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重属性范文10篇

双重属性范文篇1

关键词：道德自我主体性客体性

“道德自我”作为伦理学的一个重要范畴，屡屡被一些研究哲学和社会文化的思想家提出并加以特别的突出和强调。然而，当深入到已有的研究成果中去，就会发现，人们更多的是把道德自我作为一种价值理想，甚至赋予了它浓厚的神秘主义色彩，而对道德自我在现实活动中具有什么样的特点，以及它们在现实活动中是如何体现的等问题涉及不多。这样，就有可能堵塞对这一重要现象进行科学认识的途径，使“道德自我”永远被笼罩在一种神秘的迷雾之中，并为唯心主义张目。有鉴于此，本文试图通过分析道德自我的主体性与客体性，及其它们现实表现形态，以期达到深化对道德自我的认识和理解的目的。

(一)当代著名儿童心理学家皮亚杰研究表明，人类童年在最初阶段虽然表现出某种自身中心化的倾向，但是这种倾向既谈不上自私，也谈不上无私，因为他们还没有在心理上把主体与客体、自我和他人的关系区别开来，所以基本上是无意识的。

只有随着主客体的分化，自我意识才得以形成。个体自我作为生命的存在，伴随着自我意识的出现，产生了对生命的自觉。苏格拉底教导人们“认识你自己”，孔子则申言“为仁由己”这些都是个体生命自觉的宣言。个体感受到生命的有限，根据自己对生命意义的理解对自己的人生进行自我设计、自我造就，以期在生命的不同阶段达到不同的境界。孔子把这一过程形象地阐发为：吾十五有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从心所欲不逾矩。个体生命自觉建立在人的主体性发挥的基础之上，蕴涵着作为主体的人对自己独特人生的自我期待，在这一过程中人的主观性、自主性和创造性被充分地发挥了出来，因此，在这个意义上来说，个体生命的自觉使自我更多地具有了个体性的特点。然而，“任何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作为人类历史前提的个体的人“不是处在某种幻想的与世隔绝、离群索居状态的人，而是处在于一定条件下进行的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发展过程中的人。”就现实的形态而言，自我并不仅仅包含个体性的规定性，而总是被打上社会的烙印。美国思想家米德在《心灵、自我与社会》一书中写到：“‘主我’是有机体对他人态度的反应”，“‘客我’体现着代表共同体中其他人的那一组态度”，“当个体采取了他人的态度时，他才能够使他自己成为一个自我”。“社会控制乃是与主我的表现相对的客我的表现”。米德实际上是告诉我们：“主我”是个体对他人、对群体、周围环境所做出的反应，“客我”是将他人和社会组织的对自我的期望内在化，它在精神自我内部构成主体思想与行为的参照标准和评价标准。自我的本质是‘主我’和‘客我’共同构成的一个社会经验中的人。

米德的思想同样可以关涉道德自我的问题。“道德自我”也应从‘主我’与‘客我’两方面去理解。一方面，由于道德规范、道德原则对个体的人来说是一种既定的存在，代表着社会共同体的普遍态度，体现着社会对个体的要求，代表着规范性和价值导向性，个体把它们内化于心中形成“一般化他人”这就构成道德自我的‘客我’方面;另一方面，个体人是自然界演化出来的有意识、情感和意志的精神存在物，他既具有维持、发展个体生命的自然欲望，又具有社会结合的社会性需要，而这两种需要又时常处在矛盾和冲突当中，因此，个体在一定道德情景中对这些社会道德原则、规范所表现出的态度必然是对这两种需要的统一整合，体现着自主性、整合性和创造性。这就表现为道德自我的‘主我’。从道德自我的‘主我’和‘客我’内容和本质上看，道德自我的‘主我’是人在道德实践过程中的主体性(自主性、能动性、创造性等)的集中体现，而道德自我的‘客我’则反映了在道德实践中人作为接受一定社会道德原则和规范影响作用的客体所表现出来的客体性(他控性、被动性、局限性等)。所以，‘主我’和‘客我’的结合使道德自我就成为人在道德实践中的主体性和客体性的统一的反映。

目前学界关于道德自我的研究，大体形成了两种基本图式：一是心理学理论图式。根据这种理论图式个体只是通过认识、感情、意志、行动等环节把握道德原则，而这些被把握的道德原则又是完全地、自动地化为个体的道德品质并在人的行为中得以实现。二是哲学理论图式。这种理论认为，道德自我是一个无限的道德本体。“这种天赋的道德本体或良心是超越个体的人而独立存在的，而在人的道德实践活动中以一种普遍和必然的力量进入个体意识而成为其道德自我，人的道德自我便是这一独立的道德本体在个人心性中的显现。”道德自我的形成不能依靠理论认识，而要依靠个体“智的直觉”。第一种理论图式虽然表明人在道德实践中具有客体性并揭示人在知、情和行上的统一的能动性，但却由于缺乏对掌握道德原则和形成道德品质的内在选择和驱动的力量的研究而对人在道德实践中的主体性的揭示不够充分。第二种理论图式注意到了人的这种内在的驱动力量，指出了道德自我的形成是“一种直觉的体悟或觉悟”，但却由于把这种体悟的对象归结为现实生活中看不见、摸不着的、超验的道德本体而丧失了对人的客体性关注，最终可能以人的主观任意性代替主体性，从而导致了人的主体性的失落。

事实上，只要从实践的角度理解道德自我，就可以避免上述理论所产生的问题。实践是主体对象性的活动。首先，人是实践的主体，人按照自己的意识、目的、计划去改造客观对象，人在对象性活动中所表现出来的这种主动性、能动性和创造性就是人在实践过程中的主体性特征。其次，人在实践中也不是主观随意的、绝对自由的而是以一定的客观对象为基础，受实践的客观对象的性质、水平和发展规律的制约和影响，人也必然会表现出一定的受控性、被动性和局限性，这就是人在实践过程中的客体性特征。由于人的主体性和客体性特征并不是凭空的存在，它们随着实践的产生而产生，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变化并通过实践某些特征表现出来，因此，从实践展现人的主体性和客体性这一角度而言，实践也就具有了主体性和客体性的特征，也就是由于人的主体性和客体性的存在和获得而使实践所呈现出来的特性。道德自我是个体的道德实体，它是道德参与、调节、控制下的自我，是建构在自我中的一个道德宇宙，从过程上看，它客观地包含着个体对道德规范由“不知”到“知”，又由“知”到“信”再到“行”的实践过程，从结果上看，它又以道德人格的形式表现出来。如果道德自我被看作个体对道德规范由“不知”到“知”，又由“知”到“信”再到“行”的实践过程，那么知、信、行的对象就不应该是一种超越的存在，而是一种道德的客观

实在，否则就会因为失去客观对象而不成其为实践。道德自我这一实践过程既融入了人的意识、目的和计划，又反映了一定社会道德原则、道德规范对人的制约和影响，人的主体性和客体性也都要通过道德自我实践活动所具有的特征表现出来。道德自我的客体性就是由于人的道德实践的客体性产生而使道德自我所具有的特征和特性；道德自我的主体性则是由于人在道德实践中的主体性的发挥而使道德自我所获得的特征和特性。

如果把道德自我看作是上述实践过程，那么人的主体性也不仅表现在通过自己的认知结构把握外在于自身的道德规范上，而且还应该表现在能对各种道德原则、道德规范的进行评价，提出更高的要求和标准，并在此基础上批判地吸收把它们统一起来形成个体的德性上;不仅表现在德性的生成上，而且还表现在把德性外化，以有利于他人和社会上。因此，道德自我的主体性也不仅要反映人对外部道德规范的接受的主体性；还要反映人对这些道德规范选择、加工整理和再造以形成德性的主体性；更要反映人化“德性”为“德行”的主体性。

(二)既然道德自我的主体性和客体性由人的道德实践的主体性和客体性所决定，那么它们的表现形式和相互关系如何?搞清这个问题，有助于我们在现实的道德实践中把握道德自我这一理论范畴。从时间的维度上看，人的道德实践活动在本质上就表现为从“无道德自我”向“有道德自我”；从道德“旧我”向道德“新我”的转化。道德自我以及它的主、客体性也随着人的道德实践活动所进入的不同阶段而呈现出不同的现实形态。

在人的道德实践中，个体从“无道德自我”状态向“有道德自我”转化是道德自我的初步形成阶段，也就是个体对道德规范由“不知”到“知”阶段。这一阶段是通过个体道德社会化活动来完成的。任何一个社会，在任何一个阶段都存在着反映当时社会历史条件、代表那个社会主要利益的道德原则和道德规范，它们是影响着个体成长和发展的既定的道德文化背景。它们通过目标引导、内容引导、言行引导、活动引导以及情景与环境引导等方式对个体产生作用和影响，使个体形成与这些既定的道德原则和规范相适应的个体道德体系，这就是个体道德社会化过程。个体具有一般认知能力、语言能力和行为能力是个体道德社会化发生的基本前提和基础，也是道德自我主体性和客体性获得的基本前提和基础。道德自我在初步形成阶段表现为个体对社会道德的盲目遵从，只是遵守道德规范的内容，而不是理解其深刻内涵。道德自我是以道德他律为存在形式。道德自我的主体性就表现为道德自我的开放倾向，也就是道德自我对社会统一的、主流的道德原则、道德观念、道德规范认同并纳入到自己的心理世界当中去，内化为自己的价值观念和生活目标。这分为同化和顺应两种情形：同化就是个体认知结构对外在的道德规范进行整理、分析、组合，转化形成自己的道德观念体系。顺应就是主体将对自己原来的认识格局进行重组，以顺应外部影响的要求。道德自我的客体性表现为它的循规蹈矩倾向即道德自我依据社会道德的本性不断地完善自己。在这一阶段，道德自我的主体性和客体性是以一种正向相关的方式展现出来，这就是说，道德自我主体性越是发挥，就越是多、越是好地把握所处于的那个时代、那个社会的道德原则、道德规范，就越能够根据这些道德要求完善自己，客体性就越是得到发挥。反之，道德自我越是依据这些道德要求改变自己，使客体性发挥出来，就越能通过提高认知能力，改善认知结构来提高吸收和利用社会道德资源的水平，使主体性得到发挥，道德自我的主体性和客体性的发挥所形成的合力中，道德自我的主体性获得了量的积累，这其产生质变打下了基础。

道德实践活动不仅是一个从无到有的过程，更是一个不断从旧到新的过程。尽管科学研究已经证明了从低到高的发展并不一定是个体道德发展的必然顺序。但是，必须肯定的是，从一般意义上讲，在一定条件下，每个人都有道德发展的潜力和潜在可能，每一个阶段上个体道德都内在地包含着向更高阶段发展的现实可能和趋势。一个人只要真心努力要求上进，并且能做出不懈的努力，尽管可能会出现发展过程中的暂时停滞或倒退，会出现各种曲折和反复，但他最终会实现道德自我的不断更新和升华。

道德实践活动从旧到新的过程就是道德“旧我”向道德“新我”转化的过程，这实际上是个体对道德规范由“知”到“信”再到“行”的过程，是道德自我的不断完善阶段。它是通过建立在个体道德社会化基础上的社会道德个体化活动实现的。社会道德个体化是指个体通过各种积极的形式对先于自己存在的道德资源根据自己的需要或时代的要求，进行选择、加工和改造，以求将主体自身的本质力量和要求渗透融合到其中，使它们成为一种属于人的存在，成为人的“化身”与“投影”。个体通过个体道德社会化活动建立起自己最初的道德认知模式，形成了他关于价值取向、心中理想、对社会和人性的设想等问题的思想，当它们与个人经历、兴趣、文化等因素结合起来时就形成了个体独特的思想倾向，这就使得道德自我不可能只是被动地反映既定存在的社会规范，而是表现为对社会道德的超越。比如对“孝”这一中国传统的道德规范，在古代对“孝”的理解注重内心对长辈的尊敬和顺从，不看中外在的物质利益，而现代人理解“孝”却是注重在物质利益上让长辈受益，例如让父母住上高楼大厦、乘坐舒适的轿车、吃上美味佳肴等等。在这个阶段，道德自我形象不在停留在迎合现实这一层面，而是冲破传统道德的樊篱，上升到解放自己改造社会的新的层面。道德自我的主体性和客体性的内容都发生了质变。其主体性表现为不再是对外来道德元素兼收并蓄，而是不拘泥于现存社会主流的道德原则、道德规范和观念，勇于对这些现存的道德资源进行批判和改造，以形成属于自己的道德观念体系。道德自我的主体性在这里实际上表现为主体对既有的道德资源的排斥倾向、整合倾向和加工再创造倾向。它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反映出来：(1)排斥。这是指道德自我把对其施加影响社会道德原则、社会道德规范及观念排斥在自己的认知结构外。产生排斥的直接原因是主体的认知结构与外在的道德原则、道德规范和道德观念格格不入或者水火不容。(2)整合。任何一个社会并不只存在一种道德体系，这就使得置身其中的主体人所受到的道德影响并不是单一的。只要人生活在社会中，就既受到社会主流的道德体系的作用，也会受非社会主流道德体系的影响，道德自我所拥有的道德体系是在对多种影响整合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另外，即使在同一道德体系中，针对不同的生活境遇和场合，道德规范也是不同的，有些甚至是相互矛盾的，必须对它们加以整合以形成主体的整体生活德性。比如，随着现代社会分工的不断细化，人的整体生活被打破，每个人在社会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从事着不同的职业。我们的社会又过分强调角色道德和职业道德，忽视人在整体生活中所体现出来的整体德性。没有作为整体生活的德性，那些角色道德和职业道德都将失去依托。所以具有主体性的道德自我必然在现实生活的不同社会关系中和不同的存在境遇中多方面践行道德，使德性与自我的整个存在融合。(3)加工再创造。一定的道德体系、道德原则都是附带着特定的经济、政治和文化背景，它们一经形成就具有确定性，要求人们必须遵守。然而社会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状况并不是静止不变的，确定的道德资源与变动的社会状况之间必然形成一定的反差，使得这些道德资源总是滞后于社会发展，不适应于时代的要求。因此，道德自我必然对那些仍具有时代价值的道德理论进行加工改造，赋予它们时代的精神。同时坚决摒弃那些丧失时代意义，阻碍社会进步的旧的道德观念并在此基础上形成自己的道德体系。道德自我的客体性同样是表现为道德自我的循规蹈矩的倾向，但它的内容却发生了变化，所遵循的“规矩”已不是原来意义上的社会道德，而是以社会规范为基础经过自己的加工再创造而产生的一种新的道德观念。这种道德观念，与自我的意愿相连，呈现出了自愿的特点;对应于理性的分析，内涵了自觉的维度。在这一阶段，道德自我的主体性与客体性关系表现为主体性的不断弘扬并最终主体性和客体性融为一体，道德自我以自律为存在方式，也就是道德自我不仅能对道德产生崇敬，努力按道德的要求不断提升自己，而且会把“德性”化为“德行”以有利于他人和社会。

上述分析表明，随着个体道德实践的不断深入，道德自我渐趋至善的境界，道德自我不仅仅是在认知心理层面的自由意志的决断和选择，而是在社会职业生活和社会实践过程中所达致的个体与类、主体性与客体性、他律与自律融合为一的自在自为状态。至此，自我确立了合理的价值目标，树立了坚定的道德信念，找到了安身立命的精神家园。

(三)上文通过对道德自我形成和发展过程追溯，在时间维度上展开了对道德自我的主体性和客体性的分析。不容忽视的是，人的实践活动除了要受到发展阶段的制约，无疑还要受到人的道德实践环境的制约。因此，在更为开阔的视野中，处于同一个发展阶段的道德自我，也必然由于人的道德实践环境特点的不同而呈现出水平的差异，这就有必要从人的道德实践的环境入手，对道德自我主体性和客体性展开空间维度的分析。

所谓道德实践环境就是指人们在进行道德实践活动时的各种社会条件，也就是人在进行道德活动时，处于他之外的、影响其活动过程的各种社会因素的总和。它们由一定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宏观因素以及家庭、职业场所、公共社会领域、社交圈等微观因素组成。人从一出生就被置于一定的社会环境中，一定的社会环境构成了人的道德实践环境，它们以各种方式作用于人。人们在进行道德活动时，不管他愿意还是不愿意，自觉还是不自觉都不可避免地被社会所制约，从而被打上社会环境的烙印。因此，道德自我作为人的道德实践活动的现实形态，也必然反映出一定的社会历史环境的风貌。对道德自我的主体性和客体性分析，也当然离不开社会环境的视角。

尽管一个社会宏观环境因素和微观环境因素各自具有不同的特点，但是它们能够共存在一个社会系统中必然有它们的共性所在。基于这个思想，在这里我们根据人所处的道德实践环境的总体特点，把道德实践环境划分为专制社会道德实践环境和民主社会道德实践环境并根据这一划分来分析道德自我的主体性和客体性现实的表现形态。

在专制社会中，社会控制采取封闭的强制形式，社会早已为人们设置好了一套道德律令，其中所体现的道德价值目标是一元化的，道德评判标准是毋庸质疑的。这种社会环境把本该作为道德实践主体的人无情地推向了客体的地位，只有服从而没有选择。在这种社会环境下所建构的道德自我表现为以下几种状态。(1)被动服从型。这种道德自我盲目地认同和信仰社会道德教化，表现为被动地服从社会道德规范，这类道德自我从基本要素到价值趋向都与其信仰的社会道德要求保持了基本一致。其主体性基本被客体性所覆盖。(2)冲突或自我矛盾型。这类道德自我缺乏对一定社会道德体系的坚定而明确的信仰，其价值观是矛盾的，表现为言与行、理与情、旧我与新我总是处于相互矛盾状态之中不能实现自我平衡。这类道德自我的主体性和客体性几乎失落。这一点在苏格拉底之死的悲剧中表现得尤为明显。苏格拉底一方面提倡理性地看待自己和城邦，提倡把道德从权威、传统和教条中解放出来，对他所处的雅典城邦道德提出了根本性的质疑，而他在行为上却选择放弃了逃生的机会，坦然地接受城邦对他作出的死刑判决。用生命的代价维护城邦法律的绝对权威。(3)叛逆型。这类道德自我漠视、拒绝甚至敌视社会主流道德体系，其表现出来意识和道德行为与社会提倡的道德相反。因为专制社会视个人为征服和改造的对象，它不仅不关心人的个性解放，反而摧残人的主体精神，在这样的环境中，如果道德自我的主体性没有被扼杀掉，就只能以一种隐蔽的、极端的方式表现出来。因此，这类道德自我的主体性表现为“逃避性”或“反叛性”。其客体性基本被主体性所覆盖。

在民主社会中，传统的社会封闭被打破，社会控制采取开放和宽容的方式，道德价值目标一元化被彻底消解，取而代之的是道德价值目标多元化的凸起。人成为真正的道德主体。人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所建构的道德自我其对社会道德规范的认同和信仰是建立在高度自觉的基础之上的，虽然认同和信仰某一社会道德体系但又不局限在其中，而是致力于对它们进行批判性和系统性的转化和发展，否定某些在他看来是过时的、不合适宜的内容，补充在他看来是代表变革、代表未来的东西。因此，这类道德自我对道德体系表现除了真诚、坚定的信仰，能够把内在本性化为外在言行、新我与旧我之间不一致只是体现在量上，而不是体现在质上。其主体性不仅能够获得自由驰骋的广阔空间，再也不用改头换面，可以以其本真的形态存在和生长，而且做到与客体性高度的统一。

马克思曾经指出：“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导致神秘主义方面去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以实践的观点看，不论在时间的维度，还是在空间的维度，道德自我所呈现出来的主体性和客体性的现实形态都是人的道德实践活动的发展水平的集中体现，道德自我的建构取决于人的道德主体性和人的道德实践环境。从一定意义上说，一个人在道德上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既是社会选择的结果，也是他自己选择的结果。因此，本文进一步认为必须从以下两个方面对道德自我的建构提供“形而上”意义的关切：第一，必须摒弃任何漠视人的存在、践踏人的尊严、否认人的价值的观念，确立人是道德主体的意识，营造民主自由的道德实践环境。第二，赋予道德主体自我肯定、自我持存、自我发展的安身立命的力量。只有这样才能在人与社会的统一中，建筑起道德自我的坚实大厦。

【参考文献】

〔1〕〔2〕〔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24，31，18·

双重属性范文篇2

公司章程的性质究竟为何？法学界的观点不一。在我国，无论是理论界还是实务界，都采纳了德、法、日等大陆法系国家的通说—自治法说，认为公司章程是公司的自治性规则或者规范。

我国是大陆法系国家，民商事立法包括公司法的立法主要是借鉴德、法、日等大陆法系国家的立法和学说，但这并不排除我国也同时注意吸纳以美国、英国为代表的英美法系国家相关立法和学说的精髓，同时又要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有所创新，这是由我国五千年源远流长的文化法律传统和特殊的政治经济制度与国情所决定的。事实上，近些年来，我国的《合同法》、《公司法》等相关法律在承袭大陆法系国家的传统的基础上，也吸纳了英美法系国家的预期违约、隐名与独立董事等思想和制度，起到了很好的立法与司法效果。

任何复杂事物的性质都不可能是单一的或者纯粹的，尤其在法律领域就更是如此。就我国公司法上的公司章程的性质而言，结合两大法系关于公司章程的立法与学说以及我国《公司法》的相关规定，笔者认为，公司章程的性质具有混合性，即它既具有自治规范的性质，又具有契约即合同的性质，只不过其团体自治规范性占据主导地位或者更为突出罢了。

这里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本文所提到的“契约”、“合同”以及“协议”基本同义，三者一般无区分的必要。在我国（我国台湾地区除外）的立法与司法中，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已经用“合同”和“协议”取代了“契约”这个术语，但在学术研究中，有时也使用“契约”一词。

笔者认为，我国公司章程具有混合性的理由如下：

首先，我国是大陆法系国家，民商事立法自清末以来一直师承德、法、日等国，因此，我国关于公司章程的性质的学说以及立法借鉴、参照和沿袭大陆法系国家是顺理成章的，而大陆法系国家的通说认为公司章程具有自治法规性。

其次，从我国《公司法》的相关规定看，公司章程也主要具有团体内部自治规范即规则的性质。例如，今年10月27日经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修订通过的《公司法》在第25条和第82条分别对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责任公司章程的主要内容做了规定。其中，《公司法》对公司名称和住所、经营范围、注册资本、设立方式、公司的机构及其产生办法以及各机构的职权和议事规则、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公司的通知与公告方法以及公司的解散事由与清算办法等事项的规定都集中地体现了公司章程作为公司这种企业组织内部的规范本公司的组织与活动的基本文件的自治规范性。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所采用的“自治法”与“自治规范”、“自治规则”含义相同，但比较而言，笔者认为用“自治规范”或“自治规则”来揭示公司章程的基本性质更为妥当，毕竟公司章程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法”，而只是公司这种商主体内部的关于公司组织与活动的基本规范或者规则。公司章程的自治规范性是公司章程的主要属性，其一方面体现于每个公司都可以自己（通过发起人制定）依法自主决定公司章程的具体内容，公司不同则章程亦有所不同；另一方面，公司章程的自治规范性主要体现为在公司内部的约束力，即对公司、股东和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具有约束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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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建筑业发展瓶颈

根据我国《民用建筑设计通则（JGJ37-87）》的规定，我国的建筑主要分为两类：建筑和民用建筑，其中民用建筑根据功能分为居住建筑和公共建筑。在本文的讨论中主要针对的是民用建筑。

1建筑的双重属性

从人类和建筑的发展史中可以看到，人类所从事的大规模建筑事业是从奴隶社会建立以后才开始的。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整个建筑活动的意义不再仅仅是为了满足人类在社会中生活与生产的需要，更重要的价值是在于反映当时的思想与的要求[1]。正是在这些需求的引导下，逐步形成了建筑的双重属性。

首先是建筑的社会学属性。当人类社会出现阶级的划分后，建筑的形式就不再是为了适应遮风避雨、逃避野兽攻击而存在，而是通过自己的形象和空间来表达当时的、经济、文化的需求。

其次是建筑的自然科学属性。任何建筑形式的出现和演变都离不开当时社会的经济和技术发展的约束，发达的科学技术水平是建筑发展的最基本条件之一。

建筑的双重属性决定了建筑的发展具有历史的必然性。

2建筑发展的历史必然性

某个的建筑是这个时代的政治、经济、物质文明、生活水平、文化的综合反映。整个建筑行业的发展则体现着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历程。例如下图一反映了上海市1949年以后历年房屋竣工面积的变化情况。将它与上海市1949年后的社会经济发展总体情况相对照，可以非常容易地得出结论：社会经济的快速增长期也必然是建筑业的迅速发展期[2]。

与此同时，建筑业的发展反过来也推动经济进一步发展。以上海经济发展的统计资料为依据，如果将上海历年的国民经济总值进行分类统计，可以发现上海市的建筑业与房地产业已经成为推动上海经济高速发展的几个重要支柱之一，而且从1995年开始，建筑业与房地产业已经成为上海市继工业之后的第二大经济支柱（图二）。

现在，党的“十六大”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届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3000美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2000年的6280元增加到18000元，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由2000年的2253元增加到8000元。其结果就是：无论城镇还是农村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都将对生活条件和水平提出更高要求。其中一个重要的表现就是老百姓对人均公共服务设施的占有量、环境舒适度的要求越来越高。世界银行的报告和相关专家的研究结果，我国新建建筑将主要集中在未来10~15年内完成。其中，公共建筑在1998～2010年间增长速度为6.6%[3]。

可见，建筑发展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随着我国经济和政治建设的进一步深入，公共建筑在上海乃至全国必将得到更加快速的发展。

图一：上海市76年前历年房地产竣工面积（万平方米）

图二：各产业对上海国民经济发展的贡献

3建筑发展的环境制约性

建筑的发展具有历史的必然性，建筑的形式和功能也是多种多样，但是建筑正常运行的基础却是相同的：任何建筑的正常运行都以消耗一定能源为代价，如照明系统需要电能、空调系统需要电能或油、天然气等等，所有这些为了维持建筑正常功能所必需消耗的能量统称为建筑能耗。

仍然以上海为例。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上海的房屋竣工面积已经翻了几番（图三），其中公共建筑的面积在2001年底已经达到8696万平方米。与之相对应的是建筑能耗的增长。根据上海市终端能耗统计资料，以建筑能耗为主的第三产业能耗从1980年到2001年也翻了一番（图四），如果再加上生活消费能耗，上海市建筑能耗在2001年已经接近国民总能耗的3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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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三：上海市76年后房地产竣工面积（单位：万平方米）

图四：上海主要年份能源终端消费比例

在技术经济条件下，地球上可以使用的、具有成熟技术的能源主要是矿石性能源，如煤炭、石油、天然气等，他们的使用都会带来对环境的污染。建筑对能源的消耗也就意味着建筑的发展必然带来环境污染。特别是上海，主要能源是煤炭，由煤炭燃烧引发的大气污染物，如SO2、CO2、粉尘等，每年需要消耗上亿人民币来治理，从整个经济发展的角度说，环境的污染实际上已经构成了对社会经济的发展的制约作用[6][7][8]。

4建筑节能对建筑业发展的重要意义

建筑的发展一方面推动了经济的高速发展，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之一，是发展的必然趋势；但是另一方面，建筑的发展带来了巨大的能源消耗，这在目前的技术水平条件下，则意味着不可再生能源的加速消耗和地球环境的日益恶化，为人类的可持续性发展设置障碍，成为自身发展的绊脚石。因此，如何调整两者的关系成为建筑业今后发展的一个重要。

应该看到，建筑业的发展是必然的，那么建筑正常运行需要消耗能量也是必然的，所以建筑业发展中所存在的关键在于建筑消耗的是什么能量以及如何消耗能量。

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来说，经济的快速发展包括建筑业的迅速发展都在加剧着能源危机，尤其是不可再生能源的危机。如果建筑消耗的能量都来自可再生能源，那么建筑业的发展将不会受到能源消耗的制约；而消耗的可再生能源通常都不是矿石性能源，它们的使用不会加重环境的负担，对环境的影响也较小，这也有助于保护环境。不过这或许是若干年后的事情，从目前的技术水平来讲，做到这一点是有很大难度的，因此现阶段影响建筑业发展的主要因素在于建筑中不可再生能源的消耗方式。

从上个世纪70年代，人类就已经开始建筑如何消耗能量的问题，而且所有的研究内容都围绕着“节能”展开，因为实现建筑节能是建筑业持续发展的基本保证。然而可惜的是，到目前为止，我国新建建筑的百分之九十五以上都是大量浪费能源的建筑，所以有关专家呼吁，为了缓解能源紧张的局面和国家的可持续发展，必须加快推进建筑节能。我国建筑能耗总量大、比例高、能效低、污染重，已经成为影响可持续发展的重大问题，可以通过对既有建筑的节能改造、新建建筑按节能标准进行建设和设计，以及发展建筑节能产业等方式开展建筑节能。

有专家出：如果从现在开始对新建建筑全面强制实施建筑节能设计标准，并对既有建筑有步骤地推行节能改造，到二O二O年，建筑能耗可减少三点三五亿吨标准煤，空调高峰负荷可减少约八千万千瓦时(大约接近四点五个三峡电站的满负荷出力，相应可减少电力建设投资约六千亿元人民币)，由此造成的能源紧张状况必将大为缓解[9]。

由此可以很轻易地看出建筑节能对建筑业发展的重大意义，建筑节能的开展不仅减少了建筑自身的能源消耗，缓解了国家的能源紧张局面，还保证了自身及其他建筑的正常运行，可谓有百利而无一害。

：

1)杨深。建筑七千年。天津：翻译出版社，1990.7

2）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能源研究所。中国可持续发展能源暨碳排放情景综合报告。“中国可持续发展能源暨碳排放情景分析”课题组，2003.5

3）中国上海网站：/

4）同济大学与上海市建筑节能办公室。上海市建筑节能现状与未来展望。2003年上海市公共建筑调查报告。

5）同济大学。节能工作在上海——能源基金会项目《上海地区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结题报告，2003年。

6）上海市环境保护局网站：/gongbao/linian2002.asp

7）邓孝成。优化生态关键在防治燃煤污染。

/index.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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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1世纪的今天，“科技”可以说是世界范围使用频率非常高的一个词语，国家及地区间的竞争更是以科学技术为核心的竞争。经过启蒙运动后二百多年的发展，科技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极舒适、极丰裕、极自动化与智能化的物质生活方式充分体现了人类理性活动的巨大发展。“科技理性”成为具有天生合法性、合理性的第一理性，并逐渐渗透进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

“科技”是“科学”（包括“基础理论科学”与“应用科学”）与“技术”的合称，“科学”主要是认识论目的，用于探索和发现自然、社会、人自身等未知领域的现象、本质及规律。基础理论科学与应用科学的不同之处在于，前者注重定性的理论探索，后者则注重定向的应用性探索，与现实生活联系更紧。而“技术”是应用科学具体化、物质化的表现，通过在生产活动中对科学的应用，以一种现实性的力量体现出来。应该说，应用科学与技术具有相同的目的和价值导向，即对规律的应用；所不同的是应用科学还处于应用性理论探索层面，而技术则处于应用性物质实践层面，从应用科学到技术的转化，就是从抽象到具体，从“纸上应用”到“手上应用”的转化过程。对于科学技术的属性问题，一直以来社会普遍强调和认可它的生产力属性，“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就是对科学技术在生产中的地位的充分肯定。随着社会对科学技术需求的急剧增加，人们的目光都集中在科技进步所带来的生产力的空前发展上，而对于科学技术的存在本身却很少进行深入的反思。实际上，一味强调科学技术的生产力属性，是晚期资本主义社会调整统治方式、建立新的合法性基础的重要依据，当科学技术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变量按其进步的逻辑决定社会发展和运行轨迹，并为人们带来了更加殷实和舒适的物质生活时，人们反抗的意识就会在不知不觉中消弭。科学技术成为一种更加隐蔽的统治工具和不可抗拒的宰制力量逐步侵入到人们的思想意识当中，并发展出“科技理性”作为绝对至上的理性原则来指导和规范人们的思想和行为。

对科学技术持保守主义观点的人认为，对科学技术的盲目信任和依赖，必将把人类社会推向一个由机器来调控世界的未来，到那时，“技术系统再也不是按照行动着的主体的协调计划来运行，由科学、技术、工业、军事和管理结成的自主发展的动力体系，将超越人的构思，不受社会和人的制约和指挥，成了一个自然的过程”[1]。人的主观意识将毫无意义，人们将不得不面对“用技术对抗技术”的无奈境地。保守主义的观点似乎又过于悲观，认为科学技术的发展，毫无民主和自由可言，人类将受控于自己的创造物而无法解脱。这一观点同自由主义观点其实具有相同的前提预设，即科学技术对社会发展具有重大的导向作用，所不同的是一个认为导向“天堂”，另一个认为导向“地狱”。围绕科学技术的这两种争论都毫去例外地陷入了自己预设的理想主义怪圈，就“科学技术”谈“科学技术”将无法预见“科学技术”以外的其他可能性或出路，同时在不经意间也成了“技术统治论”的帮凶，科学技术的意识形态化也会随之加剧。

二、科学技术面临的生态难题

环境经济学有一个著名的论题叫“杰文斯悖论”，即“某种特定资源的消耗和枯竭速度，会随着利用这种资源之技术的改进而加快，因为技术改进会使以这种资源为原料的产品价格大幅度降低，而价格降低会进一步刺激人们对这种产品的需求和使用”[2]。这个论题其实揭示了科学技术在开发和利用自然资源方面所面临的生态难题，本想通过先进的科学技术提高对自然资源的利用效率，可结果却大大加剧了自然资源的耗竭速度。那么，科学技术在生态问题上到底扮演着何种角色？如果说它是“理性”的，那么又该如何解释它所带来的“非理性”的后果？

随20世纪中后期以来世界范围内生态危机的日益加剧，愈来愈多的人对科学技术在解决生态问题上的作用不再盲目乐观，而是抱着批判和反思的态度来看待“科学技术”。环境社会学家卡顿和邓拉普认为，生态问题的加剧归因于人们普遍遵循的“人类例外范式”（HumanExceptionalismParadigm，简称HEP），认为人类不同于其他动物，科学与文化的累计可以使进步无限延续下去，并最终解决所有社会问题。这一假设直接导致一种错误的观点，即环境的负荷能力可以无限制增长，愈取愈得，从而否定了匮乏的可能性。面对“杰文斯悖论”对“科学技术”的质疑，科技乐观者辩解道，所谓资源有限论和生态危机加重论都是对资源与环境问题的静态观点，这只是现阶段生产方式和技术体系条件下出现的暂时的生态失稳现象，而随着科学技术的进一步发展，会开发出新的可利用资源，并推广使用新的廉价的环保技术来解决环境污染问题。这一论点存在几方面的问题：一是否定“临界自然资本的存在”，开发新的自然资源依然是对自然界的攫取，只是从匮乏资源向相对丰富资源的转移，使用“可再生资源”也并不意味着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当超出自然资源的自我更新和可再生的能力范围，依然会导致自然资源的匮乏，科学技术该如何回答“维持生物圈所必需的临界自然资本”问题；二是“所谓的科技发展观”，把资源与生态问题看作科技发展中不可避免的一个阶段，就是不顾自然法则，不顾人类和社会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唯科技主义”的狭隘发展观。这种观点将直接导致“先污染后治理”的合法化，使环境问题非但不能有效缓解，反而在“科学发展”的指导下愈演愈烈。三是“局部大于整体”的论断，科技的发展确实可以开发出经济有效的环保技术，但从当前的世界形势看，这些技术的使用只能在局部范围内解决某个具体的能源或环境问题，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世界范围生态问题日益严峻的现实，这其中有技术壁垒问题，有发达国家（或地区）向发展中国家（或地区）污染转移问题，还有“片面技术化”导致的生态环境进一步恶化问题等等。

这些问题的存在，说明科学技术并不是万能的良药，使用不当将会造成无法预计的严重后果。乌尔里希·贝克在《风险社会》一书中强调：“我们生活在文明的火山口上：风险威胁的潜在阶段已经接近尾声了，不可见的危险正在变得可见，对自然的危害和破坏——越来越清晰地冲击着我们的眼睛、耳朵和鼻子”[3]。对于科学技术应用的风险性评估已经到了迫在眉睫的紧要关头。

三、科学技术与生态价值的关系

1.科学技术作为生产力与生态价值的关系

传统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应用主要表现为探索自然和社会的生存和发展规律，并运用这些规律去改造自然和社会的过程。而随着资本主义工业化的发展，科学技术的开发和应用更多地偏向于利用自然，满足人们最直接、最大化的物质需要，而对于是否符合自然和社会发展规律反而被忽略了，这就直接导致人类生产行为的盲目性和急功近利化。在“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科技兴国”、“科技竞争”等口号的感召下，各个国家无不投入巨大的财力、物力发展科学技术，似乎只有科学技术才能引领文明进步的方向，只有科学技术才能带给人类光明美好的未来。科学技术已不只是认识、改造自然和社会的工具和手段，而成了“生产力”本身，这就意味着发展科学技术就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反之，就是逆生产力的前进方向而行。

在人们大谈特谈“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时候，却有意或无意地忽视了“生产力”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面向，就是作为生产力的主体的“人”。生产力是人们认识和改造自然世界和人类社会的能力，这个能力体现在人的目的理性活动的客体化程度、使用技术手段的水平，劳动强度与获得收益的比值，以及潜在的规则约束。科学技术的进步对于人的目的理性活动的拓展的确具有重要作用，但它只是工具，无法代替人类自主的理性思维，当它脱离人的控制，而成为一种独立自主的“能力”的时候，就是人类必须面对的“机器伦理”与“人类伦理”交锋的时候。

对科学技术规则的强调，就是要把科学技术的发展纳入全人类共同的利益和价值的考量表中，就是要平衡科学技术发展与人类其它同等重要的价值原则之间的关系。生态价值，作为人类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价值原则，是一种基于关注所有生命形态和谐共生的价值形式，它把人类视为生态系统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与其它生命系统相互联系相互影响，共同构建生物共同体的和谐、健康、稳定、完整与统一。生态价值对于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应用具有重要的导向作用，当科技发展以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和谐共生为基础，就会朝着有利于全人类以及整个生态系统的福祉方向发展，而将可能造成的不利后果降至最低。科学技术的应用离不开物质生产领域，人类物质生产的需要也是科学技术开发和应用的直接动力，所以对科学技术进行生态价值考量的同时，也需要对生产过程和生产方式进行相应的价值考量，即这种生产过程和生产方式是否既符合人与社会的需要原则，同时又符合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原则。当前，一些发达资本主义工业化国家已经开始了生产方式的“生态化”转向，以适应后工业化时代的发展需要。

生态化生产方式应该说是科学技术与生态价值的有机结合，是对工业化生产方式的技术基础进行的彻底的生态化改造，比起开发和使用具体的环保技术来解决生态问题更加有效，是从生产源头截断可能造成的环境危害。因此，对技术开发和应用的可行性评估非常重要，既要保证“它是一种高效率获取所需物质资料的技术，而且是一种无公害技术；是一种能对生产过程及其环境影响进行全程监控的技术，即对生产与自然关系进行有效控制的复合技术，……它不仅体现为对自然的改造能力，而且还体现在对自然的建设能力”[4]。也就是说，对于技术的评估，不能片面追求经济利益的最大化，而要全面考量它的生态价值、社会价值等综合价值。只有建立这样的技术评估体系才能有效保障生态化生产方式和生产过程的顺利进行。

2.科学技术作为意识形态与生态价值的关系

前面我们谈到，科学技术除了生产力的属性之外，还具有意识形态属性，虽然在现代工业社会，这一意识形态表现得更为隐蔽和难以察觉，但它确确实实存在着，并在潜移默化中将意识形态的合法性灌输到民众的思想意识当中。科学技术作为统治阶级赋予的具有合法地位的意识形态，不仅要人们相信它能解决任何问题，还要他们感觉到：不存在某种外在力量的压迫或意识形态的灌输，是他们通过自己的价值判断所作出的理性选择。他们相信科学技术的无限力量，更相信科学技术的缔造者和应用者——科技专家的无限力量，他们的话就是金科玉律，只有他们能带领人们走出危机，走向光明。所以，当出现某一社会问题时，总会听到“专家论证”、“专家预测”之类的话，他们的话总是具有神圣的权威性和不可辩驳性，以至于他们认定的结果，往往就是民众认定的科学的结果，至于论证的过程—因为是科学—太专业化和技术化，民众难以企及也就不会太在意了。但是在现实生活当中，科学技术的论证结果有时会与民众的切身感受不相符合，以至于他们不得不思索一个问题：究竟该相信科学技术，还是相信他们自己的眼睛？在冲突的过程中，科学技术的意识形态性质也从合法化外衣下逐渐显现出来。

以生态案例为例，来分析一下科学技术作为意识形态与生态价值的关系。前段时间有关环境事件的报道很多，其中很多事件都涉及到科学技术对污染的评估与民众切身感受到的污染程度之间的差异。一则事件是说，民众普遍反映当地饮用水受到严重工业污染，因为当地的癌症发病率在近几年明显升高，但专家的检验报告却说，水质合格，达饮用水安全标准；另一则报道称，几个村民把漂浮在河面上的死鱼烂虾背到乡镇府门口作为水污染的证据，但却被告知无法证明那些死鱼烂虾就是来自那条重污染的河流；还有一起事件，村民状告一家化工企业排放有毒废水，造成许多村民鱼塘里的鱼大量死亡，但专家却说不能认定排放废水与鱼死亡之间存在必然的因果联系，甚至通过技术认定，得出该化工厂达到国家污水排放标准的结论，令人瞠目结舌。另外一则案例可以说把科学技术的意识形态化表现得淋漓尽致，就是前些时候由几名自称具有科学良知的科学家所披露的全球气候变暖的内幕，他们声称：全球气候变暖并不是政府所大力宣传的二氧化碳气体的超标排放造成的，二氧化碳气体排放与全球性气候变暖之间根本不存在必然性因果联系，太阳黑子的活动才是气候变暖的真正原因。政府不惜花大价钱扶持科学家群体来论证二氧化碳对气候变暖起决定性作用，就是纯粹的意识形态目的——引起全球性生态恐慌，使某些政治家能利用环境问题来捞取政治资本。科学作为政治的附庸上演的这出闹剧让世界哗然。于是有学者站在民众立场上提出质疑：如果科学技术走到了常识的对立面，如果看似精确、量化的数据却不能客观公正地反映认识对象，那么科学技术是否还能称之为“真科学”[5]。

当科学技术的意识形态化无限膨胀时，生态价值将如何体现？原本客观真实的价值标准因为政治的横加介入而蒙上了灰暗的国家意识色彩。以平等、和谐、共生、统一为基础的生态价值观也因此遭到科学技术意识形态化的严重践踏。生态价值不再是人们平等共享的价值权利，而沦为被少数人御用的政治工具。科学技术的意识形态化不但成就了“无声的统治的艺术”，同时也造就了“沉默的大多数”。绝大多数民众实际上被阻挡在科学技术大门之外，或者说被阻挡在所谓的专家系统之外，科技符号仅仅是少数人掌握的密码，而普通大众只有在门外等待技术专家为他们做出“意识形态化”的“解码”，而无权搭建起与科学技术直接对话的通路。科学技术变成了一种权力，科学技术资源的不平等分配和信息传递的非对称性也造成了普通大众制度性的弱势地位。在环境问题上，科学技术如果不淡出意识形态色彩，不但会误导普通大众的生态价值观念，而且还会使环境问题愈演愈烈。笔者在对环境事件的调研中深有感悟：仅仅依靠技术指标或者官方公布的调查结果来判定环境污染状况，不仅对环境治理无益，而且更加有害。

四、结论

对于如何协调好科学技术与生态价值的关系，需要多学科的共同努力。就生产力方面来说，需要转变工业化生产方式，代之以生态化生产方式来协调科学技术与生态价值的关系；就意识形态方面来说，因为生态环境问题关乎每一个人的切身利益，所以就不能把做为社会绝大多数的普通民众排除在科学技术之外，他们拥有对科学技术的开发、进展、使用等情况的知情权、监督权、参与权与否决权；科学技术知识有必要走出专家世界的狭小范围，而走进普通大众的生活世界，并与民众所能理解的生活常识进行平等对接和对话，要让他们感到科学技术是常识的深化和精确化，而不是常识的对立面，或者仅仅是一种“技术语言”；此外，科学技术的研究机构应该成为独立运作的部门，工作其中的科学家共同体应该具备公正、正义的“科学精神”和生态伦理道德，以全人类和整个生态系统的利益为重，这样既能有效规范科学技术的发展（使科学技术的发展以生态价值的基础性原则），也能有效约束科学家自身的行为，同时还能引导全社会积极构建健康和谐的生态生存理念和生态生活方式。因此，在科学技术发展中引入生态价值考量，对于科学技术本身、人与环境、人与社会的发展都是大有裨益的。

参考文献：

双重属性范文篇5

关键词：宪法政治性法律性

宪法是阶级统治的工具，作为统治阶级意志和利益的集中表现，客观的反映了各种政治力量的对比关系，它具有政治性；宪法是法，法是一定社会关系的调整者，统治阶级制定法的目的，是通过法来调整各方面的社会关系同时具有法律性。宪法的政治属性与法律属性之间不是一种平行并存的关系，而是一种存在主次之别的辩证统一关系。“法律固然在一定程度上依附于政治，但政治可以形成法律”。

一、宪法的主导属性是政治性

(一)宪法的政治性取决于宪法制定权的政治性

“宪法制定权(简称制宪权)是制宪主体按照一定原则创造作为国家根本法的宪法的一种权力。制宪权是一种价值体系，既包括制宪的事实力量，也包括把宪法加以正当化的权威与价值”。国家权力分为制定宪法的权力和山宪法所创立的权力。前者指宪法的制定和修改权，这一权力属于人民，不受任何限制，宪法的制定或修改须经人民一致同意。后者是指依宪法设立的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等制度化、组织化的具体国家权力形态。这些权力都由制宪权派生出来的，必须受宪法的约束，只有根据宪法才能行使。在宪法学界，虽然学者们对制宪权性质的理解、表述不同，但制宪权本质上是一种政治性权力在很大程度上己成为一种共识，宪法的政治性在终极意义上乃是根源于制宪权的政治性。

(二)宪法的政治性决定于宪法的阶级性

宪法与其他法律一样，都是在阶级斗争中取得了胜利、掌握了国家政权的阶级以国家或人民的名义制定的，都是统治阶级意志利益的体现。所不同的是，宪法作为国家根本大法在体现统治阶级意志和利益时更集中、更全面而己。宪法的阶级性主要表现在：宪法是阶级斗争的结果和总结；宪法是统治阶级意志和利益的集中体现；阶级力量对比关系的变化是宪法发展变化的重要因素。

宪法的阶级性要求宪法的制定、实施必须符合特定阶级的利益要求，必须服务于掌握政权的阶级巩固统治关系的现实政治需要，必须满足特定阶级在一定时期的政治需求。为了反映和实现宪法阶级性的这些要求，宪法制定者往往都自觉地在宪法文本中规定许多显然是政治方面的内容。承认或强调宪法的阶级性就必然要承认或强调宪法的政治性，宪法的阶级性决定了宪法必须要有政治性，是“政治法”，必须为统治阶级的政治活动服务。

二、宪法的从属属性是法律性

首先，宪法通过对人们行为的调整来完成对社会关系调整的，是人们的最高行为准则，具有很强的规范性。与其他法律一样，宪法具有概括性、普适性。它是一般的、概括的规则、命令，不针对具体的人和事，平等地、普遍地、反复地适用了一切个人和组织。在逻辑结构上，宪法与一般法律一样，也由假定、处理和制裁三要素组成，体现出明显的规范性。

其次，宪法关系是根据宪法规范产生的，以权利、义务为内容的，反映一国社会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基本性质的法律关系，是宪法规范调整社会关系的结果。与普通法律一样通过规定人们的权利义务的方式来设定人们的行为模式，实现对社会关系的调整万样，宪法也是通过规定社会生活中最基本的权利义务关系，为人们设定最基本的行为模式来完成对社会关系的调整的。以权利义务双向规定为特征的调整机制是宪法调整社会关系的基本方式。

三、宪法的政治性与法律性的辨证关系

首先，宪法的政治属性和法律属性相互依存、相互制约，共同存在于宪法规范之中。一方面宪法的政治属性是宪法赖以产生、存在与发展的前提和条件，宪法必须反映特定国家在特定时期的政治需要，在这个意义上，宪法是‘政治法”。另一方面宪法所反映的特定政治需求的具体内容必须以规范的形式表现出来，因为宪法的政治内容只有通过规范的形式，在规范性范畴内表达出来才有实际意义。宪法对特定政治内容的规范性安排实质上是对政治权力的限制。公务员之家

双重属性范文篇6

2004年5月1日开始实施的《企业年金试行办法》，使各方对企业年金寄望甚高：政府希望企业年金早日在养老体系中发挥其替代作用；金融市场希望企业年金早日成为一支庞大而稳定的资金渠道；托管机构希望企业年金早日成为利润丰厚的业务来源；普通劳动者希望企业年金早日补贴他们的退休生活……。这些希望变成现实都基于同一个前提：企业年金真正能够胜任自己的角色，而这需要相当多的条件——有效的税收制度就是一个贯穿始终的必要条件。

一、企业年金的双重属性

企业年金（Corporatepensionplan），又称企业退休年金、企业补充养老保险金、企业养老金、企业退休金计划，它是企业在参加基本养老保险并按规定履行缴费义务的基础上，根据国家政策自愿实施的一种补充性养老保障制度，旨在为职工提供基本养老保障以外退休、死亡和因病伤残的收入保障的养老保险计划。这一制度安排在明确企业出资的前提下，也鼓励个人负担一部分费用。企业和个人缴费实行基金完全积累，采用个人账户管理，实行市场化管理运营。个人账户归个人所有。职工流动时，个人账户基金可以随同转移。

一般认为，养老保险体系由三个支柱即基本养老保险、职业年金计划和个人自愿储蓄计划组成。三者之间创立主体不同，基本养老保险由国家设立，企业年金是一种企（事）业行为，个人储蓄计划是个人行为。三者的替代率分别为40%、30%、10%比较合理。

在我国，企业年金只有10年的发展历史。《国务院关于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通知》（国发[1995]6号）中规定“企业补充养老保险由企业根据自身经济能力为本企业职工建立”：“国家在建立基本养老保险，保障离退休人员基本生活的同时，鼓励建立企业补充养老保险和个人储蓄性养老保险。企业按规定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后，可以在国家政策指导下根据本单位经济效益为职工建立补充养老保险。企业补充养老保险和个人储蓄性养老保险由企业和个人自主选择经办机构。”2000年国务院颁布的《关于完善城镇社会保障体系的试点方案》（国发[2000]42号）是我国企业年金发展道路上的里程碑，它将企业补充养老保险规范为企业年金，同时明确了企业年金应采取个人帐户方式，实行市场化管理运营。2004年1月6日，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颁布了于当年5月1日起实施的《企业年金试行办法》，对企业年金的建立、企业年金基金的管理和投资运营做出规定。2004年9月29日，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中国证监会联合签发《关于企业年金基金证券投资有关问题的通知》，并于当年11月对社会公布，首次对企业年金基金账户开设、清算模式、备付金账户管理、交易席位、交易结算数据获取、信息披露等方面对企业年金基金证券投资管理全过程进行具体规定，为企业年金人市奠定了重要的制度基础，也是启动企业年金市场的重要制度保障。一旦企业年金管理运营机构的资格认定办法、专家评审办法及业务运作流程、账户管理系统的技术标准等规定颁布，企业年金人市就将正式启动。

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颁布的《企业年金试行办法》的第1条和第2条对“企业年金”作了定义：“为建立多层次的养老保险制度，更好地保障企业职工退休后的生活，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根据劳动法和国务院的有关规定，制定本办法。本办法所称企业年金，是指企业及其职工在依法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基础上，自愿建立的补充养老保险制度。建立企业年金，应当按照本办法的规定执行。”这段话表明，企业年金无疑带有财政色彩或曰行政色彩，是社会保障体系中多层次养老保险的组成部分，其建立和使用将按照国家法律法规進行并受到有关部门的行政监督，必须体现社会公平；由于企业年金是自愿而非强制建立，且其保值增值需要在资本市场中完成，其运营必须按照市场规则进行，因而企业年金天然具有金融属性或曰市场属性，《关于企业年金基金证券投资有关问题的通知》就是针对这一属性的。

作为资金积累型的现代养老制度，企业年金之所以无法回避税惠问题，正是由其双重性所决定的：财政性决定了政府必须对企业年金的启动和发展提供支持，必要时不排除动用财政手段；市场性决定了只有经济杠杆才能真正撬动企业年金市场，只有雇主、雇员、投资机构各获其利，企业年金才能按照预想的轨道发展。国际经验已经证明，税收优惠是企业年金的引擎，附加限制条件的税惠政策既解决了企业年金“钱从哪里来”的问题，也对“钱往哪里去”做了框定。

二、税惠政策出台面临的税收难题

1.制度缺位

我国税法中针对企业年金计划的法规至今尚属空白，唯一的税惠依据是《国务院关于印发完善城镇社会保证体系试点方案的通知》（国发[2000]42号）第2项第10款规定：“有条件的企业可为职工建立企业年金，并实行市场化运营和管理。企业年金实行基金完全积累，采用个人账户方式进行管理，费用由企业和职工个人缴纳，企业缴费在工资总额4%以内的部分，可从成本中列支。同时，鼓励开展个人储蓄性养老保险。”此后，在国务院2001年和2004年批复同意的辽宁、吉林和黑龙江3省完善城镇社会保障体系试点实施方案中，关于企业年金的规定均与42号文件完全一致。

2003年，国家税务总局下发《关于执行{企业会计制度）需要明确的有关所得税问题的通知》，其中第5条第1款规定，企业为全体雇员按国务院或省级人民政府规定的比例或标准缴纳的补充养老保险、补充医疗保险，可以在税前扣除，但关于企业年金中职工个人交纳的部分是否需要纳税仍然没有明确的规定。

目前，上海、福建、安徽、湖北、山西、云南、广东、山东、浙江、新疆等省市了企业年金税收优惠政策，各地的企业年金税收政策差异不大，企业缴费税前列支比例一般为企业工资总额的4%—5%。但工资总额是个笼统的概念，在具体的企业年金建立过程中操作上指导作用比较模糊。

此外，42号文件只是针对企业缴费阶段的免税政策，没有考虑个人的税收优惠政策。而国外企业年金对个人的税收优惠是最主要的，因为这样可以给员工参与企业年金起到激励作用，保证企业年金有群众参与的基础。

税惠制度缺位带来的后果是显而易见的：

从局部来看，1992年，广东省劳动局已出台了《企业补充养老保险意见》，但按照当时的规定，企业补充养老保险（后改称“企业年金”）的资金来源于企业自有资金（税后）。到2001年，参加补充养老保险的企业只有1200家，覆盖面仅9万人。因为如果企业年金不能税前列支，按照规定，可用于员工福利的费用只能列支在福利费项目下。当福利费总额不超过工资总额的14%时，可以在成本中列支，免除33%的企业所得税。但实际上，企业用于企业年金的金额通常比较大，难以纳入福利费项目，因而必须交纳企业所得税，个人还需交纳个人所得税。因此，对于雇员和雇主而言，企业年金计划的吸引力必然大打折扣。

从规模来看，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统计，截至2004年3月底，全国建立年金的企业有22463家，参加计划的职工703万人，分别比2001年增长28%和7.2%。基金结余492.8亿元，而2003年底美国企业年金总规模已达到9.057万亿美元。

从替代率来看，一般认为三个支柱的替代率分别应为40%、30%、10%比较合理，可现实中我国退休收入几乎全部来自基本社会养老保险；虽然基本养老保险替代率平均来看呈下降的趋势，从1992年95.7%下降到2000年的87.89%，但仍高于设定的58%，个别地区高达100%以上。如果要维持总体退休收入80%的替代率，企业年金的目标替代率应为20%，但目前还不到5%。世界各国标准不一，爱尔兰、荷兰和英国均为50%，丹麦为38%。

从缴费率来看，我国目前基本社会养老保障的缴费率是28%，个别地区超过30%，如果再加上其它几项保险和住房公积金，就接近50%；将其降下来让位给企业年金，其发展空间就非常大；发达国家的情况差异性较大，但降低社保缴费率以扩大企业年金缴费率是一个发展趋势，美国的基本社会保障缴费率只有12.4%。

从覆盖率来看，我国目前的覆盖范围仅为600多万人，占国家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的6%左右，而丹麦、法国、瑞士的年金覆盖率几乎达到100%，荷兰85%，英国、美国、加拿大、德国等国在50%左右，爱尔兰为40%，最低的西班牙也高达15%。

从占GDP比重来看，美国、英国、日本、丹麦、荷兰等国的企业年金资产储备都超过GDP一半以上，而我国目前只有几百亿元左右，几乎小得可以忽略不计。

显然，企业年金的现实状况是难以实现其补充养老作用的。

2.税惠环节

政府财税政策对企业年金计划的鼓励一般体现在3个环节：雇主、雇员缴费在“税前列支”；基金投资运营取得的收入可以免税或延迟纳税；企业年金支付阶段的免税。不同环节上的征税或免税构成了不同的税收优惠模式，借助征税（tax）和免税（exempt）的英文字头来表示可分为：EET模式，即在缴费和取得收益的环节免税，在养老金的领取环节征税；ETT模式，即在缴费环节免税，在收益和领取环节征税；TEE模式，在缴费环节征税，在收益和领取环节免税；TTE模式，在缴费和收益环节征税，在领取环节免税。其中，EET和TEE只对企业年金的本金征税，区别在于税收是当期还是延期；ETT和ETE对企业年金的本金和收益都征税，被称之为综合税，而区别依然是当期还是延期税收。从鼓励养老金储蓄的角度看，对本金征税优于综合征税。如果比较EET和TEE两种征税组合，尽管在税收激励方面有着相同的效应，但从人们的心理方面来看，在前期征税比后期征税更难于接受。

不同的国家企业年金在整个养老保障体系中的重要性不同，采取的税收优惠政策也有所差别。大部分发达国家采用EET的模式，但在一些公共养老金待遇已经比较优厚的国家，政府对企业年金的优惠政策相对较少，如丹麦就采用ETT模式。

一般认为，中国更应该采用EET结构，即允许雇主与雇员从他们的税前收入中扣除一定比例的年金缴费额，并减免养老金投资收益所得税，在领取养老金时则征收个人所得税。

因为该结构是支取时缴税，缴纳年金时免税，这将可以刺激企业和员工建立年金的积极性。税收优惠结构设置的首要前提是让年金用在个人年老后的保障上，如果领取人分批支取年金也可以免税，美国员工一次性支取年金如果全部存人银行也是免税的。

EET结构的问题在于政府需要放弃一部分即期财政收入以鼓励发展企业年金。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社会保险研究所所长何平测算，假定从2003年起，中国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企业普遍建立起企业年金制度，未来20年企业年金总积累额将达到4.75万亿元。国家累计减税总额在2020年将达到9480亿元，这意味着国家每减少1元税收，可使企业年金增加5元积累。何平认为，今后政府支持企业年金的重点方向就是要完善税收政策。

3.税收公平

来自保险业的调查显示，对企业年金有需求或潜在需求的企业团体主要有四大类：第一类是以电力、电信、石化、银行等为代表的国有大型、特大型企业；第二类是股份制企业，特别是上市企业；第三类是受国外母公司影响的跨国企业和三资企业；第四类是成熟的大中型民营企业。

我国从1994年开始进行试点，到2000年底，全国已有16247家企业建立企业年金制度，铁道、交通、邮电、水利、民航、煤炭、有色、电力、石油天然气、银行系统、中建总公司等行业企业集团均不同程度地建立了企业年金制度；全国企业年金基金历年积累为191.9亿元，参加职工人数达560.3万人，已经领取退休金人数达59.7万人。上海、广东、四川、浙江、福建、山东、天津、北京、云南等省市企业年金积累也已超过亿元。到2002年底，企业年金基金历年积累为260亿元，参加职工人数达655万人。

以上的调查和数据表明，遵循自愿原则的企业年金是锦上添花而不是雪中送炭。从企业分类来看，优势性行业企业（特别是垄断性行业企业）才有能力、有意愿加入年金计划——在辽、吉、黑的试点方案中，“生产经营比较稳定，经济效益较好”是企业建立企业年金的3个应具备条件之一，而那些经营状况不好、收入低的企业通常没有能力启动年金计划，后者的员工只能更多地依赖基本养老保险——他们的收入状况决定了靠个人储蓄养老同样困难。从地区分布来看，东部经济发达地区和中西部经济较活跃地区启动企业年金的意愿强烈，而广大中西部经济欠发达地区则没有足够的能力来做这件事。从企业内部来看，低收入的雇员是真正的需要企业年金的人，但由于其现实消费压力，政府通过年金计划给予的税收补助不足以抵消其宁愿花钱而不愿储蓄的愿望，收入较高的雇员则可能对此具有强烈的兴趣——对于他们来说，1元的退休缴费额要比1元的现金报酬值钱的多。基于这些原因，目前的企业年金市场发展，在一段时间内、一定程度上不是缩小了反而是拉大了行业间、企业间、城乡间的居民收入差距，这势必引发贫富的“累积效应”和税收公平问题。

2004年以来，随着《企业年金试行办法》、《企业年金基金管理试行办法》、《关于企业年金基金证券投资有关问题的通知》、《企业年金管理指引》的颁布实施，随着中国向外资放开团体险和养老金／年金险业务，随着太平、平安养老保险公司相继获批成立，可以说企业年金市场万事俱备，只欠税惠东风。在关于企业年金的诸项政策法规出台的过程中，迄今未见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的动作，似乎政府对企业年金何时全面开闸尚存犹疑，但中国未实现工业化已进入老龄化的社会现实留给我们的时间已经不多了，政府应该尽快制定有关企业年金的税收优惠政策，并在制定政策时平衡以下关系：

第一，税惠幅度与财政承受限度的关系。既要保证调动企业建立企业年金制度的积极性，又要充分考虑即期国家财政收入减少的影响。由于企业年金制度的建立遵循的是自愿原则，目前愿意建立此项制度的大都是经济效益较好的大型企业，因此税收优惠制度的制定也要照顾到中小企业的需要。

双重属性范文篇7

1灾害双重属性的内涵及其实践意义

1.1灾害双重属性的内涵以往将洪水灾害定义为自然灾害，强调洪水是超常量降雨所致，是自然现象。但是从气象、水文等自然条件来看，虽然洪水的年际变化较大，但从一个时段来看，各条江河自然态洪水都有相对稳定的量级和发生概率。然而，近代以来各主要洪水国家的水灾损失却无不几倍、几十倍地增长。因此，将近几十年和前几十年相比较，既然洪水量级和发生概率差不多，而水灾损失却大幅度提高，显然无法只从自然变异来解释，而应进一步从社会环境方面去寻找原因。

水利学界从水灾防治角度阐述了对灾害本质属性的认识：“笼统地说，防洪的目的是防止洪水灾害。细致地分析，洪水灾害概念包括两个部分，一是洪水；二是灾害。洪水是一种自然现象。和洪水作斗争，控制洪水泛滥，主要是人和自然的关系。在这里，人所面对的主要是自然属性的洪水。……而洪水灾害则是超出工程控制能力的洪水作用于人类社会，因而造成对社会的损害，洪水灾害体现在人类社会本身。因此，为减轻洪水灾害，即要认识和驾驭洪水，更要调整社会以适应洪水，达到防止洪水泛滥，或在洪水泛滥时减轻损失的目的。……总之，所谓全社会的防洪减灾体制，应既要能够有效地承担向自然属性的洪水作斗争的任务，也要能够面对灾害的社会属性，担当起统一地、有权威地组织实施防洪减灾的任务”[1]。这一概念被评价为：“灾害的双重属性进一步阐明了灾害的本质属性，这是一种哲学思维方面的进步”[2]。《大英百科全书》科学理论条认为：“用过去科学的遗产或者采用恰当的比喻来给一个理论作解释，这不是理论的固有要素。但是，只有小心谨慎地运用，这类解释就此较易于领会；找到新的应用；提出较为重要的修正。……”表达的是同一个意思。

在灾害双重属性当中，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是相互渗透和加强的。在古代，自然属性成为灾害惟一的或主要的致灾因子。而在近代，既由于社会对灾害更加敏感，又由于大规模改造自然活动助长自然变异，甚至使得社会致灾因子跃居自然因子之上成为灾害增加的主要因素。既然洪水灾害是超出工程控制能力的变异造成的对社会的损害，那么减轻灾害损失就不应单纯从控制自然态洪水着手，还应从调整和规范社会发展以适应自然规律方面去努力。这是灾害双重属性概念所要着重表达的方面。从消极的方面来说，单纯强调自然灾害是超出了工程设防标准的自然变异对社会的损害，可能顺理成章地成为社会行政管理者推御责任的说词，而局限了进一步实施社会化减灾措施的实际努力。

灾害双重属性的理论认识有两个来源：一是吸收了国外防洪思想的新进展；二是直接继承了我国传统的“天人合一”的自然观，即以两千年前贾让三策为代表的改造自然与适应自然相结合的思想。双重属性认识的根本点在于，防洪减灾的目标是以最小的投入，换取最大的减灾效益，而不是一味追求战胜洪水。

2000年10月11日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在国际减灾日文告中说：“人们越来越多地意识到，所谓“自然灾害”并不完全是自然产生的，事实上学术界己经主张尽量减少“自然灾害”一词的使用，而只称作灾害。学术界的忠告是明确的：导致灾害损失上升的主要原因是人类活动”。灾害不能简单称之为自然灾害，那么，比较而言，可以认为灾害具有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双重属性本质的更简明的表述，是中国减灾科学工作者的新贡献[3]。这一概念此后被灾害学界广泛引用和阐发。

1.2灾害双重属性和工程与非工程相结合的减灾措施之异同20世纪中叶美国科学家首先提出了工程与非工程相结合的减灾方针以及洪水保险等社会保障措施。这一理念被世界各国普遍接受。工程与非工程是按照工程硬件（如水库，堤防）与技术（如洪水预报）和管理软件（如法规、体制）人为划分的两种技术措施。

灾害的双重属性不是减灾的具体方案，也不是工程与非工程减灾措施的另一种表述方式，而是对灾害本质属性的理论概括。在双重属性当中，二者缺一就构不成灾害。由双重属性概念出发可以引申出与此前相仿又不完全相同的两种减灾的技术途径，即划分为针对自然变异和针对社会环境两部分：①通过兴建防洪工程，以及提高洪水监测和预报水平来提高制约洪水、防范灾害的能力；②通过加强国土规划和管理，通过协调相关人群之间的利益关系，来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提高社会对灾害的承受能力。提出灾害双重属性概念的理论意义在于，它剥离出蕴含在灾害概念中的本质特征，使认识得到深化。比起工程与非工程相结合减灾的表述来说，灾害双重属性概念更能反映灾害本质。当然，加深了对灾害本质的理解，必将有助于制定更明确的减灾方针和政策。

1.3灾害双重属性概念的实践意义提出灾害双重属性的理论认识对完善我国的防洪方针有实际的意义。这是由于我国引进非工程防洪概念已有20年历史，但所吸收和实行的大多数仍限于针对洪水的技术性措施。对非工程防洪措施最本质的方面，即调整社会以适应洪水却缺乏理解。总体来看，在自然力面前，人们控制洪水的能力是有限的，一味追求战而胜之是不现实和不经济的。人类自身从属于自然界，因而在自身发展中，既要克服和改造不利的生存环境，也应主动地顺应自然规律和在发展中谋求与自然的和谐。

世纪之交，我国己开始实现了由防洪到防洪减灾的战略调整，其实质是：防洪依靠的是针对洪水的工程技术措施，以防止洪水泛滥为目的，由此产生减少水灾的效果。而由防洪到防洪减灾的转变，则是以减少水灾为目的，其减灾措施包括工程技术措施以控制洪水，又包括统一协调国土开发、经济发展和防洪减灾之间的关系以适应洪水。可见，由防洪到防洪减灾的转变明确表明了防洪目的性的转移，同时也导致了治理途径的扩展。

自1998年长江、松花江大水之后我国政府提出的治水方针，其中包括“退耕还林”、“退田还湖”、“平垸行洪”、“移民建镇”，并归纳为人与自然和谐的治水新思路，表明治水方针开始转变。可以认为其中包含着近10年来灾害学领域学术研究的贡献。

《汉书·霍光传》中讲到这样一则故事：一齐国人置新屋，邻里祝贺。有人建议主人将烟囱拐个弯，再将灶旁柴草移开，免得火星窜出，引发火灾。主人置之不顾。不久失火，邻里急往救之。事后主人杀牛置酒酬谢，焦头烂额者请上座，却忘记建议预防火灾者。有人取笑说：“曲突徙薪亡恩泽，焦头烂额为上客”。后来演化为一个成语，叫“曲突徙薪”，隐喻事先消除致灾因素和防灾救灾同样重要。用作比喻，对于理解“灾害双重属性”和由此衍生出的“关于完善防洪方针的建议”[4]的价值或许有益。

2灾害双重属性概念的科学基础

从学科分类角度来看，以往的治水是研究洪水规律和建设水利工程控制洪水的技术，限于自然科学范畴。而新的治水方略，是联合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范围更大的学科体系。这种联合体现出当代科学发展在分析基础上进一步强调综合的总趋势。早在一百多年以前，马克思就曾经预言：“自然科学往后将会把关于人类的科学总括在自己下面，正如同关于人类的科学把自然科学总括在自己下面一样：它将成为一门科学”[5]。这种前景将形成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一体化，对于理解灾害双重属性概念是有益的。

2.1科学的分析与综合科学的发展是逐步深入的。从科学发展史可以看出，它在发展初期是一个人与自然的统一体系。之后，在文艺复兴的推动下，科学的发展逐步深入到对于客观世界各组成部分内在本质的研究，于是开始了学科的分化。分解深化了人类对自然的认识。不过，科学被分解为各个相互独立的学科，不是由于研究对象存在本质的差别，而是由于人们在那个时期认识能力的局限。分解也割断了各个学科相互之间的联系，以致妨碍了对于事物本质的更深层次的理解，甚至形成片面性。于是，在科学进一步深入的时候，必然要求相关学科之间的联系和贯通，迎来综合交叉的时代。中华科学传统中，尤以注重天人和谐、直观体验、有机联系、整体协调为突出特点。这对现代科技发展不无借鉴意义，此其一。其二、现代科学技术突飞猛进，对自然界的影响和改造能力日益强大，甚至正在接近地球有限资源和环境的承受限度。同时自然界对人类干涉的反作用也日益显著，因而在进一步的发展中，必然要求沟通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综合研究和理论思维的进步，以求得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减灾是一门以大自然为背景的学科，具有较强的经验性和综合性。防洪减灾并不限于工程建设，而是越普遍、越深入地与社会的、环境的、经济的、资源的条件相联系。其成败得失甚至直接受社会因素的制约，因此，学科间的交叉渗透会越来越普遍。从双重属性来理解，其中社会既是承灾体，而大规模人类活动又往往成为致灾因子。同时随着人类改造自然能力的快速增长，这种干扰不仅成为引发灾害的因素，甚至跃居于自然因子之上，成为首要的致灾因素。可见，对于减灾领域来说，尤其要重视综合研究。

2.2历史学与水利学交叉研究的优势实现学科之间的融合是有一定困难的。由于各分支学科的研究对象、发展历程和研究方法的差异，长期以来形成其间的分割和疏远，所谓“隔行如隔山”。尤其是在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之间，交融起来就更加困难。例如，随着技术的飞跃发展及其与人们生活密切相关，人们往往热衷于追求看起来对当前更直接有用的知识，而相应地减弱了对某些科学理论和战略问题研究重要性的认识。又例如，在科学发展中，定量化研究是先进性的重要标志，同时人们对科学的认识和评价标准也越来越重视成果的可重复检验。由于过度追求量化与公式化，忽视理论问题的辩证思维，有时科学变得远离其本应扎根于其中的现实世界。例如，本来人与天、人与地和人与水的关系是那样不可须臾分离的密切，然而此前却将它们人为分割得支离破碎，甚至使得科学失去感受生活的能力。在防洪工程学领域，长期以来只偏重研究控制洪水，而忽略了社会化减灾及其终极目标——减少损失，就是一种表现。

从水利科学来看，不仅与水利直接相关的自然科学各分支之间是彼此联系、相互影响的，而且与社会、经济、环境的关系也密不可分。由于治水问题的边界条件十分复杂，表现出较强的经验性和综合性，而历史上的水利原本是前人的实践，其中既包括相关的江河地理演变等自然因素在内，还直接受到政治、经济、法律等条件的影响，显现出多种制约因素综合作用的统一结果，因此历史的经验有重要价值，尤其在宏观问题研究方面。其中，历史学与水利学的交叉和融和显现出自己的优势，既拓展了认识事物的时间和空间，也进一步激发了研究工作的活力，被称作“历史模型”[6]。这里所说的模型是依托历史治水思想构建的理论模型[7]。

3灾害双重属性概念的哲学基础

以上讨论的科学分析与综合是有其深刻的哲学基础的。一般来说，整体等于部分之和，但在自然界中，整体往往并不等于各部分的简单相加。部分与部分之间，部分与整体之间的联系往往对事物有着决定性的影响。研究灾害自然要分析自然变异的作用，但离开社会和社会对自然的干预来讨论灾害，无异于盲人摸象。为了进一步理解灾害的本质属性，有必要从哲学方面寻求支持。

3.1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的哲学观在人与自然关系方面，我们祖先的认识是发人深省的。老子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庄子也说：“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古人生活的年代，改造自然以适应人类社会发展需求的能力不高，其生产生活都须注重服从和顺应自然规律，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在利用和改造的同时，主要表现为对自然的尊重和敬畏，直接面对自然界寻求人与自然关系的哲学隐喻。这种思想的主流暗合了人与自然统一的客观事实，被归纳为“天人合一”的哲学认识。

淮南子对天与人的关系说得更为贴切。他在论述对“无为”和“有为”的理解时说：地势决定水自西向东流，人们依据这个道理而加以疏导，就可以避免水灾发生。作物春天开始生发，人们依据这个规律去耕种，五谷才能得以生长。如果听任洪水自流，则大禹就不会有治水的功业。如果听任作物自然生长，则后稷的智慧就不能展现。依据自然规律去治理，这就是所谓的“无为”。而如果妄想用火去焚烧水井，用淮水淹灌高山的话，这种违背自然规律的行为即所谓的“有为”。这是淮南子对老子“无为”本义的理解。

对于水灾本质的认识，2000多年前贾让的概括是极有见地的：“古者，立国居民，疆理土地，必遗（保留）川泽之分，度水势所不及”[8]，恰当地表述了人与自然的关系。先哲类似的认识不胜枚举。

古代生产力低下，自然力对于人类社会处于支配的地位。人们不得不怀着敬畏的心情，更多地关心和记录自然变异对人类社会的影响，注重天文、地理与人事之间的综合思考。虽然前人对于自然规律的认识不及今人之深刻，但这种综合思考的原始自然观和世界观，反映的却是世界是完整统一的客观事实。如今，哲学界普遍认为“天人合一”是古代中华文明的主导思想，是东方综合思维范式最完整的体现，是对人类文明发展的重大贡献[9]。

现代化是创新，但创新并不一定是一味地向前捕捉什么。随着科学的进步，我们还有必要时时回过头去看历史，并且会每每有所发现。毕竟我国古代先进的科学和哲学思想曾使我们的民族长期领先于世界。当然，哲学主要是通过改变人们的思想观念和思维方式来对人们的认识产生影响，激发和启迪人们的智慧。这个过程是潜在的，不能指望哲学也能活学活用立竿见影。

3.2《自然辩证法》对人与自然关系的阐述西方传统哲学对人与自然的思考偏重于征服和改造自然。而当工业化开辟了人类发展的新纪元，人类对自然的掠夺性开发也显现出其负面影响并开始危及人类社会自身发展。对此，辩证唯物主义者早在100多年前即已明确发出警示。

1876年恩格斯论述劳动在由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时，谈到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由于人类的不明智做法造成自然的失衡及其对人类社会的严重后果。他说：动物不断的影响周围的环境，那是为了生存而利用外部世界时发生的。但是人离开动物越远，他们对自然界的作用就越带有经过思考的，向着事先计划的目标前进的特征。而随着人类改造自然能力的显著增强，却滋长了支配自然界的盲目性。“但是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每一次胜利，在第一步都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在第二步和第三步却有了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第一个结果又取消了”。恩格斯并举出美索不达米亚、希腊、小亚细亚环境退化导致水资源枯竭，洪水灾害增加，疾病蔓延等恶果。而造成这些恶果的原因则主要在于人们的急功近利。

在讨论人与自然关系这一哲学命题的基础上，恩格斯进一步指出：“蔑视辩证法是不能不受惩罚的．无论对一切理论思维多么轻视，可是没有理论思维，就会连两件自然的事实也联系不起来，或者连二者之间所存在的联系都无法了解”。“不管自然科学家采取什么样的态度，他们还是得受哲学的支配。问题只在于，他们是愿意受某种坏的时髦哲学的支配，还是愿意受一种建立在通晓思维的历史和成就的基础上的理论思维的支配”[10]。恩格斯的精辟论述和远见卓识正是切中当今时弊而应引以为戒的。

3.3人与自然和谐的自然观洪水是一种自然现象。防洪减灾是人们发展水利，制约水害，恰当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一种努力。因此，在防洪减灾中应该注意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在人类发展过程中，人和洪水的关系也随之发展。最初人们为躲避洪水的危害，不得不“择丘陵而处之”，住在洪水一般淹不到的高处。此后发明了堤防，人们和洪水的关系进了一步，可以“水来土掩”，修筑堤防限制洪水的泛滥。

近明了混凝土，人们可以修建高坝大库滞蓄洪水，调节天然径流。在自然面前，人们又多了一些主动。但是，有了许多新手段、新技术以后，人们是否就可以对洪水战而胜之，达到自由的境界，这曾经是一段时间的理想。然而，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迅速提高，科学的光芒和技术的威力使许多人不自觉地滋生出科学技术至上的思想而睥睨千古。这些成功在鼓舞人们改造自然信心的同时，也滋生出“人定胜天”的豪情和对自然规律的漠视。以为依靠科学技术人类将无所不能，而把天与地都视为供人类利用之外物，把人与自然对立起来，导致功利主义的泛滥，加剧了对资源、环境的掠夺性开发，走进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单纯追求经济增长的误区。

之后，人们突然警醒地看到，在这些建设成就的后面，却发生了始料未及的情况，生态环境恶化，灾害频仍。事与愿违的后果促使人们反思和理解人与自然关系的真谛，重新找回“天人合一”的哲学传统，并进一步归纳为“人与自然和谐”的哲学理念。事实说明，无论人类依靠科学技术的力量变得如何强大，但试图对自然战而胜之所产生的负面影响却证明了，人类把自己视作自然的主人的无奈，同时进一步证实了一个基本事实——人类社会的确只是自然的一部分。人们在背离自然规律去大规模营造只满足自身发展的新天地的同时，也加剧了和外界自然的冲突，并导致制约自身发展的新的障碍。人们似乎由此觉醒到“人定胜天”之不堪和古代哲人关于“天人合一”认识之精辟。实行防洪与减灾相结合的防洪政策，是对自然规律的进一步理解和正确运用的产物[11]。

参考文献：

[1]周魁一.关于防洪减灾体制的思考[J].科技导报，1991，(8)：3-5.

[2]汪恕诚.中国防洪减灾新策略[N].中国水利报，2003-06-05.

[3]大英百科全书(中文版)[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2.

[4]周魁一.关于完善防洪方针的建议[J].科技导报，1994，(9)：46-47.

[5]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6]周魁一.略论水利的历史模型[A].水利史研究室成立五十周年纪念学术论文集[C].北京：水利电力出版社,1986.16-21.

[7]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辑委员会《哲学》编辑委员会.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卷)[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7.

[8]周魁一，等.二十五史河渠志注释[M].北京：中国书店，1990.

[9]季羡林.人文地理学与天人合一思想[A].谢觉民.自然、文化、人地关系[M].北京：科学出版社，1999.1-15.

双重属性范文篇8

关键词：双重属性；冲突；历史情境

上世纪90年代，中国学界界定新闻媒介具有双重属性，即一方面具有经济产业性质，另一方面具有意识形态性质。而西方学者在研究传媒经济性质的同时，也基本认可其意识形态的一面，认为媒介“不只是一般企业”，具有“社会与文化意蕴”。〔1〕我们不妨称这两种属性分别为商业属性和文化属性。不过，如果站在历史的长河边检阅，我们会发现，这两种属性并非相安无事，而是一个随着新闻媒介本身不断的发展，两者矛盾冲突逐渐显现的一个过程。从目前的现实来看，我们甚至可以说，从没有哪一件事物，像新闻媒介这样，引发了文化和商业两种属性在其中的如此巨大的冲突。

一、新闻事业史上商品与文化的交替与争斗

当今世界，新闻媒介五花八门，色彩缤纷，不但为我们提供着信息，影响着我们的所思所想，其本身还不断开发出崭新的商业领地，创造就业，贡献税负，在许多国家，它都是一个利益丰厚的领域。而随着媒介商业化的充分发育，新闻媒介内部就开始出现一种冲突和张力。

如果从广义的媒介去考察，书籍即是其较早的一种形态。早期，书籍的生产、传播无论是在西方还是东方，都受到较严格的控制。在西方国家，圣经之类的书籍只能在贵族之间传播，接受教育许多时候更是贵族的特权。在东方国家，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历代王朝中数不清的文字狱，都显现出书籍作为思想控制手段的特征。在这一过程中，媒介更多的是一种文化事业，体现的是权力方之间的话语争夺，具有强烈的文化属性，而商业属性却居于次要地位。

而到了近现代时期，随着市场、商业规则在人类社会的充分发育，新闻媒介的商业属性开始展露。最早在意大利威尼斯出现了“手抄报”。这种报纸，被商人置于房间之内，若想阅读，先花上几个硬币，才能入内阅读；或是被一根绳子圈起来，张贴在墙上，付钱者才能靠近阅读。这就是说，最早的新闻媒介，从一开始就具有商业经营的性质。自此，新闻媒介就逐渐步入了在文化和商业之间来回徘徊的炼狱。

以美国报业发展史为例。美国独立战争之后的一个时期，即从18世纪末到19世纪上半叶，是美国的政党报纸时期。这一时期，美国刚刚独立，新兴的资产阶级刚刚夺权，彼此之间权力争斗如火如荼，报纸成为政党之间互相倾扎的工具。这一时期的报纸，不谈经营，多数附属于政党，专事文化宣传。而到了19世纪30年代，以纽约太阳报的兴起为标志，一批以追逐大众趣味为目标的通俗报纸逐渐涌现。这些报纸价格便宜，开展商业经营，自负盈亏，使这一时期的报业明显具有浓厚的商业属性，将之前报纸附属于政党的庸俗之风一扫而尽。然而，商业化的道路，对媒体而言并非是只有好处没有坏处。随着媒体竞争的深入，一些大的媒体集团脱颖而出，并逐渐形成垄断，妨碍公众对媒体的接近和使用，也导致了媒体的公共性被侵蚀。在这种背景下，对媒介商业化的批判随之而来。

从中国新闻史来看，这种商业与文化属性之间也有这样的冲突转换过程。最早的中国近代报刊，是一批传教士所办的宗教报刊，诸如《察世俗每月统纪传》、《东西洋考每月统纪传》等。这些宗教宣传性质的期刊，根本目的不是为了盈利，例如《察世俗每月统纪传》以阐发基督教义为根本要务，同时也提供一些天文地理和文化方面的知识。晚清末年，中国末代士大夫开始办报。报纸对于他们来说，也多不是盈利的手段，而是救国救民、变法图强的工具。早期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王韬创办《循环日报》时，就明确表示办报的目的是为了“立言”。维新变法后，无论是康有为提出的“设报达聪”，还是其弟子梁启超主张的“去塞求通”，实际上都将这次国人办报高潮打上了深深的政治烙印。中国共产党在上世纪20年代开始办报，在最开始的一批报刊中，诸如《劳动者》、《新青年》等，其发刊词甚至明确提出，报刊不为盈利，专为宣传思想或宣传主义，并拒绝将报纸沦为盈利的手段。《解放日报》作为中共中央机关报创刊于1941年5月16日，在发刊词中指出，中国共产党的使命就是本报的使命。1942年4月1日改版后，再次强调了党性原则，“宣传上要以我为主”。在1948年到1949年，中国共产党开始接管国统区报刊等新闻媒介，一般情况下都会强调报刊是一种阶级斗争的工具，否认新闻媒介的商品属性。到了1957年上半年，反右倾运动开始，更是在人民日报的社论《文汇报在一个时期的资产阶级办报方向》中，系统总结报纸为不同社会的经济基础在政治上层建筑上的反映，中国的报纸是反映计划经济基础的新闻手段。这一条线凸显的是报纸等新闻媒介的文化性质、意识形态性质。

伴随着这条新闻媒介的文化道路，来自商业利益驱动的另一面也同样蓬勃地发展着。传教士将报纸引入中国后不久，就进入了外报在华的扩展与垄断时期，商业性报刊开始崛起。至上世纪初，《申报》、《新闻报》率先向现代企业化报业方向探索，按商品生产和流通的规律来管理和经营报纸，将广告推广和经济利益紧紧相连。值得注意的是，自上世纪20年代开始，《申报》、《世界日报》等积极开展报业兼并，试图建立报业托拉斯或报业集团。甚至连国民党的中央级报刊《中央日报》也曾尝试过建立报业集团。这种商业化的经营，几乎与当时强调媒介文化性的趋向同步，更加明显地展现出新闻媒介商业性和文化性的双重特性。

二、现实之争愈演愈烈

从历史回到现实。应该说，经由上世纪40年代《自由而负责的报刊》报告发表之后，西方新闻媒介汲取了一定的经验，没有继续走向畸形的商业化之路，而希望能够在文化和商业之间找到一个最有利的博弈平衡点。然而不得不承认的是，目前的平衡点愈来愈向商业化方向偏离。贝戈蒂克安在《媒体垄断》（TheMediaMonopoly）中阐述到六家庞大的媒体集团控制了美国的媒体。他们之间通过相互的合作而相互关联，将美国的民主文化导向他们所期待的商业价值和政治利益的共通点，以至于变成“没有大众的大众传媒”。当然媒体为了博得公众的好感，“有些偶尔会表达比较平衡的观点和建议，但所有媒体最终都要满足它们最大的收入来源——公司广告的要求”。〔2〕这类看法未免有些偏激，但也再次彰显出新闻媒介内在的文化与商业之争这一恒久话题。

中国经历过两次不同方向的新闻改革后，至第三次新闻改革的后期，即上世纪90年代开始，媒体以市场属性来配合市场经济的转型，重新开辟了一条大众化道路。从周末报到晚报，再到都市报的层层繁荣，都彰显着我国的新闻媒体在商业化之手的引领下，确实所获颇丰，整体实力大大增强。然而，商业化的丰茂同样为媒体引来指责之声。

三、新闻媒体双重属性之争是否具有必然性

可见，在中外新闻媒介发展史上，新闻媒介展现出商业和文化这两种属性由来已久。历史让我们可以从事实层面上对此加以确认。

商业和文化，这两种属性为什么不是集于其他行业比如说金融业，而是典型地集中于新闻媒介之身？这恐怕与新闻媒介提供的产品形式和性质有很大关系。我们不妨从符号的角度加以分析。新闻媒介提供的产品主要是信息，信息的本质在于可以消除不确定性。这样，随着人类社会分工的加深以及人群联系度的加强，人们对消除不确定性的需求会大大增强。有需求必然就有商业开发空间。这也就是为什么随着资本主义的兴起，新闻媒介的商业功能得以蓬勃发展的原因。另一方面信息可以消除不确定性，可以影响接收者的知识结构，在此基础之上，它还能影响接收者的认知、态度、情感。而且信息本身以语言、图像、声音等符号或其组合呈现在新闻媒介之上，其结果其实是新闻从业人员主观对客观的反映。这就为新闻生产者借助符号的形式，表达自身的观点提供了机会，从而使得新闻的产品又得以和意识形态发生联结。这就是新闻媒介在具备商业功能的同时又能具有文化属性的原因。

商业和文化的冲突，对我们尤其是中国人，并不是一个陌生的话题。在中国，义利之争在伦理学范畴已上演数千年之久。而新闻媒介的商业和文化之争，笔者认为其本质也不外于义利之争。而这种冲突在新闻媒介身上之所以能发生，根本就在于其公共性。在现代社会，恐怕没有多少人可以长期不接触报纸或者电视等新闻媒体，也就是说新闻媒介生产的产品，绝大多数人要使用。但新闻媒介又具有商业功能。商业性指向为小群体谋利，而公共性指向维护整个公众的利益以及社会的文化、习俗及道德价值观。这两者天然具有一种内在的冲突性。这也就是为什么新闻媒介的双重属性，在历史的长河里，常常表现为一个否定另一个的原因。

如果认可义利之争在人类社会的恒久性，恐怕我们也将不得不承认，新闻媒介的商业和文化冲突也将是一个恒久话题。但是承认双重属性冲突的必然性，并不代表我们可以认同当前新闻媒介现状的合理性。实际上，笔者认为当前无论是西方社会还是中国，新闻媒介的商业化已经对其文化属性造成严重侵害。这种侵害能够得逞的一个时代背景，就是近百年来资本主义的市场和商业原则在全球范围内的“大权独霸”。可以说，其实是人类社会的全面走向市场原则和资本主义，赋予了新闻媒介商业功能上帝宠儿般的肆无忌惮。马克思早在一百多年前就开始了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当今日资本主义在全球更加肆虐之时，我们尤其要对之进行审视。实际上，人类社会正是在这种批判、否定之否定的基础之上螺旋入前进。新闻媒介也在协调文化和商业之争的过程中，向未来寻求拓展和提升的空间。

四、小结

总之，历史昭示出，新闻媒介的商业和文化双重属性由来已久。而正是新闻媒介产品的形式和性质本身使得新闻媒介得以集双重属性于一身。而商业的指向私利，以及信息公共产品的道德、价值观指向，又使这两者的冲突在新闻媒介上表现为一个恒久的话题。新闻媒介本身将在这种冲突的转换中获得自身发展。在当今世界日益向着全球一体化方向发展的潮流中，在资本主义侵蚀人类精神世界已至相当严重地步之时，协调好新闻媒介的文化和商业冲突，应是人类的一大历史任务。

参考文献：

双重属性范文篇9

一、宪法视域下权利和自由二者的交集

基本权利表达的是积极自由时，自由和权利二者可替换使用自由分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积极自由一般是可用“权利”指称，是公民作为的自由，这种作为自由需国家参与。“‘权利’在狭义上指特定国家范围内的‘公民权利’，在广义上可以指世界范围的‘人权’”［1］“当世俗个人主义和自由意志主义成为权利概念的理论基础的时候，也就是现代权利概念诞生的时候。”［2］《宪法》第35条: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公民的言论、出版、集会是公民的积极自由，亦可称言论权、出版权、集会权、结社权和游行权。但其后又提到当宪法的基本权利与思想自由紧密联系时以自由称之是否有前后矛盾之嫌?其实不然，言论自由是可称为言论权，此情况下言论自由中“自由”与言论权中“权”即“权利”二者含义等同，鉴于言论自由表达一种思想自由，称为自由更好。

二、宪法视域下权利不可称之为自由的情况

(一)基本权利具有权利和义务双重属性时

宏观上一项权利总和一项义务对应，但不是所有基本权利都对应一个义务也不是一个义务就对应一个权利。但有些基本权利确具权利和义务双重属性，当公民某项基本权利既是权利又是义务时，不可将权利替换为自由。如公民受教育权和劳动权，是公民基本权利也是基本义务，《宪法》第42条“公民有劳动的权利和义务”，此种情况不可将权利替换为自由，即只可以使用权利称之，自由一般不与义务存在一种相联系和对应关系，将自由、义务两个词用“和”字连接，表示一种并列和对应关系，便有些不符合法言法语。若改为“公民有劳动的自由和义务”，“公民有受教育的自由和义务”则不妥。

(二)基本权利不具有权利和义务双重属性但有相应义务和责任时

《宪法》第41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但是不得捏造或者歪曲事实进行诬告陷害。”可看出公民对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向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但是这项权利对应的义务要如实陈述事实，不得捏造或者歪曲事实进行诬告陷害。如果公民进行诬告陷害，其行为符合《刑法》关于诬告陷害罪的犯罪构成要件要承担第二性义务即要承担相应责任。公民对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的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虽不具有明确的权利和义务双重属性，但却着实对应相应义务和责任，此种情况下一般将其称之为权利不称之为自由。

(三)基本权利需要国家给予支持时才可实现

有些基本权利之所以称为某种“自由”，是因不需国家多加干预，属免于国家干涉的权利，故称之为某种“自由”。一般要免于国家干涉属于自由的一种不同于权利的属性和特征。但有的基本权利称之为权利，是因这些权利需国家明确涉及和支持时才可实现，以权利称之。《宪法》第45条“公民在年老、疾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情况下，有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公民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就不可称之为公民有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自由，因为此权利需要国家和社会参与。

三、宪法视域下权利一般称之为自由的情况

(一)基本权利与思想自由紧密联系时

我国《宪法》将公民基本权利冠以“自由”缀之的条文不再少数。第35条: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第36条: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以上宪法条文，都将公民基本权利称之为自由，总的来说都是公民的思想自由的一部分，因此与思想自由相关的公民基本权利应以“自由”称之，这些思想自由方面公民的基本权利要求国家不多加干涉，凸显的就是一种免于国家机器多加干预的自由。

(二)基本权利不需国家多加干涉时

第37条改为“公民的人身权利不受侵犯”前后含义几无变化。但不意味将这个条文中的自由换为权利称呼更宜。称为“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更符公民人身基本权利的属性。公民人身基本权利免受侵犯，公权力在无法律明文规定情况下，不得强行控制公民人身自由。人身自由是基本人权，“对于人权与基本权利的关系，有学者认为前者是人按照其本质而必然享有的权利，是种道德权利，后者则是人权的实定化和法律化。”“尊重人权和保障人权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发展趋势。”公民相对国家权力的人身自由属一种消极自由，是免于干涉的自由，不同于公民的有从国家获得物质帮助权利那样需国家积极作为，对人身自由国家不需积极作为但不能肆意剥夺，一般以自由称之。

作者:陈黎 单位:北京理工大学

参考文献:

双重属性范文篇10

本文认为旅游公共服务至少应包含以下几层含义：一是旅游公共服务需求具有公共性，即旅游公共服务需求是不特定人的共同需求，而不是特定、个别的个人或团体的需求。二是旅游公共服务性质具有辅助性，即旅游公共服务主要解决的是市场机制无法提供或不能充分提供的非竞争性、非排他性的产品和服务，是市场的有益补充，因此旅游公共服务供给能由市场提供的应尽量让市场来完成，避免在旅游公共服务供给上政府行为过多干预，但又不能完全脱离政府作用的发挥。三是旅游公共服务的责任主体是政府，即不管旅游公共服务的具体生产是谁，采取什么方式提供，但政府始终是旅游公共服务的责任主体，政府通过授权将旅游公共服务的生产或提供委托给企业或非政府组织来完成旅游公共服务的供给。四是旅游公共服务的内容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即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到不同阶段，旅游公共服务的内容也随之发生变化，并不是一成不变的。综上所述，本文认为旅游公共服务指为满足旅游者公共需要，政府和由政府授权的工商企业、非政府组织等针对整个旅游过程而通过政府行为或政府主导下的市场行为在纯粹公共物品、混合公共物品和特殊私人物品等方面提供的产品形式和行为过程的总称。

2旅游公共服务的特征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国旅游公共服务除具有公共服务的一般特征之外，还具有自身的且不同于以往的一些特征。

2．1旅游公共服务兼具非共享性和共享性的双重属性

所谓旅游公共服务具有非共享性，是指旅游公共服务的部分供给内容（旅游公共交通设施、旅游资源的开发、旅游教育培训、旅游消费促进、旅游目的地宣传与促销、旅游扶贫等）带有一定的区域性。所谓旅游公共服务的共享性，是指旅游公共服务的部分供给内容（旅游一般性便利设施、旅游法规与政策、旅游环境保护与规划开发等）又具有很强的共享性、较大的外溢效应。

2．2旅游公共服务兼具盈利性和非盈利性的双重属性

所谓旅游公共服务具有盈利性，是指一部分旅游公共服务介于纯公共产品和纯私人产品之间的准公共产品，其根本出发点是为扩大区域旅游供给数量和区域旅游吸引力，以吸引游客更多地前来观光游览消费。所谓旅游公共服务具有非盈利性，是指尽管一些旅游公共服务介于纯公共产品和纯私人产品之间，带有收费盈利性质，但并不意味着其完全丧失公共性，不能也不应抛弃公益性，不考虑公共利益和社会效果，其盈利性具有相对性。

2．3旅游公共服务兼具生产性和消费性的双重属性

所谓旅游公共服务具有生产性，是指旅游公共服务以旅游企业为服务对象，为旅游企业提供旅游者的需求信息、为旅游企业创造良好的法治政策大环境，促进旅游企业更好地为旅游者提供旅游服务生产。所谓旅游公共服务具有消费性，是指旅游公共服务同时以广大旅游者为服务对象，不论是现实的旅游者还是潜在的旅游者，为旅游者在旅游消费过程中提供旅游消费咨询、旅游公共安全保障、消费者权益保障等，保证旅游者的旅游消费过程顺利开展。

2．4旅游公共服务具有物质消费和精神消费的双重属性

一方面，旅游公共服务以各种物质形式满足旅游者基本的物质需求，如旅游公共交通设施、旅游公共安全设施等，另一方面，旅游公共服务的作用和意义又高于一般公共服务产品作为公众基本需求满足的界限。完善有效的旅游公共服务提供将极大程度地增强旅游者在旅游消费过程中的“高峰”体验、“漫溢”感受，具有不同于一般公共产品的精神消费更高层次属性。

3相关概念辨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