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定范文10篇

稳定范文篇1

村级基层民主政治建设抓得如何，特别是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和村务公开、财务公开（简称“四民主、二公开”）能否真正落实，直接关系到干群关系、经济社会发展和基层稳定。针对当前农村基层存在的热点难点问题，把推进基层民主政治建设作为实施固本强基工程的深化和延伸，力保稳定，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真正抓住主要矛盾，着力化解矛盾。当前，影响农村基层不稳定的原因很多也很复杂，究其根源，就是没有把“四民主、二公开”落到实处，在利益分配等方面出了乱子，引起民怨。特别是城乡结合部村居的征地款分配、资金使用不透明以及少数村居干部腐败的问题最容易引起突发性群体事件。要在村居全面推行“四民主、二公开”工作，认真贯彻农村基层组织工作条例、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进一步健全和完善土地管理、集体财务管理、征租地款管理和承包合同管理制度，强化对农村集体资产的监督力度。

真正落实维护稳定工作责任，形成齐抓共管的合力。首先是要把街道（镇）、村居二级基层班子建设成为法制意识强、民主作风好、群众信任支持的领导班子。要根据实际情况完善民主选举的组织形式和操作办法，拓宽用人渠道，选出组织和村民比较满意的“两委”班子，配强村居党支部书记，建设基层强势班子，为维护稳定提供强有力的组织保障。要牢固树立“为官一任，保一方平安”的思想，进一步健全各级维护稳定工作领导小组，形成党建主要领导负总责、分管领导具体抓、班子成员齐心抓、一级抓一级，下级向上级负责的维护稳定工作新格局。各街道（镇）党政一把手，都是维护辖区稳定的第一责任人，要把维护稳定和基层民主建设列入年度各街道、镇班子的考核内容。

真正通过建章立制实现有效管理。要进一步健全村务公开制度、规范民主决策机制、完善民主管理制度、强化村务管理的监督制约机制，保障农民群众的知情权、决策权、参与权和监督权，努力推进农村基层民主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特别是要按照“四民主、二公开”的要求，建立健全各项村务工作制度，使村居“两委”及工作人员履行岗位职责、议事决策等工作有章可循。要进一步完善政务财务公开制度，把人、财、物的使用情况向村民公开，自觉接受群众监督，既给村干部一个清白，又给群众一个明白。

稳定范文篇2

第一条为有效防范和化解跨市场、系统性金融风险，维护金融稳定，为全市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创造良好的金融环境，根据《国务院关于2005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意见》（国发〔2005〕9号）和省委、省政府《关于加强金融生态环境建设促进全省经济持续快速协调健康发展的意见》（鲁发〔2005〕26号）、《日照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优化金融生态环境的意见》（日政发〔2005〕21号）及有关法律法规，建立日照市金融稳定联席会议制度。

第二条日照市金融稳定联席会议（以下简称联席会议）是在市政府统一领导下，强化金融稳定协调机制的一种方式，是加强协作、共同防范化解区域金融风险的议事组织。

第二章组织机构

第三条联席会议成员领导小组组长由市政府分管金融工作的副市长担任，副组长由市政府副秘书长和中国人民银行日照市中心支行行长担任，市发改委、经贸委、财政局、公安局、审计局、统计局、工商行政管理局、市政府法制办、市政府新闻办公室、中国人民银行日照市中心支行、国家外汇管理局日照市中心支局、日照银监分局、市保险行业协会、天同证券日照营业部、齐鲁证券日照营业部等单位负责人为成员。

联席会议成员因故缺席会议，由本单位指定一名相应级别的负责人临时代行职责。

第四条联席会议在中国人民银行日照市中心支行设立办公室，由一名副行长兼任办公室主任。联席会议各成员单位指定一名职能科室负责人为联络员，承担成员单位间的日常联系、信息沟通和联席会议服务等具体工作。

第五条联席会议成员领导小组组长为会议召集人，也可委托副组长为召集人。根据会议议题，召集人可指定全部或部分成员参加联席会议，并可根据需要临时增加金融机构或其他相关部门负责人列席会议。

联席会议各成员享有同等的权利，履行相应的职责。

第三章职责

第六条联席会议的主要职责：组织分析、评估金融风险，提出防范化解风险的措施，明确部门职责和工作程序，确保各部门统一实施；研究促进全市金融业稳健运行、协调发展的指导方针和思路；推动金融生态环境不断优化；就有关金融政策的贯彻实施进行磋商和协调；建立信息共享机制，提高风险监测和防范化解效能；督促各级各部门制定《金融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确保预防预警机制有效运行；协调货币政策工具和财政政策的运用，提高金融风险处置成效；对涉及金融风险的其他事项进行研究。

第七条中国人民银行日照市中心支行和国家外汇管理局日照市中心支局负责通报中央银行货币政策、外汇政策和金融稳定政策及贯彻落实的措施；维护支付清算系统等金融基础设施的安全，加强外汇和国际收支管理；提供全国金融改革及金融业发展规划信息；对跨市场和系统性金融风险进行监测，对全市金融风险进行分析评估，向各成员单位提示风险；通报对金融机构提供流动性支持、维护金融市场稳定的情况；协助市政府及相关部门做好金融风险防范化解工作，并通报在风险处置中依法运用货币政策工具化解金融风险的情况；报告联席会议决定事项所承担工作的落实情况。

第八条日照银监分局负责通报金融监管政策和贯彻落实措施及效果；通报相应金融市场的变动状况，分析对辖区的影响；通报对辖区所监管机构的评级结果；通报发现的主要金融问题、原因以及控制措施的成效；通报银行业的运行和风险状况；制定本部门《金融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并保障相应机制运行；报告会议决定事项所承担工作的落实情况。

第九条市保险行业协会和证券营业机构负责通报本行业监管政策变化及落实措施；通报相应的市场变动状况，预测分析对本地市场的影响；按时提报相关经营统计资料；通报本行业的运行和风险状况；通报发现的主要问题、原因以及控制措施的成效；随时通报本行业出现的突发性风险，制定本单位《金融突发事件应急预案》；报告会议决定事项所承担工作的落实情况。

第十条市发改委、经贸委、统计局等部门要与人民银行和金融监管部门建立经济金融信息密切沟通机制；及时交流产业政策、行业发展状况等信息。

第十一条市财政局负责通报涉及金融业的财政政策及贯彻落实措施；提供地方性金融机构国有资产产权登记、年检和审核国有股权变动情况的信息；通报地方性金融机构年度会计报告的会审情况；对所监管金融机构的财务状况提出风险防范预警措施。

第十二条市公安局负责采取有效措施，协助有关金融监管部门依法取缔非法金融机构，严厉打击非法金融活动；组织、协调对各类涉嫌金融犯罪案件的侦查，最大限度地为金融机构挽回损失；依据国务院《企业事业单位内部治安保卫条例》有关规定，指导和监督金融机构营业场所做好安全保卫工作，督促落实安全防范措施；在金融机构发生危害内部安全的紧急治安事件时，保护金融机构有关人员及财产安全；对冲抢金融机构引发金融风险和危害金融安全的治安事件依法查处。

第十三条市政府法制办负责审查相关规范性文件，协调与职责相关的执法事宜以及相应的行政复议等工作。

第十四条市政府新闻办负责依据相关新闻工作预案，协助有关监管机构制订宣传口径，组织市级媒体播发相关消息；根据金融突发事件的严重程度或其他需要组织新闻会，组织记者采访；及时搜集境内外舆论情况，做好辟谣工作，澄清事实，正确引导舆论；加强对相关媒体的管理和引导，及时封堵和删除有害信息。

第十五条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负责依法登记金融企业；支持和配合有关部门严厉打击取缔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活动；协助金融机构制止企业逃废金融债务行为，维护金融债权。

第十六条市审计局负责提供金融机构资产、负债、损益等方面的审计信息。

第十七条联席会议办公室负责联席会议的组织和筹备；收集、整理会议议题；编发联席会议纪要；督促落实联席会议的决定事项，协调成员单位加强沟通、共享信息；协调跨市场和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分析研究，组织金融运行和风险情况调查。

联席会议办公室负责组织联席会议联络员会议。

第十八条联席会议联络员的职责：列席联席会议，负责会议记录；向联席会议办公室提供有关信息和数据，反映有关金融稳定事宜；组织本单位贯彻落实联席会议的有关决策，并反馈落实情况；负责金融稳定协调工作的宣传、信息收集、经验交流和专题调研活动；与其他成员单位进行联络。

第四章信息交流与反馈

第十九条金融稳定信息交流包括各成员单位之间相互通报信息、抄送文件、提供资信查询等日常工作。

联席会议成员单位根据职责分工，相互间应及时发送已有的报表、报告、分析资料以及风险案例等。

重大政策出台及调整时应主动抄送有关成员单位；对工作中需要的数据资料，有关成员单位应积极提供或配合进行查询、测算。

各成员单位要于每季度第一个月的20日前向联席会议办公室报送上一季度风险分析报告及相关材料，其它文件和信息视情况随时报送。

第二十条联席会议办公室编制《日照市金融稳定信息》，依据保密的原则在适当范围内发送。

《日照市金融稳定信息》主要内容包括：相关重要法律法规、国家重要政策；市委、市政府领导的重要讲话，有关批示；联席会议纪要，联席会议决定事项的落实进展情况；各成员单位提供的重要信息和资料；国际、国内有关金融稳定的理论研究成果及最新研究方向；全国各地金融稳定工作经验、案例分析等。

第二十一条信息交流要注重质量，做到真实、及时、简明。

第五章权利、义务与程序

第二十二条联席会议成员享有下列权利：

（一）了解国家有关方针、政策和全市金融业运行状况；

（二）就联席会议各项议题发表意见，提出建议；

（三）向联席会议提出建议，并进行阐释；

（四）提议召开临时联席会议。

第二十三条联席会议成员应当履行下列义务：

（一）如期参加会议，并认真履行相关职责；

（二）向其他联席会议成员单位提供咨询和信息资料；

（三）保守秘密，不得擅自对外透露会议有关的秘密信息。

第二十四条联席会议原则上每半年召开一次，遇有突发事件，经联席会议成员领导小组组长决定，可随时召开。

第二十五条联席会议联络员会议根据实际需要不定期召开，联络员会议难以协调的问题，提交联席会议磋商。

第六章附则

稳定范文篇3

一是和谐社会和理想社会的关系。

和谐社会并不是要给大家建立一个新的乌托邦。我们要针对当前需要突出解决的问题，围绕全面小康社会来建设，这是一个非常现实的目标，它和理想是有联系的，但是有很重要的区别。

二是和谐社会和富裕社会的关系。

和谐社会应当是一个相对富裕的社会。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也不可能在贫穷的基础上建立和谐社会，所以说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这条路线一百年不动摇，把发展作为执政党的第一要务，这是一个基础的东西。但是光富裕起来也还不行，还要看财富怎样分配，是不是广大人民群众能够普遍分享到改革发展的成果。

三是和谐社会和稳定社会的关系。

没有基本的稳定，不可能和谐，但是反过来讲，光有稳定没有活力也不行。这个社会还要使各种生产要素，包括劳动、知识、技术、才能、管理、资本等，都能迸发出它的活力。如果能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在利益格局多元化的情况下，还能形成强大的凝聚力量，这才是真正的和谐稳定。

四是和谐社会和公正社会的关系。总书记提到和谐社会的六个特征之一就是公平正义。公平和正义两个词有不太一样的含义，公平的外文叫e－quality，它表示是一个测量的东西，差距多少，平等不平等，这是公平。但是，正义和公正，外文叫justice，它是一个价值上的普遍看法。要使民众有社会公正的认同，这样才能更有效地解决利益关系问题，现在多数社会矛盾都是和利益相关的。

稳定范文篇4

1保持社会稳定，是邓小平长期一贯的思想

邓小平的稳定思想，由来已久，它萌发于民主革命时期。早在1948年8月他写给中央和的《关于今后进入新区的几点意见》中就说：“人民对我们的第一要求就是‘安政治’，因为人民最怕紊乱，怕无政府，要求有秩序。”[1]因此，要推行团结大多数的政策，广泛使用一切宣传武器，宣传我们的主张和政策，驳斥敌人的造谣和欺骗，以占领思想阵地，安定民心。

建国初期，在主持大西南工作时，他更加重视稳定工作。1949年11月，就贵州新区的工作给二野五兵团的电报中认为，“在策略上提出团结多数，打击少数，不可树敌过多，防止过左等等，这是很对的。”[1]1950年5月，在西南区新闻工作会议上的报告中又特别强调：“生产中主要一条方针是不要乱动。凡是无把握的事要慎重一些，先研究一番。”[1]7月，在欢迎中央民族访问团大会上的讲话中又指出，西南最复杂的又是最重大的问题就是民族问题，搞好民族团结，消除民族隔阂，不出乱子，就是工作做得好，就是成绩。同年12月，在西南局城市工作会议上，他要求加强公安工作，加强对帝国主义、国民党残余匪特的斗争，巩固革命秩序

1952年邓小平调到北京后，任政务院副总理兼财政部长，领导全国财经工作，这时他特别强调把国家财政放在经常的、稳固的、可靠的基础之上。同时，针对高饶联盟问题，在1954年2月中共七届四中全会上的发言和1956年9月八大所作的《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中，他都特别强调了党的团结和统一问题。他指出：“党的团结和统一，是党的生命，是党的力量的所在。经常注意维护党的团结，巩固党的统一，是每一个党员的神圣职责。”[1]根据这一精神，八大通过的党章，在党员义务的规定中，增加了新内容，把“维护党的团结，巩固党的统一”列为党员的义务。

1956年至1966年“”前，邓小平对社会稳定的关注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反对“大民主”。1956年苏共二十大后，东欧的波兰和匈牙利相继发生了严重事件，我国也出现主张实行西方式资产阶级民主、以大规模群众斗争或闹事来实现民主权利的现象，在1956年11月召开的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批评了这种大规模风潮和闹事的“大民主”。同一样，邓小平也表示不赞成这种“大民主”。1957年4月，在西安干部会议上他旗帜鲜明地指出：“现在有的地方不是讲闹事吗？有些人不是讲大民主吗？有些青年人总觉得大民主解决问题，我们是不赞成搞大民主的。”“大民主我们并不提倡，搞大民主并不好。匈牙利搞大民主要几年才能恢复元气，吃亏的还是人民。波兰搞大民主也需要相当一个时期才能恢复元气。所以，大民主不要希望搞，没有什么值得效法的地方。”[1]在他看来，反对官僚主义，实现人民民主权利，应采取小民主的办法，即严格按照宪法的规定来执行。二是反对“大搞群众运动”。1961年10月，他深入分析了当时做群众工作常见的方式——搞运动的方式或谓之“热闹方式”。他说，“我们不能否定在某一个时期要有一个具有一定规模的热闹的形式，……但是我们的群众路线，不能满足于那个热热闹闹，主要是做经常的、细致的工作。”[1]他认为当时相当多的群众运动不是群众自愿的，违反了群众路线，最主要的还是做好经常性的工作。1962年2月，他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又强调，群众运动要建立在大量的深入细致的经常性工作基础之上，而这几年“差不多是把搞运动当作我们群众路线的唯一形式，天天运动，这是不好的。”[1]因为许多经常性的工作被不断的运动挤掉了，这一教训应该吸取。邓小平的这些思想实际上成为以后他保持稳定、不搞运动思想的雏形。但遗憾的是，这样有价值的思想未能得到贯彻执行，以至大规模的群众运动愈演愈烈，最终导致十年“”的大动乱，使党和国家遭受惨痛损失。

“”开始后不久，邓小平即被打倒。亲身经历了那场浩劫，邓小平深知社会稳定对中国意味着什么。当1975年他第二次复出时，主要做的就是对各方面秩序的整顿，以恢复良好的生产和生活秩序。1975年1月，在总参干部会上就军队问题他说，要安定团结，就必须消除派性，增强党性。3月，就铁路部门的问题他又说，要建立必要的规章制度、增强组织纪律性，把闹派性的头头调开。5月，就钢铁工业的整顿，他再次强调要坚决同派性作斗争，建立必要的规章制度。7月4日对中央读书班学员的谈话中，邓小平意味深长地指出，同志过去就讲过，已经八年了，以安定为好。现在加一年，九年了，要团结起来，安定起来，我们有好多事要办。可以说，邓小平主持工作的这一年，是安定秩序的一年。关于这一点，1987年10月，他在会见来访的外国友人时说：“一九七五年我主持中央常务工作，那时的改革用的名称是整顿，强调把经济搞上去，首先是恢复生产秩序，凡是这样做的地方都见效。”[2]但随着邓小平第三次被打倒，整顿被迫中断，然而，这一整顿可以说是邓小平稳定思想的初步展开。

1977年7月，邓小平第三次复出。在1978年12月的重要讲话《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中，他就指出：“安定团结十分重要。”[3]同时，也已经预见到改革可能带来的不稳定因素，他说：“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改革，不会是一帆风顺的，它涉及的面很广，涉及一大批人的切身利益，一定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复杂情况和问题，一定会遇到重重障碍。”“对此我们必须有足够的思想准备

从以上回顾中可以看出，邓小平的稳定思想并不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才有的。

2“稳定压倒一切”是历史和现实的迫切要求

1978年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全党和全国工作重心的转移，中国进入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邓小平成为领导这一伟大社会变革的总设计师。他更加关注中国社会的稳定问题，并把它置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体布局中去思考，从而形成科学完整的社会稳定理论。

回顾1978年三中全会到1992年南巡谈话这段激动人心的历程，可以发现，邓小平对社会稳定的重视是以一贯之的，根据当时国际国内局势的变化，在某段时间他又特别强调社会稳定问题，这样大致有三次。

第一次是1979年到1980年。当时各项工作刚开始走上正规，但影响社会政治稳定的势力还很大。、“”和“”中打砸抢的残余势力，从极“左”出发破坏改革开放。同时，伴随思想解放，社会上出现了诸如“西单墙”的一些右翼势力，这些人打着“民主、人权”的旗帜，企图否定共产党和社会主义，污蔑党的伟大领袖同志和无产阶级专政，公然宣扬搞西方资本主义那一套。对此，邓小平在1979年3月召开的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发表讲话，明确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并强调：“如果动摇了这四项基本原则中的任何一项，那就动摇了整个社会主义事业，整个现代化建设事业。”[3]1980年1月，邓小平在《目前的形势和任务》这篇对整个80年代工作都极具指导性的长篇讲话中，总结回顾了粉碎“”以后三年多的工作，展望了80年代的任务，把“要有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作为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具备的一个前提进行集中系统的阐述。1980年12月，在中央工作会议上，邓小平作了《贯彻调整方针，保证安定团结》的重要讲话，又一次集中系统地论述了社会稳定问题。他把经济调整和政治安定作为贯彻三中全会路线并行的两个轮子，认为经济调整成败的关键取决于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是否遭到破坏，如果遭到破坏，调整工作就根本无法进行

第二次是1986年到1987年。由于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泛滥，1986年12月中下旬，我国一些城市出现学生上街闹事现象，社会出现动荡。对此，邓小平在1986年9月至1987年6月的一系列讲话中反复强调中国必须有一个稳定的政治局面，以保证有领导有秩序地进行建设，中国不能再折腾，不能再动荡，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要贯穿于整个现代化的过程中，要用中国的历史教育青年。

第三次是1989年以后。由于国际大气候和国内小气候的共同作用，1989年春，国内出现了严重的政治风波，在首都北京，动荡最后还演变为政治暴乱，严重威胁到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的国家政权。邓小平对这一事件自始自终给予了高度重视，支持中央采取坚决行动平息动乱。他用了“压倒一切”、“最高利益”等词语来说明稳定对于中国的极端重要性，并明确表示：中国不允许乱，同时还阐述了与稳定有关的一系列方针政策。

以上说明，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邓小平同志愈加强调稳定。那么，社会稳定对于当代中国为什么如此重要呢？综合邓小平的论述，主要有：

(1)稳定是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战略的必备前提

早在1979年，邓小平就反复说，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是我们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必不可少的条件和保证，没有这一局面，搞四个现代化就不行。在他看来，实现四个现代化是全国人民的最大利益，发挥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归根到底是要大幅度发展社会生产力，逐步改善、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但如果没有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这一切都不可能。1985年5月，邓小平在会见陈鼓应教授时说：“总之，一个目标，就是要有一个安定的政治环境。不安定，政治动乱，就不可能从事社会主义建设，一切都谈不上。治理国家，这是一个大道理，要管许多小道理。那些小道理或许有道理，但是没有这个大道理就不行。”[2]1989年2月，在会见美国总统布什时他说：“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没有稳定的环境，什么都搞不成，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失掉。”[2]这样的论述还很多，由此可见邓小平的良苦用心。他多次说过，中国人这么多，底子这么薄，经济上还相当落后，而要发挥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就必须紧紧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社会的进步、人民的幸福、国家的强盛是他最为关心的。如果没有一个稳定的秩序，今天这个示威，明天那个示威，三百六十五天，天天会有示威游行，那就根本谈不上搞经济建设了。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2)稳定也是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的需要

当今世界，和平与发展是时代的主题，但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依然存在。西方国家对中国一直存有分化和西化的企图，在打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他们插手中国内政，总是希望我国越乱越好，以便从中牟利。1989年的政治风波可以清楚地说明这一点。所以邓小平说：“这次动乱从反面教育了我们。国家的主权、国家的安全要始终放在第一位，对这一点我们比过去更清楚了。”[2]而要维护国家的主权、安全和利益，又必须有一个稳定的国内环境，对此，邓小平分析道：“中国自己要稳住阵脚，否则，人家就要打我们的主意。”[2]“要让外国人看到中国政局是稳定的。如果搞得乱七八糟、一盘散沙，那还有什么希望？过去帝国主义欺侮我们，还不是因为我们是一盘散沙？”[2]所以，他要求，今后如有需要，动乱因素一出现，我们就采取严厉手段加以消除，以保证我国不受任何外来干涉，维护国家的主权。

(3)中国的稳定也是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需要

在世界各国联系日益密切的今天，中国的稳定和发展与整个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密不可分，一方面中国有赖于世界，但同时世界也需要中国。邓小平认为，中国是一个和平的力量，是制约战争的力量，但这一力量现在还小，等到中国发展起来了，中国对世界和平的作用会更大。中国还是个巨大的市场，只有稳定，外国投资者和商家才有来此赚取利润的机会。因此，“中国在国际上有特殊的重要性，关系到国际局势的稳定与安全。如果中国动乱，问题就大得很了。”[2]如果中国出现内乱，“难民不是百万、千万而是成亿地往外面跑，首先受影响的就是现在世界上最有希望的亚太地区。这就会是世界性的灾难。”[2]所以，中国保持稳定，不仅是对自己负责，同时也是对全世界全人类负责。

(4)稳定更是历史教训的总结

作为一个久经风霜的伟人，邓小平善于从历史与现实相结合的角度来思考问题，善于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伟大国家，但自鸦片战争以来的近代史，是一部遭侵略、受屈辱的历史，世界上没有人瞧得起中国。只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建立了社会主义的新中国，才结束了内忧外患、动乱纷争的局面。新中国成立后，由于种种原因，我们又贻误了发展的良机。邓小平说：“‘’耽误了十年。如果加上从一九五七年开始的‘左’的错误所耽误的时间，总的算起来应该是二十年。”这二十年“就整个政治局面来说，是一个混乱状态；就整个经济情况来说，实际上是处于缓慢发展和停滞状态。”[2]而这一时期是世界新科技革命日新月异的时期，许多国家抓住机会，加速发展，中国与世界的差距拉得太大了。关于稳定，邓小平不止一次谈及“”。比如，“的经验已经证明，动乱不能前进，只能后退，要有秩序才能前进。”[3]我们已经有‘’的经验教训，这样一闹，就会出现新的‘文化大命’。”[2]“因为我们有‘’的经历，亲眼看到了它的恶果。……如果我们现在十亿人搞多党竞选，一定会出现‘’中那样‘全面内战’的混乱局面。”[2]“现在要是中国乱起来，就决不只是‘’那样的问题。”[2]“乱就打内战，‘’就是内战。”[2]等等。邓小平多次说过，之所以能在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提出现行的一系列政策，就是总结了“”的经验教训，而“稳定压倒一切”的政策无疑也是这一总结的结果。

3稳定是一个综合性概念，具有多方面的含义

据粗略统计，邓小平在80年代中期以前较少使用稳定一词，即便使用，也多指某一方面的稳定，用以指国家稳定则是在1984年6月30日会见日本友人时，他用了“中国稳定不稳定……”这样的表述方式。但这并不是说直到这时邓小平才有国家稳定的思想，在此之前，他大多用“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一词来表达国家稳定之意。后来邓小平越来越多地使用稳定这一概念。邓小平所理解的稳定是一个全面的综合性的概念，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含义：

(1)政局稳定。1987年4月，在会见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时，邓小平总结了“两个稳定”的思想：“一个是政局稳定，一个是政策稳定，两个稳定。不变也就是稳定。”[2]邓小平多次使用的“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其实指的就是政局稳定。政局稳定在中国主要是指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性质不变，而其根本就是共产党领导地位的不可动摇性。但党的领导不能仅仅寄托于一两个人身上，而要靠一个稳定的成熟的领导集体来保证。他说：“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2]“中国问题的关键在于共产党要有一个好的政治局，特别是好的政治局常委会。只要这个环节不发生问题，中国就稳如泰山。”[2]同时，他认为这个领导集体还必须有一个核心，没有核心的领导是靠不住的。

(2)政策稳定。这主要指党和国家各项路线、方针、政策的连续性，关于这一点，邓小平的论述是相当多的。1984年10月，在中顾委第三次全体会议上，他说：“我们现在制定的这些方针、政策、战略，谁也变不了。为什么？因为实践证明现在的政策是正确的，是行之有效的。人民生活确实好起来了，国家兴旺发达起来了，国际信誉高起来了，这是最大的事情。改变现在政策，国家要受损失，人民要受损失，人民不会赞成。”[2]针对1989年的政治风波，他说：“改革开放政策不变，几十年不变，一直要讲到底。要继续贯彻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连语言都不变。”[2]因为，“谁要改变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老百姓不答应，谁就会被打倒。”[2]所以，只要改革开放政策稳定，中国就大有希望。

(3)经济稳定。如前所述，早在50年代初邓小平就强调国家财政的稳定性。作为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总是从政治与经济的联系中观察政治问题，深知政治稳定离不开经济稳定。所谓经济稳定，就是经济稳定协调地发展，保持一定的增长速度，不能滑坡。在邓小平看来，经济必须按比例协调发展，否则就不可能有稳定的、确实可靠的高速度。所以，每过一段时间对经济进行调整和整顿是必要的，但不能因此过多地影响速度。1990年3月，他说：“现在特别要注意经济发展速度滑坡的问题，我担心滑坡。……假设我们有五年不发展，或者是低速度发展，例如百分之四、百分之五，甚至百分之二、百分之三，会发生什么影响？这不只是经济问题，实际上是个政治问题。所以，我们要力争在治理整顿中早一点取得适度的发展。”[2]因此，要敢闯、敢冒，抓住机会，力争几年上一个台阶。当然，“改革没有万无一失的方案，问题是要搞得比较稳妥一些，选择的方案和时机要恰当。不犯错误不可能，要争取犯得小一些，遇到问题就及时调整。”[2]他常说，讲究稳妥是对的，但强调得过分就可能丧失时机，变成停滞不前。

(4)文化稳定。文化稳定主要是要坚持马列主义、思想在中国的指导地位，坚持社会主义的思想原则，并以这样的思想武装党和人民，建立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接班人。针对“”后社会上存在的否定的思潮，邓小平进行了坚决的反驳。他认为，同志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没有，中国革命可能到现在还在黑暗中摸索。的错误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所犯的错误，同其伟大的功绩相比，只能是第二位的。“给同志抹黑，也就是给我们党、我们国家抹黑。”[3]“否定这样一个伟大的历史人物，意味着否定我们国家的一段重要历史。这就会造成思想混乱，导致政治的不稳定。”[2]所以，思想永远是我们前进的旗帜，天安门上的像要永远保留下去。同时，还必须对全体人民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在整个现代化的过程中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因为资产阶级自由化只会导致国家一盘散沙、全面内乱。

(5)社会稳定。这里是指狭义的社会稳定，主要包括良好的社会风气和社会治安状况。社会风气是指某一时间社会中大多数人的行为习惯和偏好，它主要包括党风、军风、民风、学风，因为我国是共产党领导的国家，故最重要的是党风。邓小平认为，、“”严重破坏了我国的社会风气，遗毒很深，因此，“抓党风、社会风气好转，必须狠狠地抓，一天不放松地抓，从具体事件抓起。”[2]至少要抓十年，才能恢复到五十年代最好时期的党风和社会风气。要从国家的未来青少年抓起，要在他们中大力提倡“勤奋学习、遵守纪律、热爱劳动、助人为乐、艰苦奋斗、英勇对敌的革命风尚”，[3]把他们培养成为忠于祖国和人民、有很高的政治责任心和集体主义精神、有坚定的革命理想和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的工作作风、严守纪律并专心致志为人民积极工作的劳动者。社会治安的稳定直接关系到人民群众的日常工作、学习和生活，关系到他们生命财产的安全，是社会稳定的晴雨表。市场经济的负面影响导致一些人利欲熏心、铤而走险，一度犯罪率上升。对此邓小平认为，“刑事案件、恶性案件大幅度增加，这种情况很不得人心”，[2]“必须依法从重从快集中打击”。[2]“死刑不能废除，有些罪犯就是要判死刑。”[2]对那些屡教屡犯的累犯，贩卖妇女儿童的，搞反动会道门活动的，以及经济犯罪特别严重、使国家损失几百万上千万的，都要依法判死刑，要多杀几个，这才能真正表现我们的决心。他始终强调要两手抓，一手抓建设，一手抓法制；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打击各种犯罪活动，两只手都要硬。他说，打击各种犯罪活动，扫除各种丑恶现象，手软不得。

稳定范文篇5

【正文】

在走向现代化的社会转型过程中，广大的发展中国家普遍面临着社会发展与社会稳定这一难题。邓小平同志站在时代的高度，在纵览当代世界各国的发展形势，深刻洞察中国近现展的曲折历程，尤其是全面总结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创立了独特的社会稳定理论。认真学习、深入领会邓小平这一思想，对于正确处理改革、发展与稳定的关系，保持我国社会的长治久安，顺利实现我国现代化的第三步战略目标都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1保持社会稳定，是邓小平长期一贯的思想

邓小平的稳定思想，由来已久，它萌发于民主革命时期。早在1948年8月他写给中央和的《关于今后进入新区的几点意见》中就说：“人民对我们的第一要求就是‘安政治’，因为人民最怕紊乱，怕无政府，要求有秩序。”[1]因此，要推行团结大多数的政策，广泛使用一切宣传武器，宣传我们的主张和政策，驳斥敌人的造谣和欺骗，以占领思想阵地，安定民心。

建国初期，在主持大西南工作时，他更加重视稳定工作。1949年11月，就贵州新区的工作给二野五兵团的电报中认为，“在策略上提出团结多数，打击少数，不可树敌过多，防止过左等等，这是很对的。”[1]1950年5月，在西南区新闻工作会议上的报告中又特别强调：“生产中主要一条方针是不要乱动。凡是无把握的事要慎重一些，先研究一番。”[1]7月，在欢迎中央民族访问团大会上的讲话中又指出，西南最复杂的又是最重大的问题就是民族问题，搞好民族团结，消除民族隔阂，不出乱子，就是工作做得好，就是成绩。同年12月，在西南局城市工作会议上，他要求加强公安工作，加强对帝国主义、国民党残余匪特的斗争，巩固革命秩序。[1]

1952年邓小平调到北京后，任政务院副总理兼财政部长，领导全国财经工作，这时他特别强调把国家财政放在经常的、稳固的、可靠的基础之上。同时，针对高饶联盟问题，在1954年2月中共七届四中全会上的发言和1956年9月八大所作的《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中，他都特别强调了党的团结和统一问题。他指出：“党的团结和统一，是党的生命，是党的力量的所在。经常注意维护党的团结，巩固党的统一，是每一个党员的神圣职责。”[1]根据这一精神，八大通过的党章，在党员义务的规定中，增加了新内容，把“维护党的团结，巩固党的统一”列为党员的义务。

1956年至1966年“”前，邓小平对社会稳定的关注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反对“大民主”。1956年苏共二十大后，东欧的波兰和匈牙利相继发生了严重事件，我国也出现主张实行西方式资产阶级民主、以大规模群众斗争或闹事来实现民主权利的现象，在1956年11月召开的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批评了这种大规模风潮和闹事的“大民主”。同一样，邓小平也表示不赞成这种“大民主”。1957年4月，在西安干部会议上他旗帜鲜明地指出：“现在有的地方不是讲闹事吗？有些人不是讲大民主吗？有些青年人总觉得大民主解决问题，我们是不赞成搞大民主的。”“大民主我们并不提倡，搞大民主并不好。匈牙利搞大民主要几年才能恢复元气，吃亏的还是人民。波兰搞大民主也需要相当一个时期才能恢复元气。所以，大民主不要希望搞，没有什么值得效法的地方。”[1]在他看来，反对官僚主义，实现人民民主权利，应采取小民主的办法，即严格按照宪法的规定来执行。二是反对“大搞群众运动”。1961年10月，他深入分析了当时做群众工作常见的方式——搞运动的方式或谓之“热闹方式”。他说，“我们不能否定在某一个时期要有一个具有一定规模的热闹的形式，……但是我们的群众路线，不能满足于那个热热闹闹，主要是做经常的、细致的工作。”[1]他认为当时相当多的群众运动不是群众自愿的，违反了群众路线，最主要的还是做好经常性的工作。1962年2月，他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又强调，群众运动要建立在大量的深入细致的经常性工作基础之上，而这几年“差不多是把搞运动当作我们群众路线的唯一形式，天天运动，这是不好的。”[1]因为许多经常性的工作被不断的运动挤掉了，这一教训应该吸取。邓小平的这些思想实际上成为以后他保持稳定、不搞运动思想的雏形。但遗憾的是，这样有价值的思想未能得到贯彻执行，以至大规模的群众运动愈演愈烈，最终导致十年“”的大动乱，使党和国家遭受惨痛损失。

“”开始后不久，邓小平即被打倒。亲身经历了那场浩劫，邓小平深知社会稳定对中国意味着什么。当1975年他第二次复出时，主要做的就是对各方面秩序的整顿，以恢复良好的生产和生活秩序。1975年1月，在总参干部会上就军队问题他说，要安定团结，就必须消除派性，增强党性。3月，就铁路部门的问题他又说，要建立必要的规章制度、增强组织纪律性，把闹派性的头头调开。5月，就钢铁工业的整顿，他再次强调要坚决同派性作斗争，建立必要的规章制度。7月4日对中央读书班学员的谈话中，邓小平意味深长地指出，同志过去就讲过，已经八年了，以安定为好。现在加一年，九年了，要团结起来，安定起来，我们有好多事要办。可以说，邓小平主持工作的这一年，是安定秩序的一年。关于这一点，1987年10月，他在会见来访的外国友人时说：“一九七五年我主持中央常务工作，那时的改革用的名称是整顿，强调把经济搞上去，首先是恢复生产秩序，凡是这样做的地方都见效。”[2]但随着邓小平第三次被打倒，整顿被迫中断，然而，这一整顿可以说是邓小平稳定思想的初步展开。

1977年7月，邓小平第三次复出。在1978年12月的重要讲话《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中，他就指出：“安定团结十分重要。”[3]同时，也已经预见到改革可能带来的不稳定因素，他说：“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改革，不会是一帆风顺的，它涉及的面很广，涉及一大批人的切身利益，一定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复杂情况和问题，一定会遇到重重障碍。”“对此我们必须有足够的思想准备。”[3]

从以上回顾中可以看出，邓小平的稳定思想并不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才有的。

2“稳定压倒一切”是历史和现实的迫切要求

1978年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全党和全国工作重心的转移，中国进入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邓小平成为领导这一伟大社会变革的总设计师。他更加关注中国社会的稳定问题，并把它置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体布局中去思考，从而形成科学完整的社会稳定理论。

回顾1978年三中全会到1992年南巡谈话这段激动人心的历程，可以发现，邓小平对社会稳定的重视是以一贯之的，根据当时国际国内局势的变化，在某段时间他又特别强调社会稳定问题，这样大致有三次。

第一次是1979年到1980年。当时各项工作刚开始走上正规，但影响社会政治稳定的势力还很大。、“”和“”中打砸抢的残余势力，从极“左”出发破坏改革开放。同时，伴随思想解放，社会上出现了诸如“西单墙”的一些右翼势力，这些人打着“民主、人权”的旗帜，企图否定共产党和社会主义，污蔑党的伟大领袖同志和无产阶级专政，公然宣扬搞西方资本主义那一套。对此，邓小平在1979年3月召开的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发表讲话，明确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并强调：“如果动摇了这四项基本原则中的任何一项，那就动摇了整个社会主义事业，整个现代化建设事业。”[3]1980年1月，邓小平在《目前的形势和任务》这篇对整个80年代工作都极具指导性的长篇讲话中，总结回顾了粉碎“”以后三年多的工作，展望了80年代的任务，把“要有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作为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具备的一个前提进行集中系统的阐述。1980年12月，在中央工作会议上，邓小平作了《贯彻调整方针，保证安定团结》的重要讲话，又一次集中系统地论述了社会稳定问题。他把经济调整和政治安定作为贯彻三中全会路线并行的两个轮子，认为经济调整成败的关键取决于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是否遭到破坏，如果遭到破坏，调整工作就根本无法进行。[3]

第二次是1986年到1987年。由于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泛滥，1986年12月中下旬，我国一些城市出现学生上街闹事现象，社会出现动荡。对此，邓小平在1986年9月至1987年6月的一系列讲话中反复强调中国必须有一个稳定的政治局面，以保证有领导有秩序地进行建设，中国不能再折腾，不能再动荡，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要贯穿于整个现代化的过程中，要用中国的历史教育青年。

第三次是1989年以后。由于国际大气候和国内小气候的共同作用，1989年春，国内出现了严重的政治风波，在首都北京，动荡最后还演变为政治暴乱，严重威胁到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的国家政权。邓小平对这一事件自始自终给予了高度重视，支持中央采取坚决行动平息动乱。他用了“压倒一切”、“最高利益”等词语来说明稳定对于中国的极端重要性，并明确表示：中国不允许乱，同时还阐述了与稳定有关的一系列方针政策。

以上说明，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邓小平同志愈加强调稳定。那么，社会稳定对于当代中国为什么如此重要呢？综合邓小平的论述，主要有：

(1)稳定是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战略的必备前提

早在1979年，邓小平就反复说，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是我们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必不可少的条件和保证，没有这一局面，搞四个现代化就不行。在他看来，实现四个现代化是全国人民的最大利益，发挥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归根到底是要大幅度发展社会生产力，逐步改善、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但如果没有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这一切都不可能。1985年5月，邓小平在会见陈鼓应教授时说：“总之，一个目标，就是要有一个安定的政治环境。不安定，政治动乱，就不可能从事社会主义建设，一切都谈不上。治理国家，这是一个大道理，要管许多小道理。那些小道理或许有道理，但是没有这个大道理就不行。”[2]1989年2月，在会见美国总统布什时他说：“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没有稳定的环境，什么都搞不成，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失掉。”[2]这样的论述还很多，由此可见邓小平的良苦用心。他多次说过，中国人这么多，底子这么薄，经济上还相当落后，而要发挥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就必须紧紧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社会的进步、人民的幸福、国家的强盛是他最为关心的。如果没有一个稳定的秩序，今天这个示威，明天那个示威，三百六十五天，天天会有示威游行，那就根本谈不上搞经济建设了。

(2)稳定也是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的需要

当今世界，和平与发展是时代的主题，但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依然存在。西方国家对中国一直存有分化和西化的企图，在打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他们插手中国内政，总是希望我国越乱越好，以便从中牟利。1989年的政治风波可以清楚地说明这一点。所以邓小平说：“这次动乱从反面教育了我们。国家的主权、国家的安全要始终放在第一位，对这一点我们比过去更清楚了。”[2]而要维护国家的主权、安全和利益，又必须有一个稳定的国内环境，对此，邓小平分析道：“中国自己要稳住阵脚，否则，人家就要打我们的主意。”[2]“要让外国人看到中国政局是稳定的。如果搞得乱七八糟、一盘散沙，那还有什么希望？过去帝国主义欺侮我们，还不是因为我们是一盘散沙？”[2]所以，他要求，今后如有需要，动乱因素一出现，我们就采取严厉手段加以消除，以保证我国不受任何外来干涉，维护国家的主权。

(3)中国的稳定也是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需要

在世界各国联系日益密切的今天，中国的稳定和发展与整个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密不可分，一方面中国有赖于世界，但同时世界也需要中国。邓小平认为，中国是一个和平的力量，是制约战争的力量，但这一力量现在还小，等到中国发展起来了，中国对世界和平的作用会更大。中国还是个巨大的市场，只有稳定，外国投资者和商家才有来此赚取利润的机会。因此，“中国在国际上有特殊的重要性，关系到国际局势的稳定与安全。如果中国动乱，问题就大得很了。”[2]如果中国出现内乱，“难民不是百万、千万而是成亿地往外面跑，首先受影响的就是现在世界上最有希望的亚太地区。这就会是世界性的灾难。”[2]所以，中国保持稳定，不仅是对自己负责，同时也是对全世界全人类负责。

(4)稳定更是历史教训的总结

作为一个久经风霜的伟人，邓小平善于从历史与现实相结合的角度来思考问题，善于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伟大国家，但自鸦片战争以来的近代史，是一部遭侵略、受屈辱的历史，世界上没有人瞧得起中国。只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建立了社会主义的新中国，才结束了内忧外患、动乱纷争的局面。新中国成立后，由于种种原因，我们又贻误了发展的良机。邓小平说：“‘’耽误了十年。如果加上从一九五七年开始的‘左’的错误所耽误的时间，总的算起来应该是二十年。”这二十年“就整个政治局面来说，是一个混乱状态；就整个经济情况来说，实际上是处于缓慢发展和停滞状态。”[2]而这一时期是世界新科技革命日新月异的时期，许多国家抓住机会，加速发展，中国与世界的差距拉得太大了。关于稳定，邓小平不止一次谈及“”。比如，“的经验已经证明，动乱不能前进，只能后退，要有秩序才能前进。”[3]我们已经有‘’的经验教训，这样一闹，就会出现新的‘’。”[2]“因为我们有‘’的经历，亲眼看到了它的恶果。……如果我们现在十亿人搞多党竞选，一定会出现‘’中那样‘全面内战’的混乱局面。”[2]“现在要是中国乱起来，就决不只是‘’那样的问题。”[2]“乱就打内战，‘’就是内战。”[2]等等。邓小平多次说过，之所以能在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提出现行的一系列政策，就是总结了“”的经验教训，而“稳定压倒一切”的政策无疑也是这一总结的结果。

3稳定是一个综合性概念，具有多方面的含义

据粗略统计，邓小平在80年代中期以前较少使用稳定一词，即便使用，也多指某一方面的稳定，用以指国家稳定则是在1984年6月30日会见日本友人时，他用了“中国稳定不稳定……”这样的表述方式。但这并不是说直到这时邓小平才有国家稳定的思想，在此之前，他大多用“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一词来表达国家稳定之意。后来邓小平越来越多地使用稳定这一概念。邓小平所理解的稳定是一个全面的综合性的概念，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含义：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1)政局稳定。1987年4月，在会见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时，邓小平总结了“两个稳定”的思想：“一个是政局稳定，一个是政策稳定，两个稳定。不变也就是稳定。”[2]邓小平多次使用的“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其实指的就是政局稳定。政局稳定在中国主要是指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性质不变，而其根本就是共产党领导地位的不可动摇性。但党的领导不能仅仅寄托于一两个人身上，而要靠一个稳定的成熟的领导集体来保证。他说：“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2]“中国问题的关键在于共产党要有一个好的政治局，特别是好的政治局常委会。只要这个环节不发生问题，中国就稳如泰山。”[2]同时，他认为这个领导集体还必须有一个核心，没有核心的领导是靠不住的。

(2)政策稳定。这主要指党和国家各项路线、方针、政策的连续性，关于这一点，邓小平的论述是相当多的。1984年10月，在中顾委第三次全体会议上，他说：“我们现在制定的这些方针、政策、战略，谁也变不了。为什么？因为实践证明现在的政策是正确的，是行之有效的。人民生活确实好起来了，国家兴旺发达起来了，国际信誉高起来了，这是最大的事情。改变现在政策，国家要受损失，人民要受损失，人民不会赞成。”[2]针对1989年的政治风波，他说：“改革开放政策不变，几十年不变，一直要讲到底。要继续贯彻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连语言都不变。”[2]因为，“谁要改变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老百姓不答应，谁就会被打倒。”[2]所以，只要改革开放政策稳定，中国就大有希望。

(3)经济稳定。如前所述，早在50年代初邓小平就强调国家财政的稳定性。作为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总是从政治与经济的联系中观察政治问题，深知政治稳定离不开经济稳定。所谓经济稳定，就是经济稳定协调地发展，保持一定的增长速度，不能滑坡。在邓小平看来，经济必须按比例协调发展，否则就不可能有稳定的、确实可靠的高速度。所以，每过一段时间对经济进行调整和整顿是必要的，但不能因此过多地影响速度。1990年3月，他说：“现在特别要注意经济发展速度滑坡的问题，我担心滑坡。……假设我们有五年不发展，或者是低速度发展，例如百分之四、百分之五，甚至百分之二、百分之三，会发生什么影响？这不只是经济问题，实际上是个政治问题。所以，我们要力争在治理整顿中早一点取得适度的发展。”[2]因此，要敢闯、敢冒，抓住机会，力争几年上一个台阶。当然，“改革没有万无一失的方案，问题是要搞得比较稳妥一些，选择的方案和时机要恰当。不犯错误不可能，要争取犯得小一些，遇到问题就及时调整。”[2]他常说，讲究稳妥是对的，但强调得过分就可能丧失时机，变成停滞不前。

(4)文化稳定。文化稳定主要是要坚持马列主义、思想在中国的指导地位，坚持社会主义的思想原则，并以这样的思想武装党和人民，建立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接班人。针对“”后社会上存在的否定的思潮，邓小平进行了坚决的反驳。他认为，同志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没有，中国革命可能到现在还在黑暗中摸索。的错误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所犯的错误，同其伟大的功绩相比，只能是第二位的。“给同志抹黑，也就是给我们党、我们国家抹黑。”[3]“否定这样一个伟大的历史人物，意味着否定我们国家的一段重要历史。这就会造成思想混乱，导致政治的不稳定。”[2]所以，思想永远是我们前进的旗帜，天安门上的像要永远保留下去。同时，还必须对全体人民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在整个现代化的过程中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因为资产阶级自由化只会导致国家一盘散沙、全面内乱。

(5)社会稳定。这里是指狭义的社会稳定，主要包括良好的社会风气和社会治安状况。社会风气是指某一时间社会中大多数人的行为习惯和偏好，它主要包括党风、军风、民风、学风，因为我国是共产党领导的国家，故最重要的是党风。邓小平认为，、“”严重破坏了我国的社会风气，遗毒很深，因此，“抓党风、社会风气好转，必须狠狠地抓，一天不放松地抓，从具体事件抓起。”[2]至少要抓十年，才能恢复到五十年代最好时期的党风和社会风气。要从国家的未来青少年抓起，要在他们中大力提倡“勤奋学习、遵守纪律、热爱劳动、助人为乐、艰苦奋斗、英勇对敌的革命风尚”，[3]把他们培养成为忠于祖国和人民、有很高的政治责任心和集体主义精神、有坚定的革命理想和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的工作作风、严守纪律并专心致志为人民积极工作的劳动者。社会治安的稳定直接关系到人民群众的日常工作、学习和生活，关系到他们生命财产的安全，是社会稳定的晴雨表。市场经济的负面影响导致一些人利欲熏心、铤而走险，一度犯罪率上升。对此邓小平认为，“刑事案件、恶性案件大幅度增加，这种情况很不得人心”，[2]“必须依法从重从快集中打击”。[2]“死刑不能废除，有些罪犯就是要判死刑。”[2]对那些屡教屡犯的累犯，贩卖妇女儿童的，搞反动会道门活动的，以及经济犯罪特别严重、使国家损失几百万上千万的，都要依法判死刑，要多杀几个，这才能真正表现我们的决心。他始终强调要两手抓，一手抓建设，一手抓法制；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打击各种犯罪活动，两只手都要硬。他说，打击各种犯罪活动，扫除各种丑恶现象，手软不得。

(6)农村稳定。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农民占人口的绝大多数，无论革命和建设都必须高度重视和正确处理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1984年6月，邓小平在会见日本友人时说：“中国有百分之八十的人口住在农村，中国稳定不稳定首先要看这百分之八十稳定不稳定。城市搞得再漂亮，没有农村这一稳定的基础是不行的。”[2]后来他在1984年10月、1985年4月和1987年6月多次重申“农村不稳定，整个政治局势就不稳定”的观点，并把它作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经验向来访的客人介绍。

(7)国际稳定。1987年3月邓小平曾说，实现现代化，“需要两个条件，一个是国际上的和平环境，另一个是国内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2]国内稳定与国际稳定一向是密不可分的，在经济全球化迅猛发展的今天，要想有一个安定的国内建设的局面，自然少不了和平的国际环境。1980年1月，在《目前的形势和任务》讲话中邓小平提出：“我们的对外政策，就本国来说，是要寻求一个和平的环境来实现四个现代化。”[3]当时主要着眼于从1980年到2000年实现“小康之家”，所以希望能获得二十年的和平。1982年8月，在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德奎利亚尔时他又说：“我们希望有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希望至少有五十年到七十年的和平时间。”[3]这时，邓小平已经有三步走的战略构想，所以他认为，提出这样一个口号不是在讲空话，它完全是出自中国现代化三步走的战略的需要。后来在会见外宾的场合，他多次重申这一思想。正是基于这样的战略考虑，他提出了诸如“一个国家，两种制度”、“搁置争议，共同开发”以及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等一系列稳定国际局势的主张。

【参考文献】

[1]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稳定范文篇6

新疆是一个多民族、多宗教的少数民族自治区。面对新疆高校反分裂、反渗透斗争的严峻形势和客观实际，根据中央关于维护新疆稳定的一系列重大战略部署，自治区党委始终把高校领导班子建设作为高校党建工作以及其他各项工作的核心来抓，坚持政治家办教育，政治家管理大学。

按照政治家管理大学的要求，选好配强高校领导班子。一是坚持把政治标准放在首位，坚持把领导干部在反对民族分裂、维护祖国统一斗争中的现实表现，作为选拔任用的重要标准。对于在反分裂斗争中态度暧昧、立场不稳、姑息纵容的学校领导干部，坚决予以调整和撤换；对长期软弱涣散、问题严重的领导班子及时进行整顿改组；对有关责任人，按照法律法规和党纪政纪进行严肃处理，从而使学校领导班子成为反对民族分裂和非法宗教活动的坚强领导核心。二是注重配强两个“一把手”。在选配学校的书记、校长时，坚持把那些善于把握高校发展趋势，有较高的依法治校能力和领导水平，政绩突出、群众公认、清正廉洁的干部选拔到学校领导岗位上来。三是根据现代高等教育的发展规律，优化领导班子结构，在更高的起点上、用更高的标准选拔高层次人才进入领导岗位，并注重领导班子的专业、年龄和气质特点等方面的合理搭配。四是推进校际以及地方与高校之间的干部交流。2000年以来，自治区党委先后调整充实高校领导干部102人次，一批政治上靠得住、业务上有本事、热爱新疆、年富力强、工作经验丰富的同志走上了高校领导岗位。

稳定范文篇7

一、加强维稳工作领导机制建设

1、加强组织领导。各社区要将维护稳定工作纳入整体工作部署，形成社区统筹协调、辖区各单位齐抓共管、全社会共同参与的维护稳定工作格局。各社区领导要认真履行“第一责任人”的职责，领导班子成员要根据工作职责，抓好分管领域的维护稳定工作，努力形成齐抓共管合力。

2、落实工作责任。各社区、辖区各单位要将维护稳定工作任务细化，分解到具体单位和人员，逐级签订维稳责任书，并通过督导、检查等行之有效的措施，推动责任制落实。要把维护稳定责任落实情况纳入单位和领导干部工作绩效考核的重要内容，建立健全领导干部维护稳定工作实绩档案。

3、落实教育培训。各社区、辖区各单位要围绕推行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加强基层基础建设、创造社会矛盾化解途径、妥善预防和处置群体性事件等主题，组织开展多层次、多形式的教育培训，全力提升维护社会稳定的能力和水平。

4、加强指导检查。要加强维稳工作的指导、协调和检查，确保各项工作部署落实。要结合实际，深入研究和把握新形势下维护稳定的特点和规律，提出推进维护稳定工作的新思路、新举措，研究解决突出问题的方法和途径，撰写2-3篇有数据、有认识、有结论的调研文章。要认真总结经验，及时推广典型，不断提高维稳工作水平。

5、严格责任查究。要依据中办、国办、《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制的暂行规定》，建立健全维稳工作责任查究机制。对不认真履行工作职责，导致发生重大群体性事件的，要严肃追究领导干部的责任。

二、深入推进重大社会矛盾积案化解攻坚行动

6、切实推进重大社会矛盾积案化解攻坚行动。巩固积案化解成果，三月底前排摸出年底前尚未彻底解决的“骨头案”、“钉子案”，上报街道综治办，并逐级建立台账，采取领导包案、挂牌督办，多方协调督促等各种手段，明确责任领导和责任单位，明确化解要求和时限，集中精力打好积案化解攻坚战。9月底前，使重大矛盾和积案化解率达到95%以上。

7、强化矛盾纠纷的经常性排查化解工作。严格落实一月一次定期排查、重大节日和活动重点排查、突出问题专题排查的“五排查”制度，确保随时有矛盾，随时排查，随时化解。对排查出的矛盾纠纷要落实责任，落实人员，落实措施，逐一化解，确保矛盾纠纷化解率达到95%以上，重大矛盾纠纷化解率达到90%以上。

三、加强社会矛盾化解工作机制建设

8、全面推行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各社区和辖区各单位要认真落实区委、区政府《关于建立和推行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的意见》，把它纳入目标考核内容，并将其作为定政策、做决策、上项目、搞改革的前置程序和必备条件，在全街范围内迅速推行并取得实效。各社区、辖区各单位要尽快成立社会稳定风险评估领导小组，制定下发实施方案和具体评估办法，并确定一批涉及重大决策、重大政策、重大改革、重大项目建设的重大事项展开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工作。上半年，完成第一批程序严谨、资料齐备、风险预测准确，提出具体针对性和实效性维稳措施的评估报告，并根据风险等级，认真落实化解矛盾、防范风险的各项措施。对未按要求进行社会稳定风险评估而引发群体性事件等严重后果的，要严肃追究责任。

9、完善“大维稳”“大调解”工作体系。进一步健全完善基层矛盾纠纷调解室及其网络建设，继续延伸调解工作触角，狠抓“两新”组织、集贸市场、建筑工作等易发矛盾的调解组织建设，城市社区要建立小区、楼栋调解员。农村建立村民小组、家族调解员，真正把调解组织，重点在涉及劳动争议、医患纠纷、环境保护、安全生产、交通事故、拆迁安置等领域建立调解组织，引入“第三方”调解机制，整合力量，增强化解矛盾的时效性。充分整合人民调解、司法调解、行政调解资源，健全完善“大调解”工作格局。

10、创新矛盾化解方法和途径。全面落实人民调解诉前司法确认，确保人民调解的成果及时得到法律的承认和保护。全面落实并规范人民调解员、维稳信息员个案奖励制度，充分调动调解员和信息员的工作积极性，把大量的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解决在萌芽状态。全面推广“随手调、口袋调”制度，快速、及时、便捷的调处化解矛盾纠纷，防止“民转刑”案件的发生。

四、积极预防和妥善处置群体性事件

11、加强维稳预警机制建设。对各类信息及时综合分析研判，对有可能引发群体性事件的矛盾纠纷，及时安排部署，严格落实责任，使各类矛盾纠纷处于掌握之中。严格信息报送，进一步健全直接向党政主要领导报告重要情报信息制度；继续坚持主要群体性事件每月通报制度，重大群体性事件随发随报制度和不稳定因素、群体性事件定期报告制度。

12、健全完善处置群体性事件联合指挥机制。按照区委办公室、区政府办公室《关于建立健全处置群体性事件和规模性暴力犯罪事件联合指挥机制的实施意见》要求，制定具体的实施方案和处置预案，及时成立联合指挥部，严格控制现场、推动协商对话，协同应急处置的能力，果断妥善地处置各类群体性事件，形成统一指挥、协调有序、反应灵敏、运转高效的群体性事件应急处置机制。

五、大力加强对敌斗争

13、进一步增强政治敏感性和政治鉴别力，准确把握敌情变化和新特点，认真研究和制定对策，提高预知预防、先发制敌的能力。加强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严密监控境外敌对势力的动向，依法坚决打击其违法犯罪活动，特别是以“维权”为名，插手人民内部矛盾和群体性事件的活动，最大限度削弱其活动能量。

14、加大情报信息的搜集力度。加强专业力量和技术手段建设，努力构建纵横交织、社会面覆盖的情报信息预警体系，及时发现问题，主动出击，露头就打。密切关注重点领域、重点群体、重点人员的动向，密切关注社情民意特别是网上舆情，及时掌握社情动态，准确把握敌情变化，牢牢掌握工作主动权。严厉打击“”邪教组织及“三股势力”等敌对势力的渗透破坏活动，坚决防止发生危害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暴力恐怖事件。

六、加强维稳基层基础建设

稳定范文篇8

关键词：金融监管；金融稳定；加强

不管是新兴市场还是成熟市场，在其向金融稳定目标迈进的过程中，金融体系的固有缺陷都将使其本身包含许多不稳定因素。比如说，如果金融机构所运行的市场或沟通金融机构与市场的金融基础设施不健全，金融机构就不可能真正稳健，所以，制度设计者需要处理金融基础设施、信息不对称等一系列深刻的市场失灵问题。这些金融基础设施除包括审慎的银行监管、运行良好的支付清算系统外，还包括司法制度、会计与审计标准、法人治理结构、信息披露制度以及“公事公办”的信贷文化等等。并且，这些因素间相互联系，共同发挥着作用。例如，如果评估银行资产价值的会计制度存在缺陷，那么对银行规定的最低资本要求就形同虚设，若债权回收存在法律上的不确定性，那么银行账面上的资产价值就不可靠.因此，银行监管的建设，对于实现金融稳定的目标意义重大。

一、金融监管对金融稳定的意义

金融监管是金融监督和金融管理的总称。金融监管是指政府通过特定的机构（如中央银行）对金融交易行为主体进行的某种限制或规定。金融监管本质上是一种具有特定内涵和特征的政府规制行为。综观世界各国，凡是实行市场经济体制的国家，无不客观地存在着政府对金融体系的管制。

金融稳定是指一种状态,即是一个国家的整个金融体系不出现大的波动，金融作为资金媒介的功能得以有效发挥,金融业本身也能保持稳定、有序、协调发展，但并不是说任何金融机构都不会倒闭。提高金融体系的监管对维持金融市场的稳定性有着重要的意义。

首先，金融监管可以维持金融业健康运行的秩序，最大限度地减少银行业的风险，保障存款人和投资者的利益，促进银行业和经济的健康发展，保证金融体系的稳定性。

其次，金融监管确保公平而有效地发放贷款的需要，由此避免资金的乱拨乱划，制止欺诈活动或者不恰当的风险转嫁。金融监管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贷款发放过度集中于某一行业，使各行各业都能获得相应的金融支持，保持国民经济体系的均衡发展。

第三，由于银行倒闭不仅机构自身需要付出巨大代价，而且会波及国民经济的其它领域。金融监管可以确保金融服务达到一定水平从而提高社会福利。

第四，中央银行通过货币储备和资产分配来向国民经济的其他领域传递货币政策。金融监管可以保证实现银行在执行货币政策时的传导机制。

第五，金融监管可以提供交易账户的动态变化，向金融市场传递违约风险信息，确保市场的运行能够对风险进行合理的控制和规避。

二、我国金融监管和金融稳定现状

1、立法规范金融监管

2003年3月10日，第十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第三次会议通过了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获准成立；是年12月27日，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简称《银行业监督管理法》)、《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的决定》和《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的决定》，并于2004年2月1日起正式施行。三部银行法和《证券法》、《保险法》、《信托法》、《证券投资基金法》、《票据法》及有关的金融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地方法规、行业自律性规范和相关国际惯例中有关金融监管的内容共同组成了我国现行的金融监管制度体系。

三部银行法的颁布和实施，标志着我国现代金融监管框架的基本确立。根据修订后的《中国人民银行法》，中国人民银行的主要职责是：“在国务院领导下，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维护金融稳定。”修订后的《中国人民银行法》强化了中国人民银行在执行货币政策和宏观经济调控上的职能，将对银行业金融机构的监管职能转移给新成立的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保留了与执行中央银行职能有关的部分金融监督管理职能，继续实行对人民币流通、外汇的管理、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和银行间债券市场、银行间外汇市场、黄金市场等金融市场活动的监管。至此，我国金融监管将分别由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证券市场监督管理委员会和中国保险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四个机构分别执行。为确保四部门间在监管方面的协调一致，《中国人民银行法》第九条授权国务院建立金融监督管理协调机制；《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第六条、《中国人民银行法》第三十五条分别规定了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中国人民银行应当和国务院其他金融监督管理机构建立监督管理信息共享机制。

2、应对金融危机确保金融稳定

最新的《中国金融稳定报告(2009)》认为，2008年中国克服特大自然灾害和国际金融危机冲击，国民经济继续保持平稳较快发展。金融改革和创新继续稳步推进，金融基础设施继续得到加强，金融体系总体稳定安全。同时，中国积极参与国际金融合作，共同维护金融稳定。

目前，我国金融体系运行的宏观环境良好；金融改革成效显著，金融开放继续推进，金融创新不断加强；外汇储备继续保持增长，应对外部冲击能力不断增强；财政收入、企业利润和居民收入继续保持增长，实际支付能力进一步提高；金融市场继续保持健康发展，总体运行平稳；金融安全网建设继续推进，金融基础设施不断完善。

我国金融业总体实力稳步提高，抗风险能力不断增强。银行业金融机构资产总额、本外币存贷款余额继续提高，资本充足率达标银行数量进一步增加。证券期货机构经营稳健，资本市场稳定健康发展的基础性制度建设稳步推进。保险业资产实力有所增强，日益成为优化金融结构、提高金融市场资源配置效率的重要力量。金融机构贯彻落实金融促进经济发展的各项政策措施，加大对经济发展的支持力度，同时加强内部管理，防范金融风险，促进经济金融协调发展。

三、加强金融监管维护金融稳定的建议

1、强化银行监管机构的职能履行

毫无疑问，央行履行职责需倚重银行监管。央行通过实行可靠的货币政策，增强公众对货币的信心，实现货币与价格稳定的宏观目标，但不管央行怎样专注于货币与物价稳定的宏观经济目标，其实现必须基于微观层次的金融稳定，需要银行体系以及其他金融部门的顺利运行。

在金融体系中，资产比重最大的银行体系既是重要的金融中介又是支付工具的提供者，单个银行机构倒闭的风险很容易传播而引发系统风险。即使是小银行的倒闭，也可能会由于同业往来、支付系统的直接联系以及对市场信心的间接影响而损害大型银行。大型银行出问题反过来又将导致银行体系的信用遭受更大损害，对广大存款人造成更大的损失。因此，独立于央行的银行监管机构的尽职工作，无疑也是央行赖以履行金融稳定职责的一个重要基础。

2、银行监管需要注重央行的宏观政策分析

提到银行监管，我们一般会将监管者与审慎监管的微观层面相联系。审慎监管的微观层面是为了减少单个银行机构的倒闭，目标在于控制银行机构的具体风险，对存款人提供保护。但是，审慎银行监管不可避免地也会涉及宏观层面。审慎监管宏观层面的目标是控制系统风险，即避免银行体系崩溃以及由此带来的相应成本，为降低金融动荡给经济运行带来的成本，也包括减低政府决策形成的道德风险成本，近年来各国监管当局的监管理念中已经融入了更多的宏观因素。

从宏观层面来看，金融不稳定与个别银行机构偶尔倒闭的现象可能是﹁致的，因为个别银行机构的倒闭在妨碍金融体系的基本中介功能时就影响了金融稳定。所以，从审慎监管的宏观层面考虑，对单个银行机构倒闭风险的判断将视该机构的倒闭对整个体系的意义而定。如果一个机构规模不大，其倒闭不会导致其他机构的连锁反应，即该机构的倒闭并不会影响系统稳定，监管者将任由该机构自生自灭。但是，审慎监管的宏观层面强调，从单个银行机构角度来看似为合理的行为，可能会对整个银行体系造成负面影响。例如，单个银行在经济衰退时期紧缩信贷是理性的选择，但如果所有银行都这样做，那么将导致整个社会的信贷数量进一步下降，从而恶化经济环境。而在经济上升时期，所有银行均放松信贷政策，很可能产生非持续性的信贷繁荣局面，甚至积累泡沫，而留下金融动荡的隐患。

不管是在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过去银行监管者往往倾向子更多地从微观层面考虑银行监管问题，在具体设计和运用监管制度方面的宏观考虑不够。例如，就一定类型的风险来说，监管者并没有根据各银行在经济中的重要性而区别确定最低资本标准，也很少有监管者建议一家银行不要紧缩信贷以避免整个银行体系的信贷质量进一步恶化。从宏观层面来看，片面注重微观层面的监管既可能导致对单个银行机构的过度保护，削弱市场自律和市场资源配置机制，也可能导致忽视集体行为对整个银行体系的影响，无法准确监测系统风险并采取适当救济措施。一旦发生系统风险，单个银行机构最终也很难幸免。所以，银行监管的微观层面和宏观层面其实是无法分割的，在审慎监管的微观层面负有主要责任的银行监管机构应当注重负责控制系统风险的央行的宏观分析，将宏观预期因素融入日常监管之中。

3、建立银行监管机构与央行之间的信息交流机制

对于银行监管机构与央行之间建立信息交流机制的必要性，几乎不存在疑议。在世界各国央行与银行监管机构分设的体制中，都对信息共享机制作出了妥善安排。一般认为，分设体制下央行履行维护金融体系稳定的职责，担当最后贷款人，不必再直接介入各银行机构的监管。但问题在于，央行将因此不再能通过监管主动获得关于各银行稳健状况以及整个银行体系状况的一手信息，却还必须决定是否提供必要的救助。这样，在紧急情况下，央行为维护金融体系稳定如何能作出正确决定?对此问题的直接回答是，监管者必须与央行进行直接而全面的信息交流，接下来的问题是央行是否仍有必要直接介入监管?对此问题可以用两个实例来回答。在德国，央行虽没有明确的监管权，但往往深入地参与制定监管政策，所有监管信息在到达监管机构之前要先通过央行过滤。在日本，央行可根据约定对与其进行交易的银行的业务及财产状况进行现场检查，且央行与金融监管机构经常联合进行银行检查，实际上成了第二监管者。两国央行都不同程度地成为了银行监管者的“影子”，享有与监管机构相似的权力。

从本质上说，央行需要的不是监管权本身，而是行使监管权能获得的信息。既然如此，为何合适的信息共享机制不够呢?首先，行政权分享与协调过程中的摩擦可能会成为信息充分交流的障碍。其次，问题可能不在于银行监管机构是否愿意向央行充分提供信息，而是独立监管机构自身的重要法定职责——客户保护以及其侧重于执法的专业特征，决定了其需要获取的信息偏重于银行是否合规方面。而央行关注的重点是金融体系的稳定，需要侧重于宏观问题的信息，银行监管机构获取的信息可能无法真正满足央行的需要。

4、建立银行监管机构与央行的协调机制

银行监管不可能像非银行金融机构的监管那样真正独立于央行。因为央行是基础货币和最后贷款的惟一提供者，必须对支付清算系统、货币市场和货币总量给予直接的控制和监督，而银行体系发生任何重大问题都不可避免地会对这些方面产生影响，所以银行监管机构和央行的工作必然会密切相关。不同的是，机构分设后，银行监管职能和央行职能之间的协调合作更加公开化，以前央行内部的利益冲突转化为公共层面的政策冲突。因此，不管央行是否负责银行监管，都需要协调两种职能之间的冲突，关键问题是要使在两个不同机构之间协调这种冲突的成本小于在央行内部解决冲突的成本。

在负责银行监管的央行中，监管部门与货币政策部门往往是隔离的，部门之间的协调由央行的最高层负责，高层官员之间的不同意见在央行内部能悄然得到解决。机构分设后，协调两种职能之间冲突的普遍做法是在央行和银行监管者之间建立协调机制。在此情况下，协调机制的运行成本和效率就决定着分设体制能否有效地协调央行职能和银行监管职能之间的冲突，也决定着分设体制是否能优于集中体制。

维护金融稳定的需要使央行职能与银行监管职能不可分割。相比之下，银行监管机构是否与央行分设的问题仅是次要的问题。机构设立方面依各国国情以及对权力与责任的不同理解而不同，没有统一的模式。而不管采取何种组织结构形式，负责银行监管者和负责金融稳定者都必须进行深度合作。

我国目前仍存在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的艰巨任务，金融不稳定的风险不仅仅是在经济过渡阶段由缺乏经验引起的，即使在成熟的制度中，金融市场也存在不稳定的倾向。所以，维护金融稳定不仅是危机情形下央行化解风险的临时职责，而且还是一项持续的职责。为此，央行和银行监管机构都必须随时对金融体系的稳定问题给予密切关注。

参考文献

[1]陈建华．金融监管有效性研究，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3

[2]白钦道．20世纪金融监管理论与实践的回顾与展望，中国流通经济，2006

[3]周道许．现代金融管理体制研究，经济研究导刊，2004

稳定范文篇9

论文摘要：房价是资产价格上涨的“领头羊”和资产泡沫形成的“加速器”，因此，控制房价是抑制资产泡沫的核心和管理好通胀预期的关键。应该将稳定房价作为当前宏观调控的中间目标和政策着力点，对房地产市场而不是房地产开发企业进行必要调控。要从需求、供给和管制及改革方面多管齐下稳定房价，并以此保障经济复苏的持续性和稳定性。当前我国宏观经济面临的主要矛盾是通胀压力及与此相关的资产价格上涨风险。通胀压力主要来自通胀预期，管理好通胀预期的关键是抑制对房价上涨的恐慌性预期及由此引发的预防性超购和恐慌性抢购等超前性“消费”。

论文关键词：稳定房价，宏观调控，通胀预期，资产泡沫

当前我国宏观经济面临的主要矛盾是通胀压力及与此相关的资产价格上涨风险。通胀压力主要来自通胀预期，管理好通胀预期的关键是抑制对房价上涨的恐慌性预期及由此引发的预防性超购和恐慌性抢购等超前性“消费”。房价是资产价格上涨的“领头羊”和资产泡沫形成的“加速器”，因此，控制房价是抑制资产泡沫的核心和管理好通胀预期的关键。应该将稳定房价作为当前宏观调控的中间目标和政策着力点，对房地产市场而不是房地产开发企业进行必要调控。要从需求、供给和管制及改革方面多管齐下稳定房价，并以此保障经济复苏的持续性和稳定性。

一、控制房价是管理好通胀预期的关键和抑制资产泡沫的核心

虽然世界经济二次探底、出口反复的风险依然存在，但总体来看，我国经济稳定恢复态势已经确立。民工荒蔓延标志着失业状况没有预期严重，如果说我国宏观经济面临什么问题和挑战，将可能发生在物价稳定和国际收支平衡尤其是通货膨胀和资产价格上涨方面。因此，稳定通货膨胀预期、抑制资产价格上涨、防范资产泡沫十分重要。

1．当前管理好通货膨胀预期的关键在于稳定商品房价格。

从价格稳定方面来看，2010年出现一定程度价格上涨的可能性比较大，出现温和通货膨胀的可能性也不能排除。但实体经济层面通货膨胀压力并不显著。据测算，2009年价格上涨对2010年价格水平的翘尾因素大致为1．2%。可以说2010年价格上涨和通货膨胀态势取决于货币信贷和国际资本流动、国际市场大宗商品价格走势与输入性因素，以及通货膨胀预期因素的影响。据测算，为“保增长”而过多投入的超额货币信贷约1万亿元，2月份核心通胀率仅上涨0．4%，表明实际影响相对有限。由于产能过剩和世界经济复苏前景的不确定，国际市场输入型通货膨胀压力也比较有限。因此，我们认为，我国2010年通货膨胀压力既不是主要来自实体经济总供求缺口，也不是主要来自货币信贷过度供给、国际市场价格变化以及赌人民币升值的国际投机资本流入对我国资产价格产生的冲击，而是主要来自通货膨胀预期。通货膨胀预期与其说是货币信贷过度供给的间接结果，不如说是房地产价格过快上涨所直接诱发的恐慌性预期及其对货币信贷的需求拉动性通货膨胀压力的放大所致。

房价奔腾式上涨引发的恐慌性预期是通胀预期形成的关键。目前我国的通货膨胀预期主要来自四个方面：一是衣食类商品价格上涨所造成的适应性预期，未来将随供给改善和新粮上市逐步弱化。二是货币信贷过度供给所造成的理性预期。在现阶段产能明显过剩的情况下，货币信贷过度供给所造成的通货膨胀预期并不足以造成明显的通货膨胀，且货币信贷过度供给比较有限，即使引发现实通货膨胀也是可承受的温和通货膨胀。三是社会公众对作为消费升级主要对象的重要商品价格大幅度上涨所可能形成的恐慌性预期。目前我国城市居民消费升级的关键对象－－商品房具备形成恐慌性预期的基本条件。前期房价快速甚至奔腾式上涨，已经引发了一定程度的恐慌性预期，导致超前性“消费”。如果房价继续大幅度上涨，大规模的恐慌性预期和超前性购买将不可避免。四是非专业媒体渲染通货膨胀压力所造成的非理性预期。非理性预期并不足以独立形成通货膨胀，需要与其他预期结合才能形成比较大的影响力。现阶段通货膨胀预期的核心和关键是重要商品价格过度上涨所带来的恐慌性预期。

稳定房价的关键是稳定处于领涨地位的一线城市房价。据此，管理通货膨胀预期的关键是稳定商品房价格，而稳定商品房价格的关键则是稳定处于领涨地位的一线城市商品房价格。一线城市处于价格领袖地位，其房价由真实供求、投机和预期等因素决定－－投机因素决定了其容易大起，而城市化和人口聚集所决定的真实供求因素则加大了其回落的难度。二三线城市商品房价格处于价格追随者地位，其价格形成由真实供求、投机、预期和比价等因素决定，受制于一线城市房价的比价因素是二三线城市房价追赶式、攀比式、排浪式上涨的重要推手。只要控制了一线城市商品房价格就基本控制了全国商品房价格，也就基本稳定了通货膨胀预期。

2．稳定商品房价格是抑制资产价格泡沫的核心。

作为我国当前最主要也是外部性尤其是危害性最大的资产价格，房价既是资产价格上涨的“领头羊”和“火车头”，也是形成资产泡沫的“催化剂”和“加速器”。虽然通货膨胀压力既有可能作用在商品价格方面，也有可能作用在资产价格方面，且资产价格是比较直接和合意的释放渠道，但通货膨胀压力释放在资本市场和房地产市场之间存在很大差别。在现阶段银行贷款过快增长、股票价格相对低迷的情况下，让股票价格指数呈现“慢牛”式上涨既是必要的，也是十分有利的。而商品房价格上涨尤其是过快上涨则不仅不必要，反而十分有害。通过股票市场释放通货膨胀压力在一定意义上可以形成良性循环，但通过房地产市场释放通货膨胀压力则有可能形成恶性循环。因此，控制资产价格、防范资产泡沫、优化资产配置结构的核心在于控制房价、助长股价，应把控制房价作为管理好通胀预期的关键和抑制资产泡沫的核心。

二、房价持续上涨加剧资产泡沫并可能导致超经济风险

为了稳定通货膨胀预期，国家近期出台了一系列房地产价格调控措施。但考虑到在公共投资计划基本完成后经济持续稳定增长对房地产拉动的依赖，国家对房地产市场的调整政策基本上处于左右为难的境地，既希望房价稳定或略有下降，又担心房价过度下降影响房地产业发展进而影响经济复苏进程，陷入“成也房地产、败也房地产”的陷阱。

房价持续性奔腾式上涨将加剧当前资产泡沫并导致未来萧条风险。客观来看，在制造业受国际金融危机严重冲击的情况下，采取有力措施促进房地产市场及早复苏十分必要。但保持房地产市场稳定发展并不意味着要保持房价持续上涨，房价持续上涨不仅对消费升级不利，对房地产行业自身的持续稳定健康发展也极为不利，并有可能影响经济长期持续稳定发展。近年来房价大幅度上涨除了真实需求推动和投机性需求助涨外，一个越来越重要的加速因素是房价奔腾式上涨趋势所形成的恐慌性预期。原本未来甚至下一代人的购房需求被迫提前消费，形成了强大的预防性超购和恐慌性抢购等超前性消费。如果房价进一步上涨，必将加剧消费者的恐慌性预期及超前性消费，一方面将与货币信贷过度供给及媒体渲染等相叠加，强化通胀预期并引发现实通货膨胀；另一方面将导致当前资产泡沫加剧和未来有效需求不足，为未来资产泡沫破灭甚至出现经济萧条埋下隐患，造成经济大起大落和市场机制对房地产的强制性调整。不仅将使房地产陷入“大起大落”的非良性发展局面，也将破坏经济长期持续稳定发展，使房价问题从短期通货膨胀压力和资产泡沫问题发展成为影响长期持续繁荣的障碍。

房价持续性奔腾式上涨可能引发广泛而深刻的超经济风险。虽然房地产业被越来越多的城市认为是重要的支柱产业和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房地产行业的恢复发展也被纳入到经济刺激计划的考虑之中，但房地产所涉及的却远远不是单纯的经济问题和短期问题。如果房价继续快速上涨，不仅将导致严重的资产泡沫，还有可能造成一定的社会问题，影响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和改革开放进程。从我国城乡居民消费发展趋势来看，目前大部分居民正处于从衣食消费向住行消费的过渡过程中，改善型住房消费正在成为中等收入阶层消费升级和提高生活质量的重要标志。如果房价继续大幅度上涨，将导致相当一部分中等收入阶层改善住房的愿望难以实现，进而使住房从经济问题发展成为社会问题。

三、将稳定房价作为当前宏观调控的中间目标和政策着力点

稳定范文篇10

一、坚持用科学发展观统领全区教育安全稳定工作

年国家、省、市、区重大活动多、敏感节点多，安全稳定仍将面临许多矛盾和问题。教育系统也存在教师待遇、原民办教师上访等一些不安定因素，群体非正常上访事件还时有发生。对此，我们必须始终保持清醒头脑，不能有丝毫的松懈和麻痹大意，切实把维护安全稳定作为教育工作的重中之重和第一责任。所有学校都要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从保障广大师生生命财产安全、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大局出发，进一步增强做实、做好安全稳定工作的紧迫感和责任感，居安思危，警钟长鸣，常抓不懈，标本兼治，扎实做好安全稳定工作。要广泛开展平安和谐校园创建活动，提高安全稳定管理水平。要坚持关口前移，重心下移，把安全稳定工作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上来抓，运用多种手段，进一步完善规章制度、健全机制、落实责任、强化措施，全面加强安全稳定工作，有效遏制和减少各类事故，确保全区教育系统安全、稳定、科学、健康发展。

二、加强安全教育，深入排查化解各类矛盾纠纷

各学校要将安全教育作为一项治本措施来抓，都要开设安全教育课，配备专兼职教师，安排固定课时，不间断地对学生进行安全教育，培养学生的安全意识。继续深入开展“中小学安全教育日”、“开学第一课”等活动，进一步丰富教育内容，提高教育效果。要利用专项培训或轮训的方式，分期、分批、分层次对班主任和广大教职工进行安全教育培训，专题辅导、警示教育等，有针对性地提高教职工队伍的安全管理水平。要重点抓好班主任队伍和专职安全工作人员的培训工作，每学期开学前、期中和期末学校分三次对班主任进行不少于12个课时的安全教育，并做好记录。要将掌握安全知识作为担任班主任工作的必备条件，学校校长要带头学好安全知识，提高应急指挥能力。要逐步建立安全管理人员持证上岗制度，取得资格证后方可任职和上岗。对缺乏安全教育的学校，要依法查处，责令限期改正。要加大日常检查力度，从小处着手，从细节做起，知微见著，防患于未然，防止小事拖大，大事拖炸。所有学校要制定出详细的安全行为规范，具体到每一个环节，使每一名教职工、学生从进入校门开始所有行为都有依据。针对城区学校向社会开放的实际，要加强门卫管理，防止不安定因素带进校园。要建立对危险品实验室、锅炉房等场所的定期检查制度，杜绝因保管不善、检修不及时造成的事故。要加强用电管理，严防因线路老化或超负载运转引发火灾事故。要联合执法部门，加大校园周边环境综合治理力度，教育学生远离黑网吧、游戏厅、歌舞厅、小摊点，防止出现治安和食物中毒事件。要重视预防在校生违法犯罪工作，每所中小学均要配备法制副校长和法律辅导员，定期开展法制教育活动，深入分析在校生违法犯罪成因，建立长效预防机制。要加强校园网监管力度，及时清理不健康内容。要注重学校与家长的沟通与协调，教育学生提高防范意识和自救自护能力。

各学校要充分认识当前做好稳定工作的重要意义，进一步强化“讲安全稳定就是讲政治”、“抓安全稳定就是谋发展”的意识，加大对原民办教师、部分幼儿教师等上访群体的稳控力度，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消灭在萌芽状态。对排查发现的矛盾和通过各种渠道反映的信访问题，要按照“属地管理、分级负责，谁主管、谁负责，依法、及时、就地解决问题与疏导教育相结合”的原则，落实责任、落实人员、落实措施，逐一化解，努力做到不上交矛盾。要重视校务公开、教育热线电话的处理工作，切实改进服务，真正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最大限度减少不稳定因素。

三、大力开展安全隐患排查和安全稳定工作专项整治活动

区政府确定今年为“安全生产基础管理年”，各学校要以此为契机，建立并落实从单位主要负责人到每个教职员工的隐患排查治理和监控责任制。对排查出的安全隐患，按照等级进行登记，建立安全管理台账并逐级上报；按照职责分工实施监控治理，并保证安全隐患排查治理所需资金。要建立安全隐患排查治理综合督查和专项检查制度，定期对本单位安全隐患排查治理情况进行检查，对检查过程中发现的安全隐患要立即整改。要关口下移，不断完善重大危险源监管档案，做好登记和监控工作，切实做好重点场所、重点部位、重点环节、重点时段的安全监管和动态监控，发现隐患和异常现象立即解决，确保万无一失。要充分发挥广大师生在安全稳定工作中的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作用，组织开展群众性的安全监督检查工作，调动广大师生依法参与、监督本单位安全稳定工作的积极性，及时发现和消除安全隐患。要进一步加大执法监察力度，对无视国家法律法规、无视政府监管、不按要求整改安全隐患的，依法严肃处理。学校举办大型活动，要按照“谁主办、谁负责安全”的原则，制定切实可行的应急预案，确保不发生任何问题。发生事故和突发事件后要及时开展抢险救援，妥善处理善后工作。要按照事故原因未查明不放过、责任人未处理不放过、整改措施未落实不放过、有关人员未受教育不放过的原则做好事故调查处理，严肃追究责任人的责任，确保责任处理和防范措施落实到位。要建立安全稳定分级管理制度，对安全稳定管理执行较差的学校加大督查力度，要督促其尽快整改，彻底消除安全稳定隐患。

四、突出重点，做好敏感时期、重要环节、重点人群的安全稳定工作

要深刻认识到我市近期发生的两起爆炸事故给社会造成的巨大危害，吸取教训，提高警惕，举一反三，坚决克服麻痹大意思想，扎扎实实做好敏感时期、重要环节、重点人群的安全稳定工作。加强敏感时期、重点时期的安全检查工作，今年尤其要做好各级“两会”、五一节、国庆节、十一届全运会以及寒暑假期间的安全稳定工作；重点抓好学校校舍、公共卫生、冬季防火、寄宿制学校和交通安全等重要环节的安全管理，把各项安全措施和制度落到实处；做好重点人群的稳定工作，重点放在原民办教师和“”顽固分子等群体上，尤其要做好敏感时期重点人群的稳定工作，确保不出现非正常上访和其他治安犯罪事件。要进一步加强应急管理工作，不断完善应急管理工作体制和机制，建立健全安全应急管理体系。各学校都要建立应急救援指挥机构，组建应急救援队伍，提高突发事故灾难处理能力。要建立完善严格的防范自然灾害预报预警预防处置机制，及时掌握气象信息，遇到大风、暴雨雪天气时要迅速采取防范措施，严防自然灾害引发事故灾难。教学楼每间房屋内都要张贴疏散示意图，每层楼道都要安装应急灯，配备消防栓、灭火器，保持紧急疏散通道的畅通无阻，坚决杜绝踩踏事故。要根据预案，定期组织学生进行防震、防火、防毒等应急演练，增强学生应急避险能力。

五、全面落实安全稳定主体责任，切实加强安全稳定工作的组织领导

各学校（幼儿园）校长（园长）是本校（园）安全稳定工作第一责任人，对本校（园）的安全稳定工作负全面领导责任，要亲自抓安全稳定工作，做到重要工作亲自部署，重大问题亲自过问，重点环节亲自协调，重要事件亲自督办。分管负责人负具体责任，其他负责人严格落实“一岗双责”，对分管范围内的安全稳定工作负责。要根据学校的规模、层次等实际情况，依法落实安全稳定工作保障措施，建立健全安全稳定管理机构，配足安全稳定管理人员，保障安全稳定工作所需经费，确保安全装备和工作任务相适应。规模较大的学校和有住宿生的学校要设置安全保卫机构，配备工作人员，负责学校内部的安全保卫工作，维护学校正常的教育教学秩序；规模较小的学校，要明确专人负责学校的安全保卫工作。要加大投入，有条件的学校要尽快安装监控设施，依靠现代化设备提升安全管理水平。要强力推进安全标准化创建活动，修订完善的基础管理制度和各项规章制度，规范单位（学校）、教职工、学生安全行为。要进一步修订学校突发事件应急预案，每年至少组织两次实战演练，提高应急处置能力。本着“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严格落实学校安全稳定的各项规章制度，层层签订安全稳定责任书，实行安全承诺制度。要严格执行值班制度和及时报告安全责任事故制度，特殊时期实行每日“零报告”制度，遇有紧急情况随时报告。每月20日前，各学校要将本月安全、信访情况汇总后书面材料报区教育局维稳办。

根据全区安全稳定形势，各校每月要召开一次安全稳控工作会，研究安全稳定及信访工作，遇到特殊情况应随时召开。要建立领导检查制度，每月要组织检查学校的安全，排查隐患。建立校长接访日活动制度，每月至少拿出一天的时间参加接访活动，妥善处理学生家长和教职员工反映的问题。对接访过程要做好记录，当场能够解决的当场解决，当场不能解决的要安排专人负责办理。对突出问题要实行领导包案制度，并做到“案结事了”，促使问题有效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