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资体制范文10篇

投资体制范文篇1

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对原有的投资体制进行了一系列改革，打破了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高度集中的投资管理模式，初步形成了投资主体多元化、资金来源多渠道、投资方式多样化、项目建设市场化的新格局。但是，现行的投资体制还存在不少问题，特别是企业的投资决策权没有完全落实，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尚未得到充分发挥，政府投资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水平需要进一步提高，投资宏观调控和监管的有效性需要增强。为此，国务院决定进一步深化投资体制改革。

一、深化投资体制改革的指导思想和目标

(一)深化投资体制改革的指导思想是：按照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确立企业在投资活动中的主体地位，规范政府投资行为，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营造有利于各类投资主体公平、有序竞争的市场环境，促进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和有效配置，优化投资结构，提高投资效益，推动经济协调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

(二)深化投资体制改革的目标是：改革政府对企业投资的管理制度，按照“谁投资、谁决策、谁收益、谁承担风险”的原则，落实企业投资自主权；合理界定政府投资职能，提高投资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水平，建立投资决策责任追究制度；进一步拓宽项目融资渠道，发展多种融资方式；培育规范的投资中介服务组织，加强行业自律，促进公平竞争；健全投资宏观调控体系，改进调控方式，完善调控手段；加快投资领域的立法进程；加强投资监管，维护规范的投资和建设市场秩序。通过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最终建立起市场引导投资、企业自主决策、银行独立审贷、融资方式多样、中介服务规范、宏观调控有效的新型投资体制。

二、转变政府管理职能，确立企业的投资主体地位

(一)改革项目审批制度，落实企业投资自主权。彻底改革现行不分投资主体、不分资金来源、不分项目性质，一律按投资规模大小分别由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审批的企业投资管理办法。对于企业不使用政府投资建设的项目，一律不再实行审批制，区别不同情况实行核准制和备案制。其中，政府仅对重大项目和限制类项目从维护社会公共利益角度进行核准，其他项目无论规模大小，均改为备案制，项目的市场前景、经济效益、资金来源和产品技术方案等均由企业自主决策、自担风险，并依法办理环境保护、土地使用、资源利用、安全生产、城市规划等许可手续和减免税确认手续。对于企业使用政府补助、转贷、贴息投资建设的项目，政府只审批资金申请报告。各地区、各部门要相应改进管理办法，规范管理行为，不得以任何名义截留下放给企业的投资决策权利。

(二)规范政府核准制。要严格限定实行政府核准制的范围，并根据变化的情况适时调整。《政府核准的投资项目目录》(以下简称《目录》)由国务院投资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研究提出，报国务院批准后实施。未经国务院批准，各地区、各部门不得擅自增减《目录》规定的范围。

企业投资建设实行核准制的项目，仅需向政府提交项目申请报告，不再经过批准项目建议书、可行性研究报告和开工报告的程序。政府对企业提交的项目申请报告，主要从维护经济安全、合理开发利用资源、保护生态环境、优化重大布局、保障公共利益、防止出现垄断等方面进行核准。对于外商投资项目，政府还要从市场准入、资本项目管理等方面进行核准。政府有关部门要制定严格规范的核准制度，明确核准的范围、内容、申报程序和办理时限，并向社会公布，提高办事效率，增强透明度。

(三)健全备案制。对于《目录》以外的企业投资项目，实行备案制，除国家另有规定外，由企业按照属地原则向地方政府投资主管部门备案。备案制的具体实施办法由省级人民政府自行制定。国务院投资主管部门要对备案工作加强指导和监督，防止以备案的名义变相审批。

(四)扩大大型企业集团的投资决策权。基本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特大型企业集团，投资建设《目录》内的项目，可以按项目单独申报核准，也可编制中长期发展建设规划，规划经国务院或国务院投资主管部门批准后，规划中属于《目录》内的项目不再另行申报核准，只须办理备案手续。企业集团要及时向国务院有关部门报告规划执行和项目建设情况。

(五)鼓励社会投资。放宽社会资本的投资领域，允许社会资本进入法律法规未禁入的基础设施、公用事业及其他行业和领域。逐步理顺公共产品价格，通过注入资本金、贷款贴息、税收优惠等措施，鼓励和引导社会资本以独资、合资、合作、联营、项目融资等方式，参与经营性的公益事业、基础设施项目建设。对于涉及国家垄断资源开发利用、需要统一规划布局的项目，政府在确定建设规划后，可向社会公开招标选定项目业主。鼓励和支持有条件的各种所有制企业进行境外投资。

(六)进一步拓宽企业投资项目的融资渠道。允许各类企业以股权融资方式筹集投资资金，逐步建立起多种募集方式相互补充的多层次资本市场。经国务院投资主管部门和证券监管机构批准，选择一些收益稳定的基础设施项目进行试点，通过公开发行股票、可转换债券等方式筹集建设资金。在严格防范风险的前提下，改革企业债券发行管理制度，扩大企业债券发行规模，增加企业债券品种。按照市场化原则改进和完善银行的固定资产贷款审批和相应的风险管理制度，运用银团贷款、融资租赁、项目融资、财务顾问等多种业务方式，支持项目建设。允许各种所有制企业按照有关规定申请使用国外贷款。制定相关法规，组织建立中小企业融资和信用担保体系，鼓励银行和各类合格担保机构对项目融资的担保方式进行研究创新，采取多种形式增强担保机构资本实力，推动设立中小企业投资公司，建立和完善创业投资机制。规范发展各类投资基金。鼓励和促进保险资金间接投资基础设施和重点建设工程项目。

(七)规范企业投资行为。各类企业都应严格遵守国土资源、环境保护、安全生产、城市规划等法律法规，严格执行产业政策和行业准入标准，不得投资建设国家禁止发展的项目；应诚信守法，维护公共利益，确保工程质量，提高投资效益。国有和国有控股企业应按照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和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建立和完善国有资产出资人制度、投资风险约束机制、科学民主的投资决策制度和重大投资责任追究制度。严格执行投资项目的法人责任制、资本金制、招标投标制、工程监理制和合同管理制。

三、完善政府投资体制，规范政府投资行为

(一)合理界定政府投资范围。政府投资主要用于关系国家安全和市场不能有效配置资源的经济和社会领域，包括加强公益性和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促进欠发达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推进科技进步和高新技术产业化。能够由社会投资建设的项目，尽可能利用社会奖金建设。合理划分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投资事权。中央政府投资除本级政权等建设外，主要安排跨地区、跨流域以及对经济和社会发展全局有重大影响的项目。

(二)健全政府投资项目决策机制。进一步完善和坚持科学的决策规则和程序，提高政府投资项目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水平；政府投资项目一般都要经过符合资质要求的咨询中介机构的评估论证，咨询评估要引入竞争机制，并制定合理的竞争规则；特别重大的项目还应实行专家评议制度；逐步实行政府投资项目公示制度，广泛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和建议。

(三)规范政府投资资金管理。编制政府投资的中长期规划和年度计划，统筹安排、合理使用各类政府投资资金，包括预算内投资、各类专项建设基金、统借国外贷款等。政府投资资金按项目安排，根据资金来源、项目性质和调控需要，可分别采取直接投资、资本金注入、投资补助、转贷和贷款贴息等方式。以资本金注入方式投入的，要确定出资人代表。要针对不同的资金类型和资金运用方式，确定相应的管理办法，逐步实现政府投资的决策程序和资金管理的科学化、制度化和规范化。

(四)简化和规范政府投资项目审批程序，合理划分审批权限。按照项目性质、资金来源和事权划分，合理确定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国务院投资主管部门与有关部门之间的项目审批权限。对于政府投资项目，采用直接投资和资本金注入方式的，从投资决策角度只审批项目建议书和可行性研究报告，除特殊情况外不再审批开工报告，同时应严格政府投资项目的初步设计、概算审批工作；采用投资补助、转贷和贷款贴息方式的，只审批资金申请报告。具体的权限划分和审批程序由国务院投资主管部门会同有关方面研究制定，报国务院批准后颁布实施。

(五)加强政府投资项目管理，改进建设实施方式。规范政府投资项目的建设标准，并根据情况变化及时修订完善。按项目建设进度下达投资资金计划。加强政府投资项目的中介服务管理，对咨询评估、招标等中介机构实行资质管理，提高中介服务质量。对非经营性政府投资项目加快推行“代建制”，即通过招标等方式，选择专业化的项目管理单位负责建设实施，严格控制项目投资、质量和工期，竣工验收后移交给使用单位。增强投资风险意识，建立和完善政府投资项目的风险管理机制。

(六)引入市场机制，充分发挥政府投资的效益。各级政府要创造条件，利用特许经营、投资补助等多种方式，吸引社会资本参与有合理回报和一定投资回收能力的公益事业和公共基础设施项目建设。对于具有垄断性的项目，试行特许经营，通过业主招标制度，开展公平竞争，保护公众利益。已经建成的政府投资项目，具备条件的经过批准可以依法转让产权或经营权，以回收的资金滚动投资于社会公益等各类基础设施建设。

四、加强和改善投资的宏观调控

(一)完善投资宏观调控体系。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要在国务院领导下会同有关部门，按照职责分工，密切配合、相互协作、有效运转、依法监督，调控全社会的投资活动，保持合理投资规模，优化投资结构，提高投资效益，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协调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

(二)改进投资宏观调控方式。综合运用经济的、法律的和必要的行政手段，对全社会投资进行以间接调控方式为主的有效调控。国务院有关部门要依据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长期规划，编制教育、科技、卫生、交通、能源、农业、林业、水利、生态建设、环境保护、战略资源开发等重要领域的发展建设规划，包括必要的专项发展建设规划，明确发展的指导思想、战略目标、总体布局和主要建设项目等。按照规定程序批准的发展建设规划是投资决策的重要依据。各级政府及其有关部门要努力提高政府投资效益，引导社会投资。制定并适时调整国家固定资产投资指导目录、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明确国家鼓励、限制和禁止投资的项目。建立投资信息制度，及时政府对投资的调控目标、主要调控政策、重点行业投资状况和发展趋势等信息，引导全社会投资活动。建立科学的行业准入制度，规范重点行业的环保标准、安全标准、能耗水耗标准和产品技术、质量标准，防止低水平重复建设。

(三)协调投资宏观调控手段。根据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要求以及宏观调控需要，合理确定政府投资规模，保持国家对全社会投资的积极引导和有效调控。灵活运用投资补助、贴息、价格、利率、税收等多种手段，引导社会投资，优化投资的产业结构和地区结构。适时制定和调整信贷政策，引导中长期贷款的总量和投向。严格和规范土地使用制度，充分发挥土地供应对社会投资的调控和引导作用。

(四)加强和改进投资信息、统计工作。加强投资统计工作，改革和完善投资统计制度，进一步及时、准确、全面地反映全社会固定资产存量和投资的运行态势，并建立各类信息共享机制，为投资宏观调控提供科学依据。建立投资风险预警和防范体系，加强对宏观经济和投资运行的监测分析。

五、加强和改进投资的监督管理

(一)建立和完善政府投资监管体系。建立政府投资责任追究制度，工程咨询、投资项目决策、设计、施工、监理等部门和单位，都应有相应的责任约束，对不遵守法律法规给国家造成重大损失的，要依法追究有关责任人的行政和法律责任。完善政府投资制衡机制，投资主管部门、财政主管部门以及有关部门，要依据职能分工，对政府投资的管理进行相互监督。审计机关要依法全面履行职责，进一步加强对政府投资项目的审计监督，提高政府投资管理水平和投资效益。完善重大项目稽察制度，建立政府投资项目后评价制度，对政府投资项目进行全过程监管。建立政府投资项目的社会监督机制，鼓励公众和新闻媒体对政府投资项目进行监督。

(二)建立健全协同配合的企业投资监管体系。国土资源、环境保护、城市规划、质量监督、银行监管、证券监管、外汇管理、工商管理、安全生产监管等部门，要依法加强对企业投资活动的监管，凡不符合法律法规和国家政策规定的，不得办理相关许可手续。在建设过程中不遵守有关法律法规的，有关部门要责令其及时改正，并依法严肃处理。各级政府投资主管部门要加强对企业投资项目的事中和事后监督检查，对于不符合产业政策和行业准入标准的项目，以及不按规定履行相应核准或许可手续而擅自开工建设的项目，要责令其停止建设，并依法追究有关企业和人员的责任。审计机关依法对国有企业的投资进行审计监督，促进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建立企业投资诚信制度，对于在项目申报和建设过程中提供虚假信息、违反法律法规的，要予以惩处，并公开披露，在一定时间内限制其投资建设活动。

投资体制范文篇2

一、国外农业科技投入现状及特征分析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而农业科技则是推动农业发展的重要手段。从发达国家来看，高科技在农业领域的广泛应用，主要得益于比较完善的农业科技体制，以及充裕的农业科技资金供给［1］。纵观国外农业科技投资的特征，可以归纳出三大主要特征:

(一)投资强度大农业科技投资强度，即农业科技资额占农业GDP值的比重。比较国内外农业科技投资强度的相关统计数据，最显著的区别是农业科技投资强度的差异———与国外(尤其是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农业科技投资强度明显偏低(见表1)。

(二)私人投资的积极参与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私人部门在农业科技投资中，都发挥着一定的作用，甚至承担着主要的投资责任。与国外(尤其是发达国家)私人投资占有较高比重相比，我国私人部门在农业投资中的作用微乎其微(见下表2)。

(三)法律保证政府投资的刚性增长国内外许多文献表明，国外(尤其是以美国、韩国等为代表的发达国家)为保证农业科技资金的有效供给和刚性增长，以立法形式对农业科技投资作出了一系列规定。例如，为了保证政府公共财政投资的增长，各国在制定年度财政预算计划(这种财政预算具有法律效力)时，通常会对农业科技投资在预算总支出中的比重作出具体的规定，以保证政府农业公共投资的持续、稳定增长。以美国为例，从1958年开始，美国政府对农业科技投资额保持了年均8%的增长率，投资的重点主要集中于没有直接经济效益但关系到未来农业科技发展的基础研究领域，其资金的来源主要由联邦政府和各州政府提供，并且以相关法律为依据和保障［2］。

二、我国农业科技投入存在的问题分析

资金投入，是农业科技活动的基础。长期以来，我国非常重视农业的发展，对农业科技投资的力度不断加大［3］。但受国家财力的限制及其它因素的影响，公共财政投资的总量十分有限，而私人投资的潜力也没有得到充分的挖掘，农业科技资金供给短缺的矛盾并没有得到根本性的解决。通过与国外(尤其是发达国家)农业科技投资特征的比较，可以归纳出我国农业科技投资的两个突出问题:

(一)农业科技投资强度低统计数据表明:得益于政府对农业科技的高度重视，以及私人部门的积极参与，各国农业科研投资强度普遍高于非农业部门［4］。从我国的情况来看，尽管政府对农业科技投资的力度不断加大，私人部门也开始介入农业科技投资领域，但从总体来看，农业科技投资强度还很低:既低于国内科技投入的平均强度，也低于发达国家(甚至发展中国家)的平均农业科技投入强度(见表3和表4)。表3的统计数据反映:我国2007年的农业科技投资强度仅为0.54%，仅仅相当于美国2006年农业科技投入强度的1/7左右，或者20世纪90年达国家农业科技投资平均强度的1/4左右，以及发展中国家20世纪90年代平均农业科技投资强度的50%左右。表4的统计数据表明，与发达国家农业科技投资强度普遍高于科技投资强度的情况相反，我国农业科技投资强度远远低于非农业部门的水平。以2007年的统计数据为例，我国农业科技投资平均0.54%的投资强度，仅仅相当于国内科技投资强度(1.49%)的1/3左右。

(二)私人投资参与度不高从我国的情况来看，虽然私人部门已经开始涉足农业科技领域，但由于起步晚，私人投资在整个农业科技投资领域中的作用还微不足道。私人投资农业科技活动的积极性没有得到充分发挥，原因是多方面的:

1.农业本身的弱质性及其对自然条件的高度依赖性，决定了农业科技活动的高风险性［5］。企业投资要求风险与收益对称，要求收益立竿见影，并且能得到有效保障，农业科技投资难以满足这些要求，也就难以获得私人部门的青睐，尤其在资源环境、农作制度、气候研究等公共产品属性突出的领域，更是如此。

2.企业资金没有得到充分挖掘。由于我国农业产业化程度不高，资金实力和科研能力强大的农业企业为数不多，农业科研力量主要集中在高校和政府科研机构中。这些机构的经费主要由政府提供，也就必须以政府为主要服务对象，而缺乏市场竞争意识，缺乏与企业联系、争取企业经费支持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3.农业科技成果必须在较大范围内应用才能取得显著的经济效益，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虽然在促进农村经济发展过程中作出了巨大贡献，但这种制度导致的农地分散，使得农民应用高新技术的收益有限，对应用农业科技成果的兴趣不高。4.从农业科技私人投资来看，由于农业科技成果的公共产品(或半公共产品)属性，农业知识产权很难得到有效的保护。私人部门投资缺乏有效的政策支持和良好的投资环境，加上受传统的重工轻农思想的影响，企业投资意愿不强。私人部门参与农业科技活动比例偏低，既不利于农业科技投资强度的增加，也不利于农业科技投资结构的优化。由于缺乏追求科技成果实用性的私人资本的参与，政府的公共投资缺乏有效的竞争，既降低了公共投资的效率，也导致了农业科技与现实需求的脱节。

三、基本结论及对策建议

科技兴农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发展现代农业、增加农民收入、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必然选择。落实科技兴农战略的关键在于加大农业科技投入力度［6］。农业科技投资是农业技术进步的基础和前提条件，由于经济发展水平和农业科技管理体制的差异，中、美两国农业科技投资强度和效率有显著的差别。提高农业科技投资强度和效率，主要是在加大政府农业科技投资强度的基础上，充分发挥非政府部门在农业科技活动中的作用，促进农业科技成果转化，提高农业科技投资回报率。

(一)提高认识，加大政府农业科技公共投入力度作为一个农业大国，即使是在工业占主导地位的时代，无论是对我国经济的持续发展，还是对整个社会的稳定，农业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我们必须主动加强农业科技投入的力度。农业科技投入促进技术进步理论认为，农业科技进步是一个不断创造新知识、发明新技术并推广应用于农业生产实践，进而提高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动态发展过程，农业科技进步与创新是农业经济增长的原动力。为了保持农业经济的持续发展，必须依靠科技进步和加大农业科技投入力度。农业科技投入的政府公共选择理论认为，大部分农业科技产品在不同程度上具有一般公共产品属性，公共产品的非排他性必然会出现“搭便车”现象，而技术“消费”的非竞争性更使得科技产品的效益无法得到充分发挥。因此，农业科技需要政府给予更大的支持。为了保证财政对农业科技的投资力度，可以借鉴美国等发达国家的经验，用法令和制度保障农业科技资金的刚性供给，建立政府农业科技资金持续供给的长效机制。同时，要统一农业科技资金管理，优化农业科技资金配置，以保证农业科技财政投资的效率。

投资体制范文篇3

一、全面把握深化投资体制改革的指导思想和目标任务(一)明确指导思想。按照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树立科学发展观，实施“八八战略”，建设“平安**”，管好政府投资，激活民间投资，优化投资结构，提高投资效益，促进我省经济协调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实现高起点上更高水平的发展。(二)明确目标任务。落实企业投资自主权，规范企业投资行为；合理界定政府投资范围，提高政府投资决策和管理水平；健全投资调控体系，促进总量平衡和结构优化；加强投资监管，依法维护投资和建设市场秩序；最终建立市场引导投资、企业自主决策、银行独立审贷、融资方式多样、中介服务规范、宏观调控有效的新型投资体制。

二、牢固确立企业的投资主体地位(一)改革企业投资审批制。按照投资体制改革的要求，制定出台**省企业投资项目管理办法。各级政府投资主管部门（指地方政府发改委或计委和地方政府规定具有投资管理职能的经贸委或经委）对企业不使用政府投资建设的项目，一律不再实行审批制，区别不同情况实行核准制和备案制。政府仅对重大项目和限制类项目从维护社会公共利益角度进行核准，其他项目无论规模大小均实行备案制。（二)规范核准制。严格限定政府核准项目的范围和权限，明确核准的运作程序和办理时限，并向社会公布。宁波市政府投资主管部门具有相当于省级政府投资主管部门的核准权限；经省政府批准的经济扩权县(市、区)政府投资主管部门，具有相当于设区市级政府投资主管部门的核准权限。企业投资实行核准制的项目，只需向政府提交项目申请报告。政府主要从维护经济安全、合理开发利用资源、保护生态环境、优化重大布局、保障公共利益、防止出现垄断等方面进行核准。对外商投资项目，政府还要从市场准入、资本项目管理等方面进行核准。(三)健全备案制。明确企业投资项目备案运作程序和要求，凡是不实行核准制的企业投资项目，一律实行备案制，按要求向各级政府投资主管部门备案。除不符合法律法规规定、产业政策禁止发展、需报政府核准的企业投资项目外，各级政府投资主管部门都应予以备案。备案制实行全省联网和属地化管理，按照“统一备案、并联操作、限时办结、全程服务”的原则运作。对投资主管部门予以备案的项目，国土资源、环境保护、规划建设等有关部门要按照各自职能依法同步给予办理相关手续，并将结果及时反馈投资主管部门。对投资主管部门不予备案的项目以及应向投资主管部门备案而未备案的项目，不予办理相关手续。项目经备案并依法办理相关手续后方可施工建设。省投资主管部门要切实加强对全省企业投资项目备案工作的指导、协调和监督。（四）放宽民间投资领域。进一步贯彻《中共**省委、**省人民政府关于推动民营经济新飞跃的若干意见》（浙委〔**〕4号）和《**省人民政府关于促进和引导民间投资的意见》（浙政发〔**〕1号），最大限度地开放投资市场，放宽民间资本准入领域，允许民间资本进入法律法规未禁入的基础设施、公用事业及其他行业和领域。(五)拓宽项目融资渠道。鼓励各类企业以股权、债权等直接融资方式筹集资金，逐步形成多种募集方式相互补充的多层次资本市场。积极争取国家支持并经批准，推出一些收益稳定的基础设施项目进行试点，通过公开发行股票、可转换债券等方式筹集建设资金。运用银团贷款、融资租赁、财务顾问等多种业务方式，支持项目建设。支持有实力的企业通过海外上市、吸收外资入股等形式从国际资本市场融资。选择一些资本金到位、运作规范的企业发行项目建设债券。(六)规范企业投资行为。各类企业都要诚信守法，维护公共利益，确保工程质量。严格遵守国土资源、环境保护、城市规划、安全生产等法律法规，严格执行产业政策和行业准入标准。严格执行投资项目的法人责任制、资本金制、招标投标制、工程监理制和合同管理制。

三、加快完善政府投资的管理体制(一)合理界定政府投资范围。政府投资主要用于关系国家安全和市场不能有效配置资源的经济和社会领域，包括加强公益性和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促进欠发达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推进科技进步、高新技术产业化和现代服务业，确保重大建设项目的顺利实施。省级政府投资除本级政权等建设外，主要安排区域性、流域性以及关系全省经济和社会发展全局的重大建设项目。(二)建立健全政府投资项目决策机制。提高政府投资项目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水平，完善和坚持政府投资项目科学决策的规则和程序。各级政府投资主管部门要会同有关部门统一编制政府投资的中长期规划和年度计划。各级政府投资主管部门根据本级政府有关部门、下级政府投资主管部门和有关项目业主的申请，在征询行业主管部门意见后，会同财政部门衔接部门预算，编制年度政府投资项目计划。年度政府投资项目计划应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向同级人民代表大会报告。政府投资项目一般都要经过符合资质要求的咨询中介机构的评估论证，咨询评估要引入竞争机制；特别重大的项目还应实行专家评议制度；逐步实行政府投资项目公示制度，广泛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和建议。(三)严格规范政府投资项目审批管理。规范政府投资项目管理，针对不同的资金类型和资金运用方式，确定相应的管理办法。政府投资项目采用直接投资和资本金注入方式的，审批项目建议书、可行性研究报告、初步设计和概算。采用投资补助、转贷和贷款贴息方式的，原则上只审批资金申请报告。(四)切实加强政府投资项目资金管理。统筹安排、合理使用各类政府投资资金。政府投资资金一律按项目安排，并按项目建设进度下达投资资金计划。严格控制项目投资，任何单位和个人都不得擅自变更项目投资规模，提高建设标准。尽快研究制定政府投资资金绩效管理办法。(五)努力改进政府投资项目建设实施方式。规范政府投资项目的建设标准，并根据情况变化及时修订完善。对非经营性政府投资项目，积极推行代建制。省投资主管部门要会同省级有关部门尽快研究制定代建制管理办法，组织推进试点工作。建立和完善政府投资项目的风险管理机制。(六)充分发挥政府投资的引导作用。各级政府要积极创造条件，在政府投资项目中有序引入市场机制，利用特许经营、投资补助等多种方式，吸引社会资本参与有合理回报和一定投资回收能力的基础性和公益性项目建设。对于具有垄断性的项目，试行特许经营，通过业主招标制度，开展公平竞争。已经建成的政府投资项目，具备条件的经过批准可以依法转让产权或经营权。

投资体制范文篇4

[关键词]投资体制市场化

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要“深化财政、税收、金融和投融资体制改革”，“优化金融资源配置”。投资体制如何改革？只要我们重新审视投资体制改革的轨迹，深刻反省投资体制改革存在的问题，认真理清投资体制改革的思路，我们就会发现，投融资作为资源配置的一种方式，必须以市场为基础，市场化是投资体制改革的必由之路。

一、投资体制改革经历了计划经济和改革开放两个时期，在探索中向市场化逐步前进

我国的投资体制伴随着经济体制改革完善而不断发展。先后经历了计划经济和改革开放的两个时期、八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从1949年到1957年，是建国初期投资主体多元化与“一五”计划时期中央集权加强时期。建国初期，我国经济生活中存在着大量的民族资本、个体工商业、手工劳动者、没收的外国资本，形成了所有制结构、经济成分多样化的格局，从而决定了投资主体多元化局面。投资资金来源中，国家财政拨款、公私合股出资、赎买资金、银行借贷均占不少比例。1956年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及“一五”计划的最后完成，政府投资成为最主要的投资主体，高度集中的计划投资体制也逐渐形成。

第二阶段是从1958年到1960年，是在“”背景下中央与地方分权的投资体制时期。为克服第一阶段时期投资体制中存在的高度统一集中的弊端，调动地方政府的积极性，中央采取扩大地方投资审批权、投资计划的编制权及管理权，实行基本建设投资资金包干制，裁撤中国人民建设银行并将其并入财政部等措施，动摇了前一段时期形成的投资体制。但是，“”使中国经济生活秩序被打乱，被调动了积极性的地方政府成了追求高标准、大规模、低效益的盲目投资、重复投资的“先锋队”，致使国民收入在1959年到1969年之间下降35%，一个有希望的新的投资制度亦遭夭折。

第三阶段是从1961年到1965年的国民经济调整时期。1961年，中央提出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中央以调整为中心，力图搞好综合平衡，加强了对新建、改建大中型项目的计划审批权，削减地方财政投资拨款权，改由中央财政专项拨款，调整投资力度，改革投资结构。然而，此项投资体制的调整是基于国民经济的恢复和社会稳定的需要，借助于具有强制力的行政命令实施的，因而未能从根本上改善投资体制的运行机制，反而重新回到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投资体制。

第四阶段是从1966年到1978年的“”时期。“”时期我国投资经济体制及其运行机制被严重破坏。为摆脱这种局面，国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如再次下放基本建设投资计划的审批权，投资包干的资金管理形式再次起用，建立基建施工指挥部和工资制度，扩大地方、企业的投资分配权限等。然而，政治运动或强行干预，并未使相应的投资管理体制形成，反而最终导致全国投资总规模失控、投资结构极不合理、投资无效益的局面。

总的来讲，建国后我国的投资体制虽然经过了反复的变动，但最终仍然未能跳出计划经济体制的藩篱。其共同特点是：（1）投资主体的单一性。国家作为主导的投资主体，挤占了其他经济所有制构成中的所有权主体的投资主体地位。投资决策权、实施管理权、调控监控权、效益审核权均由中央集中统一部署、审批，企业成为政府的附属机构。（2）投资资金的单一化。中央财政拨款成为基本建设资金的唯一来源。（3）投资管理组织、机构、制度的统一性。投资计划的编制、投资资金的预决算都集中在中央统一管理，地方政府只能依据中央计划而编制相应的计划。（4）专业银行监控力度扩大化。1952年，交通银行开始负责监督和管理国家对基本建设单位的拨款，强化监控力度，扩大监控范围。1954年中国人民银行成立，于是承担起对基本建设资金拨款和监督的职能，银行的职能不断扩大，这些因素都阻碍着更多的投资者成为投资主体。

改革开放后投资体制在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进程中逐步得到完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的经济建设步入了崭新的改革开放的历史发展时期。在农村改革逐步向城市渗透的经济体制的改革过程中，投资体制及其运行机制也伴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而逐步完善，使得我国的投资融资体制在涉及宏观、微观、市场等诸多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投资体制改革也经历了以下4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1979年到1984年。这一阶段首先推出了“拨改贷”的改革，即由国有单位投资完全靠财政拨款、无偿使用方式改为主要靠银行贷款、有偿使用方式；在设计、施工企业管理体制、建设单位责任制等方面进行了初步的改革，并开征国家能源重点建设基金和建筑税。

第二阶段是1984年到1988年。这一阶段开始触及投资决策与管理中的计划与市场问题。先后在扩大地方和企业的投资项目决策审批权限、确立基本建设程序、推行设计、施工招标投标和工程总承包制度、扩大建筑材料和设备供应的市场调节范围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改革。这一系列政策、方针的出台，致使投资领域打破了政府作为单一投资主体的格局，三资企业、乡镇企业、国有企业分别承担起投资主体的决策权和责任权。

第三阶段是1988年到1992年。这一阶段，以国务院《关于投资管理体制的近期改革方案》为标志，第一次对投资体制提出了比较系统的改革思路。实行了以建立基本建设基金制度（即为了保证重点建设有稳定的资金来源，将财政预算内用于基建的资金和部分专项资金作为国家投资基金，在财政列收列支，专款专用，周转使用）和成立政府投资公司为主要内容的改革措施。这一个阶段的许多政策、措施，开始从根本上突破原有的许多投资体制上因社会制度性质的限制，开始运用经济杠杆、市场中介、价格调控来建立新的投融资体制，并取得了丰硕成果。

第四阶段是1992年至今。邓小平发表南方重要讲话和党的“十四大”确定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改革目标，为深化投资体制改革进一步指明了方向。这一阶段提出了把投资项目区分为竞争性项目、基础性项目和公益性项目，并按此划分政府与企业各自的投资责任的思路，推出了项目法人责任制、资本金制度、工程监理制等改革措施，发展了证券市场，成立了政策性银行，对国有金融机构进行了商业化改革，取消了固定资产贷款的指令性计划和规模控制。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进一步完善和发展，资源配置的市场化已成为趋势，社会主义的投资体制也必将更加科学规范有效。

二、投资体制改革已取得了初步成效，但仍有许多问题亟待解决

经过20多年的改革，我国的投资体制发生了巨大变化，主要表现在以下5个方面：

1.投资体制多元化

以市场经济为目标的投资体制改革已基本形成，从根本上改变了改革前我国投资体制单一化的局面，形成了目前中央和各级地方政府投资主体、各类企业投资主体以及国内外私人投资主体等的多元化格局。

2.投资决策多层次

由过去主要为中央政府进行项目决策的单一层次，发展为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企业部门、企业和个人等多层次项目决策。

3.投资方式多样化

由过去只有政府拨款建设一种方式，发展为合资、合作、股份合作、项目融资（BOT、TOT等）、承包、租赁等多种方式。

4.投资来源多渠道

现已形成财政拨款、专项基金、国内银行贷款、投资主体自有资金、发行债券、国外贷款、外商直接投资等多种多样的资金来源渠道。

5.管理方式间接化

国家在投资管理中逐步用指导性计划取代指令性计划，运用产业政策、税收、价格和利率等间接调控手段调节投资方向和各类投资主体的投资行为。越来越多地依靠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和运用经济杠杆而不是行政命令去调节资本要素的配置；在项目建设的全过程引入市场竞争机制。

我国投资体制改革虽然已经取得了一定进展，许多制度性、时空性的传统观念被打破。但由于国有企业改革、国有资产经营管理体制改革、金融体制改革等尚未解决许多深层次的问题，市场体系的发育还很不充分，政府职能转变也还不到位，有关法律法规也不健全，现行投资体制仍然不能适应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突出表现在：政企尚未完全分开，政府投资包揽过多，企业作为最主要的投资主体还缺乏充分的投资决策权，对非国有投资主体投资领域限制过多，国有资本的产权关系不够明晰，出资人不到位，激励和约束机制不健全，投资决策主体与投资责任主体不一致；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都还存在许多体制、机制性障碍，融资渠道和融资方式还有待进一步拓宽；投资的结构性矛盾日益突出，固定资产投资存在着总量膨胀和周期性波动的问题；投资宏观管理体系不完善，参与投资调控的有关部门和各种调控手段协调配合的机制尚不健全，对投资项目的管理基本上还是沿用计划经济时代的行政审批制，未能形成多向性、立体化的改革思路；投资的宏观效益低下，投资体制中存在的深层次矛盾，如投资机制、投资经济责任机制等未能真正触及；投资的管理中仍然存在着过多运用直接手段，而对间接手段使用不多；投资中介服务机构发展滞后且不规范，尚未形成公开、公平、有序的竞争局面。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不仅需要对投资体制进一步作深层次的改革，而且有赖于相关的各方面改革措施真正到位。

三、以市场化为目标，进一步深化投资体制改革

进一步深化投资体制改革要从我国社会主义的基本国情出发，按照逐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在坚持和完善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份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的基础上，分清政府和社会投资主体各自的投资责任，使企业成为社会再生产最主要的投资主体。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充分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做到“谁投资、谁决策、谁受益、谁承担风险”。但是，投资体制改革涉及的范围广，从改进对大型投资项目的管理到深化微观经济中投资及融资的市场化改革；从投融资渠道看，涉及政府财政投资、企业投资、银行贷款、证券直接融资、社会投资和外资等方面。推进投资体制改革，要着重于加强和规范政府投资的管理，扩大企业投资决策权，规范企业投资行为，发挥市场机制作用；综合利用经济、法律、行政手段，加强对投资的监管。我国投资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必须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前提下的投融资体制。中国生产力状况的现实性，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性，市场经济运行的规律性，是我国投资体制的三大本质特征。因此，我国投资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总的讲要按照“企业自主决策、银行自主审贷、政府调控监管”的原则。具体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在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方针的前提下，赋予企业独立的法人地位，使之真正成为独立决策、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约束与发展的投融资主体

运用市场调节，强化投融资风险责任承担机制，按政企分开原则确立政府投资主体的责任，实施项目资本金制度、项目法人责任制度，建立决策责任制度。

2.任何投资主体必须在严格遵循市场经济基本规则的条件下从事投资活动

政府投资从一般竞争性领域中退出，主要负责与提供“社会公共产品和服务”相关领域的投资，以及某些具有先导性、示范性的高新技术产业化投资。鼓励企业自主决策，使企业成为最主要的投融资主体，除极少数必须由国家垄断经营的行业外，绝大多数投资领域对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在市场准入上一视同仁，公平竞争。凡是不需要政府投资的项目，均应在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约束和产业政策指导下，由投资主体（主要是企业投资主体）自主决策，并对从项目、资金筹措、建设实施、生产经营、投资回报、债务偿还到资产的保值增值实行全过程负责，强化企业法人的投资风险责任约束机制。

3.支持银行独立审贷

金融机构要强化风险责任意识，加强对投资主体的外部约束。政策性银行要贯彻国家产业政策，同时也要按资产负债比例进行管理，实现良性循环。商业银行要严格执行《商业银行法》和《贷款通则》，严格实行资产负债比例管理，增强风险意识，按照确保资金安全性、盈利性、流动性的原则自主选择贷款项目。

4.大力发展资本市场

在继续完善以银行融资为主的间接融资体系的同时，要积极培育和发展规范、透明、高效的资本市场，通过扩大债券、股票发行规模，逐步提高直接融资的比重，拓宽企业自主投融资渠道。

5.全力推进社会投资

进一步放宽投资领域，除竞争性项目外，鼓励和引导社会投资投向基础设施、教育、文化和卫生等公共事业项目。加强对社会投资的信息服务，提供技术、管理及培训等方面的帮助。

6.建立健全服务体系

主要是加快投资市场中介组织（包括设计、会计、审计、咨询、监理等）的企业化和市场化进程，规范其服务行为。各种投资中介组织要按照政企分开的原则与政府部门脱钩，打破行政性的行业垄断和地区分割，以其执业信誉和服务质量进行公开、公平、有序的竞争。对工程设计、咨询、施工和监理等一律实行招标投标，引进必要的国际竞争。通过加强对投资建设领域中介服务收费标准的监督管理，建立自律性行业协会，建立资信评定、分级制度等措施，实现各项中介服务规范化。

7.积极稳步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

利率市场化有利于金融市场更优化、更高效地配置各类金融资源，促进经济增长。要逐步建立以中央银行利率为基础，由市场供求决定商业性金融产品利率水平的利率体系，这是金融体制改革中的重要内容。利率市场化改革必须稳步推进，逐渐探索，而选择品种、时机和实施步骤非常重要。

8.政府加强宏观调控

政府主要通过制定发展规划和重大项目布局，综合运用经济政策、经济杠杆和经济法规，对投资总量和投资结构进行宏观调控。凡属国家法律法规和产业政策允许范围内，又不需要国家财政投资的建设项目，除极少数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全局影响特别重大的项目外，均应逐步取消行政审批制，改为投资项目登记备案制。政府宏观调控部门通过及时投资项目信息，引导投资方向。

9.调整政府投资方向

当前社会需求严重不足，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政府要改善投资环境，刺激民间投资，对民间投资做好引导。但是，加大政府投资的力度也是不可缺少的条件。这里的问题是政府该往哪里投？就目前而论，政府投资的方向主要有以下4点：（1）基础设施建设。基础设施的不足与落后一直是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瓶颈，投资方向包括能源、交通、通讯等领域。（2）技术创新投资。（3）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4）实施西部大开发。

我国的投资体制是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而逐步完善的。党的十六大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发展目标，把我国的改革开放水平推向了一个新的、更高的平台。但是，投资体制改革涉及的问题复杂，还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和总结，建立和完善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新型投资体制任重而道远。

参考文献：

投资体制范文篇5

论文摘要指出了我省十多年来林业贷款投资体制已显露的弊端。面对我省已完成十年造林规划和基本消灭宜林荒山后出现的新课题,以及今年我国长江中下游和嫩江、松花江流域遭遇的特大洪涝灾害给我省林业可能带来的发展机遇,论述了探索新的林业贷款投资体制,使我省的林业生产再上新台阶的必要性。

改革开放20年来,我省的林业生产和其它行业一样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尤其是大规模利用世界银行贷款造林以来,更是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速度。应该肯定,这些贷款对我省的林业生产和建设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现有的投资体制和管理模式是富有成效的。但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建立和完善,以计划经济为基础建立起来的投资体系和管理模式已暴露出明显的弊端:①承贷方均以国家政府机关为主体,淡化了承贷主体的风险意识。既为贷款即非无偿援助,尽管利率低、周期长但仍要还本付息。因此这些项目在实施过程中,在兼顾社会效益、生态效益的同时,必须注重经济效益,用项目取得的收益还本付息扩大再生产。而以基层林业主管部门为主体的承贷方不是经济实体,是不可能承担还贷重任的。同时,所有贷款项目均由基层财政提供担保,使贷款的主体有了“国家”的保护伞,失去了还款的忧患意识。②管理模式中缺少以效益为中心的考核、监督机制,只重造林,不重管护,只重规模,不重效益,使得还款措施形同“虚拟”。尽管每期项目在实施之前,也都进行了较详细的可行性研究,但在项目实施过程中,以效益为中心的管理措施并不配套,致使如何以项目取得的实际收益还贷这一实质性的问题被有意、无意地回避了。所以,每当我们向项目区的领导同志提起这一问题时,得到的回答总是:“我们只负责贷款,到还款时我们还在不在林业局都难说”。言外之意,还款就不是他们考虑的问题了。那么还贷任务该由谁、怎样来完成呢?

关于以什么样的贷款、投资体制和管理模式来高标准地完成世界银行贷款造林项目,并使之取得预期的收益振兴我省林业经济,在我省是一个争论了十多年的话题,由于种种原因,目前仍处于“争议”阶段。与我省同为世行贷款项目省份的四川,在项目启动初期就进行了多种投资方式和管理模式的探索,其中不乏成功的经验。如:将项目资金贷给企业,由企业按照项目的总体要求营造速生丰产林,承贷和偿还项目款。位于四川宜宾地区的枝洋林业开发公司,是一个只有50多名职工的林业企业,在承贷了世行项目的造林资金后,按项目的总体要求,科学规划,精心施工,高标准地完成了杉木速生丰产林的营造任务。以经济利益为纽带,较好地处理了投资方、土地所有者、管理人员之间的关系。公司作为投资方以资金入股并负责规划设计、造林树种选择、日常管理、监督、考核、支付管理人员工资和产品的销售等工作。土地所有者以土地入股,参与投资方的管理工作。管理人员则根据管护的面积、株数、树木生产量以及与此相关的奖惩指标按年领取劳动报酬,较好地解决了林木生长周期长与管护人员要求眼前利益的矛盾,极大地调动了管护人员的工作热情和积极性。仅此一项,公司每年即从项目林的轮伐、间伐收入中获利100余万元,实现了20%以上的资金回报率。公司由于从造林经营中取得了收益,又进一步激发了营造速生丰产林的热情,不仅使轮伐迹地及时得到恢复而且还逐步扩大了造林面积,真正实现了造林、采伐、更新的良性循环。这一尝试成功的主要原因就在于:①承贷主体明确。企业具有独立的法人地位,利用信贷资金扩大了生产、经营规模,用取得的收益偿还贷款是独立的经营行为。②以效益为中心的管理行为调动了各方面的积极性,有力、有效。任何企业的经营行为都以取得最大的收益为目标,任何经营环节出现的管理偏差都可能导致经营的失败。因此,任何企业都没有理由不注重生产全过程的管理。

通过广大林业职工的努力,我省已基本完成十年造林规划和消灭宜林荒山的任务,如何利用好有限的造林资金,使我省的林业生产再上新的台阶,摆脱我省林业经济的危困局面,是我们面临的新课题。今年入夏以来,长江中下游流域和嫩江、松花江流域遭遇的特大洪涝灾害为我省的林业发展可能带来新的机遇。我省黄河故道地区现存的数十万亩宜林荒地和数百万亩的低产林地有可能成为我国重要的优质用材林和特种用材林基地。如何争取到这些建设资金并使之产生较高的效益也涉及到建立什么样的贷款投资体制和经营管理模式问题。是沿用过去的体制和模式,以经济效益为中心探索新的体制和模式,还是求稳、等待或是继续“争议”。

投资体制范文篇6

关键词：社会体制，公共领域投资体制，公共政策，社会管理，体制改革，财政体制

公共领域的投资体制改革是自1978年我国启动体制改革以来剩余的几个关键领域的重点改革之一，必须给予高度重视。因为公共领域的投资体制改革直接关系到社会组织的发育、社会体制的完善和公民社会的形成，更关系到作为社会主义事业四位一体总体布局之一的社会建设目标能否顺利实现。

我国目前社会体制建设的特点与发展的阶段性有关。本文认为公共领域的投资体制改革是社会体制改革的切入点。在这里，所谓公共领域，是指必须由公共财政负担的领域，或者叫基本公共服务领域，它也是社会建设的基础性工作。现阶段的基本公共服务应当是指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本框架已经初步建立但还需继续完善条件下，政府为实现社会公平和公正，通过完善财政体制和提供财政保障来使不同地区居民有机会、有能力、有权利接受主要公共服务，包括医疗卫生（或者叫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基本教育（义务教育）、社会救助与社会福利、就业服务、养老保险，以及保障性住宅。基本公共服务是政府的基本责任，是公民的基本权利，它体现了发展的社会属性，所以我们说它是社会建设的基础。对于那些公益性弱，可以由市场介入的公共服务，我们暂且将其视为市场领域的问题，本文不予讨论。

一、我国公共领域投资体制的特点及其问题

我国公共领域投资体制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两个关系的处理上，一是政府间关系，即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以及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二是政府与社会的关系。我们把前者认定为宏观体制问题，把后者视为微观体制问题，因为后者基本集中在服务供给的末端。

（一）宏观体制：各级政府责任不明，政府间财政负担不规范

按照国际上的划分，中国应该是一个单一制国家。当今世界上的许多国家，如英国、瑞典、以色列、埃及、加纳和菲律宾也都实行单一性的政府体制。在单一制国家中，中央政府扮演最终权威的角色。在联邦制国家中，权威是在联邦政府和选区政府之间进行分配。在职权领域内，每个政府在理论上都是至高无上的。不论是单一制国家还是联邦制国家都要处理政府间关系，特别是政府间的财政关系。而且，这种关系非常复杂，在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特点。以美国为例，自内战以来，美国联邦主义的演变至少经历了三个阶段：二元联邦主义、合作联邦主义和新联邦主义。在二元联邦主义中，州和联邦政府在各自范围内的权力是至高无上的。在联邦制国家，联邦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关系之一是分权问题。我们把责任划分和责任明晰作为单一制国家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关系特征之一。

从总体上看，我国目前在社会体制建设上面临的问题之一是，中央政府的社会建设目标由于与地方政府实行财政分权，以及双方责任划分不清晰而难以顺利实现。甚至在很多情况下，中央政府的社会政策直接变成了地方政府的社会政策，如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1998年，中央政府正式提出“公共财政”的理念，并把其作为财政体制改革的目标。这意味着在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上，政府要把关注点放在具有公共风险的领域，从其他不该介入的领域坚决退出；在与公众的关系上，要真正体现以人为本，把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作为要务。至此，围绕着公共财政体制目标，政府对财政体制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包括清费正税、取消农业税、预算管理体制改革、财政支出结构调整、新一轮税制改革等等。尽管改革开放以来，财税体制几经改革，但距公共财政的目标还相差甚远。主要表现在中央财政收入占整个国家财政收入的比重在不断上升，但是中央财政支出的比例却在不断下降，形成非对称性财政分权的格局（见表1）。

[@图头@]表1：2004年全国主要支出大类占预算支出的比重及中央和地方政府分摊比例

从义务教育为例。从对云南省调研的情况看，义务教育实施过程中各地财力差异很大，而且由于标准等问题，经济富裕的地区反而得到的转移支付更多。另外，教科书费用由中央财政解决，但是中小学的教学辅导书很多，一般在53元到63元之间，是由个人支付的，贫困家庭很难负担。据调查，“我国的义务教育经费78%由乡镇政府负担，9%左右由县财政负担，省负担11%，中央财政负担不足2%。”①我国完全落实各级政府对义务教育特别是对农村义务教育的投入责任存在诸多困难，处理目前的义务教育“欠债”问题既困难又复杂，家庭贫困学生的资助工作十分艰巨。

再看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我国在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领域投入体制还是多元化的，城乡体制分割非常严重。在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制度的实施中，对中西部地区中央政府采取转移支付方式给予支持，东部发达地区主要靠地方力量，包括过去几年推行的公共卫生建设也主要采用这种模式（见表2）。“预算内公共卫生支出，中央政府仅占卫生预算支出的2%，其他均为地方政府支出，而地方政府，县、乡共支出了预算的55%～60%"。②根据国际经验，类似义务教育、公共卫生这样的基本公共服务在许多国家是由中央政府（联邦）或省政府支出的。另外，在我国基层政府没有税收立法权、没有举债权，没有独立的主体税种，掌握的财政资源有限，其财力与事权不匹配。

[@图头@]表2：2004－2006年北京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筹资情况（%）

还有社会福利和社会救助，这方面的公共财政责任在实践中采取了责任分解、分级负担的做法。由于中央与地方事权、责任、财权划分尚不规范，作为基本公共服务范畴的社会福利和社会救助费的支出，在体制上还存在突出问题。昆明市的社会福利和社会救助实行财政分级承包。区级社会福利和社会救助以区财政为主，市财政适当补贴。实际情况是，一般的区财政很难承担，最终造成标准低、覆盖面窄。昆明在云南属发达地区，一般地区就更难说了。黑龙江省80%的县依靠国家和省财政转移支付。农村最低保障工作，尽管省财政尽了很大努力，给予了78.5%的资金补助，但是仍然有贫困县市需要自行匹配的资金，无法落实。救灾方面，黑龙江目前的救灾资金主要用于灾民的口粮救济。国家每年拨给黑龙江省救灾资金在1亿元左右，需政府救济粮人口按300万计算，平均每个灾民实际得到救济33元，基本口粮的保障都十分困难，再加上蔬菜等生活副食的支出，灾害救济金更显得捉襟见肘。2007年以来居民消费价格水平不断上涨，贫困居民的生活压力持续增加。每年国家拨付的恢复重建资金十分有限，补助标准经历了从300元到600元的漫长历程，到近期才提高到每间房子补助1500元的标准。近些年来，虽然中央财政转移支付的力度比较大，对弥补地方的社会福利和社会救助费缺口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实践中也确实存在一些问题。例如，转移支付缺乏严格的规范、制度设计和执行标准。中央财政的转移支付不全面、结构不合理，特别是在农村社会救助制度、农村社区建设等项目上，中央财政没有做出合理和适量的财力转移。

关于基本养老保险，我国现行的养老保障体制是建立在城乡二元社会结构、二元经济结构、公共财政面向城市基础之上的，这种模式对我国体制建设形成了严重制约。第一，现有农村老年群体，保障水平低，容易形成一个庞大的老年贫困群体。第二，城镇化进程加速，失地农民数量增加，农村传统的养老保障模式受到挑战。调查发现，即使像北京这样经济发达的地区，尽管政府对市、区县两级财政每年给每个参保农民的补贴为50～70元，但是仍不能达到全市农村养老保险的基本公平。与农民工面临的问题基本相同，失地农民存在的问题是：我国城镇基本养老保险制度规定，养老保险缴费必须满15年才有领取基本养老金的资格，大多数地区还没有出台相应政策，致使45岁以上的失地农民不能投保，这意味着城市养老保险制度对这些失地农民关上了养老保障大门。

OECD的研究报告指出，从支出责任看，中国的财政体制是高度分权化的，但财政收入比财政支出分权程度低得多，地方政府没有确定税率的自主权，以获得收入来满足当地的支出需要。由此形成的地方财政支出责任和税收收入的缺口需要存在一个大规模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此外，现行体制内存在的逆向激励也扭曲了地方政府财政支出结构。因此，现行的财政体制在公平和效率方面都需要改进。这是全部财政问题的根本问题之一。我国目前公共领域投资体制面临的问题还有，中央各部委在提供公共服务的过程中，重投资轻规划，尤其缺乏基本公共服务的设施标准、人均财政支付能力标准的研究和制定，致使规划目标不明确、不准确，实施措施不具体，可操作性差。

（二）微观体制：服务组织欠发育，服务供给主体单一

许多国家的政府都是通过非营利组织向社会递送公共服务，充分发挥非营利组织在公共服务中的作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民间组织发展迅速。据民政部统计，截至2006年底，全国注册登记的社会团体为19.2万个，民办非企业单位为16.1万个。但是，从现状来看，无论是人们的观念，还是社会组织数量、规模，以及更为重要的其整体的能力和作用，都还跟不上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大多数现有的非营利组织，特别是社团存在以下一些问题：（1）官办和行政色彩太浓，缺乏应有的民间性、自治性、自愿性和自主性，创新精神和开拓性不足，不少组织以营利为目的；（2）自律机制不够健全，对于非营利组织所应具备的透明度、公信度和良好行为准则，许多组织还不甚了解；（3）人员年龄老化、观念老化、知识结构老化，运作方式不能适应市场化的环境和社会治理方式；（4）结构失衡。真正能适应环境，及时回应和满足民间需求，又能充分利用社会资源和民间资源的非营利机构和组织所占比重太小。

我们目前还没有政府支持社会组织参与基本公共服务的确切统计数据。从民政事业的支出中也很难看出政府有购买公共服务的款项（见表3）。从调研情况看，各级政府通过社会组织提供公共服务的情况还不普遍，只有个别地区的个别组织得到本地政府的财政支持。目前我国社区建设资金还是比较缺乏的。根据2005年民政部的百城（区）社区建设抽样调查和社区建设问题专题调研，2004年，被调查的235个社区中，27.66%的总收入在1万元以下，1～8万元的占31.91%，13.62%在8万元以上，有26.81%的社区未填。这些有资金的社区其收入主要来源于政府拨款。调查表明，政府每年拨款在5000元以下的社区占28.09%，5000元到15000元之间的占13.62%，25.96%的社区可以得到15000元以上的政府拨款，有33.19%的社区未填。社区尚且如此，更不用说社会组织了。

[@图头@]表3：2000－2005年我国民政事业费支出明细（单位：亿元）

二、公共领域投资体制改革的基本思路

我国社会体制改革的基本思路可以这样确定：在宏观体制上，改革和完善政府间关系，培育地方政府作为公共服务的直接管理者、提供者角色；在微观体制上，发育和壮大社会组织，培育社会组织的公共服务供给者角色，从中央到地方，从政府到社会，形成一个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体系，一种合理的社会体制安排。

（一）调整和改革政府间关系，完善转移支付机制

在中国这样的单一制国家，人口众多，五级政府施政，由哪一级政府提供基本公共服务最有效、最合理？能否采取不同层级的政府提供不同类型的基本公共服务模式？这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第一，是否可以由中央政府来制定基本公共服务的标准、财政体制及转移体制框架。第二，是否由省级政府负责国家基本公共服务政策的监督、执行和评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实施标准和评估指标体系由中央政府统一制定。第三，是否由地方政府，主要是县级政府负责基本公共服务的提供。

随着我国基本公共服务领域规范化建设的不断进步，基本公共服务的政府财政责任，应该逐步走向地方政府主导、中央政府通过转移支付促进均等化的责任分担模式。由于基本公共服务在许多领域本质上属于地方性公共产品，地方政府财政应承担支出的主导责任，中央财政具有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收入分配调节和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职责。

政府间转移支付的指导思想，应当是通过实现财政能力均等化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要逐步建立和完善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目标的财政转移支付体制。中央政府的相关部门应当从负责提供公共服务的支出，转向全国基本公共服务的规划、指导、政策和监督。根据规划和标准，国家有关部门建立和完善专项转移支付制度和机制。中央政府应当就基本公共服务制定和完善各类标准，并对贫困地区进行无条件转移支付，提高弱势地区的财政收入能力，以及低收入阶层享受基本公共服务的水平。

科学划分基本公共服务中中央与地方的事权要遵循实践和理论两条原则，一是应从有利于建立中央对地方有效调控的角度出发，尽可能调动作为提供公共服务方的地方政府的积极性；二是依据公共需要与公共产品的层次性理论分别界定各级政府对基本公共服务的事权。根据上述原则，应该建立有权威的、能对基本公共服务发展进程实施有效领导的中央政府相关部门，把属于全国性和跨省级行政区域的基本公共服务，划归中央政府的事权范围，把属于本行政区域的地方性基本公共服务，交由地方政府管理。对于各级政府的共有事权，尤其是基本公共服务领域内的共有事权，应按照项目分级管理和费用分级负担的原则进行合理划分。在相应的支出责任上，必须明确划分中央财政的固有支出与地方政府的固有支出；必须依法确定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间共同事务的费用分摊的计算方法、原则和比例。

由于基本公共服务在财力分担上涉及到不同层级政府的具体出资问题，政府间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就成为从公共财政角度研究基本公共服务制度的重要方面。尽管1994年以来确立并实行的政府间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在公共服务均等化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但当前的一些转移支付形式具有原体制遗留的成分，办法还不尽合理和规范。尤其是，面对基层政府的普遍财政困境和地区发展的巨大差异，在全国范围内要较好地履行对全体居民的政府责任，没有一个行之有效的政府间转移支付制度就难以进行。因此，在讨论了政府间事权界定，明确了各级政府的社会救助职责和中央政府制定的基本标准之后，应该从完善转移支付制度层面，对致力于解决各地最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问题提出一个思路。

总体思路是逐渐淡化人为因素在确定基本公共服务资金各级财政比例分担的权重，加重对影响财政支出的客观因素的权重。近期内可以考虑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是，中央政府尽快制订全国基本公共服务框架内的各项具体制度的最低标准。这是中央财政有效实施对省级财政转移支付并形成合理的财政分担机制的前提。具体标准的设定可以根据经济和财政指标将全国划分为几个片区，分别制定相应的标准，并使其具有可操作性。通过规范的转移支付消除不同区域间基本公共服务的财力差距。二是，完善省以下政府财政的分担机制。要积极探索省级政府以下的财政分担办法，比如，省级政府在中央划定的各项基本公共服务标准下，根据市县具体经济总量、财政收支以及各项基本公共服务规模等指标，合理确定本省范围的各项基本公共服务标准，并形成合理的省以下财政分担机制，也可以寻求其它解决方案。

（二）明确社会组织的角色，发挥社会组织的服务供给者作用

1、通过完善社会组织的管理法规，完善促进社会组织发展的相关政策，鼓励和引导全社会，特别是民间组织积极参与基本公共服务的提供、管理和监督

通过对社会组织服务的购买来实现对社会组织的管理。通过制订基本公共服务专项发展规划、服务标准，完善相关措施，加强对基本公共服务项目、服务质量、供给情况的监督。鼓励社会组织和公众参与对基本公共服务项目、服务质量、供给监督。基本公共服务，可以通过政府直接投资举办，也可以由社会机构等社会组织举办，政府采取委托协议等形式购买其服务，提供给公众。放宽基本公共服务体系的准入限制。对有关地方性法规、政策以及各职能部门设定的行政许可和审查制度进行清理，凡是国家没有明文禁止和限制的基本公共服务领域，都对社会开放，凡是对社会举办和参与基本公共服务事业带有歧视性的做法和不合法的规定，都要取消。制定基本公共服务指导目录，按照鼓励类、限制类和禁止类，分类指导基本公共服务发展。

2、培育非政府组织应遵循分类对待的原则

对于一些经济类的中介组织、基金会组织或一些较有经济实力和社会地位的非政府组织，政府只要给予相应的鼓励、优惠政策就可以了。而对于一些公益组织或民间福利组织，他们的很多服务属于低偿或无偿，难以通过收费维持，政府就应给予一定数量的财政支持。另外政府需要探讨一套科学的评估体系，制定一套考核委托（托管）或补贴机构服务绩效的指标体系，以及明确组织监督和公众监督的方式，据以评判各种各类非政府组织和机构的经营运作状况以及满足群众需要的程度，以此来确定扶持的方式和标准。总之，政府给市场、给财政补贴，将是鼓励非政府组织，尤其是民间福利机构的最有吸引力的方式。

投资体制范文篇7

一、近几年来固定资产投资的基本情况

（一）总量增长，结构优化，基础设施投入逐年加大

近几年，温州市坚持进一步扩大内需的方针，继续落实国家积极的财政政策，固定资产投资在较高的平台上继续较快增长，投资规模不断扩大，投资重点突出，结构进一步优化。随着一大批事关全局的基础设施相继投入使用，极大地改善了投资硬环境，有力地促进了温州市经济社会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二）狠抓落实，提高效益，重点建设成效显著

温州市全力推进以交通、通讯、水利和电力为重点的基础设施建设，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三）统筹规划，加强调控，深化投资体制改革

温州市紧紧围绕建设现代化新温州和实施“一港三城”战略目标，大力推进“百项千亿”工程计划实施。在做好规划的同时，温州市加强了对项目建设资金的筹措，做好政府项目的资金平衡和落实工作。在引导民间投资方面，温州市解放思想，转变观念，率先发展民营经济，积极培育民间投资主体，鼓励制度创新，实行投资市场取向改革，大力发展民间投资。目前，温州民间投资已涉及道路、环保、码头、水利、通讯、文化、教育、医院、体育、旅游、城市基础设施、托幼养老等多个领域。

二、存在问题与原因

（一）规划滞后，基础设施瓶颈效应凸现

近年来，各级政府在工作中虽然对规划工作都十分重视，但在实践中，规划的滞后性造成经济建设迟缓性现象还是存在的。主要是在制订规划时前瞻性不够，往往重近期，轻远期，对重大布局和重大项目的研究不够，对综合性、网络化项目认识不足。其次规划衔接不够，各职能部门按各自专业要求制订专业规划时，部门间衔接不够，缺乏综合平衡，影响了规划的协调性。对规划认识不足，往往停留在口头上，在具体工作中重项目、轻规划的现象时有发生。同时一些规划本身的科学性不强，前期工作深度不够，研究不深，规划制订好后，经不起时间考验，影响规划的权威性。再者，市民参与度不够，规划都是部门制订，往往都是关门搞规划，未及时向社会公布征询意见，缺少群众意见的参与。

温州市基础设施相对滞后发展，已经成为经济发展的瓶颈。如征地难、拆迁难已成为温州市经济建设中的一大突出问题，并已严重制约和影响工程建设。又如今年凸现的电力紧张问题，集中反映了电力规划不符实际，发展滞后，影响了经济发展，也带来了一些社会矛盾。

（二）形式单一，投资资金融通渠道不畅

温州市投资领域存在筹资渠道不畅、方式单一，来源不多、引导不够等问题。融资难仍是民营企业在发展过程中遇到的难题之一。据调查，30％的民营企业认为资金偏紧或紧张。贷款难和难贷款现象同时存在，不能满足抵押要求和第三方担保要求也是民营企业不能获得银行贷款的重要原因。而游离于现有金融系统之外的自发性民间信用估计达到300－350亿元，约占银行贷款的4成。

在利用外资方面，温州市在全省处于落后地位。外商到温州来投资存在着不知道找谁，找谁都说了不算的问题。高昂的地价又使温州成为一个投资的价格高地，制约着大型跨国公司大项目在温州落户。利用外资的层次也不高，大多是投向技术含量不高的一般加工工业和房地产业，投向基础设施和技术含量高的行业不多。

（三）权责不明，投资体制改革不够深入

一是国有资本投资权责不明，各级政府有关部门和一些政府投资公司作为不独立的投资主体，存在主体不明，利益不清，政企难分，收益和风险不对称等情况，对投资项目的效益好坏，建设经营，债务偿还等不负有完全责任。既是投资者又是经营者，缺乏约束机制。因而投资积极性很高，一有机会就竭力争取上项目。

二是指挥部的模式存在建管不分，规模扩大的问题。一个工程建一个班子，抽一批人马，买一批设备，搞一个办公楼。工程一完，又各奔东西，无人负责。缺乏完善的监督机制，管理成本较高，投资浪费较重。指挥部又派生出一些房开公司、服务公司、项目公司等，只好扩大建设规模，收取管理费养人。

（四）管理粗放，有效监督机制尚待完善

温州市投资项目管理中特别是一些政府投资项目比较普遍地存在“三超”（超规模、超投资、超标准）问题，存在一些重复建设，造成投资浪费，影响了资金的总体安排。投资项目在管理上缺乏统一协调机制，并联审批推行没有深入，项目建设周期过长，也影响了投资环境。工程建设中督查力度不够，一些项目在竣工验收上不规范。建设市场尚需进一步完善，特别是工程招投标中存在转包及违法分包的现象，亟待采取措施予以整治。

三、创新思路，加大力度，进一步深化投资体制改革

今后几年，是温州发展的关键时期。深化投资体制改革，加大投资力度，改善基础设施条件，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以“百项千亿”工程为重点，加大投资力度

要紧紧围绕推进“一港三城”发展战略，以“大规划”带动“大建设”。今后几年的具体任务就是加快实施“百项千亿”工程计划，以计划的实施实现温州市投资总量提升和投资结构的优化。据初步估算，“百项千亿”工程中计划由地方财政性资金投入25％，向国家、部、省及相关投资公司争取35％，其余40％需面向社会，吸引民间资金投入。此外，未列入“百项千亿”工程的项目5年内也需1000多亿的民间资金投入。

（二）加强重大建设项目前期工作，推进招商引资

进一步加强重大建设项目前期工作，一是要着眼全局、适度超前、重兵布阵、加强前期，要改变少数人搞前期工作的局面，多投入精干力量，各部门都要大部分人投入做前期工作。二是要建立前期工作机制和责任制。三是要根据国民经济发展和“一港三城”战略需要，选中一批重大前期项目，做深入的前期工作。四是注意前期工作方法，重大项目前期工作要与发展思路和规划相衔接，重调研和综合平衡，借用社会中介机构的技术力量，把工作做深做透。充实重大建设项目库，推进项目前期工作，为招商引资打基础。

（三）积极引导民间投资，拓宽多元化投资渠道

要为民间投资营造一个平等、公平的投资环境，扩大企业作为独立的投资主体的投资决策权；试行经营性项目业主招标制。要及时向社会公布“温州市招商引资项目计划”，采用政府与民间共同投资的做法，推出几个项目试点，面向全社会进行项目业主公开招投标，吸引民间投资。建立投资载体，引导项目和资金的结合；改革行政审批制度，减少程序，提高效率，尽快建立民间投资项目登记备案制度。坚持“谁投资，谁收益”的权益归属原则，健全工作机制，推进产权制度改革。建议由市府牵头，建立计委、财政、国资、交通、市政等部门参加的联席会议制度，推动温州优质国有资产存量盘活，滚动发展。

（四）加强政府投资项目管理，规范政府投资行为

进一步加强政府投资的全过程管理，规范政府投资行为，提高政府投资效益，建立决策科学、投向合理、运作规范、监管严格的政府投资管理体制。尽快出台《温州市政府投资管理办法》，健全政府的投资决策、执行和监督体系，提高政府投资的效益。形成跨行政区域基础设施的规划协调机制，避免重复建设，合理配置资源，提高投资效率，实现跨行政区域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共建共享，推进区域经济社会的一体化。

要改革现有的指挥部的建设管理机制，除特大型基础设施建设建立单独指挥部外，其他政府投资项目的建设实施，要实行“代建制”，集中管理，用“交钥匙”方式移交行政、事业单位使用和管理，通过专业化管理提高政府拨款投资的效益。对现有的指挥部，要进行整合，剥离所办的企业，实现政府投资职能、投资管理职能、工程管理职能的分离。政府产业开发投资项目的建设实施，可由直接投资改为股权投资，即由政府向授权投资机构注入资本金，由授权投资机构对项目进行控股或参股，政府不直接参与项目的具体建设和经营活动，通过股权流动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和动态调整。

统筹预算内、外的政府专项资金，实行预算外资金收支两条线管理，使政府投资在引导社会各类资金中起基础性、决定性作用，增加政府投入力度，保证稳定的财政资金来源。采取贴息、补助等投入方式，吸引和拼盘各地配套资金特别是非财政性资金，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同时要落实《温州市重大建设项目稽察办法》，加强政府项目管理监督，提高投资效益。强化工程概预决算管理，优化项目方案，合理节约资金。

（五）深化审批制度改革，优化投资环境

着力改善投资环境，加强政策、法规宣传，努力营造一个良好的创业环境。不仅要加强投资硬环境建设，花大力气改善交通、通讯、能源等基础设施建设，促进经济结构调整；而且要优化投资软环境建设，进一步完善与投资有关的土地、户籍、就业、税收等法律法规体系；深化审批制度改革，国家只审批关系经济安全、影响环境资源、涉及整体布局的重大项目和政府投资项目及限制类项目，其他项目由审批制改为备案制，由投资主体自行决策。对必须审批的限制类项目，政府应向社会公开审批的依据、内容、权限、条件、程序、时限等，并严格予以执行。积极推行集中办理、“一站式”服务的审批方式，推进网上并联审批，逐步实现项目审批的信息化和高效化。

投资体制范文篇8

建国之初，新中国经济经历了战争的创伤之后百废待兴，国家面临的首要任务就是重建与恢复国民经济，中央政府决定统一管理全国的财政收支、物资调度和现金管理，初步统一了全国的财政经济工作。1950年3月，当时的政务院通过了《关于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规定国营企业的投资必须按照全国财政预算及中央财经委员会批准的各期支付数量来支付。之后，中财委陆续颁发了《基本建设工作程序暂行办法》和《基本建设工作暂行办法》，建立起全国统一的投资管理制度与基本建设计划。1952年12月，我国成立了国家计划委员会，把全部限额以上项目决策权和设计批准权进一步向高度统一的方向集中。

为了完成“一五”计划，1954年我国成立了国家建设委员会，进一步加强了中央对国家基本建设投资的集中统一领导。伴随着“一五计划”的实施，我国也初步建立起了以集中统一为主要特征的国有资产投资体制。这一投资体制的集中统一特性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投资项目的决策权与审批权集中于中央，实行指令性计划；第二，基础建设投资资金集中于中央，由财政统收统支、无偿划拨使用；第三，对投资实行从中央到各部委的管理制度；第四，基建物质由中央统一分配，实行计划调拨，施工力量由国家统一安排；第五，成立中国人民建设银行，统一办理基本建设拨款，并实施财政监督。

二、计划经济时期国有资产投资体制的演变

计划经济时期国有资本投资体制的整个历史过程可以分为“”时期(1958-1960年)、经济调整时期(1961-1965)、“”时期(1966-1976)、“拨乱反正”时期(1977-1978)等共四个时期，演变过程呈现出放权、集权反复改革的特点。

随着“一五”计划的完成，高度集中统一的投资管理体制实行一段时间后逐渐暴露出了一系列的缺点，过于集中的投资体制缺乏灵活性，不利于因地制宜地对国有资产投资进行管理，也难以调动部门、地方和基层单位的积极性。于是从1956年开始，国有资产投资体制开始酝酿改革。

“”时期，我国国有资产投资体制进行了第一次行政性分权改革。为了适应高指标、高速度的要求，投资管理体制由中央和各部门集中统一的“条条管理”制度转变为以地方管理为主“块块管理”制度；同时，国家下放了投资管理的部分权限，试行投资包干制度，即建设部门和施工单位在国家统一规定的范围内可以因地、因事制宜地修改和调整国家投资计划，自主调剂资金，改变了资金供应的办法；此外，国家还废弃了一批合理的规章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投资管理，并且取消了建设银行系的投资管理与监督职能，改归各级财政部门进行直接管理。因为受到当时错误思想的指导，“”时期的投资体制分权改革导致投资失控，造成一大批胡子工程，国有资产投资大搞重复建设、效率低下。

国民经济调整时期，国家认识到了“”的错误路线，国有资产投资重新向集中统一的体制回归。“”没有给中国带来国民经济的“赶超”发展，反而导致了国有资产投资的严重浪费，中央决定重新回复集中统一的投资管理体制。采取了如下主要改革措施：上收投资管理权限，取消基本建设地方财政包干的方式，恢复高度集中统一的投资体制；实行中央财政专项拨款制度，严格控制、严格规定基本建设的审批权限；恢复和重建国有资产投资管理制度；重新组建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和建筑工程部，恢复建设银行的建制。通过一系列的改革，集中统一投资与管理的制度重新建立起来，而且其集中程度超过了早期的投资体制，在国民经济调整时期发挥了重要作用。

“”时期，国有资产投资体制经历了第二次分权改革，进入全面混乱时期。十年动乱时期的国有资产投资管理体制与我国政治、经济基本状况同样，都受到了巨大的破坏，组织管理体制基本处于崩溃的无政府状态。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投资管理制度被全部否定，投资管理权限被迫再度下放给地方，地方又热衷于政治运动而基本不关注经济建设，国有资产投资体制陷入全面混乱与失控的状态。

“拨乱反正”时期，国有资产投资体制又回归到集中管理状态。“”结束后，混乱的国有资产投资体制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校正，中央开始整顿并回收下方的权限，开始了投资管理制度的全面重建工作。主要措施包括：对基本建设投资重新实现集中统一管理制度，要求所有的建设项目都重新列入国家计划，经过批准才能开工建设，以增强对基本建设投资的控制；加强对基本建设项目的分级管理、拨款监督与经济核算，重新确认了国有资产投资基本建设程序。从建国之初到改革开放前，我国国有资产投资体制经历了几次分权、放权周期性的变革，可以发现其中几次变革并非出于发展经济的实际要求，而是当时特殊背景下的历史产物，国有资产投资体制最后又回归到高度集中管理的制度模式下，计划经济体制也逐渐暴露出其固有的弊病，中国经济呼唤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国有资产管理制度模式的变革也开始酝酿。

三、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国有资产投资体制的演变

以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为标志，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的历史时代，我国自此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伴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逐步深入，国有资产投资体制共经历了4次大的历史变革，分别为初步探索阶段(1978-1987年)、实践推广阶段(1988-1991年)、深化改革阶段(1992-2003年)、进一步完善阶段(2004年-今)。

1.初步探索阶段(1978—1987年)

改革开放政策实施之初，国有资产投资集中统一、指令性计划和行政管理为主的体制已经暴露出其严重的弊端，并已经成为经济发展的严重障碍。为打破这一局面，1978年开始了国有资产投资领域改革的初步实践，这一阶段主要实行了基本建设拨款改贷款、扩大企业经营自主权、扩大投资渠道等多项制度改革。

这一阶段改革的基本内容包括：第一，中央和地方政府投资事权初步划分；第二，逐步形成投资主体多元化格局；第三，出现投资来源多渠道局面；第四，改进投资计划管理体制；第五，发展投资中介组织；第六，在建设实施领域引入市场竞争机制；第七，鼓励跨行业、地区和企业的横向投资流动和联合。

2.实践推广阶段(1988—1991年)

1988年，国务院颁发《关于投资管理体制的近期改革方案》。这一方案在总结前些年改革经验教训的基础上，针对投资领域存在的问题，第一次较为系统地提出投资体制改革的基本任务和一系列推进改革的措施。具体措施如下：第一，明确了中央和地方政府的投资权责，对重大的长期的建设投资实行分层次管理，加强地方的重点建设责任。第二，明确投资资金来源，建立中央基本建设基金制度，将预算内基本建设投资按经营性和非经营性分别进行管理，保证重点建设有稳定的资金来源。第三，成立六大专业投资公司，用经济办法对投资进行管理。第四，建立证券交易市场，为发展直接融资创立条件。1990年和1991年，国务院批准在上海和深圳分别成立了证券交易所，为企业的投资开辟了新的资金来源。第五，颁布产业政策，加强以产业政策为核心的投资宏观调控体系。第六，明确企业投资权责，扩大企业投资决策权，使企业成为一般建设的投资主体。

3.深化改革阶段(1992—2003年)

以1992年初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为标志，中国的改革开放向前迈出了重要而又坚实的一步。1992年底，党的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明确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体制，国有资产投资体制进入了深入改革的历史阶段，这一阶段的主要措施包括：

第一，实行建设项目法人责任制。为了改革原有的项目组织管理方式即建设项目指挥部制，建立起项目建设内在的自我约束机制，消除建设指挥部存在的种种弊端，以适应实行市场经济体制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从1996年开始，国家在基本建设大中型项目建设中推行建设项目法人责任制。

第二，实行项目资本金制度。为了解决建设项目全额负债搞建设，项目建成后因负债率过高而无法正常生产经营的问题，从1996年开始，我们开始实行项目资本金制度，对各种经营性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包括国有单位的基本建设、技术改造、房地产项目和集体投资项目，都必须按总投资的一定比例落实资本金后才能进行建设。资本金未达到规定比例的，不得进行融资筹资活动，项目不得批准建设。建设项目资本金由投资者认缴，可以用货币出资，也可以用实物、工业产权、非专利技术、土地使用权作为出资。

第三，实行项目建设招标投标制。为了将市场竞争机制引入投资建设领域，实现对工程投资、进度、质量的有效控制，从1984年我们就开始逐步实行工程建设任务由行政分配向通过招投标竞争的转变。200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正式实施，随后国家计委又陆续颁布了《工程建设项目招标范围和规模标准规定》等一系列相关配套的法规和规定。按照规定，凡大型基础设施、公用事业等关系社会公共利益、公众安全的项目；全部或部分使用国有资金投资或者国家融资的项目等等都要进行招标，其中全部使用国有资金投资或者国有资金占控股或者主导地位的，应当进行公开招标。

第四，实行工程建设监理制。1990年为了保证工程质量，进而加强对项目资金的控制，我们在工程建设中推行了工程建设监理制。实行工程监理制，由监理单位派出工程建设的有关专家进行施工现场监督与控制，并对隐蔽工程等关键性工程实行旁站，对保证工程质量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第五，实行重大项目稽查特派员制度。为了加强对国家投资重大项目的监督，保证工程质量和国家资金的安全，提高投资效益，1998年国家建立了重大项目稽查特派员制度。2000年，国务院批准了《国家重大建设项目稽查办法》。重大项目稽查工作开展三年多来，查处了一批违法违规的项目和个人，对管理好的项目也给予了宣传表彰，从而对保证国家投资的安全和有效使用、加快建设进度、提高工程质量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4.进一步完善阶段(2004年—今)

2004年，国务院正式颁布了《国务院关于投资体制改革的决定》，这是我国国有资产投资体制改革进入新的历史阶段的重要标志，这项改革的出发点，就是要合理界定政府投资职能，通过制定发展规划、产业政策，运用经济和法律的手段引导社会投资；就是要改进政府投资项目的决策规则和程序，提高投资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水平，建立严格的投资决策责任追究制度。此次改革的措施主要有：第一，改革投资管理制度，确立企业的投资主体的地位，落实企业投资自主权。对于企业不使用政府投资建设的项目，一律不再实行审批制，区别不同情况实行核准制和备案制。允许社会资本进入法律法规未禁入的基础设施、公用事业及其他行业和领域。第二，合理界定政府投资范围，推行政府投资代建制。政府投资主要用于关系国家安全和市场不能有效配置资源的经济和社会领域。对非经营性政府投资项目加快推行“代建制”，即通过招标等方式，选择专业化的项目管理单位负责建设实施。第三，改进投资宏观调控方式，协调投资宏观调控手段。综合运用经济的、法律的和必要的行政手段，对全社会投资进行以间接调控方式为主的有效调控；编制发展建设规划和专项规划；制定并适时调整投资指导目录；建立投资信息制度；建立科学的行业准入制度；第四，加强对投资活动的监管。建立政府投资责任追究制度；完善重大项目稽察制度；建立政府投资项目后评价制度；建立政府投资项目的社会监督机制。

四、结论

经过四次改革以后，我国基本建立起了较为完善的国有资产投资体制，其主要成就体现为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实现了投资主体多元化、投资资金来源和投资方式的多元化；第二，企业投资主体地位得到确立，投资自主权扩大；第三，政府投资范围合理界定，政府投资项目实现市场化运作；第四，投资宏观调控体系得以建立和完善，调控方式和手段明显改进；第五，投资环境大大改善，社会资本投资领域放开和扩大。当然，改革之中也暴露除了一些问题，这些问题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推进投资体制改革尚存在体制障碍；第二，核准制和备案制没有得到真正落实；第三，政府投资责任追究制度亟待建立；第四，投资体制改革与其他相关领域的改革难以协调；第五，投资体制改革与宏观调控存在矛盾。因此，继续深化国有资产投资体制改革，建立完善的适合市场经济要求的新型国有资产投资体制仍然使我们面临的重要课题。

纵观国有资产投资体制改革的历程，其制度变迁呈现出综合性、依附性、行政性、渐近性与实践性等五个典型特征。按照新制度经济学关于制度变迁的一般理论，我国国有资产投资体制改革最主要的特征是以强制性制度变迁为主导的路径模式，政府在推动改革的过程中起到了最主要的作用；但强制性制度变迁也表现出到诸如违反一致性原则的局限性，既得利益集团可能会成为制度变迁的阻力，计划经济时期几次错误的体制改革证明了强制性制度变迁也可能对经济效率造成的损害，因此仍然需要建立更为完善和规范的制度体系来保证制度效率的实现。同时，整个过程体现出国有资产投资制度向资本属性的回归，政府逐渐从投资者、管理者与运营者合而为一的角色中逐渐转变为专注于投资与监督的角色，并从管制“缺位”与“越位”并存的局面中逐渐脱离出来，政府行为界限的合理界定是尊重资本属性的必然要求，只有在尊重市场机制的基础上进行资本运营，国有资本投资才能保证经济效率，从而使整个国有资产投资体制向着更有利于实现国有资产投资保值增值的目标不断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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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体制范文篇9

一、投资体制改革的指导思想和目标

（一）指导思想。围绕确立企业投资主体地位，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合理界定政府投资范围，加强和改善投资宏观调控，加强和改进投资的监督管理。应该下放给企业的投资决策权坚决放开，应该政府管好的投资项目要加强管理，该简化的要简化到位，建立新型投资体制，促进经济协调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

(二)改革目标。改革政府对企业投资的管理制度，按照“谁投资、谁决策、谁收益、谁承担风险”的原则，落实企业投资自主权；合理界定政府投资职能，提高投资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水平，建立投资决策责任追究制度；进一步拓宽项目融资渠道，发展多种融资方式；培育和规范投资中介服务组织，加强行业自律，促进公平竞争；健全投资宏观调控体系，加强投资监管，规范投资和建设市场秩序。通过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建立市场引导投资、企业自主决策、银行独立审贷、融资方式多样、中介服务规范、宏观调控有效的新型投资体制。

二、转变政府管理职能，确立企业投资主体地位

（三）落实企业投资自主权。各级政府对企业不使用政府投资建设的项目不再实行审批制，区分不同情况实行核准制和备案制。政府从维护社会公共利益角度，只对重大项目和限制类项目进行核准，其他项目改为备案制。

（四）下放项目核准权限。对于国家颁布的《政府核准企业的投资项目目录》范围内的项目，规定由地方政府投资主管部门核准的，省政府投资主管部门除对省内跨地区、跨流域，需省里平衡资源及外部建设条件的项目进行核准外，其余项目原则上全部下放市级政府投资主管部门核准。

（五）认真执行《辽宁省企业投资项目核准目录》规定。各地要严格按照《辽宁省企业投资项目核准目录》（以下简称《省目录》）有关规定执行。国家有关政策变化时，省发展改革委会同有关部门，对《省目录》进行调整，报省政府批准后执行。

（六）建立企业投资项目核准制度。企业投资建设实行核准的项目，仅需向政府投资主管部门提交项目申请报告，不再经过批准项目建议书、可行性研究报告和初步设计的程序。政府投资主管部门对企业提交的项目申请报告，从维护经济安全、合理开发利用资源、保护生态环境、优化重大布局、保护公共利益等方面进行核准。对于外商投资项目，还要从市场准入、资本项目管理等方面进行核准。要严格限定实行政府核准制的范围，明确核准程序和内容。省发展改革委会同有关部门制定《辽宁省企业投资项目核准暂行管理办法》、《辽宁省境外投资项目核准暂行管理办法》、《辽宁省外商投资项目核准暂行管理办法》，经省政府同意后下发各地执行。

（七）建立企业投资项目备案管理制度。对未列入《省目录》的企业投资项目，除国家另有规定外，一律实行备案管理。企业投资项目备案后，要依法办理环境保护、土地使用、资源利用、安全生产、城市规划、人民防空等许可手续和减免税确认手续。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要主动为企业提供便利条件，进行联合办公，提高办事效率。省发展改革部门会同相关部门制定《辽宁省企业投资项目备案暂行管理办法》，明确备案申报程序、范围、内容和办理时限，规范和简化备案程序。

（八）下放项目备案权限。实行备案管理的项目（包括中直项目、省直项目、市及市以下项目）均向当地市或县（区）投资主管部门备案。省政府投资主管部门只负责全省投资项目备案、核准工作的指导和监督。

（九）加强备案和核准工作的指导监督。建立全省投资管理监测系统，掌握各地投资项目核准、备案情况，适时向社会投资信息，引导投资方向。上级政府投资主管部门对项目备案、核准工作要认真进行检查、监督，及时纠正下级政府投资主管部门备案和核准中的问题。任何部门不得干预下放企业的投资决策权，防止以备案的名义变相审批。

（十）扩大大型企业和企业集团投资决策权。国务院或国务院投资主管部门批准的特大型企业集团中长期发展规划项目、省政府或省政府投资主管部门批准的大中型企业集团中长期发展规划项目并在省核准权限内，不另行申报核准，只办理备案手续。大型企业和企业集团要及时向政府有关主管部门报告规划执行和项目建设情况。

（十一）鼓励和引导社会投资。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要研究制定引导社会投资办法，通过注入资本金、贷款贴息、价格调整、税收减免等措施，鼓励和引导社会资金以独资、合资、合作、联营、项目融资等方式，参与公益事业和基础设施建设。

（十二）放宽社会资本投资领域。允许社会资本进入法律、法规未禁入的基础设施、公共事业及其他领域。对于涉及国家垄断资源开发利用、需要统一规划布局的项目，政府在确定建设规划后，可向社会公开招标选定项目业主。鼓励和支持有条件的各种所有制企业进行境外投资。

（十三）拓宽企业投资项目的融资渠道。鼓励有条件的企业通过股权融资、发行股票、可转换债券等方式筹集建设资金。积极争取国家扩大我省企业债券规模和批准发行老工业基地专项债券。允许各种所有制企业按照有关规定申请使用国外贷款。

（十四）规范企业投资行为。各类企业要严格遵守国土资源、环境保护、安全生产、城市规划、人民防空等方面的法律、法规，严格执行国家产业政策和行业准入标准，不得投资建设国家禁止发展的项目。严格执行投资项目法人责任制、资本金制、招投标制、工程监理制和合同管理制。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重大投资项目建设，要严格遵守国有资产管理有关规定，建立和完善投资风险约束机制和科学民主的投资决策制度，提高国有资产投资效益。

审批、核准及备案的各类投资项目在开工前，项目单位须在当地政府统计部门办理统计登记手续，接受统计业务培训和指导，按时、准确完成规定的各项统计上报任务。

三、完善政府投资体制，规范政府投资行为

（十五）合理界定政府投资范围。省政府投资主要用于中央投资并要求地方配套项目、省属项目和跨地区、跨流域项目以及对全省经济和社会发展有重大影响的项目，支持各地加强政权设施、公益性设施和基础设施建设，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促进欠发达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推进科技进步和高新技术产业化。

（十六）加强政府投资项目的评估论证。政府投资项目原则上应经符合资质要求的咨询中介机构进行评估论证，咨询评估要引入竞争机制。省发展改革委会同有关部门制定《辽宁省投资项目委托咨询评估管理办法》，规范全省咨询评估管理。

（十七）建立重大项目专家评议制度和公示制度。完善和坚持科学的决策规范和程序。省政府投资的重大项目要由政府常务会议或省长办公会议讨论，集体决策。必要时邀请专家对重大项目建设进行评议，评议意见和建议作为政府决策重要参考意见。政府投资主要方向、重点领域和重点项目要及时向社会公布，广泛征求社会各界意见并接受监督。

（十八）规范政府投资资金管理。统筹安排、合理使用本级预算内资金、各类专项建设资金、主权外债等。政府投资资金按项目安排，根据资金来源、项目性质和调控需要，可分别采取直接投资、资本金注入、投资补助、贷款贴息、转贷等方式。省发展改革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制定《辽宁省政府投资管理办法》，报省政府审定后实施。

（十九）规范政府投资程序。凡采取直接投资和资本金注入方式的省政府投资项目，政府投资主管部门需审批项目建议书、可行性研究报告和初步设计、概算，交通、水利项目的初步设计，也可委托行业部门审批。投资额比较小或特殊项目可适当简化程序。采取补助、贷款贴息、转贷方式的，一般只审批资金申请报告。

（二十）制定省本级预算内投资管理办法。省发展改革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制定《辽宁省省本级预算内投资管理办法》，提出省本级预算内投资的主要投资领域、投资方式，直接投资和资本金注入的投资项目审批程序，投资补助和贴息项目资金安排程序，项目建设实施管理以及监督检查等。

（二十一）做好省本级预算内投资年度计划工作。省发展改革委根据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长期规划和年度投资重点，按照省政府确定的省本级预算内投资年度总规模，编制省本级预算内投资框架计划建议，报省政府批准后按项目建设进度下达明细计划。

（二十二）建立省本级预算内投资项目储备制度。省发展改革委要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长期规划确定的重点项目为基础，逐步建立省本级预算内投资项目储备库，省本级预算内投资重大项目从项目储备库中选取。储备项目包括：根据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长期规划提出的投资项目、发展建设规划的投资项目、政府投资中长期计划内项目以及其他申请使用省本级预算内投资的项目。

（二十三）加强政府投资项目管理。政府投资项目要严格执行国家制定的建设标准和有关规定，对违反建设标准及有关规定的，政府不予安排投资。对于非经营性政府投资项目，应加快推行“代建制”，可以通过招标等方式，选择专业化项目管理单位负责建设实施，严格控制项目投资，确保工程质量和工期，竣工验收后移交使用单位。省发展改革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制定《辽宁省非经营性政府投资项目实行“代建制”的试行办法》。

（二十四）加强政府投资项目资本运作。各级政府要创造条件，利用特许经营、投资补助等方式，吸引社会资本参与有合理回报和一定投资回收能力的公益事业和公共基础设施项目建设。对具有垄断性的项目实行特许经营，通过业主招标制度，开展公平竞争，保护公众利益。已经建成的政府投资项目，具备条件的，经批准可以依法转让产权或经营权，利用回收的资金滚动投资于社会公益等各类基础设施建设。

四、加强省级投资宏观调控

（二十五）完善省级投资宏观调控体系。省政府投资主管部门和项目相关管理部门，要按照职责分工，密切配合、相互协作、有效运转、依法监督，调控全省全社会投资活动，保持合理投资规模，优化投资结构，提高投资效益。

（二十六）改进省级投资宏观调控方式。综合运用经济、法律和必要的行政手段，对全省全社会投资实行以间接调控方式为主的有效调控。省政府有关部门要依据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长期规划、重要领域的发展建设规划，引导社会投资方向。认真贯彻执行国家产业政策、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等有关规定。建立投资信息制度，及时政府投资调控目标、调控政策、重点行业投资和发展趋势等信息，引导全社会投资活动。建立科学的行业准入制度，规范重点行业环保标准、安全标准、能耗水耗标准和产品技术、质量标准，防止低水平重复建设。

（二十七）协调投资宏观调控政策。根据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要求以及宏观调控需要，合理确定政府投资规模。灵活运用投资补助、贴息、价格、利率、税收等手段，引导社会投资，优化投资产业结构和地区结构。适时调整信贷政策，引导中长期贷款投向。严格规范土地使用制度，充分发挥土地供应对社会投资的调控作用。

（二十八）加强和改进投资统计、信息管理工作。加强投资统计工作，改革和完善投资统计制度，建立各类信息共享机制，为投资宏观调控提供科学依据。建立投资风险预警和防范体系，加强对宏观经济和投资运行的监测分析。

五、加强和改进投资的监督管理

（二十九）明确投资管理工作职责。省发展改革委为省政府投资主管部门，负责除工业技术改造以外投资项目的管理工作；省经委为工业技术改造项目的省政府投资主管部门，负责工业技术改造项目管理工作。大连市政府投资主管部门享受省级管理权限，负责大连市投资管理工作。各级政府投资主管部门要认真履行投资管理职责，加强投资管理工作。

（三十）完善政府投资监管体系。要建立政府投资项目责任追究制度。工程咨询、投资项目决策、设计、施工、监理等部门和单位要有相应的责任约束，对不遵守法律法规、给国家造成重大损失的，要依法追究有关责任人的行政责任，构成犯罪的，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三十一）完善政府投资制衡机制。政府投资主管部门、财政主管部门及有关部门要按照职责分工，对政府投资管理进行相互监督。审计机关要加强对政府投资项目的审计监督。建立政府投资项目的社会监督机制，鼓励公众和新闻媒体对政府投资项目进行监督。

（三十二）建立健全企业投资监管体系。各级政府投资主管部门可通过稽查等方式加强对企业投资项目的监督。对不符合产业政策和行业准入标准、不按规定履行相应核准或许可手续擅自开工建设的项目，责令其停止建设，并依法追究有关单位和人员的责任。国土资源、环境保护、城市规划、质量技术监督、银行监管、证券监管、外汇管理、工商管理、安全生产监管、人民防空等部门，要加强对企业投资活动的监管。凡不符合法律法规和国家政策规定的，一律不予办理相关手续。对不遵守有关法律、法规的，有关部门要责令其及时改正，并依法严肃处理。国有资产监管机构要加强对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重大投资项目的监管，审计机关要依法对国有企业的投资进行审计监督，确保国有资产保值增值。

（三十三）严格对投资中介服务机构的监管。各类投资中介服务机构要与政府部门脱钩，坚持诚信原则，加强自我约束，为投资者提供高质量、多样化的中介服务。鼓励各种投资中介服务机构采取合伙制、股份制等多种形式的改组改造。健全和完善投资中介服务机构的行业协会，确立法律规范、政府监督、行业自律的行业管理体制。打破地区封锁和行业垄断，建立公开、公平、公正的投资中介服务市场，强化投资中介服务机构的法律责任。

（三十四）依法监督管理。依法规范各类投资主体的投资行为和政府的投资干预活动，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维护投资主体公平、有序竞争。加强执法检查，培育和维护规范的建设市场秩序，建立有利于老工业基地振兴的投资环境、市场环境和社会环境。

附件：辽宁省企业投资项目核准目录

二○○五年十一月十九日

附件

辽宁省企业投资项目核准目录

简要说明：

(一)本目录所列项目，是指企业不使用政府性资金投资建设的重大和限制类固定资产投资项目。

(二)企业不使用政府性资金投资建设本目录以外的项目，除国家法律法规和国务院专门规定禁止投资的项目以外，实行备案管理。

(三)国家法律法规和国务院有专门规定的项目的审批或核准，按有关规定执行。

(四)本目录将国务院颁布的《政府核准的投资项目目录（20*年本）》原文列入，对国务院授予地方政府的核准权限，结合我省实际情况，进一步明确划分了省市两级的核准权限，并采用加深字体的形式标明。

（五）本目录对地方政府核准权限做出了规定。省市两级核准权限划分的原则是：涉及全省资源平衡、经济布局、经济安全、重要公共安全、跨市的重大项目，由省政府投资主管部门核准，其他项目下放到市级或县级政府投资主管部门核准。凡是明确标明由市级政府投资主管部门核准的项目，其核准权限不得下放。标明市级或县级投资主管部门核准的项目，其核准权限划分由市政府自定。

大连市政府投资主管部门享受省级政府投资主管部门核准权限，涉及跨本行政区及需要省政府平衡外部建设条件的项目，需报省政府投资主管部门核准。

根据促进经济发展的需要和不同行业的实际情况，可对特大型企业的投资决策权限特别授权。

(六)省级政府投资主管部门核准的项目由省级政府投资主管部门会同同级行业主管部门核准；市级政府投资主管部门核准的项目由市级政府投资主管部门会同同级行业主管部门核准。

一、农林水利

农业：涉及开荒的项目由省级政府投资主管部门核准。

水库：国际河流和跨省（区、市）河流上的水库项目由国务院投资主管部门核准,其他水库项目由省级政府投资主管部门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核准。

其他水事工程：需中央政府协调的国际河流、涉及跨省(区、市)水资源配置调整的项目由国务院投资主管部门核准；跨市水资源配置调整项目，以及其他造成跨市影响的水事工程，由省政府投资主管部门核准；其余项目由市级政府投资主管部门核准。

二、能源

(一)电力

水电站：在主要河流上建设的项目和总装机容量25万千瓦及以上项目由国务院投资主管部门核准;其余项目由省级政府投资主管部门核准。

抽水蓄能电站：由国务院投资主管部门核准。

火电站：由国务院投资主管部门核准。

热电站：燃煤项目由国务院投资主管部门核准，其余项目由省级政府投资主管部门核准。

风电站：总装机容量5万千瓦及以上项目由国务院投资主管部门核准；其余项目由省级政府投资主管部门核准。

核电站：由国务院核准。

电网工程：330千伏及以上电压等级的电网工程由国务院投资主管部门核准；110千伏（含）-330千伏（不含）电压等级的电网工程由省级政府投资主管部门核准，110千伏以下电压等级的电网工程项目由市级政府投资主管部门核准。

(二)煤炭

煤矿：国家规划矿区内的煤炭开发项目由国务院投资主管部门核准，其余煤炭开发项目由省级政府投资主管部门核准。

煤炭液化：年产50万吨及以上项目由国务院投资主管部门核准，其他项目由省级政府投资主管部门核准。

(三)石油、天然气

原油：年产100万吨及以上的新油田开发项目由国务院投资主管部门核准，其他项目由具有石油开采权的企业自行决定，报国务院投资主管部门备案。

天然气：年产20亿立方米及以上新气田开发项目由国务院投资主管部门核准，其他项目由具有天然气开采权的企业自行决定，报国务院投资主管部门备案。

液化石油气接收、存储设施(不含油气田、炼油厂的配套项目)，由省政府投资主管部门核准。

进口液化天然气接收、储运设施：由国务院投资主管部门核准。

国家原油存储设施：由国务院投资主管部门核准。

输油管网(不含油田集输管网)：跨省(区、市)干线管网项目由国务院投资主管部门核准。

输气管网(不含油气田集输管网)：跨省(区、市)或年输气能力5亿立方米及以上项目由国务院投资主管部门核准，其余项目由省政府投资主管部门核准。

三、交通运输

(一)铁道

新建(含增建)铁路：跨省(区、市)或100公里及以上项目由国务院投资主管部门核准，其余项目按隶属关系分别由国务院行业主管部门或省政府投资主管部门核准。

(二)公路

公路：国道主干线、西部开发公路干线、国家高速公路网、跨省(区、市)的项目由国务院投资主管部门核准；新建、扩建非国道主干道、非国家高速公路网的跨省辖市高速公路由省政府投资主管部门核准，干线公路20公里及以上一级公路、50公里及以上二级公路项目由省级政府投资主管部门核准，其他干线公路项目由市级投资主管部门征求省行业主管部门意见后核准。其他县、乡级公路由市级投资主管部门核准。独立公路桥梁、隧道：跨境、跨海湾、跨大江大河(通航段)的项目由国务院投资主管部门核准，新建、改扩建大桥、互通立交桥、公铁立交桥（限国、省道）、隧道项目由省级政府投资主管部门核准。其他项目由市级政府投资主管部门核准。

收费公路、桥梁、隧道项目由省政府投资主管部门核准。

(三)水运

煤炭、矿石、油气专用泊位：新建港区和年吞吐能力200万吨及以上项目由国务院投资主管部门核准，其余项目由省级政府投资主管部门核准。

集装箱专用码头：由国务院投资主管部门核准。

内河航运：千吨级以上通航建筑物项目由国务院投资主管部门核准，其余项目由省级政府投资主管部门核准。

(四)民航

新建机场：由国务院核准。

扩建机场：总投资10亿元及以上项目由国务院投资主管部门核准，其余项目按隶属关系由国务院行业主管部门或省级政府投资主管部门核准。

扩建军民合用机场：由国务院投资主管部门会同军队有关部门核准。

四、信息产业

电信：国内干线传输网(含广播电视网)、国际电信传输电路、国际关口站、专用电信网的国际通信设施及其他涉及信息安全的电信基础设施项目由国务院投资主管部门核准。

邮政：国际关口站及其他涉及信息安全的邮政基础设施项目由国务院投资主管部门核准。

电子信息产品制造：卫星电视接收机及关键件、国家特殊规定的移动通信系统及终端等生产项目由国务院投资主管部门核准。

五、原材料

钢铁：已探明工业储量5000万吨及以上规模的铁矿开发项目和新增生产能力的炼铁、炼钢、轧钢项目由国务院投资主管部门核准，其他铁矿开发项目由省级政府投资主管部门核准。

有色：新增生产能力的电解铝项目、新建氧化铝项目和总投资5亿元及以上的矿山开发项目由国务院投资主管部门核准，其他矿山开发项目由省级政府投资主管部门核准。

石化：新建炼油及扩建一次炼油项目、新建乙烯及改扩建新增能力超过年产20万吨乙烯项目，由国务院投资主管部门核准。

化工原料：新建PTA、PX、MDI、TDI项目，以及PTA、PX改造能力超过年产10万吨的项目，由国务院投资主管部门核准。

化肥：年产50万吨及以上钾矿肥项目由国务院投资主管部门核准；年产10万吨（含）—50万吨（不含）钾矿肥项目由省级政府投资主管部门核准，其他磷、钾矿肥项目由市级政府投资主管部门核准。

水泥：除禁止类项目外，由省级政府投资主管部门核准。

稀土：矿山开发、冶炼分离和总投资1亿元及以上稀土深加工项目由国务院投资主管部门核准，其余稀土深加工项目由省级政府投资主管部门核准。

黄金：日采选矿石500吨及以上项目由国务院投资主管部门核准，其他采选矿项目由省级政府投资主管部门核准。

六、机械制造

汽车：按照国务院批准的专项规定执行。

船舶：新建10万吨级以上造船设施(船台、船坞)和民用船舶中、低速柴油机生产项目由国务院投资主管部门核准。

城市轨道交通：城市轨道交通车辆、信号系统和牵引传动控制系统制造项目由国务院投资主管部门核准。

七、轻工烟草

纸浆：年产10万吨及以上纸浆项目由国务院投资主管部门核准，年产3.4万吨(含)—10万吨(不含)纸浆项目由省级政府投资主管部门核准，其他纸浆项目禁止建设。

变性燃料乙醇：由国务院投资主管部门核准。

聚酯：日产300吨及以上项目由国务院投资主管部门核准。

制盐：由国务院投资主管部门核准。

糖：日处理糖料1500吨及以上项目由省级政府投资主管部门核准，其他糖料项目禁止建设。

烟草：卷烟、烟用二醋酸纤维素及丝束项目由国务院投资主管部门核准。

八、高新技术

民用航空航天：民用飞机(含直升机)制造、民用卫星制造、民用遥感卫星地面站建设项目由国务院投资主管部门核准。

九、城建

城市快速轨道交通：由国务院核准。

城市供水：跨省(区、市)日调水50万吨及以上项目由国务院投资主管部门核准，日调水10万吨（含）—50万吨（不含）由省级政府投资主管部门核准，跨市调水项目由省政府投资主管部门核准，其他供水项目由市级政府投资主管部门核准。

城市道路桥梁：跨越大江大河(通航段)、重要海湾的桥梁、隧道项目由国务院投资主管部门核准。

其他城建项目：非卫生填埋生活垃圾集中处理设施、危险废弃物和医疗废弃物处理设施由省级政府投资主管部门核准。

其他城建项目（包括房地产开发项目）由市级或县级政府投资主管部门核准。

十、社会事业

教育、卫生、文化、广播电影电视：大学城、医学城及其他园区性建设项目由国务院投资主管部门核准。

旅游：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国家自然保护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区域内总投资5000万元及以上旅游开发和资源保护设施，世界自然、文化遗产保护区内总投资3000万元及以上项目由国务院投资主管部门核准。

体育：F1赛车场由国务院投资主管部门核准。

娱乐：大型主题公园由国务院核准。

其他社会事业项目：按隶属关系由国务院行业主管部门或地方政府投资主管部门核准,其中：省属单位项目由省政府投资主管部门核准，其他项目由市级或县级政府投资主管部门核准。

十一、金融

印钞、造币、钞票纸项目由国务院投资主管部门核准。

十二、外商投资

《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中总投资(包括增资等)1亿美元及以上鼓励类、允许类项目由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核准。

《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中总投资(包括增资等)5000万美元及以上限制类项目由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核准。

国家规定的限额以上、限制投资和涉及配额、许可证管理的外商投资企业的设立及其变更事项；大型外商投资项目的合同、章程及法律特别规定的重大变更(增资减资、转股、合并)事项，由商务部核准。

《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中总投资(包括增资等)5000万美元（含）—1亿美元（不含）鼓励类、允许类项目由省级发展改革委核准，其中工业技改项目由省级经委核准。《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中总投资(包括增资等)5000万美元（不含）以下限制类项目由省级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核准，其中工业技改项目由省级经济委员会核准。

上述项目之外的外商投资项目受省级投资主管部门委托由各省辖市投资主管部门核准。

国家规定的限额以下鼓励类、允许类、限制类的外商投资企业的合同、章程及其变更事项（增资、减资、转股、合并）由省级对外经贸主管部门核准。

十三、境外投资

中方投资3000万美元及以上资源开发类境外投资项目由国家发展改革委核准；中方投资3000万美元以下资源开发类境外投资项目由省发展改革委核准。

中方投资用汇额1000万美元及以上的非资源类境外投资项目由国家发展改革委核准；中方投资用汇额1000万美元以下的非资源类境外投资项目由省发展改革委核准，其中工业类境外投资项目由省发展改革委会同省经委核准。

上述项目之外的境外投资项目，中央管理企业投资的项目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商务部备案；其他企业投资的项目由省级政府发展改革部门商省级政府对外经济贸易部门按照有关法规办理核准。

国内企业对外投资开办企业(金融企业除外)由商务部核准。省内企业对外投资开办企业(金融企业除外)由省外经贸厅代商务部核准发证。

主题词：经济管理投资改革意见

投资体制范文篇10

关键词：社会体制，公共领域投资体制，公共政策，社会管理，体制改革，财政体制

公共领域的投资体制改革是自1978年我国启动体制改革以来剩余的几个关键领域的重点改革之一，必须给予高度重视。因为公共领域的投资体制改革直接关系到社会组织的发育、社会体制的完善和公民社会的形成，更关系到作为社会主义事业四位一体总体布局之一的社会建设目标能否顺利实现。

我国目前社会体制建设的特点与发展的阶段性有关。本文认为公共领域的投资体制改革是社会体制改革的切入点。在这里，所谓公共领域，是指必须由公共财政负担的领域，或者叫基本公共服务领域，它也是社会建设的基础性工作。现阶段的基本公共服务应当是指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本框架已经初步建立但还需继续完善条件下，政府为实现社会公平和公正，通过完善财政体制和提供财政保障来使不同地区居民有机会、有能力、有权利接受主要公共服务，包括医疗卫生（或者叫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基本教育（义务教育）、社会救助与社会福利、就业服务、养老保险，以及保障性住宅。基本公共服务是政府的基本责任，是公民的基本权利，它体现了发展的社会属性，所以我们说它是社会建设的基础。对于那些公益性弱，可以由市场介入的公共服务，我们暂且将其视为市场领域的问题，本文不予讨论。

一、我国公共领域投资体制的特点及其问题

我国公共领域投资体制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两个关系的处理上，一是政府间关系，即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以及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二是政府与社会的关系。我们把前者认定为宏观体制问题，把后者视为微观体制问题，因为后者基本集中在服务供给的末端。

（一）宏观体制：各级政府责任不明，政府间财政负担不规范

按照国际上的划分，中国应该是一个单一制国家。当今世界上的许多国家，如英国、瑞典、以色列、埃及、加纳和菲律宾也都实行单一性的政府体制。在单一制国家中，中央政府扮演最终权威的角色。在联邦制国家中，权威是在联邦政府和选区政府之间进行分配。在职权领域内，每个政府在理论上都是至高无上的。不论是单一制国家还是联邦制国家都要处理政府间关系，特别是政府间的财政关系。而且，这种关系非常复杂，在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特点。以美国为例，自内战以来，美国联邦主义的演变至少经历了三个阶段：二元联邦主义、合作联邦主义和新联邦主义。在二元联邦主义中，州和联邦政府在各自范围内的权力是至高无上的。在联邦制国家，联邦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关系之一是分权问题。我们把责任划分和责任明晰作为单一制国家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关系特征之一。

从总体上看，我国目前在社会体制建设上面临的问题之一是，中央政府的社会建设目标由于与地方政府实行财政分权，以及双方责任划分不清晰而难以顺利实现。甚至在很多情况下，中央政府的社会政策直接变成了地方政府的社会政策，如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1998年，中央政府正式提出“公共财政”的理念，并把其作为财政体制改革的目标。这意味着在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上，政府要把关注点放在具有公共风险的领域，从其他不该介入的领域坚决退出；在与公众的关系上，要真正体现以人为本，把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作为要务。至此，围绕着公共财政体制目标，政府对财政体制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包括清费正税、取消农业税、预算管理体制改革、财政支出结构调整、新一轮税制改革等等。尽管改革开放以来，财税体制几经改革，但距公共财政的目标还相差甚远。主要表现在中央财政收入占整个国家财政收入的比重在不断上升，但是中央财政支出的比例却在不断下降，形成非对称性财政分权的格局（见表1）。

[@图头@]表1：2004年全国主要支出大类占预算支出的比重及中央和地方政府分摊比例

从义务教育为例。从对云南省调研的情况看，义务教育实施过程中各地财力差异很大，而且由于标准等问题，经济富裕的地区反而得到的转移支付更多。另外，教科书费用由中央财政解决，但是中小学的教学辅导书很多，一般在53元到63元之间，是由个人支付的，贫困家庭很难负担。据调查，“我国的义务教育经费78%由乡镇政府负担，9%左右由县财政负担，省负担11%，中央财政负担不足2%。”①我国完全落实各级政府对义务教育特别是对农村义务教育的投入责任存在诸多困难，处理目前的义务教育“欠债”问题既困难又复杂，家庭贫困学生的资助工作十分艰巨。

再看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我国在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领域投入体制还是多元化的，城乡体制分割非常严重。在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制度的实施中，对中西部地区中央政府采取转移支付方式给予支持，东部发达地区主要靠地方力量，包括过去几年推行的公共卫生建设也主要采用这种模式（见表2）。“预算内公共卫生支出，中央政府仅占卫生预算支出的2%，其他均为地方政府支出，而地方政府，县、乡共支出了预算的55%～60%"。②根据国际经验，类似义务教育、公共卫生这样的基本公共服务在许多国家是由中央政府（联邦）或省政府支出的。另外，在我国基层政府没有税收立法权、没有举债权，没有独立的主体税种，掌握的财政资源有限，其财力与事权不匹配。

[@图头@]表2：2004－2006年北京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筹资情况（%）

还有社会福利和社会救助，这方面的公共财政责任在实践中采取了责任分解、分级负担的做法。由于中央与地方事权、责任、财权划分尚不规范，作为基本公共服务范畴的社会福利和社会救助费的支出，在体制上还存在突出问题。昆明市的社会福利和社会救助实行财政分级承包。区级社会福利和社会救助以区财政为主，市财政适当补贴。实际情况是，一般的区财政很难承担，最终造成标准低、覆盖面窄。昆明在云南属发达地区，一般地区就更难说了。黑龙江省80%的县依靠国家和省财政转移支付。农村最低保障工作，尽管省财政尽了很大努力，给予了78.5%的资金补助，但是仍然有贫困县市需要自行匹配的资金，无法落实。救灾方面，黑龙江目前的救灾资金主要用于灾民的口粮救济。国家每年拨给黑龙江省救灾资金在1亿元左右，需政府救济粮人口按300万计算，平均每个灾民实际得到救济33元，基本口粮的保障都十分困难，再加上蔬菜等生活副食的支出，灾害救济金更显得捉襟见肘。2007年以来居民消费价格水平不断上涨，贫困居民的生活压力持续增加。每年国家拨付的恢复重建资金十分有限，补助标准经历了从300元到600元的漫长历程，到近期才提高到每间房子补助1500元的标准。近些年来，虽然中央财政转移支付的力度比较大，对弥补地方的社会福利和社会救助费缺口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实践中也确实存在一些问题。例如，转移支付缺乏严格的规范、制度设计和执行标准。中央财政的转移支付不全面、结构不合理，特别是在农村社会救助制度、农村社区建设等项目上，中央财政没有做出合理和适量的财力转移。

关于基本养老保险，我国现行的养老保障体制是建立在城乡二元社会结构、二元经济结构、公共财政面向城市基础之上的，这种模式对我国体制建设形成了严重制约。第一，现有农村老年群体，保障水平低，容易形成一个庞大的老年贫困群体。第二，城镇化进程加速，失地农民数量增加，农村传统的养老保障模式受到挑战。调查发现，即使像北京这样经济发达的地区，尽管政府对市、区县两级财政每年给每个参保农民的补贴为50～70元，但是仍不能达到全市农村养老保险的基本公平。与农民工面临的问题基本相同，失地农民存在的问题是：我国城镇基本养老保险制度规定，养老保险缴费必须满15年才有领取基本养老金的资格，大多数地区还没有出台相应政策，致使45岁以上的失地农民不能投保，这意味着城市养老保险制度对这些失地农民关上了养老保障大门。

OECD的研究报告指出，从支出责任看，中国的财政体制是高度分权化的，但财政收入比财政支出分权程度低得多，地方政府没有确定税率的自主权，以获得收入来满足当地的支出需要。由此形成的地方财政支出责任和税收收入的缺口需要存在一个大规模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此外，现行体制内存在的逆向激励也扭曲了地方政府财政支出结构。因此，现行的财政体制在公平和效率方面都需要改进。这是全部财政问题的根本问题之一。我国目前公共领域投资体制面临的问题还有，中央各部委在提供公共服务的过程中，重投资轻规划，尤其缺乏基本公共服务的设施标准、人均财政支付能力标准的研究和制定，致使规划目标不明确、不准确，实施措施不具体，可操作性差。

（二）微观体制：服务组织欠发育，服务供给主体单一

许多国家的政府都是通过非营利组织向社会递送公共服务，充分发挥非营利组织在公共服务中的作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民间组织发展迅速。据民政部统计，截至2006年底，全国注册登记的社会团体为19.2万个，民办非企业单位为16.1万个。但是，从现状来看，无论是人们的观念，还是社会组织数量、规模，以及更为重要的其整体的能力和作用，都还跟不上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大多数现有的非营利组织，特别是社团存在以下一些问题：（1）官办和行政色彩太浓，缺乏应有的民间性、自治性、自愿性和自主性，创新精神和开拓性不足，不少组织以营利为目的；（2）自律机制不够健全，对于非营利组织所应具备的透明度、公信度和良好行为准则，许多组织还不甚了解；（3）人员年龄老化、观念老化、知识结构老化，运作方式不能适应市场化的环境和社会治理方式；（4）结构失衡。真正能适应环境，及时回应和满足民间需求，又能充分利用社会资源和民间资源的非营利机构和组织所占比重太小。

我们目前还没有政府支持社会组织参与基本公共服务的确切统计数据。从民政事业的支出中也很难看出政府有购买公共服务的款项（见表3）。从调研情况看，各级政府通过社会组织提供公共服务的情况还不普遍，只有个别地区的个别组织得到本地政府的财政支持。目前我国社区建设资金还是比较缺乏的。根据2005年民政部的百城（区）社区建设抽样调查和社区建设问题专题调研，2004年，被调查的235个社区中，27.66%的总收入在1万元以下，1～8万元的占31.91%，13.62%在8万元以上，有26.81%的社区未填。这些有资金的社区其收入主要来源于政府拨款。调查表明，政府每年拨款在5000元以下的社区占28.09%，5000元到15000元之间的占13.62%，25.96%的社区可以得到15000元以上的政府拨款，有33.19%的社区未填。社区尚且如此，更不用说社会组织了。

[@图头@]表3：2000－2005年我国民政事业费支出明细（单位：亿元）

二、公共领域投资体制改革的基本思路

我国社会体制改革的基本思路可以这样确定：在宏观体制上，改革和完善政府间关系，培育地方政府作为公共服务的直接管理者、提供者角色；在微观体制上，发育和壮大社会组织，培育社会组织的公共服务供给者角色，从中央到地方，从政府到社会，形成一个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体系，一种合理的社会体制安排。

（一）调整和改革政府间关系，完善转移支付机制

在中国这样的单一制国家，人口众多，五级政府施政，由哪一级政府提供基本公共服务最有效、最合理？能否采取不同层级的政府提供不同类型的基本公共服务模式？这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第一，是否可以由中央政府来制定基本公共服务的标准、财政体制及转移体制框架。第二，是否由省级政府负责国家基本公共服务政策的监督、执行和评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实施标准和评估指标体系由中央政府统一制定。第三，是否由地方政府，主要是县级政府负责基本公共服务的提供。

随着我国基本公共服务领域规范化建设的不断进步，基本公共服务的政府财政责任，应该逐步走向地方政府主导、中央政府通过转移支付促进均等化的责任分担模式。由于基本公共服务在许多领域本质上属于地方性公共产品，地方政府财政应承担支出的主导责任，中央财政具有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收入分配调节和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职责。

政府间转移支付的指导思想，应当是通过实现财政能力均等化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要逐步建立和完善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目标的财政转移支付体制。中央政府的相关部门应当从负责提供公共服务的支出，转向全国基本公共服务的规划、指导、政策和监督。根据规划和标准，国家有关部门建立和完善专项转移支付制度和机制。中央政府应当就基本公共服务制定和完善各类标准，并对贫困地区进行无条件转移支付，提高弱势地区的财政收入能力，以及低收入阶层享受基本公共服务的水平。

科学划分基本公共服务中中央与地方的事权要遵循实践和理论两条原则，一是应从有利于建立中央对地方有效调控的角度出发，尽可能调动作为提供公共服务方的地方政府的积极性；二是依据公共需要与公共产品的层次性理论分别界定各级政府对基本公共服务的事权。根据上述原则，应该建立有权威的、能对基本公共服务发展进程实施有效领导的中央政府相关部门，把属于全国性和跨省级行政区域的基本公共服务，划归中央政府的事权范围，把属于本行政区域的地方性基本公共服务，交由地方政府管理。对于各级政府的共有事权，尤其是基本公共服务领域内的共有事权，应按照项目分级管理和费用分级负担的原则进行合理划分。在相应的支出责任上，必须明确划分中央财政的固有支出与地方政府的固有支出；必须依法确定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间共同事务的费用分摊的计算方法、原则和比例。

由于基本公共服务在财力分担上涉及到不同层级政府的具体出资问题，政府间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就成为从公共财政角度研究基本公共服务制度的重要方面。尽管1994年以来确立并实行的政府间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在公共服务均等化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但当前的一些转移支付形式具有原体制遗留的成分，办法还不尽合理和规范。尤其是，面对基层政府的普遍财政困境和地区发展的巨大差异，在全国范围内要较好地履行对全体居民的政府责任，没有一个行之有效的政府间转移支付制度就难以进行。因此，在讨论了政府间事权界定，明确了各级政府的社会救助职责和中央政府制定的基本标准之后，应该从完善转移支付制度层面，对致力于解决各地最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问题提出一个思路。

总体思路是逐渐淡化人为因素在确定基本公共服务资金各级财政比例分担的权重，加重对影响财政支出的客观因素的权重。近期内可以考虑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是，中央政府尽快制订全国基本公共服务框架内的各项具体制度的最低标准。这是中央财政有效实施对省级财政转移支付并形成合理的财政分担机制的前提。具体标准的设定可以根据经济和财政指标将全国划分为几个片区，分别制定相应的标准，并使其具有可操作性。通过规范的转移支付消除不同区域间基本公共服务的财力差距。二是，完善省以下政府财政的分担机制。要积极探索省级政府以下的财政分担办法，比如，省级政府在中央划定的各项基本公共服务标准下，根据市县具体经济总量、财政收支以及各项基本公共服务规模等指标，合理确定本省范围的各项基本公共服务标准，并形成合理的省以下财政分担机制，也可以寻求其它解决方案。

（二）明确社会组织的角色，发挥社会组织的服务供给者作用

1、通过完善社会组织的管理法规，完善促进社会组织发展的相关政策，鼓励和引导全社会，特别是民间组织积极参与基本公共服务的提供、管理和监督

通过对社会组织服务的购买来实现对社会组织的管理。通过制订基本公共服务专项发展规划、服务标准，完善相关措施，加强对基本公共服务项目、服务质量、供给情况的监督。鼓励社会组织和公众参与对基本公共服务项目、服务质量、供给监督。基本公共服务，可以通过政府直接投资举办，也可以由社会机构等社会组织举办，政府采取委托协议等形式购买其服务，提供给公众。放宽基本公共服务体系的准入限制。对有关地方性法规、政策以及各职能部门设定的行政许可和审查制度进行清理，凡是国家没有明文禁止和限制的基本公共服务领域，都对社会开放，凡是对社会举办和参与基本公共服务事业带有歧视性的做法和不合法的规定，都要取消。制定基本公共服务指导目录，按照鼓励类、限制类和禁止类，分类指导基本公共服务发展。

2、培育非政府组织应遵循分类对待的原则

对于一些经济类的中介组织、基金会组织或一些较有经济实力和社会地位的非政府组织，政府只要给予相应的鼓励、优惠政策就可以了。而对于一些公益组织或民间福利组织，他们的很多服务属于低偿或无偿，难以通过收费维持，政府就应给予一定数量的财政支持。另外政府需要探讨一套科学的评估体系，制定一套考核委托（托管）或补贴机构服务绩效的指标体系，以及明确组织监督和公众监督的方式，据以评判各种各类非政府组织和机构的经营运作状况以及满足群众需要的程度，以此来确定扶持的方式和标准。总之，政府给市场、给财政补贴，将是鼓励非政府组织，尤其是民间福利机构的最有吸引力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