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产权制度范文10篇

土地产权制度范文篇1

上海是全国城市化速度较快、程度较高的地区之一。上海在城市化过程中，农村土地无论从管理还是经营，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尽管它的特点鲜明，可比性不十分突出，但还是有许多方面因其大胆的探索而走在了全国的前面。其中的经验与教训自然十分宝贵。这也是我们选择上海的原因之一。

因时间关系，调研组用四天（6月5-8日），走访了市国土资源局和几个典型区域：浦东新区（基本城市化地区）、崇明县（基本农业区）和闵行区莘庄镇（正在城市化之中的区域）。在各个调研点，基本围绕“城市化过程中集体土地产权的变化”这个主题，与市、区、县的土地和农委等相关部门管理人员，以及区、县、镇、村的有关干部代表进行座谈，了解了一些情况和问题，形成了一些初步的看法和建议，供研究讨论（下文中所有数据仅供参考）。

一、高速的城市化

上海的高速城市化过程，已为大家所知。建国初82平方公里的市区，到70年代为140多平方公里，90年代是280平方公里，新世纪初随着浦东建设，达到400平方公里。

城市化进程对农村而言，首先是使得农村的基础组织形态发生巨大变化。*年时，有3000多个行政村，目前到了1700个。乡镇从200个到了112个。将来的格局是向“*”努力，即一个中心区约660平方公里，9个区县，60个镇，600个中心村。前两项基本成型，后两项有待时日，难度不小。例如镇目前还有103个，自然村有38000多，迁并难度极大。由于农村宅基地分散，土地利用率较低，年起，上海市鼓励已经进入城镇的村民将宅基地让出给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以便复垦或它用。后来政府进一步提出一个“宅基地置换”的办法，正在试点，目的是集约用地，增加城市化进程中的土地供应。通过14个试点看，农民对这项工作十分欢迎，相关政府的积极性则开始下降。原因不复杂：主要是政府在集约土地后的收益不足以平衡基本的投入。投入主要包括：为参与置换的农民盖房和办妥社保（这是农民欢迎的关键所在），另外有些土地需要复垦。

从常住人口增加与城市面积增加比较，年1185万，城市人口700万基本在中心区。年1770万人口，其中一半在中心区。显然，不论面积还是人口的增加，上海的城市化进程，给郊区带来了巨大的变化。长远看，远郊区的城市化仍将是主要趋势。

二、农地和农民的变化

随着城市化的进展，耕地减少是十分自然的情况。年上海市的耕地面积为540万亩，目前约360万亩，实际播种面积不到300万亩。农村人口90年代初约400万，目前不及300万。每个农村人口占有耕地从1978年的12亩，到目前不及一亩。实际上，目前农村人口中真正从事农业的人口估计在50-80万。相当数量的农田由外来从业者经营管理。完全在农田中劳作的当地人员，主要还是因为没有其他就业能力的老弱人员。大部分上海农民目前的实际状况，可以概括为：亦工亦农，亦城亦乡。大部分农民的实际收入中，农业部分比重很小。

农村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从年1600元，增加到目前超过8300元，此收入水平与全国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水平相当。上海农村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指数以年为100，现在则为500左右，增长5倍。城市居民同期增长约39倍。

上海新增的建设用地，相当部分在农地基础上形成。例如著名的“1+3+9”工业园区。“1”是浦东新区；“3”是三个部级工业开发区——漕河泾新兴技术开发区、闵行经济技术开发区、上海松江出口加工区；“9”是九个市级工业园区——莘庄工业区、康桥工业开发区、上海市嘉定区试点园区、上海市工业综合开发区、松江工业区、青浦工业园区、金山工业开发区、宝山城市工业园区和崇明县工业园区。这些园区的发展，实际上也促进了原来土地上的“三农”彻底转化，并带动了周围的农业人口转业和土地利用率提高。从宏观角度看，上海的高速发展，带动了整个长三角甚至更大范围的发展。

三、集体土地产权的实现形式

大量农村集体土地投入换来了高速城市化，也为经济高速增长提供了基础保障。在这种情况下，农民集体土地的权益如何保障如何实现，自然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从我们了解到的情况看，上海在征地方面的工作比较规范。无论从程序还是补偿标准，都十分明确具体，实施过程比较细致，农民基本满意。目前市国土资源局接到的上访申诉等案件，主要涉及城市拆迁方面，涉及征地方面的比例很少。可以说，农村集体土地的权益，在城市化过程中，主要依靠征地补偿途径来实现。这是第一种形式，也是大家较为熟悉的形式。

但是靠近城市的农村土地，由于其巨大的增值空间，必然刺激农民的自主经营意识。本来土地作为资产，权利人的基本权利就是自主经营，所以这种愿望十分正常。从我们与村镇两级干部座谈，可以明显感到他们对此权利的强烈意愿。考虑到实际情况，部分建设项目和规划区域，也让渡出一些土地的经营权给当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依靠这部分建设用地，取得土地收益。这是第二种形式，但是比例较小。

第三种方式比较常见，就是权属不变的情况下，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直接经营，如办企业或出租厂房场地等。对于建设用地紧张的城近郊区来说，租地收益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在集体土地上的大宗稳定收益。目前许多生产队的主业收入，已经不靠农业或自办企业。

第四种方式是集体转制的探索。上海城市化过程中许多村庄撤消，原有集体经济组织改制为股份合作形式的“实业公司”。当地称之为“集体转制”。转制中，原集体经济组织例如村或生产队等的集体资产，以股权方式量化给村民，村民即股东。原集体经济组织集体土地未办征地手续的使用权，仍然留给转制后的企业，收益归企业，但是使用权不得计入净资产也不得分配。显然，以后办理了征地手续，土地经营权及其收益归谁，就成为转制企业的心病。他们当然强烈期盼得到这个权利。

第五种方式是社会保障的实践。土地作为农民的基础保障，一旦失去就会产生巨大社会问题。上海在此问题上，有比较成熟的办法。那就是为农民包括已经失去土地和还有土地的农民，办理性质等同于社会保险的“村保”、“镇保”。浦东农民的医疗和养老人均约15万，基本是政府帮助。由于上海村镇的经济基础较好，社保资金的筹措没有很大困难。为农民办社保，实际上也是农民土地权益的重要实现方式，值得今后立法实践中加以借鉴。

最后，耕地的直接经营包括自耕和外包。这部分的纯收益如果量化，亩均或人均都在500——800元之间。

四、集体土地所有权的管理

集体土地所有权的管理一直是各级管理部门的难点。核心问题是谁来代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具体到上海，农村集体经济的组织基础，基本是“生产队”。这是由于历史形成的某些机制使然。制度下“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集体经济管理模式，当时在上海比较成熟，因此作用力延续至今，以至于生产队仍然是农村集体的代表。这个代表的核心则是党支部。

生产队的作用。农民土地的调整、征用、对土地经营外包的监督等工作，都要由生产队代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来操作。整体上看，上海的农村集体经济的组织形式较为单纯。至于今后发展的方向，被调查者普遍认为，以农村的人口素质，还要靠“能人型”组织模式，才能够使得“集体经济组织”落在实处。

第二是承包制在改革初期作用很大，目前已经无法使农民在土地上的收益更大化了。这个问题的实质是农村土地的制度建设，已经到了必须改革或者调整的关口了。由于该问题的复杂性，我们将专文讨论。

第三是农地权益的不平衡，主要指纯农业区域的不平衡。不论确定为基本农田与否，农业区农民的土地收益，也不可能更大化了。农民的问题很直观：“为什么我们的土地是农地而不是商地！”引申义则是：为什么我们只能种田？更进一步的问题就是：目前的政策措施很难确保基本农田的质和量以及它的使用效果。

第四是集体土地收益的再分配问题。其一：已征地农民对未征土地的权益要求。因为未征土地的利益可能随时间而增大，已经被征用土地的农民，在看到具体利益时，会要求其中的权利。既然是集体土地，就应该有一份。其二：土地补偿应该不应该全部分给农民。因为农户的基本建设要自己负担，城市则由公共财政负担，所以要求多分。

第五，其他具体管理工作方面：

1、集体土地所有权发证，在上海没有进行。原因主要还是难以确定谁来代表这个“所有者”。还有其他许多的争议，说明目前不具备发证条件。也有人建议：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登记，应该如同国有土地一样“虚化”，只要对使用权登记发证全覆盖即可。

2、宅基地的入市问题。这种现象比较常见。司法实践中也给予了交易双方合法财产的认定。同时，城宅与农宅的流转如果不同办法，则被视为不平等。实际生活当中，农民通过宅第流转使其部分资产变现，也实现了土地权宜。从购房者看，大部分为市区房产的价格所迫，农宅入市等于满足了部分低价房的市场需求。管理的难度在于，村镇规划的滞后对农宅的估值高低，以及由此带来的纠纷。

土地产权制度范文篇2

土地产权制度功能质的规定性

现代土地产权制度的功能，其本质在于，土地产权制度规范所确认、调整、保障一定的土地资源配置经济关系，及其效率与效益。即通过这种制度规范、引导、调整、保护经济主体合理开发和利用土地资源，使企业家（包括农民）有效发挥与土地等生产资料和其他资源优化配置，以提高土地产出率、劳动生产率和投资收益率，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促进社会文明进步。因此，我们应该从实现农村小康社会目标出发，以新视角分析土地产权制度功能的发展。

作为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土地产权制度功能，具有现代性、开放性、发展性等特点，是传统土地产权制度功能在开放条件下的继承和发展。其表现在。

1、明晰产权的功能。首先，解决的是对土地及土地产品的归属权（所有权）、控制权（持有产权），明晰其归属控制的性质、范围与秩序。其次，创设对土地及土地产品的利用权（承租权、承包权、转包权），明晰其利用的性质、范围和秩序。其三，凭借对土地及土地产品的归属权、控制权、利用权通过不同形态的交易流转，以满足个人、集团及国家不同的消费需求与投资需求。其四，为了避免归属权、控制权“长臂”导致资源配置效率低下，或频频引发交易中的“寻租”、机会主义行为等交易风险、交易不确定性问题增多，交易成本无控制增长的状况，必须借助国家的力量，通过制定一套科学的制度与规则，使土地及土地产品资源的配置达到效率与效益最大化。

2、激励约束的功能。根据现代市场经济的需要，在坚持土地国有、农民集体所有前提下，按照公平与效率结合原则，对农民赋予土地控制权———即土地持有产权（根据社会主义性质的决定论不宜赋予其所有权），其实质上是国家禀赋农民一种“恒定”（根据现代人们平均寿命可确定相应的持有产权周期）的“资本产权”。这种土地产权制度功能安排既遵循了参与约束原则，又遵循了激励相容约束原则，同时考虑到了劳动努力之外的因素对土地产品产量的影响程度，在对土地持有产权取得、利用、转让、继承、处分、担保或置换成股权、期权等权利变更与组合的若干经济、民事场合，既可能减少交易成本，又降低权利变更场合中的摩擦成本，因而更具有科学性、严密性。

3、有序交易的功能。作为土地这种特殊“商品”，其功能是为人们提供劳动条件、活动空间及场所，让人们获得土地产品及服务。而作为土地市场交易，不只是市场的买卖双方参与土地交易，而是众多的参与者所要发生多方面的经济关系。其交换的客体事实上不是土地本身，而是不同的利益主体所给付的土地权利及获得的预期最大收益，即增加权利或变更权利所指向的利益（财富）的最大化。这就要求土地产权制度的功能创设必须具有便捷交易、降低成本、减少风险、优化资源配置，有效地防止败德行为，达到均衡的博奕结局。

土地产权制度功能创设的一般轨迹特征

作为经济制度重要组成部分的社会主义土地产权制度及其法律上的土地法权制度，在其创设的阶段上，具有以下“轨迹”特征。

1、既具有历史跨越性，又可能出现超越阶段性。马克思在指出人类社会发展必然规律的基础上，曾对未来社会设计了两种理论模式，即“西方模式”和“东方模式”。150多年来，社会主义作为一种运动，经过艰难曲折的实践，至今未能在“文明国家”实现，而东方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中国等国家却跨越了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成功地建立了社会主义。随着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与人民民主政权的确立，社会主义的重要经济制度———土地公有制度、土地产品的按劳分配、劳动群众作为土地的主人的制度，同样也跨越了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即在不经过资本主义土地制度创设历史阶段的情况下，通过废除半封建、半殖民土地制度的基础上，建立起了劳动群众的土地私有制，并进而变革为以社会主义国家所有制和农民集体所有制为主要内容的土地“二元公有”制、土地使用制和土地国家管理制的制度体系，并且上升为国家土地法律制度，对其确认和提供保障，形成了土地国有权、集体所有权的土地法权规范体系。因此，社会主义土地制度的创设具有跨越历史阶段的特征。

但是，在社会主义土地制度的创设过程中，我们曾脱离国情、忽视初级阶段社会生产力极不平衡的发展状况，忽视土地资源配置效率机制的作用，又囿于对土地公有制的片面理解，认为土地法权越公越纯越好，片面强调“一大二公”，结果受到了土地产权在优化配置土地资源的过程中发挥着“激励———约束”、“成本———收益”、“内部性———外部化”三大基本功能的经济规律的惩罚。这就表明，在土地制度创设上，如果不坚持从实际出发，不坚持理论创新，就会干违背经济规律的事情，犯超越历史阶段的错误，导致农业生产严重倒退、农产品匮乏、农业生产力遭到极大破坏的历史悲剧。因此，在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条件下，探索坚持公有制前提下土地公有产权新的实现形式，仍然是现阶段土地产权制度创新的主题之一。

2、既具有扬弃性，又可能出现抛弃性。社会主义土地公有制度与公有产权作为一种新事物，它在创制过程中，一方面总是要从根本上否定土地私有制，封建买办制、资本家集团的垄断制等等，寻找“平分地权”的最佳实现形式，形成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保护和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土地法权制度体系。另一方面，总要吸收、肯定和借鉴人类历史上经过检验证明有较高效率的土地家庭业主持有经营制度、土地股份合作经营制度、现代土地股份经营制度、土地租赁经营制度、契约经营制度等等，探索在开放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民对集体土地“不求所有，但求持有，重在利用，讲求效率，追求效益”的制度创建，改造传统家庭的经济功能，引入新的产权制度与现代企业制度安排，特别是吸收、借鉴、继承人类社会长期探索形成的土地资源配置的技术规范、经济规则。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一定要汲取以土地制度的性质替代经济规则、立法技术，甚至抛弃土地资源配置效率机制与规则的教训。因此，在土地制度的创新上，我们既要吸收“辩证扬弃”的经验，又要汲取“一味抛弃”的教训。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改革、开放、发展的条件下，按照事物发展的规律来进行土地制度理论创新与土地产权制度模式创新，使土地产权制度的功能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有效地发挥出来。

3、既具有开放性，又可能出现封闭性。随着经济全球化、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国融入世界经济主流的步伐加快，作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反映社会资源配置规律，保护和促进社会先进生产力、保护广大农民根本利益的土地产权制度，一方面，它要对土地经济理论、土地制度的体系框架、目标原则与法律形式进行继承、发展与创设；另一方面，它要吸纳本国数千年遗留下来的优秀的土地思想文化，更要借鉴国际上特别是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土地产权制度和土地产权立法所反映的人类社会共同配置土地资源、发展经济所要求的制度创设规则成果与立法技术。历史上的经验告诉我们，作为一种社会经济、政治、法律制度，乃至土地法权制度，是可以跨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建立起新型的社会经济、政治、法律制度乃至土地产权制度的。但是，运用市场经济运行机制，尊重土地资源配置的客观规律，大力发展农村社会生产力，建立科学的现代土地产权制度，推进农业现代化，实现农村社会文明进步的历史阶段，在刚刚迈入小康社会门槛的中国，却是不能跨越的。特别是作为经济制度重要组成部分的土地产权制度，它的创设和功能完善不能脱离我国现阶段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的基本国情，不能把反映土地公有制与公有产权不同实现形式的“农民土地持有产权”作为判断“姓资”、“姓社”的标准。在这个关键性问题上，如果思想僵化，拒绝学习借鉴，不愿进行或迟于进行理论创新，就可能在土地制度创设问题上重犯过去经济建设故步自封的错误。

土地产权制度范文篇3

TheSecondTheoreticalDepartmentsofNanjingInstitutePoliticsofPLANanjingJiangsuProvince

摘要：制度非均衡是由制度供给和制度需求不一致引起的，主要表现为制度供给不足和制度供给过剩。制度创新的成本、收益、制度选择集合的改变等有可能促使制度非均衡的出现。宪法秩序、现存制度安排、制度设计成本、现有知识积累、实施新安排的预期成本、制度变迁方式等外部因素可能会使制度非均衡长期存在。本文运用西方新制度经济学的方法来分析我国现行农村土地产权制度的非均衡，认定我国既定农村土地产权制度结构明显存在着制度有效供给不足和无效供给过度的非均衡性，制约农业的发展，而这恰恰是制度创新的诱致因素。

关键词：制度均衡；制度非均衡；制度供给不足；制度供给过剩；农村土地产权制度

Abstract:Institutionaldisequilibriummeansthatinstitutionssuppliedandinstitutionsdemandedarenotinbalance.Itcanbedividedintoinstitutionalsupplyshortageandinstitutionalsupplyexcess.Changesininstitutionalcost,profitandthesetofinstitutionalchoicemaycausesomeinstitutionsintodisequilibrium.moreover，institutionaldisequilibriamaybemadetobepersistentbythefollowingfactorssuchasconstitutionorder,existinginstitutionalarrangement,institutionaldesigncost,lackofsocialscienceknowledge,theexpectingcostofpracticinginstitution,theinstitutionalinnovationmethod.ThispapermainlyusestheoriesoftheNewInstitutionalEconomicstoanalysisproblemsofinstitutionaldisequilibrium.ofChina’scurrentfarmlandpropertyandassurethatChina’scurrentfarmlandpropertyinstitutioninnotinbalance,whichhinderthedevelopmentofouragriculture,thisisexactlythecauseofinstitutionalinnovation.

Keyword:InstitutionalEquilibrium；InstitutionalDisequilibrium；InstitutionalSupplyShortage；InstitutionalSupplyExcess；FarmlandPropertyInstitution

随着我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尤其是在我国加入WTO，农业发展面临国际经济一体化的严峻挑战的今天，我国现行的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已难以继续为农业现代化、农业国际化和农村非农化提供有效的制度支持，由于农村土地产权问题及其矛盾纠纷而引发的农业发展、农民增收和农村进步等“三农”问题也愈演愈烈，事实表明当前我国农村土地制度已处于一种典型的非均衡状态，已有的制度安排结构中主体无法获取的潜在利润或外部利润的出现。换句话说，尽管现行之外还有另外一种可供选择的制度安排和制度结构，可以增进许多农户个人及社会福利水平的潜在机会，却难以使之成为现实；而那些效率释放殆尽的制度依然是当前农业发展中制度供给的主流，这恰恰也就是农地制度产权制度创新的诱致因素。本文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对这一现象进行诠释。

一、我国现行农村土地制度非均衡的一般理论解释

所谓制度均衡是指人们对既定制度安排和制度结构的一种满意状态或满足状态，因而无意也无力改变现行制度[1]。在此状态下，现存制度安排和制度结构的任何改变都不能给经济中的任何主体带来额外的净收益，制度安排和制度结构从总体上处于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的均势状态，它表现为制度的供给适应制度的需求。所谓制度非均衡就是指人们对现存制度安排和制度结构的一种不满意或不满足，欲意改变而又尚未改变的状态。[2]在此状态下，现存制度安排和制度结构的任何改变有可能会使不同制度创新主体获得利益，也就是说，现行制度安排和制度结构之外出现了另一种可获得潜在最大利益的制度安排和制度结构，如果不及时创新制度安排，就容易导致制度供给不足或者制度供给过剩，使得制度供给与制度需求出现了不一致，容易引发制度非均衡。

引起制度非均衡的因素很多。从内部矛盾来看，制度创新的潜在收益变化、制度创新的成本变化、制度选择集合的改变、技术改变、制度服务的需求改变以及其他制度安排改变等因素都会引起制度非均衡。从外部因素看，外部环境的变化、资源条件的改变、国际环境的变化以及体制的变化等等，一方面会使原有的制度制度安排和制度结构不是净收益最大的制度，因而产生了制度创新的动机和需求；另一方面也有可能会改变可供选择的制度集合和选择范围，从而产生制度的有效供给。

我国现行农村土地产权制度之所以处在非均衡状态，主要表现为农村土地实际产权制度供给滞后于潜在的制度需求，制度供给存在明显不足。一方面，对新制度的需求已远远早于实际制度供给，从而导致农地产权制度有效供给不足。例如对界定土地所有权制度的需求、对明晰土地使用权制度的需求、对健全土地流转制度的需求、对规范土地租赁制度的需求等潜在制度需求都早已产生，但实际制度供给至今尚未有一个明确的“时间表”；另一方面，土地承包制度供给存在着严重“过剩”，一些现行制度供给相对于社会需求是多余的，如农民集体土地使用权不得出让、转让、出租用于非农业建设，农村住宅禁止向城镇居民出售，农民将户口迁入城镇后，其原宅基地不得再扩建和自行转让等政策，都极大束缚了土地和劳动力这两大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阻滞了农地市场化进程。

当然，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制度非均衡是一种“常态”，而制度均衡则是一种暂时的、理想的状态，即使“偶尔”出现也不会持续存在，影响制度供求的成千上万各“变量”在不断变化；另一方面，制度非均衡又成为制度变迁的诱致因素，正在不断出现的潜在利润促使人民不断进行制度创新，制度非均衡的轨迹就是制度变迁的轨迹。

二、我国现行农村土地产权制度非均衡的内部性分析

一是农村土地所有权制度供给不足。我国已经初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框架，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呈现多元化发展，与此相适应，我国的农村土地所有权制度应明确确定农地主体。我国宪法虽明确规定了农村土地归农村集体组织所有，在此规定下，现实的“集体所有”大多数为乡镇、村、村民小组所有，农民只是具有土地的经营权而无所有权。而作为土地所有者的集体对土地充其量除了在农户之间进行调整一类的分配权力之外，并不拥有法律赋予所有权的全部权力。实际上，在我国中央政府代表全社会掌握最高的、宏观的农地支配权，造成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主体虚置或缺位。即使是集体组织享有的那一小部分所有权也缺乏真正的组织载体，使集体很难真正行使自己的所有权。

二是农村土地产权制度供给不足。从经济学的角度，产权对它的拥有者来说，应当具有的权能是:占有权、使用权、处置权和收益权。家庭承包制度虽然实现了土地所有权与使用权的分离，农户拥有了承包经营权，但农户的权利并不是充分和完备的，我国农民在土地的所有权上，只有占有权和使用权，而没有处置权和收益权。农民产权权利的不充分使之无法适应市场经济和现代农业发展的变化和要求。例如，在现行制度下，农民缺乏抵押土地使用权以获取银行贷款的权利。在土地流转过程中，承包经营权又发生分化，演变成承包权与经营权两部分。而改革开放以来20多年，国家通过出让、转让农村土地收益达2万亿元，但大部分农民却没有从中收益。

三是农村土地承包制度供给不足。我国中央政府一直致力于依法保护农村土地承包关系的长期稳定。国家在1984年就确立土地使用权15年不变。1993年底，国家又确定将原有土地使用权再延长30年，并提倡在承包期内实行“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的办法。200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承包法》同样规定：国家依法保护农村土地承包关系的长期稳定。但在实践中，家庭承包制基本采取按人平均承包土地的办法，以保障农民平等的经济权利。特别是由于婚丧嫁娶、新生人口不断形成高速承包地的内在压力，不少地方不得不采取“三年小调整”、“五年大调整”的办法，不断重新分配承包地，这使稳定土地承包成为一句空话。土地承包权的不稳定直接导致土地所有权不确定性增加，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农民对土地的长期投资，使得土地的粗放经营成为普遍的现象。

四是农村土地经营制度供给不足。家庭承包经营在解决了农村温饱问题后，在继续发展上遇到了巨大的挑战。尤其是随着以市场经济为目标模式改革的深入，家庭分散经营表现出制度上的滞后性，一系列困扰农业经济的问题(如规模经营，农民增收，农业生产经营的专业化、一体化等问题)难以在封闭、凝固、分散的小生产经营体制框架内得到令人满意的解决，所有这些都使得我国的农业难以像其它产业那样能够获得规模经济效益，这大大降低了我国农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目前我国已经加入了WTO，与其他行业相比，我国农业的比较优势最小，入世对农业的冲击也最大，如何提高我国农业的规模经济效益也就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现实问题。

五是土地产权制度结构不完善。我国目前农村土地产权制度结构严重失衡，土地产权制度的配套制度建设还处在初级阶段。（1）农村用地保护制度缺乏，我国人口多，耕地少，在农村，则是擅自建房、建厂、建窑、建坟、采矿、采石、挖砂、取土，乱占滥用，破坏地力，改变用途；（2）农地市场制度发育不良，农地是不是资产，如果是资产，其市场如何建设等都缺乏明确的理论指导；（3）农地价格制度缺乏，现实农地经营中，没有系统的农地地价制度，农地资产显化缺乏依据；（4）农地金融制度尚待时日。农民缺乏利用农地使用权进行贷款的农业金融机制，导致部分缺失资金的农户无法运用科学技术进行现代农业生产，农村剩余劳动力不能从土地使用权转让中获得资本积累丧失了发展非农产业的机会，种养大户不可能通过市场获得土地相对集中，发展适度规模经营。

此外，我国农村土地产权制度还存在部分供给过剩现象，突出表现在农村土地使用权限的封闭和凝固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承包法》规定：通过家庭承包取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可以依法采取转包、出租、互换、转让或者其他方式流转。但在现实中，农地流转尚无相应配套的可供其具体操作的章程，农地转让进退两难：一方面是政府或集体强制性进行农地流转，侵害了农民的土地权益。据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统计，1998年至今，全国土地违法案件达80万宗，中国现有失地农民在4000万人以上。[3]；另外一方面就是全国许多地方已出现了农民之间无偿或低偿转包、转让土地，有的甚至转出方倒贴，严重违反了稀缺土地资源使用价值规律。此外，国家还规定农村土地流转不得改变土地所有权的性质和土地的农业用途，抑制了农村土地进入市场的积极性和可能性，束缚了土地和劳动力这两大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把9亿农民全都紧固在自己的承包田和口粮田上，影响了农村第三产业的发展和小城镇的建设步伐。三、我国现行农村土地制度非均衡延的外部成因

1、制度创新成本高。制度不均衡产生了获利的机会能否实现制度的供给,还取决于成本与收益的计算。在制度创新的过程中,面临着多种成本与收益的核算。一是个体成本－收益比较。新的农地制度创新可能给他们带来更多收益(包括预期收益),例如更高的粮食产量，货币收入,以及股份分红增加等,同时也要为此付出相应的成本代价,譬如农民的土地转让会使转让农民丧失了土地，增加货币收入却丧失了粮食收入，承担的风险增大等。一般说来,只有在收益可能大于成本时,单个行为主体才会产生制度创新的要求从而对由政府设计安排的制度创新持赞同和支持的态度。二是社会成本－收益比较。新的农地制度变革可能会使部分设农、非农社会成员的利益受损，从而成为制度创新的阻碍,进而增加制度创新的机会成本。我国是典型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土地对农民来说不仅仅是一种生产资料，而且承载着过多的就业和社会保障的职能。农村土地创新有可能使部分农民失去土地导致社会不稳定，同时大量农民涌入城市，也会带来复杂的社会问题。三是政治成本－收益比较。毫无疑问,未来农地产权明晰化和市场化的改革取向。经济市场化、自由化必定会提高资源市场配置能力，提高劳动生产率，因而有可能增强政府可支配的经济力量——主要体现为能增加财政收入，从而使权力中心获得更广泛的国内政治支持和加强在国际政治经济谈判中的力量，达到巩固权力之目的。但经济市场化、自由化所诱发的多元化政治力量可能会弱化权力中心的权威性。

2、“搭便车”问题。我国现行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制诱致性制度变迁本身所具有的外部性容易导致“搭便车”问题，这就意味着一旦制度被创新和安排，每一个受这种制度安排约束的个体，不管他是否分摊了制度创新的成本，他都能得到同样的制度服务。由于这个缘故，经济主体都希望别人分摊制度创新成本，其结果是制度供给不足。这就使得制度供给与制度需求之间的矛盾表现更为突出。因而，在“搭便车”问题困扰下，制度供给不足的非均衡状态将可能较长时间内持续下去。既然诱致性制度创新受到“搭便车”问题的困扰，那么国家强制性制度供给是否会弥补制度供给不足吗？新制度经济学家认为，政府只有在预期收益高于其强制推行制度变迁的预期成本时才会提供新制度供给。如果创新损害具体制度提供者集团的利益，它们就不会为制度创新提供服务，甚至会以国家的名义阻碍制度创新的实现，维持一种低效率的制度。“经济增长时会出现制度不均衡。有些制度不均衡可以由诱致性创新来消除。然而，有些制度不均衡将由于私人和社会在收益、费用之间有分歧而继续存在下去。只要统治者的预期收益高于他强制推行制度变迁的预期费用，他将采取行动来消除制度不均衡。尽管如此，如果制度变迁会降低统治者可获得的效用或威胁到统治者的生存，那么国家可能仍然会维持某种无效率的不均衡。”[4](P396-397)

（3）制度变迁时滞。所谓制度安排的时滞性，是指在新的制度需求和制度供给之间存在一个时间间隔。即新的制度供给要滞后于新的制度需求的出现。在任何一个社会形态和社会阶段，由于社会都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所以，适应某一阶段或某一社会情境的制度安排必然随着社会的变化而逐渐失去作用，新的社会情境便需要新的制度安排，而由于人的认知能力、制度“发明”需要时间及新制度的启动存在时间间隔等因素，新制度不可能随着社会的变化而同步调适，因此，制度安排的时滞性是必然的。在一个稳定的社会环境中，由于没有重要的社会变革，所以制度的安排会随着社会的逐步发展而展开，时滞性问题表现得不是很明显，而在一个多变的社会如目前我国的转型社会中，由于整个社会结构都需要调整，因此旧有制度明显不能适应新的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而新制度的产生和有效施行又不可能一蹴而就，因此当前我国制度安排中的时滞性便显得更为明显。这一点对于我国农地产权制度创新而言，也同样适用。

（4）现有知识积累及其社会科学知识的制约。新制度经济学认为，“正如当科学和技术知识进步时，技术变迁的供给曲线会右移一样，当社会科学知识和有关的商业、计划、法律和社会服务专业的知识进步时，制度变迁的供给曲线也会右移。进而言之，社会科学和有关专业知识的进步降低了制度发展的成本，正如自然科学及工程知识的进步降低了技术变迁的成本一样”[50][P336]。这就是说社会科学(经济学、法学、政治学等)知识就是认识社会现象的阶梯,并决定着改造社会的成本。我国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创新方向是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农村土地产权制度，这是一项全新的事业，在改革过程中面临的社会科学知识不足是显而易见的。一方面，经典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中阐释的是土的地社会所有，而我国现阶段实行的是土地集体所有；另一方面，西方有比较成熟的土地产权制度理论和模式，但这些理论和模式是建立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个别基础之上的。因此，如何既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又建立和完善现代土地产权制度并没有现场的模式可供借鉴，只能靠摸索和创新。因而使得制度非均衡的状态得以较长时间延续。

（5）意识形态刚性。制度创新是经济主体追求外部利润最大化的行为结果。只有当经济主体对一项制度的安排和结构的预期成本少于预期收益时，一项制度安排才会被创新。而经济主体对制度的成本－收益的看法，则要受意识形态的影响。因为人们是通过成本－收益分析来获得最大化收益的，而意识形态通过改变经济主体的偏好体系，对成本和收益的值具有直接的决定作用。“从随机观察中可以发现，个人在成本－收益计算中仅以获得更多的尊严作为利益取向的行为模式是广泛存在的”[6][P60]。我国漫长封建小农社会经济形成的平均主义观念、家族和家庭观念、公私观念等潜移默化的从各个层面影响着农民主体对农地制度创新成本－收益分析。任何违背农民意愿的制度创新方式都不会得到农民支持和理解，也是难以实施的。2004年，因为首创”家庭联产承包制”而常被作为“中国农村符号”的安徽省，对全省15个市、60个县（区）、219个乡（镇）共2070个农户进行了一次深入的摸底调查，46.09％的农民对土地产权私有化持反对意见，赞成的只有28.7％，其余农户说“无所谓”或回答“拿不准”。农民认为：“家庭承包制”适合我国的实际，不能动摇[7]。

四、结论

我国目前非均衡的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格局已进入不可持续的状态，由于农村土地产权制度非均衡而引发的农业发展、农民增收和农村进步等“三农”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各个土地所有权“上级”以所有者的名义来侵蚀农民对土地的使用权和收益权,严重阻碍了农民收入的增长；土地随意的调整以及不得转让、继承、自由种植等限制,造成土地资源不能自由流转、不能形成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弃农务工，使得相当大一部分土地处于闲置或半闲置状态，稀缺的土地资源并没有得到充分利用。这种非均衡的农地产权制度格局已成为农业发展、农民增收和农村进步的“瓶颈”；体现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的新农地制度，已经成为经济社会中的“稀缺资源”，而在这种非均衡中又恰恰是推动土地产权制度进一步改革的需求因素，这也正是土地产权制度改革过程中进一步展开和深化的基本条件，其结果必然是加速我国农地产权制度创新的力度和频率,实现制度均衡发展。参考文献：

[1]张曙光.论制度均衡与制度变迁.经济研究[J],1992,(6)

[2]张曙光.论制度均衡与制度变迁.经济研究[J],1992,(6)

[3]李兆清.国家重策出击“三农”农业税赋拟5年降至2.4%，财经时报电子版[N]，，2004年2月14日

[4]林毅夫:关于制度变迁的经济学理论:诱致性制度变迁与强制性制度变迁[A],载科斯、阿尔钦等著: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产权学派与新制度学派译文集[C],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1

[5]V•W•拉坦：诱致性制度变迁理论[A].载科斯、阿尔钦等著：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产权学派与新制度学派译文集》[C].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1

土地产权制度范文篇4

一、分析框架

本文用制度经济学的概念和分析框架，对1949—1998年50年间中国土地产权制度[2]变迁作以系统的分析和阐述。制度变迁理论告诉大家，制度安排（institutionalarrangement）总是由起始时的均衡态势向非均衡态势过渡的，即均衡是暂时的，而非均衡则是常态；非均衡的出现预示着制度创新和制度变迁，制度变迁（institutionalchange）分为诱致性制度变迁（inducedchange）和强制性制度变迁（compulsivechange）。结合我们讨论的主题——土地产权制度，每次土地产权制度非均衡都会引起产权的重组。

制度非均衡（institutionalnon-equilibrium）及变迁理论构成了本论文的主要架构。我们将1949—1998年以来的土地产权制度变迁看作是由制度均衡到非均衡而引起变迁的过程。1949年前的土地制度安排相对于新掌握政权的共产党要“实现耕者有其田”的政治意志来说，是非均衡的，于是便开始了1952年的。而此后的以家庭为单位的小农经济相对于工业化等的制度安排，又显得非均衡。于是，强制性制度变迁——集体化便随之而到。1958年以后的制度安排，并没有使它的创制者如愿以偿。制度的非均衡依然显现，60年代初的痛苦经历教育了农民及政府必须在现行制度安排之外寻找生存机会，来自底层的制度创新——“包产到户”又引起短暂的诱致性制度变迁。然而由于意识形态、统治者的有界理性和政治偏好等的作用使得这一短暂调整的流产，于是强制性制度变迁得以重演：体制得以保留。低下的n集体经济效率的长期徘徊，引起农民的再次“反抗”，在现存的制度安排下，已不能满足农民收益的要求，他们不得不在现存的国家认可的制度安排的边界之外寻找能最大限度地满足自己利益要求的制度安排。有了60年代初期的经验，“包产到户”作为制度选择集合中一个又应运而生，于是又一波诱致性制度变迁的到来，即70年代末始于安徽凤阳小岗梨园村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然而，故事并不因此而结束，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制度安排又引起新的非均衡、制度创新及产权的重组。

二、：强制性制度变迁及其社会、经济绩效

（一）强制性制度变迁及其经济社会绩效

制度变迁有两种类型：诱致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迁。诱致性制度变迁是指现行制度安排的变更或替代或者是新制度安排的创造，它是由个人或一群（个）人，在响应获利机会时自发倡导、组织和实行。强制性制度变迁由政府命令和法律引入和实行。诱致性制度变迁必须由某种在原有制度安排下无法得到的获利机会引起。根据我们对强制性制度变迁的界定，1950年开始的是出于国家意志的考虑，具有强制的性质，是强制性制度变迁。

运动从1950年底开始，到1952年底，在全国范围内基本完成。完成地区的农业人口占全国农业人口总数的90%以上，农民也被赋予新的政治地位。中获得经济利益的农民，约占农业人口的60—70%.，“使全国3亿多无地、少地的农民无偿地获得了7亿亩的土地和其它生产资料，免除了过去每年向地主交纳的700亿斤粮食的苛重的地租。”“以后，贫农、中农占有的耕地占全部耕地的90%以上，原来的地主和富农占有全部耕地的8%左右。”[3]在安徽省太和县共没收、征收土地576，616万亩，没收房屋56，753万间，耕畜11，533万头，农具27，029万件，粮食723万多公斤。这些作为“地主阶级的五大财产”被分配给贫苦农民，使农民的生活得到了改善，实现了“耕者有其田”。[4]以后的土地制度安排，从产权的角度来讲，农民有了对剩余产品的索取权，生产积极性提高了，这一点从李友梅博士在江村的一项调查中也可以得到证实。[5]1951年全国农业总产值比1949年增加了28.8%，1952年比1949年增加了48.5%.粮食产量，1949年前最高年产量为2，774亿斤，1949年是2，263.6亿斤，1951年增长到2873.7亿斤，1952年更达3，278.2亿斤，超过1949年前最高年产量的18.1%.[6]

除产生上述经济绩效（economicperformance）外，也产生了一定的社会效应。这种社会效应，主要表现在农民政治地位的提高，从而使国家获得了广大农民的政治支持，从而降低了集体化土地产权制度安排的交易成本。但是，是在农村这个封闭的传统社会中进行的，没有得到城市和工业的支持。所以它虽然解决了“平均分配土地”，实行“耕者有其田”的问题，但无法解决人地紧张以及土地集中的情况下所产生的农村社会分化问题。[7]在有的学者看来，正是因为没能防止两极分化，使得中国才不得不迅速向集体化过度。[8]面对发展重工业的设想，后的制度安排又有其不足，新的制度非均衡又产生了。

（二）后制度安排的非均衡

1952年，我国完成了之后，结果以一家一户为生产单位的小农经济又在包括太和县在内的全国范围内广泛出现。由于小农经济生产方式下的农户占地少，经济力量薄弱，进而排斥先进的生产技术，无力抵御自然灾害的侵袭，更难以实现扩大再生产。以后，虽然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大为提高，农业生产迅速发展。但是，从规模经济的角度来考虑，分散、落后的小农经济所提供的生产率却无法适应大规模经济建设的要求。根据国家统计局1955年在二十五省对16，000多个农户的调查，1954年各类农户的粮食的商品率，平均数为25.7%，其中，贫农为22.1%，中农为25.2%，富农为43.1%.所以国民经济恢复时期所取得的成绩，似乎并不能满足中央主要领导人要建设一个在短时期内能赶超英美的工业化国家的伟大理想的要求。即现存的土地产权制度安排相对于中央领导人的伟大志向来说，已经显得非均衡了。制度的非均衡性已明显的表现出来，也昭示着又一次制度变迁的到来。

根据产权经济学家H.登姆塞茨（Demsetz，Harold）的界定，产权是一种社会工具，其重要性就在于事实上它们能帮助一个人形成与其它人进行交易时的合理预期。它是界定人们如何受益或如何受损，因而谁必须向谁提供补偿以使他修正人们所采取的行动。同时新的产权的形成是相互作用的人们对新的受益—成本的可能渴望进行调整的响应。[9]通过对H.登姆塞茨关于产权文本的解读，我们认为产权（包括土地产权）应该是产权市场长期自发交易的产物，或曰长期的市场自发交易是产权的天然属性。

形成的产权制度无疑是一种土地的农民私有制。但是，这种私有制不是H.登姆塞茨所言的产权市场长期自发交易的产物，也不是国家仅仅对土地产权自发交易过程中施加某些限制的结晶，而是国家组织大规模群众斗争直接重新分配原有土地产权的结果。根据周其仁的分析，由于国家和党的组织对突破无地少地农民在平分土地运动中不可避免的“搭便车”（freerider）[10]行为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同时平分土地的结果又可以经过国家的认可而迅速完成合法化，因此领导了那样一场私有化运动的国家，就把自己的意志铸入了农民私有产权。当国家意志改变的时候，农民的私有制的产权制度就必须改变。[11]这一点正为诺斯（North，Douglass）所言中，作为一个暴力潜能的垄断组织，当然可以创造任何产权形式。[12]

三、集体化的土地产权制度安排

我们已经讨论了以后的土地产权制度安排相对于国家的意志来说已表现出制度的非均衡性。国家制造产权的后果是当国家意志改变的时候，产权制度安排也就相应发生改变。在这一部分，我们将讨论集体化的土地产权制度安排的制度环境，描述集体化的土地产权制度安排的过程，并从理论上分析集体化的土地产权制度安排将带来什么样的可能后果。根据我们对制度变迁的分类和界说，从后的农民土地私有产权的制度安排向集体所有的土地产权制度安排的变迁，是伴随着政治运动、意识形态的不断深入而进行的，是出于国家意志考虑的，因而是强制性制度变迁。

（一）集体化的制度环境

诺斯和其合作者戴维斯在《制度变迁和美国经济增长》一书中，将制度环境定义为一系列用来建立生产、交换与分配基础的基本的政治、社会和法律基础准则。[13]将这一概念和我们所关心的主题——1949年以来的土地产权制度变迁联系起来，我们将意识形态、经典马克思主义关于公有制的理论、重工业的制度安排、租金最大化的制度安排、统购统销的制度安排、国家对社会的干预、城乡对立的二元社会结构以及统治者的有界理性、政治偏好等，视为1949年以来尤其是集体化时期的土地产权变迁的制度环境。这些制度环境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促进了某种土地产权形式的形成，也同时成为土地产权制度变迁的条件。由于篇幅以及所讨论主题的限制，这里就我们不再对这些制度环境对土地产权制度安排的意义作充分的论述。[14]

（二）集体化的过程

1.从互助组到高级农业合作社

1952年完成后，农村主要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农业互助合作社的决议（草案）》精神，发展互助合作组织。其目的是帮助农民解决农具、牲畜不足等困难，本着资源互助的原则。土地、牲畜、农具仍旧归农户所有，主要是“以工换工”的形式进行互助。互助组运动开始时条件宽松，规模不限，入组自愿，退组自由，极少数为常年组，大多数为季节性互助组或临时性互助组。为了加快农业生产合作化的进程，1953年12月，中共中央了《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决议指出了党在农村工作的根本任务，就是要促进农民联合起来，逐步实现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决议肯定了我国农业合作化的道路是，由互助组到初级形式的半社会主义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再到完全社会主义的高级形式的农业生产合作社。[15]

1955年7月以后，经过批判所谓“小脚女人”的右倾保守思想，掀起了农业合作化的“大风暴”运动，加快合作化的步伐。《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于同年10月出版，在这三卷本的书中，一方面“通过序言、按语和典型材料，把对‘小脚女人’的批判深入下去，扩及全国”，[16]另一方面称赞“大多数农民有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性”。[17]1956年，全国大规模地组建高级社，到1957年，加入高级社的农户占全国总农户数的90%.高级社的主要特征是：社员的土地归合作社所有，取消土地报酬，社员私有的果园和其它成片的林木归社所有，私有的耕畜、大农具等主要生产资料合理作价后，归合作社所有，社员只保留少量的自留地和零星树木，归自己耕种和所有。到1956年12月底，入社农户户数已达11，780万户，占全国总农户数的96.3%，其中参加高级社的农户户数占全国农户总数的87.8%.这种情况表明，不仅在太和县，而且在全国，到1956年底，我国农业合作化基本上实现了。然而，高级社在制度安排上从一开始就存在政府所不能容忍的缺陷。一是高级社允许农民自由退社，尽管政府总想方设法阻止退社的农民。这不仅妨碍了政治力量的长期有效，而且也妨碍了高级社的巩固。二是高级社接受乡政府领导，但从经济体制角度看，乡政府既没有产权，也不是高级社的上级。体制的不顺有碍于乡政府的领导，进而产生更大的离心倾向，这些都会妨碍作为社会主义标志的计划经济的实施。[18]

2.的确立

1958年，在的高潮中，中央作出《关于在农村建立问题的决议》。在1958年后出现，是响应呼吁制度转变而应运而生的新组织。它在1958年首次出现时有个不甚高明的名字——大社，8月初，在河南的新乡七里营、襄城县、长葛县，河北的徐水县、安国县、定县，山东等地农村参观视察，对小社并大社的行动加以肯定和支持，指出：“还是好，它的好处是，可以把工、农、商、学、兵结合在一起，便于领导。”[19]并概括的特点是“一曰大，二曰公”。[20]自从赞成以为名后，全国公社数目激增。1958年10月底，大多数省份都宣称完成了向的过度。中国农村办了26，500个大型社，有99.1%的农户参与，每社平均有4，756户。[21]由互助组到初级社，到高级社，土地由农民个体所有制变为集体所有制。也就是说，农民个人再也不能对土地拥有所有权，只是土地的使用者，或者更确切地说，土地仅仅是农民的劳动对象。

3.变“一大二公”为“三级核算，队为基础”

1959年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次郑州会议曾对的所有关系作了调整，改变公社一级所有制，指出当时的公社所有制除了公社直接所有的部分以外，还存在大队所有制和生产队所有制，但这样的调整很快因随后而来的庐山会议而中断，运动继续其初期的土地国有化进程。接下来的三年严重的农业经济危机，使主要中央领导人不得不对现行的制度安排作出思考和调整。1961年3月起草的《农村工作条例（草案）》和1961年6月的该条例修正草案又开始调整公社内部公社、生产大队和生产队三者之间的关系，而把生产大队（相当于高级社）作为三级所有的基础和核算单位，这样的规定存在的一个明显的弊病就是在产权关系上，穷生产队共了富生产队的产。[22]直到1962年6月27日，党的八届十中全会通过的《农村工作条例修正草案》才将三级所有的基础和基本核算单位降为生产队，规定：“生产队是的基本核算单位。它实行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直接组织生产，组织收益的分配，这种制度定下来后，至少三十年不变。”[23]

（三）集体化土地产权制度安排的经济绩效

1.诺斯理论的怪圈：国家对产权的侵入

杜赞奇（PrasenjitDuara）借用并发展了格尔兹（CliffordGeertz）内卷化（involution）的概念，认为政治的内卷化必然出现基层社会的经纪体制，通过经纪体制的推行，国家权力深入到乡村社会，对乡村社会的剥削日益加重，但同时经纪体制的存在致使国家的提取的租金不能大幅度增长。[24]我们认为1949年之后的中国社会具有极强的政权内卷化的特征，在农村主要表现在国家对土地产权制度安排的干预。“国家的存在是经济增长的关键，然而国家又是人为经济衰退的根源，这一悖论使国家成为经济史研究的核心。”[25]国家一方面是产权安排、经济增长的关键，另一方面，又是经济衰退的根源。我们称这种现象为诺斯理论的怪圈或“产权悖论”（paradoxofpropertyrights）。在登姆塞茨那里，产权涉及到的基本上是社会成员的私人考虑和私人之间的关系。[26]如果真如登姆塞茨所言，产权纯粹是一种私人之间的和约，并且可以有私人信守来得到履行，那么国家将不能构成产权安排过程中的一个要件。然而，实际情况是，在任何大规模产权交易的现实中，并不存在这样一个国家对产权完全没有意义的世界。[27]这一点，以中国1949年以后的产权制度安排来说明恐怕是再恰当不过的了。每次土地产权制度安排，如、集体化，都深深地打上了国家意志的烙印。

诺斯对产权有其独到的看法：产权的安排并非都是有效的。在他看来无效产权之所以会存在，可能是由于统治者没有强有力的选民与之作对，这种力量如果存在，就会通过实施有效的规则来反对统治者的利益。这也可能是由于监督、计量及征税的成本非常高，通过不甚有效的产权所获得的税收比有效产权时更多。政治市场的效率是这一问题的关键。如果政治交易费用较低，且政治行为者有准确的模型来指导他们，其结果就是有效的产权。但是，政治市场的高昂交易费用及行为者的主观偏好，往往导致产权无法诱致经济增长，组织也不能作为创造更有生产效率的经济规则的激励。[28]但是，实际情况是在一个单向度的国家里，国家可以通过意识形态的力量实现其意志，农民除了无条件接受国家利益取向的制度安排之外，还有什么可选择的余地吗？集体化土地产权制度安排仅仅成为国家实现其意志的一步棋而已。

这一点有悖于登姆塞茨的论点：新的产权的形成是相互作用的人们对新的收益—成本的可能渴望而进行的调整。[29]通过对登氏理论的解读，我们可知，产权的形成过程应该是出于私人考虑的人们在长期的交易过程中而形成的契约关系。同时在登姆塞茨那里，在产权制度安排中，最重要的是经济资源的排他性收益权和让渡权。[30]而中国集体化的产权制度安排背离了登氏所言的产权形成的游戏规则，是国家完全出于自己的考虑或者行为者的偏好乃至意识形态的原因而制造或建构的，也就是说，在产权形成的过程中国家意志被注入进去了。尽管人们认为卢梭的那句名言“我看出一切问题在根本上都取决于政治”有点夸大其辞，但是，就土地产权制度安排这一点而言，我们也不能小视实现着政治功能的国家的作用。

诺斯、罗伯特•托马斯（Thomas，Robert），在《西方世界的兴起》一书中的中心论点是：“有效率的组织（产权）是经济增长的关键，一个有效率的组织正是西方兴起的原因所在。”[31]通过对诺思著作的解读，我们可以悟出，有效组织的产生需要在制度上作出安排和确立产权以便对人的经济活动造成激励效应。如果一个社会没有实现经济的增长，那就是因为该社会没有为经济方面的创新活动提供激励，或曰没有从制度方面去保证创新活动的主体应该得到的最低限度的报偿或好处。[32]诺斯后来在其《经济史的结构与变迁》中又有所发现：有效的产权安排只是国家与私人努力相互作用多种可能结果的一种，在经济史上有大量无效率的经济组织的长期存在。“在统治者和他的集团租金最大化的所有权结构与降低交易费用和促进经济增长的有效体制之间，存在持久的冲突。”[33]正是这个基本矛盾导致了许多社会无法实现经济增长。话又说回来，为什么中国的状况恰恰被诺斯不幸而言中呢？

2.效率低下的集体经济

从前面的讨论，我们已经知道，集体化的土地制度安排在国家和农民之间是一种非和约的制度安排，是国家出于单方面的利益考虑而建构的。因此从一开始，农民就被设定在从属于国家利益的角色上。既然农民对经济并无创制权，那么对集体经济的进一步变迁也就没有制度化、合法化的谈判地位。随着与集体化土地产权制度安排相应的制度安排，如农民的财产权通过入社的形式而最后被否定，以户籍制度为特征的城乡对立的二元社会结构的形成、粮票制以及公社内的口粮工分制的完备，[34]加之意识形态的压力，农民不但不能够携带自己入社的耕畜退社，而且甚至不能携带他自身退出此种体制。[35]制度安排下的农民既没有“退出权”（exitright），也无权自由“喊叫”（makevoice）；只是他们留在体制内并不因为对集体的忠诚，而是因为别无选择。[36]但是，农民也有表达对公社不满意的方式，那就是减少他们投入集体生产的劳动数量。所谓（Assayingsgo）

“下地一大片，回家一条线，做活互相看，争分轰轰乱。”[37]“出工鹭鸶探雪，收工流星赶月，干农活李逵说苦，争工分武松打虎。”[38]“喊破了嗓子砸碎了钟，（社员）就是不出工。”[39]

“一队的钟，二队的哨；三队的铁轨，四队的号；五队的队长满街跑，六队的干部挨门叫；一天到晚挺热闹，就是社员喊不到。”[40]

等民间谚语都是在集体产权制度安排下，由于个人投入和收益没有直接相关性，即在没有强调排他性收益时出现的“搭便车”和“机会主义”行为的真实写照。我们倾向于认为，中国的集体产权更象“俱乐部产权”（clubpropertyrights）。在集体化的产权制度安排下，“搭便车”和“机会主义”行为在所难免。1957-1978年的集体经济实践，历史证明是低效的。根据黄宗智的研究，在长江三角洲，那里几十年的集体化还是不足于摆脱“没有发展的增长”（growthwithoutdevelopment）。[41]1978年全国人民人均年度纯收入为133.57元，比1957年增长60.62元，年平均递增只有2.9%.[42]官方文件也不得不承认这一点，十一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议》指出：1978年全国平均每人占有的粮食大体上还相当于1957年，全国人口平均每人全年的收入只有70多元，有近1/4的生产队社员收入在50元以下。

对于集体经济效率低下，林毅夫曾作了一个已经被普遍接受的解释，这就是农业生产中集体组织对其成员劳动的监督和计量不完全，从而导致对社员的激励不足。[43]后来周其仁对这个解释作了补充，将国家的人—集体生产的监管者作为其分析集体经济效率的要素。他认为林毅夫注意到合作生产中劳动者积极性低下引起的效率损失，但可能忽略了另一种效率损失，即集体经济对其管理者激励不足而导致的无效率。在他看来任何生产队都面临计量、监督和经济管理的问题。因此，有效的监督管理是集体经济成员提供充分努力的必要条件。[44]其理论来自于A.阿尔钦和H.登姆塞茨的研究，这两位西方经济学家指出经济组织的所有权其实就是一种“剩余权”（residualclaim），正是这种剩余权激励所有者努力监管。

周晓虹在其新作《传统与变迁——江浙农民的社会心理及其近代以来的嬗变》中，对失败的原因给出了自己的社会心理学的解释。他认为，失败的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社员对集体生产的不热心。而不热心的原因则直接在于集体生产不能满足社员追求自己劳动所得的天性，而这种天性在生产力低下、物质财富本身就少得可怜的普通农民那里尤为根深蒂固。[45]

其实不论林毅夫、周其仁或者周晓虹的讨论，都没有忽略有效产权制度安排下的激励问题：即该制度安排下的有效激励不足是导致集体经济效率低下的主要原因。周其仁将国家的人——农业生产的监管者提出时，他自己也并没有忘记这些监管者除了作为国家的人之外，他同时也是该产权制度安排下的劳作者和受害者，普通农民对该制度安排所作出的消极、冷漠、无可奈何等反应，在他们身上也同样得到体现。这一点萧凤霞或许能作出她更精彩的解释：他们是集受害者和人的角色于一身的。[46]

关于集体经济的绩效或效率，登姆塞茨在论述产权时举的一个例子或许能说明问题：假定土地是公有的，每个人都具有在土地上狩猎、耕作或开采的权利。这种形式的所有制没能将任何人实施的共有权利时所带来的成本集中于他身上。如果一个人最大化地追求他的共有权利的价值，因为他这样做的一些成本是由其它人来承担的，他将会在土地上过度狩猎和过度劳作，动物的存量及土地的丰瘠程度就会迅速降低。可以想象的是，如果谈判成本和监察成本为零，每个拥有这些权利的共同体成员都会同意降低在土地上的劳动率，每个人都会同意剥夺他的权利。但很明显，要达成这一协议的成本并不为零，所不明确的是这些成本到底有多大。[47]登氏所言即是，要达成一个交易成本（transactioncost）不为零的协议实在是太难了，1959—1961年间的农业经济危机而导致的大量人员的非正常死亡、经济衰退，以及接下来的低效率经济的长期徘徊，是这一不为零的交易费用的历史见证。接下来的问题是地方社会、农民对此作何反映以及他们的反映在多大程度上影响总的制度安排？为此，我们还得回到诸如“制度非均衡”、“诱致性制度变迁”的分析框架上来，去分析集体化时期的土地制度变迁。我们又能从中得到什么启示呢？

四、集体化时期的土地产权制度变迁

我们已经讨论了集体化时期的土地产权制度安排的制度环境、过程、经济绩效等问题，并得出一个基本结论，那就是这些制度环境和集体化时期的土地产权制度安排本身，将昭示着土地制度的再次变迁。正如我们在前文中所讨论的那样，国家控制下的集体公有产权安排本身就有其不安全性。对此，60年代初期的农业经济危机以及的低下的经济效率已经作了充分的注脚。幸运的是，硬币都有其两面，历史的发展并非完全按照国家意志所规定的路径，农民并不甘心于仅仅成为国家实现其意志的工具，对生存于其中的社会的制度安排也应该且可以有其意志表示的。正如美国汉学人类学家孔迈隆（MyronCohen）曾经指出的那样：“农民”是国家的定义。[48]是的，国家应该考虑农民的想法，尤其在国家处于尴尬困境的时候。对现实生活感受最深和最真实的农民，便在国家政策所允许的制度安排边界之外，寻找着最佳生存机会。当农民的选择受到地方政府认可的时候，便开始了地方社会与国家的互动过程，即经济学家眼里的国家与社会博弈的过程。博弈论（gametheory）是研究决策主体的行为发生相互作用时的决策以及这种决策的均衡问题。也就是说，当一个决策主体的选择受到其它决策主体的影响，而且反过来影响其它决策主体的决策问题和均衡问题。在博弈论里，个人（集团）效用函数不仅依赖于他（们）自己的选择，而且依赖于其它人的选择。博弈论把博弈分为合作博弈（cooperativegame）和非合作博弈（non-cooperativegame）。合作博弈与非合作博弈之间的区别重要在于人们的行动相互作用时，当事人能否达成一个具有约束力的协议（bindingagreement）。就是说，有没有一种具有约束力的协议。如果有，就是合作博弈；反之则为非合作博弈。合作博弈强调的是集体理性（collectiverationality）、效率（efficiency）、公正（fairness）、公平（equality）。非合作博弈强调的是个人理性、个人最优决策，其结果可能是有效率的，也可能是无效率的。[49]时期国家与社会有过两次博弈，分别发生于60年代初期和70年代末期。

（一）国家和社会的第一次博弈

1.1960年代初土地产权制度的非均衡

正如制度经济学理解的那样，在原有制度安排下，获利主体无法得到获利机会的状态即表现为制度非均衡。在制度安排的初期，由于我们所言及的部分制度环境以及浮夸、政治表忠等原因，造成了严重的农业经济危机，即。事实上，1958年的农业的真实增长指数已经比1957年下降了5%，1959年又比上年下降了15.9%，1960年22%，1961年约51%.1959年的谷物生产比上年下降15%，而后的两年，谷物生产只及1958年的70%.由于国家决策的滞后，1959年的农业税、农产品出口和农副产品收购中的暗租都继续上升，因此，1959年的国家收益指数仍比上年增长66%.这个反应滞后，导致相当一部分农村人口的口粮低于生存需要，从而约3，000万人因饥饿死亡。[50]按薄一波的说法，1960年人口减少1000多万。[51]而根据彭尼•凯恩的推算，三年中的死亡人数是2，600万。[52]统计资料显示，在本文的研究个案太和县1960年比1959年，农户减少了35，495户。1961年的农业人口比1959年减少85，035人。[53]虽然这些数字的真实性受到怀疑，但是，根据当时的家庭规模，就按此减少的农户推算死亡人数，即使减去正常死亡人数和外出人数后，数量也很惊人。况且，还有非绝户家庭的死亡人数呢！档案资料显示，在太和县，仅一个五星大队1959—1961年间人员就减少了8，608人，其中劳动力2，837人。[54]即使减去正常死亡人口及外流人口数，非正常死亡人数也由此可见一斑。[55]

不管是始料未及的中央领导人，还是对之有切肤之痛的中国农民都意识到，可能使中国摆脱困境的路径在于现行制度之外，而不是在于该制度本身，即现行的制度安排表现出非均衡性。1960年代初，人们已开始从饥荒中幡然醒悟。时期的风云人物谭震林在视察河南时，就注意到民众对党的政策和原则有怀疑，认为后果堪虑。[56]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胡乔木也在1961年4月向提交报告，说：“从群众反映来看，大多数食堂目前实际上已经成了发展生产的障碍，成了群众关系中的一个疙瘩。因此我们认为这个问题愈早解决愈好。”[57]这一切迫使国家在维持现行土地制度安排和政策调整之间迅速作出选择，情况如此严峻，除了以政策退却来动员农民搞好生产自救外，还有更好的选择吗？

对于天性就离不开土地的传统中国农民来说，自然谙知土地对他们的意义，也深明能够解救他们于困境的除土地之外，别无它途。于是，农民和地方政府趁着政治气氛稍宽松，悄悄推行单干，包产到户很快发展起来。1961年中央农村工作部经调查后总结说，农业包产到户的做法已普遍存在，差不多每个省、市、自治区都有发现。[58]根据的秘书田家英说，在1962年夏天，农户总数中有30%在各种名堂下搞了单干。[59]事实上，在整个60-70年代当年受到饥荒打击越严重的省份，就越不愿意采取集体主义的农村政策和体制（如生产大队核算）。[60]这一点，最有代表性的恐怕还是安徽省了，这算不算是对最为欢呼、政治上表忠心态更强的地方政府对的理解与反思呢？

2.“包产到户”：底层的制度创新

同样，制度非均衡将产生获利机会，为得到由获利机会带来的好处，新的制度安排将被创造出来。对饥荒反映最强烈的是在农业经济危机时期受灾程度最大的安徽省。曾经热烈支持，压制那些对公社存疑的人的曾希圣，于1961年在安徽省推行了“责任田”。“责任田”称呼的获得是考虑当时政治环境的容忍程度而折中的命名，实际上就是“包产到户”，所以在本文在同样意义上使用这两个概念。“责任田”这一制度创新竟来自于安徽淮北一个年过古稀的老农民。1961年2月，在安徽省淮北农村蹲点的安徽省委常委张祚荫向曾希圣反映：1960年，宿县褚兰公社有个名叫刘庆兰的七十三岁的老农民，儿子患肺病，不能干活，别人劝他到敬老院，他对公社党委说：“现在我还不能吃公家饭，还要尽力做些事”。于是，他带着儿子到山里，一面照顾儿子养病，一面开荒种庄稼。一年收了3，300多斤粮食，交给队里1，800斤，自己留了1，500斤，还交给队里60元钱。同年4月23日，曾希圣在全省地市县的干部会议上介绍了这个动人的事例。他说：“这个人到底是一个走社会主义路线的，还是走单干路线的？我肯定，这个人是走社会主义路线的。为什么？因为自己生产3，300斤粮食就交了1，800斤给集体。这是高度的共产主义精神。”这个事例给曾希圣以及其它领导人以深刻的启迪，也符合曾希圣原先的设想。于是，他进一步提出了“按劳动力分包耕地，按实产粮食记工分”的联产到户的责任制新办法，并亲自带领工作组到合肥市蜀山公社井岗大队南新庄生产队进行联产到户责任制的试点。[61]

来自底层的包产到户的制度创新，使农民有了获得土地，进而生存的希望。所以，1961年，在安徽省太和县出现过一次特殊的人口流动，即城市职工返回乡村务农。据王之舟老人回忆，太和县委、县政府里的工作人员返乡也不少于二十人。[62]1956年和1958年淮南煤矿分别两次在太和县招工，1958年招的一批大部分返乡。大批教师也返回乡村，作者的一个采访对象本是教师，也在1961年土地到户时返乡种田。[63]资料显示，仅王油坊生产队1961年从外地回来的工人就有30个，外流的回来1人。[64]当时返乡务农的情景由此可见一斑，土地对农民的意义不言而喻。

3.“包产到户”的制度安排

面对1959至1961年凄风惨雨的农业经济危机，全国上下都在寻求摆脱困境的出路。1961-1962期间，安徽农村包产到户的社队达80%，甘肃临夏地区达74%，浙江新昌和四川江北县70%，广西胜县42.3%，福建连城42%，贵州全省40%；估计全国达到20%.[65]在这种形式下，和他的同僚们渐渐调整农村政策，并着手缩减农村集体组织的规模。1961年中共中央下发《农村工作条例》规定：“全大队范围内的土地，都归生产队所有，固定给生产队使用”，“固定给生产队的土地、劳力、耕畜和农具，登记造册，不再变动”，对规模，则明确根据“利于经营管理，利于团结，利于群众监督，不宜过大”的原则。在分配体制上承认生产队的利益主体地位，如实行“三级所有，对为基础”，即在产权上承认生产队的排他性利益。太和县采取明升暗降的办法，将12个大公社，原规模不变，改各区委建制。集体土地所有权单位由原来的119个，扩散到7，553个，本身也是一项重大改革，加之“责任田”对集体土地使用权和经营管理权，对进一步完善集体土地所有权制度具有创意具有创意。同时再划71个生产队（土地所有权单位），社队规模调小后，安徽省委把太和县作为实行“责任田”的试点县，有7，116个生产队，占94.2%，实行了“责任田”，[66]它极大地调动了广大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和经营的主动性，使“三年困难时期”造成的经济衰退，通货膨胀，迅速得到扭转。尽管为时不长，被强行改正，但影响深远，给人们留下永不磨灭的印象，有流传下来的民谣为证：

“七级工，八级工，不胜社员一沟葱；骑着车，带着表，没有社员吃得饱。”[67]

反映了“责任田”给农民带来的实惠以及农民对“责任田”的称赞。尽管不久就被中央禁止，但农民仍对挽救了他们生命的包产到户缅怀不已，以至于时隔多年，还有一位老人还问：“曾主席到哪儿去了，有空逮两只老母鸡去看他。”朴实无华的语言表达出太和县农民对曾希圣于60年代初在安徽省推行“责任田”的感激之情。

4.“包产到户”制度安排的失败

在全国农村纷纷实行包产到户期间，中共高层发生要不要让包产到户制合法化的争论，最后批判单干风（即包产到户）的主张占了上风。[68]1961年，安徽的包产到户率先得到省第一书记曾希圣的赞成和中央领导人包括的默许，但饥荒危机一过，话就难说了。1962年初，曾希圣在“七千人大会”上因安徽在“”中刮“五风”[69]严重而受到批评，也把实行“责任田”作为一个问题提出来进行批判，说他搞“责任田”是“犯了方向性错误”，“带有修正主义色彩”，他被撤了职。[70]

1962年国民经济大调整过程中，在指导思想上出现了“左”的倾向。主要表现在：重提阶级斗争，并把它扩大化、绝对化，批判“单干风”等方面。虽然，1962年9月中共中央召开的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一方面指出，全国人民当前迫切的任务是继续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贯彻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的经济总方针，把农业放在首位，把工业部门的工作转移到以农业为基础的轨道上来；但同时重提阶级斗争，并把它扩大化、绝对化。在“左”的错误思想指导下，阶级斗争的浪潮滚滚而来，首先是批判“单干风”。1962年春或更早时候（在安徽为1961年），有些地区农村，为了度过灾荒，克服当时农业中出现的困难，《贯彻农业六十条》，克服平均主义，改善经营管理，调动农民积极性，曾出现了多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邓子恢对此持肯定态度，但是他却被批判成，把形势看成一片黑暗，最根本的问题是搞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他是在刮“单干风”、“走资本主义道路”。在批判邓子恢的同时，还把“三自一包”（即自留地、自由市场、自负盈亏和包产到户）当作所谓修正主义观点在党内普遍地进行了批判。这样，农村中正在纠正的平均主义、吃大锅饭等现象，又恢复了起来，并且发展得更为严重。[71]制度最终得以保留。

林毅夫在讨论政策失败的原因时，将统治者的政治偏好（politicalpreference）和有界理性（boundedrationality）视为主要因素。[72]林的分析不无道理，即便在1959—1961年的史无前例的农业经济危机之后，中国的经济制度安排面临选择，全国搞“包产到户”呼声很高的时候，仍对其一手创制起来的作品——“一大二公”的情有独钟，他认为“包产到户”是个方向性问题，主张包产到户的同事是在压他。1962年8月政治局会议的一通发火之后，便形成了“一边倒”的政治态度，所有人都变成了“单干风”的反对者，大获全胜，政治成果甚丰。[73]统治者的政治偏好及有界理性，便是60年代初一个短暂的经济制度安排的调整之后，又回到低经济效率的的制度安排上来是主要原因。看来真的如帕森斯所言：如果对政治权威没有严格的限制，能在经济发展中取得普遍的突破仍是难以置信的。[74]

基于以上的分析，我们认为发生于60年代初期的包产到户的土地产权制度安排，是当时制度安排的非均衡性而诱发于底层社会的诱致性制度变迁，同时又是国家与地方社会相博弈的结果。我们认为这次博弈是一种非合作博弈，也就是说，其结果不是对双方（即国家和社会）都有约束力达到合作协议的达成，而是过多地体现了以国家为名义的统治者的个人兴趣。正如我们分析的那样，恰恰是统治者的政治偏好、有界理性等因素，使60年代初的政策调整在很短的时间里就流产了。我们知道非合作博弈既可能是有效的，也可能是无效的。结论是很清楚的，此次博弈后制度的继续以及在该制度安排下的经济效率已经作了充分的注脚。

（二）国家和社会的第二次博弈

1.1960年代初国家政权的退却

我们自然要记取造成的灾难，但同样重要的是检讨它对中国的政治、社会和经济的深远影响。甚至有的学者认为，这场饥荒是70年代末80年代初公社瓦解的最终原因。[75]1960年代初期国家政权的退却表现在农村经济政策调整，其原因是1959-1961年间突然的农业经济危机和人员的大量伤亡。在危机过后，公社体制没有被废除，不过它的功能已降为管理与协调的层次。1961年6月的《农村工作条例修正草案》将农村的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到规模只有20-30户的生产队（即“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核算制度），正式取消了公共食堂、各种形式的供给制和工资制，而且恢复了自留地、家庭副业并重新开放集市贸易。这一新的核算制度实质上是50年代初级社和高级社的混合。收入分配是基于每个成员所挣得的工分，但是生产队的规模与生产管理却类似于初级社。1962年以后，进行了一些改进工分评价的实验。[76]这些政策调整，表明国家在农业经济政策上的全面退却。但是，等到农业总产出恢复到原来的水平（1964-1965年间国民经济调整时期，经济有所复苏），许多行之有效的政策都被当作权宜之计而弃之不用。作为国家控制的农村经济组织在制度上仍然得以保留和延续。[77]

2.国家和社会关系的变化：农民谈判地位的提高

制度作为农村经济组织，虽然得以保留和继续，但是60年代初期的策调整也留下某些长期的影响。周晓虹在其新作中认为，《农村工作条例修正草案》推行后的稳定和“放宽”经济政策不仅对迅速恢复农业生产起到了积极作用，而且在国家权力退却的同时为农村社会留出了一定的空间。[78]从产权制度的角度来看，承认家庭副业的合法地位和确立“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体制，是其中最重要的两点。前一点是防止重演的安全阀门；后一点则是农民反弹共产风与国家保留制度框架之间的调和物。有了这两个支点，农民增强了对集体的谈判地位，集体则增强了对国家的谈判地位。[79]也就是说，农民和集体所代表的社会有了和国家对话的可能。在时机到来的时候便开始了国家于社会的博弈，从而为改革集体产权制度作了铺垫。在原有的出于国家利益、意志考虑的土地产权制度安排中，农民没有发言权，而现在，当在集体经济中引入了农民家庭自留经济之后，农民对纯粹出于国家利益考虑的土地产权制度安排的投票否决权却显著强化了。虽然农民仍然没有获得完全退出的权利，但他们可以在体制内部退出集体劳动而转向自留地以表示对大而无当的集体经济的抗争。

资料显示，在1960-1978年间，凡家庭经营的政策得到确认（即承认农民有退出权）的时期（1961-1967的农业政策调整时期和1972-1973），农业总生产率就上升，反之则下降。[80]这一点，可由下面的曲线图得到直观的说明。

总要素生产率指数曲线图[81]

说明：曲线系列1的资料来源是Wen（2），系列2的资料来源是Wiens（3），系列3的资料来源是Hayami&Ruttan（4），系列4的资料来源是Chow（5）。根据此表生产率变化趋势中，我们可以看出，1952-1958年的农业生产率是上升的（当然包产到户后那段时期的上升幅度要大），在1963-1965年的经济调整时期，生产率趋势略有回升，而1962-1978年间的生产率趋势在一个低水平上徘徊不前——尤其这段时期已属公社正常运作时期，不比1952-1957年间农业生产不断经历组织上的激烈变动。从产权的角度来讲，凡是强调农民的排他性收益的时段，生产率就上升。1952—1958期间，当集体不能给农民带来更多的利益时，他们可以携带自己的私产退社；凡是不强调农民的排他性收益时，生产率就下降。1958年以后的（60年代初期的包产到户时期除外）将农民的退出权剥夺，个人投入与收益不成正相关，农民劳动积极性受损。

3.土地产权制度安排逻辑的变迁

我们可以借用林毅夫和Hirschman的“退出权”以及“剩余权”的概念，来解释1949年后农业总要素生产率的全部变化。更为重要的是，自留地式的家庭经营为集体经济的改革提供了一种可能的方向，即把家庭组织作为农业生产的基本单位，可以降低劳动监管及交易费用。[82]同时，我们还可以由此理解由国家单方面安排产权的逻辑是如何让渡给一个新的逻辑，即国家与社会博弈或多次交易过程中而形成产权。正如我们前文所论述的那样，农民因有了退出权、剩余索取权而具有了和国家对话的权利，按照Hirschman的说法，即喊叫的权力，而这种权利最终将原有体制通过国家主导的政治运动形成和改变土地产权的逻辑，让位给一个新的逻辑，即经过国家和农民之间的交易，以及农民之间的交易来形成新的有效产权。“交够国家的，留够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83]的产权制度安排，实际上就是国家和农民博弈而达成的“具有约束力的协议”，在博弈论那里，这是一种“合作博弈”，往往是有效的，这一点也被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经济绩效所证明，尤其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行的初期。由此，国家已开始从通过政权内卷化（常常表现为政治运动）而对农村经济无所不在的介入、控制状态大踏步后退，以此换得稳定的税收、低成本的监管系统和农民的政治支持；农民则以保证对国家的上缴和承担经营责任，换得土地的长期使用权，承包上缴之余资源的剩余索取权。国家在与农民的交易已经使它再不能单方面考虑自己的利益，无须经过与农民作进一步的交易而改变土地产权，撕毁与农民的协议了。但愿，1960年代初的政策失败成为历史，永远在那里尘封。

4.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制度安排

我们已从理论上以及经验层面上讨论了集体化时期的无发展的经济增长状况。实际上，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而言，新的制度非均衡又产生了，而制度非均衡又意味着制度创新的到来。始于70年代末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虽在一定程度上重复60年代初的经验，不带有制度创新的特征。但是，相对于在此之前的制度来说，仍具有制度创新的味道。

联产承包经营方式起源于1979年春安徽省凤阳县悄悄搞起的“大包干”。当时安徽省遇到干旱，秋种难以落实。在偏僻的安徽凤阳县的梨园公社小岗生产队，18户农民聚集在村民严立华家中，在队长严俊昌的主持下，通过了一项后来引发了中国农村大变革的有关“包产到户”的“保证书”。他们竟偷偷地把属于生产队集体的517亩耕地和10头耕牛按人头平均分给“社员”们承包经营。这一措施使该村当年的粮食产量等于1966-1970年整整5年的总和，该村由过去的“讨饭村”一跃成为“冒尖户”，在全县产生了很大的反响。从此以后“大包干到户”象股潮流一样“势不可挡”，自发地突破了这个界限（即大包干到组），新的土地制度安排迅速在全国推行开来。

诺斯认为，制度变迁具有“路径依赖”（pathdependence）的特征，人们过去所作出的选择决定了现在可能的选择。[84]自然，60年代初，同样首创于安徽的“包产到户”昭示着70年代末的土地产权制度变迁基本态势。和60年代初“包产到户”不同的是，农民家庭对产量的承包发展成对地产经营的承包。“交够国家的，留够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的新制度安排，保证了农民对农业剩余的索取权。重要的是，安徽、四川、贵州、内蒙古和广西等地的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发生于1977-1978年间，也就是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正是底层的制度创新把上层的政策调整拉向改革，也就是说，70年代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是国家与社会博弈，用社会学的语言来表述，即国家与社会互动的结果。70年代末，以“真理标准”大讨论为标志的意识形态的放松，降低了新的土地产权制度安排的交易成本，[85]使得家庭联产承包经营方式迅速在全国实行起来。从全国来看，1979年，所有生产队中只有1.02%转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到了1980年，已有14.4%的生产队发生了转变。1984年以后，已有99%以上的生产队采用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86]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制度安排，宣告了大而无当的体制寿终正寝。

根据制度变迁理论，我们仍然可以把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制度安排称为诱致性制度变迁，同时该制度的安排是国家和社会博弈的结果：即由于在后期，自留地的制度安排，使得农民不仅具有了退出权，而且还有了和国家对话的能力。于是，国家一手安排产权制度的现状受到了挑战，在一波更大的制度创新到来的时候，国家政权就退却了。与1960年代初的国家和社会博弈结果不同的是，这次博弈的结果是合作式博弈。“交够国家的，留够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的制度安排，更强调了集体理性、效率、公正、公平的原则，而非原有的单方面地出于国家利益的考虑。因而这次国家与社会博弈的结果，不象1960年代初的那次，形成了以农民为代表的社会的失败为特征的非合作式博弈，是无效率的。1970年代末的合作式博弈因而是有效的。然而，正如我们在分析框架里指出的那样，制度总是由均衡到非均衡，而非均衡出现的时候，制度创新迟早要会到来。由此看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虽然是土地产权改革的一次变迁和创新，但当制度变迁的效应基本上释放完毕时，又有谁能保其长盛不衰呢？五、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土地制度安排

1.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期的制度非均衡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期的制度非均衡首先表现在制度的缺陷，主要源于外部因素对制度创新的侵蚀，具体有以下几个方面：（1）集体土地产权主体不清。大多数农民对土地的产权归属不清楚，产权理论告诉大家，没有明确的产权关系，又怎能期盼现有产权制度安排有较高的经济绩效呢？（2）土地产权残缺。登姆塞茨提出“所有权残缺”（thetruncationofownership）这一概念来表明国家对产权的侵入下的经济衰退。[87]产权残缺实际上构成了当前中国农村土地产权的另一问题。农民集体不能充分行使土地权利，产权残缺主要表现在集体土地的征用过程中。（3）农户承包权的不稳定性。土地的频繁调整和过短的承包期限，使得农民一方面对土地的使用权缺乏安全感，另一方面不愿意对土地追加投资。加之，近年来，社会结构的松动，大批农民流向城市成为打工一族，抛荒现象十分严重。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不稳定性，还表现在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内容不够充分，例如，在现行制度安排下，农民缺乏抵押土地使用权以获取银行贷款的权利。观察表明，农民甚至缺乏充分行使使用自己土地的权利，地方政府随意解除承包合同、侵犯农民合法权益的现象时有发生。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期的制度非均衡还表现在农业投入和产出的失衡。

农业总产值与平均投入指数曲线图[88]

说明：坐标横轴表示年份，从1到37分别指1949年到1985年；纵坐标表示农业总产值与平均投入指数。曲线系列1到5分别指农业总产值、劳动投入、土地投入、资本投入和流动投入。

从此曲线图，除了看出在1977年之前农业总产值在低增长的状态下徘徊外，还可以看出农业总产值曲线（系列1）并没有随着投入曲线（尤其是流动投入曲线，系列5）的变化而成比例地变化。即资本的投入并没有得到相应的收益，即使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也是如此。流动投入指数在1983—1985年间，有短期下降的趋势，1986年开始回升，但直到1988年还没有达到1982年的水平。事实上，1983年以后，许多农村地区都在探索新的土地产权制度的形式。

2.未来在中国土地产权制度安排的原则

我们不主张为未来中国的土地产权制度走势作出规范性研究，即指出未来的必然状态。但是根据上述分析，我们认为未来中国土地产权制度安排应遵循如下原则：

第一，土地产权制度安排的社会保障功能原则。土地作为农民的最基本生存资料，不仅具有经济功能，更需要为经济当事人提供社会保障功能。1980年代以来，随着户籍制度的松动、工业化、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大批农村剩余劳动力从土地的束缚中解脱出来流向城市，形成声势浩荡的民工潮。大量的事例表明，把农村土地制度作为一项潜在的社会保障制度，以实现工业化和城市化，是中国的一项新经验。对此，我们将作进一步的观察和研究。

第二，土地产权制度安排的稳定性和资源最佳配置效应原则。较为稳定的地权对鼓励增加土地投资、自由转让、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形成集约规模经营，都会大有裨益。[89]

第三，尊重地方制度创新原则。经济体制改革的经验表明，地方性的制度创新对当今的土地制度安排起到不可或缺的作用。改革二十年后的今天，支配农村土地制度变迁的力量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农村经济结构差异及社区整合能力强弱不一。[90]因此，不同地区由于经济结构不同，发展水平不同，利益导向不同，必然使未来的土地产权制度安排的演变复杂化、多样化。同时，在现行的制度安排之下，土地尚不能成为纯市场意义上的可以交换的生产要素。土地产权制度的演变最终将依赖国家利益、地方拥有的可以和国家对话的资源、经济结构以及农民土地观念的差异而定。观察表明，另外值得关注的现象是，1980年代中期以来，一些地区（尤其乡镇企业欠发达的地区），由于地方政府和乡村干部的经纪行为，使得税费超过农民预期净收益，而引起农民弃地进城。我们把长期被弃置土地的产权安排与重组叫做消极性制度创新。在税费制度、土地制度和工业化关心之间是否存在可能的逻辑关系，有待于进一步的田野调查来说明，也值得我们去思考。

六、余论

本文用制度经济学的理论框架讨论中国50年来的土地产权制度变迁的同时隐含一个假设：在50年来尤其是集体化时期的土地制度变迁过程中，以农民为代表的社会在与具有暴力潜能的垄断组织的国家的互动过程中地位的上升，必然会导致国家本身的变迁。有的学者认为国家变迁的基本方向是向可提供有效服务的契约国家转化。[91]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土地制度安排本身就是国家和社会博弈互动的结果，表明了由国家纯粹按照自己利益一手安排产权时代的结束，前面讨论的产权逻辑的变迁同样预示着国家对社会服务的有效性。很清楚的是，整个1980年代，国家在确认了包产到户的体制之后，相应的制度安排即保护农民私产的种种举措便产生了，农村经济政策的基本走向，就是在农民自发的制度创新推动下承认农民自有资源的私产制度。[92]但是，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向社会提供有效服务的契约国家，只是国家发展的可能的结果，其真正的形成还有赖一定的条件，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那样，即国家的权力应由社会授予并且得到社会（至少是多数人）的有力制约。这样才使得国家及其人的利益取向和社会的利益取向保持一致，只有这样，国家才能按照提供有效服务的方向行使其权力。[93]

基于本文的分析我们还可以看出，1949年以来50年间的中国土地产权制度变迁的过程，同时也是国家与社会权力关系变迁的过程。在考察国家与社会关系变迁的过程中，土地产权制度安排可以成为我们分析和理解这一过程的工具。周晓虹最新的一项关于农民的政治参与的研究，将国家和社会的关系的变化分为两个时段：即1949年到改革开放国家权力的延伸与社会的重构的第一阶段，改革开放至今国家控制减弱与农村社会成长的第二阶段，并比较了不同时段里农民的政治参与。[94]循着我们的思路，这两个时段划分的最重要的基础便是农民对土地占有关系的变化。事实上，由于以农民为代表的社会的力量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中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引发了学术界关于中国国家与社会乃至市民社会的长期讨论。黄宗智关于国家与社会之间的“第三领域”的讨论，[95]以及裴宜理（ElizabethJ.Perry）对传统的国家与社会关系研究范式的质疑，[96]开阔了该领域研究的思路。按照本文的逻辑，我们认为，土地产权制度安排，进而所有权制度安排仍是牵动国家与社会关系的一根主线，它规定着国家与社会力量对比的变化。参考文献：

[1]奥格本：《社会变迁》，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

[2]土地产权制度包括土地所有权所有制、地权的交易、土地的使用制度、实现形式和生产组织等。

[3]《伟大的十年》，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第29页。

[4]太和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太和县志》，合肥：黄山书社，1992，第65页。

[5]李友梅：《江村家庭经济的组织与社会环境》，载潘乃谷、马戎主编：《社区研究与社会发展》，上卷，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第506页。

[6]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1983）》，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83，第162页。

[7]王春光：《中国农村社会变迁》，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6，第10-12页。

[8]朱秋霞：《中国大陆农村》，台北：正中书局，1995，第76-78页。

[9]H.登姆塞茨：《关于产权的理论》，载R.科斯、A.阿尔钦、D.诺斯等着：《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第97、100页。

[10]“搭便车”，指的是“即使个人没有支付成本他也自动地享受到团体所提供的服务”。为了克服这个问题，该团体必须能够对其成员提供有选择的，只有参与该团体活动才能享有的刺激。参见Coase，R.，"TheFederalCommunicationsCommission，J.LawEcon.，Oct.1969，2."

[11]周其仁：《中国农村改革：国家和所有权关系的变化》，香港：《中国社会科学季刊》，1994，夏季卷。

[12]North，Douglass1981，StructureandChangeinEconomicHistory，W.W.Norton&CompanyInc.中文版参见道格拉斯•C.诺斯：《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上海：上海三联书店和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

[13]D.C.诺斯、L.E.戴维斯《制度变迁的理论：概念与原因》，载于R.科斯、A.阿尔钦、D.诺斯：《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第270页。

[14]董国礼：《中国农业集体化经济的制度环境分析》，南京：《学海》，2000年，第6期（已定稿）。

[15]孙健：《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1949—90年代初）》，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第150页。

[16]薄一波：《关于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第349页。

[17]：《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选集》，第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1955），第179页。

[18]张乐天：《告别理想：制度研究》，上海：东方出版社，1998，第67-68页。

[19]《人民日报》，1958年8月9日。

[20]《人民日报》，1958年8月12日。

[21]DaliYang，CalamityandReforminChina：State，RuralSociety，andInstitutionChangeSincetheGreatLeapFamine.StanfordUniversityPress.1996，p36.

[22]王耕今等主编：《乡村三十年》（上），北京：农村读物出版社，1989，第17页。

[23]国家农业委员会办公厅：《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下），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第634页。

[24]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4，第66-68页。格尔兹（CliffordGeertz）在1963年撰写的《农业内卷化》（AgriculturalInvolution）一书中首先运用内卷化（involution）这个概念，藉以描述印尼爪哇地区一种生态稳定性、内向性、人口快速增长，高密度的耕作过程；资本密集和劳动密集的二重经济模式，缺少有效技术方法和工业因子引入传统农业经济，所以并不支持真正的变迁。

[25]道格拉斯•C.诺斯：《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第20页。

[26]H.登姆塞茨：《关于产权的理论》，载R.科斯、A.阿尔钦、D.诺斯等着：《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

[27]周其仁：《中国农村改革：国家和所有权关系的变化》，香港：《中国社会科学季刊》，1994，夏季卷。

[28]道格拉斯•C.诺斯：《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上海：三联书店，1994，第70-71页。

[29]H.登姆塞茨：《关于产权的理论》，载R.科斯、A.阿尔钦、D.诺斯等着：《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第100页。

[30]Demsetz，1988，Ownership，Control，andtheFirm，BasilBalckwellInc.

[31]道格拉斯•诺思、罗伯特•托马斯：《西方世界的兴起》，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第1页。

[32]参见道格拉斯•诺思、罗伯特•托马斯：《西方世界的兴起》，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以及道格拉斯•C.诺斯：《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上海：上海三联书店和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

[33]North，Douglass1981，StructureandChangeinEconomicHistory，W.W.Norton&CompanyInc.中文版参见道格拉斯•C.诺斯：《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上海：上海三联书店和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又参见周其仁：《中国农村改革：国家和所有权关系的变化》，香港：《中国社会科学季刊》，1994，夏季卷。

[34]丘继成：《乡镇企业：社区（政府）管理模式的基本线索》，1988，载李国都编：《发展研究》，1-2卷，北京：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90，第744-768页。

[35]比如高级社虽然在章程中规定社员可以退社，但在实际运行中完全不是这样，强大的意识形态令“退社权”成为一纸空文。参见林毅夫：《再论制度、技术与中国农业的发展》，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第八章的内容。

[36]AlbertO.Hirschman，1970，Exit，Voice，andLoyalty.HarvardUniversityPress.

[37]《关于56年整社工作总结及今冬整社意见》，太和县档案馆存，1956年档案，7号卷。

[38]凌志军：《历史不再徘徊——在中国的兴起和失败》，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第48-49页。

[39]吴思：《陈永贵沉浮中南海：改造中国的实验》，广州：花城出版社，1993，第66页。

[40]陈大斌：《兰考板话》，载穆青等：《激变的农村》，北京：新华出版社，1983，第255页。在这段板话中，“三队的铁轨”指的是用敲一段废铁轨来代替上工的钟。

[41]黄宗智：《长江三角洲小农经济与乡村发展》，北京：中华书局，1992，第11-12页。

[42]林毅夫：《制度、技术与中国农业发展》，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2，第69页。

[43]林毅夫：《制度、技术与中国农业发展》，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2，第25-31页。

[44]周其仁：《中国农村改革：国家和所有权关系的变化》，香港：《中国社会科学季刊》，1994，夏季卷。

[45]周晓虹：《传统与变迁——江浙农民的社会心理及其近代以来的嬗变》，北京：三联书店，1998，第225页。

[46]HelenSiu："AgentsandVictimsinSouthChina."YaleUniversityPress.1989.

[47]H.登姆塞茨：《关于产权的理论》，载R.。科斯、A.阿尔钦、D.诺斯等：《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第105-106页。

[48]MyronCohen："CulturalandPoliticalInventionsinModernChina：TheCaseof’Peasants’"，deadalus122，no.2（Spring1993）。

[49]张维迎：《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6.另外还可参见谢识予编着：《经济博弈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7.

[50]Lin，JustinYifu，1990，"CollectivizationandChina’sAgriculturalCrisisin1959-1961，"JournalofPoliticalEconomy，Vol.98，No.1.同时可参考林毅夫：《制度、技术与中国农业发展》，上海三联书店，1992.

[51]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下卷，1993，第873页。

[52]彭尼•凯恩：《中国的（1959-1961）》，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第106页。

[53]太和县统计局：《太和县四十年国民经济统计资料：1949-1988》，非正式出版物，第7-9页。

[54]《太和县双浮公社五星大队最近几年工分值数降低情况的报告》，太和县档案馆存，1961年档案，案卷号12.

[55]在这篇论文里，我们无意对安徽省太和县在1959-1961年间的死亡人数进行推断，但是，我们就当时的情况进行了采访。关于1960年代初太和县非正常死亡人数，曾多次参与编写太和县志、被当地人称为“活县志”的王之舟老人有以下回忆：“官方正式统计数字是14万，实际上应该是20万人。1961年春，华东局史书记为调查太和县的非正常死亡情况，住在太和县高庙，其电话直接通往中央。当时安徽省委书记处书记王光宇住在太和县双浮，王书记去拜访他，这个老头（指史书记，作者注）就不站起来，只说：”老王，你坐。‘说明其地位比王光宇高。史书记在太和县档案馆编县志（王之舟可能记忆有误，1961年太和县不曾编县志，王可能表达’编材料‘，作者注），我能看到其统计数字，死亡人数达百分之五十多。在统计死亡数字时，将一些非正常死亡列为正常死亡，比如六十岁以上的人死亡都被列为正常死亡；地主死亡人数，下面也不敢以非正常死亡人数上报。我是地主出身，我的祖父、祖母、大伯父、大伯母、二伯父、二伯母、三伯父、三伯母都饿死在1960年，然而都未作为非正常死亡统计。其实我祖父虽然八十一岁，但其身体还是很好的，下雨天还能穿’泥屐子‘（一种木制雨具，适于泥泞的道路，但是穿上后不易保持身体平衡。作者注），身体还相当好，他的死却不被列为非正常死亡。据官方统计太和县在1960年非正常死亡人数是14万多，但实际上超过20万，就是14万也不得了。1960年，一太和县籍军人（军衔是连长）回家乡探亲，见村民饿得很，就写信致中央。中央要求（阜阳）地区检查，地区又转到（太和）县委，县委说他’污蔑‘，结果军队处分了他。他不服气，便回乡逐村调查造册，看到底死了多少人，然后又报道中央。中央批文让曾希圣直接检察，结果是王光宇来的，事情就这样弄出来了。“作者无意去核实王之舟回忆的真实性，仅摘录于此供同仁们参考。

[56]《谭震林传》编纂委员会：《谭震林传》，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328-29页。

[57]：《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第440页，注318.

[58]国家农业委员会办公厅：《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第二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495页。

[59]逢先知：《和他的秘书田家英》，载董边等编：《和他的秘书田家英》，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第68页。

[60]DaliYang，CalamityandReforminChina：State，RuralSociety，andInstitutionChangeSincetheGreatLeapFamine.StanfordUniversityPress，1996，pp131-139.

[61]杨勋、刘家瑞：《中国农村改革的道路——总体述评与区域实证》，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第90页。作者在安徽省太和县作田野调查时，一个受访者也讲述了这个故事。参见：田野调查笔记。

[62]田野调查笔记。

[63]田野调查笔记。

[64]太和县档案馆存，1961年资料，卷案号12.《关集公社赵集大队一九五七年至一九六一年生产变化情况的调查报告》。

[65]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下卷，1993，第1078-1090页。又见杜润生：《中国农村经济改革》，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第14-15页。

[66]太和县档案馆存，1961年档案，案卷号12.

[67]田野调查笔记。“七级工，八级工”，“骑着车，带着表”是国家工作人员的身份象征，这句话的意思是农民在“责任田”制度安排下的生活甚至比国家工作人员的还要好。

[68]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下卷，1993，第1078-1090页。又见杜润生：《中国农村经济改革》，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第14-15页。

[69]计划、分配、大农活、用水、抗灾等方面实行统一管理，即“五统一”。

[70]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下卷，1993，第1080页。

[71]孙健：《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1949—90年代初）》，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第312-313页。

[72]林毅夫：《关于制度变迁的经济学理论：诱致性与强制性变迁》，载于R.科斯、A.阿尔钦、D.诺斯：《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第397页。

[73]凌志军：《历史不再徘徊——在中国的兴起和失败》，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第90页。

[74]帕森斯：《现代社会的结构和过程》，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8，第88页。

[75]杨大利（DaliYang）：《从饥荒到农村改革》，《二十一世纪》（香港），1998年8月号。

[76]中国农业年鉴出版委员会：《中国农业年鉴》，北京：农业出版社，1984，第69页。

[77]周其仁：《中国农村改革：国家和所有权关系的变化》，香港：《中国社会科学季刊》，1994，夏季卷。

[78]周晓虹：《从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看中国农民的政治参与——和后时代的比较》，未发表的论文。

[79]周其仁：《中国农村改革：国家和所有权关系的变化》，香港：《中国社会科学季刊》，1994，夏季卷。

[80]WenGuangzhongJames，1989，"TheCurrentLandTenuresSystemandItsImpactonLongTermPerformanceofFarmingSector：TheCaseofModernChina"Ph.D.dissertation.UniversityofChicago.

[81]更为详细的资料参见林毅夫：《制度、技术与中国农业发展》，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2，第33-34页。

[82]周其仁：《中国农村改革：国家和所有权关系的变化》，香港：《中国社会科学季刊》，1994，夏季卷。

[83]这句话是在表达起始于凤阳小岗村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收益安排，是由凤阳县委书记陈庭元和他的上级、安徽滁县地委书记王郁昭将这种制度叫“大包干”后，形象地结合农民的语言编出的歌谣：“大包干，大包干，直来直去不拐弯。保证国家的，留够集体的，剩下的都是自己的……”。参见凌志军：《历史不再徘徊——在中国的兴起和失败》，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第213页。

[84]道格拉斯•C.诺斯：《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又可参考诺斯：《制度变迁理论纲要》，香港：《中国社会科学季刊》，1995，夏季卷。

[85]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制度创新的初期，党内高层领导的意见并不一致。十一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议》充分肯定了农业对整个国民经济的重要性，并承认带来的绩效是低的；但同时也通过了《农村工作条例（试行草案）》，作出了“不许分地单干”、“不准包产到户”等维护的规定。参看陈吉元等：《中国农村社会经济变迁：1949-1989》，太原：山西经济出版社，1993，第475-476页。

[86]林毅夫：《制度、技术与中国农业发展》，上海：三联书店，1992，第101页。

[87]Demsetz，1988，Ownership，Control，andtheFirm，BasilBalckwellInc.

[88]WenGuangzhongJames，1989，"TheCurrentLandTenuresSystemandItsImpactonLongTermPerformanceofFarmingSector：TheCaseofModernChina，"Ph.D.dissertation.UniversityofChicago.p123.转引自林毅夫：《制度、技术与中国农业发展》，上海：三联书店，1992，第43页。

[89]姚洋最近的研究支持这一观点。参见姚洋：《中国农地制度：一个分析框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2期。

[90]JonathanUngerandAnitaChan，"InheritorsoftheBoom：PrivateEnterpriseandtheRoleofLocalGovernmentinaRuralSouthChinaTownship"，TheChinaJournal，No.42，July1999.刘守英也持这样的观点，他认为目前，传统体制下中央政府对土地所有制结构的控制与利益格局的支配，已让位于社区结构（包括各个利益主体的实际力量利益）的影响，这种农村社区经济结构的差异势必导致农村土地产权安排结构的多样化。参见刘守英：《中国农地集体所有制的结构与变迁——来自村庄的经验》，载张曙光主编：《中国制度变迁的案例研究》（第二集），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9，第418页。

[91]汪和建：《迈向中国的新经济社会学——交易秩序的结构研究》，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第400页。

[92]周其仁：《中国农村改革：国家和所有权关系的变化》，香港：《中国社会科学季刊》，1994，夏季卷。

[93]汪和建：《迈向中国的新经济社会学——交易秩序的结构研究》，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第403-4页。

[94]周晓虹：《中国农民的政治参与：和后时代的比较》，香港：《香港社会科学学报》，2000年秋季卷。

土地产权制度范文篇5

我国的土地制度，在新中国建立前的漫长的封建社会时期，随着各个朝代的更替，呈现周期性变化。每个王朝新建之初，统治者一般都采取鼓励自耕农发展的政策：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土地兼并日益严重，土地被集中于大小封建地主的手中，此时社会矛盾会逐步激化，统治者就会进行一系列的土地制度调整。在此过程中，形成了较为完整和有效的永佃制和押租制。

新中国建立后，进行了，废除了地主阶级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的土地私有制，借以解放农村生产力，发展农业生产。将所有征收和没收的土地及其他生产资料统一、公平合理地分配给无地少地及缺乏其他生产资料的贫苦农民所有。之后1952年的大规模的初级农业合作社运动在承认土地私有权的前提下，将使用权由个人使用变为集体共同使用。而到了1955年，开始推行的高级社和化运动，把农民土地私有、集体统一经营使用的土地制度改革为集体统一所有、统一经营的土地制度，也就是“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制度。在当时生产力水平还很低的条件下，这种制度缺乏多样性和灵活性，无法调动广大农民的积极性。

自1978年秋起，土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经历了农民自发到国家逐步承认的过程，最终在1984年基本完成在全国范围内的推行。家庭联产承包制虽然没有改变土地的所有权性质，但在土地的使用权方面却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农产通过承包方式获得了独立经营集体土地的权力，他们虽然没有土地所有权，但拥有土地产出的大部分劳动产品的所有权；在农业生产领域中，农户成为独立的和完整的经济核算单位，他们获得了对自己劳动力的支配权，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农业产量迅速上升，农民收入大幅度提高，1997年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为2090元，比1978年增加14倍，数百万农产在80年代摆脱了贫困。

土地承包经营使农用土地实现了“两权分离”，土地的所有权和承包经营权可以分别归属于集体和农民两个不同的主体，使原来“一切土地权利归集体”的“单一产权”体制，转变为集体拥有土地所有权，农户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二元产权”体制。这种体制使农民对土地有了的强烈归属感，激起了农民长久利用、集约利用土地的积极性。由于可以明确预知和享受自己承包土地上的劳动产品，农民付出的劳动就与劳动报酬直接对应起来，充分体现了“多劳多得”的按劳分配原则，使农民在土地上生产的热情空前提高。

回顾历史，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无论什么时期，土地制度的调整都会对整个农业生产带来巨大的影响，土地制度究竟是阻碍还是推动农业的发展，关键在于它是否适应农业生产力水平和农业这一产业的特点。

二.当前土地制度面临的窘境

土地承包经营使农用土地制度在原有的基础上得到有效的改革和平稳的调整，土地制度是继承和发展性的。将承包经营权细化给农产，初步实现了土地权利、义务的统一，既维护土地集体所有制的基本框架，又使制度有了新的内容和发展。同时，采取承包的生产经营方式也和农民习惯的农耕劳作方式有效衔接，得到农民和社会各界拥护，新旧体制的转换平稳进行，制度改革所支付的社会成本很低，改革带来的效益非常显著，改善了农民的经济状况和生活水平，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稳定。

然而，由于客观历史条件的限制，土地承包经营引起的农用土地制度改革是在缺乏成熟理论准备与系统的政策设计的情况下进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只着重对农业生产经营方式进行了调整，不可能深入地涉及农用土地产权制度的改革问题，因此与城镇的国有土地使用制度改革相比，农用土地产权制度的改革是不规范、不系统、不彻底的。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这种制度的弊端逐渐显现了出来，并严重影响着农村生产力的发展和城乡经济结构的调整。具体表现在：近几年来，我国粮食总产值不断下降；农民收入自97年开始持续4年增幅下降；在我国土地资源极其紧张的状况下，农民弃耕、薄耕和抛荒现象严重；农民的从事农业生产的积极性下降，强壮劳动力外出打工，只留下所谓的“三八六零”部队进行耕作，劳动效率低下。

这些问题的日益严重，标志着现有的家庭联产承包的土地产权形式已经走到了一个瓶颈，在其调动农产积极性的作用得到充分发挥之后，它所蕴含的深层矛盾也逐渐显现出来了。

1.土地产权极为模糊、产权界定严重不清

我国农村的土地归农民集体所有，这在《宪法》、《民法通则》、《土地管理法》、《农业法》等重要法律中，都有明确的规定，但是“集体”的定义则极为含糊。《土地管理法》中规定，“集体所有的土地依照法律属于村农民集体所有，由村农业生产合作社等农业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经营管理，已经属于乡（镇）农民集体经济组织所有的，可以属于乡（镇）农民集体所有，村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已经分别属于村内两个以上农业集体经济组织所有的，可以属于各该农业集体经济组织的农业集体所有。”但究竟谁是集体的真正代表？有多种提法不说，概念也极不明确，造成对权利主体的认定带来很大困难。谁都有权利变成谁都无法有效行使权利，往往行政上的组织如村委会等运用其行政权力来干预和行使所有权。

2.农民的土地承包权不稳定，大大挫伤了农民承包土地和进行投入的积极性

为了显示机会均等，遵循人地均分原则，每隔一段时间就对集体成员承包的土地作一次强制性的调整，从而使作为土地所有者的集体无论是人员数量上还是构成上都具有相当大的不稳定性。虽然中央说土地承包15年不变，更规定延包土地可30年不变，但在农村，普遍3—5年调整一次，甚全有的村年年有调整。据调查，从1978以来，农民承包的土地已经平均调整3.01次，至少有超过60％的村庄和农户经历过土地调整。如此频繁的变动使承包者的预期大大降低，并且即使允许转包土地，也受到“只允许农户将无力耕种的土地在经集体同意并不能擅自改变承包合同的前提下自找对象、协商承包”的限制：同时国家对种植面积、种植品种等都加以限制，给农产与集体之间的土地承包关系带来较强的干扰。这样的土地制度显然不能为农产提供长期而稳定的预期，势必导致农产土地利用行为上的短期化，特别是在土地改良的问题上，农户对土地投资缺乏激励，相反会选择过度利用土地导致土地肥力下降，因为这种掠夺式经营方式的成本由于时滞因素将由下一任承包者而不是自己承担。转3.现行土地制度的法律基础薄弱

前面已经提到过，现行法律中涉及土地制度的条款都相对笼统，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存在种种问题。特别是当农户在土地承包经营过程中遇到侵权行为时，没有有效的法律武器，失去了法律保障，再加上农民往往较为分散且文化水平不高，使农户处于谈判上的弱势地位，无法依法争取到自己的合法权利。

4.土地流转制度存在缺陷

由于承包权作为农民的使用权是不完整的，农民没有被赋予转包、租赁、抵押、转让其他土地权利，使土地使用权流转的市场中介和金融支持无法形成。尽管按农户均分的小块土地，适应了现有农村生产力的需要，但因土地在产权上是凝固的，难以满足适度规模经营中归并土地的要求，生产力无法重新配置，使农业经济结构的调整处于要么重新调整土地承包关系，要么放弃规模经营的尴尬局面，土地的资源配置效率低下。

三.理论探索：国有还是私有？一种新尝试

由于模糊的集体所有制带来的弊端，理论界早就开始探讨更为合理的土地所有制，国有还是私有成为学者们争论的焦点。

赞成土地国有化的主要理由有：实行农村土地国有化，有利于国土综合整治，有利于土地管理；障碍小，成本低；有城市土地国家所有、企业经营的成功经验等。

而赞成私有化的则认为：私有化的产权体系以及保护私有权益的法律体系有助于建立起完全竞争的市场体系。

我认为，土地私有并不是解决目前问题的良方。从保加利亚、捷克、匈牙利和斯洛伐克等国家农业私有产权改革的经验来看，私有化在改革初期造成很大的混乱。私有产权给予个人关于财产自由使用、让渡和获取收益的权利，无疑会给微观主体带来激励。但由于私有化后，完善的市场服务体系没有建立起来，农民难以得到信贷和适合家庭农场耕种的机器，同时国家取消了对农业的多方面支持和补贴，致使投入品价格攀升、农业利润下降。在我国，私有化同样会带来这些问题。更何况我国还有自身的特殊情况：

首先，从历史上来看，我国从未实现过真正意义上的农民土地私有制。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所有的土地都处于以封建君主和官僚为核心的中央集权体系的控制之下，即使是自耕农自由买卖土地也受到很多限制。因此农民并没有很强的土地私有的要求，他们要求的是土地经营自主权。

其次，在缺乏分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中，由于技术水平不高，交易效率低，个人激励是生产力的决定因素，土地私有将最有利于农业生产发展，而目前我国农业已基本脱离自然经济状态。

从我国的国情来看，我国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制度，进行土地私有将会引起剧烈的社会震荡，冒较高的政治风险，进而不可避免地增加土地制度创新过程中的阻力，减少制度创新的绩效。

因此，私有化是不能适应我国农业土地现状的。但是，单纯的国有化将农民完全剥离土地，更会打击农民的积极性。那么，是否可以在我国尝试构建“三权分离式”的新型农用土地产权体系呢？

（一）国家土地所有权：国家土地所有权为农用土地产权体系中最高层次的产权形态。

（二）承包土地使用权：承包土地使用权是集体土地所有权下的一个完整、独立的土地产权形态。

（三）土地耕作经营权：土地耕作经营权是在承包土地使用权上附设的一种他项权利。承包土地使用权人可将其土地耕作经营权单独以转包、分包、出租等方式流转经营，经营期可根据经营的需要由承包或租赁双方自行商定。

国家拥有农用土地的终极所有权，仿照城市土地所有权的模式，从宏观上起到调控和综合治理的作用。作为所有权者，国家收取合理的租金代替公粮以推动农业的市场化进程，以迎合WTO竞争环境的到来。

由于从物权的角度对承包土地使用权给予了准确界定，赋予农民的土地就可从土地产权的角度给予可靠保障，其权利义务一经政府土地部门登记，承包经济关系的各种调整就不会从根本上影响农民与土地关系，今后就可以做到无论承包关系怎么变化，土地权利义务不变：不管生产任务怎么调整，农民都拥有长期而稳定的土地使用权。

在这种体系中明确区分了承包土地使用权和土地耕作经营权。农民可把承包土地使用权当作一种财产权留在手中，保障自己最基本的土地权益，同时可将土地耕作经营权按经营的需要转包、出租给其他的农业生产者，获取土地经营收益。承包土地使用权和土地耕作经营权分开，解决了既要把土地稳定在农户，又要扩大土地经营规模的难题，土地在耕作经营层次充分流转，可满足不同规模的集约化、产业化以及市场化的经营要求，由于土地耕作经营权可迅速向种田能手集中，增加农地经营的面积规模，从根本上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促进农村生产力更快的发展。

土地耕作经营权可自主流转，使农民有了更多的“离土”机会与择业自由，而承包土地使用权暂不允许转让，土地最终仍留在承包农民手里，流转的将只是短期的耕作经营权，防止了因土地长期转让而造成土地兼并，大量无地农民流入城市，造成社会不安定的危险倾向。由于每个农民都能平等地享有集体土地的所有权益，农户又有了一份可资经营的土地，农村剩余劳动力在从事非农产业或向城市转移时，土地就能发挥可靠的社会保障作用。

尤其重要的一点是，这三种权利都必须在法律中作出明确、清晰的规定，确保权利义务得以实现。

四.以农产家庭为基本对象是这一体系具体实施的基本要求

我国农村仍然保留着较为传统的风俗和文化心理，千百年来始终以家族血缘为纽带。在社会价值观念中，家庭具有极强的凝聚力。在家庭经济的发展过程中，由于家庭成员的有限性和收益的连带性，使家庭成员在生产经营过程中能实施较为有效的自我监督和相互监督，从而是使监督成本降到最低。这也正是家庭联产承包制能发挥如此巨大作用的关键所在。因此，农户家庭是目前我国农村土地微观产权主体的最佳组织形式。

土地产权制度范文篇6

关键词：农地产权制度；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变迁

土地是农业生产的基本要素和农民生存的根本保障，优化农地资源配置、提高农地资源利用效率，对农业发展、农民增收和农村经济的增长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长期以来，我国“三农”问题的解决一直受到来自自然、技术、经济、社会及制度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和制约，特别是随着新制度经济学的发展及其在我国研究的深入，人们愈加认识到制度尤其是产权制度对于经济发展的重要性。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逐步建立和实施了以家庭联产承包经营责任制为主要内容农地产权制度，取得了较好的历史绩效，给我国农村经济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但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及经济社会环境的变化，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要内容的农地产权制度的缺陷日益显露，成为我国农地产权制度进一步变迁的内在依据。鉴于此，笔者首先以相关的产权理论为基础、从矛盾辩证运动的视角阐释产权制度变迁理论，形成产权制度变迁的理论范式；其次，以产权制度变迁的理论范式为分析工具，对我国现行农地产权制度存在的问题进行透析；最后，提出我国未来农地产权制度变迁的路径选择。

一、产权制度变迁理论范式：基于制度内在矛盾运动分析视角

(一)相关概念界定

1．产权制度概念界定

笔者对产权制度作如下界定：所谓产权制度，是指包括所有权、使用权（或经营权、管理权）、收益权、处置权等权能在内的具体制度安排组成的制度体系。

2．产权制度变迁概念界定

一般而言，所谓制度变迁就是制度的替代、转换与交易的过程；它既表现为一种效益更高的制度对另一种制度的替代过程，又表现为一种更有效益的制度的生产过程，还可理解为人与人之间交易活动的制度结构的改善过程[1]。据此理解，产权制度变迁是新的产权制度安排对旧的产权制度安排进行替代的过程。而产权制度变迁作为一个过程或一种运动同样具有哲学意义。笔者借用经济学中的均衡概念为分析工具，从产权制度内在矛盾运行的视角对产权制度变迁概念拟做如下界定：产权制度变迁是产权制度均衡与非均衡状态的辩证统一体，是一个从初始的均衡到不均衡再到新的均衡的动态过程。从本质上讲，经济学中的均衡是一种行为均衡，因此，对产权制度均衡可以理解为：在某种产权制度安排下，产权制度主体从该制度安排中所获利润实现了最大化，从而产权制度主体无意改变这一制度安排的情形，亦即产权制度需求者和制度供给者同时实现均衡的情形。相反的情形称之为产权制度非均衡。如下表1所示，制度状态A属于笔者所说的产权制度均衡，另外三种状态则属于产权制度的非均衡情形。

(二)产权制度变迁理论模型：一个新的视角

1．模型假设

首先，产权制度主体是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具有有限理性的经济人。其次，存在一个初始的产权制度均衡（即产权制度供、需双方同时实现了均衡）状态。最后，产权制度效用给定不变，从而制度效率取决于交易成本（即制度成本）的高低。制度具有“公共物品”特性，即作为一种规范人们行为的规则，某一范围内的特定制度安排对该范围内从事某种或某些特定活动的人具有“共享性”，亦即制度对其所辐射范围内的活动者或者说交易者起到同样的规范作用。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可以假设产权设制度效用给定不变。这样，制度效率的高低便取决于制度成本或者说交易成本的大小。

2．产权制度变迁的基本理论命题及证明

命题一：任何一项产权制度安排的确立都取决于产权制度主体的理性选择，进而取决于产权制度利润的最大化或交易成本的最小化状态。

证明：一方面，任何一项产权制度安排都可发挥多种功能，提供多种服务，从而交易者可从该项产权制度安排中获得一定的效用；另一方面，任何一项产权制度安排的确立和运行都要花费一定的成本，即产权制度构建成本和产权制度运行成本。因此，任何一项产权制度安排的选择都取决于产权制度主体从该项产权制度安排中所获效用与产权制度成本的对比。根据产权制度主体的理性假设，产权制度主体对一项产权制度安排的选择应包括两步：第一，所做的选择要使其效用大于产权制度成本，即产权制度利润大于零。第二，在所有可供选择的产权制度安排中，选择产权制度利润最大的那一个产权制度安排。因此，根据产权制度主体的理性假设，一项产权制度安排的确立取决于产权制度利润的最大化。在产权制度效用给定不变的情况下，产权制度利润的最大化就等价与交易成本的最小化。

命题二：产权制度的内部矛盾运动导致对其初始均衡态的否定。

证明：从内部因素看，产权制度需求者和产权制度供给者构成产权制度的内在矛盾。一方面，产权制度的需求者作为特定产权制度安排下的交易者，与产权制度的供给者相比往往具有数量众多、交易方式多样、交易发生频繁等特点。加之新技术和工艺的采用、市场范围的扩大、人口和资本存量的增加、自然资源状况的变化以及交易者的机会主义倾向或行为，作为一种每日每时都发生的有形或无形支出，Trc2有增加的趋势。交易成本的每一次增加都会使产权制度需求者从该产权制度中所获产权制度利润低于产权制度利润最大化状态，每一次产权制度利润与其最大化状态的向下偏离都会导致产权制度需求者对新产权制度需求的增加。另一方面，与产权制度需求者不同，产权制度供给者的产权制度利润取决于Trc1，与Trc2相比，Trc1是一次性支出，一项产权制度安排建立之后这项支出就会停止，因此，在一项产权制度安排的存续期间，产权制度供给者的产权制度利润往往是一个处于最大化状态的常量，从而产权制度供给者对新产权制度安排的供给与产权制度需求者对该新产权制度安排的需求相比就具有明显的滞后性。这样，当产权制度需求者对新的产权制度安排产生需求即出现产权制度需求者的非均衡状态时，产权制度供给者常常仍处于原有的均衡状态，产权制度供给者不仅没有提供新产权制度安排的欲望或动机，而且往往尽力去维持原产权制度的运行。在这样的情况下，现行的产权制度安排不能满足产权制度需求者的需求，产权制度的有效供给不足，产权制度的非均衡状态（表现为产权制度状态B）出现。

命题三：产权制度变迁的完成意味着对产权制度非均衡态的否定，亦即对产权制度初始均衡态的否定之否定。

证明：产权制度非均衡的出现和加剧成为产权制度变迁的前提和动因。产权制度非均衡的出现和加剧一方面说明产权制度初始均衡态的打破，另一方面又孕育着新的获利机会，即在可供选择的产权制度集合中，存在着比原产权制度安排的产权制度利润更大的产权制度形式，或者说存在潜在利润，主要包括：规模经济带来的利润、外部经济内化带来的利润、克服对风险的厌恶或者说对风险的分散与克服所带来的利润、降低交易成本带来的利润。潜在利润成为不断推动产权制度供给者去进行产权制度创新的内在动力。制度变迁的完成意味着新产权制度安排的建立，同时也意味着在新的、更高的效率水平上实现了产权制度需求者的均衡和产权制度供给者的均衡，实现了产权制度供给与产权制度需求之间的协调，亦即产权制度在更高的效率水平上演变成为产权制度状态A的情形。需要说明的是，由于Trc1与Trc2之间的差别从而产权制度供求之间差别的存在，产权制度均衡的实现往往是一部分一部分地进行的，是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从一定意义上来看，产权制度均衡往往是先有一个局部均衡，然后才可能出现产权制度的一般均衡和总体均衡。然而，不论产权制度均衡实现的路径如何，新的产权制度均衡状态的实现既实现了产权制度利润的最大化，也实现了产权制度供给和需求的相互一致，从而实现了对产权制度非均衡状态的否定。这种否定既是在方向上对初始均衡状态的回归，又是在内容和程度上对初始均衡状态的发展，是一种辩证的否定，体现了产权制度创新过程中产权制度均衡状态从低级向高级的演化和变迁。

二、农地家庭联产承包制度的建立：农地产权制度初始均衡的实现

所谓农地产权，是指基于农村土地而产生的财产权利的总称，亦即包括农村土地所有权及其衍生出来的使用权、收益权、处置权等权能在内的权利束；农地产权的各项权能既可完备地集中起来由一个主体行使，也可分散地由不同的主体分别行使。相应地，所谓农地产权制度，是关于农地产权各项权能归属及分割的制度规范的总和，是指包括所有权、使用权、收益权、处置权等权能在内的具体制度安排组成的制度体系，具体可分为农地所有权制度、农地经营权制度、农地收益权制度以及农地流转制度等具体组成部分。从新中国成立至今，我国农地产权制度主要经历三个阶段的变迁：第一，从新中国成立至1953年，确立了实施了土地的农民个人所有制，实现了“耕者有其田”，使农民摆脱了封建地主的剥削，从而极大地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热情，农业生产呈现出快速增长。第二，始于1953年的互助合作社，经过1954年的初级社，再到1956年、1957年的高级社和1958年的运动，形成单一的土地集体产权制度[2]，这一农地产权制度安排一直延续到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为止。第三，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至今建立和实施的以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核心的农地产权制度安排。笔者以家庭联产承包制度为例加以分析。

(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建立

1978年，安徽凤阳小岗村18户农民掀开了中国农村的序幕；1979年中央转发的国家农委党组《关于农村工作问题座谈会纪要》规定：边远山区单门独户允许搞“包产到户”、“分田单干”，其它地方的包产到户也不必禁止和勉强纠正；1980年，包产到户扩大到整个贫困地区；1982年，中央一号文件正式肯定了土地的农民家庭承包经营制度，这标志着农村土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作为一项正式制度安排的确立。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核心内容的农地产权制度的改革，改变了农地所有权、经营权、收益权等各项权能集于于一身的状况，农地所有权与经营权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分离，集体组织与农户间的权、责、利关系得到一定程度的明晰，农户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经济单位和市场主体。

(二)农地家庭联产承包制使农地产权制度在一定时期内达到了均衡状态

1978年，中国农村启动了由于农户被赋予从事家庭经营的包括使用权、经营权和收益权在内的农地承包权，相应地确立了以农户为单位的农业经营制度，农民的生产经营和劳动计量都在家庭单位中进行，其生产成本与收益趋于一致，因此自动建立起了“多劳多得”的激励机制，极大地克服了农地集体产权制度下农业生产所面临的严重的外部性问题。这种农地产权制度的建立使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得到了空前的释放，农村经济有了相当大的发展，或者说农地产权制度达到了均衡状态。

1．农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下的制度需求者达到了均衡状态

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核心内容的农地产权制度安排制度极大地适应了农户（制度需求者）生产经营的特性，极大地降低了交易成本，农户从该制度安排中所获效用极大地提高（产量增加、收入提高），农户对这一制度安排感到满意，制度需求者达到了均衡状态。

首先，这一农地产权制度安排与农业生产过程的自然性和生产成果的直接性相一致。农业（这里指狭义的农业或称种植业）生产过程是人类通过利用植物有机体的生命力将自然界中的光、热、水、汽以及各种矿物质养料等物质和能量转化为生物产品，以满足社会需要的过程。农业劳动对象——农作物生产发育的规律决定了农业生产的季节性、周期性、时序性，进而决定了农业生产只能按自然界的时间，即受季节约束的生长过程依次进行各种作业，加之农业生产一般在固定的土地上进行，不宜移动，不能像工业生产那样把非常大量的生产条件进行集结，采取多种和大量作业同步并进的办法。这就决定了农业生产过程中，同一时期的作业比较单一，不同时期的不同作业多数又往往可以由同一劳动者连续完成。这样，农业生产过程中的协作多是简单协作。简单协作在许多人手同时共同完成统一的、不可分割的操作时优于单独劳动，但在管理水平不高的情况下，往往还不如单个劳动者力量的机械总和，因为这既要增加监督成本，又有可能产生偷懒等机会主义行为。因此，农业生产的自然性及由此决定的季节性使得农业家庭经营成为一种较为合适的形式。另外，农业劳动成果的直接性是指农业劳动很少有中间产品，成果大都集中在最终产品上。这一特点决定了劳动者在生产过程各环节的劳动支出状况只能在最终产品上表现出来，而各个劳动者物化在最终劳动成果中劳动量的多少、质的高低却很难计量。因此，只有将农业生产者在生产过程中的各项劳动与最终的劳动成果及其分配直接挂起钩来，才能对农业劳动者产生最大的激励，而这只有在家庭经营时才能更好地做到。公务员之家

其次，这一农地产权制度安排与农业自然环境的复杂性、多变性和不可控性相一致。这些特点要求农业的经营管理要具有灵活性、及时性和具体性，种植决策、生产决策、经营决策都要因时、因地、因条件制宜，要准、要快、要活。要做到这一点，只有将农业生产经营管理的决策权分散到直接生产者身上，即将劳动者和经营管理者结合起来，才能取得好的效益。从某种意义上讲，农业劳动和经营管理具有较强的分散性，其成果具有很大的差异性。农民的劳动成果，在很大程度上要靠各个农民对生产进行合理安排，靠农民对全过程细心地作业和管理，以及对市场的预测。这些特点决定了家庭经营是农业生产的一种较为合适的组织形式。

最后，这一农地产权之端安排与农户自身在生产经营上所表现出的目标的一致性、激励的多样性、持久的稳定性、分工的灵活性相一致。农户不是单纯的经济组织，也不是单纯的文化或政治组织，维系家庭存在的，决不限于经济利益这一纽带，而且还有血缘、感情、心理、伦理和文化等一系列超经济的纽带。这就使家庭成员可以从多方面对组织的整体目标和利益认同，即把家庭其他成员的要求、利益和价值取向，比较自愿地当成自己的要求、利益和价值取向。多半是由于这种互补机制的存在，家庭无需靠纯经济利益的激励就能保持对其自身的目标和利益的基本一致性。另外，家庭成员具有利益目标的认同感，使得农业家庭经营的管理成本最小，劳动激励多样。同时，家庭的婚姻、血缘关系，使得家庭经营具有持久的稳定性，上一代对下一代多方面的寄托所形成的继承机制，使得家庭经营一般具有较长的预期，并能为实现这种预期而长时间地自愿协作，这使得农业家庭经营表现出其他经济组织都不具有的激励规则，家庭成员的工作努力无须以内部精密的劳动计量并同报酬挂钩来激发。因此，农业的家庭经营，一般无需监督，管理成本差不多总是最小的。除此之外，家庭成员在性别、年龄、体质、技能上的差别也可实行分工和劳动力的充分利用，即家庭劳动者及其全体成员可以进行家庭内部分工，使劳动力得到充分利用[3]。

2．农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制度供给者达到了均衡状态

农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有效地实现了政府制度供给的目标，政府（制度供给者）从这一制度安排中所获效用极大提高，从而也对这一制度安排达到满意状态，即制度供给者也实现了均衡：一方面，这一制度安排有效地实现了政府的效率目标。效率目标是我国以市场化为主要价值取向的经济改革的主要目标之一。以家庭联产承包经营责任制为主要内容的农地产权制度安排，赋予了农户一定的土地经营使用权和收益权，奠定了农户家庭作为农业生产基本组织单元的地位，把农户塑造成了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农业市场经济中的微观经济主体，从而可有效地提高农业生产的效率。另一方面，这一制度安排有效地实现了公平目标。以农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核心的农地产权制度安排确保了农地产权的集体所有制特性，有效地适应了我国人地比例关系紧张、农村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外部环境，为广大农民拥有最基本的生活条件及农村社会的公平与公正，防止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提供了基本的制度保障。

三、农地家庭承包制的内在缺陷：农地产权制度非均衡的出现和加剧

以农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要内容的农地产权制度安排，曾取得了较好的历史绩效，但随着经济社会环境的变革、农村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推进，这一制度安排的缺陷与不足也日渐显露出来，亦即这一制度安排的非均衡状态产生并日益凸现。

(一)农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下的农地规模碎化制约着农业规模化经营的实现和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1．农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下农地规模狭小和碎化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下，户均经营土地规模很小，更由于实行联产承包制之初，不仅人均占有耕地面积要公平，而且土地质量好坏也要公平，使得农户承包土地的地块分割零乱，农地空间分割的碎化，农户经营土地的零碎现象更加严重。例如，1985年，全国农户平均经营土地只有半公顷，且被分为8～9块，每块不足0.1公顷，其中，人均拥有0.05~0.18公顷的土地农户占全部农户的88％[4]。

2．农地规模碎化制约着农业规模化经营的实现

一方面，在现有的农户家庭分散经营的条件下，农户家庭经营的目的主要是满足家庭生活的需要，这种经营还具有小农经营的很多属性和简单商品经济的特征；而现代市场经济是生产高度社会化的经济，产品生产的首要目的就是满足市场需求，与之相联系的是专业化、产业化、规模化的生产经营模式。另一方面，农地规模碎化不仅从客观上限制了农户的生产投入，而且由于单个农户力量弱小、信息不畅、对市场需求缺乏有效预期，在市场竞争中处于弱势地位，难以承担投资失败的风险，这又从主观上限制了其生产投资的愿望和偏好，进而限制农业规模化经营的实现，形成一种恶性循环。

3．农地过分细碎也制约了农地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农地过分细碎，还造成了土地资源的浪费，影响国家的宏观调整和布局，从而导致农业生产的单位成本不断上升和农业劳动生产率下降。

(二)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要内容的农地产权制度表现出明显的模糊性导致农民权益的被侵蚀

1．农地产权主体模糊导致农民权益的被侵蚀

谁是农地集体所有权的所有者？虽然法律规定农地属农村集体所有，但在农村存在乡、村、村民小组三级集体经济组织，究竟谁是真正的所有者，却没有做出明确的界定，现行有关法律中也没有明确的规定。谁是发包人？是乡、村民委员会还是村民小组同样缺乏明确界定。如《土地管理法》规定，“集体所有的土地依照法律属于村农民集体所有，由村农业生产合作社等农业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经营管理，已经属于乡（镇）农民集体经济组织所有的，可以属于乡（镇）农民集体所有，村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已经分别属于村内两个以上农业集体经济组织所有的，可以属于各该农业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民集体所有”。这样的法律规定很难保证农地产权主体有明确的边界。农地集体所有权主体的模糊或者说虚置和缺位，使得农民集体缺乏行使自己权利的组织、机制和途径，最终无法行使自己的权利，致使农村土地所有者权利不断遭受剥夺和侵犯。

2．农地产权内容模糊导致农民权益的被侵蚀

首先，所有权的具体内容没有严格界定，国家的土地管理权和集体的土地所有权内容交叉。农地承包制度虽然规定实行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所有权归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经营使用权归农户，但对所有者和经营者各自的权、责、利都没有明确规定，致使产权边界模糊。

其次，我国现行法律对农地集体所有权的约束和限制性条款很多，而保护性规定却很少且抽象模糊，明显地存在着土地管理权优于所有权的现象。例如，《土地管理法》第五章“建设用地”中就有如下规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农村村民利用集体所有土地举办企业或建住宅都必须经县级以上或县级人民政府批准；集体土地所有权主体不能向集体组织以外的民事主体出让土地使用权用于非农建设，集体组织以外的民事主体若要取得集体土地使用权用于非农建设，必须通过征用。而在实际操作中，地方政府受利益的驱动，常常滥用土地征用权，造成大量不合理征地，导致集体和农民利益被侵害。

最后，农地收益权和处分权界定不清，进而导致以下结果：要么是集体动辄以土地所有者的名义，随意侵犯农民承包土地的使用权，随意向农民摊派，更有甚者随意收回农民的承包地；要么是农民把土地看成自己的私有财产，不承担相应的义务，集体利益得不到相应的保障，承包合同纠纷也日趋增多。

3．农地产权期限的模糊性导致农业经济效益的被侵蚀

尽管第二轮承包将农地的承包期限延长为30年，但在实际工作中，许多地方仍然三、五年一调整，土地使用期限短，而且按农户规模的变动重新调整土地，农民缺乏长期使用土地的安全感，对未来缺乏稳定的预期，难以形成长期投资。从本质上讲，农地经营使用权的相对稳定与适时调整存在矛盾：为防止对农地掠夺式的经营、开发而导致的土壤肥力下降，破坏农地的可持续利用，在农地经营使用过程中，要求农地经营使用权相对稳定；但是农地的经营使用权又面临着不断变更和调整的客观要求，这是因为农地的经营使用权是基于成员权获得的，有新增人口的农户往往会要求调整农地以获得应该增加的农地，因此，农地调整就难以避免。农地的频繁调整一方面使农地经营使用者不能从长计议，追加投资以改良土地，影响了农业发展；另一方面，农地调整本身还需要花费大量成本进行协调、谈判、发放农地使用权证书等，费时费力，增大了土地承包的成本[5]；同时，土地周期性的调整必将影响农户投入的长期效率,导致农户经济行为的短期化倾向甚至对土地进行掠夺性的利用，从长期看，最终会导致我国农业经济效益被侵蚀。

(三)以农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要内容的农地产权制度表现出明显的凝固性导致农地资源配置的低效率

1．以农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要内容的农地产权制度表现出明显的凝固性

首先，两权适度分离、家庭承包分散经营的农地产权制度模式，虽然消除了土地收益分配中的平均主义，却导致了土地使用权的平均化和土地经营主体的细小化，从而极大地阻碍了土地的适度流转与合理集中。

其次，相关法律规定限制了农地产权的流动性。我国的相关法律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占、买卖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土地”，即使法律规定土地使用权可以依法转让，也只是“允许农户将无力耕种的土地在经集体同意并不能擅自改变承包合同的前提下自找对象、协商承包”，“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由本集体经济组织以外的单位或者个人承包经营的，必须经村民会议2/3以上村民代表的同意，并报乡镇人民政府批准”。这样的法律规定基本上排除了集体所有权形态的土地流动，而农户土地使用权形态又只能通过农民的相互转包与集体调整来进行，这样就排除了农地的商品属性及引入市场机制的可能性；况且现实中的农地转包与调整缺少必要的法律规范与制度保障，带有明显的自发性、盲目性和随意性。

最后，上述两方面的制度安排的共同作用，导致了目前农地流转基础的非市场性、农地流转内容的不完整性、农地流转价格的不确定性、农地流转目标的非效率性以及农地流转格局的不稳定性，最终无法形成适度规模的、符合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农地产权制度。

2．农地产权的凝固性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农地资源的配置的低效率

由于农地产权的凝固性，一方面，大量的农地弃耕、撂荒；另一方面，一些劳动力较多的农户或那些愿意经营较多农地的种田能手却没有足够数量的土地进行耕种。这就使得在一些地方出现了有地不耕和无地可耕的两难局面。同时，一些地区由于农地频繁调整、好坏搭配，使农户使用的土地地块过多而面积极为狭小，不利于耕种，更不利于机械化耕作，也破坏了农地资源的合理配置[5]。

四、农地产权制度进一步变迁的路径选择：农地产权制度新均衡的实现

农地产权制度内在矛盾的日趋展开不断动摇着其初始均衡状态，导致制度非均衡态的产生和加剧，并不断内生着对农地产权制度非均衡状态的否定因素，最后导致否定之否定过程的完成，即农地产权制度新均衡的实现。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要内容的农地产权制度非均衡的出现和加剧必将导致对这一制度安排自身的否定，即在原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下，农地产权完整性、明晰性和流动性的缺乏，导致了新的制度非均衡的出现，随着制度非均衡的出现和加剧，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核心内容的农地产权制度的初始安排将被扬弃，而代之以一种新的农地产权制度。同时，这种取代是一种辨证的否定，它既是对原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中内在缺陷的克服，又是对原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中合理内核的保留，同时还将增加新的制度内容。作为一种辩证否定的过程，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要内容的农地产权制度的内在矛盾——产权的模糊性和凝固性——已经昭示了农地产权制度进一步变迁的路径：农地产权安排的清晰性和流动性。产权的清晰程度指的是产权的归属状况，即产权是属于国家、集体还是个人；而产权的流动性则描述了各产权主体的竞争状况，它主要体现在产权是否可以自由流通上[6]。因此，可以预言下一轮农地产权制度改革的目标将是构建边界明晰、流转规范的农地产权制度。

(一)构建边界明晰的农地产权制度

首先，明确界定集体土地所有权主体及其权力。要解决农地产权主体模糊问题，必须构建能够代表农民利益组织机构，使农民能够通过这一组织形式真正行使其所有权，从而真正维护自身的权益。可考虑构建和完善村民委员会制度，使其成为农民集体土地以及农村其他公共资源有效配置和利用的决策机构，真正代表村农民意愿、切实维护包括农地权益在内的农民各项合法权益。

其次，进一步完善土地征用制度，切实保护农民的土地权益。明确界定公益性建设用地和经营性建设用地的范围，将征用的土地真正限定在公益性的公共设施建设和公用事业上；建立和实施土地征用听证会制度，形成征地过程中农民、集体、征地单位及政府等各利益主体之间共同参与、共享信息、共同磋商、公平交易及有效监督机制；在充分考虑市场供求、当地经济发展水平、转用后的收益等各种因素的基础上，确定被征用土地的价格，确保农民集体土地的财产权益；建立土地补偿金的分配机制，承包主体未明的土地，其补偿金归农民集体所有，根据全体农民的意愿进行分配和使用；农民承包的土地，其补偿金全部支付给被征地农户，用于其发展生产或就业安置，严禁任何单位和个人侵占、截留或挪用；尽快完善相关法律制度，以法律形式规范农村土地征用主体与被征主体（农村集体及农民）之间的关系。

最后，进一步完善家庭承包经营权制度。一方面，从法律上明确农户土地承包经营权作为物权的性质，即农民依法对承包土地享有包括所有权、用益物权和担保物权在内的直接支配和排他的权利，我国《物权法》第十一章对土地承包经营权作了较为明确的规范，这为农地承包经营权的物权化奠定了法律基础。另一方面，进一步拓展土地承包经营权内容，为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现阶段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拓展为包括法定承包权、占有权、经营权、收益权、转包、转让权、入股权、抵押权和继承权等内容在内的权利束。

(二)构建流转规范的农地产权制度

首先，建立和完善有关土地流转的法律法规，规范土地流转的操作程序，把土地流转纳入法制化的轨道。例如，我国《物权法》第十一章、第一百二十八条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人依照农村土地承包法的规定，有权将土地承包经营权采取转包、互换、转让等方式流转。流转的期限不得超过承包期的剩余期限。未经依法批准，不得将承包地用于非农建设”；第一百二九条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人将土地承包经营权互换、转让，当事人要求登记的，应当向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申请土地承包经营权变更登记；未经登记，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这些法律的制定和实施为构建流转规范的农地产权制度提供了前提和基础。

其次，规范和丰富农地经营使用权流转的形式。可通过入股、抵押或租赁的方式将自己的经营使用权进行转让，特别是通过租赁的方式，可在很大程度上实现农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的分离，即农民取得的土地经营使用权是一项财产权利，在履行合同的前提下，他既可以耕种土地，又可以依法将土地经营使用权转让。

最后，进一步完善农村市场制度。制定切实可行的土地经营权转让市场管理制度，对土地流转中的运行机制、价格、违约责任等问题严格规定；建立农地流转的价格评估体系、培育农地流转中介组织，使之在农地流转的供需之间起媒介和桥梁作用；建立农村土地流转登记制度，明确流转的形式、数量、年限、条件及双方的权利、责任和义务等。

注释：

①该处的利润概念是广义的，泛指净收益、净效用等。

②产权制度成本一般有两大类组成：产权制度构建成本和产权制度运行成本。为后文叙述上的方便，笔者将产权制度构建成本定义为交易成本Ⅰ，用Trc1来表示；将产权制度运行成本定义为交易成本Ⅱ，用Trc2来表示。

参考文献：

[1]罗必良．新制度经济学[M]．太原：山西经济出版社,2005．

[2]党建德．农村土地产权改革的经济学分析[J]．陕西理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8）：64-68．

[3]朱道华．农业经济学[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2:205-206．

[4]郑顺伟、张陆阳.当前中国农地制度存在的问题及其完善的途径[J].经济问题，2002（10）：39-41.

土地产权制度范文篇7

关键词：农地产权制度；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变迁

土地是农业生产的基本要素和农民生存的根本保障，优化农地资源配置、提高农地资源利用效率，对农业发展、农民增收和农村经济的增长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长期以来，我国“三农”问题的解决一直受到来自自然、技术、经济、社会及制度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和制约，特别是随着新制度经济学的发展及其在我国研究的深入，人们愈加认识到制度尤其是产权制度对于经济发展的重要性。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逐步建立和实施了以家庭联产承包经营责任制为主要内容农地产权制度，取得了较好的历史绩效，给我国农村经济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但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及经济社会环境的变化，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要内容的农地产权制度的缺陷日益显露，成为我国农地产权制度进一步变迁的内在依据。鉴于此，笔者首先以相关的产权理论为基础、从矛盾辩证运动的视角阐释产权制度变迁理论，形成产权制度变迁的理论范式；其次，以产权制度变迁的理论范式为分析工具，对我国现行农地产权制度存在的问题进行透析；最后，提出我国未来农地产权制度变迁的路径选择。

一、产权制度变迁理论范式：基于制度内在矛盾运动分析视角

(一)相关概念界定

1．产权制度概念界定

笔者对产权制度作如下界定：所谓产权制度，是指包括所有权、使用权（或经营权、管理权）、收益权、处置权等权能在内的具体制度安排组成的制度体系。

2．产权制度变迁概念界定

一般而言，所谓制度变迁就是制度的替代、转换与交易的过程；它既表现为一种效益更高的制度对另一种制度的替代过程，又表现为一种更有效益的制度的生产过程，还可理解为人与人之间交易活动的制度结构的改善过程。据此理解，产权制度变迁是新的产权制度安排对旧的产权制度安排进行替代的过程。而产权制度变迁作为一个过程或一种运动同样具有哲学意义。笔者借用经济学中的均衡概念为分析工具，从产权制度内在矛盾运行的视角对产权制度变迁概念拟做如下界定：产权制度变迁是产权制度均衡与非均衡状态的辩证统一体，是一个从初始的均衡到不均衡再到新的均衡的动态过程。从本质上讲，经济学中的均衡是一种行为均衡，因此，对产权制度均衡可以理解为：在某种产权制度安排下，产权制度主体从该制度安排中所获利润实现了最大化，从而产权制度主体无意改变这一制度安排的情形，亦即产权制度需求者和制度供给者同时实现均衡的情形。相反的情形称之为产权制度非均衡。如下表1所示，制度状态A属于笔者所说的产权制度均衡，另外三种状态则属于产权制度的非均衡情形。

(二)产权制度变迁理论模型：一个新的视角

1．模型假设

首先，产权制度主体是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具有有限理性的经济人。其次，存在一个初始的产权制度均衡（即产权制度供、需双方同时实现了均衡）状态。最后，产权制度效用给定不变，从而制度效率取决于交易成本（即制度成本）的高低。制度具有“公共物品”特性，即作为一种规范人们行为的规则，某一范围内的特定制度安排对该范围内从事某种或某些特定活动的人具有“共享性”，亦即制度对其所辐射范围内的活动者或者说交易者起到同样的规范作用。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可以假设产权设制度效用给定不变。这样，制度效率的高低便取决于制度成本或者说交易成本的大小。

2．产权制度变迁的基本理论命题及证明

命题一：任何一项产权制度安排的确立都取决于产权制度主体的理性选择，进而取决于产权制度利润的最大化或交易成本的最小化状态。

证明：一方面，任何一项产权制度安排都可发挥多种功能，提供多种服务，从而交易者可从该项产权制度安排中获得一定的效用；另一方面，任何一项产权制度安排的确立和运行都要花费一定的成本，即产权制度构建成本和产权制度运行成本。因此，任何一项产权制度安排的选择都取决于产权制度主体从该项产权制度安排中所获效用与产权制度成本的对比。根据产权制度主体的理性假设，产权制度主体对一项产权制度安排的选择应包括两步：第一，所做的选择要使其效用大于产权制度成本，即产权制度利润大于零。第二，在所有可供选择的产权制度安排中，选择产权制度利润最大的那一个产权制度安排。因此，根据产权制度主体的理性假设，一项产权制度安排的确立取决于产权制度利润的最大化。在产权制度效用给定不变的情况下，产权制度利润的最大化就等价与交易成本的最小化。

命题二：产权制度的内部矛盾运动导致对其初始均衡态的否定。

证明：从内部因素看，产权制度需求者和产权制度供给者构成产权制度的内在矛盾。一方面，产权制度的需求者作为特定产权制度安排下的交易者，与产权制度的供给者相比往往具有数量众多、交易方式多样、交易发生频繁等特点。加之新技术和工艺的采用、市场范围的扩大、人口和资本存量的增加、自然资源状况的变化以及交易者的机会主义倾向或行为，作为一种每日每时都发生的有形或无形支出，Trc2有增加的趋势。交易成本的每一次增加都会使产权制度需求者从该产权制度中所获产权制度利润低于产权制度利润最大化状态，每一次产权制度利润与其最大化状态的向下偏离都会导致产权制度需求者对新产权制度需求的增加。另一方面，与产权制度需求者不同，产权制度供给者的产权制度利润取决于Trc1，与Trc2相比，Trc1是一次性支出，一项产权制度安排建立之后这项支出就会停止，因此，在一项产权制度安排的存续期间，产权制度供给者的产权制度利润往往是一个处于最大化状态的常量，从而产权制度供给者对新产权制度安排的供给与产权制度需求者对该新产权制度安排的需求相比就具有明显的滞后性。这样，当产权制度需求者对新的产权制度安排产生需求即出现产权制度需求者的非均衡状态时，产权制度供给者常常仍处于原有的均衡状态，产权制度供给者不仅没有提供新产权制度安排的欲望或动机，而且往往尽力去维持原产权制度的运行。在这样的情况下，现行的产权制度安排不能满足产权制度需求者的需求，产权制度的有效供给不足，产权制度的非均衡状态（表现为产权制度状态B）出现。

命题三：产权制度变迁的完成意味着对产权制度非均衡态的否定，亦即对产权制度初始均衡态的否定之否定。

证明：产权制度非均衡的出现和加剧成为产权制度变迁的前提和动因。产权制度非均衡的出现和加剧一方面说明产权制度初始均衡态的打破，另一方面又孕育着新的获利机会，即在可供选择的产权制度集合中，存在着比原产权制度安排的产权制度利润更大的产权制度形式，或者说存在潜在利润，主要包括：规模经济带来的利润、外部经济内化带来的利润、克服对风险的厌恶或者说对风险的分散与克服所带来的利润、降低交易成本带来的利润。潜在利润成为不断推动产权制度供给者去进行产权制度创新的内在动力。制度变迁的完成意味着新产权制度安排的建立，同时也意味着在新的、更高的效率水平上实现了产权制度需求者的均衡和产权制度供给者的均衡，实现了产权制度供给与产权制度需求之间的协调，亦即产权制度在更高的效率水平上演变成为产权制度状态A的情形。需要说明的是，由于Trc1与Trc2之间的差别从而产权制度供求之间差别的存在，产权制度均衡的实现往往是一部分一部分地进行的，是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从一定意义上来看，产权制度均衡往往是先有一个局部均衡，然后才可能出现产权制度的一般均衡和总体均衡。然而，不论产权制度均衡实现的路径如何，新的产权制度均衡状态的实现既实现了产权制度利润的最大化，也实现了产权制度供给和需求的相互一致，从而实现了对产权制度非均衡状态的否定。这种否定既是在方向上对初始均衡状态的回归，又是在内容和程度上对初始均衡状态的发展，是一种辩证的否定，体现了产权制度创新过程中产权制度均衡状态从低级向高级的演化和变迁。

二、农地家庭联产承包制度的建立：农地产权制度初始均衡的实现

所谓农地产权，是指基于农村土地而产生的财产权利的总称，亦即包括农村土地所有权及其衍生出来的使用权、收益权、处置权等权能在内的权利束；农地产权的各项权能既可完备地集中起来由一个主体行使，也可分散地由不同的主体分别行使。相应地，所谓农地产权制度，是关于农地产权各项权能归属及分割的制度规范的总和，是指包括所有权、使用权、收益权、处置权等权能在内的具体制度安排组成的制度体系，具体可分为农地所有权制度、农地经营权制度、农地收益权制度以及农地流转制度等具体组成部分。从新中国成立至今，我国农地产权制度主要经历三个阶段的变迁：第一，从新中国成立至1953年，确立了实施了土地的农民个人所有制，实现了“耕者有其田”，使农民摆脱了封建地主的剥削，从而极大地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热情，农业生产呈现出快速增长。第二，始于1953年的互助合作社，经过1954年的初级社，再到1956年、1957年的高级社和1958年的运动，形成单一的土地集体产权制度，这一农地产权制度安排一直延续到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为止。第三，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至今建立和实施的以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核心的农地产权制度安排。笔者以家庭联产承包制度为例加以分析。

(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建立

1978年，安徽凤阳小岗村18户农民掀开了中国农村的序幕；1979年中央转发的国家农委党组《关于农村工作问题座谈会纪要》规定：边远山区单门独户允许搞“包产到户”、“分田单干”，其它地方的包产到户也不必禁止和勉强纠正；1980年，包产到户扩大到整个贫困地区；1982年，中央一号文件正式肯定了土地的农民家庭承包经营制度，这标志着农村土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作为一项正式制度安排的确立。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核心内容的农地产权制度的改革，改变了农地所有权、经营权、收益权等各项权能集于于一身的状况，农地所有权与经营权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分离，集体组织与农户间的权、责、利关系得到一定程度的明晰，农户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经济单位和市场主体。

(二)农地家庭联产承包制使农地产权制度在一定时期内达到了均衡状态

1978年，中国农村启动了由于农户被赋予从事家庭经营的包括使用权、经营权和收益权在内的农地承包权，相应地确立了以农户为单位的农业经营制度，农民的生产经营和劳动计量都在家庭单位中进行，其生产成本与收益趋于一致，因此自动建立起了“多劳多得”的激励机制，极大地克服了农地集体产权制度下农业生产所面临的严重的外部性问题。这种农地产权制度的建立使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得到了空前的释放，农村经济有了相当大的发展，或者说农地产权制度达到了均衡状态。

1．农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下的制度需求者达到了均衡状态

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核心内容的农地产权制度安排制度极大地适应了农户（制度需求者）生产经营的特性，极大地降低了交易成本，农户从该制度安排中所获效用极大地提高（产量增加、收入提高），农户对这一制度安排感到满意，制度需求者达到了均衡状态。

首先，这一农地产权制度安排与农业生产过程的自然性和生产成果的直接性相一致。农业（这里指狭义的农业或称种植业）生产过程是人类通过利用植物有机体的生命力将自然界中的光、热、水、汽以及各种矿物质养料等物质和能量转化为生物产品，以满足社会需要的过程。农业劳动对象——农作物生产发育的规律决定了农业生产的季节性、周期性、时序性，进而决定了农业生产只能按自然界的时间，即受季节约束的生长过程依次进行各种作业，加之农业生产一般在固定的土地上进行，不宜移动，不能像工业生产那样把非常大量的生产条件进行集结，采取多种和大量作业同步并进的办法。这就决定了农业生产过程中，同一时期的作业比较单一，不同时期的不同作业多数又往往可以由同一劳动者连续完成。这样，农业生产过程中的协作多是简单协作。简单协作在许多人手同时共同完成统一的、不可分割的操作时优于单独劳动，但在管理水平不高的情况下，往往还不如单个劳动者力量的机械总和，因为这既要增加监督成本，又有可能产生偷懒等机会主义行为。因此，农业生产的自然性及由此决定的季节性使得农业家庭经营成为一种较为合适的形式。另外，农业劳动成果的直接性是指农业劳动很少有中间产品，成果大都集中在最终产品上。这一特点决定了劳动者在生产过程各环节的劳动支出状况只能在最终产品上表现出来，而各个劳动者物化在最终劳动成果中劳动量的多少、质的高低却很难计量。因此，只有将农业生产者在生产过程中的各项劳动与最终的劳动成果及其分配直接挂起钩来，才能对农业劳动者产生最大的激励，而这只有在家庭经营时才能更好地做到。

其次，这一农地产权制度安排与农业自然环境的复杂性、多变性和不可控性相一致。这些特点要求农业的经营管理要具有灵活性、及时性和具体性，种植决策、生产决策、经营决策都要因时、因地、因条件制宜，要准、要快、要活。要做到这一点，只有将农业生产经营管理的决策权分散到直接生产者身上，即将劳动者和经营管理者结合起来，才能取得好的效益。从某种意义上讲，农业劳动和经营管理具有较强的分散性，其成果具有很大的差异性。农民的劳动成果，在很大程度上要靠各个农民对生产进行合理安排，靠农民对全过程细心地作业和管理，以及对市场的预测。这些特点决定了家庭经营是农业生产的一种较为合适的组织形式。

最后，这一农地产权之端安排与农户自身在生产经营上所表现出的目标的一致性、激励的多样性、持久的稳定性、分工的灵活性相一致。农户不是单纯的经济组织，也不是单纯的文化或政治组织，维系家庭存在的，决不限于经济利益这一纽带，而且还有血缘、感情、心理、伦理和文化等一系列超经济的纽带。这就使家庭成员可以从多方面对组织的整体目标和利益认同，即把家庭其他成员的要求、利益和价值取向，比较自愿地当成自己的要求、利益和价值取向。多半是由于这种互补机制的存在，家庭无需靠纯经济利益的激励就能保持对其自身的目标和利益的基本一致性。另外，家庭成员具有利益目标的认同感，使得农业家庭经营的管理成本最小，劳动激励多样。同时，家庭的婚姻、血缘关系，使得家庭经营具有持久的稳定性，上一代对下一代多方面的寄托所形成的继承机制，使得家庭经营一般具有较长的预期，并能为实现这种预期而长时间地自愿协作，这使得农业家庭经营表现出其他经济组织都不具有的激励规则，家庭成员的工作努力无须以内部精密的劳动计量并同报酬挂钩来激发。因此，农业的家庭经营，一般无需监督，管理成本差不多总是最小的。除此之外，家庭成员在性别、年龄、体质、技能上的差别也可实行分工和劳动力的充分利用，即家庭劳动者及其全体成员可以进行家庭内部分工，使劳动力得到充分利用[3]。

2．农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制度供给者达到了均衡状态

农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有效地实现了政府制度供给的目标，政府（制度供给者）从这一制度安排中所获效用极大提高，从而也对这一制度安排达到满意状态，即制度供给者也实现了均衡：一方面，这一制度安排有效地实现了政府的效率目标。效率目标是我国以市场化为主要价值取向的经济改革的主要目标之一。以家庭联产承包经营责任制为主要内容的农地产权制度安排，赋予了农户一定的土地经营使用权和收益权，奠定了农户家庭作为农业生产基本组织单元的地位，把农户塑造成了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农业市场经济中的微观经济主体，从而可有效地提高农业生产的效率。另一方面，这一制度安排有效地实现了公平目标。以农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核心的农地产权制度安排确保了农地产权的集体所有制特性，有效地适应了我国人地比例关系紧张、农村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外部环境，为广大农民拥有最基本的生活条件及农村社会的公平与公正，防止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提供了基本的制度保障。

三、农地家庭承包制的内在缺陷：农地产权制度非均衡的出现和加剧

以农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要内容的农地产权制度安排，曾取得了较好的历史绩效，但随着经济社会环境的变革、农村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推进，这一制度安排的缺陷与不足也日渐显露出来，亦即这一制度安排的非均衡状态产生并日益凸现。

(一)农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下的农地规模碎化制约着农业规模化经营的实现和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1．农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下农地规模狭小和碎化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下，户均经营土地规模很小，更由于实行联产承包制之初，不仅人均占有耕地面积要公平，而且土地质量好坏也要公平，使得农户承包土地的地块分割零乱，农地空间分割的碎化，农户经营土地的零碎现象更加严重。例如，1985年，全国农户平均经营土地只有半公顷，且被分为8～9块，每块不足0.1公顷，其中，人均拥有0.05~0.18公顷的土地农户占全部农户的88％。

2．农地规模碎化制约着农业规模化经营的实现

一方面，在现有的农户家庭分散经营的条件下，农户家庭经营的目的主要是满足家庭生活的需要，这种经营还具有小农经营的很多属性和简单商品经济的特征；而现代市场经济是生产高度社会化的经济，产品生产的首要目的就是满足市场需求，与之相联系的是专业化、产业化、规模化的生产经营模式。另一方面，农地规模碎化不仅从客观上限制了农户的生产投入，而且由于单个农户力量弱小、信息不畅、对市场需求缺乏有效预期，在市场竞争中处于弱势地位，难以承担投资失败的风险，这又从主观上限制了其生产投资的愿望和偏好，进而限制农业规模化经营的实现，形成一种恶性循环。

3．农地过分细碎也制约了农地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农地过分细碎，还造成了土地资源的浪费，影响国家的宏观调整和布局，从而导致农业生产的单位成本不断上升和农业劳动生产率下降。

(二)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要内容的农地产权制度表现出明显的模糊性导致农民权益的被侵蚀

1．农地产权主体模糊导致农民权益的被侵蚀

谁是农地集体所有权的所有者？虽然法律规定农地属农村集体所有，但在农村存在乡、村、村民小组三级集体经济组织，究竟谁是真正的所有者，却没有做出明确的界定，现行有关法律中也没有明确的规定。谁是发包人？是乡、村民委员会还是村民小组同样缺乏明确界定。如《土地管理法》规定，“集体所有的土地依照法律属于村农民集体所有，由村农业生产合作社等农业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经营管理，已经属于乡（镇）农民集体经济组织所有的，可以属于乡（镇）农民集体所有，村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已经分别属于村内两个以上农业集体经济组织所有的，可以属于各该农业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民集体所有”。这样的法律规定很难保证农地产权主体有明确的边界。农地集体所有权主体的模糊或者说虚置和缺位，使得农民集体缺乏行使自己权利的组织、机制和途径，最终无法行使自己的权利，致使农村土地所有者权利不断遭受剥夺和侵犯。

2．农地产权内容模糊导致农民权益的被侵蚀

首先，所有权的具体内容没有严格界定，国家的土地管理权和集体的土地所有权内容交叉。农地承包制度虽然规定实行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所有权归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经营使用权归农户，但对所有者和经营者各自的权、责、利都没有明确规定，致使产权边界模糊。

其次，我国现行法律对农地集体所有权的约束和限制性条款很多，而保护性规定却很少且抽象模糊，明显地存在着土地管理权优于所有权的现象。例如，《土地管理法》第五章“建设用地”中就有如下规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农村村民利用集体所有土地举办企业或建住宅都必须经县级以上或县级人民政府批准；集体土地所有权主体不能向集体组织以外的民事主体出让土地使用权用于非农建设，集体组织以外的民事主体若要取得集体土地使用权用于非农建设，必须通过征用。而在实际操作中，地方政府受利益的驱动，常常滥用土地征用权，造成大量不合理征地，导致集体和农民利益被侵害。

最后，农地收益权和处分权界定不清，进而导致以下结果：要么是集体动辄以土地所有者的名义，随意侵犯农民承包土地的使用权，随意向农民摊派，更有甚者随意收回农民的承包地；要么是农民把土地看成自己的私有财产，不承担相应的义务，集体利益得不到相应的保障，承包合同纠纷也日趋增多。

3．农地产权期限的模糊性导致农业经济效益的被侵蚀

尽管第二轮承包将农地的承包期限延长为30年，但在实际工作中，许多地方仍然三、五年一调整，土地使用期限短，而且按农户规模的变动重新调整土地，农民缺乏长期使用土地的安全感，对未来缺乏稳定的预期，难以形成长期投资。从本质上讲，农地经营使用权的相对稳定与适时调整存在矛盾：为防止对农地掠夺式的经营、开发而导致的土壤肥力下降，破坏农地的可持续利用，在农地经营使用过程中，要求农地经营使用权相对稳定；但是农地的经营使用权又面临着不断变更和调整的客观要求，这是因为农地的经营使用权是基于成员权获得的，有新增人口的农户往往会要求调整农地以获得应该增加的农地，因此，农地调整就难以避免。农地的频繁调整一方面使农地经营使用者不能从长计议，追加投资以改良土地，影响了农业发展；另一方面，农地调整本身还需要花费大量成本进行协调、谈判、发放农地使用权证书等，费时费力，增大了土地承包的成本；同时，土地周期性的调整必将影响农户投入的长期效率，导致农户经济行为的短期化倾向甚至对土地进行掠夺性的利用，从长期看，最终会导致我国农业经济效益被侵蚀。

(三)以农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要内容的农地产权制度表现出明显的凝固性导致农地资源配置的低效率

1．以农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要内容的农地产权制度表现出明显的凝固性

首先，两权适度分离、家庭承包分散经营的农地产权制度模式，虽然消除了土地收益分配中的平均主义，却导致了土地使用权的平均化和土地经营主体的细小化，从而极大地阻碍了土地的适度流转与合理集中。

其次，相关法律规定限制了农地产权的流动性。我国的相关法律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占、买卖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土地”，即使法律规定土地使用权可以依法转让，也只是“允许农户将无力耕种的土地在经集体同意并不能擅自改变承包合同的前提下自找对象、协商承包”，“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由本集体经济组织以外的单位或者个人承包经营的，必须经村民会议2/3以上村民代表的同意，并报乡镇人民政府批准”。这样的法律规定基本上排除了集体所有权形态的土地流动，而农户土地使用权形态又只能通过农民的相互转包与集体调整来进行，这样就排除了农地的商品属性及引入市场机制的可能性；况且现实中的农地转包与调整缺少必要的法律规范与制度保障，带有明显的自发性、盲目性和随意性。

最后，上述两方面的制度安排的共同作用，导致了目前农地流转基础的非市场性、农地流转内容的不完整性、农地流转价格的不确定性、农地流转目标的非效率性以及农地流转格局的不稳定性，最终无法形成适度规模的、符合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农地产权制度。

2．农地产权的凝固性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农地资源的配置的低效率

由于农地产权的凝固性，一方面，大量的农地弃耕、撂荒；另一方面，一些劳动力较多的农户或那些愿意经营较多农地的种田能手却没有足够数量的土地进行耕种。这就使得在一些地方出现了有地不耕和无地可耕的两难局面。同时，一些地区由于农地频繁调整、好坏搭配，使农户使用的土地地块过多而面积极为狭小，不利于耕种，更不利于机械化耕作，也破坏了农地资源的合理配置。

四、农地产权制度进一步变迁的路径选择：农地产权制度新均衡的实现

农地产权制度内在矛盾的日趋展开不断动摇着其初始均衡状态，导致制度非均衡态的产生和加剧，并不断内生着对农地产权制度非均衡状态的否定因素，最后导致否定之否定过程的完成，即农地产权制度新均衡的实现。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要内容的农地产权制度非均衡的出现和加剧必将导致对这一制度安排自身的否定，即在原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下，农地产权完整性、明晰性和流动性的缺乏，导致了新的制度非均衡的出现，随着制度非均衡的出现和加剧，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核心内容的农地产权制度的初始安排将被扬弃，而代之以一种新的农地产权制度。同时，这种取代是一种辨证的否定，它既是对原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中内在缺陷的克服，又是对原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中合理内核的保留，同时还将增加新的制度内容。作为一种辩证否定的过程，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要内容的农地产权制度的内在矛盾——产权的模糊性和凝固性——已经昭示了农地产权制度进一步变迁的路径：农地产权安排的清晰性和流动性。产权的清晰程度指的是产权的归属状况，即产权是属于国家、集体还是个人；而产权的流动性则描述了各产权主体的竞争状况，它主要体现在产权是否可以自由流通上。因此，可以预言下一轮农地产权制度改革的目标将是构建边界明晰、流转规范的农地产权制度。

(一)构建边界明晰的农地产权制度

首先，明确界定集体土地所有权主体及其权力。要解决农地产权主体模糊问题，必须构建能够代表农民利益组织机构，使农民能够通过这一组织形式真正行使其所有权，从而真正维护自身的权益。可考虑构建和完善村民委员会制度，使其成为农民集体土地以及农村其他公共资源有效配置和利用的决策机构，真正代表村农民意愿、切实维护包括农地权益在内的农民各项合法权益。其次，进一步完善土地征用制度，切实保护农民的土地权益。明确界定公益性建设用地和经营性建设用地的范围，将征用的土地真正限定在公益性的公共设施建设和公用事业上；建立和实施土地征用听证会制度，形成征地过程中农民、集体、征地单位及政府等各利益主体之间共同参与、共享信息、共同磋商、公平交易及有效监督机制；在充分考虑市场供求、当地经济发展水平、转用后的收益等各种因素的基础上，确定被征用土地的价格，确保农民集体土地的财产权益；建立土地补偿金的分配机制，承包主体未明的土地，其补偿金归农民集体所有，根据全体农民的意愿进行分配和使用；农民承包的土地，其补偿金全部支付给被征地农户，用于其发展生产或就业安置，严禁任何单位和个人侵占、截留或挪用；尽快完善相关法律制度，以法律形式规范农村土地征用主体与被征主体（农村集体及农民）之间的关系。

最后，进一步完善家庭承包经营权制度。一方面，从法律上明确农户土地承包经营权作为物权的性质，即农民依法对承包土地享有包括所有权、用益物权和担保物权在内的直接支配和排他的权利，我国《物权法》第十一章对土地承包经营权作了较为明确的规范，这为农地承包经营权的物权化奠定了法律基础。另一方面，进一步拓展土地承包经营权内容，为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现阶段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拓展为包括法定承包权、占有权、经营权、收益权、转包、转让权、入股权、抵押权和继承权等内容在内的权利束。

(二)构建流转规范的农地产权制度

首先，建立和完善有关土地流转的法律法规，规范土地流转的操作程序，把土地流转纳入法制化的轨道。例如，我国《物权法》第十一章、第一百二十八条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人依照农村土地承包法的规定，有权将土地承包经营权采取转包、互换、转让等方式流转。流转的期限不得超过承包期的剩余期限。未经依法批准，不得将承包地用于非农建设”；第一百二九条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人将土地承包经营权互换、转让，当事人要求登记的，应当向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申请土地承包经营权变更登记；未经登记，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这些法律的制定和实施为构建流转规范的农地产权制度提供了前提和基础。

其次，规范和丰富农地经营使用权流转的形式。可通过入股、抵押或租赁的方式将自己的经营使用权进行转让，特别是通过租赁的方式，可在很大程度上实现农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的分离，即农民取得的土地经营使用权是一项财产权利，在履行合同的前提下，他既可以耕种土地，又可以依法将土地经营使用权转让。公务员之家

最后，进一步完善农村市场制度。制定切实可行的土地经营权转让市场管理制度，对土地流转中的运行机制、价格、违约责任等问题严格规定；建立农地流转的价格评估体系、培育农地流转中介组织，使之在农地流转的供需之间起媒介和桥梁作用；建立农村土地流转登记制度，明确流转的形式、数量、年限、条件及双方的权利、责任和义务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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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产权制度范文篇8

一、产权制度建设是规范集体建设用地流转的基础

集体非农建设用地流转是围绕集体土地产权这个核心内容展开的。土地产权关系明晰、权能明确是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流转有序进行的前提条件。

综观我国国有土地使用制度改革，始终是围绕土地产权制度建设进行的。我国1982年《宪法》规定：“城市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农村和郊区的土地，除由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以外，属于集体所有，宅基地和自留地，也属于集体所有”。在法律上明确了土地所有权的国家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同时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侵占、买卖、出租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土地”。此后，随着中国经济体制的改革，土地的经济价值得到重新认识。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土地使用者迫切需要更多的权利以促进土地的流动，对此，1988年《宪法》确定了：“土地使用权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转让”，使土地使用权和所有权分离，明确了可交易的产权内容。1990年5月19日国务院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规定“依法取得的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在使用年限内可以转让、出租、抵押或者用于其他经济活动，合法权益受国家法律保护。”进一步明确了土地使用权是一项独立的经济权利。新《土地管理法》又明确了国务院是国有土地的代表。

从我国国有土地产权制度建设过程中可以看到，它是对土地产权边界的划分，是对土地产权权束中不同权利的重新界定的过程。土地产权制度的不断完善是土地使用制度改革的前提，是土地市场健康发育的基础，而土地市场的不断发展反过来又促进土地产权制度的逐步建立和完善。

二、集体非农建设用地产权管理现状和存在问题

我国有关集体土地权利的规定，也散见于不同的法律法规和政策性文件中。现行《宪法》规定：“城市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农村和郊区的土地，除由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以外，属于集体所有，宅基地和自留地，也属于集体所有”。《民法通则》规定：“集体所有的土地依照法律属于村农民集体所有，由村农业生产合作社等村农业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经营、管理。已经属于乡（镇）农民集体经济组织所有的，可以属于乡（镇）农民集体所有”。《土地管理法》第10条规定：“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依法属于村农民集体所有的，由村集体经济组织或村民委员会经营、管理；已经分别属于村内两个以上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民集体所有的，由村内各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小组经营、管理；已经属于乡（镇）农民集体所有的，由乡（镇）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经营、管理”，对集体土地所有权主体作了规定。该法第11条规定：“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依法用于非农建设的，由县级人民政府登记造册，核发证书，确认建设用地使用权”，第43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进行建设，需要使用土地的，必须依法申请使用国有土地；但是，兴办乡镇企业和村民建设住宅经依法批准使用本集体经济组织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的，或者乡（镇）公共设施和公益事业建设经依法批准使用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除外”，第62条规定：“农村村民出卖、出租住房后，再申请宅基地，不予批准”。第63条明确“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使用权不得出让、转让或者出租用于非农业建设；但是，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并依法取得建设用地的企业，因破产、兼并等情形致使土地使用权依法发生转移的除外”等等，对集体土地所有权及其派生出来的集体土地使用权和他项权利作出了一些规定。但这些规定对于集体土地产权关系的明确界定，仍有相当的难度，特别在实际操作中，各项权能难以界定，以至出现了对集体建设用地流转难以规范的具体问题。

（一）集体土地所有权主体的模糊问题

虽然法律规定了集体土地所有权的主体是村农民集体、村内两个以上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民集体和乡（镇）农民集体，3个主体所有的土地可以由村集体经济组织或村民委员会、村内各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小组及乡（镇）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经营、管理”，但由于农民集体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内涵不清，土地所有权和经营、管理权的界定不力，在实际工作中集体土地所有权主体很难确定，加之常常以行政权代替土地资产经营权，带来集体土地流转过程中各主体的土地产权“边界纠纷”。

（二）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主体的特定性问题

集体所有的土地，目前一般只能由本集体及其所属成员享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而不允许其他单位、个人拥有，除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使用乡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确定的建设用地与其他单位、个人以土地使用权入股、联营等形式共同兴办企业，经过批准，使人股、联营企业获得集体土地使用权。还有因企业破产、兼并等情形致使土地使用权依法发生转移而取得以外。但目前对具体形式、转移的接受主体以及流转后土地产权关系的调整等尚无具体规定。

（三）集体土地产权权能不清问题

根据《民法通则》“财产所有权是指所有人依法对自己的财产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但对集体土地所有权来讲，并不是通常意义的完全物权或充分物权，《土地管理法》第43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进行建设，需要使用土地的，必依法申请使用国有土地；但是，兴办乡镇企业和村民建设住宅经依法批准使用本集体经济组织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的，或者乡（镇）公共设施和公益事业建设经依法批准使用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除外”。对农民集体土地所有权的权能作了限制，其土地产权具有一定的不完整性。而对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来讲，权利主体也并不具备完整的处分权、收益权，与国有土地使用权相比，其产权流转也受到很多限制，明显处于不平等地位。这不完整和不平等某种程度上导致了大量集体建设用地的私下流转，特别是城乡结合部，在利益机制的驱使下，致使不同主体以各种形式参与集体建设用地在隐形市场流转。

（四）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抵押问题

《担保法》明确规定：“抵押人所有的房屋和其他地上定着物可以抵押，”“乡镇、村企业的土地使用权不得单独抵押。以乡镇、村企业的厂房等建筑物抵押的，其占用范围内的土地使用权同时抵押。”“耕地、宅基地、自留地、自留山等集体所有的土地使用权不得抵押。”房屋所有权与宅基地使用权在抵押上的错位，使得农民利用农村房地产进行融资的愿望难以实现。如何寻找突破，为农民发展效益农业，提前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服务，有待研究和规范。

三、加强土地产权制度建设，规范集体建设用地流转

为切实保障农民合法权益，促进土地资源的集约、高效、合理利用，加快农村经济发展，需要我们以现有法律法规为基础，按照江总书记“创新、创新、再创新”的要求，探索集体土地产权制度建设，研究集体建设用地流转问题，以构筑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农村财产制度。

（一）进一步明确集体土地所有权主体

依法合理界定集体土地所有权主体，是规范集体建设用地流转的基础。

确定集体土地所有权主体应以现有法律为基础，从农村实际出发，在稳定农村大局的前提下，进一步明确集体土地所有权主体。一是已属于村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包括已打破村民小组界限和虽未打破村民小组界限但已由村农民集体实际使用的土地，宜承认现状，明确为村农民集体所有，由村集体经济组织或村民委员会经营、管理。二是已经属于乡（镇）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应依法确认为乡（镇）农民集体所有，由乡（镇）集体经济组织经营、管理；没有乡（镇）集体经济组织的，可由乡（镇）政府代为经营、管理。三是村内有两个以上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村民小组，各集体经济组织或村民小组之间仍然保持着过去生产队时期的土地权属界线，并在各自的范围内具有占有、使用、收益、处分的权利的，应确认各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村民小组为相应的集体土地所有权主体。如村民小组在组织形式上已不健全，可以由村委会监管，实行“组有村管”。

（二）合理界定集体非农建设用地的权能

在明确集体土地所有权主体的前提下，实现集体土地使用权和所有权分离。明晰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权能，是实现集体非农建设用地有序流转的前提。

集体非农建设用地主要包括乡村企事业用地和宅基地。目前乡村企事业用地的土地使用权主要通过批准拨用、入股、联营等方式取得，还有因兼并、破产等情形转移取得；农村宅基地土地使用权通常是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在规定的使用面积范围内通过合法审批程序经批准后划拨使用或通过继承等取得。随着农村社会经济的发展，乡镇企业结构的调整，客观上要求对集体建设用地产权权能进行重新设定，在强化土地利用规划控制的前提下，允许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依法有偿流转，以实现集体土地财产权利。一是从集体土地所有权上直接派生的集体土地使用权可比照国有土地使用权，可通过出让、租赁、作价出资或入股等方式取得；二是依法取得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的权利人，在土地使用年期内，可将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转让、出租、抵押，对批准拨用的集体土地使用权制定出相应的流转管理办法。从而，赋予集体土地产权更为丰富的内容。所以，应尽早出台相关法律、法规，以尽快完善集体土地产权制度。

（三）加强土地登记工作，明晰土地产权

明晰土地产权是入市的前提。为规范集体建设用地流转，应加强土地登记工作，依法确定集体土地的权属范围，明晰土地产权主体，保障交易的安全性。在具体登记过程中，一要加强土地登记的规范化建设，特别是对“一户多宅”和超过法定面积的处理上，要依法进行，保持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在不同主体间的公平和公正。二要强化集体土地变更登记工作，依法改变土地权属或土地用途的，应及时凭有关批准文件及有关申请资料，办理集体土地使用权变更登记手续，以加强对集体土地产权流转的检查监督，及时发现和制止违法行为，切实保障土地权利人的合法权益，保证地籍资料的现势性，为集体建设用地流转创造良好的市场环境。

土地产权制度范文篇9

关键词：农村土地确权；集体产权制度；农村改革

从当前农村改革工作的基本状况来看，农村土地确权与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息息相关，都是提升现阶段农村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前提。特别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深化改革工作不断推进，“发展壮大集体经济”“保障农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利，积极发展农民股份合作”等越来越成为农村发展工作的重点。由此可见，以农村土地确权促进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充分发挥了二者在农村改革上的重要性，有利于提高现阶段农村经济发展的内在活力，为实现当前农村社会经济的长远发展提供支撑。

1农村土地确权与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关系

基于近年来社会经济发展及农村改革工作的需要，在原有的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体制基础上对农村土地产权制度进行改革，是大势所趋，是提高现阶段农村发展水平的重要举措。农村地区较为落后，农民人口基数大，且一直存在较为明显的公共产权不清、责任不明等问题，严重影响了当前市场经济体系下农村发展工作的顺利推进。因此，解决好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一直是当前建设与发展工作的重点，农民在收入及产权等方面的分配与管理问题也成为了相关部门关注的主要内容。在当前市场经济体系不断完善的背景下，提高农民种植农作物之外的收益，特别是土地及其他使用价值较高的资产承包收益，成为了目前农村经济发展的主要方面。更为重要的是，目前在农村发展工作中土地产权不清、产权责任不明及农村土地产权拥有者模糊等问题直接限制了改革措施的准确实施。同时，农村外出务工人员增加，农村人口流动性加强，也明显加大了农村土地制度沟通与改革的整体难度，不利于现阶段农村地区的长远发展。综上，为理清农村土地确权与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之间的关系，要明确土地产权界限与划分标准，进一步强化土地确权作为土地产权的基础性地位，以农村土地确权促进农村土地产权清晰化，最终对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工作起到良好的辅助作用[1]。

2农村土地确权对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促进作用

2.1有利于明确农民权利和产权，保护农民合法权益。一方面，从当前农村地区的改革与发展状况来看，农民的权利与产权不明确，特别是作为农民生存之本的土地使用、转让以及发展权责不明确，直接影响到农村经济的稳定与效率。因此，通过农村土地确权对集体产权制度进行改革，是现阶段农村发展工作的主流趋势。相关部门在开展土地确权工作中，需针对农村地区的实际情况对当地的土地所有权状况进行综合评估与分析，并在初步掌握土地权属之后进一步对农村集体经济中各项资产的具体情况进行确认，挖掘农村地区长期存在的权属不明确等问题，并及时定位、解决。另一方面，集体产权制度改革需要以明确的土地确权为基础，土地确权相关措施的实施对农村地区的土地所有权作出了明确规定，并且在相关法律法规的基础上对土地的承包、运营等问题提出了要求，最大限度地解决了农民权利与产权问题，保护了农民的合法权益[2]。2.2有利于保护土地所有权，推动农村经济发展。顺应当前市场经济体系背景下的农村改革工作，以农村土地确权促进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有利于保护土地所有权，推动农村经济快速发展。农民土地所有权与农民自身的利益密切相关，也对农村经济发展与改革有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更为重要的是，随着农村改革措施的不断出台与落实，以土地所有权为核心的权属问题成为了现阶段农村经济发展的矛盾与焦点，不仅损害了农民的利益，也对农村发展造成了明显阻碍。由此可见，农村土地确权工作的开展对土地使用过程中相关问题解决提供了良好依据，同时对责任划分、土地承包与转让纠纷及土地的具体使用权等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权属依据，从而最大限度地对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工作中的土地所有权提供了保护，为推动农村经济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3]。

3以农村土地确权促进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具体措施

3.1全面开展农村集体资产清算与核实。全面开展农村集体资产的清算与核实，在农村土地确权及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工作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其清查核算基本流程如图1所示。首先，对现阶段农村土地集体资产进行全面清算与核实是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重要基础。在清查工作中，相关部门要重点关注未承包到户的土地、林地、荒地及滩涂等集体资源性资产，同时对集体性质的建筑物、设备、现金、基础设施及公共服务设施等进行全面清算，及时将清算结果向村民公示。公示阶段结束之后，要严格按照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相关要求进行登记、保管与处置。其次，农村集体资产的清算与核实工作要严格确认截止时点，对产权确认过程中涉及的户籍关系、土地承包关系及集体贡献等因素进行综合考虑，合理协调好各方的利益关系，最大限度地确保资产清算及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工作公平、公正与公开[4-5]。3.2强化集体产权保障，提高制度约束力。基于现阶段农村地区改革与发展背景下土地确权工作的开展要求，有效加快集体产权制度的立法进程，强化集体产权保障，提高制度约束力，对于推进农村工作进程具有重要意义。首先，明确村组之间的权力分层，进一步加强对农村当地土地权属纠纷等问题的调研与分析工作，引导村集体及农民深入了解土地确权工作以及农村集体产权的真正含义。在这一工作基础上，积极开展土地产权的确认工作，并在工作过程中向农民普及改革的必要性及相关法律的公正性，确保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各项措施能够真正落实到农村土地工作中。其次，现阶段相关部门要加大对土地确权及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立法保障，通过调研、试点等途径收集工作数据，为完善农村土地确权工作相关法律提供科学依据，并为强化农民的法律意识提供良好前提。加快集体产权制度的立法进程，也加快了土地确权及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措施的落实速度，从根源上提升了制度改革的效率[6]。3.3明确集体资产所有权，保证集体利益分配的基础。首先，从当前农村经济发展现状来看，相关法律法规并未对农村土地集体产权明确规定好归属者，同时关于土地转让、承包等工作造成的纠纷等问题也并未在法律中明确落实责任划分，限制了现阶段农村地区经济改革与发展的整体进程。以农村土地确权促进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有效明确了集体资产所有权以及农村集体土地主体，并有效保证了集体利益分配的基础。较为明显的是，集体土地产权关系不明确是当前土地确权工作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相关部门应组织工作人员深入各地农户家中了解具体的土地情况，并以数据、图形等形式进行反馈和汇总，最大限度地保证土地确权的真实性[7]。其次，相关部门以村、镇、县三层为主开展领导会议，明确各村土地问题现状，确保解决建议上下贯通，保证集体资产所有权划分过程的公平性、透明性。如果在会议过程中遇到不明确的问题，要及时与村民沟通，并严格按照相关规定执行与解决，为集体利益分配工作打好基础[8]。

4结束语

以农村土地确权促进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符合现阶段农民群众的基本利益要求，顺应了当前农村改革工作发展的主要趋势。农村地区自身及相关管理部门必须加大对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工作的重视力度，积极把握主要的方针政策，全方位解读农村土地集体产权的划分依据，为农村改革工作减少阻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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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产权制度范文篇10

关键词：农村；土地产权改革；农村经济发展

1前言

伴随着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农村的土地制度变革也在不断加快，而在这项特殊的改革进程中，关于土地产权制度的改革则是很新，也是最为关键的“瓶颈”制约因素。如果做不好这项工作的话，不仅仅有可能会导致农民的切身利益受到侵害，同时也会在某种程度上影响到农村经济的发展。由此可见，关于“新形势下我国农村土地产权改革与农村经济发展”的探讨与分析显得尤为重要。

2新形势下我国农村土地产权改革与农村经济发展的研究

2.1当前我国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所面临的困境分析

从当前所了解的实际情况来看，我国农村土地的产权制度主要面临着如下困境：

2.1.1　土地的产权关系不够具体、清晰。清晰、明确的土地产权关系可以说是土地产权制度的根本和关键所在，有了清晰的土地产权关系，就意味着行为主体与土地的财产关系之间有了清晰的界定。这种界定不仅仅具有法律意义，同时在现实中也是可以实际操作的。目前我国农村土地产权制度中最为关键的就在于产权关系不明确，虽然在《土地管理法》中明确说明：农村的土地是属于集体的，但是并未就“集体”的概念进行清晰的界定。这样就导致集体不是一个具有法律意义的组织，仅仅是全部农民的集合体，成为一个合成的名词，这样就很难有效发挥所有权的主体性功能，进而导致某种程度的混乱。如果不尽快解决我国土地制度中的产权关系问题，土地产权的改革就无法顺利推进，更是无法真正适应现代农业市场化发展的实际需求。

2.1.2　政府非法行为对农民土地产权权益的侵害。在我国现行的法律体系中，并没有就建设用地项目进行明确地界定，具体来说，就是哪些项目用地是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哪些建设项目用地并非基于公共利益的需求，这样就很容易导致的一些非法行为，这也是现实中无论是国家的重点建设，还是个体的企业用地，从国家到企业，从单位到个人，只要是投资主体要进行项目建设，只要是需要占用集体的土地，就会动用国家征地权，这样就势必会对农民的土地产权权益造成不同程度的侵害。

2.1.3　土地流转缺乏完善的法律保障体系。从我国现行的行政法律体系来看，基本没有关于土地流转的中央立法，地方规章制度更是缺乏。随着农村经济发展的不断加快，农民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土地的重要价值，在旺盛的市场需求下，受到经济利益的驱动，逐渐形成了自发流转的农村土地隐形市场，形式的多样化，甚至是私下的土地转让行为，埋下了产权纠纷的隐患，同时也大大增加了土地管理的难度。

2.1.4　中介组织的不健全导致信息流通不畅。目前，农村的土地流转尚且没有完整统一的中介组织，这样就很容易导致有的农民有意向转让土地的一项，但是却无法及时找到合适的受让方，这样不仅仅增加了土地流转的困难，同时也导致土地流转成本的增加。

2.2农村土地产权改革与农村经济发展的具体分析

2.2.1　土地的配置方式与土地增值。从整体层面来看，无论是资本，还是劳动力，亦或是土地或者是技术，都是可能Udine农业生产和工业的生产产生重要影响的因素。土地是一种极为稀缺的资源，不仅仅对农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同时对工业生产而言，也是重要的载体，因此，明确土地的增值方式尤为重要。提及土地的增值方式，主要有两种，一种就是通过对土地用途的改变，使其在产值更高行业更好地发挥积极效能；另外一种就是土地的用途并不发生任何改变，只是用资本投入和技术投入的方式代替传统的土地数量投入，根据现代经济活动及对现代农业生产的实际需求，实现土地单位面积产值的提升，并最终实现土地的增值。但是，需要注意的是，第二种土地增值的方式，目前在实施的过程中有一定的困难。由于受到传统小农经济局限性的影响，现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高效工业和农业深加工的发展。换句话说，要想实行第二种土地增值方式，必须进一步深化土地制度改革，首先就要尽快解决土地的产权关系问题，用先进的现代化的公司经营制度对农业进行管理。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两种土地增值方式相比，第二种增值方式在实际操作过程中面临的困难更大，但是效果却更加理想。

2.2.2　土地增值的收益分配。与土地的增值方式相比，土地增值的收益分配同样有两种不同的形式表现。第一种形式就是国家对农村的集体土地实行征用，然后实现到国有建设用地的转变，使其产生一定的增值收益，这也是目前最为普遍一种收益分配方式；另外一种分配方式就是农民集体将土地转为集体建设用地或者是集体将土地的使用权出租或者转让。

3结语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看出，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新农村建设进程的不断加快，土地在农民生活中所占的地位呈现出显著的下降趋势。但是，我们依然要客观地认识到：土地在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和积极意义，进而加快推进农村土地制度的改革，切实保障农民的切实利益，充分发挥农村土地在农村经济发展中的积极作用。

作者:赵得萍 单位:湟源县和平乡人民政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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