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范文10篇

外国范文篇1

我国遭受外国反倾销指控与改革开放的进程相伴相生。据统计，20世纪70年代（以下均指20世纪）仅2起，80年代平均每年6起，90年代平均每年高达29起之多，我国实际上已成为当今国际反倾销的最大受害者[1]。面对汹涌而来的反倾销浪潮，扯掉外国对华反倾销的“幌子”，尽快制定具体的应对策略已成为我国当前一项十分紧迫的任务。

一、外国对华反倾销的主要特征

（一）对华实施反倾销的国家增多，欧盟位居多国之首

随着我国对外贸易的迅速发展，对我国商品提出反倾销调查的国家和地区也日益增多。80年代，对我国实施反倾销的国家基本上集中在欧共体、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等一些西方发达国家，其中欧共体26起，美国18起，澳大利亚7起。进入90年代以来，外国对华反倾销的势头愈发猛烈，许多发展中国家如印度、墨西哥、伊朗、智利等也纷纷加入到对华反倾销调查的行列。据最新资料显示，截止到2000年底，共有29个国家和地区对我国出口商品提出反倾销调查，涉案数412起，涉案金额高达数百亿美元。其中欧盟99起，美国78起，两地合计占总数的43%；印度更是后来居上，对华反倾销指控达38起，名列第3位；澳大利亚、阿根廷、南非、墨西哥4国对华反倾销投诉也均超过20起。另据统计，仅2000年我国出口商品遭受反倾销案件就达38件，占当年世界总数的15%，与前几年一样高居全球榜首[2]。

自1979年6月欧共体对我国出口的糖精钠首次投诉倾销以来，无论是在立案数还是调查数上，欧盟始终居于各国之首。据统计，从1979年至1998年的20年间，欧盟对其他国家的反倾销数总体上呈下降趋势，立案数从前10年的年均42起降至后10年的33起。与此同时，欧盟对华反倾销数却逐年攀升，由前10年的26起增至后10年45起，同期占欧盟反倾销立案总数的比重也由前10年的5.5%上升至后10年的13.8%，列第1位。1999年欧盟对华反倾销更是变本加厉，仅在前10个月就立案12起，超出历年立案数量，我国名副其实成为欧盟首要的反倾销打击对象[3]。

（二）反倾销具有连锁效应，涉案金额日趋增大

许多国家对于本国企业的对外反倾销活动常采取鼓励和支持态度，助长了国内贸易保护主义的气焰，一件出口商品的反倾销案常引发进口国其他生产商也纷纷对我国产品提出反倾销投诉，希望利用反倾销手段以达到限制进口我国产品的目的。如美国1994年从一个小小的大蒜案开始，相继对我国出口美国的蜂蜜、自行车、蘑菇罐头、靛蓝等提起反倾销诉讼，直接影响我国对美出口额高达3亿美元。另一方面，当我国某一商品在一国遭到反倾销投诉后，其他国家担心我国产品在被挤出申诉方所在国后会大量涌入本国市场，往往采用所谓“预防性”反倾销手段，从而使我国产品在一国遭受反倾销调查后，相继在其他一系列国家被投诉。我国出口的钨制品、鞋、鬃刷、硅锰、碳化硅、高锰酸钾、硅铁、糠醇、钢板等都曾遭遇过此番厄运[4]。

在80年代外国对华反倾销案件中，没有一件涉案金额超过1亿美元，涉案金额超过1000万美元也不足10件。进入90年代以来，涉案金额日趋增大。超过1000万美元的案件高达数几十起，仅欧盟就占24起，其中影响较大的有人造刚玉案7000万美元，塑料编织袋案4884万美元，圆锥滚子轴承案1500万美元等。超过1亿美元金额的案件已达15起，其中欧盟独占9起（见下表），美国占3起，加拿大、印度和波兰各占1起。

欧盟对华反倾销超过1亿美元大案统计[3]单位：亿CEU

年份类别金额

1991年自行车1.65

1992年大屏幕彩电1.01

1993年棉坯布1.31

1994年鞋类3.42

1995年旅行箱包6.46

1996年手提包2.74

1997年激光唱片3.03

1998年中厚钢板1.2

1999年焦炭2.3

注：CEU为欧元前的欧洲货币单位

（三）涉及的产品范围趋大，指向性强

90年代以来，外国对华反倾销案件涉及的产品范围呈大规模扩张的趋势，已从最初的五矿、化工类初级产品迅速扩大到轻纺、机电、土畜、医保等商品。1993年4月15日墨西哥甚至对我国出口的纺织、服装、自行车、手工具、家电、氟石、玩具、有机化工、管胶头等10大类4000多个出口商品发动了极其罕见的大规模反倾销。在这当中，五金、矿产、化工产品一直属于被反倾销的重灾区。有资料显示，在过去20多年来外国对华反倾销案件中，近1/3是五矿化工产品类。最近几年，外国对华反倾销的重点开始转向我国出口势能高的传统大宗出口商品，如彩电、自行车、微波炉、鞋类、棉布和箱包等，以欧盟为例，1979年至1989年欧盟对华反倾销案中，五矿、化工类初级产品占70%；1989年至1999年该比例降至41.7%；而同期棉坯布、鞋类、旅行箱包、手提包等轻纺类产品从13%上升至37.5%；自行车、彩电等机电类产品从8.7%升至10.4%。2000年欧盟又对我国出口的彩电、自行车等多种产品相继提起反倾销诉讼[4]。

（四）反倾销税率高，危害性严重

各国在对华反倾销税的确定上存在着较大的主观性和随意性，征收幅度从百分之十几到百分之几百。如美国1994年对我国出口的大蒜征收378.67%的平均反倾销税率；1993年12月墨西哥甚至对我国出口的鞋类征收高达1105%的反倾销税率。另一方面，各国在实际中常不采用统一标准对待所有出口同一商品的国家，相比之下对我国产品往往征收高额的反倾销税率。如1999年2月欧盟宣布对中国、印度、墨西哥、波兰、南非和乌克兰的钢丝绳和钢缆征收为期6个月的惩罚性反倾销税，其中南非33%，而中国为74.8%。

面对如此高的税率，无论我国哪家企业都无法承受，许多企业不得不退出已经占有的市场份额，有的甚至被彻底逐出原有市场，这样的事例不胜枚举。如我国对欧盟出口的自行车1989年至1991年达86万辆／年，结果被征34%的反倾销税，其理由带有“明显增长出口倾向”，使我国出口商品无法立足，不得不退出欧盟市场[3]。又如，自1983年美国商务部宣布对我国氯化钡征收反倾销税以来，至今我国几乎再

没有向美国出口过氯化钡。据统计显示，从1979年至1999年的20年间，仅欧盟对华反倾销就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我国约10%的出口额，损失金额在30亿美元以上。

二、外国对华实施大规模反倾销的动因

外国之所以对华发动大规模反倾销浪潮，是内因和外因合力作用的结果。在外因上，主要起因于反倾销作为贸易保护措施在国际上日益被强化，以及外国对华实施歧视性政策；在内因上，与我国出口秩序不规范、企业应诉积极性低等因素密切相关。

（一）反倾销作为贸易保护措施在国际上日益被强化

关贸总协定经过8轮的谈判，使各缔约方进口关税大幅下降，非关税壁垒不断消除，国际贸易正逐步朝着自由、公正和透明的趋势发展。反倾销作为WTO认定和许可的保护国内产业的三大措施之一，由于具有形式合法、有效控制进口、易操作性等优点，已被国际上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视为实施贸易保护的主要工具和对付非公平竞争的最佳手段之一，反倾销成为WTO各成员对外贸易政策与法律的重要组成部分。反倾销作为贸易保护手段有进一步被强化的趋势，主要表现在：一是国际上使用的频率越来越多。据日本统计，60-70年代全世界平均每年约有40件反倾销调查案，80年代后半期反倾销调查案每年高达114件，而90年代则增加到每年190件[5]。二是许多国家不断修改或完善其反倾销法。以欧盟为例，根据国际形势的变化以及各成员国利益的要求，欧盟多次对其反倾销法作重大的修改和补充。如1979年确立了来自于“非市场经济国家”的倾销标准；1984年规定了“落日条款”；1987年增加了“反规避措施”条款；1988年又补充了“反费用承担条款”；1994年区分反倾销和反补贴，设立专门反倾销条例。三是执行功能日益强化。各国基本上都建立了专门的反倾销管理机构，以解释和执行反倾销法。以欧盟为例，欧盟反倾销的管理机构主要有欧盟理事会、欧盟委员会、欧盟反倾销顾问委员会，专职管理人员也由80年代的5-6人发展至现在的240多人。

（二）对华反倾销政策中带有明显的歧视性

在反倾销中如何确定出口价格和正常价格至关重要。长期以来，欧美等国家把我国列为非市场经济国家，认为我国是“国家给生产原料和产品定价，外贸出口价格受国家干预”的中央计划经济国家，因而在计算我国出口商品正常价格时，采用替代国政策，即在反倾销调查中不以我国企业实际生产成本和国内售价计算正常价格，而是采用所谓“市场经济第三国”同类产品的正常值作为衡量我国商品是否构成倾销的依据。同时在替代国的选择上存在较大的随意性，常选择经济发展水平大大高于中国的第三国如韩国、法国甚至美国这些根本不具有可比性的国家，来确定正常价格，导致正常价格一直处于过高状态，无端扩大了产品的倾销幅度。在出口价格方面，对中国应诉企业采取“一国一税”（或统一税率）的歧视性政策，即无分别裁决。即不论企业应诉与否，一律将应诉企业和非应诉企业共同平均得出一个出口价格，与替代国正常价格相比较后得出一个统一的倾销幅度，征收统一的反倾销税，适应所有中国企业。这种做法不但有失法律的公正严明，而且大大伤害了我国企业应诉的积极性。

近年来，欧美等国家已逐渐改变过去对我国所有企业实行统一反倾销税率的做法。欧盟1998年7月修改反倾销原则，将我国从“非市场经济国家”的名单中划去，并且规定如果我国企业符合“市场经济5项标准”，可获得市场经济待遇。与以前相比，欧盟新政策的确体现了一定的现实性和灵活性，但是其形式上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而实际中否认之的消极本质显露无遗。具体来说，主要表现在以下5个方面：(1)在市场经济地位政策适应性上的歧视性，即对中国企业按照市场经济5项标准逐个审查是否符合市场经济条件；(2)审查手段的不合理性，申请条件过于苛刻并且代价太大；(3)已取得市场经济地位的中国企业的正常价值不能用作其他企业的参照正常价值，对于绝大多数所谓未取得市场经济地位的中国企业仍坚持采用参照国来确定企业的正常价值；(4)在程序上限制审查市场经济地位的范围，规定在日落复审调查案中的中国企业无权申请市场经济地位；(5)将审查市场经济地位与市场准入问题挂钩，对内销有严格限定的外资企业，拒绝给予市场经济待遇。

（三）我国企业应诉不积极，自我保护意识不强

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我国企业应诉的积极性不高，有的甚至根本不予应诉。近年来，情况虽有一些改变，但仍有许多企业不愿参加反倾销应诉。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1)恐惧或不愿打“洋官司”，把反倾销调查行政程序混同于一般的司法诉讼程序，将企业参加反倾销应诉视为“上法庭、当被告”；(2)由于有关国家长期以来在反倾销裁定中采用“替代国”和“一国一税”等歧视性做法，使企业的应诉积极性受到严重挫伤，认为胜诉的可能性极小；(3)相当多的企业经济实力有限，难以承担较高的应诉费用，同时缺乏反倾销的专业人才；(4)一些企业存在“搭便车”的思想，不愿出面出钱应诉；(5)国内各生产商之间、生产商与出口商之间缺乏整体合力，不能联手参加应诉。

企业不应诉或应诉不力给我国的外贸出口造成严重后果，主要体现在：(1)我国企业应诉不力或不应诉，国外反倾销管理机构根据所谓“可以得到的最佳信息”，依据申诉方企业提供的材料和“证据”，作出对我国最为不利的裁决，使对方不战而胜；(2)在国际上造成中国企业软弱可欺的错误印象，使我国企业的产品在国外市场极易遭到反倾销指控，引发一系列的连锁反应；(3)轻易不应诉使中国企业失去参加复审机会，导致涉诉产品甚至长达十多年不能进入起诉国市场；(4)由于多数企业不参加应诉，国外常以“代表性”不足为条件，拒绝受理少数企业的应诉，从而使该企业所在的整个行业将遭受打击[4]。

（四）我国出口秩序不规范，授人权柄

长期以来，我国出口的大宗出口商品多是劳动密集型或技术含量低的产品，产品附加值小，在国际市场上一直处于过度竞争态势。受短期利益的驱动，不少企业为达到多出口，工作重点常常不是放在如何加快新产品开发以及提高产品质量和服务上，而是采用竞相降价的方法，以低价抢占国际市场，扰乱了正常的外贸出口秩序，从而很容易为外国提起反倾销指控制造借口。更有甚者，利用应诉企业已获取的“无损害”胜诉结果，继续大搞低价竞销，致使我国不断陷入反倾销指控的恶性循环之中。如1994年6月26日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终裁我国出口到美国的碳化硅“无损害”后，我国数十家未应诉企业纷纷在国内大肆提价收购，使国内每吨收购价上涨200-300元人民币，而对外则大行低价竞销，以每吨比正常价低50-60美元向美商报价，新一轮对华反倾销势头难以避免。我国频受指控的鬃刷、鞋子、铸铁管件、棉纺制品、自行车链等即是此类情况的严重受害者[3]。

三、我国应对国外反倾销的策略

针对外国对华实施的大规模反倾销活动，从长远来看，我国应进一步深化外贸体制改革，本着“以质取胜”、“以优取胜”的方针，大力发展高技术、高附加值的技术密集型产品出口，改善我国出口商品结构和国际形象，实现外贸增长向集约化方式转变。在近期，应着重抓好以下两个方面工作：第一，直面反倾销，积极应诉，切实维护国家和企业的根本利益；第二，应由被动转为主动，完善没有向美国出口过氯化钡。据统计显示，从1979年至1999年的20年间，仅欧盟对华反倾销就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我国约10%的出口额，损失金额在30亿美元以上。

二、外国对华实施大规模反倾销的动因

外国之所以对华发动大规模反倾销浪潮，是内因和外因合力作用的结果。在外因上，主要起因于反倾销作为贸易保护措施在国际上日益被强化，以及外国对华实施歧视性政策；在内因上，与我国出口秩序不规范、企业应诉积极性低等因素密切相关。

（一）反倾销作为贸易保护措施在国际上日益被强化

关贸总协定经过8轮的谈判，使各缔约方进口关税大幅下降，非关税壁垒不断消除，国际贸易正逐步朝着自由、公正和透明的趋势发展。反倾销作为WTO认定和许可的保护国内产业的三大措施之一，由于具有形式合法、有效控制进口、易操作性等优点，已被国际上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视为实施贸易保护的主要工具和对付非公平竞争的最佳手段之一，反倾销成为WTO各成员对外贸易政策与法律的重要组成部分。反倾销作为贸易保护手段有进一步被强化的趋势，主要表现在：一是国际上使用的频率越来越多。据日本统计，60-70年代全世界平均每年约有40件反倾销调查案，80年代后半期反倾销调查案每年高达114件，而90年代则增加到每年190件[5]。二是许多国家不断修改或完善其反倾销法。以欧盟为例，根据国际形势的变化以及各成员国利益的要求，欧盟多次对其反倾销法作重大的修改和补充。如1979年确立了来自于“非市场经济国家”的倾销标准；1984年规定了“落日条款”；1987年增加了“反规避措施”条款；1988年又补充了“反费用承担条款”；1994年区分反倾销和反补贴，设立专门反倾销条例。三是执行功能日益强化。各国基本上都建立了专门的反倾销管理机构，以解释和执行反倾销法。以欧盟为例，欧盟反倾销的管理机构主要有欧盟理事会、欧盟委员会、欧盟反倾销顾问委员会，专职管理人员也由80年代的5-6人发展至现在的240多人。

（二）对华反倾销政策中带有明显的歧视性

在反倾销中如何确定出口价格和正常价格至关重要。长期以来，欧美等国家把我国列为非市场经济国家，认为我国是“国家给生产原料和产品定价，外贸出口价格受国家干预”的中央计划经济国家，因而在计算我国出口商品正常价格时，采用替代国政策，即在反倾销调查中不以我国企业实际生产成本和国内售价计算正常价格，而是采用所谓“市场经济第三国”同类产品的正常值作为衡量我国商品是否构成倾销的依据。同时在替代国的选择上存在较大的随意性，常选择经济发展水平大大高于中国的第三国如韩国、法国甚至美国这些根本不具有可比性的国家，来确定正常价格，导致正常价格一直处于过高状态，无端扩大了产品的倾销幅度。在出口价格方面，对中国应诉企业采取“一国一税”（或统一税率）的歧视性政策，即无分别裁决。即不论企业应诉与否，一律将应诉企业和非应诉企业共同平均得出一个出口价格，与替代国正常价格相比较后得出一个统一的倾销幅度，征收统一的反倾销税，适应所有中国企业。这种做法不但有失法律的公正严明，而且大大伤害了我国企业应诉的积极性。

近年来，欧美等国家已逐渐改变过去对我国所有企业实行统一反倾销税率的做法。欧盟1998年7月修改反倾销原则，将我国从“非市场经济国家”的名单中划去，并且规定如果我国企业符合“市场经济5项标准”，可获得市场经济待遇。与以前相比，欧盟新政策的确体现了一定的现实性和灵活性，但是其形式上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而实际中否认之的消极本质显露无遗。具体来说，主要表现在以下5个方面：(1)在市场经济地位政策适应性上的歧视性，即对中国企业按照市场经济5项标准逐个审查是否符合市场经济条件；(2)审查手段的不合理性，申请条件过于苛刻并且代价太大；(3)已取得市场经济地位的中国企业的正常价值不能用作其他企业的参照正常价值，对于绝大多数所谓未取得市场经济地位的中国企业仍坚持采用参照国来确定企业的正常价值；(4)在程序上限制审查市场经济地位的范围，规定在日落复审调查案中的中国企业无权申请市场经济地位；(5)将审查市场经济地位与市场准入问题挂钩，对内销有严格限定的外资企业，拒绝给予市场经济待遇。

（三）我国企业应诉不积极，自我保护意识不强

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我国企业应诉的积极性不高，有的甚至根本不予应诉。近年来，情况虽有一些改变，但仍有许多企业不愿参加反倾销应诉。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1)恐惧或不愿打“洋官司”，把反倾销调查行政程序混同于一般的司法诉讼程序，将企业参加反倾销应诉视为“上法庭、当被告”；(2)由于有关国家长期以来在反倾销裁定中采用“替代国”和“一国一税”等歧视性做法，使企业的应诉积极性受到严重挫伤，认为胜诉的可能性极小；(3)相当多的企业经济实力有限，难以承担较高的应诉费用，同时缺乏反倾销的专业人才；(4)一些企业存在“搭便车”的思想，不愿出面出钱应诉；(5)国内各生产商之间、生产商与出口商之间缺乏整体合力，不能联手参加应诉。

企业不应诉或应诉不力给我国的外贸出口造成严重后果，主要体现在：(1)我国企业应诉不力或不应诉，国外反倾销管理机构根据所谓“可以得到的最佳信息”，依据申诉方企业提供的材料和“证据”，作出对我国最为不利的裁决，使对方不战而胜；(2)在国际上造成中国企业软弱可欺的错误印象，使我国企业的产品在国外市场极易遭到反倾销指控，引发一系列的连锁反应；(3)轻易不应诉使中国企业失去参加复审机会，导致涉诉产品甚至长达十多年不能进入起诉国市场；(4)由于多数企业不参加应诉，国外常以“代表性”不足为条件，拒绝受理少数企业的应诉，从而使该企业所在的整个行业将遭受打击[4]。

（四）我国出口秩序不规范，授人权柄

长期以来，我国出口的大宗出口商品多是劳动密集型或技术含量低的产品，产品附加值小，在国际市场上一直处于过度竞争态势。受短期利益的驱动，不少企业为达到多出口，工作重点常常不是放在如何加快新产品开发以及提高产品质量和服务上，而是采用竞相降价的方法，以低价抢占国际市场，扰乱了正常的外贸出口秩序，从而很容易为外国提起反倾销指控制造借口。更有甚者，利用应诉企业已获取的“无损害”胜诉结果，继续大搞低价竞销，致使我国不断陷入反倾销指控的恶性循环之中。如1994年6月26日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终裁我国出口到美国的碳化硅“无损害”后，我国数十家未应诉企业纷纷在国内大肆提价收购，使国内每吨收购价上涨200-300元人民币，而对外则大行低价竞销，以每吨比正常价低50-60美元向美商报价，新一轮对华反倾销势头难以避免。我国频受指控的鬃刷、鞋子、铸铁管件、棉纺制品、自行车链等即是此类情况的严重受害者[3]。

三、我国应对国外反倾销的策略

针对外国对华实施的大规模反倾销活动，从长远来看，我国应进一步深化外贸体制改革，本着“以质取胜”、“以优取胜”的方针，大力发展高技术、高附加值的技术密集型产品出口，改善我国出口商品结构和国际形象，实现外贸增长向集约化方式转变。在近期，应着重抓好以下两个方面工作：第一，直面反倾销，积极应诉，切实维护国家和企业的根本利益；第二，应由被动转为主动，完善我国的反倾销机制，建立预警监控体系。

（一）直面反倾销，积极应诉保市场

1.增强反倾销的意识外国对华反倾销的实质是想通过限制或排除中国产品的进口，达到削弱中国产品竞争力、保护自身利益的目的。政府和企业领导者应消除恐惧或消极情绪，不断增强反倾销意识，激发企业积极应诉的机能。近年来我国反倾销胜诉率不断提高的事实也表明，尽管外国在对华反倾销上采取一系列歧视性政策，只要我国企业积极参与应诉，提供详实可靠的证据，努力抗辩，维护或拓展商品出口市场的机会还是很大的。据WTO统计，目前我国反倾销应诉率已达到2/3，其中涉及到美国和欧盟的案件应诉已达到100%，应诉成果也越来越好，我国出口产品反倾销的绝对胜诉率（无税结案）已上升到35.7%。仅1995-2000年，由我国五矿进出口商会组织协调且业已结案的28起反倾销应诉中，胜诉或保住市场的20起，占71%[6]。

2.切实贯彻“谁应诉，谁受益”的原则为鼓励我国企业积极应诉，外经贸部明确规定了“谁应诉，谁受益”的原则，即在国外对我国产品裁定“统一税率”，或应诉取得全胜时，参加应诉的企业有权继续出口或获得较多的出口数量份额，未参加应诉企业则不能继续出口或限制其出口数量。但是，在实际执行中，由于此项原则存在着落实不够、贯彻不力等问题，没有产生明显的效果。因此，建议有关主管部门制定较为详实的实施办法，并会同各商会加强监督，对应诉不力者加大处罚力度，直至取消其生产经营许可权、外贸经营权等。

3.加强与进口商合作加强同国外进口商的合作，是我国企业获得胜诉的至关重要因素之一。在反倾销应诉中，进口商的作用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可以在其国内反倾销应诉中提供有利于我方的证据；(2)可以说服其国内的广大产品用户向反倾销主管机构施加压力；(3)可以协助寻找相对低的替代国价格[7]。在面对反倾销投诉时，进口商意识到一旦倾销幅度上升，他们将直接承担高额的经济损失，因此应诉的积极性非常高，甚至愿意高价聘请律师参加诉讼，或分担一部分出口商应诉的律师费用。我国企业应充分借助国外进口商的积极性和主动性，相互支持，相互配合，联手参加应诉，不仅增加了胜诉的机会，而且会进一步密切双方之间固有的合作关系，增强应诉企业出口竞争优势。

（二）完善我国反倾销法律和应诉机制，主动应对国外反倾销

1.加紧制定我国的《反倾销法》近年来，我国已相继颁布了《反倾销和反补贴条例》、《关于中国出口产品在国外发生反倾销的应诉规定》等一系列行政反倾销法规，以指导我国出口企业参加国外反倾销应诉或国内提起反倾销诉讼。但是，这些法规存在着内容过于简单粗陋、可操作性差的特点。因此，应充分借鉴和吸取欧美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尽快出台《反倾销法》，使其成为指导我国企业参加应诉或提起反倾销的合法依据，同时也是对付外国蓄意以反倾销手段限制中国商品进入的最具威慑力的对应手段。在《反倾销法》中，应注意参考WTO《反倾销协议》内容，制定详实的且具有可操作性的条款，包括明确重要概念、规范政府职能、增加司法审查程序等[8]。

2.设立专门的管理机构和反倾销专项资金借鉴欧美等国家的经验，建议在已有外经贸部下的反倾销协调委员会基础上，设立专门的反倾销调查司。地方政府可设立相应的反倾销服务中心，协助向企业定期和不定期信息，为我国企业应诉或提起反倾销诉讼提供有力的信息支持。

另外，建议设立专项反倾销资金，在经济上保障企业积极应诉或提起反倾销诉讼，对获得胜诉者，可给予适当的经济奖励；对于应诉失败者，可从反倾销资金中支取一定的诉讼费用，从而调动企业参与反倾销诉讼的积极性。在资金来源上，可由外经贸部会同海关依据企业出口量的大小确定一个对应的征收比例表，由海关执行，但具体征收以不增加企业负担为前提。

3.构建预警监控体系一方面，建立完善的反倾销预警机制。主要是观察对外贸易发展动态，捕捉国际市场信息，从而使我国企业在外国提起反倾销诉讼还处于萌芽状态时，就能做好相应的准备，及时调整出口策略，或者快速组织应诉[6]。另一方面，设立重要出口商品价格监控体系。目的是打击企业竞相低价出口，杜绝恶性竞争，规范出口市场秩序。根据国际市场价格变动幅度状况，对价格偏低易引起反倾销的敏感出口商品，应及时调整产品出口价格和数量，而对恶意搞低价竞销的企业提出警告，并报请有关部门促使其限期整改或实施处罚。

4.充分发挥政府和商会的引导与协调功能政府在企业应诉中的功能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对内加强反倾销应诉政策的制定和宏观管理，并在实际中切实加以贯彻和执行；二是对外通过与有关国家协商谈判，促使他们尽快改变对中国的歧视性贸易政策，维护我国企业的利益。各进出口商会负责国外反倾销案件的应诉组织工作，主要职能有：动员涉案企业参加应诉，组织召开应诉会议；提供反倾销法律咨询服务，协助企业选定律师，帮助制定应诉方案[9]。

5.加快设立反倾销人才培养机制由于我国参加反倾销应诉还处于起步阶段，我国律师基本上从未介入到此类案件中，国内缺乏熟悉国际反倾销的经贸、法律人才，至今仍处于依靠外国律师争取权益的尴尬局面。为此，我国必须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尽快培养一批精通国际反倾销应诉的专业法律人才。

外国范文篇2

执政效率是执政党执政能力的体现，而执政效率的高低取决于决策的科学性和贯彻决策的人。因而，各国执政党都十分重视党内外决策民主化问题和干部队伍建设。

----广泛借用外脑，扩大党员参与决策范围，提高党内外决策民主化程度，形成民主决策机制，这是提高执政能力的重要前提。随着世界局势越来越复杂，决策所需参考和依据的广度与深度已经大大超出了党的领袖或者核心组织的认知范围。为此，很多政党逐渐认识到党外政策研究机构的重要性。据有关资料表明，美国共和党十分重视党外“智库”的作用，经常采纳像传统基金会、企业公共政策研究所等的政策建议。除了加强党外决策机构外，国外政党更多的是从扩大党员参与决策的范围，让更多的党员享有组织决策的权利，以提高决策的民主性和科学性。例如，法国社会党2002年参加总统和立法选举受挫后，在党内组织了约5000场各种形式的座谈会、讨论会，动员各级领导和基层广大党员深入反思败选的原因。在公开、广泛讨论的基础上，该党就其未来的政策主张提出五种方案，在2003年5月的党代会前交由全体党员表决，最后达成党内共识。

----提高党员干部队伍整体素质，加强人才工作制度化建设是提高执政能力的重要保障。对于政党而言，民主决策机制在党内的成功确立，为提高执政效率提供了前提条件。同时，大多数执政党也意识到，贯彻民主决策需要高素质的党员干部队伍。干部队伍建设成为执政党普遍关注的重要问题。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在选拔干部方面形成了一套规范化、程序化的工作制度。每次大选后，该党都通过种种渠道，从全国各行业中挑选出200－300名具有潜能的候选人，然后通过笔试、一般性考察、面试、中执委考察、心理测试、中执委裁决等程序，遴选出合格的候选人。通过这种机制，人民行动党广纳贤才，为其长期执政奠定了坚实的人才基础。现在，社会主义国家也非常重视人才工作。去年，古巴、朝鲜进行了大规模的人事调整，将一批年轻的具有专业素质、懂得现代管理的党员充实到领导岗位上。

----拉近与民众的关系，妥善处理与媒体的关系，是执政党巩固执政地位的重要保障。

----尽管各国政党的政治基础有所差别，但是执政党只有获得大多数人的支持才能巩固政党的执政地位。为此，多数国外政党都十分注意与民众的沟通与交流，同时重视现代媒体对自身的宣传作用，力争在民众心目中保持一个良好的政党形象。

外国范文篇3

不少国家的政党将实施决策民主化、提升党员整体素质作为提高执政效率和巩固执政地位的重要途径。

执政效率是执政党执政能力的体现，而执政效率的高低取决于决策的科学性和贯彻决策的人。因而，各国执政党都十分重视党内外决策民主化问题和干部队伍建设。

----广泛借用外脑，扩大党员参与决策范围，提高党内外决策民主化程度，形成民主决策机制，这是提高执政能力的重要前提。随着世界局势越来越复杂，决策所需参考和依据的广度与深度已经大大超出了党的领袖或者核心组织的认知范围。为此，很多政党逐渐认识到党外政策研究机构的重要性。据有关资料表明，美国共和党十分重视党外“智库”的作用，经常采纳像传统基金会、企业公共政策研究所等的政策建议。除了加强党外决策机构外，国外政党更多的是从扩大党员参与决策的范围，让更多的党员享有组织决策的权利，以提高决策的民主性和科学性。例如，法国社会党2002年参加总统和立法选举受挫后，在党内组织了约5000场各种形式的座谈会、讨论会，动员各级领导和基层广大党员深入反思败选的原因。在公开、广泛讨论的基础上，该党就其未来的政策主张提出五种方案，在2003年5月的党代会前交由全体党员表决，最后达成党内共识。

----提高党员干部队伍整体素质，加强人才工作制度化建设是提高执政能力的重要保障。对于政党而言，民主决策机制在党内的成功确立，为提高执政效率提供了前提条件。同时，大多数执政党也意识到，贯彻民主决策需要高素质的党员干部队伍。干部队伍建设成为执政党普遍关注的重要问题。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在选拔干部方面形成了一套规范化、程序化的工作制度。每次大选后，该党都通过种种渠道，从全国各行业中挑选出200－300名具有潜能的候选人，然后通过笔试、一般性考察、面试、中执委考察、心理测试、中执委裁决等程序，遴选出合格的候选人。通过这种机制，人民行动党广纳贤才，为其长期执政奠定了坚实的人才基础。现在，社会主义国家也非常重视人才工作。去年，古巴、朝鲜进行了大规模的人事调整，将一批年轻的具有专业素质、懂得现代管理的党员充实到领导岗位上。

----拉近与民众的关系，妥善处理与媒体的关系，是执政党巩固执政地位的重要保障。

----尽管各国政党的政治基础有所差别，但是执政党只有获得大多数人的支持才能巩固政党的执政地位。为此，多数国外政党都十分注意与民众的沟通与交流，同时重视现代媒体对自身的宣传作用，力争在民众心目中保持一个良好的政党形象。

外国范文篇4

一、红色革命主题色彩

苏曼殊自小在冷漠的环境长大，很少感受到家庭温暖，小小年纪便看破了红尘剃度出家，时代的变革和中西文化的冲击，让他终日生活在痛苦、压抑的边缘，最后他满怀着对国家的热情投身于革命组织。《惨世界》是苏曼殊翻译《悲惨世界》中一部分创作出来的小说，这部小说也不能完全算是翻译雨果的作品，其中还包含着他自身对这部作品的思考和理解。在翻译浪潮兴盛的20世纪，这是一种常见的现象，对《惨世界》这部小说进行研究我们可以发现，作者本想翻译这部作品，可在他自身思想的影响下，他对雨果的《悲惨世界》进行了增添、删除和修改，这对翻译工作来说是违背了原著的意愿的。对他的小说进行研究后，分析出了两个修改的原因:首先是他的年龄问题，在翻译这部著作时他年仅20，一个如此年轻的人在各方面的阅历都尚浅，对于翻译的标准和手法都不甚了解，因此，我们无法去评论他的对错;其次，苏曼殊处于新旧文化变更的时代，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的强烈冲击让处于那个时代的人思想都较为复杂，梁启超掀起的新民说和文学引发了社会的思想革命浪潮。思想的复杂和时代的动荡，对苏曼殊的创作造成了一定的影响，使得他翻译的作品烙上了时代的印迹。《惨世界》中最明显的改编就是汉字谐音的运用，如将饭桶的谐音“范桶”、无耻的谐音“吴齿”、难得的谐音“男德”等作为人物名字，这不仅增加了文学作品的趣味性，同时还讽刺了社会的腐朽。如小说的第八回有这样一段描述，男德收到一封来自尚海志士的信，要求与男德见面，虽然尚海出过很多爱国志士，但那些志士并非真的把国家放在心上，都是只说不做的主。整天就知道吃好、喝好和穿好，国家的忧患从来不曾出现在他们心中。拿着救助的钱往自己腰包里塞，这种口是心非的人实在是罪大恶极，对于他的见面请求，男德不屑一顾。这是曼殊翻译的作品，如此强愤的情感和口气正是在抒发自身对社会的不满和厌恶。《娑罗海滨遁迹记》也是苏曼殊翻译的作品之一，这部小说来自印度笔记，主要描述了英帝国主义的残暴和血腥以及生活在这种统治下印度人民。

文中有描写到英国人对印度人实施的各种残忍的酷刑，如用刀割肠，在肠中塞满破布棉絮，看他们痛苦地扭曲而死。用针刺瞎双眼，扔进海里看尸体漂浮。将人绑在树上，用子弹射击，看他们如何躲避。在这种变态的屠杀下，印度的领土上到处都是白骨、骷髅，如此残忍的暴行，让人发指。除用暴力使他们屈服，还宣传大爱精神，民众则以毒蛇、暴虎和凶狮等来比喻英国统治者的凶残。《乐苑》也是苏曼殊翻译的作品，该作品来自印度诗人陀露哆，这首诗主要是为了哀悼国家而作，诗的内涵较深，语言方面通常都是使用反语。从苏曼殊翻译选择的题材就可看出，他翻译的作品大多都是救国警民的，他希望能用这种方法来激发人们的爱国热情。当时的中国正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帝国主义的侵略造成了我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状况，改良主义的局限性造成进退两难的局面，各个阶级的斗争和动荡不安的体制，导致了中国的混乱。在民主革命的影响下，苏曼殊认识到救国之路唯有革命，于是他就提起手中的笔从思想上开始革命，他借助多部英国文学作品的翻译来表明对革命的支持，同时翻译作品中的思想也表明了他对国家的热爱。苏曼殊翻译了拜伦的大部分作品，其中以《赞大海》《哀希腊》和《去国行》这三首最为出名。其中《赞大海》和《去国行》这两首都是译自拜伦的同一篇诗作《恰尔德•哈罗尔德游记》。这是一篇以游览为主的诗作，该诗作描绘了诗人在游览途中的所见所闻，其中包括了各地风土人情、异域风光等描写，还包括了一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的压榨和统治，苏曼殊将哈罗尔德塑造成一个有才华但对人生很悲观的形象。这篇诗中还存在另一个主人公“我”，“我”的形象与哈罗尔德完全相反，他对生活充满乐观的态度，喜欢生活，喜欢自由，注重精神方面的建设。整篇诗中都充满了反抗精神，这可以激励人们奋起反抗，点燃对国家的热爱之情。《赞大海》是曼殊翻译拜伦作品《恰尔德•哈罗尔德游记》中的一节，“雄国几许”“苍颜不皲”等词，气势磅礴，字字铿锵，面对大海感慨昔日的雄风不在，唯有叹息声声。《哀希腊》是来自拜伦的《唐璜》的一章，《唐璜》是一首长篇抒情诗，它主要是描写一位游历诗人回国后的见闻，面对“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的场景，诗人不禁黯然的流下了眼泪，这种爱国情感的表达正是苏曼殊在现实生活中的真实写照。

二、永不磨灭的爱情主题色彩

受自身身世、经历和性格的影响，苏曼殊对英国浪漫主义文学情有独钟，因此他翻译的作品中包含了大量的英国文学，同时这也跟时代、社会政治存在一定的关联。通过对英国浪漫主义文学作品进行研究发现，这些诗人们存在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感情用事，这些人都喜欢直接抒发自身的情感，不喜欢隐藏和压抑情绪，比如面对理想充满激情、乐观向上的态度，而遭遇到现实的摧残时他们悲观低落，颓废消极，对俗世的无奈和不满全都书写在诗篇当中。而苏曼殊也是性情中人，这就是他对浪漫主义文学情有独钟的原因之一。苏曼殊对英国文学的喜爱也包括了对浪漫主义诗人的崇敬，其中拜伦和雪莱是他最喜欢的诗人。而在雪莱和拜伦之间，苏曼殊又尤为喜欢拜伦，这从他翻译的作品数量就可以看出，拜伦和苏曼殊是好友更是知己，他们对诗歌的喜爱，对浪漫主义的崇拜跨越了国界。苏曼殊对拜伦的欣赏和赞扬从他的作品就可以体现出来，他把拜伦比作中国的李白，他的诗有魅力、有真实、有亢奋、有激情，让人沉溺其中欲罢不能。曼殊和拜伦之间有个很大的共同点，那就是身世经历，曼殊是个私生子，还是个混血儿，这样的身份让他从小生活在冷漠的环境下，家庭温暖之于他是陌生的、遥远的，因此，他对家庭只有恨，直至他父亲临终都没有去见一面。拜伦出生在一个贵族家庭，父亲的挥霍和抛弃致使拜伦养成了孤傲、叛逆的性格。他们俩的命运是如此相似，以致张定璜说只有曼殊才能翻译出拜伦的诗作，这多少与他们相似的命运有关。张定璜的话抓住了拜伦和曼殊的共同点，他们之间的命运确实存在交集，曼殊对拜伦这种情感的体会是其他任何人都无法取代的，因此，他可以将拜伦的诗翻译出来，却不丧失它本身的特色。雪莱的诗充满着对自由和理想的追求，对现实的反抗。他的首部作品《麦布女王》就很好地体现了他的反抗精神，他希望男女平等，可以自由地追求理想和爱情，他反对宗教的束缚，反对暴力和压榨。雪莱和拜伦都是支持民主派的代表，都对社会存在不满，都崇尚浪漫主义文学，都在青年时期离去，他们主张的自由、平等都是苏曼殊所追求的，而他们对自由和爱情的追求都深深地影响着曼殊，所以苏曼殊借助英国的文学对现实社会进行抨击。苏曼殊翻译的作品除了这两位诗人还包括了彭斯和豪易特等人，《赤墙靡》是苏曼殊翻译了苏格兰诗人彭斯的作品。彭斯是个崇尚自由的人，他虽然出身于农家，但却热爱唱歌和写诗，也是浪漫主义诗歌的代表人物之一。《赤墙靡》写的是关于爱情的故事，表达了诗人对爱情的忠贞和追求。而豪易特的代表作《去燕》，诗人借燕子这个意象来抒发对自由的追求。总之，从苏曼殊翻译的作品来看，他始终对自由和爱情充满向往。

外国范文篇5

(一)金融开放并不是摆脱危机的良方

——使韩国摆脱危机的是政府的强力干预而不是金融开放

第二轮金融开放的重要内容之一是对外国投资者完全开放金融市场，包括允许外资股权参与和对银行部门投资。在危机前，外国投资者个人拥有的韩国公司的股权不能超过7%，韩国公司外国股权合计不能超过26%。在1997年12月3日韩国政府将这两个股权比例限制提高到50%。1998年5月韩国政府超出IMF的要求取消了对外资股权的全部上限规定，甚至允许外资的恶意收购。此外，金融开放的范围还包括外汇交易、建立投资基金、允许外国人购买公共和公司债券、允许外资进入保险公司等广泛的领域。1998年6月，韩国政府宣布分两步实施外汇交易自由化。第一步，1999年4月1日，实行外汇交易法案。取消经常帐户交易的兑换限制，并建立资本帐户交易的否定清单。凡是清单没有明确禁止的项目都是合法；第二步，2002年1月1日，实行外汇交易自由化。2002年4月，政府宣布韩国外汇市场发展规划，到2011年将韩国建成东北亚的区域商务中心。目前，韩国汇率制度被IMF归为通货膨胀目标的独立浮动的汇率制度。

第二轮金融开放的经济政治背景与第一轮开放的完全不同，1997年11月韩国被迫放弃固定汇率，12月韩元兑美元贬值70%，1998年韩国经济衰退6.9%，失业率接近7%。由于相信金融危机爆发主要源于外国投资者的信心危机，IMF作为债权人要求韩国调整对外国投资者的政策，取消外国投资者进入的障碍、提高利率、减少国家对经济的直接干预。可见，第二轮的金融开放的目标是通过吸引外资达到稳定金融体系和摆脱危机困境的目的。

尽管政府希望通过提高利率和金融开放获取外部资金支持，但事与愿违，外国投资者并没有因为利率的提高和市场的开放而进入韩国。1998年，尽管韩国市场完全开放，而且利率很高，但是证券投资和其他投资净外流分别为10.5亿和92亿美元，只有直接投资表现净流入5.1亿美元。而且，多数资本流入主要依靠政府从IMF的借款和在国际金融市场上发行债券，外国对私人部门的投资是负的。直到1999年中期，当韩国金融和货币市场趋于稳定，外汇储备在6月达到620亿美元以后，证券投资和直接投资才有所增加。从1997年12月到2000年底，储备增加的主要来源是出口，占95%，而净资本流入仅占5%。为了稳定金融市场，政府采取了一系列举措：为阻止存款外流，政府宣布为所有银行存款提供担保，这与IMF所主张的取消直接和间接的政府担保相反。尽管危机期间，很多国家如印尼和泰国政府也提出了为存款担保，但只有韩国国民相信他们的政府。韩国人不仅没有取走存款，而且拿出自己的黄金储备与政府共闯难关，这一举措增加20亿的储备，比1997年12月到1999年6月的净外商直接投资还多。可见，让韩国摆脱危机困境的是韩国政府的有力干预，而不是IMF所推崇的金融开放和放弃干预。

为了稳定金融部门，韩国政府着力解决银行不良贷款问题。政府将8家无清偿能力的商业银行收归国有，经过结构调整，国有银行的比重由1996年的33%增加到2000年54%。这与90年代多数国家国有银行比重下降的趋势相背②。为了重建金融市场，韩国政府花费大量资金，资金不仅来源于国家预算，而且还通过韩国资产管理公司和韩国存款保险公司两家政府机构以发行政府担保债券的方式进行筹集。到2004年底，为稳定金融市场，韩国政府投资达165兆韩元，这相当于韩国2000年GDP的28%（见表1），扣除收入政府应对危机的成本占GDP的比重大概为22%。从财政成本角度，韩国危机称得上是最昂贵的金融危机之一。

一般来说，伴随着金融自由化和金融开放，政府的作用应该有所削弱。但是，韩国在全面开放金融市场的同时，为了稳定几乎被金融危机彻底摧毁的金融市场，政府的作用明显加强。正是政府对金融市场的强力干预稳定了金融市场，并为危机后的金融重建创造的条件。危机时，韩国政府起初希望外资收购国内银行，但是在金融市场稳定以前，外资对韩国银行没有投资兴趣。为此，政府首先按照BIS资本充足率比率对银行进行关闭和重组，到2004年6月，银行由33家缩减为19家，其他金融机构由142家缩减为114家，银行集中度提高，三家最大银行控制资产由1997年的27%提高到2000年的54%。1997年，在25家商业银行中只有13家符合8%的资本充足率要求，平均资本充足率（BIS比率）为6.2%，但2004年，平均资本充足率（BIS比率）达到11.3%。政府的金融重建工作的确成效显著，重组后的银行股权收益率由1998年的-49%提高到2004年的18%，银行的价值大大提升了，在这个过程中，外国投资者对银行的投资兴趣也不断增强。

(二)向外资出售银行

——外资成为银行私有化的受益者

随着政府重建工作起效、金融市场的稳定和银行利润率的上升，韩国政府私有化改革才有起色。但是，由于危机使大量国内企业破产，一般国内企业没有购买能力，大财团虽然有购买能力，但是为了抑制财团不断增强的经济实力，保持政府的控制力，政府仍严格限制财团进入银行部门。在这种情况下，政府的唯一选择就是向外资银行或公司出售银行股权。韩元的贬值使韩国资产变得非常廉价，1999年以后，资本流入开始急剧增加，有价证券的流入量也大幅度增加。

1999年12月，韩国第一银行卖给一家美国基金新桥资本；2000年11月，Koram银行卖给了美国投资基金Carlyle，2003年9月，韩国外汇银行卖给了美国LoneStar投资基金。从2001年开始，韩国银行部门的外国证券投资迅猛增加。到2005年末，在剩余的七家全国性银行中，有六家的外国股权比率超过50%。总体来看，外国投资者拥有韩国商业银行的股权比率高达66%，比1998年提高46个百分点（见表2）。

韩国政府和多数专家学者相信外资进入将有助于稳定和重组国内脆弱的银行业，通过学习国外金融工具和技术改善国内金融服务质量，并完善金融基础设施。他们还希望通过外国银行来解决国内银行体系的官僚、腐败，并约束财团的投资行为。这些观点也被刚刚经历危机之苦的公众所广泛接受。韩国政府还希望通过出售国有银行向公众表明进行金融结构调整的决心。

但是，由于购买韩国银行的主要是投资基金，他们并不想长期经营韩国银行，而是希望通过转卖获取收益。2004年外国投资者开始出售股份，2004年4月，Carlyle将KorAm银行出售获利6.75亿美元，2005年2月，新桥资本将韩国第一银行出售，获利16亿美元，三倍于它四年前的投资。韩国公众对外资的短期套利，而且还不向韩国政府交税极为反感，银行业的开放成为一个极具争议的问题，很多人确信将银行直接卖给投资基金是不妥当的。不断出现的韩国银行销售的丑闻③更是使一些专家学者和公众对银行开放、外国投资者的积极作用以及政府主导的有利于外国投资者的私有化进行置疑。

(三)外资银行进入对银行业的影响

仅仅经过短短的5年多（2000年以来）的时间就对韩国银行开放的成败下结论还为时尚早。目前来看，外资银行的进入使得韩国银行业发生了不小的变化。通过银行业全面的开放，韩国政府成功地打破了与大财团的过从甚密的关系，商业银行成为了独立的市场主体。从这一点上看，韩国政府推行银行开放的目标基本实现了。但是，外资的大举进入的确也产生一些比较突出的问题。

银行的借贷结构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公司贷款减少、私人贷款增加（见表3），外资银行对中小企业贷款的比例较少，对家庭贷款的比例较高。这种信贷结构的变化暴露了韩国银行缺乏对长期投资和国内企业进行资金支持的问题。由于商业银行不愿意为公司投资提供贷款，造成私人部门的固定资产投资比例下降，私人部门设备投资占GDP的比例由2000年的12.8%下降到2004年的9.7%，这可能影响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公司融资结构也发生变化，贷款、发债和股票融资的比例迅速下降，企业主要依靠内源融资发展，目前公司内源融资的比例达到80%以上，而90年代中期仅为25%。内源融资比例的提高说明金融市场对私人部门发展中的作用在减弱，金融市场越来越与本国实体经济相脱节；家庭的债务存量的增加也增加了韩国家庭金融的脆弱性，由于长期的信贷不足，使韩国产业发展和创新缺乏必要的融资支持，韩国产业面临产业安全问题，实际上外资已经掌握了金融、电讯、半导体等重要产业的控制权。

由于竞争的加剧，使得银行贷款利率降低，存款利率提高，利差减少。贷款利率下降造成房地产泡沫，为减少泡沫，监管当局要求银行减少抵押贷款，但效果不佳。

外资进入而得到加强的银行业竞争既没有提高银行服务的差别化程度，也没有改变羊群心态。2001和2002年的信用卡事件表明，不管内资还是外资银行都会发生羊群行为。2003年末，信用卡泡沫破裂，信用卡公司形成90亿美元的赤字。但在政府解决信用卡危机的过程中，尽管外国银行参与了信用卡公司的借贷，但却拒绝与政府合作完成解救计划。信用卡危机暴露了韩国银行贷款的随意性和较低的风险管理能力。而且，信用卡事件也反映出在遇到金融混乱或危机的时候，外资银行不会象内资银行那样与政府合作，共度难关。

二、90年代初期以来的第一轮金融开放——不当的金融开放导致金融危机的爆发

20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期间，韩国金融部门主要由政府控制，中央银行是政府政策的工具。直到80年代初期，多数银行仍然是国有，资本流动受到严格管制。尽管80年代初期，银行进行了私有化改革，但是到90年代，外国银行业务仍然非常有限，一些国外开发性或政策性贷款只是国家执行产业战略计划的低成本的融资工具，国外贷款主要通过国有银行体系流入韩国。银行不是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独立的市场主体，大量的政策性贷款不是为了获取利息收入而是为了提高产业投资水平、扩大出口和促进经济增长。国家不仅为企业贷款提供担保，也为银行提供国家信用。

在这种政府主导的模式下，国家对金融资源的控制对经济发展发挥了积极的作用。首先，政府运用金融控制手段使储蓄和资本积累率最大化。1965年实行的利率自由化使政府控制的银行中的储蓄额迅速增长，一些非银行金融机构的建立也把非正规的场外证券市场的资金吸引到正规的金融体系中来，低成本的资金为银行提供低利率贷款提供保障；其次，国家根据其产业政策在不同产业部门、不同企业之间配置金融资源，促进了产业结构的改善和企业集团的发展。政府的优惠贷款是产业政策的一个组成部分，从1973年到1991年间平均占国内信贷的比例超过40%。政府不仅向特定的企业和产业提供低息贷款，而且对他们进行临时保护。在外部总需求大量减少时，政府能够使充足的信贷以较低的利率流向财务上脆弱但结构完善的公司。国家对金融市场的控制使得符合产业政策的企业获得必要的金融支持，促成了大企业集团以更快的速度进行资本积累。

80年代末，美国给韩国施压，就金融开放开始双边谈判。其他外部力量包括七国集团政府、国际金融机构和跨国公司都在积极推动韩国开放金融市场。从国内看，自由经济和自由市场的理念也逐步占了上风。自从90年代第一任民主选举产生的总统金泳三上台以来，韩国施政战略由保护国内产业体系转向促进经济的全球化，韩国的金融制度也发生了变化。为了使韩国全球化战略更制度化，韩国1993年申请并于1996年成为OECD成员。为了成为OECD成员，韩国同意向发达国家投资者逐步开放金融市场。除了对长期贷款和股权投资保留管制外①，韩国政府逐步放松了对资本流入特别是国外短期信贷的控制。受传统政府担保的思维惯性的影响，管制的放松导致企业过度借贷，外国银行可以在没有政府信贷担保的情况下向大企业借贷，短期外债急剧增加。处于监管真空中的隶属大财团的非银行金融机构大量在国外借入短期贷款并发放贷款给自己。从最大的30家大型企业集团的融资结构看，短期借款的比重从1994年的47.7%增加到1996年的63.3%。从1993年到危机爆发前的1997年9月，韩国外债从440亿美元增加到1200亿美元，尽管1996年债务总量占GDP的比重仅为22%，但其中60%都是短期债务。在1997年的第三季度，韩国短期外债已经是储备货币的323%。不仅如此，金融开放和放松管制的同时，韩国政府也从积极的产业指导政策和投资监管中退出，企业集团纷纷在钢铁、汽车等领域进行重复投资，造成产能严重过剩。过高的企业资产负债比率增加企业的经营成本，1997年宣告破产的财团中，起亚集团的负债率为519%；汉拿集团的负债率达2056%；韩宝集团的负债率达到1900%；真露集团的负债率高达3073%。1997年7月爆发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和1997年初韩国一些企业集团的破产使得外国投资者对韩国失去信心，资本大量外流。同年11月，韩国用尽了全部外汇储备，固定汇率失守，韩元暴跌，由于无力偿还外债，不得不向IMF申请高达570亿美元的援助。

尽管从时间上看，金融开放并不是始于金融危机，但却是金融危机爆发的重要原因。一方面为了使本国企业集团不受外国企业影响，韩国在放松短期资本流动管制的同时，保留了对外国投资者长期投资和股权参与的限制，这种不对称的管制和国内不良的借贷文化造成短期债务比例过大；另一方面，在政府对资本流动取消控制的同时，未采取必要的监管措施，造成监管真空。

三、结论和启示

（一）在金融市场没有对内开放之前就对外开放可能导致严重的后果。韩国在国内没有建立有活力的、市场导向的金融体系之前，向外资全面开放金融市场，的确是一个冒险的行动。在转型过程中，市场秩序和合理的价格并未形成，这时仓促向外资出售股权，可能使外资成为改革的受益者，而国家成为受损者。韩国银行出售的丑闻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二）成功的金融自由化和金融开放不是一个自由放任的过程，而是一个政府积极参与和引导的过程。韩国危机前，在放松对短期资本流动限制的同时，没有建立相应的监管措施，使得短期债务迅猛增加，最终引发了金融危机。韩国的金融危机的教训表明，在开放资本帐户之前先加强国内金融体系的建设才是一个比较稳妥的做法。金融危机后，政府在恢复金融市场稳定和金融重建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尽管IMF给韩国金融危机开的药方是减少政府干预，但事实证明，政府干预才是让韩国尽快摆脱危机困境的不可替代的先决条件。

（三）外资不是“救世主”，期望外资来解决国内问题是不现实的，力图向国外投资者转嫁银行改革的成本更是不可能的。在韩国面临金融危机困境的时候，尽管银行全面开放，外资也不愿意进入承担银行结构调整的成本。只有金融市场稳定后，外资才进入并充分享受了韩国银行私有化的好处。基于韩国当时国内情况，向外国投资者出售银行股权是制衡国内财团势力和打破官僚金融体系的不得已的选择，但外资银行的介入改变了银行贷款行为取向，也产生了一些新的问题如对国内私人部门金融支持不足、缺乏与政府合作精神等。

（四）金融开放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国内的借贷文化和政府的监管能力。韩国尽快开放金融市场的原因是希望改变国内的借贷文化，但信用卡事件表明，外资不仅没有扭转不良的借贷文化，而且也参与羊群行为中。在资本帐户开放的情况下，不良的借贷文化会使债务累积、并迅速扩散和蔓延，使经济陷入更深的危机之中。在金融开放的情况下，政府的审慎监管对维持金融市场稳定至关重要。韩国外资金融机构进入后，衍生产品市场发展很快，金融创新也比较活跃，尽管韩国建立了金融监管委员会，并引入了新的监管方法和标准，但是金融监管的能力和水平远不能跟上金融创新的速度。

注：

①这一举措的初衷是鼓励企业财团更容易获得国际融资并成为国际化企业，同时不受外国企业的竞争性影响。

外国范文篇6

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就业的影响是围绕着对外直接投资对就业的替代效应和促进效应以及对就业规模、结构和区位分布的影响来进行的。杨建清(2004)认为这方面的研究主要包括就业替论、就业补充理论、就业结构优化论、公司战略论。目前来看，有关流出FDI对母国就业影响的经验证据比较有限。Chen和Ku等人(2003)的研究表明，台湾地区对所有国家流出FDI而创造的技术和管理岗位的工作超过了1993－2000年技术和管理工作数量的总和。Wu、Heng和Ho(2003)的研究认为，新加坡1996年到2000年期间流出的FDI在制造部门创造了33600个工作岗位。而EllingsenGaute和Win－fliedLikumahuwa等人(2006)的研究也得出了近似的结论，即没有发现流出FDI对新加坡劳动市场造成负面的影响，尤其是不存在流出FDI替代母国出口的证据。戴翔(2006)通过对新加坡的研究表明，FDI对国内就业的影响是积极的，FDI型企业对不同的劳动群产生不同的影响，科技人员就业增长从FDI的发展中受益最多，其次为管理人员和体力劳动者，随着对外直接投资的开展，公司内部的劳动分工会进行重新配置，从国内生产型向技术密集型和管理密集型方向转变。王峰和王博(2007)运用协整方法对台湾地区失业率上升的因素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台商对大陆的投资活动并非是造成台湾失业率升高的主要原因；而且长期来看，对大陆的投资改善了岛内劳动力就业质量，提高了企业的竞争力。同时指出，岛内失业率上升的主要原因是产业结构升级和宏观经济环境低迷，加强两岸经贸合作是台湾改善经济环境和降低失业率的明智选择。

国内外专门探讨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对本国就业水平影响的文献较少，多数是在探讨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对日本经济影响及产业空心化的研究中略有提及。随着日本90年代对外直接投资的增加以及国内产业向国外的转移，日本就业人数逐步减少，因而一些日本学者认为本国出现了产业空心化问题，如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会长丰田章一郎就对日本大规模对外直接投资而导致的产业“空心化”表示忧虑(张国成，1994)。庞德良(1998)、中村吉明(2002)把产业空心化定义为一种外部性现象，跨国企业把生产基地转移到海外后，由于其自身利益与社会利益的矛盾，造成国内制造业生产下降、就业减少、产业衰退，进而对本国经济增长和发展产生不良影响。90年代以来，由于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的增加以及国内制造业产业的大规模转移，恶化了日本国内的就业状况尤其是制造业的就业状况，有关日本产业空心化的问题便自然而然地与“中国因素”联系在了一起。然而，国内学者就日本产业空心化问题对日本国内就业水平影响这一问题有着不同的看法。伞锋、曾浪(2005)通过分析日本直接投资的增长与日本进出口和就国际经济合作2009年第7期业的关系得知，“中国因素”不仅不是日本产业空洞化的祸首，反而是新一轮景气回升的重要动力。“中国因素”加快了日本逆工业化进程，尽管使日本制造业失业人数增加，但导致日本产业空心化的真正原因是服务业过多的规制和劳动力市场缺乏弹性，使逆工业化过程中制造业释放出的失业人员不能向服务业进行有效转移。王晓枫、郭远芳、袁绍锋(2006)采用格兰杰因果分析和误差修正模型，基于中日数据分析了FDI、产业转移与母国就业之间的关系。实证检验表明当日本对华直接投资时，转移了其国内的制造业产业，输出了制造业就业岗位，但是由于服务业对制造业的替代弹性大于1，使得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在总量上增加了就业机会，在结构上促进了日本国内就业结构优化。

二、日本就业变动与对华投资之间的关系——描述与分析

正如前文所述，在上世纪90年代日本对中国投资快速增长的同时日本国内的就业状况迅速恶化。如图1所示：在1990年以前很长时间内，日本的失业率基本上在2-3％之间波动，但在1991年以后其失业率却迅速增加。根据2003年日本统计年鉴上的资料，日本的完全失业人数在1990年仅为134万人，1995年已增至210万人，2000年再增至320万人，2002年3月最多时曾达379万人。其完全失业率在1990年仅为2.1％，1995年升至3.2％，2000年再升至4.7％，2001年7月突破5.0％大关，截至2003年初仍在5.5％的水平上居高不下(江瑞平，2003)。再从作为对外投资主体的制造业来看，1992年以前就业水平一直呈上升趋势，但此后发生了逆转，1993年比1992年就业人数减少了39万人，1994年比1993年减少了34万人，1995年再比1994年减少了40万人。尤其是海外投资率高的产业就业减少的现象最为明显，其中纺织和电器机械产业最为严重(庞德良，1998)。1991至1994年，电器机械产业的就业人数减少18万人，服装和纺织产业减少10万人。除此之外，一般机械产业减少了8.1万人，金属制品产业减少了6.9万人，汽车及附属产业减少了4.6万人。就制造业与服务业就业人数对比来看，1992至2002年间，制造业失业者增加了347万人，服务业就业者增加了322万人(吉田惠美里，2006；日本总务省，2003)。由此可见，日本国内就业问题的日趋恶化确是事实，大量对外投资的产业就业问题较为严重也是事实。然而据此认为对外投资是日本国内就业状况恶化的根本原因，进而说明对中国投资是这种原因的核心，理由并不充分。

首先的疑问来自于下面的比较。从纵向比较来看，上世纪80年代尤其是80年代中后期日本对中国投资同样是迅速增长，但此期间日本的国内失业率却很低。在此我们还可以做一个横向比较。韩国同样是一个在上世纪90年代以来对中国投资保持迅速发展态势的东亚国家。韩国对华投资始于1992年，虽起步较晚但增长十分迅速，从1992年的1.19亿美元到1997年的21.42亿美元，年均增长78％。从1993年到2000年，投资项目和投资金额分别占其对外投资总量的48.2％和18.3％。尤其是2005年上半年，韩国对华直接投资较上年同期增长了54.4％，在投资规模方面超过了日本和美国。然而资料表明，韩国在同一时期内的国内就业状况却呈现日益改善的趋势。在1993至2002年期间，韩国的平均失业率为3.6％，低于日本0.3个百分点，而且考虑到此前韩国失业率长期大大高于日本，这种转变更是十分显著。尤其是进入本世纪以来，在日本失业率一再上升的情况下，韩国失业率却连续下降，其中2000年、2001年和2002年的失业率分别为4.1％、4.0％和3.5％。

其次的疑问在于，日本对华投资金额占其对外投资总额的比重并不高。以日本在90年代对中国投资最多和增长最快的1995年为例。这一年日本对中国的投资为44.78亿美元，仅占日本对外投资总额的8.7％，占日本对亚洲投资总额的36.2％，而仅占日本对美国投资额的19.8％，也就是说，日本对中国的投资额还不到对美国投资额的1／5。如果有影响，也只能说明对华直接投资对日本就业水平的影响很小。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随着近年来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的增加，日本的失业率却在降低。据日本总务省劳动力调查，2004年失业率为4.7％，2005年为4.4％，日本的正式工人数出现了1997年以来的首次增加，同时青年就业人数增加，2005年，25岁到34岁的失业人口同比下降3％。2006年5月份完全失业率为4.0％，6月份完全失业率为，完全失业者数比前年同月减少2万人，就业人数比前年同月增加20万人。由于日本对外直接投资带来的“诱发出口”效果大于“出口替代”和“逆进口”效果，反而带来了日本国内就业机会的增加(吉田惠美里，2006)。

三、对外投资对母国就业的影响——理论分析与日本的现实

在分析对外投资对国内就业的具体影响时，我们先来分析一般条件下的情况。所谓一般条件，就是指国内经济的平稳发展。直观地看，对外投资就是将国内即将用于或已经用于生产的资金或生产资料装移到国外，我们将这些资金或生产资料统称为资产。不难理解，如果这些资产在国内进行生产，势必要在国内招募工人因而增加国内的就业，然而对外投资减少了这部分就业，这是对外投资影响就业的第一个方面。同时，这些资产的转出就意味着已经存在的或即将存在的生产活动的转出，则本来或潜在以这种生产为原料供给对象或产品销售对象的生产者将会受到影响，进而影响它们的就业，这是对外投资影响就业的第二个方面。很明显，以上两者都是负面的影响。对外投资对国内就业还有一个正面的影响，即通过向国内购买原材料或中间产品增加本国的就业，这就是一些学者谈到的扩大出口效应。不过问题是，如果这些生产者仍在国内，它将向国内购买更多的原材料和中间产品。即使考虑到对外投资使生产规模增加因而需要更多的原材料或中间产品，此时向国内的购买量也不会大于在国内时向国内的购买量。可见，扩大出口的效应是微不足道的，至少难以大于上述第二方面的负面影响。因此，总的来看，在经济平稳发展的条件下，对外投资应该减少国内的就业。在此，我们特别强调经济平稳发展的条件，因为如果不具备这个条件，上面的结论将不再成立。非经济平稳发展的极端情况亦即经济过热和经济低迷。在经济过热时，对外投资减少的就业会立即被吸收；在经济低迷时，对外投资根本就不减少就业。也就是说，在这两种情况下，对外投资不会对国内就业产生负面影响(在此意义上甚至应该理解为增加了就业)。

作者认为，基于90年代泡沫经济破灭的背景，日本当时的经济现实就属于经济低迷。从国内大环境来看，由泡沫破灭导致的不良债权问题日益突出，银行惜贷现象严重，以致企业破产增加，就业环境恶化；就业环境的恶化，进一步加重了日本国民的不安心理，导致消费需求下降，企业生产国际经济合作2009年第7期萎缩，雇佣人员进一步减少。可以想象，面对国内的经济萧条和需求不足，那些对外投资的企业即使待在国内也不可能创造就业，而只能造成资源的浪费。一个非常明显的事实是，那些仍然留在日本国内的企业的开工率都十分低下，不仅不能通过扩大生产来增加就业，反而还在竞相裁减员工。例如，到90年代中期，在日本中小企业聚集的东京大田地区，制造业的就业人数比泡沫破灭前的高峰期下降了40％，工厂数目下降了25％(国家信息中心，2004；伞锋、曾浪，2005)。在这种情况下，可以认为日本对外投资的企业不存在对国内就业的前两种负面影响，而其第三种正面的影响却在整体上显示出作用。因此，可以肯定地说，日本的对外投资没有破坏国内就业，相应地，日本近年来对中国投资的迅速发展也没有降低其国内的就业水平。如果一定要定性其影响，应该是它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就业。

四、对中国的直接投资没有恶化日本就业：一个实证的证据

对于日本对中国直接投资引起日本国内就业恶化的言论，还可以在计量研究的基础上提供反驳的证据。我们的做法由两个步骤组成：首先考察日本制造业就业占总就业的比重是否下降，如果没有下降则没有必要进行下一步的工作；其次考察日本制造业就业占总就业的比重下降与日本对中国制造业投资增长之间是否存在联系。之所以用制造业作研究对象，是因为近年来日本对中国投资以制造业为主体。而用上述比重作主要变量，则是考虑到，如果制造业就业占总就业的比重没有下降，即使制造业就业下降也没有必要关注海外投资对日本就业的负面影响，只有在上述比重下降的情况下，我们才有必要研究日本对中国投资是否影响了日本的就业。

首先来看日本制造业就业占总就业比重的变化。从图2来看，在1979-2004年的很长的一个时间内，日本制造业就业占总就业的比重始终处于一个下降的状态，这符合了上面所说的进行第二步工作的要求。但这里也有问题：长期持续的比重下降很难与对中国投资建立密切的关系，而总就业与制造业就业在90年代的下降也增加了进一步研究的必要性。对于第二步的工作，我们通过检验下面的

回归模型来完成。

E1=β0+β1FDI1+β2FDIt-ll+β3FDIt-2+β4FDIt-3+εt

其中，E为日本制造业就业占总就业的比重，FDI为日本对中国的制造业投资，t为时间。考虑到日本对中国投资对其国内就业的影响可能具有滞后性，我们在模型中加入了3个滞后变量。经过对E和FDI的时间序列做平稳性检验，发现两个变量都具有1阶单位根(由于篇幅所限，检验结果不再列出)，所以在模型估计中我们采用两个变量的l阶差分。下面是模型的估计结果(如表1)。

表1中的模型估计结果显示：FDIt、FDIt-l、FDIt-3的系数均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它们对日本国内的就业没有影响；FDIt-2的系数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通过检验，但由于其系数为正值，不仅不能证明FDI对日本国内就业有负面作用，而且还显示了FDI与日本国内就业存在某种正相关关系。也就是说，日本对中国的投资不仅没有使日本国内的制造业就业甚至总就业下降，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还对后者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五、对日本就业下降原因的进一步认识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日本近年来(主要是90年代)的就业恶化呢?首先，最主要的原因还在于其经济萧条和需求不足的状况。经济萧条和需求不足使很多企业不得不减少生产，也就不得不产生裁减员工的要求。而且也正是日本国内经济的状况导致了以终身雇佣为主的原有雇佣制度的变化，使很多原来的全职工作变成了兼职工作。因此它使企业产生裁减员工的要求同时又消除了其裁减员工的障碍，故而导致了国内大量的失业。其次，在国内经济状况、自身发展要求、对外直接投资等因素的影响下，日本需要也正在进行经济结构的调整，这种经济结构调整的本身也会带来一定量的结构性失业。正像一些日本经济学家指出，日本的就业市场近年来处于一种失衡状态，传统产业由于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或资源转移等原因存在大量过剩劳动力，而一些新兴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却存在劳动力不足。最后，由于日本国内生产成本的提高，原来日本经济快速发展所赖以存在的外需条件已经发生了变化。

如果要说中国对日本就业有所影响的话，那么近年来中国经济强劲发展夺走了日本的外需应是最为突出的因素。中国大量的物美价廉的产品吸引了世界的眼光，使日本国内的生产不得不减少，因而促使其就业水平下降，但这与日本对中国投资的变化无直接关系。所以，总的来看，导致日本失业增加的原因仍在其国内。对外投资是其必然的要求，产业结构调整也是其必然的要求，因此，只有解决自身经济发展中的问题，使自身经济重新步入一个良性发展的轨道，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本国就业状况恶化的问题。

内容提要上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对华直接投资造成母国就业状况恶化的评论曾经甚嚣尘上。本文通过理论与实证方面的分析结论表明，日本对中国的投资不仅没有使母国的制造业就业甚至总就业下降，而且在某种程度上还对后者有一定的积极作用。总的来看，导致日本失业增加的原因仍在其国内而非对华直接投资。

关键词日本对华投资就业

参考文献

江瑞平：日本产业空心化的实态、症结及其“中国因素”。《日本学刊》2003年第3期。

杨建清：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就业的影响。《商业时代》2004年第35期。

戴翔：对外直接投资对国内就业影响的实证分析——以新加坡为例。《世界经济研究》2006年第4期。

王峰、王博：台湾投资祖国大陆对岛内就业的影响——基于制造业的实证分析。《世界经济研究》2007年第11期。

庞德良：日本海外直接投资与产业空心化。《日本学刊》1998年第3期。

伞锋、曾浪：中国因素对近年来日本产业空洞化的影响分析。《现代日本经济》2005年第4期。

王晓枫、郭远芳、袁绍锋：外国直接投资、产业转移与母国就业。《大连海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4期。

外国范文篇7

在过去的几年中,法国开展了一系列活动,促进了法国的“入境”旅游。1992年法国举行了冬季奥运会，同年4月巴黎迪斯尼乐园开张，D-Day（二次大战盟军发起进攻日）五十周年纪念，也吸引了大量的游客。海外，尤其是来自美国、英国和加拿大的游客增多。由于英吉利海峡海底隧道的开通，进一步促进了英国市场。不利的是，1994年年底欧洲星际列车才开通；厢式和梭式列车也延迟开通。据1994年头八个月的初步结果表明，去年又是一个破记录的年份。法国旅游业的收支余额略有下降,预计为595亿法郎。这是由于法国在国外支出的急剧上升超过了国际收入的增长。法国1994年的旅游国际收入为1375亿法郎,增长率为3．8％。同时，国际到客和过夜率增长约3％，分别达63．1百万和443百万,所有的主要海外市场除西班牙外，在1994年都显示了增长趋势，许多增长率都在2位数。

旅游的经济效益

法国的国际旅游收入1993年总计1325亿法郎，1994年超过1375亿法郎，比过去十年翻了一番。

1993年法国旅游收支平衡顺差增长，达600亿法郎，1994年的初步目标为640亿法郎。然而，法国境外旅游率比预计的增长的快，在国外旅游的支出的增长高于国际收入。

考虑到在近几年不同的政治和经济发展，诸如1991年的海湾战争，和随之而来的世界性的经济衰退,法国旅游业的运行一直是相当好的。举例,1991年和1992年的增长率平均约10％，尽管这个增长伺后就急骤下降。

法国旅游业近期运作值的称赞的另一个原因是：从90年代开始以来国内物价比较平稳，法郎在其使用国坚挺。

英国货币1994年已由1英磅：9．23法郎下跌至12％至1英磅：8．30法郎，仅1993年就下跌12％，美元1991年～1992年大幅度波动，接近1：5.70，现在徘徊在1：5．30。

与此同时，西班牙的比塞塔，意大利的里拉大幅度贬值,1993年的跌幅20％。这导致了1993年和1994年普遍取消到法国的假日旅游和商务旅行。

根据1994年头八个月的统计，法国旅游收支平衡中主要资金来源对象的西班牙、德国、荷兰、摩洛哥和突尼斯略有下降，而日本、美国、意大利（尽管美元和里拉贬值）非常看好。

游客

1989年，依据《边境调查》法国登记的国外来客人数为49．5百万,过夜数为371．3百万。这与1988年的结果是无法比较的。

从1989至1994年，海外游客增长率约28％。而过夜的增长率稍低,在19.3％。

1993年登记的游客增长率要比过夜率或收入都高，整个平均逗留的时间缩短，使

得年床位率一直低于游客数的增长。

主要市场。根据官方的统计资料，许多市场情况不好，在法国名列前一位的游客来源中，差不多半数以上的国家从92到93年的到客率呈下降趋势。还有一些国家的来客率在1991～1993年这两年间也呈下降趋势。这些是：意大利-4．5％，西班牙-1．5％，澳大利-15％，和瑞典-18．4％。丹麦市场呈停滞状态。德国、荷兰和比利时游客的到客率人均有不同程度的增长。

1993年英国市场到客增长率为4．9％,尽管到法国旅游的支出下降2％（不包括交通费用）欧共体12个市场占了整个到客率的82％。

近几年东欧到法国，尤其是到巴黎的游客增多。打算到国外去旅游的东欧人大多把巴黎作为梦想的目的地，他们中的许多人还第一次出国旅行。但是，大多数东欧人至少要在他们的旅行客车上度过两夜，并随身带了许多食物，因此他们的化费在国际旅客收入中是最少的。

1994年增长预测。根据法国马松的市场研究，1994年法国国际到客率增长。在94年的头几个月欧洲和北美市场的旅游业务有明显的复苏迹象，预计美国、英国、荷兰和斯堪的纳维亚的到达增长率超过10％。其他的欧洲市场除西班牙以外，预计增长在2％～5％。法国马松打赌，预计到94年12月初英国的游客达9百万（法国的第二大市场）。由于庆祝6月D-DAY和英、法欧洲星号的英吉列海底遂道列车开通，英国游客到法国的增长率比去年高的多。从多佛尔港入境的人数增加约12％。法国马松把这个趋势归结于去传统地中海阳光和海滩胜地的复苏。国内旅游业。1994年夏，法国的旅游业给人以深刻的印象。由于法国国内旅游的增长，各类假日旅游景点在高峰季节的旅馆客房率和餐厅生意都有了实实在在的增长，约增长6．5％。这种增长对法国国内的消费市场是如此的重要。在法国，休闲旅行接近60％，假日过夜的60％在法国。1993年总计7．42亿夜,即56.4百万天假日和34．6百万度假者（这些总数不包括不足四夜的旅行,商务旅行或出差）。

平均逗留的时间。正如已指出的那样，在过去几年中，到法国的外国游客逗留的时间似乎已在缩短；目前只有国内游客的一半时间。但各个市场是不同的，远程市场通常在法逗留时间最长；德国游客高达平均9．4天，西班牙游客逗留时间最短，平均为4．4天。

旅游的季节

对于法国旅游业来说，旅游的季节性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这主要是在国内市场，而不是入境市场。据欧洲旅行监测，整个入境法国旅行，在七、八两个高峰月约占44％，而整个出境到欧洲的旅行占34％,至于5～10月这五个月出境到欧洲旅行占69％。有趣的是入境到法国的旅游占75％。全年中都有短期的停顿，在夏季的两个高峰月约为20％。绝大部分商务旅行在3月—7月和10月—11月。然而商务旅行不会产生其它一些能力问题。由于大量国外来法国商务旅行主要是到巴黎，因此在工作周供应能力常常是不足的。

旅行目的和类型

1989年的《边境调查》表明，到法国度假的入境旅行占43．6％,探亲访友或探亲访友与度假相结合的旅行约占16．9％。据1992年的年统计分别增长了47．9％和18．5％。商务旅行，商务和游玩相结合的旅行分别增长15％到16％。和乡村和山地旅游一样，三年来海滩旅游部分比例在增加，而旅游观光部分却显著的下降，从25％降至12．3％。

法国马松的有关资料表明：德国游客最可能到法国度假旅行，他们的旅行69％是闲暇旅游，其次是丹麦占65％。葡萄牙到法国的度假部分占27％，形成鲜明对照。除葡萄牙以外，市场显示最高的商务旅游部分是美国和西班牙。

1994年第三期《旅行和旅游》分析：指出，1991年到法国山区旅游胜地的外国旅游游客总计6．2百万，每平均逗留8．7天。这些数字是整年的，冬季部分不只是和滑雪或冬季运动有关，在不同的游客中他们偏爱到山区度假。

在法国山区景点平均逗留最长时间的是德国，其次为英国和爱尔兰。欧洲人占压倒多数，占了约96％，美国人占1％。

法国马松在1993—1994年的一项研究，欲就主要的来客市场对法国1992年国外来法滑雪的游客人总数作一估计。除了像斯堪的纳维亚（北欧地区），美国、日本等那样的较小市场外，计达1．3百万。1993冬季整个到法国滑雪胜地的游客旅行人数计达1．5百万，与之比较，国内到客约5.4百万,1.8百万当日滑雪旅行，这不包括离家一夜的数目。

主要问题之一是绝大部分到法国的国际滑雪旅行业务集中在阿尔卑斯山脉的北部，这是整个行业收入的78％。

经过几年因雪的情况不好的困难后,去年冬运季节（1993/1994）许多景点都是打破记录的一年。虽然取得好的结果的一个原因是瑞士景点价格的冻结，以及法国旅游项目的较大灵活性。换名话，客人宁可选择一些旅游胜地的基本设施，而不是一切包括在内的价格。

其他一些法国注册的或宣布已注册的入境旅行社啬的营业额在20％～60％。法国滑雪旅游收入上升8％—10％。

主题乐园。法国大约有35家游乐园和主题乐园;这些乐园的年收入约在1亿法郎。由于这些乐园大多在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开张的，他们经营的都要比预计的差，许多乐园已被迫关闭数年或停业清理。其中四个大乐园仍开放着，三家最终似乎可以走出困境。

欧洲迪斯尼（已改名为巴黎迪斯尼乐园—它更紧密地与法国首都联系在一起，因而招来了很多的本国和外国的旅游业务）从开放以来一直不景气。以1993年为例，纯亏损高于收入。该乐园有六座宾馆，有5200多个床位。到2011年该乐园可全部竣工,那时可发展到18000床位。进一步实施计划取决于经营的改善。该乐园经营的第一年中，游客达11百万,94年从前些年的9．8百万降到了8.8百万。同时收入减少了8亿法郎，降低了83．7％，为41亿法郎。目前迪斯尼乐园经营状况有所改进，似乎已走出了80年代末所处的困境。菲切斯考赫乐园收入1993年增加了71％，去年再增加43％，收入增加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改善了经营，增加了乐园开放的天数。并降低管理费用，提高效益。

阿斯特里乐园在1994年首次获利，收入增加了37％。法国的瓦利比乐园尽管还不明确未来到底能获利多少，但通过严格管理，增加了收入。

入境旅游机构

这三、四年来，法国旅游贸易已开始向入境旅游盈利。习惯上许多对入境旅游业务不感兴趣的旅行社已转向到入境旅游业务部分，不管是业务市场，还是娱乐市场。外国到法国的旅行仍以单个的旅行者为多，占了旅游人数的50％。在1993年法国商会的一个报告中指明：旅游界早已知晓，法国的旅游业务量不大。除英国市场外，有三分之二的旅游是自行组织的,而不是由旅行社组织的。然而，从英国组织到法国旅行的这部分已表明，似乎正在增长。至少野营和短期的城市旅游市场是确实在增长。研究表明，1992～1993年,总共有300家英国旅行社经营法国游，250家计划夏季法国游,80家冬季法国游。而经营德国游的是200家。法国的大部分旅行社仍比较小和专业化，很少有接待能力大于10万的。这包括欧洲野营地，汤普森度假村和巴黎旅行社，据英国旅行局统计，法国只吸引了3％的英国野营市场。

德国是法国野营业务的最大经营者。法国旅游的人中有6O％是进行野营度假的。虽然他们倾向于单独旅行，但他们还是愿意通过旅行社和旅游经营者安排他们的食宿。

荷兰最大的法国旅游经营商是费里杰·尤伊特，代办食宿，不包括交通工具的野营旅游。1991年的经营超过162，000人次。

意大利组织到法国的旅游人次也再增加，1992年计30万人次。

旅游者的食宿

食宿。尽管区域性游客增多,仅法国的八个地区就占了整个已售床位的75％，

这八个地区中有六个是沿海地区的。虽然从八十年代中期开始，旅馆的客房和其

他注册的招待所大量增加，还是会发生接客容量不足的问题。

据有关资料表明,外国游客热衷于的二星级旅馆食宿吸收的旅客量最高;1993年为11.6百万，逗留24.3百万夜,平均每个客人2.1夜。法国市场的二星级食宿数据分别为：293百万和51．5百万夜，每人平均1．8夜。1993年三星级宾馆接待外国客人9．5百万，逗留19．8百万夜—平均每一个客人2．1夜。滞留时间最长的，目前是住四星级宾馆和豪华宾馆的外国客人，3百万客人，计7百万夜，平均每个客人2．3夜。

法国旅游业最新资料表明，市场的外国客人部分,最尤为重要的是4星级和豪华旅馆。日本和美国市场占了法国豪华旅馆过夜率的最大部分。美国人和日本人不大住四星级宾馆。

巴黎旅馆客房率下降呈现出了相同的情景：日本人和美国人住豪华宾馆的比例更多一些。而欧洲市场主宰着各类旅馆，就市场占有率而言，法国过夜旅馆的整个过夜率的60％是来自于非欧洲市场。

国家旅游观察1993年的调查结果表明，旅馆业务整个在下降，主要在国外市场。外国客人过夜下降了11％，而国内市场下降5％。只有五月和十一月是增长。

然而,1994年的头几个月显出了复苏的迹象。目前经营最好的是三、四星级宾馆。床位占用率进一步增高，但旅馆业主还是不愿持乐观态度。

外国旅游者到法国采用的一些普遍食宿方式也包括野营地。最近六年来，野营地的床位率增加了20％，10，000野营地，2．5百万床位。外宾约占1/3。

青年和家庭旅馆的床位数继续下降，而假日野营地激增。外来居民增长约25—3O％。法国分时租房专营户说五年来，法国分时租房业和法国客户以两位数速

度增长。

交通工具

1989年边境调查结果表明，整个在法国境内旅游的外国游客中有50％用自己汽车。火车占7．5％，大客车占20％，飞机占4％，这些数字并不说明整个情况。然而，这仅说明在法国境内的情况，并不说明外国游客是怎样进入法国的。没有人会怀疑从90年代起航空旅行在过去的十多年中激增。在1994年的最后七个月里，仅英国到法国的航空业务量就激增,主要是因为开通了飞巴黎的直航。由于交通量的复苏，客座系数增加的要比预计的快的多。据统计，航空旅行占了1992年外国旅客抵法的20％。

然而法国政府的保护主义政策为了保护法国航空集团的利益正在收回对法国航空的放开。如果欧委会坚持自己的意见，地方保护主义就不可能得以长久。完全开放市场将会满足到法国旅行的要求，尤其是地方上的空港的需求。

同时法国铁道公司正在扩建他们在法国的高速铁路网开通了新的线路使旅行者在不浪费时间经巴黎就可以从法国的北部到南部。

法国的海外促销

法国的马松旅行社在过去的六、七年中是信誉最好的国际旅行社。它已成为许多国家旅行社羡慕的对象。意大利，加拿大和美国都把它作为振兴本国旅游业的典范。

马松成功的一个经验是增加法国私有公司参与自己公司的业务，他们提供资金和联合行动。1987年会员只有70家，而现在已有900家,这显然引起了整个旅游行业的重视。

马松在其营业的第一年时，它整个预算的72％来自中央政府，仅有28％来自私人公司和地方政府，到1994年非中央政府资金的合伙经营部分别已到49％，绝对比例已达72．3％。

1994年分配给法国马松的总预算为352百万法郎，预计下降3．6％,预计政府方面的支持要少，3亿直接用于海外。招商和公众筹款约占2/3。然而，这不包括直接用于在27个国家中33个办事处的推销经费1.60亿法郎。

去年经营和管理的预算为29百万法郎，信息服务预算为82百万法郎（包括约8百万小册子的编印，发放）。2百万法郎的差额主要是用于促销旅行。本年度马松大约组织了6O次促销活动，以及参加贸易会和研讨会。

从成立开始就集中力量发展市场各个部分的确定产品,它显然已获得了成功。马松1988年采用的俱乐部形式，现已大大地得到了发展。每个俱乐部均通过像高尔夫球和航海这样的体育活动把对不同旅游产品的广泛兴趣以会议和研讨会带到了美食和文化旅游中。俱乐部，或通过俱乐部进行的市场研究的一个直接结果是各个不同的部门推出了新的旅游产品。

1994年马松为了降低成本，关闭了三个二级办事处——卢森堡、赫尔辛基、达拉斯，除台湾外，在短期内不再打算开设新的办事处。但是马松打算增加在香港的力量。香港的办事处将负责对中国大陆促销和销售活动。在今后五年马松还需要加强对亚洲的力量，以确保发掘这出境旅游快速增长区域的最大潜力。促销战略。虽然法国马松采用了年度销售计划以适应变化的市场条件，诸如通货膨涨，需要量下降，但它还是试图保持长期（至少五年）销售和促销战略。目前的目标是增加旅游流量——主要是改善季节（萧条期）和游客的地理上的分布——吸引旅游者在法国多逗留些时间，以此增加外国游客逗留的平均时间，增加每人每天的化费。

1994年马松再次决定把它的主要财力（67％）集中在它的四个市场—德国、英国、美国和日本——它们占了法国国际旅游收入的40％。正如法国国际旅游导报最近的一个报导指出，这种方法是一种目光短浅的方法。在1991年当马松采用这个方法的时候，这四个市场在国际收入部分多创了10个百分点。因此，这也将肯定因为不重视已进行的高投资，这些市场已失去地盘。

看来不可避免地他们还将失去潜在市场的地盘。这些潜在市场最终会产生相当大的赴法业务量。这是非常值的注意的，因此与其等待制定四年或五年计划，还不如迅速重新考虑目前的战略，为未来的增长寻求新的市场。

前景

马松主要致力于国家的多元化：自然地理风光、文化的多样化、各种各样的体育活动和其他活动，以及目的地高质量与物价的比例。就物价而言，由于价格信息不灵和法郎的坚挺使潜在的和事实上的游客认为法国的物价是高的，价格信息就不灵了。

需要作更多的分析来确定法国入境旅游贸易和接待部门所一直听到的抱怨是否有道理，或是否这些抱怨声只是对每一次机遇法国传统的沮殇态度。由于1994年国内市场在商业食宿和餐馆上的化费少（根据国家旅游局的统计）有一些不满意是可以理解。

同时，旅游管理局改组不稳定引起了诸多的关注，然而从长远来着改组是不合理的。

事实上，新的组织机构最终意味着在法国旅游部门和机构团体之间更高效的工作安排。政府总是想对能对政府收支作出积极贡献以及提供许多间接经济效益的产业进行中央控制。

外国范文篇8

一、印度直接投资政策的演变

印度自独立后从没中断过利用外国直接投资(FDI)，但政府对外资利用也一直没放弃过引导。印度政府依据不同需要并结合时代背景采取相应的外资政策。印度从1991年开始实行的“新经济政策”，放宽限制和引进外资政策，这是印度直接投资大飞跃的开端。此后，印度一直实施旨在推行市场自由化，与世界经济接轨的经济改革，进一步放宽限制和引进外资。这种与国际接轨的市场取向的改革为直接投资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环境，促使了FDI的大飞跃，为印度经济的发展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1、改革以前的外国直接投资政策

从1947年独立到1991年实行经济改革，印度的外国直接投资政策经过了多次演变。(1)1947-1956年。独立后，由于殖民统治的烙印以及尼赫鲁经济思想的影响，印度政府对外资的引进带有矛盾的感情色彩。印度政府表面是对直接投资采取开放的态度，但实际上存在疑虑和不满。一方面，印度政府承认，为了引进先进技术，促进印度工业化，引进外资是必要的，但另一方面，它又在1948年4月的《工业政策决议》中明确指出：“作为法规，为了达到有效控制的目的，主要股权应控制在印度手里，而且始终坚持培训旨在最终取代外国专家的合格印度人员。”

(2)1956-1967年。1956年4月，印度颁布了第二个《工业政策决议》，尽管印度政府在经济上开始逐步自由化，但其对外资的态度与1948年的《工业政策决议》相同。由于印度政府在第二个五年计划中提出要实现工业化的目标，这需要大规模投资，而国内资金不足，再者印度政府意识到利用外资不至于耗尽本国外汇储备，因此印度政府针对不同行业有选择的利用外资，其中制造业利用外资最多。

(3)1967-1980年。独立以来，印度对FDI一直都很谨慎，把外国直接投资严格控制在与印度已确立的发展思想保持一致的基础上，引进外资的行业大多是被认为需要引进国外先进技术或是确保产品出口的行业。直到60年代末才发生了第一次大的改变。三五计划失败，外汇短缺严重，卢比大幅贬值，印度政府对FDI的态度有了全面改观。1973年出台了《外汇管制法》，对直接投资政策有了改进。1973年的外汇管理法是新的对外直接投资政策的标志，其对外国直接投资政策有了一些变化：要与印度本国公司享有同等待遇，合资企业外国持股比例不得超过40%；符合一定条件（如外国分公司全部产品供出口），通过政府的审批，合资企业外资股权可以超过40%；对不同行业制定不同的标准来判断该行业与外资合作是否必要，在需要外国知识技术的行业允许外国直接投资。1977年3月的工业政策声明中，印度政府指出，与外国合作的项目中的大部分所有权应掌握在印度手里，印度政府能对其实施有效控制。

(4)、1980-1990年。80年代初期，印度面临困难的外汇形势，印度政府意识到应加强出口，而本国企业难以单独承担起此项责任，对外国企业进入印度的限制有所放松。1985年，印度开始执行经济开放政策，当时的拉吉夫·甘地总理与财政部长辛格制定了一套改革方案，放松了对外资的限制：产品出口的合资企业外资股权可达到100%；将《外汇管制法》的条款推广到消费品领域；1984-1985年间，印度对多种资本品取消许可证限制；1986年对矿区征收的税率从40%降到30%。1990年的工业政策提到，如果企业家认为有必要引进技术，只要对国内销售和出口征收分别不超过5%和8%的专利费，那么他就可以与外国合作而无须得到政府的批准。

2、1991年经济改革的外国直接投资政策

1991年，印度遭遇了历史上最严重的国际收支危机，近1亿美元的NRI（非本国居民外国投资）外逃，外汇储备只有10亿美元，仅够两周进口所需，在国际借贷市场的信用等级下降。在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帮助下，印度进行了根本性的经济改革，取消对外国直接投资的限制，并建立了外国投资促进委员会来鼓励外国直接投资：取消外国投资必须进行技术转让的规定，如果技术引进一次性总付费用在1000万卢比以内，或从开工之日的7年内，专利费占国内销售额的5%或出口价值的8%以内，都可自动许可；允许优先发展产业、重点工业项目和引进先进技术产业的直接投资可以达到其股本的51%；允许主要从事出口活动的商贸公司外资股本过半，达到51%；许多以前外资限制在40%以内的工业，外国直接投资的比例达51%将自动许可；在一些行业如基础设施和电脑软件，外资股权可达74%；一些行业如运输基础设施甚至允许外资股权达到100%。1991年工业政策规定34个行业的外资股权可达51%并自动允许，但自动获准的条件是资本货物的进口由投资资金以外的外资提供以及红利外流在一定时期内由出口收入平衡；取消合资企业扩大生产规模必须审批的规定；允许在国内市场使用外国商标出售商品；除24种消费品工业外，取消其它消费品工业投入生产后的头7年内外方红利的汇出须与出口所得持平的规定；取消了对固定资产投资的要求。另外一个值得提到的特点是：审批速度大大提升，有些只需7天。1991年经济改革使印度成为了对外资有吸引力的国家。

3、1996-2001年的对外直接投资政策

1996年，联阵政府对外国投资促进委员会进行了改组，将其划归联邦工业部领导，并授权该部可直接审批不超过60亿卢比的外国直接投资申请。更重要的是工业部制定了一套进一步扩大吸收外国直接投资的新政策：在采矿服务、冶金、电力、非常规能源、交通、仓储等9个行业，外资比例不超过74%的合资项目申请将自动获准；将外资比例不超过51%的合资项目申请可自动获准的行业范围予以扩大，新增采矿、纺织、化工、食品加工、机械制造、家用电器、以及市场调查等16个行业。这标志印在1991年“新经济政策”的基础上又迈出新的一步。

1998-1999年度，印度出台了几项促进外国直接投资的政策措施：允许在国内使用外国商标或品牌；将免征5年税收的优惠扩大到基础设施建设的直接投资；允许外国投资者在印度设立联系处和处，部分或全部拥有子公司或合资企业的股权；减少对外国公司的歧视性待遇（外国公司长期资本所得税税率降低到20%；免征外国公司出口所得收入税）；对发电、配电、道路、港口、隧道、桥梁投资，允许外资在不超过150亿卢比的条件下，外资股权达100%并自动获准；允许在一些非银行金融部门进行直接投资如信用卡业务、货币兑换业务；允许外资进入私人银行部门，但股权不得超过40%；政府允许在全球私人移动卫星通讯服务投资，经过审批，外资股权可达到49%。1998年7月，政府计划开放保险市场，允许外国直接投资进入印度保险业，股权比例可达26%。同年，印度工业部扩大了可自动获准的外资企业范围，并在某些行业，将外资股权比例上限从51%提高到74%，甚至100%。

2000年，印度政府准许外国直接投资进入航空业和邮政业，除了公司所得税比印度本土公司稍高以外，给予进入邮政业的外资与国内邮政业相同的待遇。2000年底，印度取消了对某些自动许可行业的红利平衡要求。

二、印度引进外国直接投资的特点

1、始终立足本国需要，根据形势变化采取适度调整。20世纪80年代前，为了维护民族独立，印度对FDI控制较严，坚持主要利用自有资金进行国内经济的振兴。1985年以后为了本国工业化体系建立的需要，印度的FDI政策开始发生变化。90年代初，由于收支危机，外汇短缺，印度对FDI政策有了大的变动，但仍然坚持引进外国直接投资与本国经济发展计划相结合，引进外资的目的是弥补国内建设资金的不足。在这种前提下，FDI的引进要求满足一些限制条件，如为了避免耗尽国内为数不多的外汇积累，要求直接投资用以进口资本货物的外汇需求。90年代以来，印度经济快速发展，抗风险能力增强，对外汇需求也增加了。为了在竞争日益加剧的国际市场上吸引到外国直接投资，印度进一步放宽引进FDI的政策措施，但仍然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的基本准则，其政策制定注重外资使用效率，鼓励通过外资引进先进技术、知识、管理经验和营销方式，促进国内经济结构的优化和推进国内产业结构的升级。

可见，印度引进外国直接投资始终坚持在控制的基础上，立足本国经济发展的需要，采取适度放宽或从紧的外国直接投资政策，将引进外国直接投资与本国经济的长远发展联系起来。

2、注意本国经济安全。印度经历过殖民统治，知道独立的重要性，独立伊始，印度就强调自力更生。长期以来，印度政府对关系国民经济命脉和国计民生以及国防安全的部门，都限制或禁止外国直接投资。在1991年新工业政策中还明确提出把与国家的安全和战略至关重要的领域继续保留给公营部门。直至最近，印度对关系国计民生的战略性行业如工业、农业（包括种植业）、报纸和广播业都不允许FDI的进入。一些行业如保险业，直到最近才允许外国直接投资达到26%。另一些行业如电信服务（播叫接受器、蜂窝式便携式手机、基础服务）直接投资外资比例只准许达49%。

3、注重引导FDI流向知识和技术性产业。早在1948年的工业政策中，印度就强调引导外资流向技术和知识行业，1977年的《政策声明》指出在主要面向尖端技术领域做变通处理，以便吸引外国直接投资。1991年，印度政府声明对雇请外国技术人员和利用外国人进行国内技术开发的合资企业可自动许可。长期以来，对投资于技术和知识性行业的外国直接投资，印度政府不断提高其投资可占的比例、增加对其的优惠措施和减少对其的限制条件。

4、注重将FDI引向落后地区。独立后，印度政府一直致力于改善地区的不平衡发展状况，几乎在每个重要的经济政策中都提到落后地区的发展问题和相应的政策措施。印度政府颁布措施鼓励FDI流向落后地区，以实现落后地区的跨越式发展，促进地区经济的均衡发展，缩小地区差距。印度政府规定在某些落后地区投资，政府要给予一些特别的优惠措施，如：给予相当于投资额的15%、总额在150万卢比以内的现金补贴，对企业收入的20%免税10年等。

5、注重将FDI引向国家优先和重点发展的行业。针对不同时期国家经济发展重点的差异，政府对投向国家优先和重点发展行业的外资从政策上给予鼓励，采取免税、提高外资控股比例、给予与国内企业同等待遇等方式来吸引FDI。1991年，印度就宣布在高度优先发展的产业部门中，股本在51%以内的外国直接投资，可以得到批准；对优先部门的外国技术合同，如果签约之日起10年内，其总支付占销售额8%的项目无需经过审批。政府后来又进一步声明，如果产品全部供出口，那么允许外资占股本的100%。

三、印度外国直接投资政策的新发展

印度始终坚持外资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的方针，在注重外资政策连续性的基础上，根据国际国内形势，对政策加以调整，印度利用外资政策有如下新变化。

1、从外资优惠逐渐向国民待遇过渡。WTO有关投资协定(TRIMS)提出了外国投资适应国民待遇的要求。作为WTO初始成员国之一的印度，与国际规则和惯例接轨，取消歧视性政策，使FDI政策逐步转向国民待遇，使内外资企业待遇接近是大势所趋。印度已开始在这方面作出努力，取消了多项对外资企业的歧视性政策，如：出口限制、红利平衡、较高公司营业所得税等歧视性措施；1994-1995年财政年度预算将对外国公司的公司税率由65%降低到55%；在软件技术园落户的国内外公司，可享受印度政府对出口加工区的所有优惠；政府为出口加工区制定的所有优惠政策均适用于园区内的软件企业。在一些行业，印度甚至实施了有利于外国公司的政策，如电信服务业，印度90年代以来才向私人企业开放，但就要求新进入该行业的私人投资者必须与外资合作才能申请领取许可证。

2、对FDI政策总的是趋向放松管制。从90年代以来，WTO积极推动自由化谈判，经济全球化、投资自由化不断发展，不论是主动还是被动，印度已被卷入了这一过程，对FDI政策不断开放。从90年代初开始，印度对FDI的政策不断进行修正，逐步放松对FDI的管制，扩大FDI进入范围，放宽股权控制，加大了吸引FDI的力度。90年代以来，印度政府扩大了外资可参股的企业的范围（1991年有34个），并新开放一批企业可自动获准且外资股权可为74%甚至100%；进一步扩大了外资控股比例可达51%并自动许可的行业范围；扩大外国公司在印度的经营范围。总之，印度对外国直接投资的政策是向着越来越自由化的方向发展。

3、注重FDI流向高新技术产业尤其是软件业。为促进外国直接投资流向本国软件业，印度政府对科技园实行一系列优惠政策，包括：免除进出口软件的双重赋税；免除全部进口关税；允许外商独资经营；10年内免征所得税；全部产品用于出口的软件商可免征所得税；联网经营业务向私营部门开放，并允许外资拥有不超过49%的股份；打破国家对电信业的垄断，允许外国人拥有独资的电信公司。而且，印度政府还特别注意通过建立和执行符合国际惯例的知识产权标准维护直接投资企业的知识产权，以鼓励外国直接投资投向软件业。印度在1994年6月就对版权法作了较大修改和补充，明确规定了版权所有者的权利、软件出租者的行为规范、用户备份软件的权利以及侵犯版权的惩处和罚款条例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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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WorldBank:"CountrybriefIndia1998".http:/.

外国范文篇9

二、合同期自年月日起至年月日止。

三、受聘方的月薪为人民币(大写)元，其中30%/70%可按月兑换外汇。

薪金自到职之日起至合同期满之日止，按月发给。不足整月的按日计发。日薪为月薪的三十分之一（二月份同）。

四、聘方的义务:

1、向受聘方介绍中国有关法律、法规和聘方有关工作制度以及有关外国专家的管理规定。

2、对受聘方的工作进行指导、检查和评估。

3、向受聘方提供必要的工作和生活条件：一套装配齐全的免费住房：配有卧室、卫生间、厨房、计算机、打印机、电视机、洗衣机、微波炉、电冰箱、VCD播放机、取暖和降温设备等。向受聘方提供互联网联接。

4、配备合作共事人员。

5、按时支付受聘方的报酬。

6、受聘方享受外国籍教师/外国籍专家待遇的，合同期为一年(一学年)，聘方为其提供一次离华/一次往返捷径中国民航航班经济仓国际机票和中国境内火车交通费用(——之间)。

7、按中国的医疗制度为受聘方提供公费医疗。但是，挂号、出诊、就医交通、镶牙、洗牙、整容、按摩、配眼镜、住院用餐和服用非医疗性的滋补药品等费用自理。

在合同期内，受聘方在台湾、香港、澳门地区和中国境外的医疗费用自理。

8、聘方为受聘方担负居留证办理费用。

五、受聘方的义务:

1、遵守中国的法律、法规，不干预中国的内部事务。

2、尊重中国的文化、宗教政策，尊重中国人民的道德规范和风俗习惯,不从事与专家身份不符的活动。

3、遵守聘方的工作制度和有关外国专家的管理规定，接受聘方的工作安排、业务指导、检查和评估。

4、受聘方每周上课14-16学时。

5、在聘期内，受聘方必须按期完成所分配的教学任务及有关的工作任务，保证工作质量。

6、未经聘方同意，受聘方不得兼任与聘方无关的其他任何劳务，否则聘方有权要求受聘方以违犯合同论处。

7、除日常考查外，受聘方应在学校规定的时间对所任班级学生进行期中、期末考试,并在考试后四天内将成绩上报有关任教单位。

8、受聘方应遵守学校对教学工作的有关规定，并接受学校有关部门人员的听课检查和评估。受聘方应不断改进教学方法提高教学质量。

9、受聘方应积极组织指导如英语角、播放录像、举办讲座这样的课外活动，平均每周一小时。

10、遵守住宿规定（见附件），离开本校外出住宿必须提前告知聘方；不允许留宿他人。

11、受聘方应对其聘期内个人安全和由此可能出现的医疗费用负全部责任。

12、受聘方受雇聘方时，其护照签证、体格检查、居留证延期、出入境签证费、护照身份转换费及保险等费用，均由受聘方担负。

13、若受聘方拥有机动车辆，须向聘方提供驾驶执照、保险等相关文件和证明材料，受聘方对可能出现的任何意外伤害、事故负全部责任。

六、休假

1、受聘方在教育部门任职，合同期为一学年，按所在学校的寒暑假和学校安排的假日休息。

2、受聘方可享受其本国以下节假日休假:圣诞节两天、国庆节一天、新年一天。受聘方若要求过本国重大节日，可休假一天。但受聘方不得在学校规定的工作时间里以任何理由提出请假，或要求回国度假。

3、旅游补助费

受聘方享受外国籍教师/外国籍专家待遇的，合同期为一学年，完成合同约定的工作任务，聘方发给人民币1400元旅游补助费。合同期为一学期，完成合同约定的工作任务，聘方发给50%旅游补助费，旅游补助费不能兑换外汇。

4、受聘方请病假，应当凭医生证明。病假在30天以内的，薪金照发。30天后，若聘方未解除合同，可按受聘方月薪的50%支付薪金，直至恢复正常为止。30天后，若聘方解除合同，可酌情支付部分离华费用。

5、受聘方请事假须经聘方同意，然后按日扣发薪金。在合同期一年(一学年)内，事假累计不得超过十天。连续事假不得超过三天。未经聘方同意而擅离职守，旷职一天，扣发三天薪金。

七、合同的变更、解除和终止:

l、双方应信守合同，未经双方一致同意，任何一方不得擅自更改、解除和终止合同。

2、经当事人双方协商同意后，可以变更、解除和终止合同。在未达成一致意见前，仍应当严格履行合同。

3、聘方在下述条件下，有权以书面形式通知受聘方解除合同:

(1)受聘方不履行合同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条件，经聘方指出后，仍不改正的；

(2)根据医生诊断，受聘方在病假连续30天后不能恢复正常工作的。可酌情支付部分离华费用(不超过月工资的百分之三十)。

4、受聘方在下述情况下，有权以书面形式通知聘方解除合同:

(1)聘方未按合同约定提供受聘方必要的工作和生活条件；

(2)聘方未按时支付受聘方报酬。

八、违约金:

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条件，即违反合同时，应当向另一方支付500—2000美元(或相当数额的人民币)的违约金。

受聘方因不可抗力事件要求解除合同，需出具有关机构证明，经聘方同意后，离华的费用自理；受聘方若无故解除合同，除离华费用自理外，还应当向聘方支付违约金。

聘方因不可抗力事件要求解除合同，经受聘方同意后，离华费用由聘方负担；聘方若无故解除合同，除负担受聘方离华费用外，还应当向受聘方支付违约金。

九、本合同附件为合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与合同具有同等效力。

十、本合同自双方签字之日起生效，合同期满即自行失效。当事人一方要求签订新合同，必须在本合同期满90天前向另一方提出，经双方协商同意后签订新合同。

受聘方合同期满后，在华逗留期间的一切费用自理。

十一、仲裁

当事人双方发生合同纠纷时，尽可能通过协商或者调解解决。若协商、调解无效，可向国家外国专家局设立的外国文教专家事务仲裁机构申请仲裁。

本合同于年月日在（地点）签订，一式两份，每份都用中文和英文写成，两种文本同等作准。

聘方（签名）：受聘方（签名）：

时间：时间：

LanzhouJiaotongUniversity

15thbuildingGuesthouseRegulations

InternationalCooperation&ExchangeOffice

WewouldliketowarmlywelcomeyoutotheLanzhouRailwayUniversity.Inordertomakeyourstaymorepleasant,wehavetakenpainstoprovideyouwithaccommodationsandfurniturepossible.Wewould,however,liketoremindyouofthefollowingpointsconcerningtheschoolregulationsandfacilities.

1.Pleasetakegoodcareoftheappliancesandhouseholditemsprovidedforyou.Youwillbeheldresponsibleforanylossordamagetotheitemsinyourflat.

2.Toassistyouinyourteachingwork,wehaveprovidedyouwiththelatestcomputertechnology.Pleaseusecomputeranditsperipheralscarefully.Improperusecancausedamagetosophisticatedperipherals.Inthiscasepleasecontacttherelevantpersonsonprioritybasisandyouwillberesponsibleforthereplacementofthedamagedperipherals.

3.Pleasedonotuseelectricalapplianceabovecapacityontheexistingline.Donotusetwoormoreelectricalappliancesover1000outputsimultaneously,suchaselectromagneticcooker,shower,Yubaandelectricalheatingexceptforthoseextremelynecessaryatpeakhours(normallyevening).

4.Cookingelectricityboardhashighvoltageforcookingappliances.Paymoreattentiontoyoursafetywhileplugginginthedevices.Makesuretoturnofftheelectricityaftercooking.

5.Pleasemakesureaboutyoursafetywhilehavingshower.Youarestronglyrequiredtoturnofftheelectricgeyser(Boiler)beforehavingshower.

6.GuestsarenotpermittedtolinkwireswithoutthepermissionoftheInternationalCooperation&ExchangeOffice.

7.Pleasedonotthrowanything(Toiletpapers,Plasticitemsetc)intoflush(WC)thatcouldresultinsewerageblockage.Incaseofblockagecontactthecaretaker.

8.Pleasedonotkeepthegueststostayovernight.Donotletanyofyourstudentsoranyirrelevantpersoncopyyourapartmentkeys.

9.Pleasepayyourtelephonebillsontimeeverymonth.Youhavegottwotelephonelinesinyourapartment.Oneistoplacelocalcallsaswellasinsidecampuscalls,forwhichyouhavetopaythebilleverymonthfrom5thto15thatcommunicationcenter,whiletheotheroneisIPphonetoplacelongdistanceandinternationalcalls.

10.Pleasedonotsmokeinbed.

11.PleasenotifytheInternationalCooperation&ExchangeOfficeifyouplantoleavetheguesthouseovernight.Dolockbothdoorsandallofthewindowsproperlywhenleavingtheflat,andalsomakesuretoturnoffallfaucetsandswitchoffalltheelectricappliancesintheflat.

12.Pleaseensurethatyourflatiskeptreasonablyclean.

13.Wheneverpossible,pleaseendeavortoconserveelectricityandwater.

14.Rarelytheuniversityissubjectedtouncontrollablepoweroutagesandwatershortages.Intheeventofsuchanoccurrence,theInternationalCooperation&ExchangeOfficewilldoitsbesttoprovidehelpandinformation,butpleaserememberthatsuchactionsareoftentakenwithouttheconsentofftheuniversityandaredifficulttoanticipate.

Iamfullyawareoftheregulationsandobserveterms.

外国范文篇10

本文通过对违宪审查概念的界定和对议会主权的客观介绍，驳斥了对英国违宪审查的种种误解和怀疑。在此基础上，论述了英国法院是如何以高度的智慧和技巧在尽量维护议会主权的前提下，通过把握宪政精神内涵发展出特有的间接审查方式的。并对欧洲一体化背景下，英国违宪审查的新发展作了介绍。

【关键词】违宪审查；宪政精神；议会主权；欧洲法

谈及违宪审查我们首先联想到的是美国的最高法院，是德国的宪法法院，是法国的宪法委员会；而在这个语境下作为宪法母国[1]的英国却似乎在学人的脑外——也难怪张千帆教授在其《西方宪政体系》[2]中“遗漏”[3]了它。这其中最大的障碍似乎来自于违宪审查概念界定的混乱和对英国议会主权[4]原则的不真切认知。本文要力图指出的是，英国在议会主权下，尤其是在最近的欧盟框架下，仍是存在着违宪审查的——尽管其别具特色。

一、违宪审查的概念界定

关于什么是违宪审查学界是存在诸多争议的。有学者甚至质疑违宪审查这一用语的妥当性，而要以“宪政审查”取代之。[5]不过，没有一个确定的概念基础就去论述英国的违宪审查显然是不严谨的。

首先，从审查对象上，本文以为违宪审查针对的主要是立法行为和行政行为是否合宪。在这一点上，有必要对违宪审查与司法审查作一区分。[6]因为后者还涵盖了对行政行为是否合符合普通法律进行的审查。因此将违宪审查等同于司法审查[7]是不妥当的。所以本文也不打算从司法审查的路径阐述英国的违宪审查。

不过随之而来又产生一个问题：立法机关能否自我审查呢？

就此也是存在争论的，有学者仅强调由特定国家机关来进行审查，从而最广义地界定了违宪审查的主体，因此也就产生了所谓的三种违宪审查模式：普通法院审查模式、专门机构审查模式和立法机关审查模式。进而就把英国归类于这一模式，甚至将之作为此模式的代表。[8]而另有学者则明确将违宪审查界定为“法院或专门成立的审查机构基于宪法对立法行为的审查”[9]，在这些学者看来，信任立法机关去能公正地审查自己的立法行为合宪性就好比相信立法行为始终合宪，由立法机关进行违宪审查恰恰与违宪审查制度设计目的相冲突，因而就不再存在所谓的立法机关的审查模式了。从对宪政的正确理解角度出发，本文认为后者的界定是相对确切的。自我控制意义上的审查毕竟是与“不能做自己法官”的自然正义理念相冲突的。

所以，本文并非是在“立法机关审查模式”意义上认定英国违宪审查存在的——那种观点显然没有对英国的议会有真切的认知。并且本文也无意论证英国的违宪审查是议会自导自演的。事实上，在英国实施违宪审查的主体仍是法院，当然对这个法院的理解也要具体到英国语境之中。就此可见本文第二部分的相关分析。

再有一点，违宪审查是否必须以成文宪法为前提呢？我们认为，违宪审查不仅仅是指是否违反宪法条文的审查，更应该是针对是违反宪政价值的审查。有悖于宪政价值的成文宪法，即便称为宪法又有多大实在的价值呢？在这里，我们应当思考施米特对宪法所作的“绝对意义”和“相对意义”的区分[10]所隐含的巨大启示：“绝对意义”的宪法是超越于宪法文本（即施米特称为“相对意义”宪法的“宪法律”）的——宪政精神[11]也是超越于成文宪法的，它更应当成为违宪审查的依据。当然，我们在一般情况下，是推定成文宪法是承载了宪政精神的文本的。而英国的宪政文化和宪政精神则是举世公认的。所以，将英国没有成文宪法[12]作为否定英国存在违宪审查依据的观点将不攻自破。

面对复杂的争议，我们如果不对违宪审查作出一个清晰而确切的界定，将更加无法在更为复杂的英国宪制背景开展对英国违宪审查的探讨。既然如此，我们就只好从宪政精神出发而认定：所谓违宪审查是指法院或专门机构对以立法行为为主要代表的国家行为是否违反宪法或者宪政精神进行审查并作出纠正的活动。这一概念界定是本文对英国违宪审查探讨的基石，将贯穿本文分析始终。

二、英国违宪审查的前提——议会主权下的宪制[13]

议会主权是在英国宪法中产生着持续而强有力影响的一个独有特色[14]——戴雪称之为“英吉利政治制度所有主要特性”[15]，詹宁斯称之为“英国宪法的主导特征”[16]。因此，它构成了我们阐述英国违宪审查的逻辑前提。进而为了回应对英国违宪审查的质疑，我们有必要以对议会主权的正确认识为切入点展开探讨。

（一）独特语境中的议会

确切地说，在theSovereigntyofParliament语境中的Parliament不是代指HouseofLords（贵族院[17]）和HouseofCommons（平民院）二者的合体，而是指称theKing（国王）、HouseofLords（贵族院）和HouseofCommons（平民院）三者的合体。[18]所以某种意义上，英国的宪制可以用国王在议会中来标示。我们可以发现，此议会绝非单纯作为立法机关意义上的议会。议会主权既不是由议会上下两院中的某一个所享有，因为任何一院都无权单独通过法案；也不是作为上下两院的合体意义上的议会所能享有，因为毕竟离开国王他们通过的法案也不能成为法律。准确的理解应当是：主权的所有者为上下两院与国王（女王）的合体——议会中的国王（theKingintheParliament）。

英国现代议会的祖先是国王议事会（CuriaRegis），该机构的职能是司法、行政与立法权的融合。而议会最老的祖先，则是国民大会（theWitenagemot），同样行使政府的全部三项职能。还有更跌人眼镜的：共同祈祷书（theBookofCommonPrayer）中给予议会的称号是“议会高等法院（theHighCourtofParliament）”[19]可见英国议会自始即非单纯意义上的立法机关。即使是在今天，它也不单纯是一个立法机关。

下面我们就对构成英国议会的上议院和下议院进行认真的探讨。但囿于主题和篇幅所限，再加上这一话题的宏大历史和现实背景，这里的探讨将是选择性的。

1.国王——主权的象征

英国是世界上第一个实行君主立宪制的国家。国王尽管没有实权，其作为象征意义远大于实质上的法律地位，但法律从形式上或程序上仍必须经国王颁布才能生效，并且某些与国家的存在密切相关的重大的、依然现行有效的非成文传统也要寓于国王的名下而被遵守。[20]所以脱离国王，单纯就上议院和下议院来谈议会主权是不确切的。

2.上议院——国内最终上诉法院[21]

上议院是由一些贵族组成的，其议员分别可以归属于终身贵族、法律贵族、教会贵族或者世袭贵族，但并非所有贵族都能成为贵族院议员。正是因为其组成的非民主性，随着民主的不断发展和深化，上议院的立法职能不断受到限制和削弱。现在其最主要的立法职能在于“修改下院提交的‘公共提案’（publicbills）”[22]。

但上议院还有一个重要职能在本文框架下必须谈及，即通过其内设的上诉委员会（theAppellateCommitteeoftheHouseofLords）所行使的司法职能。该委员会主要是由法律贵族组成的，从而确保其行使司法职能所必须的专业性和权威性。根据1876年的上诉管辖权法，所有英格兰、威尔士、北爱尔兰法院的案件，以及苏格兰法院的民事案件均有可能上诉至该机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上议院被称为英国国内最终上诉法院。除了对苏格兰的刑事案件没有管辖权外，上议院作为英国法院层级体系的顶点，通过英国法的先例体制所行使的司法职能对英国的法制的发展发挥了巨大影响。[23]这也是为什么不能将英国议会等同于单纯的立法机关的根本原因。这同时也是理解英国违宪审查运行的金钥匙。

3.下议院——主权的重心

下议院是由民选的议员组成，也正因此，使得其获得了上议院所不具有的民主正当性。所以随着民主进程的不断推进，下议院逐渐取得了议会立法的控制权，从而成为英国议会主权的重心。以至于，因为其提出法案极少受到挑战，在某种程度上就可以粗略地将之理解为立法者。从另一角度来说，它对宪政的威胁性也最大。

（二）议会主权——议会专政？

在二十世纪初，戴雪就作出了关于议会主权（巴力门主权）的经典阐述：“巴力门在英宪之下，可以造法，亦可以毁法；而且四境之内，无一人复无一团体能得到英格兰的法律之承认，使其有权利已撤回或废置巴力门的立法。是为巴力门主权的原理所有真谛，不能增多亦不能减少。”[24]论及议会主权的具体内容，他则提出两点：“巴力门（议会）的无限立法权威”和“无竞争的立法权力”。[25]可见在他那里，议会主权其实是一种立法主权，一种通过国王、上议院、下议院三位一体的结构所行使的“最高”立法权——超越于其他一切权力的立法权威和在立法体系内的最高立法权威。议会主权夸张到极致，就是德·洛尔默(DeLolme)常被人引用的一句名言：“议会除了不能把男人变成女人和把女人变成男人外，什么事情都可以做”。[26]

议会主权原则赋予了作为违宪审查命题对象的议会立法至高的地位。于是，一方面，法院不可能去直接挑战议会的立法；另一方面鉴于我们拒绝了立法机关审查这种模式，使得议会对议会自身的审查陷于无意义。这样说来，议会主权不能不说对英国的违宪审查成巨大障碍。对此，连韦德爵士也曾感慨说：“议会主权造成的一个后果就是这个国家没有宪法保障。”[27]

那么是否会像有的学者[28]指出的那样：议会主权有可能沦为议会专政[29]么？我们认为这是对英国宪制认识不全面而得出的结论。首先从实证角度，也许从戴雪的理论我们可以推出议会可以做一切事情，议会可以走极端。但是，议会是并没有走极端，从未有过极端的事例。[30]事实上，议会没有也不太可能在将来通过性别置换的法律。更重要的是，在《英宪精义》中戴雪指出，英国宪制特征除了有议会主权外，还法律主治和宪典。纵然其地位重要，我们也不能过于片面地得出议会专政的结论。“巴力门固然是一个至尊的立法者，他的意志所表示即成法律，但法律已经制定，这种意志旋即让审判员为之解释。而当解释之际，审判员的见解不但受到执政者的感情所感应，而且受常法原理所转移，于是，他们对于违异常法原理的法案所下诠释往往不能尽同巴力门的意旨。”[31]实际发生效力的是解释后的主权者意志，经过法官解释这一中介，任意和专断将因被过滤而不复存在。所以，从理论角度，议会主权在英国也不存在沦为议会专政的可能。认清这一点，理解英国的违宪审查将不再会有思维障碍。这一过滤不是别的，正是英国的违宪审查。

三、英国违宪审查的实施

通过前述议会主权不是议会专政的分析，其实我们已经能大体感触到了英国违宪审查实施的大体轮廓。法院绝对不会去公然挑战议会主权，议会的法律在法院那里始终都是有效的。法院也不会拒绝适用议会通过的法律。但这一切并不代表法院不可以宣布议会的法律违宪（unconstitutional）。当然这里的违宪是有特殊涵义的，戴雪在《“违宪”法律的义解》一文中指出：“当被用以形容英吉利巴力门的法案时，这种称谓要指明某一特殊法案（譬如，即以1869年所通过的爱尔兰寺院法案为例）显然违反英宪的精神，但该法案绝不能因之[32]解作破坏了法律，或解作无效。”[33]。其实这也就表明在英国宪制下的违宪审查是比较保守的、弱势的。事实上，这很自然，可以视为违宪审查与英国保守主义传统相融合、相适应的结果。适合的才是有效的。这也许正是英国违宪审查第一案的审查方式未能延续的症结所在。

（一）始端——“异端”？

谈及宪政第一案我们往往想到的是美国的著名的“马伯里诉麦迪逊”（1803年）一案。然而早在1610年的博纳姆医生案中，科克大法官就曾宣布违背自然正义的议会法案是无效的。他明确指出：“在许多案例中，普通法将控制议会法案，且有时判决它们完全无效；当议会法案违反了普遍权利或理性，或不可能被实施，那么普通法就将控制它并判决这类法案无效。”尽管当时在议会之外还有一个封建的王权存在，但科克大法官在本案中以承载着普遍权利和理性的自然法精神去审视议会的法律并能宣布它无效不能不说在某种意义上是在实施违宪审查。因此，它无愧于世界宪政第一案的美誉，也当然是英国违宪审查的肇端。

可惜的是，科克大法官的审查方式太过激进：他直白地宣告了议会法律的无效，这种审查方式对议会主权形成公然挑战因而不太可能被后来的英国法学界接受。即便是在美国违宪审查中，最高法院也不会去宣布美国国会通过的法律无效——仅仅是“拒绝适用”而已。某种意义上，科克大法官超越了英国典型的保守主义传统，从而他的论断也被议会主权原则下的英国法学界视为“异端”。于是，有的学者指出：它虽然开了法院审查议会立法的先河，但在英国却是“后无来者”。[34]

不错，从此后英国再没有法官直接宣布议会的法案无效的意义上说此案“后无来者”是成立的。因为如上文所述，议会主权原则也绝对不允许英国的法院能公开直接对议会的法律进行挑战，宣布议会法律无效当然更是大逆不道。但是如果从此后英国再未实行违宪审查的意义上说“后无来者”则显然是武断的。因为在本文开篇界定违宪审查概念时并没有将法院能够直接宣布议会法律无效作为构成违宪审查的必要条件。违宪审查的关键不在于法院的审查方式，而在于其最终能否达到“纠正”不符合宪法的法律的效果。

在尝试激进不再成为可能后，英国的法官没有偃旗息鼓，而是从英国传统的现实主义出发，发展出了独特的审查方式。

（二）间接审查——挂羊头卖狗肉？

在英国宪制下，议会的法律[35]一经制定，对其解释就成为法院的事。当拥有至上权力的议会制定出法律后，他其实就退到了后场，成为沉默的立法者[36]；而英国法官对法律的解释拥有排他的权力。也就是说，尽管议会制定的法律所具有的涵义要取决于其立法意志，可是当他退场后，他的立法意志只能由法官来表述和解释。或者说，什么是“议会的法律”不是议会而是法官说了算。法官如何表述和解释议会的立法意志呢？作为英国的法官，他没有义务去翻阅当时的立法资料、议员的辩论记录，他所遵循的唯一依据是——“法律精神”[37]，即宪政精神。

于是问题出来了：假如议会的意志与宪政精神出现矛盾时，那法官将如何抉择？答案是，法官将摒弃立法者与宪政精神不符的意志，而把其表述和解释为合宪的意志，并且把它称为议会的意志。这正是英国违宪审查的间接审查方式或者柔性审查方式。法官正是以高度的法律智慧通过这样一种独特的“合宪化解释”实现了“矛盾的统一”，完成了违宪审查的过程。或者通俗地说，法官将会做一件很简单的事：挂羊头卖狗肉——挂着议会的头，却卖着合宪的肉[38]。也难怪有学者将这种堂而皇之的作法称为油滑。

在安尼斯米尼克案中法院就是这样做的。议会在1950年对外赔偿法中有一条规定明确指出“外事赔偿委员会所作出的决定不能在任何法院上受到质疑（shallnotbecalledinquestioninanycourtoflaw）”[39]。该规定所蕴含的议会本意显然是非常明确的：排斥法院对外事赔偿委员会决定的司法审查权。这显然有悖于对行政机构必须有司法控制的宪政精神。于是，最终上议院以维护更深层次的宪法逻辑为己任（madeittheirbusinesstopreserveadeeperconstitutionallogic），从反对任何下级机构获得不受控制的权力出发，认为其仍有权介入该案。并且，他们认为只有这样，才正确地理解了议会的真正意图（correctlyinterpretingParliament’strueintentions）[40]。可以说，本案是上议院通过行使其司法职能行使违宪审查的典型，挂羊头卖狗肉的间接审查方式在本案中也可见一斑。

进一步分析，其实法院在违宪审查过程中作了两次“运算”：一次是减法——把不符合宪政精神的议会意志减去；同时还有一次加法——提出符合宪法的理念并将之视为议会的意志。正是在这一加一减中，法院实现了对议会立法的违宪审查。

这种间接审查方式充分尊重了议会主权，或者说至少使得议会在面子上过得去。从而使得议会也更容易接受审查的结果进而令违宪审查更有实际意义。

当然，英国的这种审查方式也存在若干不足。首先，法院总要“油滑”地将事实上自己的意志归为议会的意志，而不能正面挑战议会法律的合宪性。再者，法院的这种审查权力并没有任何成文法律依据，它主要源于宪法惯例。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英国的违宪审查是比较弱势意义上的。

（三）欧洲法冲击波

1973年英国加入欧洲共同体。这对英国宪政可能将是一次历史性的转折。韦德爵士甚至称其对英国宪法产生了革命性的影响。[41]随着后，在欧共体法和欧洲人权法将不断强化英国的违宪审查。

1.欧共体法的影响

英国在1972年通过了欧共体法案之后，才于次年正式成为欧洲共同体，即现在的欧盟的成员。这部法律的最惹人注目的一点是规定欧共体法高于英国国内法，也即高于英国议会制定的法律。就如反对英国加入欧共体的批评者所指出的那样，加入欧共体的确“侵蚀”了议会的主权。某种意义上，议会的法律不再是至上的了，而是欧洲法至上——如果后者与前者相抵触，那么法院将不得适用。这一原则是欧洲法院（EuropeanCourtofJustice）在Casta和Simmenthal两案中根据《罗马条约》确立的：欧共体法实施后即成为各成员国国内法律体系的一部分，各成员国法院有义务适应之；当国内法的任何规定与共同体法冲突时，法院必须不予适用（setaside）。通过Factortame一案，该原则首次在英国得到适用。案中，西班牙船主以英国1988年的商船法将他们的商船排除在英国水域违反了有关建设自由和反歧视的欧共体法为由，向英国法院提起诉讼。最初，英国高等法院引用前述欧洲法院确立的原则裁定对该商船法不予适用（disapplied）。尔后，上议院先是过于审慎地推翻了高等法院判决，不过在咨询了欧洲法院后，还是迈出了革命性的一步：禁止部长遵守该法律。在Equalopportunities一案中，上议院更是确立了在议会法律和共同体法律明显不一致时，勿须咨询欧洲法院即可裁决不适用该法律的先例。[42]

如上所述，英国法院所承受的优先适用欧共体法义务大大强化了其违宪审查功能。当然这里的“宪”仍应当理解为宪政精神或宪政原则，并且该宪政原则又因欧共体法而融入了新鲜血液。这一新鲜血液大大提高了英国违宪审查的活力，英国法院在欧共体法的光环下，不再用偷偷摸摸地做挂羊头卖狗肉的勾当，迳可自主宣布议会法律不予适用。

2.人权法的影响

英国议会1998年通过、2000年生效的人权法使得欧洲人权公约终于开始在英国具有国内法效力。从此，英国法院有义务遵从欧洲人权法院关于欧洲人权公约下人权保护的判决和实践，进而拥有了“仔细审查议会的法律是否与欧洲人权公约一致的权力”[43]成文法依据。

首先，英国法院应当尽量避免议会法律的适用与公约的冲突，也就是说，当议会的法律可能有多种解释时，其应采纳与公约精神最接近的那种。这种继承了英国间接违宪审查传统的“合宪”解释将因人权法的生效而更加牢固。

如果冲突不可避免，高级法院及其以上级别的法院应当作出一个“抵触声明（declarationofincompatibility）”。这一声明不影响该议会法律的有效性，但它将启动修正法律的程序，由相关的部长在确认有充分必要后，向议会提出修正的草案，并由议会最后决定是否修正法律。[44]

不得不说，在审查强度上，人权法较欧共体法有退步，对议会主权原则作了较大妥协。可是，在英国成熟的宪政文化背景下，只要法院能够与宪政精神保持一致，在舆论和选民的压力下，议会的回应绝对不会离谱。

其实，人权法的更大意义在于其大大扩展了法院审查议会立法的范围。欧共体法涉及的主要是攸关欧洲一体化的经济问题[45]，而人权法则是涉及到广泛的人权保护问题。显然，后者为违宪审查开拓的范围将大大广于前者。

可以确定的是，欧洲法对英国宪制的影响不会止步于2000年生效的人权法；随着欧洲一体化进程的发展，未来的欧洲宪法必定会对英国的违宪审查制度带来更大的冲击。并且可以肯定的是，英国的违宪审查将随之得以强化。

四、结语

英国违宪审查其实是英国宪政体制的繁杂和蕴含其中的高度政治、法律智慧的一个缩影。理解英国的违宪审查，必须建立在对英国宪制的基础之上。英国的柔性宪法[46]必然给其违宪审查也带来了柔性。柔性未必不好。柔性淡化了对抗与碰撞，往往更更能实现妥协和平衡。纵然没有成文宪法的保障，但在议会明智地容忍（wiselytolerate[47]）下，英国的法官们还是把握了其中的精髓，实现了议会主权和违宪审查的“对立统一”，使得英国人民能在柔性的违宪审查机制下沐浴宪政的灿烂光芒。

这对我们不无启示：宪政文化的发扬是违宪审查最扎实的基础和最有力的支撑；法律解释技巧的充分运用可以降低许多的制度成本；作为成熟的法律人的法官所发挥的作用往往能达到四两拨千斤的效果……

【注释】

[1]参见龚祥瑞：《比较宪法与行政法》，法律出版社，2003年，第28—30页。龚祥瑞先生用“英国宪法播下的种子”描述英国在宪法发展史中的重要作用。

[2]参见张千帆：《西方宪政体系（上册/美国宪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张千帆：《西方宪政体系(下册.欧洲宪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

[3]张千帆教授虽然也提出过“博纳姆医生案”或许是“真正的世界宪政第一案”，但他同时也惋惜地指出：在英国“因为种种原因——尤其是手议会至上的民主思潮的影响，宪政审查作为一种法律制度一直没有法制出来”。（参见张千帆：《宪法学导论》，法律出版社，2004年，第150—151页）加上他还认为：“宪政总是和某种形式的司法审查联系在一起的；没有司法审查，宪政就不存在”（张千帆：《宪法学导论》，法律出版社，2004年，第14页），那么他把英国排除于“西方宪政体系”之外就不足为奇了。

[4]这里还要面对一个问题，即议会主权（sovereignty）原则在英国法中还有一种表述：议会至上(supremacy)。关于二者的使用，可参见张越：《英国行政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80—181页；及［英］W.I詹宁斯著，龚祥瑞、侯健译：《法与宪法》，三联书店，1997年，第100—103页。鉴于二者的区分在本文的语境下不具有显著意义，且戴雪和韦德爵士使用的均是“议会主权”，本文采此表述。

[5]参见张千帆：《宪法学导论》，法律出版社，2004年，第149—150页。

[6]参见李步云主编：《宪法比较研究》，徐炳执笔第八章《违宪审查》，法律出版社，1998年，第388页；林广华：《违宪审查制度比较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21—22页，该书还将违宪审查鱼宪法监督作了区分，见第19—21页。

[7]龚祥瑞：《比较宪法与行政法》，法律出版社，2003年，第109页。书中，作者就认为：“司法审查亦称违宪审查”。

[8]参见林广华：《违宪审查制度比较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146—169页。在前引李步云主编的《宪法比较研究》中，徐炳把法国宪法委员会模式和以德、奥为代表的宪法法院模式区分开来，从而区分为四种模式。在张庆福、甄树青合著的《宪法监督发展趋势简析》（《外国法译评》，1998年第一期，第71—76页）一文中也提到了三种宪法监督模式：议会或权力机关监督模式、普通法院监督模式、专门机构监督模式，基本上也是依照广义上界定宪法监督主体的思路得出的结果。

[9]张千帆：《宪法学导论》，法律出版社，2004年，第149—150页。

[10]参见［德］施米特著，刘锋译：《宪法学说》，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3—24页。

[11]什么是宪政精神？本文以为，它就是构架整个宪政制度价值基础的宪政原则的总和。它最主要是指政府权力在正当性基础上的有限性，当然它也可以包括这些内容：自然正义、保障人权、分权制衡、民主法治。

[12]确切的说，英国是存在宪法性法律（诸如大宪章、王位继承法和新近的人权法等）而缺少一部作为根本大法的以宪法为名的法律。

[13]“英国宪制”一词乃来源于WalterBagehot《theEnglishConstitution》一书的中文译名（［英］白哲特著，史密斯编，李国庆译：《英国宪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

[14]SirWilliamWade&ChristopherForsyth,AdministrativeLaw,OxfordUniversityPress,2000,EighthEdition,p.25.

[15]［英］戴雪著，雷宾南译：《英宪精义》，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年，第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