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重性范文10篇

双重性范文篇1

信贷配给是信贷市场存在的一种典型现象,信贷配给理论是新凯恩斯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被认为“或许可与凯恩斯主义的有效需求原理相提并论”(傅殷才,1993)。现代信贷配给理论评述信贷配给是指贷款人基于风险与利润的考查不是完全依靠利率机制而往往附加各种贷款条件,通过配给的方式来实现信贷交易的达成。它表现为两种情况:（1）在对借款人信用评级基础上,一部分申请人可以得到贷款而另一部分则被拒绝,即使是后者愿意支付更高的利率也得不到贷款；（2）借款申请人的借款要求只能得到部分的满足。新古典经济学理论认为,信贷市场仅仅是利率机制在起作用,利率灵活的变动能够自动地调节信贷市场的供求关系,使信贷市场趋于均衡,而信贷配给仅是由于外部振动所引起的一种暂时的非均衡现象。下面我们介绍两种对信贷配给有不同看法的理论，用来说明我国信贷配给的双重特点。

20世纪70年代初期，麦金农和肖通过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压抑和金融深化模型（以下简称M-S模型），说明了发展中国家存在的严重金融抑制是制约储蓄积累和经济发展主要障碍，概括地说，M-S模型明确了凯恩斯主义低利率刺激投资的政策模式在发展中国家的不适用性：即有管理的低利率必然会要求在有管理的信贷市场上进行信贷配给（CreditRationing）,而信贷配给将使低效率的投资获得廉价的贷款，从而阻碍了经济增长。

麦金农和肖的理论认为，金融体系在国家控制下以配给的方式供应信贷，能获得信贷的多为享有特权的国营企业以及与官方金融机构有特殊关系的私营企业，而大多数的中小企业得不到金融机构的信贷支持，金融机构出现大量存贷差。但这些借款者的投资并不总是获得较好的效益。因此，信贷配给政策可能挤掉一些高效益投资项目，从而导致资金使用效率下降。

而对信贷配给现象作出更深入研究是斯蒂格利茨和韦兹。1981年，以斯蒂格利茨和魏斯为代表的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从不完全信息市场的角度提出了“金融约束论”。他们认为金融深化论的假定前提为瓦尔拉均衡的市场条件，这在现实中难以成立。在斯蒂格利茨和魏斯的理论（以下简称S-W模型）中，论证了由于信贷市场上借款人在项目的风险收益水平及资金实际使用方面掌握着比银行更多的信息,因此,信贷市场上的信息必然是不对称的,由此而产生的“人为”的风险——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也就使得银行业无法完成对自身信贷资产的全部有效控制,信贷风险由此产生。信贷配给的出现,与利率的刺激效应和逆向效应有关。从信息不完全发生时期看,事前信息不完全是信贷交易发生前银行缺乏辨别顾客风险状况的充分信息,这时,如果银行在基础利率上增添“风险补偿费”使利率上浮,风险较大的借款人愿意接受贷款而不可能拖欠,比较安全的借款人往往放弃借款申请,这就是“逆向效应”；事后的信息不完全是由于监督成本高昂使得银行难以获得信贷资金实际使用情况的充分信息,接受较高利率的顾客在获得贷款后,必然追逐高风险项目,这就是“刺激效应”(即道德风险效应)。由于利率双重效应的存在,贷款利率的上升将促使信贷资产风险的增加和配置效率恶化。因此,银行应采用非价格手段来配给资金:当信贷市场上出现信贷需求大于信贷供给时,银行会把利率定在市场均衡利率水平之下,鼓励那些资信度高、只愿意以低利率借款的顾客借款,限制那些资信度低、愿意以高利率借款的借款者,以实现银行利润最大化,改善信贷资金配置效率。

由于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的存在，借贷市场上均衡信贷配给可以实现。S-W模型强调了由于市场微观主体的逆向选择作用，存在着比瓦尔拉均衡更稳定的信贷配给均衡，它使得银行在信贷市场上可以通过利率的甄别机制（ScreeningDevices）来选择贷款对象（避免高风险），实现利润最大化。

二、我国的信贷配给及其两重性

笔者对近几年中国商业银行利率变化和存贷差额数据进行统计并观察，发现有以下两个变化：从1996年起到2002年，央行八次下调存、贷款利率，其中一年期存款利率从1996年的9.18%下降到2002年的1.98%，一年期贷款利率从1996年的10.98%下降到2002年的5.31%；我国金融机构信贷收支持续7年出现存差，而且存贷差额呈递增趋势，从1996年的7439亿元增加到2002年的43585亿元。这两种变化完全符合麦金农和肖M-S模型中的信贷配给特征，说明在我国信贷配给现象确实存在。但笔者认为我国信贷配给的形成原因有两重性，兼具M-S模型和S-W模型所提出的信贷配给的成因，下面我们对此进行详细分析：

本文所指的信贷配给双重性的第一层意思是指：政府努力动员金融资源向有特权阶层的企业配给资金的麦金农和肖式的“政府主导型”信贷配给，很显然，第一层信贷配给是一种计划经济体制行为。

这一点可以从我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资金构成上看出，笔者首先把全国的企业类型分为两大类：国有经济和非国有经济（其中包括集体经济、个体经济、联营经济、外商投资经济、港澳台投资经济、股份制经济和其他经济），然后把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金额中的信贷又细分为国有经济和非国有经济信贷额，这样计算1996年到2002年7年间的数据，我们发现从1996年到2002年国内贷款总额增长了将近2倍，但国有经济和非国有经济从中获得贷款额比例很不均衡，虽然非国有经济获得贷款的比重在加大，但一直到2002年，国有经济从国内贷款中还获得了56.26%的份额，仍然占到一半。而且国有经济贷款中有相当一部分是政府通过银行转贷给对国企的预算内资金。

我国信贷配给第一个特性形成的原因在于：（1）我国的金融体制依附并服务于经济体制，在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条件下，政府必须要优先考虑对国有经济的扶持与发展，在国有经济尤其是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部门出现困难时，政府通过金融和财政加大对其的投资力度也就不足为奇了。（2）计划经济体制下国企不光担负经济任务还有许多社会功能：国企必须对地方经济增长，雇员和退伍军人安置等问题负责，同时履行许多“政治任务”。经济转型时期的国企改革就是要企业甩掉这些“包袱”，轻装上阵，其中包括：下岗分流冗员，医疗、住房等福利费用的削减等等。那么这部分改革成本在国家出于安定团结的政治目的，要由政府承担。另一方面，现代化企业的建立要求他们随时加大固定资产投资和技术改造的投入，但在国企效益好转有盈余资金支付这些开支前，政府作为他们的所有者，肯定要从资金上加以支持。两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是：在财政无力负担或“赤字”财政亦无成效的情况下，国家必然转而求助于金融体系，即对国有经济进行信贷扶持。

我国信贷配给双重性的第二层意思是指斯蒂格利茨等提出的“市场主体型”信贷配给，它体现的是发展中国家有组织的金融市场上微观主体行为的增强。这一点可从我国近年来金融机构存差日益扩大，银行“惜贷”看出，说明我国商业银行尤其是国有商业银行在选择授信对象过程中的主体性在加强。但是从数据分析中可以看出，我国金融机构主体行为增强主要表现在：对非国有经济信贷不足，中小企业融资困难。

第二个特性形成的原因是：（1）近年中国金融改革步伐加大，尤其是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纷纷大幅削减人员，精简机构，消化不良债权，为早日上市融资创造条件。这样，在有组织的金融市场上形成了具有一定市场行为的相对独立的主体，它们需要独立核算，自负盈亏，在决定贷款时必须考虑一定的自身利益。（2）民营经济融资信息渠道不畅。这种状况主要表现在银行对申请授信的中小企业既没有充分的时间又没有合适的渠道进行了解，原因有三个方面：一是因为民营经济数量大，情况千差万别，难以达到“完全信息”。中国私营企业共有150万个，占注册登记的工业企业的99%，且分布的行业、地区，自身规模、产品状况等情况十分复杂，这就限制了银行对民营经济的授信；二是有些信息本身就缺乏，无从获得。例如：竞争力、成长性等决定银行授信行为的有关民营经济发展前景的信息，当前对民营经济的评估不仅缺乏，而且信息的确难以获取；三是很多民营经济成立的时间短，其信息的真实性难以甄别，尤其是民营经济的信用度和信用史无法给银行以可靠的保证，使银行对民营经济授信“望而却步”。

三、结论及建议

1．中国国内的金融体制仍然是一种典型的政府主导型体制，正如麦金农等描述的发展中国家的金融抑制那样，这种体制一开始产生就表明它是为了高度集中金融资源，保证政府有效地动员全国金融资源来支持“享有特权”的国有企业而实行的一种“计划分配式”信贷配给制度。直到目前，以国有银行为主体的国内金融体系替国有企业融资的格局不但没有削弱，反而不断加强。这样的金融制度安排如何能够保证国有企业高效益，且实际上能够体现出“集中资源干大事”的效率——对国有企业、国有银行和整个国家都是有益的，但实际情况不令人乐观。

2．目前在我国尽管仍然存在存、贷利率的国家严格管理，但商业银行改革继续推进的结果是：信贷主体开始追求自己效益的最大化。一部分代表现代部门的国有企业及非国有企业，其技术和效益处于领先地位，它们在间接融资过程会得到银行优先考虑；而那些缺乏市场和技术，更缺乏企业家和效率的国有企业，除了政府的强迫干预外，它们从金融机构融资的比例将日益减少。

参考文献：

1．杨咸月，何光辉．金融自由化、金融抑制与信贷配给．上海经济研究，2000，（1）．

2．Joseph．E．StiglitzandAndrewWeiss，（1981），CreditRationinginMarketswithImperfectInformation．AmericanEconomicReview，June，393-410．

双重性范文篇2

【摘要题】现代人物研究

【关键词】傅作义/徐永昌/北平和平解放/绥远起义

【正文】

1949年初，随着三大战役的结束，国共在中国的政治地位开始换位。那些在这个过程中成为“贰臣”的人们，构成了一个特殊的政治群体。所谓特殊，指这个群体在政治与情感上，自觉或不自觉地游离于两党之间，对于国共两方或多或少都有些若即若离。这是一种仅仅发生于过渡时期的现象。可以肯定的是，在两个生死相搏的敌对政权之间游离，无论从哪个意义上讲都是不能被接受的，因此不管当时还是后来，这都是一个被极力遮掩的问题。迄今，人们所看到的这个群体，大都是经过包装之后的面貌。

在这个成因各异的群体当中，傅作义与他人相较具有一个明显的区别，即其反正过程并非一步到位，而是分为北平和绥远两个部分，两次完成。北平的和平移交，傅作义靠向了共产党，但由于绥远尚未易帜，因此又很难说傅完全脱离了国民党。这种横跨两边、双色参半的畸形状态，造成傅作义在一段时间内其最终的政治身份至少在现象上并未完全明确，而是具有一种事实上的双重身份。傅作义的这种双重身份为其双重性格的展示提供了足够的条件。这样，在这个特殊的政治群体当中，傅作义具有相当的代表性。①

一

1949年1月21日上午，傅作义在北平中南海宣布与中共达成和平协议。这一天也是宣布引退的日子。蒋在总统任上所做的最后几项安排，除任命汤恩伯为京沪杭警备总司令等等之外，一项私下安排是，派遣国防部长徐永昌前往北平，对傅作义做最后的争取。

徐永昌与傅作义早年均为阎锡山旧部，曾同为阎部“四大军长”，②二人私谊甚深。1948年12月22日，徐出任孙科内阁国防部长。徐在军界从来不是实力人物，为何由他出掌此职？对此，12月27日，中共中央军委致电，认为“以徐永昌为国防部长，鼓励傅阎对我抵抗”。③这就是说，中共判断蒋的着眼点是，利用徐与傅作义、阎锡山的历史关系以便操控该两部。总之，在那个大厦将倾的年代，徐永昌扮演了一个不大不小的支撑残局的角色。

中共上述判断不久被证实。1949年1月21日，徐永昌记载：“早蒋先生电召，属去平一行。”徐于午后2时40分飞抵北平东单机场，随即至中南海居仁堂与傅作义、邓宝珊会晤，“传达蒋先生之意旨：(一)谋和希望与中央一致。(二)希望宜生(傅作义字宜生——引者注)南来。(三)大量运出精锐部队。且云如能给时间有限度运出军队，可和平交出北平”。蒋之意见并不要求傅死守北平，但以运出精锐部队为和平移交的条件，要求傅南走，易地再战。

对于蒋的三点意见，傅一一作答。徐记载：“宜生对第一项原亦拟如此，但限于环境，已由宝珊等出城谈判，军队原建制、原番(号)开出，到指定地点，其高级官长去留听便。唯先须参加政工人员，此层为宜生所拒绝，正续商中。”从徐的记载看，傅始终未披露已经与中共签订协议，只是披露和谈已经开始，并在和谈中拒绝中共向其部队派政工人员。④徐又记：“对第二项，宜生初意去绥，谓尚有步兵四师、骑兵三旅，仍可整顿，效力国家。”傅对绥远问题是怎样考虑的，暂且不论，但可以肯定的是，北平移交之后，绥远便是傅之最高利益所在，因此傅的计划是西去而非南走。徐记载：“经余述蒋先生之意，以南方必须有几个忠贞负望之军官，方可撑持。宜生至此遂允俟部署竣事，即去作总统一随员。”显然，这是敷衍。关于第三项“大量运出精锐部队”，傅表示“现正扩修机场，但恐无多大效果”。就是说蒋的该项要求难以执行。

综上所述，傅的三点答复没有一项是明确的、肯定的。

在会晤时，邓宝珊说：“我们是失败了，但是消灭共党者必是另起来的人。”这是一句很不服气的话。在徐看来最具实质意义的，是傅所说“他的二十万人不能动”。因为，如果傅的20万人继续存在，事实上将对中共形成牵制。

徐与傅的会晤仅两个半小时，然而在此期间蒋已引退。当徐于是晚9时20分风尘仆仆返抵南京后，“闻蒋先生已于午后四十(时)离京飞杭，惘然久之”。⑤由于蒋已出走，1月22日，徐永昌专书一函向蒋呈报傅的三点答复，并判断傅作义主要目的是：“在一时保留部队愈多，拖住对方之监视部队愈众，其所以虚与委蛇者，亦即在此。”⑥拖住中共大批监视部队，意即牵制中共南下，这是徐的判断。

傅作义既已与中共达成和平协议，便不可能再接受蒋的安排。问题在于：拒绝与蒋合作，并不意味着傅将无条件与中共合作。在北平移交问题上，傅有着自己的考虑。

1月22日，傅部开始撤离北平，和平协议按约生效。是日傍晚，傅通过国民党中央社文告，公布了北平和平协议部分条款，表示和平之举的动因在于：“为迅速缩短战争，获致人民公议的和平，保全工商业基础与文物古迹，使国家元气不再受损伤，以期促成全国彻底和平之早日实现。”⑦和平协议正文加附件共22条，傅只公布13条，基本限于与民众生产、生活以及文物、外侨等有关之条文。

文告中除个别词句的顺序略有调整外，就是和平协议的原文。实际上，傅抢在中共之前，单方面有选择地公布协议，就是要抢先造成北平和平以他为主的舆论。傅以和平协议的原文文告，其巧妙之处在于既将自己接受和平的动因，完全归结于出自公众利益的考虑，同时又使中共无话可说。这篇文告的意图就是自抬身价，造成在即将与中共的合作中有资格谈条件。此举回避了一个核心问题——战败。

傅作义的确与中共谈起了条件。首先是军队改编问题。和平协议规定对傅部实行整编，然而对于整编的核心问题并未作出具体规定，即以什么单位整编。陶铸在作整编报告时说：“原提的方案一是：剿总取消，兵团、军师依然存在，像曾泽生部一样原封不动；二是打滥(乱)合编。”⑧原封不动即傅的方案，与其对徐永昌所说“他的二十万人不能动”是一致的。

傅的方案未被中共接受。1月26日，、、聂荣臻致电军委：“邓宝珊试探我们对于改编的办法。他说，以民主方式改造部队很好。我们则含糊答复官兵皆应学习政治。估计今后全部问题是改编的方式问题。”所以含糊，就是不向对方交底。1月27日，林、罗、聂就傅部改编问题向军委建议：“我们须坚持军官集中受训，部队分散与我合编的原则。但在开始二十天切勿泄露此意见。”“对军官个人则专门拉拢与优待，对部队则须坚持革命性质的改编原则……并准备届时如有反抗即行武力解决。”当日，军委复电：“完全同意你们对待出城部队的根本方针及在开始二十天内所采取的宣传解释拉拢分化等政策。”⑨所谓“开始二十天切勿泄露”，就是说中共最初没有向傅泄露打散合编的方针。

在傅部出城改编中发生过一些不愉快的事。1月31日，彭真、致电平津前线总前委，报告华北“剿总”副总司令郭宗汾的意见，郭说：“李文原已被说通不走，后因第九十四军出城受到讽刺，官兵愤激，他向傅作义哭诉，同石觉、郑挺锋等先后飞往南京。”⑩可见，改编过程中的小摩擦在所难免。总之，傅原本指望“他的二十万人不能动”，结果在很短时间内被迅速分解融化。傅失算了。

傅的另一失算在政治。1948年12月10日，傅首次与中共接洽和谈时，所提条件之一即“参加联合政府，军队归联合政府指挥”。(11)联合政府本来是中共的口号，目的在于打破国民党一党训政制。现在，傅接过这一口号反过来向中共提出，就是反制中共以求得与中共分权。

早些时候，曾有美国记者在香港就美国国务院政策放风，宣称要在新的联合政府中造成有效的反对派，以抵抗中共力量，以此方式分化中共统一战线，竭力支持联合政府中之非共产分子。这个消息引起的注意，1948年12月初，毛批示：“此种阴谋必须立即开始注意，不要使美帝阴谋在新政协及联合政府中得逞。”(12)这就是说，还在傅提出这个问题之前，毛已经对此产生警觉了。

1949年1月13日，邓宝珊在与等人的谈判中，又一次转达了傅作义关于联合政府的主张。(13)最后，北平和平协议中有这样的规定：“双方派员成立联合办事机构，处理有关军政事宜。”并且，企业、银行、学校等等，听候“联合办事机构处理”。这些规定同样引起毛的警觉，还在协议签订之前，毛于1月15日致电等，指出：“北平城内成立联合机构一点，似乎仍有和我分享政权之意。”(14)

由于反复提示这个问题，1月29日，北平联合办事处召开筹备会议，中共代表直截了当地对傅方代表郭宗汾说：“此机构是在前线司令部指挥下的工作机关，不是政权机关。”为此，叶建议将该机构名称定为“北平联合接交办事处”。(15)加上接交二字，这就从形式上和性质上否定了任何分权的企图。

综上所述，傅在军队改编和政治机构问题上的两点考虑，均未能如愿实现。

二

傅作义既然是带着自己的打算与中共合作，必然持有自己的政治立场。1月29日，、、聂荣臻致电中央，认为“傅在政治上直到现在并未向我靠拢，他主观上亦不愿向我靠拢，始终站在南京立场”。(16)“南京立场”即李宗仁的与中共分治的立场。31日，林、罗、聂再电中央：“傅对南京李、白和谈则甚表积极，几次表示愿作桥梁。”(17)林、罗、聂认为傅“站在南京立场”的判断在南京得到证实。

1月24日，徐永昌记载：“接傅宜生梗电，大致通知先与中共军协调停战，实施和平。谓自津陷落后，北平战局即万分困难，士气民心消沉浮动，迫不得已，于养日上午十时，双(方)订定军队保持原建制、原番号一个月后实行整编。在此期间成立联合办事机构，希望中央全面和平早日实现云云。”(18)这些基本上就是北平和平协议的内容。需要说明的是，傅是通过国民党中央社公布协议的，南京方面本已获悉，傅所以还要专电通知徐，并非多余，实际上就是要保持与南京政府的关系。

1月25日，徐永昌遇孙科，孙告诉他，“昨晚电宜生，属其洽商共方，此间拟派一代表赴平。傅即答，要派即派来，可不必先洽，免转生周折”。(19)南京政府的和谈以李宗仁为主，傅深知李与孙科的隔阂，因而对孙科来电不予理睬。但孙科此举证明，南京方面的确有人将傅视为与中共接洽的桥梁。

1月26日，李宗仁在总统府召集政务会议，商讨与中共和谈一事。关于南京政府代表团的人选，邵力子、张治中建议“加派莫柳枕及傅宜生、邓宝珊为代表”，徐永昌反对道：“傅似不宜，以其立场不应尔，彼恐亦决不愿就也。”(20)傅后来未被列入代表团，但邵、张二人的提名则表明，南京方面的确有人仍将傅视为南京政府的一员。

傅作义既然保持自己的立场，必然保持自己的意图。1月31日，林、罗、聂致电中央，称傅作义“利用报纸大宣传他之和平保全北平的功绩，并誉之为万众生佛。总之，他极力在收买人心，制造政治资本，想在联合政府中仍能插一脚(其亲信已有此表示)”。(21)为攻破傅之意图，中共采取了两项措施。其一，公布由亲笔撰写，以林、罗名义致傅的公函，亦称通牒。(22)2月1日，即中共接管北平的第二天，《人民日报》头版发表该公函，其中提到：“贵将军身为战争罪犯，如果尚欲获得人民谅解，减轻由战犯身份所应得之罪责，即应在此最后时机，遵照本军指示，以求自赎。”第二项措施是，配合该公函的发表，新华社于同日发表《北平问题和平解决的基本原因》，该文同样为毛针对傅的那篇文告而撰。如前所述，傅之文告所引用的是北平和平协议原文，然而这一招未能捆住毛的手脚。针对傅所造成的主动议和的视听错觉，毫不含糊地指出：傅之议和缘于“战败了，一切希望都没有了”。对此，毛这样阐述：“为什么天津不肯这样做呢？难道天津的‘工业商业基础与文物古迹’不应当保全吗？难道天津的‘国家元气’应当受损伤吗？为什么一月二十二日应当‘促成全国彻底和平之早日实现’，而在一月十三日就不应当，而令天津的和平解决不能实现呢？基本的原因是傅作义将军还想打一打。天津打败了……北平孤立了，毫无希望了，决心走第二条路，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可能性从此产生。”最后，毛极为严厉而又留有余地地写道：“不管傅作义过去如何反动透顶，华北人民如何恨之入骨，这件事总算是做得对的。只要他以后向有利于人民事业的方面走，愿意向人民低头……人民解放军就有理由向人民说明，赦免他的战犯罪。”(23)

毛对傅作义文告的严厉批驳，实际上就是对北平和平协议某些内容的严厉批驳。只有如此，才能抽去傅之立场赖以存在的依据。随着林、罗公函和新华社文章的发表，傅被置于战犯、战败、以求自赎的地位，其“万众生佛”的地位被攻破。

林、罗公函的发表，引起傅作义强烈反应。2月4日，林、罗、聂致电中央，提到傅“对我方的通牒内容表示不满，颇有气愤之慨”。林等建议：“为了争取便宜的合算的解决太原、绥远及其他地区的敌人，我们意见，在过去业已很正确地而且很适时地在政治上(宣布战犯名单、发出通牒)军事上(歼灭了天津、张家口、新保安等处之敌)打击了傅作义之后，目前则应采取以拉为主，以斗为次的方针。”林等认为：“以敌我现有之情况，我军有绝对把握做到所向披靡、无坚不摧，凭战争解决问题……但如能争取某些地方像北平式的解决问题，则较之使用战争便宜合算得多。”

上述意见与的策略思想是相通的。2月5日毛复电：“依整个形势看，武汉、京、沪、长沙、南昌、杭州、福州、广州均有按照北平方式解决的可能……因此争取傅作义站在我们方面有十分必要。”(24)这样，在对傅“打”过之后，确立了以“拉”为主的方针。不过，至少在当时，拉傅并未奏效。

2月4日，徐永昌记载：“杨慎五处长来，述前几天宜生电其向外交部要一护照准备出国未果，询中央对其是否不好。”傅作义忽于此刻向南京政府申领护照出国，正是对中共发表公函的“气愤之慨”的反应。徐永昌不明其中原因，表示南京政府对傅“无所谓好不好，先要问何以不向上级报告所以即要出国有是理否”。傅要出国的理由徐未弄明白，然而傅要出走的意思徐则明白了。为此，徐指示杨慎五转告傅：“莫善于先回绥远。”徐的这个意见看来被傅接受了。2月15日，杨慎五见徐，“杨出宜生致彼电，要求留绥飞机勿返京，俾彼有机会离平”。(25)这就是说，傅要求由他掌握一架飞机，伺机逃离北平。

2月22—24日，傅作义、邓宝珊与颜惠庆、邵力子、章士钊等前往西柏坡。通常的说法是，毛与傅相见愉快，前嫌尽释。27日邵力子返回南京，翌日徐永昌看望邵，邵“述傅宜生甚苦闷，一则以外间对之多有不谅解；一则以为他若一走固然落得清静，但就有若干人受苦”。(26)傅的意思是，他若离平，其部属将失去庇护。总之，傅的状态是“甚苦闷”。

接下来不无戏剧性的一幕发生了。3月24日傅作义密电杨慎五：“杨慎五可亲送徐部长。请派王蔚梧乘机无论如何于明敬日先到绥，以便研究后日如何赴绥，万勿迟误，并须绝对秘密。”傅将其逃离北平的时间安排在26日，然而3月26日南京方面却收到傅这样一份来电：“杨慎五亲转徐部长……承派机来接，至深感佩。因毛来平，著陆场附近共军较多，故此间机场已不能降落。以后另找好著陆场，再行请派。”(27)原来，就在3月25日，率中共中央机关由西柏坡迁至北平，并于当日下午在北平西苑机场阅兵。这就是说，毛的忽然到来，并恰恰选择在机场阅兵，无意中打断了傅的逃离计划。

逃离行动失败，傅作义相当敏捷地回过头来，再一次不无戏剧性地做出另一政治反应。早在2月3日，毛致电等，指出傅作义“不应当搞什么中间路线，应和我们靠拢，不要发表不三不四的通电，应发表站在人民方面即我们方面说话的通电”。(28)毛所期待的这个通电傅迟迟未发表，甚至2月下旬与毛在西柏坡进行了那次据说是甚为愉快的会见之后仍未发表。然而4月1日，也就是逃离计划失败后的第五天，傅向全国发表通电表示：“我们的部队在乡村是给大地主看家，在城市是替特权、豪门、贪官、污吏保镖”，“今后愿拥护中共的领导，实行新民主主义。”(29)在毛期待近两个月后，傅发表了这个向中共靠拢的通电。

由逃离北平到靠拢中共，数日之间傅的行为反差如此悬殊，徐永昌迷惑了。4月4日，徐永昌日记记载：“闻李德邻私人代表黄启汉明日返平。晚饭后诣李德邻，请其令便人一询前日共方宣称之傅作义电(申述政府之不善与共之善，且悔其觉悟迟)，是否究为宜生自拟。”(30)此事的查询不见结果。不久，中共打过长江，傅与广州政府的直接联系基本中断。

三

傅作义部在北平接受改编之后，傅所辖之绥远董其武部是否同样采取改编方式？在这里，中共遇到一个不大不小的难题。1月23日，致电等：“绥远方面我只有姚喆八纵不到一万人，战力很弱，而傅、邓两部则有三万人以上。目前只好暂维现状，谈不上军队改编。”(31)

正当毛提出暂维现状之际，1月25日，邓宝珊转告等：“傅作义的意见，绥远部队不采取北平式的接收，可以采取执行中共的政策(换旗)。”(32)不难看出，毛的暂维现状与傅的换旗有一定的相通之处，双方的立场很快接近。2月12日，毛致电林、罗、聂，提出：“如能用谈判方法要董(其武)部退入后套让出(归)绥包(头)，以利铁路运输则为最好……或者包头属彼，归绥属我，中间划一界线。但如傅、邓以部队地盘太小给养无着为由，要求保有归绥，我方亦可暂时让步。”(33)

2月下旬傅、邓前往西柏坡会见毛，中共提出：“归绥希望他们交出。他们则希望保留归绥。”(34)归绥与包头为绥远的两个主要城市，为此中共提出各占一个，但后来归、包两市均划入傅方。尽管如此，“绥远方式”的核心则由此产生，此即划界。划界较之傅原拟的换旗更为宽松，旗亦不换。

3月23日，双方成立“绥远问题协商委员会”。4月1日，傅方提出《绥远问题协议草案》，其第一条为：“绥远问题以暂维现状为原则……逐渐成为联合政府组成之一部分。”(35)把绥远问题与联合政府联系起来。这个问题是怎样商讨的，迄无披露，不过双方于6月正式签署的协议中并无此条。这一点至少说明，绥远问题与政治挂钩的拟议未被中共采纳。正式协议主要是有关划界的技术性内容。

不料，绥远的麻烦亦随划界而至。由于绥远既未解放区化，又未解放军化，中共不便提供财政支持。另一方面，尽管并未换旗，但因傅作义已通电拥护中共，绥远的政治归属事实上处于两可状态，为此，广州政府亦将其军费削减。

4月23日，即中共攻占南京的同一日，行政院长何应钦在杭州召集会议，商讨今后军事方针。在谈到绥远问题时，何说：“绥远军队已受共党接济，现在起即应停发其粮饷用费。”徐永昌说：“绥远军队近来尚对敌作战，今即停其粮饷，似逼其投敌。”最后，顾祝同说：“如此可照三分之一发给。”(36)后来傅作义在给薄一波的一份电报中称：“广州每月发给部队薪饷副食费三十五万银元，主食军粮价十三万六千银元。”(37)这表明，广州政府并未放弃绥远。

由于担心长时间的两可状态导致局面失控，7月14日，傅作义上书，要求绥远“能在最短期间彻底成为解放区、解放军之一部”。在同一上书中，傅特意将其对董其武的若干指示电一并呈毛，其中有这样一些话：“不要受反动派残余力量的引诱，认为反动派还有什么希望”；“要知道反动派所代表的政策，是依靠帝国主义的卖国政策”；“中国反动派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幻想，必然要遭到破灭。”傅抨击蒋、阎等“听从美国帝国主义的指使，封锁海口，滥炸人民”，表示“我半年来的亲身体验，深切感到中共各项政策的正确”。(38)傅将对董其武的这些指示呈毛，就是对毛的政治表态。7月16日接见傅时说：“信写得好，观点正确。”(39)

正当傅担心绥远局势失控之际，广州政府向绥远伸出了手。当年6月，阎锡山出任行政院长兼国防部长，7月27日，行政院通过任命，董其武任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40)其后，董致电广州友人称，与中共方面“采取政治应付之举，其目的是根据指示，想救傅翁返绥，重作领导，以雪受骗之耻。所以政治应付是手段，不是目的”。(41)这是董就绥远政治状态向广州方面所做的解释，意思是只有如此才能救傅。差不多同时，广州还任命孙兰峰、刘万春为第九兵团正副司令官。(42)第九兵团原为廖耀湘兵团番号，将这个主力兵团的番号授予孙，以示对孙的倚重。对绥远军政职权的调整，表明广州对绥远仍具一定的操纵能力。

徐永昌于5月初辞去国防部长，在阎内阁中任行政院政务委员。由于与西北将领的历史关系，徐的主要活动是协调西北各部军事行动。8月1日，徐永昌飞抵绥西河套地区的陕坝，董其武、孙兰峰、刘万春到机场迎接。徐此行的目的是，策动董其武部西撤。徐记载：“饭后董其武来，述其不得已苦衷。盖不稍与共商洽，共若真西来压迫，我军难于全师退至包西。”徐并不同董计较与中共划界之事，而是直截了当地提出西撤要求。徐说：“第一，须将本地士兵多之部队即先调至五原以西，留本地士兵少之骑兵等暂驻，绥、包至不易维持时，即全撤临河以西。即是驻可守、退可走。”这是关于西撤步骤的安排。关于西撤的目的，徐说：“第二，即向最不利处设想，敌先攻汉中及广州而占领之，并向四川压迫，发生政治变化，此时中央在大陆据守桂、黔、滇，敌必分兵谋肃。西北到时马鸿逵或个人出走，但马步芳必仍拒战到最后，绥军尽可适时加入助马。”

关于绥军西撤之后的前景，徐继而饶舌道：“第三，彼共党亦人也，彼尝诩其二万五千里长征，吾人如亦人也，三万里何妨。”徐甚至为董部出走描绘了一幅广阔的路线图，他说：“助马不利时，可青、可川、可滇、可印，比时吾将为诸君办外交。”“可印”指退至印度。最后，徐鼓励董：“吾人必能复国，且必较戴高乐之有法国胜几倍。”交谈中徐得到一条重要消息：“其武曾述到宜生可能得便归来。”董所以向徐披露此一消息，意思是绥军的走向要由傅决定。徐当即表示：“即使宜生归来亦必走我路线。”(43)

总之，随着广州政府加强利诱，绥远政局至少在现象上复杂起来。

四

8月28日，傅作义、邓宝珊等返回绥远。此行的目的是，结束绥远政治上不明朗的两可状态，完成易帜起义。而徐永昌则于8月22日被广州政府任命为西北指挥所指挥，(44)以加强其协调西北各部的职能。28日徐适值宁夏视察，当即获悉傅返绥消息，是日晚，徐“约崔亚雄来，请其明晨乘送饷飞机往绥远晤宜生……询其今后企图”。(45)迅即展开对傅的摸底。

8月29日，徐与马鸿逵研判傅作义返绥之意，马说：“传宜生之归，必系受指导，收拾西北，即各盟旗亦必响应之，西北大势已去。”(46)预卜不祥。8月30日，派往绥远的崔亚雄致电徐：“孙兰峰、刘万春皆言，傅宜生亟拟晤徐部长。”(47)这似乎又是一个积极的信号。31日崔亚雄返回宁夏，随即报告徐：傅作义“对来宾表示，此来只有自我忏悔、自我检讨。询其共方何以令其归来等等皆不答，询之从者亦然”。(48)是对国民党还是共产党“忏悔”、“检讨”，我们不得而知，这个滴水不漏、莫测高深的表态，等于没有表态。崔亚雄未能摸到傅的底。

傅作义惟一的明确表态是，向徐永昌发出了会晤邀请。傅专书一函致徐：“亚雄兄来绥，拜读手翰，渥蒙关垂，感篆良深。弟离平后，正在自我忏悔，自我检讨，极愿与兄晤谈，藉倾款曲……俟弟将包头环境布置妥当后，再当奉邀莅止，畅聆教益。”(49)

傅函看上去只是表达了与徐会晤的愿望，其实是一个不露痕迹的两手安排。傅所称“布置妥当”，实际上就是指绥远起义，傅所以并不邀徐即往，就是要留出时间开展动员，避免徐之早到而破坏起义。那么，起义布置妥当之后，为何仍然邀徐会晤？因为傅要“藉倾款曲”。这个两手安排的意思就是，一方面造成起义不可逆转，另一方面又留出与徐会晤的时间，从而对徐，实际上是对蒋，做一个最后的政治交待。

9月1日，徐永昌、马鸿逵飞抵重庆见蒋。2日，蒋指示徐到广州“将绥远事向大家讨论一下”。3日，蒋对徐说：“关于傅宜生归绥事件，望与李、阎商定取如何态度，及是否仍照常发饷等事。”(50)此时蒋提出是否照常发饷，表明蒋对傅之归来不甚乐观。

9月3日徐飞抵广州，随即向李宗仁报告绥远问题，李明确表示“必争取宜生”，并说他已“径电宜生约会”。李“径电”傅，表明李之急切。4日白崇禧见徐，“对宜生亦同李代总统，主争取”。6日，李宗仁再次指示徐：“必争取傅宜生。”(51)这样，广州方面明确了争取傅的主张。

9月7日，徐再飞重庆。在对傅作义的判断上，几位高层人士并未形成统一意见。徐记载：“蒋先生对宜生之率部归来不存奢望，余亦然。李、阎则否。”(52)这就是说，在能否争取傅的问题上，、徐永昌与李宗仁、阎锡山持两种看法。

傅作义此次离平返绥，中共方面有人担心傅是否会跑掉。对主管绥远工作的华北局书记薄一波说：“北平和平解放，傅作义交出二三十万人，立了大功，我们对绥远不能出兵，一出兵就输了理……现在把领导责任放在傅肩上，这样我们就主动了。傅作义哪里会跑！就是跑掉了，又怎么样！”(53)在这里，毛把什么是被动、什么是主动讲清楚了。毛所以料定傅不会跑，因为此时国共战局已经并将继续发生重大变化。就在8月初，程潜、陈明仁举行长沙起义，广州政府正在失去湖南这道最后的屏障。大局如此，傅“哪里会跑”。

傅返绥后，陆续将其工作情况上报北平。9月4日薄一波与聂荣臻致电傅：“认为兄在绥远所取态度及步骤是正确的。”同时指出：“打破蒋(介石)、李(宗仁)、阎(锡山)、徐(永昌)阴谋及扣压一批最反动的特务尤为必要。”(54)9月11日，傅致电薄一波、聂荣臻，表示绥远起义“通电日内即可发出”，“军政干部对中共领导及人民政府各项政策，均表拥护，尤其对敬仰崇拜之热忱，出乎一般意想之外”。(55)起义的筹备进展顺利。

薄一波记载：“9月14日，又以我和聂荣臻同志的名义写信给周北峰，通知傅作义、邓宝珊和周北峰于9月20日至24日之间到北平参加政治协商会议。”(56)这个通知意味着傅留在绥远的时间不多了。也就是在此之际，傅作义对于邀徐会晤一事由拖延变为急促起来。徐永昌日记9月15日载：“连日孙兰峰转宜生电速余诣绥。”所以催徐启程，因为政协会议即将于9月21日召开，绥远起义必须于此前举行。然而绥远起义又不能于徐到来之前举行，因为一旦易帜，绥远即与广州政府决裂，这样，徐将不宜再赴绥远。因此傅与徐会晤的时间，只能安排在绥远起义和政协会议之间。不难看出，这个缝隙就要合拢。

五

9月17日下午1时，徐永昌、马鸿宾一行飞抵包头，(57)傅作义、邓宝珊、董其武、孙兰峰等机场迎候。徐记载：“午饭饭后与宜生畅谈。余谓今年一月间，若听余言来绥，何至在平受数月闷气。”徐首先与傅谈闷气，也就是首先挑逗傅的情绪。此招果然奏效，“谈话间宜生突发议论，以为凡做首领的皆非好人，好人就做不了首领。并及共产党首领尤其没有好人，他们最专治，不令任何人有自由。过去若干倾心于共党者渐有觉悟”。顺着觉悟这个话题，傅接着发表议论，徐记载：“渠之长女在乎津亦是有名的作家，在共方每延誉，渠在家里则嫌其不前进。渠语女，以对汝只有义务并不要权利，以后各行其是，某纵然死去，亦不要你收埋。”傅之长女即傅冬菊，中共地下党员。

以上所言无非是些气话，徐傅二人远道相会当然不是为解闷气，不过解解闷气，二人也就有了沟通的基础。晚饭后二人再谈，傅“颇询国军能否守住广州，美援为何”。傅并建言：“若能努力轰炸解放区各大城市的电力厂，则一切大小工业停顿，必能使全体工人发生反共作用。强似无目的滥炸，徒生人民反感多矣。”(58)

不难看出，傅的话题已由气话转入实质问题。傅提出广州能否守住和美援两个问题，其实是一个问题，美援的程度决定广州能否守住。这是傅在摸对方的底，揣测广州的气数是否将尽。傅献上了一个颇为厉害的轰炸电厂之策，但并未亮出自己的底牌，即绥军与其个人的去向。而徐主要是听，也不急于表明意见。头一天的谈话二人都是在观察对方。

9月18日，徐记载：“早间张庆恩来，转来蒋先生致宜生电，略云二十五年西安事变后，余若不听共匪甘言爱国抗日对外等等，国家不致受了其后的大祸，所以宜生切勿再受共党险恶的欺骗云云。”如前所述，蒋对于傅之返绥“不存奢望”，徐亦然，蒋电的到来无非是尽力争取。但既然蒋有意争取，徐永昌此行的任务也就明确起来，即策反傅作义。

傅作义并不看重蒋电，因为蒋电不能解决实质问题。在18日的谈话中，傅再度向徐提出美援问题，徐答：“很有希望。”仅此一句敷衍而空泛的答复，实际上说明了美援并无多大希望。于是傅将话题扯开，说道：“美国人帮我们一分，必宣扬成十分，苏联帮中共总在暗处努力。如现在中共好的炮射手，都是俄国人，彼等不但穿中国衣服，并且也不进城，不似美国人，每须为之开辟跳舞场。”徐答，“有无阴谋亦即在此。”不过，有无阴谋并不能说明美援有无希望。此后，傅再也不提广州能否守住一类话题，因为他对美援的情况已经心中有数。

接下来傅作义提出一个全局性问题：“美苏战争看来亦不会远。”所谓美苏战争就是第三次世界大战，这个问题的内涵在于，它一直被国民党视为挽回败局的契机。既然傅有此判断，沉闷的对话开始活跃起来。徐说：“所以吾人无论现在军事如何失败，但正在改进，以待国际情势之好转。”在这个虚构的情势好转的基础上，徐继而要求：“在我看绥远仍须走我从前对董其武所说的路线，蒋先生许以川北为绥军根据地，并指挥西北各军。能开川、陕、甘边界固好，即先开河西，亦令西北各军悉受节制。”

至此，徐明确提出对绥军和傅的要求，徐首先亮出了此行的底牌。然而，话题一旦涉及绥军西走这个实质问题，傅便不再跟进，冷漠地回答：“绥军开不动，也不能指挥他人。”这就是说，尽管傅判断美苏战争不会太远，但在战争发生前，傅并不会轻易上钩，再度与蒋捆在一起，而是特意与蒋之间留出一定的距离。

就在徐傅交谈之间，绥远起义通电的签字仪式于18日上午举行。徐当即得知：“此间旅长以上十之九均已签名拥护傅宜生二月(按：应为一月)间和平主张，诋毁政府，赞成共党之宣言，一俟全体签名，即行发表……此其内心趋向可知矣。”(59)根据签字仪式的举行，徐永昌判断已经探到傅的“内心趋向”。其实，徐远未探到傅那个深不可测的底。

9月19日是徐在绥远的最后一天，傅作义特意安排在此一刻向徐最终亮出了全部底牌。徐记载：“九时许宜生来，谓此地不能谈话，乃偕过渠处。”此前的谈话均在徐处，这一回所以变更地点，因为这将是傅真正的交底。易地之后，傅“秘谓：今日绥军‘守’力量不够，‘攻’势更不济，‘走’官有二万眷属，毫无安置。尤其大部分士兵为绥远人，一时难于开动。自己一人南去无用，亦复无聊。即使蒋先生叫我指挥别人军队，人家对我亦无信心。所以现在必须与共党联合，以求生存”。

徐永昌前一日提出绥军西撤并由傅节制西北各军，被傅拒之，但傅当时未说明理由，以上关于“守”、“攻”、“走”的结论，就是对徐的解释。然而问题的核心并不在此，而在“与共党联合，以求生存”。生存的意图何在，这才是傅的底牌。

接下来傅揭开了这个谜底。他说：“经过一个时期的整理军队，以配合人民的支持，假定某一时期中共以兵压迫时，彼时利用官兵心理却可打出去。今日对蒋先生须求有效果的途径，如系维持现状，绝无生存之理。以联共求得时间，而以革命求进展，利用合作农场，半年数月间可增至二十万人。明年三、四月间将为中共最痛苦之时期，其最重要因素仍在经济，中共绝不能成功。简言之，领导人物大多数皆是坏人。等等。最后结论，中共可能失败”，“(渠)要扩展实力，即是将可用干部放入农村。”

傅将中共最痛苦的时期判定为1950年三四月间，这是指中共难以渡过这年的春荒。而利用合作农场，将干部放入农村，此即傅之底牌。傅早年担任绥远省主席时，欣赏梁漱溟等人的乡村建设学说，在绥远推行过教育、生产、武装三位一体的农村制度，即教、养、卫制度。傅所称利用合作农场，就是寓兵于农的意思。傅的计划是，一旦中共遭遇困境，而傅又赢得发展时间，届时便可“打出去”了。这就是“与共党联合，以求生存”的意图。随着这个计划的披露，傅向徐亮出了底。

经过上述解释与交底，最后，傅作义以一段对蒋的感情色彩颇为浓厚的表态作为此番陈述的结束。傅说：“蒋先生权当认错了人，权当傅某力量投了敌，但最后必要发生一个大报答。蒋先生此时尽可宣传傅某之罪恶，只要蒋先生知道傅作义的心。此事做下去可能为中共杀害，但并未希望蒋先生为之昭雪。盼望好友之来如此之切，亦并非要好友为之保证，乃是要一二人知道中华民国胜利因素中仍有傅作义一员。傅作义必有轰轰烈烈之功绩以报国家，以报蒋先生，不然有死而已。”据徐记载，傅“言下痛哭，且谓不想作了如此错事，对不起人”。好友指徐。此番陈述解开了这样一个谜底：绥远起义之际，傅作义为什么一定要留出一个时间差与徐相晤？说到底，就是为自己预留后路，一旦政局生变，有人为其作证。

大概为傅之“痛哭”所感染，徐不无动情地说：“想不到你要走此艰难之途径。”不过徐的话题立即回到其使命上来，徐说：“中共军队南下成功，到某阶段必以余力向绥军压迫与清算，还不如此时带走，总可得两三万劲旅。”(60)然而话题一旦至此，傅又缩了回去，以种种理由推之。这就是说，在对蒋的态度上，傅之所做与其所说，并非表现为零距离。

作为对蒋正式的政治交待，谈话之后，傅向徐递交了一份上蒋呈文。这是傅作义就政治、军事、经济、外交、党建等等问题，向蒋提交的一份全面的献策。呈文分为“(中)共可能失败的条件”、“相持阶段之形成”、“我们的做法”三个部分。关于中共可能失败的条件，傅着重指出中共的几个弱点：“外交孤立”；“经济贫困、食粮发生不足”；“军队前进太快，后方空虚”。关于相持阶段的形成，傅重点建议：“封锁，疲困经济”；“轰炸电厂，以扰其人心”；“沿海交互登陆，以分散敌兵力”；同时建议侧重宣传中共“出卖国家民族”。关于“我们的做法”，这是一个重建国民党的意见，核心是“我们应认识我们已经失败，应重新革命、重新复兴”。(61)

归纳起来，傅对徐的交底以及上蒋呈文，无论从哪个意义上讲，都是一个要做蒋的孤臣孽子的表态。

如前所述，傅作义在7月14日呈的上书中，称蒋、阎卖国，幻想第三次世界大战，封锁海口、滥炸人民，没有希望等等。而在9月19日呈蒋的上书以及与徐永昌的一系列谈话中，则称中共卖国，美苏战争不会远，建议封锁、轰炸电厂，并称中共不能成功等等。将两者联系起来，可以看到一些甚为相近的词句，但问题的对象完全不同。

据王克俊记载，绥远起义通电的签字仪式于9月18日上午举行，(62)但孙兰峰并未签字。董其武与孙兰峰为绥远的两位军政头面人物，董在起义问题上态度鲜明，而孙则不甚明朗，称病住进医院。如果孙不签字，绥远起义便不是圆满的。为此，傅作义抵绥后对孙做了反复的动员。傅说：“共产党是以人民的利益为基础……从北平和平解放到现在，事实证明我们是做对啦！路是走对啦！”(63)可以肯定，傅的劝说是孙最终签字的重要原因，但同样可以肯定，这并非惟一的原因。

孙兰峰对其住院一事有这样的说明：“徐永昌和傅先生见面之后，还表示要同我见面。我为了不使傅先生对我产生怀疑，我决定不和徐永昌见面，就装病住进医院，对外任何人都不见。”(64)总之，不容置疑地将徐拒之。然而不幸，徐永昌披露了与孙的秘密会见。

9月18日下午，徐永昌胃病复发，一度昏迷，一时间来客均不能见。是日，徐在日记中记载了这样一件事：当晚“十一时孙兰峰再来”，“再来”说明孙此前已来过，因徐病未能相晤。此次，孙对徐说：“宜生现在迫其签字，避走不得，并言此时屈从，将来必可对国家发挥力量。”在孙做了这番与傅作义大意相同的陈述之后，徐永昌的表态是“许之”。(65)

这就是说，孙兰峰见过徐永昌，是瞒过了傅作义与董其武。“许之”，指孙参加起义一事得到徐的批准。据王克俊记载：“十九日凌晨，孙兰峰终于在最后的关键时刻，幡然觉悟，给傅先生打来电话，表示愿意参加起义。清晨，傅派我带着通电文件到孙住处让他签字。”(66)上述记载表明，孙所以于19日凌晨“幡然觉悟”，原因是他已于18日深夜得到徐的“许之”。

孙从未做过徐的部属，其行事无须征得徐“许之”，所以多此一举，说到底，就是为自己留条后路。从徐永昌前面的记载看，傅作义邀徐会晤的电文多由孙兰峰经手，而不是董其武，因此孙大体上可以揣摩到傅的此番用意，故而做出了一个与傅大致相同的两手安排。

徐永昌忽病，引起傅作义的不安。19日上午傅与徐深谈之后，对邓宝珊说：“次辰(徐永昌的号)病了，要呆在这里不走。他不走，我们不能起义，不是耽误了我们的大事吗？”可见，傅上午在徐面前“痛哭”之后，中午即设法如何将徐快速送走。董其武记载，傅与邓商定由邓出面见徐，邓故意要求徐留下来领衔起义，徐见不妙决定立即离绥。(67)

邓徐谈话时董并不在场，从徐永昌的记载中没有看到董其武描述的那些话，不过邓的确说了些不甚好听的话。徐记载，邓来后“一再劝余辞职务。并谓你的身体不堪再劳苦下去，政府已不可救药，徒自摧残自己，于事无益”等等。邓同时也说了些解释性的话：“三户亡秦已非其时，奈何。”(68)这是对绥远起义的解释。

结果是，徐永昌于19日下午2时飞离包头，而绥远起义通电则于4时发表。

现在，将9月19日在绥远发生的事串联起来，可以看到这样一个过程：清晨，孙兰峰签字之后，起义通电的签字手续圆满完成；上午，傅与徐深谈，亮出了寓兵于农的底牌，并递交了一份全面献计献策的上蒋呈文，至此，傅完成了对国民党的政治交代；中午，由邓宝珊出面将徐赶走；下午，徐于2时飞离，绥远起义通电于4时发表，至此，傅完成了对共产党的政治交代；当晚，傅、邓等登车启程返回北平。

傅作义一日之内一并完成对国共两方的政治交待，并且整个安排策划周密，对于国共均无破绽。

六

徐永昌的策反之所以未能奏效，从根本上讲是徐始终无法就国共战局的前景说服傅作义。徐、傅二人曾有这样一次对话：“宜生询政府方面对渠之返绥作如何观察。”徐答：“就余个人看法，共党首脑以青军守兰州，胡军在南，马军在北，共军如深入，处于三面受敌……故情急而要君等返绥，以阻挠宁绥军之出击。”在徐看来，中共至少在西北战场处于三面受敌的不利态势。然而对徐的此一判断，“宜生以为非是”。(69)可以说，正因为傅对于国共战局保持了清醒的认识，徐最终无功而返。

绥远之行对于徐永昌来讲，最感意外的莫过于傅的那个寓兵于农的计划。尽管二人相交多年，徐对傅仍然产生了几分异样感觉。分手之后，惊叹不已的徐永昌在当天日记中写道：“宜生今兹作风诚属非常人也，余则不能。”(70)

9月20日徐飞抵重庆，随即见蒋，“将宜生衷曲一一陈之”。对于傅那个瞒天过海的计划，蒋听后“摇首，谓很难成功，一定画虎不成”。10月2日，徐在广州向李宗仁复命，李“对宜生仍寄与希望，并云若干所谓和平分子投共亦佳，可以冲淡共党倾向苏联之心情”。(71)这个自欺欺人的结论，为广州政府策反傅作义的行动画上了句号。

9月22日上午，傅作义回到北平，次日出席政协会议并在大会发言：“作义这次到绥远时，给了我一个‘亲切的’电报，说我这次从北平到绥远，正像他当年西安事变以后从西安回到南京一样。他说，当他回到南京以后，由于一念之差，竟铸成今日危亡之大错，所以要我接受他的教训……但是我坚决拒绝了他。”(72)关于致傅作义的这份电报，迄今，在有关傅作义的著述中仍被广泛引用，显然均出自傅的这个讲话，人们并未亲见。根据徐永昌9月18日日记，蒋电的确提及西安事变，的确对傅有所劝告，但并未称傅之返绥“正像”他当年由西安返南京一样。无论身份还是地位，傅与蒋均不能相等同。“正像”之说无疑为傅之杜撰，意在自抬身价。

傅作义对徐永昌的交底，其核心是“利用合作农场”。对此，傅是否采取过某种方式以求实施？当年主管绥远工作的薄一波记载，傅返回北平后随即向薄建言：后套地区“可耕地为10万顷，而现耕种面积只4万顷，如果政策允许的话，他愿意在此修水利搞合作农场”。薄记载：“我把他的意愿报告党中央，不久，就在傅的意愿的基础上提名他为中央人民政府水利部部长。”(73)毛对此是怎样考虑的不得而知，总之，水利部长的职位把傅留在了北平。

行文至此，一切似乎应该结束了，然而不幸，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政治秘书室主任的师哲，在其晚年的回忆中披露了这样一件事。他写道：“中央人民政府成立，让傅作义担任了水利部部长。约一年后的一天，他找到，给说，他还有多少电台，多少枝枪，存在什么什么地方。”傅作义私藏一批武器电台，证实他对徐永昌所说的那些话并非全是妄言，他的确对中共留了一手。对于傅的这个最后的交待，毛说了这样一句话：“你留着用吧。”(74)

傅与徐的谈话以及上蒋呈文，尽管内容广泛，但傅真正的着眼点是三个：美苏战争不会远；中共难以解决来年的粮食困难；军队前进过快，南下西征之后华北空虚，易被美蒋登陆。如果这些判断能够成立，傅便可以乱中再起。反过来，傅所以最后交出这批私藏武器，同样因为这些事件并未如期发生。傅失算了。如此结局，应验了一年前蒋的判断：“一定画虎不成。”

将本文前面的材料罗列起来，可以看到一些匪夷所思的现象——截然相反的两个傅作义。发生在傅作义身上的这种政治与人格的撕裂，恰恰是改朝换代的历史轮替所派生的那个特殊政治群体——“贰臣”，以及这个群体所特有的政治性格——双重性格。

一般说，这个群体中相当多的一部分人士在其最初一段时间，大都存在这样一个问题：政治与情感的错位。也就是政治上选择了另一方，而其情感或多或少还停留在原来那一方，两者尚未统一。邓宝珊在送走徐永昌时说了一句实话：“寡妇嫁人无痛苦，活人妻嫁人真有痛苦。”(75)改嫁即重新选择，痛苦即情感尚未同步转移。傅作义一面举行绥远起义，一面对徐永昌痛哭，一定程度上就是这种错位的反映。

还在天津战役之前，、聂荣臻于1月8日致电，判断傅所以和谈，“其用意是平津不战以讨好人民；不投降缴械讨好；让出乎津讨好中共”。(76)北平的和平移交，事实上正是一个三面讨好的结局。尔后，在绥远起义过程中，傅作义故伎再施，再次导演了一幕对国共两面讨好的两手交待。

傅作义所以数面讨好，对毛和蒋说两套话，说到底就是为自己可能的再起，留出足够的余地。而傅所以还有再起的打算，实际上就是对中共的政权能否稳固还存有疑虑。

傅作义生于乱世，从一个小派别绥军起家，最后成为国民党一个战略集团的首领。在尔虞我诈的仕途升迁过程中，他看到过太多的群雄起消、世事轮回，他正是以这些旧式军人的世俗经验，来应对国共这一回权力互换的。于是，便发生了两个傅作义这种看似匪夷所思、实则可以梳理的现象。

在七届二中全会上就解决国民党残余势力提出天津、北平、绥远三个方式，这三个方式的直接对象都是傅作义。显然，无论形式还是性质，三者之间都存在着深刻的区别，其本身并不相通。然而有趣的是，傅作义却将看似不相通的三个方式贯通起来，一一领教。此举在解放战争全部过程中，傅作义之外，绝无仅有。从这个意义上讲，傅之反正过程，创造了一个甚为罕见的殊途同归的范例。

本文关于傅作义双重性的研究，并不涉及傅之功过。这个特殊的政治群体的存在与表现，其学术意义在于，它体现了历史的多样性的存在与表现，并且使之更为具体，更为生动。

注释：

①有关傅作义的著述，重点集中于北平和谈，关于傅双重性格的专题研究似尚未见。另外，傅作义曾有写日记的习惯，但日记“已在北平解放时全部付之一炬了”。参见仲文：《关于傅作义的“华北剿总”》，政协全国委员会编：《傅作义生平》，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第347页。因此目前有关傅作义的研究，直接出自傅本人的材料十分有限。

②中原大战阎锡山失败后，1931年张学良将阎部缩编为四个军，由商震、徐永昌、杨爱源、傅作义分任军长，故有四大军长之说。

③《中央军委关于对傅作义的政策问题的电报》，1948年12月27日，北京市档案馆编：《北平和平解放前后》，北京：北京出版社，1988年，第52、53页。

④北平和平协议规定傅部建立解放军制度，建立政治组织，但并未明文规定向傅部派政工人员。

⑤以上均见：《徐永昌日记》，1949年1月21日，台北：中研院近史所编印，1991年。关于徐永昌与傅作义在北平移交之际的此次会晤，一些重要的历史著作均不见记载。从徐的记载看，得知或参与谈话的至少有五人，即徐、傅、邓以及梁述哉、廉壮秋。梁、廉均为华北“剿总”副参谋长，与傅、邓一同参加了北平和平移交，但此四人后来均未谈及此事。曾参予傅作义许多机要活动的华北“剿总”政工处长王克俊，在其多篇回忆中亦未提及此事，如果王亦不知，说明傅对此事是相当保密的。

⑥徐永昌：《上蒋总统》，赵正楷、陈存恭编：《徐永昌先生函电言论集》，台北：中研院近史所编印，1996年，第141页。

⑦《傅作义发表文告公布协议十三项》，《世界日报》1949年1月23日，第1版。

⑧《陶铸关于改编傅作义部队问题的报告》，1949年3月3日，《北平和平解放前后》，第171页。

⑨黄瑶主编：《年谱》，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690、691页。

⑩《彭真传》编写组编：《彭真年谱》上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532页。李文时任第四兵团司令官，为傅部中央军代表性人物。

(11)《、、刘亚楼转报第十一纵队关于傅作义派代表出城谈判致中央军委电》，1948年12月1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平津战役》，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第177页。

(12)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年谱》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410、411页。

(13)《年谱》，第677页。

(14)《年谱》，第679页。

(15)《彭真年谱》上卷，第530页。

(16)《年谱》，第692页。

(17)《、、聂荣臻关于与傅方会谈改编情形给中央的电报》，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前后》，第142页。

(18)《徐永昌日记》，1949年1月24日。梗为23日，养为22日。

(19)《徐永昌日记》，1949年1月25日。

(20)《徐永昌日记》，1949年1月26日。莫德惠，字柳枕。

(21)《、、聂荣臻关于与傅方会谈改编情形给中央的电报》，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前后》，第142、143页。

(22)该公函于1月17日交邓宝珊转傅，但因种种原因傅未看到。详情见苏进：《回忆北平和平谈判》，《平津战役》，第639—641页。

(23)新华社：《北平问题和平解决的基本原因》，中央统战部等编：《中共中央解放战争时期统一战线文件选编》，北京：档案出版社，1988年，第326—328页；参见《年谱》下卷第449页，该文出自毛之手。

(24)《年谱》，第694—696页。

(25)《徐永昌日记》，1949年2月4、15日。

(26)《徐永昌日记》，1949年2月28日。

(27)《傅作义电》，1949年3月24、26日，《徐永昌先生函电言论集》，第153页。

(28)《年谱》下卷，第449、450页。

(29)《傅作义通电》，《北平和平解放前后》，第176、178页。

(30)《徐永昌日记》，1949年4月4日。李宗仁，字德邻。

(31)《年谱》下卷，第444页。“邓”指邓宝珊。另据董其武记载，当时绥远各类驻军将近10万。参见董其武：《戎马春秋》，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第270页。

(32)《年谱》，第690页。

(33)《年谱》，第699页。

(34)《中共中央关于同傅作义、邓宝珊谈话情况致、、聂荣臻、李井泉等电》，1949年2月25日，《平津战役》，第273页。

(35)《绥远问题协议草案》，转引自董其武：《戎马春秋》，第256、257页。

(36)《徐永昌日记》，1949年4月23日。

(37)董其武：《戎马春秋》，第291页。

(38)《傅作义致函》，1949年7月14日，转引自董其武：《戎马春秋》，第281—287页。

(39)薄一波：《七十年奋斗与思考》，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6年，第514页。薄参加了此次接见。

(40)潘振球主编：《中华民国史事纪要》，1949年7月27日，台北：“国史馆”印行，1997年。

(41)《董其武电》，1949年7月，《徐永昌先生函电言论集》，第157页。

(42)孙兰峰原任察哈尔省主席兼第十一兵团司令官，1948年12月张家口之役，该兵团被歼，孙逃至绥远，后参加绥远起义，任中共绥远军区副司令。刘万春参加绥远起义之后任解放军第三十六军军长，因通敌被逮捕。参见董其武：《戎马春秋》，第551页。

(43)《徐永昌日记》，1949年8月1日。董其武回忆，徐曾提出将部队最后撤入缅甸。参见氏著：《戎马春秋》，第273页。徐在“可印”之前的确写有一个“可甸”，但又圈去，可见徐的确对董说过这些话。

(44)《中华民国史事纪要》，1949年8月22日。

(45)《徐永昌日记》，1949年8月28日。崔亚雄原任华北“剿总”参议。

(46)《徐永昌日记》，1949年8月29日。

(47)《徐永昌日记》，1949年8月30日。

(48)《徐永昌日记》，1949年8月31日。

(49)《傅作义函》，《徐永昌先生函电言论集》，第165页。该函未署日期，编辑者判断为9月所作。笔者判断，该函肯定是由崔亚雄携回交徐，崔于8月29日抵绥，31日离开，因此该函当作于8月29—31日之间。

(50)《徐永昌日记》，1949年9月2、3日。

(51)《徐永昌日记》，1949年9月3、4、6日。

(52)《徐永昌日记》，1949年9月8日。

(53)(54)薄一波：《七十年奋斗与思考》，第515、516页。

(55)《傅作义致薄一波、聂荣臻电》，1949年9月11日，转引自董其武：《戎马春秋》，第290、291页。薄一波前书亦提及该电。该电所署日期为“申真”，即9月11日。董其武称9月12日，应为误记。

(56)薄一波：《七十年奋斗与思考》，第517页。

(57)董其武《戎马春秋》第294页记载徐于9月15日抵包头，应为误记。

(58)《徐永昌日记》，1949年9月17日。

(59)《徐永昌日记》，1949年9月18日。张庆恩原任华北“剿总”军法处长。

(60)以上均见《徐永昌日记》，1949年9月19日。

(61)呈蒋书全文见《徐永昌日记》，1949年9月19日。

(62)王克俊：《傅作义先生与绥远起义》，《傅作义生平》，第371页。另据董其武《戎马春秋》第299页记载为19日上午，参照徐永昌9月18日日记，应为18日。

(63)孙兰峰：《我是怎样走向起义的》，《平津战役亲历记》，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9年，第468页。

(64)孙兰峰：《我是怎样走向起义的》，《平津战役亲历记》，第469页。

(65)《徐永昌日记》，1949年9月18日。

(66)王克俊：《傅作义先生与绥远起义》，《傅作义生平》，第371页。

(67)董其武：《戎马春秋》，第204、205页。

(68)《徐永昌日记》，1949年9月19日。

(69)(70)《徐永昌日记》，1949年9月19日。

(71)《徐永昌日记》，1949年10月2日。

(72)《傅作义发言》，(北平)《人民日报》1949年9月24日，第2版。

(73)薄一波；《七十年奋斗与思考》，第518页。

(74)师哲：《我的一生——师哲自述》，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268页。

双重性范文篇3

（一）法院调解是法律调解。法院调解具有法律调解的属性。首先，我国《民事诉讼法》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调解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对法院调解均进行了相应的规定,就是在法治比较完善的美国，“‘在法律的阴影下谈判’成为美国法院解决民事案件的主导手段”。其次，人民法院是依法解决纠纷的重要场所，而法院调解是作为一种诉讼活动贯穿于整个诉讼阶段，具体来讲，法院在案件整个刑事诉讼过程中都可以进行调解，甚至在二审乃至在再审的诉讼过程中也都可以进行调解，这正是法院调解是法律调解的表现。再次，调解是法院除了判决、撤诉之外审结案件的一种方式，法官作为法律的执行者，主持双方当事人自愿达成调解协议，调解达成协议后，主持调解的人民法院应当制作调解书，再由相应的审判人员、书记员署名，加盖主持的人民法院印章，送达双方当事人签收，即产生法律效力。（二）法院调解是心理调解。法院调解具有心理调解的属性。首先，任何调解都是让当事人得到心理上的满足。罗大华教授将当事人的诉讼动机归纳为获得物质赔偿、维护自己合法权益、争是非、挽回名誉损失、掩盖自己错误五种情形。笔者认为，现实中当事人的动机可总结为“利、理、气”三个字，通俗来讲，利即争取自身最大化利益，理即讨一个合理说法，气即为自己争一口气。法院调解就是在分析当事人的真正动机后结合事实和法律采取恰当措施，在双方的需求中找到平衡点，满足当事人对陌生诉讼环境的安全感需求、受尊重需求及利益需求。其次，在当今的司法实践中，法官早已主动运用心理调解开展法院调解活动，这是他们长期积淀和经验积累的结果，符合当地民情特点，悄无声息地运用心理调节方法办案确实节省诉讼资源，社会效果明显。德国心理学家阂斯特伯格认为，“司法工作无时无处不涉及心理人格。”而法院调解更是处处体现着当事人的心理人格，也处处体现着法院调解具有心理调解的属性。总之，“标准的多元难免会引起冲突，解决这个冲突，一是要区分标准的位阶，二是在遵循重要标准的前提下增加一些内容。具体到裁判活动中，遵循法律标准是最主要的，兼顾心理准则是在遵循法律标准的前提下，增加说服、论证和恢复性等因素来体现的。”同样，在事实真伪不明的情况下，法官在运用这些规则时也同样需要智慧和方法，以使裁判更具有公正性。简而言之，法院调解是在法律调解框架下的心理调解。

二、法院调解的双重性：平行递进亦或是交叉契合

（一）法律调解与心理调解是平行递进的。首先，介入的应当是心理调解，因为刚开始时，当事人一方常会认为对方当事人侵犯了其合法权益，内心非常不满，不能很好地进行理智活动。这时，贸然进行法律调解，不仅造成当事人的反感，还会导致后来当事人的不信任，常常会导致诉讼活动无法顺利进行。一般来说，人的心理活动规律是最终追求平衡。当当事人心中充满积郁，心理不再平衡的时候，他就要寻求机会进行宣泄，从而恢复平衡。如果不能进行宣泄就得不到平衡，就会影响其接受调解信息的输入。而只有当事人把心中自认为的委屈气愤等完全宣泄出来，达到了情绪的稳定，才能心平气和的听进去法官告诉的法律政策，最终理智选择解决矛盾的方式方法。其次，再进入到法律调解，法律调解中常常由于当事人存在着某些错误的法律认识，而他们又希望更多的了解相关法律知识，以便来确认如何更好的运用法律来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依据常理，当被说服者对说服他的信息一无所知时，或者被说服者非常相信说服者的观点时，只阐述一方面的信息就更具有说服作用。但在具体的案件审理过程中，依据当今的教育水平和网络发展水平，当事人一般不可能对案件事实和相关法律一无所知，也极少对某一法官佩服得五体投地，所以办案法官应根据信息的有效性取决于两方面的论点，把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说清楚，以便增加被说服者对说服信息的信任，则法官从案件事实的正反两方面，把案件事实和法律关系给当事人分析清楚，将会更容易获得当事人的理解和认同。（二）法律调解与心理调解是交叉契合的。诉讼目的有“权利保护说”、“司法秩序维持说”、“纠纷解决说”、“权利保障说”、“程序保障说”、“多元说”等等。但无论是从中国的客观实际还是理论逻辑分析,把纠纷解决作为民事诉讼法目的都是不二选择。但在法院进行调解过程中，当事人常常误以为其诉讼的目的是获得最大财物或者为自己挣一口气，他们并不清楚自己诉讼的最终目的其实是希望解决矛盾。所以，当事人在情绪冲动淡化、恢复个人理性后，在“和为贵”传统思想影响下，发生纠纷后，许多当事人都有息事宁人的心理，当一方起诉后，另一方和解的想法会更强烈。当事人求和性心理一方面是传统诉讼心理对现代诉讼心理和行为延续性影响的体现，另一方面由于法律知识的缺乏和对司法公正的怀疑，基于诉讼成本的考虑，大多当事人希望在自己能接受的心理底线内协商解决纠纷。这种心理的求和趋向虽然在程度上有所不同，但为案件调解提供了基本的心理前提。此时，法官应结合法律及心理分析，适时改变当事人的态度，纠正其对法律的狭隘理解，说服当事人放弃错误认知，树立正确的诉讼预期目标，使当事人从内心深处自愿接受法官对案件的调解。

三、法院调解的双重性：对策与分析

（一）心理调解的对策与分析。首先，要恰当的使用副语言。如在对方诉说时的身体姿势，美国咨询教育家伊根对此提出五字决即：1．要面对当事人，但不要直接面对，要有一定的角度。2．身体姿势开放，不能抱着胳膊。3．身段稍微倾向当事人。4．良好的目光接触，目光经常坦诚接触。5．身体放松表情自然，手自然摆放。这样，也更容易使对方获得一种受关心，受爱护的心理体验，给人一种亲切感，使当事人乐于敞开心扉，以便于在调解工作中当事人乐于接受。其次，要恰当的控制当事人的情绪。在调解工作中，一般首先采取“背对背”的方式进行调解，所谓“背对背”就是先将当事人双方隔离开，避免双方当事人在情绪非常冲动的情况下，相互指责、谩骂等，最终导致矛盾升级和复杂。而通过隔离，让双方当事人对法官分别进行情感宣泄，降温当事人的情绪，以便接受法官的调解建议。所以，法官在分别做工作前需要耐心倾听当事人的诉说，让他们把自己心中的不满得以宣泄，然后法官再给予恰当的教育或疏导，使当事人在心理上得到慰藉。事实上，当事人往往在向法官诉说的过程中，其心理就已经渐渐得到了平衡。最后，要恰当的保持平和的心态。法官在调解过程中，肯会出现当事人蛮横不讲道理、出现不逊、甚至侮辱性的言辞攻击等等尴尬，但法官必须控制自己的情绪，防止不良情绪的发生，要始终保持平和的心态。（二）法律调解的对策与分析。首先，要理清案件基本脉络双方。当事人到法院后，常常都选择对自己有利的去说，不乏夸大其词的，总是不谈自己无理之处。而此时，法官作为一名裁判者，必须要有耐心，逐步去伪存真，弄清事情的真相，这样才能确定解决纠纷的方式方法，才能提供调解的入手点。其次，要分析案件证据。当事人到法院后，不管有理的还是无理的，一般都满怀气愤，所以法官此时不能笼统地要求当事人应该按照谁主张谁举据的证据规则提供证据，甚至对当事人无理的要求加以训斥，但必须促使当事人提供相关证据并对证据发表意见，由对方辨认证据，表述对证据的意见，参考当事人对证据的看法，法官再结合双方的证据，从证据出发表露出其提供的证据与双方纠纷的关联性及不足性，以便双方当事人对自己案件结果从不合理的期许达到在法律范围内的合理期许。最后，要暗示案件结果。但注意暗示结果必须适当，可以在庭审结束后，甚至可以在法庭给一方宣判时予以暗示。如果在庭审结束后，可以对可能的败诉方讲清可能败诉的理由及败诉的后果，对可能的胜诉方讲明其即使可能获得胜诉，但可能执行困难或不到位，尤其其可能失去亲情、友情等，表明当事人双方可能实际上是最终谁也没获得好处。如果在给一方宣判时，还可以结合案件可能的调解结果及判决的结果最后做一次努力，这种情形下当事人已经明确知道案件结果，一般会认识到调解是对自己有利的结果，则会出现“柳暗花明又一村”结果，使本来处理很棘手的案件最终得以调解结案。

四、迷茫后的感悟

双重性范文篇4

关键词：艺术；商业；角色；性格；衍生产品；价值

一、引言

独特的性格魅力是一个动画角色的灵魂，动画角色的人气的高低与其性格魅力有着密切的联系。将一定的商业因素融入动画的艺术创作中是动画片产业化运作的突破口。通过对动画角色的形象设计、标准造型设计和动作设计等多种要素综合体现角色的性格魅力。

一、从艺术和商业两方面研究动画角色的性格

动画片是深受儿童和家长的艺术产品，可以说老少皆宜。我国观众大都记得《大闹天空》、《三个和尚》、《神笔马良》等深入人心的动画片，他们鼓舞和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少年儿童。动画片以及动画产业具有无国界语言障碍、消费群体广大、国际化强、市场需求大、产品生命周期长、无高能耗、不污染环境等特点，因此经济学家把文化产业之一的动画产业划为“朝阳产业”，认为是二十一世纪开发潜力巨大的核心产业。

美国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动画片以及衍生产品的出口就超过了传统工业，成为第一大出口产品。日本、韩国的动画片和其衍生产品目前也正在超过其传统工业，如钢铁、汽车等，成为出口创汇的支柱产品。2003年美国迪斯尼公司推出的《小猪历险记》，产生了巨大影响，票房收入直逼《狮子王》创造的7.5亿美元的记录，海外销售也连创佳绩，其可爱小猪形象的衍生产品价值也很可观。日本的《千与千寻》和《多啦A梦》，韩国的《小恐龙杜丽》，巴西的《2003阿尼玛.门迪》，童话王国丹麦的《鸟的王国》、《小蚂蚁嘟嘟》、《狗和鱼》、《大公鸡图米》等等，都成为2003年世界动画片市场的佼佼者。据统计，2003年世界卡通、动画片及衍生产品的产值大约在5000亿美元左右。

而近期有影响力的动画片要数《超人总动员》。超人先生（Mr.Incredible）是《超人总动员》中的动画明星。在动画片中他被塑造成一位天赋异秉、胸怀大志而又不得不应付糟糕琐事的“反传统的超级英雄”。皮克斯与迪斯尼合力打造的超人先生拥有独特的造型和发人深思的个性魅力，这也是《超人总动员》获得第77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动画长片奖的重要砝码之一。

二、动画角色的形象设计确定了角色性格的基调

动画电影占领国际市场的关键不只是依靠技术，更重要的是要创造全球化的、具有无限发展空间的角色形象。好的形象才能够充分地展示角色的性格魅力，演绎出曲折动人的故事情节。好的角色形象不仅具有艺术价值而且具有很大的商业价值，还可以成为商业运作的媒介和形象代言。

动画角色的形象设计是动画片创作的重要内容，因此，形象设计一定要准确定位，深入挖掘角色的个性，进行全方位的设计。动画角色的形象是运用美术的造型技法和手段创造出来的，是可以产生动作和表现生命的模型。包括立体的木偶形象、平面的绘画形象和剪纸形象以及电脑生成的二维或三维的形象等。它们是动画片的演员，可以传达感情和意义，能够推动剧情的发展，具有性格特征和人格魅力。

动画形象的创作过程是导演根据文学剧本描述的角色外貌和性格特点，进行素材搜集，提炼概括以及形象创造的过程。过程中要对大量的形象素材进行分解、集中、对比与统一。它是一个将朦胧的意识明朗化、将意念物化的设计过程。

动画形象不仅是一个纯粹的视觉符号，它具有深刻的内涵，包括人格魅力和气质因素。因此，形象设计不能只注重形象的外形与轮廓，还应该考虑形象的身份与性格。

动画角色也是形态各异的，有迟钝的、怪癖的、聪明机灵的、天真活泼的、浪漫风趣的等等。这些动画角色具有或者微妙或者明显的形态与情态差异。在设计动画形象之前首先要明确设计的角色的特征，在此基础上寻找和发现形象设计的原始素材，经过反复筛选与提炼，然后开始设计形象。运用造型艺术手段描绘出形象的草图或轮廓图，进行反复的修改和加工，最后设计出动画角色的形象。如《超人总动员》中弹力女超人的造型具有漫画式的夸张，但是又非常优美。她的臀部比肩膀要宽，同时又有一双修长的美腿，这种卡通式性感的造型传神地显示出弹力女超人的性格特征。

三、动画角色的标准造型设计挖掘并突出角色的性格

动画片的生产与制作具有分阶段、分群组作业的性质，高度商业化和工业化的动画生产流程要求有严格的计划和规范。动画角色的标准造型设计是集体创作过程中的参照依据，具有数据化和模式化的特点。没有标准造型设计就没有统一的动画形象，没有统一的动画形象就不能创造出完整的动画片。标准造型设计是动画角色表演时的标准样式，它保证了动画片视觉形象的统一性和协调性。其中包括确定各种比例关系（形象本身的比例、形象与形象之间的比例、形象与道具之间的比例、形象与场景之间的比例）和形体构造（体面、结构转折、连接）关系，以及角色的服饰和色彩设计等。

动画角色的造型分为漫画风格类型的动画造型与写实风格类型的动画造型。漫画风格类型的动画造型一般没有可供参考的设计原形，是设计者根据自己的生活经验，运用形式美的造型法则设计出来的动画角色，具有夸张、唯美、幽默、虚拟、神秘等特点。

写实风格类型的动画造型因其形态、设色、服饰、性格等设计都更接近角色的真实状态，因此可以拉近角色与观众之间的距离。

很多动画片的角色造型都属于漫画风格类型的动画造型，《超人总动员》中的角色造型就有很浓的漫画风格，《怪物史莱克2》中的角色造型则是漫画风格与写实风格的结合，其中史莱克拥有一张明星脸，但是他的整体造型却是比较漫画化的。

要想充分突显一个动画角色的性格特点，它的服饰必须与其所处的社会政治环境相一致。此外，动画角色的服饰设计还要遵循动画设计的法则，在形式简单、色彩鲜明的基础上增加必要的时尚流行元素。

动画角色标准造型的色彩与其性格塑造也是息息相关的。根据色彩设计人员确定的色法和色彩指定，经过上色之后，角色的标准造型就呈现出五彩斑斓的色彩。通常动画角色造型的色彩设计采用的颜色种类较少、配色简单。当某种颜色在设计与配色中占的比例较大时，动画角色就给人以该颜色为基调的色彩感觉。

设计人员和观众在动画角色的性格与色彩的关系方面具有共同的认知和判断。针对特定的性格，色彩设计有相同的色彩习惯，这显示出角色的色彩蕴涵的性格意义具有共通性。

整体呈现出白色的动画角色给人和平的感觉；呈现出红色的动画角色给人热情澎湃、妙趣横生以及容易亲近的感觉；呈现出黑色的动画角色给人神秘冷酷、严肃认真、恐怖的感觉；紫色的动画角色给人优雅高贵的感觉。

这些规则对设计人员来说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有助于设计者选择出最佳的色彩表现形式来强化角色的性格，从而提高观众对角色的认同度。

四、动画角色的动作设计将角色的内在性格外化

角色的动作设计是完成角色性格塑造的重要部分，是角色内在性格外化的关键。

动作设计是指对角色的运动状态进行设计，它包含角色的性格定位、动作特征定位等。角色的常规和特殊运动状态、常规和特殊表情动作以及性格动作是动作设计的主要内容。

角色的常规动作和表情具有普遍性，符合观众的视觉经验和自然规律，观众通过角色的常规动作和表情，可以轻松地体验到角色所要表达的感情和意义。

角色的特殊运动状态是角色在某种突变情况下瞬间的动作状态，强调动作的张力，通常采用瞬间夸张的形式来表现。角色的特殊表情动作是角色在经历感情转折或变化时表现出的神态与表情，强调表情的感染力。角色在表现一些极端化的表情时，通常伴随着夸张的动作，这样可以强化表情的感染力。与角色的常规和特殊动作不同，角色的性格动作是针对角色的特有个性而设计的动作，是角色的招牌动作。

动画角色的动作设计具有夸张、幽默与戏剧性的特点，角色的动作设计来源于生活，但并不是生活中原本动作状态的再现，而是经过提炼和升华的动作。动作设计的风格与造型风格具有很大的相关性，如果造型风格是漫画风格，动作设计也应是漫画风格的。漫画风格的动作设计有时为了表达特定的情感或理念，将生活中常见的某种表情简化夸张成为一个特别的视觉符号。这种视觉符号给人新奇的视觉感受和心理反映，一些极度夸张的动作设计甚至给人荒诞离奇、匪夷所思的感觉，这也正是动画的独特魅力之一。

根据夸张程度的不同又可以划分出“现实主义”与“表现主义”两种不同倾向的动作设计风格。“现实主义”类型从造型设计开始就以自然中的物象为参照，动作设计也是摹仿或者再现自然的基本规律。而“表现主义”类型无论造型设计与动作设计都与客观现实的状态有一定的差距。这两种风格类型的动作设计从动态到运动过程、时间掌握等几方面都截然不同。动画主要是以动作来传情达意的，动作设计首要原则是使大多数观众能够心领神会，其角色的动作必须具有普遍意义上的共性。同时，还必须从共性中突出角色动作的个性。

动画片中的角色大多数是拟人化的，虽然它们形象各异，但是所表达的情感都是人类的情感。因此，要以人体的基本结构、运动状态和规律为动作设计的基点。角色的动作和表情设计都应模仿人类的表达模式，把人类的动作和表情特征渗入到动画角色中。

角色动作的设计风格除了要考虑各个角色之间的差别之外，更重要的是必须与整部片子的风格相一致。很多成功的动画片都运用动作语言符号化的表现方式，拓宽了角色动作的表现途径。

设计者仔细观察和揣摩，再经过大胆取舍，才能将生活中的常态动作提炼并创造出既能准确达意，又令人耳目一新的动作符号。这种强化了的动作符号能更贴切地反映出角色的性格特征和心理活动。

参考文献：

1、尾泽直志.图说动画规律——给角色赋予生命力[M].中国青年出版社,2006.

双重性范文篇5

关键词：艺术；商业；角色；性格；衍生产品；价值

一、引言

独特的性格魅力是一个动画角色的灵魂，动画角色的人气的高低与其性格魅力有着密切的联系。将一定的商业因素融入动画的艺术创作中是动画片产业化运作的突破口。通过对动画角色的形象设计、标准造型设计和动作设计等多种要素综合体现角色的性格魅力。

一、从艺术和商业两方面研究动画角色的性格

动画片是深受儿童和家长的艺术产品，可以说老少皆宜。我国观众大都记得《大闹天空》、《三个和尚》、《神笔马良》等深入人心的动画片，他们鼓舞和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少年儿童。动画片以及动画产业具有无国界语言障碍、消费群体广大、国际化强、市场需求大、产品生命周期长、无高能耗、不污染环境等特点，因此经济学家把文化产业之一的动画产业划为“朝阳产业”，认为是二十一世纪开发潜力巨大的核心产业。

美国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动画片以及衍生产品的出口就超过了传统工业，成为第一大出口产品。日本、韩国的动画片和其衍生产品目前也正在超过其传统工业，如钢铁、汽车等，成为出口创汇的支柱产品。2003年美国迪斯尼公司推出的《小猪历险记》，产生了巨大影响，票房收入直逼《狮子王》创造的7.5亿美元的记录，海外销售也连创佳绩，其可爱小猪形象的衍生产品价值也很可观。日本的《千与千寻》和《多啦A梦》，韩国的《小恐龙杜丽》，巴西的《2003阿尼玛.门迪》，童话王国丹麦的《鸟的王国》、《小蚂蚁嘟嘟》、《狗和鱼》、《大公鸡图米》等等，都成为2003年世界动画片市场的佼佼者。据统计，2003年世界卡通、动画片及衍生产品的产值大约在5000亿美元左右。

而近期有影响力的动画片要数《超人总动员》。超人先生（Mr.Incredible）是《超人总动员》中的动画明星。在动画片中他被塑造成一位天赋异秉、胸怀大志而又不得不应付糟糕琐事的“反传统的超级英雄”。皮克斯与迪斯尼合力打造的超人先生拥有独特的造型和发人深思的个性魅力，这也是《超人总动员》获得第77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动画长片奖的重要砝码之一。

二、动画角色的形象设计确定了角色性格的基调

动画电影占领国际市场的关键不只是依靠技术，更重要的是要创造全球化的、具有无限发展空间的角色形象。好的形象才能够充分地展示角色的性格魅力，演绎出曲折动人的故事情节。好的角色形象不仅具有艺术价值而且具有很大的商业价值，还可以成为商业运作的媒介和形象代言。

动画角色的形象设计是动画片创作的重要内容，因此，形象设计一定要准确定位，深入挖掘角色的个性，进行全方位的设计。动画角色的形象是运用美术的造型技法和手段创造出来的，是可以产生动作和表现生命的模型。包括立体的木偶形象、平面的绘画形象和剪纸形象以及电脑生成的二维或三维的形象等。它们是动画片的演员，可以传达感情和意义，能够推动剧情的发展，具有性格特征和人格魅力。

动画形象的创作过程是导演根据文学剧本描述的角色外貌和性格特点，进行素材搜集，提炼概括以及形象创造的过程。过程中要对大量的形象素材进行分解、集中、对比与统一。它是一个将朦胧的意识明朗化、将意念物化的设计过程。

动画形象不仅是一个纯粹的视觉符号，它具有深刻的内涵，包括人格魅力和气质因素。因此，形象设计不能只注重形象的外形与轮廓，还应该考虑形象的身份与性格。

动画角色也是形态各异的，有迟钝的、怪癖的、聪明机灵的、天真活泼的、浪漫风趣的等等。这些动画角色具有或者微妙或者明显的形态与情态差异。在设计动画形象之前首先要明确设计的角色的特征，在此基础上寻找和发现形象设计的原始素材，经过反复筛选与提炼，然后开始设计形象。运用造型艺术手段描绘出形象的草图或轮廓图，进行反复的修改和加工，最后设计出动画角色的形象。如《超人总动员》中弹力女超人的造型具有漫画式的夸张，但是又非常优美。她的臀部比肩膀要宽，同时又有一双修长的美腿，这种卡通式性感的造型传神地显示出弹力女超人的性格特征。

三、动画角色的标准造型设计挖掘并突出角色的性格

动画片的生产与制作具有分阶段、分群组作业的性质，高度商业化和工业化的动画生产流程要求有严格的计划和规范。动画角色的标准造型设计是集体创作过程中的参照依据，具有数据化和模式化的特点。没有标准造型设计就没有统一的动画形象，没有统一的动画形象就不能创造出完整的动画片。标准造型设计是动画角色表演时的标准样式，它保证了动画片视觉形象的统一性和协调性。其中包括确定各种比例关系（形象本身的比例、形象与形象之间的比例、形象与道具之间的比例、形象与场景之间的比例）和形体构造（体面、结构转折、连接）关系，以及角色的服饰和色彩设计等。

动画角色的造型分为漫画风格类型的动画造型与写实风格类型的动画造型。

漫画风格类型的动画造型一般没有可供参考的设计原形，是设计者根据自己的生活经验，运用形式美的造型法则设计出来的动画角色，具有夸张、唯美、幽默、虚拟、神秘等特点。

写实风格类型的动画造型因其形态、设色、服饰、性格等设计都更接近角色的真实状态，因此可以拉近角色与观众之间的距离。

很多动画片的角色造型都属于漫画风格类型的动画造型，《超人总动员》中的角色造型就有很浓的漫画风格，《怪物史莱克2》中的角色造型则是漫画风格与写实风格的结合，其中史莱克拥有一张明星脸，但是他的整体造型却是比较漫画化的。

要想充分突显一个动画角色的性格特点，它的服饰必须与其所处的社会政治环境相一致。此外，动画角色的服饰设计还要遵循动画设计的法则，在形式简单、色彩鲜明的基础上增加必要的时尚流行元素。

动画角色标准造型的色彩与其性格塑造也是息息相关的。根据色彩设计人员确定的色法和色彩指定，经过上色之后，角色的标准造型就呈现出五彩斑斓的色彩。通常动画角色造型的色彩设计采用的颜色种类较少、配色简单。当某种颜色在设计与配色中占的比例较大时，动画角色就给人以该颜色为基调的色彩感觉。

设计人员和观众在动画角色的性格与色彩的关系方面具有共同的认知和判断。针对特定的性格，色彩设计有相同的色彩习惯，这显示出角色的色彩蕴涵的性格意义具有共通性。

整体呈现出白色的动画角色给人和平的感觉；呈现出红色的动画角色给人热情澎湃、妙趣横生以及容易亲近的感觉；呈现出黑色的动画角色给人神秘冷酷、严肃认真、恐怖的感觉；紫色的动画角色给人优雅高贵的感觉。

这些规则对设计人员来说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有助于设计者选择出最佳的色彩表现形式来强化角色的性格，从而提高观众对角色的认同度。

四、动画角色的动作设计将角色的内在性格外化

角色的动作设计是完成角色性格塑造的重要部分，是角色内在性格外化的关键。

动作设计是指对角色的运动状态进行设计，它包含角色的性格定位、动作特征定位等。角色的常规和特殊运动状态、常规和特殊表情动作以及性格动作是动作设计的主要内容。

角色的常规动作和表情具有普遍性，符合观众的视觉经验和自然规律，观众通过角色的常规动作和表情，可以轻松地体验到角色所要表达的感情和意义。

角色的特殊运动状态是角色在某种突变情况下瞬间的动作状态，强调动作的张力，通常采用瞬间夸张的形式来表现。角色的特殊表情动作是角色在经历感情转折或变化时表现出的神态与表情，强调表情的感染力。角色在表现一些极端化的表情时，通常伴随着夸张的动作，这样可以强化表情的感染力。与角色的常规和特殊动作不同，角色的性格动作是针对角色的特有个性而设计的动作，是角色的招牌动作。

动画角色的动作设计具有夸张、幽默与戏剧性的特点，角色的动作设计来源于生活，但并不是生活中原本动作状态的再现，而是经过提炼和升华的动作。动作设计的风格与造型风格具有很大的相关性，如果造型风格是漫画风格，动作设计也应是漫画风格的。漫画风格的动作设计有时为了表达特定的情感或理念，将生活中常见的某种表情简化夸张成为一个特别的视觉符号。这种视觉符号给人新奇的视觉感受和心理反映，一些极度夸张的动作设计甚至给人荒诞离奇、匪夷所思的感觉，这也正是动画的独特魅力之一。

根据夸张程度的不同又可以划分出“现实主义”与“表现主义”两种不同倾向的动作设计风格。“现实主义”类型从造型设计开始就以自然中的物象为参照，动作设计也是摹仿或者再现自然的基本规律。而“表现主义”类型无论造型设计与动作设计都与客观现实的状态有一定的差距。这两种风格类型的动作设计从动态到运动过程、时间掌握等几方面都截然不同。动画主要是以动作来传情达意的，动作设计首要原则是使大多数观众能够心领神会，其角色的动作必须具有普遍意义上的共性。同时，还必须从共性中突出角色动作的个性。

动画片中的角色大多数是拟人化的，虽然它们形象各异，但是所表达的情感都是人类的情感。因此，要以人体的基本结构、运动状态和规律为动作设计的基点。角色的动作和表情设计都应模仿人类的表达模式，把人类的动作和表情特征渗入到动画角色中。

角色动作的设计风格除了要考虑各个角色之间的差别之外，更重要的是必须与整部片子的风格相一致。很多成功的动画片都运用动作语言符号化的表现方式，拓宽了角色动作的表现途径。

设计者仔细观察和揣摩，再经过大胆取舍，才能将生活中的常态动作提炼并创造出既能准确达意，又令人耳目一新的动作符号。这种强化了的动作符号能更贴切地反映出角色的性格特征和心理活动。

参考文献：

1、尾泽直志.图说动画规律——给角色赋予生命力[M].中国青年出版社,2006.

双重性范文篇6

以培养研究生(硕士)为对象的高层次专业钢琴教师以及以培养本科生(学士)为对象的一般普及型钢琴教师为主要目的的成人高等音乐教育,与学院钢琴演奏专业的教学在诸多问题上是有着很大区别的。除与其同样要严格而系统地训练扎实的演奏技术基本功以外,更重要的是,还必须让学生懂得钢琴教学的规律和方法,以及对钢琴文献的更为全面的、双重的认识和了解:即在对学生进行技术训练、对作品的内容和技术分析等演奏教学所需要的工作同时,还随时都要将这些内容落脚到以教学为目的的理论和方法上,对钢琴文献如何正确地转化成教材使用上。也就是在教学中既要侧重于教学理论,又要强调演奏实践与教学理论并行。演奏是一门个性化很强的艺术,教学则是一门综合性的艺术。一个好的钢琴演奏家并不等于一个好的钢琴教师,他必须有一个转换过程,或者说要有一个再学习的过程。而音乐教育的钢琴教学,就是要两者同时并举,如此对教师的要求,不管我们是否认识到或是否承认,实际要比单纯钢琴演奏专业教学要更高、更严,知识面要更广。观其教学成果,是教会学生在训练中不仅要掌握演奏技术,使其具有一定的演奏能力,还要掌握一套系统的教学理论和方法;既教会学生能演奏好不同作品,还要学会将这些作品正确地转换成教学中的教材使用,使培养出的学生既具有较高的演奏能力,又具备较好的教学能力。这应该就是高等音乐教育钢琴专业教师的作用与任务。

二、教师应具备的素质

1.懂得钢琴教学中“教”与“学”这对矛盾的普遍性及特殊性(亦既教学规律)钢琴教学,就是要解决钢琴这门专业的“教”与“学”这对矛盾。旧的矛盾解决了,又会产生新的矛盾。整个教学过程至始至终就是在不断解决矛盾中完成的。同样,钢琴的“教”与“学”这对矛盾也存在着普遍性和特殊性。所谓普遍性,就是教师在教学过程中经常碰见、普遍存在并预知会出现的各种矛盾;所谓特殊性,主要是不同学生因自身的种种原因在不同学习阶段出现的各种矛盾,是无法预知的。必须指出的是,特殊性的矛盾是存在于矛盾的普遍性之中,有着它的必然性,固而一定要让学生懂得尽可能多地概括典型规律中的特殊现象的必要性。在解决这一系列矛盾的过程亦即教学过程中,教师应十分地明确这既是学生掌握演奏技术的过程,也是他学习与领会教学方法和要领,熟悉、积累教材以及如何使用教材的过程。对此,教师应有意识地加以强调和引导。

双重性范文篇7

关键词：信贷配给；金融抑制；金融约束；信贷配给双重性

一、信贷配给及其西方经济学家对此的理论研究

信贷配给是信贷市场存在的一种典型现象,信贷配给理论是新凯恩斯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被认为“或许可与凯恩斯主义的有效需求原理相提并论”(傅殷才,1993)。现代信贷配给理论评述信贷配给是指贷款人基于风险与利润的考查不是完全依靠利率机制而往往附加各种贷款条件,通过配给的方式来实现信贷交易的达成。它表现为两种情况:（1）在对借款人信用评级基础上,一部分申请人可以得到贷款而另一部分则被拒绝,即使是后者愿意支付更高的利率也得不到贷款；（2）借款申请人的借款要求只能得到部分的满足。新古典经济学理论认为,信贷市场仅仅是利率机制在起作用,利率灵活的变动能够自动地调节信贷市场的供求关系,使信贷市场趋于均衡,而信贷配给仅是由于外部振动所引起的一种暂时的非均衡现象。下面我们介绍两种对信贷配给有不同看法的理论，用来说明我国信贷配给的双重特点。

20世纪70年代初期，麦金农和肖通过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压抑和金融深化模型（以下简称M-S模型），说明了发展中国家存在的严重金融抑制是制约储蓄积累和经济发展主要障碍，概括地说，M-S模型明确了凯恩斯主义低利率刺激投资的政策模式在发展中国家的不适用性：即有管理的低利率必然会要求在有管理的信贷市场上进行信贷配给（CreditRationing）,而信贷配给将使低效率的投资获得廉价的贷款，从而阻碍了经济增长。

麦金农和肖的理论认为，金融体系在国家控制下以配给的方式供应信贷，能获得信贷的多为享有特权的国营企业以及与官方金融机构有特殊关系的私营企业，而大多数的中小企业得不到金融机构的信贷支持，金融机构出现大量存贷差。但这些借款者的投资并不总是获得较好的效益。因此，信贷配给政策可能挤掉一些高效益投资项目，从而导致资金使用效率下降。

而对信贷配给现象作出更深入研究是斯蒂格利茨和韦兹。1981年，以斯蒂格利茨和魏斯为代表的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从不完全信息市场的角度提出了“金融约束论”。他们认为金融深化论的假定前提为瓦尔拉均衡的市场条件，这在现实中难以成立。在斯蒂格利茨和魏斯的理论（以下简称S-W模型）中，论证了由于信贷市场上借款人在项目的风险收益水平及资金实际使用方面掌握着比银行更多的信息,因此,信贷市场上的信息必然是不对称的,由此而产生的“人为”的风险——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也就使得银行业无法完成对自身信贷资产的全部有效控制,信贷风险由此产生。信贷配给的出现,与利率的刺激效应和逆向效应有关。从信息不完全发生时期看,事前信息不完全是信贷交易发生前银行缺乏辨别顾客风险状况的充分信息,这时,如果银行在基础利率上增添“风险补偿费”使利率上浮,风险较大的借款人愿意接受贷款而不可能拖欠,比较安全的借款人往往放弃借款申请,这就是“逆向效应”；事后的信息不完全是由于监督成本高昂使得银行难以获得信贷资金实际使用情况的充分信息,接受较高利率的顾客在获得贷款后,必然追逐高风险项目,这就是“刺激效应”(即道德风险效应)。由于利率双重效应的存在,贷款利率的上升将促使信贷资产风险的增加和配置效率恶化。因此,银行应采用非价格手段来配给资金:当信贷市场上出现信贷需求大于信贷供给时,银行会把利率定在市场均衡利率水平之下,鼓励那些资信度高、只愿意以低利率借款的顾客借款,限制那些资信度低、愿意以高利率借款的借款者,以实现银行利润最大化,改善信贷资金配置效率。

由于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的存在，借贷市场上均衡信贷配给可以实现。S-W模型强调了由于市场微观主体的逆向选择作用，存在着比瓦尔拉均衡更稳定的信贷配给均衡，它使得银行在信贷市场上可以通过利率的甄别机制（ScreeningDevices）来选择贷款对象（避免高风险），实现利润最大化。

二、我国的信贷配给及其两重性

笔者对近几年中国商业银行利率变化和存贷差额数据进行统计并观察，发现有以下两个变化：从1996年起到2002年，央行八次下调存、贷款利率，其中一年期存款利率从1996年的9.18%下降到2002年的1.98%，一年期贷款利率从1996年的10.98%下降到2002年的5.31%；我国金融机构信贷收支持续7年出现存差，而且存贷差额呈递增趋势，从1996年的7439亿元增加到2002年的43585亿元。这两种变化完全符合麦金农和肖M-S模型中的信贷配给特征，说明在我国信贷配给现象确实存在。但笔者认为我国信贷配给的形成原因有两重性，兼具M-S模型和S-W模型所提出的信贷配给的成因，下面我们对此进行详细分析：

本文所指的信贷配给双重性的第一层意思是指：政府努力动员金融资源向有特权阶层的企业配给资金的麦金农和肖式的“政府主导型”信贷配给，很显然，第一层信贷配给是一种计划经济体制行为。

这一点可以从我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资金构成上看出，笔者首先把全国的企业类型分为两大类：国有经济和非国有经济（其中包括集体经济、个体经济、联营经济、外商投资经济、港澳台投资经济、股份制经济和其他经济），然后把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金额中的信贷又细分为国有经济和非国有经济信贷额，这样计算1996年到2002年7年间的数据，我们发现从1996年到2002年国内贷款总额增长了将近2倍，但国有经济和非国有经济从中获得贷款额比例很不均衡，虽然非国有经济获得贷款的比重在加大，但一直到2002年，国有经济从国内贷款中还获得了56.26%的份额，仍然占到一半。而且国有经济贷款中有相当一部分是政府通过银行转贷给对国企的预算内资金。

我国信贷配给第一个特性形成的原因在于：（1）我国的金融体制依附并服务于经济体制，在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条件下，政府必须要优先考虑对国有经济的扶持与发展，在国有经济尤其是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部门出现困难时，政府通过金融和财政加大对其的投资力度也就不足为奇了。（2）计划经济体制下国企不光担负经济任务还有许多社会功能：国企必须对地方经济增长，雇员和退伍军人安置等问题负责，同时履行许多“政治任务”。经济转型时期的国企改革就是要企业甩掉这些“包袱”，轻装上阵，其中包括：下岗分流冗员，医疗、住房等福利费用的削减等等。那么这部分改革成本在国家出于安定团结的政治目的，要由政府承担。另一方面，现代化企业的建立要求他们随时加大固定资产投资和技术改造的投入，但在国企效益好转有盈余资金支付这些开支前，政府作为他们的所有者，肯定要从资金上加以支持。两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是：在财政无力负担或“赤字”财政亦无成效的情况下，国家必然转而求助于金融体系，即对国有经济进行信贷扶持。

我国信贷配给双重性的第二层意思是指斯蒂格利茨等提出的“市场主体型”信贷配给，它体现的是发展中国家有组织的金融市场上微观主体行为的增强。这一点可从我国近年来金融机构存差日益扩大，银行“惜贷”看出，说明我国商业银行尤其是国有商业银行在选择授信对象过程中的主体性在加强。但是从数据分析中可以看出，我国金融机构主体行为增强主要表现在：对非国有经济信贷不足，中小企业融资困难。

第二个特性形成的原因是：（1）近年中国金融改革步伐加大，尤其是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纷纷大幅削减人员，精简机构，消化不良债权，为早日上市融资创造条件。这样，在有组织的金融市场上形成了具有一定市场行为的相对独立的主体，它们需要独立核算，自负盈亏，在决定贷款时必须考虑一定的自身利益。（2）民营经济融资信息渠道不畅。这种状况主要表现在银行对申请授信的中小企业既没有充分的时间又没有合适的渠道进行了解，原因有三个方面：一是因为民营经济数量大，情况千差万别，难以达到“完全信息”。中国私营企业共有150万个，占注册登记的工业企业的99%，且分布的行业、地区，自身规模、产品状况等情况十分复杂，这就限制了银行对民营经济的授信；二是有些信息本身就缺乏，无从获得。例如：竞争力、成长性等决定银行授信行为的有关民营经济发展前景的信息，当前对民营经济的评估不仅缺乏，而且信息的确难以获取；三是很多民营经济成立的时间短，其信息的真实性难以甄别，尤其是民营经济的信用度和信用史无法给银行以可靠的保证，使银行对民营经济授信“望而却步”。

三、结论及建议

1．中国国内的金融体制仍然是一种典型的政府主导型体制，正如麦金农等描述的发展中国家的金融抑制那样，这种体制一开始产生就表明它是为了高度集中金融资源，保证政府有效地动员全国金融资源来支持“享有特权”的国有企业而实行的一种“计划分配式”信贷配给制度。直到目前，以国有银行为主体的国内金融体系替国有企业融资的格局不但没有削弱，反而不断加强。这样的金融制度安排如何能够保证国有企业高效益，且实际上能够体现出“集中资源干大事”的效率——对国有企业、国有银行和整个国家都是有益的，但实际情况不令人乐观。

2．目前在我国尽管仍然存在存、贷利率的国家严格管理，但商业银行改革继续推进的结果是：信贷主体开始追求自己效益的最大化。一部分代表现代部门的国有企业及非国有企业，其技术和效益处于领先地位，它们在间接融资过程会得到银行优先考虑；而那些缺乏市场和技术，更缺乏企业家和效率的国有企业，除了政府的强迫干预外，它们从金融机构融资的比例将日益减少。

参考文献：

双重性范文篇8

全球自由贸易环境下科技标准化作用建设已经成为"双刃剑"，在GATT/WTO的法律体系中第20条的安全例外中，明文规定进口国可以保护人类健康，枯竭资源，依据国家主权原则，制订更高标准，保护人类健康,枯竭资源(Humanandhealth,exhaustivenaturalsource)。但是由于规定不完善，易诱导绿色贸易壁垒。一些发达国家在绿色贸易的借口下，行贸易保护之实，制定严格复杂的检测和审批形成所谓的“绿色贸易壁垒”。尤其是乌拉圭回合之后，各国只能在GATT/WTO在规定第20条的安全例外中和卫生和预防协议（SPM）中，人为设置障碍。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尽快研究建立既符合我国国情、又能与国际接轨的标准化体系，适应世界自由贸易环境。

关键词：标准化自由贸易双重性

一，引言

1947年，在特定的历史文化背景下产生了关贸总协定，3作为重要国际组织,WTO在推动世界经济一体化发展和世界自由贸易过程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世界贸易组织所签的条约，尤其技术条约，已经成为规范贸易行为和制度世界性指导原则。但是这个多边贸易体制具有大国利益倾向,尤其是自由这个贸易中的实用主义依然存在,使WTO成为大国主导操纵一个场所。事实和历史证明：关贸总协定纠纷不断，原因之一便是自由贸易中的实用主义和大国主导操纵，科技标准化作用的双重性使然。有人说：WTO是一个“富国俱乐部(clubofdevelopedandrichstates)”和“只保护富国利益(protectionstates''''profitonly)”4。

全球自由贸易环境下科技标准化作用建设，已经成为"双刃剑"，既有有利的一面，亦有不利的一面，因此要扬长避短。一方面，要积极采用国际标准，参与世界经济全球化；另一方面，也要适当搞一些自己的标准，以阻挡外国企业长驱直入，保护本民族利益。全球自由贸易环境下要利用贸易技术壁垒协定给发展中国家的特殊待遇和在WTO的过渡保护期内的条件，战略高度上重视标准化作用。

二，全球自由贸易环境下科技标准化发展的趋势和WTO技术标准协议

当今世界技术标准发展的趋势:5(1)技术标准与技术专利密不可分，技术标准成为非关税壁垒的主要形式，因此技术标准已经成为产业特别是高新技术产业竞争的制高点。6(2)国际贸易壁垒分为关税壁垒和非关税壁垒。非关税壁垒是指关税以外的通过法律、政策等形成的限制进口的贸易壁垒,其中主要包括对进口产品数量的限制,如进口配额、进口许可证等和贸易技术壁垒(3)贸易技术壁垒的核心是标准,贸易技术壁垒主要通过产品技术标准和制定技术法规，以及检验产品是否符合有关标准和法规的合格评定程序来实现，其核心是技术标准。当今世界技术标准发展的另一种趋势是:技术标准与国际贸易的联系越来越多，尤其是乌拉圭回合之后，各国只能在GATT/WTO规定第20条的安全例外中和卫生与预防协议（SPM）、《TBT协定》中，人为设置障碍，这已经成为贸易技术壁垒的主要组成部分。7

1993年,关贸总协定历经七年艰苦谈判，达成贸易技术壁垒协定(TBT)-WTO。贸易技术壁垒协定的宗旨是限制贸易技术壁垒，要求尽可能采用统一的国际标准。但是贸易技术壁垒协定(TBT)给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带来的利益并不对称。原因是发达国家实际上掌握着国际标准的制定权，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几乎没有什么技术壁垒可言，发达国家的产品能够长驱直入，而对于发达国家，这些标准则可以成为限制发展中国家产品进口的铜墙铁壁。8技术标准与技术专利密不可分,技术标准与技术专利捆绑现象屡见不鲜。9

三，全球自由贸易环境下科技标准化作用的双重性研究

在GATT/WTO在规定第20条的安全例外中，明文规定进口国可以保护人类健康，枯竭资源，依据国家主权原则，制订更高标准，保护人类健康,枯竭资源(Humanandhealth,exhaustivenaturalsource)。

从概念上讲,WTO的规则体系中存有许多例外,如保护环境的规定,俗称环保例外权。例如，美国汽油销售案(U.S.A.GasolineCase)，在绿色贸易保护人类健康和环境的借口下，旨在保护国内炼油企业，制定严格复杂的标准和歧视性达标时间形成所谓的“绿色贸易壁垒(Greenbarrier)”，这种环保例外权的行使往往和国家主权联系在一起，在国家主权高于一切的国际法原则的影响下，有些国家利用GATT/WTO在规定自由贸易的同时，出于对环保和不均衡考虑的例外，如GATT/WTO在规定第20条的安全例外，和规定不完善，一些发达国家在过份严格的科技标准化的借口下，行贸易保护之实，制定严格复杂的检测和审批形成所谓的“绿色贸易壁垒”，尤其是乌拉圭回合之后，各国只能在GATT/WTO在规定第20条的安全例外中和卫生和预防协议（SPM）中，人为设置障碍，绿色贸易壁垒，形式多样，涉及产品广泛，措施花样繁多。绿色贸易壁垒给发展中国家造成的损失惨重，使发展中国家更加处于劣势，沦为自然资源和初级产品的提供者，污染转移的庞大场所。

纵观GATT/WTO的历史，不难发现：GATT成立之初所奉行的不歧视原则(Non-discriminationprinciple)并没有给发展中国家带来公平的贸易结果,1958年的GATT专家组的报告指出,对初级产品的依赖和市场问题和现存的规则和公约对发展中国家十分不利.10经济学家劳尔.普雷比克研究也表明:发展中国家,如拉美国家,不得不为较少的回报出售越来越多的货物.11例如，美国汽油销售案(U.S.A.GasolineCase)，在绿色贸易保护人类健康和环境的借口下，旨在保护国内炼油企业，制定严格复杂的标准和歧视性达标时间形成所谓的“绿色贸易壁垒(Greenbarrier)”，损害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又如，中国作为最大发展中的国家，遭受“绿色贸易壁垒”的出口货物已超过25%，约400-500亿美元，极大地削弱WTO多边贸易体制作用的发挥。

严格复杂的标准和歧视性达标不仅严重损伤自由贸易,而且一旦纠纷出现,WTO的争端解决机制（DSU）缺陷是程序繁杂，使WTO成为大国主导操纵纠纷解决，利用争端解决机制程序之便，拖延时间，采取实用主义，让对方失去机遇和市场.首先，诉讼成本较高，须聘请精明强干的法学者，了解WTO的规则和对争端解决机制的可能的期望进行预测，其次，诉讼时间长，在GATT历史上，有的争端解决拖延时间长达5年.最后，即使胜诉，在发达国家不承担义务时，发展中国家难以采取有效的手段，难以抵偿发达国家不承担义务所造成的损失。因此，应尽快建立快速争端解决机制（rapiddisputesofresolutionofmechanism）12

四,我国科技标准化概述

十六大报告明确要求要以十六大精神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积极探索质量安全管理工作和标准化建设的新思路、新举措,尤其是随着农业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13。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农产品占领农业国际市场，是农业发展的一个战略性问题。加强标准化建设对我国面对国际国内两个市场，提高农产品国际竞争能力成为当前农业发展的一个重要任务。

目前,我国技术标准与国外具有明显差距并且技术标准水平落后，在采用国际标准方面明显低于发达国家的水平。14在高技术产业领域，除了在中文编码、VCD和第三代移动通信领域有少量标准被纳入国际标准外，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只能被动地执行国外提出的标准，受制于人。另外,技术标准制定与科学研究脱节。15全球自由贸易环境下,中国政府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议定书>>中承诺按照国际惯例，开放市场，增强透明度，公布技术标准,中国应自加入时起，使所有技术法规、标准和合格评定程序符合《TBT协定》。为改变我国频遭贸易技术壁垒限制，16成为受贸易保护主义受害大国局面,当前条件下,在WTO的过渡保护期内,应解决好以下问题:第一，找出WTO的TBT和现行的标准化的差距,集中整治，解决突出问题；第二，必须从战略高度上重视标准化工作；第三，入世条件下实施标准化建设战略,建设既适合我国国情又能与国际接轨的标准化体系；第四，在入世条件下政府应加强立法和执法监督,淡化政府干预职能并加强应对国际贸易壁垒研究。

五，结论：

WTO在推动世界经济一体化发展和世界自由贸易过程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涉及自由贸易的纠纷不断，原因之一便是科技标准化作用的双重性使然。

全球自由贸易环境下科技标准化作用建设已经成为"双刃剑"：在GATT/WTO的法律体系中第20条的安全例外中，明文规定进口国可以保护人类健康，枯竭资源，依据国家主权原则，制订更高标准，保护人类健康,枯竭资源(Humanandhealth,exhaustivenaturalsource)。但是由于规定不完善，易诱导绿色贸易壁垒。一些发达国家在绿色贸易的借口下，行贸易保护之实，制定严格复杂的检测和审批形成所谓的“绿色贸易壁垒”。尤其是乌拉圭回合之后，各国只能在GATT/WTO在规定第20条的安全例外中和卫生和预防协议（SPM）中，人为设置障碍。因此，作为发展中国家造成的损失惨重，使发展中国家更加处于劣势，沦为自然资源和初级产品的提供者，污染转移的庞大场所。

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在十六大报告明确要求要以十六大精神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积极探索质量安全管理工作和标准化建设的新思路、新举措,尤其是随着农业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17，从战略高度上重视和加强技术标准工作，尽快研究建立既符合我国国情、又能与国际接轨的标准化体系，适应世界自由贸易环境。

[参考文献]

[1]WTO,<<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议定书中>>,[R],/english/thewto_e/whatis_e/10mis_e/10m00_e.htm;[2]刘笋，《国际贸易法》[M]，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5月，第1版。[3]周道许等，《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和中国金融》[M]，时事国出版社，2000年4月，第1版。[4]战后世界政治经济和国际经济》[M]编辑部，《战后世界政治经济和国际经济》，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版

[5]余劲松，吴志攀主编，《国际经济法》[M]，北京大学出版社和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3月，第1版。[6]邵津主编，《国际法》[M]，北京大学出版社和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11月，第1版。[7]，GeneralAgreementonTariffandTrade(GATT),[J].1947.

[8]，TheMultilateralSystem:50yearsofAchievement-Introduction,[J].(AccessedinNovember2001).[9]10commonmisunderstandingsabouttheWTO(AccessedinNovember2001),[J]./english/thewto_e/whatis_e/10mis_e/10m00_e.htm;[10]AngusFrancis,InternationaltradeLaw,[C].Canberra,2002(unpublishedatpresent).[11]BernardHoekmanandMichelKostecki''''thepoliticalEconomyoftheWordTradingSystem''''inFrom[12]DanielL.M.Kennedy,Jave(ed),thePoliticalEconomicoftheInternationalTradeLaw,[M].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2002.

[13]GeneralAgreementonTariffandTrade(GATT),1947.

[14]ChinaandWTO,(AccessedinJanuary2002),[J].</moftec-cn/wto/>;

[15]Caopeizhong,theprincipleoftheWTOandAffectionForChina.[D].Canberra,2002(unpublishedatpresent).

1曹培忠,山东农业大学付教授,澳大利亚英联邦国际经济法硕士CthAus.LLM。

2周艳波，山东农业大学付教授。

3参见世界贸易组织的官方文件：“Recognizingthattheirrelationsinthefieldoftradeandeconomicendeavourshouldbeconductedwithaviewtoraisingstandardsofliving,ensuringfullemploymentandalargeandsteadilygrowingvolumeofrealincomeandeffectivedemand,developingthefulluseoftheresourcesoftheworldandexpandingtheproductionandexchangeofgoods。eetheGATT1947preface。”

410commonmisunderstandingsabouttheWTO(AccessedinNovember2001),

5参见<<加入世贸组织后的中国科技发展战略－李健司长在部级示范生产力促进中心主任培训班上的讲话>>

6参见<<加入世贸组织后的中国科技发展战略－李健司长在部级示范生产力促进中心主任培训班上的讲话>>

7同上。

8参见<<加入世贸组织后的中国科技发展战略－李健司长在部级示范生产力促进中心主任培训班上的讲话>>

9参见<<加入世贸组织后的中国科技发展战略－李健司长在部级示范生产力促进中心主任培训班上的讲话>>

10GATT(1958),trendsinInternationalTrade,Geneva.

11See:J,TimmonsRobertsandArmyHite,FromModernizationtoGlobalization:PerspectivesonDevelopmentandSocialChange,Blackwellpublishersled,2000,p.11.

12BernardM.HoekmanandPetrosC.mavroidis:EnforcingMultilateralCommitments:DisputesSettlementandDevelopingCountries/wb/hoekman.doc.

13"建设现代农业，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大任务。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和管理水平是现代农业发展的重要内容和主要标志。整体上，我国农业正处在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型时期，农业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和农业生产优质化、集约化、产业化的发展，要求农产品生产必须由数量型向数量与质量并重型转变，农业生产管理必须由偏重数量向更加注重质量安全管理转变。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的提高过程就是现代农业的发展过程。加强农产品质量安全管理，全面推进农业标准化建设，规范农业生产全过程管理，是调整和优化农业结构，提高农业综合素质和效益，提高农产品质量的重要手段，是加速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参见同志在十六大报告第四部分.

14已的19,278项国家标准中，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的仅占43．5％,由我国主导制定的国际标准寥寥无几。参见<<加入世贸组织后的中国科技发展战略－李健司长在部级示范生产力促进中心主任培训班上的讲话>>

15由于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等方面的原因，我国目前技术标准的制定与相关技术的研究严重脱节。参与国际标准化工作不够,技术标准经费投入不足。15我国部分行业处于几乎不设防状态。

双重性范文篇9

信用正效率是指信用活动对经济发展有正面的影响力，具体表现为对经济运行有积极的影响，对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

信用负效率是指信用活动对经济发展有负面的影响力，具体表现为对经济运行有消极影响，对经济增长有制约作用。

从整个社会信用活动来看，从宏观信用效率来看，社会各种信用活动有的直接作用于经济运行与增长，有的则间接发挥作用。因此，信用效率可以分为直接信用效率和间接信用效率。

直接信用效率是指各种经济主体的各种授信与受信活动对经济运行及其增长的影响力。

间接信用效率是指各种信用信息服务机构的各种与信用相关的社会性服务活动，对经济运行及其增长的影响力。

双重性范文篇10

关键词：房地产企业；经营；经济双重性

房地产行业是国家经济建设发展的命脉，经过政府长期对房地产市场的宏观调控，房地产行业规模不断扩大，逐渐发展成熟，房地产企业的经营水平不断进步，经营方式也更加多样，随着房地产行业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深化和产业结构调整的深入，房地产行业形态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企业盈利空间逐渐缩小，房地产企业需要通过管理思路和经营方式的创新来适应房地产行业形式变化，使之能够在市场中生存下来，实现房地产企业的长远发展。

一、房地产企业经营管理工作的双重管理模式

主要介绍了房地产企业经营管理工作的主要内容，可具体划分成价值链管理和利益分配管理两方面，二者之间形成了明显的相互制衡关系，在房地产企业的经营管理活动中要充分利用其双重性的特点，平衡内外部关系，形成良性循环，逐渐提高房地产企业经营水平，使之能够在日渐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胜出，实现企业的长远发展。

（一）双重管理

1.价值链管理

企业价值的创造来源于一系列经营和生产活动，包括设计、采购、生产、管理、销售、服务等，不同经营活动之间的有机联系就是企业的价值链，价值链中所有能够创造价值的活动称为价值活动，企业的价值链和价值活动客观反映了企业的历史、战略、战略实施方式以及价值活动的经济效果，基于价值链的管理就是对企业所有价值活动的优化、协调、整合，提高企业的经营管理水平，控制企业经营和生产活动成本。

2.利益链管理

利益链的管理主要是对房地产企业生产经营利益的分配，不同于企业行业，房地产行业建设周期长，基础投资大，人才、技术、资金密集，价值链上任何环节都对项目开发的最终效果有着直接影响，不合理的利益分配将会影响生产要素之间的协调和成本控制工作的落实，也就是对价值链的形态产生影响，影响房地产企业的最终经营水平和盈利能力，并最终加剧利益分配中存在的矛盾，所以利益分配和价值链管理之间应该相辅相成互相协调配合，为了实现房地产的双重管理，可以应用平衡计分卡管理工具，实现房地产企业内外经营目标之间的均衡兼顾。

（二）双重管理的作用

1.适应市场竞争

我国市场经济改革不断深化，政府政策的不断出台，对市场发展形成了有利的规范和引导作用，提高了市场竞争的透明度和公平性，房地产企业之间的公平竞争更加激烈，生存和灭亡成为了每一个房地产企业都面临的问题。房地产行业是我国拉动内需的重要突破口，是国家经济建设最强有力的脉搏，但是行业发展不能过分依赖政策与经济形势的优势，不利于在房地产行业中形成健康的竞争和淘汰机制，对行业整体的经营水平提升十分不利。所以，房地产企业面临的生存难题其实是必要的，能够刺激其主动找寻适应市场环境的发展策略，进行管理方式的创新，形成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2.企业发展的必然趋势

每一个企业在经营发展过程中都会表现出一定的双重性，企业产品的加工形成过程中不同的加工环节和企业生产要素之间形成了价值链，利益分配上，不同要素投入者之间的利益分配关系又形成了利益链，对于房地产企业，这一客观规律仍然存在，仍然表现出价值链管理和利益链管理的双重性，且彼此之间相互制约，生产要素配置优化工作不到位，成本压缩效果不理想，利益均衡分配必然将受到影响，利益分配不均衡必然会造成协作失败，而协作失败又会造成生产要素配置优化和成本控制不利的问题。

二、现阶段房地产企业双重管理策略

2015年，政策逐渐宽松，房地产行业开始缓慢回暖，但是房地产行业投资总量下降的趋势短时间内难以改变，因此房地产企业转型迫在眉睫，经营管理的双重管理工作也显得十分必要，但是一些管理者在进行双重管理工作时也暴露出了一定的问题，表现为实际操作中指定指标计划完成不理想时考核难以进行，制度理论可操作性差等，需要采取一定的策略有效规避这些问题。

（一）国际平衡计分卡的应用

不同时期，不同发展阶段，不同外部环境条件下，企业经营管理工作的主要目标和任务都是存在差别的，房地产企业想要实现自身的可持续发展，就需要积极学习其他企业的成功经验，并对自身的发展实际情况进行全面调查分析，在科学的管理工具辅助下，制定科学的企业发展目标和规范方案。现阶段，平衡计分卡作为一种优秀的通用管理工具，有着数据显示清晰、可操作性强的优势，对于房地产企业的双重管理来说十分适用。

1.内外部指标的双重设定

平衡计分卡能够同时设定内外部指标，维持企业内外部之间的协调。这样的指标设计能够避免房地产企业出现内部指标显示经营状况良好，但是外部指标却不理想的情况。房地产企业的价值链管理更加倾向于对内部运营效率水平的提高，而利益链管理则关注企业和外部利益相关者之间利益分配的协调合理，而平衡计分卡同时设定了内外部指标，实现了价值链管理和利益链管理工作的均衡。

2.财务指标与非财务指标的双重管理

平衡计分卡的指标设定中同时包含财务指标和非财务指标两部分内容，在企业的绩效考核中占有同样的比重。财务指标主要包括企业资产回报率、利润率等内容，非财务指标则主要包括产品质量以及客户满意度等，双重指标的设定有利于限制企业对盈利的过分追求，对控制房地产项目建设质量有着一定的积极意义。

3.结果性和驱动性衡量指标的双重标准

这两部分内容的设置主要目的是实现不同管理环节的优化，平衡积分卡中的结果性衡量指标主要用于显示房地产行使该策略之后的效果，涵盖质量提升效果与盈利能力提升效果等内容，驱动性衡量指标则用于了解策略实行过程中发生的变化对最终结果的影响程度，主要考察其循环周期。平衡计分卡对驱动性指标更加关注，结果性衡量指标虽然也是十分重要的一部分。但是，考虑到驱动性指标能够实现对最终结果的预见性衡量，所以在双重管理的房地产企业中，驱动性指标能够预见性的进行不同环节和生产要素之间的协调优化，改善最终效果，提高房地产企业的管理水平。

（二）双重内部控制

1.不相容职务分离

房地产企业内部控制工作要严格遵循不相容职务分离的原则，在企业的价值链管理工作中形成相互监督相互牵制的机制，形成完善严密的内部控制体系。首先，要从财务管理工作入手，形成严格的会计人员岗位责任制，明确不同会计岗位之间的权责权限，实现不同岗位和职务之间的相互制衡。在具体业务上，应该实现记账收款和保管现金职务分离，材料采购、验收保管和付款职务分离，发票开具和收款职务之间相互分离，同时明确规定财产的清查范围，制定明确的期限和程序，资产处置、开发投资、资金使用等重要决策的制定和执行要求负责部门之间要相互知情并且共同参与决策，防止出现一个人独立处理业务全过程情况的出现，企业可以制定定期轮换规程，关键岗位轮换频率要适当调高，提高内部控制效果。

2.资金管理流程的完善

房地产属于高投入和高风险的长周期行业，需要通过对资金管理流程的持续优化，通过提高资金的有效性来规避投资风险，可以进行资金的统一监控管理来缩短预售时间，全面提高资金的利用效率，规避投资风险。在房地产企业中，现金流反映了企业现金收支情况，而经营活动现金流作为财务指标的主要反映，应该作为房地产企业资金管理工作的核心，通过对现金流等敏感性财务指标的跟踪监测来预测企业在经营生产活动中可能面临的财务危机。财务风险的规避同样是房地产企业中非常重要的内容，作为高风险行业，房地产企业需要形成严格的内部控制程序和相互制约措施，重大事项要行使报告和集体决策制度，减少决策失误和舞弊行为风险，企业要形成财务预警的短期和长期预警机制，将不同的财务风险划分为远期和当前风险，选择不同的财务风险规避措施组合，控制经营活动财务风险造成的不利影响程度和规模。

三、结语

房地产企业的经营管理活动中表现出价值链管理和利益链管理的双重性，二者之间相互牵制，其中价值链管理倾向于内部生产关系和生产要素之间的协调，利益链条则涉及到利益分配等外部活动，采用平衡计分卡这种管理工具能够协调好利益分配和内部价值链管理之间的关系，形成房地产企业经营管理活动的良性循环，提高企业生产经营效率，改善盈利能力，对提高房地产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有着重要意义。

作者:李茜囡 单位:中国人民大学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