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探索范文10篇

问题探索范文篇1

一、十六大以来党内民主的探索

十六大以来，党的基层组织和中高层组织都对发展党内民主作了有效探索，但各有不同的着力点。党的基层组织着力于实现党员权利，在党内选举、党务公开、党内监督等方面进行大胆实践；而党的中高层组织则着力于健全党的集体领导制度，在发挥全委会作用等方面做了不少努力。

改革和创新党内选举力度很大。全国有2000多个乡镇进行了直选乡镇党委书记，主要有三个亮点：一是将候选人的提名权交给党员和群众。以往候选人名单一般是由上级党委与组织部门确定，在直选探索中上级党委和组织部门不再确定具体名单，而主要制定候选人的资格条件与提名程序，由党员群众酝酿提名。二是候选人考察过程公开。以往在考察任用干部过程中非常强调保密纪律，而直选探索中对候选人的组织考察是在党员群众参与中与候选人调研情况、提出“施政设想”结合在一起的，考察过程成为了党员群众更多地了解候选人、候选人深入与党员群众沟通的过程。三是充分竞争基础上的选举。以往党员由于无选择余地，党内的“等额”选举实际上是变相任命。即便是“差额”选举，也有些是“陪选”，选举结果并不全是党员意志的体现。而直选探索中，由于“差额”幅度很大，选举过程也是候选人充分竞争、党员群众充分选择的过程，选举产生的结果充分体现了党内外的民意。

党务公开取得新的进展。主要是发展新党员公示与党委决策过程公开。一些党组织在发展新党员过程中，作到确定作为培养入党的积极分子、发展成为预备党员、预备党员转正时都要进行公示，在党员群众的参与下严格把好新党员入党关口。这不仅提高了发展党员的质量，而且增强了新党员入党的政治荣誉感，有些过去素质较好而又不想入党的群众现在积极靠拢党组织，纷纷表示申请入党的热切愿望。在决策公开上，一些地方党委探索事先向社会公告党委会议的召开日期和所要讨论决策的事项，邀请与讨论事项有关的党员群众和部门专家参加党委会，充分反映各方意见，同时见证党委会作出决策。党委会决策过程公开，使得决策更好地顺民心、合民意，执行决策的群众基础相当扎实，有力地推动了党委工作任务的完成。

党内民主监督力度加大。民主监督是党内民主的重要内容，一些地方结合年度工作总结在加大公开考评领导干部方面作了有益尝试。一般说来，对领导干部的年度工作考评，大多由领导干部的下属参与，而且考评结果不对外公布。有的地方党组织采取三个措施改变了这一习惯做法：一是扩大参加考评领导干部的党员群众代表人数。从*年起，四川成都市新都区（县）在年度工作总结时，组织1000多名各界党员群众代表对全区党委、人大、政府、政协四套班子中的17名主要领导干部进行考评。二是考评结果完全公开。他们在考评以后，将电脑统计的考评结果刊登于当地街头报摊销售的资讯报纸上，并同时在当地电视台的本地新闻栏目中滚动播出。做到了1000多人评议17名领导干部，全区（县）60多万人都知道考评结果。三是领导干部在电视上公开剖析问题，作出今后整改承诺。这些措施增强了领导干部接受监督的意识，促使他们改进工作作风，提高工作效率，同时也提升了党的政治威信。

继续探索党代表大会常任制。试行党代表大会常任制是这几年发展党内民主的又一热点，其中比较突出的有浙江省台州市椒江区、四川省雅安市和湖北省的罗田县等。首先，对党代表产生实行竞选。在党代表选举上，各地都注意了实行差额选举，但差额比例不一，由此竞选的程度也就有很大差别，其中罗田县党代表差额竞选力度较大。罗田县委书记与普通党员一样，只有在竞选党代表中胜出，才能在党代会上被选举进入县委班子，直至选举成为县委书记。其次，探索建立党代表大会常任制的运转制度。罗田县实行党代表直选制、党代表常任制、党代表建议书制度、党代表评议制度、党代表大会年会制等等；台州市椒江区从党代表常任制、党代会年会制到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发挥党代表作用等方面制定了26项制度，初步形成了系统性的制度。四川雅安市党代会常任制也试行了一系列制度规定。

党内直选、党务公开、党内民主监督，试行党代表大会常任制，都主要在县以下党组织中展开，基本上属于党内基层民主范畴。十六大以来，推进党内中高层的民主也有了新的进展，中央高层对推进党内民主起到了表率作用，带动了各级地方党委。党的十六大以后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并逐渐制度化，各级地方党委积极探索健全党的集体领导制度，发挥全委会的作用。这主要是在三个方面：一是调整党委常委会与全委会的关系，有的提出逐步取消常委会，有的提出常委会只确定全委会开会的议题，由全委会作出决定。二是重大问题由全委会决定，特别是对干部任用问题，必须经由全委会表决。三是在党委表决机制上作出重大改进，一些地方党委会在表决重大问题时由过去的口头表决、举手表决方式转向票决制。

总之，推进党内民主成为十六大以来党的建设改革创新的实践热点，它有力地促进了党内团结统一，推动着党的先进性建设不断发展前进。

二、探索中的问题

随着党内民主的不断推进，也逐渐暴露出一些影响党内民主健康发展的问题，需要引起注意。主要的是以下几点：

1、如何进一步保障党员的被选举权和选举权问题。如，在乡镇党委书记直选的实践中，由于乡镇党委书记属于国家公务员范畴，因而有的地方在候选人提名资格条件中规定，只有在乡镇以上政府系统工作、属于国家公务人员系列的党员才具有提名资格，这样就有相当一批优秀村党支部书记因为社会身份差别而被排除在外。同时，有的党组织内尽管好象不再明确规定候选人名单，但是仍存在通过规定候选人提名条件，把提名人圈定在很小的范围内，使“点人头用干部”变相延续的情况。这实际上限制了党员的选举权。

2、要重视解决党务公开随意性的问题。有的地方党务公开带有明显的个人意图色彩，无关紧要的公开，关键、重大问题强调保密纪律，还有的前半段公开后半段保密（如对领导干部的民主考评，要求党员和下属参加考评划钩，而考评结果不宣布）。党务公开必须制度化，公开什么、如何公开等都需要以制度规定。修改后的十七大党章已经增加了“党的各级组织要按规定实行党务公开”的条文，今后需要制定实际操作制度并严格执行起来，切实保障党员对党内事务有更多的了解和参与。

3、如何将党内民主监督经常化。结合年度工作总结加大党内民主监督力度固然重要，但是一次性或阶段性的民主监督还远远不够，我们还需要不断探索党内民主监督的经常化方式。

问题探索范文篇2

【关键词】广告制改革建议

广告制是广告公司一方面广告主的市场调查,广告策划,创意,媒体投放,广告效果测评等工作,另一方面为媒体寻找广告客户的双重机制。我国广告制是从20世纪90年代才发展起来的,实施初期曾被中国广告界人士视为通往规范化成熟化的标志,然而制在中国的执行情况并不理想,客户和媒体并存,造成了中国广告市场依旧处于无序竞争和混乱运营之中[1]。因而,我国广告制亟需一些有益的改革措施,帮助其摆脱困境。

1我国广告制实施中存在的问题

1.1广告主的问题

我国很多大型企业都设有广告部门,承担本企业的广告业务,这些广告部门与企业存在隶属关系,因此缺乏竞争意识,缺乏与其它媒体协调配合的能力,失去了广告部门的中介功能和独立优势[2]。

广告主与广告公司之间信息不对称,矛盾难以避免,又缺乏成熟的制约机制,造成广告主对广告公司不信任,宁愿越过广告公司直接将广告权交给媒体,另一方面由于对广告费的异议更加剧了两者的矛盾。

1.2广告公司的问题

我国广告公司存在的问题主要是规模不大、整体能力不高,缺乏核心竞争力。广告制实施需要拥有强大的广告策划、制作能力,并且资金雄厚的综合机构,中国目前仍缺少这种实力雄厚、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型广告公司。国内的广告公司为了生存采取不正当的价格竞争或回扣方式,更加制约了广告制的健康发展。

1.3媒体的问题

强势媒体垄断广告市场,采取不正当价格竞争和广告公司争夺客户,迫使广告公司不断降低价格,一些实力较弱的小公司就在这种价格战中销声匿迹。在正常的广告制下,广告公司应该是广告制的主体,然而由于媒体的过度强势而形成了实际上的媒体中心地位。另外,由于媒体的广告策划制作能力不足,也造成了大量的低质量广告、无效广告出现。

2造成我国广告制发展不完善的原因

2.1政府过度干预制约广告行业健康发展

中国在引进欧美的广告模式时,是利用行政立法的形式强制实行,而广告制本身应该是一种市场经营机制,受各种市场经济原则的影响,过多的行政力量干预有可能会扰乱市场正常秩序,从而制约广告行业的健康发展。

2.2广告制引入中国时缺乏创新,因此无法完全适应中国国情

广告制有多种模式,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广告业发展的环境不同,阶段不同,在导入广告制的同时,必须结合自己的情况进行模式创新,绝不能照搬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模式。

2.3广告法制不健全、行业规范缺失,影响广告制的实施

目前我国虽已确定实行全面广告制,但仍没有强有力的配套措施来保证其实施,缺少纠正广告制中不正当行为的法律条文或行业规范,这使得广告行业的不正当价格竞争、商业回扣等行为屡禁不止,媒体的垄断地位仍旧无法撼动,对于媒体行为的规范更加缺少相应的制裁措施。

2.4广告主体意识不够

中国的广告主和媒体在广告制实施中犯了同一个毛病,只注重眼前利益,目光短浅。广告主为节省广告费用,越过广告公司直接与媒体合作,是以广告的质量和长期的品牌构建作为代价的;而媒体为了高额的广告收入,不断打压广告公司,这样只会加剧广告市场的无序和紊乱,最终必将损害到媒体自身的利益。另一方面,广告公司在被动地位下并没有沉下心来分析原因,思考出路,而是迎合媒体打价格战,进行商业贿赂,这样的结果只能让广告公司的地位更加被动。

3促进我国广告制健康发展的改革建议

3.1政府角色转变

政府不应继续扮演强制执行者的角色,而应该成为一个扶持者、环境保障者和指导者。

扶持者是指政府应在政策上给予广告业投资者更多的优惠,在经济上给予广告公司扶持;环境保障者是指政府应建立完整系统的广告法律规范体制,为广告业的健康发展创建一个适宜的法制环境;除此之外,政府还应该是指导者,指导广告行业自律机构,加强对广告主体行为的协调和指导,加强广告业道德建设,为广告行业的健康发展创造良好的行业环境。

3.2立足本国国情,实行制时要做到借鉴与创新同步进行

我国广告业及广告的发展历程和欧美不同,完全套用欧美模式不适合我国国情,甚至有可能制约我国广告业发展,因此在借鉴欧美经验的同时应积极探索我国的广告新模式。

日本引进欧美广告制时,并没有直接采用欧美模式,而是保留了媒介并进一步强化,这一做法适应日本的国情,促进了日本媒介和广告业的繁荣,值得我们学习[3]。

3.3制定相关政策,规范行业秩序

3.3.1制定相应的政策,提高广告公司的进入门槛

广告资格审查部门对广告公司进行严格的资格审查,凡经营广告业务的公司,须有与制相适应的经营管理、市场调研、设计制作能力、编审机构、专业人员以及经营场地和注册资金。这种做法会筛除掉很多没有竞争力的小公司,从一定程度上缓解广告市场鱼龙混杂,难以掌控的局面,另外,政府也可以对保留下来的具有一定实力和规模的广告公司,选择重点对象进行扶持。

3.3.2规范媒体行为

一方面,政府出面取消报社、电视台等媒介直接承揽和广告业务的制度,实行媒介与承揽分开制度,媒体只广告,有条件的媒介单位,允许申办广告公司。另一方面,相关部门应出台相应的政策,加强对媒体的监管和制裁。

3.3.3改革广告费的支付形式

对广告费支付的疑义是广告主和广告公司之间矛盾的源泉。

我国现行的是15%佣金制,然而很多广告公司实际都得不到15%的广告费,对此笔者的建议是对广告费的支付方式进行改革,建立第三方支付机制,这个第三方可以是行业协会,广告主将广告费用支付给媒体,再有媒体返还行业协会一定额度的费用,然后由行业协会支付给广告公司15%的费。这种方式虽然操作比较复杂,成本增加,但能够避免广告主和广告公司之间的矛盾和猜忌,在制发展不完善的今天是值得尝试的。

3.4各广告主体共同努力,找准自身定位

首先,随着整合营销策划公司和媒介购买公司的兴起,广告公司的原始核心竞争力受到极大的挑战,广告公司需要寻找新的核心竞争力。另外,广告公司应与广告主建立长期合作关系,帮助广告主进行品牌整合营销,而不只是提供简单的创意、制作服务,这个过程反过来也需要广告主给予广告公司足够信任,同时,广告主应加强市场部的力量,对品牌建设和长期投资有更好的把握。媒体应关注产业长远发展,规范地筛选合格的广告公司,并从品牌策划创意的角度提供给客户帮助,这样才能保证广告公司的成长与壮大,保障客户的品牌成长壮大,行业才会逐步兴盛。

参考文献

[1]王军华.我国广告制存在的问题及对策分析[J].理论观察,2006(2):129-130.

问题探索范文篇3

其一摘要：《建规》中屋顶消防水箱的设置新问题

随着消防新问题越来越受到重视，建筑给排水中的消防新问题也同时受到了同行们的关注，消防设计规范作为设计人员必须遵守的法律条文，也让设计人员开始更多的学习和思索，本人最近在网易给排水在线消防板块担任了版主，通过和广大同行网友的交流，发现了很多规范上面的语焉不详之处，通过讨论也难以得出明确的结论，有些新问题值得拿出来和各位同行商榷，希望能够和大家交流，得到大家批评和指正，同时能够引起规范编制组各位专家的注重，在以后的规范编制修改中考虑到这些新问题。

本人认为，《规范》的编制里面有个平衡性的把握新问题，太粗了不易于具体的操作执行中的把握，太细了又难免有些地方不能照顾到方方面面，让一些具体有困难的设计难于真正贯彻。因为规范的条文是用来直接在设计中体现的，所以应该具有可操作性，应该十分明确，假如有些地方不能明确的，如规范修订中各方具有争议的，建议就应该提高到上一层做出上面一层应该保证到的，而不应语焉不详、含糊其辞的列出一条，这样最让设计者和审图、消防审查人员和各方人员难于把握，造成各方理解产生歧义，首先是设计人员在方案阶段就无从把握，举个例子，今天我这样认为，做好方案，消防审查某个人员认为可行，过两天时施工图做好了，审查人员换了个人，对某条规范的理解不一样，施工图的工作变化就大了，这样的事情经常发生，造成很大的浪费，非常不利于大家的工作，造成各方之间的矛盾，同时也给某些腐败环节提供机会。违反了规范编制的初衷。

现打算将平时设计中的一些新问题理出，和大家一起分析探索。限于篇幅，打算分几篇文章逐段论述，本次仅讨论一点，有关屋顶水箱设置的新问题摘要：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J16-87（2001版），以下简称《建规》“第8.6.3条设置常高压给水系统的建筑物，如能保证最不利点消火栓和自动喷水灭火设备等的水量和水压时，可不设消防水箱。

设置临时高压给水系统的建筑物，应设消防水箱或气压水罐、水塔，应符合下列要求摘要：

一、应在建筑物的最高部位设置重力自流的消防水箱；

二、室内消防水箱（包括气压水罐、水塔、分区给水系统的分区水箱），应储存10min的消防用水量。当室内消防用水量不超过25L/s，经计算水箱消防储水量超过12m3时，仍可采用12m3；当室内消防用水量超过25L/s，经计算水箱消防储水量超过18m3，仍可采用18m3。

1、在以上两条中首先有有关临时高压和常高压的定义新问题，临时高压大家都知道，而常高压规范在条文解释中所述的“即设有高位水池或区域高压给水系统”中的区域高压给水系统，由于没有明确的界定，所以在实际设计中难于把握，首先说区域概念的范围难于把握，到底多大才算是区域，是几栋楼还是一个小区还是几个小区抑或是一片厂区，均不得而知，所以在平时的设计中只有高位水池可以得到大家的一致认可，而区域高压的理解有很多异议，窃认为其实在满足了二级负荷的前提下，假如消防设备齐全，有独立的两路水源供水，或是一路水源但是有含室内室外消防水量的消防水池，平时有专人值班的消防泵房或是消防控制中心，即可以认为是常高压系统，因为即使消防作为重中之重，它的可靠性把握，也有一个“度”的新问题，因为任何平安保险都不是绝对的，因为即使是规范定义的常高压高位水池，也有检修维护和清洗的时间。

以上是本人粗浅的看法，并不认为一定正确，但是还是认为假如无法明确那么不如不写出，至少不会造成大家在这上面费尽思量，仍然找不出统一的熟悉。

2、再者就是“室内消防水箱（包括气压水罐、水塔、分区给水系统的分区水箱），应储存10min的消防用水量”，这里十分钟的消防水量我们认为应该包括喷淋等其他消防设备的用水量，然而按照《自动喷水灭火系统设计规范》GB50084-2005（以下简称《喷规》）“10.3.1采用临时高压给水系统的自动喷水灭火系统，应设高位消防水箱，其储水量应符合现行有关国家标准的规定。消防水箱的供水，应满足系统最不利点处喷头的最低工作压力和喷水强度”这里面说的“系统最不利点处喷头的最低工作压力和喷水强度”到底是指最不利点一个喷头的水量还是同10.3.2中“最不利处4只喷头在最低工作压力下的10min用水量”，还是最不利处整个保护面积里面10分钟的用水量，这个新问题无论在《建规》还是《喷规》或是即将出版的《建规》送审稿中均没有一个明确的说法。

举个例子，假如一栋带地下停车库的多层综合楼，有喷淋系统，采用中危Ⅱ级的喷淋强度计算，喷淋水量按照最不利点的保护面积来计算，假如水量是30l/s，具体根据喷头布置的疏密及选用管径的大小有些差异，假如室内消火栓系统水量是10ls/，假如喷淋按照整个保护面积30l/s的流量计算10分钟的水量已经是18立方了，那么由于“当室内消防用水量超过25L/s，经计算水箱消防储水量超过18m3，仍可采用18m3”无需再计算其他水量即可选取18m3水箱了，假如按照“最不利处4只喷头在最低工作压力下的10min用水量”计算那么4只喷头的水量应该在5l/s左右，即水箱需要在消火栓用水量10×10×60=6m3和下加上5×10×60=3m3的水量，为9m3，和前面所述18m3有很大的差异。

我们平时设计中认为因为少有水箱能够满足喷淋要求水头的，所以都是需要设增压系统的，所以罐里有十分钟的水量，水箱就不考虑了，但是我们注重到《喷规》10.3.2条说的“不设高位消防水箱的建筑，系统应设气压供水设备。气压供水设备的有效水容积，应按系统最不利处4只喷头在最低工作压力下的10min用水量确定。”那么其中的话严格理解是不设消防水箱时气压供水设备的有效水容积，应按系统最不利处4只喷头在最低工作压力下的10min用水量采用，然而即使采用了气压供水供水设备，在有水箱时水箱是否还应该考虑喷淋储水量，假如我们以规范字面意思理解，还是需要。

不禁要问，这是规范的原意吗？假如不是，那说明规范在这条条文的陈述上存在漏洞。

问题探索范文篇4

1.1政府主导医疗卫生体系建设和完善改革开放前,中国农民的医疗保障主要依靠合作医疗体系。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合作医疗体系逐步退出历史舞台。目前,农村处于旧医疗卫生体系解体,新医疗卫生体系完善的过渡时期,处于医疗卫生保障的薄弱环节。自2002年中央决定建立并推广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以来,全国各地陆续开展了这一实践工作。以加强卫生监督和疾病预防为主,逐步强化公共卫生服务体系。每一次公共卫生事件都促使政府加强各级卫生行政部门、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卫生监督管理机构、医疗救治机构、公共卫生研究机构切实完善公共卫生服务体系。

1.2非政府组织参与医疗卫生事业建设以建立农村三级医疗机构为主体,构建农村公共卫生服务体系。经过2003年以来政府主导非政府组织承担的基础医疗卫生服务网络建设,三级机构得到保证,基本支撑建立起农村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医疗卫生相关非政府组织的积极参与奠定了非盈利医疗机构为主体,盈利机构补充地位,促使公立医疗机构主导,非公有制医疗机构共同发展格局的形成。

2.我国农村公共医疗卫生存在的问题分析

2.1政府财政投入不足投入卫生事业的费用占政府财政支出的比例是反映政府重视卫生程度的重要指标，经调查核实，全国农村地区卫生机构总数不足全省卫生机构总数的11%，医务人员总数不足全国医务人员总数的28%。[1]财政投入不足导致了投入不能够满足补偿县级以下公共卫生机构提供公共卫生服务成本的需要，甚至连医务人员的工资都不能够保证；地方政府部门为减少人员投入，压缩公共卫生机构的人员编制，导致开展正常工作的人力不足，许多地区的人员编制低于国家标准；投入不足导致机构设备陈旧，缺乏开展工作的必要设备。

2.2农村卫生技术人员队伍素质较低由于历史原因，我国很多农村卫生室预防保健力量比较薄弱，基本以从事医疗为主。村医中“三低”现象(学历低、技术水平低、服务质量低)非常突出，很多人根本不具备提供公共卫生服务的能力。再加上政府投入不足和防保人员频繁轮换，多数乡镇卫生院的防保人员只能应付日常琐碎工作，其结果是农村预防保健工作没有连续性，许多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几乎是空白，远没达到农民对公共卫生服务的需求。

2.3管理体制不顺，“三级医疗网络”的保护作用没有得到有效发挥我国大多数乡镇卫生院实行乡办乡管，尽管在一些地区曾发挥过积极作用，但目前普遍存在缺少财政支持、缺乏业务管理能力、公共卫生服务部门人员配备少、专业性不强等问题；区(县)级卫生行政部门缺少调控和监管手段，致使农村三级预防保健网基本处于拆拆分分、体制不顺、功能弱化状态。在医院，防保部门的地位、收入和被重视程度远不如创收科室，人员不稳定、流动性大、素质不高。县、乡(镇)、村三级医疗卫生机构各自独立，管理松散，缺少有效的纵向业务合作。

2.4资源闲置与效率低下并存近年来，在国家政策的号召下，我国实行农村行政区划调整，在撤乡并镇及镇镇合并的大环境下，一些乡镇卫生院形成重叠设置，效率不高。乡镇医院的业务量不大，服务的利用率较低，有些地区接近70%的乡镇医院出现亏损或接近亏损的边缘。目前乡镇卫生院实行的是行政主导制的人事管理制度和差额预算、自负盈亏的财务制度，由于政府对乡镇卫生院的资金投入不足，无法维持其正常运转，卫生院“以药补医”、防保机构“以医补防”的现象比较普遍，其实质是农村公共卫生服务实际上被营利性经营所取代。

2.5公共卫生供给水平低一方面农村人口居住分散，因生活水平、认识水平的限制，对自身的健康关注不够；另一方面，由于经济收入低，对购药治病和日常保健的医院支付能力也就停留在较低水平上，一般性疾病能不治疗就不治疗，重大疾患则赴城市求医。这就使农村公共卫生、医疗设施无法取得规模效益，缺乏必要的供给动力。在这种情况下由个体医生开设的小诊所、小药房就作为公共卫生医疗设施的补充，成了农村居民日常求医的地方。这些小诊所、小药房设施简陋，无法达标，给农村公共卫生环境造成很大隐患。

3.我国农村公共医疗卫生问题的解决措施

3.1强化政府职能，提高对农村公共卫生体系的认识政府应利用好中央财政对农村公共卫生的专项补助经费，保证农村公共卫生经费落实。同时合理安排农村卫生机构经费和建设资金，严格农村卫生经费管理。加大基本医疗服务设施的建设及改造投资的同时，应整合现有医疗卫生资源，统一规划，合理布局，优化农村医疗卫生资源配置。鼓励民办医疗机构参与医疗卫生服务，加强县、乡镇、村三级农村医疗卫生服务机构的职能分工和协作。

3.2积极培养引进医学专业人才针对我国农村卫生技术人员队伍素质较低的现实情况，省级卫生行政部门应有计划地组织医学院校培养一批专科层次的卫生专业技术人才来充实镇村卫生组织，要加大人才引进力度。一方面要制定相关政策，鼓励和引导高等医学院校毕业生到农村工作，以改善和优化农村卫生人才队伍结构。另一方面加大现有医务人员的培训力度，定期组织交流和学习，积极提高和优化现有医务人员的知识结构。

3.3调整现有卫生资源，建立健全县、乡、村三级医疗卫生机构县级要成立县级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妇幼保健院，健康教育所和卫生监督执法所，乡级要强化乡镇卫生院的公共卫生职能，把各项公共卫生职能进行分解细化，设立乡镇疾病控制科；村级要设立村卫生所，村卫生所要健全疾病控制，母婴保健，加强公共卫生职能。对县、乡、村三级医疗机构的人员，要规定结构构成，制定准入政策和鼓励政策。

问题探索范文篇5

一、分化原因探究

根据多年来的教学实践和研究，我们认为形成分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突出以下三个方面：

1.物理学科的特点和性质决定。物理知识是由诸多概念和规律（定律）组成的。物理学是一门观察和实验为基础的学科，物理概念的形成，规律的建立都与生活、生产实际密不可分，都要借助观察和实验手段得以落实、深化。很多概念、规律既具体又抽象，更严密，逻辑性、实践性强。所有的规律都有其成立的条件，如果条件不明确或不具备，那么这些规律也就不成立了。同时与数学、语文知识的联系也很密切。可谓文、理两科特点融于一体、兼于一身。数学是学好物理的基础，但物理知识又有别于数学知识，它有其特定的物理意义。如数学中的比例式a＝c/b，可以说a与c成正比，与b成反比。但在物理中像匀速直线运动公式v＝s/t，密度公式ρ＝m/v,欧姆定律的变形公式R=U/I等都不能按数学的思维去理解。再加上这次我们地区改革力度较大，物理用沪科版教材，也加大了教与学的难度。

由于物理学科的性质和特点，这就势必给初中学生的物理学习带来相应的困难。

2.学生的认知特点和知识水平决定。年龄处于13～15岁左右的初中生思维水平较低，形象思维占主导地位，抽象思维、理性思维还处于萌芽阶段，他们对事物的认识多以感知为主，停留在“看得见，摸得着”的浅层认识。物理知识虽以“物”论“理”、以“物”喻“理”，这也正是物理学科的特点和优势，但由于受种种条件的制约，并不是所有的“理”都能通过“物”得以明示，有不少定律、定理是在以实验为基础，通过建立理想化模型分析、推理出来的，有相当的抽象性。如牛顿第一定律的建立，浮力产生原因的分析，能量守恒定律的总结等。在就是接触物理前，脑子里虽有一些前物理概念，但不少前物理概念既根深蒂固，又与科学的概念相去甚远。如“力是改变物理运动状态的原因，而不是产生和维持运动的原因”这一科学的概念，与学生目睹的事实有冲突，全新的概念很难取代前概念。并且随着知识的加深，综合性加强，特别是从八年级下学期开始，一些问题积累多、遗留大、基础差的学生就更感困难，从而使物理难学和分化似乎成为必然。

3.教师方面的因素。教师的教学观念陈旧，教学方法落后，教学手段单一，也是导致物理难学，成绩分化的一个重要原因。主要表现在：

⑴受传统的“应试教育”思想和教学评价影响，教学不是面向全体学生，一切围绕“中招”转。考试评估要求高，而且难度大，特别是八年级第一学期的期中、期末考试，如果不是面向全体，不能很好地把握难度，常使不少学生考得灰溜溜的，一蹶不振。严重影响今后的物理学习，八年级下学期的“分化”就突显出来。

⑵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只管教，不管“导”、不管“学”，教学两张皮现象严重。不重视实验教学的研究和实施，即使是演示实验也仅停留在把实验作为知识教学的辅助手段而不是教学目标的简单层面上；不重视概念和规律形成过程的分析，不重视理论联系实际，难以体现物理教学应“从生活走向物理，从物理走向社会”的新课改理念，使本来生动活泼的物理变得“生吞活拨”。物理教学要么有“物”无“理”，要么有“理”无“物”。学生觉得物理真是“无理”，不是听不懂，就是兴趣衰减，或是高分低能。

二、防止分化的对策

1.转变教师角色。

教师角色要发生变化，必须转变一个观念：要充分相信学生的能力，学生自身就是最可利用的课程资源。把机会交给学生，把问题放给学生，给学生以思考的空间，让学生去讨论探究，让学生教学生。教师起点拨指导调控的作用，这种角色的变化对教师在教学的组织、引导方面有着更专业化的要求。要求教师要有新的教学理念，认真领会新课程标准的精神及新教材的内容意图。

做好思想工作，和谐师生关系是防止两极分化的前提。在物理学习中两极分化发生在教学内容比较枯燥，教学难度比较大的八年级下期，学生容易产生厌学情绪。这一阶段尤为重要，做好思想工作，关心学生的学习生活，给学生成就感，培养学生良好的学风，科学的学习方法，一丝不苟的精神和顽强的意志，发展学生的观察力、思维

上力等，都是教学中不可缺少的。

2.突出学科特点。

众所周知，物理学是一门以实验为基础的学科。物理学产生于生产实验实践，也在实验实践中不断发展，物理学的全部科学知识和体系都离不开实验和实践。通过具体的物理实验和学生参与实验，不仅给学生提供丰富的感性材料，帮助学生从具体的物理现象及变化中认识物理概念和规律，更重要的是能激发学生学习物理的兴趣，给学生提供动手实践的机会，提高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实践能力，激活学生的思维，开启学生的智慧，培养学生的求实合作的科学精神，严谨认真的工作作风，开拓创新的思维品质。学生起初只所以喜欢物理，不单单是因为物理在科学技术和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地位，更重要的是因为物理课上有很多实验，这是他们学习物理的直接兴趣，也是他们学好物理的思想基础。对此，我们时刻注意保护学生这种可贵的学习热情和积极性，通过加强实验课的教学将学生的直接兴趣转化为学习物理的持久动力，努力创造条件做好各种实验，发挥实验在物理教学中的巨大的育人功能，发挥其综合效益，高度重视并付诸实践。以通过实验教学，落实课程目标中的“知识与技能”，落实“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的育人目标。

3.重视兴趣激发。

初中学生正处在物理启蒙阶段，他们最初对学习物理具有浓厚的兴趣，抱有很大的信心，这正是学生学好物理、教师教好物理的有利因素和基础。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也是学习的直接动力。著名美籍物理学家，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杨振宁教授说过：兴趣是成功的秘诀。因此，我们针对初中学生的年龄、心理和认知特点，充分发挥物理科学的优势，在教学过程中，以丰富的物理现象和事实为基础，努力创设物理情境，并结合物理新课程图文并茂的特点，充分利用好多媒体课件，使学生感到身边处处有“物理”，犹如身临其境，从而触境生情。

具体过程是：①创设物理情境，降低教材难度，恰当运动激励机制，激发兴趣。②加强和改进实验，培养兴趣。充分利用好现有的实验条件，力争做好每节课的实验。③联系生活实际，重视知识应用，巩固兴趣。④积极组织开展科技制作和实验，发展兴趣。

4.抓习惯培养。

在物理教学中培养学生良好的习惯，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是学生终生受益的事情，非一时一地的物理学习行为可比。不仅可以使“尖子生”得到应有的培养，而且还可以使中、下等生在物理基础知识上得到不同程度的提高，是一种省时、省力、快速、高效、科学的先进学习方法，也是防止两级分化的有效方法。

一规范学生的学习行为，使之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做到两不代替。一不代替学生阅读，二不代替学生思考。在每节课中至少要有一半时间是学生自主学习的时间。学生或自己阅读、钻研教材，或与同学交流、合作学习，认真做练习和核对答案，教师积极巡视课堂去指导优生，辅导学困生，促进中等生，发现问题，解决疑难问题，做一些调查研究，以便在下课前几分钟指导学生做好小结。纠正学生的错误，解决疑难问题，使作题规范化，促进知识系统化，落实课堂教学目标。

二抓习惯养成。使学生养成课前预习的习惯；观察动手的习惯；讨论质疑的习惯；课堂记笔记的习惯；独立思考善于提问的习惯和及时复习认真处理作业的习惯等。习惯培养重点放在八年级阶段，特别是八年级上学期至关重要。我们做到课内课外相结合，有计划、有步骤地落实，持之以恒，直至达到“习惯成自然”。学生学习物理的良好习惯一旦养成，它不仅有助于形成学习物理的良好态度，掌握正确的学习方法，提高学习效率，而且有助于发展智力和培养自学能力，增强学习物理的兴趣和信心，变被动为主动。

5.加强学法指导。

辩证唯物主义认为，教学是“教”和“学”两者的有机结合，是由教师和学生双方共同活动组成的统一体。在“教”与“学”这对矛盾统一体中，学生的“学”是矛盾的主要方面，教师的全部活动最终都要落脚到学生的“学”上。因此，在教学过程中，既重视自己如何教，更关心学生怎样学，给学生以正确方法的指导，突出“授人以渔”的方法。

近年来，我们物理教研组在学法研究和指导上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和实践。如在指导学生阅读教科书方面总结出“五步程度阅读法”；对学生关心的怎样学好初中物理问题，总结出“学好物理六字诀”；就课堂听讲提出了“怎样听好物理课”的要求；以及学习物理的“五记”与“五忌”，“怎样进行章后小结”，“记笔记的诀巧”和在物理复习中“重方法，求效益”等等。对学生的物理学习发挥了积极的指导作用。

6.实施分层教学。

问题探索范文篇6

关键词:贿赂犯罪;强制作证;刑事免责

一、我国惩治贿赂犯罪中的两难现实

2001年7月,原江西省温圳粮库南昌办事处副主任周雪华,因贿赂江西省原副省长胡长清被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无期徒刑,并处没收全部个人财产。据称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因行贿被判处无期徒刑的首例案件。行贿罪在旧刑中的刑期上限是三年以下有期徒刑,1997年新刑法大大加重了处罚,针对情节特别严重的,可处无期徒刑,并处没收财产。这是从立法上体现严惩行贿犯罪的指导思想。1999年3月4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出的《关于办理受贿犯罪大要案的同时要严肃查处严重行贿犯罪分子的通知》,是基于目前对行贿和介绍贿赂犯罪的打击不力的现实作出的决定。通知指出:“近一时期,各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依法严肃惩处了一批严重受贿犯罪分子,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但是还有一些大肆拉拢、腐蚀国家工作人员的行贿犯罪分子却没有受到应有的法律追究?”因此“,各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要结合办理贿赂犯罪案件情况,认真总结经验、教训,找出存在的问题,提出切实可行的解决办法,以改变对严重行贿犯罪打击不力的状况。”一方面为查处受贿案件不得已采取了必要的刑事政策,另一方面担心对严重行贿犯罪打击不力。该通知的内容反映我国司法实践中打击受贿和行贿两种犯罪的两难境地。通知在针对行贿犯罪打击不力的问题上规定:“在查处严重行贿、介绍贿赂犯罪案件中,既要坚持从严惩处的方针,又要体现政策,行贿人、介绍贿赂人具有刑法第三百九十条第二款、第三百九十二条第二款规定的在被追诉前主动交待行贿、介绍贿赂犯罪情节的,依法分别可以减轻或免除处罚;行贿人、介绍贿赂人在被追诉后如实交待行贿、介绍贿赂行为的,也可以酌情从轻处罚。”这一通知可谓用心良苦,一方面希望依法严治行贿犯罪,另一方面又希望能够得到行贿人和介绍贿赂人的主动交待。然而这一通知是否真能有效地获得行贿人和介绍贿赂人的主动交待,解决对受贿犯罪进行成功检控的证据问题的同时达到从严惩处行贿的目的,是令人怀疑的。

应当说,周雪华因行贿被判处无期徒刑,正是体现我国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严惩严重行贿犯罪的指导思想。贿赂犯罪,是腐败行为中最为典型的表现形式之一。贿赂犯罪必定导致法律规范的弱化,影响公众对国家公务活动的信任和支持。因此对贿赂犯罪必须加以遏制从而保护公职人员职责的公正性和公众对官员的信任。而行贿与受贿属于“对合犯”,行贿是受贿的前提,因此,要遏制贿赂犯罪,惩治和遏制行贿是必要的一环。就周雪华行贿胡长清个案来看,周为获取个人不法利益,在胡通向深渊的路上铺路架桥,既为胡创设犯罪条件,又诱发其犯罪欲望。还为胡腐败出谋划策,胡的堕落,周在其中起了重要作用。因此,就周个人所犯罪行而言,判处其重刑无可非议。

然而,在惩处行贿犯罪时也有些问题需要考虑。首先涉及到贿赂犯罪的特殊性,关系到司法的实际条件与需要,同时还涉及公民的不容忽视的权利。

现代刑事诉讼的基础是证据裁判原则,无论是查处受贿犯罪,还是行贿犯罪,都必须以确实充分的证据为根据,那么如何获取充分的证据呢?多数情况下,行贿与受贿是一种对合关系,是贿赂犯罪的两个方面。在查证受贿案件时,行贿人是必须调查的重要证人。特别是在“一对一”案件中,只有行贿人与受贿人清楚,即“天知地知你知我知”。但是我国当前司法实践中一个十分突出的问题是行贿人往往拒不作证或作证后又翻证,给办案工作造成阻碍。行贿人不作证的原因,除有时受到受贿人及其亲友的恐吓或利诱外,多数情况有其自身的多方面考虑。一是担心一旦作证会牵连自己,怕自己被司法机关以行贿罪立案查处;二是有的行贿人已经谋取到了所有要谋取的利益,对受贿人存有感恩心理,从而不愿作证;三是有的行贿人谋取的利益是否正当难以界定或根本就是正当利益,他们自知自己是证人而非案件当事人,司法机关难以奈何自己,拒绝作证。要获得贿赂证据,通常作法是“网开一面”,在行贿与受贿这两种具有相对性的犯罪中,选择后者,即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犯罪,作为打击重点,面对前者,则通过向其宣示从宽政策以获得其陈述得到关于贿赂事实真象的关键性证据,在此基础上适当扩充证据,从而得以指控、惩处受贿犯罪。上述两高的通知精神中要求在从严查处行贿犯罪的基础上,对行贿罪从量刑政策上放宽,目的在于一定程度上消除行贿人、介绍贿赂人拒绝供述的心理负担,促使其如实供述,但是对犯罪人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做法及本身的局限性并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消弭。其通知精神从严查处行贿犯罪和有效指控受贿可谓“水中月,镜中花”。凭量刑上的优惠政策来吸收行贿人如实供述的做法仍是缺乏足够的吸引力促使行贿人和介绍贿赂人如实供述。打击行贿之“鱼”与取得指控受贿犯罪的有力证据之“熊掌”仍不可得兼。

二、国外在惩治贿赂犯罪中的举措———强制作证与刑事免责

按照日本学者的观点,关于贿赂的刑事立法,来源于两个主要观念:一个是罗马法的观念,其精髓是官员的职责不能与金钱联系在一起;另一个是日尔曼法的观念,其核心思想是官员的职责不能被金钱所扭曲。在刑事立法中,按照前一种观念,任何接受与官员的职责有关的有价值的东西都是犯罪;但是按照后一种观念,只有接受有价值的东西从而不正当地行使职权时才构成犯罪4.(关于此的论证系实体法范畴,本文不作论述)。不论如何认定贿赂犯罪的犯罪构成,对贿赂犯罪的侦查面临的最大的难题是__证据问题。贿赂犯罪是无受害人的犯罪,不论是行贿人还是受贿人,都不愿意供述犯罪事实,而没有犯罪嫌疑人的供述,这类案件很难定案。贿赂犯罪作为刑事犯罪的一种,其证据除具有证据的客观性、相关性和合法性等一般特征外,有其自身的特殊性,如:单一性,对大多数贿赂犯罪案件而言,定案证据只有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供述和辩解以及行贿人的证实;对合性,即行贿证据和受贿证据二者的有机结合,缺少任何一方证据,难以认定;互证性,无论受贿犯罪关系人或被告人的口供,还是行贿人的证言,既能起到自证的作用,又能起到互证的作用;不稳定性,贿赂犯罪中的主要证据形式决定了该属性。5.所以贿赂案件的侦查,通常都要在突破犯罪嫌疑人的口供上下功夫。为了解决贿赂犯罪中的证据问题,从司法实际看,也是各国的司法机关在对贿赂犯罪追究刑事责任时,通过对行贿人的适当宽大而获取打击受贿犯罪的证据,这在多数案件中是必须的。美国的司法机关为解决贿赂犯罪中取证困难的问题,频繁地使用“刑事免责”制度。

按照美国修正宪法第5条的规定,任何公民都有权拒绝对任何有可能导致自己有罪的事件或事项进行供述、作证或提供其它证据,这项宪法上的权利通常并称为“拒绝证明自我有罪特权(theprivilegeagainstself-incrimination)”。由于公民拥有这项权利,国家机关即使认定某人为犯罪嫌疑人,也不得强迫该人就有关自己的犯罪进行供述,作证或提供有关证据。反过来说,公民即使已被国家机关认定为犯罪嫌疑人也能够以“供述证言或证据可能涉及到自己的犯罪、可能使自己有罪”为由,拒绝供述作证或提供证据。在贿赂类犯罪中使用的“刑事免责(immunity)”制度就是与这种“拒绝证明自我有罪特权”有关的一种制度。其主要内容是,国家机关面对公民行使其“拒绝证明自我有罪特权”而拒绝供述、作证或提供证据,从而不能获得证明某一犯罪事实所必需的供述、证言或其它证据时,通过免除一部分共犯者的刑事责任的办法使其丧失所拥有的“拒绝证明自我有罪特权”,强制其进行供述、作证或提供证据,以此来证明其他共犯者有罪,追究其他共犯的刑事责任。

至今为止,人们谈到“刑事免责”制度时往往只是顾名思义,只强调它是一种免除刑事责任的制度,而忽视它的其它更为重要的内容。就美国的刑事追究制度而言“,刑事免责”制度的主要特色及主要作用集中在以下两点上:首先“,刑事免责”是以保证能够与某项嫌疑人有关的证据(不单单限于“供述”及证言,还包括其它可成为证据的资料等)强制获取为目的,以这种强制作证为内容的制度。其次,“刑事免责”不单是适用于法院的公判程序中的一种证明手段,而且也是运用于包括从侦查到审判的整个诉讼过程中的诉讼方法。因此“,immunity”一词虽从其字面可译为“刑事免责”,但作为一种法律制度其主要的含意则首先是“证据的强制”“,刑事责任的免除”是在强制作证前提下的免责。美国适用刑事免责制度的历史很长,早在1857年联邦议会就制定了联邦刑事免责法。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早在1869年对布朗案件所作出的判决就肯定了“刑事免责”制度的合法性。从美国联邦法院的判例上来看,刑事免责制度的重心与其说是刑事责任的免除,不如说是证据的强制,关于这一点前文已论述过。(P151)长期以来,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一直对“刑事免责”制度进行着这样的解释:政府对公民个人拥有强制作证的权力,公民个人对政府负有提供证据的义务。这种权力和义务基于“普通法”上的一个不可怀疑的确定性原则而存在,该原则的内容是“公共对个人所拥有的证据享有权利”。因此,政府所拥有的证据强制权与公民所享有的“拒绝证明自我有罪特权”存在着矛盾,为解决这一矛盾而登场的就是“刑事免责”制度。“刑事免责”制度不是对公民个人的“拒绝证明自我有罪特权”的否定,而是政府的证据强制权和公民个人的“拒绝证明自我有罪特权”的调和。这种调和对追究贿赂犯罪这类犯罪是十分必要和有效的。美国联邦法院和法学者也都认为刑事免责制度是有效地实施刑事法的实质性重要手段。在现行美国法中通过赋予“刑事免责”权可以强制的不仅限于“作证或证言”,也包括供述及提供其它证据。美国法律中规定了什么样的强制方法呢?“污辱法庭罪(contemptofcourt)”就是这种强制方法。具体而言,当政府决定对其某一公民赋予“刑事免责”权后,就意味着政府可以对该公民进行证据强制、强迫该公民进行供述、作证或提供其它证据。当该公民接到要求进行供述、作证或提供其它证据命令时,必须按照所规定的时间及地点进行供述、作证或提供其它证据。当该公民没有正当理由而拒绝__进行供述、作证或提供其他证据时,法院就会视其为“抵抗性证人”,以“污辱法庭罪”判处“民事性拘禁”或“刑事性处罚”,以此强使该公民同意进行供述、作证或提供其他证据。作为“证据强制”代价的这种“刑事免责”,其范围在美国有两种见解:一种被称为行为免责或诉追免责(transactionalimmunity);另一个被称为“使用免责(useandderivativeuseimmunity)”。所谓的“使用和派生使用”豁免,它应区别于所谓的“处理豁免”(起诉豁免),即与该强制性有关之刑事起诉的豁免。

采取强制作证与刑事免责,是公民权利保障与侦查取证、抑制犯罪这两种利益之间的协调。针对贿赂犯罪取证困难的实际情况,国家必须确立贿赂犯罪的打击重点,将行贿人转化为污点证人,为其作证证明贿赂犯罪的情况下,司法机关给予其“刑事免责”;拒绝作证要受到相应的刑事处罚,此制度能有效保证行贿人作证。刑事免责(证人豁免)的目的是为了跨越证人拒绝回答或者提供信息的障碍来获得否则不能得到的信息,而且证人的拒绝回答行为使得检控方能够获得对在特定情况下是否赋予证人豁免进行评估的基础。韦格莫认为,如果不赋予普通证人拒绝特权“,将益使其逃避作证之责任。即使出庭作证,也难免因担心自己陷于罪而对案件事实匿饰增损,为害诉讼实现真实之功能。”

世界上有其它很多国家采取类似的强制作证与刑事免责制度。作为英国证据法中一项传统的证据规则,反对自证其罪特权的依据是一条著名的法律格言:任何人无义务控告自己(nemotenebaturpro2duceseipsum)。此规则是指任何人都没有义务回答在法官看来,有可能使作证者遭受刑事指控、罚款或没收财产的任何问题。但是,在英国的成文法上,针对反对自证其罪特权存在大量的除外规定。这些除外规定,使特定情况下特定的证人必须回答向其提出的一切问题,而不管证人是否主张对这些问题的回答会产生自证其罪的效果,如果证人因这些排除反对自证其罪特权的明确规定而不得不提示证据或回答问题,在其它针对该证人的任何刑事诉讼中都不能以上述的证据或回答来作为指控该人的证据。此做法类似于美国的使用豁免。

除英、美而外,加拿大、澳大利亚、德国等国家和地区为避免取证困难,也有关于强制作证与刑事免责的规定。

加拿大证据法第5条取消了证人因其回答可能自我归罪而拒绝回答提问的权利。在取消该拒绝回答提问的特权的同时,立法规定为那些被迫在证言中揭露其所犯罪行的人提供相应的保护。虽然这些证人可以因其在证言中所说涉及的罪行受到起诉,但该证言本身不能被检控方作为归罪的根据。

澳大利亚1995年证据法第128条规定,在证人主张反对被迫自我归罪的特权的情况下,如果法院认为司法利益要求该证人作证,则法院可以要求该证人作证。在这种情况下,该证人提供的证据以及因其作证而直接或间接获得的信息、文件或其它物品不得被用来反对该证人。世界诸多国家采取“强制作证”与“刑事免责”制度,是考虑贿赂犯罪这类犯罪案件的特殊性,国家司法资源的分配、个人权利的保护等方面因素,在鱼与熊掌不可兼得的情况下,舍鱼而取熊掌。

在贿赂犯罪中,很多还涉及家庭成员的豁免特权问题,因为家庭成员对贿赂行为可能有或多或少的了解。贿赂犯罪中“家庭型”共同犯罪已成为当前受贿犯罪的新动向。

因而贿赂犯罪大多涉及到亲属关系的证据规则。亲属关系特权———主要是“亲属相为隐”的特权,是证据规则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是保护婚姻关系的证据特权。这是指夫妻之间或特定亲人的亲属之间,不得就从对方获知的信息作证或作不利对方陈述。在英美国家该特权也被称为婚姻特权(themaritalprivilege),夫妻特权

(thehusband-wifeprivilege),或配偶特权(thespouseprivilege);在大陆法系或大陆法系渊源的国家和地区,该特权包括在因个人原因或近亲属关系而享有的拒绝作证权范围内,此均系证人作证豁免权的范围。如德国有此类规定:凡证人遇特定婚姻关系或亲属关系的,有权拒绝作证。而在美国,婚姻特权包括拒绝提出不利对方的证据权和夫妻间的谈话守秘权。赋予夫妻和亲属之间的作证豁免权,是世界各国证据立法的普遍趋势。这对维护人们正常的伦理道德观,不无益处。借用华尔兹的话说,这种豁免的一个基本理由是:“社会期望通过保守秘密来促进某种关系。社会极度重视某些关系,宁愿为捍卫保守秘密的性质,其于不惜舍去与案件结局关系的重大情报。”

贿赂犯罪中,对其知情配偶应享有证人豁免权,可以拒绝作证。但此项证人,如放弃权利,不拒绝证言时,法院系其供述为判决基础,自非违法。而在家庭型共同贿赂案件中,其配偶已成为贿赂案件中的共犯,自然不具有配偶拒证之特权,只得适用强制作证与刑事免责制度。

三、对我国在贿赂类案件中的强制作证与刑事免责制度的反思与重构

资料表明,从1998年至2000年6月,广东省各级人民法院受理一审受贿案件968件,涉及1065人,而行贿案件却少得可怜,只有43件49人,被称为对偶性犯罪的受贿与行贿,前者被提起公诉的数量是后者的49倍①,二者数量如此悬殊,除可能有一人向多人行贿原因外,对行贿人网开一面是一个重要原因。为了保证行贿人能够作证,往往对行贿人采取特殊的刑事政策,我国目前并无立法层面上的刑事免责制度,刑事诉讼法规定的酌定不起诉制度和坦白从宽刑事政策在具体的司法操作中,具有与刑事免责制度相似的效果。我国《刑法》第390条第2款:“行贿人在被追诉前主动交待行贿行为的,可以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第392条第2款规定:“介绍贿赂人在被追诉前主动交待介绍贿赂行为的,可以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第67条和第68条规定的自首和立功制度,都规定了“刑事免责”的刑事政策。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42条第2款规定:“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依照刑法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免除处罚的,人民检察院可以作出不起诉决定。”这样以免除处罚为根据的刑事免责进行不起诉处理,就成为检察机关突破行贿人心理防线,取得关键性口供的有效武器。

我国目前的酌定不起诉制度和坦白从宽政策与“强制作证”和“刑事免责”制度相比,有其自身立法不能克服的局限性和诸多不足,使得其在实践中应用受到很大的限制。具体局限性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首先,某些刑事免责由检察机关作不起诉处理,行贿人的最终地位处于不确定状况,不利于促使他们如实、彻底交待有关问题。贿赂犯罪中,行贿行为和受贿行为具有密切的联系,在查处受贿犯罪的时候,这类案件的特殊性决定了行贿人大多都构成犯罪,其供述彼此都有切身的利害关系。根据现行刑法上的规定,在行贿人被追诉前主动坦白交待行贿行为的,要由有关机关根据具体情况来决定是否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进而决定是否起诉。是否起诉决定权在检察机关,由检察机关根据情况而作出,最终地位的不确定状况影响其如实交待和作证。

其次,强制作证无后盾保障,行贿人证词时常出现不稳定性。虽然我国《刑事诉讼法》第48条规定:“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人,都有作证的义务。”第93条规定:“?犯罪嫌疑人对侦查人员的提问,应当如实回答。”证人不如实作证或不作证的有处罚性保障。由于行贿人如不作证或不如实作证没有“强制作证”制度中的刑事处罚措施,加之当事人地位的不稳定,难以保证行贿人出庭一定如实作证,或出庭作证不翻供。

再次,相关制度不配套,坦白从宽承诺难以实现。刑罚的处罚决定权在于法官,我国目前未建立求刑权等一系列制度,对侦查人员对行贿人作出从轻处理承诺后而获得其行贿证词,后来难以兑现从轻处罚的许诺,让被告有上当受骗的感觉,丧失了司法诚信。这样做明显是短期行为,无异于杀鸡取卵②。通过对我国司法实践的了解,我国在实践中存在可称谓无章可循的刑事免责制度,实际上是司法机关对证人不愿自我归罪动机的无可奈何的默许。在当前,建立强制作证与刑事免责制度有其紧迫性和必要性,通过立法摒弃实践中的随意性,保证证据的真实性和稳定性,同时兼顾对人权的保障。

1.强制作证与刑事免责制度符合司法效益原则。虽然对有罪的证人免除刑罚因而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法律的统一性,但如果因缺少该证人的证言而使更为严重的犯罪行为无法追究则危险更大。建立该种制度,正是为使国家犯罪惩治更具有适应实际情况的必要弹性和活力,也是基于“两害权衡取其轻”而进行的利益选择。

2.强制作证与刑事免责制度有利于节约有限的司法资源。有效降低贿赂类案件的犯罪黑数。该制度是在强制作证制度的保障下获得重要证据,保证了证据的真实性和稳定性,从而消除成功指控重大犯罪过程中的证明障碍,有效降低侦控成本,并能有效指控犯罪,提高对贿赂类案件的侦破率,降低贿赂类案件的犯罪黑数。

3.强制作证与刑事免责制度有利于司法公正,有效防止司法腐败。“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建立该制度可以让对污点证人的刑事免责在公开透明条件下进行,防止司法人员不当行使自由裁量权,有效防止暗箱操作。

4.强制作证与刑事免责制度有利于保障人权,是国际潮流发展的需要。反对自我归罪特权是基于对人权的尊重和保护,我国于1998年10月已经签署的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4条第3款明确规定,公民有权不被强迫作不利于他自己的证言或被强迫承认犯罪。这种权利的设置对案件真实发现具有相当的阻碍。通过建立强制作证与刑事免责制度,能较好地调和人权保障和真实发现的矛盾,与世界潮流接轨。

我国强制作证与刑事免责制度的建构,可以考虑不改变现行法律的基础上,制订《防止贪污贿赂法》,在特殊法中加以规定强制作证与刑事免责制度。前文已论述该制度已经成为国际司法的一种通行做法,并且不少国家就是在其反贪污法律中加以规定,如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加拿大、新加坡等。比如《:新加坡1970年防止贿赂法》第36条规定“:任何被要求提供证言的人员,当法院认为他在合法讯问中真实和全面揭发了全部事实,应当有权得到由法官或审判官签署的证明书,从而表明在本案中他在讯问中真实和全面地揭发了全部事实,该证书应当排除就所有这些事项对他进行的任何追诉。”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强制作证与刑事免责作为一项限制性权力,建立该制度的国家均对其运用加以限制,只运用于特殊的证人,即只能是法律特殊规定的若干性质的案件中的作证的人,而且这些证人所证明的犯罪应比证人自身所涉嫌的犯罪更为严重。

强制作证与刑事免责制度是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打击犯罪和保障人权发生冲突后的调和,与公法的不可交易性的传统观念必然发生冲突,与社会的主流价值标准和道德规范存在相当大差距。李学灯指出:“?证人的本身为免除自己犯罪而拒绝证言,自属符合不得自证其罪之本义,惟此则有背于中国另一传统之观念,即对于犯罪者本身,则重视首实,为亲属有罪相为隐,适居于相反之地位。?民间对于此一法则真正之涵义至为隔阂。判决例于此亦毫无发展,实例上因仍保持重视首实之观念。”因此,该制度必须限定在隐秘性强,证明犯罪的其它证据相对较少的贿赂等犯罪中适用。

从前文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我国建立强制作证与刑事免责制度有以下几个应注意的问题:

第一,强制作证的启动权在于控方。在我国而言就是人民检察院,由检察机关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决定是否启动强制作证。

第二,强制作证的审批权应严格控制。根据世界其他国家的操作情况,我国强制作证与刑事免责的审批应由法官决定,为确保证人心中有数,保证其作证的真实性和稳定性,应发给当事人相应的证明其已如实作证的司法文书。

第三,强制作证需要处罚措施作保障。一旦检察机关启动强制作证获得法院批准后,当事人必须如实作证,否则就应受到相应刑事处罚。根据我国目前的刑法规定,可考虑适用妨碍公务罪进行处罚。

第四,刑事免责的主动权在于当事人。当法院和检察院对是否免责只能启动和批准,一旦行贿人如实供述并作证,就应当获得刑事免责的处理。

第五,有必要建立罪行豁免制度。罪行豁免有利于保证证人作证的真实性和稳定性。罪行豁免让行贿人无后顾之忧,加之强制作证的处罚保障,使其必须如实作证。

在惩处贿赂犯罪中立法建立强制作证与刑事免责制度,无疑是赋予检察机关侦破贿赂犯罪的有力武器,可以有效降低隐形的贿赂犯罪的比例,更有力打击受贿行为,同时兼顾人权保障。总之,建立强制作证与刑事免责制度,具有现实的实践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但是需要指出的是,该制度涉及许多重要的法律问题,应当慎重对待。

注释：

①参见赖颢宁《高检院最近联合发文:对行贿分子同样要严打》

②关于司法诚信问题,参见龙宗智.欺骗与刑事司法行为的道德界定J..法学研究,(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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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张健.“家庭型”共同受贿犯罪的认定J..检察日报,2002-01-11(3).

问题探索范文篇7

[关键词]；概念；犯罪化；非犯罪化；成本；收益；正当性

一、的概念

各国法学理论界对于这一概念的解释并不完全一致，但是对的理解还是基本相通的。“赌，即以偶然事实决定输赢；博，即指博取财物。简单地说就是用财物作注赌输赢。”目前担任关系协会主任、被公认为研究的主要权威保罗·贝灵格(PaulBellringer)认为是可以描述为“两个人以上协议、赌注由输的人给付赢的人、结果具有不确定性、结果是由运气决定的、参与赌局”的一种活动。[1]

二、的犯罪化与非犯罪化之争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政府对一直采取严厉措施予以打击。一是在立法上明确规定严厉的处罚措施，二是通过运动式的“大禁赌”对活动进行遏制和打击。但是目前，活动不仅死灰复燃而且日益猖獗，、网络、出境等新形式的出现，使参与的人数、资金迅速增加。据统计，我国每年有将近6000亿元人民币的资金流向国外及港澳地区的行业。[2]为此，学术界针对犯罪化是否有法理依据，是否应该对非犯罪化，现在能否对非犯罪化等问题进行了激烈的争辩。下面，笔者将从法经济学的角度将两派学者的观点进行阐述。

（一）犯罪化及其法经济学分析：

所谓犯罪化（Criminalization），“一般是指通过刑事立法程序将某一具有可罚性的严重不法和有责的行为赋予刑罚的法律效果，使之成为刑法明文规定处罚的犯罪行为。”[3]主张犯罪化一方的学者多从侵害的两大法益，即社会法益和个人法益角度分析，转换到法经济学的研究视角，即行为要耗费大量的社会成本和个人成本，以下做详细分析：

1.行为的成本

当事人进行行为,会带来两方面的成本:一是个人成本,二是社会成本。

从个人成本角度上看,行为常常造成参与者财产的大量损失,因为而倾家荡产的事例可谓是不计其数。更关键的是，行为是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行为,其会带来巨大的社会成本。具体而言,有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行为违反了社会的公序良俗,会阻碍社会经济的发展。从本质上看,之所以如此具有“吸引力”,在于其激发了人们为追求利益的盲目冒险的生物本能,而该本能是应当在人的社会理性中受到抑制的。使人产生一种感观上的刺激,一种想赢的冲动和强烈的欲望。但是人不只是自然的人,人还具有社会性,因而必须具有社会理性,即以理性去控制人的自然属性中所固有的本性中的趋利性和因趋利所带来的冲动和欲望。没有这种理性,人类也就无法得以进化和发展。从这个方面讲,本质上就是反社会的行为,其是在贪婪、侥幸、不劳而获的欲望支配下的不道德的行为。如果社会不加以反对和遏制而容忍其扩散,则之风自会蔓延,社会就会处于一种颓废、懒惰、不思进取的精神状态,社会便不能发展进步。

其二，会直接或间接地带来其他社会秩序的破坏,其潜在的社会危害性比本身的社会危害性还要大。滋生其他犯罪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伴生其他违法犯罪行为。如赌资纠纷引起的非法拘禁、赌资借贷中的高利贷行为、黑社会组织对的保护、国家工作人员充当行为保护伞等等。另一方面,因诱发其他犯罪,主要是为筹集赌资而实施盗窃、抢劫、诈骗、杀人、贪污、受贿、挪用公款等等。有学者指出,目前在中国周边地区,已经悄然形成了一个把中国团团围住的链条,这张巨大的网络,每年都在吸引着巨额的国内资金流出并悄然消失在国外,造成了国有资金和社会财富的大量流失。近几年风行的公务员出境,往往与贪污、贿赂、挪用公款等腐败案件联系在一起,因而已成为我国一个严重的社会公害[4]。可见,行为具有极大的社会危害性,对社会带来巨大的社会成本。

2.行为的收益

主张犯罪化的学者认为，不会带来社会财富的增加，只不过是把财产从一人手中转移到另一人手中，同时还浪费了时间和资源，因此是毫无收益可言的。对于损耗大量社会成本又毫无益处的行为，当然应该将其犯罪化并严厉打击了。

（二）非犯罪化及其法经济学分析

另有一部分学者持相反态度，认为应该将非犯罪化，并掀起了非犯罪化的思潮。非犯罪化（decriminalization）是指“将迄今为止作为犯罪加以处罚的行为不作为犯罪，停止对其处罚。”[5]

如果从法经济学的视角进行分析，针对上述犯罪化学者认为损耗个人及社会成本且毫无收益的观点，可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批驳，同时作为非犯罪化正当性立论的理论依据。

1.的成本问题

首先，行为不会损耗个人成本。如果基于罪会耗费大量的个人成本，它的支持观点多认为罪是造成自己或者造成他人财产损害危险性的行为（这里的损害是基于双方自愿同意的），所以设立罪的目的是为了维护个人财产安全。这种耗费个人成本的说法明显是站不住脚的，须知“个人成本只是社会财富的转移，社会成本才是社会财富的支出”，支持犯罪化的学者用“不会带来社会财富的增加，只不过是把财产从一人手中转移到另一人手中”来批驳对个人无收益，殊不知也正是在阐明行为也不产生个人成本的损耗。反而见犯罪化之后，会带来无限量的社会成本损耗。

其次，惩罚犯罪确实需要大量社会成本的。惩罚犯罪的社会成本即法律控制的成本，包括用法律手段预防和阻止违法行为的所有社会支出,涉及到监控、侦察、捕获、诉讼以及执行惩罚等各个环节。[6]具体到犯罪的法律控制成本，即用法律手段预防和阻止行为的所有社会支出，包括监控、侦查行为，捕获犯罪人以及执行惩罚犯罪人的各个环节的支出。笔者支持非犯罪化的学者的观点，认为此法律控制成本是一项无限大的不划算的支出。

第一，用刑法控制个人自愿的行为，成本太大。

笔者认为，国家动用刑法控制这种个人自愿的行为可比作为一种家长主义的立法倾向。

家长主义观念来源于“父亲最明白事理”的道理，人们期待父母对他们子女生活例如告诉他们必须吃什么，什么时候睡觉等进行干涉并认为这是合理的。[7]笔者认为家长主义要耗掉家长大量的精力，独生子女的此类家长可能是合格的，但是有十几个甚至更多子女的家长，要如此悉心照料每个子女的每件事需消耗的精力也就可想而知了，更何况要插手子女们自愿想干的事情。同样，要求国家耗费高昂的法律成本去控制公民自愿的行为，是得不偿失或者不现实的。

具体到罪，说是损害自己财产的行为或者是对基于同意的他人的财产造成损害的行为，国家使用刑罚这种手段，替一部分不能妥善地保管自己财产的人进行保护（财产犯说），自然是合理的应该的。但更多的人是能够妥善保管并且愿意自主处置自己的财产的，国家一旦干预必然会引起反感，不但要支付高额的管理费用，还要花费大量善后的成本，因此，拿起昂贵而笨重的法律武器来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并非总是明智之举。[8]

第二，力图用刑法约束社会公众的道德，以形成普遍遵守的公序良俗和良好的社会风尚，成本太大。

犯罪化的学者认为，行为违反了公序良俗，阻碍经济发展，滋生其他犯罪影响了社会秩序的稳定，因此造成巨大社会成本的消耗，必须进行严厉的处罚。公序良俗标准具有不明确性，几乎遍及所有的社会生活，介入国民生活的各个角落；伦理价值观具有多样性，每个人对何为公序良俗都有不同的理解，社会不仅应当宽容不同的价值观，而且要尽量尊重个人观念上的差异；公序良俗“时至今日，仍然处于一种非制度化、非系统化的状态，仍然靠一种较松散的组织结构（也只能靠这种结构）来发挥自己的功用。”[9]所谓的公序良俗也只不过是个模糊的概念。因此，要求刑法保护社会的公序良俗，就是要求刑法介入国民生活的各个角落，关注并尊重个体价值观的差异，并且小心翼翼地去保护一些模糊的不能定性的东西，这样必然会导致无限大的法律控制成本的消耗。

具体到罪，以其侵害社会公序良俗，违反社会传统道德，侵犯社会风尚为理由而将其进行犯罪化，好比要求刑法不计成本地事必躬亲，进而取代道德的约束力、取代其他有效社会政策的效用，这是不划算不现实的。正所谓“刑罚是一种重大痛苦，其自身并非理想的而是不得已的社会统治手段，将维持国家的道义与社会伦理作为刑法的任务，不仅是对刑法的过分要求，而且是在法的名义下强迫他人接受自己的价值观。”[10]还有“刑法的宽容性，或者可以说是自由尊重性，即使市民的安全受到侵犯，其他控制手段没有充分发挥效果，刑法也没有必要无遗漏地处罚。”[11]

2.的收益问题

行为是可以有收益的。笔者认为，不能说是毫无益处的，合理规制后的业会给国家带来大量的税收收入，并且能够拉动旅游业的发展，提供一定的就业岗位，还能够起到防止出境使赌资外流的作用，美国的拉斯维加斯和我国的澳门等赌城的繁荣深刻证明了这一点，因此收益与否关键在于是否进行合理有效的管理。

三、结语

通过以上两派学者观点在法经济学视角下的阐释和对比，明显发现的非犯罪化在法理上是存在正当性的，笔者也支持此种观点。还须澄清的是，笔者所讨论和支持的非犯罪化并不等同于的任意化，而是立法上的非犯罪化，但在刑法上不规定为犯罪，不等同于其彻底合法化，部分行为应归入行政违法范畴，而刑事立法仍应保留有关的规定。笔者认为，非犯罪化毕竟是与我国的治党治国原则和社会传统道德观念相违背的，政府与大众在短时间内还无法转变观念。但只要能完善对的法律规制，提高对的运作管理水平，加强公益性色彩，为社会发展作出积极贡献，就能转变大众对业的认识。传统观念并非一道不可逾越的障碍，我们的思想意识也会发生变化，就像当年被认为在中国绝无可能的股票市场，现在则成了整个社会资本活动的舞台一样。

[参考文献]

[1]转引自杜林红，非犯罪化探讨，中国政法大学法学专业

[2]苏永通、南香红.“合法化”之辩.政府法制.2005,(3).

[3]梁根林.刑事法网的扩张与收缩.法律出版社.2005:3.

[4]张林鸿，论罪的完善——法经济学的视角，河北法学，第25卷第8期，2007-8.

[5][日]大谷实.刑事政策学.黎宏译，法律出版社.2000:88.

[6]桑本谦，法律控制的成本分析——以对通奸和黄色短信的法律控制为例，现代法学，2007-9.第29卷第5期

[7]【美】乔尔·范伯格.自由、权利和社会正义—现代社会哲学.王守昌、戴栩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8:63－64.

[8]桑本谦，法律控制的成本分析——以对通奸和黄色短信的法律控制为例，现代法学，2007-9，第29卷第5期

[9]夏伟东.道德本质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98.

问题探索范文篇8

按现行税制，建筑业属于营业税的征收范畴，为该行业提供产品的建筑产品生产和销售行业，属于增值税的征收范畴，而有些企业既生产和销售建筑产品，又提供建筑安装劳务，如金属结构件、铝合金门窗、玻璃幕墙、涂料、防水材料、保温材料等产品生产销售的纳税人，常常在销售产品的同时伴随着建筑安装劳务行为，企业取得销售收入中既有产品销售收入又有建筑安装劳务收入，属典型的混合销售行为。

根据《增值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5条规定，一项销售行为如果既涉及货物又涉及非增值税应税劳务，为混合销售行为，从事货物的生产、批发或者零售的企业、企业性单位和个体工商户的混合销售行为，视为销售货物，应当缴纳增值税。

对混合销售是依照纳税人的经营主业来确定的，也就是说，不是根据某笔合同中某一笔收入来确定，如果是从事货物的生产、批发或零售企业（简单的说就是缴纳增值税的工业或商业企业），这样的企业发生的混合销售行为，就应该征收增值税。其他单位和个人发生的混合销售，视同销售非应税劳务，不征收增值税，按劳务类别征收营业税。但是建筑行业却很特殊，《增值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6条规定，销售自产货物并同时提供建筑业劳务的行为，应当分别核算货物的销售额和建筑劳务的营业额，并根据各自销售额分别计算缴纳增值税和营业税。笔者在调查中发现，建筑产品混合销售业务中，产品销售收入一般大于建筑劳务收入，但是按照新的增值税条例及实施细则规定，不再按销售比例是否超过50%来划分是交增值税还是交营业税，但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纳税人销售自产货物提供增值税劳务并同时提供建筑业劳务征收流转税问题的通知》（国税发[2002]117号）的第1条规定仍然有效。对关于纳税人销售自产货物提供增值税应税劳务并同时提供建筑业劳务征收增值税、营业税划分问题，该文件明确纳税人以签订建设工程施工总包或分包合同（包括建筑、安装、修缮等工程总包和分包合同）方式开展经营活动时，销售自产货物、提供增值税应税劳务并同时提供建筑业劳务，同时符合以下条件的，对销售自产货物和提供增值税应税劳务取得的收入征收增值税，提供建筑业劳务收入（不包括按规定应征收增值税的自产货物和增值税应税劳务收入）征收营业税：一是必须具备建设行政部门批准的建筑业施工（安装）资质；二是签订建设工程施工总包或分包合同中单独注明建筑业劳务价款。凡不同时符合以上两个条件的，对纳税人取得的全部收入征收增值税。纳税人通过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销售自产货物、提供增值税应税劳务的同时，将建筑业劳务分包或转包给其他单位和个人的，对其销售的货物和提供的增值税应税劳务征收增值税。由于生产企业产品销售的对象多为建筑及房产开发企业，属地税征收范围，在实际操作中，购买方经常出现只收建筑安装、工程劳务发票，而不收产品销售发票，从而造成了增值税税款的流失，侵蚀了增值税的税基，这就给税收征管带来了很大的难题，给国地两税部门之间管理制造了不小的矛盾，同时也给某些纳税人不缴或少缴税款以可乘之机。

一、建筑产品混合销售业务征税存在的问题

1.地税部门控制源头。由于建筑产品生产企业所生产的产品主要销售给建筑安装公司和房地产开发公司，这两类企业的主体税种是营业税，属地税部门管理，有些地方地税部门就要求建安企业和开发公司只有取得地税部门开具的建筑安装发票才能入账，否则税前不予列支。而企业也因为地税是他们的直接管理单位，只有遵照执行，拒绝接受产品销售发票。

2.地方政府部门硬性规定。我们在调查中发现，有的部门为了地方政府和本部门的利益，为地税营业税，强制要求在本地区销售建筑产品和施工的单位到来代开建筑安装及工程劳务发票，特别是由财政结算中心审核支出的单位，结算中心规定只收建筑安装或劳务发票，一律不允许产品销售发票报销，硬性使建筑产品销售收入的增值税变成了营业税。由于目前的市场是买方市场，建筑产品生产销售纳税人为了与建筑安装公司或房地产开发公司做业务，只好按照他们的要求开具建筑安装或劳务发票，造成了实际上的增值税税款的流失。我们在调查中发现，不论是生产还是销售建筑类产品，这种情况非常普遍，涉及到的纳税人也很多。

3.生产销售纳税人利益驱动。对于个体户和小规模纳税人，根据新的增值税条例，连续12个月销售额

累计达到50万元以上，就要强制认定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而50万元销售额中可以不包括非增值税应税劳务收入。而一般纳税人增值税税率又远大于营业税税率，有些个体和小规模纳税人企业为了不被认定为一般纳税人（建筑产品生产销售纳税人由于进项大多很难取得增票，抵扣少，就自身而言也不愿被认定为一般纳税人），采取少计产品销售收入多计建筑劳务收入，或者干脆到地税部门开票，从而多交营业税少交增值税；对于一般纳税人，产品销售的增值税税率17%，建筑劳务营业税税率3%，纳税人当然愿意多计建筑劳务收入而少计产品销售收入，从而达到少缴税款的目的。

4.税收链条断裂造成税款流失。建筑安装企业账证都不是很健全，因此地税部门一般采取以票管税方式，开具发票征收营业税的同时随征企业所得税或个人所得税，其购进的材料也不需要正式发票入账。

二、产生上述问题的原因分析

1.现行流转税制度的缺陷，造成重复征税现象严重。建筑产品生产企业销售产品给建筑安装公司要按适用税率缴纳增值税和营业税；建筑安装公司提供建筑劳务给房地产开发公司要缴纳3%的营业税，营业税的计税依据中包含了上一环节的产品价款和税款，造成重复征税；房地产开发公司销售不动产，接规定要缴纳5%的营业税，发票金额中也要包含上一环节缴纳的营业税款，同样要重复征税。

2.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认定标准偏低，造成某些行业税负偏高。新的增值税条例将工业企业一般纳税人认定标准从100万元降至50万元，对于某些规模较小，难以取得进项增票的企业，其增值税的负担率将会大幅度提高，且这类企业产品销售对象大多是建安公司、房地产开发公司等营业税纳税人，他们不需要增票抵扣税款，必然导致这类企业在发票和税收上做文章，而目前的税收制度和经济环境给这些企业偷逃税款创造了条件。

3.部门利益冲突，国地税征管矛盾重重。受不断增长的税收收入任务的影响，国地两税都加大了征管力度，对属于本部门的管辖的税收更是寸步不让。新的增值税、营业税条例实施细则都规定，销售自产货物并同时提供建筑业劳务，未分别核算的，由国税、地税两个主管税务机关分别核定各自计征增值税的销售额和计征营业税的营业额，因两个细则都没有规定方法和标准，其核定结果必将产生此多彼少之争议。根据多年来国税、地税一直对新办企业所得税管辖权存在争议的实际情况，国税、地税两个主管税务机关不可能坐下来针对某一纳税人的混合销售行为或兼营非应税项目计税依据“合理”地协商确定各自征收增值税和营业税的销售（营业）额，最终还是导致国税、地税两个主管税务机关管理权的矛盾。

4.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千方百计少缴税款。从调查情况来看，纳税人账外经营情况严重，一是纳税人在施工所在地政府或地税机关代开建筑安装发票，如果正常入账后国税部门必然不认账，要重复缴纳增值税；二是部分购货单位不要发票，纳税人取得的收入不入账，偷逃增值税和营业税。

三、解决上述问题的对策

1.加强税法宣传。对建筑产品生产销售企业会计的加强业务培训，积极宣传新《增值税暂行条例》、《营业税暂行条例》及两个细则，深刻领会文件精神，按照要求做好财务分类核算。

2.强化税收管理。针对建筑产品销售业务的特殊性，可以实行“以电管税”等征管措施，测算单位产品耗电量和行业税负率，要求纳税人按月提供电费收据等相关资料，定期进行纳税评估，及时发现和处理存在的问题。

问题探索范文篇9

关键词：黄疸；早期喂养；游泳；抚触；护理干预；新生儿

黄疸是指高胆红素血症，临床表现即血中胆红素增高而使巩膜、皮肤、黏膜以及其他组织和体液出现黄染。新生儿黄疸是新生儿的常见疾病，若血清中未结合胆红素过高，可引起核黄疸造成神经系统后遗症，甚至威胁新生儿的生命。现将我院产科对130例新生儿进行护理干预对新生儿黄疸的影响报道如下。

一、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王小环.护理干预对新生儿黄疸的影响将2005年3月～2006年10月在我院产科出生的130例足月正常新生儿，根据出生顺序，单号为干预组（65例），双号为对照组（65例），出生体重2.5～4.0kg，Apgar''''s评分≥8分，男婴69例，女婴61例，外观无畸形，新生儿出生时无窒息、产伤及感染，并排除ABO或RH溶血。母亲年龄21～33岁，无妊娠并发症和合并症。两组性别、体重、胎龄、Apgar''''s评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

1.2方法

两组新生儿出生后均进行早接触、早吸吮，实行母乳喂养、母婴同室、按需哺乳，常规新生儿护理，并对产妇进行健康教育，包括饮食指导、母乳喂养知识、新生儿生理特点介绍及科学育儿知识等。干预组新生儿在每次充分吸吮母乳后按需喂配方奶及2.5%葡萄糖水，直至母亲乳量充足，并增加游泳和抚触护理。游泳护理：新生儿出生4h后即进行游泳，新生儿脐部贴防水护脐贴，选择专为婴儿游泳设计和生产的游泳圈和游泳池，室温调节在26～28℃，水温控制在37～39℃，每日1次，每次10～15min。游泳过程分为被动游泳（护士在旁协助新生儿伸展肢体）和婴儿自主游泳。抚触护理：新生儿出生后第1天采用美国强生公司推广的抚触手法，进行全身抚触，每日1次，每次10～15min，游泳后进行。抚触与游泳护理均由经过专门培训的护理人员进行操作。

1.3观察指标

观察两组新生儿第1次排胎便的时间、胎便转黄时间、新生儿血清胆红素浓度动态变化。胆红素测定采用经皮黄疸测量仪，每天早上6点由经过培训的护理人员负责测定，取额部及胸部平均值并做记录。

1.4统计学处理

采用SPSS10.0软件，数据以（±s）表示，进行t检验，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二、结果

两组新生儿第1次排胎便时间与胎便转黄时间比较见表1。表1两组新生儿第1次排胎便时间与胎便转黄时间比较h（略）注：与对照组比较*P<0.01。

干预组新生儿第1次排胎便时间及胎便转黄时间均较对照组提前，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

两组新生儿出生后6d内经皮测定黄疸指数值比较见表2。表2两组新生儿出生后6d内经皮测定黄疸指数值比较(mg/mL)(略)注：与对照组比较*P<0.05，**P<0.01。

干预组新生儿第2～6天黄疸指数值均明显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和P<0.01)。

三、讨论

在胎儿期，胎儿靠胎盘供应血和氧气，但是体内为低氧环境，必须有更多的红细胞携带氧气供给胎儿，才能满足胎儿的需要。出生后，新生儿必须用自己的肺呼吸直接获得氧气，体内的低氧环境得到改变，红细胞的需求量减少，于是大量的红细胞被破坏，分解产生胆红素。这时新生儿的肝功能不完善，酶系统发育不成熟，不能把过多的胆红素处理后排出体外，只能堆积在血液中。这种胆红素象黄色的染料一样，随着血液的流动，把新生儿的皮肤和巩膜染成黄色，出现新生儿黄疸，新生儿肝脏的葡萄糖醛酸转移酶和尿嘧啶核苷二磷酸糖脱氢酶（UDPG脱氢酶）不足或受抑制，不能将非结合胆红素转变为结合胆红素，以致非结合胆红素潴留血中发生黄疸。

新生儿生理性黄疸一般在新生儿出生2～3d出现，4～5d天达高峰，1～2周逐渐自行消退，一般不需要特殊治疗，只需增加喂养量及喂养次数便可减轻生理性黄疸的程度，减少病理性黄疸的发生，但创建爱婴医院以来，母乳喂养率明显上升，随之新生儿高胆红素血症发生率也明显升高。秦学玲等报道，临床上即便是实施早吸吮、勤喂哺，产后48h乳汁不足者仍占19.81%以上，因此早期乳量不足可能是病理性黄疸原因之一。一般正常新生儿多在出生后10～12h内初次排出胎便，出生后3～4d开始排黄便，如果早期乳汁不足，喂养次数减少，肠蠕动减慢，胎便排尽时间延长，可致胆红素的肠肝循环负荷增加，增加胆红素的重吸收。胆红素水平升高，造成新生儿胆红素在生理性黄疸的基础上异常增加，我们观察发现，干预组采用在母乳充足前添加配方奶，增加早期摄入量，每次添加均在新生儿充分有效地吸吮母乳后进行，不但能让新生儿获得初乳的高营养和摄入足够蛋白质和能量，而且可快捷建立正常的肠道菌群，加快胎粪排出。观察结果表明，干预组新生儿第1次排胎便的时间及胎便转黄时间明显比对照组提早，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从而降低了新生儿高胆红素血症的发生率。葡萄糖的喂入促进了新生儿的胃肠蠕动，有利于肝糖原的储备，肝酶的激活，促进血清胆红素的代谢，减轻新生儿黄疸的发生。

据报道，新生儿游泳与抚触有助于降低新生儿黄疸，因为水温具有扩张皮肤毛细血管，促进血液循环，增进新生儿全身新陈代谢，且游泳过程活动消耗能量增多，消耗了一定体力，促进食量增多，促进肠蠕动，有利于粪便以及结合胆红素的及早排出，减少小肠对胆红素的重吸收，降低血清胆红素水平，降低新生儿黄疸指数。抚触能使交感神经紧张度增加，刺激胃泌素和胰岛素分泌，增加消化和吸收功能，中医学理论认为，急摩为泻，通过摩腹，快速推下七节骨，且能健脾和胃，行滞消食，通过抚触，新生儿食欲增加，从而加速正常菌群生长，促进尿胆原生成增多，未结合胆红素生成减少，减少新生儿胆红素肠肝循环，胆汁分泌增多，胆红素排泄增多，也达到降低新生儿高胆红素血症发生率的目的。我们的观察也证实，随着护理干预的实施，在同一时间段干预组黄疸指数低于对照组，由此可见，早期实施综合护理干预确实能够降低新生儿黄疸的程度，减少病理性黄疸的发生，值得推广应用。

【参考文献】

1许植之，钱家萍，李勇,等.新生儿未结合胆红素血症不允忽视［J］.新生儿科杂志，2000，15（5）：254256.

2秦学玲，刘秉芳.护理干预对剖宫产产妇早期泌乳的影响［J］.护理研究杂志，2004，18（6）：107610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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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张桂芹，孙晓娟.抚触对早收型母乳性黄疸的干预效果［J］.新生儿科杂志，2003，18（2）：6970.

5孙琳,于晓玲.婴儿抚触的国内研究现状［J］.实用临床医药杂志,2007,3(5):109114.

问题探索范文篇10

我国原《民事诉讼法》修改前,民事执行救济制度存在的一个主要问题就是没有对当事人和利害关系人在程序上的权利受到侵害后如何救济做出规定,从而导致程序性救济途径的缺失。而现行《民事诉讼法》第202条明确赋予了当事人、利害关系人对违法执行行为的异议权。在民事执行程序中受执行机构及其人员的行为影响最大的是享有权利、承担义务的当事人和利害关系人,允许他们通过一定的方式与程序对民事执行机构及其人员的违法或不当执行行为声明不服、寻求救济,是我国民事诉讼法的重大进步。

二、异议审查的程序分析

现行《民事诉讼法》第202条规定,当事人、利害关系人提出书面异议的,人民法院应当自收到书面异议之日起十五日内审查。由于该规定不够明确,操作中容易出现分歧,加之考虑到执行行为发生错误后,如果不及时审查纠正,可能导致无法挽回的后果。因此,《执行程序若干问题的解释》第5条进一步明确规定,执行法院审查处理执行异议,应当自收到书面异议之日起十五日内做出裁定。

但是,无论是现行《民事诉讼法》还是《执行程序若干问题的解释》均未对执行异议采取何种审查方式进行明确规定。从理论上看,执行异议仅仅针对执行行为提起,不涉及与对方当事人之间的实体权利义务关系。因此,执行机构对于当事人、利害关系人提出的异议,原则上不需要听取对方当事人的意见,也不必开庭进行审查。当然,为了确保审查的审慎性,执行机构可以进行必要的调查,并将听取当事人的意见作为调查的一部分,但这并不意味着对于执行异议的审查要开庭进行。

三、关于合理设置异议审查机构的探讨

为了确保执行的效率和效益,现行《民事诉讼法》第202条规定,当事人、利害关系人提起执行异议,应当直接向执行法院提出,不得向其他人民法院提出。但是,异议应该向执行法院的哪个部门提出、由哪个部门进行审查,现行《民事诉讼法》中并没有做出规定。由于没有明确的规定,各地人民法院在此问题上的处理方法并不一致。在执行工作实践中,执行异议的审查机构通常有两种基本设置类型:其一,将执行裁决权放在其他审判部门;其二,在同一执行机构里设立执行实施庭和执行裁决庭,由执行裁决庭对执行异议进行审查。但是无论采取哪种类型,其目的都是要将执行实施权与执行裁决权分开,保障执行工作的公正性。

为了进一步加强和规范执行工作,最高人民法院在2009年7月17日《关于进一步加强和规范执行工作的若干意见》(下文简称《若干意见》),其中指出:科学界定执行审查权和执行实施权,并分别由不同的内设机构或者人员行使。将财产调查、控制、处分及交付和分配、采取罚款、拘留强制措施等事项交由实施机构办理,对各类执行异议、复议、案外人异议及变更执行法院的申请等事项交由审查机构办理。根据《若干意见》的规定,最高法院在异议审查机构的设立上采用的是前文中的第二种形式,即异议由执行法院的执行局内设的审查机构进行审查。这种形式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执行实施权与执行裁决权的分开行使,避免异议审查的主观随意性,起到了防错纠错的功效。但是,这种形式仍然是将执行裁决权置于执行局之下,导致执行局在执行工作中的权力过于集中,极易引发腐败案件的发生。2009年发生的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原执行局局长乌小青收受巨额贿赂案就是典型的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