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重性质的经济政策十篇

双重性质的经济政策篇1

【关键词】区域经济 经济开发 能源 法律 政策

一、能源法律政策的双重性原则

区域经济是以地理共性、资源或经济结构的相似性组成的经济关系。区域经济是依据经济的自然联系而构成的经济层次，是市场的作用下，以分工、交换、协作方式形成的联系相对紧密的生产要素与企业群体。在区域经济内部，生产要素和企业都不同程度地受着区域经济内部特征的影响，反过来决定着区域经济的性质。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区域经济具有双重属性，这就是：第一，区域经济是某一特定地理范围内形成的自成体系且较为完整和具有相对独立性的。第二，该区域经济不可能完全独立于全国国民经济体系之外，故而又具有一定依赖性。区域经济的这种双重属性决定了区域经济发展格局的双重性质，即一方面区域经济发展首先应体现该区域特有的和潜在的优势，应尽可能形成较为完善、独立的经济体系，从而提高该区域的经济竞争力；另一方面又要服从和体现国家经济发展的总体规划和布局，成为全国国民经济链条中关键环节并能起到带头作用。

经济基础总是决定上层建筑，而上层建筑总是反应经济基础。而能源政策作为上层建筑中的政治法律制度也必须反应经济特征。根据区域经济的双重特点，我们在制定区域能源政策时首先务必要将这一特征反应到我们的政策中，这样才能使我们的能源法律政策做到有的放矢。从宏观方面来说，区域能源政策应该符合整个全国国民经济发展的总体布局和长远规划，并让国家能源法律政策的基本原则得到体现，且使其在该区域得到延伸和深化，这种延伸和深化不是简单机械地重复，而是在不违背国家能源法律政策的大政方针的前提下结合该区域的经济发展实际情况进行细化和变通。就该区域自身经济发展来看，区域能源法律政策应反应区域经济发展中能源经济的发展状况。因为，目前我国的能源法律、法规尚不完备。从法律形式上来看，大量是国务院制定和颁布的行政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还有一部分是国务院所属各部、各委员会依法的命令、指示和规章，还没有完全形成完整的能源法律体系。所以区域能源法律政策的制定应具有一定的灵活性。区域能源政策对内来看：首现，为作用于该区域的经济发展，它应考虑到该区域内产业发展对能源的需求状况，故应具有一定的倾斜性；其次，应使其和该区域经济发展的其它政策如产业政策、财政政策、金融政策、税收政策、环保政策等相互配合，而保持一定的协调性。

二、能源法律政策的开放性原则

区域经济一体化是指地理区域上比较接近的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实行的某种形式的经济联合或组成的区域性组织。经济一体化往往通过条约的形式，组成各种类型松散的经济联合，建立其超国家的决策和管理机构，制定共同的政策措施，实施共同的行为准则，规定较为具体的共同目标，实现成员国的产品甚至生产要素在本地区内的自由流动，促进地区性的专业分工，从而发挥规模经济效益，迅速发展生产技术，不断提高成员国的经济福利。这一定义所揭示的内涵在于：首先，区域经济一体化最显著的特点是消除各成员国之间的关税等贸易壁垒；其次，促进生产要素在成员国之间的自由流动，以使专业分工更加细化；最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最终目标是使各个成员国获得其最大的利益。

现实下，我国参与了各种不同性质的区域和次区域合作组织。目前从总体来看，我国参与区域经济中的程度还较低，主要表现在：我国参与的区域组织都是松散的，国际化程度比较低。例如，《曼谷协定》尽管是中国加入的第一个具有实质性优惠安排的区域贸易组织，但由于成员国经济实力和政治方面影响有限，以及各国协调不够，而且《曼谷协定》发展较慢，没有建立定期审议机制，缺乏向纵深发展的动力。除此之外，“10＋3”上海合作组织是中国参与的具有一定机制的区域经济合作组织中比较重要的一个。但就目前而言，“10＋3”还仅仅是一个区域经济论坛，还算不上真正的区域经济合作组织。而且“上合组织”目前还主要在战略层次展开，还没有建立实质性的区域联盟。在能源方面，虽然中国拥有的各种能源资源数量都很大，但是它的快速增长的需求已远远超过了自给的能力，但是与我国开展国际区域经济合作的一些国家本身也拥有十分丰富的自然资源，如东盟的马来西亚和越南是重要的石油生产国，而印尼是欧佩克组织（OPEC）中唯一的亚洲成员，文莱则是世界第四大天然气生产国。由此可见，这种能源资源的巨大的差异性和互补性，为各国在追求国家发展目标的同时开展区域合作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区域合作将成为各国能源战略的一个合理并且大多数情况下异常关键的组成部分。

三、能源法律政策的效用性原则

区域经济能源法律政策的制定的指导思想应该是以有限的能源资源发挥最大效用为中心，即强调能源资源使用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但是此时所强调的区域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由于是局部性的，故最终必须以国家宏观效益为基本前提。具体地说，区域经济能源法律政策的效用性原则应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有助于该区域经济内主导产业链的形成，也就是说，区域经济能源政策对区域的主导产业群要有一定的倾斜性。一个区域经济的主导产业链是该区域经济的龙脉，只有该主导产业的良好发展才能是其他产业快速成长从而带动整个区域经济的发展，而主导产业的开发是离不开能源的但是能源具有一定的稀缺性，所以在政策上必须保持一定的倾斜性才能使区域经济的能源法律政策的作用有利发挥。

第二，保证该区域经济内部人民生活所需能源供给。除了满足该区域经济内部工业生产所需能源之外，更重要的是必须首先保证居民生活用能的需求，这就要求我们在设计能源政策时应将能源供给和居民消费水平相互结合分析后制定合理的居民用能价格，达到即满足居民的需求又不浪费能源。

第三，节约能源，提高能源的有效利用率。区域经济在强化与外部进行能源经济合作和加强区域内能源开发同时，还应坚持节约能源，提高能源的有效利用率。因为，在短期内我国的能源生产和供应难以大幅度增加而过重依赖能源的外部进口无疑是加重自身能源经济的脆弱性，所以节约能源是保证我国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发展的一项长期战略措施，在开展国际区域经济合作中，节约能源也具有重大战略意义。

参考文献：

[1]张耀辉等.区域经济理论与地区经济发展.中国计划出版社，1999.

[2]肖乾刚，魏宗琪.能源法教程.法律出版社，1988：31.

双重性质的经济政策篇2

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文化、教育相对落后，发展不平衡，缺乏高层次人才。为了培养一批高素质的少数民族人才，推动少数民族地区的进一步发展。国家在硕士生招生政策上对少数民族地区的少数民族考生实行了相应的优惠政策，即“双少政策”。“双少生”指的是少数民族地区报考硕士生的少数民族考生。目前，享受“双少政策”的考生主要可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类考生指的是报考边远省区定向培养或委托培养的考生；第二类考生指的是工作单位在国务院公布的民族自治地方，即5个自治区、30个自治州、9个自治县(旗)，并报考为原单位定向或委托培养的少数民族在职人员考生；第三类考生指的是符合少数民族高层骨干人才培养条件的考生［1］。 一、理论框架 “双少政策”具有明确的目标、特殊的招生对象、独特的招考方式与执行模式及重要的地位。从民族理论与政策上讲，教育公平和社会均衡发展理论是“双少政策”的价值取向，教育公平是实施该政策的基本出发点，社会均衡发展理论是该政策的根本依据。该政策坚持了教育公平的权利平等性原则、特殊差异性原则与不平等补偿性原则，是解决经济欠发达的民族地区教育和经济发展的一项重要举措。 （一）教育公平理论 教育公平是指全社会的成员都可以公平地选择和享受各层次的公共教育资源。教育公平包括教育起点、过程、结果的公平。具体来讲，就是指在接受教育的权利和机会上要公平和均等。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少数民族的教育文化处于十分落后的状态。新中国建立后，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的教育文化虽然得到了巨大的发展，但是各民族和地区间的发展很不平衡，与汉族相比差距还在逐渐增大。“双少政策”就是在高层次人才的培养上坚持了民族和地区间的公平。 （二）社会均衡发展理论 社会均衡发展是指人与人及自然、社会等各方面和谐统一的发展。其本质就是坚持各种利益关系的均衡，坚持以人为本。“双少政策”是一种解决民族地区教育均衡发展的补偿性政策，是培养民族地区高素质人才的保障和提高少数民族地区生产力的有力措施。该政策的制定符合社会均衡发展理论，对于我国教育的均衡发展以及社会的全面发展有着重要作用。 二、问题与调查 “双少政策”的实施，确实增加了“双少生”进入硕士研究生教育阶段学习的机会，但在实施过程中却存在着许多问题，没有实现政策制定的预期目标。基于此，本课题组以西南民族大学为例，从该校“双少生”的学习状况、工作意向等主要方面进行了调查。西南民族大学在校研究生中“双少生”共有206人，本次发放问卷62份，有效回收60份，回收率达96.7%。据调查发现，在校“双少生”中主要存在以下问题：在校生基础比较差。这主要体现在英语和数学的学习上，80%以上的“双少生”都感觉英语和数学是学习中的拦路虎。享受“双少政策”的考生录取分数线要比国家线低20-30分，这就导致了“双少生”在以后的研究生学习中比较困难。专业面窄且缺乏基本的知识储备。大多数“双少生”所选择的专业都是文史类的，因为英语和数学等基础较差，所以对较热门的专业望而却步。从上表中可以看出：首先，近三年来“双少生”在该校的研究生招生中所占比例在逐渐下降；其次，“双少生”集中分布在文科专业中对英语要求很低和对数学没有要求的非经管类专业。 “双少生”招生与就业的矛盾。随着西部大开发的推进，民族地区对高素质人才的需求也越来越迫切，可是很多的高素质人才比如研究生并不愿意去边远的民族地区而是向往大城市，这种人才供求的不平衡就推动了国家关于“双少政策”的出台。首先，“双少政策”出台后确实给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注入了新鲜活力，但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对各专业人才的需求是有限度的，一旦达到饱和，那么剩下的人该如何解决就业问题就成了国家的包袱。其实这也是现在研究生扩招带来的普遍问题。其次，由于大多数民族院校都是文史类院校（大连民族学院除外），而一般文史类院校由于专业的原因就业率不高，“双少生”所选择的专业又是比较偏的一些冷门专业。 政策执行缺乏监督。根据教育部关于“双少生”的招生文件精神，“双少政策”的实施必须以“双少生”、委培单位和招生单位三方面签订“双少协议”为基础。而政府制定的该政策的实施方式是缺乏信度和效度的。这种方式属于经济学中的委托-关系，它本身就具有可变性和虚假性。在政策的具体实施过程中，单位和学校之间存在着很大的信息不对称，据调查，75%以上的“双少生”都是抱着最大限度的跳出民族地区找一份好工作的目的，在调查中也发现当他们违反协议时没有任何实质性的惩罚。这就使得“双少协议”流于形式，成了一纸空文，没有约束力。 三、理论模型与分析 “双少政策”的实施是以“双少生”、委培单位和招生单位三方共同签订“双少协议”为基础的委托-关系，为了更好地对“双少政策”进行分析，本人针对“双少生”和委培单位的相互期望建立了一个数学模型，模型如下： 前面已经提到过“双少政策”的实施是以个人、单位、学校三方签署协议为基础的，从经济学上讲是一种委托-关系。为此，结合实际情况，本人标Ai，i=1，2，3；Bi，i=1，2，3。 二级指标Aij，i=1，2，3；j=1，2；Bij，i=1，2，3；j=1，2等。 其中：3i=1ΣAi=1，3i=1ΣBi=1，2j=1ΣAij=1，3j=1ΣBij=1#p#分页标题#e# 其具体的取值受当时民族地区经济的发展、学校导向等的不同影响而有些不同。假设：某单位对“双少生”的期望在以上各种指标中能得到的实际值为Cij。相应的，双少生从未来就业单位得到的实际满足为Dij，于是就可以得到相应的评价体系，如下： P=ΣAi*ΣAij*Cij-ΣBi*ΣBij*Dij 若P越靠近0，则说明其培养效果越好。 上述模型从总体综合的角度进行了分析。为了进一步体现学校的社会功能而需要在双少生未毕业时提供相关诚信教育给学生，以便双少政策能够顺利执行。 其实在现实生活中，社会的复杂性和事件的多重性应分不同的时间加以评价并及时控制，即会产生相应的利益机制，并起到监督的作用，以避免没必要的损失（消除不平衡中的多余部分）［2］。 上面的模型更直观地反映了在“双少政策”的实施过程中，委培单位和“双少生”之间的期望问题，更确切地说它反映了两者之间的利益问题。那运用社会学的期望理论，根据“双少政策”的实施原则建立了一个“双少生和单位之间相互期望”的数学模型。在该模型中学校既是政策的实施者又是教育学生的培养者。具体分析图示为： 如对以上三者六点给予适当权重，如一级指解决这个问题的方式不外就是尽量使“双少生”和委培单位的利益要一致。 我国在不同时期和背景下产生的招生政策，都是政府为了解决当时教育的主要矛盾而制定的，并且在实施后也解决了大部分问题，获得了成功。“双少政策”作为我国研究生招生政策中的一项特殊政策，它为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的少数民族考生进入研究生教育阶段的学习提供了机会，也为我国民族地区的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但是，由于该政策在实施过程中遇到的潜在因素的影响，必然会带来一定的社会问题。所以在肯定其积极一面的同时，也要对主要问题进行分析。下面主要按照委培单位、学校、“双少生”三个方面对目前出现的问题进行归纳总结。 委培单位方面。在“双少协议”的签订中，委培单位所起的作用是非常大的。从“双少协议”上可以看到协议仅需要委培单位和培养方以及学生的签章就可以。这里就有一个漏洞：“双少生”可以依托社会关系来帮助他完成协议，委培单位不支付“双少生”的学杂费，没有任何损失的，顺水人情何乐而不为。到时候双方可以解除协议或用人单位单方违约。 学校方面。据调查，学校研究生部在录取“双少生”时是以“少民惠顾”的名义进行的。只要学生是民族地区的少数民族考生，成绩达到一定要求，复试合格，并且在复试前能够提交可以降分录取的“双少协议”，那么学校就会录取。但是被学校降分录取的“双少生”在学校的学习和生活方面是按照一般学生的情况进行安排的，并没有对“双少生”的学习进行照顾，而且在“双少生”毕业时学校也没有对其进行回归民族地区的意识方面的教育。 所以这就使得学校培养的“双少生”面临要么不合格，要么不愿回去的尴尬局面。 学生方面。据调查，90%的“双少生”希望毕业时的工作待遇好、有发展前景、社会地位高。绝大多数“双少生”都是把“双少政策”作为自己获得硕士研究生学习机会的门槛，实现接受硕士研究生教育的愿望，以增加自身的含金量。所以很多“双少生”不管自己所考的研究生专业的就业面怎么样，只要是个研究生就行。这就又增加了以后就业的困难。 四、对策与建议 为了真正实现国家制定“双少政策”的预期目的，使“双少政策”能够真正成为推动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的工具，提高民族地区的文化素质，培养一大批高级人才，促进民族地区科、教、文、卫事业的全面进步，笔者认为非常有必要对“双少政策”的实施过程做进一步的改进和完善。为此，笔者提出如下建议：对“双少政策”的实施过程加强监督。目前该政策的主要实施模式是工作单位、学校及学生个人签订“双少协议”，这样做在具体的执行过程中容易产生偏差，导致虚假委托现象的出现。所以政府应该加强对“双少政策”的具体实施过程进行监督，具体说来，首先，对招生单位的研究生招办人员进行监督和教育，让其在招生过程中的程序公开、透明，并且使其对“双少生”所提交的协议内容进行详细地审核，看此协议是否符合政策宗旨。其次，政府号召社会对委培单位和“双少生”进行监督，看单位领导和学生之间是否存在人情关系以及该单位所从事的行业是否需要该“双少生”所报考的专业。 对报考专业进行约束。政府在制定“双少政策”时，没有规定哪些专业有利于民族地区的发展。仅从西南民族大学近三年的在校“双少生”所学专业分布来看，从表一可以看出，西南民族大学的“双少生”绝大多数所读专业都是文科类，读理工科的仅有两三个人，在文科里70%以上的人所读专业属于传统文史类，只有30%的人所读专业是当今比较热门的经管类专业。然而，民族地区由于特殊的情况最急需的高级人才是理工类和经管类专业的学生。这就造成了人才供求结构上的不平衡，最终只会造成大量的“双少生”学不能用。 对“双少生”进行回归教育。学校应对在校“双少生”进行思想教育，帮助他们进一步提升自己的综合素质，树立诚信意识和民族责任感，并对其就业方向加以引导。鼓励“双少生”坚持毕业后“回归”的原则，回到民族地区工作。“双少生”毕业后理应回归到少数民族地区工作，为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做出贡献，回报国家和社会对自己的培养。同时，应对“双少协议”建立失信惩罚机制，一旦违反“双少协议”可以规定高额的违约金；可以通过信息管理平台公之于众，让社会监督。#p#分页标题#e#

双重性质的经济政策篇3

【关键词】双粘性；菲利普斯曲线；研究状况

1.研究意义

货币政策是经济运作的中心，直接关系到一国经济的运行和发展，因此，最优货币政策问题一直是理论界关注和争论的焦点之一。货币政策的制定需要一定的理论指导，由于分析失业率和通货膨胀率的关系是菲利普斯曲线的重点，而当前我国就业和通货膨胀的难题亟待解决，因此，通过对菲利普斯曲线进行研究，以此作为理论指导来提出最优货币政策，具有非常重要的实践意义。

货币当局为判断宏观经济状况、维持价格稳定以及“合理的”产出增长，须面对如何测量核心通胀以及潜在产出问题。因此目标通货膨胀率和产出缺口是货币政策规则的两个核心问题。同时也是菲利普斯曲线模型中的两个重要指标。这就使研究菲利普斯曲线与研究最优货币政策之间有了理论联系。

李斌、刘凤良（2007）借助对粘性信息下的菲利普斯曲线进行了推导，并利用中国数据对该理论的适用性进行了检验，结果表明该模型与中国数据比较吻合。新凯恩斯主义菲利普斯曲线只是在传统菲利普斯曲线中引入了垄断竞争、粘性价格以及理性预期等思想，而并没有引入粘性信息。因此粘性信息下的菲利普斯曲线作为政策制定的理论指导比传统的或者新凯恩斯主义菲利普斯曲线更为合理。

粘性信息理论是近十年来新兴的不完全信息理论之一。从曼昆和瑞斯（2002）首先提出了粘性信息菲利普斯曲线以来，国外学者对此理论不断进行了发展研究，经检验发现粘性信息下的菲利普斯曲线与经济数据比较吻合，优于传统的菲利普斯曲线。Tomiyuki（2008）提出了双粘菲利普斯曲线，是既具有粘性价格又具有粘性信息的双粘性经济模型，认为双粘性模型比单纯的粘性价格和纯粘性信息模型更好地解释价格水平、产出等指标的粘滞现象。此理论目前还未用于研究中国经济。

本论文将通过构建中国双粘菲利普斯曲线模型，研究中国产出缺口与目标通货膨胀率，并研究中国的通货膨胀与失业的关系。通过简单工具规则（泰勒规则）和目标规则，利用之前研究的产出，目标通货膨胀率情况，分析中国最优货币政策。

2.研究方案及其实施

2.1 研究方案

2.1.1 推导双粘菲利普斯曲线理论模型并检测模型的适用性

模型中目标通胀率和产出缺口作为不可观测成分，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因此，本文运用双变量非观测成分模型——状态空间模型，估计中国的目标通胀率和产出缺口，通过卡尔曼滤波平滑推断程序，将季度通胀和产出分解为趋势成分和平稳周期成分。

2.1.2 中国双粘菲利普斯曲线的实证检验

运用广义矩估计法（GMM）对模型进行估计，观察通货膨胀率与目标通胀率、产出缺口有关以及前一期通货膨胀是否有关。检验双粘菲利普斯曲线模型在中国是否适用。

2.1.3 在中国双粘菲利普斯曲线的背景下，进行最优货币政策研究

通过目标通货膨胀率和产出缺口的特点，分析如何影响货币政策的效果，讨论最优货币政策应当如何制定。本文也拟对双粘菲利普斯曲线模型进行改进，通过附加利率，来研究最优货币政策制定。提出货币政策建议。

2.1.4 需解决的关键问题

中国双粘菲利普斯曲线模型的推导；检验中国双粘菲利普斯曲线模型的适用性；对模型中目标通货膨胀率和产出缺口进行估计；推导出的菲利普斯曲线如何反映了中国目前存在的经济问题；目标通货膨胀和产出缺口如何影响货币政策的制定；附加利率的双粘菲利普斯曲线。

2.2 研究方法

2.2.1 理论分析、实证分析和规范分析相结合

理论分析通过相关的经济理论构建经济模型，为经济现象提供理论基础；实证分析借助经济数据的处理对经济现象做出解释；规范分析则研究应该如何做出经济决策。本文将在相关理论的基础上，采用科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推导出双粘菲利普斯曲线，使实证研究具有理论根基。然后采用中国数据对理论模型进行实证分析，估算出建议。

2.2.2 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

定性分析主要是对经济现象的性质、特点等做出经验性的判断，定量分析是定性分析的具体化，使分析更加科学、准确。两者是相辅相成的，将两者结合起来可以更好地揭示我国菲利普斯曲线的本质和特征。

2.3 可行性分析

中国的双粘菲利普斯曲线。运用双变量非观测成分模型——状态空间模型，估计中国的目标通胀率和产出缺口，通过卡尔曼滤波平滑推断程序，将季度通胀和产出分解为趋势成分和平稳周期成分。由此得到双粘性菲利普斯曲线模型下中国经济的实际情况。运用广义矩估计法（GMM）对模型进行估计，观察通货膨胀率与目标通胀率、产出缺口有关以及前一期通货膨胀是否有关。检验推导出来的双粘菲利普斯曲线模型在中国是否适用。然后进一步分析了中国双粘菲利普斯曲线下的货币政策的影响及内在的货币政策含义，并提出相关的政策。

粘性价格模型发展已经较为成熟，粘性价格考虑到菲利普斯曲线中的新凯恩斯主义菲利普斯曲线也已经得到了一定的发展，粘性信息模型在国外近10年来也得到了一定的发展和完善，有理论和观点的可借鉴性。粘性信息模型以信息在经济主体间的缓慢传播为基础假设，分析价格的动态调整，与传统的粘性价格模型相比，粘性信息模型对货币政策的描述更为准确，可以准确地说明货币政策对通货膨胀作用的延迟。双粘菲利普斯曲线模型是将粘性信息引入到粘性价格菲利普斯曲线模型中可以得到更符合现实情况的菲利普斯曲线模型，因此使用双粘菲利普斯曲线模型研究货币政策在理论上逻辑是严密的，合理的。

可以通过国内各项数据网站，中国国家统计年鉴获得年度季度数据，完成广义估计法（GMM），Kalman滤波。

3.研究成果

3.1 目前国内的研究状况

由于粘性信息模型是近十年来学术界的一个新领域，国内关于粘性信息模型和粘性信息菲利普斯曲线的关注大部分都是对该理论的介绍和综述（王军2009）（彭兴韵2011），实证文章比较少，如：孟令玺（2009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研究了中国的粘性菲利普斯曲线，对中国粘性菲利普斯曲线模型进行了推导。国内已有许多学者运用新凯恩斯主义菲利普斯曲线来研究中国的货币政策和经济问题，如：高虹（2007东北财经大学）评述了新凯恩斯主义的最优货币政策；姜梅华（2008吉林大学）研究了新凯恩斯菲利普斯曲线与经济政策机制的研究，但是他说明新凯恩斯菲利普斯曲线在中国的适用性，但只是简单的评述了一下经济政策机制，并没有对最优货币政策进行研究；沈燕波（2010浙江工商大学）专门研究了一下新凯恩斯菲利普斯曲线的货币政策含义，并基于了1993年-2008年中国的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陆军、刘威和李伊珍（2011）研究了新凯恩斯菲利普斯曲线框架下的中国动态金融状况指数，在模型的基础上进行了实证分析。刘翏（2010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研究了粘性信息下的最优货币政策；郭航（2012）对粘性信息宏观经济模型进行了检验，并在此基础上对最优货币政策进行了研究。但是粘性信息菲利普斯曲线下货币政策的研究国内并没有，双粘菲利普斯曲线模型国内也暂无研究，用此模型研究货币政策也还没有进行。

经过阅读大量外文文献，了解粘性信息及粘性价格的产生背景以及发展，充分理解了粘性信息与粘性价格的区别及相关的地方以及理论模型的推导；了解菲利普斯曲线理论的发展过程。研究通过借鉴外国的经验方法，构建了双粘性的基本模型，在此基础上推导出常规的双粘菲利普斯曲线模型。该模型为下一步的实证研究做了基础。讨论了两种极端情况，模型对中国的适用性还有待进一步进行研究。

对最优货币政策各种规则有了较为全面的认识，欲在各种规则中寻找到最适合双粘菲利普斯曲线模型的分析环境的最优货币规则。由于该部分的分析需要结合双粘菲利普斯曲线模型的实证分析结果来进行，通过产出缺口与通货膨胀率建立菲利普斯曲线与最优货币政策之间的联系。因此目前仍处于一个思路的状态，不知道实证检验的结果究竟应该选择那种货币政策规则。

3.2 下一步实施内容

（1）检验双粘菲利普斯曲线模型在中国的适用性，估计出通货膨胀率和产出缺口。运用GMM观测各期通货膨胀率之间的相关性，以确定是否适用。

（2）将利率代入双粘菲利普斯曲线模型中，分析最优货币政策规则中泰勒规则在双粘性背景下的运行能力。

（3）利用估计出来的通货膨胀率和产出缺口，结合价格水平，分析目标价格或目标通货膨胀率下的最优货币政策选择。

4.研究心得

双重性质的经济政策篇4

关键词： 经济 现状 建议

一、 双河彝族乡经济发展的基本概况

双河彝族乡位于昆明市晋宁县县城昆阳西南方，南与玉溪红塔区、北与安宁市接壤，距晋宁县城---昆阳30千米，是昆明市9个少数民族乡（镇）之一。境内直距长24千米，宽距长15千米，最高海拔2511.3米，最低1900米，总面积152.03平方千米，耕地面积9098.94亩，林地面积183688.5亩，全乡辖6个村民委员会，25个村民小组，总人口9786人，其中，彝族人口7633人，占总人口数的78％。财政供养人员283人，全供养人员145人，其中：教师95人，半供养人员138人。双河彝族乡属于滇中高原浅割中心地带，年平均气温13度。境内自然资源丰富，有铁、铅、锌等矿产资源。境内风光秀丽、景色怡人，森林覆盖率高达77.8％为昆明附近少有。1990年，双河彝族乡被昆明市政府划定为“昆明市双河磨南德水源保护区”，1999年被云南省委、省政府批准为云南省革命老区乡（镇）之一，是一个集少数民族、革命老区、水源保护区、森林保护区为一体的山区农业乡。

双河彝族乡财政收入主要包括乡镇所属的不同所有制企业上缴的除教育费附加以外的流转税和其他税收；烤烟农业特产税、契税、耕地占用税；县属改制后下划乡镇的企业上缴的除教育费附加以外的地方税收；乡镇以各种方式引入的企业上缴的地方税收（不含国家、省、市直接投资的重点工程建设项目的各种税收）；乡级各部门上缴非税收入；乡财政支出包括：乡镇所属的各项事业费、行政管理费，建设性支出和其他支出。县对我乡实行“划分收支、核定基数、定额补助，超收分成”的分税制包干管理。收支矛盾突出，全乡经济实力有待进一步提高。

二、 当前存在的主要困难和问题

当前，双河彝族乡的经济社会发展还存在的问题和困难，具体表现在：

（一）农业产业结构单一。由于群众文化素质低、科技意识不强，无论是种粮还是种烟，推广科技的难度都很大，造成产量低，产品技术含量不高。如在烤烟生产中，中后期管理水平参差不齐，烟叶质量差。农业产业结构调整速度慢，洋蓟、草乌等新兴产业推广难度较大，不能形成规模。大部分群众再生产资本缺乏，不敢干，不敢试，缺乏市场信息，部分干部群众怕担风险，不敢放开手脚大规模进行结构调整。农业基础仍较薄弱，农民增收困难。

（二） 乡镇企业和非公经济发展不够。由于受自然环境、区位、交通及人口素质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双河彝族乡的招商引资工作进展缓慢。投资数百万元建起的狩猎山庄因多方面的原因，没有发挥到预期的作用，经济效益不明显，没能形成全乡旅游业的龙头。引进的一些生产性项目也因国家宏观调控政策（双河彝族乡属水源林保护区）、区位等多方面的因素影响而难以实施。

（三） 乡财政收入单一，村、组集体经济薄弱,面临财政收支矛盾突出的严峻形势,缺乏基础设施建设资金。由于财政收入的单一，当地没有足够的建设资金进行基础设施的建设，基础设施的缺乏，进一步造成了当地经济的发展缓慢，要打破这样的经济循环怪圈，就必须加大投入，加强基础设施的建设，这不仅有利于当地的经济主体的发展，从“栽得梧桐树，引得凤凰来”的角度营造一个良好的外来投资环境也是十分有利的。

（四） 基本对策及建议

要加快当地经济的发展，作者认为必须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努力：

一是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增加农民收入。

不断加强农村交通、能源、生态和人畜饮水等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结合双河乡实际， 1.抓好“宝夕”（晋宁县宝峰镇——晋宁县夕阳乡）公路的建设。由于“宝夕”公路的地理位置（该公路是双河彝乡对外交往的重要通道），它的建设直接关系到双河经济的发展，具有经济动脉的重要意义。2. 合理开发矿产资源。双河乡矿产资源丰富，在不破坏生态平衡的情况下,可以考虑有计划、有步骤的进行矿产资源的开发。资源的开采，在注重经济发展的同时，必须注重可持续发展。在经济工作思路和重点上，要有一个大的转变。建设资金要更多地向“三农”倾斜，公共服务要更大范围地覆盖农村。加快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和增长方式转变。要进一步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推进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不断加快农业产业结构调整步伐。一是继续巩固和树立以烤烟为主的产业结构调整主线，强化烤烟产业的支柱地位。二是积极走公司加农户的发展模式，不断推进藜蒿、洋蓟（中药材）、草乌（中药材）等名特产业种植推广力度。这样的发展模式，有利于从优化产业结构中求发展，有利于从节约资源、保护环境中求发展。认真落实好这些任务和措施，将会明显提高资源

二是政府要积极贯彻落实支农政策，加大对双河彝族乡农业科技基础资金投入。

坚持“多予、少许、放活”、“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方针，调整财政支出结构，提高财政支农资金在财政总支出中的比重。扩大公共财政覆盖农村的范围和领域。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1.积极鼓励农民种粮的同时，加大粮食种植过程的科技和资金投入,认真做好优质水稻良种补贴工作和保护价政策（党中央、国务院为了提高农民种粮的积极性，降低种粮成本，减轻种粮农民的压力，从2004年起实施了优质水稻良种补贴，2006年全面取消了农业税，又实施了农民生产资料增支综合补贴。（这些政策的实施真正体现了农民种地不交税，还可以拿到补贴，大大提高了农民种粮的积极性）。为了让补贴资金不被截留、挪用、挤占，真正补到农民手中，从今年起，中央、省、市对补贴到农民手中的全部资金将通过发放存折的方式进行，对种粮农民进行补贴资金到户。由财政部建设农民补贴网，通过

农户信息采集，录入农民补贴网系统，通过银行将补贴资金用存折的方式发放给农民，让资金顺利补贴到农民手中。积极贯彻财政支农政策,最大限度降低种粮成本,充分调动农民的种粮积极性。加大对农业专项资金的投入，最大限度的扩大农民受益面。把解决“三农”问题放在突出位置，以改水、改厕及卫生文化等公共设施为重点，改善农民生产生活条件，实现公共财政向农村倾斜并覆盖农村。 同时，在加大基础建设的前提下，有重点地支持一批有特色、有市场的农业综合开发项目,比如蔬菜、花卉、水果、奶牛等产业，有效发挥财政农业综合开发资金的示范作用，走规模化、产业化种植，起到至关重要作用。带动群众形成规模经营,增加农民收入。另外，资金来源也不能单靠政府，也要积极广泛吸纳社会资金投入新农村建设。建立健全农民自主筹资筹劳的机制，引导农民自主开展农业生产和农民直接受益的农村公益性设施及社会事业建设的投资投劳，自力更生建设美好新家园。建立、完善全社会帮扶机制和积极参与新农村建设的激励机制，同时可以考虑由县人民政府牵头，出台优惠的招商引资政策，鼓励外地的企业到双河投资。动员人民团体、企事业单位和社会知名人士、志愿者（如建立大学生社会实践基地等形式）等社会力量与村庄结对帮扶，参加新农村建设，加快形成农村经济发展机制。

三是要大力支持双河彝族乡文化旅游业的发展。

民族民俗文化的不断弘扬，为旅游业的发展注入新的生机和活力。秧佬鼓是70年代末期双河彝族乡复兴的一种彝族民间祭祀性舞蹈。90年代后得到了迅速发展，在整个滇中农村发展壮大，它对丰富双河民族民间文化、传播民风、增进民族团结友好，扩大对外宣传，促进旅游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秧佬鼓曾经参加省市县举办的大型开幕式和闭幕式，并以云南的“威风锣鼓”在国际民间艺术节上一举夺魁，还在北京的 “山花杯”中华鼓舞大赛上夺得金奖。这就是一个可供大力开发和利用的文化产业和旅游资源环境，面对这一资源，关键是要积极筹措安排经费，引导双河文化、旅游产业快速健康发展，充分利用各级新闻媒体（同时可以考虑建立网站加强对外宣传）对秧佬鼓这一传统的民俗方式和核桃园这种具有民族特色的旅游文化景区进行大力宣传，这种民族文化的传播，不仅仅是宣传双河彝族乡，更重要的是宣传晋宁，甚至是弘扬我们整个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它将具有极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打好民风民俗这张特色牌，使双河乡的旅游业成为民族乡新的产业，成为彝乡人民的又一经济支柱。

四是构建农村养老保障体系和医疗服务体系。

财政要充分发挥财政的职能作用，让农民最大限度成为公共财政的受益者，构建农村农民的医疗服务体系，使广大农民看得起病。同时，提高乡镇卫生院的医疗条件，让广大农民有放心的地方看病。继续完善合作医疗制度。合作医疗虽然是一种自愿性的医疗保险，但要鼓励农民都来参加，扩大覆盖面，这样可以减轻农民在遇到重特病时个人支出的压力。另外，建设新农村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解决广大农民的养老问题。养老保障工作涉及到农村一系列的社会问题，财政部门要在政策上给予引导，资金上给予支持，积极推进农村社会养老保障，老的养老方式（家庭养老保障）作为辅助保障形式，确保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工作健康发展。

五是提高农民增收的自主意识，发展新型产业。

农村要发展不能仅仅依靠政府的政策和资金，还必须与提高自身素质相结合。提高农民的素质，培养新型农民尤为关键。意识决定进程、决定发展。只有树立正确观念，只有在观念的指导下，大胆开拓、积极进取，农民富裕了，才有真正意义的新农村；只有发展富民产业，农民增收致富有了保障才可以支撑真正意义的新农村。要让农民有自主致富的意识，要以实施“农民知识化”工程为依托，培育新农民。“三农”问题，说到底是农民增收致富问题，核心是要提高农民素质问题。积极引导和教育农民遵纪守法、提高修养、崇尚科学、移风易俗，造就一代具有较高思想素质，又有一定专业技能、文明守法的新型农民，通过认真开展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增强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凝聚力、战斗力和创造力，提高农民的整体素质，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提供可靠的智力支持和人才保障。

六是增加教育投入。

新农村的建设，教育是基础，教育是关键，有了钱，首先想到的应该是教育，苦什么也不能苦了孩子，缺什么也不能缺了教育。作为财政部门要加大对教育的投入，保障农村业务教育经费，认真贯彻落实 “两免一补”政策（免学费、免杂费、补助生活费），真正形成农民种地不交税，娃娃上学不交费的和谐好社会。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需要我们立足当地的实际，积极调研、大胆创新、锐意进取，才能建设我们所期待的富裕、文明、开放、和谐的社会主义新农村。

参考文献：

1.云南财政研究报告. 2005/曹建方 北京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6.12

2.地方财政理论与实践. 2006/曹建方 北京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双重性质的经济政策篇5

 

关键词： 经济 现状 建议

一、 双河彝族乡经济发展的基本概况

双河彝族乡位于昆明市晋宁县县城昆阳西南方，南与玉溪红塔区、北与安宁市接壤，距晋宁县城---昆阳30千米，是昆明市9个少数民族乡（镇）之一。境内直距长24千米，宽距长15千米，最高海拔2511.3米，最低1900米，总面积152.03平方千米，耕地面积9098.94亩，林地面积183688.5亩，全乡辖6个村民委员会，25个村民小组，总人口9786人，其中，彝族人口7633人，占总人口数的78％。财政供养人员283人，全供养人员145人，其中：教师95人，半供养人员138人。双河彝族乡属于滇中高原浅割中心地带，年平均气温13度。境内自然资源丰富，有铁、铅、锌等矿产资源。境内风光秀丽、景色怡人，森林覆盖率高达77.8％为昆明附近少有。1990年，双河彝族乡被昆明市政府划定为“昆明市双河磨南德水源保护区”，1999年被云南省委、省政府批准为云南省革命老区乡（镇）之一，是一个集少数民族、革命老区、水源保护区、森林保护区为一体的山区农业乡。

双河彝族乡财政收入主要包括乡镇所属的不同所有制企业上缴的除教育费附加以外的流转税和其他税收；烤烟农业特产税、契税、耕地占用税；县属改制后下划乡镇的企业上缴的除教育费附加以外的地方税收；乡镇以各种方式引入的企业上缴的地方税收（不含国家、省、市直接投资的重点工程建设项目的各种税收）；乡级各部门上缴非税收入；乡财政支出包括：乡镇所属的各项事业费、行政管理费，建设性支出和其他支出。县对我乡实行“划分收支、核定基数、定额补助，超收分成”的分税制包干管理。收支矛盾突出，全乡经济实力有待进一步提高。

二、 当前存在的主要困难和问题

当前，双河彝族乡的经济社会发展还存在的问题和困难，具体表现在：

（一）农业产业结构单一。由于群众文化素质低、科技意识不强，无论是种粮还是种烟，推广科技的难度都很大，造成产量低，产品技术含量不高。如在烤烟生产中，中后期管理水平参差不齐，烟叶质量差。农业产业结构调整速度慢，洋蓟、草乌等新兴产业推广难度较大，不能形成规模。大部分群众再生产资本缺乏，不敢干，不敢试，缺乏市场信息，部分干部群众怕担风险，不敢放开手脚大规模进行结构调整。农业基础仍较薄弱，农民增收困难。

（二） 乡镇企业和非公经济发展不够。由于受自然环境、区位、交通及人口素质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双河彝族乡的招商引资工作进展缓慢。投资数百万元建起的狩猎山庄因多方面的原因，没有发挥到预期的作用，经济效益不明显，没能形成全乡旅游业的龙头。引进的一些生产性项目也因国家宏观调控政策（双河彝族乡属水源林保护区）、区位等多方面的因素影响而难以实施。

（三） 乡财政收入单一，村、组集体经济薄弱,面临财政收支矛盾突出的严峻形势,缺乏基础设施建设资金。由于财政收入的单一，当地没有足够的建设资金进行基础设施的建设，基础设施的缺乏，进一步造成了当地经济的发展缓慢，要打破这样的经济循环怪圈，就必须加大投入，加强基础设施的建设，这不仅有利于当地的经济主体的发展，从“栽得梧桐树，引得凤凰来”的角度营造一个良好的外来投资环境也是十分有利的。

（四） 基本对策及建议

要加快当地经济的发展，作者认为必须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努力：

一是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增加农民收入。

不断加强农村交通、能源、生态和人畜饮水等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结合双河乡实际， 1.抓好“宝夕”（晋宁县宝峰镇——晋宁县夕阳乡）公路的建设。由于“宝夕”公路的地理位置（该公路是双河彝乡对外交往的重要通道），它的建设直接关系到双河经济的发展，具有经济动脉的重要意义。2. 合理开发矿产资源。双河乡矿产资源丰富，在不破坏生态平衡的情况下,可以考虑有计划、有步骤的进行矿产资源的开发。资源的开采，在注重经济发展的同时，必须注重可持续发展。在经济工作思路和重点上，要有一个大的转变。建设资金要更多地向“三农”倾斜，公共服务要更大范围地覆盖农村。加快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和增长方式转变。要进一步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推进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不断加快农业产业结构调整步伐。一是继续巩固和树立以烤烟为主的产业结构调整主线，强化烤烟产业的支柱地位。二是积极走公司加农户的发展模式，不断推进藜蒿、洋蓟（中药材）、草乌（中药材）等名特产业种植推广力度。这样的发展模式，有利于从优化产业结构中求发展，有利于从节约资源、保护环境中求发展。认真落实好这些任务和措施，将会明显提高资源

双重性质的经济政策篇6

关键词：美国外交　中美关系　奥巴马政府　战略互信

自奥巴马执政以来，中美关系整体上呈现出积极、稳定的发展势头。中美两国高层互动频繁，经贸联系不断增强，在应对全球金融危机方面合作顺利，在其他国际和地区事务中也加大了政策协调力度。首轮战略与经济对话既提升了中美关系的战略内涵，也增强了双方的政治互信；奥巴马的首次访华则进一步确定了两国关系的总体框架和发展方向。然而，围绕经贸、人权、气候等功能性议题，中美之间仍然矛盾不断；因权力过渡而带来的政策波动在双边关系中也时有体现。但总体而言，奥巴马执政以来的中美关系开局良好，支撑中美关系稳定的因素也不断增多，为未来双边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一　良好的开局

过去30年来，中美关系存在一个基本规律，即每当政治权力从一个政党转换到另一个政党，新政府总是借批评前任政府的对华政策来凸显自己的地位。政治权力的更替造成了中美关系的周期性波动，凸显了双边关系的不成熟和脆弱性。但是，奥巴马执政以来，中美关系成功地避免了政党权力转换的怪圈，开局良好。究其原因，主要表现在以下六个方面：

第一，中国积极的政策应对。在奥巴马执政前，中方就与他的决策班子建立了良好联系。奥巴马执政之后，双方在官方和民间层面进行了密切接触。从国际系列峰会到战略与经济对话、从议会外交到商贸、能源、军事外交，两国交流次数之频繁、范围之广、层级之高、内涵之深，不仅在中美关系史上不多见，而且在当今国际关系中也属罕见。尤其是两国首脑到目前为止已经举行了三次首脑会晤，不仅建立起两国元首之间良好的工作关系和个人友谊，而且确定了双边关系发展的总体基调。在具体的政策议题上，中国也加强了同美国的政策协调。围绕国际金融体系改革，中国采取了温和渐进的态度，并不寻求对现有金融体系的革命性颠覆，这在客观上有利于维持美元既有的主导地位；在反恐、核扩散、气候变化、军事交流等议题上，中国也采取了合作姿态，为维持中美关系的持续稳定提供了政策保障。

第二，中国国家实力的增强。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的国家实力不断增强，战略影响逐渐显现。北京奥运会显示了中国强大的组织动员能力和现代化成就；而从抗击汶川地震到应对金融危机则反映出中国超强的抵御灾难和抗打击的能力，这反映出中国国家能力的全面提升。美国的实用主义特性使其不得不正视中国实力的增长。2009年11月14日，奥巴马在日本东京就亚洲政策发表演讲时强调美国欢迎中国在世界舞台上发挥更大作用，美国不寻求遏制中国，“一个强大而繁荣的中国的崛起将为国际社会注入力量”。奥巴马的讲话实际上反映了中美力量对比的变化，中国实力的增强为双方更加平等的交往提供了物质基础。

第三，中国和平的对外战略。自邓小平确立“韬光养晦”的外交方针起，中国通过在对外事务中的积极合作为国内经济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国际环境。中国的力量增长并没有改变其对外战略的和平性质，和平发展战略及关于建设和谐世界的主张进一步明确了中国外交的合作、和平原则。也就是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奉行的是“国际体制内崛起”的道路，即在既定的规则框架内寻求利益增长和空间拓展。正如王缉思教授所言，尽管美国是唯一能对中国的国家安全和内部稳定施加压力并造成实质性损害的国家，但是寻求与美国的合作关系仍是中国的优先政策选项。这使得美国战略界将对华政策的基调定位为把中国纳入现有的国际体系。利益攸关方、两国集团(G2)、四国集团(G4)都是这种政策思维的体现，意味着美国对中国的接受度有所增加。

第四，金融危机的正面效应。金融危机的爆发使美国的金融霸主地位受到损害，并累及它的实体经济，引发其他发达经济体同时出现了经济衰退。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在强大财政刺激和金融支持下保持了经济的稳定增长，成为阻止世界经济继续下滑的重要推动力量。然而，全球经济未来的发展依然充满着不确定性，世界经济存在长期停滞甚至再次倒退的可能性。从这个意义上讲，美国经济的持续复苏依赖中国的积极合作，美国对华的利益需求将相应上升。此外，在未来的全球经济政策协调、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和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等问题上，中国仍然是美国必须依靠的重要力量。这无疑为中美关系的稳定发展提供了动力支撑。

第五，奥巴马政府的外交变革。奥巴马上台后提出了“巧实力外交”的政策设想。希拉里・克林顿在2009年1月13日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就其国务卿提名举行的听证会上说，美国现在面临的安全威胁要求新一届政府必须诉诸巧实力，设法巩固原有的联盟，形成新的联盟，以便打开美国外交的新局面。“巧实力外交”思想在政策手段上要求摒弃过去那种军事优先和武力相向的简单做法，综合运用软、硬实力来实现美国的外交目标；在政策基调上则突出合作意愿和软性姿态，注重倾听他者意见，倡导基于多边主义的国际合作和伙伴关系。从中美关系的角度来看，伙伴关系的定位有助于中美关系维持稳定，建立更具实质性的合作框架。

第六，奥巴马的决策班子。政策的实行有赖于具体的决策者，他们的知识经验、认知偏好和个性特征是影响国家对外政策选择的重要变量。在奥巴马的决策班子中，“知华派”“中国通”占有重要比例。如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事务助理高级主任杰夫里・贝德曾担任过国务院中国科科长与负责亚太事务的副助理国务卿，早在20世纪90年代就积累起和中国打交道的经验；常务副国务卿詹姆斯・斯坦伯格行政资历丰富，在克林顿时期担任过副国家安全顾问、国务院政策规划主任等要职；负责亚太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库尔特・坎贝尔，是深谙亚太事务的学者型政治家；新任驻华大使洪博培与中国政治经济关系密切，具有对华商贸往来背景并领养了一名中国女儿；再加之朱棣文、骆家辉两位华裔部长及众多的中国问题顾问，奥巴马对华政策团队阵容之强大可谓前所未有。他们或多或少都有与中国交往的经历，精通中文，对中美关系的重要性和复杂性有着更加深刻的认识，趋向于对华采取理性务实的姿态。

二　矛盾和问题

尽管中美关系开局良好，但两国间存在的长期性矛盾并没有消除：双方在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上的分歧依然很大；围绕欧亚大陆和西太平洋的地缘竞争在客观上仍旧存在；崛起国与守成国之间的战略困境有可能因国际权力转移而有所加剧；因中国实力增强和日益自信而带来的两国模式的竞争会进一步凸显。与此同时，在国际金融危机、全球气候变化等现实背景下，一些新的问题领域有可能影响中美关系的发

展。概言之，未来中美关系的挑战可分为以下几类：

(一)议题争端。首先是贸易问题。在金融危机背景下，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迅速抬头。这使中美在经贸领域的摩擦增多，贸易环境趋向恶化。统计显示，2009年1至9月，美国对中国发起贸易救济调查14起，涉案总额达58.4亿美元，同比大幅上涨639％。美国商务部2009年11月24日做出终裁，以中国油井管存在补贴为由对相关产品实施10.36％至15.78％的反补贴关税制裁，涉案金额约27亿美元，成为迄今为止美对华贸易制裁的最大一起案件。中美贸易摩擦显示，不管两国政治关系是否良好，在涉及经济利益的问题领域，美国一定会以其自身的利益为重。其次是人权问题。人权是长期影响中美关系稳定的政治议题，美国在不同时期对华有着不同的人权关切。克林顿时期，美国关注中国的持不同政见者；小布什时期则强调宗教自由，特别关注地下教会领袖的命运；奥巴马政府可能会更加关注少数民族的权利，其中主要是问题。尽管中美强调应相互尊重对方对于发展模式的选择，但人权问题仍将会对未来的中美关系造成冲击。第三是中国的军事现代化问题。随着中国军事现代化的迅速进展，美国对中国军力的担心会不断上升，将可能加大要求中国加入美俄裁军谈判的力度，在军事透明方面的压力也会进一步增强。第四，在气候变化、新能源等问题上中美竞争与合作并存，竞争层面主要表现为美国将更多地将责任推给中国，双方在减排的基本原则和责任分担上将争吵不断。第五，在东亚地区合作上，美国高调宣布重返东南亚，有明显针对中国的战略意图；如果中日韩按照鸠山首相“东亚共同体”的设想进一步推进地区合作，美国则更加担心其被排除在亚洲合作进程之外。最后是。尽管中美两国在遏制激进，维持台海稳定上保持了有限的合作，但仍然是影响中美关系稳定的关键问题。

(二)政策协调。美国的制度设计在保持权力相对均衡的同时也造成了政策协调的困难。除了不同政府部门之间的相互制衡之外，来自公共舆论、新闻媒体和利益集团的力量也影响着政府的政策制订。一方面，这样的制度安排有利于防止权力集中和专制倾向对公共利益的损害，但另一方面也造成了决策低效。至于奥巴马政府的对华政策，美国将面临两方面政策协调的困难。首先是美国政府内部的协调。奥巴马的决策班子政治明星云集，他们强势的个人性格和政治背景有可能造成“互不服从”的局面，达成妥协和塑造共识的难度有所增加。更为困难的是奥巴马决策班子与国内其他政治势力的协调。特别是最近在奥巴马与民众蜜月期结束、支持率下降的背景下，原来慑于奥巴马高民意支持率的政治势力开始提高调门，来自内部的政治制约将造成奥巴马对华政策的摇摆。

(三)责任分担。近年来，随着美国对外政策的战略性失误及金融危机的破坏性影响，美国已经意识到其战略地位下降和新兴力量崛起所带来的变化，其中最重要的是中国的崛起。美国采取的应对政策是对内通过新能源开发找到新的经济增长点，通过社保、医疗改革实现更加公平的社会结构，通过金融体系改革消除弊病，恢复美国的金融领导地位；对外则通过“巧实力外交”进行责任外包，通过“接触”“倾听”和“磋商”换取他国对美国的政策和财力支持。中国是美国“巧实力外交”的主要对象，责任分担的矛盾在中美关系中会比较突出。尤其是在国际金融危机的背景下，中国的战略地位得到极大凸显，美国要求中国配合美国应对全球挑战的压力将进一步增加。

但是与美国的期望值相比，中国并没有做好责任分担的相应准备。在物质上，中国的力量结构仍然很不平衡，不足以支撑进取性的对外政策；在心理上，精英和民众的集体认知是中国依然是发展中国家；在制度上，中国也没有建立起国际责任承担的完善安排。客观而论，中国是一个兼具多种双重身份的国家，中国既将自己定位为发展中国家，又在具体利益层面与发达国家拥有广泛的共同利益；中国既是一个迅速发展、物质力量不断增长的大国，又是一个内部充满挑战、外部战略环境堪忧的大国。因此，在相当长时间内，中国的优先政策议程都是应对内部治理挑战，在外交上主要还是采取防御姿态，外交目标是为国内问题的解决创造良好国际环境，而非在外部“开疆拓土”，创制新的国际体系。

(四)战略猜忌。长期以来，人权、、意识形态、经贸摩擦等议题主导着美国对华政策。随着中国力量和地位的显著改变，美国对华政策逐渐由以前分散的议题转向中国崛起这一宏大命题上来。中国如何实现崛起及美国如何评估中国的崛起，开始成为影响中美关系发展的最重要因素或主线。经过长时间的良好沟通与有效合作，中美两国对彼此已经有了相当的了解，但战略上的相互猜忌仍是困扰中美关系的核心问题。非西方的中国崛起对西方主导的全球秩序意味着什么?中国未来的战略目标和政策走向如何?中国将如何运用其不断累积的实力?诸如此类的问题使美国对中国的战略疑虑上升，反映在政策手段上就是既要努力促使中国遵守国际准则、融入国际体系，以美国利益为准绳规范中国的行为，说服中国做出正确的选择，又要采取“防范”或“围堵”战略，减少中国崛起可能给美国带来的负面影响。美国常务副国务卿斯坦伯格最近提出的中美“战略再保证”正是基于中美两国缺乏战略互信而提出的政策设想。其目的是美国在公开接纳中国崛起的前提下，要求中国做出不挑战以美国为主导的西方秩序的战略承诺。同样，中国对美国的战略意图也抱有怀疑。美国对华友好政策是长期性的合作取向还是危机事态下的权宜之计?美国和平演变中国的战略野心是否会继续下去?美国在世界范围内的军事行动是否在对中国进行战略包围?这些都是中国在对美决策时需要慎重考虑的问题。中美战略互信的缺失使中美关系的未来走向充满不确定性，并可能诱发战略层面的对抗。

(五)第三方问题。第三方问题主要指的是中国周边的国家普遍存在对华不信任感，它们都倾向于借助美国的力量来牵制中国。比如俄罗斯最近在伊朗核问题上一改以前的政策立场，跟随美国对伊朗进行制裁，不能排除这一变化源自它对中国的畏惧；日本最近动作频频，设法推动美国在问题上支持日本；东南亚国家在南海问题上也尽力让美国卷入，推动南海议题的“国际化”。所有这些来自第三方的问题都是影响未来中美关系的重要变量。

三　中美关系发展的稳定性因素

上述问题只是中美关系的一个方面，事实上中美关系经过30多年的发展已经相当成熟，利益的高度融合、广阔的合作空间和复合的对话机制使得这些问题相对可控。与此同时，在新的全球背景和双边关系结构下，支撑两国关系发展的“稳定器”和“压舱石”也不断增多，为未来中美关系的发展提供了可靠保障，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双方共同利益的扩大。中美在客观上存在着大量共同利益，而且这种共同利益还在发展之中，体现在双边、地区和全球等各个层面。在双边层面，中美经贸关系持续扩大和深化，达到空前的相互依存程度。中国是美国第二大贸易伙伴、第三大

出口市场、第二大进口来源地和第一大国债持有国，美国是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国、第一大出口市场和第二大直接投资国。据中国海关统计显示，尽管受到金融危机冲击，2008年中美贸易总额增速降至中国加入世贸组织7年来的最低点，但两国全年的贸易额仍然突破了3000亿大关，达到3337.4亿美元。不管双方在经贸领域存在多少冲突，巨大的贸易总额足以说明两国在经济层面的相互需求和利益共生关系。此外，在社会领域，中美两国人民对对方都有良好的印象，保持着频繁交往的积极势头。在地区层面，中美在朝核危机、稳定亚洲金融和经济格局及维持东亚地区整体稳定等方面，具有共同的利益要求。在全球层面，中美在诸如反恐、防扩散、气候变化与其他环境问题、能源安全、航道安全及维护全球自由贸易等议题上，也拥有广泛的合作空间。

第二，美国对中国的重视逐渐长期化。20世纪70年代，基于对抗苏联霸权扩张的共同利益需要，中美两国摒弃了意识形态敌对，实现了两国关系的正常化，从而使世界战略格局向“大三角”转型。冷战结束后，美国决策者对是否仍然在战略上需要中国产生了动摇，美国对华政策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始终徘徊在遏制还是接触的两个政策取向之间。在政治话语上，这种徘徊表现为对中国行将崩溃的预期一度充斥美国的媒体；在具体实践上，则表现为中美关系一度陷入议题对抗和危机不断的脆弱时期。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上升，美国逐渐认识到中国崛起是不可避免的历史趋势及中美关系的战略内涵。国务卿希拉里在听证会上表示，“中国在改变世界版图方面正扮演着关键性角色，美国在寻求与中国建立积极和合作的关系。”美国总统奥巴马在首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的开幕致辞中直言，中美关系将塑造21世纪。这意味着美国对华的重视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而这种重视将随着中国战略地位的进一步凸显而持续增加。可以说，重视中国已在美国战略界形成共识。正是在这一共识的作用下，美国逐渐提升了中美关系在其外交布局中的战略地位，并将其定位为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这既为中美关系确立了重要基调，也有利于未来两国关系的发展。

第三，中美建立了良好的沟通机制。随着中美关系的发展，两国之间需要解决的问题越来越多，合作的领域越来越广，这就需要两国之间开展越来越频繁的互动，并将这种互动机制化。两国迄今已建立6大类60多个对话和磋商机制，涵盖政治、经济、军事、执法、科技、教育、能源、环保、航空等方面，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战略与经济对话机制。在布什政府时期，中美之间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和双边问题进行了6次高层战略对话和5次战略经济对话。为了进一步提升中美关系的战略内涵，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两国领导人于2009年伦敦20国峰会期间达成共识，将原来的战略对话和战略经济对话合二为一，建立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机制。首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于2009年7月27至28日在华盛顿成功举行，这不仅为两国在战略层面进行沟通提供了新的平台，也起到了消解双方战略猜疑、培育政治互信的作用。中美关系的日益制度化使一些问题可以通过相应渠道而得到解决，也能避免因某一问题领域的争端而导致两国关系出现倒退。这也是中美关系不断走向成熟的主要表现。

第四，中美力量对比发生了变化。经过30年的经济发展和实力积累，中国的综合国力显著增强。尤其是步入新世纪以来，中美之间的能力差距迅速缩小，其速度之快超出了普遍的预期。按汇率计算，1981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仅为2926.08亿美元，美国的国内生产总值是31268.50亿美元，双方的差距达10.7倍；到2008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达到44016.14亿美元，美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则为142646亿美元，两国的差距缩小到3.2倍。(见表)国家能力并非仅仅由国内生产总值衡量，还应包括政治整合和动员、学习适应、抵御风险等方面，而在这些方面中国正在迎头赶上美国。中美力量对比的变化意味着美国单方面改变中美关系的能力下降，而中国主动塑造两国关系的能力则相应上升。中国对美外交的重要目标在于维持两国关系框架的总体稳定，尽量减少美国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干扰。因此，中国在双边关系中可定义为稳定因素，中国力量的增长在逻辑上有利于两国整体关系的稳定。

第五，在中美关系中敏感度逐渐下降。自2008年5月20日台湾地区领导人执政以来，两岸之间的博弈由之争回归到治权之争，总体形势趋向缓和，和平与发展成为两岸关系新的主题。当然，并没有得到解决，美国武器售台仍然刺激着中国人的神经，特别是在指挥、情报、训练、人员培养和体制等软性合作方面，美台已经达到准军事同盟的程度。2008年10月3日，美国政府通知国会，决定向台湾出售包括导弹和攻击直升机在内的65亿美元的先进武器和军事装备，导致了中美军事交流的一度中断。但总体而言，美国在涉台问题上将继续奉行一个中国政策，遵守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原则；中美在遏制激进的问题上仍会保持战略默契。这意味着台湾作为中美关系中最重要、最敏感和最具爆炸性的问题的可控度不断增加；两岸关系的改善也使得对中美关系的冲击力度大为减小。

第六，中美关系形成了新的关系结构。在中美关系正常化后的相当长时期内，中国对美国的需求大于美国对中国的借重。中国在维持国际环境稳定、吸引资金技术、加入世界经济体系等诸多方面有求于美国。苏联解体和冷战的结束使得原本不对等的中美关系结构更加失衡，步入经济发展快车道的中国对美国的利益需求进一步上升。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及美国对外政策的战略性失误，中美之间的关系结构开始发生改变，即中国对美国的需求趋于稳定，而美国对中国的需求明显上升。九一一事件、伊拉克战争及国际金融危机等一系列事件则加速了中美崭新关系结构的确立。具体而言，在美国的全球战略中，中国作为问题排在问题清单的后面，而作为帮助者却被放在前面。在美国战略家看来，中国的力量和模式都意味着中国对美而言是一个问题，但这不是迫在眉睫的威胁，而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打击恐怖主义、防止核扩散、安抚愤怒的俄罗斯和伊斯兰等在美国的外交议程中则更为紧迫。相反，美国决策者在解决上述问题时都离不开中国的政策支持。这一崭新的关系结构无疑有助于中美关系的稳定。

四　对奥巴马访华的基本评估

2009年11月15日至18日，奥巴马对中国进行了国事访问。这是奥巴马执政以来的首次访华，使他成为上任首年就来华访问的美国总统。访问时间和行程安排反映出美国新政府对华的重视程度；从访问的实际效果来看，奥巴马的访问取得了成功。奥巴马通过访华获得了有关中国的多重信息。上海之行使奥巴马亲眼目睹了中国的现代化成就；与青年学生交流使奥巴马得以了解中国社会的活力和观点的多元；在北京的访问有助于奥巴马与中国领导人建立个人友谊和良好的工作关系；游览故宫和长城则使奥巴马体会到悠久的中国历史。访问期间，中美领导人就双边关系和其他共同关心的问题进入了深入、坦诚的会谈。双方不仅对中美建立30年来的两国

关系给予了积极的评价，而且为两国关系未来的发展确定了总体框架和发展方向。从两国元首会谈后的记者招待会和《中美联合声明》来看，中美关系已经站在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两国正开启共存合作的新时期。概言之，中美关系在如下层面取得了积极进展：

第一，中美在战略层面进行了再定位。战略定位是对国家关系性质的基本判断，决定着一国政策手段的选择范围及国家关系的整体取向。冷战结束至今，中美之间的战略定位几经变化，逐渐由模糊走向清晰、由双边走向全球，反映了两国关系发展的曲折性，以及随着国际环境和力量对比变动的适应性。由于对抗苏联的共同利益基础不复存在，中美在后冷战时代一度陷入了战略定位的困惑期，导致两国关系危机时起、波折不断。1997年主席访美，中美两国确定了“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的定位，为中美关系在克林顿执政后期的发展确立了基调。小布什上台之初将中国定位为战略竞争者，威慑和遏制成为美国对华政策的主线，中美关系一度出现倒退。九一一事件后，恐怖主义成为美国的首要战略威胁，基于中国在反恐问题和全球事务上的重要性，美国政府改变对华战略定位，将中美关系视为坦诚、建设性的合作关系。2005年9月25日，时任美国常务副国务卿的佐立克发表对华政策演讲，将中国定义为“负责的利益攸关方”，美国新的对华政策框架逐渐形成。主席2006年春访美时提出中美不仅是“利益攸关方”，更是“建设性合作者”。2009年4月在伦敦20国峰会上，中美两国领导人一致同意建立21世纪积极、合作、全面的中美关系。奥巴马访华后的《中美联合声明》重申了这一战略定位，并提出采取切实行动稳步建立应对共同挑战的伙伴关系。至此，中美两国在战略层面进行了再定位，为两国关系的未来发展确立了新框架。

第二，中美开始探讨两国的共存合作问题。美国战略家总是喜欢套用历史上大国崛起的模式――大国经济力量的增长必然导致对外军事扩张和体系性战争的爆发――来看待中国的发展。反映在政策选择上，美国尝试了孤立、遏制、西化等手段试图阻止中国的发展。但中国崛起的事实使他们感到，美国面临的“真问题”不是如何延缓中国的崛起，而是在接纳中国的同时如何引导中国的政策行为，并建立合作性的中美关系框架。在《中美联合声明》中，“中方表示，中国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始终不渝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致力于推动建立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美方重申，美方欢迎一个强大、繁荣、成功、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的中国。”这无疑为双方的共存合作提供了政策保证。进而言之，能否照顾彼此的核心利益关切、能否扩展新的合作空间、能否进行有效的危机管控将是政策保证的具体标准。如果在这3个层面取得实质性进展，中美就有可能打破历史上“挑战战争”的悲剧循环，开启权力和平转移和大国共存合作的新时代。

第三，中美在功能性议题上进行了范围广泛、内容具体的合作。《中美联合声明》对两国在未来一段时期内的政策基调和合作领域做了具体阐述。在政治军事领域，双方确认两国领导人互访、战略与经济对话机制对保持中美关系长期健康稳定发展的重要作用，积极评价了中美两军交流合作，并采取具体措施推进两军关系未来持续、可靠地向前发展。此外，双方同意在反恐、刑事调查、打击跨国犯罪等领域加强磋商合作；在经济领域，双方重申将继续在宏观经济政策领域加强对话与合作，维持开放的贸易和投资环境，并致力于共同反对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积极解决双边贸易和投资争端；在科技领域，双方积极评价《中美科技合作协定》签署30年来两国科技合作与交流取得的丰硕成果，同意加强在载人航天飞行和探索方面的对话，并在民用航空领域开展合作；在人文交流层面，双方原则同意建立一个新的双边机制促进两国的人文交流，美方将启动一个鼓励更多美国人来华留学的新倡议，今后4年向中国派遣10万名留学人员；在全球问题领域，双方就亚太地区安全、核不扩散、朝鲜半岛无核化、伊朗核问题、南亚地区安全、联合国维和行动等达成了一致意见；在气候变化与新能源领域，双方认识到气候变化对全人类生存和可持续发展的重大挑战，同意在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和各自能力的基础上，推动哥本哈根会议取得突破。在此基础上，中美双方达成了推动两国清洁能源联合研究、启动中美电动汽车倡议、促进大规模碳捕集与封存合作研究和应用、启动中美可再生能源伙伴关系、和平利用核能等议程。

第四，中美在在争议性问题领域中的分歧仍然存在。在军事透明度问题上，双方列举了具体的交流与合作计划，旨在加强双方开展务实合作的能力，增进对彼此意图和国际安全环境的理解；在人权和发展模式等问题上，双方承诺本着平等和相互尊重的精神处理有关分歧；在上，中方重申了自己的核心利益，美方则表示奉行一个中国政策，遵守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原则，并欢迎海峡两岸建立更加积极、稳定的关系；在东亚地区事务上，中国继续坚持开放地区主义的立场，欢迎美国作为一个亚太国家为本地区和平、稳定与繁荣做出努力。可见，中美对众多争议性问题进行了开诚布公的讨论，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彼此间的战略猜疑。但是，如果跳出《中美联合声明》的文本框架，仍能清晰地看出中美之间的深刻矛盾。比如，美国政府官员与达赖进行会面仍然是难以阻止的政治现实；美国对售也不会因其政权更替而终止；中美化军事透明化、市场经济地位和贸易保护主义等问题上的分歧仍将持续存在。

结语

双重性质的经济政策篇7

（一）欧元区经济复苏态势不容乐观，存在持续衰退的隐忧

欧元区经济复苏状况令人失望。2014年以来，欧元区经济增长在持续中减缓。一、二、三季度GDP环比分别增长0.2%、0和0.2%；同比增长0.9%、0.5%和0.8%。失业率仍然高企。欧元区失业率由2008年的7.3%上升至2013年的峰值12%，2014年10月仅回落至11.5%，青年失业率仍高达23.3%，仅略低于2013年同期的23.9%。

核心国经济增长乏力，不利于欧元区整体复苏。德国经济形势并未完全体现出欧元区增长引擎的特质。年初由于暖冬推动建筑活动，一季度GDP环比增长达0.8%。但第二季度经济增长萎缩0.1%，三季度有微弱回升，GDP环比增长0.1%。法国一、二、三季度GDP环比分别为0、-0.1%和0.3%，经济增长接近停滞。而波兰、匈牙利、卢森堡、立陶宛和斯洛伐克等中东欧国家及爱尔兰经济增长情况较好，一、二季度GDP环比增长在0.6%至1.1%之间。

通缩压力持续增大，欧洲央行实现略低于2.0%通胀目标面临很大难度。欧元区消费者物价指数（HICP）年率自2011年9月的3%逐步下降，2014年由1月份的0.8%逐步收窄至10月份0.4%。HICP指数已经达到金融危机以来最低值。

（二）欧元区经济复苏面临的主要问题

1、欧央行的宽松刺激政策未能有效推动银行信贷扩大，支撑实体经济发展

2014年以来，欧央行已经连续两次降息，并推出购买资产担保证券（ABS）和定向长期再融资操作（TLTRO）等计划以促使银行增加信贷、提振经济，但仍未显现出明显效果。虽然欧央行为实体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宽松的货币环境，但欧元区企业足够的信贷需求才是宽松货币政策成功的关键。欧央行的货币政策必须与各国的结构性改革以及扩大投资刺激经济的政策相配合，其所提供的流动性才能真正发挥作用。当前各国银行对于欧央行提供的低息贷款持观望态度，主要是受乌克兰危机以及欧元区整体经济不景气的影响，企业投资信心不足，各国银行放贷意愿不强。从实际效果看，欧央行实行的宽松货币政策对实体经济的支撑作用有限。

2、欧元区实体经济未恢复活力，增加了陷入新一轮衰退的风险

欧元区2014年11月综合PMI终值降至51.4，降至16个月新低。制造业及服务业均表现不佳。11月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PMI）终值降至50.1，亦创16个月新低，新订单增长15个月以来首次下滑，服务业活动增速和新业务增长均创6个月以来新低。

实体经济情况最好的德国三季度工业产出也出现下滑。德国2014年11月制造业PMI终值49.5，创17个月新低。11月制造业产业增长为2013年6月以来最弱，新订单也以两年来最快速度下跌。有观点认为德国整体经济的增长趋势正在下滑。法国制造业也陷入疲弱，新订单以近一年来最快速度下滑，商业活动连续7个月萎缩。

3、欧元区结构性改革阻力重重，难以取得实质进展

欧央行在出台宽松货币政策的同时，敦促各国政府推出配合央行的财政政策和结构性改革措施。然而欧元区各国的结构性改革推进仍然缓慢。政府希望通过增加税收、减少支出来改善财政状况，但是改革欧洲的高福利政策难度非常大，往往会引发民众的抗议与游行。柏林、布鲁塞尔和罗马2014年均出现出租车司机罢工、警察罢工和公共交通运输人员罢工，以抗议政府在福利和税收等方面的改革措施。意大利在2012年实行的增加税收改革也引起了民众的不满，效果并不理想。

欧元区的结构性改革关系到经济恢复动力，企业扩大投资，政府财政状况好转的根本性问题。然而总体看，欧元区各国推行结构性改革的难度都比较大，推动欧元区经济复苏的效果有限。

4、德国与欧央行以及法意等国家在财政纪律与灵活性方面的意见存在分歧

当前欧元区各国财政政策在削减支出与刺激经济间的矛盾凸显。在经济疲弱的压力下，欧央行强调财政政策应与货币政策齐头并进，呼吁各国政府采取有力措施刺激投资，包括给小企业贷款提供政府担保，以及在预算允许的情况下增加公共投资支出。尤其是对德国这样仍有财政调整空间的国家，欧央行呼吁其提高投资方面的公共支出。

德国面临的压力与日俱增，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欧洲央行、欧盟委员会、美国和欧元区成员国都希望德国利用自身健康的预算状况扩大公共投资，刺激需求以提振欧元区经济增长，敦促德国使用“财政空间”，通过减税和投资老化的道路、铁路、能源和电信网络来刺激经济。

然而德国的“财政空间”可能不如外界理解的那么大，德国存在人口老龄化、人口下降的问题，需要通过预算盈余来满足未来养老金和医疗保险开支。德国政府已表示要坚持预算平衡的策略，坚持财政紧缩，强调财政纪律。认为通过劳动力市场、法律体系、养老金和社会福利的结构性改革来提升竞争力是欧元区实现可持续经济复苏的唯一途径，而通过负债来实现更多公共开支会减轻各国政府推进结构性改革的压力，不能解决根本问题。

欧元区各国在财政政策上也存在明显分歧。法国、意大利希望扩大财政支出，加大政府投资，但这样会带来更多负债。法国预计2015年财政赤字率达4.3%，远高于欧盟规定的3%赤字率目标。而基于法国疲软的经济现状，政府仅计划削减占GDP 0.2%的支出，也不符合此前法国与欧盟达成共识的0.8%标准。德国批评意大利和法国，指责两国不断推迟削减财政赤字的目标。欧盟表示，法国此举使得其财政预算与欧盟的赤字紧缩政策“极不一致”，欧洲委员会可能将此预算驳回并要求法国修正。

这表明欧盟虽然希望各国能够有力量增加公共投资，但在财政纪律方面也不会一再放松。在财政纪律与灵活性方面的平衡是欧盟面临的难题。欧元区国家在财政政策方面的分歧使得未来财政政策走向不明朗，也使得财政政策配合宽松货币政策刺激经济的效果难以实现。

5、乌克兰危机对于欧元区市场信心构成负面影响

乌克兰危机以及其后欧美对俄的制裁对于欧元区市场信心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主要表现在商业市场信心、金融市场以及政治压力等方面。从俄欧的经贸关系来看，欧盟对于俄罗斯的出口仅占欧盟出口总额的3%―4%，对俄罗斯的制裁不会对欧盟的总出口构成明显影响。

欧盟与俄罗斯紧密的经济关系主要体现在天然气供应方面，尽管在美国的压力下欧盟与俄罗斯关系紧张，但欧盟并不希望在能源领域与俄罗斯矛盾彻底激化。能源领域的制裁对于俄罗斯和欧盟双方而言都十分不利，只能产生两败俱伤的后果。

（三）欧元区经济复苏前景黯淡

综合来看，欧元区经济复苏前景并不乐观，表现出在持续中减退的趋势。虽然目前尚未看到欧元区出现日本式通缩，但不排除欧元区有再次陷入经济衰退的可能。

从各国情况看，目前欧元区经济虽比2012年最低潮时期有好转。葡萄牙、希腊等一些重债国推行了部分结构改革措施，逐渐走出危机，欧元区也走出了解散的阴影。但核心国经济乏力，尤其是法国与意大利已出现停滞与衰退。2014年10月德国经济部将2014、2015年的GDP增长预测分别下调至1.2%和1.3%，低于4月预估的1.8%和2%。意大利政府也大幅调低经济增长预期，预测2014年意大利经济将萎缩0.3%，2015年增长率为0.6%。

欧元区各国推进结构性改革进展不明显，高福利导致的财政赤字问题难以解决，德国与法意等国家在财政政策方面仍有较大分歧，导致各国财政政策出现不一致，对宽松货币政策的配合有限。在金融层面，欧央行采取了多种措施以降低信贷成本，提供宽松的货币环境。但在实体经济层面，市场信心不足、私人企业投资下滑、消费疲弱。欧元区仍面临较大的通缩压力。

在未来政策走向方面，欧洲央行将继续推行宽松货币政策以支持经济复苏，与当前美国退出QE以及升息预期加强步调不一致。欧央行的宽松措施将使欧元贬值趋势增强，有利于出口贸易和经济复苏。未来若欧元区经济复苏仍乏力，不排除欧央行由当前采取的信贷宽松政策转向量化宽松，通过购买国债来刺激经济增长。

10月IMF展望报告将欧元区2014年GDP增长下调为0.8%，2015年为1.3%。

二、中欧贸易投资合作的前景

（一）中欧双边贸易环境总体趋好，仍存在不同诉求

欧盟连续9年成为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国际金融危机前中欧贸易强劲增长，年增长率达19.5%以上。2013年中欧双边贸易增长2.1%，贸易额达5590亿美元，超过中美贸易380亿美元。中国是欧盟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德国是中国在欧盟最大的贸易伙伴，2013年双边贸易占中欧贸易额的28.9%，以下为荷兰、法国和意大利。

未来中欧贸易关系将更加密切。中欧产业内贸易比重较大，尤其在机电、音像设备及零部件、附件等中国对欧的主要贸易领域。全球产业分工国际化的加深将使欧盟有更多产品在进口基础上加工再出口。未来随着中国制造业水平的提升和中欧投资关系的快速发展，中欧产业内贸易增长仍有较大潜力和空间。

在欧元区经济复苏乏力的背景下，中欧间贸易摩擦趋缓，贸易环境好转。2014年中欧间光伏、多晶硅、葡萄酒、移动电信通信产品与关键设备等一系列贸易争端均通过双边协商得以解决，为中欧经贸关系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磋商解决争端表明中欧双方正步入解决问题的良性循环。中欧之间的贸易摩擦基本平复也为中欧投资协定谈判推进扫清了障碍。

中欧在双边贸易关系中仍有不同诉求。欧盟重视中国的政府采购市场，希望中国尽快加入WTO《政府采购协议》。同时希望中国在知识产权保护和产业竞争政策方面进一步改善。中国则希望欧盟放宽科技产品出口、尽快启动中欧自贸区谈判。关于中欧自贸区，欧盟方面认为应首先完成中欧双边投资保护协定谈判，在中期内予以考虑。中方则希望尽快启动中欧自贸区可行性研究。

（二）中欧投资合作前景广阔，双边投资协定谈判稳步推进

中欧双边直接投资未来仍有较大的上升空间。欧盟的对外直接投资主要流向美国和瑞士。2012年美国和瑞士合计占欧盟对外直接投资总存量的45%，其余国家所占比重均低于5%，中国仅占2%，尚不及巴西、俄罗斯。2013年欧盟国家对华直接投资最多的德国仅列中国吸引外资的第7位。

国际金融危机后欧盟在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中地位快速提升。危机为中国企业对欧投资提供了难得的机遇。2009年以来，中国对欧各年直接投资流量占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总流量的比重均超过5%，2011年甚至超过10%。中国对欧直接投资存量占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比重也不断提升，2012年达到5.9%。

中国企业对欧盟投资有广阔的发展空间，尤其是在科技、可再生能源、电力网络、电信、交通基础设施、电动汽车、中高端机械制造、航空航天制造业等领域都有良好的投资机会。2014年7月，中国国家电网买下意大利能源网络控股公司35%的股权成为中国在意大利的最大投资之一。目前意大利正筹措基础设施项目的建设资金，包括出售部分国有资产筹资，这将为中国企业投资提供更多机会。

中欧双边投资协定正在积极推进中，已进行4轮谈判，但尚未进入协定文本内容的实质性谈判阶段。虽然中美与中欧双边投资协定均在谈判中，但仍是两个独立的协定。中美双边投资协定中拟采取的负面清单模式，在中欧双边协定中不一定必然采用，仍需双方进一步协商。另外，不排除在中欧双边协定中纳入可持续标准的条款，即对企业和生产的一系列劳工保护、环境保护、社会责任等方面的标准。欧盟在此方面对所有成员国有统一的可持续发展指令。可持续标准条款的纳入将可能成为中欧双边投资协定谈判的焦点之一。

三、相关建议

（一）推进丝绸之路建设，使其成为中欧经济合作的战略平台

目前欧委会已推出欧盟互联互通项目（CEF），在2014―2020年间将拨款260亿欧元用于建设9条交通走廊，以建成欧盟核心交通网络。未来应积极推动欧盟CEF项目与丝绸之路对接，进而建设由铁路、公路、航空、航海、油气管道和通信网络组成的亚欧综合互联互通网络。该网络将有助于推动中欧市场、要素和产业整合，推进中欧双方贸易投资合作、技术交流及人才往来，成为未来中欧经济合作新的增长点。

（二）加强贸易政策协调，推进中欧双边贸易健康增长

未来应充分利用现有双边机制，加强贸易规则领域的协调与合作，优先采取对话磋商处理双边贸易摩擦。加强服务贸易领域的合作，积极推进服务贸易增长以及相关国际规则的协调与对话。加强政府采购政策交流，促进中国《政府采购协议》谈判进程。在双边贸易中鼓励使用人民币支付结算，促进人民币国际化。积极开展中欧自贸区可行性研究，共同推进贸易投资自由化和便利化。

双重性质的经济政策篇8

我国污染物排放的

累积性、长期性、复合性及新型环境问题将相互交织，环境保护工作必将

更加复杂。同时，

随着生活水平的不断

提高，老百姓对环境质量

的要求也相应提高。

因此，重视并加快环境

政策创新与实践将

成为新形势下我国

环保工作的迫切要求。

到目前为止，我国的环境管理政策核心仍是采取防范措施和加强环境管理，办求不产生或少产生对环境的污染和破坏。然而，随着环境压力的不断加大，以防范为主的管理方式能否有效遏制持续恶化的环境质量？

中关村绿色国情与战略研究小组研究员曹凤中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指出，未来十年，我国污染物排放的累积性、长期性、复合性及新型环境问题将相互交织，环境保护工作必将更加复杂。同时，随着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老百姓对环境质量的要求也相应提高。因此，重视并加快环境政策创新与实践将成为新形势下我国环保工作的迫切要求。

积极完善 由污染控制转向质量改善

总体来看，我国在不同阶段和不同区域选择了多维的环境管理模式。“十二五”时期，我国采取的主要是污染控制管理模式，并处于向环境质量与风险方法目标管理模式过渡时期。PM2.5环境质量标准出台就反映了这种趋势。

不过，这种传统的命令控制型治理方式，已经通过实践证明效果并不理想。一位业内专家曾向记者直言，依靠目前的政策管理手段，严重的雾霾现象近十年、甚至更长时间内都不能消除。

事实上，不仅仅是雾霾问题。当前，一些传统污染物，减排边际成本开始大幅度增加，减排压力不断加大。尽管旧的环境问题有望逐步得以解决，但由PM2.5、重金属、危险废物等有毒有害物质引发的环境风险已处于高发态势，重金属、工业场地污染等累积性、难治理问题将在较长时期内持续存在。污染防治重点也将由工业点源污染转向区域性、行业性、流域综合环境问题和农村环境问题等。

要解决这些不断向深度和广度渗透的环境问题，显然需要更加有效的环境管理政策。曹凤中认为，未来十年内必须重视以环境质量和环境风险控制为核心的环保法律法规及标准体系建设。

可以看出，“十三五”时期，将是我国实施总量控制与质量改善双重约束目标控制期。“在工业化、城镇化压力未完全解决阶段，治污减排仍是环境保护的重点，短期内不能弱化，与风险防范一并作为环保工作的两大抓手。环境质量作为目标指向，可能建立总量与质量双重约束的考核机制。”曹凤中说，“十三五”以后，经济结构若能成功转型，经济增长与原材料消费逐步“脱钩”，环境压力可能逐步减轻。常规污染物总量控制的必要性将有所降低。基于人体健康和生态系统平衡的环境质量导向预期，即创建舒适、优美、健康的生存环境，将成为环境保护工作的根本出发点。

如果进展顺利，曹凤中表示，2015年后，我国应以环境质量为基准研究制定污染排放标准，研究重金属、持久性有机物、PM2.5等与环境健康密切相关的污染物的管理政策。按照环境质量改善的客观规律，逐步实施按要素的系统管理方式，实现清洁且安全的水体、清新的空气、保护与恢复的土地、生物多样性与生态系统平衡的四大目标。研究以环境质量改善目标导向的分区分类管理政策。鼓励各地方根据自身环境状况和突出环境问题，制定地方排污标准，实施特别排放限值，进行严格管控。

加大投入 提升环境经济政策的执行力

实现环境质量达标或者环境质量安全，需要大量资金持续投入，这些资金从哪里来？曹凤中认为，除了继续加大政府性财政资金的环保投入外，需要拓展环保工作的资金渠道。

从目前的产业发展情况预测，“十二五”时期，中国环保产业将继续快速增长。2015年环保产业总产值有望超过2万亿元。2011年至2015年，中国环保投资将达3.1万亿元。预计到2020年环境保护投入将翻一番。

环境经济政策主要是指根据环境经济理论和市场经济原理，运用财政、税收、价格、信贷、投资、市场等经济杠杆，调整和影响当事人产生和消除污染及生态破坏行为，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机制和制度。环境经济政策是实现环保规划的重要保障和基石，是实现污染减排的重要政策支撑，是未来环境政策创新的主要方向。为此，曹凤中认为，未来十年，应继续强化综合的排污许可证管理，使其成为一个污染预防和控制的重要手段；扩大排污收费、使用者收费、排污交易和其他经济手段的使用范围，加强其激励作用。

拓展环保资金投入还应多管齐下。“比如，积极推进生态补偿、完善排污收费政策，加快环境税改革，加快推进绿色金融政策和绿色贸易政策的运用，逐步构建体现环境资源成本的环境资源定价政策机制等。”曹凤中进一步强调。

求同存异 让环境政策更加行之有效

随着我国环境问题日益呈现出多样性和复杂性的特点，环境保护也越来越成为一项系统工程。曹凤中表示，环境保护已成为国家责任，环境政策必然要系统地融合到国家其他各项政策中，在制定工业、农业、渔业、交通运输、能源等经济政策时，均应考虑这些政策对环境的影响，应将有关环保要求纳入到这些政策之中。

目前，我国开始实施的环境保护综合目录的工作正在逐步发展。曹凤中介绍说，编制环境保护综合名录，就是要通过对产品、工艺、设备进行深入分析、科学论证，来反映其对环境的影响，通过差别化的政策，将资源稀缺程度和生态价值内化为企业内部成本，强化企业的生态环境责任。

为达到以环境保护倒逼企业技术升级、优化经济结构的目的，曹凤中建议，国家有关部门应采取差别化的经济政策和市场监管政策，遏制“双高”产品的生产、消费和出口，鼓励企业采用环境友好工艺，逐步降低重污染工艺的权重，并加大环境保护专用设备投资。

双重性质的经济政策篇9

关键词：“购买美国货”条款　贸易保护主义　美对华经贸政策　中美经贸关系

2009年4月初伦敦二十国金融峰会期间，中国国家主席和美国总统奥巴马首次会面，确定了两国未来高层对话的机制――即建立“美中战略和经济对话”，并申明将继续通过高级别的美中商贸联合委员会机制推动在经贸领域的互利合作。双方决定，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和中国国务委员戴秉国将共同主持战略对话部分；美国财政部长蒂莫西.盖特纳和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将共同主持经济对话部分，双方将于2009年夏天在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举行首次对话。

近年来，随着中美贸易的迅速发展，各种矛盾和存在的问题也随之出现，成为中美关系中的突出问题，频繁见诸于媒体新闻。当前中美经贸关系正逢美国国会贸易保护主义和“反华情绪”抬头，中美贸易和金融等问题的争端就进入多发时期。在美国经济衰退和金融危机不断深化，以及国内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情况下，美国会通过的经济刺激计划中有关“购买美国货”(Buy American)条款不仅带有明显的保护主义色彩，而且给摩擦不断的中美贸易关系带来新的负面影响。特别是奥巴马政府上台伊始，就人民币汇率问题上的发难看，美对华贸易政策既有对华贸易政策的连续性，也有其它多方面的现实原因。在中美关系的是是非非中，经济和贸易上的分歧与矛盾已经成为影响中美关系不和谐的重要因素之一，而美国新一届政府能否从全局的高度解决中美经济和贸易所面临的问题，如何调整对华贸易政策备受关注。

一、“购买美国货”的出台及美对华贸易政策

今年1月底，在各种质疑声中奥巴马政府提交给美国国会并得到国会批准的经济刺激计划中，与“购买美国货”有关的第1640条款，从表面上看该条款在措辞上似乎美国仍在履行国际协定的承诺，但其内容和性质却充分表明了当前美国国内贸易保护主义的进一步抬头，同时也带有对中国等其他100多个世贸组织成员歧视性贸易政策，是不折不扣的带有浓厚的保护主义色彩的条款，对未来中美贸易关系有着难以预料的负面影响。美国出台的经济刺激计划中与“购买美国货”有关的第1640条款的表述是：在“不违背美国对国际协定的承诺”的前提下，经济刺激计划支持的工程项目必须使用“国产”钢铁和其他制成品。根据该条款的表述内容，就是《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和世界贸易组织《政府采购协议》。根据《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加拿大、墨西哥享有“豁免权”；根据世界贸易组织《政府采购协议》，欧盟、日本、韩国、香港等少数世贸组织成员享受“优待”，但中国等其他100多个世贸组织成员被排除在外。由此可见，所谓“不违背美国对国际协定的承诺”，仅限于极少数国家，而大多数世贸组织成员却成为与“购买美国货”有关的第1640条款的“牺牲品”，不能享有所谓“不违背美国对国际协定的承诺”的权益。

对于中国而言，即使美国政府不出台“购买美国货”新条款，对“中国制造”(made in china)的歧视已经存在，美国民众对“中国制造”的抵触情绪使得美国政府对华贸易政策变得更加强硬和不友好，“中国制造”被美国施加了种种限制。在此之前，美国已然有了“购买美国货法案”，该法案规定：政府投资主导的高速公路、桥梁、隧道、学校等基础设施建设，所用钢铁必须为“国产”。而中国不是《政府采购协议》成员方，出口美国的中国钢材多用于民用建筑，因此依据该法案“中国制造”的钢材在美国必然受到限制。虽然前后相继出台的“购买美国货法案”和经济刺激计划中与“购买美国货”有关的第1640条款，在表面上没有明显的针对“中国制造”的表述，但不可否认，在有关法案和条款的操作上显然是对“中国制造”的歧视，不能排除当前美国推行的“购买美国货”行动，是以“中国制造”为借口的贸易保护主义行为。从“购买美国货”有关条款的内容和性质看，最为核心和耐人寻味的是具有一定的针对性和较强的贸易保护行为的操作性，一旦有关条款落到实处，有关国家采取相应措施保护自身利益也在情理之中，如果美国保护主义措施由此引发各有关国家贸易战，不仅将对国际贸易和世界经济造成严重不利影响，而美国也不会从中获得长久利益。

在金融危机加剧和经济衰退预期加重背景下，采取适当的措施和手段应对本无可非议，但在损害它国和破坏有关世界美贸易有关协议的前提下，推行具有强烈贸易保护主义倾向的“购买美国货法案”和经济刺激计划中与“购买美国货”有关的第1640条款，无疑是只顾眼前得失，放弃长远利益的短期行为。其性质不仅体现了当前美国国内贸易保护主义思潮的复出，也是对国际贸易规则的“蔑视”和对有关国家在贸易政策上的歧视。“购买美国货”的出台，即体现了当前美国政府对外贸易政策的总体思路，在“中国制造”问题上也迎合了国会一些对中美贸易现状有不满情绪和那些炒作“中国”的人的口味，同时在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的环境下也不免带有“患得患失”的味道。“购买美国货”的出台对“中国制造”歧视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最现实和最直接的原因是：一方面，金融和经济危机不断深化导致美国国内贸易保护主义进一步加重，美国政府在制订经济刺激计划的同时把贸易保护主义的因素融入其中；另一方面，不断攀升的美对华贸易逆差与日益加剧贸易不平衡状况，导致美国当前对外贸易政策中的贸易保护主义倾向首先向中国发难。近年来，在贸易问题上美国国会一直弥漫着反华情绪，为了政治和经济利益的需要，对华巨额的贸易逆差成为“购买美国货”出台的口实和对“中国制造”采取的“歧视”政策也就不足为奇了。不可否认，双边贸易总量不断攀升与贸易不平衡加剧并存的确是客观事实，但美国对华出现的巨额贸易逆差以及贸易不平衡现象是多种原因造成的。1、贸易结构问题。目前美国所需进口商品的90％已不再是在本土生产的商品，因此美国即使不从中国进口，也需要从其他国家进口。2、贸易转移发生的变化。由于近年来中美贸易增长迅速，过去美国对日本、韩国、东南亚的贸易逆差在很大程度上转移到了中国，导致美对华贸易逆差进一步增长。3、由于美国始终不肯放弃高技术产品对中国的出口管制，这些产品失去了进入中国市场的机

会。在美对华贸易逆差和高技术产品出口管制问题上，中国领导人多次明确表示，“中国不以获取对美贸易巨大顺差为目的”，“只要美方放宽对华高技术出口限制，两国贸易就可以趋向平衡”。由此可见，美拒绝放宽对华高技术出口限制，不仅损害了正常自由贸易的发展，同时也限制了美对华出口的增加，也可以说这是美国“自食其果”。4、在美对华贸易逆差问题上，明显带有“水分”的统计数据严重夸大了中美贸易不平衡程度。据美方统计2007年美对华贸易逆差达2,562.7亿美元，比上年度增长了10.2％，而中方公布的统计数据为1,633.2亿美元，双方公布的数据相差甚远与统计范围有关。另外，从表象看，中美贸易中存在的问题都与中美贸易失衡有关，但也不难看出，美国对华的歧视性政治色彩，亦冲击着中美经贸关系。特别是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美国“中国”论调也在升温，利用“人权问题”向中国施压，霸权主义心态的表露无处不在，这些方面也影响到贸易领域。由此可见，美国对华经贸政策的调整既保持着连续性，也有现实性的需要。

二、美对华经贸政策的连续性与现实

从美对华经贸政策变化的连续性看，自中美两国在上世纪70年代初恢复经济贸易关系以来，美对华贸易政策发生过多次变化，贸易纷争似乎成了中美关系中永无休止的话题和挥之不去的阴影。中美建立贸易关系初期，美对华贸易政策主要以限制中国纺织品进口为主，扩大美对华纺织品的配额范围，同时对其他中国产品的反倾销等限制措施也不断增加。到了90年代，随着中国对美出口的增长，美国在加大对中国产品进口限制的同时，要求中国开放国内市场成为美国对华贸易政策的重要内容。不仅强调要求中国扩大市场准入范围，而且要求中国建立和健全有关法律制度，提高透明度，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等，并将这些内容纳入了中国的“复关”和“加入世贸组织”谈判中。中国入世后，美国在中国开放国内市场，特别是服务市场开放方面，以及在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的责难不断升级，声称在我国执行双边知识产权协议中一旦发现问题，美国将直接对我国采取贸易制裁措施。近来，双边贸易摩擦又延伸到新的领域，美国又在要求人民币汇率升值问题上纠缠不休，要求人民币汇率升值又成为美政策变化新的内容。自1979年7月中美两国签订《中美贸易关系协议》到2001年底中国入世以来，贸易摩擦始终是中美关系中最为表面化的领域，在贸易问题上美国频频发难，并出台了一系列针对中美贸易的有关贸易法案和相关的政策性文件，以及出台的对华贸易政策评估报告都体现了美国对华贸易政策的延续性。此次“购买美国货”的出台和对“中国制造”的歧视，依然是美国对华贸易政策的延续。

正值美国金融危机仍未见底和经济严重衰退以及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奥巴马政府上台后的第一要务是：一方面要全力以赴应对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一方面要处理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后的烂摊子以及伊朗和朝鲜核问题、恐怖主义威胁等。这无疑使奥巴马新政府面临着内外事务的多重考验和对外政策的艰难选择，而对华政策特别是对华贸易政策的选择则是奥巴马政府注定不可回避问题。

尽管美国新一届政府对华贸易政策还未全面出台，但与生俱来就带有传统贸易保护主义色彩的控制了国会参众两院。受当前美国国内贸易保护主义和反化情绪抬头的影响，美国国会中一些带有贸易保护主义和反华情绪色彩的人，对中美战略经济对话的启动能否解决中美贸易不平衡问题表示质疑，战略经济对话取得的成果仍然没有能够充分满足美国国会一部分人的高期望值，对中国指责和抱怨的“反华情绪”在美国国内仍存在着一定的“市场”。近年来，随着中美经贸关系复杂性、敏感性日益突出，经贸问题政治化倾向日益明显，从美国国会里不断刮出来一股股对华贸易保护主义思潮之风，导致近期中美贸易关系进一步紧张，甚至贸易战随时有一触即发的可能。近年来美国国会涉华经贸议案不断增多，提出了多项涉华经贸议案，进一步扩大了对华出口管制商品范围，炒作中国产品质量安全问题在美国国内媒体也是铺天盖地。观察美对华贸易政策，从表像看，中美贸易中存在的问题都与中美贸易失衡有关；但也不难看出，其中也搀杂了带有歧视性和政治上的色彩，政治化对中美经贸关系的冲击日益明显。特别是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美国“中国”论调也在升温，甚至就所谓“人权问题”和“人民币汇率问题”向中国施压。但在美国国内也有人认为，通过对话解决中美贸易问题依然重要和必要。与此同时，由于美国国会贸易保护主义倾向不断强化，以及对华不满情绪有所增强，主张对华贸易采取制裁或加强限制，尽管这些压力不太可能导致美国新一届政府对华贸易政策发生根本性转变，但有可能导致美国对华贸易政策出现新的调整，给中美贸易关系带来负面影响。

另外，历来美国政府对外贸易政策存在着“两重性”，实际贸易政策与提倡的贸易政策目标严重脱离。表现为：一方面积极提倡推行世界范围的市场化和自由贸易；而另一方面却又不断强化保护主义。特别是在当前美国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的环境下，美国在没有放弃推行世界范围的市场化和自由贸易的前提下，继续“塑造世界经济、贸易秩序”依然是美国贸易政策的目标，但从眼前自身利益出发又不情愿放弃保护主义，因此对外贸易政策的“两面性”，就成为当前美国政府贸易政策的重要特征和表现形式。美国贸易政策的“双重性”倾向在对华贸易政策中表现极为突出，这是由当前美国国内政治、经济环境决定的。在对华贸易政策上，美国国内一直存在着争论。许多经济学家认为，中国的产业和贸易结构与美国有很强的互补性，中国对美出口一直以劳动力密集型产品为主，而美国对华出口则以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为主，中国的产品威胁不到美国的重要产业，因此中国的贸易并未对美国构成直接的威胁。

在中美经贸矛盾趋于复杂化的背景下，在人民币汇率、美元贬值和知识产权等问题上仍将是今后中美双方需要进一步商讨的问题。特别是目前中美的经贸对话机制在处理贸易失衡问题上，进展仍然缓慢，美国国会迄今已提出数十项具有贸易保护主义色彩的法案，寻求对华进行贸易施压与“惩罚”，这种对华贸易不满情绪对中美整体关系发展构成重要影响。但另一方面，美国正处在内外交困的局面，新一届政府要使美国走出困境不是短时间所能实现的。据美国民意调查显示，超过八成的人支持奥巴马，将经济复苏寄托在奥巴马政府身上，可见当前美国经济状况非常恶劣。因此，不论在外交和经济方面，美国都需要寻求中国的合作。受国内外众多因素的牵制，特别是在当前金融危机的情况下，从现实

的角度出发，为加强彼此战略关系的和谐，有效地处理双边经贸问题，缓和美国国内对华贸易不满情绪与平衡双边贸易的压力，美国新一届政府也在寻求新的中美经济、贸易对话机制。希拉里在宣誓就任国务卿前，特别强调了要和中国加强在经济方面的合作。尽管奥巴马政府在对华政策上仍将有可能在贸易、人权等问题上纠缠不休，对华贸易政策和经贸对话机制会做出一定程度的调整，但中美经贸关系格局不会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尤其是在金融危机背景下美国更需要加强与中国的合作。因此，从现在阶段看，美国对华贸易政策调整的幅度不会太大，中美经贸关系在一段时期内将处在一个既有摩擦又有合作的僵持状态。其主要原因是，目前美国敏感脆弱的国内经济形势将限制和影响其对华贸易政策的大幅度调整。一旦调整幅度过大，便极有可能激化中美经贸矛盾，这是美国历届政府不敢轻意触碰的“”，一旦涉及到中美关系问题十分谨慎，生怕出现难以收拾的严重局面。在这一背景下，显然以往的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机制对缓解中美贸易摩擦无疑是有益的，解决中美贸易存在的问题需要从中美经济关系的全局和战略的高度考虑，逐步消除分歧和矛盾。同时，中美战略经济对话不仅是调整中美两国经济关系的机制，而且对全球政治格局也具有重大的深远意义。因此，新一届的美国政府能否延续中美战略对话，关系到中美经贸关系的未来和发展，这将是新一届美国政府需要认真考量。

三、中美关于美元贬值的博弈

2009年3月18日，美联储宣布购买3,000亿美元长期国债和1.25万亿美元抵押贷款证券，消息既出，舆论哗然，美国现行的“定量宽松”货币政策遭到多方非议。多数分析家认为，美此举将导致世界各国美元外汇储备价值缩水风险进一步增大。作为世界储备货币一一美元的泛滥和无节制的发行，一方面美元大量流向世界，另一方面各国对美元的任意发行又没有任何制约机制，美元的特权超越了国家范畴。当前美国货币政策已成为国际外汇市场上驱动美元变化的一个重要的不稳定和不确定因素，在一段时期内随着美国向市场投放美元量的增加，美元下跌的风险也将相应增大。

关于美货币政策的评估，有关专家和媒体众说纷纭，但无论结论如何，不可否认的是，在当前全球经济衰退和金融危机尚未见底的情况下，世界各国联手大规模注资救市在短期内对提振市场信心的确有效，并可挽救一些行将倒闭的金融机构，但如果不惜一切代价的救市，不适度掌握货币的投放量，有可能也会“培育”出新的泡沫，引发新的危机。特别是由于美元仍是国际支付的主要货币，并且各国的外汇储备都以美元为主，在美“定量宽松”货币政策下，一旦新一轮金融危机降临又对本国货币缺乏信心时，必然要使用美元储备来注资救市，从而美元“泡沫”将会被进一步放大。美元“泡沫”放大的同时，金融危机在全球的影响也会增大，世界经济将有可能被金融危机、经济衰退和美元波动的恶性循环所困扰，各种危机爆发的频率也会进一步增多。特别是对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国家而言，由于美元资产占外汇储备的七成，甚至还在继续增加，其风险自然大于其他经济体。当前，新兴经济体国家与发达国家同样正在承受着金融危机的不断冲击。将有可能导致亚洲新兴经济体成为继欧洲和日本之后金融危机的又一“重灾区”。与此同时，美国金融危机的蔓延过程和相继出台的救市措施更像是不断“转嫁”危机的过程和手段，先是将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纷纷“拉下水”，而后是设法“脱身”将危机“转嫁”给其他经济体。事实上，从美国出台的一系列救市方案看，既有“转嫁”危机的贸易保护主义色彩，又有货币政策上不负责任的放任美元贬值的嫌疑。

为此，2D09年4月初伦敦G20金融峰会前夕，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就“创造超储备货币”的建议和构想发表评论，此言一出，即刻引起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周小川的表述被媒体“渲染”为“中国对美元发起的挑战”，由此关于美元地位问题和国际金融机构体制以何种方式进行重构的讨论再度升温。虽然各种观点和预言大相径庭，尚无定论，但显然此前中国的声音更具有挑战性和现实性。在当前国际金融安全形势依然严峻的情况下，为避免美元进一步贬值带来的风险，保障外汇储备和对外投资的可靠性和安全性，由此中国提出“创造超储备货币”的建议不能不说是“事出有因”，在情理之中，并非无的放矢。且不论国际货币体制改革争论中的是非曲直，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在目前金融危机环境下选择的余地十分有限，美元资产的安全性和可靠性系数的下降，中国也需要对外汇储备资产的安全进行评估和重新审视，不会一味地依赖于美国的“信用”，而“创造超储备货币”恐怕是最佳的选择。

中国“创造超储备货币”的倡议，美国的回应颇有微词，耐人寻味，一方面确认国际金融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一方面为美元辩解，强调美元币值依然“异常坚挺”。对于美国的心态的描述，媒体从不同角度给予了真实的写照。有媒体评论说，对于改革的态度，美国对改革到底有多少“诚意”，是敷衍了事还是“走过场”令人质疑；对于中国的倡议，美国或许有“不祥”之感，美国的“多心”和对美元的“袒护”并非没有道理。事实上也是如此。长期以来美国享尽了美元的特权，一旦失去很难适应没有霸权的日子，正如美国著名学者亨廷顿在《文明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中所表述的，西方文明控制世界的要点，其中就包括拥有和操纵国际金融体系，以及控制全球硬通货。因此，中国的倡议触动了美国的国家核心利益，对于“美元霸权时代”是否因改革的进一步深入而葬送，奥马尔能否会是“美元帝国”的末代“送终者”，美国着实心里没“底”。至于中国，人们期待的是在改革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对中国终结“美元霸权时代”的期望值自然随之上升。

围绕美元问题的争论，实际上是国际金融体制改革背后博弈的反映，也中美未来经贸对话有可能涉及到话题。美国、欧元区与新兴市场国家，将在救市风险和成本分担、货币政策、以及国际金融机构体制变革等内容展开激烈的博弈。与此同时，中国提出的“创造超储备货币”建议，也将是中美今后经贸对话和关于国际金融机构改造潜在的焦点问题。长期以来，西方国家由于利益上的患得患失，以及体系中权力的分配或一些问题上的纠缠不休，导致酝酿许久的改革难有实质性的突破。由于中国关于改革的建议必然要涉及各方利益，因此美元地位的争论也会逐渐演化成国际间改革的博弈。同时，从当代国际货币体制的建立及其演变过程看，改革的内容和方向在很大程度上仍是经济和金融实力上的对话，谁拥有强大的经济和金融实力，谁就拥有更多的发言权，甚至

左右改革的方向。基于这样的现实，当前改革的博弈主要体现在三种力量和三个方面的较量：一是长期主导国际金融体制的美欧内部的权利和利益分配的博弈；二是已经崛起的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国家与发达国家间，要求改变现状和维持原有秩序不变的博弈；三是在国际协调中各种力量平分秋色的博弈。事实上，由于各国国情不同，危机带来冲击的程度也各不相同，因此对改革的关切点和期待也不尽相同。美国对改革相对“冷漠”，更多关切的是如何推动各国联手扩大市场资金投入以刺激经济复苏；德、法等欧洲各国则是热心于加强金融监管，对美国方式的自由资本主义模式进行全面改革；中国等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国家，则对提高其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地位和增加相应比例的发言权、改善国际金融和经济环境、反对贸易保护主义的猖獗以及美元地位等现实问题更为关注。

四、中美经贸关系的重要性

经贸关系是中美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自中美建立贸易关系以来，中美贸易关系就在摩擦和曲折中发展。一方面，中美贸易关系发展日益密切，经贸往来使得两国相互之间存在着巨大的经济利益；另一方面，中美又是发生经贸摩擦最多和最激烈的国家。虽然近来中美双方在外交、反恐以及朝鲜核问题等重要领域的磋商、协调与合作成效显著，会谈范围不断扩大，高层官员互访频繁，使两国关系处在历史上较好时期。但在中美政治关系积极改善的同时，双边经贸摩擦不断加剧。美出台的“购买美国货”和对“中国制造”的歧视，必然给中美经贸关系的发展带来消极影响。“购买美国货”的出台和对“中国制造”的歧视，反映了当前美对华贸易政策的主导思想，中美贸易关系面临着一个十分敏感的时期。可以预见，中美贸易摩擦将长期存在下去，并随时有可能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而进一步升级，贸易摩擦将会进一步增多，所涉及的领域也会越来越广泛。从发展趋势看，中美贸易关系将逐步从货物贸易向服务领域扩大，甚至涉及到我国经济安全的部分领域，贸易摩擦将进一步多样化和复杂化。但应该看到，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在中美间出现的贸易问题也是全球范围内许多国家普遍遇到的问题。特别是在当前金融和经济危机环境下，随着美国贸易保护主义倾向的抬头，中国自然成为美国一部分人发泄对中美贸易不满情绪的对象。当然，在美国国内也绝非一种声音，一些有识之士指出，当前美国政界如果错误地认为靠贸易保护主义能够缓解金融和经济危机的压力，减少贸易赤字和刺激经济增长，那么最终将会损害美国经济的发展，甚至带来严重的后果。

从中美两国经贸关系看，与现实的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密切相关。美国是目前国际经济秩序的最大受益者，需要维护现有的国际经济秩序，而中国作为一个新兴的市场经济国家，对国际经济秩序的发言权不断增强，中美两国寻求新的经贸关系实际上是对国际经济秩序的维护和适当的调整。因此，在一定意义上中美经贸关系对全球经济秩序的维护和稳定发挥重要作用。当今世界，全球经济的持续增长的潜在隐患依然是经济严重失衡，失衡集中体表在两个方面：第一，以美国为首的部分发达国家保持着高水平的贸易逆差，对于其他国家而言，如此高的贸易逆差带来了国际收支的高风险；第二，为了弥补贸易逆差，美国等发达国家从在世界范围吸引了大量的资金，这种贸易和资金上的双逆差，构成了当今世界经济不平衡的基本格局。全球经济失衡是中美经贸关系关注的焦点议题之一，不能排除许多其他议题也是由此引申而来。事实上，中美经济和贸易问题从根本上说也是全球经济失衡的问题，既源于世界经济增长格局、贸易格局的变化，又源于短期内中美之间的贸易失衡以及美国、中国经济的结构性失衡。中美两国经济结构失衡不是孤立的单一现象，而是通过国际贸易和国际资本流动形成了中国所在的东亚地区与美国之间的经济失衡，也就是跨太平洋的经济失衡，这是当今世界经济失衡的突出表现。因此，中美经济、贸易对话从宏观和战略的高度解决这些问题，不仅有利于解决中美经济和贸易上的摩擦，对全球经济的平衡发展、经济的稳定与安全产生积极和深远的影响。

双重性质的经济政策篇10

一、货币政策执行与银行监管协调的几个问题

1.货币监管与银行机构及行为监管的关系

货币监管与银行机构及行为的监管有着本质的区别。一是目标不同。货币监管最终目标是维护币值的稳定，立足于机构的总体稳定和金融整体运行效率的提高，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机构和行为监管是防范银行机构的操作性违规和风险的发生，保护存款人和投资人的合法权益。二是对象不同。货币监管的对象不仅是银行机构，广义上还涵盖全部金融机构和公众及整个金融市场，尤其是通过对金融市场的监测分析，运用货币政策工具引导市场经济主体的资金流动，是货币监管的方向。机构和行为监管的对象主要是单个银行机构及其经营行为。三是不同。货币监管的内容既有宏观又有微观，涉及全社会货币供应总量、货币价格、金融市场等多个方面。机构和行为监管主要是市场准入、退出和日常的经营行为。四是不同。货币监管强调通过监测分析进行前瞻性，向监管对象提供有效的货币信息，引导银行机构和全社会的预期，落实货币政策的中间目标。机构和行为监管刚性较强，主要依照法规政策，运用行政手段，着重处理与客户的关系。

2.制定与执行货币政策与银行监管的互动关系

银行监管营造的稳定而有效率的金融环境是执行货币政策的重要条件。金融组织体系是货币政策传导的重要环节，严格的银行监管使银行机构稳健合规经营，不良资产占比较低，能使得货币政策在银行机构顺利传导。当然，如果监管过于严格，导致金融压抑金融深化，又不利于货币政策的顺利传导。反之，如果银行监管不力，导致不良资产占比较高，经营风险加大，将会直接降低货币政策执行的有效性。另外，金融风险将会导致货币的紧缩效应，对于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实施有着直接的抵触。货币政策实施达到的币值稳定是银行监管的基础条件。有效银行监管的先决条件之＿是稳定、可持续而又确当的宏观经济政策。而保持货币政策的稳健与可持续性，保持货币币值的稳定就是整个宏观经济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银行机构只有在稳定的货币环境中才能正常运行。币值不稳将引发各类市场经济主体债务偿付困难，增加银行的不良资产，引发金融风险的产生，银行监管就难以完成确保银行体系稳定的目标。

3.货币政策与银行监管对于经济周期的不同特性

反周期和顺周期的经济政策，尽管并不能消灭经济周期，但是，对于稳定经济，减少经济周期波动程度有着明显的作用。无论是货币政策，还是银行监管，都是在同一宏观经济环境下进行的。从宏观层面考察二者之间的互动关系，最为突出的就是双方对于经济周期的不同特性。货币政策通常是逆经济周期的，而银行监管通常是顺经济周期的，这两种矛盾的特性在银行体系会产生不同的影响 (巴曙松：2004)。

在经济高增长时期，为了预防和抑制通货膨胀，货币政策的中间目标主要是收紧银根，减少货币供应总量。此时，银行经营的难度小，效益好，风险低，银行监管机构对银行经营行为的风险约束相对较松。在经济衰退时期，为了防止和抑制通货紧缩，货币政策的中间目标主要是放松银根，扩大货币供应总量。而此时有效信贷需求小，银行业务拓展困难，新增贷款总量减少，而这种现象又会引起银行不良资产占比较高，资产质量下降，银行监管机构对银行经营行为的风险约束较紧。

4.货币政策与银行监管协调环境的建设

货币政策与银行监管由内部协调发展为外部协调，二者协调环境的性质发生了变化，应该说这对于协调的效率和效果都有着重要的影响。在新的协调格局下，协调的环境主要有两个方面：﹁是金融深化的程度。即如何促进金融资产增长的速度快于国民收入增长的速度，银行流动资产规模相对于国民收入不断扩大，形成对经济增长的有利条件，对于发展家，其主要途径是金融自由化，在我国，金融机构内控制度的完善，抵御和化解风险能力的提高，正是银行监管机构希望通过强有力而不断的监管实现的目标。二是风险处置方式的完善。我国由于经济发展水平低，国家及地方财政对于化解银行机构风险的能力较弱，银行体制的不完善和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资产数额大，占比高，信用社经营负担重、亏损严重、存款保险制度尚未建立等原因，化解银行机构风险主要依靠中央银行，央行“最后贷款人”角色的可替代性较低。如果银行机构都能稳健经营，存款保险制度早日建立，银行体系对中央银行最后贷款人的依赖性就会降低，这将会使央行更好地执行货币政策。

5.货币政策与银行监管科学性的增强

货币政策调控与银行监管协调，需要建立在各自运用政策和实际操作科学性不断提高的基础上。一是货币政策要增强前瞻性。就是中央银行制定货币政策和运用货币政策工具调控货币供应量，要对全社会货币供应总量、市场主要行业物价水平、金融市场交易量和利率水平、银行机构经营和贷款的行业分布等的分析、预测和科学性判断，以此制定出反周期的货币政策措施，适时、适度调控经济，保持国民经济平稳健康发展，防止经济大起大落。二是银行监管要转变理念。长期以来，我国金融监管的理念是：管制、封闭。监管机构对金融业的经营限制过多。从客观上看，我国金融机构确实也存在着自律能力弱和法制观念淡薄的问题。从主观上看，也有监管法规滞后、体制僵化、架构不合理、手段落后等问题的存在。因此，要将监管理念由管制式、封闭性转变为开放型、透明度高，并要体现服务的理念。由合规性监管向导向性监管转变；由直接的监督检查转向间接的考评监测；由单向被动转为双向互动；由注重事后查处转为事前警示和过程监管。以监管促进货币政策的落实、促进稳健经营、推动平等合法竞争、推动内控制度的建设、促进金融创新，不要保证所有的银行机构都不倒闭，不能把个别银行的倒闭看着是监管的失败，市场经济本来就是优胜劣汰，不过考虑到银行业的负外部效应，必须要更为慎重。

二、货币政策执行与银行监管协调的几个现实问题

1.“房贷新政”与“房贷指引”的差异

中国人民银行于2003年6月5日，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房产信贷业务管理的通知》(即“121”号文件)，提出了加强房产开发贷款管理、引导规范贷款投向等7个方面的明确要求。2004年2月26日，银监会公布了将在一个月内对即将出台的《商业银行房地产贷款风险管理指引》 (意见稿)(“房贷指引”)征求公众意见。“121”文件中规定：“商业银行房地产贷款余额与总贷款余额比不得超过30%”。而银监会认为对商业银行的监管原则是流动性、安全性和效益性，无权限制商业银行在某一行业中的投资比例。“121”文件这个条款实际上违背了银监会的监管原则。“121”文件规定：银行对土地储备机构发放抵押贷款的额度，不得超过土地评估价值的70%，期限最长不得超过两年。而银监会的指引里没有提及，只是笼统地要求“商业银行对资本金没有到位或资本金严重不足、经营管理不规范的借款人应审慎发放土地储备贷款”。

2.差额存款准备金率制度的实施

经国务院批准，中国人民银行决定从2004年4月25日起实行差别存款准备金率制度。金融机构适用的存款准备金率与其资本充足率、资产质量状况等指标挂钩。对此，有关媒体报导了就此制度执行对银监会有关人士的采访。认为这种“区别对待”行为已经涉及到了敏感的权力划分问题。“这种对不同金融机构的‘区别对待’的标准是央行自己独立做出的，还是银监会的动态风险监管作出的。如果央行自己觉得某家金融机构资产质量不佳，就提高该公司的准备金率的话，那么央行已经变相进人了风险监管领域，而这是银监会干的活。”

3.建行、中行的外汇储备注资和汇金公司的成立

2004年1月6日，国务院宣布用45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注资中国银行和中国建设银行。具体管理的部门是新近注册成立的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单位为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和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司董事长为国家外汇管理局负责人。公司作为中国银行和中国建设银行的大股东，行使出资人的权利，获得投资回报和分红收益。注资的依据在于《中国人民银行法》第四条：持有、管理、经营国家外汇储备、黄金储备。对此，有关媒体分析：如果汇金公司是两大银行最大的股东，那么从逻辑上讲，汇金公司对董事会成员的任命就应该有决定权，是真正的国有银行体系改革的权力者。汇金公司可以通过内部的股权来控制银行的风险监管以及改革的方向。央行通过汇金公司介入银行股权的方式，获得了两家国有商业银行内部监管主导权。

4.三家监管机构先于央行与银监会建立协调机制

2003年9月18日，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召开了第一次监管联席会议，讨论通过了在金融监管方面分工合作的备忘录。货币政策与银行监管的协调是银监会成立以来，专家学者呼吁较多的一个问题，事关货币政策的执行和金融风险的防范与化解。央行负责人曾说：在金融分业监管体制下，中央银行的金融调控有赖于各监管当局的密切配合。人民银行将努力建立健全与财政部及银行、证券、保险等监管部门间的信息交流和政策协调机制。银监会负责人也讲过：银行监管要与货币政策主动配合，形成合力，引导商业银行更好地执行各项政策，既支持经济发展，又要控制银行风险。那么，这个协调机制何时能够建立?

5.银监会是否承担宏观调控和窗口指导职能

2004年，中央和国务院先后出台了一系列宏观调控政策，为此，银监会采取了一系列工作措施，围绕国家宏观调控，突出对银行机构的风险监管，体现了银行监管部门的职能。但是，在银监会召开的有关贯彻落实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的会议和负责人谈话中，多次提到银监会系统要“搞好宏观调控”和“窗口指导。”国务院协调人民银行与银监会的监管职责分工的原则是：人民银行主要负责金融宏观调控；银监会负责日常的金融监管。这样，人们就会质疑，央行与银监会是否都有金融宏观调控职能?作为选择性货币政策工具的窗口指导，应该由谁使用?

三、货币政策执行与银行监管协调的思路

1.按照两个落实央行与银监会的职能

建立协调机制的前提，是协调双方职能的明确，以及由职能而派生的各自的工作对象和权力实施范围。制定与执行货币政策、防范和化解风险、维护金融稳定是人民银行的三大职能。保持货币币值的稳定，并以此促进增长是货币政策的目标。由此，金融宏观调控应由中国人民银行负责。对全国银行业金融机构及其业务活动的监督管理是银监会的职能。监督管理的目标是促进银行业的合法、稳健运行，维护公众对银行业的信心。对于双方的“交集”之处，能够明确由一方承担的就由其负责，需要共同承担的也要明确主次，防止出现对银行机构权力的重复运用，产生货币政策传导和监管的效率低下，避免可能出现的争权争位，使银行机构无所适从。

2.建立货币政策与银行监管协调机制

无论是从今后的角度，还是在当前金融改革、发展、稳定和落实宏观调控政策中，解决双方在履行职能、运用权力之中遇到的矛盾和存在的，最好的途径是加快建立以法律为依据、制度为保障、职能为界限的货币政策执行和银行监管的协调机制，而不能再是将这种协调机制的建立停留在口头上，更不能等双方在协调上出现问题或较大的矛盾，或对货币政策执行效果产生，或在银行机构出现协调性原因产生了金融风险，到了非解决不可的地步，再重视协调机制建立的落实，要尽可能减少合作的成本。这其中最主要的一是各自的主动，二是协调机制的。

3.建立人民银行与银监会的信息资源共享机制

银行监管职能分设以后，人民银行负责金融业的统计、调查、和预测，银监会负责统一编制全国银行业金融机构的统计数据、报表。这样，在金融信息统计的制度安排上就界定了两个不同的范围，人民银行是金融业，银监会是银行业。鉴于银监会的统计系统建立还有个过程，短时期内难以全部承担整个银行机构的统计数据和报表的编制，需要有一个过渡时期。在过渡期内，银行机构的统计数据、报表的编制，仍应由人民银行负责，但主要业务报表应双向报送。双方要完善各自的统计、监测和分析体系，并在制度上建立银行信息定期和不定期的交流磋商制度，提高信息资源的利用效率。

4.建立人民银行与银监会之间的互相支持机制

根据新修订的《人民银行法》，人民银行履行部份监管职能需要对金融机构以及其他个人的一些行为进行检查，根据执行货币政策和维护金融稳定的需要，可以建议银监会对银行业金融机构进行检查监督，必要情况下需要对银行业金融机构进行直接检查。对此，银监会及其分支机构要给予必要的配合。一般来说，人民银行应尽可能运用银监会的监管成果，非到必需，不要组织直接的监管检查。在执行货币政策中，人民银行需要对银行机构的资本充足率、不良资产占比、经营风险程度等进行评价，应以银监会监管指标为依据，无需另搞一套评价体系。在银监会认为人民银行需要对某个银行机构给予特殊支持时，中央银行应认真采纳银监会的意见，依照有关金融机构处置的规定，履行“最后贷款人”的职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