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收优惠政策范文10篇

时间:2023-03-22 01:44:05

税收优惠政策

税收优惠政策范文篇1

【关键词】中小企业发展;税收优惠政策;扶持效果;风险投资;研发投入

一、引言

税收优惠政策是指根据我国有关法律法规(主要是税法),对一些符合一定条件的纳税人或征税对象等进行鼓励、照顾,使其不缴纳或少缴纳税款,达到降低税负压力的目的。常见的形式为:免除某些企业应交的全部或部分税款,或是某些企业首先按照正常税法依法纳税,税务部门之后会根据有关政策,对税款进行减扣处理。在此基础上,一部分已经缴纳的税款会通过多种形式返还给中小企业,降低其税负压力。总体而言,税收优惠政策是指国家在税收方面进行一定的调控,是一种常见的经济调节手段。“中小企业”是一个相对概念,主要与“大企业”相对,是指人员相对较少、经营规模不大的企业,即中型企业、小型企业、微型企业。作为构成我国经济体系的重要部分,需设定税收优惠政策助力中小企业发展。

二、税收优惠政策与激励中小企业发展之间的关联简析

1.助力处于种子期、初创期的中小企业更好地发展。企业从无到有的过程中,首先需要经历种子期和初创期。对中小型企业来说,该阶段享受税收优惠政策的核心目的在于,尽量降低投资经营风险,避免成本尚未回收或尚未完全收回时便遇到较大的税收压力。在无需缴纳过多税款的情况下,很多初创期中小企业可以放心大胆地拓宽融资渠道,有更多的时间选择稳定、可靠的资金来源。除了直接对企业进行鼓励、帮助外,税收优惠政策还可间接使中小企业受益。具体而言:包含银行、风险投资者在内的资金来源偏好向大型企业进行投资,原因在于:大型企业整体运行稳定、机制健全,受益有所保障且风险较低。相较而言,中小企业在组织运行、管理等方面均不够完善,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以资金链安全缺乏保障为最。为帮助中小企业增加风险抵御能力,需要政府有关部门出面。有了政府的扶持之后,社会资金中的一部分便会向中小企业倾斜。如此一来,中小企业的资金风险将会进一步降低,而社会投资也会更加放心。2.减轻成长期中小企业的财务压力。中小企业进入成长期后,税收优惠政策给予的扶持倾向为:鼓励企业在技术研发方面加大投资力度,且需做好人力资源保障工作。除此之外,还可以通过转让科技成果(技术专利、经营方略)等方式,促进中小企业迅速成长。因此,在成长阶段,不断进行新产品、新工艺、新技术的研发时维持中小企业不断发展的原动力,这同样是中小企业提升自身核心竞争力的必经之路。在研发过程中,与资金投入(资金消耗)相关的要素包含研发费用、设备购买、人员聘用,还包含(极大)可能出现的因研发失败导致的损耗费用。这些成本支出如果仅靠中小企业自身财力,几乎难以支撑。因此,政府部门出台的税收优惠政策便是一项十分可行的政策,通过税收抵免、减免、加计扣除等方式,助力中小企业降低研发或经营成本(如对研发设备加速折旧等),可在不同程度上降低中小企业的经济负担。产生的的连锁反应为:中小企业更加愿意将更多的资金投入到技术创新和研发方面,可为社会创造出更多真正的价值。3.帮助蜕变期的中小企业做大做强。中小企业的经营进入成熟蜕变期之后,自身盈利模式已经确定,之后需要扩大自身规模,提升在市场中的地位和影响力。在这个时期,中小企业遇到的最大阻力为:自身资金持有量与大企业相比依然不足,如果与大企业比拼资金实力(如打价格战等),很有可能败下阵来。从国家治理角度来讲,政府不希望看到市场中存在少数企业垄断的情况。基于此,通过税收优惠政策,降低中小企业的税负成本,实行亏损结转弥补、即征即退等策略,可帮助中小企业站稳脚跟,助力市场良性竞争。

三、我国中小企业税收优惠政策应用方面的现状分析

1.小微企业初创期税收优惠政策。中小企业初创期享受的优惠政策主要涉及增值税、企业所得税等方面,可通过免税、减税等方法达到降低税负压力的目的。但有关政策直接作用的对象并不局限于中小微企业。比如财税[2018]91号《关于金融机构小微企业贷款利息收入免征增值税政策的通知》被视为扶持、鼓励中小企业发展的一项政策,但直接作用对象并不是中小企业,而是向中小企业提供资金的金融机构。具体而言,在2018年最后4个月的时间内,如果金融机构向符合条件的中小企业提供贷款,则这些机构的增值税可得到免除。对中小企业而言,如果能够解决资金压力,无疑是一件好事。2.小微企业成长期税收优惠政策。针对成长期的中小微企业,税收优惠方式包含:减免税、退税、分期纳税、递延纳税、低税率等。享受优惠政策的具体对象除了中小微企业自身之外,还包含科研机构和购买技术设备、实现技术转让的企业以及在特定领域内工作的高新技术人才等。这方面的税收优惠政策有很多,比如财关税[2016]6号《关于鼓励科普事业发展进口税收政策的通知》在2015年年末,要求在整个“十三五”期间,将科研机构及其所购买的设备、引进的技术等原本应该依法缴税的项目直接按照进口关税、进口环节增值税相关的税收优惠政策进行减免,从而达到降低特定行业企业、个人税收压力的目的。3.小微企业成熟期税收优惠政策。中小微企业进入成熟发展期后,为了进一步帮助中小微企业打好基础、再接再厉,税收优惠政策需要进一步发挥引导层面的优势,帮助这些企业确定未来发展规划,早日向“大企业”转进。此期间的优惠税种以企业所得税和增值税为主,优惠减免方式包含即征即退、减免等多种类型。

四、我国中小企业现行税收优惠政策存在的问题

1.针对某些特定类型的中小企业的税收优惠政策略显不足。由于社会发展节奏较快,很多新型企业相继出现后,现行法律也出现很多盲区,无法针对这些新型、特定类型的企业进行充分照顾。比如科技型中小规模企业方面,现行税收优惠政策较少,其中的代表性内容为:其一,针对研发费用新增(提高)方面,通过加计扣除比例的方式降低税负压力;其二,可适当延长一些中小企业亏损结转的年限。除了上述两项政策之外,科技类型中小企业几乎不具备能够享受到的税收优惠政策。得到的“照顾”与行业本身的发展前景不相匹配。2.现行税收优惠政策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中小企业享受难度较大。(1)对优惠主体的限制较多。上文提到,一些特定类型的中小规模企业享受到的税收优惠较少,现实情况远不止于此。比如在优惠主体选择方面,受到的限制同样较多。比如科技产业方面,除了软件、动漫、集成电路产业可以在增值税、企业所得税等税收形式方面享受优惠政策之外,其他产业的税收压力无法得到减免。从投资风险的角度来看,投资方与被投资方都受到了很大的制约,不利于行业健康发展。(2)能够产生优惠的税种较少。目前,我国一些行业中的中小规模企业依法享受的税收优惠政策中,税种仅包含增值税、企业所得税等少数几种,且企业所得税的优惠力度高于增值税。我国目前的主要税制结构为“流转税”,与之相比,税收优惠政策在设置方面的合理性并不足。而正因为此种“不协调”情况的存在,导致我国企业税收优惠的力度并不高,并没有对中小企业进行很好地照顾。(3)税收优惠政策缺乏连续性。我国一些行业的中小企业税收优惠政策在制定、执行方面均存在连续性、系统性、稳定性不足的问题。如上文所述,很多税收优惠政策的有效时间只有3~5年甚至更少,甚至存在针对同一类型问题频繁变化政策的情况。这种现象造成的结果是,很多中小企业无法确定接下来一段时间内企业是否能够享受到对应的税收优惠政策,进而无法提前做好资金规划,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企业的发展。3.税收优惠的力度不足,对中小企业的扶持效果不够明显。(1)对初创期中小企业的激励方面的不足。在鼓励中小企业发展方面,我国税收优惠政策总体较少,对中小企业的帮助较少。如针对初创期的中小企业,在税收扶持方案设定方面的考虑不够充分。部分中小企业在初创期,可能存在无形资产和智力方面的投入。这种情况下,依靠大量进行税额抵扣的方式降低税收成本几乎不具备可行性,故增值税方面的优惠反而会限制这些企业在技术层面的创新。而这种企业在初创期最主要的需求是保证资金充足。目前,我国的相关税收优惠政策无论是针对创投企业还是天使投资基金,都无法某些中小企业进行实质性的鼓励扶持。(2)对成长期中小企业的激励方面的不足。针对成长期的中小企业,税收优惠政策的激励作用主要是通过激励创新投入、创新产出等加以呈现。但问题在于:税收优惠对象往往集中在很多行业中具有高新技术的企业,导致相当数量的企业无法享受到相应的税收优惠。(3)对成熟期中小企业的激励方面的不足。针对成熟期的中小企业,税收优惠政策的激励路径为:一部分国家收益会让于有关企业,目的在于进一步提升这些企业的盈利能力。还希望这些中小企业能够抓住时机,迅速完成研发体系的建设,在较长时间内保持研发优势。但我国现行的税收优惠政策并不能有效实现上述目的,亟待加强。

五、借鉴外国先进经验,优化中小企业税收优惠政策

1.可围绕特定类型中小企业制定特殊的税收优惠政策。我国中小企业从出现至今,满打满算不超过40年时间。如果考虑到新兴行业因素,税收优惠政策方面的可改善之处必定极多。尽管外国的有关政策并不一定完全适合我国国情,也不可能“拿来即用”,但用作参考,围绕某些政策的制定背景和取得的效果进行分析具备一定的价值。比如针对特定类型的企业,国外已经有一些探索。如科技型企业税收减免政策可借鉴法国的经验。法国早在2004年便出台了一系列税收减免制度,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政策为“三免两减半”。具体而言:一家创新型企业初创阶段,规模不可能较大。自成立后开始直到第三个盈利年结束期间,企业的所得税完全免除;在之后的两个盈利年中,企业的所得税免除50%。除了这一政策之外,创新性中小企业在销售税、社会保障金、定额纳税等方面均可享受税收政策。不仅如此,法国不同地方政府可以根据本地区实际经营情况,在地方经济捐税、不动产税等方面继续给予中小企业优惠,使其在经营初期完全没有后顾之忧。2.可制定基于风险投资的税收优惠政策。上文提到,税收减免政策的主要目的是帮助中小企业更好地发展。但若要达到这一目的,政策的直接针对对象并不一定是中小企业本身。如果能够令投资者享受到福利,且将投资过程的潜在风险降到最低水平,使投资者在投入风险比计算方面获得有说服力的结果,则投资者必定愿意继续投资。在这方面,英国的风险投资税收激励政策值得借鉴。该体系主要围绕分为三个重要组成部分:企业投资计划设立、投资信托创业、种子企业投资计划。其一,企业投资计划的目的在于帮助中小企业筹集充足的资金,投资者可享受个人所得税减免优惠、资本的利税减免优惠、递延纳税优惠。其二,主要用于鼓励中小企业积极融资,使其在资金安全的情况下能够尝试上市。在这个过程中,投资者同样可以享受到很多税收优惠政策。其三,种子企业计划主要通过给个人投资者提供一系列税收优惠政策,进一步支持处于种子期或初创期的中小企业健康发展,投资者与被投资者的个人所得税、资本的利税等都可得到减免,进行再投资时也会享有一定的优惠。

六、结论

中小企业为我国社会创造出大量的就业岗位,是保证我国社会整体稳定的重要因素。如果中小企业的发展陷入停滞状态,人民群众的就业需求得不到满足,社会整体必将陷入动乱状态,届时社会问题频发,民生必将凋敝。但不可否认的是,想要达到上述目的并不容易,中小企业规模小意味着抗风险能力较弱,稍有不慎便会面临资金链断裂的情况。一旦此种情况切实发生,很可能造成经营难以持续。而解决中小企业资金链问题的有效方式之一,通过各种政策降低企业的税负压力,进而“轻装上阵”,获得更多实惠的同时,还可以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和谐。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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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收优惠政策范文篇2

一、充分认识福利企业税收优惠政策的重要意义。

福利企业税款优惠政策调整,是党中央、国务院坚持以人为本,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一项重要政策措施;是落实市委、市政府“十大惠民工程”的重要举措,对进一步扩大残疾人就业,维护残疾人合法权益,堵塞税收政策漏洞,公平各类企业的税收待遇,都将起到重要的作用。

二、福利企业税收优惠政策的主要内容。

福利企业税收优惠政策调整后的主要内容包括:在流转税方面,对安置残疾人就业达到25%(含25%)以上且人数不少于10人的单位,由主管税务机关按实际安置残疾人的人数,限额退还增值税或减征营业税。其中,每位残疾人每年可按经省级人民政府批准的最低工资标准的6倍退还增值税或减征营业税,但最高不得超过每人每年3.5万元。在企业所得税方面,对安置残疾人就业达到1.5%(含1.5%)以上且人数不少于5人的单位按照支付给残疾人的实际工资税前扣除,并加计100%扣除,以不增加亏损为止。对单位按照规定取得的增值税退税或营业税减税收入,免征企业所得税。享受税收优惠的范围由民政部门、街道和乡镇政府举办的国有、集体所有制福利企业扩大到由社会各种投资主体设立的各类所有制单位(对享受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的,个人独资合伙和个体经营户除外);安置人员范围由原政策规定的“四残”人员扩大到“六残”人员,新增了智力残疾人和精神残疾人。安置残疾人缴纳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等社会保险和通过银行等金融机构向安置的残疾人支付不低于省最低工资标准的工资等保障残疾职工的合法权益作为享受税收优惠的重要条件。

三、福利企业税收优惠政策的贯彻落实。

(一)民政部门及时审核福利企业条件。福利企业是指依法在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登记注册,安置残疾人职工总人数25%以上,且残疾人职工人数不少于10人的企业。企业向市民政局提出福利企业资格认定申请时须提交:1.福利企业资格审核认定表,2.企业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副本,3.企业与每位残疾人职工签订的劳动合同副本,4.企业在职职工总数的证明材料,5.残疾人职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或《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军人证(1至8级)》,6.企业通过银行等金融机构向每位残疾人职工支付工资的凭证,7.社保部门出具的企业为每位残疾人职工缴纳的社会保险费缴费记录,8.残疾人职工岗位说明书,9.具备安置残疾人上岗工作基本设施说明书。

市民政局收到企业提交的认定申请及有关材料后,应当自次日起12个工作日内进行审查并提出初审意见,报南通市民政局进行审核。南通市民政局收到市民政局报送的材料后,应当自次日起8个工作日内进行审核并提出书面审核认定意见。

经审核,对符合福利企业资格条件的,予以认定,颁布由民政部统一制订的福利企业证书,并向申请人出具书面审核认定意见;对不符合福利企业条件的,不予认定,并对申请人书面说明理由。

福利企业实际安置就业的残疾人职工或在职职工人数发生变化的,应当自发生变化之日起15日内,先向市民政局申报变更。市民政局应当自收到变更申报次日起5个工作日内进行审查,并提出意见报南通市民政局审核。南通市民政局收到市民政局报送的材料后,应当自次日起5个工作日内进行审核,对仍符合福利企业资格条件的,向申请人出具书面审核认定意见;对不符合福利企业资格条件的,注销其福利企业资格,收回福利企业证书,并书面通知主管税务机关。

福利企业变更法人、企业名称、厂址和经营范围,需先变更工商营业执照和税务登记证后,到市民政局申请办理变更手续(福利企业变更表式样附后),市民政局应当自收到变更申请次日起5个工作日内进行审查,符合福利企业资格条件的,报南通市民政局审核。南通市民政局收到市民政局报送的材料后,应当自次日起5个工作日内进行审核,对仍符合福利企业资格条件的,重新颁发福利企业证书。

市民政局应当会同主管税务机关对福利企业进行年检。

税收优惠政策范文篇3

关键词:中部崛起;税收优惠;资源税

2004年3月召开的“两会”上,国务院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第一次明确提出促进中部地区崛起。十六届四中全会《决定》明确提出要促进中部地区崛起。此后每年“两会”期间,代表提案中都有加大力度推进中部崛起的内容。2007年10月15日,总书记十七大工作报告提到“大力促进中部地区崛起”“。中部崛起已成为继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的东南沿海地区对外开放、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之后的第四轮冲击波。中部地区崛起不仅要靠自身的努力,更需要国家的政策支持,特别是税收方面,国家应该给予其优惠。

一、区域经济发展中的税收优惠效用分析

(一)东南沿海地区的税收优惠效用分析

东南沿海地区不仅享受着国家规定的经济特区、沿海经济开发区、经济技术开发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沿海开放城市、国家旅游度假区、出口加工区、保税区的各项税收优惠政策,而且还有专门的税收优惠规定,如苏州工业园区、上海浦东新区等专项税收优惠政策。自国家对东南沿海地区实行税收优惠政策以来,东南沿海地区的经济总量迅猛扩张,经济实力大幅度提升,在全国经济发展中的地位更加举足轻重。同时,大量的颇具实力的民营企业由于政策的照顾而迅速成长。

(二)西部大开发的税收优惠效用分析

从2001年1月1日起,重庆、广西等西部12个省区和新疆建设兵团可享受的税收优惠政策有:西部投资减征企业所得税;民族自治地区减免企业所得税;新办企业减免企业所得税;公路建设免征耕地占用税;进口自用设备免征进口增值税、关税。由于国家对其实行了政策照顾,特别是税收优惠,西部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据国家有关部门统计,仅2005年第一季度,西部地区完成工业增加值2534亿元,增长19.3%,高于中部地区(6个省)17.6%的增长速度,较之上年同期增长0.3个百分点。

(三)东北等老工业基地税收优惠效用分析

为支持振兴大东北,国家于2004年出台了一系列的税收优惠政策。主要包括: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印发的《东北地区扩大增值税抵扣范围若干问题的规定》等。近两年来,国家为振兴东北等老工业基地,在东北地区部分行业率先扩大增值税抵扣范围的税改试点已经产生了显著成果,增强了老工业企业造血能力,东北部分地区经济活动十分活跃,得益于各项税收政策的落实。同时,为老企业的经济发展增添了后劲,促进产业、产品结构优化,为老工业区长远发展奠定了基础。

从上述东部沿海、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等老工业基地实施的税收优惠的效用分析不难看出,我国现行税收优惠政策在促进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对于中部地区的崛起而言,税收优惠政策势在必行。

二、中部地区现行税收优惠政策的局限性

1994年工商税制改革以来,为鼓励区域经济发展,国家制定了一系列特殊的税收优惠政策,为促进区域经济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这些税收优惠政策绝大部分属通用型的,归纳起来主要有经济技术开发区的税收优惠政策、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税收优惠政策、沿江开放城市和内陆开放城市的税收优惠政策、中部贫困地区的税收优惠政策。从中部地区现行税收优惠政策以及执行情况看,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局限性:

(一)涉及面过窄,更多的纳税人享受不到税收优惠

以湖北为例,仅限于武汉、襄樊等经济开发区和武汉东湖高新技术开发区能够享受经济特区有关减免税政策,而比照执行西部大开发税收优惠政策的也只有恩施州一个地区。

(二)没有体现中部地区产业、资源以及经济特色

中部地区是我国重要的商品粮生产基地之一,农副产品十分丰富,种、养、加经济发展潜力很大。特别是以农林水特、养殖产品深加工、精加工更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而且中部地区具有独特的土地资源、水资源、旅游资源,如何贯彻科学发展观,从政策上支持和促进资源的开发利用,支持和促进循环经济发展还没有完善的优惠政策。

(三)优惠层次低,贫困地区难以享受税收优惠

按现行对中部贫困地区普遍执行的优惠税收政策,仅仅限定在少数民族地区、国家认定的贫困地区,而且减免的税种也局限于所得税、土地使用税、耕地占用税等。事实上,贫困地区企业一般生产些低级产品,产品附加值很低,减免所得税大多是“墙上饼、水中月”,好看不中用;贫困地区土地使用税、耕地占用税数额更少。三、中部崛起的税收政策建议

结合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现状,从政策导向角度分析,建议在中部崛起战略目标实施上,采取以下税收优惠政策:

(一)突出地方特色,鼓励以农副产品为原材料的工业、加工业的发展

中部地区是我国重要的粮棉油等农副产品的生产基地,其特殊的地理环境和气候条件,决定了这里的种植业、养殖业十分发达,农林水产品、畜牧业产品的加工和深加工将是中部地区实现增产增收、做强农副产品产业的必由之路。在国家2006年初停征农业税后,应制订符合中部地区特点的税收优惠政策,尤其鼓励以农副产品为原材料的工业、加工业发展,对新办从事农副产品加工、畜牧业产品加工和深加工的企业,可比照西部大开发的税收优惠政策导向,从投产之日起,实行1-2年免征企业所得税,3-4年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的照顾。

(二)实行增值税转型试点的推广

完善具有区域调节功能的税收政策。建议调整现行增值税先征后返政策,对中部优势支柱产业、高新技术产业在增值税上实行一定比例的先征后返政策;对符合国家产业政策,有发展前景的企业,在实施中部崛起战略的初期阶段,实行延期纳税或贴息返还的扶持政策。同时,对中部地区大中型企业进口设备,实行增值税、关税的先征后返。如对企业新上项目进口设备,执行有关工业园区的税收优惠政策,一律先照章征收进口关税和进口增值税,自项目投产之日起5年内核查,每年返还20%,5年内全部返还进口设备所征税款。建议比照东北的增值税转型的有关政策,尽快在中部地区进行试点。以此作为第一步,视财力逐步过渡到“一次抵扣”,直至“全部抵扣”。在抵扣范围的选择上宜窄不宜宽,只宜对固定资产增量实行抵扣,而对存量不作安排,只允许企业将新增固定资产中的机器设备纳入抵扣,而对非机器设备的房屋、建筑物等不动产不予抵扣。同时对新增固定资产中的非生产用、未使用、不需要的机器设备及陈旧的已使用过的机器设备也不予抵扣,以鼓励企业使用先进的机器设备,提高设备的使用效率。

(三)进一步优化资源税收分享比例、资源税率等,让中部取得合理收益份额

中部地区总的来说,资源十分丰富。交通资源方面,中部具有承接东西、贯通南北的区位优势。自然资源方面,中部地区有四十多种矿藏资源储量居全国各省(区)同种矿藏储量的首位,丰富的资源为中部崛起打好了物质基础。因此,国家可进一步优化资源税收分享比例、资源税率等,让中部取得合理收益份额。增加资源税税负,使中部地区的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和财政优势。加大资源税征税范围,使中部地区增加财政收入,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和合理利用。提高资源税税率,使中部地区一方面以合理的价格输出农副产品、能源、原材料,另一方面又以合理的价格购进加工产品、制成品,消除了利润的“双向流失”。同时城镇土地使用税适用面也应该加大,税率也应该提高,使中部地区土地资源得到合理配置和有效保护。要不断完善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价格形成体系,建立矿产资源开发补偿机制。

(四)中部地区技术转让,无形资产、不动产转让收入给予税收优惠

包括对单位和个人从事技术转让、技术开发业务和相关的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收入,经省级税务机关批准免征营业税;对无形资产、不动产投资入股,参与接受投资方利润分配,共同承担投资风险的不征营业税,对其股权投资收入不征营业税等。对中部地区技术转让,无形资产、不动产转让的税收优惠,建议采取间接优惠的方式,如费用扣除的方式、对不动产加速折旧和投资减免。许多国家允许将用于科技研究开发的收入按一定比例来抵扣应缴税额,它相当于提取双重的折旧。直接优惠和间接优惠,配合使用、扬长避短,更有利于发挥税收优惠政策的导向作用,促进中部地区的迅速崛起。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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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收优惠政策范文篇4

【摘要】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日益增强,国家也采取了许多措施促进企业的技术进步。本文通过对我国现行税收政策中促进企业技术进步的有关条款进行分析,指出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建议。

技术进步是指生产、生活中采用先进技术的程度。一个国家科学技术水平越先进,生产力发展水平就越高,创造的社会财富就越多。它不仅影响着社会生产的发展,人民的生活的改善,也关系着国家和民族的兴旺发达。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大规模地引进外资和先进技术,也采取了一系列的方针、政策促进国有企业的技术开发和技术改造,促进新产品、新技术和新工艺的大力实施,己初步形成了门类比较齐全、规模比较庞大的生产技术体系。但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经济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经济全球化的趋势明显增强,步伐日益加快,由技术进步引发的产业革命正深刻地改变着人类社会经济和影响着人们的生活面貌。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也越来越重要,我国技术进步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目前己达到45%,“十五”时期加快科技进步的步伐,力争使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提高到55%左右。科学技术进步己成为国际竞争的重要因素,成为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最主要的标志。据世界经济论坛公布的2004~2005年度全球竞争力报告,主要根据宏观经济管理、技术革新和公共机构质量这三项标准衡量一个经济体的竞争力,芬兰、美国仍分列第一和第二位,中国则排在第46位。①

我国为加强科技与经济的有机结合,促进企业技术进步,从多个方面给予了大力支持。国家于2002年6月,由原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会同财政部、科学技术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共同研究制定并颁发了《国家产业技术政策》。政策分析了我国目前产业技术发展所面临的新形势,指出了我国产业技术发展中存在的诸多问题,阐明了我国在“十五”时期及以后的5年中产业技术发展的战略、发展的方向,提出了加速产业技术进步的政策措施。

政策的颁发,使之成为一个指导工业、农业和国防科技工业的技术政策纲要和引导市场主体行为方向的指导性文件。同年2月,为适应建立公共财政框架和WTO规则的要求,财政部会同国家计委、原国家经贸委、科学技术部联合下文将国家计委、原国家经贸委归口管理的用于支持高新技术产业创新及重大装备系统的科技三项费用,更名为“产业技术研究与开发资金”,并颁发了《产业技术研究与开发资金管理办法》。办法规定,由政府部门制定研发项目的规划和指南,资金按项目进行管理,采取申报和招标相结合的方式选择项目承担单位。资助对象由国有企事业单位扩大为在我国境内注册的、各种经济成份的法人。资助项目涉及到产业发展中重大、共性、关键性技术的研究开发和重要科技成果的转化。办法还规范了产业技术研发资金的开支范围,明确了研发成果知识产权的归属,完善了研发资金使用的考核与监督措施。

在上个世纪的90年代,为贯彻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指导方针,适应市场经济发展需要,增强企业的技术开发与创新能力,促进科研与生产的紧密结合,加速高新技术的产业化,原国家经贸委联合国家税务总局、海关总署颁发了《鼓励和支持大型企业和企业集团建立技术中心暂行办法》(1993年261号)。办法鼓励在大型企业和企业集团中建立技术中心性质的技术研究、开发机构(统称技术中心),明确了成立技术中心的宗旨和原则、应具备的条件和申办程序。技术中心的主要任务是开展有市场前景的高技术研究,以及新产品、新技术、新工艺的开发;开展将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技术和商品的中间试验,对引进的国内、外新技术进行消化吸收和创新;参予制定和执行企业(集团)技术进步发展规划;积极进行国际国内的技术合作与交流。办法还给予了通过国家有关部门审定的技术中心若干可以享受的优惠政策。如对技术中心进口用于开发新技术、国内不能生产供应的仪器、仪表、化学试剂和技术资料按国家有关文件的规定,免征关税和进口环节的增值税;对中试产品定期减免所得税;对技术中心的科技设施建设投资按零税率计征投资方向调节税。2002年,原国家经贸委又修订了《企业技术中心评价指标体系》。每年对企业技术中心进行评价,先后撤销了58个评价不合格的国家认定企业技术中心。目前,经国家及省市认定的企业技术中心已达2922家,其中,国家认定的企业技术中心332家。2003年,国家认定企业技术中心科技经费支出666亿元、科技人员48万人、申请专利15717项,分别占全国大中型工业企业的45%、34%和50%。企业技术中心正在逐步成为企业技术创新体系的核心。②

国家在加大科技体制改革力度,建立有利于企业技术创新机制的同时,也加大了财政对科技进步的资金投入,科技资金的投入超过了财政支出的增长比率。科技部还出资建立了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基金。此外,政府还通过税收、投资、利率、贴息、折旧以及政府采购等多种手段促进企业技术进步,政府支持的力度在不断的加大。其中,国家近些年来陆续出台的税收优惠政策的扶持也是一个重要方面。

各国促进的技术进步的税收优惠政策主要表现在加速折旧、投资税收抵免、促进企业或个人增加对研究经费的投入等方面,在增值税、营业税、关税和所得税等方面给予相应的减、抵、免政策。

我国现行税制中有关促进技术进步的内容主要包括:

一、鼓励企业加大技术开发资金的投入,加速产品的升级换代

1.自2001年1月1日起至2010年底,对增值税一般纳税人销售其自行开发生产的软件产品和集成电路产品(含单晶硅片),按17%的法定税率征收增值税后,对其增值税实际税负超过3%的部分实行即征即退政策。所退税款由企业用于研究开发软件产品、集成电路产品和扩大再生产,不作为企业所得税应税收入,不予征收企业所得税。

2.为保护生态环境,促进替代污染排放汽车的生产和消费,推进汽车工业技术进步,对生产销售达到低污染排放值的小轿车、越野车和小客车减征30%的消费税。

3.自2003年1月1日起,对国有企业、集体企业、股份制企业、联营企业等各种所有制的工业企业,研究开发新产品、新技术、新工艺所发生的各项费用,包括新产品设计费、工艺规程制定费、设备调整费、原材料和半成品的试验费、技术图书资料费、未纳入国家计划的中间试验费、研究机构人员的工资、研究设备的折旧、与新产品的试制、技术研究有关的其他经费以及委托其他单位进行科研试制的费用,不受比例限制,计入管理费用。

4.对上述盈利的工业企业当年发生的技术开发费比上年实际发生额增长达到10%以上(含10%),其当年实际发生的费用除按规定据实列支外,经主管税务机关审核批准后,可再按其实际发生额的50%,直接抵扣当年应纳税所得额,对超过当年应纳税所得额的部分,当年和以后均不再抵扣。

5.对国家批准的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内的高新技术企业,可减按15%的税率征收所得税;新办的高新技术企业,自投产年度起免征所得税两年。

6.对我国境内新办软件生产企业经认定后,自开始获利年度起,第一年和第二年免征企业所得税,第三年至第五年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对国家规划布局内的重点软件生产企业,如当年未享受免税优惠的,减按10%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

7.集成电路设计企业视同软件企业,享受软件企业的有关税收政策;对投资额超过80亿元人民币或集成电路线宽小于0.25um的集成电路生产企业,可按鼓励外商对能源、交通投资的税收优惠政策执行;对生产线宽小于0.8um(含)集成电路产品的生产企业,经认定后,从2002年开始,自获利年度起,第一年、第二年免征企业所得税,第三年至第五年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

二、鼓励企业积极利用“三废”产品,提高资源使用效率

1.自2001年1月1日起,对下列货物实行增值税即征即退政策:利用煤炭开采过程中伴生的舍弃物生产的页岩油及其它产品;利用废旧沥青混凝土生产的再生沥青混凝土;利用城市生活垃圾生产的电力;利用煤矸石、石煤、粉煤灰、锅炉底渣及其他废渣生产的水泥。

2.自2001年1月1日起,对下列货物实行按增值税应纳税额减半征收的政策:利用煤矸石、煤泥、油母页岩和风力生产的电力;部分新型墙体材料产品。

3.企业利用废水、废气、废渣等废弃物为主要原料进行生产的,可在5年内减征或者免征所得税。

三、促进企业加强与科研院所、高等学校的合作,增强企业技术研发能力

1.企业技术开发和新产品研制,在依靠自身技术力量的同时,应通过多种形式与科研院所、高等学校开展合作,增强企业技术开发能力。对企业单位(不包括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资助非关联的科研机构和高等学校研究开发新产品、新技术、新工艺所发生的研究开发经费,经主管税务机关审核确定,其资助支出可以全额在当年度应纳税所得额中扣除。

2.企业技术开发可以采取自主开发的形式,也可以委托其他单位开发和与其他单位联合开发。

国家鼓励企业与其他单位(包括企业、事业单位、科研院所和高等院校)进行联合开发。对技术要求高,投资数额大,单个企业难以独立承担的技术开发项目,按照联合攻关,费用共摊,成果共享的原则,报经主管财税机关批准后,可以采取由集团公司集中收取技术开发费的办法。其中成员企业缴纳的技术开发费在管理费用中列支,集团公司集中收取的技术开发费,在核销有关费用支出后,形成资产的部分作为国家投资,在资本公积金中单独反映。

四、加速企业技术成果的转化,促进科技成果的产业化和商品化

1.对企业从事技术转让、技术开发业务和与之相关的技术咨询、技术服务业务取得的收入,免征营业税。

2.对企业进行技术转让,以及在技术转让过程中发生的与技术转让有关的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培训所得,年净收入在30万元以下的,暂免征收所得税,超过30万元的部分,依法缴纳所得税。

五、推进企业机器设备的更新。加大技术改造的力度

1.企业科研机构,包括研究所、技术中心等,直接用于科学研究、科学试验的进口仪器、设备、化学试剂和技术资料,免征进口关税和进口的增值税。

2.为鼓励企业加大投资力度,支持企业技术改造,促进产品结构调整和经济稳定发展,对投资于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技术改造项目的企业,其项目所需国产设备投资的40%,可从企业技术改造项目设备购置当年比前一年新增的企业所得税中抵免。如果当年新增的企业所得税税额不足抵免时,未予抵免的投资额,可用以后年度新增的企业所得税税额延续抵免,但抵免的期限最长不得超过5年。

3.允许下列企业的固定资产实行加速折旧:一是在国民经济中具有重要地位、技术进步快的电子生产企业、船舶工业企业、生产“母机”的机械企业、飞机制造企业、化工生产企业、医药生产企业的机器设备;二是促进科技进步、环境保护和国家鼓励投资项目的关键设备;三是集成电路生产企业的生产性设备,四是外购的达到固定资产标准或构成无形资产的软件,可以采用双倍余额递减法或年数总和法的方法加速折旧。

4.允许下列企业或企业有下列情况的可缩短折旧年限:集成电路生产企业的生产性设备最短折旧年限为3年;外购的达到固定资产标准或构成无形资产的软件最短折旧年限为2年;企业技术改造采取融资租赁方法租入的机器设备,折旧年限可按租赁期限和国家规定的折旧年限孰短的原则确定,但最短折旧年限不短于3年;企业购入的计算机应用软件,随同计算机一起购入的,计入固定资产价值;单独购入的,作为无形资产管理,按法律规定的有效期限或合同规定的受益年限进行摊销,没有规定有效期限或受益年限的,在5年内平均摊销;企业为验证、补充相关数据,确定完善技术规范或解决产业化、商品化规模生产关键技术而进行中间试验,报经主管财税机关批准后,中试设备的折旧年限可在国家规定的基础上加速30-50%。

5.企业为开发新技术、研制新产品所购置的试制用关键设备、测试仪器,单台价值在10万元以下的,可一次或分次摊入管理费用,其中达到固定资产标准的应单独管理,不再提取折旧。

上述税收的优惠政策促进了企业的科技投入,引导和支持了科技的发展。科技的发展反过来进一步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促进了税收的增长。但由于受到我国目前市场经济整体发育的程度非常不成熟、改革的配套措施还不够完善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促进企业技术进步的税收优惠政策在设计上、实施上均存在着一定的问题,使得税收政策未能充分的发挥应有的效果。

一、税收优惠政策制订的立法层次不高,缺乏系统性、完整性

税收的优惠政策在各种税的税法、暂行条例及实施细则里的规定都不是很多,且是一些原则性的规定,更多的是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根据经济的发展状况和国家产业政策的调整变化以通知、规定等形式随时下达的,系统性、完整性较差。

此外,随时下达的通知、规定,有时未能广泛、有效的进行宣传,有些税收优惠政策的条款规定过于简单,弹性较大,也给税收优惠政策的操作实施带来一定的困难,使税收优惠作用的发挥受到影响。

二、税收优惠政策促进企业技术进步的力度不够

首先,税收优惠政策的目标不明确,覆盖面窄:用税收优惠政策促进科学技术进步、增强国家竞争力己被政府所充分认识,但用税收优惠政策支持哪些产业、产品、行业、环节的发展则缺乏导向性、完整性。现行税收优惠政策主要涉及软件生产企业、集成电路设计生产企业,着重于应用技术的研究领域和科技成果的转化方面,忽略对新产品、新技术的基础研究领域资金投入和税收支持。

其次,税收优惠方式比较单一。促进企业技术进步的税收优惠主要是企业所得税的优惠,涉及流转税的部分相对较少。这使得企业重视对高新技术成果的应用,忽视对高新技术的研发。而这正是促进整个社会技术进步需要国家大力扶持和风险补偿的重要环节。税收优惠主要是税率的降低和税额的减免,虽然也允许某些企业、某几类设备加速折旧或缩短折旧年限,但限制条件较多。在投资抵免、投资退税、延期纳税等方面措施不多,力度欠缺。

三、税收优惠政策中存在着歧视、不公平的地方

一项新产品、新技术的开发研制,到转化为生产能力,需要很多部门和单位的协调、配合。现行的税收优惠政策对各地区、各部门、各环节的税收优惠程度不同,会人为地割裂科技在各部门、各环节之间的内在联系,影响一些部门的经济利益,损害他们进一步加强科技投入的积极性。如对不同时期批准成立的高新技术开发区的税收优惠政策存在着不同。对技术开发费加计50%的扣除方法,扣除范围虽然自2003年扩大到所有性质的企业,但实施中仍有诸多限制。如扣除限于盈利企业,限于企业技术开发费比上年要增长10%以上,加计的50%部分还不能超过当年的应纳税所得额,等等。这种规定对非盈利企业、对盈利但技术开发费增长未比上年超过10%的企业显失公平。尤其对非盈利企业的税收歧视,会导致其陷入“亏损——不能得到税收优惠——缺乏资金投入、技术投入——亏损加剧”的恶性循环。高新技术企业本身的投资风险就非常大,亏损的原因可能是多方面因素所致,都需要国家给与必要的扶持。不能因其是否盈利才给予税收优惠,这种限制和国家税收优惠的目的相悖。此外,税收优惠政策中的所得税减免是以高新技术企业而不是以具体的项目为对象,也没有规定减免的停止日期,造成科研项目在研发初期缺乏必要的风险补偿,而进入高回报的成熟期、应用期,或随时间推移进入相对落后期时,仍能享受减免税的照顾。

四、现行增值税制度存在着制约企业技术进步的因素

1994年的税制改革,从保证国家财政收入的角度出发,增值税选择了“生产型”模式,不允许企业抵扣购入固定资产的进项税额。加之我国目前固定资产的折旧期限较长,折旧率较低,高新技术企业的资本有机构成高,原材料成本相对较少,允许抵扣的进项税额小,势必造成高新技术企业的增值税的税负高于其他企业。重复征税,使得高新技术产品出口也无法彻底退税,降低了产品的国际竞争力。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高新技术企业购进专利技术、非专利技术,受让无形资产的开支增多,而这一部分支出的税负不能抵扣,增加了高新技术企业的税负,影响其科技投入与研发的积极性。

五、税收优惠政策执行中的不规范,妨碍了税收优惠作用的积极发挥

对位于高新技术开发区内的企业,不论是否是高新技术企业都给予税收优惠,而对区外的高新技术企业较难给予税收优惠。对高新技术企业的审核不严格,使一些企业通过“假注册”来骗取税收优惠。一些企业片面理解税收的优惠政策,滥用税收优惠条款,将一般的经营性收入和非技术性收入混入技术性收入中,逃避纳税。有些税收优惠政策没有规定优惠的期限及相关的限制条件,使得一些取得优惠待遇资格企业改变经营方向后仍享受着优惠,使税收优惠没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针对上述存在的问题,应充分的借鉴国际经验,进一步加大税收政策对企业技术进步的促进力度。

首先,在指导思想上应将税收优惠政策对企业技术进步的事后鼓励变为事前扶持和事后鼓励相结合,尤以事前扶持为重的原则,规范税收优惠的法律、法规,加强税收的征收管理。国家税务部门应对历年下达的通知、规定中的税收优惠的条款进行清理、规范,加大宣传的力度,为投资者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加强税务部门的严格执法,依法优惠,充分发挥税收优惠政策的效应。

其次,扩大税收优惠政策的受益面和受惠程度。税收优惠政策不光只局限于高新技术企业和经济技术开发区,应突破部门、行业、区域及所有制、盈利水平的限制,只要企业从事的是新产品、新技术、新工艺,能提高劳动生产率和经济效率,又符合国家的产业政策,税收都应该给予大力扶持。对企业技术开发费用的扣除取消盈利企业的限制,企业不论盈亏,技术开发费只要比上年增长超过10%(含10%)以上,都应该允许加计50%的扣除,对当年应纳税所得额不足抵扣的,允许向后结转5年。对高新技术企业使用的机器设备等固定资产在允许实行加速折旧的同时,准许对固定资产的原值按物价上涨指数调整。

最后,改革和完善增值税制,减轻高新技术企业的税收负担,促进企业的科技投入。生产型的增值税实行十年有余,对固定资产不予抵扣,存在着的重复计征问题,让改革的呼声常年回荡。将生产型的增值税改为消费型,可能带来财政收入的大幅度震荡,令政府难下税制改革的决心。不过,为了配合2003年10月底出台的《实施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的若干意见》,2004年9月14日,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终于向辽宁、吉林、黑龙江、大连四省(市)下发了《东北地区扩大增值税抵扣范围若干问题的规定》的通知,确定了在东北地区的装备制造业、石油化工业、冶金业、船舶制造业、汽车制造业、农产品加工业等六大行业自2004年7月1日起,对纳税人购进(包括接受捐赠和实物投资)的固定资产、用于自制(含改扩建、安装)固定资产的购进货物或应税劳务、通过融资租赁方式取得的固定资产,以及为固定资产所支付的运输费用等项目,只要取得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交通运输发票以及海关进口增值税缴款书等合法扣税凭证的进项税额准予按规定抵扣。尽管这次增值税抵扣范围扩大的改革,姗姗来迟,但是一个良好的开端,它即是中央为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采取的重大措施,也是为今后在全国范围内实施增值税的转型探索经验。试点范围选择了六大行业中没有包括高新技术企业,相信不远的将来终会涉及。此外,对企业购进的(包括自行开发的)专利权、非专利技术等无形资产所发生的特许权使用费、技术转让费等也可比照购进免税农产品、运输费用那样按一定比例扣除进项税额。这样,企业税负的减轻对促进整个社会的科技进步都将起到重要的作用。

注释:

①《世界经济论坛公布全球竞争力排名,中国排第46位》,2004、10、14新华网。

②《332个企业技术中心获认定》,北京现代商报。

2004、10、13新浪网。

参考文献:

[1]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财政部、科学技术部、国家税务总局文件.国家产业技术政策[Z].[2002]444号.

[2]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办法》的通知『Z].国税发[2000]84号.

[3]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技术创新,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的决定)有关所得税问题的通知[Z].国税发[2000]24号.

[4]《东北地区扩大增值税抵扣范围若干问题的规定》的通知.

[5]《税法》2004年财政部注册会计师考试委员会编.

税收优惠政策范文篇5

1.农村金融发展的根本目的: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农村金融发展的最终目的在于提高农村经济的增长系数,从而促进农村、农业和农民三方的全面发展。例如,可以通过调整农村贷款利率来减缓农民的贷款压力,从而使农民能够将更多的资金投入到农业生产或农业技术学习之中,进而在提高农民农业生产率的同时,增加农民的农业收益。2.农村金融发展的依托保障:政府的宏观调控。由于在农村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农业生产本身就具有较高的风险性,加之收益周期较长,很多农民不得不向金融机构申请补给。但是由于正规的金融机构手续烦琐,且供给能力不足,从而致使很多农民不得不向风险系数较高的非正规金融机构贷款。因此,农村金融的发展势必需要政府加以宏观干预和调控才能有序、健康地发展。3.农村金融发展的控制要点:加强与经济发展的协调性和一致性。由于农村金融的服务对象整体经济基础薄弱,主要为部分中小企业和农民群体,一方面,服务对象不符合正规金融机构所要求的抵押物条件;另一方面,该群体的贷款业务存在周期短、频次高的特点,所以很多农村金融机构不愿意办理涉农业务,这就极大地限制了农村金融、农村经济的协同发展。因此,要将二者的协同一致发展纳入到农村金融发展的本质内涵之中。

二、我国农村金融机构税收优惠政策的改革现状

目前,在农村金融领域发展中,涉农金融机构主要包括:农村信用社、农业银行、农村合作银行、农业发展银行、邮政储蓄银行、农村商业银行、小额贷款公司以及村镇银行等。1.农村信用社的税收优惠政策。近些年,农村信用社能够享受到的税收优惠减免政策主要包括:第一,对于中西部地区、参与试点改革的农村信用社而言,实行暂免征收企业所得税的税收政策;第二,对于其他普通地区、参与试点的农村信用社而言,要按其应缴纳税额的50%征收企业所得税;第三,农村信用社按3%的营业税税率缴纳税额等等。2.涉农银行的税收优惠政策。首先,就农村金融机构而言,财税(2014)规定,对于金融机构农户小额贷款所形成的利息收入,免征营业税;其次,对村镇银行、有银行机构全资发起设立的贷款公司、农村合作银行、农村商业银行的金融保险收入,按3%的税率征收营业税;最后,对金融机构农户小额贷款的利息收入,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按90%计入收入总额等。3.金融企业的涉农税收优惠政策。对金融企业涉农贷款业务、中小企业贷款业务而言,其实行贷款准备金税前扣除税收优惠政策。另外,在对贷款风险进行识别分类的基础上,要按照相应的比例计提贷款损失专项准备金,且能够在计算应纳税额时进行扣除。

三、加强税式支出农村金融税收优惠政策的实施要点

1.不宜采取以财政直接投资为主的农村金融发展策略。(1)农村政策性金融机构的政策扶持对农村经济发展的正向推动作用有限。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作为典型的政策性金融机构,一方面,其资金来源渠道主要包括发行金融债券、企业存款、财政支农资金等;另一方面,其业务范围主要包括粮、棉、油收购资金贷款业务、农副产品生产加工的中长期贷款业务和农业农村发展的中长期贷款业务。由此可见,农业发展银行在业务模式上有所拓展,突破了政策性金融业务的限制,但是其对农村整体经济的发展和推动作用仍然十分有限。(2)农村正规信贷机构的放款效率低下、手续复杂。农村正规信贷机构在业务办理上不具有资源优势,且在合同执行上也不占优势。首先,当放款机构为政府机关时,出现违约情况时则难以有效应对;其次,对信贷机构员工的激励作用难以找到准确的借力点;再次,信贷分配受政治要素的影响较大;最后,政策性金融机构在提供金融服务的过程中,难以发挥独特优势。总之,我国不宜采取以财政大规模直接投资为主的农村金融发展策略。因此,可以适当地扩大业务范围,从而降低金融机构的财务压力。2.从税制结构出发分析税收优惠政策对农村金融发展的影响。首先,在税制结构上,我国的税制主要将商品课税作为税收主体,这是因为我国尚处于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生产力水平要落后于发达国家,所以如果强制推行以所得税为主体的税收制度,则容易造成税源的流失,进而影响国家财政系统的稳定性。其次,从农村金融机构的本质属性来看,其属于金融保险业的范畴,因此,按照现行的税收机制,农村金融机构需要承担金额较大的流转税。因此,为了促进农村金融的可持续发展,一系列的税收优惠政策应运而生,虽然这些优惠政策在一定程度上鼓励了农村金融和农村经济的发展,但是仍存在着一些不足,如税收政策与税制结构的不匹配和不对称、税收优惠政策的覆盖面狭窄等。最后,通过对农村金融机构实行税收优惠激励政策,能够有效地提高农村金融运营的积极性,从而为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条件。

四、农村金融税收优惠政策中存在的问题

1.涉农金融机构的流转税负整体偏高。由于营业税的计税标准是应税务劳务而向业务人收取的全部款项,包括利息收入部分,而且其征收具有强制性,不会考虑企业或金融机构是否盈利。因此,营业税与所得税相比而言,会加重农村金融机构的税收负担,从而使农村金融机构不得不将资金用于项目投资上。另外,农村金融机构的贷款额度较低,其单笔贷款所发生的成本费用与城市金融机构相比要高出许多,加之其风险高、收益低,所以其流转税负整体偏高。2.农村金融税收优惠政策按照机构主体确定减免政策。目前,农村金融税收优惠政策的实施主体为金融机构,即以机构作为税收优惠政策的主体,而不是将金融业务作为主体,这种主体定位的缺失,会致使部分农村信用社转制为农村商业银行以后,难以再继续享有相应的税收优惠政策,从而削弱了整个农村金融的发展。3.缺乏健全的农村金融税收优惠政策长效机制。由于农村金融税收优惠政策在政策改制中变化的频率较高,如果长此下去,不仅不利于健全的税收优惠政策长效机制的形成,而且在政策变化的影响下,农村金融发展会面临着外部市场环境变化风险和政策风险,从而不利于促进农村金融和农村经济良性、有序和稳定的发展。

五、构建农村金融税收优惠政策长效机制的策略

1.降低农村金融机构的流转税税负。首先,就营业税政策而言,为了减少对农村金融机构税负的重复征收,相继推出了一系列的差额征税政策,从而降低了应纳税额的额度;其次,要加强对农村金融服务领域流转税税务的优惠和减免,必要情况下,可以适当地对农村金融税收政策进行调整,将其纳入到增值税范畴;最后,在出台农村金融税收优惠政策后,要加强对政策执行情况的试行和监督,以确保农村金融流转税税负的有效降低,从而增强农村金融为三农提供长远金融服务的能力,进而解决三农资金问题。2.加强税收优惠主体由机构向业务的转变。首先,要对涉农金融机构所从事的涉农业务进行分类,然后按照涉农业务或涉农贷款的金额,给予相应比例的税收优惠政策,从而借助优惠政策来提高农村金融机构,开展涉农贷款业务的积极性;其次,采用“涉农业务+纳税主体”的方式来进行税收优惠政策的确定和创新,从而使所有农村金融机构都能在涉农贷款上实行普遍优惠;最后,科学、合理的税收优惠政策能够对农村金融机构起到激励的作用。因此,在财政政策的改革上要坚持以税收优惠为中心,并在确定农村金融发展指标的基础上,确定税收优惠的标准。3.积极构建农村金融税收优惠政策长效机制。农村金融税收优惠政策修改频率的加快,虽然能够对农村金融发展产生积极的导向作用,但是反过来看,整个税收优惠政策机制的稳定性和长期性则较差。因此,积极构建农村金融税收优惠政策长效机制至关重要。首先要加强对农村金融税收优惠政策的市场调研,然后在现有优惠政策的基础上,用长期发展的眼光和预测工具,对农村金融税收政策进行优化和调整,从而提高财政税收优惠体系的稳定性。4.积极大胆地试行和推广新型税收优惠政策。要建立农村金融税收优惠政策长效机制,就要加强新型税收优惠政策的创新,从而在试行成功的基础上,选择适合于我国未来农业发展的优惠政策进行长效机制构建。例如,推行免除部分涉农机构营业税的优惠政策。此外,加强税收优惠政策应用的灵活性,如对部分农村金融税收进行特定比例的财政返还等等。六、结语综上所述,农村金融税收优惠政策长效机制的构建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不仅需要政府机关的辅助和支撑,还需要加强税收优惠主体的转变。因此,要在营造良好政策环境的基础上,积极发挥农村金融税收优惠政策的最大效用,以切实解决三农问题。

作者:张春瑜 单位:陕西财经职业技术学院

参考文献:

[1]徐春培,尚勤.用财税政策引导金融定向惠农———国家税务总局政策法规司副司长谭珩就延长农村金融税收优惠政策答记者问[J].中国农村金融,2015,(2).

[2]谌英.建立以税收优惠为主的促进农村金融发展财政政策探析[J].农业经济,2014,(2).

[3]张金茂.农村金融机构有哪些税收优惠政策[J].纳税,2012,(1).

税收优惠政策范文篇6

[关键词]涉外税收;税收优惠;公平原则;企业所得税;外资企业所得税;投资环境

中国加入WTO后,将取消外商在税收方面的优惠政策,实行内外统一的税收法规,这并不是不欢迎外商投资,而是为了形成平等竞争的市场环境,但这一改革目前不能立即完成,将根据我国经济运行状况循序渐进地进行。笔者认为:在目前情况下,对我国涉外税收优惠政策进行适当改革,使之既适合我国当前国情,又为今后发展作好准备,应是我们的当务之急。

一、我国当前涉外税收优惠存在的问题

(一)税收优惠政策缺乏统一性。由于我国涉外税收制度遵循全面优惠的税收负担原则,因此在税法的表现形式上是对外国纳税人单列税种以使其税负全面低于本国纳税义务人,客观上存在“税收歧视”现象。1994年税制改革后,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的法定税率虽同为33%(其中含外资企业地方所得税3%,这部分税由于大多数省市实行减免政策而形同虚设),但由于税基计算、资产处理、再投资退税等优惠政策的差距,使涉外企业所得税的实际负担率仅为8%-9%,不到内资企业的三分之一。我国现行涉外企业税收优惠政策在地域分布上层次繁杂且不均衡,据统计,当前我国享有税收优惠政策的特殊经济区域共有389个,其中东部地区占336个,西部占27个,中部占26个。1996年全面实际利用外资5527亿美元,其中东部沿海11省市(含北京,不含广西)46505亿美元,广阔的中西部只有8765亿美元,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税收的非国民待遇导致的投资布局畸形造成的。

(二)优惠政策目的不明确。任何一项优惠政策都应当具有其明确的目标,具体到扶持何种产业和行业,引导资金流向等,使优惠政策的制定和执行都有据可依,而现行税收优惠政策目标不明确,产业优惠少,缺乏对先进技术的鼓励措施,缺乏通过税收政策引导资金流向的手段,没有体现出促进国民经济协调稳定发展和税收优惠的效率原则,不利于资源的合理配置,相对削弱了重点项目的吸引效应,对优化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起到了消极作用。

(三)优惠政策缺乏计划性。“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一国运用税收优惠成功与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事前的计划与分析,我国涉外税收优惠政策大多通过零散的法规规章公布,对因某项优惠政策而付出的财政代价、机会成本、带来的收入、就业机会增加等缺乏定性和定量分析,在优惠政策实施之后也未评估其效果,缺乏全面、系统的计划。

(四)优惠政策形式单一。我国税收收入主要来源于流转税,而涉外税收优惠却集中在所得税上,并且优惠手段单一,只在税率和减免税上作文章,缺乏诸如加速折旧、扩大费用扣除范围标准、专项费用扣除、税收抵免等税收优惠调控手段。

二、改革我国涉外税收优惠政策的必要性

笔者在这里提出改革税收优惠政策而非取消该政策,这是由我国当前的实际情况决定的。

(一)涉外税收优惠符合税收公平原则

由于中西方在管理制度、法律制度、生活习惯、文字语言等方面的差异,加之我国在投资领域、外汇兑换等诸方面对外资企业的限制条款使外资与内资企业先天就不平等,对外资企业实行适当的税收优惠恰恰对这一不平等进行了弥补,因此这是符合税收公平原则的。

(二)适度税收优惠能起到吸引外资,增加收入的作用

通过对新加坡、韩国、巴西、加拿大等国家经济增长率比较可以看出表中每个国家实行税收优惠地区的经济增长率都远高于未实行税收优惠地区(见表1)。税收优惠可以通过税收利益的让度与调动投资者的积极性,增加外商投资额度,从而增加财政收入总额,这些足以抵补因实施涉外税收优惠而损失的财政收入。我国目前因涉外税收优惠而造成财政收入流失的原因正是税收优惠政策制定执行不当造成的,所以当前实行的税收优惠政策必须改革。

[NextPage]

(三)实行税收优惠政策是由我国所处的国际环境决定的

据统计,20世纪90年代初,亚、非、拉、北美、欧洲及其它发达国家共有103个国家采取了不同方式、不同程度的涉外税收优惠政策,这其中不仅有发展中国家,还包括大多数发达国家,在这种世界大环境下,如果放弃税收优惠政策,将对我国引进外资工作产生巨大的不良影响。

(四)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后产生的影响

中国加入WTO后,所得税制度要进一步完善并与国际接轨,内外资两套所得税制合二为一是大势所趋。我国现行的过多过滥的涉外税收优惠政策不符合国际惯例,一则会对民族产业造成巨大冲击;二则对我国财政利益造成损害。因此,对其进行改革势在必行。

三、改革我国涉外税收优惠政策的意见和建议

改革我国涉外税收优惠政策,首先应明确税收优惠在投资环境诸要素中的权重或份量,从而确定给予外商优惠的大方向。因为投资环境包含的因素很多,如一国的政治经济稳定性、交通能源等基础要素状况;自然环境状况等等,涉外税收优惠政策对吸引外资作用的大小往往受其它要素的交互影响,同时税收饶让制度的实施也制约了涉外税收优惠的作用(美国就一直未执行税收饶让制度)。在跨国投资中,其它投资环境可能比税收因素更为重要,例如,跨国投资可能更多的是基于占领市场、全球经营战略、回避非关税壁垒等考虑,而不单纯为了盈利,这样,政治风险、政策透明度及公平竞争的环境包括税收政策可能要比税收优惠本身更让投资者关心。我们在制定涉外税收优惠政策时,要充分考虑这种综合作用,运用成本———效益的分析方法,正确评估税收优惠的效果,避免因盲目的决策而付出过多的财政代价和损失。在对税收优惠政策重新定位后,应当根据改革的终极目标,结合经济发展情况,加强可行性研究,对现行税收优惠政策进行必要的调整:

(一)统一并适当降低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率及优惠政策。取消外资企业由地方决定的3%的优惠权力,使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率统一并根据国内外经济情况予以合理调整。33%的基本税率在当前情况下与其它国家比较显得略高,不利于企业的技术改造和扩大规模,因此应考虑下调。取消对外资企业免税期从获利年度算起等过分优惠的做法;取消对生产性企业和非生产性企业的划分,国家鼓励发展的产业不是以生产性和非生产性判定的,这样划分无实质意义;尽快合并内外两套财产税制,取消城市房地产税和车船使用牌照税,将房产税和车船税的征收范围扩大到所有企业;撤消外资企业不适用固定资产调节税和城市维护建设税的规定,将外资企业也纳入两税的征收范围,营造公平税负、平等竞争的外部环境,推进国有企业的改革。

(二)建立产业政策导向与区域发展战略导向

税收优惠政策范文篇7

[关键词]FDI,税收优惠政策,效应弱化

关于何种因素决定FDI的流动,东道国税收优惠政策在FDI的投资区位决策中扮演何种角色,国内外的研究颇多。主流经济学观点认为,影响FDI流动的因素是多种多样的,这些因素包括:政治和经济的稳定、规范的商业和法律制度、良好的基础设施、高效的政府管理体制、充足的具有专业技能的人力资源、自由的利润汇回机制、充分的争端解决机制等。不仅同一因素对不同类型FDI流动影响的大小不同,不同因素对同一类型FDI流动的影响也不同。税收政策作为东道国体制和法律因素的重要组成部分,仅仅是影响FDI流动的诸多因素之一。早在1978年,Root和Ahmed利用41个发展中国家1966~1970年的数据进行计量分析。他们依据年度人均FDI的流入量,把这些国家分为没有吸引力的、具有适度吸引力的和高度吸引力的国家三类。44个变量被选择当作潜在的重要影响因子,以鉴别这三类国家组。在6个和政策相关的影响因子中,三个与税收水平相关。其中,公司税率被证明是鉴别三类国家组的有效影响因子,然而,税收激励法规和税收宽免没有被证实是有效的影响因子。Agodo对在20个非洲国家拥有46项制造业投资的33家美国公司进行了计量分析。回归结果也同样表明,税收优惠并不是影响FDI流动的决定因素。尽管这一时期的多数文献,运用总量数据来评价年度FDI流动变化和一系列的因素之间的相关性,包括与外国投资所能获得的税后回报率变化之间的关系,FDI的变化可能和被忽略的变量之间有重要的相关性,比如,贸易和金融自由化等。但随后的一些计量分析大多得出基本相同的结论,即税收政策对FDI流动的影响是客观存在的,但不宜过分扩大,至少与政治稳定性、劳动力的成本和可获得性、基础设施等其他因素比较起来是有限的。税收政策在弥补一个国家投资环境中的各种负面因素影响时,是一种微弱的激励工具。南美洲的许多国家都给企业提供了税收激励措施,以吸引投资到那些欠发达的、成本更高的和没有吸引力的地区,但是收效甚微,没有多少可持续的FDI流入。这种现象强烈地说明了,在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流行的财政激励政策,在弥补基础薄弱的投资环境方面是没有充分效率的。

关于税收优惠政策对FDI的吸引作用,国内学者最新的研究结论大体分为三类。孙俊以中国为研究对象对FDI的区位选择因素进行了初步的计量分析。他发现,政策优惠一直是我国吸引外资的重要动力,而且政策效应不仅没有随着时间减弱,并且呈现空间上从沿海到内地、从东向西逐步推进的激励竞争的战略特点,各地区吸引FDI的政策激励是不平衡的。李宗卉、鲁明泓在回顾总结《外商投资企业及外国企业所得税法》与及相关的税收优惠政策的基础上,以城市(镇)为单位,建立了经验分析模型,其研究结果表明,我国税收优惠政策在FDI吸引方面的作用也较为显著。而江心英认为税收优惠政策的效果会受到各个国家不同的税制以及各种不同类型的投资动机和跨国公司的影响。税收优惠政策的效果到底是否显著不能一概而论。著名经济学家钟伟等在《国际资本的流入结构和政府间FDI的激励竞争》的实证研究中发现,国际资本的流入构成与引资国政府FDI激励政策的相关性并不明显,一国的政府治理效率可能更为重要。他们认为,一国政府若希望改善其国际资本的流入结构,应关注政府间FDI内流的激励竞争的底线和相互协调,同时应对本国经济特质及政府治理效率予以足够关注。一个高效率的政府在吸引FDI上具有相当强的竞争力,规则调整和法律条文没有显示出设想中的积极作用,这也许不能说明政府在吸引FDI上无所作为,但至少说明了各经济体之间的模仿效应导致引资国之间在激励政策上越来越相似,效能锐减。1990年以后,各国对FDI采用自由化的政策甚至竞争吸引FDI,事实上确实是降低了单个国家的政策效率。其后,各国的外资激励政策及其相互竞争不是吸收FDI的充分条件,决定FDI流向的还有引资国的吸收能力。引资国自身特质相关的一些吸收因素与FDI的流动有着强相关关系,较为重要的影响因素包括:增长率(表征一国的经济前景)、开放程度(表征一国融入国际经济一体化程度)、教育水平(表征一国的人力资本情况)、国家风险(表征一国政治风险、经济成绩、债务水平、金融市场的综合指标)、透明性指标(表征一国政府激励政策的可信度和可维持程度),这些指标表现良好的国家,能够吸引较多的FDI,国际资本流入构成中FDI的比例相对也就比较高。结果在存在政府间就FDI的激励竞争时,单个国家的激励政策和规制变革并不足以使该经济体在吸收FDI方面取得优势,政府效率较高的经济体才会拥有较高FDI比例的国际资本流入构成。

FDI的激励竞争有时候不但不会提高反而会降低一个国家的福利水平。在一项对过去15年以来30个国家183个FDI项目的评估中,一项新的研究发现,有25%~45%的项目对一个国家的福利水平具有净负面影响。这项不受欢迎而且出人意料的发现揭示了这样一个事实:FDI常常伴随着扭曲的政策。这些政策包括国产化要求、贸易保护、金融优惠、补贴、减免税、指令性合资要求和技术许可协议,以及本土资本和本土企业相对于外国资本的歧视性待遇。结果表明,虽然FDI激励政策能在一定程度上鼓励FDI进入,但是从整个社会看,政策带来的损失常常大于收益。显然,政府就FDI流入产生激励竞争和规制变革时,应该关注这些FDI自由化政策的实际效果,通常激励竞争是昂贵、歧义和危险的,政府应在区域内政府间和本国内各级政府之间的激励政策协调方面采取更积极的姿态。

迄今为止,中国国际资本的流入总量与结构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革,FDI的流入规模日趋扩大。但这些FDI的流入是得益于政府的激励政策和规制变革,还是得益于中国经济宏观基础的稳健或政府治理效率的提高,钟伟认为尚缺乏有说服力的经验研究。至于中国内部各级政府之间为争夺FDI的激励政策的实际绩效,以及激励竞争到底从中国整体角度抑或从地方区域角度带来了福利增进还是损失,也同样缺乏翔实的经验分析。

尽管从理论上看,传统FDI理论和跨国公司理论都认为税收对FDI投资的区位决策有影响。税收优惠政策对FDI在国际间的流动能起到一定的引导与刺激作用。但我们认为这种影响正在受到越来越多其他因素的干扰,税收政策对FDI的影响已明显弱化。世界银行(2003)、亚洲开发银行(2004)的研究报告也指出,东道国采取减免赋税和给予补贴等优惠措施的做法,对外国投资决策产生的影响很小,并且这种优惠措施会导致扭曲和失效,形成对国内小投资者的歧视,以及对具备潜在比较优势的地区的歧视。根据经合组织2001年“在中国投资的主要优势”调查问卷,选择“低生产成本”的近50%,选择“中国市场及潜在市场巨大”的占38.75%,而选择“鼓励外商投资的税收优惠政策”的只占16.25%。这一方面是因为,从我国FDI的投资结构的演变来看,尽管来自港澳台的小型投资者的比例仍然不低,但港澳台及周边国家和地区中小资本向我国大陆进行大规模产业转移的阶段已逐步结束。我国已经进入较为成熟的引资阶段,大型跨国公司资本的进入将成为主流。跨国公司选择我国的原因主要取决于我国的整体投资环境,包括:市场规模庞大,且正逐步由“潜在的市场”转变为“现实的市场”;法律法规体系日趋健全,拥有完善和健全的配套产品体系以及配套基础设施;“取之不尽”的廉价劳动力及人力资本储备;总体经济增长快;良好的基础设施和完善的配套产业;自由化的FDI开放政策;政治社会稳定等。根据商务部研究院对《商业周刊》全球1000强企业为主,覆盖欧美日韩等国以及台港地区的跨国企业的调查发现,跨国公司未来扩大对华投资的关键因素在于中国各产业的市场规模和高增长率。此外,政策因素、集聚效应、劳动力成本因素都是推动跨国公司未来三年内扩大对华投资的重要因素。随着中国政府切实履行人世承诺、各种限制进一步取消及过渡时期的结束,中国将达到前所未有的开放程度,为外商扩大在华投资领域提供了良好的机遇与环境。比如在本次调查中,许多跨国公司表示,中国放开商业流通领域后将介入产品零售终端,这必将带动流通企业对华投资增长。部分产品供应行业在特定地区的聚集对行业的规模扩张起到了积极作用,形成了吸引其他供应商、成品制造商进入该地区的良性循环。由于产业上下游配套完备,使制造企业能够更方便地进行对华业务整合运营,这也令中国市场在跨国企业眼中更具吸引力。中国拥有较低的劳动力成本,中国劳动力成本不到巴西和墨西哥的1/3,与印度持平。该要素对寻求效率与成本的外商投资具有较大的吸引力。

另一方面是因为,大量的跨国公司在经历进入阶段的“介入性投资”(象征性地与中国国内企业共同出资,参股比例较低,不占经营主导权)后,都相继进入“整备期”,开始步入“收获期”,对华投资目标转型成为利用资金、网络、信息等综合优势,提高出资比例。为确保经营利益,在投资整备期跨国公司的独资、控股、实质性投资在对华投资中的比例将势必增加。而所有这些进程,并不会因为税收政策的调整而终止。根据商务部研究院的相关调查统计,82%的跨国公司未来将继续扩大对华投资,无论是生产、销售、技术开发的投资规模与速度,都在逐步提高;调查显示35%的跨国公司处于投资整备阶段,并计划开展新一轮对华投资。

对大型的跨国公司而言,实施国际战略远比关注较低的税收风险重要得多。税收可能在小型跨国公司的成本结构中占据重要角色,因为小型公司没有财务和人力资本能力来发展成熟的避税策略,也缺乏关联企业间较频繁的大宗关联交易。而对大型跨国公司而言,税收风险一般可通过内部转让定价在国际间轻易化解,较宜为跨国公司所内部化。尽管外企逃避税已经引起我国国家税务总局的关注,并正在加强涉外税收管理,加大反避税力度。采取诸如积极推行关联企业间业务往来预约定价管理制度、推进联合税务审计、加强国际税收情报交换、提高跨国税源监管能力、强化涉外企业和外籍个人所得税日常管理等措施。但鉴于国际避税的隐蔽性强,手段较多,打击国际避税是一项长期复杂的工作。据专家估计,跨国公司每年在我国的避税高达300亿元以上。因此,大型跨国公司在对外直接投资的决策过程中,必然会把重点放在影响公司发展的重大战略利益因素方面,税收政策并不是充分条件。

如果我们把FDI的流动分为市场导向型和资源导向型,则大部分发达国家之间的投资和发达国家对新兴市场的投资都可以归纳为这两种类型。市场导向型投资多倾向于长期投资,并不注重短时期的经营成本,因为这些成本(包括税收带来的经营成本)对东道国以及进入同一市场的其他跨国公司来说是同一无二的,并不会因此削弱其与其他竞争对手在同一市场上的竞争力比拼。事实上,进入上世纪90年代后·的国际税收竞争,已使我国的FDI税收优惠政策的比较优势逐渐丧失。据经合组织的统计数据,从1986-2000年,26个经合组织国家的最高公司所得税率平均下降了9个百分点,由41%下降到32%,而美国则下降了11个百分点,由46%降到35%。如果将地方税率也考虑进去的话,那么从1996年到2002年,30个经合组织国家的最高公司所得税率平均下调了6个百分点,由37.6%下降到31.4%。我国周边的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韩国等国家也将其公司所得税率降到了28%-35%之间。

税收优惠政策范文篇8

关键词:EET;税收优惠;商业养老保险;递延纳税

一、导论

(一)研究背景。随着经济的发展与社会的进步,人口老龄化的问题在我国愈来愈凸显,养老基金面临的缺口越来越大,政府负担的公共养老压力也越来越大,这与现阶段我国并不够成熟的养老保险体系脱不了关系。当前我国的养老保险体系面临着发展失衡的问题,第一支柱的基本养老保险缴费率偏高,社会保险账户资金较少涉及投资,整体来说面临着缩水贬值的情况;第二支柱的企业年金和职业年金覆盖率不足并且规模较小,只有部分具备一定规模的企业才能提供福利待遇,难以达到支柱的功能;其中第三支柱的发展最为落后,投保率低并且吸引力不足,无法广泛有效地推广。因此,为了减少全社会对基本养老保险的过度依赖,加快商业养老保险的发展,完善养老保险体系。2018年4月12日,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会联合了《关于开展个人税收递延型商业养老保险试点的通知》(财税〔2018〕22号)。从2018年5月1日起,个人税收递延型商业养老保险在上海市、福建省(含厦门市)与苏州工业园区开启了为期一年的试点,而后,相关部门又出台了多个配套政策。这对于完善我国多层次的养老保障体系具有重大意义,但是目前相关的税收政策还不够成熟,因此本文从个税递型养老保险税收优惠政策的研究出发,针对政策实施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探讨优化措施。(二)研究意义。从理论层面来看,深入研究税延型养老保险:一可以丰富国内现有的理论研究基础,对优化我国个税递延型养老保险税收优惠理论体系提供一定的参考。二通过对个人所得税扣除项目中依法确定的其他扣除的补充,完善个人所得税法。从现实层面来看,深入研究个税延税型商业养老保险:一可以减轻我国公共养老所带来的财政压力,给政府减负。二可以为老年人退休后的养老生活提供经济保障,为其老年生活保驾护航。三有助于减轻当代年轻人的经济负担。

二、相关概念及理论基础

(一)相关概念。1.个人税收递延型商业养老保险的概念。个人税收递延型商业养老保险,是指在我国试点区内的个人与个体工商户,其购买个人税收递延型商业养老保险产品所发生的支出允许在当期计算个人所得税时在限额内扣除,在缴费期限内投保人个人账户中所取得的投资收益暂不缴纳个人所得税,等到退休领取养老金时补缴个人所得税税款,属于补充性的养老保险。2.个人税收递延型商业养老保险的特征。其一,递延性。个人购买税收递延型商业养老保险的支出在缴费当期可以在计算个人所得税时税前扣除,养老基金的投资环节也暂不缴纳个人所得税,等到投保人退休后领取养老金时补缴个人所得税,采用的是EET的税收递延模式。其二,积累性。在相同的月收入情况下,投保年限与保险基金的积累成正比,投保的时间越长,税收的递延时间越长,享受的税收优惠也就越多;在投保年限相同的情况下,工资水平与享受的税收优惠成正比,高收入者缴费越多,少缴纳的税收就越多,享受的税收优惠也自然而然高于低收入者。其三,保障性。个税递延型商业养老保险通过EET的税收优惠模式激励居民自愿购买养老保险,为居民的退休生活储备资金,解决了他们自身的养老问题,可以有效保障居民退休后老年生活的质量。(二)理论基础。1.个人短视理论。戴蒙德认为,导致个人储蓄不足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由于短视,也就是说一个人年轻时未做出合理的消费储蓄规划而使储蓄不足;二是由于过度理性,认为未来政府会对个人的贫困给予转移支付而过度消费减少储蓄。其中戴蒙德认为导致短视的可能原因为:个人没有做出规划一生的消费储蓄决策;个人无法对自己的退休生活做出理性决策;而且居民个人的消费函数未来消费的占比过低等。总之,个人的短视行为可能会导致年老时储蓄不足而生活困窘,因此政府需要采取适当的措施,激励年轻人增加储蓄,维持其老年后的生活消费。2.税收经济效应理论。税收的经济效应,指由于政府课税对生产者的生产决策或者消费者的消费抉择产生的经济影响,主要包括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两个方面,见图1。税收的收入效应:征税会引起居民收入的变动,当商业养老保险实施税收递延政策时,居民的一部分税推迟缴纳,长期来看相对收入增加,从而导致居民对税延商业养老保险的需求也会增加;当政府对个人购买的商业养老保险征税时,居民的收入减少,从而也减少了对该种商业养老保险的购买。税收的替代效应:征税使商业养老保险相对价格发生了变化,当个人购买的商业养老保险享受税收递延政策时,相对于其他征税产品的相对价格低,居民增加对税延商业养老保险的需求;当个人购买的商业养老保险采用征税的措施时,居民会选择购买其他产品替代,从而减少对征税商业养老保险的需求。

三、2018年个税递延型商业养老保险的试点状况

2018年4月12日,五部委了《关于开展个人税收递延型商业养老保险试点的通知》(财税[2018]22号),明确提出自2018年5月1日起,由福建、上海和苏州地区率开展个人税收递延型商业养老保险试点,期限为一年。(一)税收优惠模式。此次试点采取了税收优惠模式为EET的税收递延模式,具体规则如表1。(二)税前扣除限额及实际扣除额。个人税前扣除限额,按照月度薪酬*6%和1000元孰低来确定;个体工商户税前扣除限额,按照当年应税收入的6%和12000元孰低来确定。实际扣除额,按照缴费额,收入*6%,1000(12000)三者的最小值来确定。税前扣除限额及实际扣除额的确定具体见表2。

四、个税递延型商业养老保险对工薪阶层个人所得税影响本章将计算分析

2018年试点的递延型税收优惠政策对工薪阶层个人所得税的影响,将根据2019年1月1日正式施行的新《个人所得税法》7级超额累进个人所得税税率表,进行以下的计算分析。(一)投保时个人所得税的差异。下面通过计算购买个税递延型养老保险与未购买个税递延型养老保险的个人所得税的差额,来分析投保与否工薪阶层个人所得税影响。假设条件有:假设李华的月收入16666.67元(个人购买个税递延型养老保险税前可扣除限额的临界值A*6%=1000,A=16666.67元);假设综合所得当中无工资薪金以外的其他所得;以太原市为例,个人缴纳的“三险一金”以18%计算(基本养老险8%、基本医疗保险2%、失业保险1%、住房公积金7%);专项附加扣除每月3000元;购买的税收递延型养老保险产品月缴费1200元(按享受个税税前扣除最大化的角度购买)。计算步骤如下:1.专项扣除每月缴纳三险一金=16666.67*18%=3000.00元,每年缴纳三险一金36000元;2.准予扣除的专项附加扣除每月可扣专项附加扣除3000元,每年可扣专项附加扣除36000元;3.购买个税递延型养老保险税前扣除额度(依法确定的其他扣除)每月可扣个税递延型养老保险支出1000元,每年12000元;4.应纳税所得额未购买个税递延型养老保险的应纳税所得额=收入额-基本费用-专项扣除-专项附加扣除=200000.04-60000-36000-36000=68000.04元;购买个税递延型养老保险的应纳税所得额=收入额-基本费用-专项扣除-专项附加扣除-依法确定的其他扣除=200000.04-60000-36000-36000-12000=56000.04元;5.应纳个人所得税未购买个税递延型养老保险的个人所得税=未购买个税递延型养老保险应税所得额*税率-速算扣除数=68000.04*10%-2520=4280.00元;购买个税递延型养老保险的个人所得税=购买个税递延型养老保险的应税所得额*税率-速算扣除数=56000.04*10%-2520=3080.00元;6.投保与否缴纳个人所得税差额未购买个税递延型养老保险与购买个税递延型养老保险的年个人所得税的差额=4280-3080=1200元。按以上的计算方法,本文计算了表3中列举的月收入人群(为计算方便,数据选择点为7级超额累进个人所得税税率分档区间的中间值,保证购买个税递延型养老保险产品后的应税所得额依然处于该档),购买个税递延型养老保险与未购买个税递延型养老保险在当期个人所得税上的差异,由此来分析在当期购买了个税递延型商业保险之后,不同的收入人群各自较少的应纳所得税税额的大小,应税收入的增加与所得税的影响是否存在着线性关系。由表3可以看出,未购买个税递延型养老保险与购买个税递延型养老保险的个人所得税年度差额在0至5400元之间,随着应税收入的增加,所得税影响加大,但不是无限增长(当个人月收入为6000元时,对应的个人所得税为负数,其没有实质意义,因此所得税差异从0开始计算)。(二)投保人退休后领取养老金时个人所得税总体净差异。投保人在退休后领取保险金时要补缴个人所得税,下面沿用上文数据,继续计算不同收入人群退休后领取养老金时的个人所得税总体净差异。假设条件有:假设基于四中的假设且不考虑通货膨胀的影响。计算步骤如下:(1)由以上的计算可知,退休前未购买个税递延型养老保险与购买个税递延型养老保险的年个人所得税的差额=4280-3080=1200元。(2)购买个税递延型养老保险税前扣除额度(依法确定的其他扣除)每月可扣个税递延型养老保险支出1000元,每年12000元;(3)退休后每年领取的养老金额为12000元;(4)退休后每年因个税递延型养老保险需缴纳个税=12000*75%*10%=900元;(5)每年实际节省个人所得税税金=1200-900=300元。表4按以上的计算方法,以下计算所列明的月收入沿用中的月收入,但是为了能够准确判断退休后个人所得税总体净差异的正负临界值,特意增加了月收入为10000,12000,13415三个数值的基础上,计算了投保前少缴纳的个人所得税与退休后缴纳的个人所得税的净差额,以此来得出不同月收入的人群在退休后领取养老金时每年节省的个人所得税税金。由表4可以看出,当月薪大于13415元时,退休后未购买个税递延型养老保险产品与购买个税递延型养老保险产品后的个人所得税总体净差异为正值,投保人可以真正享受到少缴税的优惠,并且在累进税率的条件下,收入越高的人减税效应越明显;当月薪小于13415元时,为负值,在不考虑资金的时间价值的前提下实际纳税额不会减少。

五、我国发展个税递延型商业养老保险中存在的问题

本章将基于2018年5月1日至2019年5月1日试点的个人税收递延型商业养老保险,分析在试点过程中所出现的问题,这些问题影响了居民购买税延产品的积极性,不利于个税递延型商业养老保险的进一步推广。(一)税收优惠制度不完全公平。1.高低收入群体之间由马太效应引发的公平性失衡。从高低收入者的减税额来看,我国个人所得税实行税率累进制度,在实行税收优惠税前抵扣的时候,会对个人的收入分配间接造成逆向调节的结果。对低于个税免征额的个人,享受不到税前扣除的优惠。对超过免征额的个人,由于我国的个人所得税实行税率累进制度,收入高者税前扣除后由于所处的级次较高,减税额大;收入低者税前扣除后所处的级次较低,减税额少。虽然税前扣除有限额的限制,但是对于居民收入再分配造成的马太效应——“穷者越穷,富者越富”是不争的事实。从养老金的领取阶段来看,试点政策规定投保人在领取养老金时应按7.5%(A*75%*10%)的税率补缴个人所得税,这就使个人所得税税率低于7.5%的纳税人群参与的意愿就会大大降低,会使某些低收入者享受不到政策优惠。从税收优惠的重叠性来看,我国的第二支柱企业年金与个税递延型商业养老保险都采取的是EET的税收递延纳税模式,两者同时实施会使同一种税收优惠政策产生重叠,对于享有企业年金的职工来讲,办理商业养老保险的真实需求度远低于低收入人群,可以看出他们参与投保个税递延型商业养老保险难免是为了尽可能减少纳税的目的。2.自由职业人员无法参与到税延型养老体系当中。对于自由职业人员来说,大部分没有固定的工作单位或企业,而且存在着经济收入不稳定无法保证年老后的经济来源的问题,面临着极大的养老风险。但是我国现行的政策规定个人投保必须由企业来执行缴费,这会使得那些未在企业上班的群体被排除在准入门槛之外,从而产生了不公平的问题。3.临近退休的投保人税收优惠积累期短临近退休的人员在参与税延产品后,享受税收优惠的期限比非临近退休人员要短,养老基金的积累较少,造成他们的短期收益并不明显,一定程度上引发了不公平性,同时也降低了临近退休群体对个税递延型商业养老保险的积极性。(二)税收征缴流程不完全明确。1.缴费税前抵扣额度难以提前确定。税延产品的扣除限额为当月取得工资薪金和连续性劳务报酬收入的6%和1000元中的较小值,但在实际实施过程中,由于税前列支发生在纳税人购买产品后,有可能参保人当月可抵扣额度小于其产品购买额度,参保人购买产品的支出有部分不得抵扣,而这种情况税务机关无法提前知晓的,因此出现重复扣税可能性很大。2.领取阶段的征税机构未明确。试点的相关政策并没有明确规定具体是由保险公司总公司还是分公司来代缴税款,出于对投保个体具有流动性的考虑,在投保期间内可能发生工作地点的改变,也可能会出现缴费地点和领取地点不相一致的情况,这时是否需要分时间段来计税,以及向哪个地方的税务机关来申报缴纳个人所得税的问题还需要进确定。(三)税收优惠力度不足。1.对更高收入人群的吸引力不足。由于试点政策的税前扣除限额的规则,按照每月工资薪金与劳务报酬的6%和1000元孰低原则确定税前扣除的限额,但是最高1000元的税前扣除额度对收入较高的人群来说略显不足。因此,该政策对于更高收入人群的吸引力不足,从而降低了高收入人群的参与积极性。2.个人参与代价较高。享受递延型税收优惠政策的投保人需要个人缴纳部分养老金,这样就牺牲了支出养老金的流动性。假定李华每月实际税前抵扣1000元,并且在抵扣前后适用的个人所得税税率保持不变,假设李华的月收入适用25%个人所得税税率,那么每月实际可少缴纳个人所得税税款250元,退休后领取时每月缴纳75元(1000*75%*10%),减除后实际少缴纳175元。这意味着,国家为个人优惠了175元,还需再缴纳825元,并且此部分养老资金只能在退休后领取,个人参保的代价较高,该政策对于居民的吸引力有限。(四)市场风险和投资收益不确定。个税递延商业养老保险是一种商业养老保险,投保人取得的最终受益,与养老保险基金的投资和保险公司的实际经营状况密不可分。具体来看,跟我国资本市场的运转、经济发展的大环境、资本制度的完善性和市场化进程都息息相关。而实际情况是,我国大部分的保险积累金投资在存款储蓄、债券和股票市场,把鸡蛋放在较少的篮子里会增加投资风险,投资收益的波动性也较大,继而增加了我国个税递延型商业养老保险的推广困难。(五)养老保险税延产品居民了解度不高由于我国家庭养老养儿防老的盛行以及居民对保险产品的抵触心理,大多数居民并不愿主动购买税延产品,并且对绝大多部分群众来说税延政策还是新事物,居民的普遍认知度与接受度较低。

六、个税递延型商业养老保险的完善路径及配套措施

本章将基于2018年5月1日后,在上海、福建和苏州地区试点的个人税收递延型商业养老保险,探析实施个人税收递延型养老保险的完善路径及配套措施,为其在全国范围内的推广铺垫。(一)完善税收优惠的公平机制。对低收入投保者购买税延产品时给予直接补贴,这种激励方式可以使低收入者在购买当期直接感受到购买优惠,提高低收入人群对商业养老保险的需求,为投保者退休后的生活积累养老基金。降低准入门槛,扩大准入群体,将没有固定工作单位与企业的自由职业人员纳入个税递延型养老保险体系的受惠范围,扩大个税递延型养老保险的覆盖率。对不同年龄阶段的投保者给予不同税收优惠额度的优惠政策,设置阶梯式税收优惠,或者通过延长积累期的方法,来激励老职工投保,提高临近退休群体退休后的福利水平。(二)明确税收征管的征缴流程。一方面,直接取消6%的比较标准。以便于确定投保人当期实际应抵扣额,防止出现重复扣税的情况。另一方面,利用银行账户进行扣缴。由银行提供投保人的具体纳税信息,并确定纳税人领取养老金时的税源所属地,在确保税源信息完整性的前提下,完善个人税收递延型养老保险的税收征管流程。(三)加大税收优惠力度。1.将税前扣除模式改为总额抵扣。采取总额抵扣的方式,对所有人设置同一个税收抵扣的总额度,并确保投保人抵扣的金额在整个缴费期间内不超过总额度,这样可以使不同收入阶层的群体所分摊到的税前扣除额度相同,不会随着收入水平的变化而变化。对于高收入群体来讲,应纳个人所得税越多,当期税前扣除的金额也就越多,可以选择在较短的时间内享受完税收优惠,类似于固定资产的加速折旧;对于低收入群体来讲,虽然每个阶段享受的税收优惠额度较小,但抵扣期限长,使低收入群体也能对于投保个税递延型商业养老保险保持较高的积极性。2.取消领取阶段征税。当前投保人在领取养老金时需要缴纳7.5%(A*75%*10%)的个人所得税,这也对政策的推广带来了一些阻力,可以试行取消在领取阶段应补缴个人所得税的规定,或是只对本金征税,对所取得的投资收益不征税,以此来发挥税收优惠政策对居民参与投保的激励性。(四)稳定市场投资环境。选择风险较低的投资产品组合,来尽可能降低投资的风险系数;投资多样化的金融产品不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分散风险,保证养老账户资金的保值增值;同时应该营造一个良好的经济建设环境,构建稳定的市场投资环境;同时还可以开发新型投资产品,以提高投资资金的收益性;也可以适当鼓励国外保险公司参与来丰富金融产品,提高保险市场活力。(五)加大税延产品宣传力度。政府以及各大保险机构可以将线下宣传与线上推广的方式相结合,来帮助居民多渠道了解到税延政策的具体概念以及税收优惠政策,转变居民对保险的偏见。比如微信推送、微博宣传、印制宣传册等方式,使社会公众能够加深对个税递延型商业养老保险的了解,真正认识到税延产品的优惠所在,激励居民购买税延产品为自己的老年生活提供保障。

七、结语

税收优惠政策范文篇9

我国税收优惠的特殊性

目前我国的税收制度是现为以流转税和企业所得税为主体的税制结构,纳税人主要是企业纳税人,税收优惠主要是对企业优惠,因而是具有以下一些特点:

(一)纳税人受益间接性、不完全性和不确定性。财政支出对接受者来说可直接获得利益,个人所得税下的减免优惠也能让纳税人获得直接受益,但在流转税和企业所得税情况下,税收优惠给纳税人的实际获益不等于减免数额。

纳税人不是在任何税收优惠下都能获得直接利益,不同的税种或同一个税种在不同的计税环节实行减免税有不同的后果。如对全值流转税的减免数额不等于企业实际获益数额,因为企业缴纳全值流转税后还要就其纯收入缴纳所得税以及其他税收。对所得税进行减免也因方式不同而作用不同,在所得扣除法情况下,同样存在名义优惠与实际优惠的差距。在增值税的情况下甚至还存在免税不一定给纳税人带来利益的现象;如农民生产农产品不缴纳增值税而缴纳农业税,看上去好像给农民一种税收优惠,实际上给农民免增值税反而会增加农民负担,因为其进项税额将得不到抵扣。在对待小规模纳税人上,也存在类似问题,我国现行增值税对小规模纳税人实行较低的税率(4%、6%)征税,但由于其进项税额不能抵扣,其实际税负要高于实行17%的一般纳税人。因此,在我国实行流转税和企业所得税为主体的税制情况下,采用税式支出方法要特别注意其受益方面的间接性、不完全性和不确定性。

(二)隐蔽性。我国国有企业尽管经过了多年的改革,但企业与政府的关系仍然没有完全脱离,越大型的企业越是如此,主要表现在企业办社会,企业自己承担了本来应当由政府承担的提供公共产品或准公共产品的功能。企业动用利润(摊入成本、税前列支等)举办各种福利性措施如学校、公安机构、邮电局、医院等等,这部分开支虽然没有以减免税等优惠的名义发生,但实际上也是对应当上缴给政府的所得税的扣除。从这个意义上讲企业的公共性、社会性开支是一种隐蔽的税收优惠,准确地估计其数额很困难。

(三)生产性。欧美等经济发达国家税式支出的范围和重点主要集中在非生产性领域。而我国由特定的税制结构所限,减免税等税收优惠主要发生在生产领域,重点放在鼓励纳税人所从事的特定的生产经营活动。减免税等优惠不是用于增加纳税人的消费,而是用于提高其生产能力,一般不允许将税款用于发放奖金、实物,提高福利待遇,增加非生产性消费。

(四)灵活性和随意性。给予税收优惠的权力并不是一种交由执法人员任意斟酌使用的权力,它的灵活性是建立在强制性基础上,体现为立法过程中的灵活,而不是执法过程中的灵活。一般而言,某些政策性、宏观性税收优惠可以在税法中详细规定项目、税率、条件。对临时性困难减免不能具体规定项目、税率,但也必须规定享受减免税优惠的一系列条件,不能含混不清。但在现实生活中,税收优惠通常更多地以临时通知、补充规定名义出现,而且层层加码,减免频繁,层次过多,透明度不够。由于各地对扶持性和困难性税收优惠的审批尺度不一,操作上随意性很大,管理权限混乱,出现税收优惠政策多、散、乱的现象。如在各类过渡性税收优惠中,仅增值税一项先后出台减免税、先征后返政策24项之多。

(五)差别性。减免税等税收优惠是税收制度的构成要素,它同样要遵循税收公平原则,具有公平性。具有同等条件或纳税能力的纳税人或纳税行为,享受同样数量的减免优惠;具有不同条件或纳税能力的纳税人或纳税行为,享受不同数量的减免税优惠。如果在具有同等条件的不同的纳税人或纳税行为之间,有的给予优惠,有的不予优惠或优惠的数量不同,就破坏了公平竞争,就会损害经济效益。我国的税收优惠政策存在地区差别、行业差别、所有制差别、企业规模差别,而且统一的税法、统一的政策得不到统一的实施。各地差别很大的税收优惠政策,形成新的不公平竞争。如同样是上市公司,有的按15%的税率征收所得税,有的则按33%税率征收所得税;外商投资企业可享受“二免三减半”的待遇,内资企业享受不到税收优惠或只能享受较少的税收优惠,负担较重等等。这些都是我国税收优惠政策存在的特有问题。

我国税收优惠政策除了具有上述特殊性外,还存在所运行的社会经济环境的特殊性,表现为我国税法自身不够完善,规定不够具体,而且在现实生活中由于面子、人情和关系等特有社会文化的影响,使我国税法的字面规定与实际执行差距很大,导致我国偷逃税比较严重,理论税基与实际税基差距很大。在这种情况下尽管理论上可以就税法中的标准性条款作许多阐述,但在实践中却存在难以界定特别是难以准确估计其总量,实际税基都难以准确估计,准确估计税式支出数量就更难了。这就影响了通过编制税式支出预算强化税收优惠管理的有效性。因此,在借鉴西方国家税收支出预算办法的时候,必须考虑我国税制和社会经济的特殊性,否则,完全按照税法字面规定来编制税式支出表,肯定与实际存在很大的差距。只有充分认识了我国税收优惠的特殊性和社会环境的特殊性,才能就税收优惠的控制策略做出正确选择。

税收优惠的控制策略

当前我国在税收优惠管理上存在的问题概括起来有两个方面。一方面,从宏观上讲,对税收优惠的规模、使用方向、效益状况缺乏有效的控制和反馈系统。税收优惠政策的运用不能与宏观经济政策相衔接,往往被当作是强化地区、部门、企业本位利益的手段。另一方面,从微观上讲,缺乏对税收优惠政策的执行主体(各级税务机关)进行考核审计的制度,缺乏对税收优惠政策的承受主体(企业)运用税收优惠效益的跟踪管理制约制度;税收优惠政策在实际工作中有被滥用的倾向,所产生的严重社会经济后果表现为税法软化、财政减收、税负不公平、效率降低。因此迫切需要采取有效的控制办法对税收优惠进行管理。

(一)完善税法、集中税收优惠立法权。完善税法的目的是要改变我国税收优惠政策及其执行中的随意性、灵活性和差别性所造成的不公平性。各实体法在税收优惠规定上要具体、明确、系统、相对稳定,尽量减少通过文件形式推行个案的减免措施,任何减免税优惠的变更均要通过修改税法条例的程序进行,政策通过后直接在税法条例中修改并公布,税收优惠政策的更改要每年在财政预算审议时一并确定,国务院的部门及各级政府均没有权通过下发文件的形式补充更改税法条例的税收优惠规定。

(二)通过编制有中国特色的税式支出表对税收优惠进行宏观管理。要使税式支出表的编制不流于形式而发挥其实质作用,既要借鉴西方国家的做法,更要注意我国在以流转税和企业所得税为主体的税制结构下税收优惠的受益间接性、不完全性和不确定性、隐蔽性等特性,以及我国特有的社会文化,立足于中国特色。具体地说:

一是控制重点税种。西方国家实行税式支出预算管理的重点是所得税,特别是个人所得税。而我国目前税收优惠政策主要与流转税和企业所得税有关,因此,若要采用税式支出预算的办法对税收优惠进行控制,其重点应当放在流转税(主要是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和关税)和企业所得税上。增值税和消费税(含出口退税)、营业税、关税、企业所得税占税收收入总额的绝大多数,我国税收优惠政策也主要通过这些税种作为载体,对这些税种的税收优惠进行了控制也就抓住了主要矛盾。这些税主要对企业征收,制度比较规范,优惠条款也较为系统,对税式支出数额进行估计比其他税种更有可行性。在其他包括个人所得税、资源税、城镇土地使用税、房产税、农业税等税种上,实行统一优惠办法就比较复杂,如果采用简易征税办法,就可能使税制规定与实际征收数额差别很大;又因这些税种收入规模较小,实行优惠政策很可能是各地政策不一,很难通过统一的税式支出表对这些税种的税收优惠进行甄别、估算。在这方面,可以考虑由各地自行确定是否编制税式支出表。

二是按预算功能编制但要突出生产性。如果现阶段只将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关税、企业所得税等大税所涉及的税收优惠纳入税式支出表控制范围,很显然它们的主要纳税人是企业,税收优惠一般与生产有关。在选择分类办法时应当既要按国家预算主要功能项目分类,又要在具体细目上突出生产性、行业性以及资本来源,否则某些项目可能过于笼统,不利于掌握全面信息进行比较分析。

税收优惠政策范文篇10

一、金融危机的严峻形势,迫切需要相关税收优惠政策的出台

从世界经济大国的美国爆发的金融危机,到*年7月,美国住房抵押贷款市场巨头房利美和房地美陷入困境。9月初,美国政府出巨资接管“两房”,但,随后不到1个月,美国多家重量级的金融机构陷入困境,局势不可收拾,每况愈下,从而蔓延到许多国家,引发了一场全球性的全面的金融危机。目前,这种蔓延势头仍然在扩大。具体表现在:许多新兴经济体制遭遇外资撤出,市场信心顿失,股票市场暴跌,进出口贸易受到重创,投资、消费、就业全面疲软,债券市场明显下跌,资本市场严重缩水,一些国家还面临着通货膨胀的压力。因这场危机引发负面影响有愈演愈烈的态势,给多国经济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和损失。

(一)面对席卷而来的金融危机,大多数国家已出手

“救市”,客观上起着助推我国采取有关税收优惠政策应对金融危机。随着这场波动全球的国际金融危机的进一步扩展,已经引起了多国政府的高度重视。为了应对此场危机的冲击,多国政府已经出台相关有效救援措施、“救市”政策。

1、美国:联邦政府首先提出7000亿美元的救市方案,获国会批准。*年10月24日,美国又决定将联邦基金利率从1.5%下调到1%,此举旨在从消费和投资两方面拉动经济增长。

2、欧盟:在*年11月出台了一项内容广泛的经济复苏方案,以严防金融危机升级为经济危机。具体的措施有四个方面:一是尽力减轻金融危机对就业、消费和公众福利的冲击;二是建议成员国充分利用灵活性和变通空间,动用货币和财政(税收)政策等,减轻金融危机对经济实体的负面影响;三是加强成员国之间的经济政策协调,包括借助欧洲投资银行缓解中小企业的融资压力;四是致力于加强与国际合作。

3、英国:利用5000亿英镑用于“救市”,同时,还计划为银行机构提供数千亿英镑的短期贷款。

4、法国:在10月中旬拿出3600亿欧元用于金融救助,同时还着力成立一个新的机构,负责直接投资陷入困境的金融机构。

5、德国:通过了高达5000亿欧元的救助计划,其中4000亿用于银行同业拆借提供担保,1000亿元用于政府注资金融机构。这5000亿相当于德国政府一年的税收收入。

6、西班牙:政府通过1000亿欧元的金融援助计划,用于为金融机构提供信贷担保。

7、匈牙利:已经争取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供的251亿美元的援助资金。

8、日本:政府在10月底公布了一揽子总额26.9万亿日元(合2730亿美元)的经济刺激方案,以防金融危机对日本经济造成的进一步负面冲击。

9、韩国:在10月27日宣布,第二次开始下调利率,将银行基准利率从原来的5%下调到4.25%,以稳定本国金融市场并防止经济严重萎缩。

10、俄罗斯:成立了金融市场发展委员会,以应对国际金融危机。随后,又出台了应对金融危机的补充计划。其中,从联邦预算中划拔上千亿卢布注入国有储蓄保险公司,同时出台相关政策支持本国实体经济发展。

11、还有西欧、东欧、中欧、南美、亚洲等其他一些国家也都根据本国实际,采取了相应措施,以应对这场严重的金融危机形势。与此同时,在*年11月8日-9日举行的20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年会上,专门就这场世界金融危机及应对措施进行了研究和讨论,并发表了联合公报。

这些国家出台的“救市”方案和应对金融危机的对策,客观上起着助推我们有必要采取有关税收优惠政策应对金融危机对我国金融和经济的冲击和影响。

(二)面对金融危机的影响和冲击,我国政府沉着应对,措施及时、有效,运用税收政策已经摆上议程,并已经出台、已经执行,成效已经凸现。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已带来了一定的冲击和较大的负面影响。具体表现在五个方面:其一,因我国的一些金融机构已走向世界,融入世界经济之中,这些金融机构在国外的投资资产虽与机构本身的总资产相比,数额不大,所占比例很小,但因这场金融危机带来的、造成的损失却不小,所占的损失总量很大;其二,我国境外的有关上市公司的市值有大幅下降趋势,从而给这些企业的境外融资能力带来了严重影响;其三,我国相当一部分外汇储备的安全性、流动性和收益情况受到降低;其四,因金融危机对全球性的冲击,产生了世界各国对需求的萎缩,从而在一定程度影响了我国对外出口;其五,由于金融危机引起的流动性收缩,影响了一些企业款项支付能力,使来自境外的欠款、赖账现象日益增多,或多或少地影响了我国有涉外业务的企业的收益,资金想抽回本国较难;其六,从下一步金融危机发展情况来看,还将冲击和破坏我国的实体经济。

面对严峻的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的冲击和影响,我国政府在保持沉着、冷静的同时,及时采取措施,出台包括税收政策在内的相关政策,以全力应对这场影响较大的危机。从应对的政策执行过程中,税收政策已经显现出成效,并产生了调控作用的效果。

一是党中央、国务院先后召开有关会议,分析、研究国际金融危机的严峻形势。部署防范、促进经济发展应对措施。总书记在*年11月28日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上指出,要清醒地看到当前我国面临的国际经济环境相当严峻,要把困难估计得更充分些,把措施准备得更周密些,坚定信心,统筹国内国际大局。同时还强调要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采取强有力的措施来扩大内需,增强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他在11月29日主持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会议上又指出:当前国际金融危机继续扩散和蔓延,我国发展的外部条件更趋复杂。……我们更要牢牢把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审时度势、果断决策、周密策划,采取有效措施,推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总理在*年12月3日主持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专门研究部署应对金融危机,促进经济发展政策措施。在会上研究确定了九大项政策措施,其中,涉及“落实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促进货币信贷稳定增长,追加政策性银行*年度贷款规模1000亿元。优化出口退税流程,加大财税政策支持力度,发挥财政资金的杠杆作用,增强金融业化解不良资产和促进经济增长的能力。”等。

二是涉及金融政策,投资扩大内需政策不断出台。*年11月9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公布4万亿元投资计划,随即,国家发改委安排新增1000亿元中央政府投资工作。12月初,我国建设银行、农业银行、国家开发银行、农发行、中信银行、上海银行、北京银行、光大银行等8家银行拟扩大信贷约4千亿元。11月12日,国务院又提出扩大内需措施,核准近2000亿元投资刺激经济发展。国家多次下调贷款利率,以刺激信贷经济发展,改善信贷环境。与此同时,为了进一步抵御金融危机冲击,解决当前我国经济运行中的突出问题,我国通过加大“四大工程”建设力度,来拉动和扩大内需经济增长。这“四大工程”是:京沪高铁,总投资2209.4亿元,总工期为5年左右,今年内完成500亿元投资;西气东输二线,总投资1422亿元,东段工程年底开工,总投资930亿元;广东阳江、浙江秦山核电扩建项目,阳江核电站一期工程建设6台百万千瓦级核电机组,总投资约700亿元,首台机组年底动工,浙江秦山核电厂扩建项目总投资260亿元,工程将于2014年完成,年内也将正式开工;南水北调,中、东线一期工程建设将进入新阶段,截至10月底,东、中线一期工程累计下达投资343亿元,累计完成投资221亿元。

三是涉税政策频频出台。为了应对金融危机对我国金融业、经济发展的影响,国家及时出台了一系列的税收政策。具体包括:国务院决定从*年10月9日开始,对储蓄存款利息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同时规定,从即日起,对证券市场个人投资者取得的证券交易结算资金利息所得,也比照储蓄利息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年10月下旬,财政部千亿元规模减税方案上报国务院获批准,自2009年1月1日起实施;*年11月12日,国务院在本年下半年两次调高出口退税率的基础上,决定从12月1日起,进一步提高部分劳动密集型产品、机电产品的出口退税率,这次调整总共涉及3770项产品,约占全部出口产品的27.9%,同时取消部分钢材、化工产品和粮食的出口关税,降低部分化肥出口关税并调整征税方式;在购房方面,国务院决定,对个人首次购买90平方米及以下普通住房的,契税税率下调到1%,对个人销售或购买住房暂免征收印花税,对个人销售住房暂免征收土地增值税;在增值税方面,国家对《增值税条例》进行了修订,扩大了增值税进项税额的抵扣范围,允许购置固定资产作为进项税额抵扣,降低了小规模纳税人的征收率,将工业和商业两档税率统一降低至3%;在燃油税费改革方面,*年11月26日,国务院审议开征“燃油税”方案,已经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待最后审定通过,将于2009年实施。

从上述金融危机的形势来看,从金融危机对我国的金融业、经济发展带来的冲击和影响来看,从已经运用的税收政策来看,我们有必要进一步运用税收政策来进行干预、调控,更有必要运用税收的优惠政策来应对金融危机,来促进、刺激经济发展,来防止出现新的经济萎缩现象。

二、对应对金融危机需采取的具体涉税优惠政策的设想和建议

面对全球金融危机给我国金融业、经济发展、实体企业经营带来的诸多不利影响和负面冲击。我们必须采取一定的税收优惠政策,加以调控、加以引导,以扭转不利局面,使之变不利为有利,变困难为机遇,最大限度地减少、减轻因危机带来的损失和影响。具体的设想和建议有以下几个方面:

1、进一步运用好已有的税收优惠政策。要对现有的涉税法律法规、特别是涉及到促进、有利于金融业发展的税收优惠政策进行疏理一下,汇总一下,编印成册,向金融业进行宣传,向纳税企业宣传,让他们认真运用好(包括已出台的或早已出台的)现有的税收政策。比如,已实行的对个人储蓄利息所得免征所得税的规定。又如,《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家经贸委关于鼓励和促进中小企业发展若干政策意见的通知》规定:对纳入全国试点范围的非营利性中小企业信用担保、再担保机构,可由地方政府确定,对其从事担保业务收入,3年内免征营业税。再如,对资产公司接受相关国有银行的不良债权,借款方以货物、不动产、无形资产、有价证券和票据等抵充贷款本息的,免征资产公司销售转让该货物、不动产、无形资产、有价证券、票据以及利用该货物、不动产、无形资产从事融资租赁业务应缴纳的增值税、营业税,对保险公司开展的一年期以上返还性人身保险业务的保费收入免征营业税,等等,这些现有的税收优惠政策务必要执行好、运用好、落实好,使之面对、应对金融危机所发挥出应有的作用和功能、效益。

2、及时调整或出台新的税收政策。要根据国家宏观金融政策和新近出台的具体金融政策,并根据现实情况,及时调整有关税收政策,或出台新的税收政策,以与之相适应,配合国家金融政策,以应对金融危机带来的冲击和影响,出台这类税收政策要注重实用性、实效性、可操作性。比如,国家可尽快出台调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在金融危机期间,对国民购买商品房可暂免征收税收,或实行部分(或全额)退税政策,以更加优惠的税收政策惠及于全体国民。

3、可出台涉及存、贷款新的税收优惠政策。出台这方面的税收优惠政策,是应对金融危机的政策的重要方面,有利于金融业的健康发展。对存款取得的利息所得,在对个人储蓄存款利息所得实行暂免征收“利息税”的同时,可扩大对其他类型(比如各类企业、公司的存款)的存款取得的利息所得,也实行给予免征“利息税”照顾。这样,可以进一步积累储蓄资金,会吸收更多的各类储户参与储蓄。对贷款业务取得的收入,可实行低税政策,通过降低税率,扩大贷款范围,拓展贷款业务,便于充分利用信贷资金发展经济、应对金融危机。

4、可出台促进融资业务发展税收优惠政策。在这方面,国家可扩大相关税收政策适用范围,进一步扩大融资业务可享受免税的领域。如:对于民间相互的投资、融资业务,可以在放宽政策的同时,在其不违反国家金融法规政策的前提下,采取给予宽松的税收政策,予以减免税收政策。比如,给予三年免征营业税、所得税的照顾,以活跃民间借贷、融资市场。

5、可出台稳定、促进金融机构发展的税收优惠政策。为了进一步稳定金融业发展,促进金融业发展,国家在这方面可以出台相关涉税优惠政策,以保护、鼓励金融业发展。比如:在金融危机期间,对于金融机构,可在给予相应的其他政策基础上,可给予一至三年的相关免税照顾,即可免征或减半征收金融机构取得所得收入的所得税。

6、可出台更多的关系国计民生扩大内需、刺激生产消费、扩大投资的税收优惠政策。在这些方面,给予税收优惠,将直接使国民受惠,对于稳定民心,复苏经济,刺激经济发展将起到极其重要的作用。比如:进一步提高相关行业的出口退税率,扩大出口退税范围和项目,扩大“涉农”税收优惠政策范围等。对开展公益项目建设,促进公益事业发展,也给予一定的税收优惠,这样将进一步增强投资者信心,增加人民对政府的信任度,增强政府在公众中的公信力。

7、可出台进一步扩大就业、放宽就业渠道的税收优惠政策。面对金融危机带来的失业率上升和对就业面的冲击,国家可出台进一步扩大就业、放宽就业、鼓励就业的税收优惠政策,出台防止失业、避免失业、扩大失业保险保障方面的税收优惠政策,以最大限度避免因金融危机给社会就业带来的负面影响和冲击,以避免因此产生失业率上升而造成社会不稳定局面发生。比如:在金融危机发生的二年内,对于所有自谋职业者实行税收减免,对于所有扩大就业工程项目实行税收减免,对于开展失业保障项目实行进一步的税收减免等。

三、在运用税收优惠政策中务必要坚持的原则

在运用税收优惠政策应对金融危机的过程中,务必要坚持一定的原则,以确保优惠政策执行到位、贯彻到位、落实到位。

第一,要坚持通盘考虑、统筹规划的原则。在金融危机期间,出台相关税收优惠政策,一定要进行周密研究,通盘考虑,同时要做到统筹规划,避免出台的政策片面性、单一性,防止因缺乏细致的考虑,仓促制订政策,导致决策失误,适得其反。

第二,要坚持深入调查、稳妥实施的原则。面对金融危机带来的冲击和影响,在出台相关税收优惠政策前,一定要深入调查,,深入调研,深入走访,在充分了解情况和听取、征求意见的基础上,再稳妥地制订相应政策,并要做到稳妥实施,稳步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