吉臣根据郭小川同名叙事诗改编）、《黄土地》（张子良编剧）、《红高梁》（莫言原著，陈剑雨、朱伟、莫言编剧）等。和“十七年”的同类作品比较，这时期的作品在内容和形式上都有了新的探索，并做出了新的突破。《小花》大胆触及到了战争中人的命运和情感，具有很浓的人情味、人性味；《一个和八个》开掘了人的尊严和人性，并且在影像造型及画面构图上大胆采用了不平衡的构图法；《黄土地》取材柯蓝的散文《深谷回声》，从散文取材拍电影这恐怕是从来没有过的，同时用非叙事结构展示了中国愚昧落后的一面，空间造型感尤为强烈；《红高梁》在色彩运用方面极有创意，红色色彩的运用带给观众强烈的视觉冲击，个性的张扬酣畅淋漓。

80年代以来的中国文学借助现代传播之电影得以最大限度的发展，一个突出的现象是现实题材的文学作品经改编成电影之后迅速、及时地得以传播，这与“十七年”中的同类作品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80年代以来改革开放，较为宽松的环境中，作家们对现实生活中的改革开放表示出了极大的热情，写出了一大批现实题材的作品，这就给新时期的电影提供了一个极为丰富的创作源泉，使电影有了近距离贴近生活、贴近百姓的机会。《人到中年》（谌容原著、编剧）突出表现了当代知识分子尤其是中年知识分子的境遇；《祸起萧墙》（水运宪原著，叶丹、祝鸿生编剧）揭示了社会心理给改革带来的尖锐矛盾；《血，总是热的》（宗福先、贺国甫编剧）热情地讲述了一个工厂厂长锐意改革的故事；《花园街5号》（李国文原著、李玲修编剧）在一个广阔的社会生活背景上触及了改革现实中的一系列新问题；《高山下的花环》（李存葆原著，李准、李存葆编剧）一方面凸现了当代军人的丰采，一方面又没有回避当代军人生活中的问题；《人生》（路遥原著、编剧）关注了一个当代青年几起几落的命运悲剧；《野山》（颜学恕、竹子根据贾平凹《鸡洼窝人家》改编）通过两个农村青年换妻的故事，大胆凸现了当代人的人生态度、婚姻观念、价值观念；《老井》（郑义原著、编剧）展现出中国农民生之艰难的生活图景；《哦，香雪》（铁凝原著，铁凝、谢小晶、汪流编剧）突出表现新一代乡村青年对现代文明的急切渴望和追求；《红衣少女》（陆小雅根据铁凝的《没有纽扣的红衬衫》改编）反映了当代（女）青年面对急剧变化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所表现出的复杂的心态等等。中国的文学，中国的电影似乎从来没有如此近距离地接触生活，接近大众。

80年代以来似乎还有一个突出的现象，那就是现代文学名著的改编，我们不妨将其称为“第三次浪潮”。现代文学名著改编成电影的“第三次浪潮”来之并不平凡。众所周知，“文艺黑线专政论”的大棒子曾经延伸至现代文学的历史中横扫一遍，除鲁迅先生之外，几乎所有的现代作家和他们的作品都成了“毒草”。粉碎“”后，随着一大批冤假错案的平反，过去的“毒草”又都成了“重放的鲜花”。整个20世纪80年代，可以说又是一个“现代作家热”的时代。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一大批的现代作家的作品被纷纷改编成电影，使得这些现代“经典”承露了现代文明的“洗礼”，通过现代传播的手段之一——电影——进一步得以流传。“第三次浪潮”是从1981年纪念鲁迅诞辰100周年为契机开始的，单在1981年就有鲁迅的三个小说作品被改编成电影，《阿Q正传》（陈白尘改编）、《伤逝》（水华改编）、《药》（肖尹宪、吕绍廉改编）。以后被改编成电影的有：茅盾的《子夜》（桑孤改编）、巴金的《寒夜》（阙文、林洪桐改编）、老舍的《骆驼样子》（凌子风改编）、曹禺的《雷雨》（孙道临改编）、《日出》（曹禺、万方改编）、《原野》（凌子、古思改编）、《湘女萧萧》（张弦根据沈从文的《萧萧》改编）、张天翼的《包氏父子》（谢铁骊改编）、许地山的《春桃》（韩兰芳改编）等。其时，现代传播的另一崛起的形式——电视——也加入了现代作家作品改编的行列。20世纪中国作家和作品从未与现代传播有过如此亲密的接触，让人们通过现代传播的电影、电视了解了他们曾经熟识又陌生的久违了的现代作家和他们作品。80年代，高科技的飞速发展给电影、电视在其艺术形式上注入了更新的成分，这些现代作家和他们的作品在科技含量极高的电影、电视中得到了全新的阐释。新一轮的20世纪中国文学作品改编比起“十七年”中的改编明显上升到一个崭新的层面。不仅仅这一时期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带来了电影技术上的巨大发展，80年代电影的音响、灯光、色彩、摄影设备、剪辑设备、电影胶片等，科技上的含量大大提升；此外，编剧、导演、演员的思想观念有了巨大的转变，艺术修养、对电影艺术的理解也大幅度提升；还有就是从事文学、电影的文艺工作者思想观念的改观，摒弃了过去带传统的、“左”的思想的有色眼镜去看待、理解中国现代作家和作品的思维模式，抛弃动辙阶级分析、社会学、政治学的批评方法。所有这些因素很好地保障了中国现代作家作品能在改编、拍摄的发展道路上飞速行进。

当然，新一轮的现代作家热的电影改编并非尽善尽美，并非改编者不懂得应该忠实于原著，也不在于改编者的文字功底差，而在于改编者对这些名家名作“原著精神”及“大师动力”的把握和理解上，有些改编者并没有将这些名家和他们的名作“还原”到他们当时所处的历史背景当中去，而是站在所谓的今天的历史的高度，想当然地去认识和理解这些名家和名著，这样一来，势必在理解上对这些名家名著产生一定程度的偏差，而使这些名家名作在一定程度上变形、走样。尽管有些改编者自以为满意地陶醉在自己的“大手笔”中，也尽管借助了媒体大肆地“炒作”吹嘘、鼓噪，但对有些改编后拍摄成的影片观众并不看好，甚至没能引起一点的反响。反倒将一部“经典”糟蹋得一塌糊涂，削弱了原著的艺术感染力。向广大观众传播的并不是“原汁原味”的“经典”。这似乎说明了这样一个道理：并不是所有的文学作品都能够改编成影片的，做为语言艺术的文学和作为视觉艺术的电影、电视还是有区别的，改编者应当从本质上注意把握这两种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艺术形式。夏衍当年改编《祝福》时加上的祥林嫂挥刀“砍门槛”的败笔之处让人记忆犹新。鲁迅先生当年就《阿Q正传》的改编所说的话仍然是那样中肯——“我的意见，以为《阿Q正传》，实无改编剧本、及电影的要素。因为一上舞台，将只剩下滑稽，而我之作此篇，实不以滑稽或哀怜为目的。其中情景，恐中国此刻的‘明星’是无法表现的。”[5]（P26）所幸的是在这新一轮的现代作家作品改编热中这样的不足实尚不多。

本文只是粗略地勾勒了20世纪中国文学与现代传播之电影互生共长的大致情形，我们可以看到20世纪中国文学和现代传播之电影就好似一株茁壮的长春藤与一棵枝叶繁茂的参天大树互生共长，郁郁葱葱。20世纪中国文学的宝库之中还有许多优良的种子，随着现代传播多种形式的出现，20世纪中国文学这株长春藤必然会继续在现代传播这棵参天大树上继续攀援。

【参考文献】

[1]陈平原.文学的周边[M].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4.

[2]陈平原.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

[3]周晓明.中国现代电影文学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85.

现代电影范文篇3

北野武的代表作是获得威尼斯电影节金狮奖的《花火》。北野武的大部分作品是警匪片，但出乎常规的，这些构图加上极少极少的对白，电影的叙事线索呈片段式的分布，邀请观众和人物一起玩拼图游戏。他的影片对日常生活有着偏爱，可是它总被惊人的残酷打断。有人说，当北野武要吓人时，是无厘头的，也没有任何警告，因为他的习惯是在预备动作都还没有做好之前，就打得你鼻青脸肿。

《花火》的影片风格很像法国印象派画家修拉的“点彩法”。它的内容也的确包括了点彩法，电影中的退休警察濒临绝症，以绘画打发时间，他用点描的方式作画，之后其画风慢慢变成影片中的一个重要主题：对死亡和自杀的着迷。电影中的人物不断地做着同样的工作，他们不是忙着拼图就是忙着洗牌寻找答案，试着找回生命中断裂的碎片。这样的语法和王家卫的《阿飞正传》中对时间的使用颇为相似。北野武还在他的影片中直接引用日本传统的画像，富士山、假石庭院的图像、寺庙、樱花、自助旅馆等等，都在显示他对传统景观的关注。引用传统，这也正是后现代的一个显著的特征。

在1999年的《菊次郎的夏天》中，北野武的电影回到了老人和孩子身上。这种一老一少相伴而行的影片很容易让人想到它会充溢《中央车站》、《科里亚》一般的温馨，没想到北野武竟然来了一段真人加电脑动画特效，天使从天而降，摇响菊次郎手中的玻璃铃钟，令人颇为意外，画面质感，如同一段精制的婴儿电视广告片。将电视广告引入电影之中，并非北野武首创，他不过是来自非常随意和率真。

岩井俊二：日本电影的旗手

生于1963年的岩井俊二是90年代日本电影的另一个代表人物，可是他自己却说“我并不是日本电影的旗手”，可见其对电影的态度。拍摄第一部电影长片《情书》以前，岩井已经有过相当多的影像经验，从学生时代开始玩照相机(这也是日本导演得益于日本照相/录像器材民用化的优势所在)，之后进入电视界，拍MTV、谈话节目、饮食节目、电视连续剧、广告，然后是电影。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影像的时代是毋庸置疑的，可是要在这样一个高度数码化的世界挖掘出属于自己，同时能愉悦大众的电影并非易事，岩井堪称一个编织后现代梦想的人。

《情书》更多的是关于电影与记忆的关系。《情书》不仅有着相当个人色彩的企图，同时也反应了岩井俊二在中学时代的回忆，通过和已逝去的恋人通信，引导主角更加强烈地感受到爱人的不存在。理所当然，死去的人无法回信，那么这当中一定有什么理由。随着故事的行进，愈来愈明朗化，如岩井所说：“这是一种恋人不在的恋情。”这份悲伤，岩井却用远镜头的描写方法，象征着我们这一辈子的人对于恋爱仍无法正面去面对的心情。他将这份不存在的恋爱，以自己私人的回忆及大家都有过的经验融入其中，重复描写。因此和他有着相同的经验与过去，拥有共同时期的人来欣赏这部作品时，一定相当怀念，因为“不管什么电影都无法实现人所逝去的记忆”。

虽然岩井的电影走在时代的最前端，但是他的风格和昆汀·塔兰蒂诺那种带着嘲讽的幽默与完全暴力交织而成的电影又不一样，在他的电影里有着MTV的节奏，同时还有拍摄电视培养出来的感性。自称为印象作家的岩井活跃在各种视觉媒体，他这样的心态完全不同于一些老牌电影导演，他们认为电视产品的影响会危害他们的作品，更别提MTV了。岩井就是这样一种崭新的、自由的状态下拍摄了《燕尾蝶》。岩井虚构了一个叫元都(YenTown)的城市，这个城市汇集了来自世界各地、被钱的魔力吸引而来的人们，有说越南话的，有说汉语的，这里有黑帮，有妓女，还有流行音乐艺术家。他们看来一个个没追求，金钱和欲望是他们的“世界语”，加上影片凌厉的视觉形象，如同一幅现代“浮世绘”。

阿巴斯：模糊戏剧性和纪录性

伊朗导演阿巴斯·基亚罗斯塔米(AbbasKirostam)既被人们视为亚洲电影的象征，也被认为是“90年代世界影坛出现的最重要的导演”。阿巴斯1940年出生于德黑兰，毕业于德黑兰艺术学院。大学毕业后，他主要从事广告制作、画插图、海报设计及广告标题等工作，1960—1969年间他共拍过150多部广告片。

直到70年代他进入青少年教育发展中心，才开始引起国际影坛轰动的一系列电影创作。他的第一部获得国际注意的影片是《何处是我朋友的家》，这部电影描写一个小学生不小心把同学的作业本带回了家，为了不让同学受罚，他决定尽快把作业本送回去。整部电影“纪录”了小孩还本子的过程，一路上，他不停地向遇到的每个人询问同学的家在哪里?在复杂拖沓的问询中呈现了一种生命的自然状态。像《何处是我朋友的家》这样的影片所讲的故事，先前是很少进入电影叙事中的，因为它根本就没有重大的事件发生，由于阿巴斯的影片喜欢用长镜头，故事又很简单，很多人将他视为纪实性的导演，他自己并不以为然。任何平常的生活很可能蕴含戏剧性，阿巴斯将戏剧性和纪录性刻意模糊，将虚构建筑在真实之上。阿巴斯自己也说：“我们永远不要忘记正在观看的是一部影片，即使在看似非常真实的时刻，我都希望画面旁边的两把利剑的光芒闪烁不停。”

阿巴斯喜欢使用非职业演员，实景拍摄。他的电影中往往出现戏中戏，《生生不息》和《橄榄树下的情人》便由演员饰演导演，在地震灾区寻找《何处是我朋友的家》中的小男孩，或者指导工作人员选演员，还促成了一对年轻人的婚姻。

而他的新作《樱桃的滋味》与日本影片《鳗鱼》一道获得1997年戛纳金棕榈大奖是以剧情片的形式拍摄的，可是到了影片的结尾，出现了阿巴斯导戏的片段，他再次打破了故事与现实的界限。

王家卫：香港电影另类

后现代主义电影思潮对中国本土的影响相对滞后，但它对同属中国的香港地区却有着相当大的影响。

香港电影导演王家卫是亚洲电影的代表人物，戛纳电影节的最佳导演，更是一位后现代电影大师。我们都知道，后现代文化是与当代社会的高度商品化和高度媒介化联系在一起的，香港文化的重要性就是它的后现代性，中西文化的拼接，语言的丰富，王家卫非常敏感地感悟到了这一切。他的电影大玩“杂耍蒙太奇”，诡异前卫的影像非常迎合当今年轻人的口味。他甚至开玩笑说他的电影是“超市”上摆放的货物，你想取什么就是什么。他不仅拿别人的货物，还拿自己的电影开玩笑。原型并不一定是几百年前的文本，只要某个文本被大众熟悉，它就具有了原型功能。对原型的改造往往是艺术创作的动力，因为负载过多，历史包袱的现代社会已经不可能生产百分之百的原创文本。王家卫甚至让《堕落天使》中的金城武跟《重庆森林》里地金城武一样地喋喋不休地说着别人和自己的满腹后现代心事。

现代电影范文篇4

【论文关键词】色彩；情感传达；剧情推进；象征

在电影中，色彩作为重要的语言之一，是可以说话的。在对人们形成了直接、强烈的视觉冲击的同时，又与观众产生了情感上的共鸣。作为年轻的艺术门类——电影从最初的无声片、黑白片到今天立体声的彩色片，这期间经历了近一个世纪不断完善和探究的过程。色彩作为电影中一个极其重要的视觉元素，一直以来为刻画角色的情感，为营造场景环境的氛围，为增进剧情、丰富画面、加强真实感，提高电影本身的欣赏价值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一、运用色彩创造某种氛围，反应人物情绪，产生情感传达的人性化互动

尽管近代以来的人们被告知：色彩只是眼睛玩弄的魔术，物体是没有色彩的，当日光照射到一个物体的表面上时，这个物体按照其分子结构吸收某些波长而反射出另一些波长，这些被反射出来的波长在人的眼睛里就被感知为某种色彩。色彩在电影中更象是一位“情感的演说家”，它作为人类情感的载体，连接着“编剧”、“导演”、“电影”、“观众”。这种连接是一种情感沟通的互动交流，在电影的产生过程中，巧妙的运用色彩的情感表现规律，充分发挥色彩的各种心理特征。如：影片《海底总动员》中尼姆和爸爸到海底学校的一组镜头，用各种绚丽的橘红色、粉紫色、大红色、草绿色、鹅黄色、粉红色、宝蓝色等色彩来装点画面，营造出一种美妙、斑斓、安全、和谐、活跃的气氛；而当尼姆不听从爸爸的劝告执意要离开大家去那艘大船边冒险的时候，画面一下子变成以深蓝色为主的大面积海水，这其中掩映着尼姆那娇小的朱红色身躯，形成冷色(深蓝色)与暖色(朱红色)色性上与面积上的强烈对比，使观众的心为之收紧，那一片深蓝色的水域和远处灰黑色的模糊的大船底部预示了一种莫名的危险。在这组镜头中色彩对剧情的推动与演进作用是显见的，从开始的兴奋、喜悦到后来的恐惧、紧张，除了故事本身的睛节以外，色彩心理学上的作用也是不可忽视的。可见动画片中色彩的运用对于调节观众情绪和增进剧情的发展起了不可小视的作用。大师张艺谋的《英雄》的大色块中就包含着想传达给观众的情绪，影片先后出现了红、蓝、白、绿、黑五种色彩，每种画面色调都有不同的喻意，对推动故事发展，刻画人物性格都起到了烘托作用。红色的基调向观众传达了无名心中的躁动，红色的故事中包含了忌妒、怒火、痛苦，这一段在飞雪将如月斩杀后满天黄叶变成红色达到极致；蓝色的故事中包含了平静、爱情、牺牲，在无名和残剑水上的激斗后残剑守护在飞雪身边时达到极致。柔和的绿色也为几乎真实的描述添加了一些祥和；绿色的故事里包含了超脱、浪漫、博爱，这一段在残剑放弃刺杀秦王，秦宫无尽的绿纱缓缓落下时达到了极致。由于有了色彩上的时代分隔，使观众在理解故事情节上减轻了压力；白色和黑色才是最后真实影片要表达的故事；由于有了色彩上的时代分隔，影片传达给观众的感情有着很大的差别，观众也丛中感受到红色的冶艳、绿色的浪漫、蓝色的质朴、白色的伤心、黑色的绝望，同时也使观众在理解故事情节上减轻了压力。影片所表现的色彩心理特征，引起了观众的兴趣和注意，面对这个色彩的盛宴，人们产生了种种联想，受到一种特定的情绪的感染，呈现一种积极、主动的探求心理。最终，促成了人们走进电影院看电影的行为。

二、参与剧作，代表不同的剧作意义

色彩运用的奇特，用不同色彩来表达不同内容，形式感会很强。从严格意义上讲，自从彩色电影诞生以来，国际上就有许多导演很会运用色彩来辅助故事的叙述，日本导演黑泽明就是一位色彩大师，香港的王家卫在《东邪西毒》里也用光影和色彩让人体验到了一种似幻似真的视觉享受。《英雄》在还未公映前，就已成为一个很大的焦点，各种剧照和招贴画已把观众的胃口吊足了。色彩不仅形成强烈的视觉冲击，并兼具区分故事情节的功能，这也是张大师的创举了。色彩叙事手法将注定会对以后的电影拍摄特别是广告片的制作产生影响，就像《辛德勒的名单》中黑白画面中的红色女孩，以及杰克逊的几乎所有MTv，都对现代电影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色彩运用的形式终究是为内容服务的，色彩与情节的结合的恰如其分，才能得出完美的结果。还以《英雄》为例，讲述了四个不同版本的关于残剑和飞雪的故事，四个故事分别用情杀、假死、殉情和殉义描述了残剑和飞雪的最后结局。全片以黑衣无名自述十年练剑作为开端，同样一袭黑衣的皇帝不断引导出一段段色彩斑斓的猜想画面。整个画面以黑色为基本起调，肃穆庄严。《十面埋伏》、《英雄》的艳丽是中国的红，《重庆森林》、(2046)是华丽的暗淡的金色，日本的《情书》是苍白中带粉，每一部的剧情都有属于自己的色彩。

三、色彩产生象征

自远古开始，在很多领域里，色彩被编码以后成为通讯工具，这是色彩象征意义的开始。在人的视觉世界里，色彩是情感的象征。人们在生活生产实践中形成的一些色彩习惯，会使得一些色彩感觉在人们的心目中成为永恒和象征。在电影中，往往会通过人们对色彩存在的一些固定联想而设计影片的色彩。比如“红色在中国多数代表喜庆，在西方则象征青春、热情、温暖、生命、鲜血、火、爱情、情欲……；绿色象征生命、健康、和平、希望；黄色象征希望、收获、丰硕、甜美、香酥；蓝色神秘、悠久、沉静、理智、博大……

现代电影范文篇5

[关键字]现代电影色彩构成表现效果

任何一部彩色影片，尤其是一部优秀的彩色故事片，在全片的色彩构成设计上，编剧、导演、美术、摄影，甚至录音、表演等创作人员都会精心构思、精心设计、精心创作。只是由于创作者对色彩蕴涵的理解，对色彩与人物、景物、情节、画面等构成关系的认知不同而出现艺术水准上的差异。

色彩，是自然美的一种最生动的属性，人们对色彩的感觉，又是一般美感中的一个重要内容。色彩构成（InteractionofColor），即色彩的相互作用，是从人对色彩的知觉和心理效果出发，用科学分析的方法，把复杂的色彩现象还原为基本要素，利用色彩在空间、量与质上的可变幻性，按照一定的规律去组合各构成之间的相互关系，再创造出新的色彩效果的过程。色彩构成是艺术设计的基础理论之一，它与平面构成及立体构成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色彩不能脱离形体、空间、位置、面积、肌理等而独立存在。

电影从黑白到彩色，色彩作为电影中一个极其重要的视觉元素，一直以来为刻画角色的情感,为营造场景环境的氛围，增进剧情、丰富画面、加强真实感，提高电影本身的欣赏价值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一、电影的色彩

所谓“形色”，指建构未来影片具体视象的本体色彩。也就是说是指银幕造型世界的具体空间环境和人物艺术形象的本体色彩。“形色”内容包括：建筑色彩，人物活动空间的建筑部分的本色；环境色彩，自然环境与人工环境的综合色彩；道具色彩，陈设道具，随身道具的本质色彩；装饰色彩，一空间里花草、幔帐、挂饰、地饰物等的貌色；服装色彩，单衣、暖衣、鞋帽等质色；化妆色彩，人物肤色与饰品的色泽；效果色彩，特殊情景下的空间环境、服装道具的“做旧”色彩及人物特型化妆色彩，如被焚烧的建筑、破损的道具、主现的色彩组织、疤脸和伤口等等。

所谓“光色”，指在光作用下的银幕视觉形象的色彩和色调。具体讲，“光色”的内容包括：场景色调，单元场景空间的色彩主调；色彩基调，光作用下全片空气环境的色彩总调；气氛色彩，影片空间环境特殊气氛的色彩。

所谓“语境色”，特指构筑银幕视觉语言形象，并形成某种艺术风格和个性特征的色彩以及基调色彩。“语境色”内容大体包括：客观色彩，美术师对空间环境和人物形象等造型色彩的真实再现；主观色彩，美术师对空间环境和人物形象色彩主观想象的表现；人物色彩，以主客观色彩或色调表现人物的思想、性格、情感、品行、心理、心灵的内容；民族文化色彩，经过集中概括，并强化了的不同民族的空间环境和人物的色彩倾向；地域文化色彩，经过典型化了的不同国家、地区等的客观再现色彩和主观表现色彩；时代色彩，特定的以政治、经济、文化等状况为依据而划分的某个时期的代表性色彩；历史色彩，美术师对影片特定社会的发展过程的主观评判性色彩。

二、摄影角度的电影色彩构成要素——光色、画色、片色

所谓“光色”，与美术师“光色”的创作思维基本相同，当然有时也很不相同。不过就摄影师的创作角度，在拍摄现场，更注重人物形象的光色造型和银幕空间环境氛围的光色艺术处理。

所谓“画色”，指摄影师通过摄影机镜头进行构图的画面造型色彩。它包括对运动状态中或“静止”状态中的画面色彩、画面色调及画面影调的艺术处理。摄影师对画面色彩的选择和构成时，要运用色彩的对比，和谐及色彩的配置完成画面形象的造型任务，要组织电影画面的色彩中心，形成某种情调气氛，使之具有特定涵义，并能构成电影语词。

所谓“片色”，指在正式洗印样片或拷贝影片的过程中对胶片经过配光的色彩。为确定适宜的印片条件，需要对各镜头进行曝光量和色彩的调整。为使正片画面的密度完全统一，色彩还原正常，需对每个镜头的印片条件，通过调光来调整，画面的正常密度和正常色彩及对影片摄影基调的处理。

三、导演角度的电影色彩构成要素——语言色、基调色

电影导演的“语言色”大体与美术师的“光色”、“语境色”的概念类同。但也有自身对影片整体色彩和画面色彩的某些独特思考与处理。所谓“语言色”，概指构成电影语言主要内容的色彩。它是塑造和表现人物外部世界，尤其内心世界的重要“演员”，是银幕剧情的主力角色之一。

电影导演所谓“基调色”，指为不同类型、风格影片基本调子配置的色彩。它是按导演前期的创意构思和后期视听语言合成时总体把握的主要内容。为影片基本调子配置的色彩，是美术师提供的场景色彩、人物造型色彩等和摄影师通过镜头的画面构成色彩具体调配完成。

四、电影的色彩构图

影视作品色彩构成的具体过程是色彩构图，构图的目的是为了选择具有相应特征和关系的色彩，从而突出画面主体、表现的情节、渲染影视氛围。进行恰当色彩布局，从而形成一种有一定变化、和谐统一的整体。因此在影视作品的创作过程中，我们要从作品所要表达的思想与情感出发，巧妙运用明暗、色彩等手段，把主要部分强调出来，在影视作品的色彩构图中，主要包括：色彩的表情构成、象征性构成、色彩陈述性构成、联想性色彩构成、隐喻性色彩构成等，下面对这些色彩构成做初步的解释。

（一）色彩的表情构成

电影影视传达人们的情感或精神的某种愿望是通过色彩的表情构成来完成的。不同色彩个性所表现的客观效果是不同的；通过这些色彩所蕴含的心理现象，能够反映出人类精神世界与情感世界的丰富多彩。

（二）色彩的象征构成

一种概括的、抽象的、哲理的特殊思维形式或艺术表达方法是通过客观色彩现象表明，这就是色彩的象征构成。考虑到不同背景时代、不同地域特征、民族背景、历史特色、宗教、阶层等背景中的人们对色彩的想象、需求的不同，因此，赋予色彩的特定涵义及专有的表情特性也具有不同的意义。

（三）陈述性色彩构成

影视片色彩构成的最基本形式是陈述性色彩构成，我们在任何彩色影视片中都能见到它的使用。

（四）联想性色彩构成

影视片中，色彩联想指当人们看到某一色时，时常会由该色联想到与其有关联的其他事物，这些事物可以是具体的物体，也可以是抽象的概念。色彩的联想与平时生活的经验最为密切相关。譬如说，对于红色，我们既可以联想到具体的事物，如太阳、火焰、红旗、鲜花等，也可以产生抽象的联想，如革命、激昂、热情等；又如黑色，既可以联想到黑色衣服，黑夜等具体事物，也可以联想到死亡、绝望等抽象概念。

心理学家认为，明色调的食物一般比暗色调的食物容易下口，而暖色系的食物与冷色系列的食物则对人的胃口影响不大。如按色相来分，红色通常代表辣的感觉；橙色代表香甜；黄色代表甜酸；绿蓝色代表酸涩味；咖啡色代表苦味；紫色代表着腐臭；白色代表平淡无味；带灰色的色调是不好吃的感觉；黑色和深色色调是味浓的表示。例如，电影《紫日》中出现了两次美丽的紫色日落，这是对于日本法西斯战争走向衰亡的暗示。

（五）隐喻性色彩构成

为了协助主题的突出，使人物和事件在真实感和内涵深度上得到补充或者得到延伸，就采用隐喻性色彩构成来造成一种特定的情绪气氛。针对不同的社会集团，不同的地域，不同的国度等，每一种色彩的文化寓意也都是不一样的，这也同时造成了影视作品中色彩构成的不同色彩文化特征。

四、总结

在电影中,单一色彩并不能有所作为。色彩只有进入到结构层面才具有审美价值,只有在各个局部色调的相互关系(或者我们也可以称之为语境)中我们才能正确地理解它的意义。爱森斯坦说：除非我们能够感觉出贯穿整个影片的色彩运动的“线索”，否则我们就很难对电影中的色彩有所作为。色彩是人类思想的载体，对人类情感的传达,作为电影的语言，也是电影的灵魂和精髓，是一部电影脱颖而出的利器。

【参考文献】

[1]何国兴.颜色科学.上海:东华大学出版社,2004.2.

现代电影范文篇6

北野武被称为日本电影的新天皇，不过，他自己对此并没有非常特别的感受，他自己甚至说：“每当有人称我为‘亚洲导演’，我总觉得这个称号充斥着歧见，我真希望在我们的电影里，能去掉典型的亚洲特征，文化、美学。这倒不是说要把黑泽明抛开，只是我宁愿见到当代的日本电影能超越武士电影。我讨厌导演一古脑地贩卖亚洲模样。我知道这正是目前最好卖的，但这也是我亟想摆脱掉的。”

北野武的代表作是获得威尼斯电影节金狮奖的《花火》。北野武的大部分作品是警匪片，但出乎常规的，这些构图加上极少极少的对白，电影的叙事线索呈片段式的分布，邀请观众和人物一起玩拼图游戏。他的影片对日常生活有着偏爱，可是它总被惊人的残酷打断。有人说，当北野武要吓人时，是无厘头的，也没有任何警告，因为他的习惯是在预备动作都还没有做好之前，就打得你鼻青脸肿。

《花火》的影片风格很像法国印象派画家修拉的“点彩法”。它的内容也的确包括了点彩法，电影中的退休警察濒临绝症，以绘画打发时间，他用点描的方式作画，之后其画风慢慢变成影片中的一个重要主题：对死亡和自杀的着迷。电影中的人物不断地做着同样的工作，他们不是忙着拼图就是忙着洗牌寻找答案，试着找回生命中断裂的碎片。这样的语法和王家卫的《阿飞正传》中对时间的使用颇为相似。北野武还在他的影片中直接引用日本传统的画像，富士山、假石庭院的图像、寺庙、樱花、自助旅馆等等，都在显示他对传统景观的关注。引用传统，这也正是后现代的一个显著的特征。

在1999年的《菊次郎的夏天》中，北野武的电影回到了老人和孩子身上。这种一老一少相伴而行的影片很容易让人想到它会充溢《中央车站》、《科里亚》一般的温馨，没想到北野武竟然来了一段真人加电脑动画特效，天使从天而降，摇响菊次郎手中的玻璃铃钟，令人颇为意外，画面质感，如同一段精制的婴儿电视广告片。将电视广告引入电影之中，并非北野武首创，他不过是来自非常随意和率真。

岩井俊二：日本电影的旗手

生于1963年的岩井俊二是90年代日本电影的另一个代表人物，可是他自己却说“我并不是日本电影的旗手”，可见其对电影的态度。拍摄第一部电影长片《情书》以前，岩井已经有过相当多的影像经验，从学生时代开始玩照相机(这也是日本导演得益于日本照相/录像器材民用化的优势所在)，之后进入电视界，拍MTV、谈话节目、饮食节目、电视连续剧、广告，然后是电影。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影像的时代是毋庸置疑的，可是要在这样一个高度数码化的世界挖掘出属于自己，同时能愉悦大众的电影并非易事，岩井堪称一个编织后现代梦想的人。

《情书》更多的是关于电影与记忆的关系。《情书》不仅有着相当个人色彩的企图，同时也反应了岩井俊二在中学时代的回忆，通过和已逝去的恋人通信，引导主角更加强烈地感受到爱人的不存在。理所当然，死去的人无法回信，那么这当中一定有什么理由。随着故事的行进，愈来愈明朗化，如岩井所说：“这是一种恋人不在的恋情。”这份悲伤，岩井却用远镜头的描写方法，象征着我们这一辈子的人对于恋爱仍无法正面去面对的心情。他将这份不存在的恋爱，以自己私人的回忆及大家都有过的经验融入其中，重复描写。因此和他有着相同的经验与过去，拥有共同时期的人来欣赏这部作品时，一定相当怀念，因为“不管什么电影都无法实现人所逝去的记忆”。

虽然岩井的电影走在时代的最前端，但是他的风格和昆汀·塔兰蒂诺那种带着嘲讽的幽默与完全暴力交织而成的电影又不一样，在他的电影里有着MTV的节奏，同时还有拍摄电视培养出来的感性。自称为印象作家的岩井活跃在各种视觉媒体，他这样的心态完全不同于一些老牌电影导演，他们认为电视产品的影响会危害他们的作品，更别提MTV了。岩井就是这样一种崭新的、自由的状态下拍摄了《燕尾蝶》。岩井虚构了一个叫元都(YenTown)的城市，这个城市汇集了来自世界各地、被钱的魔力吸引而来的人们，有说越南话的，有说汉语的，这里有黑帮，有妓女，还有流行音乐艺术家。他们看来一个个没追求，金钱和欲望是他们的“世界语”，加上影片凌厉的视觉形象，如同一幅现代“浮世绘”。

阿巴斯：模糊戏剧性和纪录性

伊朗导演阿巴斯·基亚罗斯塔米(AbbasKirostam)既被人们视为亚洲电影的象征，也被认为是“90年代世界影坛出现的最重要的导演”。阿巴斯1940年出生于德黑兰，毕业于德黑兰艺术学院。大学毕业后，他主要从事广告制作、画插图、海报设计及广告标题等工作，1960—1969年间他共拍过150多部广告片。

直到70年代他进入青少年教育发展中心，才开始引起国际影坛轰动的一系列电影创作。他的第一部获得国际注意的影片是《何处是我朋友的家》，这部电影描写一个小学生不小心把同学的作业本带回了家，为了不让同学受罚，他决定尽快把作业本送回去。整部电影“纪录”了小孩还本子的过程，一路上，他不停地向遇到的每个人询问同学的家在哪里?在复杂拖沓的问询中呈现了一种生命的自然状态。像《何处是我朋友的家》这样的影片所讲的故事，先前是很少进入电影叙事中的，因为它根本就没有重大的事件发生，由于阿巴斯的影片喜欢用长镜头，故事又很简单，很多人将他视为纪实性的导演，他自己并不以为然。任何平常的生活很可能蕴含戏剧性，阿巴斯将戏剧性和纪录性刻意模糊，将虚构建筑在真实之上。阿巴斯自己也说：“我们永远不要忘记正在观看的是一部影片，即使在看似非常真实的时刻，我都希望画面旁边的两把利剑的光芒闪烁不停。”

阿巴斯喜欢使用非职业演员，实景拍摄。他的电影中往往出现戏中戏，《生生不息》和《橄榄树下的情人》便由演员饰演导演，在地震灾区寻找《何处是我朋友的家》中的小男孩，或者指导工作人员选演员，还促成了一对年轻人的婚姻。

而他的新作《樱桃的滋味》与日本影片《鳗鱼》一道获得1997年戛纳金棕榈大奖是以剧情片的形式拍摄的，可是到了影片的结尾，出现了阿巴斯导戏的片段，他再次打破了故事与现实的界限。

王家卫：香港电影另类

后现代主义电影思潮对中国本土的影响相对滞后，但它对同属中国的香港地区却有着相当大的影响。

香港电影导演王家卫是亚洲电影的代表人物，戛纳电影节的最佳导演，更是一位后现代电影大师。我们都知道，后现代文化是与当代社会的高度商品化和高度媒介化联系在一起的，香港文化的重要性就是它的后现代性，中西文化的拼接，语言的丰富，王家卫非常敏感地感悟到了这一切。他的电影大玩“杂耍蒙太奇”，诡异前卫的影像非常迎合当今年轻人的口味。他甚至开玩笑说他的电影是“超市”上摆放的货物，你想取什么就是什么。他不仅拿别人的货物，还拿自己的电影开玩笑。原型并不一定是几百年前的文本，只要某个文本被大众熟悉，它就具有了原型功能。对原型的改造往往是艺术创作的动力，因为负载过多，历史包袱的现代社会已经不可能生产百分之百的原创文本。王家卫甚至让《堕落天使》中的金城武跟《重庆森林》里地金城武一样地喋喋不休地说着别人和自己的满腹后现代心事。

现代电影范文篇7

北野武被称为日本电影的新天皇，不过，他自己对此并没有非常特别的感受，他自己甚至说：“每当有人称我为‘亚洲导演’，我总觉得这个称号充斥着歧见，我真希望在我们的电影里，能去掉典型的亚洲特征，文化、美学。这倒不是说要把黑泽明抛开，只是我宁愿见到当代的日本电影能超越武士电影。我讨厌导演一古脑地贩卖亚洲模样。我知道这正是目前最好卖的，但这也是我亟想摆脱掉的。”

北野武的代表作是获得威尼斯电影节金狮奖的《花火》。北野武的大部分作品是警匪片，但出乎常规的，这些构图加上极少极少的对白，电影的叙事线索呈片段式的分布，邀请观众和人物一起玩拼图游戏。他的影片对日常生活有着偏爱，可是它总被惊人的残酷打断。有人说，当北野武要吓人时，是无厘头的，也没有任何警告，因为他的习惯是在预备动作都还没有做好之前，就打得你鼻青脸肿。

《花火》的影片风格很像法国印象派画家修拉的“点彩法”。它的内容也的确包括了点彩法，电影中的退休警察濒临绝症，以绘画打发时间，他用点描的方式作画，之后其画风慢慢变成影片中的一个重要主题：对死亡和自杀的着迷。电影中的人物不断地做着同样的工作，他们不是忙着拼图就是忙着洗牌寻找答案，试着找回生命中断裂的碎片。这样的语法和王家卫的《阿飞正传》中对时间的使用颇为相似。北野武还在他的影片中直接引用日本传统的画像，富士山、假石庭院的图像、寺庙、樱花、自助旅馆等等，都在显示他对传统景观的关注。引用传统，这也正是后现代的一个显著的特征。

在1999年的《菊次郎的夏天》中，北野武的电影回到了老人和孩子身上。这种一老一少相伴而行的影片很容易让人想到它会充溢《中央车站》、《科里亚》一般的温馨，没想到北野武竟然来了一段真人加电脑动画特效，天使从天而降，摇响菊次郎手中的玻璃铃钟，令人颇为意外，画面质感，如同一段精制的婴儿电视广告片。将电视广告引入电影之中，并非北野武首创，他不过是来自非常随意和率真。

岩井俊二：日本电影的旗手

生于1963年的岩井俊二是90年代日本电影的另一个代表人物，可是他自己却说“我并不是日本电影的旗手”，可见其对电影的态度。拍摄第一部电影长片《情书》以前，岩井已经有过相当多的影像经验，从学生时代开始玩照相机(这也是日本导演得益于日本照相/录像器材民用化的优势所在)，之后进入电视界，拍MTV、谈话节目、饮食节目、电视连续剧、广告，然后是电影。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影像的时代是毋庸置疑的，可是要在这样一个高度数码化的世界挖掘出属于自己，同时能愉悦大众的电影并非易事，岩井堪称一个编织后现代梦想的人。

《情书》更多的是关于电影与记忆的关系。《情书》不仅有着相当个人色彩的企图，同时也反应了岩井俊二在中学时代的回忆，通过和已逝去的恋人通信，引导主角更加强烈地感受到爱人的不存在。理所当然，死去的人无法回信，那么这当中一定有什么理由。随着故事的行进，愈来愈明朗化，如岩井所说：“这是一种恋人不在的恋情。”这份悲伤，岩井却用远镜头的描写方法，象征着我们这一辈子的人对于恋爱仍无法正面去面对的心情。他将这份不存在的恋爱，以自己私人的回忆及大家都有过的经验融入其中，重复描写。因此和他有着相同的经验与过去，拥有共同时期的人来欣赏这部作品时，一定相当怀念，因为“不管什么电影都无法实现人所逝去的记忆”。

虽然岩井的电影走在时代的最前端，但是他的风格和昆汀·塔兰蒂诺那种带着嘲讽的幽默与完全暴力交织而成的电影又不一样，在他的电影里有着MTV的节奏，同时还有拍摄电视培养出来的感性。自称为印象作家的岩井活跃在各种视觉媒体，他这样的心态完全不同于一些老牌电影导演，他们认为电视产品的影响会危害他们的作品，更别提MTV了。岩井就是这样一种崭新的、自由的状态下拍摄了《燕尾蝶》。岩井虚构了一个叫元都(YenTown)的城市，这个城市汇集了来自世界各地、被钱的魔力吸引而来的人们，有说越南话的，有说汉语的，这里有黑帮，有妓女，还有流行音乐艺术家。他们看来一个个没追求，金钱和欲望是他们的“世界语”，加上影片凌厉的视觉形象，如同一幅现代“浮世绘”。

阿巴斯：模糊戏剧性和纪录性

伊朗导演阿巴斯·基亚罗斯塔米(AbbasKirostam)既被人们视为亚洲电影的象征，也被认为是“90年代世界影坛出现的最重要的导演”。阿巴斯1940年出生于德黑兰，毕业于德黑兰艺术学院。大学毕业后，他主要从事广告制作、画插图、海报设计及广告标题等工作，1960—1969年间他共拍过150多部广告片。

直到70年代他进入青少年教育发展中心，才开始引起国际影坛轰动的一系列电影创作。他的第一部获得国际注意的影片是《何处是我朋友的家》，这部电影描写一个小学生不小心把同学的作业本带回了家，为了不让同学受罚，他决定尽快把作业本送回去。整部电影“纪录”了小孩还本子的过程，一路上，他不停地向遇到的每个人询问同学的家在哪里?在复杂拖沓的问询中呈现了一种生命的自然状态。像《何处是我朋友的家》这样的影片所讲的故事，先前是很少进入电影叙事中的，因为它根本就没有重大的事件发生，由于阿巴斯的影片喜欢用长镜头，故事又很简单，很多人将他视为纪实性的导演，他自己并不以为然。任何平常的生活很可能蕴含戏剧性，阿巴斯将戏剧性和纪录性刻意模糊，将虚构建筑在真实之上。阿巴斯自己也说：“我们永远不要忘记正在观看的是一部影片，即使在看似非常真实的时刻，我都希望画面旁边的两把利剑的光芒闪烁不停。”

阿巴斯喜欢使用非职业演员，实景拍摄。他的电影中往往出现戏中戏，《生生不息》和《橄榄树下的情人》便由演员饰演导演，在地震灾区寻找《何处是我朋友的家》中的小男孩，或者指导工作人员选演员，还促成了一对年轻人的婚姻。

而他的新作《樱桃的滋味》与日本影片《鳗鱼》一道获得1997年戛纳金棕榈大奖是以剧情片的形式拍摄的，可是到了影片的结尾，出现了阿巴斯导戏的片段，他再次打破了故事与现实的界限。

王家卫：香港电影另类

后现代主义电影思潮对中国本土的影响相对滞后，但它对同属中国的香港地区却有着相当大的影响。

香港电影导演王家卫是亚洲电影的代表人物，戛纳电影节的最佳导演，更是一位后现代电影大师。我们都知道，后现代文化是与当代社会的高度商品化和高度媒介化联系在一起的，香港文化的重要性就是它的后现代性，中西文化的拼接，语言的丰富，王家卫非常敏感地感悟到了这一切。他的电影大玩“杂耍蒙太奇”，诡异前卫的影像非常迎合当今年轻人的口味。他甚至开玩笑说他的电影是“超市”上摆放的货物，你想取什么就是什么。他不仅拿别人的货物，还拿自己的电影开玩笑。原型并不一定是几百年前的文本，只要某个文本被大众熟悉，它就具有了原型功能。对原型的改造往往是艺术创作的动力，因为负载过多，历史包袱的现代社会已经不可能生产百分之百的原创文本。王家卫甚至让《堕落天使》中的金城武跟《重庆森林》里地金城武一样地喋喋不休地说着别人和自己的满腹后现代心事。

现代电影范文篇8

关键词：电影，美术，色彩设计

一、引言

随着数字化时代的到来，数字视觉开始越来越多地应用到影视制作当中，传统电影美术的制作方式和创作观念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并且，随着视觉类型电影制作方式的日益完善，传统电影美术与数字化电影美术的历史性跨越日益显著。电影美术作为电影主创之一，就其本质而言是造型艺术的一种，但从时空角度来看，电影美术不是瞬间摄取的静态造型艺术，而是运动着的立体造型艺术。

二、电影美术的内涵

电影美术是指在文学剧本的基础上，对影片的可视化形象进行创作的造型艺术。电影美术主要是通过影片总体造型设计、场景空间设计、人物造型设计等方面来表达逻辑思维进而实现形象思维，它直接决定了一部影视作品的美学表达与艺术内涵，对影视作品的造型起着决定性作用与影响。虽然，电影美术是与自己的母体美术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但是美术和电影在本质上是完全不同的艺术，具有不同的艺术形态。美术的艺术形态特征是物质媒介的二维或三维的空间性，电影则是时空艺术，它的形态特征是既有空间维上的造型性，又有时间维上的运动过程。美术不受物质世界的时间性约束，电影则兼有空间的二维性和时间的一维性。

三、电影美术的创作要素

电影美术是专门为影片造型进行设计和制作的一种美术创作，直接影响影片的艺术水准的成功与否。电影美术不同于一般绘画创作，美术一进入电影就改变了它原来那种独立创作的特点，而使自己成为电影这一综合艺术的重要部门。电影美术创作的过程涵盖场景设计、环境与个性的设置、气氛的营造和影调及色调的确定。

首先，电影美术师应该与摄影、演员等共同合作在电影导演的总体构思下，完成影片的造型表现。在设计构思阶段，电影美术师要寻求一种途径，一种方法和形式，最完美地将剧本中的抽象文字和导演的意念化的构思，转化为具体的形象表现出来的人，并且与导演、摄影等创作人员共同完成最终银幕空间形象化的影象。其次，电影美术师应该设计和制作出符合电影主题，具有生活气息、有时代特征的景、物和人，以使电影艺术产生情景交融的艺术效果。电影美术设计为人物的行为提供“典型环境”，交代故事发生的年代、地点、时间，也能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人物的身份、职业、性格和思想，显示一定的个性、习惯和爱好。当然，电影的美术造型是必不可缺的，影片中景物的个性源于两个条件：人物个性和所处的规定情境及创作者的选景态度，即怎样使它以最有力的影像浮现在银幕上去感知于观众。再次，电影美术师应该营造良好的氛围来凸显电影的主题。氛围是特定生活中弥漫于人们周围特定的空气状态，在表现银幕气氛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气氛相对环境而言是更重要的，环境只能客观地表示剧中人的所在地，却不能表现当时剧中人的心情变化，而气氛则尤能反映和烘托人物心情的变化。最后，光和色是电影造型中极重要的元素和手段。光与色是在影片的时空流动中展现其生命，并以个性显示影片造型所表达的情绪、意境和风格。影调和色调和影片的样式是密切相关的，是其具体造型的体现，当美术师出于对未来影片样式的理解，试图寻求影片造型的整体基调时，他必然思考这两方面的问题，也必须对这两方面作出艺术的安排。

四、以《英雄》为例探讨电影美术的色彩设计

随着数字时代的到来，视觉型影视越来越受到观众的喜欢，在未来的影片中，美术师首先接触到的就是色彩和色调问题，他要从影片整体造型角度处置色彩使其整体上和谐统一。影片的基本色调本身就具有意义，影片的色彩也就是贯串全片的线索，下面以张艺谋导演深入人心的《英雄》来侧重探讨电影美术的色彩设计。

《英雄》影片中人物服装色彩设置上就独具匠心。秦王在影片中自始至终是单一的深重黑色，与秦王宫殿铁黑色调浑然一体。无名穿着黑装依照秦国律例至秦宫殿受封奖，与秦王“十步”之距对饮，秦王、无名、长空、秦剑客等服色在黑色纯度和亮度的设计上则依次由深重至浅淡，这种构成符合秦尚黑，并寓意黑的权威和政治影响，也暗示一种对秦政的不满与反抗。残剑、飞雪、如月的衣装色彩纯度高、色泽鲜亮，质体轻薄，虽靓丽飘逸却敌不过黑奋的威重力量。除了黑色，《英雄》中还有其他多种色彩表现。在《英雄》中，无名给秦王编造的残剑飞雪故事的基调是红色的，反映出无名潜意识中刺秦的激情，他那冷静的外表下掩盖着报仇的血性和血气，想象中即将出现的刺秦场面使无名眼中的世界充满了鲜红的像血一样浓烈的色彩，此时秦王眼中和无名看到的色调是一样的，充满了血红的仇恨和杀气。而当秦王发现了无名的真实意图时，他想象中的一切都笼盖上了寂静的蓝色，因为他所面临的绝境使他不得不极力使自己镇静下来，用理性和智慧来超越对死亡的恐惧。残剑给无名讲述的故事时，柔和的绿色成为叙述的基调，一方面它展示了残剑给无名讲述时那种超脱仇恨，回归到宁静、博爱、真朴的心境，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无名向秦王转述时悟出的那种渴望和平，不要战争的心态。

总之，电影《英雄》是一部由红、蓝、白、绿、黑等多种色调来讲述的故事，它的情节的感人之处不在于故事的大起大落，而在其细节的精致和典丽，色彩和画面的视觉统一在《英雄》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

现代电影范文篇9

北野武被称为日本电影的新天皇，不过，他自己对此并没有非常特别的感受，他自己甚至说：“每当有人称我为‘亚洲导演’，我总觉得这个称号充斥着歧见，我真希望在我们的电影里，能去掉典型的亚洲特征，文化、美学。这倒不是说要把黑泽明抛开，只是我宁愿见到当代的日本电影能超越武士电影。我讨厌导演一古脑地贩卖亚洲模样。我知道这正是目前最好卖的，但这也是我亟想摆脱掉的。”

北野武的代表作是获得威尼斯电影节金狮奖的《花火》。北野武的大部分作品是警匪片，但出乎常规的，这些构图加上极少极少的对白，电影的叙事线索呈片段式的分布，邀请观众和人物一起玩拼图游戏。他的影片对日常生活有着偏爱，可是它总被惊人的残酷打断。有人说，当北野武要吓人时，是无厘头的，也没有任何警告，因为他的习惯是在预备动作都还没有做好之前，就打得你鼻青脸肿。

《花火》的影片风格很像法国印象派画家修拉的“点彩法”。它的内容也的确包括了点彩法，电影中的退休警察濒临绝症，以绘画打发时间，他用点描的方式作画，之后其画风慢慢变成影片中的一个重要主题：对死亡和自杀的着迷。电影中的人物不断地做着同样的工作，他们不是忙着拼图就是忙着洗牌寻找答案，试着找回生命中断裂的碎片。这样的语法和王家卫的《阿飞正传》中对时间的使用颇为相似。北野武还在他的影片中直接引用日本传统的画像，富士山、假石庭院的图像、寺庙、樱花、自助旅馆等等，都在显示他对传统景观的关注。引用传统，这也正是后现代的一个显著的特征。

在1999年的《菊次郎的夏天》中，北野武的电影回到了老人和孩子身上。这种一老一少相伴而行的影片很容易让人想到它会充溢《中央车站》、《科里亚》一般的温馨，没想到北野武竟然来了一段真人加电脑动画特效，天使从天而降，摇响菊次郎手中的玻璃铃钟，令人颇为意外，画面质感，如同一段精制的婴儿电视广告片。将电视广告引入电影之中，并非北野武首创，他不过是来自非常随意和率真。

岩井俊二：日本电影的旗手

生于1963年的岩井俊二是90年代日本电影的另一个代表人物，可是他自己却说“我并不是日本电影的旗手”，可见其对电影的态度。拍摄第一部电影长片《情书》以前，岩井已经有过相当多的影像经验，从学生时代开始玩照相机(这也是日本导演得益于日本照相/录像器材民用化的优势所在)，之后进入电视界，拍MTV、谈话节目、饮食节目、电视连续剧、广告，然后是电影。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影像的时代是毋庸置疑的，可是要在这样一个高度数码化的世界挖掘出属于自己，同时能愉悦大众的电影并非易事，岩井堪称一个编织后现代梦想的人。

《情书》更多的是关于电影与记忆的关系。《情书》不仅有着相当个人色彩的企图，同时也反应了岩井俊二在中学时代的回忆，通过和已逝去的恋人通信，引导主角更加强烈地感受到爱人的不存在。理所当然，死去的人无法回信，那么这当中一定有什么理由。随着故事的行进，愈来愈明朗化，如岩井所说：“这是一种恋人不在的恋情。”这份悲伤，岩井却用远镜头的描写方法，象征着我们这一辈子的人对于恋爱仍无法正面去面对的心情。他将这份不存在的恋爱，以自己私人的回忆及大家都有过的经验融入其中，重复描写。因此和他有着相同的经验与过去，拥有共同时期的人来欣赏这部作品时，一定相当怀念，因为“不管什么电影都无法实现人所逝去的记忆”。

虽然岩井的电影走在时代的最前端，但是他的风格和昆汀·塔兰蒂诺那种带着嘲讽的幽默与完全暴力交织而成的电影又不一样，在他的电影里有着MTV的节奏，同时还有拍摄电视培养出来的感性。自称为印象作家的岩井活跃在各种视觉媒体，他这样的心态完全不同于一些老牌电影导演，他们认为电视产品的影响会危害他们的作品，更别提MTV了。岩井就是这样一种崭新的、自由的状态下拍摄了《燕尾蝶》。岩井虚构了一个叫元都(YenTown)的城市，这个城市汇集了来自世界各地、被钱的魔力吸引而来的人们，有说越南话的，有说汉语的，这里有黑帮，有妓女，还有流行音乐艺术家。他们看来一个个没追求，金钱和欲望是他们的“世界语”，加上影片凌厉的视觉形象，如同一幅现代“浮世绘”。

现代电影范文篇10

一、审美特性—强烈的形式感

1.叙事结构

《罗拉，快跑》是形式主义实验电影的代表，它在对电影叙事结构上的颠覆，使其成为后现代主义文化背景中的一场“电影叙事的革命”。后现代主义是一个广泛的具有包容性的术语，它产生于萨特、海德格尔等存在主义思想和学说中，以颠倒价值、瓦解规范等一系列手段来消解一切常规的世俗。它追求自由，本身并没有明确的美学主张，旨在破坏和颠覆现代主义，使一切神圣的东西平凡化，一切高雅的东西世俗化。后现代主义的文本呈现出一种“精神分裂式”的结构特征。在影片中，时间就是一个可以被挤压和绵延的概念。时间可以中断、分切、随意停顿、复原。故事从头至尾没有交代过情节发生的时间、背景，观众无从得知主角的身份、故事的年代，人物关系上也没起什么变化，罗拉与曼尼的关系、罗拉与父亲的关系等等，这样的人物设置就像是只保留了人物身上最突出的性格与特质，人物纯粹成了一种符号。情节的叙事选取了在一个时间点上，折返出三种可能的剧情结局，这是三个相对独立的故事。罗拉从起点奔向终点，又从终点复归起点，接着继续奔跑。罗拉的不断重复的奔跑是建立在规定情镜不变的基础上，而且每次总在相同的场景中出现折返，就好像游戏设置的环节。同时，故事情节十分简单，在20分钟内找到10万马克，罗拉在奔跑，这个叙事的骨架是单一的，所有的庞杂叙事都以闪回中呈现定格照片的剪接作为其唯一表现手段。

影片导演曾经说过，《罗拉，快跑》是一部关于世界的可能性、生命的可能性和电影的可能性的电影。《罗》的叙事突破了理性建构的秩序，使之元素与元素之间的关系网解构，打破了时空观，让元素在时间中流变、绵延，结果就是在流变中事物失去了中心，而由单极向多极扩散开去，形成多元化的特质。在此循环往复中，影片特殊叙事过程中产生的三种结局就代表着元素流变后的无限可能性。这就像后现代主义文化中德里达的解构主义理念中的“互文性”，文本内部的各语言因素互相颠覆，互相分解，使作品没有了明确的边界和中心意义，导致最后的结局就是终端的在场消失，成了一场无意义的游戏。在后现代看来，“深度”是人们出于某种目的强加给现实的，对“深度”的拆解，也是后现代的表征之一，同理于此片，《罗拉，快跑》其实也无意于提纯出什么深度的哲学理念，导演只不过是在电影作为一种大众媒介的时代，用大众乐于接受的方式，创造一种轻松的不同于用传统电影语言来解读的影片。

2.声画合一的有意味的形式

《罗拉，快跑》除了有颠覆常规的叙事之外，还有各种画面和音乐的应用与处理技巧，使视觉影像和听觉造型在特定的观赏语境中发挥出极大的作用，形成该片的一大特色。诸如快节奏多技巧的画面剪辑，具运动感不稳定的镜头，紧张而强烈的摇滚音乐，在真人演出中加入了动画形态，以及在介绍旁支人物时运用的定格照片和快速剪辑，这些技巧无不掌握着影片的节奏，掌控着观众的情绪。例如导演采用分割画面的手段来展现罗拉和曼尼在同时异地发生的情境，取代了一般的采用平行蒙太奇的手法。从两个分割画面表现了男女主人公的内心焦急，之后第三个钟表的画面插入屏幕下方，时针直指十二点，那是罗拉必须带着钱到达碰面地点的时刻，也是曼尼准备抢劫超市的关键时刻，这样的画面安排使得情节紧凑，结构清晰，动人心弦。影片中还有大量的闪回镜头，导演将照片定格，快速的剪接在一起，从而极快的就完成了对一个人物未来生命轨迹的描述，这种处理方法也极富新意。从音乐角度来说，跟随着罗拉在片中不停的奔跑着的，就是那些有着摇滚、重金属味道的音乐，节奏感强，象征着罗拉奔跑时急促的心跳声和呼吸声。只是其中有一段，当罗拉和曼尼从超市抢劫成功，拎着钱袋走出来的时候，音乐突然转为了一种抒情的爵士乐，他们逃跑的画面也应用了升格技巧，动作变的缓慢，配合着慢爵士的氛围，制造出一番舒缓浪漫的情调。这段画面和声音的处理十分动人。

二、后现代的电影审美心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