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论文范文10篇

文化论文范文篇1

最近，翻译界对归化和异化的讨论很多，散见于国内的各种外语类学刊，〈中国翻译〉2002年第5期还专辟一专栏来讨论这一问题，这些文章大大推动了“归化”和“异化”的研究，但这些文章更多是停留在语言研究的层面，本文将从跨文化的角度来探讨文学翻译中的异化现象。

[关键词]归化；异化；翻译；跨文化；后殖民主义

一、引言：问题的提出

近年来，国内的外语类学刊发表了不少有关归化和异化的文章，这些文章努力将西方文学批评和比较文学理论中关于归化和异化的讨论运用于翻译理论和实践之中，有的文章高屋建瓴，从文化的角度对直译和意译作出概括，还有的文章运用关联理论来寻求归化和异化的最佳关联点，这些文章从不同的角度拓宽了归化和异化的研究。

但归化和异化翻译的讨论仍存在一些误区，最明显的是将归化与异化翻译等同于直译与意译，将文学策略和文化的意识形态同语言的策略和翻译的技巧等同起来，从而将关于归化和异化的讨论拉回到传统和经验的讨论之中，这样做有碍归化和异化翻译研究的发展。《中国翻译》2002年第5期有王东风和葛校琴等的文章，探讨“归化”和“异化”翻译的研究方向及存在的问题，是归化和异化翻译研究的新成果。本文将从跨文化的角度来探讨翻译的归化和异化问题，

二、关于“直译”与“意译”

直译与意译是归化和异化讨论的源头，不少学者常常把它们放在一块来讨论。王东风在“归化与异化：矛与盾的交锋”一文中就对它们作了比较深入的探讨。文章开门见山地指出，“归化与异化之争，是直译与意译之争的延伸，可谓由来已久。”但他没有将它们简单地归于一类，而是指出：“归化和异化可看成直译和意译概念的延伸，但并不完全等同于直译与意译。…如果说直译和意译是语言层次的讨论，那么，归化和异化则是将语言层次的讨论延续升格至文化、诗学和政治层面。也就是说，直译和意译之争的靶心是意义和形式的得失问题，而归化和异化之争的靶心则是处在意义和形式得失旋涡中的文化身份、文学性乃至话语权利的得失问题。”（王东风，2002：24-25）笔者基本上赞同上述观点，并就直译/意译与异化/归化翻译补充一点自己的看法。

在谈到直译和意译时，人们常常用英文词语literaltranslation和freetranslation。此时人们关心的是语言层面的技术处理问题，即如何在保持原语形式的同时，不让其意义失真；而意译则认为语言有不同的文化内涵和表达形式，当形式成为翻译的障碍时，就要采取意译。还有人提出形合与意合来与直译和意译对称。在中国的翻译史上，赞成直译和意译的均有人在，初期佛典翻译中的文质说，唐代玄奘的“求真”与“喻俗”，近代有严复的“信达雅”及鲁迅的“宁信而不顺”与赵景深的“宁顺而不信”等，都是从直译和意译的角度来探讨翻译的原则。

我们并不反对将直译/意译同归化/异化翻译放在一块讨论，但我们应该注意到它们之间的相似和差异。以往，归化/异化翻译同直译/意译的相似性讨论的多一些，但它们之间的差异就没有得到充分的讨论。直译和意译是翻译的两种主要的方法，它们并非是排斥性的，相反，它们是互补性的。在同一翻译中，直译和意译都可能有。文体也有关系，在有些文体中，意译会多一些，而在另一些文体中，直译可能会多一些。关于直译和意译的讨论，译界已基本上达成共识。直译和意译不等同于有些人所说的死译和胡译。鲁迅和其弟周作人的直译作品《域外小说集》曾招来许多的批评，被视为直译的代表。一些学者谈到鲁迅，必将提到他的翻译主张“宁信而不顺”，而忽略了其他。其实，鲁迅关于直译的真正含义是他在《且介亭杂文二集》的“题未定草”中所说的：“凡是翻译，必须兼顾两面，一当然力求其易解，一则保持原作的丰姿。”可见，鲁迅并非不要顺，只是在两者不可兼得之时，才宁取信而舍顺。鲁迅的“硬译”，决不是生搬硬套，也不是逐字翻译，而是在引介外国进步文学作品的同时，努力输入新的表现方法来丰富汉语的句法与语汇。“易解”与“丰姿”才是鲁迅关于直译的真正内涵。那么，周作人又是如何看待直译呢？1925年周作人在其“陀螺序”中提到：“我现在还是相信直译法，因为我觉得没有更好的方法。但是直译也有条件，便是必须达意，尽汉语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保存原文的风格，表现原语的意义，换一句话说就是信与达。”什么样的翻译是死译和胡译呢？周作人用了两个很有趣的例子。如英文的“lyingonhisback”，如果译成“卧在他的背上”便是死译，如果译成“坦腹高卧”便是胡译，它的直译应该是“仰卧着”。当然，我们今天偶然还能看到少数关于直译和意译的讨论，但有新见者鲜寡。

翻译的归化/异化（domesticatingtranslationandforeignizingtranslation）是在1995年由美国学者L.Venuti（文努迪）所提出的，而这一术语又直接来源于德国学者Schleiermacher（施莱尔马赫）1813年宣读的一篇论文。Schleiermacher着重探讨了翻译与理解之间不可分割的关系，指出翻译有两种情况，一种是让读者靠近作者，另一种是让作者靠近读者。如果让读者靠近作者的语境，他就能感受到异国的情调。在这儿，Schleiermacher使用了foreign一词。[1]根据上述两种翻译情况，Schleiermacher提出了以作者为中心的译法和以读者为中心的译法，这一做法突破了传统的直译和意译的界限，对后来的学者产生了很大的影响，Venuti的异化/归化观无疑受到Schleiermacher理论的启发。不过，Schleiermacher的理论是基于德国的阐释学之上，而Venuti却将Schleiermacher的论点放在后殖民的语境下来考察,从而得出了异化的翻译主张。

Venuti为什么十分青睐异化的翻译呢？我们可看看他在《翻译再思》一书中的一段话。他十分欣赏布朗绍的名言：“翻译是纯粹的差异游戏：翻译总得涉及差异，也掩饰差异，同时又偶尔显露差异，甚至经常突出差异。这样，翻译本身就是这差异的活命化身。”在他看来，差异在翻译中被弱化的原因有二：首先，长久以来，翻译的讨论被遮蔽了，它在目的语坐标的价值体系中处于边缘化地位，差异非但没有活现，反而处于融化的过程之中。其次，英国和英语的价值标准，在战后形成了全球性的优势，从而更加确定了英美国家主义文化的语境。这种语境只接受在意识形态上符合英美文化的意识形态的外语文本。正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归化的翻译为了迎合接受者的口味，总是依照译入语的特定的政治、文化、意识形态的规范对译入文本进行调整，弱式文化只得听从英美文化的摆弄，成为殖民者进行文化殖民的工具。（参见Venuti1992）

近十年来的有关归化与异化的翻译讨论，是以1987《现代外语》上登载的论文“归化----翻译的歧路”而开始的。然而，该文作者可能不曾料到异化与归化会作为一对新的理论范畴而得到广泛的讨论。西方学者讨论的归化与异化这一对术语并非是互补的，而是相互排斥的。美国学者Venuti在讨论异化翻译时，对归化翻译的策略作出了描述：遵守目标语文化当前的主流价值观，公然对原文采用保守的同化手段，从而达到让译文符合本土典律、出版潮流和政治的需求。归化翻译的最大特点就是采用流畅地道的英语进行翻译，在这类翻译中，翻译者的努力被流畅的译文所掩盖，译者为之隐形，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也被掩盖，目的语主流文化价值观取代了译入语文化价值观，原文的陌生感已被淡化，译作由此而变得透明。从后殖民理论吸取营养的异化翻译策略则将归化翻译视为帝国主义的殖民和征服的共谋，是文化霸权主义的表现。所以，Venuti提倡异化的翻译策略。根据这一策略，译者和译语读者在翻译的过程中努力摆脱来自强势文化的羁绊。异化翻译并不应理解为对应的翻译，它并不能提高译文的忠实性。后殖民学者Robinson认为异化翻译与直译和逐字翻译相关联，只是没有直译那么极端，因为他们并不坚持在翻译中恪守原文句法序列中的个别词语的意义，但却坚持要保留原味。（参见王东风，2002：26）在异化翻译中，新的东西可能会加进去，从而达到凸现译者的身份，提高翻译的地位，并且对翻译的文化霸权进行有力的回击。

可见，西方学者的归化/异化翻译是处于政治意识形态中的两个对立的概念，处在话语权利的两个极端，它们不存在调和或妥协。这与我们前面讨论的直译/意译明显不同。但我们很多的讨论是把它们当作对等的概念来对待的，这样做，可能会带来理论上的误解和实践上的困惑。

三、汉语中的归化/异化

在英汉语中，异化与归化的内涵究竟有多宽？这是我们在研究和讨论归化/异化与直译/意译时得注意的问题。归化/异化翻译的英文表达是domesticating/foreignizingtranslation，它虽然和我们今天探讨的freetranslation/literaltranslation有某些相同之处，但就其本质而言，存在明显的差异。当我们说直译/意译和形合/意合，前者是方法，后者是结果，如果我们再说神似和形似，则是对这一结果的描写。归化/异化与意译/直译却是两个不同的范畴，犹如两个圆，其边缘只有小部分重叠。异化/归化翻译的结果不能用形似和神似来描述。异化和归化是一种策略，在实践中，直译、改译、增译等方法都可能被采用。作为一对专有翻译术语，Foeignizingtranslation/domesticatingtranslation只是在最新的英文学术著作中得到阐述。而freetranslation/literaltranslation则不然。“看一个翻译是归化翻译还是异化翻译，完全取决于文化形态的重构，翻译在这一形态中得到生产和销售；什么是归化或异化只有在考虑到改变译入语文化的价值关系时才能得到界定。”[2]（MonaBaker,1998:243）

“当前在对‘归化’问题的认识上，译界同仁应该区分归化法的两种前提：一是忠实原则下的归化，二是非忠实前提下的归化。前者总体上是规定性的，后者则是描述性的；前者是原语中心论的，后者则是译语和译语文化取向的。”（葛校琴，2002：33）这一区分基本上是对的。然而，我们还可对它们的性质作出区分：忠实原则下的归化是语言层面的，关心的是翻译的艺术效果，是一种翻译的方法；非忠实前提下的归化是文化层面的，关心的是翻译的意识形态，是一种翻译的策略。至今我们讨论的翻译研究存在两种不同的异化和归化，第一种是Venuti的术语，已在在前面提到，另一种是一些中国反复使用的归化/异化，笔者用英文的assimilation（adaptation）和adaptation来指代它们。异化和归化翻译表现为文化的思考，从翻译的意识形态看其对文学乃至文化产生的影响，属于文学批评和哲学范畴。带有后殖民的解构意义的异化一词运用到翻译之中是近几年的事，反映在翻译实践上，主要体现为以书写符号为表现形式的文学翻译。

西方学者用一个图表来大致显示Jerome对不同性质的翻译所作的区分[2]，根据当前关于翻译的归化/异化讨论，笔者同样想借用两个图表来揭示它们之间的差异：

1．（Iftranslationiscarriedoutonthedimensionoflinguistics

2.(Iftranslationiscarriedoutonthedimensionofculturalstudies)

上述图表说明了传统意义上的异化/归化和现代意义上的异化/归化具有不同的功能与目的，在汉语中我们用同样的词语来表示它们，但在英语中，语言层面的归化/异化是用assimilation(adaptation)/alienation来表达的,而文化层面的归化/异化是用domesticating/foreignzing来表达的。当然，我们也可象处理文化一词一样，用首字母大写的Domesticating/Foreignzing来指作为文化策略的归化和异化，用首字母小写的domesticating/foreignizing来指当今文化层面上的直译。小写字母的归化/异化是意译/直译的延伸与发展，而大写字母归化/异化是意译/直译的革命，开拓了翻译研究的新的领域。

四、归化与异化的理论与实践

国内学者将归化/异化和直译/意译等同的现象在葛校琴文章中得到了讨论。葛在探讨这一对概念时有一个前提，即在抛开归化/异化的当下语境，而且根据的是字面意思。[4]归化/异化的两种翻译倾向自有翻译以来就经常交锋，在上一个世纪，有围绕鲁迅的“硬译”而展开的洋化与归化之争。在此以前，严复、林纾、梁启超等人的翻译，均可视为归化的翻译。“鲁迅的‘硬译’及他的翻译思想是出于他‘反对封建主义，改造国民性’的理念。但鲁迅的意图招致了误读，‘硬译’的倡议最终淹没在归化论的喧嚣声中。后来傅雷的‘神似’论、钱钟书的‘化境’说可以说都是归化论的延伸。可见，归化/异化的讨论往往都是归化论占上风，虽说大家都赞成要保留洋味。”（葛校琴，2002：33）葛文是针对国内兴起的新一轮归化/异化讨论而来的。因为在这次关于异化/归化的讨论中，人们几乎“一边倒地认为翻译应该提倡异化”。

客观地说，葛的提醒不无道理。但笔者觉得葛所提醒国内有关归化/异化翻译学者的问题，要辨证地对待。我们的一些学者在响应西方学者提出的归化/异化翻译主张的同时，提高了欧化翻译即当年鲁迅所提倡的并受到梁实秋等人诘责的“硬译”的地位。当年鲁迅曾希望翻译能够给传达新思想，并为中国的语言引进新的表现形式，从而给中国文化输入新的血液，带来新的生机。遗憾的是，在上世纪，归化/异化的讨论往往都是归化论占上风。虽然我们不能排除今天的一些学者存在理论上的误读，即他们希望接受Venuti等西方学者的观点，但在实践上却未能得到很好的贯彻，但他们的呼吁和实践却创造了异化/直译的前所未有的大好局面，使翻译研究从过去的语言层面上升到文化的层面，直译的方法得到广泛的认可。

所以，我们要辨证地对待这一问题。首先，我们对西方的归化/异化翻译策略要有更多的评介，如果理论上浅尝辄止，我们的研究的可行性就会大打折扣；其次，位于语言文化层面的异化/归化讨论是可以接受的，但这些研究不应该脸谱化，带个面具，放进一些例句，就把文章写出来了，这样做，无疑会降低翻译研究的学术地位。再其次，异化/归化策略的讨论如何能同翻译的理论与实践结合的更紧一些，这可能是翻译理论建设中的一个重要课题，我们不仅要从传统的翻译理论上考虑，还要从跨学科角度去考虑翻译理论的建构，惟有如此，我们的翻译研究才能不断保持生机勃勃。

五、结语

异化与归化的翻译策略的讨论没有结束，还会继续下去，我们应从跨文化的视野去思考异化/归化问题，这样，它的影响才能得到充分的体现。我们可以肯定，这一讨论，不仅对翻译研究，对文化人类学、社会学、比较文学等都将产生积极的影响。

注：

[1]Schleiermacher的原语是：Thetranslatoracaneitherleavethewriterinpeaceasmuchaspossibleandbring

thereadertohim,orhecanleavethereaderinpeaceasmuchaspossibleandbring

thewritertohim.(Schleiermacher,1838:47,astranslatedinWilss,1982:33)

‘Bringthereadertotheoriginaltext’wouldcorrespondtorequiringhimto

processthetranslationincontextoftheoriginal;‘[Thetranslator]thustriesto

transport[thereader]toitslocation,which,inallreality,isforeigntohim.’

(Schleiermacher,1838:219,astranslatedinWilss,1982:33)

[2]黑体系作者所加。

[3]在MonaBaker主编的《翻译学大词典》中，Jerome关于直译与意译关系的描述是通过下图来表现的：

1.(Iffreetranslationisnotbadtranslation)

2.(Iffreetranslationisnotranslation)

[4]不过，Gentzler认为，Venuti的理论与后现代主义比较更显得现代派一些，他的理论的

转向仍旧根植于若干世纪来的“忠实”与“意译”翻译的争辩之中。参见Gentzler,

ContemporaryTranslationTheories,Revised2ndedition,MultilingualMattersLtd.第4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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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论文范文篇2

论文摘要：该文通过对古筝源流及古筝文化的阐述，分析探讨古筝的定位与前景，提出古筝在定位于“国琴”的基础上，应该受到更高度的重视，使之得到普及和发展。

1.古筝源流

古筝也叫“秦筝”，据传它起源于战国时期的秦国（今陕西地区）。筝又被称为瑶筝、银筝、云筝、素筝等。它有着不同凡响的乐器结构特点，具备动静阴阳、音韵并重的独特风格。由于它好听易学，艺术感染力强，深受人们的喜爱，这份喜爱延续了几千年仍然经久不衰。这里，我们先对古筝的源流予以梳理和回顾。

1.1筝名的由来

关于筝的源流，史料记载说法不一。大致有三种说法：

其一，分瑟为筝说。据唐代赵磷的《因话录》记述：“筝，秦乐也，乃琴之流。古瑟五十弦，自黄帝令素女鼓瑟，帝悲不止，破之，自后瑟至二十五弦。秦人鼓瑟，兄弟争之，又破为二。筝之名自此始。”宋代丁度的《集韵》中，也载有类似的说法：“秦人薄义，父子争瑟而分之，因此为名。筝十二弦，盖破二十五而为之也。”

其二，筝筑同源说。东汉应劭《风俗通》云：“筝，谨按《礼·乐记》五弦，筑身也。”东汉许慎《说文解字》（宋代徐铉校定重刊本）中记载：“筝，鼓弦，竹身乐也，从竹，争声。”

其三，蒙恬造筝说。据《隋书·音乐志》载：“筝，十三弦，所谓秦声，蒙恬所造。”但刘朐在《旧唐书·音乐志》中记载：“筝，秦声也，相传蒙恬所造，非也！”清朝著名的训诂学家朱骏声在《说文通训定声》记载：“古筝五弦，施于竹，如筑。秦蒙恬改为十二弦，变形如瑟，易竹于木，唐以后为十三弦。”这一段文字，记述了蒙恬曾改革了筝。

总之，筝很可能来源于一种大竹筒制作的五弦或少于五弦的简单乐器。产生的年代当在春秋战国时期或春秋战国之前，不可能在秦始皇统一中国后的秦代。筝、筑、瑟的关系，既不是分瑟为筝，也不是由筑演变为筝，而很可能是筝筑同源，筝瑟并存。五弦竹制筝演变为十二弦木制筝，筑身筒状共鸣结构演变为瑟身长匣形共鸣结构，可能是参照了瑟的结构而改革的。

1.2筝的主要流派

自秦、汉以来，古筝从我国西北地区逐渐流传到全国各地，并与当地戏曲、说唱和民间音乐相融汇，形成了各种具有浓郁地方风格的流派。最为著名的有河南筝、山东筝、潮州筝、客家筝、江浙筝五个派系，其筝曲及演奏方法各具特色。

2.古筝文化

东方美学的一个鲜明特性就是重含蕴而不重直露，重神似而不重形似，重情韵而不重理性。无论在绘画、书法、文学、音乐、园林等方面，概莫能外。但与绘画、雕塑、摄影等诉诸视觉形象的刻画不同，音乐家创作的音乐形象是看不见摸不着却可感受得到的。古筝艺术在表演上不是炫耀技法，而是以情韵来表现内涵，表达方式委婉含蓄、韵味悠长。筝曲是古朴典雅的华夏民族文化的掠影，通过其如歌般流动的音乐织体，塑造出生动的音乐形象。

2.1筝乐的社会功能

筝乐在古代得到广泛的应用，深受各阶层人士的欢迎与喜爱，是一种雅俗共赏的艺术，其功能主要体现在：1.民间娱乐。2.用于雅乐,就是在朝廷里的郊庙祀典中使用。3.用于大型的乐舞演奏。4.用于宫廷和贵族宴享娱乐。5.文人的自娱自乐。6.小范围的室内娱乐。7.秦楼馆舍。筝乐更多的是职业艺妓表演，在大众娱乐场所酒楼歌馆进行，听众广泛，也更具娱乐性。8.国际友好交流。筝在很早的时候就传到了国外，包括日本、朝鲜和东南亚。

由此可见，自古以来，古筝就是家喻户晓、雅俗共赏的传统乐器。筝曲音韵典雅含蓄，旋律流畅优美，能表达许多层面的东西，如人的悲喜、忧伤、欢快等各种情绪，自然界种种情景，社会生活场景等。古筝弹奏所流露出的古典韵味更能体现刚柔相济、阴阳结合的审美观。

2.2筝乐的审美功能

中国历史上，有许多人特别是文人以诗歌的形式对筝乐进行歌咏。如曹丕、曹植、李白、岑参、张九龄、白居易、韩愈、卢纶、李商隐、欧阳修、晏殊、苏东坡等。

古代文人中筝弹得好的很多，其中有曹丕。他是不管到哪里，都要把筝带上，随时随地都弹。还有晋代的谢尚、何承天；南朝梁时的陆太喜、北魏的北齐间的李元忠、孙世元；宋太祖赵匡胤的皇后也弹得一手好筝，深得她的婆婆太后的欢心。

从以上的记载可以看出，自古至今，弹筝者上自帝王将相，下至平民百姓都有。这说明，古筝是雅俗共赏乐器，是生命力顽强的华夏文化的见证。

3.几点思考

古筝，这件历史悠久、古朴的民族乐器，在历史上它曾辉煌过，被誉为“民族乐器的瑰宝，雅俗共赏的奇葩”。但随着时代的变迁，它却逐渐衰败下来，到建国前夕，全国弹筝的人，或者说造诣较高的筝家，已经很少，几乎到了失传的境地。建国后，音乐学院把民间古筝艺术家请到了大学讲台，培养了新一代的筝家，为古筝艺术注入了活力。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古筝的普及和对传统音乐的重视，使古筝艺术得到了长足的发展。3.1定位分析

我们将古筝定位为“国琴”，因为民乐即是“国乐”，代表着“国魂”，纵观民族乐器，惟有古筝具备条件，因为古筝能够独立演奏大型的、复杂的乐曲，其音色和艺术感染力，都可以和西洋乐器中的钢琴相媲美。许多筝家正在通过举办高层论坛，专家论证及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提案等多种渠道和方式，敦请有关部门对“古筝——国琴”进行命名和认定。同时也将通过网络投票等形式，让全世界都领略中国“国琴”的魅力，让筝声响遍全球。

据行内的有关资料显示，在艺术培训行业中，学古筝的人数仅次于学钢琴的人数，这就是因为古筝不但易学，而且音色好听，如行云流水，古典优雅；陶冶性情之余，又可借弹筝提高自己的文化艺术修养。据不完全统计，全国青少年学古筝有100多万人。古筝是一件入门非常容易的乐器，初学者就能够弹奏好听的乐曲，十分容易产生学习兴趣，而且学成也比较快。我们有理由相信古筝的普及完全可以像外国人从小普及钢琴和小提琴一样，而且古筝要易学得多。

民乐演奏家孙以诚说，“相对于西洋乐器而言，民乐乐器的门槛低，购置费用和学费相对便宜，还可以培养一个人的气质。”的确，古筝的价格从几百至3000元左右，比钢琴等乐器都要低廉，是一般中国家庭收水平完全可以承受的。摆在家庭或休闲场所的厅堂中，其古朴、雅致平添了许多文化气息，彰显主人的艺术品味。

3.2前景预测

百万学筝大军带来的是师资的严重不足，由于师资短缺，从某种程度上制约的古筝人群的增长，否则，学筝的人数还会比现在多几倍。未来古筝教育市场，发展速度还会更加迅猛。除正规艺术学校、民办艺术学校外，诸如各种少年宫、老年活动站、群众艺术馆、社区文化站等等。在不久的将来，学筝的人数将达到几百万甚至上千万，所以需要更多古筝教育的师资来从事这项事业。

我国的古筝艺术，远在古代已传至海外，并在一些国家落地、生根、开花，有的已发展成为自己国家的主要民族乐器。近年来随着我国的改革开放，除各国华裔外，一些欧、美、澳、日等非华裔的学者、学生也来我国研究和学习古筝艺术。

综上所述，我们考虑古筝艺术的发展也应该具有世界的宏观观念。今天的古筝艺术，应该以一个新的风貌迎接挑战，在保持已有的传统演奏技巧基础上大量吸收借鉴西洋键盘乐器钢琴的弹奏特点，尤其是扫摇技法及双手和弦音程的演奏更加丰富了古筝的艺术表现力，使古筝在世界民族音乐之林中树立更好的形象。我们的出访演奏和讲学，既要介绍华夏文化，也可用古筝来表现异国风情，要逐渐地使古筝成为一件世界性的乐器，才会有更广阔的前途和更大的发展。相信经过几代筝人的不断努力，一定能让古筝这朵古老的艺术奇葩开得更鲜艳、更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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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论文范文篇3

[关键词]妈祖文化；海峡两岸；民间信仰；湄洲祖庙

一、海峡两岸妈祖民间信仰的产生

妈祖信仰从神话传说到民间信仰再到妈祖文化，经历了整整1000多年，作为民间信仰，它延续之久、传播之广、影响之深，是其他民间信仰所未曾有过的。据统计，目前全世界共有妈祖庙5000座，妈祖信众2亿人。

(一)妈祖信仰是海洋文化的必然现象。妈祖民间信仰发源于福建莆田湄洲岛，迄今已有1000多年的历史。妈祖在短暂的生命中，热心扶危济困、救助海难、治病救灾等善行为乡邻感念，“人行善事，死后为神”，民众视她升天为神，称其为“女神”。乡邻感念她的恩德，在湄洲她“升化”的地方建立庙宇，进行祭祀。妈祖民间信仰在中国得以广泛传播，是因为“中国是一个兼具陆海生态环境多样性的大国，海洋是中华民族生存和发展的重要环境，经过了许多岁月的累积，中国发展了自己独特的海洋经济、海洋社会和海洋人文模式，体现了中国文明海洋性的一面”。妈祖信仰的传播和发展具有海洋历史发展的渊源，是海洋文化发展的必然现象。因为海洋生存环境的风云变化，“大海无情，商海也无情”使得民众需要精神寄托，妈祖是海洋族群的精神寄托和保护神。从妈祖传说故事可以看到，妈祖在中国人的心中是一个充满慈悲为怀、救苦救难的海上女神，因此得到了民众的敬仰和祭拜。在南宋时期，妈祖信仰已在海事活动最活跃的福建、广东和浙江等沿海各省传播。

(二)妈祖信仰在台湾的传承。明清时期闽粤沿海人民掀起移居台湾的高潮，移民把祖籍地的妈祖等民间信仰也带到了新的移民地。这种民间信仰的移植象征两种意义，一是可以视为闽文化在移居地的延续与发展。二是妈祖是他们心中的保护神，有神的保护，它可以使不安的心灵得到缓解。因为移民在百般艰难的环境中离乡背井、漂洋过海迁徙到一个陌生的环境求生活，移民迁徙是一个充满危险的历程，特别是东渡台湾海峡移居台湾，迁徙途中充满各种生命危险，海峡茫茫，随时有船覆人亡的危险。移民在海上经历九死一生之后，即使顺利到达目的地，登上台湾岛，移民们在新的环境中还会遇到更加严峻的生存与发展的考验。台湾气候恶劣，变化无常，加上早期台湾尚未开发，荒野无边，猛兽当道，瘴气横溢，瘟疫流行，以及水土不服、缺医少药等情况严重威胁着移民的生命。而且，开垦荒地、海上作业、从事贸易等都时有不测风云。因此，需要借助神明的力量来摆脱各种恐惧和不安。渡海移民者只能祈求和依靠神灵的护佑，来确保航海与垦殖的平安。妈祖是闽粤的海上女神，当然就成为闽粤移民移居新环境的保护神。

早期移民在渡台之际，动身之前，都要到当地妈祖庙祭拜，还要许愿一番。许多人祭拜之余，还要从寺庙带走一把香火、一尊小型神像，祈求分身的神像能与信徒同舟共济去开辟新的天地，保佑移民一路平安顺利。因此一旦定居下来，为答谢妈祖神灵的保佑，便设祠立庙奉神，而且往往还要由专人专程渡海返乡于祖籍地祖庙中，以“割香”、“分灵”等形式将妈祖神像恭奉入台，立庙建祠加以祭奉，使家乡的神灵同移民一起移居台湾，在台湾生根开花结果。比如，从湄洲祖庙分灵来台的湄洲妈、从泉州天后宫分灵来台的温陵妈、从厦门同安分灵来台的银同妈等等。海洋移民在移居地发展时，遭惊涛骇浪冲击，祈求妈祖神灵保佑航海平安，是海峡两岸妈祖民间信仰的特色。妈祖信仰是台湾社会的主要民间信仰，据统计，台湾自大陆分香的妈祖宫庙超过2000座，信众多达1600多万人，占台湾人口的三分之二。可见，海峡两岸妈祖信仰的历史渊源是深远的。

二、从妈祖信仰向妈祖文化发展的历史必然

(一)“妈祖文化”已在海内外形成共识。由于十年“”极左思想的影响，民间信仰包括妈祖信仰都被视为封建迷信的东西加以批判和清除，湄洲妈祖庙建筑群为此在“”被夷为平地。1978年复兴重建，并于1986年农历三月廿三神诞，按民间传统仪式举行开光。但是，人们特别是公职人员对于妈祖信仰还是有顾虑了。1987年重九，即民间传说妈祖羽化升天1000年纪念日，湄洲妈祖庙举行规模盛大的千年祭系列活动，并举办全国性的学术研讨会。正是在这次学术研讨会上，上海师范大学林金文教授提交的论文《要重视妈祖文化研究》，引起了与会学者的关注。林教授的主要论点是：妈祖神话及其形成的民间信仰、风俗习惯等是中华民族文化的组成部分。妈祖文化历史悠久，且早已远播海外，对中外经济、文化交流起过积极作用，产生过相当大的影响。它对外区别于其他民族文化，对内起联系本民族成员的纽带作用，具有民族的内聚力。会后经媒体广泛宣传，“妈祖文化”的提法得到了多数人的认可。今天，弘扬妈祖文化已经在海内外形成了共识。现在，由官方主办的“妈祖文化节”、“妈祖文化旅游节”、“妈祖文化学术研讨会”等活动的规模越来越大、活动内容越来越丰富、仪式越来越隆重。而且，在妈祖信仰最普及的台湾，妈祖庙成为兼具宗教、经济、文化、娱乐和社交等功能，许多妈祖庙乐于回馈社会，出资兴建医院、图书馆、社区活动中心等社会公益事业，使妈祖信仰的文化内涵愈加突出。2004年大陆成立了“中华妈祖文化交流协会”，在台湾、香港、澳门以及东南亚国家有200多家团体会员。此外，妈祖文化已成为学术研究的重要课题，许多专家学者深入探讨研究和妈祖信仰密切联系的学科领域并出现了一大批颇有建树的学术成果。由此可见，从妈祖信仰到妈祖文化的发展过程是一种历史的必然。

(二)妈祖文化的丰富内涵。从妈祖信仰到妈祖文化的发展过程，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经历了1000多年的历史积淀，由妈祖信仰形成的妈祖文化圈，包含着非常丰富的内涵，综合起来可概括为三大层面的内容：

第一，妈祖文化的“道德”内涵。妈祖文化最深的内涵在于人格魅力，在千百年的嬗变过程中，信众不断丰富妈祖的完美道德品质，妈祖形象已成为道德的化身，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集大成。妈祖之所以成为人们敬仰和祭拜的女神，首先是因为妈祖的美德。妈祖的完美道德品质，忠义孝悌、救民疾苦、扶危济困、乐善好施、见义勇为、无私利他的情操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并形成一股巨大的精神力量。在信众心目中，“妈祖形象尽善尽美，妈祖精神包含着真善美的价值和道德内涵。信众信仰妈祖，意味着认同妈祖所代表的真善美价值观和道德观”。妈祖的形象是慈祥、博爱、亲切、无私、勇敢。妈祖受到历代朝廷的多次褒封，封号也从“通灵女神”渐次升格为“夫人”、“妃”、“圣妃”、“天妃”、“天后”直至“天上圣母”，说明历代统治阶级是非常重视以道德化的妈祖形象作为教化百姓的最有效的伦理教材。可见，妈祖文化的内涵首先是从道德人格层面上来理解的。

第二，妈祖文化的“信仰”内涵。正因为“信仰”，才使妈祖拥有2亿多的信众。信众祭拜妈祖、信仰妈祖，是相信妈祖是非常灵验的。人们出海的安全、海上贸易的顺利、旅途的平安，以及求子、求财、求福等等，都相信妈祖会显灵助其愿望的实现。所以，信众对妈祖是非常虔诚的。台湾一位老太太从1987年到2000年，共来湄洲妈祖庙朝拜25次，直到90岁高龄。2004年台湾嘉义县朴子配天宫妈祖信众437人来湄洲朝拜妈祖，其中一位林女士在妈祖神像前，三拜九叩，激动得热泪盈眶：“我终于来到了妈祖圣地。”林女士家祖上三代都是妈祖的忠实信徒，其祖父、父亲一生都期盼来妈祖圣地朝觐，但由于两岸未“三通”等原因，至死夙愿未偿。其父临终前，希望她一定要争取来圣地朝觐。这是妈祖信众对妈祖虔诚信仰的典型案例。虔诚的信仰是信众的精神寄托、是信众战胜艰难险阻的勇气、是信众开创事业的精神支柱。“信仰”是妈祖文化的核心内涵。第三，妈祖文化的“多学科”内涵。妈祖信仰在经历了1000多年的历史积淀，本身就印记着丰富的历史。在妈祖信仰的历史发展中，形成了妈祖文化圈：妈祖庙的建筑艺术、书法艺术、文物珍品；由妈祖信仰形成的民间艺术、民俗文化、口传文学；包含着妈祖信仰的民俗学、华侨史、航海史、海外交通史等等，从研究妈祖信仰人手，可以进入众多科学研究领域。“流传千年的妈祖文化，蕴含着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涉及历史、文学、艺术、民俗、宗教、建筑等各个方面，在我国沿海地区源远流长，尤其是海峡两岸重要的民间文化纽带。”我国文博界老前辈王振铎先生著文指出：天妃宫是研究历代经济史、海外交通、民族学、民俗学、航海史等的珍贵资料，呼吁各界要加强保护天妃宫。2006年5月，经国家文物局、国家文化部文化遗产司组织专家评审，湄洲妈祖祖庙、湄洲妈祖祭典分别人列全国第六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首批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这反映了国家非常重视保护妈祖文物、弘扬妈祖文化。

妈祖文化是民间信仰中的主体文化，妈祖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妈祖文化是两岸交流最大的共同点，在海峡两岸交流中发挥着积极的作用。

三、妈祖文化交流对两岸关系的积极影响

(一)妈祖文化交流增进了海峡两岸民族情感的交流。妈祖信仰自明清时期被移民带入台湾以来，就成为台湾民众社会心理的一大组成部分，并深深地影响着台湾民众的日常生活和思维方式。这可以从台湾信众“热衷于前往湄洲祖庙进香”可见一斑。移居台湾的移民带去的妈祖神灵是从大陆祖庙带去的分神，而且他们比较看重家乡创造出来的神，称之为“桑梓神”。“台湾各地的分庙建立之后，即与大陆祖庙确立了源与流的特殊关系。为了保持和增强这种特殊关系，增强分庙的灵性，各分庙每隔一定时期都得上祖庙‘乞火’。参加祖庙的祭奠等，俗称‘进香’。定期到大陆祖庙进香是妈祖信仰最为独特之处，进香活动是台湾妈祖信众最重要的社会活动。”

但是，由于历史的原因，海峡两岸阻隔了半个世纪。1987年，湄洲妈祖祖庙拟举办规模盛大的千年祭系列活动之际，正逢台湾当局宣布开放两岸探亲往来之时。台中县大甲镇澜宫为代表的妈祖信众200多人前往湄洲，提前展开两岸的破冰之旅。随后经新闻媒体的报道和研究成果的出版，在台湾、海外华侨、华人以及港澳同胞中产生巨大的反响。此后，台湾妈祖信众组团到湄洲妈祖庙谒祖进香活动形成一股热潮，妈祖信仰成为打破阻隔两岸半个世纪政治坚冰的开路先锋，两岸交流从此打开了崭新的一页。自1987年以来，“每年都有10万左右台湾民众前来湄洲谒祖进香，迄今湄洲岛共接待台湾信众100多万人次”。而大陆妈祖庙也应邀到台湾进行妈祖文化交流。自1994年妈祖文物赴台展出以来，祖国大陆妈祖文化团体赴台交流已达20多次。其中影响最大的有：1997年湄洲妈祖金身巡游台湾，2002年金身直航金门巡安，同年泉州天后宫组团直航赴澎湖交流，2004年湄洲祖庙祭典团赴马祖岛贺诞举祭。

台湾妈祖信众到湄洲妈祖庙谒祖进香，不仅仅是对妈祖女神的朝拜，更是对民族文化、民族情感的认同，体现了两岸同胞“人同根、神同源、文化同脉”的亲缘关系。对于台湾同胞而言，妈祖信仰不仅是他们现实生活的精神慰藉，而且也寄托着他们对故土的眷念与遐思之情。正如台湾知名学者郑志明所言，“对台湾方面而言，到大陆进行谒祖、进香、迎神的意义，不仅只是一般祖庙情结的文化寻根梦而已，同时也加强了信仰仪式的文化传承”。台湾民众的妈祖朝拜热潮，推动了台湾当局进一步解除直航禁令，并最终实现两岸“三通”。妈祖信仰成为维系两岸血肉亲情的纽带和增进两岸民族情感的桥梁。

(二)妈祖文化交流加强了两岸的文化交流。海峡两岸各种形式的妈祖信仰的交流活动，为加强两岸的文化交流、为传播妈祖文化、丰富妈祖文化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如每一届的妈祖文化节活动，不仅举行朝拜妈祖仪式，而且举行民俗文化表演、民间艺术展示、妈祖文物展出、两岸文化交流、学术研讨等等活动。在交流活动中，不同地区的妈祖信众会把他们在不同区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各具特色的民俗文化、民间艺术以及学术研究成果尽情地展示出来。湄洲祖庙已成功举办了八届“中国湄洲妈祖文化旅游节”；天津妈祖庙已成功举办了四届“妈祖文化旅游节”；自1986年莆田举办首次学术研讨会以来，中国大陆先后在莆田、深圳、泉州、厦门、天津、上海等地举办16次研讨会或论坛，而台湾举办过5次，澳门举办过3次，平均每年超过一次。这些妈祖文化活动和学术研讨会成为两岸文化交流的重要平台，增进了海峡两岸的文化交流，充分展示了妈祖信仰丰富的文化内涵。

文化论文范文篇4

（一）育人观念淡薄

部分青年教师认为教师只要关注课堂就行了，我把该教的内容讲完就行了，至于课后的事与我无关。他们将教书育人割裂开来，对育人方面漠不关心，对学生的思想动态、情感需求不闻不问，缺乏与学生的交流和沟通。

（二）注重个人主义，忽略团队合作

部分青年教师个人综合能力较强，强调个人英雄主义，无论学术科研都喜欢自己单干，不参加集体活动，缺乏集体生活的熏陶，讲究个人主义，团队合作意识淡薄。对集体事务捻轻怕重，强调个人的价值，忽视集体利益。

二、青年教师存在师德问题的原因

（一）社会多元价值观对青年教师的影响

社会多种价值观，各种意识形态充实在社会中。讲个人奋斗的同时，过多强调了个人的作用，忽视集体对个人成长的帮助，过分强调个人英雄主义；像雷锋那样只谈奉献，不求索取的人是傻瓜，人活着就是要让自己过得更好，过分计较个人的得失；过分强调物质享受，追求经济利益，忽略理想信念的追求，认为这是虚无缥缈的东西，只有物质才是实实在在的。青年教师不自觉地会受到这些思想观念，价值观的冲击，使他们的人生观，世界观产生偏差，会在不知不觉中被这些错误思想、错误意识同化，严重地就会削弱教书育人的积极性，责任心。

（二）重视科研学术研究，忽略师德建设

这些年，衡量院校办学水平和综合实力的关键指标是科研水平。关系到院校的知名度与发展资源竞争，科研项目、科研经费、科研成果等指标成为关注的焦点，而师德建设放在了次要地位。院校也将重点放在了科研经费、科研论文、科研成果上，对教师的师德建设流于形式。对于青年教师也过多地关注学历结构，希望他们多出成果，快出成果，把眼光放在了教师业务素质的提高上，忽略教师职业素质培养。

（三）缺乏对青年教师师德考评有效机制

对教师在教学、科研、学术等方面工作都有相应的考评标准，但对青年教师的职业道德和行为准则没有建立相应的考评标准。由于缺乏外在的考核机制，青年教师也容易将师德建设放在次要地位，将更多的精力放在有考评准则的方面。

三、加强青年教师师德建设的措施

（一）树立正确的人生价值观

正确的人生价值观是一个人前进路上的指路明灯，是同错误思想、错误思潮作斗争的武器。在做规划个人奋斗目标时，应以正确的人生观作为指导。不能只打个人“小算盘”，自觉做到立足本职、扎实工作、不计名利、无私奉献，在推动祖国进步中实现个人价值。个人的荣誉不能只看是否立功受奖、提升进步，要看为集体贡献多少力量，为人民做出多大奉献。人民教师要爱岗敬业，是教师的基本职业素养。青年教师首先要有保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忠诚于党的教育事业，自觉抵制错误思想、意识。其次热爱教师的工作，以老教师，骨干教师为榜样，在教学、科研上，兢兢业业，无私奉献，认真备课，精心施教，悉心辅导，严格考核。关心学生的进步成长，以自己的言行作为学生的表率。最后正确看待荣誉，正确处理分工与配合，竞争与协作的关系，将个人的利益服从集体的利益，将个人的发展与教研室、系、院校的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

（二）建立合理的评价激励机制，内化师德建设

外部的评价激励机制和内在的动力都是推动发展的两个方面。内在动力是自我价值的追求，内在动力比外部的评价激励机制主动性更强，外部的评价激励机制更直接。要将外部的评价激励机制转化为青年教师内在动力，将师德建设变成青年教师自觉自愿的行为。院校要协调好外部和内在的关系，促进师德持续、健康地发展。院校建立和谐的校园环境，营造尊师重教的氛围，增加教师职业的荣誉感。树立师德楷模，加深青年教师对师德内涵的理解，增加对教师职业的感情[2]，激发青年教师从心里对这个职业的热爱。大力宣传忠诚于党的教育事业，辛勤耕耘，无私奉献爱岗敬业精神，号召广大青年教师立足岗位，将自己的个人成长成才梦融入到强国梦之中。从制度上完善对青年教师的职业道德考核标准，有效推动青年教师师德的内化过程。一是以《高等学校教师职业道德规范》为标准，细化本校青年教师师德规范，将政治理想信念，思想道德素质，职业素质能力纳入师德规范中[3]。二是建立和完善师德考评制度。把师德建设作为教师考核的一项重要内容，重点考评师德师风，教学态度，专业精神，育人效果，严格奖惩，要确保师德在职务评审、晋级、进修等一票否决制。在教师晋职晋级，评奖立功时，要严格按照师德考核办法，要优先考核师德。三是建立监督机制，定期对教师师德打分，对那些学生反映师德高尚的教师，予以表彰重奖，并号召广大教师向师德高尚的教师学习。对那些屡次被学生反映师德表现差的教师要批评，教育，责令其改正。

（三）完善校园文化建设，增加教师凝聚力

人是社会动物，他的思想，行为总是受其所处环境的影响。好的环境和氛围能促进其思想向好的方面转变。对于青年教师来说，院校的校园文化对他的思想品质、道德情感、行为都有着重要影响。通过组织学术交流、举办论坛，文体活动，学术讨论等校园文化建设，使青年教师对本校的历史，丰富的内涵，办学特色等产生荣誉感和自豪感，增加青年教师对本校的热爱之情，增强凝聚力，将自己和院校看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为院校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四）做好后勤保障工作，让青年教师无后患之忧

文化论文范文篇5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构建,为文化工作提供了大量的资源，包括政府资源、政策资源、管理资源、服务资源和其它社会资源等等，要做好公共文化服务工作，让老百姓充分享受文化利益，就要合理利用这些资源，以公共文化服务的理念为指导依据和价值导向，探索文化发展、创新之路。为群众提供更多的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是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主要要求，也是政府执政为民理念的重要体现，文化馆要明确自身的定位，树立健康良好的崭新文化形象，利用各种资源来激活公共文化服务的元素，充分发挥公共文化服务的示范作用。在打造文化服务品牌的过程中，改变因循守旧的传统，不断增强文化服务项目的娱乐性和群众性，使每一项活动都具有强烈的吸引力与感召力，形成公共文化服务的多样性。文化馆的作用不能只局限于青少年活动中心，文化馆要成为面向全社会开放的真正的文化艺术中心。在传统文化馆的运作管理模式中，多样化、全民化，高品质的公共文化服务项目其潜能未被真正开发出来。这就涉及到进一步提升文化服务能力的问题。在进一步开发文化馆价值的过程中，要充分发挥文化活动中心的载体作用，让文化服务机制更加灵活，让运作模式丰富多样，不断改变服务手段，开辟文化领域主战场，让文化融入市民生活，成为一种生活方式。使公益文化事业得到更广泛，更有效的推进。让公民得到多层次、多彩新颖的文化服务，实现资源的综合利用和共享，让文化最大限度地为社会服务。

二、以人为本，实现公益文化服务的全面覆盖

公共文化服务强调文化“公平性”，何谓“公平性”，即确保公共文化服务供给面向全体公众，确保每个社会阶层和群体都享有文化服务的权力，确保人人都能享受到公共文化服务的果实。在提倡文化公平的呼声下，切实维护人民的基本文化权益已成为一种现实需要。要实现文化共享，就要让文化服务“低门槛”或“零门槛”，不让一个人因费止步，确保所有人都有参与文化活动的机会，这是我们对公共文化服务的基本思路。但我们在提倡文化公平，无偿服务的过程中，也要直面一些现实问题，市场经济下群众文化工作存在自身的运动规律，活动经费的短缺仍是影响群众文化工作开展的重要因素。无偿服务，受到经济条件的制约。公益性需要坚强的物质基础。与图书馆、博物馆相比，文化馆在公共文化服务中，坚持无偿服务的情况更为复杂，图书馆每年都有固定的购书经费，而文化馆的阵地建设完全靠自给自足，阵地开放必须面对添置器材、支付教师工资等一系列现实问题。归根结底，实现文化公平、无偿服务，依赖强大财政力量的支撑。

三、上下联动，彰显公益文化服务的特色

文化工作不是一个封闭的圈子，文化具有辐射、渗透、影响等功能。在推动公共文化服务的过程中，要发挥文化馆在公共文化服务中的带头作用，建立以文化馆为龙头，上下联动，左右通达的合理科学的公益性公共文化服务网络。水上舞台周周演活动是武进地区一项颇具影响力的品牌文化活动。武进文化馆在承办这项活动时，与政府各条战线联动，有机地把文化、财政、科技、建设、卫生、劳动等部门的力量进行整合，把政府各级部门推向文化建设的前沿阵地，让他们到周周演这个文化平台上一展风采。为了保证演出质量，文化馆无偿为参演单位提供艺术指导和服务。水上舞台的这种做法是是对公共文化服务的创新和实践，在武进文化馆的协调组织下，各条战线各展其能，形成合力，把公共文化服务工作不断推向深入，这也是武进的公共文化服务走向成熟的一个重要标志。

四、培养人才，提升公益文化服务的软实力

文化论文范文篇6

总的说来，国内学术界将近20年的文化哲学研究，迄今为止已经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为文化哲学研究进一步实现实质性的理论突破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准备了比较充分的条件。但是，当前欣欣向荣的研究状态背后，也隐藏着难以回避的深层次理论难题；毋庸讳言，当前文化哲学研究的繁荣局面也包含着不少虚假的成分，以至于难以取得真正能够指导当今社会实践的理论研究成果。

概略说来，这些深层次理论难题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从研究对象的角度来看，难以真正从马克思实践哲学所要求的批判探索精神出发，对作为文化研究和文化哲学研究对象而存在的“文化”，做出既经得起严格的学术推敲、而又富有现实针对性和理论解释力的定义。综合观之，无论国内目前进行文化哲学研究的各家各派提出何种“独特”的文化定义，都基本上仍然停留在把文化视为“生活方式”的水平上，不同之处只在于具体的表述方式而已。而这样一来，不仅素以学术研究的严格性和深刻性著称的“文化哲学”研究，必然会因为无法确切界定其研究对象的独特本质特征、存在方式和发挥社会作用的具体形式和途径，而处于非常尴尬的学术研究境地，难以建立起真正具有哲学理论高度的、系统全面的理论体系。而且，更加重要的是，正因为它主要是沿袭以往的、早在时期就已经出现的“大而全”的文化定义，试图把人类社会生活的所有各个方面都当作文化现象来加以研究，而没有加以更准确的界定。所以，它在具体进行各项研究的过程中，往往“越俎代庖”地研究其他学科的研究对象、冲击其他学科的研究领域，而不是真正发挥自己的理论优势和指导作用。

第二，从理论创新的角度来看，难以真正从马克思实践哲学所要求的批判探索精神出发，进行面对现实的、扎扎实实的学术研究和深刻彻底的哲学批判反思。真正实现对西方主流的唯理智主义传统思维方式所表现出来的基本立场，研究模式和方法论视角的突破和彻底变革。找到既符合马克思实践哲学的基本精神，又适合作为其研究对象的文化活动和文化现象之本质特征的哲学研究框架、基本立场和方法论视角。而是不加任何批判反思地完全照搬以自然事物为研究对象的自然科学的研究模式，甚至根本没有意识到有进行这样的扎实研究和批判反思的必要。因而只能通过不断扩大研究对象的范围，不断探究研究对象的细枝末节而维持表面繁荣的不断“发展”局面。从严格的学术研究角度来看，这样的研究虽然得出了不少具体研究结论，但由于没有找到真正适合于对文化活动和文化现象进行哲学研究的基本立场和方法论视角，因而不可能得出具有哲学的理论深度和高屋建瓴视野的研究成果，更不用说建立相应的、系统全面的文化哲学理论体系了。

最后，从理论研究的现实意义角度来看，由于上述两个方面的基本理论难题所导致的根本性理论研究缺陷的存在，国内迄今为止的文化哲学研究虽然各种专著、论文不断涌现，研究领域也不断扩大和细化，但从根本上说，文化哲学研究实际上仍然处于严重滞后于现实要求的状态。这既表现在它作为哲学的一个理论分支，没有为当今蓬勃发展的各种文化研究和文化产业研究提供有价值的概念、研究框架和研究方法；同时也表现在，它对一些具有至关重要的现实意义的理论问题往往束手无策，甚至避而不答：诸如“文化在现实社会生活之中的地位和作用是什么”，“什么是先进文化”，“评价文化先进与否的标准是什么”，“是否科学技术发展了、物质生活水平提高了，就意味着文化一定是先进的”，“先进文化与先进生产力的关系是什么”，等等。显然，这样的研究状况是根本不可能完成文化哲学所应当肩负的现实重任和历史使命的。

综观当前国内文化哲学研究的现状和存在的上述主要基本难题，我们认为，对于今后的文化哲学研究来说，虽然“前途是光明的”，但“道路”也“是曲折的”——当今的文化哲学研究者若希望取得根本性的理论研究进展，或者希望取得崭新的学术突破，就必须充分认识到这三个方面的基本问题的存在，从马克思实践哲学的基本立场出发，并且通过自己所进行的、密切关注现实和严肃认真的学术研究，真正把文化哲学研究提升到哲学研究的理论高度上来，从而使自己不辜负这个迅速发展的时代所赋予的天职和使命。

一、二、国内文化哲学研究的现状

从国外学术著作的翻译引进角度来看，从由周谷城等任主编、浙江人民出版社推出的系统介绍国外文化研究成果的《世界文化丛书》开始，包括商务印书馆的“汉译名著”系列、三联书店的“文化：中国与世界”大型系列丛书在内，国内各大出版社所组织的翻译丛书之中都包含有若干文化研究和文化哲学研究的重要著作。自90年代起，特别是自2000年以来，商务印书馆推出的“文化和传播译丛”、南京大学出版社推出的“当代学术棱镜译丛·全球文化系列”，以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推出的“知识分子图书馆”翻译系列丛书等等，更是为国内这个方面的学术研究引进了比较系统的参考材料，同时极大地缩短了翻译引进和原作出版在时间上的距离，为国内的文化研究和文化哲学研究与世界学术界同步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其不足之处主要在于，翻译和引进尚缺乏明确的问题意识，由于没有对这些著作的学术发展脉络进行必要的梳理而显得有些杂乱，而且严格的文化哲学方面的著作偏少。

自20世纪80年代中叶以来，随着我国改革开放步伐的不断加快、社会物质和精神生活水平的迅速提高，国内学术界的文化研究和文化哲学研究也逐渐开始崛起并迅速发展。通过概览国内学术界引进的外国学术著作和自己的研究成果，我们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这一点。

文化论文范文篇7

我国的消费文化研究，肇始于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前期。最初，“消费文化”被理解为“居民消费中所体现的文化”[1]，也就是“消费者在消费结构和消费行为等方面的价值观念”。[2]1994年，《消费经济》杂志组织了专门的消费文化讨论，引起广泛的社会反响。在讨论和此后的研究中，国内学者对消费文化作了不同的界定。其中，比较重要的观点可概括为三种类型：

其一，从广义的文化概念出发，认为消费文化是“文化在人类消费活动中的以特定方式存在和体现的‘全部社会传统，即全部知识和习俗的总和’”[3]。对此，尹世杰作了具体论述：消费文化“是消费领域中人们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是人们消费方面创造性的表现，是人们各种合理消费实践活动的升华和结晶。消费文化包括优美的自然环境、人文环境，人们精心创造的实物生活资料和精神文化产品，以及富有创造性的有利于人的身心健康的消费行为。”[4]

其二，强调消费文化是人们消费活动中的价值取向与价值规范。魏杰认为，“如果给消费文化下一个比较完整的定义，那么就应该是指：消费者的消费价值判断、指导思想与行为准则，以及反映在物质产品上的文化层次和文化趋向。”[5]后来有论者说得更明确，“所谓的消费文化，实际上也就是人们在长期的经济生活中所形成的对消费的一种稳定性的共同信念，即约束居民消费行为或消费偏好的一种文化规范。”[6]

其三，认为消费文化即消费主义或消费主义文化。黄平指出，“所谓消费文化，或者如一些人所称的消费主义文化，是一种以推销商品为动力，无形中使现代社会普通大众都被相继裹挟进去的消费至上的生活方式与价值观念”[7]。作者后来又作了进一步阐释：“消费文化，准确地说是‘消费主义文化’（cultureofconsumerism），它不同于经济意义上对物品的消耗。而消费主义是指这样一种生活方式：消费的目的不是为了实际需要的满足，而是在不断追求被制造出来、被刺激起来的欲望的满足。换句话说，人们所消费的，不是商品和服务的使用价值，而是它们的符号象征意义。……‘消费’也成为人自我表达和暴露的主要形式和意义来源，对符号之意义的消费过程在不知不觉之中建构了新型的社会关系与社会生活的方式。[8]

上述三种定义表明，人们对于什么是消费文化具有完全不同的认识。第一种定义认为消费文化是人们在消费领域中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其外延十分广泛。于光远将其分为饮食文化、医药文化、衣着服饰文化、住宅建筑文化、体育文化、娱乐文化、表演文化、旅游文化、嗜好文化等[9]。尹世杰将其分为物质文化、精神文化、生态文化三大类[10]。这是一种广义界定。第二种定义则把消费文化限定为消费的观念形态层面。有学者指出：“消费文化既非这样那样的消费环境、消费资料，也非这样那样的消费活动”，“消费文化不过是作为消费反映的思想、观念、知识和理论”。[11]换言之，“所谓消费文化，是渗透到消费行为中的整体化文化观念与传统。”[12]这是一种狭义界定。

与广狭二义界定不同，第三种定义把消费文化与特定的社会历史阶段联系起来，认为“消费主义是伴随西方现代性的产生而兴起的一种社会文化现象，早期仅仅局限于宫廷与贵族阶层。到了19世纪后半期，消费文化得以在中产阶级继而在市民阶层中迅速发展。”[13]“等到20世纪中期，资本主义不是设法以工作或财产而是以物质占有的地位标志和鼓励享乐来证明自身的正确”[14]，“消费文化被简化为是使资本主义生产利润持续维系在所需要的足够灵活水平必不可少的经济手段”[15]，从而形成了以消费主义为内核的消费文化。在此意义上的“消费文化”，应当说是一个特指概念。

二、消费文化的理解分歧

对于一、二两种定义，尽管有学者强调其区别，但大多采取一种调和折衷的态度，或各行其是，兼容并包，或既承认两者具有区别，又要求对两种定义所涉及的对象加以综合研究。譬如有学者说，“‘消费文化’具有广义和狄义之分。从广义上讲，‘消费文化’是消费物质文化和消费精神文化的总和。从狄义上讲，‘消费文化’就是消费在人们的观念形态上的反映。包括消费哲学、消费价值取向、消费道德、消费行为、消费品味、消费审美、消费心理等，这是人们在消费实践中形成的反映消费特点和理解的观念形态的总和。消费文化学是研究消费文化规律的科学，因而它的研究对象应当是：消费文化产生、发展；消费物质文化生产；消费精神文化生产；人们的消费价值取向、消费心理、消费道德、消费行为、消费品味、消费审美等，从中找出规律性的东西作为行动向导。”[16]

问题在于：“消费文化”是“消费主义”或“消费主义文化”吗？有学者明确反对这样看待消费文化。尹世杰认为，“消费主义是流行于西方世界的一种消费至上的思潮，是一种非文化、反文化的东西”。[17]因为它“普遍追求炫耀性、奢侈性和新奇性的消费，追求无节制的物质享受和消遣，以此求得个人的自我满足，并以此作为生活目的和人生价值。这种消费观念、风气和行为，人们称之为‘消费主义’”。“‘消费主义’决不是我们这里讲的消费文化，决不能混为一谈。”[18]

论者反对把“消费文化”等同于“消费主义”，如此斩钉截铁，仿佛两者风马牛不相及。然而，把“消费文化”与“消费主义”当作同一概念，不仅是国内多数学者的观点，而且是西方消费文化研究的传统。对此，英国学者迈克•费瑟斯通在《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中作了历史与逻辑相结合的具体论述，他写道：

消费文化，顾名思义，即指消费社会的文化。它基于这样一个假设，即认为大众消费运动伴随着符号生产、日常体验和实践活动和重新组织。许多研究都将消费文化追溯到十八世纪的英国中产阶级，及十九世纪的英国、法国和美国的工人阶级中，认为当时的广告、百货商店、度假胜地、大众娱乐及闲暇等的发展，可能就是消费文化的起源。另一些研究则着重指出，美国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就已初次显露了消费文化的发展迹象：广告、电影业、时尚和化妆品生产、交相传阅的大众小报、杂志和拥有无数观众的体育运动，使得众多的新品味、新秉性、新体验和新理想广泛传播开来。由于与一般宗教、尤其是清教徒所恪守的传统古训（禁欲、勤奋、远见和节俭）背道而驰，人们奉行“及时行乐”的人生哲学，所以，就经常有人假设说，消费主义导致了精神贫乏空虚、享乐型的利己主义。在三十年代，马尔科姆•库利就开始集中研究他称之为新“消费伦理”的问题。新“消费伦理”最初产生于那些豪放派艺术家们和格林威治村的一批知识分子之中，并以此作为对基督教职业伦理的公开抨击。库利指出，在本世纪二十年代末，这种新消费伦理被广告业所控制，它大肆鼓吹的是得过且过、享乐主义、自我表现、美的身体、异教主义、逃避社会义务、向往遥远国度的异域风情、培养生活情趣、使生活具有独特的格调。[19]

由此可见，论者强调消费文化不同于消费主义，如果不是对西方消费文化研究缺乏足够的了解，就是对消费文化研究别有学术旨趣。那么，不同学者的消费文化研究在取向上有何不同呢？

三、消费文化的研究取向

历史地看，我国消费文化研究兴起的背景是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出现的所谓“高消费”、“超前消费”、“消费早熟”现象。对于这种现象，当时的主流观点是指出问题，提出批评，倡导“合理消费”。在这一背景下出现的消费文化研究，从一开始就存在着截然不同的研究取向：一种是对消费文明的倡导与建构，一种是对消费文化的批判性审视。

较早研究消费文化的消费经济学者，一开始就亮出了自己的宗旨——倡导消费文明。当时一篇论文的标题“加强消费文化研究，提高消费文明”[20]，可谓一语道破天机。在《消费经济》杂志1994年主持召开的小型座谈会上，不少学者认为，“应该提倡文化中的‘好’的部分，反对‘不好’的部分，建立适合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消费文化模式，然后在此基础上，提高消费文化水平，增加消费中的文化含量。”要“将消费引向健康化、合理化、科学化”，“要提倡健康向上的消费文化，反对不健康的消费文化”[21]，从而使消费“真正成为人的消费——科学的、尊严的、高雅的消费”[22]。尹世杰后来在其专著《消费文化学》明确指出，消费文化是社会文化一个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它是人类在消费领域所所创造的优秀成果的结晶，是消费文明的内在本质，是社会文明的重要内容。[23]因此，以尹世杰为代表的消费经济学者研究“消费文化”，其实是在倡导“消费文明”，倡导一种优美的健康的生态的当然也是理性的消费文明。

社会学者对消费文化的研究则采取了一种批判的立场。早在1984年，黄平在阐明“大众性消费文化，是一种以推销商品为背后动力、无形中使现代社会的普通大众都卷了进去的消费至上的文化-意识形态”之后，就十分明确地提出：“对消费文化保持一种冷静的批判态度，是必要的。如果说，商品、广告、媒体是消费文化得以滋生并蔓延的三大支柱的话，那么，经济发展、环境条件、历史传统就是对消费文化保留必要的批判的三大角度。”[24]值得注意的是，社会学者所说的消费文化就是消费主义，或者说消费主义文化，他们强调要对这种文化进行批判，与尹世杰强调“要弘扬消费文化，反对消费主义”[25]的立场，可谓异曲同工，同样表达了对消费文明建设的学术关怀。

理论上，从倡导消费文明的学术立场来研究消费文化，很有中国特色，注重主观理想，注重观念表达，其研究主要表现为“要如何”或“应如何”的观念演绎，这是一种本土化的消费文化研究，与社会主义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建设的总体要求相一致，本质上是对消费伦理的理想化阐述。这样的研究取向不失为消费文化研究的一个向度，然而并非唯一向度。其理论缺陷在于，缺乏具体的问题意识与深入的学理分析。特别是对消费主义文化采取简单化的否定与排斥，更是十分幼稚，完全没有认识到以消费主义为内核的消费文化已成为西方现代社会“一种占支配地位的文化再生产模式”[26]，更没有认识到西方消费文化研究从法兰克福学派对“文化工业”的社会批判，到鲍德里亚对消费社会的商品消费的符号学分析，已形成了一个批判性的研究传统。换句话说，西方消费文化研究，尽管是在消费主义的意义上使用消费文化概念，却并非是在倡导这种文化，恰恰相反，他们往往是在批判这种文化意识形态。只不过他们的批判是建立在深刻的学理分析基础上，而不是简单的否定。应当说，只有对消费主义文化的社会结构机制进行深刻的分析，对消费主义文化的批判才能是深刻的。与倡导消费文明的学术立场相比，这种社会批判的研究取向更富有社会历史内涵，也更具有广阔的学术空间，在我国的消费文化研究中需要大力弘扬。

恩格斯说过，“逻辑的发展完全不必限于纯抽象的领域。相反,它需要历史的例证”。因此，“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27]为了深入地研究消费文化，除了上述两种研究取向，还需要另一种研究取向，这就是对消费文化的历史性描述与分析，即消费文化史研究。在西方，由社会学家、哲学家主导的消费文化研究，主要是一种着眼于社会批判的理论性研究，重点在于分析与阐述“商品世界及其结构化原则对理解当代社会来说具有核心地位”[28]的文化现实，像鲍德里亚的《物体系》、《消费社会》和《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就是从符号学视角研究消费社会中消费文化的力作。相对而言，消费文化的历史性研究，则是一种价值中立的历史事实描述与历史关系分析。它既可以从广义或狭义的消费文化概念出发，去分析从古代到现代的消费文化的历史发展；也可以从消费文化的特定概念出发，着重分析消费主义文化在现代社会与后现代社会的发展进程，从而极大地丰富不同意义上的消费文化研究。

譬如，作为近年西方消费文化史研究的力作，马克迅•贝格和亨利•克利弗德主编的《消费与奢侈：1650至1850年的欧洲消费文化》，集中讨论了英国、法国、荷兰等国家在食品、饮料、奢侈和时髦商品、艺术收藏品等消费过程中所展现出来的文化意义。从奢侈与必需，新奇与模仿，公共与私人消费空间，过剩、品味和时髦，身份忍痛与自我展示等方面，展现了1650年至1850年欧洲消费文化的发展历程[29]，让人对消费文化、对资本主义的历史发展具有真切的体认。在我国，对消费文化的历史性研究还未受到充分重视，但已有博士学位论文在进行这方面的研究。蒋建国博士的学位论文《晚清广州城市消费文化研究》[30]，对晚清广州的城市消费文化作了较为深入的研究。王儒年在博士论文基础上修改出版的专著《欲望的想像》[31]，分析了1920-1930年代的《申报》广告所建构的上海市民消费主义意识形态。这两部论著可算是国内对消费文化的历史性研究的一个良好开头。但愿对消费文化具有价值中立取向的历史性研究也能卓有成效地开展起来，推动消费文化研究的不断进步。

[注释]

[1]李新家：《消费文化和文化消费》，《消费经济》1989年第2期。

[2]蔡华兴：《试论消费文化建设的内涵》，《工业技术经济》1989年第1期。

[3]刘江：《消费者行为研究的新视野：消费文化》，《北京商学院学报》1994年第4期。

[4]尹世杰：《加强对消费文化的研究》，《光明日报》1995年4月30日。

[5]尹世杰、周淑连、刘溶沧、魏杰、王济夫、张磐、钱津：《如何加强对消费文化的研究和引导（座谈会发言摘要）》，《消费经济》1994年第6期。

[6]邓向阳：《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消费文化建设》，《理论月刊》2002年第12期。

[7]黄平：《面对消费文化，要多一份清醒》，《人民日报》1995年4月30日。

[8]黄平：《生活方式与消费文化》，《天涯》2003年第6期。

[9]于光远：《谈谈消费文化》，《消费经济》1992年第1期。

[10]尹世杰：《消费文化学》，湖北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0页。

[11]熊汉富、袁丹洁：《消费文化是消费的知识化和理论化形态》，《湖南教育学院学报》2000年第1期。

[12]蒲心文：《论消费文化——左右企业经营成败看不见的手》，《广东社会科学》1997年第2期。

[13]周小仪：《唯美主义与消费文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253页。

[14]丹尼尔•贝尔：《后工业社会的来临》，高铦等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第528页。

[15]彼得•杰克逊、尼格尔•斯内夫特：《消费地理学》，罗钢、王中忱主编：《消费文化读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430页。

[16]肖浩辉：《加强消费文化研究提高消费文明》，《消费经济》1994年第6期。

[17]尹世杰：《消费文化与消费主义》，《人民日报》1996年8月24日。

[18]尹世杰：《关于消费文化的几点思考》，《消费经济》1995年第4期。

[19]迈克•费瑟斯通：《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刘精明译，译林出版社，2000年，第165-166页。

[20]肖浩辉：《加强消费文化研究提高消费文明》，《消费经济》1994年第6期。

[21]尹世杰、周淑连、刘溶沧、魏杰、王济夫、张磐、钱津：《如何加强对消费文化的研究和引导（座谈会发言摘要）》，《消费经济》1994年第6期。

[22]刘伏海：《消费文化的本质》，《消费经济》1994年第6期。

[23]尹世杰：《消费文化学》，湖北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7页。

[24]黄平：《二十一世纪的中国人——生活方式•消费文化》，《中国软科学》1994年第10期。

[25]尹世杰：《关于消费文化的几点思考》，《消费经济》1995年第4期。

[26]罗钢、王中忱主编：《消费文化读本•前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11页。

[27]恩格斯：《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第535、532页。

[28]迈克•费瑟斯通：《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刘精明译，译林出版社，2000年，第123页。

[29]MaxineBerg，HelenClifford，ConsumersandLuxury，ConsumerCultureinEurope1650-1850，ManehesterandNewYork：ManehesterUniversityPress，1999.

[30]蒋建国：《晚清广州城市消费文化研究》，暨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5年。

[31]王儒年：《欲望的想像》，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关键词：消费文化消费主义研究取向

文化论文范文篇8

关键词：文化审美文化美学审美理性文化体系文化结构文化现象

文化审美是人类以审美方式来观照其生存方式和文明成果的精神历程，按照文化的三个层面的定义，文化审美也可以在三个层面展开，宏观层面的文化审美主要是对人类的生存方式系统的审美，纵向如对原始文化、农业文化、工商文化、信息文化的审美；横向如对中国文化、西方文化、印度文化、阿拉伯文化及其他大的民族文化体系的审美，中观层面的文化审美依社会结构展开，包括对文化结构、性质和核心要素等的审美，微观层面的文化审美是对文化现象的审美，包括对不同的文化层次的不同文化风格的审美，也包括对日常生活生产方式的审美。

一、宏观层面的文化审美

宏观的文化定义是从哲学角度切入的，基于人与自然的关系展开——文化是人生存方式的系统化，文化即人化，人所创造的一切物质的、精神的、制度的文明成果皆可称为文化。横向的是由人与自然环境作用而形成的不同文化模式，纵向的是文化发展中呈现的不同历史形态。随着人类社会和人类精神的发展，这些文化在整体上呈现出由简单向复杂、由低级到高级的发展的轨迹，因而在一特定历史条件下，历时态的文化可能共时态并存，文化可能会划分为传统与现代、落后与先进、健康与腐朽、主流与支流等，体现出不同时代人们的不同的文化品位和文化时尚，是其文化审美情趣的具体表现。

宏观文化的审美标准受时代和民族审美情趣影响甚深，因而可能尽展其长尽知其短，也可能因时代局限和民族隔阂而出现偏颇，文化帝国主义、文化殖民倾向、狭隘的民族主义、我族中心主义、文化原教旨主义等均体现出功利主义立场的精神误差，而文化激进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的斗争、文化的时代性与民族性的错位构成的矛盾也彰显着这一领域的错综复杂。全球化时代使文化的丰富多元在同一平台霎时并现，不同文化体系和文化形态的矛盾与交流空前广泛深入，跨国公司、跨国组织、互联网文化使不同生存方式在各领域亲密接触，文化冲突与文化融合频繁迅捷，若仅秉持线性历史观的单一标准，或仅以生产力标准、社会政治制度标准、意识形态标准来对待不同文化，则会加剧文化冲突，在各文化体系势均力敌的情况下可能引发战争，而在今天毁灭性武器如核武器、生化武器的后果难控的前提下，会使恐怖主义蔓延，可能会威胁到人类文明的终极命运；在文化体系和文化形态实力悬殊的情况下，则会激化文化吞并，短期内形成文化同质化，破坏文化生态平衡，使一种文化体系的弊端全球扩展，形成全球性问题和危机，也会影响人类文明的可持续发展。

宏观文化的审美偏重文化模式审美，以超越功利意识来看待文化，这样对人类在不同环境中形成的不同生存方式有公允、客观的观点，超越民族情绪和经济政治利益的左右，而体现出类意识的宽广情怀。从文化审美的观念来看，以政治制度沿革划分的社会文化的历史形态不仅仅体现为从野蛮到文明的进步序列，还可以看到原始共产主义的互助温情、奴隶制文明的因脑体力分工和阶级分化而形成的效率和文艺辉煌，封建制等级观念全面渗透形成的秩序和谐，资本主义发展期与逐利动机伴生的开拓进取，社会主义制度探索中努力趋向的公平正义；从文化审美的观念看，以生产力发展形态为依据划分的文化形态不仅仅体现为从落后低下到高度发达的经济增长序列，还可以看到原始文明中人与自然的一体化中体现的质朴、野趣，农耕文明中人与自然亲和的田园清逸，工商文明中人征服自然的豪迈自由，信息文明中人远离自然的精神探险，生态文明中人回归自然的天真自在；从文化审美的观念来看，以宗教为核心形成的四大文化体系体现出的不仅仅是各领风骚数千年数百年而今西风压倒东风的格局，还可以看到在原始文明期便达到辉煌的印度文化体系着重探索人类精神内在的结构和超越之途径，体现出脱俗的美，把农业文明发挥到极致的中国文化体系以情感为本位，体现出中庸合度的优雅，在中世纪时期融会百川启示了西方文艺复兴的阿拉伯文化体系以意志为核心，体现出严格自律的精神力度，在近现代科技基础上发达起来的西方文化体系以知性理性见长，体现出富丽繁华的文明风貌。

宏观文化的审美使我们能够更清晰地看到人类生存方式的发展线索，以及伴随进化进程的退化、伴随文明进程的野蛮、伴随文化进程的不断退隐的自然，这些曾经被遮蔽的东西在审美视野中凸现，更能使我们清晰地意识到不同文化的价值和局限，也更能在类意识和世界历史观点的基础上来审视各民族文化体系和各历史阶段的文化形态，促进人类的相互了解和交流。我们对特色各异的生存方式的欣赏，也许是大同世界成为可能的前提。同时，宏观文化的审美也促使我们思考自然生态平衡、社会生态和谐、文化生态丰富的意义，对人类文化形态与其自然环境基础之间的关系的协调有更明确的认知，建立在可持续发展——科学发展观基础上的文化发展观。

二、中观层面的文化审美

中观的文化是在社会结构的层面提出的，基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生产关系、社会关系、精神交往关系）展开，人类社会活动可分为经济、政治、文化三大领域，对应人的生产活动、社会组织行为和精神活动，相应形成经济文化（物质文化）、政治文化（制度文化）和观念文化（精神文化）。这个层面的文化审美在不同领域有不同标准，如经济文化的效率效益原则，政治文化的秩序和谐原则，精神文化的自由个性原则，如果混同错位，则形成经济停滞、政治混乱、精神僵化，无美感可言。

中观层面的文化审美偏重于文化结构审美，强调不同文化间相互制约影响的关系，如物质文化决定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的性质和发展水平，后者对前者有反作用，形成相对稳定的文化结构和风貌；强调不同领域不同层次文化的相对平衡，如物质世界与精神世界的平衡、个体文化与社会文化之间的制衡、群体文化之间的相互制衡，结构均衡关系充盈的文化是美的，而过度偏重物质忽略情感和精神发展的文化则显得粗糙庸俗，过度偏重精神而压抑欲望贬低人性的文化则显得空玄冷寂，过度偏重行为规范制度约束得文化则显得保守僵化。

中观层面的文化审美也注重文化性质的审美，如对应同样的经济基础可以有三种不同性质的文化同时并存，与现有经济基础正向对应的主流文化、与旧有经济基础对应的传统文化、与未来经济形态对应的先锋文化，它们相互制约的关系使文化在传承和创新的张力中撑展开广阔的发展空间，主流文化推行的强劲、传统文化积淀的厚重、先锋文化探索的锋芒共同构成文化健康发展的基础，单面强调任一性质而不容其他，都可能形成文化畸形，如中国清末闭关自守，兴文字狱绞杀先进观念，在故纸堆中觅古雅，最后形成死水一潭的文化僵局，而时期试图在批判封资修而形成的文化虚无主义基础上建构纯粹的无产阶级新文化，最后成为文化浩劫，形成了文化荒漠，可见单向度单性质的文化强制推行的恶果。美的文化是多元丰富的形态。

中观层面的文化审美还应包括文化核心要素的审美，这里的核心要素不是所有的文化要素，而是在不同历史阶段曾经或将要在文化体系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文化要素，如宗教、哲学、科学、艺术等。（参见朱谦之《文化哲学》中的有关观点）

在前现代文化体系中居核心地位的文化要素是宗教或伦理，原始宗教是一切社会意识形式的母体，其混沌包容中有原始的丰富性，在现象观察和臆想推理交织中建构的认识模型兼具理性的明晰和非理性的激情及强烈的主观意愿投射，在泛灵论的光环中，自然和文化都有着感性和诗意的光辉，因而在今人看来，原始文化也呈现出泛艺术的特征。在农业文明成熟期，宗教成为文化体系的核心，政教合一的机制强化了宗教对人们思想情感和行为的规范；在中国，准宗教的儒家伦理占统治地位，德治仁政教化百姓的理想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途径结合，再加上“学而优则仕”的科举制度推行，形成了中国封建制数千年超稳定平面循环的社会文化的内在结构。从审美的角度看，以神的（超人的）的视角规范人的精神，建构了理想社会、理想的人、理想文化的模型，来观照不完满现实，使文化有了悬置目标而变得立体，文化发展有了不断改造现实趋于理想的动力，呈现出螺旋式上升的态势，因而宗教美的主要特质是其超越性，体现出超凡脱俗、神圣纯洁、虔敬悲悯的美感，是脱去沉滞的崇高和洗去媚俗的优美。而不同的宗教体现的美感也不同，宗教自身有由简单向复杂、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历程，由泛神到多神到一神教的发展是个精神征服的历史，而能够发展为世界性宗教的大都积累了丰厚的精神资源，建构出精致的观念殿堂，提供了相对完善的解释体系，为其信徒提供意义支撑系统，指导其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文化观建设，形成其稳定的精神世界和精神生活及确定的精神归宿。这是精神美的层面，是复杂精微难解抽象的美，又伴随着强烈的复杂的情感体验，如爱、敬、悲、怜、畏、耻、罪、怨、恨、悔、悟等，可以用经书解读，也可用文学艺术表达，或在宗教建筑中集中地综合展示，构成传统文化体系中最重要的文化景观。

而即使在宗教中凝结的最普遍的正向情感如“爱”中，也是有情感细微差异并影响了文化体系的不同风貌：如基督教的基于“上帝面前人人平等”观念的爱启发了资产阶级的“博爱”观念，重视平等为后来“金钱面前人人平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思想做了铺垫，而基于人性恶的原罪理论提示人们注重制度建设，因而对现代民主法制建设间接提供了思想资源。而起类似宗教作用的儒家学说提倡的“仁爱”，是基于血缘关系建立的人伦关系中的通则，这是天然不平等的关系，以家族关系为核心建立的以亲疏远近区分的人际关系圈子是人情网的基础，而以亲情推扩为社会情感，以事亲的态度事君，父父子子君君臣臣，三纲五常均是等级伦理规范，以性善论为基础的教化说构筑内圣外王德治仁政的人治神话，形成中国传统文化泛伦理泛政治特点，而封建等级道德形成封建****统治的精密的观念基础。在伊斯兰教中的爱更多的是类似于战士对英明领袖的“敬爱”，以服从和虔诚膜拜为基础，理解和情感的接近都在次要，这与其宗教的早期军事化建制有关，利于建立纪律严明的社会，甚至道德这种软约束也硬化为法制，这使其内部凝聚力强化也显现出排外倾向，在全球化时代更突出了其不够开放和宽容的文化特点，不易接受他文化影响也不易渗透到他文化之中。而佛教的爱的观念是悲悯众生的“慈爱”，基于众生平等、佛性普存，不仅人与人平等，人与动植物、无机物也是平等的，这是对现实中印度长期存在的最野蛮的等级制——种姓制的一种精神反叛，而这种“慈爱”超脱世俗人伦关系，与“仁爱”对立，不以实现平等的斗争为基础，与“博爱”不同，也不强调精神强制，与“敬爱”相异，它孜孜以求的不是外在文化建设而是内在精神探索，是精神的解脱、超越和境界升华，印度流派繁多的宗教多数禀承类似的精神取向，形成印度文化早熟而滞缓、通脱而虚玄的精神风貌。在尊重宗教信仰自由的基础上对宗教美的观照，使我们更容易理解不同文化体系在人类精神发展向度上的不同侧重点和优长，这对于理解人类生存方式的多样性和精神发展深度是十分有益的，也利于化解文化冲突，增进文化交流。当然，从辨证的观点看，宗教的精神强制性的负面意义也不容回避，迫害异教徒、宗教战争、精神裁判所、压抑人的情感欲望等形成的中世纪的黑暗也是历史事实，宗教的内核是非理性的情感狂热和意志强制，信仰总是在认识止步的地方开始，宗教的蒙昧色彩也是很浓的。

比较起来，伦理道德则透出人文理性的光亮。中国传统儒家伦理道德是人给人立规范，圣贤为人做榜样，忠孝一脉，家国一体，情理一致，中庸合度，多了人间烟火气、世俗情、现实根基，透显出人性美、社会美、现实美的淳厚亲切，但以神化了的古代圣人为理想人格原型，以西周礼制社会为理想社会模型，个体和时代的局限性就不免会制约后人后世发展空间，形成历史循环论文化复古观等文化保守主义观念，使文化发展缓慢。以道德为核心的文化讲究美善统一，尽善尽美，有温和儒雅之风，但也有过分世俗化甚至庸俗化倾向，文化超越性不足而使文化平面铺展，精神深度高度广度和创新性均受束缚。如果说道德是注重个人修养自律，注重人性发展的高限追求，而政治便是以机制规范大众的社会行为，法律关注的是人的行为底线不可突破。在强调建设政治文明和和谐社会的今天，对政治的审美也可纳入文化审美范畴了，而政治美总是与力量相关，与文明程度相关，繁荣民主文明的社会是综合国力在经济政治文化方面的全面体现，政治美是人的群体力量对象化的产物，是效率与公平、激情与理性、理想与现实的统一，秩序稳定、发展全面、机制合理、高效运作的人性化的社会是政治进入美学境界的表征。

哲学在近现代文化体系中有着重要地位，引领思想文化潮流。哲学从其最抽象的意义上讲是思维方式，在其最丰富的意义上是时代精神，哲学美在于其概念的明晰、思维逻辑的严密、表述的简洁、析理的深刻，这是思维体操精神舞蹈，展示出人的精神力量的壮美。哲学美也在于其在文化体系中的核心作用，对社会发展的前瞻性和导向作用，以及形成认知文化的坐标系，使人类对自身及造物有清晰的认识，如同理性的光穿越文化隧道。传统哲学多致力于解释世界，而现代哲学则广泛参与改造世界，成为实践的指导，而体现出精神力量改造现实的强劲，也折射出人们心底社会理想、文化理想的魅力。哲学是人的理性思考，是人征服改造世界、把握自身命运的一把钥匙，对哲学的审美，是人对自身精神力量的直观。。

科学是现代文化体系的核心，衡量文化体系的现代性，一个重要的指标是科技理性与科学文化的地位与作用。科学美体现在其实证性和不迷信权威，呈现出理智而开放的明晰美感，而且可印证可习得可应用可普及，科学的平民气质使其与大众文化结盟，而科学的祛魅功能使神秘美退隐，而智慧之光照亮的文化美、精神美、理性美因此而彰显。科学在理论领域的进展使人类对与之感官对应的的宏观世界、及通过工具延伸感官而见的世界如在显微镜下的微观世界、天文望远镜中的宇观世界等均有了深入的了解，大大拓展了自然审美视阈，体会到宇宙的和谐、美与真的统一。科学技术的发展及在生产生活领域的应用，使人们的生存方式发生了实质性改变，由主要开发使用自然资源到重点开发使用精神资源，由具体的物质性生存到抽象生存，由物理空间生存到虚拟空间生存，人们的感觉系统因之而发生改变，审美感受和艺术表现形式均出现大的改变，现当代艺术呈现出与传统艺术迥然不同的风貌。科学美学的发展，信息技术支持的数码艺术的扩张，更显现出科学文化审美的突出成就。

艺术在高科技时代成为技术的解毒剂，艺术的新感性塑造、艺术的自由追求、艺术的个性表达、艺术的情感内涵和意义底蕴、艺术的形式规律，艺术的形象与设计及艺术交流等均成为关键词，以对抗机械性文化的泛滥。艺术美的贵族性质淡化，而日常生活审美化的趋势强化，美的拓展与艺术的泛化结合，语言艺术与视听艺术结合，传统艺术与数字艺术结合，推进了高科技时代新的文艺复兴。传统的艺术美突出其感性特征，而现代艺术美则与理性密切相关，尤其是观念艺术的探索更与精神发展整体水平相关，与古典艺术中“用典”类似，现代艺术中文化符码的广泛使用和普遍理解体现出精神传承的独立系统的自我衍生能力，在高度发达的技术支撑的精神客观化的世界中，艺术成为精神的精神，体现精神的轻灵高迈、情感的细腻丰厚、想象力的充盈、自由意志的不羁和理想向度的绚惑。艺术文化在信息文明阶段成为文化核心，在艺术中充分发展的人性、非理性因素成为这个时代区别与机器的人的主体性和创造性之源。

三、微观层面的文化审美

微观层面的文化是指我们日常生活中使用的文化概念，主要指人们的精神生活、精神生产和精神成果，及其在日常生活中的表现形式。由于文化美学本身是宏观美学，是对复杂事物的整体性观照，其微观层面也是一个深广的领域，也因文化概念本身的综合性，这个“微观”是相对的，在这里，我们用“微观层面的文化审美”来特指对文化现象层面的审美，以区别与对文化体系和文化结构、性质及文化核心要素的审美。

微观层面的文化审美包括对不同地域和不同民族文化的不同文化风格的审美，也包括同一文化内部各文化层次的审美。日常生活中的文化现象的审美也是重要的部分。

不同的气候条件、地理环境、历史传统形成民风民俗的差异，不仅塑造了不同文化体系的风貌，也给文化体系内部的细节处涂饰了异域风情，如东西文化、南北文化，大民族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平原文化山地文化海洋文化，渔猎牧商文化等独特的文化景观，也因观念文化表达形式——如语言文字系统不同，和表现手段——如侧重乐舞诗画建筑工艺等的不同而呈现不同特点，形成鲜明的文化个性，成为人类数千年文明发展中形成的特色各异的文化景观。

微观层面的文化审美还包括对不同文化层次的审美分析，文化分层既与文化客观发展程度相关，也与主体相关，在审美过程中，主体性、主观性、目的性、意向性和理想性的因素都会影响到审美判断。文化审美与主体的审美情趣、审美能力、审美习惯及审美环境等密切相关，因而不同时代、制度、国家、民族、阶层、教育程度、社会地位及生活水平等都会在其文化审美中刻下印记，文化审美的主观尺度影响更甚，与主体性发展状况相对应。对文化的审美因主体审美需求不同而呈现出在不同价值观支配下不同的审美判断和审美评价，如雅文化与俗文化、神圣文化与世俗文化、正统文化与异端文化、宫廷文化与民间文化、贵族文化与草根文化、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主流文化与支流文化、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中心文化与边缘文化、男性文化与女性文化、成人文化与青少年文化等的划分，不是以单纯的感性感觉、自然特征、形式规律、美感强度等为指标，而渗透着社会性因素和文化惯性的影响，使文化审美远比对自然审美、艺术审美更复杂更理性，也比日常生活审美更精微更丰富，带有更突出的精神自觉的意味。这些划分中放在前面的系列，往往是主动的、强势的、精致的、居核心地位的，而后面的系列则往往是被动的、弱势的、质朴的、散漫的，而进入现代、后现展阶段，这个精神格局被颠覆了，精神反抗的浪潮连带着文化审美品位的变革，使后一系列成为当代文化审美的焦点，传统美学的狭隘视界被突破，在等级固化中形成的和谐被瓦解，艺术的新题材、新风格、新形式的探索层出不穷，精神解放进程中主观世界的疆域大幅度拓展，主体的发展在其精神力度上表现出来，审美的视阈大大扩张，欣赏和谐精致的优美成为精神驯服的征兆，而对有力度的美——壮美、崇高，复杂的美——悲剧、喜剧，主体精神超越的美——滑稽、荒诞，艰难的美——抽象、变形、写意，精神挑战极限的美——拙朴、生涩、怪异、丑等的欣赏成为当代审美品味的主导方面，而这些与精神的丰富性和文化的多元性是对应的。

文化的分层及其审美品位的分层是精神领域等级化的表征，对“趣味无争辩”的审美原始状态进行了精神规划，使审美文化的发展在一定时期有了“时尚”导向而呈现出鲜明的风格特征，并以此影响人们的情感世界和观念世界，改造着文化的内在结构和外在风貌。审美意识形态这种说法如果突出的是审美的主导精神倾向的话，对文化美学还是有相当解释力的概念范畴。文化审美的多元化标准也是文化宽容、文化交流与文化融合充分化的表现。

微观的文化审美还包括日常生活、社会生活、精神生活的审美，衣食住行交往游戏发展到高级阶段都可以艺术化、审美化，而社会制度、社会组织、社会行为、社会理想发展到高级阶段也会游刃有余，制度的高效简约，阶层的利益制衡、法律的公正严明，道德的平和宽容等都会使我们在现实的必然王国中感受到自由的气息。在生产、经营、流通和消费领域中，美的观念与设计、管理、广告、时尚等融会贯通，在城市规划、生态护建、精神文明建构中美的原则畅行，在人们日益增长的精神需求和精神生产消费领域，无论是古典的高品质的个体精神文化的艺术追求——如琴棋书画乐舞礼，还是现代的普及性大众文化众神狂欢——如娱乐业发达传播媒体多元网络文化崛起，都体现出精神世界的繁丽。

传统的审美主要体现在艺术创造和艺术欣赏领域，创造者主导欣赏者，天才为群众立法，审美体现出立体的梯式结构，审美文化也随之分层；而现代审美则广泛地体现于文化生产和文化消费领域，大众的文化审美趣味在文化产业与文化市场的发展中暴露无遗，这是一个接受者主导的时代，大众以口袋里的钱的投向来表达其审美意愿，按价值规律左右文化走向，这样在现代化发展的早期和中期，观念文化世俗化、平面化与民主政治发展同步，艺术文化的大众化、生活化、实用化甚至庸俗化与市场经济发展同步，而到现代化发展的成熟期，文化的开放、多元与艺术的丰富和泛化对应，大众文化审美品位的基础水准普遍上升，精英文化、高雅文化在长期被边缘化的境遇中低迷的状态改观，在高等教育普及、信息文明主导、精神消费成为时尚的时代，审美文化渗透到人类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方方面面，文化审美则成为精神发展的重要方向：哲学成为文化诗学，科技人文化，人文教育受到普遍重视，人本管理成为管理艺术发展的高级境界，产品设计和形象设计成为核心词，概念艺术和对观念的消费（如广告艺术中引导的）成为大众新宠，文化旅游、文化鉴赏和收藏成为投资焦点------这些都昭示着文化美学的时代来临，文化审美成为人类精神继宗教信仰、科学认知后的又一重要的整体性的发展方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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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尼尼安.斯马特著，《世界宗教》，高师宁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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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格尔《精神现象学》，贺麟王玖兴译，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

叶朗主编《现代美学体系》，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朱立元主编《当代西方文艺理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文化论文范文篇9

正如理查特·奥曼所言：最常见的意识形态策略，就是说明这个群体的利益怎样“真的”大体上等同于社会的利益或者人类的利益。①换言之，最常见的广告意识形态策略，就是说明广告角色的利益（广告主的利益）怎样“真的”大体上等同于广告受众的利益乃至社会或人类的利益。本文试从广告言说的意识形态化和广告受众的假想主体化来探讨广告颇为“成功”的意识形态策略。

广告言说的意识形态化：与现实世界的想象性关系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意识形态的界定游离于两种意见之间。其一，一种某个阶级特有的信仰系统；其二，一种可能以真实的或科学的知识相矛盾的幻想信仰系统，即伪思想和伪意识。法国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思想家阿尔都塞则认为，意识形态不存在真实与否，他将其定义为“个人同他所存在于其中的现实环境的想象性关系的再现”。②以此来认识广告意识形态不无道理，因为看似虚拟的广告世界中充斥着“与现实世界的想象性关系”，并且在此基础上，广告意识形态更有其独特性。

广告在它的各个历史时期，从未像现在这样进入商品使用价值之外的现实世界：功成名就、下岗待业、奋斗拼搏、甜蜜爱情，入世、申奥、伊拉克战争、文体赛事，广告为每一件产品都粘上了通向现实世界的无数链接，广告的触角已深入社会生活的每一个角落。

当然，在广告世界中，“与现实世界的想象性关系”并不同于阿尔都塞的相关本义，他认为意识形态是无意识的，而广告意识形态所提炼或创设的这种与现实世界的“想象性关系”则是完全有意识的，有着其明确的目的。它在提倡“送礼送健康”的新观念时，目的直指“收礼只收XXX”；它在儿子因疏忽了对父母的照顾而心怀歉疚时，借小孙女之口点题：小“为什么不给爷爷奶奶买XXX？”这种借天真的小女孩之口说出的话犹如道德拷问，质问着对父母的不够孝顺，但如此大的道德问题最后只轻轻落在了：未买XX口服液。那么根据广告逻辑，其隐含主题则是：买了XX口服液=孝顺父母。该命题似无不妥，作为受众而言，自然不会对一则广告的思维和推理是否合乎逻辑大加推敲。并且，更重要的是，它为现代人指出了一条对老人表示关爱和孝心的途径——购买保健品。这一点非常体贴地为忙忙碌碌无暇顾及老父老母而心怀歉疚的现代人找到了一条快捷方便的弥补方式。而另外一些广告则假托老人之口，从老人的角度回应了上述命题：“收礼只收XXX”，进一步证实了该命题的合理性和正确性。通过媒体的广泛传播，我们看到了这样的现实场景：商家在商场醒目处陈设着保健品专柜，促销员的推荐进一步印证着消费者脑中的上述命题，于是，手拎包装精美的保健品拜年的行人几乎成了一道流动的风景。正如阿尔都塞所认为的那样，社会个体觉得自己在直接自由的把握现实，但实际上，他的意识由一系列思想体系和再现体系所限定，在这一系列思想体系和再现体系中，广告意识形态正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

就如波斯特所表述的：广告占据一个能指，亦即占据一个词，这个词与广告所促销的物体并不具有传统意义上的关系，但却被附加到那物体上，产品本身并非首要的兴趣所在，必须在该产品上嫁接一套与该产品没有联系的意义，才能把它卖掉。③而现实世界则在广告商手中被分解成各种要素，这些要素就如那些漂浮于交流空间中的能指，它们被广告商们凭兴致任意地附着在商品上，这些被粘附在商品上丰富、泛滥的意义使得平庸的商品闪耀着炫目的光彩，而这些外在的东西由于是从传统美德和现代时尚中精选出来的而极大地迎合了受众。由于这层普遍存在着的与现实世界的想象性关系，使现代人在快捷地享受物质产品的同时还享受着被赋予其上的精神快餐，广告场景就这样在现实世界中被皆大欢喜地呈现。

广告受众的主体化：一种无实质的构想主体

广告场景在现实世界中的呈现还有赖于现代广告的另一策略：把广告受众建构为主体。作为一种日趋圆熟的攻心术，现代广告的突出特征是在表象上模糊了广告主客体的界限，在把消费者作为广告对象研究和揣摩之后，通过广告中的种种代言行为和技巧，让“受众化”的广告角色通过自我言说的方式来最大程度上影响和掌控受众的心理和行为。

广告画面中的言说者不再仅仅是笼统的、不明社会角色的漂亮演员或不食人间烟火的美丽尤物，而是通过他们的衣着、道具、场景，以及他们在广告中的言说方式被赋予了各种身份，诸如工人、农民、教师、摄影师等职业，子女、恋人、成功白领、家庭主妇等社会角色。加上大量非职业（或非著名）演员的启用，他们普通的长相、自然或生涩的表演使身负多重社会角色的受众不自觉地从广告角色中找到自己的影子，并在广告商其他技巧的合力作用下，对号入座。

某一护肤品品牌，在其不同版本的电视广告中展示了演员、小学教师、摄影记者、年轻工人，他们的言说者包括老公老婆、老爸老妈等各种社会群体，广告角色衣着普通，长相平凡，以及在演员化妆间、工厂换衣间、小学校园等普通场合中平民化的言谈举止，一切都在昭示着受众：“他们”就是你们，你们就是“他们”。

在另一则洗衣粉广告中，真正的“家庭主妇”们则成为了主角，广告采用街头或入户随机采访的形式，选择在上海、北京、广州等大城市（字幕显示）采访家庭主妇，她们带着地方口音的普通话，并不流利、似无台词准备的语言表述，在镜头前略显拘谨的体态，更在直接地告诉受众：“她”就是你们中的一员，没准“她”还是你的亲戚朋友同事；“她”不是我们特意选用的演员，而是我们在街头采访或入户采访中的巧遇；她们是在代表你们说话，并非公司在自卖自夸。

当然，广告中还有大量的脸蛋是大众耳熟能详的，但即使是这些星光灿烂的名流，也多被披上一层平民化的外衣，他们与我们一样，有烦恼和不满，他们（她们）头发枯黄干涩，岁月的流逝把皱纹、白发和疾病留给了他们，忙碌在外而不能在父母面前尽孝，他们面临着工作和学业的压力、成功的希冀、失败的苦恼、人际关系的复杂等种种人间喜怒哀乐，如同我们每个人，使我们感同身受。

于是，消费者从被言说的对象似乎变成了言说者，既为客体又身兼主体，他的一直处于纯粹的被说教者位置而产生的逆反甚至敌对心理渐渐消融，他们渐渐开始坚信：广告是与己相关的而不是强权的“他者”了。

广告似乎在构筑一种“源自生活”又美妙无比的“现实世界”，从而让受众进一步确证其在广告情境中的主体意识。一种奇特的逻辑产生了：电视广告通过把广告主体构建为一个处于“现实世界”的具象化的“消费者”，而使得作为消费者的广告受众扮演了两种角色——广告话语的主体和客体，恰如由广告商和广告主导演的受众的“自言自语”。在此，让·波德里亚一针见血地指出：由于受众既被构建为客体又被构建为主体，既是物又是上帝，于是面临着主体位置的不可能性，即主体根本上的无实质性。④

这种“无实质性”的主体，恰似广告主手中的玩偶，假借了消费者的形象和外壳，而被填充进广告主所构造的“血肉”，如此而成的“广告主体”的各种具象依需而定，但也有其规律性的共性：一个有足够收入能自由选购产品的“主体”，一个有某种“需求”但不知如何满足的“主体”，一个消费了该产品而获得魅力或极大满足的“主体”。这样构造的主体并非没有契合人性，在马斯洛看来，人是不停地产生需要又不断地满足需求的动物，人在满足他的基本的生理和安全的需要以后，他有归属和爱的需要，有尊重的需要，包括被人爱和爱他人，被人尊重和尊重他人，归属某一群体和被群体接纳和承认的需要，在一切需要被基本满足之后，他又存在自我实现的需要，希望事业有成，渴望成功。显然，广告深谙如何激发人的潜在需要和欲望，并提供了惟一的解决之道：消费某产品。当然，如此简捷的解决之道在经过一番炫目而巧妙的修饰之后并不显得单调乏味和可笑。因为在广告中，消费“主体”不仅在消费产品，更在享受着由此而带来的种种精神满足：亲情、友情、恋情；孝心、爱心、诚心；成功、光荣、豪情。这有赖于广告中被依附在产品上的丰富“意义”，当大众在认可这些意义而消费产品或接纳该“意义”时，广告的意识形态便产生了，广告角色（广告主）的利益就这样变成了社会大众的利益。

注释：

文化论文范文篇10

[摘要]：

我国消费文化研究的一个基本问题是概念所指游移，研究取向不明。本文从我国消费文化研究的实际出发，梳理了消费文化的三种界定及其理解分歧，阐明了消费文化的三种研究取向，有助于消费文化研究的健康发展。

目前，消费文化已成为一个重要的学术领域，不同学科的学者纷纷从各自的学术背景切入消费文化研究。“消费文化”以及相关的“消费社会”、“消费主义”，不仅成为学术论文与学术专著题目的关键词，而且成为高校与科研院所硕士、博士学位论文选题的关键词。不过，从总体上看，消费文化研究在我国仍处于起步阶段，许多问题尚待澄清。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是：不少研究者往往在不同的涵义上使用消费文化概念，加上研究取向不明，对消费文化的价值评判时有南辕北辙的现象，难以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学术对话，不利于消费文化研究的传承创新与深入发展。因此，本文拟就消费文化的学理内涵与研究取向加以扼要分析，以期对消费文化研究有所裨益。

一、消费文化的不同界定

我国的消费文化研究，肇始于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前期。最初，“消费文化”被理解为“居民消费中所体现的文化”[1]，也就是“消费者在消费结构和消费行为等方面的价值观念”。[2]1994年，《消费经济》杂志组织了专门的消费文化讨论，引起广泛的社会反响。在讨论和此后的研究中，国内学者对消费文化作了不同的界定。其中，比较重要的观点可概括为三种类型：

其一，从广义的文化概念出发，认为消费文化是“文化在人类消费活动中的以特定方式存在和体现的‘全部社会传统，即全部知识和习俗的总和’”[3]。对此，尹世杰作了具体论述：消费文化“是消费领域中人们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是人们消费方面创造性的表现，是人们各种合理消费实践活动的升华和结晶。消费文化包括优美的自然环境、人文环境，人们精心创造的实物生活资料和精神文化产品，以及富有创造性的有利于人的身心健康的消费行为。”[4]

其二，强调消费文化是人们消费活动中的价值取向与价值规范。魏杰认为，“如果给消费文化下一个比较完整的定义，那么就应该是指：消费者的消费价值判断、指导思想与行为准则，以及反映在物质产品上的文化层次和文化趋向。”[5]后来有论者说得更明确，“所谓的消费文化，实际上也就是人们在长期的经济生活中所形成的对消费的一种稳定性的共同信念，即约束居民消费行为或消费偏好的一种文化规范。”[6]

其三，认为消费文化即消费主义或消费主义文化。黄平指出，“所谓消费文化，或者如一些人所称的消费主义文化，是一种以推销商品为动力，无形中使现代社会普通大众都被相继裹挟进去的消费至上的生活方式与价值观念”[7]。作者后来又作了进一步阐释：“消费文化，准确地说是‘消费主义文化’（cultureofconsumerism），它不同于经济意义上对物品的消耗。而消费主义是指这样一种生活方式：消费的目的不是为了实际需要的满足，而是在不断追求被制造出来、被刺激起来的欲望的满足。换句话说，人们所消费的，不是商品和服务的使用价值，而是它们的符号象征意义。……‘消费’也成为人自我表达和暴露的主要形式和意义来源，对符号之意义的消费过程在不知不觉之中建构了新型的社会关系与社会生活的方式。[8]

上述三种定义表明，人们对于什么是消费文化具有完全不同的认识。第一种定义认为消费文化是人们在消费领域中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其外延十分广泛。于光远将其分为饮食文化、医药文化、衣着服饰文化、住宅建筑文化、体育文化、娱乐文化、表演文化、旅游文化、嗜好文化等[9]。尹世杰将其分为物质文化、精神文化、生态文化三大类[10]。这是一种广义界定。第二种定义则把消费文化限定为消费的观念形态层面。有学者指出：“消费文化既非这样那样的消费环境、消费资料，也非这样那样的消费活动”，“消费文化不过是作为消费反映的思想、观念、知识和理论”。[11]换言之，“所谓消费文化，是渗透到消费行为中的整体化文化观念与传统。”[12]这是一种狭义界定。

与广狭二义界定不同，第三种定义把消费文化与特定的社会历史阶段联系起来，认为“消费主义是伴随西方现代性的产生而兴起的一种社会文化现象，早期仅仅局限于宫廷与贵族阶层。到了19世纪后半期，消费文化得以在中产阶级继而在市民阶层中迅速发展。”[13]“等到20世纪中期，资本主义不是设法以工作或财产而是以物质占有的地位标志和鼓励享乐来证明自身的正确”[14]，“消费文化被简化为是使资本主义生产利润持续维系在所需要的足够灵活水平必不可少的经济手段”[15]，从而形成了以消费主义为内核的消费文化。在此意义上的“消费文化”，应当说是一个特指概念。

二、消费文化的理解分歧

对于一、二两种定义，尽管有学者强调其区别，但大多采取一种调和折衷的态度，或各行其是，兼容并包，或既承认两者具有区别，又要求对两种定义所涉及的对象加以综合研究。譬如有学者说，“‘消费文化’具有广义和狄义之分。从广义上讲，‘消费文化’是消费物质文化和消费精神文化的总和。从狄义上讲，‘消费文化’就是消费在人们的观念形态上的反映。包括消费哲学、消费价值取向、消费道德、消费行为、消费品味、消费审美、消费心理等，这是人们在消费实践中形成的反映消费特点和理解的观念形态的总和。消费文化学是研究消费文化规律的科学，因而它的研究对象应当是：消费文化产生、发展；消费物质文化生产；消费精神文化生产；人们的消费价值取向、消费心理、消费道德、消费行为、消费品味、消费审美等，从中找出规律性的东西作为行动向导。”[16]

问题在于：“消费文化”是“消费主义”或“消费主义文化”吗？有学者明确反对这样看待消费文化。尹世杰认为，“消费主义是流行于西方世界的一种消费至上的思潮，是一种非文化、反文化的东西”。[17]因为它“普遍追求炫耀性、奢侈性和新奇性的消费，追求无节制的物质享受和消遣，以此求得个人的自我满足，并以此作为生活目的和人生价值。这种消费观念、风气和行为，人们称之为‘消费主义’”。“‘消费主义’决不是我们这里讲的消费文化，决不能混为一谈。”[18]

论者反对把“消费文化”等同于“消费主义”，如此斩钉截铁，仿佛两者风马牛不相及。然而，把“消费文化”与“消费主义”当作同一概念，不仅是国内多数学者的观点，而且是西方消费文化研究的传统。对此，英国学者迈克•费瑟斯通在《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中作了历史与逻辑相结合的具体论述，他写道：

消费文化，顾名思义，即指消费社会的文化。它基于这样一个假设，即认为大众消费运动伴随着符号生产、日常体验和实践活动和重新组织。许多研究都将消费文化追溯到十八世纪的英国中产阶级，及十九世纪的英国、法国和美国的工人阶级中，认为当时的广告、百货商店、度假胜地、大众娱乐及闲暇等的发展，可能就是消费文化的起源。另一些研究则着重指出，美国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就已初次显露了消费文化的发展迹象：广告、电影业、时尚和化妆品生产、交相传阅的大众小报、杂志和拥有无数观众的体育运动，使得众多的新品味、新秉性、新体验和新理想广泛传播开来。由于与一般宗教、尤其是清教徒所恪守的传统古训（禁欲、勤奋、远见和节俭）背道而驰，人们奉行“及时行乐”的人生哲学，所以，就经常有人假设说，消费主义导致了精神贫乏空虚、享乐型的利己主义。在三十年代，马尔科姆•库利就开始集中研究他称之为新“消费伦理”的问题。新“消费伦理”最初产生于那些豪放派艺术家们和格林威治村的一批知识分子之中，并以此作为对基督教职业伦理的公开抨击。库利指出，在本世纪二十年代末，这种新消费伦理被广告业所控制，它大肆鼓吹的是得过且过、享乐主义、自我表现、美的身体、异教主义、逃避社会义务、向往遥远国度的异域风情、培养生活情趣、使生活具有独特的格调。[19]

由此可见，论者强调消费文化不同于消费主义，如果不是对西方消费文化研究缺乏足够的了解，就是对消费文化研究别有学术旨趣。那么，不同学者的消费文化研究在取向上有何不同呢？

三、消费文化的研究取向

历史地看，我国消费文化研究兴起的背景是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出现的所谓“高消费”、“超前消费”、“消费早熟”现象。对于这种现象，当时的主流观点是指出问题，提出批评，倡导“合理消费”。在这一背景下出现的消费文化研究，从一开始就存在着截然不同的研究取向：一种是对消费文明的倡导与建构，一种是对消费文化的批判性审视。

较早研究消费文化的消费经济学者，一开始就亮出了自己的宗旨——倡导消费文明。当时一篇论文的标题“加强消费文化研究，提高消费文明”[20]，可谓一语道破天机。在《消费经济》杂志1994年主持召开的小型座谈会上，不少学者认为，“应该提倡文化中的‘好’的部分，反对‘不好’的部分，建立适合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消费文化模式，然后在此基础上，提高消费文化水平，增加消费中的文化含量。”要“将消费引向健康化、合理化、科学化”，“要提倡健康向上的消费文化，反对不健康的消费文化”[21]，从而使消费“真正成为人的消费——科学的、尊严的、高雅的消费”[22]。尹世杰后来在其专著《消费文化学》明确指出，消费文化是社会文化一个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它是人类在消费领域所所创造的优秀成果的结晶，是消费文明的内在本质，是社会文明的重要内容。[23]因此，以尹世杰为代表的消费经济学者研究“消费文化”，其实是在倡导“消费文明”，倡导一种优美的健康的生态的当然也是理性的消费文明。

社会学者对消费文化的研究则采取了一种批判的立场。早在1984年，黄平在阐明“大众性消费文化，是一种以推销商品为背后动力、无形中使现代社会的普通大众都卷了进去的消费至上的文化-意识形态”之后，就十分明确地提出：“对消费文化保持一种冷静的批判态度，是必要的。如果说，商品、广告、媒体是消费文化得以滋生并蔓延的三大支柱的话，那么，经济发展、环境条件、历史传统就是对消费文化保留必要的批判的三大角度。”[24]值得注意的是，社会学者所说的消费文化就是消费主义，或者说消费主义文化，他们强调要对这种文化进行批判，与尹世杰强调“要弘扬消费文化，反对消费主义”[25]的立场，可谓异曲同工，同样表达了对消费文明建设的学术关怀。

理论上，从倡导消费文明的学术立场来研究消费文化，很有中国特色，注重主观理想，注重观念表达，其研究主要表现为“要如何”或“应如何”的观念演绎，这是一种本土化的消费文化研究，与社会主义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建设的总体要求相一致，本质上是对消费伦理的理想化阐述。这样的研究取向不失为消费文化研究的一个向度，然而并非唯一向度。其理论缺陷在于，缺乏具体的问题意识与深入的学理分析。特别是对消费主义文化采取简单化的否定与排斥，更是十分幼稚，完全没有认识到以消费主义为内核的消费文化已成为西方现代社会“一种占支配地位的文化再生产模式”[26]，更没有认识到西方消费文化研究从法兰克福学派对“文化工业”的社会批判，到鲍德里亚对消费社会的商品消费的符号学分析，已形成了一个批判性的研究传统。换句话说，西方消费文化研究，尽管是在消费主义的意义上使用消费文化概念，却并非是在倡导这种文化，恰恰相反，他们往往是在批判这种文化意识形态。只不过他们的批判是建立在深刻的学理分析基础上，而不是简单的否定。应当说，只有对消费主义文化的社会结构机制进行深刻的分析，对消费主义文化的批判才能是深刻的。与倡导消费文明的学术立场相比，这种社会批判的研究取向更富有社会历史内涵，也更具有广阔的学术空间，在我国的消费文化研究中需要大力弘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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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消费文化消费主义研究取向

[摘要]：

我国消费文化研究的一个基本问题是概念所指游移，研究取向不明。本文从我国消费文化研究的实际出发，梳理了消费文化的三种界定及其理解分歧，阐明了消费文化的三种研究取向，有助于消费文化研究的健康发展。

目前，消费文化已成为一个重要的学术领域，不同学科的学者纷纷从各自的学术背景切入消费文化研究。“消费文化”以及相关的“消费社会”、“消费主义”，不仅成为学术论文与学术专著题目的关键词，而且成为高校与科研院所硕士、博士学位论文选题的关键词。不过，从总体上看，消费文化研究在我国仍处于起步阶段，许多问题尚待澄清。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是：不少研究者往往在不同的涵义上使用消费文化概念，加上研究取向不明，对消费文化的价值评判时有南辕北辙的现象，难以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学术对话，不利于消费文化研究的传承创新与深入发展。因此，本文拟就消费文化的学理内涵与研究取向加以扼要分析，以期对消费文化研究有所裨益。

一、消费文化的不同界定

我国的消费文化研究，肇始于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前期。最初，“消费文化”被理解为“居民消费中所体现的文化”[1]，也就是“消费者在消费结构和消费行为等方面的价值观念”。[2]1994年，《消费经济》杂志组织了专门的消费文化讨论，引起广泛的社会反响。在讨论和此后的研究中，国内学者对消费文化作了不同的界定。其中，比较重要的观点可概括为三种类型：

其一，从广义的文化概念出发，认为消费文化是“文化在人类消费活动中的以特定方式存在和体现的‘全部社会传统，即全部知识和习俗的总和’”[3]。对此，尹世杰作了具体论述：消费文化“是消费领域中人们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是人们消费方面创造性的表现，是人们各种合理消费实践活动的升华和结晶。消费文化包括优美的自然环境、人文环境，人们精心创造的实物生活资料和精神文化产品，以及富有创造性的有利于人的身心健康的消费行为。”[4]

其二，强调消费文化是人们消费活动中的价值取向与价值规范。魏杰认为，“如果给消费文化下一个比较完整的定义，那么就应该是指：消费者的消费价值判断、指导思想与行为准则，以及反映在物质产品上的文化层次和文化趋向。”[5]后来有论者说得更明确，“所谓的消费文化，实际上也就是人们在长期的经济生活中所形成的对消费的一种稳定性的共同信念，即约束居民消费行为或消费偏好的一种文化规范。”[6]

其三，认为消费文化即消费主义或消费主义文化。黄平指出，“所谓消费文化，或者如一些人所称的消费主义文化，是一种以推销商品为动力，无形中使现代社会普通大众都被相继裹挟进去的消费至上的生活方式与价值观念”[7]。作者后来又作了进一步阐释：“消费文化，准确地说是‘消费主义文化’（cultureofconsumerism），它不同于经济意义上对物品的消耗。而消费主义是指这样一种生活方式：消费的目的不是为了实际需要的满足，而是在不断追求被制造出来、被刺激起来的欲望的满足。换句话说，人们所消费的，不是商品和服务的使用价值，而是它们的符号象征意义。……‘消费’也成为人自我表达和暴露的主要形式和意义来源，对符号之意义的消费过程在不知不觉之中建构了新型的社会关系与社会生活的方式。[8]

上述三种定义表明，人们对于什么是消费文化具有完全不同的认识。第一种定义认为消费文化是人们在消费领域中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其外延十分广泛。于光远将其分为饮食文化、医药文化、衣着服饰文化、住宅建筑文化、体育文化、娱乐文化、表演文化、旅游文化、嗜好文化等[9]。尹世杰将其分为物质文化、精神文化、生态文化三大类[10]。这是一种广义界定。第二种定义则把消费文化限定为消费的观念形态层面。有学者指出：“消费文化既非这样那样的消费环境、消费资料，也非这样那样的消费活动”，“消费文化不过是作为消费反映的思想、观念、知识和理论”。[11]换言之，“所谓消费文化，是渗透到消费行为中的整体化文化观念与传统。”[12]这是一种狭义界定。

与广狭二义界定不同，第三种定义把消费文化与特定的社会历史阶段联系起来，认为“消费主义是伴随西方现代性的产生而兴起的一种社会文化现象，早期仅仅局限于宫廷与贵族阶层。到了19世纪后半期，消费文化得以在中产阶级继而在市民阶层中迅速发展。”[13]“等到20世纪中期，资本主义不是设法以工作或财产而是以物质占有的地位标志和鼓励享乐来证明自身的正确”[14]，“消费文化被简化为是使资本主义生产利润持续维系在所需要的足够灵活水平必不可少的经济手段”[15]，从而形成了以消费主义为内核的消费文化。在此意义上的“消费文化”，应当说是一个特指概念。

二、消费文化的理解分歧

对于一、二两种定义，尽管有学者强调其区别，但大多采取一种调和折衷的态度，或各行其是，兼容并包，或既承认两者具有区别，又要求对两种定义所涉及的对象加以综合研究。譬如有学者说，“‘消费文化’具有广义和狄义之分。从广义上讲，‘消费文化’是消费物质文化和消费精神文化的总和。从狄义上讲，‘消费文化’就是消费在人们的观念形态上的反映。包括消费哲学、消费价值取向、消费道德、消费行为、消费品味、消费审美、消费心理等，这是人们在消费实践中形成的反映消费特点和理解的观念形态的总和。消费文化学是研究消费文化规律的科学，因而它的研究对象应当是：消费文化产生、发展；消费物质文化生产；消费精神文化生产；人们的消费价值取向、消费心理、消费道德、消费行为、消费品味、消费审美等，从中找出规律性的东西作为行动向导。”[16]

问题在于：“消费文化”是“消费主义”或“消费主义文化”吗？有学者明确反对这样看待消费文化。尹世杰认为，“消费主义是流行于西方世界的一种消费至上的思潮，是一种非文化、反文化的东西”。[17]因为它“普遍追求炫耀性、奢侈性和新奇性的消费，追求无节制的物质享受和消遣，以此求得个人的自我满足，并以此作为生活目的和人生价值。这种消费观念、风气和行为，人们称之为‘消费主义’”。“‘消费主义’决不是我们这里讲的消费文化，决不能混为一谈。”[18]

论者反对把“消费文化”等同于“消费主义”，如此斩钉截铁，仿佛两者风马牛不相及。然而，把“消费文化”与“消费主义”当作同一概念，不仅是国内多数学者的观点，而且是西方消费文化研究的传统。对此，英国学者迈克•费瑟斯通在《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中作了历史与逻辑相结合的具体论述，他写道：

消费文化，顾名思义，即指消费社会的文化。它基于这样一个假设，即认为大众消费运动伴随着符号生产、日常体验和实践活动和重新组织。许多研究都将消费文化追溯到十八世纪的英国中产阶级，及十九世纪的英国、法国和美国的工人阶级中，认为当时的广告、百货商店、度假胜地、大众娱乐及闲暇等的发展，可能就是消费文化的起源。另一些研究则着重指出，美国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就已初次显露了消费文化的发展迹象：广告、电影业、时尚和化妆品生产、交相传阅的大众小报、杂志和拥有无数观众的体育运动，使得众多的新品味、新秉性、新体验和新理想广泛传播开来。由于与一般宗教、尤其是清教徒所恪守的传统古训（禁欲、勤奋、远见和节俭）背道而驰，人们奉行“及时行乐”的人生哲学，所以，就经常有人假设说，消费主义导致了精神贫乏空虚、享乐型的利己主义。在三十年代，马尔科姆•库利就开始集中研究他称之为新“消费伦理”的问题。新“消费伦理”最初产生于那些豪放派艺术家们和格林威治村的一批知识分子之中，并以此作为对基督教职业伦理的公开抨击。库利指出，在本世纪二十年代末，这种新消费伦理被广告业所控制，它大肆鼓吹的是得过且过、享乐主义、自我表现、美的身体、异教主义、逃避社会义务、向往遥远国度的异域风情、培养生活情趣、使生活具有独特的格调。[19]

由此可见，论者强调消费文化不同于消费主义，如果不是对西方消费文化研究缺乏足够的了解，就是对消费文化研究别有学术旨趣。那么，不同学者的消费文化研究在取向上有何不同呢？

三、消费文化的研究取向

历史地看，我国消费文化研究兴起的背景是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出现的所谓“高消费”、“超前消费”、“消费早熟”现象。对于这种现象，当时的主流观点是指出问题，提出批评，倡导“合理消费”。在这一背景下出现的消费文化研究，从一开始就存在着截然不同的研究取向：一种是对消费文明的倡导与建构，一种是对消费文化的批判性审视。

较早研究消费文化的消费经济学者，一开始就亮出了自己的宗旨——倡导消费文明。当时一篇论文的标题“加强消费文化研究，提高消费文明”[20]，可谓一语道破天机。在《消费经济》杂志1994年主持召开的小型座谈会上，不少学者认为，“应该提倡文化中的‘好’的部分，反对‘不好’的部分，建立适合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消费文化模式，然后在此基础上，提高消费文化水平，增加消费中的文化含量。”要“将消费引向健康化、合理化、科学化”，“要提倡健康向上的消费文化，反对不健康的消费文化”[21]，从而使消费“真正成为人的消费——科学的、尊严的、高雅的消费”[22]。尹世杰后来在其专著《消费文化学》明确指出，消费文化是社会文化一个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它是人类在消费领域所所创造的优秀成果的结晶，是消费文明的内在本质，是社会文明的重要内容。[23]因此，以尹世杰为代表的消费经济学者研究“消费文化”，其实是在倡导“消费文明”，倡导一种优美的健康的生态的当然也是理性的消费文明。

社会学者对消费文化的研究则采取了一种批判的立场。早在1984年，黄平在阐明“大众性消费文化，是一种以推销商品为背后动力、无形中使现代社会的普通大众都卷了进去的消费至上的文化-意识形态”之后，就十分明确地提出：“对消费文化保持一种冷静的批判态度，是必要的。如果说，商品、广告、媒体是消费文化得以滋生并蔓延的三大支柱的话，那么，经济发展、环境条件、历史传统就是对消费文化保留必要的批判的三大角度。”[24]值得注意的是，社会学者所说的消费文化就是消费主义，或者说消费主义文化，他们强调要对这种文化进行批判，与尹世杰强调“要弘扬消费文化，反对消费主义”[25]的立场，可谓异曲同工，同样表达了对消费文明建设的学术关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