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收范文10篇

税收范文篇1

一、以纳税人满意为追求在服务环境上创一流

环境的作用是巨大的。良好的税收服务环境，体现着对纳税人的平等、尊重、爱护，体现着税务干部的热情、周到、高效，体现着我们国税干部内在素质和外部形象。因此，打造一流的服务环境，是建设和谐税企关系长期坚持的目标。

坚持因地制宜，打造良好的办公环境。泰州经济开发区国税局现有办公用房是原来一个乡税务组的所在地，论硬环境，办公面积小，地方偏僻，可以说是“麻袋上锈花，底子太差”。为了给纳税人一个良好的硬环境印象，我们一是巧。就是将办公环境巧安排，例如我们的食堂，到午饭时是干部吃饭的地方，平时就是纳税人的休闲区兼办税自助区。二是齐。就是将服务设施设置齐全，小到针头线脑、印泥、复写纸、饮用水、打气筒、雨具，大到打字、复印、电脑，一应俱全。三是美。我们对环境适当美化、绿化，保持办公环境整洁明亮，让纳税人置身美的享受之中。特别是我们的橱窗板报，定期更换，内容涉猎我们局的工作安排、纳税指导、经济动态、制度规章、内外时事，纳税人十分愿意看。通过上述措施，尽量弥补了硬环境的不足。

立足制度建设，打造一流的制度环境。按照岗位、职能、工作性质，制订严格的、分类的、多层次的服务制度，是优质服务常态化、规范化的重要保证。近年来，泰州经济开发区国税局制订了执法行为、工作流程、仪态举止、文明语言、纪律作风、廉政行为、税务公开七大类的服务制度，几乎涉及到税收工作的各环节、全方位。我们特别注重落实与纳税人利益关系直接的《首问责任制度》、《服务承诺制度》、《限时办结制度》、《税务公开制度》、《值班长制度》等项服务制度，强力推行督查督办制度，确保了各项服务制度落到实处。

加强沟通协调，打造和谐的人文环境。一是经常邀请辖区内的企业老总和财务负责人，召开座谈会，交流思想、沟通信息。二是建立税企之间政策研讨沙龙，每当税收政策调整或新的税收政策出台，我们都邀请企业人员一起研讨，交流看法，加强理解，减少执法中的偏差，减少企业对税收政策的误读，特别是这次新的所得税政策，我们前后与企业财务人员召开了三次研讨会，双方都受益匪浅；三是尽可能帮助纳税人解决生产经营中的实际困难。辖区内的金泰环保有限公司，是一家热电企业，每到年末岁初，煤炭价格都大幅上涨，影响企业的效益，但是由于企业资金十分紧张，不可能大量储煤。针对这一状况，我们一方面与有关金融机构说明情况，帮助企业沟通，增加临时贷款，另一方面帮助企业按政策规定办理税款延期手续，让企业集中资金在涨价前储存一部分煤炭。该企业老板动情地说，你们这里国税干部太好了，没官架子，就象亲人一样，我缴再多的税心里乐意。该企业税收年年递增，从不拖欠税款。和谐的人文环境，增强了征纳之间的亲和力和融合度，征税人和纳税人真正变成了一家人。

二、以争先创优为标杆在服务方式上力求创新

服务创新，是国税服务工作进步的动力，是税收事业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新时代赋于我们的神圣使命。一年来，泰州经济开发区国税局不断更新观念，创新服务方式，服务质量和效益明显提升。

建立国税网站，建立和谐的沟通平台。我们依托泰州医药产业园网站，建立了“泰州经济开发区国家税务局”网页，定期向纳税人公告我们的工作动态、政策调整等情况，设置了政策咨询、税企交流和局长信箱等栏目。网站的建立，使广大纳税人有了话语权的平台，也增加了我们与纳税人沟通的渠道，促进税企业之间的交流互动。特别是局长信箱，不记录发信者的IP地址。，有利于发信者，讲真话、讲心里话，进一步拉近了征纳之间的距离。

提前介入预警，让企业降低税收风险。泰州经济开发区国税局在为纳税人提供便利、周到、高效服务同时，积极探索为纳税人提供深层次的预警服务。为了促使企业加强内控管理，引导企业自觉规范纳税，提高税法遵从度，规避税收风险。2007年上半年利用所得税汇缴前4个月时间，采用预审计手段，组织开展了重点税源企业和亏损企业服务性调研活动。共调研91户内外资企业，发出管理建议书91份，经建议，企业自行调增计税所得额9170万元，企业亏损面下降了32个百分点，其中一户企业，调增所得税额1500多万元，这户企业的老总拉着管理员的手说，幸亏你们提供了预警服务，要不然我一里一外亏大了，还要落得个偷税的坏名声。

开辟绿色通道，让企业生产经营无后顾之忧。企业在生产经营中，常常为节假日等因素影响发票购领、开具、认证、手续审批等具体事项的办理，进而影响生产经营而心急如焚。为此，泰州经济开发区国税局对辖区内的所有企业开展了一条“绿色通道”，定了三条规矩。一是急事急办，预约服务。对企业需要在节假日办理的业务，让企业事前进行预约登记，到时指定该岗位人员及时到班办理；二是特事特办，定点服务。对企业有特殊要求的，指定责任区管理科科长特事特办，并落实责任；三是难事商办，集体服务。对于企业有关手续报批和优惠政策享受等方面的涉税事项，泰州经济开发区国税局规定由分管局长、科长、管理员集中会商，及时办理，需要请示上报的，限时答复。为了保证“绿色通道”服务无障碍，向企业提供了局长、科长、管理员的手机、办公室、家庭的电话号码，保证联系畅通，随叫随到。

三、以促进发展为已任在服务大局中树形象

又好又快地发展经济是地方政府执政的第一要务，是当前的中心工作和大局。作为市直驻区单位，泰州经济开发区国税局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发挥税收政策对经济发展的导向作用，用税收杠杆促进地方经济持续稳定发展，让税收成为有源之水、有本之木。

充分发挥智力优势，促进地方经济发展。2007年，国家出台了包括税收政策调整在内的一系列宏观调控措施，泰州经济开发区国税局组织力量就“两税合并”、出口退税、中部地区增值税转型、福利企业等政策调整对地方经济的影响和房地产税收管理等课题，进行认真调研，形成调研报告上报开发区及市级以上党委政府，为地方经济发展出谋划策，提供信息服务。先后有15条信息受到省市政府及开发区管委会主要负责同志的批示，取得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开发区工委、管委会主要负责同志在多个场合表示，开发区国税局虽然是驻区单位，但心系地方经济建设，他们的建议让我们少走了弯路，产生了可观的经济效益，为开发区发展作出贡献，我们信得过，很满意。现在，开发区的重大经济项目的决策，都邀请国税局参与，提供税收筹划、政策咨询和把关。

税收范文篇2

看到一棵小草，你也许会想到春天，想到绿色，看到一枚果实，你也许会想到金色，想到收获，当你看到蓝天，看到大海时，你会相到什么？你会不会想到我们税服的颜色？你会不会想到有天空一样纯洁碧澈的心灵，有大海一样深邃广博胸怀的税务工作者？此时此刻，虽然我不是诗人，不是学者，不是歌手，但我仍要采撷如花的词句，用凝重的感情，唱出我心中最优美迷人的颂歌，把它献给你们------平凡而又伟大的税务工作者。

今天，我演讲的题目是：情洒税收

在当今的时代，有人把税收比作政府的奶娘，有人则称之为是共和国的大血脉。是的，没有税收，哪有天安门前国庆阅兵式那三军将士威武雄壮的队伍？没有税收，哪有导弹发射基地腾空而起的火箭？没有税收，哪有祖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幢幢拔地而起的高楼？没有税收，哪有幼儿园里孩子们的笑声和养老院里老人们的笑脸？总之，没有税收，就没有雄厚的财源，也就没有当今社会的腾飞与发展，更谈不上人民生活的幸福和建设美丽的家园，正因为如此，税收决定着民族乃至人类的命运，而我们的税务工作者当然也就有着义不容辞的职责。

我们都知道：税收意识与法制观念的淡薄，是中国税收事业发展的一大难题，同时也是为我们的征税工作增加了难度，特别是在个体税收征管中，经常碰到一些脑中没有“税”字概念的软磨硬抗的钉子户，这些钉子户如果不拔，往往会影响一大片，遇到这种情况，我们必须一方面做耐心细致的税法宣传工作，另一方面，还要坚决维护税法的尊严。

有一次，基层分局的同志到集贸市场上征收税款时，就碰到了一个“钉子户”，依照税法，他应缴纳200元的税款，但无论税务干部怎样给他讲政策，他都不听，并且还扬言：“老子反正是三进宫了，要税没有，要命有一条”。我们的税务人员没有因此而退让，在反复劝说不通的情况下，我们依法扣留了他的物品，正当他们返局时，他冲上去把一位老税务人员推倒在地，随后又拳头对准了一个年轻的税官……风风雨雨税收路，有多少税务人员被打伤致残，有多少税务人员以殉职？在平常人的眼中，有什么比生命更重要呢？没有。可是，在我们税务人员的眼中，就有比生命更重要的东西，那就是：税收。只要税款收上来了，还有什么委屈不能忍受，还有什么困难不能克服呢？那赤色的税徽，是血铸的灵魂!倒下去的是身躯，永远站立的是信念!

朋友们，在这和平的年代里，不会不的壮举，也不会有的英勇，但是，在这没有硝烟的战场上，仍会造就一个个英雄：忠于职守，无私无畏，把一切献给税收事业的徐秀亭不是英雄吗？爱岗敬业、无私奉献的税务铁人袁庭钰不是英雄吗？在我们的身边不也有很多很多这样的英雄吗？

去年6月份，盛夏酷暑，为确保CTAIS在7月1日正式上线运行，全市同志全力以赴，吃住在市局的录入现场，几乎把所有的精力都集中到数据资料的录入上，恰在这时，一位女同志的孩子患了重感冒，发烧到39度多，她丈夫又不在家，她只能把4岁的孩子托付给邻居照顾。一天晚上，她借回县局取资料的机会，回到了家中，进屋一看，儿子躺在床上，头上蒙着被子，怀里抱着一根棍子给自己壮胆，因发烧而红红的脸上满是泪痕，待她把孩子唤醒，儿子一把抱住妈妈，“哇”的哭了起来：“妈妈，你去哪儿了，难道不要我了吗？”。看到此情此景，这个被同志们称为“女强人”的税官再也忍不住，眼泪涮涮地流了下来，谁没有舔犊之情？谁不爱自己的儿女？但是面对税收工作和孩子，她还是义无反顾的选择了前者。对于孩子来说，她不是一个称职的母亲，可谁又能说她不是一个称职的税官呢？

朋友们，你们也许会这样认为：这不是很平凡吗？是的这是很平凡的，我们的税务人员平凡得像一棵棵小草，然而，不正是这样一棵棵小草，将自己的每一点新绿都奉献给税收事业，才有我们税务战线上生机盎然的春天吗？

我们的税务人员象根一样，从不表露自己，象黄牛一样，从不颂扬自己，心底铭记着共和国的嘱托，肩负着为国聚财的重任，奔走于城市乡村，深入工厂企业，挖掘税源，堵塞漏洞，风餐露宿，无怨无悔，这是为什么？这是因为税收事业是无私奉献的事业，选择了税收就是选择了奉献!

早晨，你们总是迎着太阳出发，晚上，你们总是借着星光回家，你们知道吗？有多少位老人在等着你们床前尽孝？有多少位妻子、丈夫在为你们的生命而牵挂？有多少个孩子在梦中还喊着爸爸妈妈…….为了心中那永恒的职责，你们一次又一次的跋涉，为了头顶闪闪发光的国徽，你们一次又一次的送走黄昏，迎来黎明，风尘仆仆的脸上记录着你们的艰辛，匆匆而走的脚步丈量着你们的征程，为了那小路不断的延伸展宽，为了那山林永远是葱绿一片，你们把所有的情和爱都融进了这大海般深沉的蔚蓝!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看看这些经验丰富、业务精炼的老税务干部，为国征税的风尘吹白了他们的双鬓，他们用青春和热血谱写了曲曲动人的歌，再看看这些被誉为“人生之王、人生之春、人生这华”的青年税官，他们不也正踏着老税官的足迹大步向前吗？

“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十五届六中全会送来了强劲的东风，十六大的召开，又将指引我们再创辉煌。我们坚信，在思想、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下，积极贯彻落实同志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我们一定能把新世纪的税收事业推向辉煌。小陈老师工作室版权所有

税收范文篇3

一、税收之债的构成要件的重新解读

（一）税收要素的传统学说的不足

税收之债的构成要件，学界亦称为税收要素或课税要素，是在实体的税收规范中，所规定产生税捐债务的各种抽象前提要件的整体而属于一项总括的概念。[3]它所解决的是税收之债的当事人之间的债权债务的具体形成问题。学界对税收之债的构成要件的研究是较为深入的。如日本学者金子宏认为，课税要素包括纳税人、课税对象、课税对象的归属、课税标准以及税率五种。[4]台湾学者陈清秀认为，税收之债的构成要件应包括税捐主体、税捐客体、税捐客体的归属、税基、税率。[5]此外，我国学者则提出了税法主体、征税客体、税目与计税依据、税率、税收特别措施、纳税环节、纳税时间、纳税地点、税务争议和税收法律责任等税收要素。[6]

从税收之债的成立的角度来说，学者们对税收要素的概括仍有所不足。具体说来，纳税人仅仅代表了税收之债的一方当事人，即承担税款给付义务的税收之债的债务人，作为享有税款受领权利的税收之债的债权人则并未予以反应。尽管以税捐主体取代纳税人，足以弥补上述缺失，但由于征税客体仅仅表明税收之债所依存的对象，作为一种客观的存在，它或者可以作为各个税种相互区别的标志，却很难表征税收之债成立与否。以增值税为例，增值税以商品和劳务为其征税对象，但单纯的商品或劳务的存在本身并不会产生增值税的税收债务，而仅仅在商品经销售或劳务经提供之后，税收债务才会现实的发生。税法上所规定的征税客体，仅仅限定了税收之债所指向的对象，而该对象只有与税收债务人的经济行为相联系，才能现实的导致税收之债的发生。我国学者对税收要素的总结几乎囊括了对税收之债产生影响的所有要素。但纳税时间、纳税地点、纳税期限、纳税环节所涉及的仅是征纳的程序问题，即如何以及何时履行债务的问题，并不影响实体的税收债权债务关系的成立。另外亦有学者认为，税收优惠措施也是税收之债的构成要件[7].但税收优惠措施仅在个别的税收债权债务关系中存在，并非一般的税收之债的构成要件，而是特殊的税收之债的构成要件。税务争议本身即是针对税收债权债务发生的争议，并不最终决定税收之债的成立与消灭。而税收法律责任是在税收之债未被完全履行时由相关义务人所承担相应的法律义务，是在税收之债成立之后发生的，也不会影响税收之债的成立。

（二）税务机关的核课行为与税收之债的构成要件

税务机关的核课行为是否影响税收之债的成立，进而成为税收之债的构成要件之一，在税收债权债务关系理论与税收权力关系理论存在较大的分歧。基于税收权力关系说，认为税法所规定的税收要素的满足并不成立税收债务，只有在税务机关具体核定税收之债的数额时，税收债务才现实的发生。这以奥托﹒梅耶为代表。基于税收债权债务关系说认为，税收之债于课税要件满足时成立。征税机关核定税额的行政处分，只是在于确定已成立的税收债务的具体金额，使得税收债务人能够现实的履行其义务。税务机关的核课行为只影响税收债权的行使而不影响税收债务的成立。《德国租税通则》第81条即认为税收债务在法律规定的租税要件充分时成立。为确保租税债务而必须确定税额的情形，不得阻隔该税收债务的成立。税收债务不以行政权的介入为前提。即为此说的代表。

两种学说争议的焦点在于行政权力的介入是否影响税收债务的成立。基于税收法律主义，税收债务的成立与否，只与法律的明文规定有关，而排除行政权力的干预。以稽征机关的核课作为债务成立的前提，则稽征机关是否核课，何时核课都不可避免的影响税收债务的成立。“法律保留”即只是具文。更何况稽征机关的有限理性，更不可能于任何满足课税要件的事件发生时及时予以评价。税法要求“对相同的经济事实应以相同的评价”[8]，在评价时点的差异上亦必会影响各个债务人期限利益的取得。在课税处分被变更或暂时被撤消时，其债务的成立时间亦难以确定。[9]此外，纳税申报作为债务的履行方式被越来越多的采用时，税额通过申报即可予以确定，过分强调税务机关的核定处分是没有意义的。核定处分和纳税申报只在于宣示已存在的债务数额，而非创立新的债务。因此，为确保成立税捐债权债务的法律效果对于一切税捐义务人均适用相同的基准时，而不受不同的税捐核定的时点的影响，应以法定的课税要素满足时为准[10].税务机关的核课行为不应成为税收要素的构成要件之一。

（三）税收之债构成要件新解

就笔者看来，借鉴私法之债中相关学者对法定之债的构成要件的归纳与总结，税收之债应包括以下要件：

1.税收主体

税收主体亦即税收债务关系之当事人，应包括税收债权人和债务人。税收是国家以取得满足公共需求的资金目的，基于法律的规定，无偿的向私人课征的金钱给付，税收债权人是为国家，国家是所有税收利益的最终享有者，税务机关不过是国家的人，仅仅是基于国家的授权，作为国家的人而向税收债务人行使债权，是代行税收债权的主体，债权的行使后果必须归属于国家。当前在我国行使稽征权的包括税务机关、海关、农业部以及财政部。

关于税收主体，更为重要是无疑是税收债务人。从抽象的层面来看，所有的公民包括居民和非居民均可能成为纳税人。具体而言，本国公民享受本国政府提供的公共物品，应当为此而支付对价，并无疑议。而外国公民亦可能基于偶然的税收联结而受一国管辖而承担税收债务。我国宪法即明定，人民有依法纳税的义务，已将所属的公民纳入潜在的税收债务人之中。这是从政治意义的角度来判明主体资格。但亦有学者认为，一般系以可以体现经济上给付能力或在技术上可以被把握经济上给付能力者，作为税捐权利主体。[11]即在税收债务的承担中，仅有政治意义上的联结是不够的，还必须把握经济给付能力，始能符合量能课税的原则。

这仅是从抽象的阐明何为可能的税收债务人。在具体的税收债务关系中，税收债务人还需由各个税种法明确予以规定。例如，个人所得税的债务人是取得收入的个人，在营业税和消费税则为从事生产经营的纳税人。税收债务的承担，即意味着须无偿转移一定的财产与国家。这必然会造成对税收债务人财产的侵夺。因此，关于税收债务人的规定应有议会严格保留，在法律中明确规定，以使公民在从事相关的经济活动中，可以预测自己是否会因此而承担税收债务。

2.应税事实的发生或存续产生某项经济后果

（1）发生某项经济事实

，产生某项经济后果。

租税法所重视者，应为足以表征纳税能力之实质的经济事实。[12]税收应保证其侵夺公民财产的合理性与公平性。因此，即需考量潜在纳税人的纳税能力，以实现量能课税，实现税负公平。而其衡量的基础，仅在于某项经济事实的发生。静态的财产存续是难以表彰纳税能力的。只有在动态的财产变动中实现经济的流转始有可能基于由此发生的增值重新评价纳税人的纳税能力，也只有基于此种经济增值才有必要重新配置所增值的部分（收益）在各主体间的分布，达到国家重分配的目的。需要强调的是该经济事实并不仅限于经济行为。从事经济行为取得收入固可以征税，由于自然事件而使财产自然增值亦可就其增值部分征税。如1969年台上字第1415号判决即认为，土地增值税，系以都市土地之自然涨价为标的。[13]

（2）该项经济事实具有可税性。

所谓经济事实具有可税性亦即该经济事实所产生之经济利益与经济后果经由税法评价，属于应纳税的范围。由于课税必须和表彰经济给付能力的标的、状态、或事实经过相联结，[14]因此，必须切实把握何种经济利益属于“可税”的范围。有学者认为，一项经济利益必须具备收益性并排除公益性才是“可税”的。[15]首先，由于国家收入是由私人财产的收益中分享，性质上即为对人民自由权及财产权的限制。租税之对象限于所得及消费，不得及于私有财产本身。[16]为避免对私有财产的侵犯，租税应尽量不及于财产本身，而仅对财产上的增值部分为征收。其次，由于税收中性的要求，为避免由于征税给市场竞争造成不必要的损害，亦要求仅于某项经济收益发生时，对该收益进行征税。最后，税收是对社会财富的分配与再分配，只有存在收益时才有再分配的可能。就主体的收益而言，包括诸如商品（包括劳务）的销售收入，各类主体的所得，源于财产的收入或利益三大方面。以上述收益作为征税对象，便形成了商品税、所得税、财产税这三大税收的划分。[17]

（3）经济事实可归属于税收债务人

为成立税收债务，必须在发生的经济事实与税收债务人之间存在一定的关联关系。“可归属性”即关注该经济事实与特定的税收债务人有某种结合的因素。此种归属一般而言系基于私法上的法律行为，所有关系等而实现结合的。但这仅仅是由于借由私法中的法律形式来考察纳税人与某财产的关系以实现税法评价具有某种便宜性，亦有利于保持法律秩序的整体性。在民法对某种经济事实的形式归属不能完全反映经济生活的实质时，税法即有可能越过相关的民法的形式归属而直接考察其实质的经济归属，即税法的可归属性更重视经济事实与税收债务人的实质性联系。因此，有学者主张，应在归属性中导入实质课税原则，认为实质上相同的经济活动所产生之相同经济利益，应课以相同的租税。对有关课征租税构成要件之判断及认定，自应以其实质上的经济事实关系及所产生之经济利益为之，而非以形式外观为准。[18]在当前诸多的税收规避案件中，即有不少是利用私法的法律形式了掩盖某项经济事实的实质归属以达到规避税收的目的。因此，更应注重对实质的经济归属的考察。

3.税基和税率

税基即课税计算基础或课税标准[17]，即是应税客体的数量，反映的是在某征纳关系中具体“可税”的量化的收益的额度，是从量上来限定征税对象，属于量的规定性[19].如所得税中的所得金额。以此为基础，适用税率，即可计算税额。

税率是指对于税基应纳税捐金额的比例，反映的是征税的深度，可分为比例税率、累进税率和累退税率。

税基和税率相结合即可确定税额的具体数量，明确税收债务所实际及于的财产范围以及税收债务人实际承担的税收债务的范围，是税收之债的构成要件的核心，同样必须在法律中予以确定。

二、税收之债构成要件理论对税收征管的影响

税收是对公民财产的侵夺，是对公民财产权利和经济自由权利的限制，要求税收的征收应当严格的依税法的规定进行。具体到实体的层面，要求当且仅当税收构成要件满足时，税务机关才现实的严格依照税收构成要件所确定的范围行使债权。

（一）税收之债构成要件理论与税收之债的成立时间

税收之债的发生时点关系到已存在的债权何时得以现实的行使其请求权。如果说税收之债的构成要件关注的是是否发生债的关系及其具体的状态，那么税收之债的发生则关注何时成立债的关系，两者关系密切。税收之债的构成要件直接决定了税收之债的成立时间。

对于税收债务的成立时间，我国税法并无统一规定。而由各个税种法分别予以规定“纳税期限”。《税收征管法》亦只是笼统的规定“纳税人，扣缴义务人应按法律、行政法规的期限缴纳或解缴税款”。并无对纳税期限的起始点予以确定的标准。一般认为“纳税期限”是税法规定的纳税主体向征税机关缴纳税款的具体时间。在纳税期限之前征税机关不能征税。[20]就笔者看来，纳税期限应自课税要件满足时起至其后的合理期限为止。而新《税收征管法》第38条规定“税务机关有根据认为从事生产，经营的纳税人有逃避纳税义务行为的，可以在规定的纳税期之前，责令限期缴纳税款；……”，而在纳税期之前纳税义务是否已经成立尚不得而知，税务机关以何为据认定其有逃避纳税行为，以何为据行使债权，又以何为据确定债务数额。就此看来税收保全制度的规定违反了课税要件满足时税收债务始成立的要求，应有完善的必要。

正因为税收债务的成立时间关乎税收债权于何时得以行使，纳税人何时承担债务，因此，为避免不当的期前债权行使与期后延期行使，应有必要按税收构成要件实现说于法律中明文规定税收之债的构成要件满足时成立税收债权债务关系，以使征纳双方可据以按时行使债权和履行债务。税务机关仅在税收之债的构成要件满足后才能向税收债务人行使税收债权，而税收债务人也仅在税收构成要件满足后始承担税款的缴纳义务。

（二）税收之债的成立与行政权力无涉

1.税务机关对税收之债的成立无裁量权

税收之债的成立仅与法律明文规定的税收构成要件的满足有关，法无明文规定则无税。税收之债仅于具体的经济生活事件及行为可以被涵摄于法律的抽象构成要件前提下，国家的税捐债权始可成立[21]，而不以行政权力的介入为前提。对税收之债的成立，应排除法律效果层面的行政裁量权。税收机关的核课行为仅仅是对税收之债的构成要件满足情况的认定，进而确认税收之债的实际存在及其实际数额。税务机关作为国家的人而向税收债务人行使债权，只能于税收构成要件满足时于授权的范围内依税收构成要件所决定的税收债权的范围确定并行使债权。它无权随意创设税收之债，也无权随意减少税收债权的数额，仅有如何实现税收债权的自由而无变更税收债权的权利。因此，税收之债的发生及范围并不取决于行政裁量，税务机关在租税法内的意思表示或其他行为，原则上并不能影响税收之债的成立。

2.税收之

债不容和解

税收之债是为法定之债，因此，无论是税收债权人还是税收债务人，其意思表示都不足以影响税收之债的成立，即税务机关与税收债务人之间就税收债务的内容及征收日期、方法进行的和解或达成的协议，都不足以改变税收之债的成立及所确定的债务的范围。租税之额度不容税捐机关与纳税义务人私下妥协，让步达成协议，而应完全依法定之课税要件课征，[22]税捐协议或税捐契约原则上为法所不许。

此外，不仅税务机关与纳税义务人就各项税捐债权所达成的税捐契约不足以改变税收构成要件被满足的事实进而改变税收债权成立的事实，基于税捐债务关系的请求权的债务人与第三人间进行契约协议，约定由该第三人负担债务时，则此项约定对于税捐债务关系之请求权的发生也没有任何影响，亦即其并不影响公法上的税捐债务关系。

3.税收构成要件的满足与税务机关的举证责任

由于税收之债的构成要件是否满足直接决定了税收之债是否成立，并由此确定税收债权的范围，因此，税务机关为证明税收债务的存在，应当首先证明有符合税收之债的构成要件的事实的存在。在税收征收过程中，对于税收债权的成立和税收数额的提高的事实，税务机关应当负有客观的举证责任。在此范围之内，国家承担无证据的后果，倘若未能确实认定其事实存在时，则不论是对确认税收债务人的税收负担、提高税收负担还是减轻负担的或给予优惠的事实，税务机关均不得加以斟酌。税务机关与税收债务人之间对可涵摄于税收构成要件的事实关系无法取得一致意见而无法判定税收之债的构成要件的满足时，税务机关也仅得对已确信已实现的事实关系所确定的权利范围行使税收债权。

为此，一方面，税务机关应对税法所规定的各个税种的抽象构成要件有足够的了解，掌握对各种经济行为和经济事实进行可税性判断的法律依据。另一方面，税务机关在各种经济行为和经济事实发生时，能够依据税法所规定的抽象构成要件对其进行判断，以确定其是否可以涵摄于何种税收构成要件之内以及是否成立税收之债及税款的数额。

三、结语

在德国著名法学家阿尔拜特。亨泽尔提出了著名的税收债权债务关系说之后，税收债权债务关系说经历几代税法学者的发展和完善之后，对各国税收法治建设发生了深远的影响。税收之债也成为新型的国家、征税机关和纳税人之间的法律关系的另一种代名词。以税收债权债务关系为基础，对税法理论进行全面的重构，也成为近年来税法学界努力的方向。而恰恰是作为税收之债认定标准的构成要件，学界似乎有意无意的忽视了对其进行以税收债权债务关系为理念的重新解读。构成要件的概括仍简单以税收学上的认定标准为蓝本，使得税收构成要件理论无法融入税收债权债务关系理论之中，更影响了税收债权债务关系理论的整体性和系统性。因此，以税收债权债务关系理论作为基本的学理基础，对税收之债的构成要件进行全新的总结，是相当必要的。

税法的侵权法的特性决定了税收之债的法定性和严格的拘束性，这也就决定了税收之债的构成要件在税收债权实现中的基础性地位。从实体上说，税收之债的构成要件即是税收成立的法律标准，只有依税收构成要件所确定的税收债权进行税收征管，在此范围内的税收债权的行使才是合法有效的。从程序上说，税款征收程序是为保障税收债权的实现服务的，征收程序的展开应当是围绕税收之债构成要件的满足的认定而展开，并以此为核心安排其债权行使的顺序。从这个意义上说，税收之债的构成要件对税收法治的实现有着举足轻重的意义。如果说，税收之债成为税收法治构建的新平台的话，税收之债的构成要件恰恰成为税收法治起始的基础性内核。

「注释」

[1]参见陈清秀：《税法总论》，翰芦图书出版有限公司2001年版，第223页。

[2]蔡震荣：《行政法理论与基本人权之保障》（第2版），（台湾）五南图书出版公司，第59-87页。

[3]参见陈清秀：《税法总论》，翰芦图书出版有限公司2001年版，第234页。

[4][日]金子宏：《日本税法学原理》，刘多田等译，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9年版，第93页。

[5]参见陈清秀：《税法总论》，翰芦图书出版有限公司2001年版，第323－328页。

[6]参见刘剑文主编：《财政税收法》（第2版），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273－283页；张守文：《税法原理》（第2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43－46页；刘剑文主编：《税法学》（第1版），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01页。

[7]参见刘剑文主编：《税法学》（第2版），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21页。

[8]林进富：《租税法新论》，台湾三民书局1999年版，第70页。

[9]陈清秀：《税法总论》，翰芦图书出版有限公司2001年版，第220页。

[10]陈清秀：《税法总论》，翰芦图书出版有限公司2001年版，第220页。

[11]参见陈清秀：《税法总论》，翰芦图书出版有限公司2001年版，第324页。

[12]林进富：《租税法新论》，台湾三民书局1999年版，第70页。

[13]参见王泽鉴：《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台湾三民书局1999年版，第350页。

[14]参见陈清秀：《税法总论》，翰芦图书出版有限公司2001年版，第325页。

[15]可参看张守文：《论税法上的“可税性”》《法学家》2000年第5期。

[16]葛克昌：《税法基本问题》，台湾月旦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1996年版。

[17]可参看张守文：《论税法上的“可税性”》《法学家》2000年第5期。

[18]林进富：《租税法新论》，台湾三民书局1999年版，第70页。

[19]陈清秀：《税法总论》，翰芦图书出版有限公司2001年版，第327页。

[20]刘剑文主编：《财政税收法》，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275页。

[21]刘剑文主编：《财政税收法》，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280页。

税收范文篇4

一

目前我国的税收征管和税制建设还存在诸多问题，严重影响和制约着税收职能作用的发挥。

（一）单纯追求收入目标，税收职能单一化倾向日益明显1994年税制改革以来，我国工商税收收入以年平均近1000亿元的速度递增。除了经济增长、加强征管等因素外，维系高增长的主要因素是政府行为和支持政府行为的税收“超常措施”。1993年全国范围“争基数”，全国工商税收收入比上年增长38．1％，其中有个省（自治区）增幅在50％以上。1994年“保基数”，全国工商税收收入又比上年增长26．5％。此后几年工商税收收入计划任务数一增再增，税收收入形势一年比一年严峻。为了完成任务，各级政府和财税部门继续采取“超常措施”，“寅吃卯粮”、“无税空转”等现象日益公开化、普遍化。南方某市1998年国税系统担保贷款缴税和私人垫税近400万元，占全市增值税、消费税两税收入的1．87％。

任务高压下的税收征管，其危害是显而易见的。其一，刚性的任务标准弱化了刚性的税收执法，看似力度很大，实质上是对法律尊严的自我践踏。其二，大面积的超常征收，人为改变了正常情况下的税收数量和规模，掩盖了税制的运行质量和真实的税收负担程度，为宏观决策提供了虚假的数字依据。尤其是以“列收列支”为主要手段的税收空转，导致国家预决算失真，虚假的收入信息带来错误的支出安排。其三，组织收入工作的秩序和程序被打乱，一些地区陷入“一季度缓，二季度慢，三季度紧，四季度拼”的恶性循环。税收入库不是逐月按计划完成进度，而是季度、半年、年底呈现高峰，其他月份走入低谷，呈现出不规则的“M”曲线，不利于财政资金的合理调度，也不利于宏观调控政策的落实。更为严重的是，身为执法者的税务机关借助纳税人预缴税款确保收入进度，正常的征纳关系演变成一种互利互惠的协作关系，执法职能受到严重削弱。

（二）一些税种先天不足，税收对经济调节乏力

税收的调节职能主要通过税种的设置、税率的设计来实现。我国政府在税收立法时，十分重视税收的调节作用，一些税种的设置，首先考虑的是它的调节职能，其次才是收入职能。比如，消费税开征的本意是抑制超前消费和高消费，并通过抑制消费来抑制生产，税种设置“寓禁于征”的用意十分明显。土地增值税的税种设置目的是抑制房地产开发过热，抑制炒买炒卖房地产牟取暴利行为。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的税种设置目的，是限制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引导投资方向。

税种设置、税率设计的目的，最终要通过征收管理来实现。税收征管中的一系列问题，使一些税种的设置初衷大打折扣。现行消费税的征税对象主要是烟酒。由于大量的欠税和税收流失，该税种的调节作用无法发挥，与政策设计的初衷大相径庭。而且，从中央到地方，对烟酒税收的依赖程度越来越大，实际工作中采取了一些积极扶持政策，完全偏离了限制消费和生产的初衷。

税收调节乏力，还表现为经济的周期性波动中税收作用滞后于调控的需要。换句话说，某些税种的设置是为了限制某种倾向，但由于经济形势的变化，经济生活中出现的是截然相反的倾向，使得税收调控无的放矢。比如，在当前投资和消费拉动作用不明显、市场低迷、物价走低、需要鼓励投资和消费的情况下，税收却在限制投资和消费。在房地产市场不景气、急需启动住房消费的形势下，税收还在“抑制房地产开发过热”。

（三）财务核算虚假，税收监督不到位

1．偷税逃税普遍化、社会化，税收差额严重。税收差额是衡量一国税收征管效率的重要指标。据调查，我国的税收差额大体在30％－40％。当前的突出问题是，一些不法分子大肆盗窃、伪造、倒卖和虚开、代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违法数额巨大，触目惊心。在少数地区，税收违法已经成为地方政府组织和引导下的统一行动。

2．财务核算成果人为控制，经营指标虚假。受各种利益因素影响，许多企业建有两套或三套账目，在上报经营成果或计算税金时，往往使用虚假账目，形成税收监督的真空。一些没有设立两套账目的单位，在财务核算上也掺杂许多虚假成分，看似规范合理的会计核算掩盖着许多经过处理的问题。虚假的财务核算不仅导致税收流失，还造成国民经济统计指标的失真。

3．某些企业腐败严重，侵蚀税基。企业负责人的腐败和政府官员的腐败一样，屡禁不止，局部地区愈演愈烈，已经成为社会毒瘤和顽症。尽管企业腐败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反映在财务上，毫无例外都是化公为私，侵吞国家资财，侵蚀税基。

税收某些职能的弱化，并不是一个孤立的社会现象，而是涉及到一些体制的弊端，有着复杂的原因。

（一）思想原因——国民纳税意识淡薄

几千年的旧税收制度，是剥削阶级榨取人民血汗的工具，在人们传统的思想上对税收有一种抵制心理。新中国成立后，这种思想意识并没有随着国家和税收性质的改变而消除。我国没有经历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阶段，社会生产力水平比较低，税收意识的发育先天不足。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个体经营工商业户阶层，法盲、文盲比重较大，整体素质较低。纳税人税收意识和法制观念淡薄，是导致税收大量流失的直接原因。

（二）社会原因——整个社会的执法状况欠佳

为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我国相继出台了大量法律法规，长期以来“无法可依”的状况逐步得到改善。但是，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的问题一直严重困扰各级政府和执法部门。在这样一个社会大环境下，税收执法始终处在各种矛盾的焦点上，行政干预、人情干预、部门配合不力、司法腐败等一系列问题严重制约着严格执法。

1．税收保全和强制执行难。专业银行向商业银行转轨后，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往往以多种具体操作上的理由拒绝暂停支付和扣缴税款。金融部门为防范风险，实行贷款抵押，企业资产大部分甚至全部抵押给银行，税务机关扣押、查封企业财产，有时没有标的物。

2．法人案件处理难。一般说来，对纳税人个人的税务违章案件比较容易处理，而对法人涉税案件的处理往往会遇到来自地方的行政干预和社会的压力。企业的税收问题被查实后，政府一般要予以庇护，税务机关一般也要作出让步。一些地方企业普遍困难，税务机关在案件处理上，不得不考虑社会稳定和税源延续问题，因而手下留情甚至不了了之。

3．涉税违法案件处罚难。税收执法专业性较强，司法立案需要重新取证，一些涉税违法案件查处迟缓，久拖不决，处罚不及时、定案不准确、执法不到位的问题比较突出。许多税案重刑轻判，轻刑免判，置严格执法的税务机关于尴尬境地。税收执法中的一系列问题，很大程度上抵消了税收法制的刚性和震慑力，客观上助长了一些企业和个人的投机意识和侥幸心理。

（三）法制原因——税收立法滞后于改革进程

1．大部分税种没有通过人大立法，而是以条例形式，法规层次低，而且具体条款频繁修改，缺乏应有的权威性、规范性和稳定性。一些正在执行的条款不能作为认定纳税人犯罪的依据，客观上存在税务机关和司法机关执法上的双重标准。

2．税收程序法律依据不足，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对税收程序的规定过于简单、原则，可操作性差。只重视对纳税人和税务机关的监督，忽视对相关部门的制约，尤其是对有关部门配合和支持税收工作的具体义务和不履行这些义务所应当承担的法律责任没有明确规定，造成实际工作中税务机关孤军奋战，孤掌难鸣。

3．没有建立独立的税务司法体系，税务机关的职责和权力脱节。

（四）内部机制原因——税收征管机制落后

1．机构设置条块分割，重叠交叉，成本过高，效能低下。按企业级次和经济类型实行税收管辖，已不适应经济发展需要。一方面，各种经济成分的重新组合，各种所有制形式的频繁变动，各行业的相互交融，使得企业的经济性质、经营方式、隶属关系呈现明显的多极性和不稳定性。反映到税收征管上，最突出的问题就是征管范围无法划清。另一方面，随着企业主管部门的合并、撤销、精简、改变职能，原有的行业格局、所有制格局重新排列，直属机构失去存在必要，城市税务直属分局和区局并存，给税收成本的控制、机构精简、管理效能的提高带来一定负效应，也给纳税人办理税收事宜带来诸多不便；征收分局与稽查分局在任务承担与职能行使上相脱离；交叉管理，税负不公，争抢税源，漏征漏管严重。

2．征管查各环节职责不清，力量配备不当，片面强调集中征收和重点稽查，纳税管理薄弱。

（五）行政原因——税收计划与经济税源相脱节

传统的税收计划指标的确定，使用的是基数法，这一方法比较简便，在收入任务相对宽松时容易被接受和执行。由于各地经济发展水平和经济结构不同，基数法的缺陷日益明显。最近几年，国家税务总局开始试用系数法，即参照经济增长速度和税收与经济的相关关系，核定当年税收任务。随着收入任务的一再加码，基数法和系数法实际上被“追加法”取代，税收计划的确定越来越脱离经济税源实际，超越了税源的承受能力。此时的税收计划管理已形同虚设。

强化税收职能，必须优化税收管理。优化税收管理，必须遵循经济规律，建立法制化的管理机制。

（一）更新税收观念，树立市场经济税收思想

与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治税思想相对照，传统的税收管理观念迫切需要更新。

1．以支定收观念。经济和税收的关系是源和水、本和未的关系，在税制稳定的情况下，正常的税收增长应该也必须以经济增长为前提。一定时期内，税收的增长幅度可以高于经济的增长幅度，但二者必须保持稳定的相关关系。因此，必须树立以收定支的观念，走从经济到税收的良性发展之路。

2．政府管税观念。从某种意义上说，政府管税不失为强化税收管理的有效途径。问题是，一些时候，政府介人税收具体事务，并不完全依据税法办事，而是掺杂政府意志，充任的往往是调节人的角色。而且，政府直接干预税务机关权限内的税收事宜，助长了纳税人“有事找政府”的投机心理和税务机关对政府的依赖心理。更重要的是，在征纳主体间介入一个调节人，使正常的执法程序发生扭曲，客观上降低了执法者的威信，影响了执法者的形象和执法质量。因此，有必要重新审视政府管税，变政府调节和干预具体事务为政府宏观管理和监督税收执法，让执法主体“复位”。

3．局部调控观念。税收作为重要的经济杠杆，对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具有调节作用。理想化的税收调节应当以全国范围执法的一致性为前提，各自为政的调节只能削弱税收的职能。一些地方政府片面理解税收的调控作用，希望通过税收政策的“具体化”，促进当地经济的发展。这种局部调控观念对依法治税的负面影响极大。

（二）规范政府行为，推进依法治税

政府行为和人情干扰，是阻碍税收职能发挥的两大难题，解决的根本出路，在于坚定不移地推进依法治税。

1．加快税收立法步伐。尽快出台税收基本法，规定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在税收上“应当作为”和“不应当作为”条款，明确集体行政违法责任和个人行政违法责任，直接行政违法责任和间接行政违法责任，性质严重的要承担集体刑事违法责任和个人刑事违法责任，明确不同责任的不同追究方式和法定程序。进一步修订和完善现有税收法律法规，尽早通过人大立法，增强其刚性和权威性。

2．加快税收司法保卫体系建设，单独设立税务警察和税务法庭，使税收执法有坚强的后盾。要完善税收司法方面的程序法，使涉税刑事案件在司法程序上有法可依。

3．加快“费改税”步伐，规范政府收支行为。以规范化、法制化的收支形式和渠道取代不规范、随心所欲的收支形式和渠道，增强各级财政尤其是中央财政的宏观调控能力。

税收范文篇5

自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来，我国的税收收入保持了较快的增长速度，年均增收1400多亿元。其中，税收收入从1994年的5126亿元到1999年的1万亿元，用了5年的时间；而到2001年税收收入突破1.5万亿元仅用两年时间。不难看出，我国税收增长呈现出加速之势。

从理论上来讲，在实行比例税率的流转税制下，税收(T)等于税基(Y)乘以税率(t)，即T=Y·t，从而税收增长取决于税基和税率的变动，即ΔT=ΔY·Δt。因此，税收增长无外乎以下三种可能途径：

第一，在其他条件不变（如维持现有税制和征管水平）的情况下，随着经济的增长，税基或税源(Y)自然扩大导致税收增长，我们称之为税收的“自然性增长”。由于在实行比例税率的流转税制下，通常税收弹性系数小于1，因此这种自然性增长尽管导致税收的增长，但不会导致税收的超常增长。

第二，通过调整或改变现有税制，如提高税率(t)、增加税种以及扩大征收范围(Y)等，实现税收增长，我们称之为“制度性增税”。它可能会导致税收的超常增长。

第三，在既定的税制框架下，由于加强税收征管、政策等因素变化而引起税基(T)的扩大，从而实现税收增长，我们分别称之为税收的“管理性增长”、“政策性增长”。它们通常会导致税收的超常增长。

结合我国的实际，首先，我国实行的是以商品税为主体税种、采用比例税率的流转税税制结构，1998年，增值税、消费税和营业税三个税种的收入便占了整个税收收入的近70%，尽管2001年这一比例有所下降，但也达到了65.42%。因此，“自然性增长”导致我国税收超常增长的可能性很小，尽管有关测算表明2001年经济增长引起的税收增长部分约占税收总增收额的50%。其次，自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来，政府基本上没有采取“制度性增税”措施，仅仅是恢复了属于个人所得税范畴的利息所得税的征收，以及把原有的车辆购置费变为了车辆购置税。前者的数量很小，到2001年利息税才有279亿元；而后者看起来似乎是增设了一个税种，实际上是“费改税”的一项措施，与“增税”无关，应属于政策性因素。此外有必要强调的是，我国在没有实施“制度性增税”的同时采取一系列政策性减税政策。最明显的是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还有企业采用国产设备的技术改造可以抵免企业所得税等等。由此看来，实现税收超常增长的“制度性增税”可以忽略不计。

至此，我们应该把探寻税收超常增长因素的目光转向“管理性增长”和“政策性增长”因素。长期以来，我国存在着大量的偷逃税现象，造成大量税收流失。这几年通过完善征管体系，强化征管力度，减少了税收流失。据有关方面测算，2001年税务系统加强征管增收近700亿元左右，约占全年税收增收总额的26%。例如，1999年打击走私，关税猛增800多亿元，占了当年税收增量的一半多。就“政策性因素”而言，主要是“费改税”和以前出台的各种优惠政策到期、恢复征税从而带来了税收增长。如1994年实行增值税改革时，确定一个优惠措施，即企业已经入库的商品存货可以抵扣进项税，平均每年抵扣约200亿元，随着时间的推移，可以抵扣的存货不断减少，到1999年几乎没有可以抵扣的库存了。又如三资企业超税负返还和校办企业优惠政策到期，以及打击走私带来关税增加等。这些政策性因素都会带来税收的增长。据测算，2001年“费改税”等政策性、一次性因素增加了大量税收，约为700亿元左右，约占总增收额的30%。

综上基本可以确定，导致税收超常增长的主要是“管理性增长”因素和“政策性增长”因素。

二、减税在我国的适用性判断——是否可以减税？

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减税指的是通过调整或改变既有税制而减少政策税收，从而降低企业或居民税收负担的一种税收政策。这说明减税首先是一种规范化的调整或改变税制的行动，如削减税种、下调税率、缩小税基；其次，减税的这种制度性安排是个长期的过程，着眼于长期。据此定义，可以发现许多关于减税的争论中，首先在为调整或改变既有税制下的带有非规范化行政色彩的减税政策，不属于减税；其次，在既有税制框架内，任凭偷、漏、欠税的蔓延而不加以阻止，不属于减税，同样通过加强征管清缴欠税等行动而实现的税收增长不属于增税。

1.减税在我国适用性的一般判断。一般而言，减税的政策主张无非出于减税的需求扩张效应和供给效应。无论是扩大需求还是增加供给，减税的作用机理都是建立在所得税税制的基础上，同时，减税政策主要在实行所得税制的国家得到较多应用，主要出于某种或某些长远的考虑。例如，20世纪80年代美国里根政府减税主要在于创造有利于私人投资的制度环境，新世纪的减税浪潮主要出于应对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国际竞争加剧和世界性经济增速减缓。

结合我国目前现状而言，首先，我国现行以流转税为主、所得税为辅的税制结构模式，制约着减税对扩大内需、增加供给的有效性。2001年，增值税、消费税和营业税三税的比重高达65.42%（含海关的两税），而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相加仅占税收收入的24.91%。在这样的税制下，减税作用机制迂回、间接，税收的最终归宿不易把握，从而不适合作为政府调节经济的工具。其次，减税作为一种税制调整或改革不能仅因为应对通货紧缩，应着眼于长远之虑。经济周期是有规律性的，当前的通货紧缩只是其一现象，不能简单地将具有长期性、稳定性的税制设计同临时性应付通货紧缩捆绑在一起。

退一步来说，即使在流转税制下减税能够起到与所得税制下的同样的扩张效应，刺激消费和生产，促进经济增长，那还必须假设税收是制约当前消费和投资的一个主要因素，微观主体对税收十分敏感。这个假设在一些西方国家是成立的，在这些国家社会保障体系比较完善、收入分配状况已经改善或稳定，税收主要是直接税，而且主要来自于家庭部门，一旦减税，就增加了个人的可支配收入，这对消费需求的扩大有较大的刺激作用。同样西方国家的制度比较完善，减税能有效提高企业投资的边际收益，增加企业投资，进而促进整个经济回升。然而，当前我国通货紧缩的特殊性表明这样的假设在我国是很难成立的。由于我国的通货紧缩具有经济体制变革过程中发生的特殊性，这就决定了引导居民消费行为和企业投资行为的主要因素不在于税收。实际上，我国宏观税负水平到2001年也只是上升到15.8%的水平，低于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的水平，如果微观经济主体在这么低的税负水平下仍然不能取得较好的经济效益，说明现实条件下微观主体对税收并不十分敏感，进一步减税对国民经济的刺激作用不会很大。

2.潜在的支出需求与现有收入状况的矛盾。建立公共财政体系要求以支定收，然而当前环境下起码有几方面的支出变化是必须注意的，比如科教支出、国防支出以及债务支出，类似上述急需财政提供保障的支出还很多，如支持国企改革支出等。尽管有学者认为通过精简政府机构可以大大减少行政管理费支出，事实也的确如此，但是与上述多方面支出的增长势头相比，整体的财政支出恐怕还有增无减。

其外，税收为实施政府职能提供财力保障，减税政策的实施必须是在实现政府职能所需财力有所保障的前提下进行的，否则财政的可持续性必将受到威胁。也许此时有人会说这不用担心，减税不但不会减少税收反而会增加税收。我们并不否认在长期内减税可能具有这种功能，但短期内税收收入的减少不可避免。因此，减税必须在税收拥有可调节余地或支出可削减的前提下进行，然而现实的财政状况使得这种前提不大可能。

3.以增加政府支出为主要着力点的积极财政政策未能如愿地实现政策目标，并不意味着减税就可以。纵观我们面临通货紧缩的政策实践可以发现，当东南亚危机波及我国时，动用了货币政策，当货币政策显得力不从心时，中央便决定了积极的财政政策；以增发国债、扩大支出为主的积极财政政策使得政府面临越来越多的财政风险时，减税的呼声又响起。事实上，我国近年来已经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性减税政策。最明显的是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从1999年7月1日起按税率减半征收，2000年暂停征收。另外，还有企业技改时的国产设备投资可以抵免企业所得税等等。因此是否应该减税必须取决于减税的成本与收益对比，而不能因为积极财政政策难能如愿就采取减税。

从减税的理论依据、实践经验到当前我国的税制结构与投资、消费行为的特殊性，又到现时中国的财政收支状况，再到减税的客观背景，我们可以发现：将减税可能取得的收益和因此而付出的成本相比较，当前在我国实行减税恐怕得不偿失。

三、在当前环境下税收的政策选择

通过前述对减税得失的分析，当前环境下我们不宜全面减税。但是面对通货紧缩的国内形势和全面减税的世界潮流，税收并不是无用武之地。相反，税收由于其独到的功能特点和作用机制，当前环境下税收应结合“费改税”、制度创新、财政体制改革而进行结构性调整。

1.积极推进“费改税”。我们已经强调过这几年的税收超常增长严格来说不算作政府的增税之举。在既有税制的框架内所进行的任何加强征管的行动，尽管其结果是税收的相应增加，但不属于增税。但是，企业的参照系并不是既有税制，而是以往的税负。在他们眼中，只要今年比去年或前年缴纳的税款增加了，就是增税，所以站在企业的角度并从实际的数字看，这两年企业税负确有加重之嫌。然而细究发现，在税收占GDP比重仍较低的情况下，造成企业负担过重主要在于规范性的税收外还存在着大量的非规范性的收费。这几年来非税负担的增长速度不亚于正税，到2000年我国税费负担已占GDP的25.1%。因此，从切实减轻企业负担、维护市场公平竞争出发，必须整顿非税收入，降低税外负担，加强预算外资金管理，推进“费改税”。

税收范文篇6

一、我国间接税的税收问题

(一)我国以间接税为征税重点的原因

我国虽然是以流转税与所得税为双主体的税收体制,但在实际的经济活动中却是以流转税为主要征税目标,这是与我国经济发展现状所相适应的。我国经济发展整体水平还不高,公司盈利水平与人均收入水平也不够高,所以实施现代的直接税制仍未达到其经济基础。

而间接税的征收管理相对简便,税收来源比较稳定,能在一定程度上保证国家财政的需要,也符合我国的具体实情。

(二)间接税的税负扭曲

间接税的最大特点就是其税收负担是可以进行转嫁的,虽然表面上负有纳税义务,但是其实际的负担人通常不是其纳税人,这已经就产生了税收的扭曲。人们通过各种办法使得自身税负降到最低以达到自身收益最大化。税负转嫁一般形式有前转与后转。前转是指纳税人通过抬高价格将税负转嫁到购买者。而后转是指当纳税人无法实现前转时,通过压低进货的价格来进行的。这需要纳税人形成统一强大的集团力量与供货商进行谈判,这也加大了纳税人与供货商的税收扭曲成本。

二、我国直接税的税收问题

我国的直接税是以个人所得税与企业所得税为主的。我国的个人所得税的主要税源来自可代扣代缴的工资薪金,而这部分工资薪金很大比例上是生活主要来源,导致的结果是纳税公平原则被破坏。某些富人在纳税所占收入的比例要远远小于其大众工薪阶层,税收监管在富贵层面存在一定的“盲区”。而我国的企业所得税直到2008年才有正式的法律形式进行规定,以往以外资企业为名进行生产活动能享受很高的税收优惠,导致外资企业的泛滥,有些企业利用税收征管的漏洞常年进行虚亏,为其躲避税收而进行帐外经营,这些活动所导致私人部门决策活动的成本支出在税收方面逐步增多,税收不完善现象层出不穷。

为了实现税收扭曲效应的最小化,政府要选择合适的税收征管制度,现阶段政府要对税收征管制度进行不断深化的革新。

三、中国税收征管制度的革新

(一)大力加强税收征管信息化建设

中国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才着手进行税收征管网络的建设,至今也才不到三十年,虽然在硬件层次上有了大幅度的提升,但是相对于我国不断高速运行的经济总态,其税收征管的信息化建设依然落后于经济发展的步调。各种经济活动形态不断演变,税源信息成爆炸式增长,但是其能进行有效利用和系统分析有效信息流不充分,交流不对称,导致各种形式不断高级演变的偷逃税现象愈演愈烈。比如已经投入使用的“金税工程”,它只是针对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税源征管而建立的,但是相对我国基数更大的小规模纳税人来说却显得力不从心了。其他很多税种也仍然存在着或大或小的税源流失情况。

现阶段投入税收部门的预算资金应该有专门划出一部分进行信息化建设专业人才的培养与信息化建设软件系统的研发,形成一支技术力量强大,并能实际联系业务的人才队伍。税务部门应与有税收专业的各大院校进行通联合作,源源不断挑选优质人才。与技术公司与软件开发公司形成良好合作基础,依据各地本身情况,为不同地区开发设计可全国兼容但可因地制宜的征税管理子系统,为信息化的全国流通做好基础工作。通过一些制度法规的建立,税务部门与金融机构的信息分享程度逐步加强,与社会其他部门,各级人民政府做好充分的交流合作机制,逐步形成全方位,多层面税源信息资源集中库。

(二)税收部门行政体制改革仍需进行

经过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后,国税地税两套平行的税收征管队伍便开始在各自的征税领域中发挥作用。经过十几年的发展历程,对于我国税收收入的增加起到很好的效果。但是其中也暴露出很多的问题。

在某些地区国地税进行不同程度税源的争夺,这使得纳税人处于既尴尬又无奈的境地。在某些税种的缴纳上。既涉及国税又涉及地税,两者分开办公,纳税人的纳税成本会上升。再者,由于两套不同的管理系统,国税属于中央直属机构,而地税属于当地政府,其行政资源浪费现象和效率低下就时有发生,比如成都地税要进行门头装饰的统一更换,而更换费由财政系统进行拨付,层层下拨的财政资金迟迟没有到位,使得这一简单工作耗时几年都没有完成。

(三)我国纳税宣传的力度有待加强,方式有待改变。

税收范文篇7

一、税收法定原则为一项宪法基本原则

税收是社会契约的产物，征税必须取得人民的同意。“因为如果任何人凭着自己的权势，主张有权向人民征课赋税而无需取得人民的那种同意，他就侵犯了有关财产权的基本规定，破坏了政府的目的”，“未经人民自己或其代表的同意，绝不应该对人民的财产课税。”如果政府征税未经或者无需经过财产主体的同意，等于政府对私有财产的处分可以为所欲为，这样的征收，与强盗拦路抢劫无异。

纳税人征税同意的具体表现形式为税的课赋和征收必须基于法律的根据进行，没有法律的依据，国家就不能课赋和征收税收，国民也不得被要求交纳税款。而征税所依据的法律必须是国会所通过的法律，“立法机关不能把制定法律的权力转让给任何他人”，“只有人民才能通过组成立法机关和指定由谁来行使立法权。”“如果行政者有决定国家征税的权力，而不是限于表示同意而已的话，自由就不存在了。因为这样行政权力就在立法最重要的关键上成为立法性质的权力了。”因此，税收法定原则是税法的最高法定原则，它源自于民主原则与法安定性的要求，是民主和法治等现代宪法原则在税法上的体现，对保障人权、维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益至关重要。在历史上，税收法定原则的功能主要表现在以保护国民，防止掌握行政权的国王任意课税为目的，在现代商品社会中，它的机能在于使国民的经济生活具有法的稳定性和预测可能性。

当前，除朝鲜等极少数国家外，绝大多数国家都在宪法中对税收法定主义原则作了规定。例如，日本宪法规定：“新课租税或变更现行规定，必须有法律或法律规定之条件作依据。”埃及宪法规定：“只有通过法律才能设置、修改或取消公共税捐；除法律规定的情况以外，任何人均不得免交税捐；只有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才可责成人们交纳其他形式的赋税。”卢森堡宪法第99条规定：“非根据法律，不得规定任何由国家征收的税收。”厄瓜多尔宪法第115条规定：“法律规定税收，确定征收范围、税率和纳税人的权利保障。国家不强行征收法律未规定的税目。”西班牙宪法第133条第1款规定：“规定税赋之原始权利为国家所专有，通过法律行使之。”韩国宪法（1987年）第59条规定：“税收的种类和税率，由法律规定。”秘鲁宪法（1979年）第139条规定：“捐税的设立、修改或取消，免税和其他税收方面的好处的给予只能根据专门法律进行。”等等。

二、税收法定原则的内涵

税收是依据国家法律将国民经济上所产生财富的一部分，强制移归于国家的一种手段。由于税收涉及对公民基本权的限制，在法治主义之下，为保障国民的自由与权利，税收属于法律保留事项，必须由议会通过法律的形式来决定。原因在于：首先，在组织方面，议会与行政权相比，处于与人民更接近、更密切的位置，议会也因而被认为比政府具有更强烈、更直接的民主正当性基础。其次，在程序方面，议会议事遵守公开、直接、言辞辩论与多数决原则，这些议会原则不仅可使议会的少数党与利益被涉及的社会大众得以有机会影响议会决定的作成，也可以凸显重要争点，确保分歧、冲突的不同利益获得适当的平衡，其繁琐的议事程序也有助于所作成决定之实质正确性的提升。与其相比，行政决定程序因其讲究或兼顾效率与机动的特性，而较难达到相同的效果。法律保留原则体现在租税法中，乃有租税法律主义的倡行。租税法律主义的意义，为租税的赋课与征收，必须根据法律，即课税实体的内容，包括租税债务人、课税对象、税率、课税标准等事项，及课税程序的内容，包括租税的申报、查核、征缴等各项课征程序，均须依据法律的规定，以示国家对国民的课税，系经立法机关的慎重审议，非行政机关的独断专行。

对于税收法定原则的内涵，北野弘久认为包含赋税要件法定主义和税务合法性两方面，金子宏则将其归结为课税要素法定主义、课税要素明确主义、合法性原则和程序保障等四个方面，我国学者张守文则归结为课税要素法定原则、课税要素明确原则和依法稽征原则三方面。此外，还有其他的一些见解。

1.课税要素法定主义。它是模拟刑法上罪刑法定主义而形成的原则，它的含义是因税收的作用客观上导致对国民财产权的侵害，所以课税要素的全部内容和税收的课赋及征收的程序都必须由法律规定。这一点中最重要的问题是法律与行政立法的关系问题。“依课税要素法定主义的要求，凡无法律的根据而仅以政令或省令确定新的课税要素当然是无效的（法律保留原则）。另外，违反法律规定的政令或省令等显然也是无效的（法律优位原则）”。

课税要素法定主义的核心内容是对其中“法律”的理解。在我国台湾地区，主要存在着形式意义法律说与实质意义法律说两种学说。（1）形式意义法律说，是指作为课税依据的“法律”，须为“宪法”第170条规定的，经“立法院”通过，“总统”公布的法律。德国学者Tipke亦主张税收法律主义所称的法律，仅限于制定法、形式意义的法律，而不包括习惯法在内。（2）实质意义法律说，是指作为课税依据的法律，不限于“宪法”第170条规定的，经“立法院”通过，“总统”公布的法律，此外还包括法规命令、行政规则、法院判决、习惯法等。目前学者以采实质意义法律说为多数，但学者同时主张，课税要件的重要特征，例如课税主体、课税客体、课税标准及税率，必须由形式意义的法律予以规范，不得授权行政机关以法规命令定之。

（1）授权立法的限制。由于立法工作负荷过重，以及立法机关对于行政事务技术上问题的陌生，立法机关往往必须授权行政机关制定行政命令以具体化法律的内容。但是，“如果在授权法中没有规定任何标准制约委任立法，行政机关等于拿到了一张空白支票，它可以在授权的领域里任意制造法律。”因此，对授权立法必须予以限制。如坚持课税要件采国会保?之?场，自无授权是否明确之问题；反之，倘肯定课税要件为相对法?保?事项，?法机关就课税要件部分得授权?政机关制定法规命令为补充，惟此仍?应影响课税要件对纳税人之可预见性与可计算性，因此衍生有授权明确性之问题。授权明确性原则即在要求?法授权，其?得为概括空白之授权，而应为具体明确之授权，亦即“有限?、特定之授权”。“就税收立法而言，应认为有关课税要素及税收的课赋和征收的规定委任于政令或省令虽然可以允许的，但由于课税要素法定主义的宗旨出发，只能限于对其具体和个别的委任，应认为，一般的、空白的委任（即无限制的委任）则是绝不允许的。问题在于具体、个别的委任与一般、空白的委任之间区别的标准，为了能称之为具体的、个别的委任，必须在委任的法律本身明确委任的目的、内容和委任程度。故此，凡不符合这个标准的委任规定，则按一般的、空白的委任论处即无效，所以，以此为基础的政令与省令的规定也当然无效。”《德国所得税法》第51条于此堪为典范，它明确规定了联邦议会允许联邦政府委任立法的事项，其内容之详尽、条款之缜密，几乎无行政机关自由裁量的空余。

（2）税收通告的效力。在税法领域，由于受税收法律主义的支配，课税要件的全部，原则上均应以法律规定，授权命令规定的事项，仅限于不抵触上述原则的范围。但由于税法规范的对象的经济活动，极为错综复杂多样且激烈变化，因此，欲以法律的形式完全的加以把握规定，实际上有其困难，而有必要就其具体的决定委由命令规定，并配合情事变更以机动修废其规定，因此在税法上，课税上基本的重要事项，应以法律的形式加以规定，而就其具体的、细目的事项则以法律授权委由行政命令规定的情形不少，在日本被称为税收通告，在德国被称为法规命令，在台湾地区一般被称为解释函令。

金子宏指出，所谓通告，是上级行政机关就法令的解释及实施方针，对下级行政机关颁布的命令或指令，在行政组织内部具有约束力，但它不是对国民具有约束力的法规，法院也不受它的拘束，故通告不是税法的渊源。但是，现实中通告与法的渊源事实上具有同样作用，为确保税收法规的统一执行，通告是十分必要的，如果没有通告，由各税务署依自行判断进行税法的解释和适用，税务行政将陷入严重的混乱之中。不过，通告内容决不能与法令相抵触，不得依据通告对纳税人课以法令规定以外的纳税义务，同时也不得在无法令根据的情况下仅依通告免除或减轻纳税义务。葛克昌指出，税法解释函令一方面可藉此统一行政机关内部法律见解，减轻税务人员及税务人于适用法令疑义之负担，进而提高税捐法规之安定性，并使行政机关行为具有可预测性，另一方面也影响到人民对税法法规之信赖基础，而人民虽有依法律纳税之义务，但实际上所适用之税法，却是透过解释函令这面镜子所反射出来的形象。解释函令是“解释法规”的行政规则，因此要在税法的“法律补充禁止”（即类推适用禁止原则）的要求下，解释函令若逾越法律（规）文义范围，而为法律补充（尤其是不利于人民的法律补充），原则是应被禁止。我国台湾地区“司法院”通过一系列“大法官会议解释”对解释函令进行限制。在德国，对于法规性命令，《基本法》第八十条明确要求：(1)必须有法律的授权，(2)在授权中必须充分规定授权之内容、目的及范围，(3)法规性命令必须标明其制定的法律依据，(4)必须在联邦法规公报中（BundesgesetzblattoderBundesanzeiger）公布。德国学者Tipke/Lang认为，法规命令的有效性，取决于是否具有该四个要件，如果法规命令违背上述四个前提要件，则不生效力。

2.课税要素明确主义。税收必须是确定的，“税率应当固定。每一个公民应当确实知道，他应当协助支持社会到什么程度。任意征税是压迫和营私舞弊的根源，它给偏私、妒忌、报复、贪婪及其他私欲提供了自由活动的场所”。亚当·斯密指出，“完纳的日期、方式和数额都应当让一切纳税者及其他人了解得十分清楚。否则，每个纳税人就会或多或少地为税吏的权力所左右；税吏会乘机向任何讨厌的纳税者加重赋税，或者以加重赋税为恐吓，勒索赠物或贿赂。赋税的不确定会纵容专横与腐化，即使那些税吏原本不是专横和腐化的人。”他还认为，“根据一切国家的经验看，赋税如果不平等，其对纳税者的危害尚小，而赋税一旦不确定，则会产生相当大的危害”。

征收租税属干预人民财产的干预行政，其所依据的法律所规定的租税构成要件必须尽可能明确，以使纳税义务人有明白确定认识的可能。由于纳税义务人对课税事务几乎是门外汉，课税要件又常常使用抽象的概念，这种概念须另予解释，而税法解释与事实认定，又强调经济意义及实质课税，再加上间接证据的推估核定，与脱法避税的防杜，遂导致宪法明确性要求在税法法律中不断流失。德国学者H-J.Paper教授评价德国法制，认为宪法的规范与现实之间割裂，从未像宪法明确性要求与税法之适用间如此严重。

3.税务机关依法稽征原则

（1）课税合法、正当原则。税收债务在满足税收规定的构成要件时成立，税收稽征机关应严格按照税法的规定予以征收。税收征纳从税务登记、纳税申报、应纳税额的确定，税款缴纳到纳税检查都必须有严格而明确的法定程序，税收稽征机关无权变动法定征收程序，无权擅自决定开征、停征、减免、退补税收。这就是课税合法正当原则。包括课税有法律依椐、课税须在法定的权限内、课税程序合法等内容。

（2）类推禁止。基于依法行政、法明确性的要求，征税机关不仅应遵守法律的规定，对于设定租税义务的法律规定，其内容、对象、目的、范围，亦应充分明确，使纳税人得以预见并评估其租税负担，从而安排自我负责之生活方式。基此，稽征机关与法院不得比附援引类似事件之规定，以加重或设定人民之租税负担。

（3）纳税人信赖保护原则。信赖保护原则在行政法律关系上，是指人民因相信既存之法秩序，而安排其生活或处置其财产，则不能因嗣后法规之制定或修正，而使其遭受不能预见之损害，用以保护人民既得权益。信赖保护原则的基础在于基于法治国原则，法?预见性乃系受规范者?性?动与自我负责?为之前提，故法?规定本身应明白确定，使受规范者可预见其?为之法?效果，而其生活安排与资源分配，而后才有长期规划之可能。纳税义务是从各种的私经济活动中所产生的义务，因此，对于何种行为或事实，将伴随何种纳税义务，如无法事前明了时，则国民将有遭受不测损害之虞。由于税收在今天关系到国民经济生活的各个侧面，人们如果不考虑其税法上的或因税法而产生的纳税义务，则任何重要的经济决策均无法作出。因此，纳税人对于其有利之法律、判例、解释函令所产生信赖，国家应加以保障。

①税法禁止溯及既往。对已终结的事件，原则上不得嗣后制定或适用新法，以改变原有的法律评价或法律效果，即所谓的法律不溯及既往原则。对溯及力税法的限制，其根据为法律安定原则。法律安定原则有时不免违反实质之正确性，但确为法治国家之干涉行政所应恪守之原则。对纳税义务人而言，法律安定原则首在于保护人民之信赖。税法必须具备一定之可信度，使人民可以预见其行为之法律效果，从而安排自我负责之生活方式。因此税法原则上仅能适用于公布后成立或完成之事实。

②税收行政机关行为禁反言原则。如果形式上贯彻合法性原则，税收行政机关一旦作了税收法规的解释和课税要素事实认定后，当发现其中有错误时，不论对纳税义务人是否有利，都应该改为正确的解释和正确的事实认定。但是，即使是错误的解释和认定，纳税义务人方面也会对它形成信赖，所以由于事后对它的改正有利时会造成辜负纳税义务人的信赖。例如，在我国台湾地区，“娼妓系属不正当营业，原在取缔之列，不予课征所得税”（直接税处26.4.21第203号训令），既经税收稽征机关解释令函加以解释，而历经数十年由税收稽征机关加以实施，而在相对人之人民方面，也无异议地加以接受，并认为是正确的解释，而具有法的确信时，即产生一种习惯法的行政先例法。纵然此项娼妓所得不课税的惯例，并不符合所得税法的规定意旨，但因其已产生行政先例法，故仅能经由法律加以修正，而不适合仅变更解释令函来达成相同的目的。

③有利于纳税人的习惯法成为行政先例法。税法是限制人民财产权的规范，依据税收法律主义原则，只有形式意义的法律才能作为课税的根据，因此，创设或加重人民税收负担，即对纳税人不利的习惯法，无成立余地。然而对于纳税人有利的习惯法，可否加以承认，不无争议。有认为税收立法应严格地受国会法律的拘束，而税收习惯法则不符税收法律主义的要求。但多数学者认为承认对纳税人有利的习惯法，并不违反税收法律主义。因此，减轻或免除纳税义务或缓和稽征程序要件的处理，已由税务稽征机关一般性的反复继续进行，形成行政先例，对于此项行政先例，在纳税人间已一般性的确信为法（法的确信）时，则可承认该具有习惯法地位的行政先例法存在，税收稽征机关也应受其拘束。此种习惯法具有修正或变更现行法的效力，因此，如要变更其处理，必须修正法律。例如某种物品，并不列入货物税的课税对象，历经多年，不仅为税收稽征机关方面所承认，且在人民这一方面也信赖不课税而为行动的情形，在同一税收法律底下，骤然变更解释，将该物品纳入课税对象处理，并非妥当的措施。倘若要和以往的处理进行不同的处理时，则应修正税法规定，并阐明其意旨。在此意义下，历经多年的先例或处理，即可认为具有一种行政先例法的意义。我国台湾地区“行政法院”1959年判字第55号判决：“行政先例原为行政法法源之一，如非与当时有效之成文法明文有背，自得据为行政措施之依据”。日本着名税法学者金子宏教授认为：通告明示的税收法规的解释，经过长时间继续有效时，存在着能否承认行政先例法。如从税收法律主义的宗旨考虑，对纳税人不利的行政先例法，即对纳税人课以新的纳税义务，或加重纳税人纳税义务的行政先例法是没有承认余地的，但是，对纳税人有利的行政先例法，即以免除或减轻纳税义务人纳税义务为内容的行政先例法，则有承认的余地。

三、税收法定原则与当代中国的税收实践

当代中国税收立法与税务实践中，税收法定原则未得到严格的遵守，已经造成了较为严重的社会问题，具体表现为：

1、目前在我国，全国人大制定的涉税法律只有《个人所得税法》、《企业所得税法》两部，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有《税收征管法》一部。而国务院制定的税收行政法规和税收规范性文件则有30余件，决定了17个税种的开征和6个税种的停征。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制定的涉税部门规章约120余件，其他规范性涉税文件1100余件。至于省以及省以下税务机关制定的有关涉税规范性文件则更是多如牛毛。总体上看，我国现行税收法规体系结构的特点是：立法层次低、分散零乱、条块分割、错综复杂、极不严肃。

事实上，在我国，是否征税、征什么税、以及税率的变动均由行政权决定。我国《个人所得税法》虽然由全国人大制定，但对于个人所得税制度中一些核心的内容，却授权行政机关决定。因此，纳税人在《个人所得税法》上所体现的税收立法权其实是不完整的。事实上，近年来在我国，利息税、股票交易印花税、燃油税等税的开征，无不由行政部门发动。而税收要素中的核心要素——税率的调整，亦由行政部门单方面决定。例如，2007年5月30日深夜，财政部突然宣布将证券印花税税率从1‰调整为3‰，同年7月实行新的车船税缴纳制度，以及调整资源税税率，两者上调的幅度均在1倍以上。

税收立法尚未严格遵守税收法定原则，税外收费混乱的状况则可想而知。在我国，真正对公民影响大的是行政事业性收费，这些收费往往没有任何法律上的依据，主要通过行政机关自我授权式的行政审批方式进行，这种行政权的自我扩张基本不受立法权的约束，条块分割、各自为政现象严重。地方政府为了谋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在缺乏足够约束的情况下，会产生乱收费的强烈冲动，虽然中央政府一直在强调整顿乱收费，并力图将非税收入纳入预算，但直到今天预算外的收费项目仍大量存在。特别是当前金融危机形势下，面对巨大的财政压力，地方政府收费的冲动明显。财政部公布的数据显示，2009年前七个月全国财政收入同比下降0.5%，但是非税收入实现5207亿元，同比大增26%以上。

2、《立法法》第10条对授权明确性要求的限制性规定却未能得到好的遵守。我国税收立法领域授权立法之所以能独揽风骚，其根源在于1984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关于授权国务院改革工商税制有关税收条例草案试行的决定》，该决定内容如下：“决定授权国务院在实施国营企业利改税和改革工商税制的过程中，拟定有关税收条例，以草案形式试行，再根据试行的经验，加以修订，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审议。国务院试行的以上税收条例，不适用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和外国企业。”可以看出，该授权目的和范围过于宽泛，不符合授权明确性的要求，属于典型的空白授权条款。事实上，该空白授权条款迄今已达二十五年，是国务院税收行政立法的基础。

至于《立法法》第10条中明文禁止的转授权问题，在现实中，授权立法的转授权现象极为普遍，行政机关成了规定税收要素的主体，这种状况无疑是与现代税收的宪政原则相悖的。例如，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把印花税立法事项委托给了国务院，国务院于1988年制定了《印花税暂行条例》，但该条例内容过于简略，只有区区的十六条。在第15条中规定该条例“由财政部负责解释；施行细则由财政部制定”，事实上将“税收法定”原则中最具有核心意义的印花税税率的决定权转授权给了财政部。事实上，对于《印花税暂行条例》来说，自1988年实施以来，这个条款疏漏、缺陷甚为明显的条例迄今已“暂行”了近21年。《立法法》第11条规定，“授权立法事项，经过实践检验，制定法律的条件成熟时，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及时制定法律。”21年的“暂行”实践，制定法律的条件还尚不成熟，似乎无论如何都难以令人信服。此外，对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等税而言，2008年集中对进行了修订，从1993年诞生至修订时已“暂行”了15年，但此次修订却仍是由国务院主持并还是以“暂行条例”的形式公布，人大在税收立法上的惰怠，实是令人不解。

3、税收实践中，税收法定原则执行的状况更为堪忧。首先，各级政府给税务部门下达“税收任务”本身违反了税收法定原则，导致实践中出现诸多问题：例如经济税源丰厚的地区，只以完成税收计划为工作目标，人为地留税不征，而经济税源较为贫乏，完成税收任务难度大的地区，税务部门却征收“过头税”，这种现象的存在损害了税法的严肃性。而税收人员的“税收竞争”，更使纳税人处于“有罪推定”的位置，在征税过程中，税务乱征人员往往取之尽锱镞，忽略了纳税人生存保障。其次，在税收优惠措施方面，目前优惠政策非常复杂、随意，对企业的优惠不一，乱、多、碎，并且在执行中走样。各地政府官员为了自己的政绩，就必须千方百计招商引资，因为引进外资的多少是衡量其政绩的一个很重要的标准，于是就制定了各种优惠政策来吸引外资，导致了优惠政策的混乱和随意。此外，地方政府过多的介入经济，与企业的利益缠绕在一起，经常利用税收优惠手段为企业服务。例如，自2008年下半年以来，南京、西安、重庆、杭州、上海、石家庄等地方政府纷纷出台拯救楼市的各种政策，其内容包括免除购房契税，甚至财政上给予购房者补贴，这种政府救市行为显然违背了市场中立原则，有失公平正义。

结语：

当代中国，传统论证政治合法性的政治性宏大叙事话语，已让位于“民主”、“法治”、“人权”等合法性论证方式，“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等条款的入宪正是顺应了这一潮流，表明党和政府已开始认识到必须为执政的合法性与正当性进行新的论证。事实上，人类历史经验表明，税收法定原则的诞生是人类步入法治社会的重要标志。近代英、美、法资产阶级革命均是由反抗不合理的税收而起，革命中所诞生的法律文件均确立了税收法治的思想，“历史表明，税收法律主义在近代法治主义的确定上，起到了先导的和核心的作用。”“统治者需要取得被统治者的同意这一理念，一开始是作为一个征税问题的主张而提出的，这一主张后来逐渐发展成为一种有关一切法律问题上的主张。”因此，我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必须在宪法和法律上确立并在实践中切实遵守税收法定原则。特别是当前国际金融危机期间，我国征收物业税的呼声高涨，除物业税以外，政府财税部门还一直在等待时机给水资源税、遗产税、资本利得税、奢侈品消费税、环境税、赠与税等颁发出生证。笔者认为：近年来，中国纳税人纳税痛苦指数已连年居于国际前列，在这种情况下开征新税是否有伤及税源以致竭泽而渔之嫌姑且不论，为避免税收合法性资源的流失，如果开征新税，至少在程序上应由全国人大通过法律的形式来进行。

税收范文篇8

摘要：税收流失是世界各国共同的难题，本文试图从另一个角度寻求其产生原因，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分为正式约束、非正式约束和实施机制三个方面来分析我国税收流失严重的原因，为全面治理我国税收流失提供了理论基础。

关键词：税收流失；正式约束；非正式约束；实施机制

前言

税收流失是当今世界各国面临的一个普遍问题，其产生原因可以说是多方面的，本文试图从制度方面寻找其产生的原因。

一、税收流失的界定

在探寻造成税收流失的原因之前，有必要对税收流失进行界定。虽然税收流失这个概念的使用频率很高，但是对这个词的涵义，国内还没有一个统一的界定。笔者在考察我国进行相关研究的学者、实务工作者的看法的基础上，经过思考，认为税收流失可以从狭义和广义两个方面来理解。

从狭义上讲，税收流失就是在一定的社会经济条件和税收制度下，本应征收而实际未能征收的各种税收收入。这就包含两方面的内容：第一，从纳税人（包括扣缴义务人）的角度，其采取各种方法、手段导致实际缴纳的税收收入小于按照税法标准规定征收的税收收入，其表现形式有偷税、抗税、骗税、隐性收入等。第二，从征税人的角度，征税部门由于各种主观、客观原因导致按照税法规定本应征收而实际未能征收的各种税收收入，其表现形式有越权减免税、吃税、包税等。

从广义上讲，本应征收而实际未能征收的各种税收收入仅是税收流失的结果，税收流失的原因、影响机制和各种效应也应属于税收流失的范畴，税收流失是一个从原因到结果的过程，而不仅仅是结果。广义的税收流失是一个系统的范畴，它不仅包括因为各种原因未能征收的税收收入，而且包括造成税收收入减少以及税收收入减少带来的经济影响这一系列的运动过程。

本文接下来的探讨将税收流失限定在狭义的范围内，从制度经济学角度看税收流失。

理性的经济人总是在追求自身效用的最大化，新制度经济学认为人们追求自身效益最大化也是在一定的制度前提下，也要受到一系列规则的约束。制度是构建人类相互行为的人为设定的约束。制度提供的一系列规则包括社会认可的非正式约束、国家规定的正式约束和实施机制三个部分。既然人要遵循一定的社会制度，制度就毫无疑问地影响到人的行为选择。

收入也同样有其要遵循的制度。征税的过程实质就是将原本属于纳税人私人拥有和支配的财富转为由国家拥有和控制，是一个产权转移的过程。而要实现这个过程，必须要有制度的约束。这个约束有正式约束———国家的税收法律法规，非正式约束———整个社会文化的一部分，和实施机制———确保税收收入及时足额入库的实现机制。

二、正式约束

正式约束是指人们有意识创造的一系列政策法规。正式约束包括政治规则、经济规则和契约，以及由这一系列的规则构成的等级结构，从宪法到成文法和不成文法，到特殊的细则，最后到个别契约，它们共同约束着人们的行为。从正式约束方面来看，要保证税收收入的及时足额入库或者说要减少税收流失，就要求税收法律、法规要完善。这个完善包括法律法规的合理性、稳定性以及可实施性。合理性要求税收法律法规的规定要符合一定的原则，要符合公平原则，要符合要素分配的规律；稳定性要求税收法律制度在一定时期一定经济条件下保持稳定，不能频繁变动；可实施性要求税收法律法规应与现实的经济水平、征管水平相符合，能够达到预期目的。

1.合理性

在这一方面我国的税收法律法规还存在不少缺陷。就以税收流失严重的个人所得税为例（据有关资料我国个人所得税征收率只有60%-70%左右），个人所得税法的规定就明显存在一些不合理之处，不符合公平原则：（1）扣除标准不公平。目前，我国个人所得税法规定，工资薪金所得以每月收入额减除费用1600元后的余额为应纳税所得额，忽视了纳税人的婚姻状况、年龄大小、健康状况、赡养老人及抚养子女的多寡等因素对纳税人的税收负担能力和生活水平的重大影响，造成了事实上的不公平。在这种情况下，那些负担较重的纳税人比负担相对轻的纳税人就更倾向于冒险偷逃税。（2）征税与否不公平。我国个人所得税是对合法收入征税，对非法收入不征税，这样使得非法收入更为划算，这种情况显然不合理，自然会在某种程度上引致纳税人的决策偏颇，造成税收流失。（3）税率不同导致税负的不公平。我国目前工资薪金所得适用5%-45%的九级超额累进税率，而个体工商户的生产经营所得适用5%-35%的五级超额累进税率，同为勤劳所得中的经常性所得，工资薪金所得的税负低于个体工商户生产经营所得，这种制度安排也在一定程度上诱发了经营风险更大的个体工商户的偷逃税行为。所以，税收法律法规的不完善会影响纳税人的决策，导致一部分税收流失。

2.稳定性

朝令夕改、经常修改税制，会导致对税收规定的掌握难度加大，而且给征税人员带来不便，征税人员需要不厌其烦地向纳税人讲解税收规定的变化，如果税负加重，纳税人就会觉得难以接受，税收流失亦会加重。

3.可实施性

这是最优税制与次优税制的选择问题，最优税制应是一个最终目标，而次优税种则是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适合当时情况的最优选择，尽管从最终发展来看它并不是最优但却最符合当时的社会综合条件。反之，若是最符合税收原则、最完美的税制在现实的经济水平、征管水平下难以达到预期目的，就容易造成税收流失。再以我国目前的个人所得税制为例，部分学者认为我国目前按个人为单位征收个人所得税不如美国等以家庭为单位征收个人所得税好，建议我国个人所得税改为以家庭为单位征收。的确，以家庭为单位征收更能公平体现按能征税这一税收精神，但是我国目前个人所得税征管水平连按个人征税都不能准确掌握个人收入、进行有效监控，导致大量税收流失；如果以家庭为单位征收就更难以掌握家庭收入，根本达不到税制设计的目的，更严重的偷逃税也许会使税制还达不到按个人为单位征税的公平程度。所以，要减少税收流失就要求税制设定具有可实施性。

具体说来，造成我国税收流失的正式约束方面的重要因素就是我国的政治规则、税收法律法规不够完善。这种不完善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我国的政治规则影响了税收法律的严格执行。各级税务机构从行政级别上来讲是隶属于本级政府领导的，这样，税务人员为了自身的利益就会考虑政府施加的影响，对税收法律法规的执行往往打折扣。地方政府为了当地的利益，要求当地税务机关给予或者自己超越管理权限特批某些纳税人特别优惠的税收待遇，导致国家税收流失，如包税、越权减免税经常是由于政府的压力或者政府直接造成的。

其次，我国税收方面的法律很少，多数是以法规、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等形式颁布的，税收法律级次低，经常容易变动，纳税人还没弄清楚这一条文可能又出了新的一条文，在我国税务业还不发达的情况下，给税收法律法规执行带来了很大的困难。

最后，一些税收程序法规定不够清晰，例如纳税申报制度极不完善。税收征管工作的各种程序，对税务人员执法工作不当的申诉程序等没有清晰明了的规定，难以给纳税人提供便捷、体贴的纳税服务，不能给纳税人公正、廉明的感觉，自然会影响纳税人的纳税积极性，从而增加税收流失。

三、非正式约束

非正式约束是人们在长期交往中逐步形成的，是传统文化的一部分。非正式约束主要是指社会公认的行为准则和内部实施的行为规则。与正式约束相比，非正式约束缺乏强制性但是交易成本却很低，因此长期以来非正式制度约束在人们的相处以及社会的运行中都占据着重要地位。

非正式约束主要包括价值观念、伦理规范、道德观念、风俗习惯以及意识形态等因素。价值观念在非正式约束中占着重要地位，具有共同价值观及普遍信任的社会所产生的非正式约束无疑更有效果，更能强化正式约束的效用。

1.缺乏诚信的价值观念是我国税收流失的原因之一。

人类社会按照是否具有信任这一价值观念可以分为两类：高度信任社会和低信任社会。我国就属于低信任社会①，因为在我国目前社会体系中，人们缺乏诚实守信的美德，社会信任程度很低。人们也许认为诚实守信是一种美德，但是对于那些不诚实守信的人也不会表示不耻或厌恶，不去谴责，相比维护自己“诚实守信”的名声，人们更愿意“要面子”。在我国一个人没有面子就会比没有钱更加难过，没有面子可能会几年甚至一辈子都觉得在人前抬不起头。而一个人若是偷逃税，无论是否被查处，他都不会觉得难堪，被查处他会认为是运气差，他周围的人也是同样态度，这样的社会环境就导致偷逃税这种不诚实信用的行为被社会所接受和认同，纳税人偷逃税的心理成本就会大大降低，偷逃税行为自然会增加。如果纳税人偷逃税会被周围的人所不耻、看不起，那他偷逃税的代价就会高得多，在做这种决定之前他至少会再三考虑，整个社会的人都如此，税收流失自然会减少。所以，我国现行文化体系缺少诚实信用的价值观———非正式约束的缺陷，也是导致我国税收流失的重要原因。

2.公民纳税意识薄弱是导致我国税收流失的又一原因。

长期以来，我国都是以“人治”为主，公民普遍缺乏“法治”的观念。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人们只知要交“皇粮”，没有很强的赋税观念，至今还有不少人对“缴税”认识很模糊，他们不知道政府征税是用来为社会提供公共产品、公共服务，认识不到纳税的必要性。而在西方社会，大家普遍接受“纳税和死亡一样不可避免”这一观念。

四、实施机制

制度的第三个组成部分是实施机制。所谓实施机制就是为了达成一定的目标而进行的规则制度设计。判断一个国家的制度是否有效，除了看这个国家的正式规则与非正式规则是否完善以外，更主要的是看其制度的实施机制是否有效。离开了实施机制，任何制度尤其是正式约束就会形同虚设。现实社会中人的有限理性以及信息传导机制不完善导致的信息不对称、社会交换的日趋复杂都要求国家建立制度实施机制。

1.税务机关和税务人员滥用权利导致税收流失。

制度实施机制的实施主体一般是国家，交换者（也就是纳税人）总是委托国家执行实施职能，交换者与国家之间形成一种委托关系。行使国家实施职能的单位和个人有自己的效用函数，其行使实施职能时难免会受自身利益的影响。在我国，一些地方税务机关为了当地经济发展，在当地政府机关的压力下给予一些企业不符合税法规定的特别税收优惠，或者是不按税法规定，以远低于税法规定的应纳税额为企业定一个包税的数额，无论企业发生多少应税行为、获取多少应税所得都只需要按既定数额缴税，导致了大量税收流失。还有一些税务人员，以国家利益换取个人利益，从纳税人那儿获取一些经济利益或其他利益同时不收或少收纳税人应缴的税款等，损害了国家利益，导致税收流失。

2.对偷逃税行为的查处概率低，助长了我国税收流失。

要衡量一个国家的实施机制是否有效，最主要的途径就是看违约成本的高低。实施机制有效会使违约成本提高，在违约收益一定的情况下违约就变得不划算，即违约成本高于违约收益，自然就没有人违约了。相反，若违约成本很低，违约收益远大于违约成本，那么在利益的驱使下违约者自然络绎不绝，表明国家的实施机制无效。我国目前税收流失严重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纳税人的违约成本很低，而造成违约成本低的原因之一就是我国对偷逃税行为的查处概率很低，纳税人的违约成本=查处概率×违约次数×每次违约成本，查处概率低则纳税人的违约成本就相对低。纳税人偷逃税的成本低，根据成本收益原则，在收益一定的情况下，纳税人就肯定会更倾向于偷逃税。

3.征管水平不高，是税收流失的直接原因。

我国税收征管水平较低是导致纳税人偷逃税被查处概率低的重要原因，是导致我国税收流失的直接原因。

我国税收征管手段较为落后，不符合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尽管近年来我国电子商务不断发展，但税务机关仍是采取传统的手段，计算机软件的开发和使用相对滞后，有的地方人员很不足，计算机也不会使用，对电子商务监督不够，往往导致税收流失。

我国征收机关不能及时全面地获取纳税人的纳税相关信息，对纳税人的各种收入不能掌握详尽的资料。这样，税务机关就很难发现纳税人隐瞒收入，特别对一些现金交易或网上交易难以稽查，对纳税人偷逃税行为的查处概率自然低。而一些西方发达国家，例如美国对纳税人的各种收入都掌握地较为详细，纳税人一旦偷逃税就很容易被发现。我国有许多影视歌明星偷逃税，本来这些人的收入大额，通过各种演出形式获得，比较容易掌握，但是目前税务机关也未能全面及时掌握，导致明星偷逃税成为公开的秘密。

我国税收征管人员素质有待提高。一方面我国基层税务机关的征收稽查人员有相当一部分专业素质不高，会计税收知识匮乏，纳税人一采取较为高明的方法做假账偷税就很难被发现。另一方面，有极少数的税务人员思想觉悟不高，对一些为其提供恩惠的纳税人的违约行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或者为了当地的地方利益对当地的龙头企业偷逃税视若不见。所有这些都会导致查处概率的降低。

4对偷逃税行为的处罚执行力度低，加重了我国税收流失。

我国对偷逃税行为的处罚执行力度很低，是造成纳税人违约成本低的又一个原因。税收征管法第六十三条规定：“对纳税人偷税的，由税务机关追缴其不缴或少缴的税款、滞纳金，并处不缴或少缴的税款50%以上5倍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可以看出，我国对纳税人偷逃税的罚款倍率仅为0.5-5之间，而且罚款倍率的变化幅度大，最高罚款率是最低罚款率的10倍，自由裁量权太大，这就给某些纳税人收买税务人员降低罚款倍率留下了极大的空间，从而使得实际处罚力度相当低。在具体实施中，税务机关以补代罚的情况使得罚款率降低更为严重，1999年上半年全国稽查机构查补税款近200亿元，罚款仅为19亿元，仅占查补税款的9.5%，远远低于税法规定的最低罚款倍率50%，处罚力度过小甚至于根本不处罚。按照9.5%这个罚款率计算，纳税人偷逃税10次，只要有1次未被发现，纳税人的违约收益就大于违约成本。而我国的实际征管水平远远达不到90%的查获率，纳税人偷逃税就成为了扩大经济效益的选择，税收流失必然难以堵塞。

5.税收执法的有效性难以保证，影响了查处的税收收入及时入库。

我国税务机关税务执法功能不强，没有强有力的税务执法机构作为保障，确保税务稽查发现的流失的税收收入被及时收缴入库。很多时侯，纳税人偷逃税或者骗取出口退税被发现，但由于没有强有力的执行机构，导致其转移可执行财产或者隐匿，使税收收入失去保障，导致税收流失。

综上，要改变我国目前税收流失严重的状况，必须从税收制度入手，逐步完善税收制度，提高税收征管水平，打击地下经济，培养纳税人的纳税意识，通过采取对纳税人实行信用等级分类等措施从征税和纳税两方面同时着手，减少税收流失。

参考文献：

[1]朱红琼。实施型个人所得税税收流失的因素分析[J].贵州财经学院学报，2002，（2）。

[2]张学清。广泛开展纳税服务活动[J].税务研究，2003，（8）：24-25.

税收范文篇9

第一，税收筹划是实现企业财务经营目标的有效途径，是企业追求效益最大化的需要。在税收筹划过程中，企业通过了解相关的税收政策法规，结合企业实际，进行认真研究、精心筹划，从中选出既不违犯税法又确保企业利润最大化的最佳方案。现在不少企业通过税收筹划，利用税收优惠政策，减少税收成本。

第二，税收筹划有利于提高企业经营管理水平，是完善现代企业制度的重要手段。资金、成本（费用）、利润是企业经营管理和会计管理的三大要素，税收筹划就是为了实现资金、成本（费用）、利润的最优效果，从而提高企业的经营管理水平。企业进行税收筹划离不开会计，会计人员既要熟知会计法、会计准则、会计制度，也要熟知现行税法。企业设账、记账要考虑税法的要求，当会计处理方法与税法的要求不一致或允许进行会计政策、会计方法的选择时，财务会计与税务会计可以分离，正确进行纳税调整，正确计税，正确编报财务报告，并进行纳税申报。不断完善的企业会计、财务制度，最终将为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奠定制度基础。

第三，税收筹划可以增强企业纳税意识，减少违法行为，树立企业良好的社会形象。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一定规模，企业开始重视税收筹划，税收筹划与纳税意识的增强一般具有客观一致性和同步性的关系。其一，税收筹划是企业纳税意识提高到一定阶段的表现，是与经济体制改革发展到一定水平相适应的。其二，企业纳税意识增强与企业进行税收筹划具有共同的要求，即合乎税法规定或不违反税法规定，企业税收筹划所安排的经济行为必须合乎税法条文和立法意图或不违反税法规定，而依法纳税更是企业纳税意识强的题中应有之意。其三，依法设立完整、规范的财务会计账证表和正确进行会计处理是企业进行税收筹划的基本前提；会计账证表健全、规范，其节税的弹性一般应该会更大，也为以后提高税收筹划效果提供依据。

第四，税收筹划有利于促进企业决策的科学化。完善的税收筹划是企业经营决策的重要组成部分。企业经营决策无非是决定企业经营中的“六个W”，即What（做什么），Why（为什么做），When（什么时候做），Where（在什么地方做），Who（谁来做），How（怎样来做）。这六大元素无一例外的与一定的税收政策相关。企业经营决策者在决定这六大元素时，将税收作为一个重要条件，根据政府制定的有关税法及其他相关法规设定若干方案，进行精心比较后择优抉择，就会收到同样的投入赚取更多利益的效果。

第五，税收筹划有利于降低企业经营成本，提高企业市场竞争能力。税收筹划对节约税收支出与降低产品成本具有同等意义及经济价值。对于纳税企业来说，税收的无偿性决定了其税款的支出是企业资金流的净流出，没有与之直接可以配比的收入项目。因此，搞好企业税收筹划，节约税收支付等于直接增加企业的净收益，这与加强企业内部管理、降低产品成本目标是完全一致的。另外，随着我国对外开放领域的日益扩大，来我国投资的外企日益增多，与此同时，中资企业也纷纷走出国门进行投资、经营，参与国际竞争。由于国家间的经济制度，如税收制度，都不可能完全一致，国际间的差别、倾斜的经济和税收政策为企业税收筹划提供了十分广阔的国际空间，企业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也得到进一步加强。

2正确设计企业税收筹划的目标

税收筹划的目标决定了税收筹划的范围和方向，也是判断税收筹划成功与否的标准，是税收筹划应当解决的关键问题。不同的税收筹划目标会导致不同的筹划结果。

目前，在税收筹划目标的定位上主要存在两个问题：一个是目标定位范围过窄，另一个是目标定位范围太宽。这两种目标的定位都不利于税收筹划事业的发展，会导致税收筹划实践的混乱。从我国的国情出发，需要全面确定税收筹划目标的范围，即不能过于狭窄，也不能无限制扩大范围。笔者认为税收筹划的目标应该是一个包括多方面的综合性的目标体系，应该由直接目标（基础目标或短期目标）、中间目标（中介目标）和最终目标（长期目标或根本目标）组成。

2.1直接目标是减轻税收负担，实现税收利益最大化

纳税人对直接减轻税收负担的追求，是税收筹划产生的最初原因。毫无疑问，直接减轻税收负担也就是税收筹划所要实现的直接目标。

第一，降低企业涉税风险，不损害企业的整体经济利益。降低企业的涉税风险，对企业来说是相当重要的，因为企业一旦遭遇涉税风险，不管政府怎么处置，对企业自身的市场信誉、形象以至长远利益而言，都将会产生极大的损害。这种损害无论是有形抑或是无形的，是现实的还是潜在的，都不只是损害了政府的税收利益，更严重的是会危及企业的生存和发展，损害整个企业的经济发展。

第二，直接减轻企业的税收负担。直接减轻自身税收负担包括两层含义：一是绝对地减少企业的应纳税款数额；其二则是相对减少企业的应纳税款数额，在税收筹划中往往采用第二层含义。即使从绝对数额上看，纳税人的当年应纳税款数额比上年有所增加，只要其应纳税额与生产经营规模的比率有所降低，因此说该项筹划是成功的。

第三，实现税收利益最大化。通过实行纳税最小化、纳税最迟化、降低税收成本等来实现税收利益最大化。纳税最小化不是逃税，而是在遵守税法的前提下，在税法允许的范围内，通过合理安排，选择低税负方案，从而减轻税负。纳税最小化不能仅看个别税负的高低，它必须是企业的整体税负最低。纳税最迟化不是欠税，而是在税法允许的范围内，尽量推迟缴纳税款。虽然这笔税款迟早要缴纳的，但现在无偿占用这笔资金，就相当于从财政部门获得了一笔无息贷款，获取资金的时间价值。与此同时，税收筹划是有成本的，只有在税收筹划的收益大于税收筹划的成本时，税收筹划才是可取的，税收筹划也才有存在的意义。

2.2中间目标是实现企业总体经济利益的最大化税收筹划作为企业财务管理活动的重要部分，其目标不能仅仅局限于实现企业整体实际税负率最低和税收利益的最大化，而必须符合企业财务管理的目标，实现企业总体经济收益的最大化。如果纳税人从事经济活动的最终目的仅定位在少缴税款上，那么该纳税人最好不从事任何经济活动，因为这样其应负担的税款数额就会很少，甚至没有。获取最大的经济收益既然是纳税人从事经济活动的最终目的，那么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就理所当然应该是税收筹划目标体系中不可或缺的元素之一。

在一般情况下，减轻税收负担能增加企业的现金流量，从而有利于实现税收利益最大化目标。但这并不是绝对的，在某些情况下，单纯为了减轻税收负担，可能会对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产生不利影响，从而导致企业整体现金流量下降和企业价值降低。

2.3最终目标是实现企业整体利益的最大化

实现企业整体利益最大化这个目标包含两层含义：第一，企业总体经济利益最大化。第二是企业的社会利益最大化。企业的整体利益既包括通过减轻税负直接获得的经济利益，又包括通过树立诚信品牌间接获得的有利于企业发展的环境和机遇。只有两者兼得，企业的税收筹划才能称得上达到了理想目的。

因此，税收筹划的目标应该是以减少或降低企业的税收负担，提高企业的税收利益为直接目标和手段，以此达到企业经济利益最大化进而最终实现企业整体利益最大化的根本目标。减轻税收负担，获得税收利益是税务筹划最直接的动机，也是税务筹划之所以兴起与发展的根本原因，但不可能是税务筹划目的的全部。如何减少纳税负担实质上是一项系统工程，应该在相关法律制度、市场需要和经营管理、长远规划等各方面综合平衡，在纳税风险最低、纳税成本最小的前提下降低纳税负担，通过实现企业整体经济利益最大化而最终实现企业整体利益最大化。所以说，最终目标是税收筹划的根本目标或长期目的，直接目标是实现最终目标的原动力，中间目标则是实现最终目标的直接路径目标；具体目标和中间目标必须以最终目标为前提，最终目标只有通过直接目标的选择和中间目标的运用方可得以实现。

3协调处理好企业税收筹划中的几个关系

3.1税收筹划与税收政策的关系

税收政策是国家制定的指导税收分配活动和处理各种税收分配关系的基本方针和基本准则。企业的税收筹划活动是在税收法规许可的范围内，通过对经营和财务活动的合理筹划和安排，达到减轻税收负担目的的行为。因此，企业进行税收筹划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对税收政策的选择过程。企业税收筹划要充分利用政策导向，科学地提出筹划方案，在税收政策的框架下，合理地减轻企业的税负。

3.2涉税收益与非税收益的关系

企业税收筹划主要分析的是涉税利益，一般情况下对非税利益分析不够重视，而企业在经营过程中所关心的不仅仅是涉税利益，还关心非税利益。因此，税收筹划过程中要重视分析对企业有重大影响的政治利益、环境利益、规模经济利益、结构经济利益、比较经济利益、广告经济利益等非税利益，不能过分看重涉税利益而忽视重要的非税利益。这就要求财务管理者在评估筹划方案时要引进资金时间价值等观念，把不同的纳税方案、同一纳税方案中不同时期的税收负担折算成现值来比较，同时注意其他非税因素的影响。

3.3企业发展战略与税收筹划的关系

企业经营发展战略是首要的，税收筹划是为之服务的。当企业决定是否进入某个市场时，考虑最多的是该市场发展的潜力，而不是税收筹划。例如当外商考虑是否到中国投资时，看重的是广大的消费市场和良好的市场发展前景，而不是中国的税收优惠政策。尽管税收优惠政策能给投资者提供一个良好的经营条件，但投资者有时为了开拓某个市场，是很少考虑税收成本的。因为税收只是影响企业经营成本的因素之一，特别是关系企业未来的长远发展战略时，税收筹划应该服务于企业经营的发展战略，只有这样才能使税收筹划的终极目标得以实现，否则会因为考虑短期的税收负担，而错失了企业发展的良机，从而导致企业整体利益最大化目标难以实现，这样的税负最轻也就失去了价值，这样的筹划也就无存在的必要。

3.4整体利益和局部利益的关系

企业税收筹划中要协调的局部和总体的利益关系包括两方面：一是注意兼顾纳税单位内部局部与整体的利益。对局部有利但对整体不利的税收筹划要摈弃或慎用，对局部和整体都有利的税收筹划要多用，对局部有大利但对整体无害或对整体有大利但对局部有小害的税收筹划要择机使用。二是注意兼顾国家与企业的利益。对企业有利但对国家和社会发展有害的税收筹划原则上要摈弃，对国家和企业自身都有利的税收筹划要多用。

3.5企业与税务机关的关系

筹划的目的在于付诸实施，再好的筹划不能操作，那都是一纸空文。由于各地具体的税收征管方式有所不同，税收执法部门拥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这就要求筹划前、中、后的全过程不能脱离与税务主管部门的沟通与协调，征得税务部门的理解和支持。这样做的优点有两方面：一是便于筹划的完善。比如有些政策存在模糊性条款，通过及时沟通可以修改筹划不妥之处。二是便于实施。征得税务部门的同意，也就取得了他们的支持和理解，筹划成功率自然就高。能否得到当地主管税务部门的认可，也是税收筹划方案能否顺利实施的一个重要环节。实践证明，如果不能主动适应主管税务机关的管理特点，或者税收筹划方案不能得到当地主管税务部门的认可，就难以达到预期的效果，会失去其应有的收益。因此，加强与当地税务机关的联系，处理好与税务机关的关系，充分了解当地税务征管的特点和具体要求，及时获取相关信息，也是规避和防范税收筹划风险的必要手段。

参考文献

1贺飞跃.税收筹划理论与实务［M］.成都：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6

2王兆高.浅论税收筹划的性质［J］.经济师，2005（2）

税收范文篇10

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开展2008年全国税收宣传月活动的通知》和《浙江省国家税务局关于做好2008年税收宣传工作的通知》精神，为进一步做好2008年税收宣传工作，特提出如下意见，请各单位结合实际，认真贯彻执行。

一、突出重点，以“税收·发展·民生”为主题加强税收宣传

今年是第17个全国税收宣传月，税收宣传的主题是“税收·发展·民生”。改善民生问题是党和国家当前的一项重要任务，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的“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让人民共享文化发展成果”、“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等目标，给税收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2008年的税收宣传工作要紧紧围绕“税收·发展·民生”这一主题，以“税收促进发展，发展为了民生”为主要内容，重点宣传与公民生活密切相关的税收收入、税收政策、税收管理和纳税服务等有关内容，加强税收工作服务经济社会科学发展大局的宣传，加强税收法律、法规和政策的宣传，加强优化纳税服务的宣传，加强整顿和规范税收秩序的宣传，加强税务队伍建设和税务形象的宣传。

二、统筹安排，认真开展各项宣传活动

为努力增强宣传效果，开展好2008年税收宣传月期间及全年的税收宣传活动，市局将组织举办一系列的税收宣传活动，各单位也要结合本地实际，认真组织好本地区的税收宣传活动。

（一）开展“送税进万家”活动。由各局组织相应的税收宣传小分队，分赴所辖的重点税源企业、大型专业市场、街道社区，送税收新政，为纳税人排忧解难，提供有效的税收服务。市局将选择若干重点税源大户，由市局领导带队，在年内开展走访宣传活动。

（二）公布十强百佳企业。十强百佳企业名单在媒体及杭州国税网站公布。同时召开纳税十强企业座谈会，并邀请新闻单位参加座谈会，征纳双方共同探讨“税收·发展·民生”的税收宣传主题，集中宣传国税工作成效、最新税收政策和国税工作举措。

（三）走访国税希望小学（或税收教育基地）。由市局领导带队，走访国税希望小学（或税收教育基地），举行挂牌仪式，赠送《青少年税法知识读本》、税收动漫光盘等税法宣传资料。

（四）举办涉外税务沙龙。结合税收宣传月“税收·发展·民生”主题，由国税、地税及国际税收研究会联合举办涉外税务沙龙，邀请全球500强在杭部分纳税大户参加沙龙活动。

（五）开辟宣传专刊。配合新企业所得税法的实施，专门开辟《新企业所得税法宣传专刊》，每月一期，传递最新政策，解读相关政策精神。

（六）开展网上宣传活动。举办局长网上在线访谈，回答纳税人涉税方面的咨询。利用杭州国税网站平台，以“税收·发展·民生”为主题，举办企业所得税知识有奖竞赛。

（七）开展系列税收讲座。借助青年企业家协会平台，举办税收政策讲座；并与浙大科技园、高新区管委会联系搭建税企交流平台，宣传政策，服务企业。

（八）举办“国税杯”摄影比赛。举办以“税收·发展·民生”为主题的摄影比赛，优秀作品将通过媒体和杭州国税网站进行展示。

（九）曝光典型税案。利用宣传阵地开展正反典型宣传，选择一批涉税违法典型案件进行曝光，公告诚信纳税大户和欠税单位、个人，宣传报道依法诚信纳税先进典型。

（十）评选十佳国税干部。与媒体合作，在全市国税系统优秀税务工作者中推荐全市国税系统“十佳国税干部”，结合正在开展的“向纳税人述职述廉活动”，通过展示、抽评、社会评议等形式，从街道、企业、各级机关等多个层面进行投票推荐，评选出全市国税系统“十佳国税干部”。

（十一）制作公益广告。围绕税收宣传主题“税收·发展·民生”，与杭州电视台合作制作税收公益广告，采用动漫或FLASH的形式，播出时间不少于半年。

（十二）宣传国税形象。借助《杭州通讯》与《杭州政报》平台，通过组照报道的形式，宣传杭州国税形象。

（十三）规范信息公开。按照总局对税收宣传及信息的要求，制定税收宣传的规范及信息公开（含依申请公开）的办法，明确信息公开流程、内容、范围、途径，严格信息公开口径。

三、精心组织，确保宣传活动取得实效

（一）要加强领导。各单位要高度重视税收宣传工作，切实加强组织领导，认真制定税收宣传计划，落实税收宣传活动项目和经费。各级领导要亲自过问，牵头部门要协调组织，广大干部要积极参与，确保税收宣传活动取得实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