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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乘数范文10篇

时间：2023-03-30 04:29:47

投资乘数

投资乘数范文篇1

一、乘数的基本理论

在经济萧条的时候，社会有效需求不足，采用扩张性财政政策可以引致国民收入成倍增加。当支出增加时，就要增加支出所产生的投资需要的生产资料的生产，从而可以增加就业，增加企业和工人的收入，企业和工人把这些收入再用于生产和生活消费，又转化为另一些企业和工人的收入。这是一种无穷递推的连锁反应过程，如此周而复始，投资支出的增加可导致收入的成倍增加和消费需求的成倍增加，并刺激生产，增加就业，从而引致总产出成倍增加。在这里，增加投资或政府支出会使收入和就业若干倍增加的理论就是乘数理论。

乘数(K)是边际消费倾向的函数，与边际消费倾向成正比。乘数K的计算公式是：

K=△Y／△I=△Y／(△y-△C)

=1／(1－△Y／△C)=1／(1-b)

式中△，表示投资的变动，△y表示收入的变动，△C表示消费的变动，b表示边际消费倾向，即每增加一个单位的国民收入所能产生的消费增长。一般而言，O乘数必须要求的假设前提是：(1)社会经济体制中具备了成熟和完善的市场机制；(2)只要在均衡利率的条件下，储蓄就会自然转化为投资；(3)收入因素只会引起消费的变动，不会直接导致投资的变化；(4)社会经济处于过剩状态，当社会总需求变动时，只会引起产量变动，不会引起价格变动。

二、中国投资乘数分析

1．长期投资乘数的计算

根据投资乘数的原理及其计算公式，投资乘数取决于边际消费倾向，边际消费倾向则依赖于一定形式的消费函数。由于中国居民的消费行为及其制度环境完全不同于西方，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后，我国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的过程中，我国居民收入分配格局出现了明显的变化，人们的收入差距在拉大，收入的不确定性因素在增加，消费者注重了对未来预期收入的考虑。同时，一方面，随着经济增长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居民所持有的耐用消费品、房产、企业资产等实物资产和债券、股票等金融资产普遍增加，从而使得居民资产这一因素对消费的影响也在不断增加；另一方面，外生的制度变化特别是社会保障体系改革所带来的一系列不确定性的信息，使得居民的消费行为也存在着较大的不确定性。但是，由于获得居民资产(金融资产及实物资产)的有关数据较为困难，我们只能舍弃这一解释变量，而仅以现期收入和前期消费作为主要解释变量。结合上面的分析，我们拟建立的是上述后一类形式的中国转轨时期的全社会或宏观的消费函数，即以按支出法计算的GDP作为社会总收入，以支出法中的最终消费作为社会总消费。我们建模所依据的样本数据区间为1995—2003年，对模型采用二阶段最小二乘法TSLS，以处理滞后的随机解释变量。

CT=β0+β1?yT＋β2?CT-1

该模型表示，随着社会总收入yT及滞后1期的社会总消费CT-1的增加，社会总消费CT也呈上升趋势。经过整理后的相关数据见表1。

利用SPSS软件，对表1的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回归，得出我国1985—2004年居民消费函数为：

该模型的t检验值、R2检验值、F检验值都很显著，因此，模型的系数是可信的。模型表明，我国的居民长期边际消费倾向为0．250，由此可以计算出我国的长期投资乘数K=1／(1—6)=1．33。著名发展经济学家钱纳里对101个国家相关资料的研究表明，一个国家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从100美元增加到1000美元的过程中，其长期边际消费倾向为0．611，即投资乘数为2．57。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已经超过1000美元经济发展“标准结构”数据的上限，而我国的长期边际消费倾向远低于国际平均水平0．611，长期投资乘数也远低于国际水平。

2．短期投资乘数的计算

我们可以将边际消费倾向的公式写为：

其中，6．表示第i年的边际消费倾向，Ci为i年的居民消费，yi为第i年的GDP，从而得出具体某年的短期边际消费倾向，同时，根据盛暑公式K=1／(1-6)可得我国短期投资乘数，具体数值见表1第5列。

研究表明，2000年以来，我国的投资乘数呈现迅速、大幅度下降，且2003年以来其数值仅为1．4左右，远小于1999年的2．92，很显然我国近几年的积极财政政策的效果还不及1999年的一半，所以，积极财政政策的经济拉动作用的效果也变得越来越不显著。

三、我国投资乘数效应低下的原因

1．居民边际消费倾向较低

消费边际倾向是影响投资乘数的一个重要因素。近年来，城乡居民的平均消费倾向和边际消费倾向都有不断下降的趋势。由于各种改革措施的出台，如教育、医疗、住房、养老、失业等社会保障体制的改革，使得居民对于未来的收入和支出存在大量的不确定性预期，出现了以往所没有的“有钱无处花、有钱不敢花、有钱不愿花”的现象，导致居民现期消费更加谨慎，加大了储蓄的比重，最终使全社会投资的乘数效应不能很好地发挥出来。

2．边际投资倾向低

在乘数的推导中，西方经济理论假设储蓄在利率均衡时会自然转化为投资，而在我国现实经济生活中，有很多储蓄存款沉淀在银行中未被用于投资，这就使得投资占收入的比重比理论上计算的要低。有关资料显示，1997年以来我国银行存款存贷差额呈明显扩张的趋势。1996年为7439亿元，1997年为7478亿元，1998年为9173．8亿元，1999年为1．23万亿元，年年递增。并且，在1998—1999年两年较上年递增率分别达到22．66％与30．81％，远远超过GDP收入的增长速度。由此可以判断，社会资金大量沉淀于金融机构，储蓄到投资的转化率快速下降，可见，我国当前的边际投资倾向已落到一个较低的水平。

3．次级消费循环中存在着除储蓄以外的非正常漏出

我国正处在巨大的制度变迁中，各种制度法规还不健全，也就使次级消费循环中存在着除储蓄以外的非正常漏出。一是投资项目过程中的腐败问题比较突出，造成部分资金未进入生产领域，还有一些低水平的固定资产的重复性建设，使得沉淀成本过大．二是资本外逃规模膨胀，导致国内投资和生产萎缩。据测算，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的资本外逃规模不断扩大，尤其是1993年以后规模迅速膨胀，均达到300亿美元以上，其中1993年、1995年和1997年的增加尤为显著，大规模的资本外逃，将破坏国内资本的正常形成，延缓或破坏政府投资次级消费循环，降低我国经济发展的后劲，也就造成了我国投资乘数效应不大。

4．交易费用的不合理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交易通畅的必然前提是要有合理的交易费用。当一个人获得了新增收入进行新的消费时，如果交易费用过高，他的购买活动就会受阻，或者减少消费。另一方面，当新的购买出现时，提供产品或服务的企业也要购买新的材料，还要争取新的资金，如果交易费用过高，这些企业也很难实现新的供给。此外，如果交易费用过高，人们就倾向于自给自足，市场交易的链环就会被打破，资金、产品与服务的流动就会被割断。目前，我国的市场制度并不完善，市场混乱，效率低下，比如，不健全的审批制度、某些商品地方价格的保护、一系列的寻租行为等，它们都将使得交易不畅。交易费用不以市场来定价，就会造成次级消费的循环速度减慢，从而对投资乘数产生不利的影响。

四、提高投资乘数效应的对策

1．彻底解决三农问题，提高边际消费倾向

乘数是边际消费倾向的函数，提高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最能扩大乘数效应。目前，我国处于城乡二元结构环境下，农民收入较城市相比差别过大，而农民的边际消费倾向远大于城乡居民的消费倾向。有资料显示，农村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可达到0．8上下。所以，当前要切实重视农民减负问题，稳步推进、落实农村费改税工作，减少向农民的乱摊派和违法违规的乱收费，还钱于民。同时，国家还应以配套政策引导生产企业根据农村居民消费需求的趋势，及时调整产品结构，增加农村适销产品的生产投资。一方面，努力增加农民可支配收入，提高消费能力；另一方面，拓宽消费市场，提供消费途径，这样才能真正实现启动农村需求的效果，从而提高整个社会的总消费倾向。

2．健全社会保障制度，提高城镇收入预期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与城镇居民消费行为息息相关的教育、就业、退休福利、养老保险、住房公费医疗等各方面改革的推行，这些原先由政府统包的福利、保障措施逐步都在向市场推进，也不断地给人们传达着风险信息。社会改革的转轨时期人们必然会变得谨慎起来，预期未来的不稳定因素必然也会增加。所以，当务之急是建立健全社会保障机制，让失业保险、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等涉及居民当前生活、未来保障的措施在经济生活中推广开来。在政策与资金上都应给予足够的引导、扶持，从而发挥社会保障机制的积极作用，使居民的消费倾向由小变大，由弱转强，进而又增大投资的乘数效应，以便于发挥财政政策的调控功能。

3．引导民间投资，提高边际投资倾向

在我国长期以来投资基本上是政府及公有制企业的事，社会大众参与的观念不强，积极性不高，这造成储蓄向投资转化的机制不良，渠道不畅。在现实中体现为居民部门资金大量多余，企业部门资金大量亏缺，两者又无法互相弥补、互相促进，社会资本资源未能充分利用。可见，要提高投资乘数效应，就应着眼于提高边际投资倾向，有效启动民间投资，改变储蓄与投资主体高度分离的状况。比如，吸纳社会闲置资金来参与社会基础设施及高新技术产业等领域投资，适当增发国债，将民间储蓄闲余通过财政渠道转化为政府投资；还应在政策和制度上创造条件，扫除资本流通的部门性障碍、区域性障碍及所有制障碍，理顺资本流动渠道，从而真正提高资本的边际投资倾向。

投资乘数范文篇2

一、乘数的基本理论

乘数(K)是边际消费倾向的函数，与边际消费倾向成正比。乘数K的计算公式是：

K=△Y／△I=△Y／(△y-△C)

=1／(1－△Y／△C)=1／(1-b)

二、中国投资乘数分析

1．长期投资乘数的计算

CT=β0+β1·yT＋β2·CT-1

该模型表示，随着社会总收入yT及滞后1期的社会总消费CT-1的增加，社会总消费CT也呈上升趋势。经过整理后的相关数据见表1。

利用SPSS软件，对表1的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回归，得出我国1985—2004年居民消费函数为：

2．短期投资乘数的计算

我们可以将边际消费倾向的公式写为：

三、我国投资乘数效应低下的原因

1．居民边际消费倾向较低

2．边际投资倾向低

在乘数的推导中，西方经济理论假设储蓄在利率均衡时会自然转化为投资，而在我国现实经济生

活中，有很多储蓄存款沉淀在银行中未被用于投资，这就使得投资占收入的比重比理论上计算的要低。有关资料显示，1997年以来我国银行存款存贷差额呈明显扩张的趋势。1996年为7439亿元，1997年为7478亿元，1998年为9173．8亿元，1999年为1．23万亿元，年年递增。并且，在1998—1999年两年较上年递增率分别达到22．66％与30．81％，远远超过GDP收入的增长速度。由此可以判断，社会资金大量沉淀于金融机构，储蓄到投资的转化率快速下降，可见，我国当前的边际投资倾向已落到一个较低的水平。

3．次级消费循环中存在着除储蓄以外的非正常漏出

4．交易费用的不合理

四、提高投资乘数效应的对策

1．彻底解决三农问题，提高边际消费倾向

2．健全社会保障制度，提高城镇收入预期

3．引导民间投资，提高边际投资倾向

投资乘数范文篇3

一、乘数的基本理论

乘数(K)是边际消费倾向的函数，与边际消费倾向成正比。乘数K的计算公式是：

K=△Y／△I=△Y／(△y-△C)

=1／(1－△Y／△C)=1／(1-b)

二、中国投资乘数分析

1．长期投资乘数的计算

CT=β0+β1·yT＋β2·CT-1

该模型表示，随着社会总收入yT及滞后1期的社会总消费CT-1的增加，社会总消费CT也呈上升趋势。经过整理后的相关数据见表1。

利用SPSS软件，对表1的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回归，得出我国1985—2004年居民消费函数为：

2．短期投资乘数的计算

我们可以将边际消费倾向的公式写为：

三、我国投资乘数效应低下的原因

1．居民边际消费倾向较低

2．边际投资倾向低

在乘数的推导中，西方经济理论假设储蓄在利率均衡时会自然转化为投资，而在我国现实经济生

3．次级消费循环中存在着除储蓄以外的非正常漏出

4．交易费用的不合理

四、提高投资乘数效应的对策

1．彻底解决三农问题，提高边际消费倾向

2．健全社会保障制度，提高城镇收入预期

3．引导民间投资，提高边际投资倾向

投资乘数范文篇4

乘数(K)是边际消费倾向的函数，与边际消费倾向成正比。乘数K的计算公式是：

K=△Y／△I=△Y／(△y-△C)

=1／(1－△Y／△C)=1／(1-b)

二、中国投资乘数分析

1．长期投资乘数的计算

CT=β0+β1·yT＋β2·CT-1

该模型表示，随着社会总收入yT及滞后1期的社会总消费CT-1的增加，社会总消费CT也呈上升趋势。经过整理后的相关数据见表1。

利用SPSS软件，对表1的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回归，得出我国1985—2004年居民消费函数为：

2．短期投资乘数的计算

我们可以将边际消费倾向的公式写为：

研究表明，2000年以来，我国的投资乘数呈现迅速、大幅度下降，且2003年以来其数值仅为1．4左右，远小于1999年的2．92，很显然我国近几年的积极财政政策的效果还不及1999年的一半，所以，积极财政政策的经济拉动作用的效果也变得越来越不显著。三、我国投资乘数效应低下的原因

1．居民边际消费倾向较低

2．边际投资倾向低

在乘数的推导中，西方经济理论假设储蓄在利率均衡时会自然转化为投资，而在我国现实经济生

3．次级消费循环中存在着除储蓄以外的非正常漏出

4．交易费用的不合理

四、提高投资乘数效应的对策

1．彻底解决三农问题，提高边际消费倾向

2．健全社会保障制度，提高城镇收入预期

3．引导民间投资，提高边际投资倾向

投资乘数范文篇5

关键词：比例税；税收乘数；平衡预算乘数

一、概念定义

乘数作为经济学教材中必不可少的知识点之一，在分析税收乘数和平衡预算乘数之前，有必要先了解乘数的由来。乘数的概念是由R.F.卡恩在其论文《国内投资和失业之间的关系》中首先引入经济理论。其衡量的是投资品的增加，引起投资品行业的初期就业量的增量与由此导致的总就业量的增量之间的比例，简而言之就是最终就业量的增量与期初就业量的增量之间的比例。从中可以看出，乘数体现了时间的先后顺序，其大小由期末结果的增量与期初原因的增量之比决定。理解这一点对于后面平衡预算乘数的讨论十分有帮助。根据《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对平衡预算乘数的定义：政府支出和税收同时且相等的变化与带来的总需求变化的关系。这里要强调的是政府支出和税收必须要满足同时且相等的变化，而部分学者的分析就未能满足此条件，从而分析得到的平衡预算乘数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平衡预算乘数。税收乘数的含义是指收入的变动与引起这种变动的税收变动的比例。精准地理解和掌握税收乘数和平衡预算乘数的标准定义，挖掘出其核心要义，是解决其争论的首要条件。

二、定量税下税收乘数与平衡税收乘数的推导

定量税是指税收数值与国民收入无关的一种税收政策，即税收不会随着国民收入的变化而变化。在定量税亦或者说固定税下，国内学者和经济学教材对税收乘数和平衡预算乘数持有一致的观点，即税收乘数Kt=-β1-β，平衡预算乘数等于1。数理推导过程如下所示：假设消费函数为C=α+βYD，α表示自主消费也称自发消费，表示可支配收入为零时为了维持生存需要而必须进行的消费；β表示边际消费倾向，即可支配收入增加一单位时消费支出增加β单位；消费者可支配收入YD=Y-T+TR，Y代表国民收入，T代表税收，TR表示政府转移支付；另外，假定投资为外生变量I，政府购买支出G。根据凯恩斯主义的收入-支出模型可知，当产品市场均衡时，国民收入等于总支出，即：Y=AE。根据Y=AE＝C+I+G，并将C＝α+βYD代入可得：Y＝α+β（Y-T+TR）+I+G将等式两边整理可得均衡国民收入因此得出平衡预算乘数为dYdG=1，此结果也就是《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所描述的平衡预算乘数为1。《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中并未对比例税收下的平衡预算乘数做出说明和解释，仅仅考虑了固定税收下的平衡预算乘数。部分学者将平衡预算乘数等于1作为一个理论标准，是没有理论支撑的，因为只有定量税下的平衡预算乘数为1。

三、比例税下税收乘数与平衡预算乘数的争论

比例税是指税收收入随着国民收入的变化而变化，不再是一个定值，公式表达式为T＝T0+tY，其中t表示税率。比例税收下的税收乘数和平衡预算乘数，在各经济学教材和各学者之间存在着较大的分歧。分歧主要分为两个派别：第一派，有高鸿业主编的《西方经济学》教材第一版、吴信如主编的《宏观经济学》（2003）教材，以及黄邦根（2014）和陆长平（2004）学者等研究。比例税下税收乘数和平衡预算乘数表述如此混乱，使得学生在学习此知识点时没有一个参考标准。由于争议和分歧点较大，所以目前国内主流的经济学教材基本都采取避而不谈的方法。其二，由YD=Y-T0-tY+TR可知，减税△T并不是国民收入增加△T，而是可支配收入增加△T。可支配收入的增加进一步带来消费的增加，从而带来首轮国民收入的增加。税收和转移支付对可支配收入的影响是相似的，只是符号相反，故又称转移支付是负的税收。减税和转移支付分析方法一样，都是直接影响可支配收入。此外，根据我国财政部政策性文件可知，减税属于财政性资金，不作为征税收入，就如同转移支付一样，是不对其进行征税的。这种理解得到了大多数学者的认可，所以正确的税收乘数推导应该是：（二）平衡预算乘数争论分析。通过对以往文献的收集与整理发现，比例税下平衡预算乘数的争论主要存在两点：一是关于平衡预算乘数定义的争论，二是其值是否为1的争论。1、定义的争论。平衡预算乘数的争论点之一，即定义的争论。根据定义可知，平衡预算乘数衡量的是政府收支同时且相等的变动与国民收入变动的关系。各学者对于政府收支的理解存在争议，绝大多数学者对政府收支的理解是，政府购买支出与政府税收，或者是政府购买与政府净税收。这两种理解本质是一样的，因为一般假定转移支付不变，那么税收的变化就等于净税收的变化。但是不可否认的是政府支出包括政府购买支出和转移支付支出，所以李致平（2006）认为应该考虑政府转移支付的变动，令政府购买支出和转移支付的变动之和等于税收的变动，即d（G+TR）＝dT，根据其思路推导：平衡预算乘数中的政府支出的变化，究竟是指政府购买支出的变化还是指政府购买和政府转移支付共同的变化。其实根据《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中对平衡预算乘数的详细描述就能得到答案，其中部分原文是：Theeffectonaggregatede－mandofaunitincreaseingovernmentexpenditureondomesti－callyproducedgoodsandservicesisgivenbytheseries：1+c+c2+c3…。从这里可以发现政府支出特指的是政府在产品和服务上的支出，可见平衡预算乘数中的政府支出就是指政府购买支出，不包括政府转移支付。不仅如此，同时还可以看出此处分析的是固定税收下的平衡预算乘数，因为政府支出增加一单位，首轮带来总需求增加一单位，进一步总需求（消费）增加c（边际消费倾向）而不是增加（1-t）c。这就说明并未对新增国民收入征税，所以可以得出《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仅仅分析了固定税收下的情况，并没有考虑比例税下的特殊情况，即不能据此而得出比例税下平衡预算乘数也是1的结论。2、平衡预算乘数数值的争论。平衡预算乘数的第二个争论便是比例税下平衡预算乘数是否为1的争论。认为平衡预算乘数为1的学者，推导方法基本一样，都是采用全微分的方法。

四、结论

投资乘数范文篇6

关键词：日本货币政策货币乘数原因分析

一、“泡沫经济”破灭后日本货币政策及其效果

“泡沫经济”崩溃以后，日本经济经历了“失去的十年”，经济长期停滞不前，通货紧缩，货币供给低迷。为了摆脱困境，日本银行出台了一系列应对措施，试图通过宽松的货币政策走出通货紧缩的泥潭，增加货币供给。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日本银行频繁变更货币政策操作工具和政策操作目标，采取持续宽松的金融政策。

1991年7月11日，日本银行公布将公定贴现率由6.0%下调到5.5%，随后经过9次调整，至1995年将公定贴现率下调到0.5%的历史最低水平。1999年2月12日至2000年8月11日，实施了为期18个月的“零利率”政策。在此期间日本银行货币政策的操作目标为无担保银行隔夜拆借利率。这期间无担保银行隔夜拆借利率曾降到0.02%的低水平，若除去手续费支出，利率几乎为零。

在“零利率”政策调控无效的情况下，2001年3月19日至2006年3月9日，实施了为期约5年的“量化宽松”政策。日本银行将货币政策操作目标转变为日本银行准备金存款账户余额。根据日本银行政策委员会所制定的余额目标，通过公开市场操作购买长期国债，增加金融机构在日本银行的活期存款余额，并诱导无担保银行隔夜拆借利率接近零，以此来增加货币供应量，向市场注入流动性资金。日本银行准备金存款账户余额目标由2001年3月19日的5万亿日元不断提高，2002年10月30日达到15-20万亿日元，2003年10月10日为27—32万亿日元，2004年10月20日达到30—35万亿日元。

根据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由中央银行增加的基础货币将通过货币乘数过程成倍地增加货币供应量。但是，日本银行出台的政策并没有对增加货币供应量起到明显的效果。1991-2001年，日本的基础货币增长了95%，但货币供应量(M2+CD)的增长率仅为30%。从开始实施“量化宽松”政策的2001-2003年，日本的基础货币增长率（前年比）分别为14.6%、22%和16.9%，而货币供应量(M2+CD)的增长率（前年比）分别为3.1%、2.9%和1.6%。可以看出，日本货币政策的传导效果并不理想，其原因之一就是货币乘数下降。日本的货币乘数在1991年2月达到了13.2的峰值以后，从1992年开始持续走低，2002年末下降到7.2。货币乘数的下降，降低了基础货币和货币供给的相关性，因此日本银行虽然增加了基础货币，但却不能使货币供应量按相应比例增加。

二、影响日本货币乘数变化的因素

根据货币理论可知，货币供给M受基础货币MB和货币乘数m的影响，基础货币是决定因素，货币乘数是重要影响因素，通过增加基础货币，提高货币乘数可以实现增加货币供应量的目标。货币乘数m是货币供给M与基础货币MB之间的比率。基础货币是货币供给的一个重要部分，因为基础货币的增加会导致货币供给的多倍增加，故又被称为高能货币。各国在进行基础货币统计时，所包含的具体内容不尽相同，日本的基础货币包括日本银行存款准备金、日本银行以外各经济主体持有的银行券以及流通货币。

货币乘数反映了基础货币之外其他因素对货币供给的影响。本文将运用下面的模型分析影响日本货币乘数大小的因素。

模型中，R表示日本银行存款准备金、C表示现金、D表示银行存款、r为日本银行存款准备金与银行存款之比、c为现金与银行存款存款之比。现金C还可以进一步划分为家庭部门持有现金、企业持有现金和银行持有现金。根据这一模型，r和c将影响货币乘数m的大小，与货币乘数为负相关关系。

日本的c（现金与银行存款之比）在20世纪80年代缓慢下降，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存款利率的下降而转为上升的趋势。r（日本银行存款准备金与银行存款之比）在20世纪90年代一直比较平稳，从1999年以后其变动极大。在一般情况下，若其他条件不变，随存款利率下降人们更加偏好持有现金而不愿将现金存在银行。根据模型，其他条件不变，c（现金与银行存款之比）和r（日本银行存款准备金与存款之比）上升将导致货币乘数下降。

20世纪80年代后期日本的货币乘数变化比较平稳，保持在12-12.5之间，“泡沫经济”后期，由于企业持有现金与存款之比的下降使得货币乘数增加。1991年第四季度由于法定准备金率的下调，使货币乘数在1992年第一季度达到峰值。1992年以后货币乘数持续下降是以家庭部门持有现金贡献度为特征的。20世纪90年代家庭部门持续增加现金在资产组合中所占的比率，使得家庭部门持有现金与存款之比持续上升。从货币乘数达到峰值的1992-2001年末，在影响货币乘数下降的因素中有一半是家庭部门持有现金所贡献的。1992年2月在实施所谓的“零利率”政策后，企业持有现金的贡献度也很大。考察1999-2002年间货币乘数的变化可以发现，银行准备金因素的贡献度很大。各因素对货币乘数影响的贡献度可参考下表。

三、日本货币乘数下降原因

（一）低利率政策本身降低了货币乘数

市场利率是持有现金的机会成本。当市场利率上升时，将增加持有现金的机会成本，各经济主体将尽量减少所持现金；相反，当市场利率下降时，持有现金的机会成本也随之下降，当市场利息接近于零时，持有现金的机会成本也将变为零，此时持有现金和持有银行存款并无多大差别，人们会储藏充裕的现金。从1991年7月1日开始，日本银行陆续降低公定贴现率，到1995年9月8日降到0.5%的历史最低水平；1999年2月12日实施“零利率”政策后，定期存款利率进一步下降同时现金增长，1999年末现金与存款之比上升为9%以上。20世纪90年代的利率变动对非银行部门的现金以及存款的相关金融资产造成影响，现金与存款比上升，家庭部门现金持有率上升对货币乘数的影响最大，并成为信用乘数下降的主要原因。

（二）通货紧缩预期与货币乘数之间的关系

名义收益率固定的金融资产的实际收益率等于名义收益率减去预期通货膨胀率。典型的名义收益率固定的资产—现金，其收益率由通货膨胀率决定。当消费物价水平下降时，持有现金的收益率将增加，即使名义利率降到零，消费物价水平的变化率也会使持有货币的机会成本发生变化。在实物投资的收益率低、消费者物价持续下降使得持有现金比实物投资更为有利。这种情况下，家庭部门不会选择股票或公司债券而会更加倾向于增加现金在Portfolio中的比重。由于企业的资金需求少，货币传导机制中通过贷款实现的信用创造进程受阻，导致货币乘数下降。

（三）金融体系的动荡加剧，动摇了人们对银行存款的信任感，对现金的需求增加

本来现金的需求是与经济运行联动的，当经济运行活跃时，现金的需求就会增加，经济运行停滞时，现金需求就会减少。但是，由于金融机构相继破产，存款的风险加大，人们纷纷提取存款将现金储藏在自家的保险柜中。另外，不得不关注不良债权问题。企业净资产的减少，使可用于担保的资产减少，招致贷款的停滞。巨大的不良债权将招致交易对象的不信任感，使原有的交易链条破裂，不良债权的增加将使银行贷款行为更加慎重。此时，贷款的停滞将导致货币乘数的下降。

参考文献：

[1]弗雷德里克·S·米什金.货币金融学[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2]陈作章.日本货币政策问题研究[M].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9).

投资乘数范文篇7

关键词:股指期货;合约;借鉴

一、海外股价指数期货合约设计的比较

海外股价指数期货合约的设计原则主要考虑股价指数期货对现货市场和期货市场价格的影响,以避免市场操纵行为对市场的冲击。对海外股价指数期货合约的比较主要包括对合约乘数、最小价格波动单位、合约最后结算价和其他主要特点列表进行比较,具体见表1。

从海外几个主要国家的股指期货合约设计比较看,合约的乘数除了美国的股指期货合约乘数较大外,其他国家的合约乘数较小。最小价格波动单位各国不尽相同,即可以货币单位计价,也可以用指数点控制。最后结算价大多以最后交易日开盘价为主,也有一些国家以最后交易日指数平均价进行结算。

二、海外股价指数期货合约的分析

1.股价指数期货合约乘数

股价指数期货合约价值的确定等于股价指数期货标的指数与合约乘数的乘积(Multilier)。一般来说,合约的乘数越大,合约的价值越大;反之,则合约价值越小。股价指数期货合约的乘数在理论上无统一规定,如果合约的价值太大,交易成本就会过高,从而限制了小投资者进行参与交易,同时也不利于套期保值交易者利用期货合约与现货相匹配进行套期保值交易。

由于股价指数期货是现货市场的衍生品,现货市场指数的不断发展变化必然会影响到股价指数期货合约的价值。例如S&P500期货合约1882年上市的时候,一张合约的面值约为58000美元左右(指数点120左右,乘数为500美元),15年后的1997年合约的面值已经达到475000美元。因为指数超过了900点,因此CEM宣布1997年11月S&P500指数期货合约的乘数减半至250美元,同时合约的最小价格波动从原来的0.05加倍到0.1点,使最小价格波动的美元价值保持不变为25美元,头寸限制增至20000张,保证金水平减半。1997年9月9日,CME宣布推出了E-miniS&P500指数期货合约,该合约的乘数仅为S&P500合约乘数的1/5,为50美元。该合约设计对于个人投资者以及小型机构与基金来说特别有吸引力,职业投资者也可用该合约对S&P500现货指数进行微调达到套期保值的目的,上市以来获得了空前的成功。至2001年1月,其交易量就超过了S&P500合约,显示出极强的生命力。

2.股价指数期货合约最小价格波动单位

最小价格波动是对股价指数期货合约买卖价差的最低限制。最小价格波动太大会增加执行成本,波动太小会使得协商过程繁琐并降低市场深度。

3.股价指数期货合约最后结算价的确定

海外股价指数期货市场上确定股价指数期货合约最后结算价的计算方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以合约最后交易日后一天指数开盘价作为合约的最后结算价,如CME、大阪证券交易所等,这种结算价格的特点是适应了套期保值者的需要。因为套期保值者通常在期货市场和现货市场中作反向交易,即在现货市场中买入(或卖出)股票,同时在期货市场中卖出(或买入)股价指数期货;当股价指数期货到期时进行在现货市场卖出(或买入)股票,同时在期货市场买入(或卖出)股价指数期货的反向操作。以开盘价作为最后的结算价,不但有利于套期保值交易者确保现货价格和期货价格的收敛,而且可以锁定早期股价指数期货定价错误所带来的盈利。缺点是这种定价结算价格可能带来价格被人为控制的可能,在股加之数期货最后结算日将开盘价人为抬升或打压达到获利的目的。例如,投资者可先在期货市场中建立多头(或空头)头寸,在最后结算日开盘时全力买进(或卖出)指数成份股,以使最后结算价高于前一日的收盘价,从而获得更多利润[1]。公务员之家

另外一种股价指数期货合约的最后结算价以最后交易日一段时间内价格的加权平均作为股价指数期货合约的结算价,如Liffe、台期所、香港交易所及印度国家证交所等。这种结算价由于是以股价指数期货最后交易日一段时间内价格的平均数作为股价指数期货合约的结算价,市场上的操纵者很难操纵一段时间内多个时间点的指数价格,所以大大降低了市场操纵行为可能对结算价的影响。此外,该方式可以有效降低到期日效应。

三、我国股价指数期货合约设计比较与分析

1.沪深300指数编制科学合理,抗操纵性强,有利于指数期货与股票现货市场之间的协调运行

沪深300指数由沪深A股中规模大、流动性好、最具代表性的300只股票组成,能够综合反映沪深A股市场整体表现。与全球主要股指期货合约的标的指数相比较,沪深300指数成份股的数量较多,仅少于标普500、日本的TOPIX和台湾的TAIEX等指数,但沪深300指数成份股权重较为分散与均衡,与境外主要指数相比,少数成份股价格异常变动对指数产生的不利影响将会更小。沪深300指数的透明性高,成份股调整预期性强,行业分布合理,以调整后的自由流通股本而非全部股本为权重计算指数,能真实反映市场中实际可供交易股份的股价变动情况,从而有效避免通过大盘股来操纵指数的情况发生。因此,从构成及编制方法看,沪深300指数是非常科学合理的[2]。

2.沪深300指数期货合约规模大可以有效减少过度投机交易,更适合进行套期保值

一般而言,合约规模越大,交易门槛就越高;对资金规模大的投资者影响不大,但对资金规模较小的投资者而言则较难参与交易。合约规模的大小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交易股指期货的目的。股指期货规模小,参与者多,市场更多利用股指期货进行投机或者套利,纯交易所占比例就大;股指期货合约规模大,则适合资金规模大的投资者进行套期保值,以套期保值为目的的交易所占比例就大。以香港市场为例,恒生指数期货的规模是小型恒生指数期货的5倍,恒指期货交易中,套期保值的交易占到36.5%,远远高于小型恒指交易中套期保值的比例4.7%。

至2009年7月31日,沪深300指数期货合约规模约为112万人民币,约合16.40万美元,仅低于CME的S&P500指数期货和Eurex的Dax指数期货,远高于其他股指期货合约的规模。即使在成熟市场,沪深300指数期货合约价值也是非常高的。沪深300指数期货合约规模大,一方面提高了投资者参与门槛,有效预防过度投机行为的发生;另一方面令投资者群体倾向于资金实力较强的机构投资者,更多利用股指期货进行套期保值。这两方面既有助于股指期货市场平稳起步与稳健运行,又有利于股指期货市场与股票现货市场间的相互促进、协调发展[3]。

3.沪深300指数期货最后结算价的设定合理,可有效防止套利和投机者操纵结算价格,降低到期日效应

沪深300指数期货的最后结算价格为最后交易日标指数最后两小时的算术平均价,时间跨度区间更长,其远长于台湾的30分钟,印度的30分钟及Liffe的20～30分钟,因此能够更有效避免操纵行为的发生,有助于更好地减少到期日效应,确保股指期货市场与股票现货市场的有序运作。

因此,从指数选择、合约规模、最后结算价格等方面可看出,沪深300指数期货合约条款设计非常严格,标的指数编制科学,合约规模大,最后结算价设定合理,能够有效减少过度投机,最大程度防止操纵,鼓励进行套期保值,促进股指期货市场与股票现货市场的有序运行与良性发展。

参考文献:

[1]梁万泉.股票指数期货堆现货市场影响研究[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6.

投资乘数范文篇8

一、公共投资对于经济的长期具有重要作用——西方国家的实践

对世纪30年代，美国著名的罗斯福“新政”，堪称是政府运用财政支出政策调节经济的成功范例。罗斯福“新政”的主要内容是实行以公共工程投资为中心的财政支出政策，通过兴办社会公共工程，来增加社会需求，并改善就业状况。

二战后尤其是60年代至70年代初，是西方国家利用公共支出政策调节经济周期的黄金时期。这一时期西方国家为了促进高水平的需求和就业，所采用的不再是以公共工程投资为主的政策，转而主要通过政府消耗性支出政策和政府转移支付政策来调节经济周期和促进国民收入的增长。这一时期，西方各国的消费性财政支出快速增长，并成为推动财政支出增长的主要因素。1960年，主要工业国家政府转移支出和补贴支出平均占GDP的比例大约为8％，1980年上升到17％。

直到二十世纪70年代初，西方国家所奉行的以政府消费性公共支出为中心的财政支出政策获得了成功。然而，从70年代中期开始，西方国家步入了经济增长缓慢，通货膨胀压力增大，失业率上升的尴尬境地。对于这一前后矛盾的结果，西方经济学界有各种解释，其中最为流行的观点认为，与公共支出的乘数效应相对立的挤出效应的存在是最主要的原因。许多经济学家对包括公共投资政策在内的财政支出政策作用产生了怀疑。这种怀疑在西方国家的实际政策中得到体现，从70年代末开始，西方国家转而实行紧缩性财政政策，严格限制预算支出的增长。但由于消费性支出的刚性作用，主要工业国家政府转移支出和补贴支出仍然出现增长，其占财政支出的比重由1980年的17％上升为1992年的21％，实际上公共投资成为紧缩财政的对象。

笔者认为，二战后西方国家以消费性公共支出为主的财政支出政策能在一定时期内发挥作用，并带来经济的空前繁荣，是由当时特殊的社会经济状况所决定的。众所周知，除了美国以外的大多数工业国家，在二战期间都在不同程度遭受战争的破坏，这些国家在战后从低水平生产率中复苏，其经济发展潜力很大。因此，二战后至70年代初，除了美国以外的主要工业国家都出现了投资高潮。这一时期，这些国家国内总投资占GDP的比例一般都在20％以上。这些国家以消费性公共支出为中心的财政支出政策所形成的消费需求，与投资高潮所形成的供给相适应。美国二战后实行的以消费性公共支出政策为主的财政支出政

策的成功，其主要原因在于“新政”时期对包括基础设施、教育等具有永久价值的公共工程项目的大量投入。当战争年代走向复苏的经济发展余地得到充分发挥，投资收益率便开始下降，“新政”所形成的资本逐渐被发展了的经济所完全吸收，致使消费性公共支出政策的作用随之减弱甚至消失。可见，对于美国而言，二战后与消费性公共支出政策同时出现的经济繁荣，实际上是以前大量的公共工程投资对经济推动作用的一种延续；对于美国以外的工业国家而言，二战后与消费性公共支出政策共存的经济繁荣，实际上是这些国家在经历战争重创后，经济复苏带来的投资高潮形成的。一句话，二战后西方国家的经济繁荣主要是投资因素在发挥作用，消费性公共支出政策则起了顺水推舟的作用。

以上的分析表明：“新政”在增加当时需求的同时，为经济的持续发展打下了基础，而二战后西方国家所实行的财政政策则只是在短期内发挥了积极作用。这说明了在经济的长期增长方面，公共投资政策具有消费性公共支出政策所无法替代的作用。

始于90年代初期的美国“新经济”再次印证了公共投资政策对于经济长期增长起着重要作用。一般认为，促成美国“新经济”形成的因素很多，其中“着眼于长远的政府投资”是促成“新经济”的重要因素之一。1993年以后，克林顿政府明确实行了有选择的适度加强经济干预的政策。这一政策的内容包括保证政府的科研与开发支出、增加政府对人力资源投资等方面的政府投资政策。

二、公共投资是经济长期增长的必要条件——理论基础

凯恩斯是最早就公共支出政策对经济的作用机制进行深入研究的经济学家。凯恩斯强调资本形成的重要性，因此，在公共投资政策与消费性公共支出政策的选择上，凯恩斯本人倾向于公共投资政策。然而，凯恩斯的投资乘数理论本身无法说明在促进经济增长方面，公共投资将比消费性公共支出发挥更大的作用。凯恩斯本人也承认其关于公共投资重要性的认识，主要基于实际判断，而非理论分析结果。新古典综合派运用扩展的财政政策乘数模型说明了公共消费政策与公共投资对需求具有同样的作用机制，并提出公共投资调节总需求具有效率低、时滞长的缺陷。他们认为在调节总需求方面公共消费政策较公共投资政策更为有效。

最新的经济增长理论也支持凯恩斯关于强调公共投资的判断。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的经济学家注意到公共投资或者公共资本的生产性，并通过公共投资或者公共资本的生产性说明长期经济增长。内生经济增长理论从全新的角度分析公共投资的作用，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拓宽了公共投资领域。传统的投资概念指的是形成物质资本的支出流量，相应地，公共投资主要指财政用于基础设施的公共工程投资，即财政用于形成物质资本的开支。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经济学家更为关注劳动力素质提高和技术进步对未来产出的影响，并将它们视为广义资本的组成部分，因此，在他们看来，任何可以带来产出的开支都可以被视为投资。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将在传统经济增长理论中被视为外生的劳动增长率和技术进步率内生化，从而导入包含人力资本在内的广义资本。并提出通过人力资本的作用避免物质资本边际生产力递减现象的出现。人力资本概念的提出，拓宽了公共投资领域。根据他们的分析，公共投资主要包括三个部分，即：财政用于形成物质资本的支出、财政用于提高劳动力素质即形成人力资本的公共支出、财政用于促进技术进步的公共支出。

二是从资本持续积累的角度，也就是从供给的角度分析公共投资政策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在拓宽公共投资领域的同时，内生经济增长理论论证了在实现资本积累方面，公共投资所发挥的作用将是消费性公共支出无法替代的，并进一步揭示了公共投资政策与消费性公共支出政策对经济的作用机制是不同的。巴罗认为，政府是推动经济增长的决定力量，并将政府支出流量纳入宏观经济生产函数，建立了分析政府活动影响经济增长的内生经济增长模型。一些经济学家认为，公共资本具有生产性效应。阿罗和库兹认为通过公共投资形成的公共资本存量具有生产性效应，他们最早将公共资本存量纳入宏观生产函数、考察公共资本存量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作用。德国经济学家阿尔弗雷德·格雷纳在运用巴罗所建立的内生经济增长模型时，接受了公共资本存量比政府支出流量更为重要的看法，认为公共投资对于私人资本的边际生产率的正效应主要是通过公共资本存量而产生的。这些分析说明了公共投资主要是通过生产性公共资本所形成，同时也提高了私人资本的边际生产率，并克服了私人资本投资收益率下降趋势，从而达到激发私人投资的效应。即公共投资必须通过其所形成的公共资本来发挥其乘数效应。

三、以公共投资资为主的财政支出政策—一中国的现实政策选择

利用财政支出政策调节供求平衡，大家并不陌生。直至90年代中期，我国的经济运行基本处于短缺经济状态，供需矛盾主要体现为总需求大于总供给，“投资饥渴症”则是其主要症状之一。在这段时期，我国的宏观调控目标主要是抑制总需求，财政支出政策成为抑制总需求增长的主要政策工具之一。由于消费性公共支出具有很强的刚性，以及“投资饥渴症”的存在，我国主要通过减少公共投资来控制总需求的增长。这一时期财政用于形成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公共投资绝对数量虽然都有增加，但其占GDP的比例却逐年下降。其中，形成基础设施的国家预算内固定资产投资在全社会固定资产总投资中所占的比重明显下降，由1981年的28．L％降至1996年的2.7％；预算内固定资产投资占当年GDP的比例由1981年的5．55％降至1996年的0.92％。这一时期财政用于教育和科学研究方面的支出占GDP的比例也出现了逐年下降的趋势。国家财政预算内教育支出占当年GDP的百分比由1980年的2．53％下降为1995年的1．85％；财政的科学研究支出占当年GDP的百分比由1980年的1．43％降至1996年的0．5l％。

始于1997年的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放慢现象，究其深层原因，主要是由于我国在相对长的时期，依赖削减公共投资来控制总需求膨胀，从而导致了公共投资不足、公共资本相对缺乏所造成的一般资本收益率下降。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其一，公共物质资本相对缺乏。改革后，政府预算用于基础设施的投资大幅度下降，使我国的物质资本积累出现了非公共资本的长期快速增长与公共资本积累速度放慢并存的局面，基础设施建设滞后于经济增长。据统计，至90年代末期，我国平均每平方公里国土面积拥有的公路不过0．12公里，国道平均车速物公里，大大低于汽车行驶的经济水平。我国的经济增长速度放慢现象与经济周期长波理论所揭示的基础设施长波是一致的。经济周期的长波理论认为，经济中基础设施的大规模增加需要政府的行动和政府的资金，如果政府不能以一个平稳的速度来扩张经济的基础设施，经济将存在基础设施投资长波。其二，人力资本积累不足。改革后我国的人力资本积累落后于经济发展，、我国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收益率水平扩大充分说明了这一点。研究表明，1995年我国人力资本收益率水平达到52％，比物质资本收益率高40个百分点。而在1978年，我国人力资本收益率只比物质资本收益率高出20个百分点。1948年和1969年美国的人力资本收益率只比物质资本收益率水平高4个百分点。横向比较和纵向比较结果都表明，90年代中期，我国的人力资本存量过低。人力资本积累与教育和科技进步密切联系，由于教育和技术进步都具有积极外部性，市场对于存在积极外部性的产品供给量是不足的。因此，提高教育水平、促进技术进步，改善人力资本供给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必须依靠政府投入。我国人力资本存量过低的状况，与我国财政用于教育和科研方面的支出不足直接相关。

要解决我国经济增长面临的问题，实现经济持续增长，在今后的一段时期内，我国的经济政策要点是在增加总需求的同时改善供给结构。而选择以公共投资为主的财政支出政策是实现这双重目标的保证。增加财政用于形成物质资本的基础设施投资、用于形成人力资本的教育和科研支出，将在增加社会总需求的同时，扩大公共资本在社会总资本中所占的份额，相应促进资本积累，改善供给结构。许多经济学家都认识到，近期我国经济运行出现良好转机，与供给的改善存在密切联系。

在许多人看来，1998年确定的以扩大财政支出为主要内容的积极财政政策，实际上成为以前的财政支出政策的一种延续，其主要目标仍然是调节需求总量，只不过由抑制总需求改变为增加总需求。内生经济增长理论所揭示的财政支出政策在改善供给、促进经济长期增长方面所能发挥的作用被忽视了。人们急切期待着乘数效应的产生，并试图以短期内乘数效应的大小来判断积极财政政策的有效性。就在前一阶段，一些人对积极财政政策的作用提出了怀疑。

生产性公共资本研究者的研究表明，公共投资必须通过其所形成的公共资本来发挥其乘数效应。因此，公共投资乘数效应的时间跨度可能比较长。一方面，公共投资开始产生乘数效应的时间可能比较长，这是因为通过公共投资形成生产性公共资本必须花费一定时间。另一方面，生产性公共资本发挥乘数效应的持续时间也是比较长的，这是由于乘数效应的产生不仅是由于需求量的提高引起的，同时是由于公共资本存量增加所导致的私人资本边际生产率的提高引起的。由于目前我国经济的有效需求不足表现为结构性需求不足，即在一般性工业制造品存在过剩的同时，公共物品和高质量的消费品还处于短缺状态。因此，我国应选择以形成资本的公共投资为主的财政支出政策。而且必须通过公共投资将我国经济导向具有知识经济、世界经济特征的现代经济。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政府的公共投资应该包括改善基础设施的公共工程投资、促进产业升级的高新技术投资、提高国民素质的人力资本投资等方面。当然，由于各种原因导致分配不公的现象在我国长期存在，实际上在我国存在着大量的无货币支付能力的潜在需求。这些潜在需求一旦转化为有货币支付能力的需求，对于解决一般工业品的过剩问题将产生重大作用。因此，如何运用财政转移性支出手段，提高社会低收入阶层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从目前而言也是很重要的。

投资乘数范文篇9

自早期国外学者做出城市旅游业发展对酒店经济效益影响之开创性的研究以来，旅游业发展对酒店经济效益影响的研究便成了旅游经济学领域的一个突出的论题，大量不同时期的研究从理论与实证角度对这一论题的不同方面进行了论述。研究城市旅游业发展对酒店经济效益影响的切入角度可以多种多样，例如，旅游收入可以在不同经济部门之间分配，从而形成城市旅游业发展对酒店经济效益影响的不同模式，这实际上是指出了酒店经济效益是城市旅游业发展施加影响的对象。

城市旅游业发展对酒店经济效益影响的研究是从研究旅游乘数开始的。从乘数原理发展而来的旅游对酒店经济效益影响的研究，在研究的全面性和适用性上经历了三次飞跃:第一次飞跃是以利用“乘数原理”为主要分析工具的简单数学模型时期;第二次飞跃是以利用复杂数学和统计工具为特征的时期;第三次飞跃是复合概念模型时期。从简单数学模型(乘数)到复杂数学模型，再到更为实用并在继续完善的复合概念模型，城市旅游业发展对酒店经济效益影响评价研究逐渐成熟，并体现出对经济发展战略决策的积极指导意义。

但是，尽管几乎所有的理论都一致认为城市旅游业发展对酒店经济效益的作用是显著的，然而，在一个长期动态的经济发展过程中，城市旅游业发展与酒店经济效益的因果关系如何，以及究竟是城市旅游业发展先于酒店经济效益还是酒店经济效益先于城市旅游业发展，其实仍然是十分模糊的。因此，有必要了解城市旅游业发展与酒店经济效益的因果关系以及区分此因果关系基础上的两种模式—“供给引致”和“需求导向”。其中，供给引致是指旅游机构的创建、旅游资产及其相应服务的供给要先于经济对其的需求;需求导向指的是旅游机构的创建、旅游中介及其相关服务的提供是由于响应实际经济中投资者和储蓄者的要求而发展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市旅游业与总体经济水平是双向增长的，这更加促使笔者思考这样的问题:我国城市旅游业发展与酒店经济效益的因果关系是如何的。笔者循着这样的思考去探讨，以便于为我国城市旅游业发展和酒店经济效益的理论决策提供经验支持。

2.国内外研究现状述评

综观国内外的相关文献，城市旅游业发展对酒店经济效益影响研究主要集中在旅游收入在区域内的形成与流转的过程，如果按影响的正负方面来划分，则“乘数”和“漏损”分别是两个重要的研究主题。“乘数效应”即指旅游收入在区域内的形成与流转能够给区域经济带来的实际增长，而“漏损”也就是指旅游收入在流转过程中移出旅游地经济系统的现象。城市旅游业发展与酒店经济效益之关系的理论主要有第一次飞跃的旅游乘数理论，第二次飞跃的旅游投入产出理论、旅游经济评价和旅游经济影响理论、旅游卫星账户理论以及第三次飞跃的旅游政策与预测理论、旅游收入流转分析理论。下面分别对这些理论进行评述。

2.1旅游乘数理论

马西森和沃尔在1982年提出了旅游乘数的概念，即最初的旅游消费和它相乘后能在一定时期内产生总收入效应。著名学者阿切尔认为:旅游乘数是指旅游花费在经济系统中(国家、区域或城市)导致的直接、间接和诱导性变化和最初的直接变化的比值。也就是说，直接效应、间接效应和诱导性效应三者之和构成了乘数效应的整体。直接效应是旅游者在旅游时，购买与整个旅游活动相关的服务与商品所发生的原生消费对于经济系统中旅游企业在产出、收入、就业等方面造成的影响;间接效应是旅游者的原生消费转化为旅游企业的营业毛收入后，将在旅游企业、旅游产品的供应商(如批发商、制造商)、旅游企业的内部员工和旅游地政府之间进行再分配，并由此产生分配的不断循环与扩散，促使经济系统的产出水平、就业机会、个人收入等随之增加的影响;而诱导性效应是由于外来旅游花费导致旅游地工资总额的增加，意味着人们的消费总额随之增加，所产生的对旅游地经济推动的影响。这两个定义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旅游乘数的本质，但将旅游乘数仅仅理解为旅游收入乘数，具有较大的片面性。根据我国学者张帆等的定义，旅游乘数是用以测定单位旅游消费对旅游接待地区各种经济现象的影响程度的系数。这个定义比较全面地刻画了旅游乘数的内涵，同时，也表明了旅游乘数种类的非单一性以及各种旅游乘数指标之间的差异。综上所述，旅游乘数研究着重于测算旅游产出、旅游收入、旅游就业和旅游投资等方面对经济的影响。在实际应用当中，旅游乘数研究是侧重于国家这一层次的，因为旅游乘数的大小随研究区域的大小变化而变化。在一般情况下，研究区域越小，所获得的旅游乘数效应也就会越小，只有在国家这一层次上，旅游乘数才能体现出其参考价值。因此，需要指出的是，由于旅游乘数始终是一个宏观经济的概念，它没有深入旅游经济活动的细节，缺乏对实际情况的了解，所以并不能最终决定经济影响的大小，它只反映出一种不对等和不完整的经济影响。而一些发展中国家为了证明旅游发展对国家和地方的酒店经济效益的带动作用，并不排斥利用在数字上让人兴奋的旅游乘数分析。这种滥用行径引起了一些学者的注意这些学者指出，为了表明旅游发展对地方经济有很大的贡献程度，一些人将原本适用于国家层次的旅游收入乘数硬生生地拿来分析地方层次的旅游收入问题，并且得到了一些不切实际的夸大结论。简言之，一个笼统的旅游乘数会掩盖许多旅游细节方面存在的问题。从数字上来分析，不同变量的变化可能导致同样的旅游乘数效果，如果只看到了旅游乘数效果的相同，而忽视了旅游乘数背后不同的形成机制，则可能对与旅游相关的区域经济状况做出错误的判断。

2.2旅游投入产出理论

投入产出理论是美国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Loentief在20世纪30年代所提出的一种经济数量分析方法。它以棋盘式平衡表的方式反映、研究经济系统各个部分之间表现为投入与产出的相互依存关系，并以其深刻复杂的经济内涵与简洁数学表达形式上的有机结合，成为经济系统分析不可替代的工具。把投入产出分析技术应用于城市旅游业发展对酒店经济效益影响的研究当中是投入产出分析应用的一个新发展。它可以清楚地显示旅游经济各部门之间相互联系的复杂性，解决了旅游乘数研究无法回答的过程问题。不少学者在此方面作了很多有益的探索，并取得了相当的成就。

2.3旅游经济评价和旅游经济影响理论

投资乘数范文篇10

一、财政政策调节投资总量的作用过程

从理论上说，当总需求不足时，一般采用扩张性财政政策。财政政策的运用可以从收入和支出入手，通过二者的共同作用有效地影响消费、投资，扩大总需求，以达到供求平衡。可见，财政政策对投资总量的调节是通过财政收入和支出两方面来实现的。收入方面对投资总量的调节主要是减税和税收优惠。通过减税和税收优惠可以增加个人可支配收入和企业利润，增强了他们的投资能力，扩大其投资需求，从而增加投资总量。支出方面对投资总量的影响首先表现为财政自身的投资支出，这项支出规模占总投资比重的大小决定了对投资总量的影响程度；其次财政投资的带动效应，通过财政投资带动其他投资主体的介入，进而引起其他经济主体的投资扩张来影响投资总量。可见，财政政策对投资总量的作用过程如下：政投资支出增加财政支出带动社会投资增加财政政策的运用投资总量的扩大减税和税收优惠社会投资能力增强，投资增加当然，确保财政政策能够有效地影响投资总量需要满足一系列的约束条件，一是启用扩张性财政政策进行大规模的财政投资要有充裕的财力作保障且只能在短期内使用，不能指望长期通过无节制发债、大规模减税、扩大赤字规模来保证国民经济的持续增长。中国和国际经验一再表明，持续较大规模的财政赤字是引发通货膨胀和造成本币币值不稳定的重要因素，我们应从中吸取教训。二是在国家财力有限、财政投资不足的情况下，如果财政投资带动社会投资效应不明显，财政政策对投资总量的影响效果必定大打折扣。当今各国财政支出主要集中于公共品的供给，财政直接投资的份额在全社会总投资的比重不可能占据主导地位，财政的直接投资关键在于带动社会投资，进而扩大有效需求，促进经济增长。三是财政投资扩张要避免对其他社会投资主体投资的“挤出效应”。

二、积极财政政策在影响投资总量中存在的问题

从1998年下半年我国开始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其主要内容是通过增发国债，扩大基础设施投资来拉动经济增长，确保了近两年经济增长速度不至于大幅下滑。但与此同时，财政投资扩张对投资总量的影响也存在着一些问题，主要表现为：

1.受国家财力约束，财政投资支出在总投资的比重过低，对投资总量影响作用甚微。改革开放以来，财政困境日益加重，满足了行政、科教等支出以后，直接用于建设的比重日益降低。近几年来，财政基本建设支出在财政支出的比例一直在10％左右徘徊，基本建设支出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只接近％。1994年、1995年、1996年、1997年分别为3.7%、3.9%、3.9%、4.0%?。1998年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增发的1000亿元国债用于基础设施投资也只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的3.5％。可见，财政基本建设支出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很低，即使在短期内可以通过增发国债、增收节支，增加一部分基建投资，但对投资总量的影响不会很大。

2.财政投资扩张未能有效调动非国有投资的积极性。1998年增发1000亿元国债增加基础设施投资，本不想财政包打天下，而是以此带动其他投资主体的介入，通过其他投资主体的扩张最终拉动经济增长。令人遗憾的是，财政投资扩张只带动了国有部门投资大幅增长，民间投资未作相应跟进。1998年国有经济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为19.6％,而城乡居民个人投资仅为6.1%,集体经济下降了3.5%?。从过去几年的状况看，在经济处于低谷时，国家启动经济，国有投资率先增长，非国有投资随后跟进，二者共同的投资扩张带动了经济的高速增长。比如1989年、1989年经济增长率分别为4.1％、3.8％，经济的低速增长迫使国家1991年下半年重新启动经济，国有投资率先增长，非国有投资随后跟进，1991年国有和非国有投资分别为14.8％、13.4％，1992年分别为32.8%、21.9%，1993年分别为17.5%、72.8%?。可见国有投资起着经济启动的先导作用，随后非国有投资大规模扩张，二者共同的合力作用推动那时的经济高速增长。反观1998年国家扩大财政投资启动经济时，只带动国有投资大幅增长，非国有投资没有明显跟进，在当前非国有投资占近“半壁江山”的格局中，单靠国有投资投资的增加来拉动经济的快速增长是不现实的，也正说明了财政投资率先扩张未能有效地带动社会投资，从而对投资总量的影响作用有限。

3.乘数效应递减导致利用投资扩张刺激经济的作用不明显。乘数效应说明了投资增加刺激国民经济增长的作用。当投资增加时，经济扩张，国民收入增量大于投资增量，投资刺激经济增长的倍数等于投资乘数；在投资减少时，经济收缩，国民收入减少量大于投资的减少量，投资减少导致经济收缩的倍数也等于乘数。具体表达式为：K＝1/（1-MPC）=1/MPS式中K表示乘数，MPC表示边际消费倾向，MPS表示边际储蓄倾向。乘数公式表明，投资乘数的大小与边际消费倾向或边际储蓄倾向有关。

从表1可以看出，90年代以来，投资乘数一直很低，最高的1996年也仅为1.70。也就是说，通过扩张性财政政策增加1000亿元投资，最高只能形成1700亿元需求,说明投资刺激经济增长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受到限制。因此，1998年积极财政政策依靠扩大投资来拉动经济增长，远远答不到人们原来乐观的设想。

表190年代以来我国投资乘数的

单位：亿元

年份19911992199319941995199619971998

GDP21617.826638.134634.446759.458478.168593.874772.079553.0

GDP增量8245.75020.37996.312125.011718.710115.76278.24781.0

城乡居民消费品总额9704.812462.116364.720620.024774.127198.929152.9

城乡居民消费额增量1459.12757.33902.64255.34154.12424.81954.0

边际消费倾向0.290.340.320.360.410.380.40

投资乘数1.411.521.471.561.701.611.67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摘要》（1999）有关资料计算。

4.公共投资对私人投资的挤出影响不可忽视。根据经济学中的“挤出效应”，如果政府靠借款支付公共投资，就会推动金融市场利率上升，通过发行债券形式筹集资金也会造成债券价格下跌，从而引起利率上升，进而使私人融资成本上升，导致私人投资萎缩。这样，公共投资扩张结果却引起整个社会投资支出的缩减。目前，我国公共投资扩张排挤私人投资的现象主要表现为：一方面政府庞大的投资计划需要银行信贷的支持，在银行资金有限、风险约束增强的情况下，银行“惜贷”势必压缩其他企业或私人投资信贷，部分企业或私人只能寻求较高利息的资金来源，从而增加资本成本，降低盈利能力和再投资能力，还有相当部分企业则由于项目收益水平较低既无缘在银行内也不可能在银行外获得融资；另一方面还表现在政府部门及其下属机构把某一产业领域作为本单位的势力范围和领地，通过行政手段限制其他投资主体的进入，即使进入也对其业务进行严格的限制。这种行政性垄断排挤了其他投资者的投资介入，减少了其他投资者的投资。同时，非国有经济原来准备对某一项目进行投资，后来因国家投资同样的项目，非国有经济的投资被“挤出”，这在中央加大公共交通建设和基础投资之后，地方项目准备不足，但又不愿意放弃中央的无偿投资，便把原来与外资和私人投资合作的项目改为中央投资项目。这时，财政投资只是取代了原有的非国有投资，形成“挤出效应”。近一年多来，中央银行存款准备金率下降、货币供应量一直增加，银行的贷款能力应该说大副增强，但企业实际投资并未同步前进，从中可以看出财政投资“挤出”了私人投资。

三、我国实施的财政政策对投资总量作用有限的因素分析

1.财力不足、财政风险加剧制约了财政投资的全面扩张。我国在改革开放以前，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例较高，财政分配是国民收入分配的主渠道和投资的主要来源。如今情况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仅为11％左右，无论与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相比都明显偏低，在安排了“吃饭”之后，能够用于经济建设的投资极其有限。在目前“两个比重”仍没有改观的背景下，无论是通过减税还是增发国债都面临着国家财政承受能力的制约。其一是扩大国债规模进行财政投资面临着当前财政债务依存率和国债偿债率都偏高即国家财政的债务承担能力不足的影响。国债的财政承受能力主要通过债务依存度和国债偿债率来反映。由于在中国国债的发行和偿还有中央政府承担，所以，中央财政债务依存度更能准确地反映国家财政的承受能力。从我国中央财政债务依存度来看，自1994年以来均超过50％，1997年高达57.77％，这意味着中央财政支出的一半以上是靠举债来维持的。同时，国债偿债率也相当高，1997年财政债务的还本付息的支出高达1959亿元，国债偿债率达23.3％?，换句话说，当年财政收入近1/4要用来偿债。由于国债与税收在性质上有根本的不同,即国债的有偿性,到期必须偿还,因此目前过量增加国债的发行规模会加大财政运行风险。

2.全面减税的空间有限。减税是世界各国通行的刺激投资需求、拉动经济增长的一项重要政策措施。从宏观税负国际间比较看，目前发达国家税收收入占GDP的比重基本上都在30％以上，有的高达50％。发展中国家一般也在20％－25％之间。相对宽裕的税收收入为其实施减税政策提供了财力支撑。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财政基本上走的是一条减税让利的路子,“两个比重”不断下降。近年来,工商税收收入占GDP的比重仅维持在11%左右，无论与发达国家还是与发展中国家相比，都明显偏低。在这种情况下，对于我们这样正在向工业化国家迈进、亟需资金积累的发展中国家来说采取减税来刺激经济投资需求、拉动经济增长是不现实的。

3.去年税收增收1000亿对企业增加投资的抑制作用不能忽视。通常来说，在其他条件不变时，增税是实行财政紧缩的重要措施之一，因而经济衰退的情况下，即使不能减税，至少也不应增税，从这个意义上说，1998年税收收入增加1000亿是与当前背景下实施积极财政政策意向背离的。虽然这些年来我国税收负担不是重而是轻的实证分析不时见诸报端，就现行税制规定的税负的确不重，但如果把各种税外收费纳入总体税负的计算范围，我国目前的总体税负约占25％（杨斌，1998年），这个比例与中等税负国家的基本水平持平，以致于企业负担过重的呼声不绝于耳。况且税收增收1000亿主要来自于效益较好的企业，在当前物连续下跌、经济景气预期看淡的情况下，这对效益好的企业无疑增加了额外负担。过重的企业负担意味着企业需求的萎缩，降低了企业的投资意愿，尤其对硬预算约束的非国有企业更是如此。

4.“不安全预期”增强了居民的储蓄倾向，造成了投资乘数的下降，弱化了政府投资的作用。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各种投资主体在投资方面的责任意识明显增强，投资需求有原来的政府扩张机制逐步转变为市场调节机制，由于目前国内外经济形势较为严峻，因此除政府外的其他投资主体的投资意愿均减弱，从而导致投资乘数下降。更为重要的是政府机构改革的逐步推进、人员分流和国有企业改革下岗人员的增加，迅速改变了广大消费者的收入预期；而住房、医疗、教育等体制改革又大大改变了广大消费者的支出预期。因此，未来收入和支出的不确定性的增强，形成了当前的“不安全预期”，造成居民储蓄倾向增强和消费预期降低，引起投资乘数偏低，政府投资扩张效应难以充分显现。

5.政府投资于产业链条较短的基础设施，引导社会投资的效果不明显。政府投资支出的增加，不仅会因投资拉动收入增长和消费增长而形成乘数效应，还有可能因投资于某一产业而引起关联投资，即投资的波及效应。投资的波及效应大小取决于产业链的长短。投资于产业链长的项目，虽然形成有效供给的时间跨度大，但在一定时序内，由投资波及效应所激发的投资需求乘数也相应较大，对于国民经济增长也相应较大。而投资于产业链条短的项目，则波及效应相对较小，就不可能激发更大的投资乘数。1998年和1999年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的投资，主要用于水利工程设施、粮食仓库建设、公路交通等基础设施。这些投资的产业链条短、关联度小，所需要的投资品主要是钢材、木材、水泥，投入使用需要的相关零部件、配套件极其有限，只带动了相关部门和行业的投资。因此，它就不可能引起像前几年在发展轻纺工业、家电工业、汽车摩托车工业时所出现的波及效应。

四、当前我国的财政政策选择

为了充分发挥财政政策对投资总量的积极调节作用，缓解当前有效需求不足的状况，同时确保国民经济长期持续增长，建议当前财政政策实施主要采取以下措施：

1.财政支出政策的选择应遵循支持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促进产业升级为原则，在促进经济增长、扩大需求的同时，加快产业结构的升级换代，为经济的持续增长奠定基础。我们知道，总量和结构问题是经济生活中两个最基本的方面，经济增长表现为总量问题，但经济增长必须建立在经济结构合理和协调的基础上，否则，增长就失去了坚实的基础，经济的大起大落难以避免，我国几十年的经济发展实践也充分印证了这一点。当前的总需求不足、经济增长乏力，不简单地表现为总量问题，更为重要的是我国多年来盲目投资、重复建设，引起的供给不能有效地满足需求的结果。因此，财政投资的扩张如果不遵循优化产业结构的原则，很可能把本已不合理的经济结构复制并放大出来，反而加剧经济生活中的深层次矛盾。财政投资最能体现国家意志，它不仅可以直接集中社会资金进行重点配置来解决经济结构问题，而且能间接起到示范作用。1998年下半年开始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不是简单地缓解需求不足的制约，国家更注重了结构优化这一原则，加大了对农业、能源、交通、水利设施等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的投入，这对缓解我国多年来的基础设施“瓶颈”大有裨益。同时国家还应加大技术改造和高新技术企业、先进技术企业投入，增加产品的技术含量，促进产品的升级换代，提高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2.加快费改税步伐，增强国家财力，切实减轻企业负担，发挥企业的投资潜力。我国预算内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较低和企业实际负担并不轻并存局面的出现，其中主要原因是当前政府收支不规范、税外收费现象严重。因此，加快费改税步伐，将某些行政性收费和基金纳入规范的税收轨道，坚决取缔一些不合理的收费。这样既可以保证我国国家财政收入有所提高，强化财政投资的财力保障，另一方面又可减轻企业负担，增强企业的投资能力。

3.在全面减税不具备的情况下，可以尝试结构性减税和税制的完善来刺激企业的直接投资。虽说我国现阶段大规模减税既不可能，又不现实，但是，我们可以采取有选择的局部性减税措施。豁免中小企业的旧欠税款，采取加速折旧、投资抵免、给高新企业减税的方式，以刺激企业直接投资，刺激经济增长。我们可以在有条件的地方逐步实现增值税的转型，完善我国增值税制度；降低或取消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确保税制不应成为企业投资的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