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效制度范文10篇

无效制度范文篇1

关键词：无效行政行为;相对抵抗权;无期限追诉权

一、学理上的认识

行政法学通说认为，具体行政行为一经做出，只要符合成立要件，不论其合法性如何，既推定其合法有效，相对人有尊重之义务，即推定其有公定力。[1]在公定力支撑下，才产生了随之而来的确定力，拘束力和执行力，这里体现了行政效率原则；为早日达到行政目的，早日确定行政法律关系，对公定力的推定是有合理性的，但当相对人面临重大且明显违法的行政行为的时候，相对人仅仅有权通过事后的复议或诉讼的途径获得救济，而无法对当时的行政行为进行抵抗，未免有失社会正义，是不太合理的，因此，行政法学界产生了所谓的无效行政行为的概念，即指那些形式上虽然存在，但因为重大且明显违法，不待有权机关宣告，自始、当然、确定的不发生法律效力的行政行为。其有以下两个主要的特征：

（一）无效行政行为的范围上仅指“重大且明显的违法行为”

此限定范围是依大陆法系国家和地区通说，即其具有外在的“明显违法性”和内在的“重大违法性”，前者指依一般公民之理性和经验所能判断的违法行政行为，后者指其违反了重要的法律法规，该通说在外国的立法上也有体现，比如，《联邦德国行政程序法》第44条第一项规定：“行政行为具有严重瑕疵，该瑕疵按所考虑的一切情况明智判断属明显者，行政行为无效。”

（二）无效行政行为在效力上表现为“自始、当然和确定无效”

即从行政行为做出时，无需有权机关宣告就不具有任何法律效力，公民也没有尊重该行为的义务，并享有对该行为抵抗的权利，甚至在某些情况下，公民可以采取警告、逃脱等方式进行正当防卫和对抗；这实质上就是赋予了公民在行政行为执行时“当时”的救济手段，因其“当时”而不同于复议诉讼等“事后”救济手段。即使在事后的救济手段中，对于无效行政行为的救济也不受时效的限制，相对人拥有无期限追诉权，即“做出无效行政行为的机关和其他有权机关得随时宣告或确认其无效，相对人也可随时请求有权机关宣告或确认其无效”。[2]对该无效行政行为，做出机关即使事后进行了追认、转换等补救措施，依然不能被法律所承认而变为有效。“一旦法院宣布某一行政行为在法律上无效，那就如同什么事都没有发生一样。”[3]

虽然行政法学界承认了无效行政行为的相关理论，但同时也指出，应当坚持“可撤销性构成一般原则，无效性为例外”[4]，可见无效行政行为是作为可撤销行政行为的一个补充而存在的，是为了弥补后者没有区分行政行为的违法程度上的差别，以及由此而来的面对特别情况（行政行为明显且重大违法）时救济手段的不足。也正是因为法律赋予了公民在面对无效行政行为时所享有的特别权利，也就造成了社会中潜在“危险”的存在，无效行政行为立法实践也因此并非一帆风顺。

二、对无效行政行为的价值分析

（一）无效行政行为相关理论中承认的相对人所拥有的“危险的”权利之“危险”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行政目的的难以实现以及行政相对人行使抵抗权的巨大风险；

因承认了公民拥有抵抗权，并且是依自己的判断来决定在何时针对何事行使该权利，每个人的理性和经验不可能完全一致，在面对某些特殊的行政行为时，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选择，这必然增加行政机关实现行政目的的成本，“确定明显违法的标准既不是相对人的主观想象，也不是受过训练的法学家的认识能力，而是一个典型的理智的公民的认识。尽管如此，明显违法并不总是‘明显’。在具体的案例中关于行政行为是否明显且严重违法，完全可能发生争议”；[5]同时，相对人依自己的判断而对行政行为进行的抵抗很有可能直接导致行政机关的强制力压迫，甚至可能引起事后司法权对其刑事责任的追究。[③]

2.会造成法律关系的不稳定；

行政行为做出后，即使本身是无效的，也很可能会衍生出其他法律关系，而赋予相对人对无效行政行为无期限追诉权无异于将作为其他法律行为或关系之基础与本源的行政行为无限期地至于可以被攻击的状态，而且即便本行为可以被宣告无效，在本行为基础之上繁衍出来的其他行为和关系却在很多情况下值得法律保护，将其消灭，显然不利于法的安定性以及社会关系（秩序）的稳定。

（二）无效行政行为所承认或赋予的这些权利虽有危险的一面，但也有其可取合理的一面，该制度的设立所追求的主要价值在于实现社会的正义，保护个人的权利：

公民行政法上的抵抗权，源于宪法之中，其依据是社会契约论和人民主权说，人民将一部分权利委托给国家，是为了让国家保护公民的权利和自由，若其行为明显违背了公益，严重侵犯公民权利和自由，那么人民理所当然有反抗之权利，法国人权宣言第二条规定：“任何政治结合的目的都在于保存人的自然的和不可动摇的权利。这些权利就是自由、财产、安全和反抗压迫。”该“反抗压迫”的权利具体至行政法上就可通过无效行政行为的相关理论得以体现，即公民对明显且重大违法行政行为有抵抗之权利，这里正体现了公民对社会正义的追求，这种追求一方面保证了公民自身的权利，另一方面又对行政权进行了限制，这两个价值是应当肯定的。

（三）对于中国的特殊价值：

现在的中国正处于一个权利意识苏醒的时代，一方面，我们开始积极的关注并维护我们的权利，另一方面，由于法治的不健全，通过制度内的途径解决纠纷维护权利成本高昂、无时效性且很难有实际效果；因此，人身权财产权受到严重侵犯或无力承担高昂的公力救济成本的公民，选择了以暴力抵抗寻求救济[④]，而此种抵抗并未被现行法律所承认，这不仅不利于纠纷的解决，也会给相对人带来巨大的危险。因此通过立法建立无效行政行为制度，承认公民对无效行政行为的抵抗权，对其进行必要的规制，是有必要的。

三、我国的立法现状

在我国的立法中，不乏“无效”字眼，比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78条规定：“无权批准征用，使用土地的单位和个人非法批准占有土地的，超越批准权限非法占用土地的……批准文件无效。”特别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条第二款规定：“没有法定依据或不遵守法定程序的，行政处罚无效。”有的法律法规规章并未直接用“无效”，但其所规定的内容实际的承认公民对无效行政行为抵抗的权利，比如《行政处罚法》第56条的规定：“行政机关对当事人进行处罚，不使用罚款、没收财物单据或使用非法定部门制发的罚款、没收财物单据的，当事人有权拒绝处罚，并有权予以检举。”在事后的救济手段上，2000年最高人民法院的《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首次确立了“确认无效”的判决形式，从而为无效行政行为的司法实践提供了可能。

由以上的立法不难发现，现有的立法存在许多严重的问题：

（一）立法用语上，未严格区分“无效”“可撤销”和“不成立”的行政行为。在具体法律条文上，三者关系模糊，甚至在有些条文中相互通用。比如《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57条第二款规定“被诉具体行政行为依法不成立或者无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条第二款规定：“没有法定依据或不遵守法定程序的，行政处罚无效。”该条文中，对无效行政行为的范围限定明显过宽，并不是按照学理上的“明显且严重违法”而限定，故此处的“无效”非学理之“无效”而实为可撤销行政行为，该“无效”不是自始、当然、确定的无效，而主要是事后的有权机关的撤销、变更、撤回等。

（二）未明确划定无效行政行为的判断标准，“无效的行为是指违法的情形已经达到重大明显的程度，即任何有理智的人都能够判断该行为违法，因此不能取得公定力且自始没有法律效力，在程序上不必经法院等国家机构撤销，公民就可以不服从或在任何时候都可以请求法院予以确认。”[6]该段虽然表明最高人民法院承认了“明显且重大”之标准，但并未进行进一步阐述和具体条款的细化，判断标准依然比较模糊。

（三）在事后救济上，未特别区分对于“无效行政行为”和“可撤销行政行为”的救济手段上的差异，这严重的影响了有权机关对无效行政行为相对人的救济，无法真正的保护相对人的抵抗权，无效行政行为相关理论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

四、立法建议

依据前文中对无效行政行为理论的价值分析，结合我国立法的现状，笔者提出几点关于无效行政行为的立法方面的建议：统一立法用语，区分“无效”“可撤销”和“不成立”；承认公民相对的抵抗权；完善事后救济之手段。

（一）统一立法用语，区分“无效”“可撤销”和“不成立”

1.“无效”行政行为与“可撤销”行政行为的区别主要体现在，前者的违法程度更为严重且非常之明显，正因为其违法的严重性和明显性而必须被撤销，即在法律上宣告其自始、当然、确定无效，而后者因瑕疵轻微或瑕疵并不明显，有权机关保留了是否以撤销为处理方式的决定权，若经审查认为应当撤销，则将之撤销，若因对公共利益或第三人利益的保护而认为撤销会带来巨大的成本，则适用变更、废止等手段处理该有瑕疵行政行为。无效行政行为因其被撤销的绝对性，而使公民可能对其行使抵抗权，而可撤销行政行为因其撤销与否有待有权机关决定，故相对人只拥有事后救济权。

在立法上区分二者的关键在于明确无效行政行为的判断标准，该问题将在本文“承认公民相对的抵抗权”部分进行阐述。

2.“无效”行政行为与“不成立”行政行为之区别主要体现在行政行为是否成熟，是否满足成立要件，一般认为行政行为的成立要件为：主体方面，“行政行为必须是由行政主体做出或可以归属于行政主体的行为”；内容方面，“行政行为应是行政主体行使行政职权，履行行政职责的行为，包括与行使行政职权，履行行政职责相关的行为”；法律效果方面，“行政行为是产生法律效果的行为”，“只要行政行为使相对人受到了影响，就表明该行政行为产生了法律效果”。[7]无效行政行为首先必须能够成为行政行为，即具有行政行为的外壳，在成为行政行为的基础上再进行合法性的判断；而不成立行政行为因缺乏行政行为成立要件，属于未成熟的行政行为，对行政行为是否成立的审查，属于特殊的合法性审查，其审查的是特定情况下的违法状态（行政行为尚未成熟）。有学者认为“无效”与“不成立”二者在本质上是相同的：一个行政行为在其产生之时就不成立，那么当然就自始、当然、确定的不发生法律效力了。该观点笔者不能认同，不成立行政行为仅指行政行为未成熟，缺乏某些成立要件，该瑕疵是否重大且明显还需依具体情况而定，若并非明显且重大之瑕疵，有权机关应该以补正等手段处理该行政行为，而非一概宣布无效予以撤销，否则将浪费行政成本和司法成本，有损行政机关的权威，也不利于对法之安定性的维护。

（二）承认公民相对的抵抗权

中国是一个行政权极度强大的国家，正因为如此，才更应该承认公民抵抗之权利，但考虑到公民权的弱小，不宜承认其完整的抵抗权，否则会造成相对人过大的人身危险，不利于对相对人的保护，同时也会影响行政目的的实现。因此，笔者建议承认公民相对的抵抗权。

1.在立法手段上，承认相对的抵抗权应具体表现为：通过具体条款，明确承认相对人对法条所列举的具体违法行政行为的抵抗的权利，并明确指出该特定行为即为无效行政行为。此种立法在我国成文法中已又体现，比如《行政处罚法》第56条的规定。

此种立法方式的优势体现为在事前就明确了对无效行政行为的具体界定，减少了相对人对行政行为效力判断之不准确性带来的危险；降低了事后救济上的困难（降低了有权机关在事后不予确认无效的可能）；并且也明确的告知了相对人，对此种行为，具体法律已经明确的承认了其抵抗的权利；同时也是告知行政机关，此处列举之行为，你们决不可为，为者必将面对相对人之抵抗和司法权之追究。

2.在立法的条文上应具体体现为对以下几类违法行政行为的细化和列举：（1）主体资格方面明显且重大违法，（2）内容方面明显且重大违法，（3）程序和形式方面明显且重大违法。

在学理上，行政行为无效的具体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种：“（1）主体资格方面明显、重大违法。行政主体在所做具体行政行为上未署名，未加盖印章的，做出具体行政行为的工作人员未向相对人表明身份或者具有精神上的障碍的，都应属于重大而明显的违法。”“（2）权限方面明显、重大违法。超越事务管辖权和地域管辖权，超越法定的级别管辖权和时间管辖权，超越授权和所委托权限的，都应属于重大且明显的瑕疵。”“（3）内容方面明显、重大违法。”“内容上的不可能包括：人的不可能、物的不可能和权利义务的不可能。人的不可能，是指相对人对行政行为所设定的法律效果不具有法律上的能力。”“物的不可能，是指具体行政行为的标的物属于法律上禁止作为标的物的物。”“权利义务的不可能，是指依据事实和法律，权利义务的发生是不可能的。”[⑤]“（4）程序和形式方面明显、重大违法。”主要是指行政行为明显且严重的违背法定的强制性程序和形式[8]。

由于承认了公民相对的抵抗权，那么，必须选取最利于相对人准确识别的无效行政行为设定抵抗权，而依以上对行政行为无效的几种原因的分析，可以看出，第一种无效原因具有明显的外型特征，易于识别，可设定法定抵抗权；对第二种无效原因的判断，则需要比较深刻的了解行政机关的运作方式，明白每个机关的具体权限，作为普通公民，对此行为的准确识别比较困难，不宜于设定法定抵抗权；第三种无效原因，突出了人、物、权利义务上的不可能，相对人对该行政行为的服从存在现实中的不可能，故相对人只有抵抗，即必须设定法定抵抗权。第四种无效原因是对外部合法性的审查，可操作性强，应设定法定的抵抗权。因此，笔者认为对抵抗权的具体列举主要应该包括以下三类：（1）主体资格方面明显且重大违法，（2）内容方面明显且重大违法，（3）程序和形式方面明显且重大违法。

（三）完善事后救济之手段

前面只承认了相对人“相对”的抵抗权，即，“相对”的当时救济权，因此对于事后的救济手段必须加以完善，否则将有失社会正义，既不利于保护对法定无效行政行为行使了抵抗权的相对人，也不利于保护实质无效行政行为[⑥]所侵害的相对人。如何完善，具体而言有如下几点：

1.对无效行政行为的事后救济，不以法定无效行政行为为限，即某一行政行为不论其是否为法定的（法律明确列举的），有权机关（包括司法机关和行政裁判机关）都可依“明显且重大违法”之标准判定其是否无效，对于非法定的实质无效行政行为，相对人虽无法定抵抗权，但同样应该得到事后有权机关的救济。[⑦]

2.区分对无效行政行为和可撤销行政行为的救济程序之规定，赋予相对人对无效行政行为无期限的追诉权。[⑧]无效行政行为因其重大违法，自始、当然、确定的无效，法律不可能因其追诉时效已过而承认其效力，这是对正义底线的践踏，长远而言更为不利。

但对无效行政行为的救济不进行时效的限制，相对人在任何时间都可以通过法定救济手段获得救济，这就使相对人可能怠于寻求救济，造成无效行政行为在短期内不会被宣告无效，为将来其他法律关系的建立埋下了隐患使法律关系不稳定。为了尽量避免此种情况的发生，笔者认为可以给相对人设定在一定时间内引起结束无效行政行为之程序的义务[⑨]：相对人知悉或应当知悉行政行为法定无效后，应在一定时间内提起行政复议或诉讼，否则在该行政行为因其他原因被宣布无效后，相对人对无过错第三人因该行政行为无效而造成的损失要承担一定的赔偿责任。这种赔偿责任具体表现在宣告行政行为无效后的“恢复原状”上，即，在恢复原状过程中，行政机关承担主要赔偿责任，相对人因其怠于寻求救济而承担次要赔偿责任。

3.对法定之抵抗权的行使，应该给予特别的司法保护，行政机关若无视该法定抵抗权，相对人可以以其抵抗权受到侵犯提起诉讼，行政机关应受到司法权更为严厉的追究，甚至可以考虑引进对行政机关负责人刑事责任的追究，比如《澳门特别行政区行政诉讼法典》第187条第二款规定的“违令罪”：“下列事实构成违令罪：a）负责执行有关裁判之机关之据位人有意不按法院所定之规定遵行裁判，而未有按情况提出缺乏款项或不符合预算中指定款项，又或不执行之正当原因；”当然，将刑事责任引入行政法在现在的中国大陆不太现实，但不失为一个有力的措施，应该成为以后的尝试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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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发生在陕西的“夫妻看黄碟”案，四名虽着警服但未带警号警帽的警察在2002年8月18号晚11时许以看病为名进入张某夫妻的诊所，并闯入诊所后夫妻二人休息的房间，强行抱走正在播放黄碟的电视机影碟机，张某进行了反抗，致使一名警察受伤，警察以张某妨碍执法为由将其带回派出所，8月22日警方以妨碍执行公务罪对张某立案，10月21日将张某刑拘，12月5日警方宣布撤销案件，2002年12月31日当事人与有关部门达成协议：警方赔礼道歉，有关部门补偿张某29137元，处理相关责任人。参见金伟峰著：《我国无效行政行为制度的现状、问题与建构》，载《中国法学》2005年第1期，所述案件内容在第38页。

相对人对警方的执法活动进行抵抗，很快受到了行政强制的压迫，甚至可能被追究刑事责任，被限制人身自由后，张某的身心受到严重损害，可见公民对公权力行为的抵抗会带来巨大的危险造成严重的损害。

[④]比如前文提到的陕西“夫妻看黄碟案”中，张某面对执法人员严重侵犯其财产的行为，奋起反抗。重庆九龙坡“最牛的钉子户”事件中（参见张悦，《重庆“钉子户”事件内幕调查》，载《南方周末》2007年3月29日第1207期第一、二版），吴萍杨武面对强制拆迁的裁决，不是选择寻求公力救济，而是抱上煤气罐誓言“以死抗争”。最高人民法院于二00一年五月二十二日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谨防发生暴力抗拒执行事件的紧急通知》中提到“最近一个时期，一些地方因暴力抗拒执行而致执行干警被打伤的事件时有发生，特别是在乡镇、农村地区更为突出。”“发生暴力抗拒执行事件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也有执行干警工作不讲策略、违反程序、方法简单、粗心大意、言行失准、激化矛盾等内部原因。”可见暴力抗拒执法已经不是个别现象，这一方面说明执法本身可能存在严重问题，另一方面也说明公民在维护自己的权利时仅仅提供事后的救济手段之不足。

[⑤]人的不可能，比如公安机关认定女性；物的不可能，比如为销售行为颁发许可证；权利义务的不可能，比如某政府认为相对人为其父实行土葬违反法律规定，可是相对人之父依然健在，该处罚决定就属于权利义务上的不可能。可见内容方面明显且重大违法的行政行为存在事实上的不可实现性。

[⑥]此处实质无效行政行为是指未被法律明确列举，但符合“明显且重大违法”之标准，属于主体资格方面、权限方面、内容方面以及程序和形式方面明显且重大违法的行政行为。

[⑦]此处之设计，目的是弥补仅仅承认法定抵抗权的不足，当然这要依赖于有权机关的自由裁量，相信随着我国法治的发展，有权机关能够越来越好的行使此自由裁量权。

[⑧]此处无期限追诉权不仅仅赋予了法定的无效行政行为，也赋予了实质无效行政行为，即当相对人以宣告被诉行政行为无效为其诉讼请求时，即使该被诉行政行为非法定无效且已过追诉期，法院依然应该对其进行是否可能为无效行政行为的审查，若法院认为该行政行为可能为实质无效行政行为那就应该决定受理，再进行进一步的审查。

[⑨]该制度设计的目的是为了“催促”相对人积极的寻求救济，以求尽快的结束该法定无效行政行为，减少行政行为宣告无效后，给法律关系带来的不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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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姜明安．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第二版）[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239．

[2]金伟峰．相对人抵抗权与中国的法治实践[J]．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4，（2）：56．

[3][英]威廉·韦德．行政法[M]．楚建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出版社，1997．45．

[4][德]平特纳．德国普通行政法[M]．朱林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137．

[5][德]哈特穆特·毛雷尔．行政法学总论[M]．高家伟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251．

[6]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释义[M]．北京：中国城市出版社，2000．125－126．

[7]姜明安.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第二版）[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112－113.

[8]同注[1]．237－238．

Thelegislationconsummationofinvalidadministrativeactsystem

无效制度范文篇2

我国于2001年4月28日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首次明确规定了婚姻无效制度，这是我国在婚姻立法上的又一进步。但在审判实践工作中，就这一制度如何理解和使用仍存有很大争议。笔者试就我国规定婚姻无效制度的法律意义，宣告婚姻无效的程序及其产生的法律后果等方面谈一点自己的认识。

关键词：无效婚姻可撤销婚姻

我国于2001年4月28日修正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以下简称《婚姻法》）其中第十条、第十一条、第十二条是关于婚姻无效和婚姻可撤销的规定，自此，我国的婚姻法正式确立了婚姻无效制度。婚姻无效制度是结婚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保护合法婚姻，预防和制裁违法婚姻起着重大作用，是我国就婚姻立法上的一大进步。但在审判实践工作中就如何正确理解和使用这一制度，仍存在很大的争议。就此，笔者谈以下几下认识：

一、我国确立婚姻无效制度的法律意义

现行婚姻法对婚姻无效制度作出明确规定，有很重要的法律意义：

（一）填补了我国婚姻立法的空白

婚姻法既然要求男女结婚必须符合法定的结婚条件和程序，婚姻才具有法律效力，但对于欠缺婚姻成立要件的男女两性的结合，却没有明确其法律后果，这就使我国的结婚制度处于不完整状态，使我国的婚姻法不完善，不利于对合法婚姻的保护和对违法婚姻的制裁。无效婚姻制度作为保障合法婚姻的有效手段，是结婚制度中不可缺少的内容，也是婚姻法中必不可少的部分。2001年《婚姻法》增加规定了无效婚姻制度，填补了婚姻立法的空白，使我国的婚姻法进一步完善。

（二）结合国情，确保有法可依，维护了婚姻法的严肃性和权威性

现行《婚姻法》明确规定了婚姻无效制度，使我国司法机关在处理违法婚姻时从此有法可依。过去，由于我国婚姻法没有婚姻无效制度，对违法婚姻的处理缺乏法律依据，人民法院一般是将本应宣布无效的婚姻按解除非法同居关系处理，这样导致违法婚姻解除的后果与合法婚姻解除的后果完全相同。一些群众认为“婚姻法是软法，遵守不遵守后果都一样”，这显然不利于结婚法定条件和程序的贯彻执行。①另外，在没有婚姻无效制度的情形下，一些人对结婚的法律效力缺乏认识，造成早婚、包办买卖婚姻、结婚不登记等违法婚姻大量存在，特别是在农村偏远地区，这种情况更为普遍。现在我国婚姻法中明确规定了婚姻无效制度，司法机关在处理这些违法婚姻的时候便有明确、充足的法律依据，该宣布无效的婚姻宣布无效，属于可撤销的婚姻，当事人可以请求撤销。这样有利于制裁违法婚姻，维护我国婚姻法的严肃性和权威性。

（三）使我国的《婚姻法》能更好地与国际接轨

世界上许多国家的婚姻家庭法都设立了婚姻无效或可撤销的法律制度。比如，1970年美国州法律全国统一委员会通过的《统一结婚离婚法》的第207-209条规定了婚姻无效制度的主要方面；1971年，英国颁布了《婚姻无效法》对长期以来教会法庭有关婚姻无效的法律，作了全面改革，1973年又颁布了《婚姻诉讼法》，是目前英国法院处理婚姻无效案件的法律依据；此外，意大利、俄罗斯、日本、瑞士、菲律宾等国都对无效婚姻作了规定。对外国婚姻家庭法先进或合理的法律制度加以借鉴，吸取其中有益的东西，以完善我国的婚姻法，使我国的婚姻法能与世界各国的婚姻家庭法相互融合，更好地与国际接轨。

此外，由于我国目前还不存在英美法上宽松的离婚体制，人们在诉讼离婚时，原告只有提出法定的能够证明婚姻关系确已破裂的相关证据，才能获得法院的准许。因此，婚姻无效制度还会不可避免地成为人们解除已经成立婚姻的合法方式之一。②

二、婚姻无效的构成

（一）婚姻无效的构成

现阶段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国民综合素质得以很大提高，我国立法的宗旨是以人为本，更加完善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基于此，我国的婚姻无效制度选择了自始无效与可撤销的二元结构。我国《婚姻法》第十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婚姻无效：（一）重婚的；（二）有禁止结婚的亲属关系的；（三）婚前患有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结婚的疾病，婚后尚未治愈的；（四）未达法定婚龄的。”第十一条规定，“因胁迫而结婚的，受胁迫的一方可以向婚姻登记机关或人民法院请求撤销该婚姻。受胁迫的一方撤销婚姻的请求，应当自结婚登记之日起一年内提出。被非法限制人身自由的当事人请求撤销婚姻的，应当自恢复人身自由之日起一年内提出。”

三、宣告婚姻无效的程序

宣告婚姻无效的程序性规定主要是指宣告婚姻无效的请求权人，请求期间以及宣告婚姻无效的机关。

（一）婚姻无效的宣告程序

关于婚姻无效的宣告程序，我国现行《婚姻法》虽然没有明确规定，但《婚姻法》是人民法院处理婚姻问题的法律依据，而不是行政法规，关于确定婚姻是否无效应由人民法院宣判而不能由其它机关处理。同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的本意也鉴于此。因此，为使无效婚姻有法律记录任何一方当事人、有利害关系的第三人，都应向人民法院提出宣告婚姻无效的请求；人民法院在审理案件过程中，应当直接宣判该婚姻无效。

（二）可撤销婚姻的宣告程序

关于可撤销婚姻的宣告程序，我国现行《婚姻法》第十条有明确的规定，即撤销权人可以在一年内向婚姻登记机关或人民法院请求撤销该婚姻。

1、请求权人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条明确规定：“婚姻法第十一条所称的“胁迫”，是指行为人以给另一方当事人或者其近亲属的生命、身体健康、名誉、财产等方面造成损害为要挟，迫使另一方当事人违背真实意愿结婚的情况。”“因受胁迫而请求撤销婚姻的，只能是受胁迫一方的婚姻关系当事人本人。”据此，请求权人只能是受胁迫一方的婚姻关系的当事人本人。

2、请求期间

请求权人行使请求权的法定期间1年实质上是一个除斥期间，即法律规定宣告婚姻无效的请求权有一个预定存在的期间，权利人在此期间不行使权利，预定期间届满，便发生该项权利消灭的法律后果。③因此，可撤销婚姻的请求权人在除斥期间内不提出请求，请求权即丧失，如果以后男女不想一起生活的，应当通过离婚解除夫妻关系，此外，如果受胁迫者被限制了人身自由，请求撤销婚姻的时间应当自其恢复人身自由之日起计算。

3、宣告撤销婚姻的机关

在我国，调整婚姻家庭关系的除了《婚姻法》之外，还包括《婚姻登记管理条例》等行政法规，而且我国婚姻成立的唯一合法形式要件是双方当事人亲自到婚姻登记机关进行结婚登记。因此，宣告撤销婚姻的机关因根据我国的具体情况决定，与我国现有的婚姻登记制度相一致。具体说来，包括两个机关：

（1）婚姻登记管理机关。该机关应当自收到宣告撤销的请求之日起，在短期内进行全面审查，如查明确实存在可撤销的事实，则作出宣告撤销该婚姻，收回《结婚证》的决定，当事人如不服该决定，可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

（2）人民法院。受理不服婚姻登记管理机关裁决而起诉的案件或直接受理请求权人起诉宣告撤销婚姻的案件。

四、婚姻无效的法律后果

2001年《婚姻法》第十二条规定了婚姻无效的法律后果，其中有一些值得探讨的问题，现分述如下：

（一）无效婚姻或可撤销婚姻的溯及力问题

《婚姻法》第十二条规定：“无效或被撤销的婚姻，自始无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三条明确规定：“婚姻法第十二条所规定的自始无效，是指无效或者可撤销婚姻在依法被宣告无效或被撤销时，才确定该婚姻自始不受法律保护。”据此，笔者认为，自始无效婚姻与可撤销婚姻均违反了社会的公共秩序与善良风俗，应当自始无效，有溯及力。

（二）当事人之间的财产关系

关于财产关系，《婚姻法》第十二条规定：“同居期间所得的财产，由当事人协议处理，协议不成时，由人民法院根据照顾无过错方的原则判决。对重婚导致的婚姻无效的财产处理，不得侵害合法婚姻当事人的财产权益。”。这个规定比较模糊且不是很全面，在司法实践中可以这样处理：无效婚姻或可撤销婚姻在被撤销后，双方当事人同居期间各自取得的财产归个人所有，对是否个人财产举证不明，且无法查实的，按共同财产认定，均有分割权。双方共同购置的财产按民法一般共有财产合理分割；双方各自所欠债务，独立负责偿还，共同所欠债务，由双方负连带责任予以偿还，处理时运用有关民事法规。④此外，婚姻无效或被撤销后，生活困难的一方可以请求另一方提供必要的经济补偿，无过错一方还可向过错方请求损害赔偿。

（三）父母子女关系

无效婚姻或可撤销婚姻中子女的法律地位在婚姻法中是这样规定的：“当事人所生的子女，适用本法有关父母子女的规定。”实际上，婚姻法对这个问题的态度很不明朗。关键是无效婚姻中出生的子女是婚生还是非婚生？有学者认为：他们是非婚生子女，但考虑到这一严厉后果对子女来说是不公平的，会引起不良的法律后果，因此应将当事人所生子女视同婚生子女。⑤对此，笔者有不同的观点，无效婚姻既然自始无效，那么自始无效婚姻中出生的子女毫无疑问是非婚生子女，但这并不是说我们就不保护无效婚姻中子女的合法权益，虽然婚姻无效，但子女是无辜的，而且子女与父母之间的自然血缘联系不因婚姻无效而解除，因此，无效婚姻中当事人所生子女，适用婚姻法有关父母子女关系的规定：子女如何抚养，可先由双方协商，协商不成时，由人民法院判决；子女无论由父方或母方抚养，都是双方的子女，各自负担子女必要的抚养费和教育费；不抚养子女的一方有探望子女的权利。

参考文献：

①曹诗权主编.婚姻家庭继承法学.[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1995.146.

②薛宁兰.婚姻无效制度论——从英美法到中国法[J].民商法学，2001（8）.87.

③贺丹青.婚姻无效制度核心问题研究[J].中央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0(4)，14.

无效制度范文篇3

[论文摘要]以保护私权为目的的婚姻法律制度在婚姻效力的立法上，宜采取双轨制的立法模式，将无效婚姻与可撤销婚姻区分，这对于我国婚姻法的不断完善具有重大意义。

一、无效婚姻与可撤销婚姻的区分

（一）无效婚姻与可撤销婚姻的概念和特征

无效婚姻，即不具有法律效力的婚姻，是指男女两性的结合因违反了法律规定的结婚要件而不具有法律效力的一种婚姻。可撤销婚姻，是指依照法律的规定，可以因行为人的要求而撤销从而使婚姻关系自始无效的婚姻。

无效婚姻与可撤销婚姻的特征

1．在主观上，男女双方都有永久生活的目的。

2．在客观上，男女双方已经以夫妻名义公开共同生活。他们有的履行了结婚程序，有的没有履行结婚程序。

3．在性质上，都具有违法性。无效婚姻、可撤销婚姻欠缺了结婚的法定要件，其中有的欠缺的是实质要件，有的欠缺的是形式要件，有的既欠缺实质要件，又欠缺形式要件。

4．在效力上，都没有法律效力，当事人之间没有合法夫妻之间具有的法律上的权利和义务。

5．在法律上，都具有法定性。不仅无效婚姻、可撤销婚姻本身是法律的确立，而且无效婚姻、可撤销婚姻的具体情形或条件也是法律明文规定的。

（二）无效婚姻与可撤销婚姻的区分

无效婚姻与可撤销婚姻之间的差异比较：

1．违反的要件不同

无效婚姻与可撤销婚姻的划分是以违反的是公共利益还是私人利益，几乎所有的采取双轨制的国家都把那种违法性程度严重的规定为无效婚姻，而把那些违法性程度相对较轻的规定为可撤销婚姻。

2．认定方式不同

有些国家认为婚姻无效为当然无效，不必经过诉讼或法院判决，可撤销婚姻则必须经当事人或其他有撤销请求权的人的请求，依照诉讼程序，由法院判决确定其撤销。但也有一些国家规定无效婚姻必须以诉讼的方式宣告，否则不发生无效的效力。可撤销婚姻在与当然无效制的无效婚姻相比，在认定方式上的差别还是十分明显的。

3．法律后果不完全相同

在有些国家婚姻被宣布无效后，不仅对当事人有溯及力，而且还及于无效婚姻存续期间受胎而生的子女。而可撤销婚姻其撤销的效力仅从撤销之日起，但是有些国家为了保护子女的利益，规定无效婚姻不影响该婚姻所生子女的权利，婚姻无效的宣告只对当事人具有溯及力；还有一些国家规定婚姻无效无溯及力，仅从法院宣告之日起婚姻始为无效。虽然各个规定不同，可撤销婚姻无溯及力是各国所普遍认同的，当婚姻为绝对无效时，可撤销婚姻与无效婚姻在法律后果上尤其是在子女问题上的区别十分明显。

4、诉讼时效不同

可撤销婚姻的诉讼时效通常为除斥期间，因法定期间的经过而归于消灭。而无效婚姻的诉讼时效并非如此，有的无效婚姻只要无效的原因存在则诉讼时效始终存在。

二、无效婚姻制度的立法模式

（一）各国无效婚姻制度的立法模式

在无效婚姻制度的立法模式上，一直存在两种立法模式，即单轨制和双轨制。单轨制是对不具备实质要件或形式要件的男女两性结合，均认为是无效婚姻，当事人之间不产生夫妻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双轨制是对缺乏特定结婚要件的男女两性结合，视为无效婚姻，同时将不具备其它结婚要件的男女两性结合，有条件的承认其婚姻效力。

从历史上看，古代就有把欠缺婚姻成立要件的结合规定为无效的先例。古巴比伦王国的《汉穆拉比法典》就将事先未订婚约的结合，视为无效婚姻。欧洲中世纪把结婚要件称为婚姻障碍，其中又分为无效障碍和禁止的障碍两种。

外国学者把婚姻成立的要件分为公益要件和私益要件。违背公益要件者被认为对社会危害性大，因而为无效婚姻；违背私益要件者，被认为社会危害性小，为可撤销婚姻。

自从1804年《法国民法典》采用双轨制模式，即将无效婚姻分为绝对无效和相对无效以来，许多国家纷纷效仿。1896年《德国民法典》在亲属法中进一步兼采无效婚姻和撤销婚姻两种制度。此后，瑞士、日本、英国等一些国家在其亲属法中相继建立了无效婚姻和撤销婚姻制度。但是到了现代，各国对这一问题的立法态度发生了变化，大多只设无效婚姻制度，不再设可撤销婚姻制度。采用此制的国家，有原苏联的各加盟共和国、古巴、秘鲁、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原南斯拉夫等。在美国的统一结婚离婚法中，采用的也是单一的无效婚制。可以看出，外国的亲属法中对于欠缺结婚要件的婚姻，如德国、日本、瑞士、英美等国采用无效婚姻与可撤销婚姻并存的双轨制立法体例。法国采用的绝对无效和相对无效的立法体例也是双轨制的构建模式。东欧各国则一般采用的是无效婚姻的单轨制立法体例，未采纳可撤销婚姻的体例。（二）对无效婚姻制度立法模式的评析

单轨制和双轨制的区分，反映的是对婚姻无效制度基本价值取向的不同认识。如果把无效婚姻制度仅仅当作是对违法婚姻当事人制裁的制度，采一律无效、自始无效的单轨制无可厚非；如果认识到这一制度还有对当事人的利益保护的作用，那么，就必然会对无效婚姻和可撤销婚姻做出区分，采取双轨制。

采取双轨制，对无效婚姻与可撤销婚姻加以区分，有着深厚的民法理论为基础。

1．婚姻行为本质上是一种民事行为

婚姻法是私法，它是关于自然人身份生活关系的法律，是民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婚姻行为在本质上属于一种民事行为，因此可以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中的关于民事行为的某些规定。将民事行为分为民事法律行为（即合法的民事行为）、无效民事行为和可撤销民事行为。相对应的，婚姻也应当据此分为合法婚姻、无效婚姻和可撤销婚姻。

2．双轨制是婚姻法律制度价值的体现

婚姻法应以保障私权，在民事权利体系中确立亲属权的应有位置，作为其基本的价值取向。

无效婚姻是对严重违反社会公共利益和公序良俗的婚姻给予的否定性的评价，自始不发生婚姻的法律效力。而可撤销婚姻是在尊重当事人的个人私权，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的基础上，给予的相对性的否定评价，是赋予当事人权利，给予当事人选择，因为这类“婚姻”相对来说，与当事人的个人权益关系更加紧密，不与社会公益严重抵触，容许当事人自己选择，能更好地保护当事人，避免消极的后果以及由此带来的对家庭和社会的不安定冲击。

（三）我国无效婚姻制度立法模式的选择

《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家庭法》（草案1997年4月试拟稿）第三十条至第三十六条和1997年10月（试拟稿）第二十七条至第三十二条都是仅规定了无效婚姻制度。而2001年4月2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修正案）》第十条至第十二条则分别规定了无效婚姻制度和可撤销婚姻制度。

由此可见，我国的新《婚姻法》在规定了无效婚姻的同时，也规定了可撤销婚姻，采取的是无效婚姻和可撤销婚姻制度并行的双轨制立法模式。这种立法模式是可取的，但是在具体立法时还是存在许多不足之处，需要进一步完善。

参考文献

[1]叶英萍，《婚姻法学新探》，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

无效制度范文篇4

一、确立婚姻无效制度的法律意义

现行婚姻法对婚姻无效制度作出明确的规定，笔者认为有很重要的法律意义：

（一）填补了我国婚姻立法的空白

我国1950年和1980年婚姻法都没有对婚姻的无效作出规定，仅笼统规定，违反本法者，得分别情况，依法予以行政处分和法律制裁。1989年3月颁行的《婚姻登记办法》第9条明确规定了婚姻无效问题：“婚姻登记机关发现婚姻当事人有违反婚姻法行为，或在登记时弄虚作假，骗取《结婚证》的，应宣布该项婚姻无效，收回已骗取的《结婚证》，并对责任者给予批评教育。触犯刑律的，由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1994年2月1日施行的《婚姻登记管理条例》第五章，虽然规定了婚姻无效的原因及处理等问题，但仍未建立一套系统完备的婚姻无效制度。

婚姻法既然要求男女结婚必须符合法定的结婚条件和程序，婚姻才具有法律效力，但对于欠缺婚姻成立要件的男女两性的结合，却没有明确其法律后果，笔者认为这就使我国的结婚制度处于不完整状态，使我国的婚姻法不完善，不利于对合法婚姻的保护和对违法婚姻的制裁。无效婚姻制度作为保障合法婚姻的有效手段，是结婚制度中不可缺少的内容，也是婚姻法中必不可少的部分。2001年《婚姻法》增加规定了无效婚姻制度，填补了婚姻立法的空白，使我国的婚姻法进一步完善。

（二）避免了不必要的法律冲突，维护了婚姻法的严肃性和权威性

现行《婚姻法》明确规定了婚姻无效制度，我国司法机关在处理违法婚姻时从此有法可依。过去，由于我国婚姻法没有婚姻无效制度，对违法婚姻的处理缺乏法律依据，人民法院一般是将本应宣布无效的婚姻按离婚处理，这样导致违法婚姻解除的后果与合法婚姻解除的后果完全相同。一些群众认为“婚姻法是软法，遵守不遵守后果都一样”，这显然不利于结婚法定条件和程序的贯彻执行。①另外，在没有婚姻无效制度的情形下，一些人对结婚的法律效力缺乏认识，造成早婚、近亲结婚、包办买卖婚姻、换亲、结婚不登记等违法婚姻大量存在，特别是在农村偏远地区，这种情况更为普遍。如果在婚姻法中确立了婚姻无效制度，司法机关在处理这些违法婚姻的时候便有明确、充足的法律依据，该宣布无效的婚姻宣布无效，属于可撤销的婚姻，当事人可以请求撤销。这便有利于制裁违法婚姻，维护我国婚姻法的严肃性和权威性。

（三）使我国的《婚姻法》能更好地与国际接轨

世界上许多国家的婚姻家庭法都设立了婚姻无效或可撤销的法律制度。比如，1970年美国州法律全国统一委员会通过的《统一结婚离婚法》的第207-209条规定了婚姻无效制度的主要方面；1971年，英国专门颁布了《婚姻无效法，对长期以来教会法庭有关婚姻无效的法律，作了全面改革，1973年又颁布了《婚姻诉讼法》是目前英国法院处理婚姻无效案件的法律依据；此外，意大利、俄罗斯、日本、瑞士、菲律宾等国都对无效婚姻作了规定。对外国婚姻家庭法先进或合理的法律制度加以借鉴，吸取其中有益的东西，以完善我国的婚姻法，使我国的婚姻法能与世界各国的婚姻家庭法相互融合，更好地与国际接轨。

此外，由于我国目前还不存在英美法上宽松的离婚体制，人们在诉讼离婚时，原告只有提出法定的能够证明婚姻关系确已破裂的相关证据，才能获得法院的准许。因此，婚姻无效制度还会不可避免地成为人们解除已经成立婚姻的合法方式之一。②

二、婚姻无效的构成

（一）婚姻无效的构成

我国《婚姻法》第十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婚姻无效：（一）重婚的；（二）有禁止结婚的亲属关系的；（三）婚前患有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结婚的疾病，婚后尚未治愈的；（四）未达法定婚龄的。”第十一条规定，“因胁迫而结婚的，受胁迫的一方可以向婚姻登记机关或人民法院请求撤销该婚姻。受胁迫的一方撤销婚姻的请求，应当自结婚登记之日起一年内提出。被非法限制人身自由的当事人请求撤销婚姻的，应当自恢复人身自由之日起一年内提出。”

由此可见，我国《婚姻法》在婚姻无效制度的基本构成上，采取了自始无效与可撤销的双轨制，这比对各种违法婚姻采一律无效、自始无效的单轨制有更大的优越性。单轨制重视对违法婚姻及当事人的制裁，会忽视对无过错方或弱势一方的必要保护，也不利于对子女利益的保护，有很大的缺陷；而双轨制表明，对违法婚姻，法律应当区别对待，对那些违法性严重，有悖于公序良俗或对现行婚姻制度造成冲击的，应做自始无效处理；对那些违法较轻的，应归于可撤销婚的范畴。③因此，双轨制更利于对相关当事人及子女利益的保护。正是基于这些原因，我国的婚姻无效制度选择了自始无效与可撤销的二元结构。

（二）婚姻无效的构成中值得探讨的问题

外国学者把婚姻成立的要件分为公益要件和私益要件。违背公益要件者，被认为对社会危害性较大，因而为无效婚姻；违背私益要件者，被认为社会危害性较小，为可撤销婚姻。从国外婚姻无效制度的立法趋势看，自始无效婚和可撤销婚的区别正逐步缩小，④而且总的趋势是逐渐减少了自始无效婚的种类，相应扩大了可撤销婚的范围。外国婚姻无效制度的这种发展趋势对我国的婚姻无效制度具有借鉴意义。

因此，笔者认为：我国《婚姻法》第十条列举的自始无效婚的范围应当缩小，仅限于两种，即1、重婚的；2、有禁止结婚的亲属关系的。因为重婚这种行为严重违反了我国婚姻法关于一夫一妻制的基本原则。而有禁止结婚的亲属关系的人结婚，又与社会伦理道德不符，这两种情形都严重违背了结婚的公益要件，对社会的危害性较大，无疑属于自始无效婚。至于第十条列举的“婚前患有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结婚的疾病，婚后尚未治愈的”以及“未达法定婚龄的”，笔者认为这两种情形应划归可撤销婚的范畴，因为这两种情形只是违背结婚的私益要件或一般性地违背结婚的公益要件，社会危害性较小。而且，如果一个人愿意与患有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结婚的疾病的人结婚，愿意照顾其日常生活，我们的婚姻法为什么要横加干涉，非要宣告它无效呢？此外，“未达法定婚龄的”在违法结婚之后如果达到了法定婚龄，也属于可撤销婚姻，由婚姻当事人自行选择，这样更利于百姓生活的稳定以及对婚姻当事人及子女合法权益的保护，也更符合婚姻法作为私法其基本目的在于保护当事人民事权益的基本属性。

我国《婚姻法》第十一条规定的可撤销婚姻只有一种，即“因胁迫结婚的”。笔者认为：这种提法似为不妥，而规定“违背当事人意愿的”似乎更妥当。因为我国的大多数婚姻法学专家均认为“可撤销婚姻是指违背当事人真实意思而成立的婚姻”。⑤违背当事人真实意思除了因胁迫之外，另外还应包括欺诈，双方当事人的误解以及虚假的意思表示等情况。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我国的无效婚姻应有两类，第一类是自始无效婚，包括：1、重婚的；2、有禁止结婚的亲属关系的。第二类是可撤销婚姻，包括：1、婚前患有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结婚的疾病，婚后尚未治愈的；2、未达法定婚龄的；3、违背当事人意愿的。

三、宣告婚姻无效的程序

宣告婚姻无效的程序性规定主要是指宣告婚姻无效的请求权人，请求期间以及宣告婚姻无效的机关。

（一）婚姻无效的宣告程序

关于婚姻无效的宣告程序，我国现行《婚姻法》没有明确规定，笔者认为：可以这样理解：婚姻无效是法律上的无效，不产生任何法律上的效力，不需经过婚姻登记机关或人民法院宣告，该婚姻永远不会等到认可。⑥因此，重婚、有禁止结婚的亲属关系等情形骗取结婚登记的，即使未经婚姻登记机关或人民法院宣告无效，该婚姻也是无效的。此外，任何一方当事人、有利害关系的第三人为了使无效婚姻有法律记录，也有权向婚姻登记机关或人民法院提出宣告婚姻无效的请求；民政部门在执法检查的过程中发现无效婚姻可以直接宣告婚姻无效，收回《结婚证》；人民法院在审理案件过程中，如果发现当事人有无效婚姻的情形，也可以直接宣告该婚姻无效。

（二）可撤销婚姻的宣告程序

关于可撤销婚姻的宣告程序，我国现行《婚姻法》第十条有明确的规定，即撤销权人可以在一年内向婚姻登记机关或人民法院请求撤销该婚姻。

1、请求权人

如前所述，可撤销婚姻的范围有所扩大，因此，请求权人应当有三种：

（1）与婚前患有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结婚的疾病，婚后未治愈的人结婚的一方当事人或与患病者共同生活的近亲属；

（2）未到法定婚龄的当事人及其监护人；

（3）受胁迫、欺诈而结婚的一方当事人或者因误解或作出虚假的意思表示而结婚的一方当事人及近亲属。

2、请求期间

请求权人行使请求权的法定期间1年实质上是一个除斥期间，即法律规定宣告婚姻无效的请求权有一个预定存在的期间，权利人在此期间不行使权利，预定期间届满，便发生该项权利消灭的法律后果。⑦因此，可撤销婚姻的请求权人在除斥期间内不提出请求，请求权即丧失，如果以后男女不想一起生活的，应当通过离婚解除夫妻关系，此外，如果受胁迫者被限制了人身自由，请求撤销婚姻的时间应当自其恢复人身自由之日起计算。

3、宣告撤销婚姻的机关

通观世界各国的婚姻家庭法，对婚姻的撤销，均以诉讼方式，由法院判决宣告。所以有学者也主张在我国宣告撤销婚姻的机关也仅限于人民法院。但我们应看到，在我国，调整婚姻家庭关系的除了《婚姻法》之外，还包括《婚姻登记管理条例》等行政法规，而且我国婚姻成立的唯一合法形式要件是双方当事人亲自到婚姻登记机关进行结婚登记。因此，宣告撤销婚姻的机关因根据我国的具体情况决定，与我国现有的婚姻登记制度相一致。具体说来，包括两个机关：

（1）婚姻登记管理机关。该机关应当自收到宣告撤销的请求之次日起，在一个月内进行全面审查，如查明确实存在可撤销的事实，则作出宣告撤销该婚姻，收回《结婚证》的决定，当事人如不服该决定，可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

（2）人民法院。受理不服婚姻登记管理机关裁决而起诉的案件或直接受理请求权人起诉宣告撤销婚姻的案件。

四、婚姻无效的法律后果

2001年《婚姻法》第十二条分别从四个方面规定了婚姻无效的法律后果，其中有一些问题笔者认为值得探讨，现分述如下：

（一）无效婚姻或可撤销婚姻的溯及力问题

《婚姻法》第十二条规定：“无效或被撤销的婚姻，自始无效。”对此，笔者有不同的见解，即自始无效婚姻与可撤销婚姻的法律后果应当有所区别。如前所述，自始无效婚因严重违背社会公益要件，违反社会的公共秩序与善良风俗，应当自始无效，有溯及力。而可撤销婚姻只是一般性地违背社会的私益要件，违法程度不是很严重。应从被宣告撤销之日起无效，即宣告撤销之前婚姻还是有效的，婚姻登记管理机关或人民法院的撤销宣告无溯及力。在当今一些采婚姻无效与可撤销双轨制的国家及地区，关于婚姻无效与可撤销的法律后果，也是如此分别规定的，这样也显得更为科学、合理。

（二）当事人是否具有夫妻关系

《婚姻法》第十二条简单地规定：“当事人不具有夫妻的权利和义务。”与第一点相同，由于自始无效婚与可撤销婚的溯及力不同，自始无效婚溯及既往，当事人当然不具有夫妻的权利和义务；但可撤销婚姻无溯及力，在被宣告撤销之前，婚姻关系是有效的，因而在宣告撤销之前，当事人之间的夫妻关系也应当得到认可，具有夫妻间的权利和义务。

（三）当事人之间的财产关系

关于财产关系，《婚姻法》第十二条规定：“同居期间所得的财产，由当事人协议处理，协议不成时，由人民法院根据照顾无过错方的原则判决。对重婚导致的婚姻无效的财产处理，不得侵害合法婚姻当事人的财产权益。”。笔者认为这个规定比较模糊且不是很全面，在司法实践中可以这样处理：无效婚姻或可撤销婚姻在被撤销后，双方当事人同居期间各自取得的财产归个人所有，对是否个人财产举证不明，且无法查实的，按共同财产认定，均有分割权。双方共同购置的财产按民法一般共有财产合理分割；双方各自所欠债务，独立负责偿还，共同所欠债务，由双方负连带责任予以偿还，处理时运用有关民事法规。⑧此外，婚姻无效或被撤销后，生活困难的一方可以请求另一方提供必要的经济补偿，无过错一方还可向过错方请求损害赔偿。

（四）父母子女关系

无效婚姻或可撤销婚姻中子女的法律地位在婚姻法中是这样规定的：“当事人所生的子女，适用本法有关父母子女的规定。”实际上，婚姻法对这个问题的态度很不明朗。可撤销婚姻存续期间出生的子女是婚生子女，这是可撤销婚姻不具有溯及力的必然法律后果。关键是无效婚姻中出生的子女是婚生还是非婚生？有学者认为：他们是非婚生子女，但考虑到这一严厉后果对子女来说是不公平的，会引起不良的法律后果，因此应将当事人所生子女视同婚生子女。⑨对此，笔者有不同的观点，无效婚姻既然自始无效，那么自始无效婚姻中出生的子女毫无疑问是非婚生子女，但这并不是说我们就不保护无效婚姻中子女的合法权益，虽然婚姻无效，但子女是无辜的，而且子女与父母之间的自然血缘联系不因婚姻无效而解除，因此，无效婚姻中当事人所生子女，适用婚姻法有关父母子女关系的规定：子女如何抚养，可先由双方协商，协商不成时，由人民法院判决；子女无论由父方或母方抚养，都是双方的子女，各自负担子女必要的抚养费和教育费；不抚养子女的一方有探望子女的权利。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我国的新婚姻法虽然确定就婚姻无效制度，着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也标志着婚姻法律的逐步形成一个比较完整的体系，但对其中的一些不太完善问题还是值得研讨的，这些问题的完善对稳定社会和家庭有积极的作用。

参考文献：

①曹诗权主编.婚姻家庭继承法学.[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1995.146.

②薛宁兰.婚姻无效制度论——从英美法到中国法[J].民商法学，2001（8）.87.

③薛宁兰.婚姻无效制度论——从英美法到中国法[J].民商法学，2001（8）.84.

④陈苇.关于建立我国婚姻无效制度的思考[J].法律科学，1996，（4）.91.

⑤姚红、王瑞娣、段京连、赫作成编著.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释解[M].北京：群众出版社，2001，55.

⑥夏吟兰.美国现代婚姻家庭制度.[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4)，33-46.

⑦贺丹青.婚姻无效制度核心问题研究[J].中央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0(4)，14.

无效制度范文篇5

关键词：无效婚姻可撤销婚姻

2001年4月28日公布实施的《婚姻法》第10、11、12条是关于婚姻无效和可撤销婚姻的规定，确立了无效婚姻制度，它填补了旧婚姻法没有无效婚姻制度的规定，这在1950、1980年婚姻法都没有规定，仅仅笼统规定了行政处分和法律制裁，在1994年的《婚姻登记管理条例》第五章，虽然规定了婚姻无效的原因及处理，但未建立起婚姻无效制度。婚姻法规定了合法成立婚姻关系的条件及程序，但对欠缺婚姻成立条件的男女结合，没有明确其法律后果，不利于对合法婚姻的保护和对违法婚姻的制裁，无效婚姻制度作为保障合法婚姻的有效手段，不可或缺，2001年《婚姻法》增加了婚姻无效制度，填补了这一空白，基本完善了婚姻制度。

一、婚姻无效的原因

（一）男女双方不是出于自愿

《婚姻法》第5条规定，结婚必须男女双方完全自愿，不许任何一方对他方加以强迫或任何第三者加以干涉，即双方意思表示一致为婚姻成立条件。因此，无婚姻作为能力的人，由于根本不能为婚姻表示意思，其婚姻关系无效。第三人的包办或强迫、一方当事人的干涉，由于违背了当事人意愿，婚姻关系也无效。另外如当事人通过非法途径获得的结婚证，而另一方全然不知，双方没有共同生活，缺乏婚姻实质内容。上述都是当事人在非自愿的情况下结合，我国婚姻法把结婚决定权完全给当事人，只规定男女双方完全自愿，双方自愿登记。［1］

（二）双方或一方未达到法定婚龄

法定婚龄是法律允许自然人结婚的最低年龄，在确定年龄界线是基于人的自然性和社会性而确定的。《婚姻法》第6条规定：“法定年龄，男不得早于22周岁，女不得早于20周岁，晚婚晚育应于鼓励”。当事人没有达到法定年龄，其婚姻关系无效，如果是年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则形成非自愿结婚规定的部分竞合。我国婚姻法没有规定法定婚龄的上限。

（三）近亲结婚之无效

禁止近亲结婚是全世界各国婚姻法的立法通则，《婚姻法》第7条中规定：①直系血亲和三代以内的旁系血亲。②患有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结婚的疾病。这一规定仍是根据人类遗传科学和社会伦理道德而规定的，各国均有类似规定。关于直系血亲，一般认为包括自然血亲和法律的拟制血亲，法律拟制血亲可以解除，在他们之间是否可以结婚，婚姻法上没有明确规定。直系血亲是具有直接血缘联系的最亲近的亲属。如父母子女、祖父母、外祖父母与孙子女、外孙子女等。旁系血亲是指具有间接血缘联系的亲属。三代以内的旁系血亲是指同出于祖父母、外祖父母的三代以内的亲属。它包括以下几种：①兄弟姐妹，包括全血缘的兄弟姐妹和同父异母或同母异父的半血源兄弟姐妹（不包括并无血缘联系的异父异母兄弟姐妹），他们是同源于父母的两代以内旁系血亲。②伯、叔与侄女，姑与侄子，舅与甥女、姨与甥。他们是同源于祖父母或外祖父母的不同辈分的三代以内旁系血亲。③堂兄弟姐妹和表兄弟姐妹。他们是同源于祖父母或外祖父母的相同辈份的三代以内旁系血亲。笔者认为，禁止近亲结婚，即在于优生优育，又在于伦理道德，拟制血亲可以解除，但先前在人民群众中形成的“亲属”影响并不马上消除，在伦理道德的约束下，仍应禁止结婚。［2］

（四）重婚之规定

在《婚姻法》第10条中规定，《婚姻法》第10条总结婚姻无效的几种情形。重婚在社会中十分复杂，属于严重违反“一夫一妻”婚姻制度的现象。我国婚姻法把重婚分为法律上的重婚和事实上的重婚，都是两个婚姻关系的重叠，无论是法律上的重婚还是事实上的重婚，都是对我国婚姻法“一夫一妻”的基本原则的违背，都是无效的婚姻。事实重婚从事实婚姻中来，在1994年2月1日颁布实施的《婚姻登记管理条例》规定：1994年2月1日以后形成的事实婚姻关系将不再认定为事实婚姻。

（五）未办理结婚登记之无效

《婚姻法》第8条规定，要求结婚的男女双方必须亲自到婚姻登记机关进行结婚登记，符合本法规定，予以登记，发给结婚证；取得结婚证，即确立夫妻关系。未办理结婚登记的应当补办登记。由此可见，登记程序是我国结婚的法定程序要件。当事人未办理结婚登记，因为欠缺法定形式要件，无论其是否符合结婚的实质条件，婚姻关系仍然无效；双方当事人未亲自到场，没有持有关证件证明，而又进行了登记，是否能成立有效婚姻，笔者认为可以分两种情况：一、如果双方当事人均符合结婚的实质条件，则可以成立。程序上的违法不应该影响婚姻成立。新《婚姻法》在此增加了“未办理结婚登记的，应当补办登记”，应当包含了前述情况；二、结婚登记时，程序不合法，实体要件也不符合，在“补办”时实体内容已合法成立，应该重新登记。［3］

二、婚姻无效的申请主体

根据《婚姻法》第10条之规定，婚姻无效的情形有四种：重婚、有禁止结婚的亲属关系、婚前患有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结婚的疾病且婚后尚未治愈、未到法定婚龄的。但无效婚姻是当然无效，还是宣告无效，申请婚姻无效的主体范围，立法均无规定。

我国在《婚姻法》修改以前，立法上没有设立无效婚姻制度，只是在《婚姻登记管理条例》和最高人民法院1994年4月4日的《关于适用新的〈婚姻登记管理条例〉的通知》（法发）［1994］6号）中规定了未到法定结婚年龄的公民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的，其婚姻关系无效，不受法律保护。4但这仅仅是行政法规和司法解释，效力低于《婚姻法》，而且它的规定过于简单，不能有效地禁止和制裁违法婚姻。目前我国存在着大量的违法婚姻，主要表现为早婚、包办、买卖婚姻、重婚、非法同居、弄虚作假骗取结婚证等形式。由于对提起婚姻无效请求的主体范围、程序、宣布婚姻无效的机关等问题没有作进一步明确规定，在司法实践中引起了操作上的混乱。我国《婚姻法》对无效婚姻是采用了宣告无效的制度，即在现实生活中，如果当事人之间、其他人或有关机关与当事人之间对婚姻效力发生争议时，可通过一定的诉讼程序请求人民法院宣告所争议的婚姻无效。婚姻关系作为一种民事法律关系，其法律效力的确认不仅关系到婚姻当事人双方间的人身和财产权利义务，还关系到对子女合法权益的保障。虽然我国对婚姻行为采取行政和司法双重管理，但婚姻登记机关作为婚姻行政管理部门，仅仅体现的是国家对公民缔结婚姻的行为在登记环节的监督管理，无权对婚姻双方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是否发生法律效力给予确认。只有作为司法审判机关的人民法院才有权依法裁定确认婚姻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而且，从国外立法看，多数国家也都是采取单一的诉讼程序来确认婚姻的无效。因此，在因婚姻效力问题发生争议时，只能通过诉讼程序向人民法院提起请求。但究竟哪些人有权通过诉讼程序向人民法院提起宣告婚姻无效的请求，即如何确认提起婚姻无效请求的主体范围，因立法没有明确规定，便产生了不同的认识。无效婚姻虽然是违反法定的结婚禁止性条件的男女两性结合，但婚姻行为终究是公民私权领域的民事行为，况且婚姻无效的法定情形对社会公益的危害程度也不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第七条规定，有权依据婚姻法第十条规定向人民法院就已办理结婚登记的婚姻申请宣告婚姻无效的主体，包括婚姻当事人及利害关系人，利害关系人包括：（一）以重婚为由申请宣告婚姻无效的，为当事人的近亲属及其基层组织；（二）以未到法定婚龄为由申请宣告婚姻无效的，为未到法定婚龄者的近亲属；（三）以有禁止结婚的亲属关系为由申请宣告婚姻无效的，为当事人的近亲属；（四）以婚前患有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结婚的疾病，婚后尚未治愈为由申请婚姻无效的，为与患病者共同生活的近亲属。为了避免过多干涉公民的私生活，同时，针对《婚姻法》规定的婚姻无效的四种不同的具体情况，对当事人以外的有权申请婚姻无效的请求权主体范围给予了限制性解释规定。人民法院审理宣告无效婚姻案件，适用什么程序，对于未达法定婚龄等很明显且容易查证的事实是否还一定要经过一审、二审这样的诉讼程序？在审理因重婚导致的无效婚姻案件时，为更好地贯彻婚姻法规定的保护合法婚姻当事人权益的原则，《解释》规定，此类案件中涉及财产处理的，应当准许合法婚姻当事人作为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参加诉讼。关于可撤销婚姻问题，《解释》将请求权仅赋予了受胁迫者本人。这是考虑到立法规定基于因受胁迫而请求撤销婚姻的，自受胁迫人恢复自由之日起一年内提出，其本人有足够的时间和能力亲自提出请求，无需再允许他人提出。受胁迫就是被他人威胁、逼迫违背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而作出的意思表示。应该指出的是，受胁迫的人包括当事人本人及其近亲属，实施胁迫行为的行为人，既可以是婚姻当事人本人，也可以是其近亲属。［5］对近亲属的理解，笔者认为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关于近亲属范围的规定，即近亲属包括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6］

解释》第八条规定：当事人依据婚姻法第十条规定向人民法院申请宣告婚姻无效的，申请时，法定的无效婚姻无效情形已经消灭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缔结婚姻作为男女双方之间的民事法律行为，不仅涉及当事人双方的利益，而且涉及子女及其他亲属的利益和社会的公共利益。因此，各国均通过制定法律对当事人之间的婚姻行为予以监督干预。国家干预的方式主要体现为在婚姻立法中明确规定结婚需具备一定的条件，并设立无效婚姻和相应的法律责任等制度予以保障实现。我国现行《婚姻法》第八条“未办理结婚登记的，应当补办登记”的规定，就是从实际情况出发，为保护当事人特别是妇女和子女的利益，使欠缺婚姻登记要件的无效婚转化为有效婚的方式。法律在赋予当事人和利害关系人及其他基层组织，有权依据《婚姻法》第十条规定就已办理结婚登记的婚姻向人民法院申请宣告婚姻无效的同时，针对审判实践中有些无效婚姻在经过一定时间后，因婚姻无效事由已经消除，当事人和利害关系人及其他基层组织在申请宣告婚姻无效时，法定的无效婚姻情形已经消失，如未达到法定婚龄者已达到法定婚龄、患有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结婚的疾病已经治愈，这时对提出的申请宣告婚姻无效的请求，人民法院不予支持。［7］但对以重婚为由申请宣告婚姻无效的，因重婚是严重违反“一夫一妻”原则的行为，所以，不存在阻碍事由，即无论申请时，重婚者是存在两个婚姻关系，还是只有一个婚姻关系，都应当宣告其中一个婚姻无效，构成犯罪的，还应当予以刑事制裁。亲属关系是当事人之间因出生或血缘而产生的特定身份关系，它不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消失，也不会人为地解除。对有禁止结婚亲属关系的婚姻，申请宣告无效，该婚姻无论经过多长时间和双方当事人是否有子女或不再生育，都应是绝对无效。如果对生有子女或不再生育的就不宣告婚姻无效，给予“豁免”，那么，许多有禁止结婚亲属关系的当事人就会纷纷效仿，造成既定事实，这就会使近亲结婚的法律规定形同虚设，损害法律的权威性，后果不堪设想。［8］

三、婚姻无效之法律后果

婚姻无效的法律后果是婚姻无效立法最终得以实施的关键。体现了法律对违法婚姻的否定。我国婚姻无效的法律后果应包括：

(一)婚姻关系无效的法律后果

婚姻关系无效，当事人之间自始不产生夫妻间的权利义务关系。首先，是对当事人之间产生的法律后果。人身关系方面：《婚姻法》第12条规定，无效或被撤销的婚姻，自始无效。当事人不具有夫妻的权利和义务，自始无夫妻权利义务，如不再有同居权，不再承担计划生育、相互扶养的义务等；财产关系方面，因为夫妻财产关系是以夫妻人身关系为前提的，没有夫妻身份了，当然不再发生夫妻财产关系，如夫妻对共同财产的平等处理权、夫妻之间相互继承遗产的权利。但是按一般无效理论，将无效婚姻的共同财产作为一般共同财产进行分割。不论当事人主观过错，这明显不利于体现法律对违法婚姻的实际制约，使无效后果仅停留表面。夫妻财产关系有人身依附性，但也有一定的独立性，在否定其夫妻关系的法律效力后，对现实中既有的财产关系，视为违法婚姻当事人之间相对独立的事实上的财产关系，然后根据当事人的主观过错进行分割。《婚姻法》第12条同居期间所得的财产，由当事人协议处理，协议不成时，由人民法院根据照顾无过错方的原则判决。对重婚导致的婚姻无效的财产处理，不得侵害合法婚姻当事人的财产收益。这个规定有一定的合理性，体现了过错承担原则，此外，在婚姻无效或被撤销后，生活困难的一方可以请求另一方必要的经济补偿，无过错一方还可向过错方请求损害赔偿。

其次，父母子女关系。无效婚姻或可撤销婚姻中子女的法律地位在婚姻法中是有相关规定的。当事人所生的子女，运用本法有关父母子女的规定。实际上，婚生子女是一对合法夫妻关系的男女所生的子女，那么，无效婚姻关系产生的子女是否就必然是非婚生子女，婚姻法无规定，如果无效婚姻产生的子女为非婚生子女，对子女是不公正的。婚姻法作出以上规定对法院审判工作作出了指导，特别在保护子女合法权益方面。

（二）无效婚姻的宣告程序

《婚姻法》只规定了无效婚姻的法定情形，而没有规定审理宣告婚姻无效案件所适用的程序。对此在《解释》第9条，人民法院审理宣告婚姻无效案件，对婚姻的效力的审理不适用调解，应当依法作出判决；有关婚姻效力的判决一经作出即发生法律效力，涉及财产分割和子女扶养的，可以调解，调解达成协议的另行制作调解书。对财产分割和子女扶养问题的判决不服的，当事人可以上诉。虽然结婚是当事人之间的一种民事行为，但在当事人的婚姻关系出现法定无效情形时，由此引发的问题，不再仅仅是当事人之间的个人问题，而且是涉及到国家、民族和社会公共利益，因此在诉讼上应当属于非讼案件比较恰当，在审理时不适用调解，同时体现了国家对违法婚姻案件的干预和对违法婚姻的严厉制裁。至于涉及当事人财产利益和子女扶养等民事权益争议的，因为此类权益完全是当事人私法领域的权利义务关系，可以充分尊重当事人的个人意愿，可以调解，并且可以上诉。我国《婚姻法》区别不同性质争议，分别处理，既维护了国家和社会正常公共秩序，又公平合理地处理了当事人之间的财产利益分配，保护了子女合法权益妥善地处理了不同矛盾。

（三）对无效婚姻责任者的制裁

对无效婚姻当事人的财产和子女问题的调整，只是无效婚姻法律后果的一个方面。为了体现对违法行为责任者的制裁，还应依据不同情况，追究行政责任、民事责任及刑事责任。

1、行政责任。对违法婚姻中，违反治安管理尚不构成犯罪的责任者，按《治安管理处罚法》处罚；

2、民事责任。婚姻被宣告无效，人民法院应责令过错方返还无过错方的财产；违法婚姻造成一方当事人经济困难，负较多过错责任的一方有责任予以分担或补偿；无效婚姻中造成他方人身伤害或财产损失的过错方，还应承担经济赔偿责任；

3、刑事责任。对包办、买卖、胁迫婚姻中，施以暴力的构成暴力干涉婚姻自由罪，对买卖婚姻中拐卖妇女、幼女与他人结婚的犯罪分子也应追究刑事责任，如果当事人强行与女当事人发生性行为应依强奸罪量刑。［9］

四、婚姻法确定婚姻无效制度的法律意义

我国《婚姻法》的第11、12条是有关婚姻无效和可撤销的规定，自此，正式确立了婚姻无效制度。它作为婚姻法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起着保护合法婚姻、预防或制裁违法婚姻的作用，对我国司法实践提供了可行的依据。过去，由于没有相应的婚姻无效制度，对违法婚姻的处理缺乏法律依据，导致违法婚姻的解除后果与合法婚姻解除后果相同，影响了法律的效力。现在确立了婚姻无效制度，司法机关在处理这些违法婚姻时就有了处理这些违法婚姻的明确、充足的法律依据，该宣布无效的宣布无效，至于可撤销的婚姻当事人可以请求撤销，这有利于制裁违法保护合法的婚姻关系。不过，婚姻无效制度还有许多需要完善的地方，如宣告婚姻无效的机关的权限问题不确定、无效婚姻的法律责任没有明确规定等，建议立法机关加大立法力度，早日构建更加完善的婚姻法体系。

参考文献：

1、曹诗权主编：《婚姻家庭继承法学》［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1995年版，第146页。

2、夏吟兰、何俊平主编：《婚姻家庭法教程》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90页。

3、薛宁兰：《婚姻无效制度论——从家庭法到中国法》［J］.《民商法学》,2001年第8期。

4、陈苇：《关于建立我国婚姻无效制度的思考》［J］.《法律科学》，1996年第4期。

5、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负责人就《婚姻法》司法解释答记者问

6、姚红、王瑞娣、段京连、赫作成编著：《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解释》［M］.北京：群众出版社2001年版，第55页。

7、夏吟兰：《美国现代婚姻家庭法》［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3—46页。

无效制度范文篇6

一、无效婚姻的原因…………………………………………………………4

（一）重婚……………………………………………………………………4

（二）有禁止结婚的亲属关系………………………………………………5

（三）婚前患有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结婚的疾病婚后尚未治愈…………5

（四）未达法定婚龄……………………………………………………5

二、无效婚姻原因的阻却事由…………………………………………6

三、确认婚姻无效的程序………………………………………………7

（一）介入无效婚姻案件的方式…………………………………………7

（二）无效婚姻案件的处理程序…………………………………………8

（三）无效婚姻案件裁判文书的写法……………………………………8

四、宣告婚姻无效的善后工作………………………………………………9

五、对于婚姻无效案件是否适用过错赔偿……………………………………9

参考文献…………………………………………………………………………12

论文摘要

新婚姻法规定的无效婚姻制度，增设了无效婚姻的原因、程序和法律后果，并规定了四种婚姻无效的情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对无效婚姻也作了较为具体、全面的规定。但无效婚姻制度的规定仍存在一些缺陷和不足，尚需进一步的完善和改进。婚姻是家庭的基础，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各国法律都把婚姻作为一项重要的法律制度加以确认。基于维护社会公益和保护婚姻当事人个人私意的理由，各国婚姻法对于婚姻的有效成立均规定有若干成立和有效要件，欠缺法定成立或有效要件的婚姻，如无效婚姻和可撤销婚姻，即成为婚姻法律制度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无效婚姻是指不符合结婚法定条件和程序，而在法律上不具有婚姻效力的男女两性结合。无效婚姻并不是婚姻的种类之一，它只是用来说明借婚姻之名而违法结合的一个特定概念。对无效婚姻的概念，有广义和狭义两种理解，广义的无效婚姻包括可撤销婚姻，狭义的无效婚姻则不包括可撤销婚姻。本文对无效婚姻的论述采取狭义的概念。所谓无效婚姻是指欠缺婚姻成立的法定条件的违法结合，即男女双方在缔结婚姻关系时不符合婚姻法规定的实质要件，违反了结婚的禁止性条件，因而婚姻不具有合法婚姻的法律效力。对于无效婚姻案件，我国目前的现状，尤其是广大农村仍然时常遇见，究其原因是由于农民法律意识淡薄，亲上加亲，早成家早立业，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等封建传统思想已根深蒂固。

关键词：无效婚姻程序法律后果

Paperabstract

Newly-wedmarriageregulationstheinvalidmarriagesystemthatdecided,increaselegalconsequence,programandthereasonofhavingsetupinvalidmarriage,andhavestipulatedthe4kindsofcasewithinvalidmarriage,thehighestpeople''''sjudicialexplanationaboutsomeproblemof"themarriagelawofthePeople''''sRepublicofChina"isalsomadeforinvalidmarriagerelativelyspecificly,overallstipulation.Butthestipulationofinvalidmarriagesystemstillhassomedefectsandisbelow,needyetfurtherperfectandimprove.Marriageisthefoundationoffamily,familyisthecellofsociety.Countrieslawconfirmsmarriageasaimportantlegalsystem.BasedonmaintenancesocialpublicwelfarewithprotectmarriageinvolvedpartyindividualpersonalYireason,countriesmarriagelawformarriagesetupstipulationefficientlyhavesomesetupwitheffectiveimportantdocument,isshortoflegalsetuporthemarriageofeffectiveimportantdocument,asinvalidmarriagewithcancancelmarriage,becomethelawsystemofmarriagelawincannotortheimportantcontentthatisshortof.Invalidmarriagedenotetobeinconsistentmarrylegalconditionandprogram,andonlaw,themalefemalebothsexesthatdonothavemarriageeffectivenesscombine.Invalidmarriagenottheoneofkindofmarriage,itborrowsaspecificconceptofwell-knownandillegalcombinationofmarriagemerelyusedforexplanation.Therearebroadsenseandthetwounderstandingsofnarrowsensefortheconceptofinvalidmarriage,itdoesnotbeincludedthatgeneralizedinvalidmarriageincludescanceltheinvalidmarriageofmarriageandnarrowsensecancancelmarriage.Thispaperadoptstheconceptofnarrowsensefortheexpositionofinvalidmarriage.Theinvalidmarriageclaimeddenotestheillegalcombinationofthelegalconditionthatisshortofmarriagetosetup,isinconsistentwiththeassignedsubstanceimportantdocumentofmarriagelawwhenmalefemalebothsidesconcludemarriagerelation,violatetofinishmarriageprohibitsexualcondition,thusmarriagedoesnothavethelegaleffectivenessoflegalmarriage.Forinvalidmarriagelawcaseandthepresentsituationofthenowofourcountry,especiallylargerural,stilloftenmeet,studyitsreasonisbecauseofpeasantlegalconsciousnesslight,kisstoaddkiss,earlygetmarriedearlyuprighttrade,thelifeofparentsMeiShuoZhithefeudaltraditionalthoughtssuchasspeechalreadydeep-rooted。

Keyword：Invalidmarriageprogramlegalconsequence

一、无效婚姻的原因

《婚姻法》第十条规定：“有下列情况之一的，婚姻无效：1.重婚的；2.有禁止结婚的亲属关系的；3.婚前患有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结婚的疾病，婚后尚未治愈的；4.未达法定婚龄的。”立法对婚姻无效的原因规定了四种情形，看似简单，但理解上存在有一定的偏差，在此，有必要作具体说明。

(一）重婚的。我国《婚姻法》第三条规定：实行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平等的婚姻制度。由于重婚违反了一夫一妻的原则，所以具有重婚情形不具有婚姻的法律效力，应当宣告其为无效婚姻。重婚有法律上的重婚和事实上的重婚。法律上的重婚是指已有配偶而又与他人登记结婚的，或者明知他人有配偶而与之登记结婚的。事实上的重婚是指有配偶的人与他人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的，或明知他人有配偶而与之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的。

上述两种重婚的情形，即前后均为登记婚和前为登记婚后为事实婚，是目前我国刑法中规定的重婚的范畴。婚姻无效原因中的“重婚”，应是指民法上的重婚，对重婚概念中的“配偶”的解释，不仅指登记上的配偶，还要扩及至一定条件下的事实上的配偶。这一点从《解释（一）》第5条可以看出，该条规定“未按婚姻法第八条规定办理结婚登记而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的男女，起诉到人民法院要求离婚的，应当区别对待：1.1994年2月1日以前，男女双方已经符合结婚实质要件的，按事实婚姻处理。2.即婚姻法上承认1994年2月1日以前双方已符合结婚实质要件的事实婚姻，那么在此婚姻关系存在的前提下，一方又与第三人登记结婚或者又与第三人形成了新的此类事实婚姻关系，也当属重婚，后一婚姻关系无效。所以说，婚姻法上的重婚不是两种形式，而有四种情形，即：前后均为登记婚、前为登记婚后为事实婚、前后均为事实婚和前为事实婚后为登记婚。

此外，如果一个人同时与两人或两人以上形成事实婚姻关系（各方在1994年2月1日以前均已符合结婚实质要件），则属于同时重婚，均为无效婚姻。这种行为是对法律的公然蔑视，严重破坏社会秩序和道德风尚，应给予严厉的法律制裁。

（二）有禁止结婚的亲属关系。我国《婚姻法》第七条明确规定禁止直系血亲和三代以内的旁系血亲结婚。由于近亲结婚不利于优生优育，故这一条规定是非常科学的。直系血亲在我国婚姻现状中存在极少，三代以内的旁系血亲尤其是亲表兄弟姐妹之间的婚姻在偏远地区存在较多，这主要是受亲上加亲观念的影响，凡违反上述规定的婚姻都应当宣告无效。我们某些农村存在“五服”以内的亲属不得通婚，村内同姓的不得通婚的习俗，对此当事人如据以主张婚姻无效，应不予认可。

（三）婚前患有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结婚的疾病，婚后尚未治愈的。《婚姻法》之所以这样规定同样是为了优生优育，同时为了避免将来给配偶带来生活、经济、精神上沉重负担。在这里需要我们注意的是即使在婚前一方已知对方患有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结婚的疾病，婚后久治不愈，而主张婚姻无效的，人民法院应当宣告婚姻无效。即、婚姻当事人的一方对另一方的病情是否知情并不影响该婚姻的无效。例如，城镇当中家庭条件较好的为自己患有先天性痴呆症的儿女选择地区偏辟生活困难的对象，对于后者来讲对前者情况知情，但迫于生活压力而与之结婚，这种婚姻应属于无效。

在此，需要注意的是：对当事人所患的禁止结婚的疾病，究竟是婚前所患还是婚后所患，应该从其患病的时间、患病的原因、病情如何等多方面的情况进行全面分析，以判断之。如果提出请求宣告婚姻无效的一方提供不出证据证明该疾病是在婚前所患，人民法院又难以查实的，则不能认定其婚姻无效，而应当推定为有效婚姻。

（四）未达法定婚龄的。所谓法定婚龄，是指法律规定的男女结婚必须达到的最低年龄界限。各个国家对法定婚龄的规定有所不同，美国一些州、波兰、丹麦规定为男21岁、女18岁；德国、俄罗斯、新加坡规定男女均为18岁；日本、罗马尼亚、巴基斯坦规定男18岁，女16岁；西班牙、希腊规定为男14岁，女12岁。我国《婚姻法》第六条明确规定，结婚年龄，男的不得早于22周岁，女的不得早于20周岁。但是目前未达到法定婚龄而骗取结婚登记的情形非常多。这种情形下，在法定婚龄届至前人民法院或婚姻登记机关根据请求权人的申请应宣告该婚姻无效。

《婚姻法》规定的法定婚龄原则上适用所有的中国公民，但有的法律、法规、规章根据婚姻管理的具体情况，对结婚年龄作出特殊规定，应按特殊规定执行。如教育部《关于高等学校在校学生结婚规定的通知》（1981年）中指出：“高等学校在校学生，一般应是未婚者，如果有的学生要求在学习期间结婚，则应先办理退学手续。但年龄在30岁结婚的和已经结婚的，可继续留校学习。”2001年对于大学年龄、婚否已不再限制。国家民航总局《关于民航空勤人员婚龄及配偶政审的规定》（1981年民航政组字26号）要求“民航凡从事飞行的空勤人员（包括飞行、领航、通讯、机务、乘务等），其结婚年龄男不得早于26周岁，女不得早于24周岁”。国家体委《优秀运动员工作条例》（注5）则规定：“运动员在国家队期间不许结婚，特殊情况应经组织批准。”此外，民族自治区和自治州、自治县均有权制定变通规定，可以规定低于《婚姻法》规定的法定婚龄的结婚年龄。

我国《婚姻法》仅列举了以上四种婚姻无效的原因。我认为还应增加一项概括性的规定，以囊括现实生活中其他可能导致婚姻无效的情形。例如：婚姻当事人的一方或第三方通过与国家婚姻登记机关串通而使另一方或双方在不知情的条件下领取了结婚证，这违反了我国《婚姻法》第八条“要求结婚的男女双方必须亲自到婚姻登记机关进行结婚登记”的规定，严重侵犯了另一方或双方的合法权益，此情形下也应认定为无效婚姻。

二、无效婚姻原因的阻却事由

以上我们涉及到婚姻法所确定的无效婚姻的四种原因。但必须注意的是四种原因必须是一方申请宣告婚姻无效时仍客观存在的原因。对于诉讼来讲，无效婚姻的判断标准，应以起诉时为准。因为无论起诉前或者婚姻缔结时状况怎样，一旦经过一定的期间，当其双方已经具备法律规定的结婚条件时，就已经属于合法的婚姻，不能用以前的无效事由来对抗已经合法有效的婚姻。为此最高院《婚姻法解释一》第8条规定：当事人依据婚姻法第10条规定向人民法院申请宣告婚姻无效的，申请时，法定的无效婚姻情形已经消失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这一规定从有利于稳定当事人家庭生活的角度出发，承认此领域内阻却事由的存在。例如：婚前患有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结婚的疾病，但婚后已经治愈；结婚时，未达到法定婚龄，但一方申请时，已达到法定婚龄的，凡有以上情形都不能以无效婚姻对待。在办理离婚案件当中，一方起诉离婚，而另一方以婚姻缔结时未达到婚龄而主张婚姻无效时，应注意审查双方当事人的年龄，如年龄已达到法定婚龄，应以有效婚姻进行处理。但《婚姻法》第十条所规定的前两条无效的原因，即重婚的、有禁止结婚的亲属关系的不存在无效婚姻的阻却事由。因为构成重婚的，即使前一个婚姻解除，后一个婚姻也不会因此而合法化。禁止结婚的亲属关系也是无法由当事人自行解除的。

如上所述，法律赋予了婚姻当事人和利害关系人有权依法就已办理结婚登记的婚姻，向人民法院申请宣告婚姻无效，同时，针对审判实践中有些无效婚姻在经过一定时间后，因婚姻无效事由已经消除等情况，法律亦认可婚姻当事人和利害关系人在申请婚姻无效时存在阻却事由。即申请时，法定的无效婚姻情形已经消失，如未达法定婚龄者已达法定婚龄、患有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结婚的疾病已经治愈，这时对提出的宣告婚姻无效的请求，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对以重婚和有禁止结婚亲属关系为由申请宣告婚姻无效的，有观点认为：申请时，如果重婚者仅存有一个婚姻关系，就不可宣告另外一个婚姻无效；虽有禁婚亲属关系，但当事人已结婚多年，并生有子女或不再生育的，可以此作为阻却事由。然重婚是严重违反一夫一妻制原则的行为，应不存在阻却事由，申请时，无论重婚者是否存在两个婚姻关系，都应宣告其中一个婚姻无效，构成犯罪的，还应予以刑罚制裁；另外，亲属关系是当事人之间因出生或血缘而产生的特定身份关系，它不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消失，也不会人为地解除，因此，亦不存在阻却事由，即该婚姻无论经过多长时间和双方是否有子女或不再生育，都应是绝对无效。

如前所述，对以有禁婚亲属关系为由申请宣告婚姻无效的，不存在阻却事由，但有一例外情况。在阐述婚姻无效的原因时已经提到，禁婚亲属关系包括拟制血亲关系，那么，收养关系依法解除后，婚姻当事人之间即不存在禁止结婚的亲属关系了，立法又未有收养关系解除后仍不得结婚的禁止性规定，这时，就存在阻却事由，即婚姻当事人或利害关系人还以有禁婚亲属关系为由申请宣告婚姻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三、确认婚姻无效的程序

（一）介入无效婚姻案件的方式

依据我国有关婚姻的法律规定，在我国能够审查并宣告婚姻无效的机关包括而且只有国家婚姻登记机关和人民法院。其他任何机关均无权审查处理婚姻无效案件。对于国家法定的机关来讲，介入无效婚姻案件的方式有两种，即依职权主动介入和依申请被动介入。我国《婚姻法》及最高院的司法解释对依职权，主动介入方式没有明确规定。但是我认为国家法定机关可以依职权主动介入无效婚姻案件，而且应当介入。例如：人民法院在审理离婚案件中，发现原被告在缔结婚姻关系时违反了结婚的实质要件，且致使婚姻无效的情形没有消失的，应判决原告离婚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并宣告原被告婚姻关系无效，即使原告申请撤诉也不应准许。国家婚姻登记机关自行发现婚姻当事人存在禁止结婚的情形而不当或违法颁发了结婚证的，应收回结婚证书并宣告婚姻关系无效。

（二）无效婚姻案件的处理程序

人民法院审理宣告婚姻无效的案件，由于无效婚姻的四种原因是法定的，认定起来相对比较容易，还有许多外在的客观标准可以作为依据，为了提高审判效率，避免将简单的事情变得繁琐，所以我们对于很明显能够判断无效婚姻情形的，无须适用审理一般离婚案件的程序规定，对婚姻效力的审理不适用调解，应当依法作出判决，宣告婚姻无效，即使原告申请撤诉也不予准许。有关婚姻效力的判决一经作出，即发生法律效力。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无效婚姻自始无效，当事人不具有夫妻的权利和义务。在财产处理时，应根据照顾无过错方的原则判决。对重婚导致的婚姻无效案件中的财产处理，不得侵害合法婚姻当事人的财产权益，应当准许合法婚姻当事人作为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参加诉讼。对于无效婚姻当事人所生的子女，适用婚姻法有关父母子女的规定。

（三）无效婚姻案件裁判文书的写法

因无效婚姻案件有其特殊之处，故其裁判文书的写法也有不同。由于无效婚姻案件中婚姻效力问题不适用调解，且为一审终审。所以对于当事人仅申请宣告婚姻无效，而无财产处理和子女抚养等问题时，应以判决的形式宣告婚姻无效，告知当事人该判决立即发生法律效力，判决书后不再写明当事人的上诉权利。对于当事人对婚姻效力、财产处理和子女抚养一并请求处理时，如果财产分割和子女抚养问题双方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的，要另行制作调解书。如果财产分割和子女抚养问题达不成调解协议的，也应对婚姻效力的认定和其他纠纷的处理分别制作裁判文书。也就是说在后两种情形下，要有两份法律文书，一份是宣告婚姻无效的判决书，另一份为双方其他纠纷的裁判文书。且在其他纠纷判决书后面和一般判决书相同，交待当事人的上诉权利，允许当事人上诉。

四、宣告婚姻无效的善后工作

人民法院依法宣告婚姻无效后，应当收缴双方的结婚证书，并将生效的判决书寄送当地婚姻登记机关。将生效的判决书寄送婚姻登记机关，便于婚姻登记机关及时了解当事人的最新婚姻状况及判决结果，更好地进行婚姻管理，更好地保护当事人及第三人利益。所以判决书应当尽快送达，建议法院应在判决生效之日起3日内送达。《俄罗斯联邦家庭法典》第27条第3项即明确规定婚姻无效的判决生效后三日内，法院将判决副本送交婚姻登记地的户籍登记机关。《解释（一）》规定判决书是寄送当地（即审理案件的人民法院所在地）婚姻登记机关，但当结婚证书发放机关不在作出判决的人民法院所在地时，法院亦应将生效的判决书寄送给发证机关。只有这样做，才真正符合立法之目的。

五、对于婚姻无效案件是否适用过错赔偿

我国《婚姻法》第46条规定了重婚的，有配偶与他人同居的，实施家庭暴力的，虐待、遗弃家庭成员，而导致离婚的，无过错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从条文规定上可以看出无效婚姻中无过错一方无权提出损害赔偿的请求。这不得不说是我国无效婚姻制度设计上的一个缺陷。我认为在无效婚姻制度中也应建立相应的损害赔偿制度。首先，在无效婚姻制度中建立相应的损害赔偿制度，赋予无效婚姻中无过错一方当事人享有损害赔偿请求权，符合婚姻立法保护弱者利益，制裁违法者或过错方的立法精神。如有配偶的一方隐瞒已婚事实，欺骗对方与之结婚，婚姻关系因重婚被宣布无效的；一方患有不应当结婚的疾病，而对方隐瞒了病情，使对方与之结婚，婚姻被宣布无效的，都会给无过错方造成经济上或精神上的损害，无过错方理应得到相应的补偿。其次，在无效婚姻制度中建立相应损害赔偿制度，有充分的立法依据。《民法通则》第61条规定：“民事行为被确认为无效或被撤销后，当事人因该行为取得的财产，应当返还给受损失的一方。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根据该条规定，对于造成婚姻无效的，过错一方应当承担相应的损害赔偿责任。但无效婚姻作为一种特殊的无效民事行为，其过错方的民事损害赔偿责任应有相应的损害赔偿制度加以规定。因此在无效婚姻制度中设立相应的损害赔偿制度是十分必要的。

但是，随着我国现行的无效婚姻法律制度的实施，立法上的缺憾也日益显露，确有必要对这一制度进行完善。无效婚姻作为欠缺婚姻法定要件的违法婚姻，一方面，需要对其进行制裁，以规范人们的行为，维护法律的严肃性，另一方面，无效婚姻作为一种既存的社会事实，与婚姻家庭的安定密切相关，并涉及到对无过错方和子女权益的救济。如果对无效婚姻的法律后果规定的过于严厉，不利于婚姻家庭的安定，也不利于对无过错方和子女权益的必要保护。我们现行婚姻法对待无效婚姻的态度，似乎侧重于制裁，比如将无效婚姻和可撤销婚姻规定为一律自始无效——双方当事人不是夫妻，一方无权继承对方的财产，一方没有义务扶养一直与他共同生活并深信他们已婚的另一方。这不仅使得对无过错方当事人和子女救济显得不足，也使得对过错方的制裁显得不够。因为在婚姻无效的几种情形中，存在着恶意当事方采取种种手段对善意当事方欺诈、胁迫等现象，这种情况下，婚姻法所规定的双方不存在婚姻关系的这种制裁方式并不能真正达到对恶意方的制裁，反而帮助了恶意方逃脱责任，而善意方却无辜受害。

但我认为，对无效婚姻制度的设计，应兼顾制裁和救济，并以救济为重。这主要是基于以下因素的考虑：一是婚姻法的性质和目的。婚姻法是私法，是民法的重要组成部分。私法是以规范私人之间的民事关系、保护当事人民事权益为目的的法律，是权利之法、平等之法。婚姻法的这一性质决定了它的目的。婚姻法应以保护私权，在民事权利体系中确立亲属权的应有位置，作为其基本价值取向。其主要目的不在于制裁，而在于解决纠纷，分清责任，保护当事人特别是弱势方的权益，调整社会秩序。二是宪法准则和婚姻法的基本原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49条第1款规定：“婚姻、家庭、母亲和儿童受国家的保护。”《婚姻法》第2条第2款规定：“保护妇女、儿童和老人的合法权益。”如果无效婚姻制度不能充分体现救济功能，不能很好地保护弱势当事人（往往是女方）的应有权益，则与我国宪法的准则和婚姻法的基本原则相背离。三是无效婚姻的事实性。尽管无效婚姻在成立时存在要件瑕疵，但婚姻本身却是既存的社会事实，当事人有夫妻共同生活的实质，社会上一般也承认其为夫妻，基于该事实而业已形成的婚姻家庭关系对双方、子女、家庭及社会都产生一系列的重要影响，婚姻法不应漠视这一既成事实——婚姻实体的事实性及其衍生的各种身份上及财产上的法律事实，这一既成事实也不可能因法律的确认无效而消失。四是世界各国的立法趋势。如前所述，尊重既成婚姻的事实性，强调无效婚姻的救济功能，已成为各国的立法趋势。尽管法律的制定必须立足于本国国情，特别是婚姻法，与一国长期的习惯、风俗密切相关，更需注重法律的本土化，但对于世界各国普遍的立法趋势，立法者不能不予以充分关注。因此，对无效婚姻制度的设计，应兼顾制裁与救济，且更侧重于救济，这一设计目的应在无效婚姻制度的各个环节中得已体现。笔者对完善无效婚姻制度所做的具体构想，无不是以这一设计目的为指导的。

综上，无效婚姻是婚姻法律制度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婚姻法》已经确立了我国无效婚姻制度的基本方面，但现行立法对无效婚姻的规定，存在许多不足，望请立法界能予以足够重视，在民法典亲属编的制订中，结合我国国情和世界立法的趋势，对我国无效婚姻制度作出进一步完善。

参考文献

[1]孙若军《中英完善婚姻家庭法律制度国际研讨综述》中国民商法律网2003.6

[2]黄松有《婚姻法司法解释的理解与适用》中国法律出版社2002.3

[3]王利民《民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5

无效制度范文篇7

男女结婚必须符合法定的条件和程序，婚姻才具有效力。对不符合结婚法定条件和程序的婚姻，各国法律一般都有婚姻无效或可撤销的规定。

我国新修订的婚姻法增设了无效婚姻与可撤销婚姻制度，不仅填补了立法空白，也使我国的婚姻法更好的与国际婚姻法相接轨。从婚姻法的有关规定来看，无效婚姻是指男女双方已经进行结婚登记，但不具备法定结婚的实质要件，而不产生法律效力的婚姻。可撤销婚姻是指婚姻当事人一方违背另—方的真实意愿，胁迫另一方与之结婚，受胁迫的一方可在法定期限内向婚姻登记机关或人民法院请求撤销该婚姻。

(一)确立无效婚姻与可撤销婚姻制度的必要性

在现实生活中，违法婚姻屡禁不止，增设无效婚姻和可撤销婚姻的规定是全面防止违法婚姻的客观要求。以婚姻为基础的家庭，是肌体上的细胞组织，承担着多方面的社会职能。婚姻状况如何，不仅关系到当事人的利益，而且也关系到子女、家庭和社会的利益。因此，必须用法定的条件和程序来规范人们的结婚行为，以便保证婚姻的质量，使婚姻关系走上健康的道路。为了全面建立防止违法婚姻的法律机制，增设无效婚姻与可撤销婚姻制度是十分必要的，其必要性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婚姻无效制度与可撤销制度是婚姻立法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结婚制度的保障。

婚姻之实质是婚姻无效制度与可撤销制度建立的前提，婚姻是为当时社会制度所认可的男女两性关系。自人类进入阶级社会以来，男女两性的结合必须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和程序，否则即为违法婚姻，规范违法婚姻的立法即为婚姻无效制度与可撤销制度。可见，婚姻无效制度和可撤销制度与婚姻成立要件相辅相成。传统民法中有“无规定，无无效”的理论，说明无效或可撤销必须以法律明文规定为前提；而仅规定成立要件，欠缺对违反要件行为的制裁措施，规定的要件也就得不到保障。两者结合，才构成完整的结婚制度。因此，无效婚姻与可撤销婚姻作为保障结婚制度的手段是婚姻立法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保障婚姻立法体系的完整性和系统性，必须建立婚姻无效制度与可撤销制度。

2．婚姻家庭立法和司法实践亟待建立婚姻无效制度与可撤销制度

长期以来，由于我国欠缺婚姻无效制度与可撤销制度，对违法婚姻没有系统完整的立法，只有一些具体的司法解释，而且这些解释对违法婚姻有着不同的处理原则。这样，同属违法婚姻，在处理依据和结果方面就出现了完全不同的情况。特别是绝大多数的违法婚姻在司法实践中均以离婚对待，而离婚是配偶生存期间解除合法婚姻的法律手段，如此处理就混淆了婚姻合法与非法的界线，赋予了违法婚姻以合法效力，这从逻辑上讲是错误的。因此，在立法上增设婚姻无效制度与可撤销制度，有利于预防和减少婚姻纠纷，制裁结婚上的违法行为。

（二）无效婚姻与可撤销婚姻的法定情形

《婚姻法》第10条和11条明确规定了婚姻无效与可撤销的情形，分别为：

1、无效婚姻的法定情形

（1）重婚的

指一方有配偶又与他人登记结婚或者与他人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以及明知他人有配偶又与之登记结婚，或者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的行为。重婚包括两种行为方式：一是法律上的重婚，即行为人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又与他人结婚的行为。二是事实上的重婚，即有配偶虽然未与他人登记结婚，但确与他人以夫妻关系同居的。

（2）有禁止结婚的亲属关系的

即双方为直系或三代以内旁系血亲。

（3）婚前患有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结婚的疾病，婚后尚未治愈的指婚姻当事人婚前患有性病、严重精神病未经治愈、先天性痴呆以及某些已被实践证明的、不应结婚的其他传染性疾病、遗传性疾病或其他疾病(1950年婚姻法规定的“有生理缺陷不能发生性行为”的不在禁止之列)，婚后所患病症未治愈的。

（4）未到法定婚龄的

指违反婚姻法第六条规定，结婚时男早于22周岁，女早20周岁。

2、可撤销婚姻的法定情形

婚姻法第十一条规定：因胁迫结婚的，受胁迫的一方可以向婚姻登记机关或人民法院请求撤销该婚姻。受胁迫的一方撤销婚姻的请求，应当自结婚登记之日起一年内提出。被非法限制人身自由的当事人请求撤销婚姻的，应当自恢复人身自由之日起一年内提出。

所谓“胁迫”，是指婚姻当事人一方采取暴力、威胁、恐吓等手段，以给对方或对方的亲友的自由、身体、健康、荣誉、名誉、财产等造成损害为要挟，迫使对方违背自己的真实意愿做出虚假的意思表示而与之结婚的行为。

（三）无效婚姻与可撤销婚姻的宣告程序及法律后果

当事人之间，第三人与当事人之间就婚姻有无法律效力的问题发生争议，或者主管机关发现婚姻违法否认其效力时，须按照法定程序予以认定和处理，并产生法定的后果。因此，无效婚姻与可撤销婚姻的宣告程序及法律后果在无效婚姻与可撤销婚姻的规范体系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

1、宣告程序

宣告婚姻无效或可撤销的程序性规定主要是指婚姻无效或撤销的宣告机关、无效婚姻或可撤销婚姻的请求权主体以及行使请求权的时效期间。

（1）．无效婚姻与可撤销婚姻的宣告机关

根据《婚姻法》和《婚姻登记管理条例》的规定，人民法院和婚姻登记管理机关是无效婚姻和可撤销婚姻的宣告机关。《适用<婚姻法>的解释(一)》第13条规定，《婚姻法》第12条所规定的自始无效，是指无效或者可撤销婚姻在依法被宣告无效或被撤销时，才确定该婚姻自始不受法律保护。即在我国，无效婚姻和可撤销婚姻不适用当然无效，必须经过人民法院或婚姻登记管理机关宣告无效或予以撤销。

①无效婚姻的请求权主体。《适用<婚姻法>的解释(一)》第7条规定，有权依据《婚姻法》第10条规定向人民法院就已办理结婚登记的婚姻申请宣告婚姻无效的主体，包括婚姻当事人及利害关系人。利害关系人包括：

A.以重婚为由申请宣告婚姻无效的，为当事人的近亲属及基层组织。

B．以未到法定婚龄为由申请宣告婚姻无效的，为未到法定婚龄者的近亲属。

C．以有禁止结婚的亲属关系为由申请宣告婚姻无效的，为当事人的近亲属。

D．以婚前患有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结婚的疾病，婚后尚未治愈为由申请宣告婚姻无效的，为与患病者共同生活的近亲属。

②可撤销婚姻的请求权主体。依《适用<婚姻法>的解释(一)》第10条规定，因受胁迫而请求撤销婚姻的，只能是受胁迫一方的婚姻关系当事人本人。这主要是为了尊重受胁迫方当事人本人对其婚姻关系的意愿。因为，立法者考虑到，有些受胁迫而结婚的当事人，因与对方共同生活一段时间后已经建立起一定感情，或者已经生育子女，故其本人已经愿意继续与对方共同生活，而不愿意解除该婚姻关系。在此情况下，如果法律硬性规定一律将该婚姻予以撤销，显然不利于保护当事人及其子女的利益。

（3）．无效婚姻与可撤销婚姻行使请求权的时效期间

①无效婚姻行使请求权的时效期间。关于无效婚姻请求权行使的时效期间，《婚姻法》未予规定。即对无效婚姻的请求权行使无时间限制，当事人可在双方生存期间或一方死亡后提出婚姻无效之诉。但《适用<婚姻法>的解释(一)》第8条明确规定，当事人依据《婚姻法》第10条规定向人民法院申请宣告婚姻无效的，申请时，法定的无效婚姻情形已经消失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②可撤销婚姻行使请求权的时效期间。《婚姻法》第11条规定，受胁迫的一方撤销婚姻的请求，应当自结婚登记之日起一年内提出。被非法限制人身自由的当事人请求撤销婚姻的，应当自恢复人身自由之日起一年内提出。这里的“一年”是除斥期间，不适用诉讼时效中止、中断或者延长的规定。立法规定这一较短的时效期间，主要是为了促使当事人及时行使请求权，以避免其婚姻关系长期处于不稳定状态。

2、法律后果

我国《婚姻法》第12条规定：“无效或被撤销的婚姻，自始无效。当事人不具有夫妻的权利和义务。同居期间所得的财产，由当事人协议处理；协议不成时，由人民法院根据照顾无过错方的原则判决。对重婚导致的婚姻无效的财产处理，不得侵害合法婚姻当事人的财产权益。当事人所生的子女，适用本法有关父母子女的规定。”本条规定的自始无效，说明婚姻被宣告无效或被撤销具有溯及既往的效力，婚姻在被依法宣告无效或被撤销时，即确定该婚姻自始不受法律保护。这是最重要的法律后果，由此决定其他方面的法律后果：

（1）．对当事人的人身关系方面。

第一，被宣告无效或被撤销的婚姻当事人之间不具有基于合法婚姻的效力而发生的夫妻的权利和义务，不适用婚姻法有关夫妻人身关系的规定。因此，依法宣告婚姻无效或撤销婚姻的，人民法院应当收缴双方的结婚证书，并将生效的判决书寄送当地婚姻登记管理机关。

第二，由于无效婚姻中或婚姻被撤销以前的男女不是合法的夫妻，一方与另一方的血亲及其配偶之间也不产生姻亲关系。第三，男女双方也不能以配偶的身份互为第一顺序的法定继承人。如果一方死亡，生存一方不能以继承人资格继承死者的遗产，只能按照我国继承法第14条的规定处理遗产问题，该条规定：“对继承人以外的依靠被继承人扶养的缺乏劳动能力又没有生活来源的人，或者继承人以外的对被继承人扶养较多的人可以分给他们适当的遗产。”

（2）．婚姻无效或被撤销后的子女抚养问题。无效或被撤销的婚姻为自始无效，因此，当事人在无效婚姻期间或婚姻被撤销以前受胎或出生的子女为非婚生子女，依照婚姻法规定，非婚生子女享有与婚生子女同等权利，任何人不得加以危害和歧视。因此，对于上述子女与其父母之间的权利义务，不受父母婚姻无效的。在确认和解除无效婚姻后，有关子女的归属和抚养费用的负担等问题，均适用我国婚姻法有关父母子女的规定。例如，父母对该子女有保护和的权利和义务：该子女成年后对父母也有赡养扶助的义务；父母与该子女之间有相互继承遗产的权利，等等。切实、妥善地保护子女依法享有的权益，是宣告婚姻无效和婚姻被撤销时必须注意的一个重要问题。

（3）．婚姻无效或被撤销的财产处理问题。无效婚姻和被撤销婚姻由于不具有婚姻的法律效力，因此，均不适用婚姻法有关夫妻财产制的规定。根据最新司法解释，被宣告无效或被撤销的婚姻，当事人同居期间所得的财产，按共同共有处理，但有证据证明为当事人一方所有的除外。如果双方在同居期间有共同经营所得的收入，或者由双方出资购置的财产，在婚姻被宣告无效或被撤销后，首先由当事人协议处理，协议不成时，由人民法院根据照顾无过错方的原则判决。因重婚而导致婚姻无效的，对双方在重婚期间的财产处理，不得侵害合法配偶的财产权益。人民法院在审理因重婚导致的无效婚姻案件时，涉及财产处理的，应当准许合法婚姻当事人作为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参加诉讼。

二、我国无效婚姻与可撤销婚姻制度的不足与完善

作为民事行为的一种，我国结婚立法在一定程度上吸取了民法的制度精华，也借鉴了国外有关这方面立法的经验，但有些方面还存在差距和缺陷，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无效婚姻制度的不足与完善

1．我国婚姻无效情形中第3项值得探讨

所谓禁止结婚的疾病按照我国有关规定，是指严重传染性疾病和有遗传性会严重下一代健康的疾病及精神病。对于这一条笔者认为不应一律定为无效，而应具体细分。结婚毕竟首先是当事人的私事，对于有严重传染性的疾病，如性病、乙肝、艾滋病等，只要婚姻当事人之间对此有明确认识，并采取有效措施，可以做到不传染，不外传，所以没有必要将其规定为禁止结婚或婚姻无效的理由，对于严重遗传性的疾病，有一些可以通过限制生育来达到不遗传给下一代的目的，或当事人选择不生育，也可避免其祸害。，艾滋病、乙肝患者数量在我国有急速上升趋势，据有关报道，每10个国人中就有一个携带乙肝病毒；至于艾滋病，我国目前也难以对其有效控制，救护责任亦不到位，人们对艾滋病的错误认识更增加了国人对艾滋病人天生的厌弃。一方面来自对疾病本身的恐慌，另一方面来自的遗弃乃至唾弃，造成了艾滋病人较之常人更需要关怀理解，这种关怀理解最容易在惺惺相惜的同类者之间产生，艾滋病患者之间的结合对他们更具有莫大的安慰。我认为，结婚权是人权的之一，婚姻是顺应人性的社会行为，亦是人生的幸福源泉之一，甚至于在很多人眼里，没结婚的人总是有毛病的，所以剥夺了一个人结婚的权利，实际上剥夺了他的基本人权，除非有绝对充分的理由，否则，连国家也没有权力这样做。虽然，作为传染性病患者，其结婚行为会造成传播疾病的可能，但这种传播不是必然的，即使是会造成当事人之间的传播，但如果当事人对此明知并表示愿意承担此风险，法律也没有理由干预。所以，因当事人有严重传染性疾病或遗传性疾病而一律禁止当事人结婚是不的，如果当事人在明知的情况下表示愿意承担风险，法律应允许其结婚。如当事人结婚后才知道对方有诸如此类的严重传染性疾病，如属于对方在明知自己有此类严重传染性疾病的情况下，不履行自己的告知义务的，当事人则有要求撤销婚姻的权利。如属结婚后才得病的，可作为当事人申请离婚的一个理由；另外，如果一方在结婚时表示不介意，而在婚后以此为由要求离婚的则以离婚案件处理。通观世界各国婚姻立法，如意大利、俄罗斯、德国、日本、瑞士，没有一国将婚姻当事人患有严重传染性疾病或遗传性疾病作为禁止结婚或婚姻无效的理由，只有瑞士将其列为可撤销婚姻的法定理由。当事人有精神障碍的不在此限。

2．在无效婚姻的请求权主体上，我国婚姻法也存在明显缺陷

一般来说，只有在足以影响到社会公共利益或公序良俗的情况下，才能有公法上的干预，而对于其他的情形，则不存在公法主动干预的理由。但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的解释(一)》中却规定：一方患有法定禁止结婚的疾病婚后未治愈的，当事人及与患者共同生活的近亲属有权利申请婚姻无效。我认为这一条是不科学的，甚至是违宪的。首先作为近亲属，在婚姻当事人不申请无效的情况下，法律赋予其申请权，会严重影响到婚姻的效力和稳定性甚至与当事人的意志相悖，实质上侵害了公民的婚姻自主权；另一方面，与患者共同生活的近亲属，完全可以通过与患者“分住”，来达到维护自身安全的目的。所以我认为应除近亲属对这一条婚姻无效的申请权。

3．有关婚姻效力的判决一经做出即发生法律效力的规定不合法理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9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宣告婚姻无效的案件，对婚姻效力的审理不适用调解，应当依法做出判决；有关婚姻效力的判决一经做出，即发生法律效力。我认为这一条的后半部分也是不科学的，与法律的基本原理是相悖的。因为在我国实行的是两审终审制，只有在一些程序性问题上才适用“一裁终局制”，如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的相关制度，但是在实体性问题上，适用两审终审制是强制性规定，婚姻的效力是实体性问题，而且往往是当事人争议较大的问题，在这里规定一审终审制，不利于维护当事人的合法利益，还会破坏我国的法治文明，并且由于实行一审终审制，缺乏有效的监督，容易滋生腐败。基于以上，应废除这种规定，实行两审终审制，当事人对一审中关于婚姻效力的裁判有异议的，可以上诉。

(二)可撤销婚姻制度的不足与完善

1．可撤销婚姻的情形过于单一，与和现实均不符

在可撤销婚姻制度中，我国婚姻法只规定了一条撤销情形就是胁迫婚。根据可撤销可变更民事行为理论，除了胁迫以外，还有重大误解，显失公平、欺诈等情形。

在民法理论上，上述情形是同一等次的可撤销民事行为的理由，也不能说，欺诈的恶意就小于胁迫的恶意，况且，结婚的实质在于当事人的真意，就胁迫与欺诈甚至于重大误解，都会影响到当事人的真意。因此我认为，既然规定了胁迫婚，就没有理由不规定欺诈婚、重大误解婚，而且欺诈婚和重大误解婚在现实生活中是客观存在的，经常会有因为一方婚前隐瞒真实情况而对方在结婚后起诉要求离婚的，但这实际上应属于可撤销婚姻，因为欺诈是属于可变更可撤销的法定情形之一，这与离婚完全是两种不同性质的法律现象。究其原因就是因为没有欺诈婚的法律规定，所以当事人只能选择离婚申请。另德国、日本、瑞士、菲律宾、俄罗斯等国均规定欺诈或重大误解为婚姻可撤销的法定理由。至于哪些情形才构成欺诈或重大误解，一般来说，应以该情事足以影响当事人对对方的评价和结婚的判断为限，至于一点点无关紧要的生活琐事，则不能构成抗辩理由。至于显失公平，由于婚姻不同于一般的商品交易，不宜为可撤销婚姻的立法理由。

2．确认我国婚姻可撤销的有权机构的立法也不尽如人意

我国《婚姻法》第11条规定：因胁迫结婚的，受胁迫的一方可以向婚姻登记机关或人民法院请求撤销该婚姻。对于这一条，我也认为不妥。因为确认一种民事行为效力的权力，应属于国家司法机关，只有在国家司法机关无力判定的情况下，才可能由专门机关来行使该权力，如对于专利与商标的效力问题，就采取了先由国家专利局或商标局来裁判的方式。对于婚姻的效力，则没有这种问题，应统一由法院来裁定，才是对当事人权利的充分尊重，也是对国家司法裁判权的尊重。

当然，如果双方当事人对婚姻的撤销已达成协议，并对子女和财产分割也达成一致的，可以类推适用协议离婚的规定，由婚姻登记机关来处理。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基本上很少会涉及到对案件事实的认定和法律的适用，婚姻登记机关只是在履行一种程序而已。国外相关立法如德国、日本、瑞士、菲律宾、俄罗斯、我国的地区均规定，婚姻的可撤销由法院来裁定。

3．在可撤销婚姻的法律后果上也有缺陷

我国《婚姻法》第12条规定：无效或被撤销的婚姻，自始无效。当事人不具有夫妻的权利和义务。同居期间所得的财产，由当事人协议处理；协议不成时，由人民法院根据照顾无过错方的原则判决。对重婚导致的婚姻无效的财产处理，不得侵害合法婚姻当事人的财产权益。当事人所生的子女，适用本法有关父母子女的规定。可见，无效婚姻与可撤销婚姻的法律后果完全相同，被宣告后，均溯及婚姻成立时起无效。我认为，该规定抹煞了无效婚姻与可撤销婚姻区别的价值，是不合理的。无效婚姻与可撤销婚姻欠缺的结婚法定要件的情形不同，对社会的危害程度不同，法律后果也应有所区别。无效婚姻违反了公益要件，应当自始无效；而可撤销婚姻仅违反私益要件，对社会的危害程度较小，应从被宣告撤销之日起无效，无溯及既往的效力，婚姻被撤销后，当事人之间的子女抚养、财产分割等，适用有关离婚的规定。

另外，婚姻被宣告无效或被撤销后，善意一方是否有权要求导致婚姻无效或可撤销的恶意一方承担损害赔偿责任？新《婚姻法》及其司法解释也未明确规定。而诸多国外立法则对当事人恶意导致婚姻无效或可撤销的民事责任均有规定。如《意大利民法典》第129条附加条专门规定非善意当事人和第三人的民事责任，即因婚姻无效而被起诉的配偶，在婚姻被撤销的情况下，即使善意配偶没有蒙受损失的依据，也要对其提供适当的补偿。《俄罗斯联邦家庭法典》甚至赋予受害方向过错方请求精神损害赔偿的权利。我认为，根据民法的侵权行为理论，若因恶意当事人一方的行为导致婚姻无效或被撤销，而使善意当事人一方蒙受损害的，无论财产或精神损害，恶意当事人一方均应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婚姻意味着一生的相守，关系到个人终生的幸福，同时婚姻家庭的稳定又关系到社会的稳定。因此，婚姻的缔结应当是严肃认真的，《婚姻法》的制定更应该是严密、科学的。我们应当从我国的社会现实出发，借鉴国外的立法经验，积极探索并逐步确立完善无效婚姻与可撤销婚姻制度，使我们的《婚姻法》更加成熟，更能显示法律的人文关怀精神，发挥其应有的功效。

：

1、张贤钰主编，《婚姻家庭继承法》，法律出版社，2002年7月版

2、曹诗权主编，《婚姻家庭继承法学》，法制出版社，2002年5月版

3、杨遂全等著，《婚姻家庭法新论》，法律出版社，2003年8月版

4、杨大文主编，《婚姻家庭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8月版

无效制度范文篇8

男女结婚必须符合法定的条件和程序，婚姻才具有法律效力。对不符合结婚法定条件和程序的婚姻，各国法律一般都有婚姻无效或可撤销的规定。

我国新修订的婚姻法增设了无效婚姻与可撤销婚姻制度，不仅填补了立法空白，也使我国的婚姻法更好的与国际婚姻法相接轨。从婚姻法的有关规定来看，无效婚姻是指男女双方已经进行结婚登记，但不具备法定结婚的实质要件，而不产生法律效力的婚姻。可撤销婚姻是指婚姻当事人一方违背另—方的真实意愿，胁迫另一方与之结婚，受胁迫的一方可在法定期限内向婚姻登记机关或人民法院请求撤销该婚姻。

(一)确立无效婚姻与可撤销婚姻制度的必要性

在现实生活中，违法婚姻屡禁不止，增设无效婚姻和可撤销婚姻的规定是全面防止违法婚姻的客观要求。以婚姻为基础的家庭，是社会肌体上的细胞组织，承担着多方面的社会职能。婚姻状况如何，不仅关系到当事人的利益，而且也关系到子女、家庭和社会的利益。因此，必须用法定的条件和程序来规范人们的结婚行为，以便保证婚姻的质量，使婚姻关系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为了全面建立防止违法婚姻的法律机制，增设无效婚姻与可撤销婚姻制度是十分必要的，其必要性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婚姻无效制度与可撤销制度是婚姻立法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结婚制度的保障。

现代婚姻之实质是婚姻无效制度与可撤销制度建立的理论前提，婚姻是为当时社会制度所认可的男女两性关系。自人类进入阶级社会以来，男女两性的结合必须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和程序，否则即为违法婚姻，规范违法婚姻的立法即为婚姻无效制度与可撤销制度。可见，婚姻无效制度和可撤销制度与婚姻成立要件相辅相成。传统民法中有“无规定，无无效”的理论，说明无效或可撤销必须以法律明文规定为前提；而仅规定成立要件，欠缺对违反要件行为的制裁措施，规定的要件也就得不到保障。两者结合，才构成完整的结婚制度。因此，无效婚姻与可撤销婚姻作为保障结婚制度的手段是婚姻立法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保障婚姻立法体系的完整性和系统性，必须建立婚姻无效制度与可撤销制度。

2．婚姻家庭立法和司法实践亟待建立婚姻无效制度与可撤销制度

长期以来，由于我国欠缺婚姻无效制度与可撤销制度，对违法婚姻没有系统完整的立法，只有一些具体的司法解释，而且这些解释对违法婚姻有着不同的处理原则。这样，同属违法婚姻，在处理依据和结果方面就出现了完全不同的情况。特别是绝大多数的违法婚姻在司法实践中均以离婚对待，而离婚是配偶生存期间解除合法婚姻的法律手段，如此处理就混淆了婚姻合法与非法的界线，赋予了违法婚姻以合法效力，这从逻辑上讲是错误的。因此，在立法上增设婚姻无效制度与可撤销制度，有利于预防和减少婚姻纠纷，制裁结婚问题上的违法行为。

（二）无效婚姻与可撤销婚姻的法定情形

《婚姻法》第10条和11条明确规定了婚姻无效与可撤销的情形，分别为：

1、无效婚姻的法定情形

（1）重婚的

指一方有配偶又与他人登记结婚或者与他人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以及明知他人有配偶又与之登记结婚，或者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的行为。重婚包括两种行为方式：一是法律上的重婚，即行为人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又与他人结婚的行为。二是事实上的重婚，即有配偶虽然未与他人登记结婚，但确与他人以夫妻关系同居的。

（2）有禁止结婚的亲属关系的

即双方为直系或三代以内旁系血亲。

（3）婚前患有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结婚的疾病，婚后尚未治愈的指婚姻当事人婚前患有性病、严重精神病未经治愈、先天性痴呆以及某些已被实践证明的、不应结婚的其他传染性疾病、遗传性疾病或其他疾病(1950年婚姻法规定的“有生理缺陷不能发生性行为”的不在禁止之列)，婚后所患病症未治愈的。

（4）未到法定婚龄的

指违反婚姻法第六条规定，结婚时男早于22周岁，女早20周岁。

2、可撤销婚姻的法定情形

婚姻法第十一条规定：因胁迫结婚的，受胁迫的一方可以向婚姻登记机关或人民法院请求撤销该婚姻。受胁迫的一方撤销婚姻的请求，应当自结婚登记之日起一年内提出。被非法限制人身自由的当事人请求撤销婚姻的，应当自恢复人身自由之日起一年内提出。

所谓“胁迫”，是指婚姻当事人一方采取暴力、威胁、恐吓等手段，以给对方或对方的亲友的自由、身体、健康、荣誉、名誉、财产等造成损害为要挟，迫使对方违背自己的真实意愿做出虚假的意思表示而与之结婚的行为。

（三）无效婚姻与可撤销婚姻的宣告程序及法律后果

当事人之间，第三人与当事人之间就婚姻有无法律效力的问题发生争议，或者主管机关发现婚姻违法否认其效力时，须按照法定程序予以认定和处理，并产生法定的后果。因此，无效婚姻与可撤销婚姻的宣告程序及法律后果在无效婚姻与可撤销婚姻的规范体系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

1、宣告程序

宣告婚姻无效或可撤销的程序性规定主要是指婚姻无效或撤销的宣告机关、无效婚姻或可撤销婚姻的请求权主体以及行使请求权的时效期间。

（1）．无效婚姻与可撤销婚姻的宣告机关

根据《婚姻法》和《婚姻登记管理条例》的规定，人民法院和婚姻登记管理机关是无效婚姻和可撤销婚姻的宣告机关。《适用<婚姻法>的解释(一)》第13条规定，《婚姻法》第12条所规定的自始无效，是指无效或者可撤销婚姻在依法被宣告无效或被撤销时，才确定该婚姻自始不受法律保护。即在我国，无效婚姻和可撤销婚姻不适用当然无效，必须经过人民法院或婚姻登记管理机关宣告无效或予以撤销。

①无效婚姻的请求权主体。《适用<婚姻法>的解释(一)》第7条规定，有权依据《婚姻法》第10条规定向人民法院就已办理结婚登记的婚姻申请宣告婚姻无效的主体，包括婚姻当事人及利害关系人。利害关系人包括：

A.以重婚为由申请宣告婚姻无效的，为当事人的近亲属及基层组织。

B．以未到法定婚龄为由申请宣告婚姻无效的，为未到法定婚龄者的近亲属。

C．以有禁止结婚的亲属关系为由申请宣告婚姻无效的，为当事人的近亲属。

D．以婚前患有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结婚的疾病，婚后尚未治愈为由申请宣告婚姻无效的，为与患病者共同生活的近亲属。

②可撤销婚姻的请求权主体。依《适用<婚姻法>的解释(一)》第10条规定，因受胁迫而请求撤销婚姻的，只能是受胁迫一方的婚姻关系当事人本人。这主要是为了尊重受胁迫方当事人本人对其婚姻关系的意愿。因为，立法者考虑到，有些受胁迫而结婚的当事人，因与对方共同生活一段时间后已经建立起一定感情，或者已经生育子女，故其本人已经愿意继续与对方共同生活，而不愿意解除该婚姻关系。在此情况下，如果法律硬性规定一律将该婚姻予以撤销，显然不利于保护当事人及其子女的利益。

（3）．无效婚姻与可撤销婚姻行使请求权的时效期间

①无效婚姻行使请求权的时效期间。关于无效婚姻请求权行使的时效期间，《婚姻法》未予规定。即对无效婚姻的请求权行使无时间限制，当事人可在双方生存期间或一方死亡后提出婚姻无效之诉。但《适用<婚姻法>的解释(一)》第8条明确规定，当事人依据《婚姻法》第10条规定向人民法院申请宣告婚姻无效的，申请时，法定的无效婚姻情形已经消失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②可撤销婚姻行使请求权的时效期间。《婚姻法》第11条规定，受胁迫的一方撤销婚姻的请求，应当自结婚登记之日起一年内提出。被非法限制人身自由的当事人请求撤销婚姻的，应当自恢复人身自由之日起一年内提出。这里的“一年”是除斥期间，不适用诉讼时效中止、中断或者延长的规定。立法规定这一较短的时效期间，主要是为了促使当事人及时行使请求权，以避免其婚姻关系长期处于不稳定状态。

2、法律后果

我国《婚姻法》第12条规定：“无效或被撤销的婚姻，自始无效。当事人不具有夫妻的权利和义务。同居期间所得的财产，由当事人协议处理；协议不成时，由人民法院根据照顾无过错方的原则判决。对重婚导致的婚姻无效的财产处理，不得侵害合法婚姻当事人的财产权益。当事人所生的子女，适用本法有关父母子女的规定。”本条规定的自始无效，说明婚姻被宣告无效或被撤销具有溯及既往的效力，婚姻在被依法宣告无效或被撤销时，即确定该婚姻自始不受法律保护。这是最重要的法律后果，由此决定其他方面的法律后果：

（1）．对当事人的人身关系方面。

第一，被宣告无效或被撤销的婚姻当事人之间不具有基于合法婚姻的效力而发生的夫妻的权利和义务，不适用婚姻法有关夫妻人身关系的规定。因此，依法宣告婚姻无效或撤销婚姻的，人民法院应当收缴双方的结婚证书，并将生效的判决书寄送当地婚姻登记管理机关。

第二，由于无效婚姻中或婚姻被撤销以前的男女不是合法的夫妻，一方与另一方的血亲及其配偶之间也不产生姻亲关系。第三，男女双方也不能以配偶的身份互为第一顺序的法定继承人。如果一方死亡，生存一方不能以继承人资格继承死者的遗产，只能按照我国继承法第14条的规定处理遗产问题，该条规定：“对继承人以外的依靠被继承人扶养的缺乏劳动能力又没有生活来源的人，或者继承人以外的对被继承人扶养较多的人可以分给他们适当的遗产。”

（2）．婚姻无效或被撤销后的子女抚养问题。无效或被撤销的婚姻为自始无效，因此，当事人在无效婚姻期间或婚姻被撤销以前受胎或出生的子女为非婚生子女，依照婚姻法规定，非婚生子女享有与婚生子女同等权利，任何人不得加以危害和歧视。因此，对于上述子女与其父母之间的权利义务，不受父母婚姻无效的影响。在确认和解除无效婚姻后，有关子女的归属和抚养费用的负担等问题，均适用我国婚姻法有关父母子女的规定。例如，父母对该子女有保护和教育的权利和义务：该子女成年后对父母也有赡养扶助的义务；父母与该子女之间有相互继承遗产的权利，等等。切实、妥善地保护子女依法享有的权益，是宣告婚姻无效和婚姻被撤销时必须注意的一个重要问题。

（3）．婚姻无效或被撤销的财产处理问题。无效婚姻和被撤销婚姻由于不具有婚姻的法律效力，因此，均不适用婚姻法有关夫妻财产制的规定。根据最新司法解释，被宣告无效或被撤销的婚姻，当事人同居期间所得的财产，按共同共有处理，但有证据证明为当事人一方所有的除外。如果双方在同居期间有共同经营所得的收入，或者由双方出资购置的财产，在婚姻被宣告无效或被撤销后，首先由当事人协议处理，协议不成时，由人民法院根据照顾无过错方的原则判决。因重婚而导致婚姻无效的，对双方在重婚期间的财产处理，不得侵害合法配偶的财产权益。人民法院在审理因重婚导致的无效婚姻案件时，涉及财产处理的，应当准许合法婚姻当事人作为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参加诉讼。

二、我国无效婚姻与可撤销婚姻制度的不足与完善

作为民事行为的一种，我国结婚立法在一定程度上吸取了民法的制度精华，也借鉴了国外有关这方面立法的经验，但有些方面还存在差距和缺陷，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无效婚姻制度的不足与完善

1．我国婚姻无效情形中第3项值得探讨

所谓禁止结婚的疾病按照我国有关规定，是指严重传染性疾病和有遗传性会严重影响下一代健康的疾病及精神病。对于这一条笔者认为不应一律定为无效，而应具体细分。结婚毕竟首先是当事人的私事，对于有严重传染性的疾病，如性病、乙肝、艾滋病等，只要婚姻当事人之间对此有明确认识，并采取有效措施，可以做到不传染，不外传，所以法律没有必要将其规定为禁止结婚或婚姻无效的理由，对于严重遗传性的疾病，有一些可以通过限制生育来达到不遗传给下一代的目的，或当事人选择不生育，也可避免其祸害。目前，艾滋病、乙肝患者数量在我国有急速上升趋势，据有关报道，每10个国人中就有一个携带乙肝病毒；至于艾滋病，我国目前也难以对其有效控制，救护责任亦不到位，人们对艾滋病的错误认识更增加了国人对艾滋病人天生的厌弃。一方面来自对疾病本身的恐慌，另一方面来自社会的遗弃乃至唾弃，造成了艾滋病人较之常人更需要关怀理解，这种关怀理解最容易在惺惺相惜的同类者之间产生，艾滋病患者之间的结合对他们更具有莫大的安慰。我认为，结婚权是人权的内容之一，婚姻是顺应人性的社会行为，亦是人生的幸福源泉之一，甚至于在很多人眼里，没结婚的人总是有毛病的，所以剥夺了一个人结婚的权利，实际上剥夺了他的基本人权，除非有绝对充分的理由，否则，连国家也没有权力这样做。虽然，作为传染性病患者，其结婚行为会造成传播疾病的可能，但这种传播不是必然的，即使是会造成当事人之间的传播，但如果当事人对此明知并表示愿意承担此风险，法律也没有理由干预。所以，因当事人有严重传染性疾病或遗传性疾病而一律禁止当事人结婚是不科学的，如果当事人在明知的情况下表示愿意承担风险，法律应允许其结婚。如当事人结婚后才知道对方有诸如此类的严重传染性疾病，如属于对方在明知自己有此类严重传染性疾病的情况下，不履行自己的告知义务的，当事人则有要求撤销婚姻的权利。如属结婚后才得病的，可作为当事人申请离婚的一个理由；另外，如果一方在结婚时表示不介意，而在婚后以此为由要求离婚的则以离婚案件处理。通观世界各国婚姻立法，如意大利、俄罗斯、德国、日本、瑞士，没有一国将婚姻当事人患有严重传染性疾病或遗传性疾病作为禁止结婚或婚姻无效的理由，只有瑞士将其列为可撤销婚姻的法定理由。当事人有精神障碍的不在此限。

2．在无效婚姻的请求权主体上，我国婚姻法也存在明显缺陷

一般来说，只有在足以影响到社会公共利益或公序良俗的情况下，才能有公法上的干预，而对于其他的情形，则不存在公法主动干预的理由。但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中却规定：一方患有法定禁止结婚的疾病婚后未治愈的，当事人及与患者共同生活的近亲属有权利申请婚姻无效。我认为这一条是不科学的，甚至是违宪的。首先作为近亲属，在婚姻当事人不申请无效的情况下，法律赋予其申请权，会严重影响到婚姻的效力和稳定性甚至与当事人的意志相悖，实质上侵害了公民的婚姻自主权；另一方面，与患者共同生活的近亲属，完全可以通过与患者“分住”，来达到维护自身安全的目的。所以我认为应除近亲属对这一条婚姻无效的申请权。

3．有关婚姻效力的判决一经做出即发生法律效力的规定不合法理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9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宣告婚姻无效的案件，对婚姻效力的审理不适用调解，应当依法做出判决；有关婚姻效力的判决一经做出，即发生法律效力。我认为这一条的后半部分也是不科学的，与法律的基本原理是相悖的。因为在我国实行的是两审终审制，只有在一些程序性问题上才适用“一裁终局制”，如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的相关制度，但是在实体性问题上，适用两审终审制是强制性规定，婚姻的效力是实体性问题，而且往往是当事人争议较大的问题，在这里规定一审终审制，不利于维护当事人的合法利益，还会破坏我国的法治文明，并且由于实行一审终审制，缺乏有效的监督，容易滋生腐败。基于以上分析，应废除这种规定，实行两审终审制，当事人对一审中关于婚姻效力的裁判有异议的，可以上诉。

(二)可撤销婚姻制度的不足与完善

1．可撤销婚姻的情形过于单一，与理论和现实均不符

在可撤销婚姻制度中，我国婚姻法只规定了一条撤销情形就是胁迫婚。根据可撤销可变更民事行为理论，除了胁迫以外，还有重大误解，显失公平、欺诈等情形。

在民法理论上，上述情形是同一等次的可撤销民事行为的理由，也不能说，欺诈的恶意就小于胁迫的恶意，况且，结婚的实质在于当事人的真意，就胁迫与欺诈甚至于重大误解，都会影响到当事人的真意。因此我认为，既然规定了胁迫婚，就没有理由不规定欺诈婚、重大误解婚，而且欺诈婚和重大误解婚在现实生活中是客观存在的，经常会有因为一方婚前隐瞒真实情况而对方在结婚后起诉要求离婚的，但这实际上应属于可撤销婚姻，因为欺诈是属于可变更可撤销的法定情形之一，这与离婚完全是两种不同性质的法律现象。究其原因就是因为没有欺诈婚的法律规定，所以当事人只能选择离婚申请。另德国、日本、瑞士、菲律宾、俄罗斯等国均规定欺诈或重大误解为婚姻可撤销的法定理由。至于哪些情形才构成欺诈或重大误解，一般来说，应以该情事足以影响当事人对对方的评价和结婚的判断为限，至于一点点无关紧要的生活琐事，则不能构成抗辩理由。至于显失公平，由于婚姻不同于一般的商品交易，不宜为可撤销婚姻的立法理由。

2．确认我国婚姻可撤销的有权机构的立法也不尽如人意

我国《婚姻法》第11条规定：因胁迫结婚的，受胁迫的一方可以向婚姻登记机关或人民法院请求撤销该婚姻。对于这一条，我也认为不妥。因为确认一种民事行为效力的权力，应属于国家司法机关，只有在国家司法机关无力判定的情况下，才可能由专门机关来行使该权力，如对于专利与商标的效力问题，就采取了先由国家专利局或商标局来裁判的方式。对于婚姻的效力，则没有这种问题，应统一由法院来裁定，才是对当事人权利的充分尊重，也是对国家司法裁判权的尊重。

当然，如果双方当事人对婚姻的撤销已达成协议，并对子女和财产分割也达成一致的，可以类推适用协议离婚的规定，由婚姻登记机关来处理。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基本上很少会涉及到对案件事实的认定和法律的适用，婚姻登记机关只是在履行一种程序而已。国外相关立法如德国、日本、瑞士、菲律宾、俄罗斯、我国的台湾地区均规定，婚姻的可撤销由法院来裁定。

3．在可撤销婚姻的法律后果上也有缺陷

我国《婚姻法》第12条规定：无效或被撤销的婚姻，自始无效。当事人不具有夫妻的权利和义务。同居期间所得的财产，由当事人协议处理；协议不成时，由人民法院根据照顾无过错方的原则判决。对重婚导致的婚姻无效的财产处理，不得侵害合法婚姻当事人的财产权益。当事人所生的子女，适用本法有关父母子女的规定。可见，无效婚姻与可撤销婚姻的法律后果完全相同，被宣告后，均溯及婚姻成立时起无效。我认为，该规定抹煞了无效婚姻与可撤销婚姻区别的价值，是不合理的。无效婚姻与可撤销婚姻欠缺的结婚法定要件的情形不同，对社会的危害程度不同，法律后果也应有所区别。无效婚姻违反了公益要件，应当自始无效；而可撤销婚姻仅违反私益要件，对社会的危害程度较小，应从被宣告撤销之日起无效，无溯及既往的效力，婚姻被撤销后，当事人之间的子女抚养、财产分割等，适用有关离婚的规定。

另外，婚姻被宣告无效或被撤销后，善意一方是否有权要求导致婚姻无效或可撤销的恶意一方承担损害赔偿责任？新《婚姻法》及其司法解释也未明确规定。而诸多国外立法则对当事人恶意导致婚姻无效或可撤销的民事责任均有规定。如《意大利民法典》第129条附加条专门规定非善意当事人和第三人的民事责任，即因婚姻无效而被起诉的配偶，在婚姻被撤销的情况下，即使善意配偶没有蒙受损失的依据，也要对其提供适当的补偿。《俄罗斯联邦家庭法典》甚至赋予受害方向过错方请求精神损害赔偿的权利。我认为，根据民法的侵权行为理论，若因恶意当事人一方的行为导致婚姻无效或被撤销，而使善意当事人一方蒙受损害的，无论财产或精神损害，恶意当事人一方均应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婚姻意味着一生的相守，关系到个人终生的幸福，同时婚姻家庭的稳定又关系到社会的稳定。因此，婚姻的缔结应当是严肃认真的，《婚姻法》的制定更应该是严密、科学的。我们应当从我国的社会现实出发，借鉴国外的立法经验，积极探索并逐步确立完善无效婚姻与可撤销婚姻制度，使我们的《婚姻法》更加成熟，更能显示法律的人文关怀精神，发挥其应有的功效。

参考文献：

1、张贤钰主编，《婚姻家庭继承法》，法律出版社，2002年7月版

2、曹诗权主编，《婚姻家庭继承法学》，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5月版

3、杨遂全等著，《婚姻家庭法新论》，法律出版社，2003年8月版

4、杨大文主编，《婚姻家庭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8月版

无效制度范文篇9

一、确立婚姻无效制度的法律意义

现行婚姻法对婚姻无效制度作出明确的规定，笔者认为有很重要的法律意义：

（一）填补了我国婚姻立法的空白

我国1950年和1980年婚姻法都没有对婚姻的无效作出规定，仅笼统规定，违反本法者，得分别情况，依法予以行政处分和法律制裁。1989年3月颁行的《婚姻登记办法》第9条明确规定了婚姻无效问题：“婚姻登记机关发现婚姻当事人有违反婚姻法行为，或在登记时弄虚作假，骗取《结婚证》的，应宣布该项婚姻无效，收回已骗取的《结婚证》，并对责任者给予批评教育。触犯刑律的，由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1994年2月1日施行的《婚姻登记管理条例》第五章，虽然规定了婚姻无效的原因及处理等问题，但仍未建立一套系统完备的婚姻无效制度。

婚姻法既然要求男女结婚必须符合法定的结婚条件和程序，婚姻才具有法律效力，但对于欠缺婚姻成立要件的男女两性的结合，却没有明确其法律后果，笔者认为这就使我国的结婚制度处于不完整状态，使我国的婚姻法不完善，不利于对合法婚姻的保护和对违法婚姻的制裁。无效婚姻制度作为保障合法婚姻的有效手段，是结婚制度中不可缺少的内容，也是婚姻法中必不可少的部分。2001年《婚姻法》增加规定了无效婚姻制度，填补了婚姻立法的空白，使我国的婚姻法进一步完善。

（二）避免了不必要的法律冲突，维护了婚姻法的严肃性和权威性

现行《婚姻法》明确规定了婚姻无效制度，我国司法机关在处理违法婚姻时从此有法可依。过去，由于我国婚姻法没有婚姻无效制度，对违法婚姻的处理缺乏法律依据，人民法院一般是将本应宣布无效的婚姻按离婚处理，这样导致违法婚姻解除的后果与合法婚姻解除的后果完全相同。一些群众认为“婚姻法是软法，遵守不遵守后果都一样”，这显然不利于结婚法定条件和程序的贯彻执行。①另外，在没有婚姻无效制度的情形下，一些人对结婚的法律效力缺乏认识，造成早婚、近亲结婚、包办买卖婚姻、换亲、结婚不登记等违法婚姻大量存在，特别是在农村偏远地区，这种情况更为普遍。如果在婚姻法中确立了婚姻无效制度，司法机关在处理这些违法婚姻的时候便有明确、充足的法律依据，该宣布无效的婚姻宣布无效，属于可撤销的婚姻，当事人可以请求撤销。这便有利于制裁违法婚姻，维护我国婚姻法的严肃性和权威性。

（三）使我国的《婚姻法》能更好地与国际接轨

世界上许多国家的婚姻家庭法都设立了婚姻无效或可撤销的法律制度。比如，1970年美国州法律全国统一委员会通过的《统一结婚离婚法》的第207-209条规定了婚姻无效制度的主要方面；1971年，英国专门颁布了《婚姻无效法，对长期以来教会法庭有关婚姻无效的法律，作了全面改革，1973年又颁布了《婚姻诉讼法》是目前英国法院处理婚姻无效案件的法律依据；此外，意大利、俄罗斯、日本、瑞士、菲律宾等国都对无效婚姻作了规定。对外国婚姻家庭法先进或合理的法律制度加以借鉴，吸取其中有益的东西，以完善我国的婚姻法，使我国的婚姻法能与世界各国的婚姻家庭法相互融合，更好地与国际接轨。

此外，由于我国目前还不存在英美法上宽松的离婚体制，人们在诉讼离婚时，原告只有提出法定的能够证明婚姻关系确已破裂的相关证据，才能获得法院的准许。因此，婚姻无效制度还会不可避免地成为人们解除已经成立婚姻的合法方式之一。②

二、婚姻无效的构成

（一）婚姻无效的构成

我国《婚姻法》第十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婚姻无效：（一）重婚的；（二）有禁止结婚的亲属关系的；（三）婚前患有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结婚的疾病，婚后尚未治愈的；（四）未达法定婚龄的。”第十一条规定，“因胁迫而结婚的，受胁迫的一方可以向婚姻登记机关或人民法院请求撤销该婚姻。受胁迫的一方撤销婚姻的请求，应当自结婚登记之日起一年内提出。被非法限制人身自由的当事人请求撤销婚姻的，应当自恢复人身自由之日起一年内提出。”

由此可见，我国《婚姻法》在婚姻无效制度的基本构成上，采取了自始无效与可撤销的双轨制，这比对各种违法婚姻采一律无效、自始无效的单轨制有更大的优越性。单轨制重视对违法婚姻及当事人的制裁，会忽视对无过错方或弱势一方的必要保护，也不利于对子女利益的保护，有很大的缺陷；而双轨制表明，对违法婚姻，法律应当区别对待，对那些违法性严重，有悖于公序良俗或对现行婚姻制度造成冲击的，应做自始无效处理；对那些违法较轻的，应归于可撤销婚的范畴。③因此，双轨制更利于对相关当事人及子女利益的保护。正是基于这些原因，我国的婚姻无效制度选择了自始无效与可撤销的二元结构。

（二）婚姻无效的构成中值得探讨的问题

外国学者把婚姻成立的要件分为公益要件和私益要件。违背公益要件者，被认为对社会危害性较大，因而为无效婚姻；违背私益要件者，被认为社会危害性较小，为可撤销婚姻。从国外婚姻无效制度的立法趋势看，自始无效婚和可撤销婚的区别正逐步缩小，④而且总的趋势是逐渐减少了自始无效婚的种类，相应扩大了可撤销婚的范围。外国婚姻无效制度的这种发展趋势对我国的婚姻无效制度具有借鉴意义。

因此，笔者认为：我国《婚姻法》第十条列举的自始无效婚的范围应当缩小，仅限于两种，即1、重婚的；2、有禁止结婚的亲属关系的。因为重婚这种行为严重违反了我国婚姻法关于一夫一妻制的基本原则。而有禁止结婚的亲属关系的人结婚，又与社会伦理道德不符，这两种情形都严重违背了结婚的公益要件，对社会的危害性较大，无疑属于自始无效婚。至于第十条列举的“婚前患有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结婚的疾病，婚后尚未治愈的”以及“未达法定婚龄的”，笔者认为这两种情形应划归可撤销婚的范畴，因为这两种情形只是违背结婚的私益要件或一般性地违背结婚的公益要件，社会危害性较小。而且，如果一个人愿意与患有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结婚的疾病的人结婚，愿意照顾其日常生活，我们的婚姻法为什么要横加干涉，非要宣告它无效呢？此外，“未达法定婚龄的”在违法结婚之后如果达到了法定婚龄，也属于可撤销婚姻，由婚姻当事人自行选择，这样更利于百姓生活的稳定以及对婚姻当事人及子女合法权益的保护，也更符合婚姻法作为私法其基本目的在于保护当事人民事权益的基本属性。

我国《婚姻法》第十一条规定的可撤销婚姻只有一种，即“因胁迫结婚的”。笔者认为：这种提法似为不妥，而规定“违背当事人意愿的”似乎更妥当。因为我国的大多数婚姻法学专家均认为“可撤销婚姻是指违背当事人真实意思而成立的婚姻”。⑤违背当事人真实意思除了因胁迫之外，另外还应包括欺诈，双方当事人的误解以及虚假的意思表示等情况。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我国的无效婚姻应有两类，第一类是自始无效婚，包括：1、重婚的；2、有禁止结婚的亲属关系的。第二类是可撤销婚姻，包括：1、婚前患有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结婚的疾病，婚后尚未治愈的；2、未达法定婚龄的；3、违背当事人意愿的。

三、宣告婚姻无效的程序

宣告婚姻无效的程序性规定主要是指宣告婚姻无效的请求权人，请求期间以及宣告婚姻无效的机关。

（一）婚姻无效的宣告程序

关于婚姻无效的宣告程序，我国现行《婚姻法》没有明确规定，笔者认为：可以这样理解：婚姻无效是法律上的无效，不产生任何法律上的效力，不需经过婚姻登记机关或人民法院宣告，该婚姻永远不会等到认可。⑥因此，重婚、有禁止结婚的亲属关系等情形骗取结婚登记的，即使未经婚姻登记机关或人民法院宣告无效，该婚姻也是无效的。此外，任何一方当事人、有利害关系的第三人为了使无效婚姻有法律记录，也有权向婚姻登记机关或人民法院提出宣告婚姻无效的请求；民政部门在执法检查的过程中发现无效婚姻可以直接宣告婚姻无效，收回《结婚证》；人民法院在审理案件过程中，如果发现当事人有无效婚姻的情形，也可以直接宣告该婚姻无效。

（二）可撤销婚姻的宣告程序

关于可撤销婚姻的宣告程序，我国现行《婚姻法》第十条有明确的规定，即撤销权人可以在一年内向婚姻登记机关或人民法院请求撤销该婚姻。

1、请求权人

如前所述，可撤销婚姻的范围有所扩大，因此，请求权人应当有三种：

（1）与婚前患有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结婚的疾病，婚后未治愈的人结婚的一方当事人或与患病者共同生活的近亲属；

（2）未到法定婚龄的当事人及其监护人；

（3）受胁迫、欺诈而结婚的一方当事人或者因误解或作出虚假的意思表示而结婚的一方当事人及近亲属。

2、请求期间

请求权人行使请求权的法定期间1年实质上是一个除斥期间，即法律规定宣告婚姻无效的请求权有一个预定存在的期间，权利人在此期间不行使权利，预定期间届满，便发生该项权利消灭的法律后果。⑦因此，可撤销婚姻的请求权人在除斥期间内不提出请求，请求权即丧失，如果以后男女不想一起生活的，应当通过离婚解除夫妻关系，此外，如果受胁迫者被限制了人身自由，请求撤销婚姻的时间应当自其恢复人身自由之日起计算。

3、宣告撤销婚姻的机关

通观世界各国的婚姻家庭法，对婚姻的撤销，均以诉讼方式，由法院判决宣告。所以有学者也主张在我国宣告撤销婚姻的机关也仅限于人民法院。但我们应看到，在我国，调整婚姻家庭关系的除了《婚姻法》之外，还包括《婚姻登记管理条例》等行政法规，而且我国婚姻成立的唯一合法形式要件是双方当事人亲自到婚姻登记机关进行结婚登记。因此，宣告撤销婚姻的机关因根据我国的具体情况决定，与我国现有的婚姻登记制度相一致。具体说来，包括两个机关：

（1）婚姻登记管理机关。该机关应当自收到宣告撤销的请求之次日起，在一个月内进行全面审查，如查明确实存在可撤销的事实，则作出宣告撤销该婚姻，收回《结婚证》的决定，当事人如不服该决定，可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

（2）人民法院。受理不服婚姻登记管理机关裁决而起诉的案件或直接受理请求权人起诉宣告撤销婚姻的案件。

四、婚姻无效的法律后果

2001年《婚姻法》第十二条分别从四个方面规定了婚姻无效的法律后果，其中有一些问题笔者认为值得探讨，现分述如下：

（一）无效婚姻或可撤销婚姻的溯及力问题

《婚姻法》第十二条规定：“无效或被撤销的婚姻，自始无效。”对此，笔者有不同的见解，即自始无效婚姻与可撤销婚姻的法律后果应当有所区别。如前所述，自始无效婚因严重违背社会公益要件，违反社会的公共秩序与善良风俗，应当自始无效，有溯及力。而可撤销婚姻只是一般性地违背社会的私益要件，违法程度不是很严重。应从被宣告撤销之日起无效，即宣告撤销之前婚姻还是有效的，婚姻登记管理机关或人民法院的撤销宣告无溯及力。在当今一些采婚姻无效与可撤销双轨制的国家及地区，关于婚姻无效与可撤销的法律后果，也是如此分别规定的，这样也显得更为科学、合理。

（二）当事人是否具有夫妻关系

《婚姻法》第十二条简单地规定：“当事人不具有夫妻的权利和义务。”与第一点相同，由于自始无效婚与可撤销婚的溯及力不同，自始无效婚溯及既往，当事人当然不具有夫妻的权利和义务；但可撤销婚姻无溯及力，在被宣告撤销之前，婚姻关系是有效的，因而在宣告撤销之前，当事人之间的夫妻关系也应当得到认可，具有夫妻间的权利和义务。

（三）当事人之间的财产关系

关于财产关系，《婚姻法》第十二条规定：“同居期间所得的财产，由当事人协议处理，协议不成时，由人民法院根据照顾无过错方的原则判决。对重婚导致的婚姻无效的财产处理，不得侵害合法婚姻当事人的财产权益。”。笔者认为这个规定比较模糊且不是很全面，在司法实践中可以这样处理：无效婚姻或可撤销婚姻在被撤销后，双方当事人同居期间各自取得的财产归个人所有，对是否个人财产举证不明，且无法查实的，按共同财产认定，均有分割权。双方共同购置的财产按民法一般共有财产合理分割；双方各自所欠债务，独立负责偿还，共同所欠债务，由双方负连带责任予以偿还，处理时运用有关民事法规。⑧此外，婚姻无效或被撤销后，生活困难的一方可以请求另一方提供必要的经济补偿，无过错一方还可向过错方请求损害赔偿。

（四）父母子女关系

无效婚姻或可撤销婚姻中子女的法律地位在婚姻法中是这样规定的：“当事人所生的子女，适用本法有关父母子女的规定。”实际上，婚姻法对这个问题的态度很不明朗。可撤销婚姻存续期间出生的子女是婚生子女，这是可撤销婚姻不具有溯及力的必然法律后果。关键是无效婚姻中出生的子女是婚生还是非婚生？有学者认为：他们是非婚生子女，但考虑到这一严厉后果对子女来说是不公平的，会引起不良的法律后果，因此应将当事人所生子女视同婚生子女。⑨对此，笔者有不同的观点，无效婚姻既然自始无效，那么自始无效婚姻中出生的子女毫无疑问是非婚生子女，但这并不是说我们就不保护无效婚姻中子女的合法权益，虽然婚姻无效，但子女是无辜的，而且子女与父母之间的自然血缘联系不因婚姻无效而解除，因此，无效婚姻中当事人所生子女，适用婚姻法有关父母子女关系的规定：子女如何抚养，可先由双方协商，协商不成时，由人民法院判决；子女无论由父方或母方抚养，都是双方的子女，各自负担子女必要的抚养费和教育费；不抚养子女的一方有探望子女的权利。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我国的新婚姻法虽然确定就婚姻无效制度，着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也标志着婚姻法律的逐步形成一个比较完整的体系，但对其中的一些不太完善问题还是值得研讨的，这些问题的完善对稳定社会和家庭有积极的作用。

参考文献：

①曹诗权主编.婚姻家庭继承法学.[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1995.146.

②薛宁兰.婚姻无效制度论——从英美法到中国法[J].民商法学，2001（8）.87.

③薛宁兰.婚姻无效制度论——从英美法到中国法[J].民商法学，2001（8）.84.

④陈苇.关于建立我国婚姻无效制度的思考[J].法律科学，1996，（4）.91.

⑤姚红、王瑞娣、段京连、赫作成编著.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释解[M].北京：群众出版社，2001，55.

⑥夏吟兰.美国现代婚姻家庭制度.[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4)，33-46.

⑦贺丹青.婚姻无效制度核心问题研究[J].中央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0(4)，14.

无效制度范文篇10

一、经济学视角看我国现行合同无效制度的基本立法精神

关于我国合同无效制度的完整规定见于我国《合同法》总则部分的“合同的效力”一章之中。作为调整契约法律关系的基本法，较之以前颁布的《民法通则》中第四章“民事法律行为和”（因无效合同是无效民事行为的主要形式，故关于合同无效问题的判断主要依据的是民法通则关于“无效民事行为”的法律规定），虽然在认定“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损害社会公共利益”这些情况下构成无效方面保持了完全一致性，但也有着十分显著的区别：首先，在《民法通则》中规定“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所为的”民事行为无效，而合同法则规定：只有在“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时，才构成合同无效，而“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则并不当然构成无效，只是赋予受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其次，在《民法通则》中将“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的和限制行为能力人依法不能独立实施的”民事行为一律视为无效民事行为，而合同法中则删除了这些规定，将限制行为能力人订立的合同界定为效力未定的合同，既可随着法定人的追认变成有效，也可因法定人不予追认而无效，但在未作表示和期限未到之前效力是不确定的。再次，《民法通则》将违反法律或违反国家指令的民事行为均笼统地规定为无效的民事行为，而合同法则仅仅规定“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合同才可能构成无效，其他的具有瑕疵的合同则不是属于当然无效。[2]通过比较分析，我们不难发现，我国合同法中无效合同的范围已做了大大的限缩。与过去动辄宣布合同无效、对合同极端强制干预的立法态度较之，我国新的合同立法体现了“尽可能使合同趋于有效、充分体现合同主体意思自由”的立法精神和理念。

那么，我国合同立法何以会出现这些新的变化？对其单纯进行价值判断是远远不够的。因为“价值判断是一种主观理性的运用，既是主观，自是人言人殊。法律如果是实践理性的产物，在各人不同之经验下似乎很难产生所谓的共同主观，那么所谓公平正义有时不免归于虚无或成为权力运作的产物。”[3]在这方面，法律经济学则有助于我们摆脱主观的判断，为我们认识问题提供较为有效的分析视角和方法。如果我们深入考察市场的交易关系，认真权衡其间的各种利益关系，将十分有利于我们发现我国现行合同立法所蕴涵、传递的法律精神。以下，笔者拟借助法律经济分析方法对上述法律规定做简单考察。

（一）、合同的经济价值与合同效力状态的关系

合同的基本经济价值在于确保双方当事人所追求的经济利益得以实现。在经济交往的过程中，公民、自然人及其他组织签订合同的目的，乃是以合同确定彼此间的利益关系，并通过合同的拘束力促使合同主体履行各自的经济义务，从而实现双方预期利益的最大化。一旦任何一方违反了合同的义务，都将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从而通过矫正将法律关系恢复到正常的状态。合同的利益确定性特征与其可得强制执行的性质为合同双方当事人利益的实现提供了法律上的保证。

然而，并非当事人间所有的约定都能获得法律的保护。“契约自由原则绝非意味着所有契约在法律上都具有约束力且须予以强制执行。”[4]合同所涵涉利益关系的实现应当建立在合同有效的基础之上，当事人无法借助尚未成立或无效的合同实现自己预期的利益。尽管合同尚未成立的情况下当事人可依据缔约过失责任得以弥补遭受的损失、合同无效的情况下当事人可通过赔偿责任或者返还不当得利等途径获得相应的补偿，但当事人积极追求的合同利益无法得到实现则成为事实。以买卖合同为例，只有在合同有效的情况下，才能确保买卖双方的权利与义务关系的确定和可得强制执行。如果双方依约行事，买方购买某种物品的利益需求和卖方通过卖出货物换取货币的目的就能得到完全实现。而合同无效时，双方的约定对彼此的权利义务无法确定，也自然无强制的效力。一旦发生争议，双方试图通过合同实现的购买某物消费或再交易的目的和买方获取资金购买物品、投资等追求必然随之落空，与买卖双方交易行为有联系的相关利益关系链条势必中断。这无论对于当事人自身还是对于社会的整体经济活动都是十分不利的。

由是观之，合同的效力状况对当事人乃至社会的利益有较深刻的影响，进而直接左右着合同基本经济价值的能否实现。

（二）合同效力状态的认定与合同无效制度之立法基本精神的关联性：兼论两种不同利益的平衡

在不同的法律制度之下，合同的效力状态相差比较悬殊。而不同的合同无效制度又受制于不同的立法精神。因而，在不同的立法精神的指导下，对同一合同的效力状态往往会做出不同的判断。那么，究竟如何确定一个国家的立法精神呢？笔者认为，从经济学的角度对其进行分析是大有裨益的。

国家之所以确立某一类合同属于无效，主要出于社会公益和维护基本经济秩序的需要。这是该制度的根本出发点。然而，究竟应将制度的边界划在何处，是立法者必须认真考虑的问题。而要解决该问题，离不开两种不同利益的权衡，即：公共利益与个体自由。

“就当事人能够从事交易行为的事件而言，我们从经济学理性自利，以及自愿即为自利的假设可以推知，自愿性的交易可以获得效益（如契约）”。[5]因此，对于理性的人来说，订立合同的过程应当是充分展现合同双方意思自治的过程。双方当事人意图实现一定的经济利益，并自愿接受合同的约束：一方面，信守承诺，自觉自愿地履行合同所确立的各项义务；另一方面，在因自己的过失造成履行义务的瑕疵时，主动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如此，通过双方的严格自我约束，便可实现各自利益的最大化。自此言之，合同完全属于当事人双方的私事，其效力的有无也主要由双方当事人决定，国家强制规定合同的是否无效是对意思自治的妨碍和干预。

然而，由于人所具有的有限理性，任何一方都可能为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而损害对方、第三人或国家的利益。如当事人可能采用欺诈、胁迫的方式损害对方利益；也可能通过合同实现非法的目的。在此情况下，如果任由当事人自己来处置合同关系，很可能造成合同中居于弱势地位一方、国家乃至社会公众利益的严重损害，极大地破坏社会的基本经济秩序，使每个人在市场中应有的交易安全得不到充分保障，人们将怀着极大的热忱寻求私力救济途径。这样一来，市场主体为交易而支出的成本（为如防止自己受骗而支出的信息调查费用、为确保合同标的安全转让所支出的费用等等）将大大增加，市场交易的效率则将随之大大降低，最终将导致社会整体财富的减少。因而，国家有必要通过强制性立法的方式对危及社会公益和基本经济秩序的合同作否定性评价，即依法确认其为无效。从而，借助公权力维护市场的效率。世界许多国家尤其是大陆法系各国的合同法中都明确规定了合同无效的制度。“为达到犯罪目的的契约或者不道德的契约、契约、限制交易的契约、对一个人的劳动做永远限制的契约，甚至进行某些特殊表演的契约”[6]等契约往往都被各国法律确认为无效，而得不到国家的保护或保障实施。合同无效制度的确立，为国家干预合同、维护社会正常秩序打开了方便之门，但也带来了一个十分尖锐的问题：即应当把国家确认合同无效的权力约束在什么范围？

根据国家权力对合同效力问题干预程度的不同，笔者将各国的立法精神归纳为两种类型：权力扩张型思路和权力限缩型思路。所谓权力扩张型思路意指国家在立法时坚持：应将一切有碍于交易公平或有损于第三人利益、社会公益的合同均作否定性评价。在这种立法精神的指导下，国家成了代替当事人进行判断的主体，当事人行为的微小瑕疵足以使其审慎做出的选择完全付之东流。合同常常动辄被宣布无效，合同当事人的利益也自然无法充分实现。这种精神反映了强烈的国家主义观念。所谓权力限缩型思路则指的是为保证社会秩序和个体自由的平衡，尽可能把国家确定合同无效的范围限定在最低的限度内，只有在严重侵犯社会公共利益、国家利益及他人利益的情况下才通过法律的强制性规范确认为合同无效。在这一观念的指导下，政府对合同的干预必须严格遵循自由制度之“一般性规则”（哈耶克语，即指自生自发秩序中长期以来形成并不断进化的法律规则、原则）的要求，合同无效通常被保持在最小的范围内，至于纯属当事人间不损害他人和社会利益的合同是有效还是无效完全由合同主体自己去决定。当事人由此成为自己利益的最佳判断者和安排者。这种精神反映出立法者浓郁的个人自由主义的观念。由于立法所坚持的基本精神的不同，导致司法实践中对合同认定的宽严程度有极大的差异：在权力扩张型思路的指引下，合同无效的情形发生得较为频繁，当事人的意志自由被较多地限制；而在权力限缩型思路的指引下，合同无效被严格地限制，当事人的意志自由则获得较多的尊重。

（三）关于我国现行合同无效制度基本精神的简要评析及原因分析

结合上述分析，我国合同无效制度的立法精神经历了一个由权力扩张型思路向权力限缩型思路演变的过程。现行的合同立法坚持了“尽量使合同得以生效”的基本精神，把合同的无效情形限制在较为狭窄的范围内。

应当说，这一立法精神顺应了我国经济发展的要求。随着我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交易活动日益丰富和多元，极大地刺激了人们对自由尤其是交易（合同）自由的渴求。这种要求体现在法律中即表现为国家对合同之行政干预的减轻和合同当事人自由权利的张扬。我国现行合同法因应了社会的这一要求，在合同无效制度中表现出较为明显的尊重个人自由意志的倾向：凡是无碍社会基本秩序、仅仅关涉双方利益的合同是否属于无效的问题由当事人自主决定，是否行使撤销权利完全由当事人自由裁度。

二、合同无效制度的实现：关于司法中现存误区的法律与经济分析

合同无效制度的基本精神能否在现实中得到贯彻，不仅取决于实体法如何规定，而且还受制于我国司法者能否持之以恒地将法律的精神贯穿于司法实践中。然而，就目前的实际情况看，我国司法过程中部分法官对合同无效制度之立法精神的理解并非完全符合法律的本意，甚至可以说是相距甚远。具言之，主要有两个明显的误区：其一、有些司法者仍然沿袭了过去的习惯做法：出于不同的考虑（多数为审理案件的方便），动辄使合同归于无效，造成了当事人本应通过合同实现的预期利益得不到实现。其二、过于宽泛地解释“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概念的含义，把本不应认定为无效的合同而借口“损害国家利益”、“损害社会公共利益”认定为无效，从而使法官的自由裁量权缺乏必要的约束。

应当说，司法实践中的这些做法，是严重背离我国现行合同无效制度的立法精神的，与我国合同法保护当事人契约自由的原则和合同法权利本位的立法理念不相符合。从经济学的角度考察，也是十分低效率的。首先，对当事人个体而言，双方之所以订立契约，旨在借助契约这一法律工具实现其各自追逐的经济利益。换言之，“各取所需”乃是当事人定约的基本动因。而要实现这一目的，尊重当事人意愿，允许其自主协商、自由取舍其利益乃是最有效率的方法。因而，在司法过程中，依法保证当事人自由协商的空间应是司法效率的必然要求。上述动辄宣布合同无效的司法习惯、对“损害国家利益”、“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无端地作扩大解释、强制性地使双方的预期利益落空的做法显然与现代合同立法的效率要求背道而驰。其次，自社会角度分析，当事人之间的合同关系并非是孤立的，而是社会经济利益锁链中的一个环节。上述做法在破坏交易双方利益关系的同时，必然也对社会利益构成较大的损伤。与此同时，法官对法律精神的误解和歪曲也在一定程度上使法律追求的目标难以实现，而立法本身也是有成本的，由此必然导致立法成本的浪费。通过以上分析，司法实践中所存在的“合同无效泛化”的做法显然既违背了法律的自由原则，又与法律的效率原则相抵牾，是一种极不合理的司法选择。在今后的司法实践中，应予及时地纠正和改进。

[注释]

[1]哈耶克在其著述中，表达过类似的观点：“契约的可实施性乃是法律提供给我们的一个工具，从而缔结一项契约会导致何种后果的问题，也应当由法律来决定。”参见其《自由秩序原理》（上），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8月版，第292页。

[2]参见《民法通则》第58条、《合同法》第52条；

[3]王文宇：《民商法理论与经济分析》，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页。

[4]前引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下），第3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