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批判范文10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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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批判范文篇1

文化是体现和表达心灵的一种独立自足的现象，是具有生命力的、创造性的精神动向，每一种文化都会有它自己的文明，文明是文化不可避免的归宿。他在《西方的没落》中拿“希腊的心灵”与“罗马的才智”来类比“文化”与“文明”。①他认为，文明人不再拥有未来的文化，文明就是结束，它紧随着已经完成了的成长、已死的生命、凝固的发展……是文化的终结。②其实在斯宾格勒之前，康德就已用更精练的语言在对立的意上使用文明与文化。他说:“我们通过艺术和科学被高度的文明化。在各式各样的社会规范和礼貌方面，我们文明的甚至到了过分的地步。但要是以道德去衡量，我们还差得很远，因为道德这一观念是属于文化的;但我们对这一观念的使用却仅限于名誉和外在礼节中那些类似德性的东西，而这些只不过是文明而已。”③显然，斯宾格勒与康德理解的文化在道德上高出文明许多，并且与文明是相对立的，对于人而言，文明是外表上的修饰，而文化则是内在的具有超越性的价值追求。这种将文化赋予创造性的、鲜活的精神内涵，而把文明作为外在的、固化的存在的观点，还在德国教育家威廉•冯•洪堡(WilhelmvonHumboldt1767—1835)和社会学家阿尔弗莱德•韦伯(AlfredWeber1868－1958)那里出现过。这样一种将文化和文明对立起来的传统影响了霍克海默的文化观，他在文化批判就是站在作为自由精神的文化的立场上去批判固化的文明，而这种文明具体表现为技术手段、道德教条和规范。霍克海默继承了德语语境中关于文化的传统，首先，文化包涵着文明。1949－1969年间，他在一篇题名为《文化与尿壶》(KulturundNachttopf)的短札中说道:“‘文化’是人们共同生活当中的自然物的收纳(Here-innahme)。它好比尿壶，小姑娘必须将尿壶清空，而尿壶表面上的印花和小姑娘则是最后的正在消逝的见证。”④他将文化比为尿壶，尿壶中“自然物”便是文明的要素，虽然它日日须得清空，但总还有“小姑娘”与“印花”为证。其次，文明是文化批判的要素。他在《启蒙辩证法》中的《反犹主义要素:启蒙的界限》一文中，将文明与反犹主义的屠杀行为联系在了一起，将极权主义与文明的发展相并列，“极权主义制度所使用的机制与文明一样源远流长”。⑤他批评美国文化时使用了“文明”这个词:“美国的文明没能产生出一点新的东西。它没有深度，思想也是无力的。”⑥可见，霍克海默的文化批判的矛头指向一种固化了的文明形态。霍克海默的大众文化批判，其实是关注我们日常生活中价值的失落，它包括现代人只为金钱而奔忙的职业状况，沉溺于快感的休闲生活，艺术认知感的消弭……⑦在霍克海默那里，大众文化既不是指一种由大众自发创造的文化，也不是指文化的大众性，“大众性从来不是由大众直接决定的，而往往是由大众在其他社会阶层的代表决定的”。⑧大众文化并不是与精英文化相对的一组概念，它指的是失去反思、创造以及批判性的文化机制。这一机制的可怕性在于，人们对它似乎只能顺从和适应，在这一过程中人性的创造力被压制了，只是沉醉于丰富的文化商品所带来的虚假满足之中。霍克海默以贝多芬的《英雄》在公演时与听众的互动为例，说明艺术在大众文化当中批判性、否定性的丧失，变成了像古董一样的东西，艺术曾作为对世界的表达、最后的判断，现在已变得完全中立了，充满趣味的艺术活动已经蜕化成了娱乐活动:“普通的音乐欣赏者已经不能了解它(Eroica英雄)的客观意义。当他聆听演奏，为的是图解评论人对它所做的评语。在欣赏者那儿，一切变得黑白分明———道德的要求与社会现实之间的张力，德国的现实，即与法国截然不同的德国的精神生活，它不能够政治地表达，而只能在音乐和艺术中寻求出路的现实都已给出。这首音乐作品被物化了(istverdinglicht)，被弄成了一件博物馆里的作品，它的上演对于从属于社会组织的人来说，只是一种闲暇活动、一个事件、一个对于明星登台或者一个必须参加的社交聚会的有益契机。但这里没有与艺术作品生动的交流，没有直接的，自发产生的对其作用的领悟，没有它作为一幅图画的整体的把握，也就是那被称之为真理的东西。”①我们可以看出，霍克海默的大众文化批判是在文化(自由精神)与文明(给定的机制)对立的基础上展开的。他发现大众在一种给定的机制下被操纵和愚弄，大众文化自上而下对人的控制，实际上是对自由精神的压制，它本质上是反文化的。霍克海默以美国广播滑稽剧《youwerepresent》为例，批判了娱乐工业的乏味性(Flachheit)②，此外，大众文化的流行性(Popularitaet)其实是被文化工业的管理者决定着，因而大众对流行文化的接受表面上看是自由的，但实际上却是被有意操控的。令霍克海默绝望是，由于进行艺术创造的私人领域不断受到文明科技(广播、电视等大众传媒)的干扰，社会中有一种大众文化日益取代艺术的倾向。比如好莱坞的商业电影，投资于每部电影的资金数目可观，因而要求迅速回收资金，因此好莱坞的经济关系不允许对艺术作品的内在逻辑———即艺术作品自律性进行追求。③在霍克海默看来，好莱坞这个电影工厂无法创造出艺术，只能提供流行娱乐。在资本主义经济机制的影响下，实际上很难找到纯粹的艺术形式，一切都被贴上了文化的标签，而其本身实则是一个商业化的系统。霍克海默并没有沉醉在文化的理想乌托邦里，他将大众文化的批判与艺术失落的现实紧密联系，他所理解的艺术具有自律和创造的本性，与他对文化作为自由精神的理解相一致。霍克海默的大众文化批判其实是对资本主义文明消极性的揭露，这样一种批判根植于对启蒙的辩证思考，因而，大众文化批判是启蒙批判的前奏。

在霍克海默看来，启蒙是在努力反抗权威的过程中逐步使自己成为了权威，大众文化毋宁是这样一种权威统治下的产物。康德认为，启蒙“就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不成熟状态就是不经被人的引导，就对运用自己的理智无能为力”。④在康德看来，启蒙是人步入成熟所必须的精神指令，启蒙展现了人类心灵的独立、运用理性的自由和创造的勇气。但从人类历史上看，启蒙的结果不仅只有自由和独立，还有专制和屠杀。启蒙与科学知识相关，在启蒙与神话的辩证关系中，启蒙一开始用人类掌握的自然科学知识祛除了神话中的愚昧，但是当启蒙具有了足够的权力后，人类却深深地陷入了野蛮的状态。⑤即启蒙倒退成了神话，启蒙的倒退带来了两种后果:技术对人的控制和人对自然的压制。这说明，真正的启蒙还没有完成。霍克海默指出:“掌握着自身并发挥着力量的启蒙本身，是有能力突破启蒙的界限的。”⑥因而，启蒙文化自身包涵着自己的对立面，具有矛盾的双重性。启蒙的第一重含义是指:一直在进程当中的进步精神，它跟神话相对立，反对一切原始遗存并旨在消除一切统治性文化，它永远在进程之中。第二重含义是指:具有神话般极权性质的宰制性文化，它确立了人类对自然的统治权，这种启蒙已经实现它的目的，世界正笼罩在它所招致的灾难当中。正是启蒙的两重性导致了文化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与自身的分裂，第二重意义上的启蒙在让人成为主宰者的同时，也确立了普遍的原则和规范，这些文明化的原则又反过来压制文化的自由发展，因此，我们说启蒙两重性之间的对立是文化与文明相对立的原因。启蒙的极权性最突出的表现是德国的纳粹统治。纳粹统治在霍克海默看来是一种“强制性平等的胜利”⑦，是一种平等的非正义，启蒙思想一开始是祛除愚昧的进步文化，但被“彻底”启蒙的世界却成了纳粹的屠宰场，这里的启蒙显然不是追求自由并致力于推翻统治权的第一重意义上的启蒙，而是确立人类极权统治权的第二重义上的启蒙。极权统治不但残酷地控制人，而且有计划、按步骤地“清除”所谓异己，暴戾至极如同古代神话当中的人祭活动。启蒙的极权性也体现在大众文化当中。“大众文化”在霍克海默那里具有特别的含义，它并不是指从大众当中自发生长出来的文化，也不是大众艺术的当代形式，甚至与艺术无甚瓜葛，而是指一种依照某些流行的标准被人为制造出来的文化，它是经济王国的派生物，一种自上而下的被管理的失去内在创造力的文化。他在《现代艺术与大众文化》中谈到，在大众文化中，“无论是‘精英’还是大众都服从于那种在任何特定情况下只允许他们作出单一反应的机制。他们那些尚未开掘出来的本性因素无法得到相应的表现”。①由于启蒙的极权性，注定了它还要在进程中前行。第二重意义上的极权化的启蒙放弃了思考思想，它使科学、艺术都成为迎合世界的符号体系，失去了反思的维度。霍克海默在文章中提到的“彻底启蒙者”(restlosAufgeklaerten)，直译过来“完全被启蒙的人”实际上是需要被重新启蒙的个体。“启蒙对一切个体进行教育，从而使尚未开化的整体获得自由，并作为统治力量支配万物，进而作用于人的存在和意识。”②这里的启蒙是指第一重意义上代表着进步和批判的启蒙文化。霍克海默坚信通过启蒙对其自身的批判，协调好与自然的关系，最终可以扬弃自身，实现第一重含义上的启蒙，“即在被占据支配地位的科学一直忽视的自然被看做是发源地的时候，启蒙才能获得自我实现，并最终自我扬弃”。③我们可以看到，启蒙的双重性既是启蒙与神话的辩证关系的依据，也是启蒙文化批判的立足点。首先，一旦知道了霍克海默是在两重意义上使用启蒙概念，就会明了“神话就是启蒙，而启蒙却倒退成了神话”④这一表面看来令人迷惑的辩证观念。其次，霍克海默对启蒙概念进行批判，实乃对第二重含义上的启蒙的极权性进行批判，这也是大众文化的批判之根源，正是由于极权化的思想渗透在文化当中，才使文化成为了权威的附属物，从而丧失了追求真理的维度，变成了具有欺骗性和操控性的大众文化。最后，启蒙批判暗含了理性批判，因为启蒙是人类理性发展的产物。霍克海默说:“俄狄浦斯(Oedipus)对斯芬克斯之谜的回答:‘这就是人!’启蒙运动不变的原型。”⑤从中可以看出，人类通过自身来思考自然界，人的理性具有一种趋向，那就是将自然界的散漫无序都整合成一个体系，由此产生了极权性及同一性倾向。因而，在《工具理性批判》中霍克海默直接跳跃到了理性概念，将理性作为文化批判的核心进行考察。

如上文所述，既然启蒙的分裂极权化倾向是由理性自身所导致的，那么理性作为一种文化，它又是如何成为盲目的非理性的呢?这就成了霍克海默在《工具理性批判》中所考察的问题。他首先将理性作了区分，理性具有主观理性与客观理性两个方面，主观理性是以计算、工具为手段，依照主观目的行事，它最终走向了形式化的理性即非理性，客观理性是以客观的标准、原则来行事，它以追求真理为至高目的。理性概念的双重性决定了它的辩证运动，主客两方，一方被压制、另一方占主导的状况轮番交替在理性发展的进程中。在启蒙的背景下，理性的扭曲来自于主观理性“自我持存(Selbsterhaltung)”力量的推动，正如哈贝马斯在《现代性的哲学话语》中所指出的:“启蒙过程从一开始就得益于自我持存的推动，但这种推动使理性发生了扭曲，因为它只要求理性以目的理性控制自然和控制冲动的形式表现出来，也就是说，它只要求理性是工具理性。”⑥霍克海默在《工具理性批判》第一章“工具与目的”中分析了理性扭曲的整个过程:首先，主观理性(subjektiveVernunft)已经或多或少被人接受，因为它具有适于达成某种目标的智谋⑦，实际上这种完全致力于个人目标的主观理性，只是出自于“自我持存”的考虑。然后，当这种理性在某个机构当中发挥作用，它的使用就带有逻辑的、计算的倾向。在主观主义者看来，理性自身没有目的，因此去讨论相对立的目的之优先性是毫无意义的。可能的讨论，仅存在于当两个目标服务于第三个或者更高的目标之时，这就意味着理性只是工具性的而非目的性的。⑧最后，理性完全成了手段(Instrument)，被主观化、形式化地用于现代科学、普遍主义的法律观念和道德观念，而忘记了理性在受到“自我持存”推动的同时，也还应该具有超越“自我持存”的力量，即客观理性的力量。霍克海默认为，尽管主观理性在历史上一直都内含在理性概念之内，但在历史上很长时间占主导的是“客观理性(objektiveVernunft)”，它作为一种超越自我持存的和解的力量，不仅存在于个人的思想意识里，也存在于客观的世界当中，存在于个人与社会阶层之间、社会机构里、自然及其表象中。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哲学体系，经院哲学和德国的理性主义，无一不是在理性的客观的理论之上奠基的。①“客观理性”追求的是一种形而上学曾致力于的客观秩序(规则)，它与包括个人兴趣和自我持存在内的人类存在相和解，如同柏拉图在《国家篇》中所说:“谁生活在客观理性的光照中，就同时生活在成功和幸福当中。”②客观理性关注的焦点并不在行为及其目标的按部就班，而是致力于最高的善的理念(dieIdeedeshoechstenGutes)、人类的终极目的问题以及通往最高目标的方式。主观理性对客观理性的压迫主要通过合理化(Rationalisierung)来实现。合理化思想其实来源于马克斯•韦伯，他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导言中指出:“形式独特的现代西方资本主义显然受到了技术能力发展的强烈影响。今天这种资本主义的合理性，基本上取决于最重要的技术因素的可计算性。”在这本书中，韦伯努力寻求导致西方文化所独具的合理性主义的缘由，最终落脚到了西方的宗教伦理。霍克海默却将这一韦伯所肯定的“西方所特有的合理化轨道”作为了批判的对象，理由是，由主观理性带来的现代人思想中的“合理化”倾向，散布到了社会结构以及文化的各个方面，导致理性的个体在“进步”的铁蹄下被取消，从而走向了盲目服从权威的非理性。主观理性的合理化倾向最终导致现代文化的危机，在《工具理性批判》的前言中霍克海默提出要对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进行反思:“有必要对作为一定文明观所折射的统治思想进行探讨。作者在这里所要做的，不是试图给出一个行动上的方案，相反，他认为现代的倾向是每种思想都被转化为行动，或者说当前文化危机(Kulturkrise)的征兆之一是在行动方面进行积极的节制:为了行动而行动决不会强于为了思想而思想，甚至远远比不上它。”③现代人自以为正确的“合理化”倾向，其实是一种形式上的合理性，它缺少了真正的具有客观性内容的基础。大众文化是现代的文化的危机的一种表现。霍克海默认为，在大众文化体系当中文化具有高下之别，那确认为“好的”“干净的”便受到追捧，其余的则被嫌恶，文化越来越倒退为古老的禁忌，旧的生活方式在现代文明的表面下燃烧着，它为失去信念的现代人提供着热量。④霍克海默带领我们反思现代生活中意义的缺失，实现目标代替了寻求真理，人的消遣和爱好作为内在化的生活业已消失，人们被带到休闲活动、社会交际等广泛的娱乐项目当中，文化作为自由精神的超越的维度几乎被大众文化所喧嚣覆盖。现代社会中那些与娱乐相关的文化商品，实际上是工业化的产物，是一种被制造出来的变质的需要，它与具有创造性的作为自由精神的文化相分离。纵观霍克海默的文化批判历程，从文化到启蒙最后到理性，一路都在追寻文化陷落的真正原因，正如他在《传统理论与批判理论》中指出的:“人类的未来有赖于批判行为的存在，它当然包含在传统理论的要素以及正在流逝的文化的要素当中。”⑤霍克海默在传统理论的要素中找到了启蒙文化的极权主义倾向，在人类理性的觉醒中看到了主观化、工具化的一面，对理性的合理化倾向进行了批判。文化、启蒙与理性层层深入的批判历程，一方面使启蒙的主体具有了反思的意识;另一方面启示了哈贝马斯从而提出交往理性;同时，这一从概念内部展开批判的方法及其文化批判的多层次探究，值得当今的文化研究认真借鉴。

本文作者：马欣工作单位：复旦大学

文化批判范文篇2

关键词：马尔库塞；理论基础；文化批判

作为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的马尔库塞在20世纪众多的人类命运解释者中，以其“勇于批判和富有思想精神”而占有一席之地。他师承多人并注重汲取先哲们的优秀思想成果，以马克思的异化理论为基础，以卢卡奇的物化理论为蓝本，秉承海德格尔的人本主义，并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中汲取营养，关注人的存在和人的命运，致力于批判和超越现代人的文化危机和生存困境。

一、以马克思的异化理论为基础

面对现代文明给人类带来的精神危机，马尔库塞在马克思那里发现了一种反抗现实的要求，一种呼吁变革的强音，其重要和根本的理论渊源是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

1．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一种人本主义。马尔库塞认为马克思的全部理论的哲学基础，是一种将人的存在作为全部理论的核心，从人出发，考究人的本质及其实现的人本主义。他根据《手稿》对人做了两方面规定：第一，人是一种“类的存在物”。这一方面是指人能使每一种存在物的类，即一般本质成为他的对象；另一方面是指人具有“自我创造”和自我实现的能力，人的自由植根于此。第二，人是对象性存在物。人通过自由自觉的对象性的实践活动而构造人的世界，建立人与自然的统一。马尔库塞认为，马克思理论就是探究人类的内在冲突，揭露私有制社会里人的本质和异化根源，寻求人类解放之路。因此，马克思的理论是以谋求人的全面实现、彻底根除异化现象的人本主义。

2．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一种批判理论。在对马克思“人的存在”的概念的分析中，马尔库塞发现人要实现自身，表现自身的自由，就必然将自身对象化，追求外在于人的“不可抗拒”的组成部分的对象，这反映了人的需要，也反映了人的无奈。他认为，人的存在内在的冲突为人的异化提供了可能性。所以人的异化具有本体论基础，植根于人的本质之中，必须在具体的政治条件下才能产生。马克思主义理论正是揭示了这种社会历史背景，指出人类异化的政治经济根源，并对这种对象进行了无情的批判。

3．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一种革命的实践活动。在马尔库塞看来，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直接阐明资本主义异化现象的实质是人的本质的歪曲，资本主义社会是非人道的，而要实现扬弃，就得揭示这些条件。而这一揭示本身就是一种实践，作为揭示资本主义种种非人道性质的马克思主义自然成了革命的实践。马尔库塞主张马克思的意义和目的从根本上来看不是哲学上的，而是实践的和革命的，它促进和鼓舞无产阶级通过经济和政治斗争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实现人道的理想社会。

二、全盘继承卢卡奇的物化理论

马尔库塞从事理论研究有着明确的目的，他要进一步了解为什么在进行一场真正革命条件已经具备的时候，革命却垮掉了，或者被打败了，旧势力又上台了。因此他把卢卡奇作为自己的良师益友，并从其主要著作《历史与阶段意识》中吸取思想营养。他像卢卡奇那样，着重考察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物化”。

1．从异化到物化。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卢卡奇吸取了韦伯、黑格尔等人有关的思想因素，从马克思的异化理论中推导出物化范畴，用以表示原初不具有物的形式的东西如意识形态、理性等转变成物，表示物与物的关系掩盖着人与人的关系。物化是生活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每一个人必然的直接的现象，这种物化现象不仅成为外在客观世界的根本特征，而且也成为人的内在世界的根本特点。

2．物化是劳动的直接产物。在卢卡奇看来，造成这种物化现象的原因是技术的运用和理性的发展。他认为，如果我们遵循着劳动在它的发展过程中所采取的从手工业经过合作生产和工场手工业到机器生产的道路加以考察，就会发现存在着一种不断向着高度理性发展，逐步地抹掉工人在特性、人性和个人性格上的独特性的倾向，就是理性征服自然对象的过程，同时也是人性的沦丧与异化的过程。这种技术与理性的发展所造成的恶果就是劳动过程的日益机械化与合理化，从而导致工人最终被分裂成孤立的、抽象的原子。在他看来，科学工业成为工人异化之源，劳动的对象化过程成为异化的过程，科学技术发展的过程成为人性丧失的过程。

3．对科学技术的批判。卢卡奇进一步认为，物化也是资本主义社会各个方面的主要结构问题，这样他对物化的分析就从经济领域转向了广阔的社会领域，科学的问题、技术的问题就与阶级统治的问题联系起来。马尔库塞高度赞扬卢卡奇这本书对发展马克思主义是不可忽视的，卢卡奇对理性的指责，对科学的批判，对审美的渴望等话题成为马尔库塞的一个重要智慧资源，而其中卢卡奇对科学技术的文化批判思想更成为马尔库塞文化批判理论一以贯之的主题。

三、师从于海德格尔的人本主义

马尔库塞从海德格尔那里继承了“具体的人的存在”的思想，并为之研究终身。

1．人的本身才是存在。海德格尔认为，哲学探究的是存在，而这种存在只有经由特殊的存在者——人，才能通向存在。他力图通过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们正处于不安、恐惧、孤独、走投无路的状态，抗议资本主义社会对人的内心基本价值的扼杀，要求恢复人的价值与尊严，主张哲学应当阐释和揭示存在的意义，从纯主观性中找到人的自由的、创造性的活动和真正存在的基础和原则，并去探求其意义和作用。

2．人的存在是生存。海德格尔称人的存在为“此在”，认为哲学的任务并不在于确定客观世界的存在及其发展规律，而是要从揭示人的本质存在的意义出发，来揭示存在的意义和方式进而揭示个人与他人及世界的关系。他认为，此在的本质在于生存，是对生存者的超越；同时，此在是在世界之中的存在，是一种日常存在状态。在海德格尔那里，人不是一个现成物，而是时间性的、历史性的存在物，是去生存。

3．存在就是异化。海德格尔夸大主观意志的作用，把人的本质和存在割裂开来，否认社会环境对个人的制约性，把社会看作是束缚人的个性的桎梏。他把异化看作是人的存在的一个构成契机，并把这种异化观强加到马克思思想中。马尔库塞追随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把异化的根源设定在人的本质中。

四、求助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

文化批判范文篇3

关键词：历史动因；知识分子政策；个人因素；其他因素

一、建国初期开展思想文化批判的历史动因

(一)打破帝国主义的封锁

新中国建立后，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国家，仍然不肯放弃与中国人民为敌的立场，拒绝承认新中国，并且竭力阻挠其他国家承认新中国，阻挠恢复新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企图在政治上孤立、经济上封锁、军事上包围中国。在这种国际环境下，以为首的新中国的领导人制定了外交上“一边倒”政策，共同的意识形态及政治制度与信仰使新中国得以在国际上迅速打开局面。随着对外政策的顺利推行，与之相伴随的国内经济改革也开始进行。但应该看到的是，新中国仍处于帝国主义的“新月型”包围之中，尖锐的社会对立，两大阵营的激烈对抗，都使新中国的领导人深刻地意识到了阶级斗争的严重性。

(二)确立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需要

1953年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标志着中国开始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转变。等领导人认为:“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由于其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缘故，就都具有社会主义因素，并且不是普通的因素，而是起决定作用的因素。“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而经济是基础，政治则是经济的集中的表现。这是我们对于文化和政治、经济的关系及政治和经济的关系的基本观点。1955年3月1日《关于宣传唯物主义思想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指示》指出:“为实现党的总路线，在三个五年计划、十五年左右(一九五三年算起)时期内实现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达到消灭城乡资本主义成分，在六万万人口的伟大国家中建成社会主义社会，必须在知识分子和广大人民中宣传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思想，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并在这个思想战线上取得胜利。没有这个思想战线上的胜利，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任务就将受到阻碍。”由于新中国刚刚建立时思想上仍很混乱，受封建文化、资产阶级文化影响的群体仍较多，马克思主义文化并未占据主导地位，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通过思想文化斗争，确立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三)实现社会主义改造的需要

中国共产党从建党伊始就面临着反动阶级的围剿，在其发展过程中走过了一条由弱到强，由幼稚到成熟的过程。由于其独特的发展历程，党把阶级斗争、劳动阶级的利益和实现共产主义作为其理论体系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特别是阶级斗争理论是党在实践中最为有力的思想武器，用这种思想武装起来的共产党人，完成了社会主义的改造，初步建立了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胜利了的革命政党，继续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新的社会实践相结合，并在新的社会实践中坚持发展和丰富其理论体系，是中国共产党的思想品格，而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就必须清除与其相对立或不相适应的思想成分。

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对开展文化批判的影响

在建国后的思想文化批判中，知识分子成了主要批判对象。对《武训传》、《(红楼梦>研究》的批判，都是对作品本身所带有的知识分子倾向的批判，对胡风的批判更是对胡风本人及其文艺思想的批判，具有明显的指向性。众所周知，中国最早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先进分子和中国共产党的早期成员，几乎是清一色的知识分子。早期中共领导认为，知识分子起着先锋和桥梁的作用，即宣传革命、发动革命和领导革命运动。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党对知识分子产生了排斥和不信任态度。使党内本能地认为知识分子不具备革命性的片面认识，发展成为“整个党的指导机关差不多完全操在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手里”，“这些是党的机会主义的组织上的根基”的结论。九一八事变后，由于根据地建设的需要，人才缺乏，特别是文化教育领域，使党对知识分子的认识日趋实际。主持起草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关于土地斗争中的一些问题的决定》指出:“知识分子不应该看作一种阶级成分，知识分子的阶级成分益其所属的阶级决定。”中国革命胜利后，“大知识分子”多分布于大城市，其心目中一直有着西方式的政治理念和自由主义的价值观，对于共产主义的价值观，他们有警戒、疑虑、观望，甚至敌视。纵观解放前的二十多年，党对知识分子的不信任，这固然与知识分子自身的两面性和阶级性有重要关系，但同时也与党的斗争方式有着密切联系。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无产阶级的政党与具有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性质的知识分子如何相处，虽然是一个重大问题，但怎样处理知识分子内部的学术争论，也是一个巫待解决的问题。

从新中国成立到1956年知识分子问题会议的召开，知识分子始终处于被改造的地位。知识分子的资产阶级思想则是被批判的主要对象，这就很容易使有些批判上升到政治的高度。建国之初，受过大专以上教育的知识分子大约在20万到30万之间，作为具有西方自由主义倾向的知识分子对于看到的或接触到的一些事件，具有自己的想法，对于党提出的一些政策与主张也难免不能理解，其自身仍有一些旧思想，并把这些不切合实际的思想带人到新社会之中。例如，高级知识分子中的亲英美思想，个人主义和“超阶级”、“超政治”思想，理论与实践脱离，只重本本的思想等等。在全国政协一届三次会议上指出:“思想改造，首先是各种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是我国在各方面彻底实现民主改革和逐步实行工业化的重要条件。党对知识分子的认识自然也是建国初期开展思想文化批判的原因之一。

三、领袖的个人因素对建国初期开展思想文化批判的影响

作为党的领袖和人民的领袖，在革命战争年代对党的建设和中国革命的胜利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同时对于知识分子也存在一些错误认识，他曾指出:“拿未曾改造的知识分子和工人农民比较，就觉得知识分子不干净，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还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干净。”“知识分子是最无知的”，“历史上的革新者是受教育者而非教育者”。的上述言论虽然是特定条件下说的，而且有特定的涵义，但其一旦超越了时空界限，则必将产生不同的后果。的政治性格与其所处的历史时期有着巨大的联系，经历了长达22年的革命斗争，使其对于阶级分析法有着自己独特的认识。建国初期，由于国内外仍然存在着反动势力的威胁，对阶级斗争始终常抓不懈，其对于知识分子的态度始终处于“团结、改造、使用”上，谈不上信任，对于学历较高的知识分子采取了限制的办法。对于知识分子的不信任所产生的影响是大的，同时也是造成建国后党对于知识分子不信任的重要原因之一。胡乔木曾指出:“同志对于当代作家、艺术家以及一般知识分子缺少充分的理解和应有的信任。始终将知识分子放到改造、团结的位置上，对建国后知识分子的思想变化和本身的进步不够重视，使得知识分子政策始终处于摇摆之中，将知识分子基本上等同于资产阶级，成为了无产阶级改造的对象，并未能客观认识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改造乃至社会主义建设上的重要作用，失去了知识分子这一社会主义建设的主要依靠力量。

四、建国初期开展思想文化批判的其它因素

(一)党对思想问题的处理方式对于建国初期思想文化批判的影响

在建国后，由于国内思想状况十分复杂，马克思主义还没有成为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历史的惯性作用很自然地把的经验运用于实践之中，但同时也将历史经验绝对化、扩大化、程式化，并将这些经验应用于思想文化改造的运动之中，造成了负面影响。

(二)党的文艺方针对于建国初期开展思想文化批判的影响

文化批判范文篇4

关键词：消费异化；消费文化；文化批判

一

一般认为，消费异化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世界进人消费时代的伴生物。所谓“消费异化”是指消费超越了自身的内涵，使人的消费价值目标发生偏离，导致消费观念和价值取向扭曲，消费的原始、本真意义发生了改变。这种消费“在本质上是一种‘异化消费’。本来意义上的消费是对使用价值的消费，其目的是对需要的满足，这是正常消费。异化消费则是使消费与‘需要’、‘使用价值’相背离，过度地去追求不必要的消费，造成巨大的浪费，这是不合理的消费。“人们的消费就不再是满足日常生活需要的一种手段，而成了一种对商品象征意义的符号消费，即成了一种异化消费。论及消费异化及其种种表现，可谓涉及诸多领域，俯拾即是。择其要者，仅从以下两个侧面略作说明。

其一，符号化的扭曲与曲解。消费或消费行为“符号化”是指人们消费的目的并非为了满足于各种消费品一般使用价值，而是为了追求具体需求以外的某些符号表征。“人们所消费的，不是商品的服务和使用价值，而是它们的符号象征意义。”闭现代社会，商品(包括各种服务)越来越多地带有符号意义与特征，符号已成为商品的另外一种价值。然而，符号毕竟不是商品的全部属性，也不应淹没商品最基本的属性。一段时间以来，相当一部分国人过分看重消费品的符号意义，过分追求符号的外延意义，使符号意义发生扭曲，消费行为、观念发生了异化。一些人的消费目的更多是为了满足自己的“符号欲望”。其中有腰缠万贯，一掷千金的富豪大款，也有追逐“时尚”，还谈不上富足的工薪族。前者消费过程中追求各种名目的名牌、高档消费品，目的是为了昭示自己的富有—消费品是其身份、富有的象征、标识，并不考虑消费品的价值与使用价值是否相符。对于豪华、奢侈的追求彻底消解了消费品最基本的属性。于是，抽什么品牌的香烟，开哪国生产的高档名车，穿哪个名牌的时装成为这些人的消费追求;于是，为了迎合这部分人的消费需求，应运而生地出现了名目繁多的“天价”消费品:“天价年夜饭”、“天价香烟”、“天价豪宅”……。虽然他们只是人群中的少数或极少数，但所造成的“负激励”效应却是巨大的，催生了另一部分不属于富豪、大款阶层的、对消费和商品符号化情有独钟消费者。这些人的收人显然无法和富翁大款相提并论，但对符号化的追求并不示弱:消费的目的也是为了显示身份、地位，照顾“门面”，满足虚荣心。于是，收人并不丰厚的“白领”吃住高档，穿用名牌—追求高消费，成为生活水平的虚假符号。超前消费导致了少数人“花明天的钱，今天尽情享乐”的消费观念和价值取向。有学者指出，高消费“为消费异化提供了温床”闭。无论在我们这样的发展中国家，还是在发达国家，这种过度符号化的异化消费都是非理性消费，应当予以批判。

消费符号化从表面上看似乎是异化了消费品的基本功能，是消费行为的异化，但实际上是价值观念的扭曲，产生的各种负面效应—所谓，卜经济”效应，远远超出消费领域或经济领域。其中，消费文化的导向作用在今天越来越显示出强劲的势头。整个消费过程中，人往往受商品—符号的左右，人与商品的关系也发生了异化。针对符号及其消费意义的逐步增多，许多时候物品消费即是符号消费的现实，有学者指出:“符号消费的实质在于社会身份的建构”。人们购买消费品、商品的主要目的并非是为了满足日常生活需要，而是为了追赶潮流、领略时尚、炫耀财富与富有等等与真正的商品属性毫不相关的欲望—“符号欲”。此间，人是否“在场”取决于商品的符号“价值”。因此，“借助商品的符号价值，人们可以解释为什么商品变成了欲望和着迷的对象，炫耀性消费为什么会发生，为什么有些商品会得到人们的偏爱，而这些问题是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所无法解释的。的确，根据马克思主义生产决定消费的理论，无法解释人们对符号消费的“执著”。也许我们只能从文化的视角进行剖析。因为“人的符号活动的实现就是‘文化’、‘文化世界’。据此，有理由认为，消费文化的“异化”是根源所在。

其二，浪费消费。某种意义上讲，浪费消费也属于消费符号化性质，与消费符号化有所不同的是，浪费消费不仅是消费符号化的另一种表现形式，且凸显浪费特征，形式多种多样，甚至渗透到大多数人的日常生活当中。所谓浪费消费顾名思义，消费本身即是浪费，丝毫不顾及节约理念的存在。一个比较典型的事例是国人送葬时的花圈开销。一项统计资料显示，国人每年为死者送葬烧掉的花圈价值竟然高达13.3亿人民币!无论出于何种需求目的，满足什么类型的消费需求，每年白白烧掉十几亿元人民币的纸张，对于一个人均资源非常不富裕的国度来说，都是一种巨大的浪费。中国本是一个有着勤俭持家，厉行节约节约浓厚传统的国度，但由于消费主义以及某些不良风气的影响，优良传统正在被人淡漠，各种消费中的浪费达到了惊人的地步。时下的国人，无论身居穷乡僻壤，还是大都市市民;无论是大款巨富，还是贫困人群，均对青年人的婚姻开销表现出非常高的积极性和热情。从嫁妆购置，到大摆婚宴，场面与铺张一直呈上涨势头。各种花费，数量巨大，其中不乏有无谓的、属于浪费性质的支出。当下青年人结婚上的花销和“大方”的心态，穷人和富人并无本质差异，可谓“富人有一富人的奢侈，穷人有穷人的浪费”。人们在分析国人在婚丧上花销的浪费原因时，大多强调陋俗文化在作祟。陋俗文化、不切实际的攀比之风的确助长了消费浪费风气的蔓延。这些分析有一定的道理，但从更深层次剖析，不难发现这些浪费消费也属于消费的异化，背离了消费行为、消费模式最基本的准则:合理、正当、健康。

涉及国人消费行为中的浪费问题，除了前面列举的两个典型事例外，还可以列举出许多。尽人皆知的事例可信手拈来:餐桌上的浪费、一次性用品的泛滥成灾、名目繁杂的“豪华包装”等等。国人每年在餐桌上的浪费不舍为天文数字，“豪华包装”的资源浪费同样惊人，媒体屡屡予以尖锐批评，依然有禁难止。无疑，这些浪费消费也属于消费异化，堪称日常生活消费中另一种特殊“符号消费”。消费异化的大行其道与消费主义思潮的涌人有直接关系。但剖析各种非理性消费，又不能简单地将其归咎于外来文化的影响。必须承认，我们自己原有的某些消费陋俗文化的存在，有意无意之中助长了消费主义思潮背景下的消费异化。显然，由于消费异化种种负面效应，致使消费异化成为人们关注的社会问题。许多情况下，浪费消费、消费异化在现实生活中助长了陋俗文化的蔓延，反之，借助消费异化，陋俗文化也得到了大行其道的“有力支持”。两者可谓“相得益彰”。过分追逐符号化、浪费铺张是消费异化的主要内容，从不同角度凸显着非理性消费的特征。针对五花八门的浪费，有人建议出台《反浪费法》。诚然，依法治理浪费有可取之处，但对于消费异化、浪费消费的治理完全“依法办事”可操作性并不强。因为消费毕竟是个人权利，在权利本位社会里，抵制消费异化主要还应来自道德、文化层面的支持。文化不可能彻底改变、扭转消费异化，但健康的消费文化对于倡导理性消费、合理消费、适度消费、节约消费，自觉抵制消费异化必将起到积极作用。

二

关于消费异化、浪费消费等，学术界多有论述，但主要侧重经济学、社会学、文化学等学科领域。笔者认为，应侧重文化批判的视角认识消费异化，以及由此衍生的各种异化现象是必要的。如何营造符合中国国情的消费文化和文化氛围，一直是人们关注的课题，笔者认为应侧重如下几方面:

第一，文化的批判与批判的文化。所谓文化批判，主要指既对各种直接影响人们消费心理、价值观的陋俗文化进行批判(并非对整个消费文化进行批判)，还应对伴随消费主义进人本土时挟带的种种消极的价值观和消费理念予以批判，如与异化消费密切相关的享乐主义、金钱至上等价值观的批判等。这里所说的批判的文化主要指，建构新型消费文化过程中，刻意培养消费者对本土陋俗文化、外来消极文化认知的自觉，使广大消费者能够理性地消费，能够对消费异化有本质的认识，进而强化对消费异化的抵抗力。当然，批判的目的不仅仅限于颠覆，更重要者在于建构。我们确实需要建构新型的消费文化，一方面通过新型的消费文化抵制陋俗文化的侵蚀;另一方面，则通过新型消费文化的建构，实现文化批判的目标。批判消费异化，营造健康向上的消费文化，首先应在理论上对消费意义予以认知。必须告知国人，什么样的消费理念、行为模式才是合理的、理性的、健康的，才是我们倡导推行的。一般来说，消费的第一推动力是需求，即消费是由需求决定的。消费者消费各种消费品一方面是为了满足自己的物质需求，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满足某些精神需求。消费异化消解了消费品的自然属性、物理属性，突出、追求的是符号价值，说到底是一种文化的异化。因此，展开对消费异化的文化批判是必要的。

第二，关注消费伦理。根据让·波德里亚的消费理论可知，消费具有伦理性，是一种伦理现象。因此，消费必须遵守相关伦理的约束。今天的消费伦理应侧重两方面内涵:一是弘扬传统文化中勤俭节约的理念，并使之成为消费理念的重要内容;另一方面，勿忘可持续发展、代内公平和代际公平，积极提倡可持续消费。消费理应恪守相应的伦理准则种种带有“透支”性质的各种消费，既是消费的异化，也有违于合理的、适度的消费原则。“适度消费的精髓是节约。崇尚节俭的消费是自古以来的美德，即使在物质生活富足的今天也还是一种美德，仍需大力提倡。我们主张节约，决不是让人们去过‘苦行僧’式的生活，不是反对人们追求更幸福的生活，而是为了避免资源的过度浪费，避免造成环境污染和生态平衡破坏，使人、社会与自然能够和谐发展，而这正是为了使人们更幸福的生活。

针对消费异化、符号化，除了应当大力倡导合理消费之外，还应经常告诫国人，能够挥洒自如消费的只是少数人，绝大多数人应选择适度消费，“适度消费就是在满足人类生存发展需要的基础上，在不降低消费水平的前提下，人们的消费不超出自然的承载能力与个人生理的承载能力，消费水平要适应生产力发展的水平和收人水平，排除多余消费和避免超前消费。时下某些人的消费行为与国家倡导的节约经济形成了强烈的反差，也与收人、国情形成了悖论:一方面，我们承认自己是发展中国家;另一方面，对各种高档奢侈品的消费比之发达国家并不逊色;一方面存在着生产过剩与消费拉动之间的矛盾，另一方面，则是对商品符号和意义的狂热追求;一方面，我们认同资源并不富足的现实，另一方面，消费资源消费的大手大脚让发达国家“望尘莫及”;所谓消费的“个性化”，与我们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居民的平均收人并不相称……。这些悖论说明了消费伦理的缺失(有人称之为失范)，有必要针对消费异化、浪费消费重塑新型的消费伦理观念。

第三，倡导理性的消费价值观与合理适度的消费理念。什么是理性消费价值观?我们认为，核心内容应是适度消费，对各种消费有一种“量力而行”的自觉，能够认知消费品的物的属性和符号之间的关系，不为符号所左右，符号不会是消费价值的全部。消费只是人生存和发展的手段，而不是目的，必须对消费有正确认知。物质消费能够满足人们的各种需求，也具备激发人们向往幸福生活的功能。然而，不健康的消费理念往往把正常的消费异化为对物质、消费品占有的无限冲动，并形成了赚更多的钱，购买更多的消费品，纵情享乐的循环圈。这些现象与商品、消费的泛化与马克思所说的“商品拜物教”价值观念绝无二致。任何形式的消费异化，一览无遗地表现为消费者对物质财富的极度追求，必然导致物欲泛滥，享乐主义、拜金主义、无止境的物欲追求必然随之泛滥，各种腐朽、没落思想均可在此找到滋生的土壤，对人们精神生活的负面消加作用是巨大的。

消费异化对人们生活方式、思维方式产生着深刻的影响，使人们的思想、精神也随之发生异化。“人们在享受消费所带来的满足和快乐的同时，却沦为了消费的奴隶，人们在消费中迷失了自我，进而导致精神家园的失落”。“费异化使人越来越与自身的本质相异，丧失着美好、素朴的‘精神家园’。事实证明，异化消费、过度消费、把消费视为生活终极目的的行为模式并不能够给人增加幸福感，无法体验精神生活的神圣与崇高，大多仅仅局限于物欲消费的满足，人沦落为物、享乐的附属物。主体性在物质消费、符号消费、追逐富足中悄然沦落，满足各种欲望的多重选择与精神家园逐步缺失并存，消费异化支配下的人势必缺少精神超越，批判意识无从谈起。故此，建构新型消费理念、消费价值观不仅是对消费异化的批判，更有助于人们回归自己的精神家园。消费社会的现实不可回避，批判消费异化，建构新的消费理念、价值观念则是国人不能绕过的思想历程。

第四，正确的舆论和媒体导向必不可少。消费主义以及消费异化的流行，一方面是西方消费主义思潮的涌人，另一方面，媒体的导向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后现代消费文化”与大众传媒结缘，不断推出各种感性“情调”、时尚，使消费异化具备了社会化特征。商家通过以现代信息技术为依托的大众传媒，无孔不人地进行“狂轰滥炸”式广告宣传，喋喋不休地(潜移默化地或公开地)引导人们、鼓励人们进行消费，“各种传媒铺天盖地地冲击和刺激大众的消费欲望，把大量虚假的物质需求强加于人。”图某些媒体不负责任的鼓噪与消费主义一起成为消费异化的得力“帮凶”，迎合享乐主义的价值观念，助长了消费异化之风，消解了健康的消费文化。充斥各种媒体的享乐主义、物质主义、购物的享乐等内容倾向，直接加剧了消费异化的势头。因此，建构健康向上的消费文化，媒体、宣传舆论的正面导向作用不可或缺。消费主义滥筋于美国，是社会经济发达的产物。这种观念、理念进人中国后，应当审慎考量之处为应看其是否符合中国国情。如同政治制度、经济模式、文化价值观念等不可以全盘移植西方国家的模式一样，对待起源西方的消费主义我们也应谨慎对待，冷静分析。对此，媒体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

文化批判范文篇5

论文摘要:与会迅乡村小说相较，赵树理创作于40年代的乡村小说的文化批利有三大特点:对农民文化的认同使赵树理以平视的目光审视农民文化，五四人文精神和阶级论构成其文化批利的双重视角，而以故事负载文化内汤、以直觉思维构建文本和在政治学社会学层面展开批利等特.饭使其小说具有形而下的批利格调。这三大特点是赵树理乡村小说的成功之处，但这些特.蔽也带来了其丈化批利的两大缺憾:自足的丈化心态限制了作者的文化视歼，“问翅小说”的创作模式影响其批利深度。赵树理小说文化批判的形象性、具体性与会迅小说文化批利的抽象性、形而上特征形成鲜明的对比。

40年代是赵树理创作的成名期，也是其创作的高峰期。赵树理创作于40年代的小说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文化批判是其“乡村小说”的重要创作指向。其文化批判有如下三大特点。

一、“平视”的批判态度

人们一般认为赵树理继承了文化革命先驱普迅的批判精神，然而，由于时空的差异，鲁迅、赵树理二人面对农民文化采取了不同态度。

鲁迅以文化先知的身份审判农民文化。在普迅看来，要实现“立人救国”的思想，文化精英们得完成两大任务:一是摧毁宗法文化，二是改造古老国度民众的灵魂。因此，农民成为普迅等一批早期乡土作家关注的对象，这是由于农民既是宗法文化的重要寄主，又是构成“沙聚之邦”的主要成分。于是，阿Q、闰土、七斤、祥林嫂、鼻涕阿二、骆毛等一批灵魂麻木的国民成为作家剖析的对象，农民文化成为早期乡村小说攻击的靶的。

赵树理以平视的目光审视农民文化。如果说鲁迅是农民文化的审判者的话，那么赵树理就是农民文化的自我检讨人;普迅在否定的前提下批判，而赵树理则在认同的基础上批判。造成二人批判态度差异的原因有二。一是不同的时代背景。普迅面对的是辛亥革命之后的农民文化，在整个古老的东方农耕文化向现代工业文化转型的起步之际，农民文化的基本内涵是腐朽的宗法文化，因而突进的“五四”狂扭精神促使普迅对农民文化采取了否定的态度。赵树理面对的是处于解放区文化氛围中的农民文化，此时此地的农民文化正处于急剧的变化中:传统的宗法文化正在隐退，新民主主义文化正在改造农民文化;加之当时的主流政治也选择了农民文化，所以赵树理对农民文化采取了基本认同的态度。二是对农民文化的体认差异。普迅的童年、少年在农村度过，当奋笔疾书批判农民文化时，他已成为“城市人”多年了，—从《呐喊》到《朝花夕拾》，农村在普迅的笔下一直是一种记忆:当他受到乡情的“蛊惑”时，他就写出了《社戏》等小说，当受到历史使命感的鞭策时，他就把乡村作为批判的靶的，于是他造就了阿Q、闰土等人物;由于时空的久远和描写的概括性，农民在普迅的笔下只能成为一个抽象的符号，一种被他赋予了封建文化内涵的符号。赵树理的前半生基本上是在农村度过的，长期的农村生活使他对农民产生了特殊的亲近感，而农民兼知识分子的双重身份又使他对农民文化有了更透彻的了解，—特殊的生活经历与特殊的身份决定了赵树理对农民的体恤、理解和对农民文化的认同与宽容，使他以“平等”的态度对待农民文化。赵树理文化批判的前提是认同农民文化。肯定农民文化中某些传统道德精神、赞美乡土精神中的积极因素、肯定在外来因素刺激下产生的新的文化质素、顺从农民的审美观念，等等，是赵树理文化认同的主要表现。例如，“勤劳”是农民用来衡量人格人品的重要标准，也是传统的农民高尚人格的核心内涵，赵树理认同了这一价值观念，并从这一价值标准出发塑造了一批具有勤劳品格的人物形象，如孟祥英、金桂、陈秉正、潘永福等。乡土精神是在土地的依托与哺育下而形成的农民人格精神，如勤劳勇敢、质朴善良、诚信谦和、安土重迁、保守狭隘、务实求稳，等等。赵树理肯定了乡土精神的闪光面，唱出了一曲曲土地的恋歌:《地板》肯定了农民劳动的价值，《福贵》、《田寡妇看瓜》展示了作为农民的衣食之源和精神依托的土地的双重价值，《李有才板话》、《李家庄的变迁》歌颂了农民为土地而进行的抗争……。赵树理的这种认同实际上是对农民文化品格的肯定，他以自己ao年代的乡村小说表明:农民文化是一种质朴、单纯、向上而具有自我更新能力的文化。他的所有艺术描写都隐含着对东方农耕文化的主要缔造者—农民—的歌颂与赞美。—这一艺术行为与鲁迅乡村小说的文化批判形成鲜明的对比:每迅展示了工业文明东渐时的农民文化的可悲境地，在普迅的笔下农民文化是一种受到伦理化的政治权力和政治化的道德观念的双重籍制而缺乏本体自主能力、本体体认能力的象昧文化。

对农民文化的基本认同使赵树理的文化批荆失去了普迅批判笔锋的尖刻与犀利，而由革命理想所致的自信与优越感又使其批判消洱了普迅的激愤、淡化了普迅的优患愈识。对待农民文化的消极面，赵树理多以喜剧的手法展示其荒诞和存在的不合理性。对待二诸葛、三仙姑、老秦、李成娘等落后的人物，作者总是在普意的调侃中指出他们的精神块陷;而对待新旧两代人的意识冲突，作者一般不让其白热化，且冲突多以进步的一方大获全胜、落后的一方获得思想进步的喜剧形式结束。对待小元、小昌等“翻得商”人物，作者总不忍心丑化;对于德贵、小毛、小旦、“老驴”等一类比较特殊的人物的描写，作者也没有顺从时俗将其妖魔化，而是既揭示其丑恶的本质，又最后给予“出路”。这种沮和的批判充分显露出身为“农民作家”的赵树理对乡土的依恋之情。对待农民文化肌体上生出的毒瘤，作者采取了冷静客观的态度。赵树理习惯于以客观而真实的描写平和地展示封建宗法文化的腐朽和地主反动势力的丑恶。例如，对于阎恒元、李如珍、王光祖等地主恶场的描写，作品既不像早期“革命小说”那样激愤，也不像后来的“三突出”小说那样夸张，而是在真实可信的叙述中展示人物的罪恶。冷.与平和并非竞味着宽容，而是显露出作者对反动力量的蔑视和对正在发生质变的农民文化的自信。

二、双重文化批判视角

赵树理的文化批判有两大视角。

一是五四人文精神。五四人文精神是一种高度理性的文化批判精神。赵树理继承了普迅的文化批判精神，从启泉和反封建的角度出发，揭示了封建文化对农民的精神毒害，展现了一代农民的精神变化历程。作者塑造了两类具有典型意义的农民形象。一是深受封建思想毒害、背负着沉重的历史传统的老一代农民，如二诸葛、老秦、李成娘、刘聚才等。作者通过对这些农民的言行的剖析，展现了封建文化在他们心灵烙下的印痕。二是受到封建思想残余侵害的新一代农民，如小元、小昌等。通过对这一类人物的描写，作者一方面展现了延续千年的封建文化对一批先知先觉的农民的思想侵害，另一方面揭示了农民阶层自身的思想局限性，从而提出了农民文化改造的艰巨性问题。同普迅一样，赵树理格外注重人的个性解放与人的灵魂觉醒，但由于文化参照、文化指向等方面的差异，普、赵二人对农民文化关注的重心并不完全一样。如果将普迅的乡村小说创作与他写于20世纪初的《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等论文以及他后来的杂文创作结合起来考察，我们不难发现，鲁迅是以西方文化为参照、从由“立人”而“立国”的文化思路出发而审视农民文化的，—要改变中国的现状就必须先改造“国民性”，“国民性”的病根是奴性，而奴性是包括封建文化在内的传统文化所浸淫、所熏陶的结果，因此，要改造国民性必须批判传统文化。于是，在《故乡》、《阿Q正传》、《祝福》等作品中，作者既指出封建文化的腐朽与没落，又无情地揭示了闰土、阿Q.祥林嫂等农民的怯儒与麻木，对他们用“瞒和骗”制造“奇妙的逃路”的心理行为深恶痛绝。赵树理从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构建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当时的目标、任务出发而审视农民文化，因而，他出于促进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健康发育而批判封建文化、揭示封建文化对农民的精神毒害，为了使农民成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可靠的同盟军而敦促农民自身的人格升华、强调农民文化的改造。—由于文化批判的指向差异，二人对整个传统文化的批判侧重也不完全一样:鲁迅把以宗法文化为核心的封建正统文化作为批判重点，而赵树理则既批判民间化、民俗化、乡土化的封建正统文化，又批判乡村文化在其自身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腐朽的文化观念和陈旧的价值意识。

二是阶级论视角。阶级论是无产阶级革命思想的核心。从阶级对立的角度出发，赵树理揭示了封建统治阶级在农村的代表—地主阶级对农民的政治压迫、经济压榨和精神奴役与精神籍制。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经历过新旧两重天的农民知识分子，赵树理对乡村宗法势力有着透彻的了解。《李家庄的变迁》真实地描写了李如珍、小喜之流对农民的政治压迫和经济掠夺，《福贵》等作品揭示了地主阶级对农民的算计与盘剥，《邪不压正》、《刘二和与王继圣》等作品则形象而深刻地展现了乡村宗法势力对农民的精神奴役和精神控制。赵树理对反动的村政权有着深刻的认识。他通过生动的描写向读者展示:政权与封建伦理道德的紧密结合和伦理道德的法律化、政治化是乡村反动政权的本质，依靠上层反动政权压迫农民和以封建伦理观念束缚农民、控制农民则是其政权的基本操作模式，而掠夺农民、维持自己在农村的特殊地位是其政权运作的最终目的。在描写阶级对立的过程中，赵树理从历史唯物主义角度出发展示了封建地主阶级的腐朽本质及其必然灭亡的历史规律，同时也展示了农民推动历史前进的巨大威力。应该说，赵树理小说的阶级论视角是鲁迅小说所不具备的。—尽管鲁迅小说的文化批判在客观上展示了阶级对立，但从《呐喊》、《仿徨》整体创作上看，鲁迅并不是有意从阶级论出发展示阶级对立或阶级斗争，而是从批判封建文化出发的。

当然，多数情况下这两种视角在赵树理小说中是重合的。在《李有才板话》、《李家庄的变迁》等作品中，作者既从阶级的角度描写了地主阶级或封建残余势力对农民的政治讹诈与政治压迫，又从五四人文精神的角度揭示了农民自身的精神缺陷。例如，老秦对老杨的前恭后踞反映了他的封建等级观念，小喜三棍子加一句“草灰羔子”镇压住了铁锁媳妇的气势、后来又用两块钱雇来一个穿制服的陌生人毫不费力地捆走三个“小字辈”，这些事件充分展示了封建宗法意识对农民的精神控制以及这种控制对农民的精神驯化状况。在《孟祥英翻身》、《邪不压正)等作品中，立足于五四人文精神的“人的解放”命题与依托于阶级论的民族解放、社会变革主题合为一体。

任何一种批判都意味着一种建构，暗示着一种理想，双重的文化批判视角使赵树理小说的文化批判达到了批判与建构的统一。五四人文精神视角使赵树理的文化批判具有鲁迅的反叛精神，而阶级论视角又使其批判具有明晰的建构理想。—时代的局限、“五四”时期的民族虚无主义倾向的影响、对农民的失望所致的优愤等诸多因素，使鲁迅乡村小说的反叛精神覆盖或淡化了其建构指向，以致批判大于建构。赵树理面对的是正在转型的农民文化，新民主主义文化在40年代的解放区迅速发育，就是在这样一种特殊时代氛围中，农民文化开始发生质变:以宗法文化为主干的旧文化逐渐退隐，而以无产阶级思想为精髓的新文化不断进人农民文化。无产阶级革命的理想与解放区政治体制及生产关系的变更为赵树理小说的文化构建指明了构建目的与构建标准，因此，赵树理小说避免了鲁迅小说文化建构的困惑。

三、形而下的批判格调

与以鲁迅为代表的早期乡村小说相较，赵树理小说的文化批判显现出一种“平易”批判格调。

鲁迅的乡村小说从“立人救国”的精神哲学出发而展开描写，其人物塑造、情节设置、主题提炼都具有高度的隐喻性与概括性。例如，阿Q这一形象的塑造旨在“写出一个现代的我们国人的魂灵来”，而阿Q挑衅王胡、欺负小尼姑等行为的描写意在概括“怯者愤怒，却抽刀向更弱者的”卑怯国民性;(狂人日记》用富有深意的语言概括了几千年的封建社会的“吃人”本质。尽管学者们反复论证鲁迅小说描写的生动性、形象性与周密性，但实际上其小说以“写神”为主，作者跨越政治学和浅表的社会学层面，从哲学和文化人类学的层面观照农民的生活，“白描”构成其作品描写的写意性，暗示象征构成其描写的隐喻性，所有描写围绕着精神哲学的内核铺展。因此，我们认为鲁迅乡村小说的描写是一种具有高度抽象性的“隐喻书写”。赵树理小说的描写格调与鲁迅大不一样。对农民文化的认同、战时文化的特殊需要和他自己的艺术旨趣使他舍弃了隐喻书写。与鲁迅小说相较，赵树理小说的文化批判格调有以下三个特点:

(一)以故事负载文化批判内涵。赵树理对“穷哥们”听不懂他朗读(阿Q正传》一事深有感触，他认识到小说的“通俗”在启蒙农民和进行文化批判中的重要性，因而决定用直白的语言来写“故事”。于是，以直白的语言“讲故事”，“故事”中蕴涵着“间题”，不同的观照角度产生不同的“问题”，不同的问题负载不同的文化批评命题，这就是赵树理小说的基本描写方式。

(二)以直觉思维构建文本。赵树理小说舍弃了批判命题的概括性与抽象性，寄寓质朴的文化评价、文化思考于凡俗琐事的铺陈与叙述之中。例如，同样是展示封建等级思想在农民身上打下的烙印，鲁迅以闰土的一声“老爷”来展示人物精神世界的可悲，而赵树理则通过老秦要老伴给老杨做白面条、当着老杨的面骂儿子、给老杨下跪等一系列生动而具体的事件描写来展示人物精神世界的可笑;两个人物形象在各自的作品中都不是重点描写对象，但鲁迅的寥寥几笔就把人物所负载的文化意旨抽象到哲理高度，读者若要解读人物，非得要有一个“解码”过程，而赵树理的直接表达则使形象与“思想”对等，且二者处于同一思维层次，因而读者仅需通过直觉思维即可把握作者的全部思想。

(三)文化批判主要在政治学与社会学的表层展开，作者一般不将作品的文化内涵提升到哲学的高度。我们说普迅从精神哲学层面观照农民文化，主要是指鲁迅对农民文化的观念文化或文化心理的哲学思考，即对国民的思维方式和民族个性在近现代的变异的哲学审视，对封建文化的哲学依托的考察。—从哲学角度观照农民文化是普迅小说文化批判的形而上特色的主要表现(笔者认为，在普迅小说中农民就是“国民”的代名词或象征)。然而，宁摆“文摊”而不上“文坛”的为文宗旨和创作的现实功利性使赵树理放弃了对艰深的哲理内涵的刻意探求，其文化批判主要在与“时事性”紧密关联的政治学社会学层面展开，作者的文化审视停留在农民文化的行为文化和物态文化层面。当然，其小说不乏哲理内涵，但这种质朴的哲理主要来自作者对乡村生活的透彻感悟和对农民文化的深刻了解，作者往往是无意得之。

以故事负载文化批判内涵，以直觉思维构建文本，在政治学和社会学层面展开文化批判，这种批判操作模式使赵树理小说具有一种形而下的批判格调。公务员之家

形而下的文化批判格调使赵树理小说产生了巨大的社会效益。——鲁迅乡村小说的文化批判的重大历史意义不可否定，但仅就对当时的农民阶层的直接启蒙作用而言，鲁迅小说的文化批判是不太成功的，因为普迅批判精神的精英性、前卫性和那种高度抽象的隐喻写作，使其小说不可能直接对农民文化产生作用。

上述三大特点正是赵树理小说文化批判的成功之处。然而，我们在肯定其小说文化批判的长处时，也不可忽视与这三大特点密切关联的局限性。其文化批判的局限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自足的文化心态。“农民作家”赵树理的农村生活经历与工作经历在使他透彻了解农村文化的同时，也局限了他的文化视野。如果说普迅以城市人的目光俯视农村文化，导致了其小说的文化批判的抽象化的话，那么赵树理以农民的眼光审视农民文化则导致了他自足的文化心态。这种自足的文化心态使作者的批判与建构完全局限在农民文化本体之内，批判者对农民文化的认同使其不可能清醒地认识到农民文化自身的局限性、农民文化与城市文化的巨大差距以及东方文化在世界整体文化格局中的位置。

文化批判范文篇6

论文摘要：建国初期对电影《武训传》、俞平伯及其著作《(红楼梦)研究》和对胡适思想、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是意识形态领域的重要事件，对新中国思想文化的发展走向有重大影响。建国初期思想文化批判形成的原因是复杂的，其中涉及党的执政方式、知识分子的定位、学术属性与价值、宗派斗争、思想改造方式等问题。

一、建国初期开展思想文化批判的历史动因

(一)打破帝国主义的封锁

新中国建立后，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国家，仍然不肯放弃与中国人民为敌的立场，拒绝承认新中国，并且竭力阻挠其他国家承认新中国，阻挠恢复新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企图在政治上孤立、经济上封锁、军事上包围中国。在这种国际环境下，以为首的新中国的领导人制定了外交上“一边倒”政策，共同的意识形态及政治制度与信仰使新中国得以在国际上迅速打开局面。随着对外政策的顺利推行，与之相伴随的国内经济改革也开始进行。但应该看到的是，新中国仍处于帝国主义的“新月型”包围之中，尖锐的社会对立，两大阵营的激烈对抗，都使新中国的领导人深刻地意识到了阶级斗争的严重性。

(二)确立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需要

1953年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标志着中国开始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转变。等领导人认为:“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由于其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缘故，就都具有社会主义因素，并且不是普通的因素，而是起决定作用的因素。“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而经济是基础，政治则是经济的集中的表现。这是我们对于文化和政治、经济的关系及政治和经济的关系的基本观点。1955年3月1日《关于宣传唯物主义思想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指示》指出:“为实现党的总路线，在三个五年计划、十五年左右(一九五三年算起)时期内实现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达到消灭城乡资本主义成分，在六万万人口的伟大国家中建成社会主义社会，必须在知识分子和广大人民中宣传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思想，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并在这个思想战线上取得胜利。没有这个思想战线上的胜利，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任务就将受到阻碍。”由于新中国刚刚建立时思想上仍很混乱，受封建文化、资产阶级文化影响的群体仍较多，马克思主义文化并未占据主导地位，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通过思想文化斗争，确立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三)实现社会主义改造的需要

中国共产党从建党伊始就面临着反动阶级的围剿，在其发展过程中走过了一条由弱到强，由幼稚到成熟的过程。由于其独特的发展历程，党把阶级斗争、劳动阶级的利益和实现共产主义作为其理论体系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特别是阶级斗争理论是党在实践中最为有力的思想武器，用这种思想武装起来的共产党人，完成了社会主义的改造，初步建立了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胜利了的革命政党，继续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新的社会实践相结合，并在新的社会实践中坚持发展和丰富其理论体系，是中国共产党的思想品格，而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就必须清除与其相对立或不相适应的思想成分。

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对开展文化批判的影响

在建国后的思想文化批判中，知识分子成了主要批判对象。对《武训传》、《(红楼梦>研究》的批判，都是对作品本身所带有的知识分子倾向的批判，对胡风的批判更是对胡风本人及其文艺思想的批判，具有明显的指向性。众所周知，中国最早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先进分子和中国共产党的早期成员，几乎是清一色的知识分子。早期中共领导认为，知识分子起着先锋和桥梁的作用，即宣传革命、发动革命和领导革命运动。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党对知识分子产生了排斥和不信任态度。使党内本能地认为知识分子不具备革命性的片面认识，发展成为“整个党的指导机关差不多完全操在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手里”，“这些是党的机会主义的组织上的根基”的结论。九一八事变后，由于根据地建设的需要，人才缺乏，特别是文化教育领域，使党对知识分子的认识日趋实际。主持起草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关于土地斗争中的一些问题的决定》指出:“知识分子不应该看作一种阶级成分，知识分子的阶级成分益其所属的阶级决定。”中国革命胜利后，“大知识分子”多分布于大城市，其心目中一直有着西方式的政治理念和自由主义的价值观，对于共产主义的价值观，他们有警戒、疑虑、观望，甚至敌视。纵观解放前的二十多年，党对知识分子的不信任，这固然与知识分子自身的两面性和阶级性有重要关系，但同时也与党的斗争方式有着密切联系。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无产阶级的政党与具有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性质的知识分子如何相处，虽然是一个重大问题，但怎样处理知识分子内部的学术争论，也是一个巫待解决的问题。

从新中国成立到1956年知识分子问题会议的召开，知识分子始终处于被改造的地位。知识分子的资产阶级思想则是被批判的主要对象，这就很容易使有些批判上升到政治的高度。建国之初，受过大专以上教育的知识分子大约在20万到30万之间，作为具有西方自由主义倾向的知识分子对于看到的或接触到的一些事件，具有自己的想法，对于党提出的一些政策与主张也难免不能理解，其自身仍有一些旧思想，并把这些不切合实际的思想带人到新社会之中。例如，高级知识分子中的亲英美思想，个人主义和“超阶级”、“超政治”思想，理论与实践脱离，只重本本的思想等等。在全国政协一届三次会议上指出:“思想改造，首先是各种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是我国在各方面彻底实现民主改革和逐步实行工业化的重要条件。党对知识分子的认识自然也是建国初期开展思想文化批判的原因之一。

三、领袖的个人因素对建国初期开展思想文化批判的影响

作为党的领袖和人民的领袖，在革命战争年代对党的建设和中国革命的胜利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同时对于知识分子也存在一些错误认识，他曾指出:“拿未曾改造的知识分子和工人农民比较，就觉得知识分子不干净，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还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干净。”“知识分子是最无知的”，“历史上的革新者是受教育者而非教育者”。的上述言论虽然是特定条件下说的，而且有特定的涵义，但其一旦超越了时空界限，则必将产生不同的后果。的政治性格与其所处的历史时期有着巨大的联系，经历了长达22年的革命斗争，使其对于阶级分析法有着自己独特的认识。建国初期，由于国内外仍然存在着反动势力的威胁，对阶级斗争始终常抓不懈，其对于知识分子的态度始终处于“团结、改造、使用”上，谈不上信任，对于学历较高的知识分子采取了限制的办法。对于知识分子的不信任所产生的影响是大的，同时也是造成建国后党对于知识分子不信任的重要原因之一。胡乔木曾指出:“同志对于当代作家、艺术家以及一般知识分子缺少充分的理解和应有的信任。始终将知识分子放到改造、团结的位置上，对建国后知识分子的思想变化和本身的进步不够重视，使得知识分子政策始终处于摇摆之中，将知识分子基本上等同于资产阶级，成为了无产阶级改造的对象，并未能客观认识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改造乃至社会主义建设上的重要作用，失去了知识分子这一社会主义建设的主要依靠力量。公务员之家

四、建国初期开展思想文化批判的其它因素

(一)党对思想问题的处理方式对于建国初期思想文化批判的影响

在建国后，由于国内思想状况十分复杂，马克思主义还没有成为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历史的惯性作用很自然地把的经验运用于实践之中，但同时也将历史经验绝对化、扩大化、程式化，并将这些经验应用于思想文化改造的运动之中，造成了负面影响。

(二)党的文艺方针对于建国初期开展思想文化批判的影响

文化批判范文篇7

论文摘要：《非诚勿扰》以婚恋为线索，展示中国社会各阶层的精神与主题语词“诚”的价值取向的关系。影片选择在语义上与“诚”等同的语词，丰富了观众对“诚”的内涵的理解，隐含着它对当前中国社会的丈化批判，在多层面上召唤着人们反思自身所处的社会文化的局限性。

“诚”是传统中国思想文化中固有的范畴。晚清时期，鲁迅认为中国国民性最缺乏诚。2006年以来，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成为中国社会的重要任务，“诚”是其中重要组成部分。《非诚勿扰》以婚恋为线索，展示中国社会各阶层的精神与主题语词“诚”的价值取向的关系。影片选择在语义上与“诚”等同的语词，丰富了观众对“诚”的内涵的理解，隐含着它对当前中国社会的文化批判，在多层面上召唤着人们反思自身所处的社会文化的局限性。

影片以“海归”征婚为叙事线索，展示了新世纪以来中国社会各阶层的精神与“诚”这一主题语词隐含的价值取向的背离。仅就伴随征婚事件出现的对待婚恋的态度而言，通过展示每一位应征者，如同性恋者、推销员、少数民族相亲者、空姐、健忘者、要别人慈悲仁爱之台湾女、熊市物色老公者、坚持理想爱情的基础者等等的观念，影片描绘着当前中国社会各阶层的精神状态以及他们的婚恋状况的百态，展示了包括同性恋、如何处理性与婚姻爱情的关系、民族差异中的婚恋、爱情婚姻的基础，甚至产生剩男剩女的原因等等诸多问题。就婚恋而言，影片以较长篇幅叙述了作为应征者的空姐与公司老板的婚外恋，也引出了后者和其妻有名无实的婚姻关系。影片沿着婚恋线索进行的聚焦，隐含着以“诚”作为前提的理想价值取向，在无情地撕破这些无价值的东西的批判倾向面前，影片召唤着观众反思自身生活的社会文化的局限性。

围绕婚恋，如果可以把以上内容作为影片否定和批判的对象进行思考的话，那么，影片中对“诚”的正面展示也给了当今中国社会以希望。作为影片叙事的主要部分，虽然空姐在与公司老板的婚外恋中倾尽了真情，但这种“诚”换回的却是绝望。沿着这一主线提供的特定语境，在诸多人物构成的复杂关系中，影片以提供在语义上与主题语词“诚”等同的词语的方式，昭示着其中隐含的理想价值取向。首先是陷入婚外恋的空姐的语词如“迷恋”，“吸引”，“排斥”，“厮守”，“撕心裂肺”，“挣扎”。“心里堵得难受，太委屈了”，“大气”，“性情中人”，“绝望的深渊”等等，都与人物精神状态的“诚”是同一语义。作为倾心空姐的“海归”，其用语如“跟你也没打算见面，怎么看我都无所谓”，“太不见外”，“说不可告人”的“无耻”的“秘密”，“动了心”，“出卖”，“勾起伤心事”，“趴在地上跟狗似的，抱着腿哭”，“卑鄙”，“在乎”，“起哄”，“认真”，“容忍”，“一心一意”，“傻”，“有信仰”，“在一起的前提是诚实”，“喜欢心眼实诚”，“你就是我最好的药”，“淘气”，“不省心”等等语词，都以同义多语词的方式表达了人物所追求的“诚”。在“海归”的台词中出现的与“诚”的价值取向相反的语词，从另一角度体现了这一追求，如“接受教训”，“变聪明了”，“玩”，“三心二意，貌合神离”，“想三心二意还真没那本事，逢场作戏你都不会”。空姐对“海归”情感的变化和评价．也从另一层面体现着“诚”的理想主义，如“好玩”，“挺真实，还挺浪漫”，“满脑子尽是些不切实际的想法，内心里是个理想主义者”，“善良”“干净”，“人生的美好”，“可爱”，“无助和猥琐”，“一见如故”，“直觉”，“可以信赖”，“知己”，“没有骗”。“海归”在臼本的朋友对自我和他人的评价，其实也是“诚”的另一种表达，如“说话直，不喜欢拐弯抹角的”，“这是一个实心眼的好姑娘”。影片以空姐投海自杀后重生，体现着“洗心革面，重新做人”的意志，同时也明确说明“人在我这，心在我这”才是“绝佳的伴侣”，影片以这一方式把婚恋中的“诚”的价值取向的正面展示给观众。公务员之家

文化批判范文篇8

毋庸置疑，“公共艺术”是一个外来词汇，出现始于20世纪60年代的欧美。公共艺术兴起的直接原因是由一批画家、雕塑家组成的艺术家群体发起的“公共艺术计划”。然而，起源于艺术实践的公共艺术在概念界定上却一直处于变化的状态之中。确切地说，至今对于公共艺术概念的界定仍然莫衷一是。一方面，这是由公共艺术形式的多样化决定的。从外延上看，公共艺术的类型十分广泛，包括绘画、雕塑、建筑、装饰物、园艺、城市公共设施，还包括戏剧、歌舞表演等艺术活动。另一方面，这还与公共艺术所隶属学科的多样性密切相关。目前，对公共艺术的研究不仅局限于美术学，对它的研究正逐渐趋向于跨学科、交叉学科融合的趋势。政治学、艺术学、美学、建筑学、环境学等等都将公共艺术作为研究主题而有所涉猎。因此，从不同学科的角度出发，对形式多样的公共艺术形态进行概念上的界定必然存在分歧和差异。综合各种理解，基于各种界定的概念共识，本文的公共艺术指的是公共空间和领域中面向公众开放的艺术形式。公共艺术面对公众的开放性决定了它与大众之间必然存在紧密的联系。那么公共艺术与大众文化之间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它是否就是一种大众文化形式?在回答这些问题之前，有必要简要论述一下西方学界对大众文化的理解。在西方理论界中对于大众文化存在两种不同的理解，一种是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的大众文化批判理论。他们认为大众文化是文化商品化的结果，是文化工业的产物，大众文化具有欺骗性、重复性、同一性等特征。他们尤其批判了大众文化的意识形态功能:“作为意识形态，大众文化得到了充分强化，如果需要的话，它会以嘲弄的姿态对待古老的梦想、祖先的理想和至深的感受。”［1］另一种是以英国文化研究学派为代表的对大众文化持乐观态度的理论。他们指出，在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之间进行二元对立的划分是不合理的，大众文化自身具有积极的影响和作用。布达佩斯学派的乔治•马尔库什在其现代性文化批判理论中，对于大众文化的理论定位与法兰克福学派是一致的。他虽然没有明确批判大众文化的消极特性，但通过他对大众文化的界定可以看出，马尔库什对大众文化的态度是否定的:“如果我们将注意力转向‘高雅’文化，第一个让我们感到震惊的是这样一个事实，这个概念的出现伴随着一个新的对立面，同时只有和这个对立面联系在一起它才有意义。后者就是所谓的‘流行的’‘商业的’‘大众的’，等等，但一般而言指的是低层的文化，因为其基本内容通常被认为是高雅文化内容的(劣质的)替代物。”［2］643从这个意义上讲，大众文化似乎成为平庸的、流行的、无个性的、低层文化的同义词。尽管大众文化存在不可否认的消极性，但公共艺术是否直接等同于低层次意义上的大众文化呢?答案无疑是否定的。因为公共艺术的公共性要求它的接受者是更为广博的市民大众，公共艺术所处的空间是公众都有权利进出的公共领域。但是，在创作形式、语言风格、审美情趣上向公众开放的公共艺术并不意味着绝对的庸俗化、平庸化。公共艺术不仅在其公共性上体现出更大的包容性、宽容性，而且在凸显时代性、地域性、民族特性等方面甚至更具优势。20世纪中叶，欧美迅速流行的波普艺术就是一股公共艺术面向大众的艺术潮流。矗立于美国街头著名的雕塑《衣服夹》反映了艺术回归生活，用大众熟悉的形象和手法表现了生活与艺术之间紧密的关系，更透露出美国人民幽默、轻松的生活态度和诙谐、自由的艺术创作灵感。反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题的宣传画，则是中国公共艺术面向大众的成功创作。宣传画选用民俗画、剪影等中国民间文化形式表现艺术创作主题，风趣幽默又富有象征意味。这些公共艺术的典型案例恰恰说明了通过公共的表现形式和风格可以拉近大众与艺术之间的关系，艺术欣赏由此成为公众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公众在公共艺术中得到了熏陶、提升了审美素养。从这个意义上看，公共艺术不是消极的大众文化，它在日常的审美形式中具有积极、重要的意义。

二、公共艺术与高雅文化

虽然公共艺术强调审美上与一般公众的鉴赏能力和水平相适应、相符合的要求，但这并不意味着公共艺术为了达到向公众开放的目的就要降低审美标准，成为与“高雅艺术”的对立物。按照马尔库什文化理论的理解，艺术作品如果想要进入高雅文化领域需要符合四个基本的标准，即对象化、革新性、非物质化和自律性。只有满足这些条件和要求的艺术创作才能称之为高雅文化［2］22。如前所述，公共艺术不是消极的、低层意义上的大众文化，因此，公共艺术在审美标准上已经达到了高雅文化的基本要求。首先，对象化指的是艺术作品必须是生产性的。也就是说，这种艺术创作能够产生与创作者的行为和创作者个人相分离的某种产物，这些产物以某种形式存在，而且它的存在具有连续性，可以在主体间传递累积的经验、观点或能力。因此，所谓的对象化标准指的是艺术创作最终要生产性的创造出某种形态的对象化产物。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公共艺术的绝大多数作品都是对象化的。一方面，公共艺术作品是以实物形态存在的，例如，绘画、雕塑、城市设施建设等等，另一方面，公共艺术可以是民众参与的歌舞表演等等。不论哪一种形式，公共艺术作品都是脱离创作者自身而存在于对象化形态之中的。而且最为重要的是，公共艺术作品是可以被后人继承的文化作品，它所承载的文化内涵、意义、价值、观点可以在一代又一代人之间积累、传递、延续。其次，革新性指的是艺术作品必须是创造性的。“它们所生产的产品必须是新颖的，不是简单的传承而是要扩大人类可能性的范围。历史转型成一种文化社会指的是把作为遵循标准的起源的权威替换为原创性的要求，这是任何‘作品’，对象化被认为属于严格意义的文化领域而必须满足的。对于所有主张具有独一无二的文化重要性的事物来说，新颖性既是基本条件也是评价标准之一。”［2］22－23按照马尔库什的理解，高雅文化不能简单地重复和模仿，这也是法兰克福学派批判大众文化的弊端所在。真正的高雅文化在于不断创造出全新的艺术形式，体现创作者新的艺术理念。从这个意义上说，公共艺术不断实践着革新、创新的要求。20世纪90年代，公共艺术最初被引入中国，它的实验形式是以城市的雕塑创作为代表的。吸收了西方艺术和文化的观念的城市雕塑摆脱了传统形式的桎梏，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等新奇的观念和作品如雨后春笋般不断涌现。以城市雕塑为例，公共艺术创作者充分发挥了自己的创作激情和想象力。材料上，他们大胆使用不锈钢、陶土、塑料、树脂等新型材料。技术上，他们运用铸铜、青铜表面着色、纹绣等新技术探索更加新奇的视觉效果。观念上，他们打破了传统艺术创作的理念，把光、声、电、磁等元素融合在一起，从视觉审美走向观念构造，用多媒体的互动技术传达与时代相符合的艺术理念和追求。在我国的公共艺术创作中处处体现了创新、革新精神。“早从北京亚运村开始，已经出现了一批在观念上有所突破，表现形式多样化的极具象征意识手法的公共艺术作品。从此这股浪潮一发不可收，国内几个经济发达城市公共艺术的创作热浪高涨，如深圳就是最典型的例子。从20世纪以来，在建设‘国际性花园城市’规划的基础上开始，大力发展城市公共艺术和传播文化活动，在引进外来先进科学技术的同时也引进了外来的雕塑文化和新观念的作品。深圳何香凝美术馆从1998年11月至2003年12月先后组织举行五届中国当代雕塑艺术年展，大胆地尝试各种材料以特殊的手段表现实施，异彩纷呈的艺术形式反映了当下雕塑家的创新理念与风格。”［3］再次，非物质化指的是艺术作品必须具有精神性。马尔库什这里强调，高雅艺术应该是意义的复合体，它要透过物质形式反应更深刻、更内在的意义指向。马尔库什指出，这种对艺术作品内在精神和意义的追求在美术传统中非常明显:“在主流的美术概念中可以发现它最生动的表现———从文艺复兴晚期的素描理论，经由艺术作品本体论地位的经典概念，例如表象(Schein)，‘从其纯粹的物质自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的感性存在，到表现主义的艺术理论，例如贝奈戴托•克罗齐，或者像萨特那样把艺术作品的特征描述为虚构。”因此，艺术作品不仅仅在形式上要创新，在内在的观念和意义上更要让接受者能够理解它的内涵并与之产生共鸣。从这个意义上讲，公共艺术是符合非物质化要求的，而且甚至比一般的公共建筑和公共设施更加鲜明和直接地呈现创作者想要传达的精神和情怀。以纪念碑这个典型的公共艺术形式为例，它常常被称为一个城市“守护者”，或者一个历史事件的“记忆”或“标识”。因为它承载着非常丰富的精神内涵和重要意义。意大利罗马图拉真广场上的“图拉真纪念柱”、法国的“巴黎凯旋门”、“埃菲尔铁塔”、美国的“华盛顿纪念塔”都是所在城市乃至国家、民族历史风貌和文化精神的象征。中国北京天安门广场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广州越秀公园的“五羊石像”、哈尔滨松花江畔的“防洪胜利纪念塔”同样记录了城市公共空间中发生的历史事件、民俗风情和理想信念。最后，自律性指的是艺术作品要符合自身内在的价值标准。马尔库什认为，自律性是现代高雅文化最重要的标准和条件。高雅文化根据自身内在的标准而言就是有价值的，可以独立于其创造者、生产者、接受者的主管要求和标准，而获得评价。换句话说，高雅文化和艺术不用迎合社会的评判标准而是按照艺术题材和形式内在的传统、标准就可以获得评价，成为有价值的存在物。最为重要的是，高雅艺术不再遵循他者的要求就意味着艺术可以不再拘囿于某一限定性的社会群体，而是面向更为开放性的、无限制的受众群体。从这个意义上说，公共艺术的开放性显然与这一要求是内在契合的。按照马尔库什的文化理论，高雅文化具有四个基本的标准，这四个标准反映了艺术作品真正的审美价值和意义，与平庸的、低俗的大众文化形成鲜明对照。从这种观点来看，公共艺术不仅是创作者对象化的产物、体现了创新性的艺术理念，蕴含着丰富的精神内涵而且具有自身评价的传统和标准，向更为开放性的受众敞开。因此，公共艺术在审美品位和价值上不是平庸的“文化产物”，而是真正的艺术作品。

三、公共艺术的价值取向

由此看来，当代的公共艺术绝不是低层意义上的大众文化。虽然符合高雅文化的标准，但它同样不是孤芳自赏面向“小众”的精英文化，而是一种更具包容性、现代感的文化形态。正如有学者所言:“公共艺术绝非笼而统之的等同于‘大众文化’或‘大众艺术’概念的翻版。当代国家的公共艺术形态的生成里程和实践经验都体现出它的复杂性、多元性和交叉性，使得公共艺术的整体形态并非一边倒地附属于某一个社会阶层(或某一个社会利益集团)的文化需求，而是与构成全体社会的多种阶层及其大多数人发生着密切的关联与互动，其中，公共艺术与精英文化始终存在着不可分割的重要关联。”［4］44公共艺术在大众文化的开放性与高雅文化的精英意识之间保持张力，吸收了两者的合理质素，在两种文化主张之间选择自身的价值取向。概括地说，当代公共艺术的价值取向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公共艺术是市民化的。当代的公共艺术不能是曲高和寡的精英艺术，它面向的接受者不应该是专业领域的艺术鉴赏家，应是更为广泛的市民大众。换句话说，公共艺术应该成为调动和影响市民大众参与公共生活、文化生活的重要渠道，成为引领、指导和培养市民提高自身文化修养、审美情趣和生活品质的有效手段。“由于公用艺术对人居环境的介入不仅是为了营造一处赏心悦目的优美场所，而更重要的是为了使市民公众对自身所处环境形态及内涵的认同与喜爱。因此，认识到大众的参与是公共艺术建设成败的关键之一。”［4］24正如弗格森所言，艺术是人的本性。艺术不会凌驾于人之上，成为少数人的特权，而应该是回归大众、面向民众的文化实践活动。公共艺术致力于在最具公共性的空间和领域为民众创造接触艺术、感受艺术、享受艺术的机会。因此，它必然反对成为脱离民众、疏离大众的另类。然而，面对社会开放与共享的公共艺术也不意味着要变得平庸化，它仍然可以具有高雅艺术的独特价值，无须降低自身的艺术品位而迎合低俗的审美情趣。恰恰相反，公共艺术要坚持高雅艺术的创造力和新颖性，通过原创性的艺术形式对市民大众进行启蒙，使市民在公共艺术的传播中得到文化教育。因此，市民化必然是公共艺术应该坚持的价值取向和基本态度，以平等、互动、共享为诉求的市民化的公共艺术应该成为社会公共生活中普及文化、引导价值观念的桥梁。其次，公共艺术是多元化的。大众文化备受诟病的原因在于它的单一性、重复性、齐一性。它消解了文化和艺术本来多样和丰富的内涵，取而代之以同样的面孔，在机械复制的生产状态下把艺术创造变成了文化工业生产线上制作出来的文化产品。因此，大众文化产品只能是简单重复、单调标准化、趋同化的产物。公共艺术必然要走出大众文化一体化、单一化的负面影响。因此，避免因袭、媚俗而缺乏生命力和创造性的重复建设是公共艺术需要思考的主要问题。另一方面，高雅文化在发展过程中，也存在着精英化的缺陷，过于封闭和专业化，导致受众范围只能限定在十分有限的“小众”。在现代艺术的发展史中，先锋艺术和现代派逐新求异、激进革新的审美追求将高雅艺术变得过于陌生化。这样的高雅艺术只有接受过专业艺术训练和具有较高审美鉴赏力的人士才有资格和能力接受，它无法满足大范围的公众社会多元化受众的需要。因此，公共艺术既要超越大众文化的单一化、趋同化，同时也要超越高雅文化的专业化、精英化，从而在价值上确定多元化的取向。公共艺术的多元化取向是由社会阶层的多元化决定的。向社会开放的公共艺术面对的市民大众是由不同职业、不同年龄、不同性别、不同民族和不同文化程度的大众组成的。这种多元化的公共社会结构决定了公共艺术要最大限度的满足广大受众的需求就必须提供多元化、多样性的文化形态。正如有学者所言:“公共艺术的多元化情形，体现在艺术表现的思想及题材内容、艺术语言的表现方式及审美观念，对传统和当代文化艺术的态度和主张、对待艺术与社会、民族、个人的关系的认识和价值判断等方面。也即在艺术的继承、发展、创新及其与社会各领域之关系的调整和对应上，存在着多种变化和发展的可能，反映着社会发展给艺术带来的多重挑战和机遇。”［4］110最后，公共艺术应该是伦理化的。公共艺术是在公共空间和领域中存在的文化形式，具有开放性、公开性等特性。因此，公共艺术必然涉及人与人、人物自然、人与艺术作品之间的相互关系。这些关系都是道德和伦理学研究的核心问题。公共艺术的伦理化旨在通过艺术创作传达价值理念，为整个公共社会塑造共同的道德标准。从更深层角度说，公共艺术承载着创造生活方式，引导和建构社会道德体系的使命。因此，公共艺术的创作应该体现高尚的情操和精神向度，是一个社会和民族道德观、价值观的体现。公共艺术的伦理化可以概括为“求真、尚善、启美”的价值取向。

文化批判范文篇9

为了具体阐明大众文化批判在哈贝马斯文化现代性建构过程中的地位，本文将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论述：首先，我们将阐明哈贝马斯对从马克思、卢卡奇到第一代法兰克福学派（霍克海默和阿道尔诺）的工具理性批判传统的批判、继承和发展（1）；接着，讨论哈贝马斯对于文化消费主义历史形成的追溯（2）；最后，具体分析哈贝马斯对于广告和公众舆论的理解（3）。

1、工具理性批判的批判

哈贝马斯从马克斯·韦伯的合理化范畴出发，把马克思的异化概念、卢卡奇的物化学说以及霍克海默和阿道尔诺的工具理性批判（启蒙的批判）贯穿起来进行分析，认为它们共同的贡献在于深刻揭示了现代社会的两大根本问题：意义丧失和自由丧失。而在这当中，卢卡奇的物化学说又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

在哈贝马斯看来，马克思通过对现代社会化大生产过程中剩余价值的分析，揭示了克服现代社会（资本主义）危机（主要是经济危机）的客观前提，这就是被现代社会（资本主义社会）自身所束缚的生产力。生产力的发展被马克思看作是解决现代性危机的根本出路，而马克思所给出的发展生产力的方法主要包括：科学技术的进步、劳动力的培训以及劳动组织的更加完善等等。

如果说，马克思的杰出贡献仅仅在于揭示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经济剩余价值，那么，他就难免会落入经济决定论的困境当中。仔细阅读马克思的著作，我们不难发现，马克思对于经济决定论显然有着清醒的自觉意识。因为，马克思充分注意到了生产力自身的复杂性。也就是说，按照马克思的定义，所谓生产力，不仅包括现代的科学技术，更包括无产阶级（工人阶级）的主观潜能。在马克思的理解当中，无产阶级的主观能动性既表现为他们有创造性的生产活动，也表现为他们有革命性的批判活动。这样看来，马克思实际上已经注意到了剩余价值在人的主观生活世界当中的表现，以及人（无产阶级）对于这种剩余价值的抵抗意识。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认为，资产阶级对剩余价值的攫取，不仅为无产阶级（乃至整个人类）的解放创造了客观前提，同样也创造了主观前提。

卢卡奇完整地继承了马克思的剩余价值批判立场，但视角有了很大的转变。具体而言，一方面，卢卡奇接受了韦伯的物化批判概念，修正了马克思对于现代科学技术的理解，认为现代科学技术作为一种解放力量具有两重性：即它在带来进步的同时，也制造了一种新的主宰人的意识形态，这就是所谓的科学主义（Szientizismus），最终的结果则是使人在自我解放的途中遭遇到了自我异化--物化。另一方面，卢卡奇又进一步深入挖掘了人身上所潜藏着的对于物化的抵抗力量。卢卡奇认为，人身上具有一种"自身理性的形式特征"，这对于物化构成了一道难以逾越的极限【1】。

哈贝马斯认为，卢卡奇进一步发展韦伯的物化批判，无疑是有其历史贡献的；可惜，卢卡奇犯了两个严重的错误，其一，他不加批判地接受了黑格尔的逻辑学，仅仅从精神运动的角度阐述了无产阶级意识之于无产阶级革命和解放的逻辑必然性，而未能从经验批判的角度细致而透彻地阐明无产阶级意识形成和应用的实践必然性。其二，卢卡奇在继承韦伯物化批判的同时，拒绝承担其客观主义历史哲学的后果。当然，卢卡奇的理论面临的最关键问题还在于，由于革命的失误和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出现了未曾预料到的新的认同力量，致使卢卡奇的时代诊断和物化批判遭到了彻底的否定【2】。

在哈贝马斯看来，卢卡奇失足或停足的地方，正是霍克海默和阿道尔诺他们的出发点。换言之，霍克海默和阿道尔诺从经验批判的角度，对黑格尔的逻辑学以及卢卡奇的物化批判提出了质疑，并分析了卢卡奇的物化批判之所以失败的历史经验。按照霍克海默和阿道尔诺的分析，主要有三种历史经验发挥了作用：前苏联的官僚化统治、法西斯主义的兴起以及美国的资本主义发展新趋势等【3】。通过对这些历史经验的处理，霍克海默和阿道尔诺提出了一种关于法西斯主义和大众文化的理论，用以解释大众的主观自然怎么会毫无反抗地就被卷入到了社会合理化的旋涡当中，以及物化现象在文化再生产领域当中的种种表现。按照哈贝马斯的理解，霍克海默和阿道尔诺对法西斯主义和大众文化的分析形成了一种互补关系，前者说明，政治精英故意改变了大众的反抗功能，用主观自然来反对合理化；后者则表明，商品的物化形式蔓延到了文化领域当中。

在实际分析当中，霍克海默和阿道尔诺相互之间在密切配合的同时，又有一定的分工。具体来说，霍克海默负责分析法西斯主义，而阿道尔诺则专注于大众文化研究。霍克海默把主观自然对物化的反抗称做"自然的造反"（RevoltederNatur），由此，他认为，法西斯主义就"是利用内在自然的造反来实现内在自然坚决反对的社会合理化"：

（在法西斯主义制度里），合理性达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在这个阶段上，它已经不再仅仅满足于简单地压制自然；合理性现在是在敲诈自然，为此他吸收了自然的造反力量，用以充实自身。纳粹操纵了德国人民被压制的愿望。当纳粹及其在产业界和军界的走狗们兴风作浪时，他们一定会赢得大众的，尽管他们并不代表大众的利益。他们向社会下层发出号召，而这些阶层已经被工业的发展抛弃了，也就是说，他们成为了大众生产的剥削对象。这些阶层包括农民，手工业者，小商贩，家庭妇女以及小业主等，在被压制的自然中，他们首当其冲，他们是工具理性的牺牲品。没有这些群体的积极支持，纳粹根本就不可能上台掌权"【4】。

这段话不仅阐明了纳粹上台的历史背景，也澄清了纳粹统治的阶级基础（社会下层），更说明了纳粹统治的历史作用：加速"迟到的民族"的现代化，用以补偿广大社会反抗阶层的心理要求。这样，内在自然的造反在纳粹的操纵下就变成了内在自然所反对的强制力量，实际上也就走向了其对立面。

阿道尔诺的大众文化研究探讨的则是意识通过大众传媒而实现社会一体化的过程。阿道尔诺借用了卢卡奇的"商品拜物教"（Warenfetisch），指出在现代社会里，艺术作品被偶像化为文化商品；艺术享受则倒退成为消费和消遣，这在实际上已经构成了一种"新型的商品拜物教"，即"文化的商品拜物教"。阿道尔诺在其《论音乐的拜物教特征以及听觉的退化》一文中说过这样一段话：

当然，在文化物品范围内，交换价值表现的比较特殊。因为这个范围在商品世界里似乎不受交换权力的支配……而这一表象正是文化物品具有交换价值的原因所在……如果商品总是把交换价值和使用价值集合在一起，那么，纯粹的交换价值就会取代纯粹的使用价值，因为纯粹使用价值的幻象在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中是文化物品所必须具有的，纯粹的交换价值正是作为交换价值才通过欺骗的手段承担起了使用价值的功能。音乐的拜物教特征就表现在这样一种quidproquo里面：交换价值制造的效果提供了直接的表象，而与客体的无关同时又打破了这种表象……人们追问了商品社会究竟靠什么得以维持的。在一种总体性的观念中，把消费品的使用价值转换成交换价值，这将有助于澄清原因。而在总体性的观念中，任何一种摆脱了交换价值的享受都具有颠覆性质。交换价值在商品中的表现承担了特殊的社会凝聚功能"【5】。

哈贝马斯认为，霍克海默和阿道尔诺的创新之处在于具备了一种文化批判的视角，并且修正了本雅明（WalterBenjamin）对于大众文化的乐观主义立场，批判了洛文塔尔（LeoLoewenthal）对于大众文化的肯定主义立场，而对大众文化保持了一种的怀疑，进而发展出了一种建立在其否定辩证法基础上的否定主义大众文化观。但哈贝马斯同时又指出，霍克海默和阿道尔诺的大众文化理论也存在着明显的不足，主要在于，他们对大众传媒的社会控制力量的模糊性缺乏明确的把握。

如果说霍克海默和阿道尔诺的创新之处是由于他们注重经验分析所带来的话，那么，他们的不足之处则是由于他们缺乏规范分析而导致的。但不管怎么说，我们认为，霍克海默和阿道尔诺把法西斯主义理论与大众文化理论相提并论，是值得我们予以高度注意的，因为它们毕竟从不同的角度为现代性批判打开了新的取向。换言之，霍克海默从政治批判的角度讨论了工具理性批判问题，而阿道尔诺的出发点则是社会层面，他所关注的是工具理性批判在社会层面上的反映。因此，就霍克海默和阿道尔诺而言，如果说法西斯主义理论成功地揭示了政治的剩余价值的话，那么，大众文化理论则是对文化剩余价值所做的毫不留情的批判，从而在发展经典马克思主义社会批判的基础上，共同把马克思主义社会批判向前大大推进了一步。

2、从文化批判到文化消费

哈贝马斯一边充分肯定霍克海默和阿道尔诺把大众文化作为社会批判范畴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效果，一边又从规范的角度对他们的大众文化理论提出了尖锐批判，这和他对待第一代法兰克福学派的一贯立场无疑是一脉相承的。但是，这里值得留神的是，哈贝马斯在第一代法兰克福学派成员之间还是有所区别的，并没有把他们简单地一概而论。比如，在大众文化这个问题上，哈贝马斯一方面批判霍克海默和阿道尔诺的主张缺乏规范性，另一方面却悄悄地接受了洛文塔尔对于大众文化历史功能的分析，尽管有着相当的保留。

我们知道，在法兰克福学派当中，洛文塔尔是唯一一位把大众文化研究作为志业的思想家，也是唯一一位发展出一套完整的大众文化理论体系的思想家。他从文化社会学的角度全面清理了大众文化在西方现代社会中的形成、发展和转型，认为不管大众文化在今天的现实当中发生了怎样的功能转变，它在西方现代性形成之初都是有着积极贡献的，主要表现为大众文化培养起了资产阶级的个体认同和集体认同【6】。

哈贝马斯吸收了德国社会历史家魏勒（H.U.Wehler）教授的意见，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对洛文塔尔的观点进行了发挥【7】。哈贝马斯认为，大众文化在现代性发生之初的突出贡献在于创造了一个理想型的"资产阶级公共领域"。以当时的德意志为例，到了18世纪末，书籍、杂志和报纸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作家、出版社和书店也是与日俱增，借书铺、阅览室以及读书会等广泛建立了起来，这样就为当时德国的大众文化生产和接受提供了可能。于是，在德国就出现了一个"具有批判功能的公共领域"，其中的公众通过阅读和讨论，相互之间形成了一个紧密的公共交往网络【8】。他们彼此平等，自由讨论，依据多数原则进行决策，很有一点乌托邦色彩。

哈贝马斯强调的一点在于，这种"具有批判功能的公共领域"之所以会产生历史进步意义乃至革命意义，关键不在于其组织形式，而在于其社会功能。这就是其社会批判的功能。相应地，具有社会批判功能的公共领域所培养出来的公众，则是具有批判意识的大众，文化在他们那里不是消遣或愉悦的对象，而是批判的武器；文化批判构成了社会批判的一个必不可少的环节。

然而，到了19世纪下半叶，随着自由资本主义的终结和垄断资本主义的萌芽，资产阶级公共领域在社会功能和政治功能方面发生了转型，相应地，大众文化的功能也急剧变化，具体而言，大众文化由塑造公众的批判意识变成了纵容公众的消费意识，于是，"（作为批判公共领域的）文学公共领域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文化消费的伪公共领域或伪私人领域"【9】。与此同时，文化批判的公众也变成了文化消费的大众。

哈贝马斯从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典型文化机制入手，详细地分析了大众文化的功能转变过程，这个机制就是家庭（Familie）。家庭作为一种公共领域，是训练个体、教化个体，最终促使个体社会化的预备场所，也就是说，家庭一直承担着联系个体私人性和个体公共性的中介角色。但从19世纪中叶以后，家庭渐渐地失去了其"文学宣传圈"的功能。主要表现为，昔日那些用于家庭阅读的文学杂志逐渐被扔到了一边，被发行广泛的画报所取代。这样，家庭作为文学接受场所也就宣告结束了，随之兴起的是一种作为文学消费场所的家庭：文化批判公众之间的交往一直都是以阅读为基础，人们是在家庭领域与外界隔绝的空间进行阅读的。相反，文化消费公众的业余活动在同一个社会环境中展开，无须通过讨论继续下去：随着获取信息的私人形式的消失，关于这些获取物的公共交往也消失了"【10】。

家庭的功能转变之后，与之相关的一切社交场合不是消失不见了（俱乐部），就是彻底变调了（沙龙）。总之，一句话，资产阶级的社交形式有了新的替代物，虽然形态不同，但它们的性质是一致的：都禁止文学批判、社会批判和政治批判，需要承担社会责任的社交批判活动，变成了无须担负任何社会责任的集体娱乐活动。

那么，究竟是什么导致了大众文化的功能发生变化呢？哈贝马斯毫不留情地指出，是市场这只"无形的手"。哈贝马斯认为，作为文化批判的大众文化虽然要依靠市场来形成自己的批判特征和审美特性，但市场的功能只限于分配文化产品，并将文化产品从个体所有者那里解放出来。交换价值对于文化产品的质量没有丝毫影响。文化商品的生产更不会因为经过了市场而衍生出丝毫的剩余价值。总之，文化商品没有被等同于一般的商品。

但是，随着市场规律在文化商品领域的广泛蔓延，文化的内在固有规则遭到了彻底破坏，市场最终成为了文化创造的内在法则。这里不妨以公共领域当中最活跃的"讨论"（Diskussion）为例，来看一看市场的催化功能。过去，在文化批判意识占据主导地位的时代，"讨论"是人们细心培植的对象，人们为了阅读、看戏或欣赏音乐，的确需要支付一定的费用，但那都是为了获取用于"讨论"的信息。而在"讨论"过程当中，人们无须为通过阅读和交流而获取的信息支付任何报酬。一旦文化消费意识取代了文化批判意识，"讨论"本身就受到了管制，一切私人的讨论形式都被公开化了，成为"作秀"的手段，"收费"自然是这样做的根本目的。于是，"讨论"的内容也就无关紧要了，"讨论"本身连同其中的"批判"一道具有了商品形式：

讨论进入了交易领域，具有固定的形式；正方和反方受到事先制定的某些游戏规则的约束；在这样的过程中，共识成为多余之物。提问成了成规；原本在公共辩论中解决的争执挤入了个人摩擦层面。如此组织起来的批判讨论当然也具有重要的社会心理学功能，尤其是作为行动替代品的绥靖功能"【11】。

哈贝马斯认为，文化商品的商业化一直都是批判的前提，现在却成了追求的目标。作为武器的批判本身，也落入了交换关系的魔爪。从此，大众文化的批判功能和否定功能消失殆尽，它迎合的是教育水平很低的消费群体的娱乐需求和消闲需求，追求的再也不是知识或社会责任，而是剩余价值。文化不是被导向大众，而是自身俯就大众。

当然，文化商业市场也有它的一点特殊性，这就是在经济功能之外，还发挥着社会心理功能：

或者，市场首先创造条件使公众有能力获得文化商品，然后，通过降低产品价格，从经济上增强更多公众的获取能力。或者，市场根据自己的需求，调整文化商品的内容，从而从心理上增强各个阶层民众的获取能力"【12】。文化商业市场的这两种功能在书业协会（Buchgesellschaft）那里有着集中的体现。但哈贝马斯认为，最能反映文化商业化的机制还不是书业协会，而是报刊和影视传媒。就拿报刊来说，19世纪30年代，出现了最早的商业大众报刊，最初的目的是为了减轻大众经济负担和心理压力，以便他们更好地进入公共领域。但到了19世纪末，所谓"黄色办报作风"（报刊图片化），大大推动了报刊的大众化。报刊大众化的直接结果是"惟利是图"：获得的是销售量，牺牲掉的是社会批判和政治批判："（所有报刊都）取消有关道德话题的政治新闻和政治社论，诸如禁酒问题和赌博问题等"【13】。

总之，哈贝马斯认为，随着市场规律渗透到并控制着文化商品流通领域，批判意识逐渐转换成了消费观念，公众之间的公共交往消失了，代替它的则是同质化的个人接受行为：

阅读公众的批判逐渐让位于消费者交换彼此品位和爱好。甚至于，有关消费品的交谈，即有关品位认识的测验，也成了消费行为本身的一部分"【14】。

一句话，批判主义黯然失色了，消费主义粉目登场了，并且还唱起了主角。在滚滚而来的消费主义浪潮中，"大众传媒塑造起来的世界所具有的仅仅是公共领域的假象。即便是它对消费者所保障的完整的私人领地，也同样是幻象"【15】。而在消费主义的支配下，公众的个体认同和集体认同发生了分裂：他们不是作为缺乏批判意识的专家（知识分子），就是作为根本没有批判意识的消费大众。公众在一片喧嚣声中重新拣起了商品拜物教的残羹冷炙，社会则在一片欢歌笑语声中丧失了交往方式和文化共识，回归到了昔日一盘散沙的原子状态。

3、从新闻写作到广告和宣传

如果说哈贝马斯对大众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历史的追溯可以看作是对大众文化社会功能演变的阐述的话，那么，哈贝马斯对广告和宣传（舆论）的分析，则既是对大众文化的个案解读，更是对大众文化的政治功能演变的揭示。按照哈贝马斯的解释，新闻写作看似私人的，实际是公共的，它担负着公共批判的职责；而广告宣传则截然相反，表面上是公共的，其实是私人的，因为它追逐的是纯粹私人或某个集体的经济利益。从新闻写作到广告宣传的转变，反映了理想型的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衰弱，也折射出大众文化在政治领域中的消极影响。

还是以报刊为例。哈贝马斯认为，报刊在沦为私人或集体经济利益角逐场之前，经历了两个发展阶段，一个是私人通信阶段，这也是报刊的萌芽阶段，其组织形式是小型手抄行业，遵循的是利润最大化原则。但很快，报刊就从单纯的新闻报道转变成为思想传播，一种新的因素在和经济因素结合的同时，逐步占据了主导地位：这就是政治因素【16】。欧洲18世纪的学术期刊、道德周刊以及政治刊物等都充分了说明了这一点。

这样，报刊的发展实际上已经迈入了第二个阶段，即个人新闻写作阶段。此时，主宰报刊行业的不再是利润最大化原则，而是说教动机和政治动机。报刊从一种经济牟利工具变成了政治舆论交锋的阵地，变成了公共成员相互之间进行私人交往的公共空间：

在具有政治功能的公共领域取得永久地位之前，政治报纸的出现和生存，就和争取公共舆论的自由空间的斗争、争取公共性原则的斗争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传播信念的报刊是公众的一个讨论机制，它首先关注的是确立公众的批判功能；因此在投入经营企业的资本时，如果考虑回报的话，那也是第二位的"【17】。

遗憾的是，随着资产阶级法治国家的建立和具有政治功能的公共领域在法律上得到认可，特别是，随着广告行业的独立和迅速发展，报刊进入了新的阶段：第三个阶段。这个阶段的特点是：报刊"抛弃了论战立场，而真正从事商业活动，争取赢利"【18】。至此，报刊的发展在某种程度上不但回到了它的起点，甚至还有了倒退：

如果说过去报刊业只是传播和扩散私人公众的批判的媒介，那么现在这种批判反过来从一开始就是大众传媒的产物。随着个人的新闻写作向大众传媒的转变，公共领域因私人利益的注入而发生了改变。……当然，在这个过程中，报刊业的商业化迎合了公共领域向广告传媒的转变。反过来，报刊业的商业化受到了纯粹经济领域中的商业广告需求的推动"【19】。

哈贝马斯批判广告的基本出发点就是破除了一个被广泛认可的的看法，即：广告与资本主义之间有着密切的因果联系。哈贝马斯认为，广告虽然已经成为市场经济的一个基本要素，但和资本主义之间并没有什么直接的联系，或者说，并没有逻辑上的关系。归根结底，广告只是发达资本主义（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的一种特殊现象。

广告与资本主义之间既然没有任何逻辑上的关系，那么，广告与市场之间的关系也就值得深入分析了。一般都认为，市场越来越不透明，是广告泛滥的直接原因。但在哈贝马斯看来，这个观点是站不住脚的。他认为，广告与市场之间的因果关系恰恰相反，不是市场在前，广告在后；而是广告在先，市场在后；换言之，广告的泛滥，或者说，广告竞争取代价格竞争，才是市场越来越不透明的根本原因。

那么，广告对市场之所以会有这么大的冲击力，哈贝马斯认为，除了上述经济原因之外，还有社会心理原因。首先，广告颠覆了传统意义上的社会阶层，对社会下层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主要一点在于，让他们在观看和阅读快餐式文化产品中获得了一种想象的满足，误以为自己已经和社会上层同处于一个共同的社会空间之中，从而忘却了自己的现实处境，渐渐地，也就丧失了自我意识、社会意识，从阶级的角度看，还丧失了阶级意识和革命意识。其次，广告还规划了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用以制约人们的消费行为。广告本身已经成为最大的消费意识形态，其本质就在于大众娱乐。

不管广告如何操纵市场，也不管广告如何操纵消费者，如果广告仅仅是出于经济动机，单纯停留在经济领域当中，那么，广告就不会对资产阶级公共领域构成毁灭性的冲击，充其量只是在腐蚀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社会基础。因此，哈贝马斯认为，作为销售手段的广告，制造出来的是一种虚假的经济公共领域，它表面上脱离了政治领域，但实际上是不可能的。

换言之，哈贝马斯觉得，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转型，特别是在政治层面上的转型在经济原因之外，肯定还有更加值得重视的因素，需要我们去挖掘和揭示。这就是政治因素，或者说，与经济动机融为一体的政治动机。哈贝马斯指出，"私人利益的公开展示，从一开始就与政治利益融合在一起"【20】。这里，我们不难看到，哈贝马斯已经从社会批判过渡到了政治经济学批判，或者说，过渡到了政治意识形态批判。

所谓政治经济学批判，就广告而言，就是要揭示广告当中的政治动机，或者说，揭示阶级乃至政党是怎样利用广告谋取自己的社会利益的：

在19世纪中期，在阶级对立多少公开化的阶段，公共领域本身被……一分为二，因此，私人利益的公开展示本身完全具有一种政治意义。在这个领域里，大规模的商业广告也几乎总是具有并非单纯商业广告的性质。……但是，只有在公关实践中，经济广告才能意识到自己的政治性质"【21】。

广告政治化或政治广告化，实际上就是舆论宣传和舆论管理了。哈贝马斯根据美国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政治动员，分析了宣传（舆论）对于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主宰。他认为，宣传（舆论）与广告之间的区分就在于：私人广告总是针对其他的私人消费者；公共关系则是针对公众舆论或作为公众的私人，而不是直接针对消费者。信息的发出者把自己的商业意图隐藏在一种关于公众福利的角色肥厚。这种对消费者施加影响的方式是借鉴了经典的公众批判形象的内涵，使自己合法化：公共领域的公认功能和有组织的私人领域之间的竞争被统一了起来"【22】。

广告政治化之后，提供给我们的实际是一种公众舆论。"取得共识"是其中心任务。因为只有打着这样的共识幌子，资产阶级统治者才能说服公众接受它们所兜售的个人、产品、组织和意识形态。作为消费者的公众则处于一种被动的迎合状态，没有自己的主体立场。哈贝马斯强调指出，这种人为的公众舆论所提供的共识和通过长期的启蒙和话语而最终达成的共识不可同日而语，因为，在公众舆论的操纵下，资产阶级公共领域被重新封建化了，"公共性仿造了过去那种代表型公共领域赋予个人魅力和超自然权威的神圣光环"【23】。

4、结语

以上我们讨论了哈贝马斯对于大众文化的批判思路。哈贝马斯继承了从马克思到第一代法兰克福学派的工具理性批判传统，根据资产阶级公共领域这个理想型，从规范的角度，对大众文化的社会功能和政治功能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他一方面充分肯定，大众文化在形成之初是有着历史贡献的，主要表现在对公共性和公众批判意识的培养上面。在这一点上，哈贝马斯显然是接受了洛文塔尔和本雅明的观点。但同时，他也指出，本雅明把大众文化的解放功能宗教化是不能接受的，因为，大众文化的社会功能应当还是在于启蒙和教化。

随着自由资本主义时代的结束，垄断资本主义的形成，资产阶级公共领域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同样，作为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组成因素的大众文化也走上了一条肯定现状的路途【24】。在哈贝马斯看来，这样一种大众文化已经彻底丧失了其社会批判和政治批判的功能，变成了一种统治的工具。它给我们带来的只有两样东西，一个就是消费主义，再一个则是"人为的公共领域"。如果说消费主义是主宰社会经济领域的意识形态的话，那么，"人为的公共性"则是政治概念当中处于核心地位的意识形态。而无论是消费主义，还是"人为的公共性"，其本质是一致的，都是为了追求一种文化的剩余价值。从这个意义上说，对大众文化的批判，也是对资本主义剩余价值观念批判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此外，对大众文化进行批判，也可以更好地揭示现代性危机的根源，为重建文化现代性提供了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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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G.Lukacs，GeschichteundKlassenbewusstsein，Werke，第2卷，Neuwied，1968，第276页。

【2】J.Habermas，TheoriedeskommunikativenHandelns，第1卷，FrankfurtamMain，1987，第489页。

【3】请参阅：HelmutDubiel，WissenschaftsorganisationundpolitischeErfahrung，FrankfurtamMain，1978。

【4】MaxHorkheimer，ZurKritikderinstrumentellenVernunft，FrankfurtamMain，1967，第118-119页。

【5】Th.W.Adorno，UeberdenFeitschcharakterinderMusikunddieRegressiondesHoerens，GesammelteSchriften，14，FrankfurtamMain，1973。

【6】请参阅LeoLoewenthal，Literature，PopularCultureandSociety，EnglewoodCliffs，NewYork，1961。

【7】请参阅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曹卫东等译，学林出版社，1999，导言。

【8】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同上，第3页。

【9】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同上，第187页。

【10】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同上，第190页。

【11】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同上，第191页。“公务员之家有”版权所

【12】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同上，第192页。

【13】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同上，第195页。

【14】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同上，第196页。

【15】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同上，第196-197页。

【16】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同上，第219页。

【17】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同上，第221页。

【18】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同上，第221页。

【19】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同上，第225页。

【20】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同上，第228页。

【21】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同上，第228页。

【22】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同上，第228-229页。

文化批判范文篇10

一、消费社会兴起的技术变迁过程

在英语世界，“消费”(consumption)一词从14世纪开始一直包含有某种贬义，指“毁坏”、“用完”、“耗尽”和“浪费”等。直到19世纪，西方经济学家才把它看作是一个与“生产”相对的概念，并在商品供给和需求意义上对消费给予了精确描述。马克思曾经以商品生产为基准把人类历史划分为前商品化阶段、商品阶段和商品化阶段，并用“商品拜物教”这一术语来描述工业革命时代的生产一消费情形。在20世纪，鲍德利亚德则使用“消费社会”(consumersociety)这一概念来叙述当代社会的普遍消费情况。这一概念虽然揭示了不同于马克思时代的产品消费文化现象，但却掩盖了技术与消费的关系。当代消费社会在某种意义上不过是资本推动下技术发展的产物而已，也就是说技术文明建构了消费社会。关于这一点，只要看一下人类历史上直接改变人们日常生活的技术变革就够了。

毫无疑问，当技术进步还不足以推动人类生产出超过其基本需求范围的大量产品时，即使存在大量的潜在消费需求也不能形成所谓消费社会。从18世纪开始，社会消费形态就开始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不仅社会上层拥有消费能力，而且社会中层和社会下层也都参与到了消费大军之中。这一消费浪潮从英国开端，然后席卷到整个欧洲，形成了全新的消费市场，曾经引发了从小规模生产向大规模生产的经济转变，进而导致了大机器、大工业的新式工厂和新的资产阶级的兴起，有人将此称为与工业革命相对应的第一次消费革命，但这仍然不足以导致今天所称的消费社会。在整个19世纪。尽管大工厂如同交响乐团一样奏着响亮的工业生产旋律，但寻常人仍旧使用流水和冰块来保鲜食品。并盼望着乘坐气球来环游世界。这种情况到了19世纪末期才得以改变.伴随着工业革命和技术发明时代催生的电灯、电话和运动图像对生活世界的改变.才逐步迎来了鲍德利亚德式的消费社会。

190。年，在蒸汽动力、电力和马拉等一片交通传输声中，汽车这一注定要改变人们消费结构的技术产品终于诞生了。亨利?福特1913年设计出了一种流水线作业方式。快捷而便宜地大量生产汽车，这种流水线作业生产方式的大量推广意味资本主义可以大量地生产出大众化的标准产品，使社会商品种类和数量成倍增长.从而表明技术性消费社会步人了一个新阶段。技术变革对社会消费的引导还不仅仅如此，此后的大量技术创新更是大大加速了消费社会的兴起。赖特兄弟1903年乘坐装有动力机的飞机首次成功地离开地面，后来洛克海德DC3客机研制成功。实现了环球旅游的消费梦想。自马柯尼1901年通过无线电波接受到了来自大不列颠的电报信号以来，无线电通讯(KDKA电台广播取得成功)、电视图像无线传送和彩色电视广播(1953年:VBC和CBS推人商用)等众多技术的进展，把人类带人一个媒体消费时代。20年代以后。随着电子技术、材料技术和生物医药技术的不断发展，掀起了一场扩及发达国家中产阶级家庭的新型消费革命。诸如电剃须刀、彩色胶卷摄影术、器皿搅拌机、荧光灯、固体电子吉他、长时录放唱片、磁带录音机、录像机、冰冻TV餐饮、微波炉、袖珍电子打字机、铝质易拉罐、苏打水瓶等日常消费品都在短时间内进人了家庭消费，磺胺(百浪多息，专治链状球菌疾病)、抗生性链霉素、骨髓疫苗、口服避孕药等药品芳名则推动了卫生医疗消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许多新型技术得以产生和发展，其中半导体和计算机是标志着20世纪的重大技术进步，特别是1971年随着第一个硅微型处理器的商业引人之后，计算机微型化开始进人消费规模，出现了以消费价格为特征的个人计算机。90年代中期，软件和网络协议技术发展把网络化多媒体计算机带进了数百万人的家庭和办公地点，互联网直接为全球性消费奠定了技术基础。正是在这种技术不断变革之中，今天的人们与其说是生活在一个产品消费世界，毋宁说是生活在一个技术世界。世界变成了消费产品的平面，消费产品因为技术不断创新日益变得微小、有效和精致。

一般来说，并不是所有技术创新都属于消费性技术，但它们却全部同消费社会的兴起和发展相关。上世纪50年代，在技术的急剧发展背景下，美国把追求消费作为一种“梦想”，人们不仅想购买郊区住宅。而且也想把最新的家电和设备带回家中。1945年美国电视刚刚流行起来，汽车销售也仅在/万辆左右，但到1950年电视就售出750万台，汽车售出“7万辆。技术创新速度如此之快，以致消费也不断处于快速更迭之中。为了保持与技术发展同步而不落后，人们必须要经常地淘汰尚未用坏或没有破旧的设备或产品。计算机可以说是更新最快的消费产品。往往几年就要更新一次，电视机、DUD机和其他技术同样也不能幸免.甚至超越了技术的家庭使用，商业世界的技术进展也同样快速如飞。正是借助技术这一杠杆.商业交易变得日益高效。商业资本支配的广告一直在鼓噪着自身促销的消费产品者利于加强家庭联系.电视和互联网络作为技术的产物更是成为广泛促销产品的最重要媒体。但就在技术消费大量流行时.科学家们却向人们发出了严厉的警告:过度的消费会带来资源的滥用或生态的破坏。1962年拉切尔?卜逊在《寂静的春天》一书中注意到技术发展及其产品消费(如农用DDT)产生了某些难以预料的有害影响，美国就此于1971年禁止使用DDT.1978年出于保护大气臭氧层而禁止使用氟利昂.1979年摧毁三英里岛核电站中心.这些事件大大地改变了人们对技术文明带来的消费社会的基本态度。

二、消费主义观念的技术文化批判

尽管科学家不会精确地预言未来的消费社会前景，但却实用地向人们表明目前技术文明及其消费带来的可能后果。现实问题也许不在于消费本身，而在于其不平等的生活方式或消费模式及其效应:高收人国家20%的世界人口占据了86%的私人消费支出，它们消费厂45%的肉品、58%的能源和84%的纸张。拥有74%的电话线路和87%的交通工具，而世界上20%的最贫困人口只有1.3%的消费水平，它们仅仅消费了5%的肉品、4%的能源和1.1%的纸张.仅仅拥有1.5%的电话线路和1%的交通工具。这种消费格局正在削弱着人类的生态和资源基础.加速着高收人对低收入的不平等分配和消费趋势.推动着过度消费—贫困—不平等—环境恶化这一中轴线的动力生成。如果再次分配不能从高收人转移到低收入消费。生产不能从污染型转向清洁}U生产.产品促销不能转向支持资本实力较弱的环保型生产商，消费优势不能从奢侈消费转向满足基本需求，当今人类消费和发展一问题就会变得更为糟糕。科学家的这种实证性描述揭示了过度消费的严重的社会和生态后果。很难说它带有什么价值判断，但在哲学家和人文学者那里却又重新回到18世纪以前具有贬义的“消费”概念上来，更加注重对过度消费的文化批判，尤其是用“消费主义”(consumerism)取代“‘生产主义”(productivism)来描述20世纪发达国家社会的重要特征及其问题。

经济学从19世纪开始就倡导一种“生产主义”(productivism)，关注的是工业企业的产品开发和制造能力，把新技术看作是工程师创造并可以赋予公众消费的东西.把“作为制造者的人”(生产者)看作技术进步的历史英雄或者“‘熊彼特式”企业家。直到19世纪末期和20世纪初期，社会学家针对消费问题才给予了某种社会和政治关怀。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认为，资本主义兴起于新教伦理的禁欲主义或自我牺牲精神和资本投资商业的道德命令。但与此相反，索姆巴特却把与消费主义密切相关的奢侈问题与资本主义联系起来加以考察.只不过这种思想在当时并没有得到重视，只是在差不多半个世纪后才在鲍德利亚德的消费社会概念那里重新浮现。鲍德利亚德表明韦伯的理论并不足以说明现代消费社会，他强调资本主义的兴起在于它倡导快乐主义并释放出人们花费或消耗的欲望，而不在于新教自我牺牲精神。齐美尔和凡李伦曾经把消费主义看作一种确立和表达不同社会认同的尝试，而这种认同尝试毫无疑问是对不断增长的工业或机械技术的同质力量以及城市化和交通拥挤的心理压抑的文化回应。在这种意义上讲，人们并没有采取如韦伯说的新教自我克制态度，而是把消费看作一种主要的自我表达方式，因此消费主义成了一种享有符号象征意义的共同语言。正是这样一种模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得以繁荣起来，以致消费主义在20世纪后半叶获得了史无前例的流行和扩张，社会成员迅速接受了所谓过度消费习性。正如麦克拉伦和雷奥纳多在评论鲍德利亚德的消费社会概念时指出，“人成了消费社会的功能所指，因为他们总是被鼓动去购买越来越多的新型客体，以便能够感受部分的社会环境”。消费主义试图在技术快速进步和产品不断更新的背景之下，如同经济学一样把消费者是技术创新及其产品的被动接受者作为前提，采取了一种新型的文化方式来支配人们的政治生活和社会交往，但由于资本推动的强劲生产力量和快速技术创新已经成为异化劳动的重要表现，而相应于生产和技术发展形成的消费主义也变成了一种深度异化的社会经验。

据李俊和邓国彬对西方社会理论考察认为，凡学伦强调的上层阶级通过消费来显示自身经济优势，贝克、吉登斯和鲍曼等社会理论家认为人们购买特定商品意在建构“‘自我”的群体性认同，费瑟斯通则指出后现代社会的消费者倾向于寻求适合不同情景和心态的消费匹配和多重形象认同，所有这些意指都表明社会公众是在“不知不觉间成为全球消费大军中的一员，而不去考虑肆意消费所带来的资源危机和社会负面效应”。这里表明的是导致消费水平和消费规模不断扩展的一般社会机制与公开鼓励公众大胆消费和不断消费的消费主义文化价值观是不同的，但应该注意到公开的消费主义文化价值观是这种没有感知或无意识状态的社会消费风气的一种鼓噪，它的盛行与技术和生产的“强制消费”存在着密切联系。工业化及其技术文明发展以来.特别是20世纪以来，千百万人都希望享受到工业文明产品带来的便利和安逸。正是这种消费氛围促成了消费主义作为一种文化现象的兴盛。正如倡导消费主义的美国学者勒博于1950年在《这是一个生存问题》一文中指出:“我们具有巨大生产率的经济要求我们把消费作为一种生活方式，把商品的购买与使用变成一种仪式.从消费者中获得精神的满足”，“我们需要以不断增长的速度把东西消费掉、烧掉、穿掉和扔掉”。川在这种意义上讲，西方消费主义是建立在大机器、大工业基础之上的，它作为一种工业文化或技术文化现象是以大规模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为特征，它制造出来的全球大规模消费需求(如“一次性消费”、“过度包装”和“消费品排他性占有”等)扩展显示了“持续消费”的生态“不可持续性”。“口消费主义虽然并不直接表现为目前技术和资本全球化的政治经济合理性辩护，而是以一种遮蔽的非政治化方式将追逐变化和创新以及过度物质消费意识内化为公众日常生活的自由选择。消费主义的盛行自然给资本拥有者带来了巨大利润，也引领着各国或区域经济的急速增长，但它倡导的普遍消费伦理或消费习性显然已使人们的消费大大超过了自身的实际需要、造成了自然资源的大量耗费和生存环境的破坏，其不可持续性的畸形发展必然给人类带来无可挽回的生存危机。这种困境连同对消费主义的技术文化批判，目前正在将人们引向绿色技术创新支配的可持续性消费方式。

三、技术创新文化的消费形象重塑

经济学家相信，只要被动的消费图像存在，消费者就会倾向于使其购买的产品达到最优边际效用，消费主义的拥护者们也坚信只要技术发展创造出了新的产品就一定能够通过某种普遍消费文化理念将产品销售给消费者，但这并不能解释技术创新在源头l;怎样体现它的有用性这一问题。社会建构者(ocialconstructiviata)曾经注意到技术产品消费者或用户在技术产品的建构过程中的社会学意义，提供了大量用户导向型技术人工制品的案例研究。但却没能在相应历史背景中分析这些人工制品的最初消费文化意向，也没有比较不同人工制品从发明到开发和采用的技术创新文化轨迹。为了解开这一智力死结，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和女权主义者试图把消费作为一种20世纪主流的社会和文化活动(如工业、科学和商业等)加以考察，并认为消费者并不是如经济学家和消费主义者所说的受技术决定或被动接受技术影响的“牺牲品”或“受害者”，而是工业生产的积极参与者。只不过消费者、用户群体及其代言人参与设计、营销和分配的积极创造性方式被消费主义的热衷者或拥护者大大忽视了。正是因为生产和消费、设计者和用户之间存在着相互建构的社会现实，因此需要对消费及其文化意向在今天的技术创新活动中的作用做出重新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