适用标准范文10篇

适用标准范文篇1

关键词:死缓;适用标准;刑事司法理念;宽严相济

死缓制度是我国独创的一种死刑执行制度,它既具有死刑特有的威慑力,又最大限度地发挥了刑罚的教育功能和改造功能,对贯彻执行“少杀慎杀”的死刑政策,缩小死刑立即执行的范围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不可否认,在当前司法实践中,尤其是在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过程中,死缓的适用①还存在着司法适用标准不一,随意性大,不当扩张等问题。笔者作为一名与死刑案件零距离接触的刑事法官,得以直观地研究死缓的适用,在此试就死缓适用存在的问题与对策进行探讨。

一、死缓适用中存在问题和缺陷

近年来,随着司法实践中对死刑适用的严格控制,死缓适用的范围逐步扩大,死缓的适用也暴露出许多问题,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死缓刑的适用标准不尽一致。死缓刑的适用标准不统一,是司法实践中反映最为突出的问题之一。随着宽严相济和“少杀慎杀”刑事政策的贯彻实施,法官在死刑裁量时会更加慎重,但哪些情况下为“不是必须立即执行死刑”,各级法院,各地法院,各个法官,甚至同一法官不同时期的观点都不一致。三级法院所掌握的死缓刑标准有一定差异,其中,高级法院与最高法院掌握的标准较一致,而与中级法院分歧较大。由于死缓适用条件的不明确性,在实际执行中也容易异化为司法人员操弄的司法工具,为司法腐败创造可乘之机。

(二)死缓适用的范围不当扩张。随着死刑复核权收归最高人民法院,以及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贯彻落实,死刑控制力度加大,死缓的适用范围也不断扩大。2007年全国判处死缓的人数,多年来第一次超过了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人数。这不仅是我国慎用死刑的体现,也说明死刑复核权上收取得了显著成效。但在审判实践中,也出现了两种错误倾向:一是把死刑数量的跌涨作为是否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和“少杀慎杀”的硬指标,为追求死刑数量的减少而对一些罪大恶极,应当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被告人判处死缓;二是把死缓作为介于死刑和无期徒刑之间的刑种,为了严惩犯罪分子,或为了迫使其在二审中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的损失,对具有法定从宽事由且阻却死刑适用的被告人判处死缓刑。这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在实践中尤其是死刑适用日趋严格、慎重的背景下,死缓的具体适用却偏离了最初的设置目的,被当作仅次于死刑的最严厉的刑罚而得到了广泛的适用,并使得刑罚裁量的不平衡更为突出。”

(三)死缓成为瑕疵案件的折衷刑。司法实践中有一些证据存在瑕疵的疑罪案件,由于法院退查权废除,公安、检察机关迫于外界的压力,最终把这类案件都移送到法院解决。法院在处理这类案件时往往会陷于两难境地:如果宣告无罪,就会招致社会各界的质疑,也可能会引发被害方的私力复仇、缠诉上访等社会矛盾;如果草率判处死刑,法院、法官就会独自承受错案追究甚至被刑事追究的压力。法院既没有信心判处死刑,也没有勇气作出无罪判决,只好将案件降格处理,判处死缓刑。“在这种态度指导下,某些死缓判决已经脱离了刑法规定的原意而变成一种含混不清的折衷式判决”。事实证明,这种折衷式判决往往会造成冤错案件,如近年来发生的李化伟冤错案,一审法院在审理时就发现该案有十大疑点,二审法院也认为不能排除其他人作案的可能,但还是“勉强”判处了李化伟死缓刑,直到警方在侦破另一起案件时抓获真凶,李化伟才从屈蹲了14年的大狱中被释放。

(四)死缓沦为维护社会效果的工具。司法实践中有这样一类案件,根据被告人的犯罪情节、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本应当在无期徒刑以下量刑,但由于受到来自地方党委和政府、社会舆论和被害人及其亲属的压力,法院往往在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之间难以取舍:对被告人判处死刑或者死缓,毫无疑问可以抚慰民情公愤,消解被害人的冤恨,但却有违法律规定及刑事政策;如果依法在无期徒刑以下量刑,被害人及其近亲属的心里落差将会很大,由此可能导致社会矛盾,不利于社会稳定。无奈之下,一审法院往往对被告人判处死刑或死缓,将“皮球”踢给上级法院解决。笔者就亲历了这样一个案件:被告人明某系在校大学生,因恋爱纠纷,在被害人激怒之下实施杀人行为,随后投案自首。经法医鉴定,明某在作案时具有限定刑事责任能力。对于这样一个具有多个法定和酌定从轻处罚情节的案件,由于地方党委的干涉和被害人亲属的不断施压,一审法院判处明某死刑,二审法院在重重压力下改判明某死缓。判决宣告后,被害人亲属仍不罢休,四处上访,并不断纠缠承办法官。可见,在现有的司法环境下,死缓有时并非是基于罪刑均衡原则裁判的结果,而是成为了息诉的手段,维护司法的社会效果的工具。出于种种原因,“在实践运作当中,死缓制度的原初面目日渐模糊,宛如普洛透斯的脸,时而表现对被告人的生命及人权的尊重,时而又成了彰显严厉打击犯罪的利器,时而是阻却或削减死刑适用的有效工具,时而又成为安抚被害方的便利手段”。

二、导致死缓适用问题的原因分析

导致死缓适用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立法的缺陷,司法人员主观上的因素,也有不可避免的客观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死缓适用条件不甚明确。我国刑法第48条规定:“死刑只适用于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对于应当判处死刑,如果不是必须立即执行的,可以判处死刑同时宣告缓期两年执行。”首先,“罪行极其严重”这一死缓适用的前提条件,其本身表述比较抽象,并且相当程度上具有重行为人的客观危害,轻行为人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的裁判导向,对死刑的限制适用难以发挥强有力的引导作用。其次,“不是必须立即执行”这一适用死缓的实质条件,采用否定式、不周延的立法技术加以规定,不仅抽象、模糊,而且实际操作性不强,赋予了法官较大的自由裁量权,使得各地司法机关在适用时各行其是,甚至导致同一案件由不同法官审理出现截然不同的判决。再次,对犯罪情节的把握实践中存在困惑。诸如应当如何认识和把握婚姻家庭纠纷的存在范围和表现形式;被告人有自首情节的,在哪些情况下可以判处死缓,哪些情况下不能从轻,都是实践中有待明确的问题。此外,我国《刑法》对一些影响量刑尤其是影响判处死刑的重要情节没有法定化,如严重暴力犯罪中的被害人的过错、犯罪和其他有组织犯罪中的“犯罪引诱”等,由于缺乏刚性的规定,司法人员对死刑和死缓的界限难以分清。

(二)刑事司法理念陈旧落后。“无罪推定”、“疑罪从无”等现代司法理念虽然在我国相关法律中得到确立,但我们不得不面对的现实是,重刑主义、“有罪推定”、“疑罪从有”、“疑罪从轻”等传统习惯思维方式和落后的司法观念仍严重地影响司法人员的办案。这在死缓的适用上表现为两个方面。

1.重刑主义思想根深蒂固。在对中级法院死刑案件审理情况的调查中,我们发现对于只要有被害人死亡的案件,中院一般都考虑判处死刑,强调打击犯罪的一面,而对被告人从轻处罚情节则较少考虑,一般未予从轻处罚。特别是在一些有重大影响的命案中,因关注于严惩罪犯而忽视了对自首、正当防卫等情节的认定。可见在部分司法人员中已形成了重刑主义的思维定式和办案模式,他们推崇刑罚的威慑功能,寄予了刑罚尤其是重刑预防犯罪过高的期望值。“在重刑主义者看来,犯罪增加的原因,要么是刑罚还不够严厉,要么是杀的还不够多。因此,在犯罪控制实践中十分重视重刑和死刑的运用,希望能收到‘以杀止杀’的效果”。司法者自身的重刑思想与社会中的死刑报应情感一结合,因顾及“民愤”和外在形势需要,对于应当在无期徒刑以下量刑的非死刑案件“该宽不宽”,结果不当扩张了死缓的适用。

2.“有罪推定”观念尚未根除。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62条规定:“证据不足,不能认定有罪的,应当作出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但为何少数法院在审理涉及人命关天的重大疑案时,明明知道证据不足或者疑窦重重,仍然会“留有余地”地对被告人判处死缓呢?除了制度的弊端和外界的压力等客观因素影响外,司法人员“有罪推定”、“疑罪从有”的观念是主观因素。正是由于少数司法人员内心确信被告人有罪,担心“疑罪从无”会放纵犯罪,还会遭到有关部门的责难,对本应宣告无罪的案件作出“留有余地”的死缓判决,从而酿成错案。

(三)对刑事政策的错误解读。近年来,死缓适用的不当扩张,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少数司法人员对刑事政策的误读。他们简单地认为宽严相济是对“严打”的否定,是刑罚轻缓化的代名词;而把“少杀、慎杀”政策理解为必然导致死刑人数削减,一些司法机关甚至把死刑数量的跌涨作为是否贯彻“少杀、慎杀”的硬指标,这些片面的观念和做法,直接导致了死缓的过度适用,放纵了罪大恶极的犯罪分子。

(四)外界不当的压力和影响。我国目前法制还不够完备,公民法治素养普遍不高,杀人偿命等复仇、报应思想还十分强烈。“‘复仇’在中国传统法律中,已不是一个简单的法律问题,而是一个关乎社会人伦道德与法律内在精神和外在标榜一系列纠缠不清的社会问题”。加上主张少杀慎杀的人还仅限于法学界和部分司法人员,多数百姓和地方官员还是主张重刑,藉此来保一方平安,导致大量本应在无期徒刑以下量刑的案件被适用死缓。诚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在中国的司法实践中,对于可以判处死刑,也可以不判处死刑的案件,由于被害方的态度而影响死刑裁判的案件,并不是个别现象”。在办理一些重大案件,尤其是倍受关注的命案时,司法机关往往会受到各界的巨大压力。这些压力或来自于被害人亲属、单位,或来自于媒体舆论,或来自于地方领导。在“从速、从重法办凶手”的社会呼声下,在“民愤极大”的影响下,在有关部门或地方领导的高度关注下,审判机关对于一些存疑案件和有影响的案件往往不能、不敢、不愿做出无罪判决,往往矛盾上交,依赖地方党委协调。即使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也不敢宣告无罪,而是降格判处死缓,以免承担打击不力的责难。

三、解决死缓适用问题的路径探析

要解决死缓适用中存在的突出问题,不仅要从立法入手,明确死缓的适用条件;也要从司法者入手,不断更新司法理念,提高司法能力。

(一)立法规范死缓适用条件。1997年刑法修订过程中,不少学者建议将“不是必须立即执行”具体化,以便于实践统一适用,防止各地执法不一。全国人大常委会部分委员提出“必须立即执行”的标准不明确,对在什么情况下适用死刑必须立即执行应当作具体规定,以减少执法的随意性,但是,立法机关基于“注意保持法律的连续性和稳定性“的指导思想最后还是原封不动地未作细化修改。由于当前司法实践中死缓适用定位不准、随意性大、不均衡、不统一的现象较为突出,有学者提出应对我国死缓制度进行变革,通过明示的列举式因而是限定式规定死刑“必须立即执行”的情形,尽可能使死刑的执行成为例外,而使死缓成为通例。有的学者提出应当重新构建死缓制度,将死刑立即执行的适用范围在立法上加以限制,仅仅局限于严重危害国家安全的暴力犯罪、严重危害公共安全的暴力犯罪和严重侵害人身的暴力犯罪。此外,还有较多的学者主张,刑法应明确规定将死缓作为所有判处死刑案件的必经程序。这些见解都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启动法律修改程序并非易事,何况启动法律修改程序后能否对死缓制度进行改革和完善也不容乐观。

笔者认为,现阶段应从以下两个方面规范死缓的适用条件。

1.明确规定不适用死刑立即执行的情形。在现有法律框架下,由立法机关通过立法的形式或者最高司法机关通过司法解释的形式,尽量列举若干"不是必须立即执行死刑"的情形,并采用兜底条款的方式予以规定,以利于统一死缓适用条件和控制法官的不合理裁量权。通过对司法实践中上级法院改判死刑为死缓的理由进行归纳总结,对下列情形不适用死刑立即执行:第一,被害人在案件起因上或者对矛盾激化负有一定责任,同时被告人认罪态度好,具有悔罪表现等酌情从轻处罚情节的;第二,案件因婚姻、恋爱、家庭纠纷引起,同时具有其他酌情从轻处罚情节的;第三,犯罪是由于同村近邻等人民内部矛盾所引起,加上有关部门处理不当,从而激化矛盾,导致犯罪行为发生的;第四,犯罪分子出于义愤杀死多人的;第五,被告人有自首或者立功情节;第六,被告人或其近亲属能够积极赔偿,取得被害人近亲属谅解的;第七,共同犯罪有多名主犯,其中的首要分子或者罪行最严重的主犯已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其他主犯不具有最严重罪行的;第八,犯罪分子又聋又哑或者智力发育不全的;第九,根据我国少数民族、宗教、华侨政策,不宜对犯罪分子判处死刑的。

2.明确规定对经济犯罪一般不适用死刑立即执行。对经济犯罪应当明确以适用死缓为通例,适用死刑为特例。因为经济犯罪属非暴力犯罪,“非暴力犯罪不仅在犯罪基本构成特征中不包含暴力因素,而且不以他人人身为犯罪对象,其社会危害性显然有别于故意杀人罪等暴力犯罪,尚不能被认为罪行极其严重”[15]。如果对非暴力犯罪判处死刑,就会有违刑法公平正义的立场,从而破坏各死刑罪名之间在把握“罪行极其严重”上的横向平衡。除了制定司法解释,最高人民法院还可以通过制定规范性文件、召开会议统一司法政策,编发典型案例等方式,规范和统一死缓的适用。

(二)树立现代刑事司法理念。思想是行动的指南,司法理念直接影响着对具体案件的处理。因为“观念一旦形成,就会顽固地控制人们的头脑,支配人们观察事物的视角、价值取向和行为方式”。

1.强化和谐司法理念。强化以人权保障和司法公正为核心内容的和谐司法理念,走出重刑主义误区,是正确适用死缓的认识基础。要理性地认识死刑的威慑功能,切实增强严格限制死刑适用的自觉性。“在一个组织优良的社会里,死刑是否真的有益和公正”,这是贝卡里亚在200多年前就给人们提出的问题,至今仍然值得我们思考。在贝卡里亚看来,“对犯罪最强有力的约束力量,不是刑罚的严酷性,而是刑罚的必定性”。列宁也认为:“惩罚的警戒作用决不是惩罚的严厉与否,而是看有没有人漏网。重要的不是严惩罪行,而是使所有的罪案都真相大白。”这说明,刑罚的及时性、确定性比刑罚的严酷性更加重要。而司法实践和现代犯罪学研究结论也已经充分证明,增加死刑的适用率并不足以抑制高犯罪率,也不足以遏制重大暴力恶性犯罪案件的上升。解决犯罪问题的关键在于消除和抑制产生犯罪的社会原因,而不是寄希望于死刑等刑罚方法。因此,注重打击犯罪和人权保障之间的动态平衡,最大限度地追求刑罚适用的公正性,才是现代刑事司法理念的核心价值所在。

2.牢固树立“无罪推定”和“疑罪从无”的司法理念。“无罪推定”、“疑罪从无”是法律的理性选择,也是司法昌明的必然要求。由于案件的复杂性,侦查手段的有限性,被害人或证人指认错误等情况都有可能使无辜的公民陷入刑事诉讼中。因此,任何人在未经证实和宣判有罪之前,应视其无罪;如审判中不能证明其有罪,应推定其无罪。司法人员不能将眼前的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视为罪犯;也不能围绕其有罪而展开侦查和审判。对那些有一定社会影响,外界压力大,干扰多的案件尤其应当如此。司法实践中常常会遇到这样一种情况:当证据证明到相当的程度,会出现犯罪嫌疑人作案的可能性大于没有作案、大于无罪的情况,这就要求法官仔细甄别,只有在证据达到确实、充分,且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的情况下才能下判;否则,必须本着“无罪推定”、“疑罪从无”的现代司法理念,勇敢地作出公正的法律判断,而不能“留有余地”地作出死缓判决,把责任和代价转嫁到被告人身上。这种做法从个案上讲,有可能放纵了罪犯,但从整体司法环境看,则体现了法治对人权的高度尊重。公务员之家:

(三)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

在刑事司法中,刑事政策对刑事立法及具体司法实践提供宏观的、指导性的方针、原则和导向。“刑法之制定与运用,罪刑之确定与执行,都应由刑事政策的观点出发,以是否合于刑事政策的要求为指向,不合于刑事政策的刑事立法,是不良的立法,离开刑事政策的判决与执行,也必定是不良的判决与执行”。死缓是刑罚适用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一项刑罚执行制度,在构建和谐社会的今天,要正确适用死缓,必须将其放眼于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和“少杀慎杀”死刑政策的视野之下。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刑罚两极化的发展倾向:即“宽松的刑事政策”和“严厉的刑事政策”两个不同方向、并行不悖地发展,又叫做“轻轻重重”的两极化刑事政策.在司法实践中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一方面,对罪行极其严重,性质极其恶劣,社会危害性极大的刑事犯罪分子,应当依法适用死刑,不能为了削减死刑数量而“当严不严”,判处死缓,从而放纵罪犯;另一方面,立足于我国严格控制死刑尤其是死刑立即执行的刑事政策以及刑法理论界和司法实务界比较认同的报应与功利相统一的刑罚目的,对行为的客观危害相对较轻,或者行为的客观危害很重,但行为人的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相对较小的情形,均宜判处死刑缓期执行。正如马克昌先生所说:“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对罪当判处死刑但具有从宽情节的,依法不适用死刑是对该政策的贯彻落实,依法适用死刑亦同理。”

此外,要注意划清“不是必须立即执行”和“不得适用死刑”的界限。凡是犯罪分子具有“不得适用死刑”的情形,不属“罪行极其严重的”,就不能适用死刑(包括死缓),而不能仅仅把这一情形作为适用死缓的量刑因素来考虑,否则就是曲解了立法原意。

(四)正确抵制外界不当干扰

尽管在现实条件下,司法者在死刑控制方面所承受的社会压力仍然较大,但忠诚于法律和事实,切实维护公民的合法权益,尤其是对犯罪人的权利予以应有的关注和保障,是司法者不能也不应该推卸的天职。司法机关要自觉服从党委的领导,接受舆论监督,高度重视社情民意,维护好社会和谐稳定,但更要认识并承担起法律赋予的职责,敢于和善于坚持依法独立办案。不要轻易对案件中的事实、证据认定问题以及实体适用法律问题采取不负责任的态度,为了严惩犯罪分子、安抚被害人、或者促使被告人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损失等原因,对本不符合“罪行极其严重”这一死缓适用前提条件的被告人判处死缓,将矛盾“踢”给上级法院。

司法者应理性对待民意,不应一味地去迎合、满足民众出自本能、情绪性的报应要求而增加死缓的适用,而应通过理性和文明的执法活动正确地引导涉案群众。同时,司法者在严格执法的前提下,也应充分认识到犯罪给被害人一方所造成的巨大身心伤害和物质利益的损失,并在现行法律、政策和相关制度容许的范围内,积极地予以安抚和补偿,化解犯罪方和被害方之间的敌意,使其切身感受到法律的公平和社会的宽容。

注释:

①在刑事法一体化的视野中,死缓的适用不仅包括事实体适用,而且包括刑事程序适用。限于篇幅,文仅对刑事实体适用进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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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标准范文篇2

死刑是国家为剥夺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的生命而实施的一种刑罚，因其是刑罚体系中最严厉、最残酷的一种刑罚，所以又被称为极刑或生命刑。在人类的历史长河中，死刑多种多样、千姿百态，有水刑、火刑、活埋、凌迟、吊死、割乳、碎身、尖刀刑、沸油刑等数百种。总体说来，它经历了从野蛮到文明的深刻转变（石刑——斩首——绞刑——枪决——电刑——针注——终身监禁）。

一、死刑存废之争与死刑适用标准的关系：藕断丝连

死刑在被人类不假思索地运用了几千年之后，1764年，意大利刑法学家贝卡里亚在其《论犯罪与刑罚》一书中，用将近1/10的篇幅宣传关于限制以至废除死刑制度的惊世言论，此后，死刑这一统治阶级视为巩固其地位的重要“法宝”开始备受质疑，而由此引发的死刑存废之争更是延续至今。

（一）目前关于死刑存废问题的各种主要观点及其存在的问题

1、“死刑保留论”。这种观点存在如下问题：

（1）死刑是否比终身监禁有更大的威慑力？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证据表明严重犯罪的发案率与死刑的存废之间有必然的联系。联合国1988年关于死刑与杀人率之间联系的研究报告认为：不能证明死刑具有比终身监禁有更大的遏制效果。而实证研究1983年以来中国故意杀人罪案件数量和罪犯人数的变动情况后亦显示：重刑的威慑效果难以持久，且威慑效果的巩固期有缩短的趋势。“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事实已经证明，存在死刑的国家，与废除死刑而以终身监禁（使犯罪分子丧失自由）为最高刑的国家两者对犯罪的威慑力是大体相当的。马克思说过：“历史和统计科学非常清楚地证明，……最残暴的杀人行为都是在处死罪犯之后立即发生的”。因此死刑并不比终身监禁有更大的威慑力。

（2）死刑是否为犯罪人留有悔过自新的机会？统计学资料显示，谋杀无论是在监狱里还是被释放后，都极不可能再犯他罪。死刑以消灭肉体的方式来消除人内心的“恶”，这是将生命作为刑罚目的实现的手段，而改造犯罪人的观念却被搁置起来，这断绝了犯罪人悔过自新的机会。孔子说过：“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只要是人，哪有不犯错误的时候，关健是“错”了能改，不加区分的将所有杀人犯判处死刑使犯罪人丧失了改正的机会。

（3）死刑是否与现代文明相协调？曾有学者说过：“随着社会的发展，人类文明程度的提高，人们对身体刑使用的越来越少，而且逐渐被财产刑、资格刑和自由刑所取代，死刑的执行方式也越来越文明。这一切渐渐掩盖了死刑属于身体刑的本质。这是大多数身体刑被人类废弃而死刑却得以保留的原因。然而，死刑毕竟是身体刑，无论死刑的执行方法如何文明化，死刑也是极端残酷的。这种残酷的刑罚，不是人类文明高度发展的产物，更不是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而越来越发达，相反死刑作为人类未开化时期继承下来的遗迹，是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而逐渐走向没落的”。[1]“杀人偿命”、“以眼还眼，以牙还牙”这些源自原始社会血亲复仇的观念，很显然是与现代文明格格不入的。人类既然可以废除车裂、腰斩、凌迟等残忍的死刑，又为何不能对杀人犯废除普通的死刑呢？

（4）死刑是否该由犯罪人一人承担呢？俗话说：“一人做事一人担”。犯罪分子自己干违法犯罪之事理应自己承担责任，这是咎由自取，但是犯罪人并不是孤立地存在于社会当中，他之所以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与孕育他的社会和自然环境息息相关，例如不良的成长和教育环境、贫穷等，从某种程度上说，社会必须承担对犯罪人再教育的责任，而处决他，就是让他一人承担了全部的责任。

此外，人死不能复生，错用死刑将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据统计，美国在近20年间，有102名无辜者被判死刑，难怪美国科罗拉多大学教授拉德莱特说：“在美国被判死刑的人，不是因为犯了最重的罪行，而是因为请了最差的律师”。

2、“死刑废除论”。《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6条即规定“取缔死刑”，一些学者更是激扬文字：“死刑尚未废除，同志仍须努力”。不过这种观点存在如下几个问题：

（1）通常情形下，刑罚越严厉，人们越害怕，其威吓作用就越大，而死刑是最严厉的刑罚，没有哪一种刑罚比剥夺人的生命更可怕。如果废除死刑，有可能导致犯罪率上升，特别是在目前我国国民素质普遍不高的情况下更有可能。如果没有死刑，即使罪犯被判处终身监禁，他还是有可能在监狱中犯罪，例如杀人、越狱、故意伤害其它同室囚犯等。

（2）废除死刑与人民群众通常的伦理正义不相符。“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在群众的灵魂深处根深蒂固，传统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间未到”观念使死刑可以最大限度地满足人们本能的报复心理，像张君、刘涌这些“罪大恶极”的犯罪分子，在中国老百姓看来，“不杀不足以平民愤”、“死有余辜”。2003年8月15日刘涌被二审改判死缓，媒体和舆论对法官、律师和学者的口诛笔伐就是明证。

（3）废除死刑而代之以长期监禁可能导致财政费用的大量支出。众所周知，中国是一个有着13亿人口的泱泱大国，人均GDP总值尚处在发展中国家的中等水平，财政收入并不宽裕，而要长期监禁那些严重犯罪分子，势必要让纳税人为监禁这些人的费用而买单（即财政支出），这与处决一名死囚只需花费一弹、一针的成本相比未免代价过于高昂。更何况留下一条命的犯罪人在长期监禁中对社会的价值创造贡献极小。

3、“限制并最终废除死刑论”。刘少奇同志就曾代表中国共产党提出过“逐步地达到完全废除死刑”的主张。这种观点导致了人们在废除死刑时间节点上的分歧。一些学者主张立即废除死刑；一些学者提出过废除死刑的“百年梦想”；而另一些学者则提出了一个分阶段削减死刑条文和死刑罪名的设想，认为我国应在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时候废除死刑。从某种意义上说，主张立即废除死刑的就成了坚定的废除死刑论者；而主张逐步废除死刑的，反而在现阶段变成了保留死刑论者。一些学者由此宣称自己既是一个死刑废除论者，又是一个死刑保留论者。事实上，从我国修正史考查，死刑的适用频率和范围正在逐步缩小。

（二）死刑存废之争与死刑适用标准的互动

尽管死刑存废之争已有二百多年了，但在我国犯罪高峰未见减缓的现阶段，有必要暂时摒弃有关死刑存废的争论，先确定一个死刑是否应存在的标准，再看是否应废除死刑。与此同时，死刑适用标准也应相应地作出调整。

1、人道标准。贝卡里亚说过：“死刑并不是一种权利，我已经证明这是不可能的；而是一场国家同一个公民的战争，因为，它认为消灭这个公民是必要的和有益的。然而，如果我要证明死刑既不是必要的也不是有益的，我就首先要为人道打赢官司”。[2]所谓人道主义，就是把人当作人，人是目的而不是手段。人道主义的核心在于人权（HumanRights），即基于人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而具有的不可剥夺的权利。人权是人之为人的权利，是必须予以保障的权利。如果连人权都不能得到保障，那么其他权利的行使根本就无从谈起，但在我国过去的司法实践中，过于重视保护被害人的权利，而对犯罪人的权利保护则做得很不够，因此，我们必须在全社会树立“人是不可杀的”人道观念，在此观念逐渐形成时再看是否应废除死刑。

2、阶级标准。在阶级社会中，死刑可以使统治阶级获得更多的权力，将其用作镇压敌对的、种族的、民族的、宗教的与低下阶层的群体的手段，并越来越多地采取原因不明的失踪、法外处决和政治谋杀等形式。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国家的一切权力来源于人民，人民是国家的主人。现阶段的主要矛盾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与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阶级斗争还在一定范围内存在，在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今天，我们要努力维护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好局面，使社会各阶层之间和谐相处，共同建设小康社会。正如清人所言：“刑为盛世所不尚，亦为盛世所不能废”。如果人们和睦相处，连刑罚都用不着，何况死刑？因此，和谐的阶级关系是考虑死刑存废问题的标准之一。

3、国情标准。我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已逾13亿，传统的报应论观念在广大老百姓心中甚为畅销，历史上在思想领域长期居于主导地位的儒家就提出：“君弑，臣不讨贼，非臣也；子不复仇，非子也”。这种血债血偿的复仇理念使人们为了证明自己不是那种“有仇不报非君子”的无能之辈，便想方设法做到有仇必报。时至今日，这种“杀人偿命”的理念仍受到公众的广泛认同，而要改变人们的这种观念，就必须针对死刑的不合理性进行国民教育，要知道人们对死刑了解越多，就越不会支持死刑，但这项启蒙和善导工作需要很长的一段时间才能完成。

4、经济标准。死刑作为上层建筑法律的一部分，既受制约于经济基础，又能为经济基础服务。当前市场经济在世界范围内的普遍确立和经济的全球化推动了法治的国际化，市场经济就是法治经济，这是世界公认的。法治经济要求各国在参与世界经济交往时应遵守公认的“游戏”规则。中国作为实行市场经济的国家，已经提出了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奋斗目标，全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正在向小康社会昂首迈步。可以想见，在不远的将来，人民生活水平、生活质量提高了，真正达到小康时才能考虑废除死刑。

二、死刑适用的理论标准：同态复仇

死刑是一种古老的刑罚方法，同态复仇是其适用的理论标准，在原始社会一个部落成员被另一个部落成员杀死后，人们往往采用私力报复的方式来满足本能的复仇需要，“你杀我一人，我也杀你一人”，这种同态复仇的理念进入奴隶社会等阶级社会后，私力报复发展成公力报复。

（一）死刑与犯罪的关系

犯罪引起死刑的产生，死刑是对犯罪的否定，一方面死刑与犯罪是对立的，从国家方面来看，犯罪是孤立的个人反抗现行统治关系的斗争，是对统治秩序的威胁和破坏，而死刑是社会对付违犯它生存条件的一种自卫手段，只不过这种手段从原始社会的部落成员个人行使转为阶级社会的国家行使，这种破坏与反破坏、反抗与扼制的关系使犯罪与死刑处于一种对立的地位；从罪犯方面来看，犯罪者之所以实施犯罪行为，其目的是为了满足其物质或精神上的需要，而死刑的存在往往使这些极端的欲望难以实现，化为泡影，因此罪犯总是希望犯罪后能逃脱制裁。

另一方面死刑与犯罪是统一的，它们都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死刑不仅伴随着犯罪的产生而产生，而且最终将伴随着犯罪的消灭而消灭。

（二）死刑的功能

1、对犯罪人的功能。犯罪分子在犯罪之前都享有一定的权益，通常利用某种权益来危害社会从而获取某种非法利益，以满足自身的非分需要，对极少数罪大恶极、怙恶不悛的严重犯罪分子适用死刑，采取这种从肉体上将其消灭的方法，彻底剥夺他们重新犯罪的能力。剥夺功能是实现刑罚特殊预防目的的必要前提。

死刑是惩罚犯罪人的手段，它以剥夺犯罪分子的生命权为内容，同时也体现着国家对犯罪行为的否定评价。惩罚功能是实现刑罚特殊预防目的的坚实基础。

2、对受害人的功能。犯罪行为的实施，不仅侵害了受害人的人身、财产或名誉，而且破坏了受害人的心理平衡，使他们感到痛苦、恐惧、愤怒、仇恨，甚至陷于惶惶不可终日的状态，国家对已经发生的犯罪行为依法给予死刑的惩罚，可使受害人及其亲友从死刑的威慑力中感受到法律无时不在保护他们的合法权益，安抚他们为其自身或亲友的生命安全而忧虑不安的心情，满足其本能的复仇需要，避免私力报复，平息民愤，除暴安良。

3、对社会的功能。死刑能够震慑、威吓意图实施犯罪的人，使他们从受刑之苦中体验到死刑的强大威力，从而打消其冒险侥幸心理，不敢以身试法。

在我国，人民法院通过对犯罪分子适用死刑，深刻揭露了犯罪的社会危害性，表明了国家对犯罪的否定评价和严厉的谴责，显示了国家有罪必罚，除恶务尽的决心。

（三）死刑的目的

犯罪人实施犯罪是为了追求某种非法利益或满足某种非分的需要，死刑的目的即在于预防犯罪。一般来说，犯罪代价越小，获利越多，犯罪意念就越强；犯罪代价越大，获利越少，犯罪意念就越弱，而当犯罪的代价大于获利时，犯罪意念就可能被抑制。对极少数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人，通过适用死刑的方式，永远剥夺其重新犯罪的能力，这是一种最简单、最有效的预防方式。

三、死刑适用的实践标准：宽严相济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是针对犯罪的不同情况，区别对待，该宽则宽，当严则严，宽严相济，罚当其罪。它是“罪刑相适应”原则的固有含义，与“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刑事政策一脉相承，其中所隐含的刑罚适中思想是党和国家所倡导的以人为本、司法为民等科学理念的具体体现。

死刑案件即是根据事实和法律，应当判处被告人死刑的案件。据统计，我国目前刑法用47个条文设置了67种死刑罪名。它们分别是：1、刑法分则第一章危害国家安全罪，用7个条文（102、103、104、108、110、111、112）设置了7种死罪：（1）背叛国家罪；（2）分裂国家罪；（3）武装叛乱、暴乱罪；（4）投敌叛变罪；（5）间谍罪；（6）为境外窃取、刺探、收买、非法提供国家秘密罪；（7）资敌罪。

2、刑法分则第二章危害公共安全罪，用5个条文（115、119、121、125、127）设置了14种死罪：（1）放火罪；（2）决水罪；（3）爆炸罪；（4）投毒罪；（5）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6）破坏交通工具罪；（7）破坏交通设施罪；（8）破坏电力设备罪；（9）破坏易燃易爆设备罪；（10）劫持航空器罪；（11）非法制造、买卖、运输、邮寄、储存枪支、弹药、爆炸物罪；（12）非法买卖、运输核材料罪；（13）盗窃、抢夺枪支、弹药、爆炸物罪；（14）抢劫枪支、弹药、爆炸物罪。

3、刑法分则第三章破坏社会主义经济秩序罪，用8个条文（141、144、151、153、170、199、205、206）设置了15种死罪：（1）生产销售假药罪；（2）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3）走私武器、弹药罪；（4）走私核材料罪；（5）走私假币罪；（6）走私文物罪；（7）走私贵重金属罪；（8）走私珍贵动物、珍贵动物制品罪；（9）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10）伪造货币罪；（11）集资诈骗罪；（12）票据诈骗罪；（13）信用证诈骗罪；（14）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用于骗取出口退税、抵扣税款发票罪；（15）伪造、出售伪造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罪。

4、刑法分则第四章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用5个条文（232、234、236、239、240）设置了5种死罪：（1）故意杀人罪；（2）故意伤害罪；（3）强奸罪；（4）绑架罪；（5）拐卖妇女、儿童罪。

5、刑法分则第五章侵犯财产罪，用2个条文（263、264）设置了2种死罪：⑴抢劫罪；⑵盗窃罪。

6、刑法分则第六章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用5个条文（295、317、328、347、368）设置了8种死罪：⑴传授犯罪方法罪；⑵暴动越狱罪；⑶聚众持械劫狱罪；⑷盗掘古文化遗址、古墓葬罪；⑸盗掘古人类化石、古脊椎动物化石罪；⑹走私、贩卖、运输、制造罪；⑺组织罪；⑻强迫罪。

7、刑法分则第七章危害国防利益罪，用2个条文（369、370）设置了2种死罪：⑴破坏武器装备、军事设施、军事通信罪；⑵故意提供不合格武器装备、军事设施罪。

8、刑法分则第八章贪污贿赂罪，用2个条文（383、386）设置了2种死罪：⑴贪污罪；⑵贿赂罪。

9、刑法分则第十章军人违反职责罪，用11个条文（421、422、423、424、426、430、431、433、438、439、446）设置了12种死罪：⑴战时违抗命令罪；⑵隐瞒、谎报军情罪；⑶拒传、假传军令罪；⑷投降罪；⑸战时临阵脱逃罪；⑹阻碍执行军事职务罪；⑺军人叛逃罪；⑻为境外窃取、刺探、收买、非法提供军事秘密罪；⑼战时造谣惑众罪；⑽盗窃、抢夺武器装备、军用物资罪；⑾非法出卖、转让武器装备罪；⑿战时残害居民、掠夺居民财物罪。

死刑案件从严处理的结果一般是适用死刑立即执行。死刑案件从宽处理的结果在实践中适用最多的主要是死刑缓期2年执行，虽然死缓仅属于死刑执行的一种方式，但与死刑立即执行相比，实际结果有生死之别，因此，实践中一般将其作为死刑案件从宽处理的方式。

（一）死刑案件从严的标准

1、犯罪后果极其严重，如故意杀害3名被害人的被告人，或贩卖海洛因达上万克的被告人，面对这样犯罪后果极为严重的被告人，法官于法于理都应先考虑适用死刑，然后再寻找是否可以适用死缓的理由和条件。

2、犯罪情节极其恶劣，如故意杀人案件中的被告人置被害人于死地的意念坚决、手段相当残忍，在这种情况下法官也很难考虑适用死缓。

（二）死刑案件从宽的标准

能够纳入死缓之门的，只能是那些犯罪后果相比之下不是特别严重，犯罪情节不是特别恶劣的罪犯，这是适用死缓的基本前提。

实践中决定是否适用死缓的过程，其实是对犯罪分子的主观恶性、人身危险性作出客观评价的过程。透过犯罪后果、犯罪情节及从宽因素这些客观现象，反应出来的其实是犯罪分子主观恶性的深浅和人身危险性的大小，决定适用死缓的，只能是那些主观恶性不是很深、人身危险性不是很大的犯罪分子。从法律规定来看，刑法分则规定法定刑达死刑的犯罪，也多要求危害后果严重，犯罪情节恶劣，这其实是对被告人主观恶性的要求。

但是，被告人的主观恶性与人身危险性难以直接从具体犯罪行为或被告人身上找到答案，法律与司法解释也难以给出非常明确的标准。实践中法官可能积累了一些经验，但是案件的具体情况非常复杂，案件背景、被告人的个人情况等千差万别，例如，同样是故意杀人，有的为情，有的为财，还有的是为了“练胆”；同样是自首，有的系典型自首，有的系准自首，这其中所反应的被告人的主观恶性与人身危险性就不同。种种原因决定了对被告人主观恶性的判断不可能有一个统一的尺度，因此在死刑案件处理上，真正做到罚当其罪，宽严相济，切实体现以人为本的司法理念，实现对犯罪分子的区别对待，最大限度地促进社会和谐，法官必须从案件的具体情况出发，具体案件具体分析，准确剖析被告人的主观恶性，确保对主观恶性非极深、人身危险性非极大的被告人，不适用死刑立即执行。公务员之家

四、死刑适用理论标准与实践标准的统一：自由裁量

（一）死刑适用要求要适度

死刑是剥夺人之生命的刑罚，生命一旦被剥夺就不可恢复，因此法律在适用死刑时对其作了具体的限制性规定。从案件上，死刑适用于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从对象上，犯罪的时候不满18周岁的人和审判的时候怀孕的妇女不适用死刑；从程序上，死刑除依法由最高人民法院判决的以外，都应当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

有些死刑案件，定罪证据确凿充分，但量刑证据不够确实、充分。在这种情况下，由于证据缺失，对被告人主观恶性的评价受到影响而且对量刑事实的证明达不到确实、充分的程度，就不宜作出适用死刑立即执行的裁决，即“杀者不疑，疑者不杀”。

实践中经常遇到这样的问题，被告人辩解案件具有从宽因素，但证据不够充足。比如故意杀人案件中被告人辩解受害人有过错，但由于受害人已经死亡，除被告人口供外，无其他证据支持。如果相信被告人辩解，被告人就可免于一死；如果不相信被告人辩解，被告人则应当被适用死刑立即执行。对于被告人提出的具有从宽因素的辩解，在证据尚不充分的情况下，既不能以证据不足为由简单否定，也不能因被告人坚持而盲目全信。从真正实现宽严相济的角度出发，对被告人提出的具有从宽因素的辩解，能够补查的，应尽量进行补查。确实不存在补查条件的，法官必须从具体案件情况及证据出发，认真分析被告人辩解有无成立的可能性，对于根据现有证据不排除从宽因素存在可能的，应当予以认定。

（二）死刑适用成本要适度

“保留死刑，严格控制和慎重适用死刑”是我国对死刑的一贯政策，将因民间纠纷激化引发的案件与社会上严重危害治安的案件在适用死刑时加以区别是我国一贯坚持的基本原则。早在1999年9月，最高人民法院《全国法院维护农村稳定刑事审判工作座谈会纪要》就明确规定：“对于因婚姻家庭、邻里纠纷等民间矛盾激化引发的故意杀人犯罪，适用死刑一定要十分慎重，应当与发生在社会上的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其他故意杀人犯罪案件有所区别。对于被害人一方有明显过错或对矛盾激化负有直接责任，或者被告人有法定从轻处罚情节的，一般不应判处死刑立即执行。”这个规定对后来的死刑控制发挥了重要作用。之后，最高人民法院先后召开了审理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全国法院审理金融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等一系列重要刑事工作会议，对树立正确的司法理念，正确适用死刑，贯彻我国的刑事政策均发挥了重要作用。2006年11月，最高人民法院召开了第五次刑事审判工作会议，会议明确要求：“对于因婚姻家庭、邻里纠纷等民间矛盾激化引发的案件，因被害方的过错行为引起的案件，案发后真诚悔罪并积极赔偿被害人损失的案件，应慎用死刑立即执行。”

当前，农民、农民工、无业人员占罪犯人数的比例相当高。这反映了我国犯罪成员的基本情况，这些人群受教育少，社会地位和生活环境相对较差，社会保障不到位，法律意识淡薄，是导致犯罪的主要原因。对此，应针对其不同的犯罪原因、犯罪情节、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在适用死刑时要特别慎重，以符合“最大限度地分化瓦解犯罪分子，最大限度地减少社会对立面”的死刑适用成本

（三）死刑适用平衡方法要适度

我国历来有“不杀不足以平民愤”之说，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案件，一般表明被告人主观恶性极深，反之，不杀能够获得受害人及社会谅解的，一般表明被告人主观恶性相对而言非极恶，被害人谅解作为反映被告人主观恶性的因素，在适用死刑问题上予以考虑是正当的，也是裁判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统一的要求。另一方面，我们也要注意保护被告人的人权，虽然他们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但其作为人的基本权利仍应予以保障。

（四）死刑适用对受害人的保护要适度

故意杀人、故意伤害案件是有受害人的犯罪。在现实生活中，由于受害人的过错行为引发案件的屡见不鲜，其中有的受害人具有明显的过错或对于矛盾激化负有直接的责任。20世纪40年代以来，国际社会对受害人的保护日益重视，对于受害人意见的重视及其在刑罚适用中的体现，是近年来国际社会受害人保护运动的重要内容以及受害人学的研究、发展的结果。受害人过错是指刑事案件中对犯罪的发生或恶化起负面作用的受害人应受非难的行为。受害人过错是一种对引发犯罪具有直接或间接作用的行为，受害人的过错行为是在其主观意志支配下实施的行为；受害人的过错是一种在法律或道德上应受否定评价的行为。

司法实践中，受害人只是一般过错，过错程度轻微，尚不足以对被告人的犯罪行为的发生、行为方式和侵害程度产生较大影响的，一般不考虑过错情节而对被告人予以从轻处罚；受害人存在严重的过错，对犯罪的发生具有刺激作用，直接导致被告人故意杀人或故意伤害的主观故意的产生，被告人在激情之下实施犯罪，对此类案件的被告人在适用死刑时应从轻或减轻处罚，例如被告人王某与陈某2005年春结婚，婚后不久陈某即与别人通奸并离家出走。2005年9月，陈某发现自己怀孕后返回娘家。次日，王某陪同陈某去医院做人流手术，陈某对王某使用侮辱性语言引发口角，陈某的父亲上来殴打王某。王某激愤之下用随身携带的水果刀朝陈父胸部捅刺，致其失血性休克死亡。本案中，陈某通奸、出走，使用侮辱性语言，以及陈父的殴打行为，是引发本案的主要原因，受害人足以构成严重过错，对被告人应当从轻处罚。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是法治社会，以人为本是其核心价值。基于中国现实国情和中国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从国家管理和社会治理角度而言，从司法价值取向，是否废除死刑最终必有论断，但是可以肯定，短期内废除死刑不太可能，亦不利于国家治理的需求。因此，笔者认为，在国家政治体制和司法体制改革不断深化的大背景下，在死刑案件审判司法实践中改进和改革审判方式：一是引入量刑抗辩程序。把是否适用死刑立即执行、死刑缓期执行的量刑列为诉辩双方的抗辩内容，由检察机关公诉人充分阐明为什么要对被告人适用死刑的理由，由被告人和辩护人尽可能发表可不适用死刑的依据和意见，法官真正居中评判，从而既维护法治利益，又保障被告人的生命权益。二是规范法官自由裁量权。对法官适用死刑决定权予以限制，通过司法解释和规范性文件，规定死刑立即执行、死刑缓期执行适用的标准和条件，尽可能地弥合司法实务中，因区域不同、法官不同、价值取向不同、感情基础不同而导致的同等情形下选择死刑或不选择死刑的差异，使法官之间能够对死刑的适用达到某种程度的认知竞合。三是建议将死刑案件一审上提一级，由各高级法院一审，最高法院二审并保留死刑复核程序，最大限度地减少适用死刑的地区差异。只有这样，我国司法对死刑的适用才能走向慎用—少用—不用的道路。这也正是和谐社会所期盼的。

注释

适用标准范文篇3

主题词：简易程序民事诉讼

导论

在我国民事诉讼中，为了体现经济原则，简化诉讼程序，减轻当事人的讼累，便利法院审判案件，在普通程序之外，又设置了简易程序，它不是普通程序的附属程序，也不是其分支程序，而是一种与普通程序相对而言，并列而存的独立的一审程序。它体现了诉讼程序的经济原则和我国民事诉讼的两便精神。但在司法实践中，却存在着简易程序适用标准不明确，以及简易程序本身设计不完善等诸多问题，以致相当一部分基层人民法院及其派出的法庭任意扩大简易程序的适应范围，不严格按照应有的程序办事，甚至一些中级人民法院也任意简化普通程序使之变得与简易程序无异，这直接危及了当事人的程序利益及合法权益，我们必须制定明确具体，便于操作的简易程序适用标准，并完善简易程序本身的制度设计，以实现设置简易程序的本来意义。

（一）当前简易程序适用中的问题

我国民事诉讼的一审程序包括普通程序和简易程序两种类型，其中普通程序是法院审判第一审民事案件所适用的基本程序，具有内容上的系统性、完整性和适用范围上的广泛性、通用性。简易程序是指专供基层人民法院和它派出的法庭审理简单的民事案件时所适用的审判程序。简易程序不是普通程序的附属程序，也不是其分程序，而是一种与普通程序相对而言，并列而存的独立的一审程序。

普通程序是一审程序中的基本程序，同时也是整个民事审判程序的基础，具有其他程序所不可比拟的重要地位与作用，从理论上讲适用于任何一审民事案件，但是根据诉讼程序的经济原则，人们总是追求以较小的诉讼成本，实现较大的诉讼效益，所以为了实现特定的诉讼目的，就应选择成本最低的方法和手段，这样，审理一审简单民事案件的简易程序就应运而生了，简易程序的基本特征即“简便易行”，它体现了我国民事诉讼的“两便精神”(即便利当事人诉讼和便利人民法院办案)和诉讼经济原则，具有其独特的意义，从世界范围来看，简化诉讼程序，减轻当事人的讼累，便利法院审判案件也是当今各国民事诉讼立法的一个共同趋向，在我国的民事审判实践中，简易程序的应用基本上达到了这一制度的设计目的。但不可忽视的是，目前在民事诉讼司法实践中，一审程序的适用上也存在着许多问题，最主要的是简易程序的适用问题。

我国《民事诉讼法》第142条规定：“基层人民法院和它派出的法庭审理事实清楚，权利义务关系明确，争议不大的简单的民事案件，适用本章规定”即适用简易程序。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中指出《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规定的简单民事案件中的“事实清楚”，是指当事人双方对争议的事实陈述基本一致，并能提供可靠的证据，无须人民法院调查收集证据即可判明事实，分清是非；“权利义务关系明确”，是指谁是责任的承担者，谁是权利的享有者，关系明确；“争议不大”是指当事人对案件的是非，责任以及诉讼标的争执无原则分歧。该适用意见还列举了三种不能适用简易程序的情况；一、起诉时被告不明的案件；二、已经按照程序审理的案件；三、发回重审和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再审的案件，这些规定为明确简易程序的适用提供了帮助，但仍是很不足的。

首先，适用简易程序的标准不清，我国民事诉讼法分适用简易程序和普通程序的标准比较原则，具有很大的弹性，《民事诉讼法》中规定的“事实清楚”“权利义务关系明确”“争议不大”这三点即使经《适用意见》的解释，其含义仍然是很不确定的，很难切实地加以把握，这种规定虽然可以规范简易程序的适用范围，体现经济原则，但经济原则不能危害正义原则，由于判断标准的模糊性、不确定性，使得法院在立案时很难判断案件是否事实清楚，权利义务关系明确，争执不大、不确定性，使得法院在立案时很难判断案件是否事实清楚，权利义务关系明确，争执不大。于是在司法实践中，相当一部分基层人民法院（包括其派出拓法庭）为单纯求得“便利审判”的效果，任意扩大简易程序的适用范围。而不考虑其所受理的案件是否属于简单的民事案件，置身法定的适用前提于不顾，一概适用简易程序，这也使得普通程序在基层法院及派出的法庭中几乎完全失去了适用的可能，造成了普通程序在适用场合上严重残缺，也使法院也随心所欲地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其受理的第一审民事案件，即使在适用普通程序时，也嫌“繁琐”，怕“麻烦”对普通程序与简易程序的分立形同虚设，失去了意义。此风蔓延开来，一些中级人民程序任意加以简化，使得普通程序的各项规范要求及所应有的适用刚性发生明显的衰减，以至变得与简易程序无异，这种情况，在派出法庭巡回审理就地办案时尤其显得突出。

其次是简易程序的程序设计上颇有疏漏，《民事诉讼法》第142条规定“基层人民法院和它派出的法庭审理事实清楚，权利义务明确，争议不大的简单的民事案件适用本章规定”，但该章（第十三章简易程序）条款并未作具体明示，该章条文数量较少（第142条至146条仅5条，即使《适用意见》也仅有8条），而且内容过于原则，还颇多疏漏，使得简易程序在适用上存在着许多操作依据上的盲区，于是在司法实践中，各基层人民法院及其派出的法庭在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简单民事案件时，往往会出现各行其是的问题，这样就严重损害了简易程序应有的规范性和具体适用上的一致性，将直接危及当事人的程序利益及合法权益，虽然在简易程序的具体适用上的一致性，将直接危及当事人的程序利益及合法权益，虽然在简易程序的具体适用上还有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但这些司法解释的适用刚性远不及立法，况且司法解释与立法容易出现矛盾，我们又不希望出现司法解释改变立法而导致立法权转移的局面，所以简易程序的司法适用问题还是没有根本性的解决，另一方面，我国现行民事诉讼立法中，简易程序详尽规定和独特要素，过分依赖普通程序，很难明确两个程序的本质区别。这也为两个程序混为一谈，随心所欲，各行其是地审案开了方便之门。所以简易程序作为一种独立的诉讼程序，就应有明确完善的应用方法和配套措施，这样才能很好地发挥其功能。

（二）关于简易程序适用的改进问题

鉴于立法上和实际执行中的种种缺陷和偏差，及其在司法实践中造成的种种弊端，民事诉讼简易程序的改进势在必行。

首先必须明确的是，只有基层人民法院和它派出的法庭可以适用简易程序。除此以外，中级以上的各级人民法院审理任何类型的第一民事案件都不得适用简易程序而只能适用普通程序，即使是在它们派出人民法庭巡回审理时也是如此，所以决不能超越这种审级限制滥用简易程序，必须将其严格适用于基层人民法院和它派出的法庭审理一审民事案件程序之中，这是改进民事诉讼简易程序的适用的前提

接下来就是最重要的，即确定简易程序的适用标准，我们必须制定明确具体，便于操作的划分简易程序和普通程序的标准。从中外司法实践来看，主要是以诉讼标的金额或价额，当事人合意以及案件的性质为标准。

一是以诉讼的金额或价额为标准，美国的小额诉讼法庭受理金钱请求案件，具体金额标准不同的州有不同的规定，最低的是亚利桑那州和波多黎各地区，为500美元，最高的是田约西州，为10000美元，多数州为1000美元到5000美元。日本二战后参照美国小额诉讼制度建立了简易法院的诉讼程序。日本裁判所法规定诉讼标的价额在90万日元以下的民事案件，简易裁判所有一审裁决权，英国于1973年设立了小额诉讼法庭，处理3000英镑以下的金钱请求。德国1990年规定了小额诉讼程序，这种程序适用于无需律师强制的以及争议额不超过1200马克的金钱请求案件，由此可见，以诉讼标的金额或价额不简易程序适用的标准是世界各国的通例，也是最为可行的方法。我国民事诉讼法没有规定多少诉讼金额以下的案件适用简易程序而在司法实践中由法官自由裁量，这需要改进，应该在法律中规定得更明确具体。当然，诉讼标的金额标准要规定适当，标准过低不利于保护当事人的实体权利；标准过低，限制了简易程序的适用范围，标准的确定必须考虑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状况以及人民群众的收入和生活状况，还有我国政治、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东西差异，城乡差异，沿海与内陆差异都比较巨大，这都是需要考虑的；另一方面诉讼标的的计算标准必须统一，德国和我国台湾地区的民事诉讼法中都对标的价额的计算有详细的规定，我们也应该制定出详细、明确、具体，便于操作的计算诉讼标的的方法，以确定简易程序的适用。另一种标准是当事人双方的合意，日本和英国民事诉讼法都规定，不论诉讼价额为多少，也不论其属于何种性质的案件，经过当事人的合意，都可以适用简易程序审理，诉讼当事人在民事诉讼过程中享有民事程序的选择权。这是指当事人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选择纠纷解决方式，在诉讼过程中选择有关程序及程序有关事项的权利。这是民事诉讼权利的一种，基于此当事人应当可以合意选择普通程序或简易程序进行诉讼。民事关系是一种私法关系，应当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充分保障当事人的处分权。

我国也应当对当事人的民事诉讼的选择权予以明确规定，以使当事人可以在民事诉讼中选择对自己最有利的程序。

还有则是以案件性质为标准，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也正是以案件性质作为适用简易程序的标准，即“事实清楚，权利义务关系明确，争议不大的简单的民事案件”，但这一标准过于抽象，即使《适用意见》中列举了3种不适用简易程序的案件，但这种排除法的列举仍然存在着范围过宽的问题，不论是要扩大还是缩小简易程序的适用范围，都应有明确的界定。如果简易程序与普通程序适用的边界不清晰，则必然造成二者的混淆，失去二者同度设计的本意。

在明确了简易程序的适用标准之后，接下来的是要对简易程序的本身进行完善，如前所述，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对简易程序的规定过于疏漏，并且过于依赖普通程序，但是简易程序作为与普通程序并列的一种独立的一审程序应当有自身的完善结构，这一程序应当包括起诉和受理，审理前的准备，开庭审理（开庭准备、法庭调查、法庭辩论、案件评议和宣告判决），法庭笔录、延期审理、审结期限，撤诉、缺席判决、诉讼中止和终结等一系列制度。这些制度是完善的诉讼程序所不可缺少的，任何一部分的缺失都会直接损害程序的完整性，否则像现行民事诉讼法那样在详尽的普通程序规定后接着来一个过于简略的简易程序规则。使得后者在某种程度上将前者的规定变为一纸黑文，这是有违程序正义的。

所以我们应当在立法上和实际执行的各个方面对简易程序进行改进和完善，使其能够发挥自己的独特作用，而不是成为随意简化诉讼程序危害当事人的程序利益乃至实体权益的借口，但这还需要许多的工作。

结束语

效率与公正都是法的价值，程序的设置也要兼顾二者，简易程序正是从减轻当事人的讼累，便于法院审判案件的经济原则出发，而与普通程序并立的，但是程序的设计归根结底是要实现程序正义，保障实体正义，我们不能一味地追求经济效益原则而危害诉讼的公正，损害程序的本身，损害制度设计的本来意义。

参考文献

1、江伟主编《民事诉讼法》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适用标准范文篇4

实体限制：从严控制死刑适用的标准

联合国大会于1966年通过的《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六条第二款规定：“在未废除死刑的国家，判处死刑只能是作为对最严重的罪行的惩罚。”联合国经济与社会理事会于1984年公布的《关于保护死刑犯权利的保障措施》第一条规定：“在没有废除死刑的国家，只有最严重的罪行可判处死刑，应理解为死刑的范围只限于对蓄意而结果为害命或其他极端严重后果的罪行。”我国《刑法》第四十八条规定：“死刑只适用于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这些规定都是我们限制死刑的国际法和国内法的依据。因此，要减少和限制死刑的适用，必须根据有关国际公约和刑法的规定，从实体上研究从严控制死刑适用的标准。

首先，要正确理解“罪行极其严重”，其包含三层意思：一是犯罪性质特别严重；二是犯罪行为所造成的后果特别严重；三是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特别严重。因此，无论在立法上确定某一罪名是否应当设定死刑，还是在某一具体案件中是否应当适用死刑，都必须考虑到这些含义。其次，还必须从犯罪主体上严格限制死刑的适用。中国人民大学高铭暄教授建议，为了更进一步减少死刑的实际适用，立法上应考虑对下列二种人排除死刑的适用：一是七十周岁以上的老人，因为这一类人由于生理和心理因素的影响，其辨认和控制自己行为能力都有不同程度的下降，其对社会的危险性相对较小，对其适用死刑难以达到刑罚的目的；二是哺乳期的妇女，这是出于人道主义的要求，体现对婴儿和妇女的特殊保护。

国家法官学院张泗汉教授从扩大死缓的适用范围，提出了减少死刑适用的对策。他认为，立法上应明确用列举那些情形应当适用死缓的表述，改变现行死缓适用中“不是必须立即执行”的模糊规定；同时，还应当从犯罪种类和犯罪主体上扩大死缓的适用；对死缓犯执行死刑的条件也应当严格限制，将其改为“在死刑缓期执行期间，如果犯应当判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之故意犯罪，查证属实的，由最高人民法院核准，执行死刑。”

程序限制：改革复核制度与完善证据适用

减少和限制死刑的适用，还必须从程序上着手，其一是改革现行的死刑复核程序，1983和1997年最高法院两次将部份死刑的复核权下放到省一级法院，形成了现行的“二元制度复核体制”，这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法制的统一，极易造成死刑复核程序的虚置；其二是要完善有关死刑的证据制度，使得所有死刑案件都必须经过严格的诉讼证明过程，适用严格的证据标准。

中国人民大学赵秉志教授认为，在中国，死刑复核程序是坚持少杀，防止错杀，严格限制死刑的重要制度，体现了“慎用死刑”的基本理念。但是，现行死刑复核制度存在相当多的问题，使得这一制度具有的“慎用死刑”、限制死刑的功能大打折扣。因此，死刑复核制度改革的核心问题，就是改变现行死刑二元复核体制，由最高人民法院统一行使死刑复核权。3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向十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报告工作时表示，要“完善死刑复核程序”，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一程序的改革必将启动。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夏勇教授从诉讼证明和证据标准等证据法的角度上提出了限制死刑的路径。他认为，现行刑事诉讼法中规定的“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比较模糊，实践中难以操作，必须确立和严格执行“排除合理怀疑”的死刑定罪标准，才能有效限制死刑适用。

与会的一些学者还提出，我国刑法中应规定将普通刑事犯纳入赦免对象范围，并赋予被判处死刑者的赦免申请权，规定死刑赦免的条件。中国人民大学阴建峰博士认为，《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六条第四款规定：“任何被判处死刑的人应有权要求赦免或者减刑。对于一切判处死刑的案件均得给予大赦、特赦或者减刑。”这里蕴涵着国家具有对一切判处死刑的案件给予赦免或者减刑之义务，也是为防止死刑的滥用和错用而在死刑犯被执行死刑前所筑起的最后一道防线。

司法限制：减少死刑适用的有效路径

“徒法不足以自行”，法律的精神必须在司法实践中得到贯彻执行，才能体现法律的价值。从中国当前死刑适用的实际情况出发，限制死刑的路径有两条：一是立法路径，即通过刑事立法来限制、减少设置死刑之犯罪；二是司法路径，即在司法活动中严格适用死刑，将死刑实际适用的比率大幅度降下来，“可杀可不杀的，坚决不杀”。

与会的专家学者对于运用司法的路径中限制和减少死刑的适用，给予了高度关注。认为在司法中要实现限制和减少死刑的适用，首先有赖于司法者树立“慎用死刑”的观念，其次，司法者在对具体的案件中，必须对事实与证据严格把关，综合案件事实和被告人的人身危险性以及其他与案件相关能影响案件处理的客观事实，全面考虑。

来自司法实务界的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陈华杰认为，审判人员在审查和认定死刑案件应特别注意把握好如下几个方面：死刑案件的犯罪事实必须属于“罪行极其严重”；案件事实必须定型、同一；案件事实必须是经庭审认定的法律事实；案件事实要全面细致；案件事实要靠证据来证明；在证据存疑时要根据不同的情况确定不同的标准，如主要证据存疑时，应当作出无罪处理，如主要证据确凿，个别影响罪责承担的证据存疑，应当不择重而择轻判处，如主要证据可以认定，但离“铁证”、“铁案”的要求仍有差距，在量刑上应留有余地，不宜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等等；正确发挥审判委员会对案件事实的审核把关作用。

域外经验：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限制、废除死刑已成为当今世界潮流，1957年至2004年，废除死刑的国家从19个增加至85个，另外至少有39个国家已经有10年或更久的时间没有再执行过死刑。但是，各国基于不同的国情、政治经济状况和文化传统，限制和废除死刑之路也并不是一帆风顺，许多国家走过一个缓慢的历程，一些国家的经验可以为我们所借鉴。

来自英国牛冿大学的罗吉尔。胡德教授介绍了英国废除死刑的经验，英国从1861年起废除了除谋杀罪和针对国家的犯罪以外所有犯罪的死刑，但直到1998年才全面废除所有犯罪的死刑，经历了一个漫长的阶段。所有曾出席1949－1953年皇家委员会作证的法官都支持保留死刑，但现在任何一个高级法院的法官都不会持有此种观点，同时，再度引入死刑的提议在国会和新闻媒体支持者寥寥，过去频频从谋杀受害者家庭发出的重新适用死刑的呼吁也日渐稀落。胡德认为，在未废除死刑的国家，死刑仅可以适用于最严重的应受惩罚的杀人罪（谋杀罪），但是，对这类犯罪的死刑适用也不能成为保留死刑的正当理由。

适用标准范文篇5

实体限制：从严控制死刑适用的标准

联合国大会于1966年通过的《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六条第二款规定：“在未废除死刑的国家，判处死刑只能是作为对最严重的罪行的惩罚。”联合国经济与社会理事会于1984年公布的《关于保护死刑犯权利的保障措施》第一条规定：“在没有废除死刑的国家，只有最严重的罪行可判处死刑，应理解为死刑的范围只限于对蓄意而结果为害命或其他极端严重后果的罪行。”我国《刑法》第四十八条规定：“死刑只适用于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这些规定都是我们限制死刑的国际法和国内法的依据。因此，要减少和限制死刑的适用，必须根据有关国际公约和刑法的规定，从实体上研究从严控制死刑适用的标准。

首先，要正确理解“罪行极其严重”，其包含三层意思：一是犯罪性质特别严重；二是犯罪行为所造成的后果特别严重；三是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特别严重。因此，无论在立法上确定某一罪名是否应当设定死刑，还是在某一具体案件中是否应当适用死刑，都必须考虑到这些含义。其次，还必须从犯罪主体上严格限制死刑的适用。中国人民大学高铭暄教授建议，为了更进一步减少死刑的实际适用，立法上应考虑对下列二种人排除死刑的适用：一是七十周岁以上的老人，因为这一类人由于生理和心理因素的影响，其辨认和控制自己行为能力都有不同程度的下降，其对社会的危险性相对较小，对其适用死刑难以达到刑罚的目的；二是哺乳期的妇女，这是出于人道主义的要求，体现对婴儿和妇女的特殊保护。

国家法官学院张泗汉教授从扩大死缓的适用范围，提出了减少死刑适用的对策。他认为，立法上应明确用列举那些情形应当适用死缓的表述，改变现行死缓适用中“不是必须立即执行”的模糊规定；同时，还应当从犯罪种类和犯罪主体上扩大死缓的适用；对死缓犯执行死刑的条件也应当严格限制，将其改为“在死刑缓期执行期间，如果犯应当判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之故意犯罪，查证属实的，由最高人民法院核准，执行死刑。”

程序限制：改革复核制度与完善证据适用

减少和限制死刑的适用，还必须从程序上着手，其一是改革现行的死刑复核程序，1983和1997年最高法院两次将部份死刑的复核权下放到省一级法院，形成了现行的“二元制度复核体制”，这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法制的统一，极易造成死刑复核程序的虚置；其二是要完善有关死刑的证据制度，使得所有死刑案件都必须经过严格的诉讼证明过程，适用严格的证据标准。

中国人民大学赵秉志教授认为，在中国，死刑复核程序是坚持少杀，防止错杀，严格限制死刑的重要制度，体现了“慎用死刑”的基本理念。但是，现行死刑复核制度存在相当多的问题，使得这一制度具有的“慎用死刑”、限制死刑的功能大打折扣。因此，死刑复核制度改革的核心问题，就是改变现行死刑二元复核体制，由最高人民法院统一行使死刑复核权。3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向十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报告工作时表示，要“完善死刑复核程序”，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一程序的改革必将启动。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夏勇教授从诉讼证明和证据标准等证据法的角度上提出了限制死刑的路径。他认为，现行刑事诉讼法中规定的“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比较模糊，实践中难以操作，必须确立和严格执行“排除合理怀疑”的死刑定罪标准，才能有效限制死刑适用。

与会的一些学者还提出，我国刑法中应规定将普通刑事犯纳入赦免对象范围，并赋予被判处死刑者的赦免申请权，规定死刑赦免的条件。中国人民大学阴建峰博士认为，《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六条第四款规定：“任何被判处死刑的人应有权要求赦免或者减刑。对于一切判处死刑的案件均得给予大赦、特赦或者减刑。”这里蕴涵着国家具有对一切判处死刑的案件给予赦免或者减刑之义务，也是为防止死刑的滥用和错用而在死刑犯被执行死刑前所筑起的最后一道防线。

司法限制：减少死刑适用的有效路径

“徒法不足以自行”，法律的精神必须在司法实践中得到贯彻执行，才能体现法律的价值。从中国当前死刑适用的实际情况出发，限制死刑的路径有两条：一是立法路径，即通过刑事立法来限制、减少设置死刑之犯罪；二是司法路径，即在司法活动中严格适用死刑，将死刑实际适用的比率大幅度降下来，“可杀可不杀的，坚决不杀”。

与会的专家学者对于运用司法的路径中限制和减少死刑的适用，给予了高度关注。认为在司法中要实现限制和减少死刑的适用，首先有赖于司法者树立“慎用死刑”的观念，其次，司法者在对具体的案件中，必须对事实与证据严格把关，综合案件事实和被告人的人身危险性以及其他与案件相关能影响案件处理的客观事实，全面考虑。

来自司法实务界的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陈华杰认为，审判人员在审查和认定死刑案件应特别注意把握好如下几个方面：死刑案件的犯罪事实必须属于“罪行极其严重”；案件事实必须定型、同一；案件事实必须是经庭审认定的法律事实；案件事实要全面细致；案件事实要靠证据来证明；在证据存疑时要根据不同的情况确定不同的标准，如主要证据存疑时，应当作出无罪处理，如主要证据确凿，个别影响罪责承担的证据存疑，应当不择重而择轻判处，如主要证据可以认定，但离“铁证”、“铁案”的要求仍有差距，在量刑上应留有余地，不宜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等等；正确发挥审判委员会对案件事实的审核把关作用。

域外经验：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限制、废除死刑已成为当今世界潮流，1957年至2004年，废除死刑的国家从19个增加至85个，另外至少有39个国家已经有10年或更久的时间没有再执行过死刑。但是，各国基于不同的国情、政治经济状况和文化传统，限制和废除死刑之路也并不是一帆风顺，许多国家走过一个缓慢的历程，一些国家的经验可以为我们所借鉴。

来自英国牛冿大学的罗吉尔。胡德教授介绍了英国废除死刑的经验，英国从1861年起废除了除谋杀罪和针对国家的犯罪以外所有犯罪的死刑，但直到1998年才全面废除所有犯罪的死刑，经历了一个漫长的阶段。所有曾出席1949－1953年皇家委员会作证的法官都支持保留死刑，但现在任何一个高级法院的法官都不会持有此种观点，同时，再度引入死刑的提议在国会和新闻媒体支持者寥寥，过去频频从谋杀受害者家庭发出的重新适用死刑的呼吁也日渐稀落。胡德认为，在未废除死刑的国家，死刑仅可以适用于最严重的应受惩罚的杀人罪（谋杀罪），但是，对这类犯罪的死刑适用也不能成为保留死刑的正当理由。

适用标准范文篇6

关键词：行政听证适用范围确立标准完善

回顾行政听证制度在《行政处罚法》中第一次出现至今20年间，它以较强的生命力在不断发展壮大着。随着行政程序价值在依法行政过程的凸显，作为行政程序核心制度的行政听证仍将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这样的背景下回顾行政听证的适用在我国的发展历程，分析其不足，使其不断得到完善具有积极意义。

一、我国行政听证适用范围的现状

从理论上讲，听证可分为正式听证和非正式听证。我们关注较多的则是借鉴了司法程序的正式听证。行政听证的适用范围是指行政法上影响当事人哪些权利的行政行为必须经过听证。我国对行政听证的规定散见于相关法律法规，从中可以了解我国行政听证的现状。

(一)对行政听证适用范围的现行规定

1.行政听证在行政处罚领域中的适用。1996年审议通过的《行政处罚法》中确立了听证制度，并且是现代意义上的听证制度第一次在我国出现。该法明确规定，行政机关在作出责令停产停业、吊销许可证或执照、较大数额的罚款等行政处罚决定之前，应当告知当事人，当事人要求听证的，行政机关应当举行听证。听证程序在行政处罚中适用，促使行政案件公开、公正地处理，有利于保护相对人的合法权益。这在我国行政程序法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2.行政听证在政府定价中的适用。1998年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又使听证制度的适用从具体行政行为向抽象行政行为方面迈进了一步。价格法规定，制定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公共事业价格、公益性服务价格、自然垄断经营的商品价格等政府指导价、政府定价，应当建立听证会制度，由政府价格指导部门主持，征求消费者、经营者和有关方面的意见，论证其必要性、可行性。正式听证程序在价格法中的适用，改变了过去政府定价程序上的单向性，注意发挥经营者、消费者在政府价格行为中的积极性，将调查听取有关方面的意见作为政府定价中的重要程序，从而有效地保障了公民的合法权益。

3.行政听证在行政立法中的适用。2000年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中规定了行政立法听证，该法第五十八条规定“行政法规在起草过程应当广泛听取有关机关、组织和公民的意见，听取意见可以采取座谈会、论证会、听证会等多种形式”。国务院公布的《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亦明确规定行政法规审稿直接涉及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切身利益的，国务院法制机关可以举行听证会，听取有关机关、组织和公民的意见。事前的听证程序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抽象行政行为缺乏行政救济和司法救济的不足。

4.行政听证在行政许可领域中的适用。2004年实施的《行政许可法》顺应时代需要亦引入了听证制度。该法第四十六条规定“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实施行政许可应当听证的事项，或者行政机关认为需要听证的其他涉及公共利益的重大许可事项，行政机关应当向社会公告，并举行听证”。尽管之前理论界一直对行政许可是否适用听证存有争议，但随着社会经济和行政法治的发展，我国对行政许可听证给予了肯定，这可谓在行政法治化、民主化上又迈进了一步。

5．行政听证在其他领域的适用。除了以上主要领域适用行政听证程序外，一些部门规章还就行政复议过程中的听证程序作了规定，如海关行政复议听证程序，城市规划、城市房屋拆迁行政裁决中的听证程序，国土资源部的国土资源听证规定。此外，我国已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作为成员国，WTO协议要求我国在涉外行政管理领域注重程序公开、透明，行政听证制度也因此在相关领域得以适用。实践中行政听证适用范围的扩大，既是理论推演的结果，更是现实的迫切需要。

(二)现行规定中存在的问题

从行政听证的现行规定中不难发现其适用范围呈扩大趋势。但我国在行政听证的适用范围这方面确也有明显的不足之处。

1.行政听证在行政处罚领域中适用范围狭窄。行政处罚法仅规定“责令停产停业、吊销许可证和执照、较大数额的罚款等”这三类行政处罚适用听证程序，而把限制人身自由这一最严厉的行政处罚排除在听证范围之外。人身自由利益价值高于从事特许行业进行劳动的利益和财产利益，位阶更高的利益却得不到听证这一公正程序的保障，这显然既不合理也不公正。

2.行政听证在其他行政管理领域中的适用范围狭窄。在行政处罚法中确立听证制度后不久就有学者预测了行政听证适用范围的发展趋势：从现定的三种行政处罚种类向其他行政处罚种类拓宽；从行政处罚向其他具体行政行为拓宽；从具体行政行为向抽象行政行为拓宽。[1]而近年来我国行政领域内的立法也恰恰体现了这一趋势。在行政管理领域对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可能造成影响的不仅仅限于行政处罚，行政许可、行政指导、行政收费和行政强制措施等其他具体行政行为同样会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故从全面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出发，行政听证适用范围的扩大不仅是行政民主化的要求，也是符合世界潮流的。

3.行政听证程序适用范围没有明确统一的标准。我国对于行政听证的规定散见于相关法律法规中，比较零散，没有统一明确规定。这种状况影响了行政程序的权威性，而且不便于具体操作，可能使行政机关对行政听证的适用流于形式。随着实践发展的需要，更多的行政管理领域要求适用听证程序，但由于缺乏关于适用范围的明确统一的标准，有些行政行为是否该适用行政听证程序一时难以下结论。而且我国行政听证程序往往是在实践的迫切要求下才得以适用的，谈不上对其适用范围有科学合理的规定。

二、确立完善行政听证适用范围的标准

听证程序作为正当法律程序的核心，就其作用而言应适用于所有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但考虑到采用听证的成本消耗，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的平衡，行政过程中效率与公正的平衡，所有行政行为都适用听证程序是不现实的，所以要有科学的标准来界定行政听证的适用范围。借鉴国外相关经验，界定行政听证范围一般涉及两类标准，即行为标准，或者利益标准。(一)行为标准

所谓行为标准，就是指根据行政行为的性质和种类规定适用听证程序的范围。大陆法系国家大多在其制定的行政程序法中采用行为标准来规定听证范围。从行政行为的范围看，听证在美国、韩国、葡萄牙、澳门地区和台湾地区等既适用于具体行政行为也适用于抽象行政行为。以听证制度非常发达的美国为例，在美国法律上，听证包括在宪法的正当法律程序中。根据具体案件的性质，听证的形式可以从正式的听证到非正式的会谈，以及合于两者之间的各种形式。正当法律程序是一个灵活适用的程序，只要求某种形式的听证，不要求固定形式的听证。美国《联邦行政程序法》规定了行政机关制定行政法规的听证范围，适用正式听证程序的法规由法律明确规定，其他法规不适用正式听证程序而适用非正式听证程序。同时规定了行政机关裁决具体事项的听证范围。对哪些行政行为可以适用听证程序各国规定不一，从宏观上看，美国的听证适用范围最广，既适用于法规制定，又适用于具体案件的裁决。德国适用于行政行为，即相当于对具体案件进行裁决的行为。根据联邦德国行政程序法的规定，涉及当事人权利的行政行为公布前，应当给予当事人陈述影响裁决的重要事实的机会。因此，当事人原则上在一切具体行政案件中享有听证的权利，但该法也规定了例外情形。有些国家的法律规定听证程序限于对当事人不利的行政行为中，如日本《行政程序法》规定正式听证程序仅限于撤消许认可、直接剥夺相对人资格或地位、对董监事等做出解职这三种不利处分。

我国适用听证的事项，基本可以将其归为两大类：第一类，决定类：听证会的结果影响特定人的权利义务，包括行政处罚、行政许可、城市房屋拆迁许可等；第二类，决策类：听证会的结果影响不特定人的权利义务，包括行政立法、政府价格决策、城市规划等。两者的性质和对听证的需要是不一样的，适用的规则也应当有所不同。

决策类相当于抽象行政行为。抽象行政行为由其性质和特点决定了一旦其不公正合理，以后将产生普遍而长远的危害，即使将来能通过事后的法律程序得到救济也会造成一定的损失。因此，需要通过事前的听证程序来弥补这种不足。美国联邦行政程序法中对行政机关制定行政法规的听证范围作了规定，把抽象行政行为纳入了听证的范围，这一点值得借鉴。我国著名学者应松年教授介绍说，美国对抽象行政行为的听证有一定的标准要求：第一，抽象行政行为必须听证，如果涉及老百姓的利益，没有听证的抽象行政行为成为规范后，法院对这规范可以不采纳；第二，所征求的意见必须记录在案；第三，作出规范时，必须表明确实已考虑过这个意见。[2]

(二)利益标准

所谓利益标准，就是根据行政相对人在行政程序中的不同利益确定听证程序的适用范围。从世界范围来看，适用听证程序保护的权利范围也在扩大。以美国为例，根据正当法律程序的要求剥夺公民自由、财产权必须举行听证，法院后来又通过判例将正式听证的适用范围扩大到所谓的特权领域。并且“合法期待”也适用听证程序，合法期待即可期待的利益，包括已经拥有并希望继续拥有某种合法权利，及行政机关承诺或延续给予某种利益。基于合法期待，如果某人已经拥有某项许可证，当他申请更换许可证时就享有继续拥有该许可证的合理期待，如果行政机关拒绝其更换申请，就应该履行听证的义务。或许是基于这样的理论或是行政管理领域的迫切需求或两者兼有之，我国2004年实施的《行政许可法》就规定了听证程序。

在我国，公民的基本权利由宪法规定并由其它法律予以具体化而受保护，公民直接受到行政权影响的权利主要有：(1)人身自由权，行政处罚法中的行政拘留就是对公民该权利的限制。(2)财产权，公民的财产是公民生存的物质基础，而在行政管理领域公民、组织的财产权受行政权的影响最大且范围最广。财产权包括通常意义上的财产所有权，还包括国有企业的经营自主权、企业经营执照的申请权、特种行业的经营许可权、知识产权等(3)社会经济权利，这些权利包括就业权、劳动权、休息权、获得社会救济社会保障、社会补助的权利。(4)社会文化权利，包括受教育权、升学权、从事科学文化艺术创作及其它文化活动的权利，这些权利都是人类文明发展所必不可少的。有权利必有救济，故对行政行为可能侵犯的权利有必要进行事前的听证，以保护相对人的合法权益。

此外，确立行政听证适用范围时也应遵循个人利益和公共利益均衡原则和成本不大于收益原则。任何制度程序的设置都要尽可能作周全的考虑，在确立行政听证适用范围的标准时，也该对听证的免除事项作规定。我国在规定行政听证免除事项时，应考虑以下因素：第一，决定对个人利益的影响程度；第二，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平衡；第三，公正与效率的协调以及给财政和行政带来的负担。同时借鉴各国的规定，免除听证的事项应包括：(1)对当事人有利的决定以及对当事人权利影响轻微，无听证的必要；(2)涉及国家安全的决定；(3)紧急情况；(4)可以通过计算、实验等方式解决事实争议的；(5)根据行政决定依法作出的行政执行行为；(6)涉及人数众多或作出大量相同种类行政行为的。对行政听证适用范围的标准作出界定并对排除事项作出规定是我国今后立法过程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环节。

参考文献：

适用标准范文篇7

一、明确指导思想、总体要求和基本原则

（一）指导思想。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按照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要求，把解决城市（包括县城，下同）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作为维护群众利益的重要工作和住房制度改革的重要内容，作为政府公共服务的一项重要职责，加快建立健全以廉租住房制度为重点、多渠道解决城市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的政策体系。

（二）总体要求。以城市低收入家庭为对象，进一步建立健全城市廉租住房制度，改进和规范经济适用住房制度，加大棚户区、旧住宅区改造力度，力争到“*”期末，使低收入家庭住房条件得到明显改善，农民工等其他城市住房困难群体的居住条件得到逐步改善。

（三）基本原则。解决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要坚持立足国情，满足基本住房需要；统筹规划，分步解决；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统一政策，因地制宜；省级负总责，市县抓落实。

二、进一步建立健全城市廉租住房制度

（四）逐步扩大廉租住房制度的保障范围。城市廉租住房制度是解决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的主要途径。20*年底前，所有设区的城市要对符合规定住房困难条件、申请廉租住房租赁补贴的城市低保家庭基本做到应保尽保；20*年底前，所有县城要基本做到应保尽保。“*”期末，全国廉租住房制度保障范围要由城市最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扩大到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20*年底前，东部地区和其他有条件的地区要将保障范围扩大到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

（五）合理确定廉租住房保障对象和保障标准。廉租住房保障对象的家庭收入标准和住房困难标准，由城市人民政府按照当地统计部门公布的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和人均住房水平的一定比例，结合城市经济发展水平和住房价格水平确定。廉租住房保障面积标准，由城市人民政府根据当地家庭平均住房水平及财政承受能力等因素统筹研究确定。廉租住房保障对象的家庭收入标准、住房困难标准和保障面积标准实行动态管理，由城市人民政府每年向社会公布一次。

（六）健全廉租住房保障方式。城市廉租住房保障实行货币补贴和实物配租等方式相结合，主要通过发放租赁补贴，增强低收入家庭在市场上承租住房的能力。每平方米租赁补贴标准由城市人民政府根据当地经济发展水平、市场平均租金、保障对象的经济承受能力等因素确定。其中，对符合条件的城市低保家庭，可按当地的廉租住房保障面积标准和市场平均租金给予补贴。

（七）多渠道增加廉租住房房源。要采取政府新建、收购、改建以及鼓励社会捐赠等方式增加廉租住房供应。小户型租赁住房短缺和住房租金较高的地方，城市人民政府要加大廉租住房建设力度。新建廉租住房套型建筑面积控制在50平方米以内，主要在经济适用住房以及普通商品住房小区中配建，并在用地规划和土地出让条件中明确规定建成后由政府收回或回购；也可以考虑相对集中建设。积极发展住房租赁市场，鼓励房地产开发企业开发建设中小户型住房面向社会出租。

（八）确保廉租住房保障资金来源。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要根据廉租住房工作的年度计划，切实落实廉租住房保障资金：一是地方财政要将廉租住房保障资金纳入年度预算安排。二是住房公积金增值收益在提取贷款风险准备金和管理费用之后全部用于廉租住房建设。三是土地出让净收益用于廉租住房保障资金的比例不得低于10%，各地还可根据实际情况进一步适当提高比例。四是廉租住房租金收入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专项用于廉租住房的维护和管理。对中西部财政困难地区，通过中央预算内投资补助和中央财政廉租住房保障专项补助资金等方式给予支持。

三、改进和规范经济适用住房制度

（九）规范经济适用住房供应对象。经济适用住房供应对象为城市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并与廉租住房保障对象衔接。经济适用住房供应对象的家庭收入标准和住房困难标准，由城市人民政府确定，实行动态管理，每年向社会公布一次。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要求购买经济适用住房的，由该家庭提出申请，有关单位按规定的程序进行审查，对符合标准的，纳入经济适用住房供应对象范围。过去享受过福利分房或购买过经济适用住房的家庭不得再购买经济适用住房。已经购买了经济适用住房的家庭又购买其他住房的，原经济适用住房由政府按规定回购。

（十）合理确定经济适用住房标准。经济适用住房套型标准根据经济发展水平和群众生活水平，建筑面积控制在60平方米左右。各地要根据实际情况，每年安排建设一定规模的经济适用住房。房价较高、住房结构性矛盾突出的城市，要增加经济适用住房供应。

适用标准范文篇8

实体限制：从严控制死刑适用的标准

联合国大会于1966年通过的《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六条第二款规定：“在未废除死刑的国家，判处死刑只能是作为对最严重的罪行的惩罚。”联合国经济与社会理事会于1984年公布的《关于保护死刑犯权利的保障措施》第一条规定：“在没有废除死刑的国家，只有最严重的罪行可判处死刑，应理解为死刑的范围只限于对蓄意而结果为害命或其他极端严重后果的罪行。”我国《刑法》第四十八条规定：“死刑只适用于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这些规定都是我们限制死刑的国际法和国内法的依据。因此，要减少和限制死刑的适用，必须根据有关国际公约和刑法的规定，从实体上研究从严控制死刑适用的标准。

首先，要正确理解“罪行极其严重”，其包含三层意思：一是犯罪性质特别严重；二是犯罪行为所造成的后果特别严重；三是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特别严重。因此，无论在立法上确定某一罪名是否应当设定死刑，还是在某一具体案件中是否应当适用死刑，都必须考虑到这些含义。其次，还必须从犯罪主体上严格限制死刑的适用。中国人民大学高铭暄教授建议，为了更进一步减少死刑的实际适用，立法上应考虑对下列二种人排除死刑的适用：一是七十周岁以上的老人，因为这一类人由于生理和心理因素的影响，其辨认和控制自己行为能力都有不同程度的下降，其对社会的危险性相对较小，对其适用死刑难以达到刑罚的目的；二是哺乳期的妇女，这是出于人道主义的要求，体现对婴儿和妇女的特殊保护。

国家法官学院张泗汉教授从扩大死缓的适用范围，提出了减少死刑适用的对策。他认为，立法上应明确用列举那些情形应当适用死缓的表述，改变现行死缓适用中“不是必须立即执行”的模糊规定；同时，还应当从犯罪种类和犯罪主体上扩大死缓的适用；对死缓犯执行死刑的条件也应当严格限制，将其改为“在死刑缓期执行期间，如果犯应当判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之故意犯罪，查证属实的，由最高人民法院核准，执行死刑。”

程序限制：改革复核制度与完善证据适用

减少和限制死刑的适用，还必须从程序上着手，其一是改革现行的死刑复核程序，1983和1997年最高法院两次将部份死刑的复核权下放到省一级法院，形成了现行的“二元制度复核体制”，这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法制的统一，极易造成死刑复核程序的虚置；其二是要完善有关死刑的证据制度，使得所有死刑案件都必须经过严格的诉讼证明过程，适用严格的证据标准。

中国人民大学赵秉志教授认为，在中国，死刑复核程序是坚持少杀，防止错杀，严格限制死刑的重要制度，体现了“慎用死刑”的基本理念。但是，现行死刑复核制度存在相当多的问题，使得这一制度具有的“慎用死刑”、限制死刑的功能大打折扣。因此，死刑复核制度改革的核心问题，就是改变现行死刑二元复核体制，由最高人民法院统一行使死刑复核权。3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向十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报告工作时表示，要“完善死刑复核程序”，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一程序的改革必将启动。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夏勇教授从诉讼证明和证据标准等证据法的角度上提出了限制死刑的路径。他认为，现行刑事诉讼法中规定的“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比较模糊，实践中难以操作，必须确立和严格执行“排除合理怀疑”的死刑定罪标准，才能有效限制死刑适用。

与会的一些学者还提出，我国刑法中应规定将普通刑事犯纳入赦免对象范围，并赋予被判处死刑者的赦免申请权，规定死刑赦免的条件。中国人民大学阴建峰博士认为，《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六条第四款规定：“任何被判处死刑的人应有权要求赦免或者减刑。对于一切判处死刑的案件均得给予大赦、特赦或者减刑。”这里蕴涵着国家具有对一切判处死刑的案件给予赦免或者减刑之义务，也是为防止死刑的滥用和错用而在死刑犯被执行死刑前所筑起的最后一道防线。

司法限制：减少死刑适用的有效路径

“徒法不足以自行”，法律的精神必须在司法实践中得到贯彻执行，才能体现法律的价值。从中国当前死刑适用的实际情况出发，限制死刑的路径有两条：一是立法路径，即通过刑事立法来限制、减少设置死刑之犯罪；二是司法路径，即在司法活动中严格适用死刑，将死刑实际适用的比率大幅度降下来，“可杀可不杀的，坚决不杀”。

与会的专家学者对于运用司法的路径中限制和减少死刑的适用，给予了高度关注。认为在司法中要实现限制和减少死刑的适用，首先有赖于司法者树立“慎用死刑”的观念，其次，司法者在对具体的案件中，必须对事实与证据严格把关，综合案件事实和被告人的人身危险性以及其他与案件相关能影响案件处理的客观事实，全面考虑。

来自司法实务界的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陈华杰认为，审判人员在审查和认定死刑案件应特别注意把握好如下几个方面：死刑案件的犯罪事实必须属于“罪行极其严重”；案件事实必须定型、同一；案件事实必须是经庭审认定的法律事实；案件事实要全面细致；案件事实要靠证据来证明；在证据存疑时要根据不同的情况确定不同的标准，如主要证据存疑时，应当作出无罪处理，如主要证据确凿，个别影响罪责承担的证据存疑，应当不择重而择轻判处，如主要证据可以认定，但离“铁证”、“铁案”的要求仍有差距，在量刑上应留有余地，不宜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等等；正确发挥审判委员会对案件事实的审核把关作用。

域外经验：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限制、废除死刑已成为当今世界潮流，1957年至2004年，废除死刑的国家从19个增加至85个，另外至少有39个国家已经有10年或更久的时间没有再执行过死刑。但是，各国基于不同的国情、政治经济状况和文化传统，限制和废除死刑之路也并不是一帆风顺，许多国家走过一个缓慢的历程，一些国家的经验可以为我们所借鉴。

来自英国牛冿大学的罗吉尔。胡德教授介绍了英国废除死刑的经验，英国从1861年起废除了除谋杀罪和针对国家的犯罪以外所有犯罪的死刑，但直到1998年才全面废除所有犯罪的死刑，经历了一个漫长的阶段。所有曾出席1949－1953年皇家委员会作证的法官都支持保留死刑，但现在任何一个高级法院的法官都不会持有此种观点，同时，再度引入死刑的提议在国会和新闻媒体支持者寥寥，过去频频从谋杀受害者家庭发出的重新适用死刑的呼吁也日渐稀落。胡德认为，在未废除死刑的国家，死刑仅可以适用于最严重的应受惩罚的杀人罪（谋杀罪），但是，对这类犯罪的死刑适用也不能成为保留死刑的正当理由。

适用标准范文篇9

本方案适用于县城市规划区域。乡村生活区域可参加本规定相应类别标准执行。

二、引用标准

《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

三、各类标准的适用区域

按区域的使用功能特点和环境质量要求，城市区域声环境功能区分为以下五种类型：

0类声环境功能区：疗养区、高级宾馆区和别墅区等特别需要安静的区域。适用区域范围:无。

1类声环境功能区：居民住宅、医疗卫生、文化教育、科研设计、行政办公等需要保持安静的区域。适用区域范围:新一中、二中、五虎山、钟秀山、玛瑙山、北湖公园、县人民医院。

2类声环境功能区：商业金融、集市贸易及居住、商业、工业混杂等需要维护住宅安静的区域。适用区域范围:城区除1类、3类外其它未划定区域为2类。

3类声环境功能区：以工业生产、仓储物流为主需要防止工业噪声对周围环境产生严重影响的区域。适用区域范围:晨光科技园区（釜江大道以南、二环路以西、邓隆路以北、釜溪河以东区域）。

4类声环境功能区：指交通干线两侧一定距离之内，需要防止交通噪声对周围环境产生严重影响的区域，适用区域范围:富州大道、釜江大道、宋渡路、二环路、银杏路、一环路、一环西路、北湖路、富达路、丁海路、晨光路。

四、标准值及监测方法

本方案以《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规定为标准值，其监测方法依据附录B《声环境功能区监测方法》及附录C《噪声敏感建筑物监测方法》执行。

五、交通干线两侧区域的划分

（一）交通干线临街建筑以高于3层楼房以上（含三层）建筑为主的，将第一排建筑物面向道路一侧的区域划为4a类标准使用区域。

（二）交通干线建筑以低于三层建筑为主的，将交通干线红线外一定距离的区域划为4a类标准适用区域。距离确定方法如下：

相邻区域为1类标准适用区域，距离为45米±5米；

相邻区域为2类标准适用区域，距离为30米±5米

相邻区域为3类标准适用区域，距离为20米±5米

（三）铁路干线两侧区域划分

城市规划确定的铁路用地范围外一定距离以内的区域划为4b类标准适用区域。距离的确定不计相临建筑物的高度，其原则和方法同本条第（二）款。

（四）内河航道两侧区域的划分

根据河道两侧建筑物形式和相邻区域的噪声区划类型，将河堤护栏或堤外坡角外一定距离以内的区域划分为4类标准适用区域，其原则和方法同本条第（二）款。

六、时间界限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昼间”是指6:00至22:00之间的时段；“夜间”是指22:00至次日6:00之间的时段。

七、特别规定

方案中乡村和未划定区域为2类声环境功能区;南环路食品加工区、平澜村化工新材料区为3类声环境功能区；交通干线边界外一定距离内的区域划分为4类声环境功能区。

八、附加说明

适用标准范文篇10

关键词：行政听证适用范围确立标准完善

回顾行政听证制度在《行政处罚法》中第一次出现至今20年间，它以较强的生命力在不断发展壮大着。随着行政程序价值在依法行政过程的凸显，作为行政程序核心制度的行政听证仍将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这样的背景下回顾行政听证的适用在我国的发展历程，分析其不足，使其不断得到完善具有积极意义。

一、我国行政听证适用范围的现状

从理论上讲，听证可分为正式听证和非正式听证。我们关注较多的则是借鉴了司法程序的正式听证。行政听证的适用范围是指行政法上影响当事人哪些权利的行政行为必须经过听证。我国对行政听证的规定散见于相关法律法规，从中可以了解我国行政听证的现状。

(一)对行政听证适用范围的现行规定

1.行政听证在行政处罚领域中的适用。1996年审议通过的《行政处罚法》中确立了听证制度，并且是现代意义上的听证制度第一次在我国出现。该法明确规定，行政机关在作出责令停产停业、吊销许可证或执照、较大数额的罚款等行政处罚决定之前，应当告知当事人，当事人要求听证的，行政机关应当举行听证。听证程序在行政处罚中适用，促使行政案件公开、公正地处理，有利于保护相对人的合法权益。这在我国行政程序法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2.行政听证在政府定价中的适用。1998年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又使听证制度的适用从具体行政行为向抽象行政行为方面迈进了一步。价格法规定，制定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公共事业价格、公益性服务价格、自然垄断经营的商品价格等政府指导价、政府定价，应当建立听证会制度，由政府价格指导部门主持，征求消费者、经营者和有关方面的意见，论证其必要性、可行性。正式听证程序在价格法中的适用，改变了过去政府定价程序上的单向性，注意发挥经营者、消费者在政府价格行为中的积极性，将调查听取有关方面的意见作为政府定价中的重要程序，从而有效地保障了公民的合法权益。

3.行政听证在行政立法中的适用。2000年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中规定了行政立法听证，该法第五十八条规定“行政法规在起草过程应当广泛听取有关机关、组织和公民的意见，听取意见可以采取座谈会、论证会、听证会等多种形式”。国务院公布的《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亦明确规定行政法规审稿直接涉及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切身利益的，国务院法制机关可以举行听证会，听取有关机关、组织和公民的意见。事前的听证程序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抽象行政行为缺乏行政救济和司法救济的不足。

4.行政听证在行政许可领域中的适用。2004年实施的《行政许可法》顺应时代需要亦引入了听证制度。该法第四十六条规定“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实施行政许可应当听证的事项，或者行政机关认为需要听证的其他涉及公共利益的重大许可事项，行政机关应当向社会公告，并举行听证”。尽管之前理论界一直对行政许可是否适用听证存有争议，但随着社会经济和行政法治的发展，我国对行政许可听证给予了肯定，这可谓在行政法治化、民主化上又迈进了一步。

5．行政听证在其他领域的适用。除了以上主要领域适用行政听证程序外，一些部门规章还就行政复议过程中的听证程序作了规定，如海关行政复议听证程序，城市规划、城市房屋拆迁行政裁决中的听证程序，国土资源部的国土资源听证规定。此外，我国已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作为成员国，WTO协议要求我国在涉外行政管理领域注重程序公开、透明，行政听证制度也因此在相关领域得以适用。实践中行政听证适用范围的扩大，既是理论推演的结果，更是现实的迫切需要。

(二)现行规定中存在的问题

从行政听证的现行规定中不难发现其适用范围呈扩大趋势。但我国在行政听证的适用范围这方面确也有明显的不足之处。

1.行政听证在行政处罚领域中适用范围狭窄。行政处罚法仅规定“责令停产停业、吊销许可证和执照、较大数额的罚款等”这三类行政处罚适用听证程序，而把限制人身自由这一最严厉的行政处罚排除在听证范围之外。人身自由利益价值高于从事特许行业进行劳动的利益和财产利益，位阶更高的利益却得不到听证这一公正程序的保障，这显然既不合理也不公正。

2.行政听证在其他行政管理领域中的适用范围狭窄。在行政处罚法中确立听证制度后不久就有学者预测了行政听证适用范围的发展趋势：从现定的三种行政处罚种类向其他行政处罚种类拓宽；从行政处罚向其他具体行政行为拓宽；从具体行政行为向抽象行政行为拓宽。[1]而近年来我国行政领域内的立法也恰恰体现了这一趋势。在行政管理领域对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可能造成影响的不仅仅限于行政处罚，行政许可、行政指导、行政收费和行政强制措施等其他具体行政行为同样会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故从全面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出发，行政听证适用范围的扩大不仅是行政民主化的要求，也是符合世界潮流的。

3.行政听证程序适用范围没有明确统一的标准。我国对于行政听证的规定散见于相关法律法规中，比较零散，没有统一明确规定。这种状况影响了行政程序的权威性，而且不便于具体操作，可能使行政机关对行政听证的适用流于形式。随着实践发展的需要，更多的行政管理领域要求适用听证程序，但由于缺乏关于适用范围的明确统一的标准，有些行政行为是否该适用行政听证程序一时难以下结论。而且我国行政听证程序往往是在实践的迫切要求下才得以适用的，谈不上对其适用范围有科学合理的规定。

二、确立完善行政听证适用范围的标准

听证程序作为正当法律程序的核心，就其作用而言应适用于所有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但考虑到采用听证的成本消耗，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的平衡，行政过程中效率与公正的平衡，所有行政行为都适用听证程序是不现实的，所以要有科学的标准来界定行政听证的适用范围。借鉴国外相关经验，界定行政听证范围一般涉及两类标准，即行为标准，或者利益标准。(一)行为标准

所谓行为标准，就是指根据行政行为的性质和种类规定适用听证程序的范围。大陆法系国家大多在其制定的行政程序法中采用行为标准来规定听证范围。从行政行为的范围看，听证在美国、韩国、葡萄牙、澳门地区和台湾地区等既适用于具体行政行为也适用于抽象行政行为。以听证制度非常发达的美国为例，在美国法律上，听证包括在宪法的正当法律程序中。根据具体案件的性质，听证的形式可以从正式的听证到非正式的会谈，以及合于两者之间的各种形式。正当法律程序是一个灵活适用的程序，只要求某种形式的听证，不要求固定形式的听证。美国《联邦行政程序法》规定了行政机关制定行政法规的听证范围，适用正式听证程序的法规由法律明确规定，其他法规不适用正式听证程序而适用非正式听证程序。同时规定了行政机关裁决具体事项的听证范围。对哪些行政行为可以适用听证程序各国规定不一，从宏观上看，美国的听证适用范围最广，既适用于法规制定，又适用于具体案件的裁决。德国适用于行政行为，即相当于对具体案件进行裁决的行为。根据联邦德国行政程序法的规定，涉及当事人权利的行政行为公布前，应当给予当事人陈述影响裁决的重要事实的机会。因此，当事人原则上在一切具体行政案件中享有听证的权利，但该法也规定了例外情形。有些国家的法律规定听证程序限于对当事人不利的行政行为中，如日本《行政程序法》规定正式听证程序仅限于撤消许认可、直接剥夺相对人资格或地位、对董监事等做出解职这三种不利处分。

我国适用听证的事项，基本可以将其归为两大类：第一类，决定类：听证会的结果影响特定人的权利义务，包括行政处罚、行政许可、城市房屋拆迁许可等；第二类，决策类：听证会的结果影响不特定人的权利义务，包括行政立法、政府价格决策、城市规划等。两者的性质和对听证的需要是不一样的，适用的规则也应当有所不同。

决策类相当于抽象行政行为。抽象行政行为由其性质和特点决定了一旦其不公正合理，以后将产生普遍而长远的危害，即使将来能通过事后的法律程序得到救济也会造成一定的损失。因此，需要通过事前的听证程序来弥补这种不足。美国联邦行政程序法中对行政机关制定行政法规的听证范围作了规定，把抽象行政行为纳入了听证的范围，这一点值得借鉴。我国著名学者应松年教授介绍说，美国对抽象行政行为的听证有一定的标准要求：第一，抽象行政行为必须听证，如果涉及老百姓的利益，没有听证的抽象行政行为成为规范后，法院对这规范可以不采纳；第二，所征求的意见必须记录在案；第三，作出规范时，必须表明确实已考虑过这个意见。[2]

(二)利益标准

所谓利益标准，就是根据行政相对人在行政程序中的不同利益确定听证程序的适用范围。从世界范围来看，适用听证程序保护的权利范围也在扩大。以美国为例，根据正当法律程序的要求剥夺公民自由、财产权必须举行听证，法院后来又通过判例将正式听证的适用范围扩大到所谓的特权领域。并且“合法期待”也适用听证程序，合法期待即可期待的利益，包括已经拥有并希望继续拥有某种合法权利，及行政机关承诺或延续给予某种利益。基于合法期待，如果某人已经拥有某项许可证，当他申请更换许可证时就享有继续拥有该许可证的合理期待，如果行政机关拒绝其更换申请，就应该履行听证的义务。或许是基于这样的理论或是行政管理领域的迫切需求或两者兼有之，我国2004年实施的《行政许可法》就规定了听证程序。

在我国，公民的基本权利由宪法规定并由其它法律予以具体化而受保护，公民直接受到行政权影响的权利主要有：(1)人身自由权，行政处罚法中的行政拘留就是对公民该权利的限制。(2)财产权，公民的财产是公民生存的物质基础，而在行政管理领域公民、组织的财产权受行政权的影响最大且范围最广。财产权包括通常意义上的财产所有权，还包括国有企业的经营自主权、企业经营执照的申请权、特种行业的经营许可权、知识产权等(3)社会经济权利，这些权利包括就业权、劳动权、休息权、获得社会救济社会保障、社会补助的权利。(4)社会文化权利，包括受教育权、升学权、从事科学文化艺术创作及其它文化活动的权利，这些权利都是人类文明发展所必不可少的。有权利必有救济，故对行政行为可能侵犯的权利有必要进行事前的听证，以保护相对人的合法权益。

此外，确立行政听证适用范围时也应遵循个人利益和公共利益均衡原则和成本不大于收益原则。任何制度程序的设置都要尽可能作周全的考虑，在确立行政听证适用范围的标准时，也该对听证的免除事项作规定。我国在规定行政听证免除事项时，应考虑以下因素：第一，决定对个人利益的影响程度；第二，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平衡；第三，公正与效率的协调以及给财政和行政带来的负担。同时借鉴各国的规定，免除听证的事项应包括：(1)对当事人有利的决定以及对当事人权利影响轻微，无听证的必要；(2)涉及国家安全的决定；(3)紧急情况；(4)可以通过计算、实验等方式解决事实争议的；(5)根据行政决定依法作出的行政执行行为；(6)涉及人数众多或作出大量相同种类行政行为的。对行政听证适用范围的标准作出界定并对排除事项作出规定是我国今后立法过程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环节。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