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收心理学范文10篇

税收心理学范文篇1

[关键词]经济心理学；社会心理学；税收心理学

一、经济学与心理学的交融

行为是人们受思想和心理支配而表现在外的各种反应、动作、活动和行动。行为长期以来就是心理学的研究对象。行为主义的创始人华生认为，心理学是研究动物和人类行为的自然科学。他于1913年发表在《心理学评论》上的一篇文章，被称为“行为主义宣言”。他用三句话宣布了三条革命性的原则：第一，心理学的内容应该是行为，而不是意识；第二，其方法应该是客观的，而不是内省的；第三，其目标应该是“预测并控制行为”，而不是对心理现象的基本理解。

后来，心理学家勒温在大量分析实验的基础上，提出了著名的勒温行为模型，其公式如下：

B=F(P—P1，P2，…，Pn；E—E1，E2，…，En)

其中，B表示个人的行为；P表示个人的内在条件和外在特征；(P—P1，P2，…，Pn)表示构成内在条件的各种生理和心理因素，如生理需要、生理特征、能力、气质、性格、态度等；E表示个人所处的外在环境；(E—E1，E2，…，En)表示构成环境的各种因素，如自然环境、社会环境等。

该模型表明，人类的行为是个人与环境相互作用的产物，人类的行为方式、指向和强度，主要受个人内在因素和外部环境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其中，个人因素包括生理和心理两类基本因素，而环境因素则包括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两类基本因素。

从行为主义者的观点来看，人类的心理是其行为的重要决定因素，心理学即行为科学，那么，作为人类基本行为和主要行为之一的经济行为也理应是心理学所关注和研究的主要对象。但历史告诉我们，事实上并非如此。作为一门科学，心理学比经济学发展得要晚一些。在19世纪，心理学尚处于幼年期，所以不能成为经济学发展的一块基石。作为对经济学的“唯我独尊”和对人的主观变量刻意排除的回应，长期以来心理学也对经济活动失去了兴趣，表现在心理学家对于动机、行为的形成、刺激和欲望或团体成员之间的关系所进行的心理学研究中，利用了人类活动的各个方面来检验假设，但却忽视了对经济行为的直接研究——尽管经济行为是日常生活中司空见惯的基本行为。这种学科之间的隔阂和疏离使得经济学和心理学的发展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可谓“两败俱伤”。

对心理学而言，由于经济活动是人类最基本的活动，是人类其他社会活动的基础，因此，作为一门研究人类心理和行为的科学，没有任何理由忽视对经济活动的研究。对经济学而言，一味追求经济学的科学性而放弃对人类心理变量的研究，就会使经济学研究的路子越走越窄，形成“单向度”、“真空化”，反而不科学了，而且严重地脱离社会现实。卡托纳曾一针见血地指出：“没有心理学的经济学不能成功地解释重要的经济过程，而没有经济学的心理学就没有机会解释最一般的人类行为。”尽管在心理学与经济学之间存在诸多的隔阂和疏离，但最终人们还是发现了两者之间相互交叉的共生带。

二、经济心理学的诞生

经济学和心理学有着共同的起源，它们都发轫于17～19世纪的英国经验主义哲学学派。这个时期学科之间的界限并非泾渭分明，在它们各自成为具有特定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的独立学科之前，两者相互交融在一起。谈论经济问题时常常牵涉心理因素，谈论心理问题时往往涉及经济因素，彼此之间并不存在与生俱来的矛盾、互斥和对立。但随着人类认识和社会的发展，理论思考不再研究社会所面临的全部问题，而仅仅是某些看来较为专门属于经济科学(或心理科学)的问题。当一门学科在它专门的问题上积累了越来越多的知识和观点时，研究者就可能把他们的全部注意力投入到他们自己的特定兴趣中去，这样同相关学科的联系也就必然被削弱了。

但是，纵观整个经济学说史，从亚当·斯密的“损失规避”思想、边沁的“效用”概念、门格尔的“内省”分析、穆勒的“干扰因素”、马尔萨斯的“肉体倾向”、巴维克的“边际对偶”理论到帕雷托的“非逻辑行为”、凡勃伦的“本能和习惯”、贝克尔的“怠惰与冲动”、莱本斯坦的“X—低效率”、凯恩斯的“三大心理规律”和西蒙的“最大化偏离”等等，都强烈地昭示出经济心理与行为始终是经济学家们进行研究时有意无意地予以思索和探究的内容之一。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一书中提到：“当我们从一个较好的环境转入较差的环境所感到的不适程度，将大于从一个较差的环境转入一个较好的环境所感到的舒适程度。”这简直就是卡尼曼和特维尔斯基所提出的“损失规避”概念的通俗描述。边沁的效用概念主要侧重于人们心理上的真实感受，包括快乐、痛苦等情感因素。但后来的新古典经济学机械地借用了这一概念，认为理性人可以通过行为选择最大化自身的效用，并由此构筑了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基础——效用理论，从而使人们对“效用”的理解，离其初始的定义越来越远。门格尔早在1871年就提出要认识经济机制中的需求、价值和判断等，只有通过内省的心理分析。穆勒认为，干扰因素是理性无法直接把握的种种情感、习俗、意志、动机等非理性心理因素的总和。穆勒的干扰因素，实际上包含着对市场行为者存在的理性最大化原则的种种偏离的承认。马尔萨斯认为，把人仅仅当做一个理性的存在物是不够的，人是一种“复合的实体”，他的“肉体倾向具有很强的挑战力”，实际上肉体的倾向通常支配他的理性。巴维克则认为，人们只有在换进的物品的主观价值大于换出的物品的主观价值时才愿意交换。在竞争中，价格只在很窄的范围内被确定，市场价格是由两对边际对偶的主观评价所限制和决定的。尽管帕雷托坚信“与政治经济学有关的行为……大部分属于理性行为”，但在《政治经济学手册》中他指出，在实际生活中，逻辑行为与非逻辑行为“几乎是混杂在一起的”。在《论社会学》一书中，他以“社会效用”和“集体欲望”代替了先前所主张的“个人的效用和个人的欲望”，并认为，“社会效用”是“非逻辑的”、“非数理的”、“不能测量的”和“感情冲动的”。凡勃伦认为，本能树立人类行为的最终目的，推动人类为了达到这种目的而做出努力。理智、理性则不过是达到目的的一种方法，个人和社会的行动都是受本能支配和指导的。贝克尔认为，经济生活中不仅有理性行为，还有非理性行为。在他看来，“经济理性很能相容于非理性行为，这一点超出了人们的预料。”他认为。“广义的非理性行为包括处于极端情形的怠惰行为和冲动行为”。即市场普遍存在着偏离最大化原则的非配置型低效率现象。在凯恩斯看来，对有效需求量，从而对就业量起最后决定作用的因素主要有“消费倾向”、“对资本资产未来收益的预期”、“流动偏好”这三个基本心理因素和货币量。西蒙认为，由于经济行为人的真实决策情景的不确定、不完备性和复杂性使得全面理性不可能实现，同时，信息处理者本身认知能力的局限性也决定了真实决策过程中行为人是“有限理性”的，是“寻求满意”而不是“寻求最优”。对最大化的偏离是由行为人的认识本质所决定的，那种无限放大经济行为人理性能力的完全理性说，是对市场的无知和对行为人的误解。凯恩斯更为直截了当地坦言：“我要十分强调经济学是一门道德科学，它和人的内省和价值观相联系，它关心的只是动机、期望和心理不安。”经济心理学家阿尔哈德夫甚至指出：“一直被经济学家拒之门外的心理学，实际上早就从后门悄然进入经济学了。”这方面的证据之一是经济学正是依据“人的行为是机械的”这一行为主义心理学派的经典命题才提出“人是机器”、“人与客观事物的关系是简单的刺激——反应(S-R)”的假设，并在此基础上构筑了“消费支出是收入的函数”、“商业投资是利润的函数”以及“需求量随价格下降而增长，随价格上涨而下降”等经济原则，乃至整个传统经济学理论体系。

应该说，经济学和心理学的结合并非人为使然，而是科学发展的必然结果，有着“天然的合理性”。于是，20世纪以来，在一批“具有良好心理学素养的经济学家”和“具有良好经济学头脑的心理学家”的倡议和积极参与下，以卡托纳1951年出版的《经济行为的心理学分析》为标志，诞生了跨越经济学和心理学之间人为樊篱的新兴学科——经济心理学。待到卡托纳1975年出版《心理经济学》时，经济心理学才开始作为一门科学被接受。

归纳近年来经济心理学研究的新动向，主要表现在：(1)对金融行为的经济心理分析兴趣日趋浓厚；(2)发端于前景理论的实验经济心理研究引发了越来越多的研究兴趣，并为许多问题的解决提供了可能；(3)经济社会化和经济知觉受到了越来越多研究者的关注；(4)一个颇具吸引力的发展领域是对谈判行为的研究；(5)经济心理学研究将更多地与公共政策、企业战略和宏观经济体系等宏观参照结构联系起来；(6)态度研究将在经济心理学中产生更大的影响；(7)归因理论已被引入到诸如购买失误时的心理与行为反应等许多研究中；(8)消费者行为研究仍将是经济心理学研究的重点所在。

三、什么是税收心理学

税收心理学的先驱性工作是由斯哥摩尔德斯做出的，他把税收心理学看作公共财政学的一个新兴的重要分支。他认为税收心理学应该包括对决策者们决策过程的心理分析以及对纳税人税收心理的评估，后者被认为是税收心理学的主要任务。

随后，穆勒和斯达姆派尔对税收态度和公共支出进行了研究。斯达姆派尔特别注重把税收认知和税收态度作为税制的自变量(例如边际税率)和税收遵从的因变量之间的中介变量来描述。斯达姆派尔、贝切特等人、斯哥摩尔德斯和其他研究者都把这类态度和认知称作“税收心理”，恩里克则称它们为纳税人的“税收意识”。斯达姆派尔的模型表明，逃税不仅是一国税制影响的结果，还取决于纳税人对税制的态度、对税收目的和税收公平的认知等。斯哥摩尔德斯通过调查，对纳税人的“税收心理”、“税收压力”和“税收道德”进行了评估。卡托纳利用调查的数据研究了税收变化对有效需求的影响。研究认为，除财政政策的自身变化外，诸如纳税人对政府的信任和信心等非经济因素对经济行为带来了更重要的影响。

刘易斯对税收心理学的概念进行了归纳：税收心理学主要研究纳税人、税收官员、政策制定者以及最广义的普通大众的偏好、认知、态度和信念，其主要研究方法是社会调查和运用调查表。

四、心理学能为税收研究做些什么

社会心理学对税收研究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社会调查技术的运用；二是社会心理学已有研究成果的直接应用。

税收心理学范文篇2

[关键词]经济心理学；社会心理学；税收心理学

一、经济学与心理学的交融

行为是人们受思想和心理支配而表现在外的各种反应、动作、活动和行动。行为长期以来就是心理学的研究对象。行为主义的创始人华生认为，心理学是研究动物和人类行为的自然科学。他于1913年发表在《心理学评论》上的一篇文章，被称为“行为主义宣言”。他用三句话宣布了三条革命性的原则：第一，心理学的内容应该是行为，而不是意识；第二，其方法应该是客观的，而不是内省的；第三，其目标应该是“预测并控制行为”，而不是对心理现象的基本理解。

后来，心理学家勒温在大量分析实验的基础上，提出了著名的勒温行为模型，其公式如下：

B=F(P—P1，P2，…，Pn；E—E1，E2，…，En)

其中，B表示个人的行为；P表示个人的内在条件和外在特征；(P—P1，P2，…，Pn)表示构成内在条件的各种生理和心理因素，如生理需要、生理特征、能力、气质、性格、态度等；E表示个人所处的外在环境；(E—E1，E2，…，En)表示构成环境的各种因素，如自然环境、社会环境等。

该模型表明，人类的行为是个人与环境相互作用的产物，人类的行为方式、指向和强度，主要受个人内在因素和外部环境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其中，个人因素包括生理和心理两类基本因素，而环境因素则包括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两类基本因素。

从行为主义者的观点来看，人类的心理是其行为的重要决定因素，心理学即行为科学，那么，作为人类基本行为和主要行为之一的经济行为也理应是心理学所关注和研究的主要对象。但历史告诉我们，事实上并非如此。作为一门科学，心理学比经济学发展得要晚一些。在19世纪，心理学尚处于幼年期，所以不能成为经济学发展的一块基石。作为对经济学的“唯我独尊”和对人的主观变量刻意排除的回应，长期以来心理学也对经济活动失去了兴趣，表现在心理学家对于动机、行为的形成、刺激和欲望或团体成员之间的关系所进行的心理学研究中，利用了人类活动的各个方面来检验假设，但却忽视了对经济行为的直接研究——尽管经济行为是日常生活中司空见惯的基本行为。这种学科之间的隔阂和疏离使得经济学和心理学的发展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可谓“两败俱伤”。

对心理学而言，由于经济活动是人类最基本的活动，是人类其他社会活动的基础，因此，作为一门研究人类心理和行为的科学，没有任何理由忽视对经济活动的研究。对经济学而言，一味追求经济学的科学性而放弃对人类心理变量的研究，就会使经济学研究的路子越走越窄，形成“单向度”、“真空化”，反而不科学了，而且严重地脱离社会现实。卡托纳曾一针见血地指出：“没有心理学的经济学不能成功地解释重要的经济过程，而没有经济学的心理学就没有机会解释最一般的人类行为。”尽管在心理学与经济学之间存在诸多的隔阂和疏离，但最终人们还是发现了两者之间相互交叉的共生带。

二、经济心理学的诞生

经济学和心理学有着共同的起源，它们都发轫于17～19世纪的英国经验主义哲学学派。这个时期学科之间的界限并非泾渭分明，在它们各自成为具有特定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的独立学科之前，两者相互交融在一起。谈论经济问题时常常牵涉心理因素，谈论心理问题时往往涉及经济因素，彼此之间并不存在与生俱来的矛盾、互斥和对立。但随着人类认识和社会的发展，理论思考不再研究社会所面临的全部问题，而仅仅是某些看来较为专门属于经济科学(或心理科学)的问题。当一门学科在它专门的问题上积累了越来越多的知识和观点时，研究者就可能把他们的全部注意力投入到他们自己的特定兴趣中去，这样同相关学科的联系也就必然被削弱了。

但是，纵观整个经济学说史，从亚当·斯密的“损失规避”思想、边沁的“效用”概念、门格尔的“内省”分析、穆勒的“干扰因素”、马尔萨斯的“肉体倾向”、巴维克的“边际对偶”理论到帕雷托的“非逻辑行为”、凡勃伦的“本能和习惯”、贝克尔的“怠惰与冲动”、莱本斯坦的“X—低效率”、凯恩斯的“三大心理规律”和西蒙的“最大化偏离”等等，都强烈地昭示出经济心理与行为始终是经济学家们进行研究时有意无意地予以思索和探究的内容之一。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一书中提到：“当我们从一个较好的环境转入较差的环境所感到的不适程度，将大于从一个较差的环境转入一个较好的环境所感到的舒适程度。”这简直就是卡尼曼和特维尔斯基所提出的“损失规避”概念的通俗描述。边沁的效用概念主要侧重于人们心理上的真实感受，包括快乐、痛苦等情感因素。但后来的新古典经济学机械地借用了这一概念，认为理性人可以通过行为选择最大化自身的效用，并由此构筑了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基础——效用理论，从而使人们对“效用”的理解，离其初始的定义越来越远。门格尔早在1871年就提出要认识经济机制中的需求、价值和判断等，只有通过内省的心理分析。穆勒认为，干扰因素是理性无法直接把握的种种情感、习俗、意志、动机等非理性心理因素的总和。穆勒的干扰因素，实际上包含着对市场行为者存在的理性最大化原则的种种偏离的承认。马尔萨斯认为，把人仅仅当做一个理性的存在物是不够的，人是一种“复合的实体”，他的“肉体倾向具有很强的挑战力”，实际上肉体的倾向通常支配他的理性。巴维克则认为，人们只有在换进的物品的主观价值大于换出的物品的主观价值时才愿意交换。在竞争中，价格只在很窄的范围内被确定，市场价格是由两对边际对偶的主观评价所限制和决定的。尽管帕雷托坚信“与政治经济学有关的行为……大部分属于理性行为”，但在《政治经济学手册》中他指出，在实际生活中，逻辑行为与非逻辑行为“几乎是混杂在一起的”。在《论社会学》一书中，他以“社会效用”和“集体欲望”代替了先前所主张的“个人的效用和个人的欲望”，并认为，“社会效用”是“非逻辑的”、“非数理的”、“不能测量的”和“感情冲动的”。凡勃伦认为，本能树立人类行为的最终目的，推动人类为了达到这种目的而做出努力。理智、理性则不过是达到目的的一种方法，个人和社会的行动都是受本能支配和指导的。贝克尔认为，经济生活中不仅有理性行为，还有非理性行为。在他看来，“经济理性很能相容于非理性行为，这一点超出了人们的预料。”他认为。“广义的非理性行为包括处于极端情形的怠惰行为和冲动行为”。即市场普遍存在着偏离最大化原则的非配置型低效率现象。在凯恩斯看来，对有效需求量，从而对就业量起最后决定作用的因素主要有“消费倾向”、“对资本资产未来收益的预期”、“流动偏好”这三个基本心理因素和货币量。西蒙认为，由于经济行为人的真实决策情景的不确定、不完备性和复杂性使得全面理性不可能实现，同时，信息处理者本身认知能力的局限性也决定了真实决策过程中行为人是“有限理性”的，是“寻求满意”而不是“寻求最优”。对最大化的偏离是由行为人的认识本质所决定的，那种无限放大经济行为人理性能力的完全理性说，是对市场的无知和对行为人的误解。凯恩斯更为直截了当地坦言：“我要十分强调经济学是一门道德科学，它和人的内省和价值观相联系，它关心的只是动机、期望和心理不安。”经济心理学家阿尔哈德夫甚至指出：“一直被经济学家拒之门外的心理学，实际上早就从后门悄然进入经济学了。”这方面的证据之一是经济学正是依据“人的行为是机械的”这一行为主义心理学派的经典命题才提出“人是机器”、“人与客观事物的关系是简单的刺激——反应(S-R)”的假设，并在此基础上构筑了“消费支出是收入的函数”、“商业投资是利润的函数”以及“需求量随价格下降而增长，随价格上涨而下降”等经济原则，乃至整个传统经济学理论体系。

应该说，经济学和心理学的结合并非人为使然，而是科学发展的必然结果，有着“天然的合理性”。于是，20世纪以来，在一批“具有良好心理学素养的经济学家”和“具有良好经济学头脑的心理学家”的倡议和积极参与下，以卡托纳1951年出版的《经济行为的心理学分析》为标志，诞生了跨越经济学和心理学之间人为樊篱的新兴学科——经济心理学。待到卡托纳1975年出版《心理经济学》时，经济心理学才开始作为一门科学被接受。

归纳近年来经济心理学研究的新动向，主要表现在：(1)对金融行为的经济心理分析兴趣日趋浓厚；(2)发端于前景理论的实验经济心理研究引发了越来越多的研究兴趣，并为许多问题的解决提供了可能；(3)经济社会化和经济知觉受到了越来越多研究者的关注；(4)一个颇具吸引力的发展领域是对谈判行为的研究；(5)经济心理学研究将更多地与公共政策、企业战略和宏观经济体系等宏观参照结构联系起来；(6)态度研究将在经济心理学中产生更大的影响；(7)归因理论已被引入到诸如购买失误时的心理与行为反应等许多研究中；(8)消费者行为研究仍将是经济心理学研究的重点所在。

三、什么是税收心理学

税收心理学的先驱性工作是由斯哥摩尔德斯做出的，他把税收心理学看作公共财政学的一个新兴的重要分支。他认为税收心理学应该包括对决策者们决策过程的心理分析以及对纳税人税收心理的评估，后者被认为是税收心理学的主要任务。

随后，穆勒和斯达姆派尔对税收态度和公共支出进行了研究。斯达姆派尔特别注重把税收认知和税收态度作为税制的自变量(例如边际税率)和税收遵从的因变量之间的中介变量来描述。斯达姆派尔、贝切特等人、斯哥摩尔德斯和其他研究者都把这类态度和认知称作“税收心理”，恩里克则称它们为纳税人的“税收意识”。斯达姆派尔的模型表明，逃税不仅是一国税制影响的结果，还取决于纳税人对税制的态度、对税收目的和税收公平的认知等。斯哥摩尔德斯通过调查，对纳税人的“税收心理”、“税收压力”和“税收道德”进行了评估。卡托纳利用调查的数据研究了税收变化对有效需求的影响。研究认为，除财政政策的自身变化外，诸如纳税人对政府的信任和信心等非经济因素对经济行为带来了更重要的影响。

刘易斯对税收心理学的概念进行了归纳：税收心理学主要研究纳税人、税收官员、政策制定者以及最广义的普通大众的偏好、认知、态度和信念，其主要研究方法是社会调查和运用调查表。

四、心理学能为税收研究做些什么

社会心理学对税收研究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社会调查技术的运用；二是社会心理学已有研究成果的直接应用。

税收心理学范文篇3

关键字：新形势纳税遵从

纳税遵从的研究始于美国。20世纪80年代，美国国内收入署（Fs）委托国家科学院（NAS）开展纳税遵从水平的研究。1983年，美国国内收入署对纳税情况进行了认真的调查研究，研究发现，仅仅1981年，由于纳税人不遵从联邦所得税法，就导致了至少900亿美元的税收流失。此后，许多国家都开始进行有关纳税遵从的研究，我国在《2002年～2006年中国税收征收管理战略规划纲要》中，也首次正式提出了“纳税遵从”的概念。

一、纳税遵从的概念及研究意义

纳税遵从，是指纳税义务人遵照税收法令及税收政策，向国家正确计算缴纳应缴纳的各项税收，并服从税务部门及税务执法人员符合法律规范的管理的行为。纳税遵从度是指纳税义务人纳税遵从的程度。实现较高的纳税遵从度必须基于以下几个前提：一是纳税人对国家税法有一个全面准确的了解，对自己的财产、所得、经营收入以及应税行为、应承担的纳税义务比较清晰明确。二是纳税人对税法的认同。纳税人的价值追求与税法的价值目标相一致，纳税人对税法的合法性与合理性有正确的认识。三是意识到偷逃税款等税收违章违法行为会给自己带来很大的风险。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五十六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依照法律纳税的义务。”《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四条规定：“纳税人、扣缴义务人必须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缴纳税款、代扣代缴、代收代缴税款。”这些规定规范和明确了我国公民纳税的基本义务，同时也明确了纳税遵从的法律规定。提高纳税人的纳税遵从度，对依法治税，提高税收征管水平，降低税收成本，保障国家财政收入都具有重要意义。目前在我国加强诚信社会建设的新形势下，提高纳税遵从度就显得尤为重要。

二、影响纳税遵从的因素分析

（一）税制缺陷因素

税制缺陷的客观存在会对征税人、纳税人的利益取向和行为选择产生复杂而广泛的影响，并最终生成种种税收不遵从现象。首先，征税人有可能利用手中职权与纳税人相互勾结偷逃国家税收，在征与不征、征多与征少之间以及税率高低之间，任意自由裁量。采用低税率，选择不征或少征。其次，纳税人也会利用自己的信息优势避开税务征管，比如钻政策空子、攫取税收优惠，改变收入性质或调整入账时间，化整为零，“合法”地少纳税或不纳税。需要强调的是，若某一纳税人利用税制缺陷“合法”地少纳税或不纳税，很快就会有另外的纳税人争相效仿，使纳税遵从产生负面的“倍数效应”。

（二）政府用税机制因素

公民的纳税遵从度与政府用税机制关系极大。税收使用是国家财政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税收使用的决策权和监督权实际上就是对国家财政支出的决策权和监督权。

国家的财政支出过程主要是对纳税人缴纳税收的使用过程。我国用税机制的不健全、不完善主要表现在：1、财政应提供的公共产品和服务，如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教育、环保、基础研究、灾害防范、国家安全等，投入明显不足，发展受到限制。当纳税人对公共产品和服务的要求得不到最低限度满足时，不可避免地产生纳税对立情绪和对税收取向的不信任感，客观上造成了税收不遵从。2、公共支出的效益不理想。有些学者曾以“1／3的支出效益大于零，1／3的支出效益等于零，1／3的支出效益小于零”来概括中国公共支出的效益格局。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主要是：分散购买中的浪费；低效率的管制性支出；制度外运作的公共资金数量巨大，财政收入大量依赖非税方式筹措。同时，财政支出的监督制度缺失。总之，纳税人对政府如何用税缺乏知情权、发言权、监督权。

（三）社会压力因素

社会压力，即因纳税不遵从而被不信任和遭他人鄙视给纳税人和征税人造成的影响，往往要大于对其进行的法律制裁。社会压力缺失对纳税人的影响是逃避社会义务和公民责任，更有甚者公然藐视税法，抗税不缴，干扰税收执法；对征税人的影响必然也是为国征税责任心不强，甚至有可能假公济私、化公为私。由于长期封建观念及习俗的影响，就全社会而言，我国对纳税不遵从进行抵制和鄙视的社会风气还未形成，对纳税不遵从形成的社会压力还不够，依法治税的社会环境还没有真正建立。

三、衡量纳税遵从度的具体方法

在税收管理理论和实践中，如何衡量纳税遵从度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税务机关为了高效地配置征管资源以达到最大的产出，要将纳税人合理地识别和区分为纳税遵从度较高、纳税遵从度较低、纳税不遵从等类别，并针对不同情况的纳税人采取不同的管理策略。

（一）以税务审计数据衡量

这种方法以税务机关常规的税务审计检查数据为基础衡量。税务机关有针对性地根据一些信息分析确定检查对象。该方法可消除潜在的负担、减少机会成本和对纳税人的干扰。但在通常的税务审计检查下，税务机关往往挑选那些认为可能不遵从税法的纳税人进行税务审计检查。所得到数据的代表性，与衡量纳税遵从度的目标不完全符合。尽管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衡量我国企业纳税人的纳税遵从度，但仍不能完全代表纳税人纳税遵从水平。

（二）以财务数据衡量

这种方法是将某一个纳税人或一群纳税人的财务数据在各期比较，或与另一些纳税人的有关数据进行比较，以发现一些痕迹或趋势，以预测和判断纳税人是否遵从税法。其中的方法有：水平分析、垂直分析、利润率分析（包括毛利率、净利率）、资本结构比率分析（资本杠杆、净债务比重、净利息比重）等。一般来讲，会计利润与应税所得有差异是正常的，技术性的纳税遵从度可以通过会计利润与应税所得的差异来分析衡量；需要的数据包括：实际税率、应税所得的会计利润比率、应税所得与总收入的比率等。

（三）其他衡量方法

1、问卷调查。通过对纳税人进行问卷调查来研究和衡量纳税遵从度。经济学家运用这种方法，找出能够解释纳税人纳税行为的一些变量，包括：对遵从税法的理解、价值观和态度，预期的风险、不遵从税法的收益以及哪些事件和因素影响纳税人遵从意愿。问卷调查用来估算纳税人的不遵从程度时，其准确性受到质疑。

2、直接观察。这种方法广泛运用于偷税治理之中，研究者知道或大概知道纳税人的应税义务，他们将此与纳税人的实际申报进行比较。其局限性在于观察者观察的准确性。

3、模型分析。相对来讲，建立模型衡量纳税遵从度的好处在于，它成本比较小，只需要较少的统计数据。美国IRS研究开发了纳税遵从度研究信息系统（ComplianceResearchInformationSystem，CRIS）。这个系统运用回归模型，通过分析TCMP的有关数据，来研究评介纳税人的纳税遵从度。起初这种方法仅用来分析TCMP的数据，后来发展成以审计检查数据为基础的CRIS。

4、实验研究方法。即让研究人员做实验对很多影响纳税遵从度的因素进行衡量研究，以发现哪一种因素对纳税遵从度的影响更显著。实验的参与者在一定的偷税处罚率和税务检查的可能概率条件下，自己决定如何申报。但是，环境因素、参与者的代表性、参与者人数多少、结果和结论是否具有普遍性、参与者对待实验的态度等，使得如何设计实验成为难题。

四、提高纳税遵从的对策分析

影响纳税遵从的一系列因素如税制设计、税收宣传、公民意识形态、社会税收环境等，包含了良好税制构建的一些基本理念，即现实有限性与理想的延伸性；纳税人与税务人员的平等性；公民税收权利与义务的对等性，所有这些理念都外化为税收征纳过程中的各个环节。税制设计也应充分参照并吸收这些理念，在强调公民纳税意识提升的同时，反思税务部门理应提供的服务；宣讲税收法律权威性的同时，关注纳税主体的经济意识；强化税法意识的同时，考虑公民的税收道德意识。

（一）增强用税机制透明化，促进纳税遵从

建立健全纳税人对国家财政支出的民主监督制度，以立法的形式明确规定财政预算执行公开化、透明化和规范化的保障程序，明确规定民主监督的内容、范围、程序和方法，明确规定财政预算执行者的行政责任、法律责任和经济责任，以及对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失职、渎职行为应给予的惩处措施等。公开税收征收的整个过程，公开税收支出的整个过程，让纳税人有充分的知情权、监督权、批评权和建议权。同时，还应建立制度化的财政支出决策听证制度、纳税人质询制度、向社会定期公布财政支出预算执行情况及重大财政事项进展情况制度、财政支出审计情况公布制度等，把公共资金支出的信息及时予以公布，使信息公开化、本地化、社区化、在纳税人、立法者、管理者之间建立顺畅的信息交流渠道，以增强政府用税的透明度。

（二）构建有效的税务稽查机制和税务处罚机制

新制度经济学认为，一个制度实施机制是否有效，主要看违约成本的高低。有效的实施机制使违约成本极高，从而使任何违约行为都得不偿失，即违约成本大于违约收益。从纳税人不遵从的情况看，有些人之所以选择不遵从，并不在于这些纳税人的基本动机与别人有什么不同，而是在于不遵从的收益与成本之间存在着诱人的差额。目前，我国一方面必须从法律上对有关罚则进行调整和修改，改变目前处罚标准偏低、数量界限模糊、弹性太大的状况；另一方面必须强化执法人员的执法力度，坚决克服“以补代罚”，“以罚代刑”等错误做法，加强对处罚中“人治”行为的约束。

从税收心理学的角度看，要降低纳税人的纳税遵从成本，不仅要建立和完善监督机制，而且要有一个好的激励机制。一个好的激励机制可能比监督机制更有效且节省成本，更能够激发纳税人的主动性。要善于研究纳税人的纳税心理，有针对性地对各种遵从建立奖惩机制，对忠诚性遵从者进行奖励，对偷逃税者加大处罚力度。

（三）强化纳税人权利保障机制

惟有赋予纳税人与义务相对等的权利，降低纳税人的纳税遵从成本，纳税义务才能得到更好的履行。保障纳税人权利的基本途径包括：1、在宪法中明确纳税人的法律地位和基本权利，在健全税收法律体系的同时，明确纳税人享有参与国家税收事项的各项具体权利，可以效仿美国、澳大利亚等西方国家将纳税遵从成本最小化写入法律。2、建立税收权力监督制约机制，治理权力腐败、权力滥用，约束过大的自由裁量权，维护纳税人权利。完善税收执法程序，明确税收执法权运行的具体程序；建立以岗位责任为基础、以评议考核为手段、以过错追究为保障的税收执法责任体系：建立专门的行政执法监督机构，接受纳税人对税务执法活动的举报、上访和申诉等。3、完善权利救济系统，防止税收违法，保障纳税人实体权利的实现。首先，完善税收行政救济系统，健全行政复议制度和行政监察制度，保障纳税人对税务部门行政行为不服时，有权向上级税务机关或政府提起复议，或者对税务执法人员的个人违法行为，纳税人有权向行政监察部门进行检举和控告，追究违法违纪人员的责任。其次，完善税收司法救济系统，考虑设立专司涉税案件的税务法庭或税务法院，及时处理那些对税务行政处理和处罚行为不服的诉讼，提高审理效率，保护纳税人权益。

（四）建立完整的监督程序制度和责任追究制度

征税人具有“双重人格”，一方面代表国家行使征税权，是国家行政权力的象征；另一方面作为现实的消费者也会追求自身效用的最大化。征税的效用可以是商品收入、财富、社会地位、权利、荣誉等利己因素，亦可为慈善、友谊、和平、社会进步等利他因素。征税人在追求公共利益等利他因素时，难以排除利己因素的存在，尤其在缺乏有效制度约束下，将很难避免会为实现自身效用最大化而损害税收，导致税收不遵从。对征税人违纪违规可考虑通过如下措施进行有效约束：一是全面推行税收执法责任制，明确执法人员职责，规范执法程序；二是加强评议考核，建立科学、完善的评议考核体系，做到定性与定量相结合；三是实行责任追究制度，对不履行职责或执法不当的行为人依法追究责任；四是加强督查，建立健全全面执法检查、专项执法检查、专案执法检查和日常执法检查相配合的一整套执法检查制度。

（五）简明税制设计，强化纳税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