适用范围范文10篇

适用范围范文篇1

关键词：公示催告适用范围票据法

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和其他有关法律的规定，公示催告程序的适用范围包括两个方面：

一、依照规定可以背书转让的票据

所谓票据，是指发票人（出票人）依票据法签发的，约定由本人或委托他人在见票时或者在票载日期向收款人或持票人无条件支付一定金额的一种有价证券。依照规定可以背书转让的票据在被盗、遗失或灭失时，权利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公示催告。

根据我国票据法的规定，票据包括汇票、本票和支票三种。汇票是出票人签发的，委托付款人在见标间地或者在指定日期无条件支付确定的金额给收款人或者持票人的票据。汇票又分为银行汇票和商业汇票两种。根据1997年9月19日中国人民银行颁布的《支付结算办法》的规定，银行汇票是出票银行签发的，由其在见票时按照实际结算金额无条件支付给收款人或者持票人的票据。在银行汇票中，出票人与付款人都签发该汇票的银行，出票银行一般委托“付款人”向收款人或持票人支付票面金额。商业汇票则是出票人签发的，委托付款人在指定日期无条件支付确定的金额给收款人或者持票人的票据。商业汇票根据承兑人的不同，又分为银行承兑汇票和商业承兑汇票。银行承兑汇票由银行承兑，商业承兑汇票由银行以外的付款人承兑。与银行汇票不同，商业汇票必须承兑，商业汇票的付款人即为承兑人。商业汇票的使用主体也有限制，即只有在银行开立存款帐户的潜以及其他组织之间，才能使用商业汇票。

本票是出票人签发的，承诺自己在见时无条件支付确定的金额给收款人或者持票人的票据。本票的一个主要特点是，出票人也是付款人，这是本票与汇票、支票的重要不同之处。根据出票人的身份不同，本票可分为银行本票和商业本票。银行本票是指银行签发的本票，商业本票是指银行以外的其他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团体签发的本票。我票据法所规定的本票，仅指银行本票，而不承认商业本票。

支票是由出票人签发的，微波办理支票存款业务的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在见票时无条件支付确定的给收款人或持票人的票据。支票的付款人是特定的，即仅限于银行等法定金融机构。按照支付方式的不同，可将支票分为现金支票、转帐支票和普通支票。根据《支付结算办法》第115条的规定，支票上印有“现金”字样的支票为现金支票，转帐支票只能用于转帐，不得支取现金；支票上未印有“现金”或“转帐”字样的支票为普通支票，普通支票既可以用于支取现金，也可以用于转帐，但在普通支票左上角划两条平行线的，由为划线支票，划线支票只能用于转帐，不得支取现金。

汇票、本票和支票三者之间的主要区别在于，汇票和支票是委托式的票据，其基本当事人包括三方，即出票人、付款人和收款人，而本票是允诺式的票据，其当事人只有两方，即出票人和收款人，出票人和付款人是同一的。就汇票和支票二者的区别来说，支票的付款人仅限于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而汇票的付款人则不以此为限；支票都是即期的，即都是见票即付的票据，而汇票则有限期和远期之分。

票据在发生被盗、遗失和灭失时，并不是在所有情况下都可以向法院申请公示催告。依据《民事诉讼法》第193条的规定，其范围仅限于“按照规定可以背书转让的票据”。所谓背书，是指在票据的背面或其粘单上记载有关事项并签章的票据行为。票据的背书转让，则是指持票人以背书方式将票据权利转让给他人的票据行为。那么，哪些票据可以背书转让呢？对此问题，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界定：

1、从理论上讲，无记名票据无须背书，仅以直接交付即发生转让票据的效果，记名票据和指示票据则应当以背书方式转让。因此，无记名票据丧失，不可以申请公示催告。

2、根据我国《票据法》第22条、第24条、第76条的规定，在我国，仅承认记名汇票和记名本票，而不承认无记名式和指示式的汇票和本票。因此在一般情况下，除非有例外规定，汇票和本票是可以背书转让的。对于支票，根据《票据法》第85条、第87条的规定，则包括记名支票和无记名支票。记名支票在没有例外规定的条件下可以背书转让；而对于无记名支票，在没有依法补记收款人名称之前，不得背书转让。

3、《票据法》和中国人民银行的《支付结算办法》对票据的背书转让问题作出了某些限制。包括：（1）根据《票据法》第27条，出票人在票据上记载“不得转让”字样的，票据不得转让。（2）根据《票据法》第36条和第81条、第94条的规定，票据被拒绝承兑、被拒绝付款或者超过付款提示期限的，不得背书转让；（3）根据《支付结算办法》第27条的规定，填明“现金”字样的银行汇票、银行本票和用于支取现金的支票不得背书转让。不过，这一规定并非适当，因为它与《票据法》的相关规定不符，后者并没有作出这种强制性的限制；而且，该条款所作的限制大大干预了市场经济中当事人的自由意志，与票据法的一般原理相违背。

二、依照法律规定可以申请公示催告的其他事项

从国外情况看，可以公示催告的事项，除了票据外，还包括其他有价证券，如指示证券、抵押证券、提单、仓单、股票、载货证券、保险单等。这些证券目前在国内大多数是禁止公示催告的。但1991年的《民事诉讼法》针对我国的实体法制度不健全、不发达的现状而特意设置了一项弹性规定，指出对于其他事项，如有关法律规定可以申请公示催告的，也可以依照民事诉讼法的规定申请公示催告。这一规定具有非常重要的立法技术意义，即它可以适应以后经济发展的需要，允许其他法律在必要时可以增加使用公示催告程序的事项，从而为扩大公示催告程序的适用范围、增强公示催告程序的功能留有余地。因此，其他事项是否可以依公示催告程序申请公示催告，取决于有关法律是否有明确规定。公务员之家:

目前，根据有关法律的规定，可以申请公示催告的其他事项包括下述两类：

1、记名股票丧失时的公示催告

1993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150条第1款规定：“记名股票，股东可以依照民事诉讼法规定的公示催告程序，请求人民法院宣告该股票失效。”依据这一条款的规定，只有丧失记名股票时，才可以申请公示催告，而对于无记名股票，即使发生被盗、遗失或者灭失情况时，也不能依公示催告程序申请公示催告。

适用范围范文篇2

[摘要]原则上，所有的行政行为作出之前均需要举行听证，但这样必然造成人力、财力的浪费，从而影响行政效率。从各国行政程序立法与实践经验看，听证程序的适用范围是十分有限的。本文主要探讨确定行政听证适用范围的原则和标准。

一、听证的涵义

听证，顾名思义，即为听取他人的意见。听证最早源于英国普通法中古老的司法原则“自然公正原则”(naturaljustice)。后来，这一古老的法则被美国宪法修正案所采纳，形成了著名的“正当法律程序”(dueprocessoflaw)。听证制度最初只适用于司法领域，是司法审判活动的一项必经程序，谓之“司法听证”。随着司法听证的广泛应用和不断发展，听证逐步被应用到立法领域，形成了“立法听证”制度。20世纪后，为防止日益膨胀的行政权对公众权利的不法侵害，英美等西方国家通过借鉴司法权的运作模式，将听证制度引入了行政领域，从而确立了“行政听证”制度。作为各国行政程序法的一项共同制度，听证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具有不同的含义。在美国，听证是指听取利害关系人意见的法律程序。①在日本，听证则指行政机关作出影响相对人权益的行政决定时，就与该行政决定有关的事实及基于此的法律适用问题，提出申述意见，提出证据的机会的程序。②

受国外影响，我国学术界对听证的含义界定不一。有学者认为，听证是行政机关在作出影响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的决定之前，由行政机关告知决定理由和听证权利，行政相对人陈述意见，提供证据以及行政机关听取意见、接纳意见并作出相应程序所构成的法律制度。还有学者认为，在最广泛的意义上，听证包括司法听证、立法听证和行政听证，即指有关国家机关在作出决定之前，为使决定公正、合理而广泛听取利害关系人意见的程序。

二、确定听证程序适用范围的方式与原则

（一）确定听证适用范围的主要方式

国外确定行政听证程序的适用范围一般采用两种途径。一种是立法方式，许多大陆法国家通过制定行政程序法来确定听证的适用范围，如德国、奥地利。通过立法确定行政听证程序的适用范围，其方式不外乎概括与排除两种。这种方式的优点在于明确、统一，具有原则性，便于行政机关掌握，其缺点在于行政行为纷繁复杂，不易概括，即使作出统一规定，仍不免有所遗漏。其二为判例方式。一些普通法国家通过判例确定听证的适用范围，如英国、澳大利亚等国家。这种方式的优点在于能够照顾到不同种类行政行为的特点，易于行政机关在实践中准确把握，缺点是不具有概括性和统一性，而且多是行政行为发生争议后由法院作出判断，不能完全适用于普遍的行政行为。

（二）确定听证适用范围的原则

无论是立法方式还是判例方式，在作出哪些行政行为需要听证哪些不需要听证的选择时，都必须遵循的一定的原则。概括起来，应该基于以下两种考虑来确定听证的适用范围。

1．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均衡原则

行政程序的设置必然关系到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问题，尤其像听证这样的程序，适用范围过广，虽然可以有效地保护个人利益，但很有可能损害公共利益和政府利益。这就是各国在国家安全、军事、外交领域及紧急情况下均不适用听证程序的原因。面对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冲突，必须作出恰当的选择，这就要求立法者适度均衡个人利益与政府利益，即在有可能严重侵害个人利益的情形下适用听证程序；遇有一般情形，应允许行政机关自由裁量决定是否适用听证程序；在轻微影响当事人权益的行政决定或当事人放弃获得听证权利的情况下，不适用听证程序。遇有个人利益与国家公共利益发生严重冲突的情形，则应优先考虑公共利益。正像德国联邦行政程序法的规定一样，“听证之举行如有碍于必要之公益时，不得为之”。2．成本不大于效益原则

行政机关在适用听证程序时，必然要负担一定的人力、财力，这就是听证程序的成本付出。效益是指适用听证产生的经济社会综合效益。③虽然听证程序是保护个人利益，确保行政民主、公开、公正的重要途径，但毕竟也是耗费钱财人力的一项程序，如果仅考虑该程序带来的经济社会效益，忽视其耗费的成本，那么它也是没有生命力的程序制度。同样，如果为了避免人力财力的耗费而拒不适用听证程序，从短期局部利益看，也许降低了成本，但从长远看和全局看，却是对行政目的和社会利益、个人利益的严重损害，是需要更昂贵的代价弥补的。因此，确定听证程序适用范围必须综合考虑成本与效益的关系，在成本不大于综合效益的前提下进行。

三、确定听证程序适用范围的标准

（一）行为标准

这是大陆法系国家通常采用的做法，即根据负担行政行为和授意行政行为的划分确定不同的程序要求。凡对相对人产生设定或确认法律上重大利益的行政行为属授意处分，包括核发执照、给予社会救助金等。凡对相对人产生不利效果，无论是课以其作为、不作为或容忍义务(如征兵、征税)，变更、消失其权利或法律上利益(撤销许可、吊销执照)，乃至拒绝申请(如拒绝核发执照，拒绝社会救助申请)，都是负担处分。④在对行政行为分类基础上，为实现程序公正，大陆法系国家规定，对负担行政行为或不利益处分，要听取当事人意见。例如，德国《联邦行政程序法》第28条第1款规定：“作成干涉当事人权利之行政处分前，应给与当事人对决定有关之重要事实，表示意见之机会。”日本《行政程序法》第3章第2节中，从第15条到18条也规定行政机关作成“不利益处分”前须举行听证。

（二）利益标准

普通法国家没有系统完整的行政行为理论，而是通过判例来确定听证程序的适用范围，因而这些国家不是以行政行为的性质作为标准，而是以当事人在行政程序中的利益为标准决定是否适用。换句话说，是否适用听证程序，取决于当事人的何种利益受到什么样的影响。自然公正原则要求行政机关在作出对相对人权利产生不利影响的决定之前，应当听取当事人的陈述、申辩。传统上听证程序只适用于剥夺公民财产权利的具有司法性的行政行为。1964年的里奇诉波德温案等一系列判例动摇了这一传统保守的做法。法院认定纯行政性质的行为也要遵循自然公正原则，而且不仅公民的财产权利受到侵害要适用听证，其他法定权利诸如职业或社团、俱乐部资格等权利受侵害也要适用听证。

注释

①王名扬，美国行政法，中国法制出版社1995

②[日]室井力，日本现代行政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5

③应松年，马怀德，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学习辅导，人民出版社1996

④翁岳生，行政法，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

参考文献

[1]王名扬，英国行政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王名扬，美国行政法，中国法制出版社1995

[3]翁岳生，行政法，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

适用范围范文篇3

关键词：行政听证适用范围确立标准完善

回顾行政听证制度在《行政处罚法》中第一次出现至今20年间，它以较强的生命力在不断发展壮大着。随着行政程序价值在依法行政过程的凸显，作为行政程序核心制度的行政听证仍将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这样的背景下回顾行政听证的适用在我国的发展历程，分析其不足，使其不断得到完善具有积极意义。

一、我国行政听证适用范围的现状

从理论上讲，听证可分为正式听证和非正式听证。我们关注较多的则是借鉴了司法程序的正式听证。行政听证的适用范围是指行政法上影响当事人哪些权利的行政行为必须经过听证。我国对行政听证的规定散见于相关法律法规，从中可以了解我国行政听证的现状。

(一)对行政听证适用范围的现行规定

1.行政听证在行政处罚领域中的适用。1996年审议通过的《行政处罚法》中确立了听证制度，并且是现代意义上的听证制度第一次在我国出现。该法明确规定，行政机关在作出责令停产停业、吊销许可证或执照、较大数额的罚款等行政处罚决定之前，应当告知当事人，当事人要求听证的，行政机关应当举行听证。听证程序在行政处罚中适用，促使行政案件公开、公正地处理，有利于保护相对人的合法权益。这在我国行政程序法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2.行政听证在政府定价中的适用。1998年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又使听证制度的适用从具体行政行为向抽象行政行为方面迈进了一步。价格法规定，制定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公共事业价格、公益性服务价格、自然垄断经营的商品价格等政府指导价、政府定价，应当建立听证会制度，由政府价格指导部门主持，征求消费者、经营者和有关方面的意见，论证其必要性、可行性。正式听证程序在价格法中的适用，改变了过去政府定价程序上的单向性，注意发挥经营者、消费者在政府价格行为中的积极性，将调查听取有关方面的意见作为政府定价中的重要程序，从而有效地保障了公民的合法权益。

3.行政听证在行政立法中的适用。2000年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中规定了行政立法听证，该法第五十八条规定“行政法规在起草过程应当广泛听取有关机关、组织和公民的意见，听取意见可以采取座谈会、论证会、听证会等多种形式”。国务院公布的《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亦明确规定行政法规审稿直接涉及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切身利益的，国务院法制机关可以举行听证会，听取有关机关、组织和公民的意见。事前的听证程序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抽象行政行为缺乏行政救济和司法救济的不足。

4.行政听证在行政许可领域中的适用。2004年实施的《行政许可法》顺应时代需要亦引入了听证制度。该法第四十六条规定“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实施行政许可应当听证的事项，或者行政机关认为需要听证的其他涉及公共利益的重大许可事项，行政机关应当向社会公告，并举行听证”。尽管之前理论界一直对行政许可是否适用听证存有争议，但随着社会经济和行政法治的发展，我国对行政许可听证给予了肯定，这可谓在行政法治化、民主化上又迈进了一步。

5．行政听证在其他领域的适用。除了以上主要领域适用行政听证程序外，一些部门规章还就行政复议过程中的听证程序作了规定，如海关行政复议听证程序，城市规划、城市房屋拆迁行政裁决中的听证程序，国土资源部的国土资源听证规定。此外，我国已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作为成员国，WTO协议要求我国在涉外行政管理领域注重程序公开、透明，行政听证制度也因此在相关领域得以适用。实践中行政听证适用范围的扩大，既是理论推演的结果，更是现实的迫切需要。

(二)现行规定中存在的问题

从行政听证的现行规定中不难发现其适用范围呈扩大趋势。但我国在行政听证的适用范围这方面确也有明显的不足之处。

1.行政听证在行政处罚领域中适用范围狭窄。行政处罚法仅规定“责令停产停业、吊销许可证和执照、较大数额的罚款等”这三类行政处罚适用听证程序，而把限制人身自由这一最严厉的行政处罚排除在听证范围之外。人身自由利益价值高于从事特许行业进行劳动的利益和财产利益，位阶更高的利益却得不到听证这一公正程序的保障，这显然既不合理也不公正。

2.行政听证在其他行政管理领域中的适用范围狭窄。在行政处罚法中确立听证制度后不久就有学者预测了行政听证适用范围的发展趋势：从现定的三种行政处罚种类向其他行政处罚种类拓宽；从行政处罚向其他具体行政行为拓宽；从具体行政行为向抽象行政行为拓宽。[1]而近年来我国行政领域内的立法也恰恰体现了这一趋势。在行政管理领域对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可能造成影响的不仅仅限于行政处罚，行政许可、行政指导、行政收费和行政强制措施等其他具体行政行为同样会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故从全面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出发，行政听证适用范围的扩大不仅是行政民主化的要求，也是符合世界潮流的。

3.行政听证程序适用范围没有明确统一的标准。我国对于行政听证的规定散见于相关法律法规中，比较零散，没有统一明确规定。这种状况影响了行政程序的权威性，而且不便于具体操作，可能使行政机关对行政听证的适用流于形式。随着实践发展的需要，更多的行政管理领域要求适用听证程序，但由于缺乏关于适用范围的明确统一的标准，有些行政行为是否该适用行政听证程序一时难以下结论。而且我国行政听证程序往往是在实践的迫切要求下才得以适用的，谈不上对其适用范围有科学合理的规定。

二、确立完善行政听证适用范围的标准

听证程序作为正当法律程序的核心，就其作用而言应适用于所有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但考虑到采用听证的成本消耗，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的平衡，行政过程中效率与公正的平衡，所有行政行为都适用听证程序是不现实的，所以要有科学的标准来界定行政听证的适用范围。借鉴国外相关经验，界定行政听证范围一般涉及两类标准，即行为标准，或者利益标准。(一)行为标准

所谓行为标准，就是指根据行政行为的性质和种类规定适用听证程序的范围。大陆法系国家大多在其制定的行政程序法中采用行为标准来规定听证范围。从行政行为的范围看，听证在美国、韩国、葡萄牙、澳门地区和台湾地区等既适用于具体行政行为也适用于抽象行政行为。以听证制度非常发达的美国为例，在美国法律上，听证包括在宪法的正当法律程序中。根据具体案件的性质，听证的形式可以从正式的听证到非正式的会谈，以及合于两者之间的各种形式。正当法律程序是一个灵活适用的程序，只要求某种形式的听证，不要求固定形式的听证。美国《联邦行政程序法》规定了行政机关制定行政法规的听证范围，适用正式听证程序的法规由法律明确规定，其他法规不适用正式听证程序而适用非正式听证程序。同时规定了行政机关裁决具体事项的听证范围。对哪些行政行为可以适用听证程序各国规定不一，从宏观上看，美国的听证适用范围最广，既适用于法规制定，又适用于具体案件的裁决。德国适用于行政行为，即相当于对具体案件进行裁决的行为。根据联邦德国行政程序法的规定，涉及当事人权利的行政行为公布前，应当给予当事人陈述影响裁决的重要事实的机会。因此，当事人原则上在一切具体行政案件中享有听证的权利，但该法也规定了例外情形。有些国家的法律规定听证程序限于对当事人不利的行政行为中，如日本《行政程序法》规定正式听证程序仅限于撤消许认可、直接剥夺相对人资格或地位、对董监事等做出解职这三种不利处分。

我国适用听证的事项，基本可以将其归为两大类：第一类，决定类：听证会的结果影响特定人的权利义务，包括行政处罚、行政许可、城市房屋拆迁许可等；第二类，决策类：听证会的结果影响不特定人的权利义务，包括行政立法、政府价格决策、城市规划等。两者的性质和对听证的需要是不一样的，适用的规则也应当有所不同。

决策类相当于抽象行政行为。抽象行政行为由其性质和特点决定了一旦其不公正合理，以后将产生普遍而长远的危害，即使将来能通过事后的法律程序得到救济也会造成一定的损失。因此，需要通过事前的听证程序来弥补这种不足。美国联邦行政程序法中对行政机关制定行政法规的听证范围作了规定，把抽象行政行为纳入了听证的范围，这一点值得借鉴。我国著名学者应松年教授介绍说，美国对抽象行政行为的听证有一定的标准要求：第一，抽象行政行为必须听证，如果涉及老百姓的利益，没有听证的抽象行政行为成为规范后，法院对这规范可以不采纳；第二，所征求的意见必须记录在案；第三，作出规范时，必须表明确实已考虑过这个意见。[2]

(二)利益标准

所谓利益标准，就是根据行政相对人在行政程序中的不同利益确定听证程序的适用范围。从世界范围来看，适用听证程序保护的权利范围也在扩大。以美国为例，根据正当法律程序的要求剥夺公民自由、财产权必须举行听证，法院后来又通过判例将正式听证的适用范围扩大到所谓的特权领域。并且“合法期待”也适用听证程序，合法期待即可期待的利益，包括已经拥有并希望继续拥有某种合法权利，及行政机关承诺或延续给予某种利益。基于合法期待，如果某人已经拥有某项许可证，当他申请更换许可证时就享有继续拥有该许可证的合理期待，如果行政机关拒绝其更换申请，就应该履行听证的义务。或许是基于这样的理论或是行政管理领域的迫切需求或两者兼有之，我国2004年实施的《行政许可法》就规定了听证程序。

在我国，公民的基本权利由宪法规定并由其它法律予以具体化而受保护，公民直接受到行政权影响的权利主要有：(1)人身自由权，行政处罚法中的行政拘留就是对公民该权利的限制。(2)财产权，公民的财产是公民生存的物质基础，而在行政管理领域公民、组织的财产权受行政权的影响最大且范围最广。财产权包括通常意义上的财产所有权，还包括国有企业的经营自主权、企业经营执照的申请权、特种行业的经营许可权、知识产权等(3)社会经济权利，这些权利包括就业权、劳动权、休息权、获得社会救济社会保障、社会补助的权利。(4)社会文化权利，包括受教育权、升学权、从事科学文化艺术创作及其它文化活动的权利，这些权利都是人类文明发展所必不可少的。有权利必有救济，故对行政行为可能侵犯的权利有必要进行事前的听证，以保护相对人的合法权益。

此外，确立行政听证适用范围时也应遵循个人利益和公共利益均衡原则和成本不大于收益原则。任何制度程序的设置都要尽可能作周全的考虑，在确立行政听证适用范围的标准时，也该对听证的免除事项作规定。我国在规定行政听证免除事项时，应考虑以下因素：第一，决定对个人利益的影响程度；第二，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平衡；第三，公正与效率的协调以及给财政和行政带来的负担。同时借鉴各国的规定，免除听证的事项应包括：(1)对当事人有利的决定以及对当事人权利影响轻微，无听证的必要；(2)涉及国家安全的决定；(3)紧急情况；(4)可以通过计算、实验等方式解决事实争议的；(5)根据行政决定依法作出的行政执行行为；(6)涉及人数众多或作出大量相同种类行政行为的。对行政听证适用范围的标准作出界定并对排除事项作出规定是我国今后立法过程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环节。

参考文献：

适用范围范文篇4

关键词：公示催告适用范围票据法

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和其他有关法律的规定，公示催告程序的适用范围包括两个方面：

一、依照规定可以背书转让的票据

所谓票据，是指发票人（出票人）依票据法签发的，约定由本人或委托他人在见票时或者在票载日期向收款人或持票人无条件支付一定金额的一种有价证券。依照规定可以背书转让的票据在被盗、遗失或灭失时，权利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公示催告。

根据我国票据法的规定，票据包括汇票、本票和支票三种。汇票是出票人签发的，委托付款人在见标间地或者在指定日期无条件支付确定的金额给收款人或者持票人的票据。汇票又分为银行汇票和商业汇票两种。根据1997年9月19日中国人民银行颁布的《支付结算办法》的规定，银行汇票是出票银行签发的，由其在见票时按照实际结算金额无条件支付给收款人或者持票人的票据。在银行汇票中，出票人与付款人都签发该汇票的银行，出票银行一般委托“付款人”向收款人或持票人支付票面金额。商业汇票则是出票人签发的，委托付款人在指定日期无条件支付确定的金额给收款人或者持票人的票据。商业汇票根据承兑人的不同，又分为银行承兑汇票和商业承兑汇票。银行承兑汇票由银行承兑，商业承兑汇票由银行以外的付款人承兑。与银行汇票不同，商业汇票必须承兑，商业汇票的付款人即为承兑人。商业汇票的使用主体也有限制，即只有在银行开立存款帐户的潜以及其他组织之间，才能使用商业汇票。

本票是出票人签发的，承诺自己在见时无条件支付确定的金额给收款人或者持票人的票据。本票的一个主要特点是，出票人也是付款人，这是本票与汇票、支票的重要不同之处。根据出票人的身份不同，本票可分为银行本票和商业本票。银行本票是指银行签发的本票，商业本票是指银行以外的其他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团体签发的本票。我票据法所规定的本票，仅指银行本票，而不承认商业本票。

支票是由出票人签发的，微波办理支票存款业务的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在见票时无条件支付确定的给收款人或持票人的票据。支票的付款人是特定的，即仅限于银行等法定金融机构。按照支付方式的不同，可将支票分为现金支票、转帐支票和普通支票。根据《支付结算办法》第115条的规定，支票上印有“现金”字样的支票为现金支票，转帐支票只能用于转帐，不得支取现金；支票上未印有“现金”或“转帐”字样的支票为普通支票，普通支票既可以用于支取现金，也可以用于转帐，但在普通支票左上角划两条平行线的，由为划线支票，划线支票只能用于转帐，不得支取现金。

汇票、本票和支票三者之间的主要区别在于，汇票和支票是委托式的票据，其基本当事人包括三方，即出票人、付款人和收款人，而本票是允诺式的票据，其当事人只有两方，即出票人和收款人，出票人和付款人是同一的。就汇票和支票二者的区别来说，支票的付款人仅限于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而汇票的付款人则不以此为限；支票都是即期的，即都是见票即付的票据，而汇票则有限期和远期之分。

票据在发生被盗、遗失和灭失时，并不是在所有情况下都可以向法院申请公示催告。依据《民事诉讼法》第193条的规定，其范围仅限于“按照规定可以背书转让的票据”。所谓背书，是指在票据的背面或其粘单上记载有关事项并签章的票据行为。票据的背书转让，则是指持票人以背书方式将票据权利转让给他人的票据行为。那么，哪些票据可以背书转让呢？对此问题，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界定：

1、从理论上讲，无记名票据无须背书，仅以直接交付即发生转让票据的效果，记名票据和指示票据则应当以背书方式转让。因此，无记名票据丧失，不可以申请公示催告。

2、根据我国《票据法》第22条、第24条、第76条的规定，在我国，仅承认记名汇票和记名本票，而不承认无记名式和指示式的汇票和本票。因此在一般情况下，除非有例外规定，汇票和本票是可以背书转让的。对于支票，根据《票据法》第85条、第87条的规定，则包括记名支票和无记名支票。记名支票在没有例外规定的条件下可以背书转让；而对于无记名支票，在没有依法补记收款人名称之前，不得背书转让。

3、《票据法》和中国人民银行的《支付结算办法》对票据的背书转让问题作出了某些限制。包括：（1）根据《票据法》第27条，出票人在票据上记载“不得转让”字样的，票据不得转让。（2）根据《票据法》第36条和第81条、第94条的规定，票据被拒绝承兑、被拒绝付款或者超过付款提示期限的，不得背书转让；（3）根据《支付结算办法》第27条的规定，填明“现金”字样的银行汇票、银行本票和用于支取现金的支票不得背书转让。不过，这一规定并非适当，因为它与《票据法》的相关规定不符，后者并没有作出这种强制性的限制；而且，该条款所作的限制大大干预了市场经济中当事人的自由意志，与票据法的一般原理相违背。

二、依照法律规定可以申请公示催告的其他事项

从国外情况看，可以公示催告的事项，除了票据外，还包括其他有价证券，如指示证券、抵押证券、提单、仓单、股票、载货证券、保险单等。这些证券目前在国内大多数是禁止公示催告的。但1991年的《民事诉讼法》针对我国的实体法制度不健全、不发达的现状而特意设置了一项弹性规定，指出对于其他事项，如有关法律规定可以申请公示催告的，也可以依照民事诉讼法的规定申请公示催告。这一规定具有非常重要的立法技术意义，即它可以适应以后经济发展的需要，允许其他法律在必要时可以增加使用公示催告程序的事项，从而为扩大公示催告程序的适用范围、增强公示催告程序的功能留有余地。因此，其他事项是否可以依公示催告程序申请公示催告，取决于有关法律是否有明确规定。

目前，根据有关法律的规定，可以申请公示催告的其他事项包括下述两类：

1、记名股票丧失时的公示催告

1993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150条第1款规定：“记名股票，股东可以依照民事诉讼法规定的公示催告程序，请求人民法院宣告该股票失效。”依据这一条款的规定，只有丧失记名股票时，才可以申请公示催告，而对于无记名股票，即使发生被盗、遗失或者灭失情况时，也不能依公示催告程序申请公示催告。公务员之家:

适用范围范文篇5

政府采购法所规范的采购主体范围主要是指公共部门，既有政府机构又有公用事业单位。我国《政府采购法》所明确规范的主体范围是在我国境内的各级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和团体组织。在这三类主体范围中，还看不到占垄断地位的国有企业。而按照国际通行做法，凡是用政府财政支出中的政府消费支出和投资支出项目，无论采购主体是政府单位、公共机关还是国有企业或者民营企业，都要纳入政府采购法所规范的主体范围。但我国《政府采购法》没有将企业等市场主体的采购行为纳入政府采购范围。立法上的这一缺憾，不仅在理论和实践上造成了严重障碍，而且与国际惯例也严重脱轨。

根据我国《招标投标法》第三条规定，全部或者部分使用国有资金投资或者国家融资的项目，都必须进行招标采购。我们的招标投标法最初源于政府采购法律制度，与国际上政府采购惯例一致的是，不论采购主体是谁，不管是不是企业，只要是公共资金采购，就将公开招标作为强制内容。这样一来，我国的前后两部法律在调整同一采购对象时，采购主体范围自然就发生了冲突。如果遵守新法优于旧法的立法原则进行适用和执行，那么只要不是政府采购法所规范的采购主体，尽管使用了财政性资金，也都可以合法地完全避开强制性的法律规定，其实践结果必然会造成法律秩序的混乱。

政府采购法所规范的采购对象既有货物和服务，也包括工程。根据《政府采购法》第二条规定，政府采购的客体范围包括货物、工程和服务。所称的货物，是指各种形态和种类的物品，包括原材料、燃料、设备、产品等。所称的工程，是指建设工程，包括建筑物和构筑物的新建、改建、扩建、装修、拆除、修缮等。所称的服务，是指除货物和工程以外的其他政府采购对象。

在政府采购法中所规定的三类采购对象中，同样存在适用法律方面的冲突。由于采购对象中的工程，法律明确指示为建设工程，这也就意味着排除了政府采购法对环保工程、机械工程等采购对象的适用。由于《政府采购法》第四条明确指示：“政府采购工程进行招标投标的，适用招标投标法”。这样一来，政府采购的客体范围中必然要减去“工程”这一项内容，因为工程采购已经排除了政府采购法的适用，但这与政府采购法第二条所规范的三类采购对象又相矛盾。法律明确规定工程采购适用《招标投标法》，意味着采购主体和供应商的权利义务、招投标采购的全部程序、法律责任、救济途径等方面的内容都应该适用《招标投标法》的内容。倘若这样，《政府采购法》第二条的适用范围和调整对象应该进行相应的修改。否则，必然会造成法律适用方面的冲突和矛盾。其现实的危害后果是，即使采购主体在采购过程中存在违法行为，现行的政府采购法也无法予以规范和制裁。因为两部法律中的监督机制与法律责任截然不同。

政府采购法中的财政性资金如何界定？世界上实行政府采购制度的发达国家或地区，判断是否属于政府采购，无须界定资金来源。因为采购人主要是公共部门，而公共部门的资金主要来源于国家财政拨款、政府担保借款、特许权转让所得等等，法律不需要对资金来源进行规定。因此，国际惯例中不强调资金来源，只对使用公共资金的采购主体作出规范。根据我国《政府采购法》第二条规定，使用财政性资金采购依法制定的集中采购目录以内的或者采购限额标准以上的货物、工程和服务，都要进行政府采购，除非法律存在特别规定。但采购目录、限额标准、财政性资金都包括哪些内容，现行法律却没有任何规定。

适用范围范文篇6

关键词：行政听证适用范围确立标准完善

回顾行政听证制度在《行政处罚法》中第一次出现至今20年间，它以较强的生命力在不断发展壮大着。随着行政程序价值在依法行政过程的凸显，作为行政程序核心制度的行政听证仍将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这样的背景下回顾行政听证的适用在我国的发展历程，分析其不足，使其不断得到完善具有积极意义。

一、我国行政听证适用范围的现状

从理论上讲，听证可分为正式听证和非正式听证。我们关注较多的则是借鉴了司法程序的正式听证。行政听证的适用范围是指行政法上影响当事人哪些权利的行政行为必须经过听证。我国对行政听证的规定散见于相关法律法规，从中可以了解我国行政听证的现状。

(一)对行政听证适用范围的现行规定

1.行政听证在行政处罚领域中的适用。1996年审议通过的《行政处罚法》中确立了听证制度，并且是现代意义上的听证制度第一次在我国出现。该法明确规定，行政机关在作出责令停产停业、吊销许可证或执照、较大数额的罚款等行政处罚决定之前，应当告知当事人，当事人要求听证的，行政机关应当举行听证。听证程序在行政处罚中适用，促使行政案件公开、公正地处理，有利于保护相对人的合法权益。这在我国行政程序法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2.行政听证在政府定价中的适用。1998年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又使听证制度的适用从具体行政行为向抽象行政行为方面迈进了一步。价格法规定，制定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公共事业价格、公益性服务价格、自然垄断经营的商品价格等政府指导价、政府定价，应当建立听证会制度，由政府价格指导部门主持，征求消费者、经营者和有关方面的意见，论证其必要性、可行性。正式听证程序在价格法中的适用，改变了过去政府定价程序上的单向性，注意发挥经营者、消费者在政府价格行为中的积极性，将调查听取有关方面的意见作为政府定价中的重要程序，从而有效地保障了公民的合法权益。

3.行政听证在行政立法中的适用。2000年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中规定了行政立法听证，该法第五十八条规定“行政法规在起草过程应当广泛听取有关机关、组织和公民的意见，听取意见可以采取座谈会、论证会、听证会等多种形式”。国务院公布的《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亦明确规定行政法规审稿直接涉及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切身利益的，国务院法制机关可以举行听证会，听取有关机关、组织和公民的意见。事前的听证程序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抽象行政行为缺乏行政救济和司法救济的不足。

4.行政听证在行政许可领域中的适用。2004年实施的《行政许可法》顺应时代需要亦引入了听证制度。该法第四十六条规定“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实施行政许可应当听证的事项，或者行政机关认为需要听证的其他涉及公共利益的重大许可事项，行政机关应当向社会公告，并举行听证”。尽管之前理论界一直对行政许可是否适用听证存有争议，但随着社会经济和行政法治的发展，我国对行政许可听证给予了肯定，这可谓在行政法治化、民主化上又迈进了一步。

5．行政听证在其他领域的适用。除了以上主要领域适用行政听证程序外，一些部门规章还就行政复议过程中的听证程序作了规定，如海关行政复议听证程序，城市规划、城市房屋拆迁行政裁决中的听证程序，国土资源部的国土资源听证规定。此外，我国已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作为成员国，WTO协议要求我国在涉外行政管理领域注重程序公开、透明，行政听证制度也因此在相关领域得以适用。实践中行政听证适用范围的扩大，既是理论推演的结果，更是现实的迫切需要。

(二)现行规定中存在的问题

从行政听证的现行规定中不难发现其适用范围呈扩大趋势。但我国在行政听证的适用范围这方面确也有明显的不足之处。

1.行政听证在行政处罚领域中适用范围狭窄。行政处罚法仅规定“责令停产停业、吊销许可证和执照、较大数额的罚款等”这三类行政处罚适用听证程序，而把限制人身自由这一最严厉的行政处罚排除在听证范围之外。人身自由利益价值高于从事特许行业进行劳动的利益和财产利益，位阶更高的利益却得不到听证这一公正程序的保障，这显然既不合理也不公正。

2.行政听证在其他行政管理领域中的适用范围狭窄。在行政处罚法中确立听证制度后不久就有学者预测了行政听证适用范围的发展趋势：从现定的三种行政处罚种类向其他行政处罚种类拓宽；从行政处罚向其他具体行政行为拓宽；从具体行政行为向抽象行政行为拓宽。[1]而近年来我国行政领域内的立法也恰恰体现了这一趋势。在行政管理领域对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可能造成影响的不仅仅限于行政处罚，行政许可、行政指导、行政收费和行政强制措施等其他具体行政行为同样会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故从全面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出发，行政听证适用范围的扩大不仅是行政民主化的要求，也是符合世界潮流的。

3.行政听证程序适用范围没有明确统一的标准。我国对于行政听证的规定散见于相关法律法规中，比较零散，没有统一明确规定。这种状况影响了行政程序的权威性，而且不便于具体操作，可能使行政机关对行政听证的适用流于形式。随着实践发展的需要，更多的行政管理领域要求适用听证程序，但由于缺乏关于适用范围的明确统一的标准，有些行政行为是否该适用行政听证程序一时难以下结论。而且我国行政听证程序往往是在实践的迫切要求下才得以适用的，谈不上对其适用范围有科学合理的规定。

二、确立完善行政听证适用范围的标准

听证程序作为正当法律程序的核心，就其作用而言应适用于所有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但考虑到采用听证的成本消耗，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的平衡，行政过程中效率与公正的平衡，所有行政行为都适用听证程序是不现实的，所以要有科学的标准来界定行政听证的适用范围。借鉴国外相关经验，界定行政听证范围一般涉及两类标准，即行为标准，或者利益标准。(一)行为标准

所谓行为标准，就是指根据行政行为的性质和种类规定适用听证程序的范围。大陆法系国家大多在其制定的行政程序法中采用行为标准来规定听证范围。从行政行为的范围看，听证在美国、韩国、葡萄牙、澳门地区和台湾地区等既适用于具体行政行为也适用于抽象行政行为。以听证制度非常发达的美国为例，在美国法律上，听证包括在宪法的正当法律程序中。根据具体案件的性质，听证的形式可以从正式的听证到非正式的会谈，以及合于两者之间的各种形式。正当法律程序是一个灵活适用的程序，只要求某种形式的听证，不要求固定形式的听证。美国《联邦行政程序法》规定了行政机关制定行政法规的听证范围，适用正式听证程序的法规由法律明确规定，其他法规不适用正式听证程序而适用非正式听证程序。同时规定了行政机关裁决具体事项的听证范围。对哪些行政行为可以适用听证程序各国规定不一，从宏观上看，美国的听证适用范围最广，既适用于法规制定，又适用于具体案件的裁决。德国适用于行政行为，即相当于对具体案件进行裁决的行为。根据联邦德国行政程序法的规定，涉及当事人权利的行政行为公布前，应当给予当事人陈述影响裁决的重要事实的机会。因此，当事人原则上在一切具体行政案件中享有听证的权利，但该法也规定了例外情形。有些国家的法律规定听证程序限于对当事人不利的行政行为中，如日本《行政程序法》规定正式听证程序仅限于撤消许认可、直接剥夺相对人资格或地位、对董监事等做出解职这三种不利处分。

我国适用听证的事项，基本可以将其归为两大类：第一类，决定类：听证会的结果影响特定人的权利义务，包括行政处罚、行政许可、城市房屋拆迁许可等；第二类，决策类：听证会的结果影响不特定人的权利义务，包括行政立法、政府价格决策、城市规划等。两者的性质和对听证的需要是不一样的，适用的规则也应当有所不同。

决策类相当于抽象行政行为。抽象行政行为由其性质和特点决定了一旦其不公正合理，以后将产生普遍而长远的危害，即使将来能通过事后的法律程序得到救济也会造成一定的损失。因此，需要通过事前的听证程序来弥补这种不足。美国联邦行政程序法中对行政机关制定行政法规的听证范围作了规定，把抽象行政行为纳入了听证的范围，这一点值得借鉴。我国著名学者应松年教授介绍说，美国对抽象行政行为的听证有一定的标准要求：第一，抽象行政行为必须听证，如果涉及老百姓的利益，没有听证的抽象行政行为成为规范后，法院对这规范可以不采纳；第二，所征求的意见必须记录在案；第三，作出规范时，必须表明确实已考虑过这个意见。[2]

(二)利益标准

所谓利益标准，就是根据行政相对人在行政程序中的不同利益确定听证程序的适用范围。从世界范围来看，适用听证程序保护的权利范围也在扩大。以美国为例，根据正当法律程序的要求剥夺公民自由、财产权必须举行听证，法院后来又通过判例将正式听证的适用范围扩大到所谓的特权领域。并且“合法期待”也适用听证程序，合法期待即可期待的利益，包括已经拥有并希望继续拥有某种合法权利，及行政机关承诺或延续给予某种利益。基于合法期待，如果某人已经拥有某项许可证，当他申请更换许可证时就享有继续拥有该许可证的合理期待，如果行政机关拒绝其更换申请，就应该履行听证的义务。或许是基于这样的理论或是行政管理领域的迫切需求或两者兼有之，我国2004年实施的《行政许可法》就规定了听证程序。

在我国，公民的基本权利由宪法规定并由其它法律予以具体化而受保护，公民直接受到行政权影响的权利主要有：(1)人身自由权，行政处罚法中的行政拘留就是对公民该权利的限制。(2)财产权，公民的财产是公民生存的物质基础，而在行政管理领域公民、组织的财产权受行政权的影响最大且范围最广。财产权包括通常意义上的财产所有权，还包括国有企业的经营自主权、企业经营执照的申请权、特种行业的经营许可权、知识产权等(3)社会经济权利，这些权利包括就业权、劳动权、休息权、获得社会救济社会保障、社会补助的权利。(4)社会文化权利，包括受教育权、升学权、从事科学文化艺术创作及其它文化活动的权利，这些权利都是人类文明发展所必不可少的。有权利必有救济，故对行政行为可能侵犯的权利有必要进行事前的听证，以保护相对人的合法权益。

此外，确立行政听证适用范围时也应遵循个人利益和公共利益均衡原则和成本不大于收益原则。任何制度程序的设置都要尽可能作周全的考虑，在确立行政听证适用范围的标准时，也该对听证的免除事项作规定。我国在规定行政听证免除事项时，应考虑以下因素：第一，决定对个人利益的影响程度；第二，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平衡；第三，公正与效率的协调以及给财政和行政带来的负担。同时借鉴各国的规定，免除听证的事项应包括：(1)对当事人有利的决定以及对当事人权利影响轻微，无听证的必要；(2)涉及国家安全的决定；(3)紧急情况；(4)可以通过计算、实验等方式解决事实争议的；(5)根据行政决定依法作出的行政执行行为；(6)涉及人数众多或作出大量相同种类行政行为的。对行政听证适用范围的标准作出界定并对排除事项作出规定是我国今后立法过程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环节。

参考文献：

适用范围范文篇7

关键词:罪刑法定;刑法;适用范围;公平公正

公平公正是刑法最根本的价值目标，在价值选择方面，罪刑法定表现了形式的公平公正。对于刑法来说，其最终的价值目标是实现公平以及公正。罪刑法定原则是目前世界各地普遍认同的一项最重要以及使用范围最广的刑法基本原则。刑法的适用范围，往往是指刑法的适用对象，适用期限以及适用于什么地方。刑法的颁布关乎着一个国家的稳定，以及国家人民的利益。刑法能够在很大程度上保障国家公民的安全，同时刑法的实施具有较强的公平公正性，它能保证每个公民的利益。因此对一个国家来说，具有极其重要的影响。

一、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一）研究背景。刑法是国家制定的对各种犯罪行为进行明确规定并处罚的一种基本法律。刑法讲究公平公正以及法定原则。刑法依据的基本原则即为罪刑相适应。罪刑法定的基本原则是若在相关法律中并未明确规定的就不能称之为犯罪。明确性以及法定是罪刑法定必须坚持的基本要求。法定通常是指所有的罪刑必须有明文规定，对于没有明确规定的罪刑,不能仅凭自身意愿擅自判决。在法律面前，所有人必须严格坚持人人平等的原则。作为执法人员以及执法人员家属更不得执法犯法，也不得擅自利用职权轻贱法律。即使国家在违法犯罪以及法律执行方面已经建立了相关制定，但是其中并没有对刑法的适用范围进行明确规定，这就导致了相关人员在刑事案件执行过程中，容易出现一系列的问题。（二）研究意义。很多学者、法官以及法律爱好者都知道刑法的适用范围是具有一定局限性的。但是所有的刑法立法都是刑法建立者自身经过长期与犯罪行为作斗争的过程中积累的经验，并通过对这些经验进行探究并分析而制定出的一系列规则。目前我国的实际情况是人口分布比较广泛，同时各个地方的发展都具有一定的差异性。然而犯罪行为又是多种多样的，同时每一种犯罪行为对社会的危害性也是不一样的。因此，对于执法者本身来说并不可能一人了解所有的犯罪行为。而对刑法适用范围的研究，有利于在执法过程中减少一些不必要问题的发生，从而使执法过程顺利的进行。

二、刑法的时间适用范围

（一）刑法的时间适用范围。刑法的实践适用范围具体包括失效时间、生效时间以及刑法溯及力。其中刑法失效时间往往是指刑法废除已经不再使用；生效时间是指法律的颁布并使用；而刑法的溯及力通常是指刑法是否具有适用性。（二）刑法时间适用范围的内容。1．刑法的失效时间。刑法的失效时间，顾名思义就是指刑法终止效力的时间，在刑法失效期间是不能通过刑法进行判决，然而刑法的失效时间通常由相应的立法机关来确定。一般来说，法律失效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比如在新的法律颁布后，旧的法律就会自然而然的失效，或者由相关的立法机构宣布并确定废除该项法律，又或者相关立法机构明确规定了法律实施的期限，过期之后，该法律自动作废。目前我国刑法失效的基本途径可大概归纳为两种。第一种是法律自然失效，新法律的颁布并使用自然而然地淘汰了旧的法律；第二种则是由相关的立法机构明确规定废除某一项法律。2．刑法的生效时间。刑法的生效时间与其他法律的生效时间大同小异，其生效的方式主要包括以下两种，第一种是由相关的立法人员宣布该法律在什么时候实施，并不是立即实施，而是在法律颁布并宣布后过一段时间再实施，在这其中有一段时间的间隔。第二种生效方式则是由相关立法机构宣布后立即实施，在这期间没有任何的时间间隔，也就是从这一刻起马上生效。3．刑法的溯及力。刑法的溯及力往往是指，在该法律生效之后，对该法律生效之前还未经过审判或者并不确定行为是否适用问题进行判断。如果不适用则表示该法律没有溯及力，反之，如果适用则表示该法律具有溯及力。在刑法中有明确的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本法实施以前出现的犯罪行为，如果通过当时的法律来看，该行为无法判断为犯罪行为，那么就依据当时的法律。而如果当时对这种行为也判定为犯罪，那么就依据当时的法律追究个人以及团体的刑事责任。但是如果本法认为该行为不犯法或者情节不严重的就依据本法来确定处罚方式。同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相关法律规定，如果在本法实施之前，已经对其他法律进行过生效判决，那么这项法律仍然有效。其具体操作方式应当根据实际情况，不同的情况采取不同的处理方式。（三）刑法的溯及力。经过当时的法律进行判定，该行为属于犯罪行为。但之后颁布2019•5（下）的法律又证明该行为不是犯罪行为。针对这种情况，如果审判结果尚未确定，应当依据之后颁布的新的法律进行判定。这种情况也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经过修订之后的法律具有溯及力；经过当时的法律进行判定，该行为不属于犯罪行为。而之后颁布的法律中该行为属于犯罪行为。针对这种情况，执法人员并不能依据修订后的法律来追究行为执行者的刑事责任；如果之前的法律与之后修订的法律都判定该行为是犯罪行为的，那么应按照修订前法律的规定追究行为执行者的刑事责任，在这种情况下，修订后的法律是不具有溯及力的。在对一种行为进行判断的时候，应当依据从轻并从旧的原则进行处理。但这其中有一种情况是例外，也就是说如果当时的法律相比于修订之后的法律承担的刑事责任重的情况下，应当依照修订之后的刑法规定，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修订后的法律具有追溯力；如果当时的法律已经对该行为进行了判决，那么将不再进行重新判决，直接依据已经判决好的结果。尽管当时的法律判决较修订后的法律罪刑判决比较重，也不再作更改。这样充分保证了法律执行工作的严格性以及稳定性，从而为人民树立一定的威严，并在一定程度上减少犯罪现象的出现。

三、刑法的空间适用范围

（一）刑法空间效力的含义。刑法的空间效力对刑法的适用对象以及适用地点等问题进行解决。根据世界各国对刑法的规定条约来看，任何一个国家的刑法不仅仅适用于该国家，在其他国家也同样适用，它不受空间的限制。但是国内刑法在国外刑法适用过程中要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国际法律的影响，国际法对于国内刑法具有制约的作用。也就是说当国内群众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外侵害了本国公民以及其他国家公民利益以及人身安全的时候，国家有权利利用国内的刑法对其进行制裁。通过这样的方式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保证罪犯的权益。目前各个国家对罪犯权益保证方面极其关注。（二）刑法空间空间效力主要内容。1．刑法的属人管辖。属人管辖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本国公民在国外发生犯罪行为的，依然依据国内的刑法进行处置。因此无论我国公民在世界的各个地方为非作歹，最终都不能逃脱中国刑法的指尖。但是在刑法中有相关规定，如果最高刑期为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可以不追究。比如对于重婚行为的判决，往往刑法对于重婚罪的判决是处两年以下的有期徒刑或者进行拘役。我国刑法规定，凡是我国公民在国外犯下重婚罪的，可以不予责任追究。2．刑法属地管辖。在我国刑法中有明确规定，凡是在我国区域内犯罪的，若法律在犯罪行为上没有特别的规定，那么一律可依据刑法来判定。比如，德国一位公民在我国上海实施了抢劫行为，那么对于这种行为依据我国刑法进行相关处理。我国区域内范围一般泛指我国领水、领空以及领土。但这其中仍然包括我国所有的航空器以及船舶内实施犯罪的。比如，在过去的湄公河案件中，我国的船舶在国外遭到外国暴徒的袭击，针对这种情况来说，国外暴徒的犯罪行为仍然适用于我国的刑法。其次，如果针对某一时间的犯罪行为以及结果，其中只要有一项是发生在中国，那么就必然认定该犯罪行为实在中国境内实施的，对于这种犯罪行为来说，依然适用于我国刑法。比如国外一些不法分子试图通过互联网来谋取我国公民的钱财，但实际的犯罪结果是我国公民利益受到了一定程度的伤害。因此对于这种犯罪因为，依然可按照我国刑法来处置。3．刑法的普遍管辖。刑法的普遍管辖是指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所规定的罪行，我国在所承担条约义务的范围内行使刑事管辖权，试用中国刑法。比如，我国公民参与一些国家上不法分子组织的恐怖主义以及战争犯罪等关乎到国际社会的和平问题以及安全问题，甚至关乎到全人类利益的时候。所有国家均可在国家法规定范围内对犯罪者进行管辖。4．刑法的保护管辖。刑法保护管辖往往是指国外公民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以及国家实施犯罪行为的。按照刑法规定，其最低刑期为三年以上有期徒刑的，可以利用中国刑法进行处置。但是，如果当地法律来说该行为不属于犯罪行为或者犯罪行为较轻当地并不予以处罚，这种情况要根据实际情况来作决定。比如，美国当地没有禁止枪械的使用以及收藏，如果美国公民在美国持枪伤害中国公民，那么我国公民可以通过本国法律对其进行一定的处罚。

四、完善时间适用范围的策略

（一）将从轻处罚修订为有益于被告人。随着社会的发展，从轻处罚的条例已经不能再适应当今的社会。对于杀人犯来说，它伤害的是被告人的身心健康甚至是被告人的整个家庭。它们的从轻处理不仅使得一些不法分子放松了警惕，而且肇事者得不到相应的惩罚也是被害人以及国家的一大灾难。因此应该适当的将法律倾向于被害人一方，经历弥补被害人的伤害。（二）对犯罪地进行全面解释。我国在刑法中对犯罪地的解释相对模糊，与其他国家相比，我国在这方面的表述还不够完善，这样很容易导致刑法执行者不能完整的概括其犯罪形态。因此应完善对犯罪地的表述。（三）对船舶以及航空器的管辖做出明确规定。随着社会的发展，国内外外交事件也越来越多，国家经常进行军事反恐演习以及军事交流，我们不能排除一些国家或者群众一定不会对其造成破坏，因此国家应当对船舶以及航空器的管辖作出明确的规定。（四）全部肯定模式。在持这种主张的国家或地区的刑法中,认为溯及力的适用对象不但包括发生在新刑法生效前但新刑法生效后尚未处理或者正在处理的案件,还应包括所有已经处理终结的案件。

五、结论

目前，我国大部分公民对法律的适用范围还不够明确，从而导致在我国的范围行为只增不减。这一系列的犯罪行为不仅损害了人民的利益，还在一定程度上给国家带来了负担。以此，作为中国公民，必须要正视祖国的法律，了解我国法律的适用范围，尤其是刑法。只有在充分了解法律的基础上才能够不触犯法律。目前我国在法律适用范围方面，还存在一定的问题有待完善，因此需要不断的探索以及发现，去更好的完善并修订法律。

参考文献：

[1]齐文远．“亲告罪”的立法价值初探——论修改刑法时应适当扩大“亲告罪”的适用范围[J]．法学研究，1997(1)：139-143．

[2]阮方民．从旧兼从轻:刑法适用的“准据法原则”——兼论罪刑法定原则蕴含的程序法意义[J]．法学研究，1999(6)：149-158．

适用范围范文篇8

关键词：环境污染责任；适用范围

一、环境污染范围界定

由于侵权责任法的主要功能在于其损害补偿功能，即对受到损害的合法权利和利益给予某种适当的补偿，使其尽可能回复到受损害前的状态，因此侵权责任的认定均以损害为构成要件，无损害即无责任。[2]在环境污染责任中，由于环境污染是导致损害结果的原因，因此界定环境污染的范围对认定环境污染责任至关重要。

从人与环境的关系看，环境损害可以分为“生活环境的损害”与“生态环境的损害”。“生活环境的损害”是以环境为媒介给他人造成的人身伤害、财产损失、精神损害或纯经济损失等；“生态环境的损害”是指对土壤、水、空气、气候和景观以及生存于其中的动植物和它们相互作用的损害，是对生态系统及其组成部分和凝载在生态环境上的社会公共利益(生态利益)人为的显著损伤。[3]“生活环境的损害”属于法律规定的环境污染的范围在学术界没有争议，但“生态环境的损害”是否属于法律规定的环境污染的范围在学术界存在较大的分歧。有学者认为，生态损害不宜由侵权责任法调整，而应由环境保护法本身来解决。[4]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下，《侵权责任法(草案)》第1、2次审议稿均将生态损害排斥在外。虽然《侵权责任法(草案)》第3次征求意见稿第65条将生态损害纳入其中，即“因污染生活、生态环境造成损害的，污染者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法律规定不承担责任或者减轻责任的，依照其规定”，但在《侵权责任法》正式颁布时，关于生态损害的规定又被删除，从而使环境污染的范围是否包含“生态环境的损害”仍然没有能够在立法上加以解决。

对环境污染的理解不应当局限于《侵权责任法》的规定。例如，从作为规制环境污染基本法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以下简称《环境保护法》)第2条的规定可以看出，该法对环境的界定不限于生活环境，而是包括生态环境。因此，将《侵权责任法》中的“环境污染”理解为包括生态环境才不至于与《环境保护法》的相关规定发生冲突，同时也与逐步扩大保护客体的侵权责任法的发展趋势相吻合。[5]此外，环境保护法的规范并不足以应对日趋严重的环境问题，并且《环境保护法》也不能取代《侵权责任法》在规制环境污染方面的积极作用。因此，将生态损害纳入《侵权责任法》第65条规定的“污染环境造成的损害”的范围是必要且合理的，[6]再说这一观念已经为我国立法部门的工作人员所认识并接受。[7]

二、环境污染责任解析

《侵权责任法》第8章的标题是“环境污染责任”。在对该标题的理解中，有学者提出存在3种理解可能：(1)要求行为人承担责任是因为行为人的行为引起的环境污染造成了权利人的利益损害；(2)要求行为人承担责任是因为行为人的行为引起的环境污染造成损害，而这种损害包括对权利人的利益损害，法律只要求行为人对环境污染所造成的损害中的权利人损害承担责任；(3)要求行为人承担责任是因为行为人的行为引起了环境污染损害和权利人的利益损害，而所谓的侵权责任并不特指对权利人的权利或利益造成损害而承担的责任，而是一般意义上的责任，相当于对侵权行为承担责任。[8]根据英美法系国家采用的立法标题技术，在确立立法意图时，标题对其后面的条款起说明作用。[9]而在我国，将标题理解为是对后面条款意旨的归纳也是没有疑问的。但是，法律中的标题虽然对于相关法律条文具有一定的解释作用，但毕竟只是理解法律条文的辅助资料，只有在对法律条文的理解存在疑义时才有必要结合标题来进行解释。因此，对“环境污染责任”的理解完全可以根据《侵权责任法》的具体规定来进行。

根据《侵权责任法》第65条的规定，环境污染责任是作为特殊侵权责任加以规定的，其含义较为含糊，只能看成是对《侵权责任法》第8章标题的说明，并没有解决上述关于“环境污染责任”理解的分歧。由于在法律中没有一个法律条文能够独立存在，往往只有当法律条文处于与它有关的所有条文的整体之中才彰显其真正的含义，有时将该条文与同一法律中的其他条款加以比较，含义也就明确了，[10]因此，对“环境污染责任”的理解不应当局限于《侵权责任法》第8章的4个条文，而应当结合《侵权责任法》的其他相关条文来理解。

从《侵权责任法》第1条关于立法目的的规定看，充分保护民事主体享有的合法权益是该法最主要的目的。《侵权责任法》第2条对侵权责任法保护的民事主体的合法权益进行了列举。由于权利是人的权利，换言之，权利总是依附于特定的主体，因此《侵权责任法》第3条规定“被侵权人有权请求侵权人承担侵权责任”。从《侵权责任法》这3个条文的规定看，无论是一般侵权责任还是特殊侵权责任，均以侵权人侵害特定主体的民事权益为条件。[11]结合《侵权责任法》第1-3条的规定可知，对《侵权责任法》第65条不应作如下理解：

(1)只要行为人的行为污染了环境即应当承担责任；

(2)除行为人的行为因污染环境造成他人的权益受到损害应承担责任外，行为人的行为污染了环境没有造成他人权益损害的也应当承担责任。因为上述理解均不妥当，也不符合侵权责任法的立法宗旨。

综上所述，“环境污染责任”是指行为人的行为造成生活环境或生态环境的污染导致他人的人身、财产权益损害而应当承担的侵权责任。如果行为人的行为只是造成生活环境或生态环境的污染，那么就不属于《侵权责任法》第8章规制的范围，而应当由环境保护法加以规制。对“环境污染责任”作如此界定，既可以发挥运用侵权责任手段保护环境和民事主体合法权益的积极作用，又能够避免侵权责任制度功能的不适当扩大，进而避免侵权责任法与环境保护法在适用中产生抵触。

三、环境污染责任与不可量物侵害的关系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以下简称《物权法》)制定的过程中，如何使其有利于保护生态环境是众多学者关注的话题，其中不可量物侵害制度[12]的引入便是上述思想的反映。由于不可量物侵害与环境污染责任均能够发挥一定的保护环境作用，因此理顺两者之间的关系有利于环境污染责任的适用。

关于不可量物侵害的性质，德国法学界提出了“相邻关系说”与“人格权侵害说”两种学说。[13]《物权法》第90条对不可量物侵害也作了规定。可见，在我国，不可量物侵害属于相邻关系的一种。

在发生不可量物侵害时，法律究竟应该提供何种救济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对此，当前主要存在“侵权请求权说”、“侵害相邻关系说”和“物权请求权说”三种学说。由于相邻关系不是一种独立的物权类型，而是对不动产所有权或使用权内容的必要扩张或限制，因此，不可量物侵害不能产生独立的物权请求权，受害人也不能以相邻关系受到侵害为由寻求侵权责任法的救济。但是，有学者认为，在没有合同约定的情况下，因侵害相邻关系发生的纠纷，受害人可以以其不动产权利受到侵害为由，分别主张侵权责任请求权和物权请求权。[14]可见，在不可量物侵害纠纷中，受害人事实上可以根据具体情形选择侵权责任请求权或物权请求权来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在英美法中，因为无物权请求权制度，所以不可量物侵害通常被归入侵权行为中，其法律效果以损害赔偿为中心。在大陆法中，各国法律对此的具体处理方式并不一致。《法国民法典》未对不可量物侵害作出规定，但经过判例、学说的共同努力，形成了规范相邻建筑物间、建筑物与土地间以及土地间所生的不可量物侵害的一般规则———近邻妨害法理，其实质是一种无过错侵权责任。[15]德国主要从所有权扩张或限制角度对不可量物侵害作了规范。其中，所有权人在以下情形中负有容忍义务：

(1)对非重大之“无形侵害”；

(2)对重大且当地所通行而又不能通过合适措施加以阻止之侵入；

(3)对已许可之危险营业的侵入。但是，无形物(如煤气、蒸汽)即使为非重大或为当地所通行，也绝不允许通过专门管道而导入邻地。

所有权人在以下情形中无容忍义务：

(1)“可估量的”固体物侵入；

(2)对重大但不为当地所通行之侵入；

(3)对重大且为当地所通行，但能通过合适措施加以阻止之侵入。[16]《日本民法典》也没有对不可量物侵害作出规定，但日本司法实务界对相邻关系的判决有从权利滥用禁止原则向侵权责任制度发展的趋势，1960年日本世田谷区砧町发生的一起妨碍日照案件就表明了这一倾向。[17]另外，日本民法学界还在既有民法框架下发展出“容忍限度论”，这对不可量物侵害等环境污染问题的解决具有重要意义。[18]可见，虽然各国在处理不可量物侵害纠纷方面存在差异，但无论是侵权请求权还是物权请求权均可作为解决不可量物侵害的途径。

其实，在不可量物侵害导致受害人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时，侵权请求权和物权请求权各自具有不可替代的功能，因此应当根据侵害发生的具体情形，承认物权请求权和侵权请求权的竞合。其中，在相邻不动产权利人之间，行为人违反国家有关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造成一定的妨害或损害后果且这种不可量物的妨害没有超过必要的限度，那么应当根据《物权法》关于相邻关系的规定处理。如果不可量物的妨害超过正常人的容忍限度，造成受害人的损害，那么当事人可以在侵权请求权与物权请求权中选择保护自身合法权益的最佳救济方式。此外，依照《侵权责任法》第15条关于责任方式的规定可以看出，在物权受到侵害时，受害人除可以行使物权请求权外，还可以通过行使侵权请求权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侵权责任法》第15条的规定对于不可量物侵害纠纷的处理同样适用。

参考文献：

[1][3][4]参见王世进、曾祥生：《侵权责任法与环境法的对话：环境侵权责任最新发展——兼评〈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八章》，《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3期。

[2]参见张新宝：《中国侵权行为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2—33页。

[5]参见王泽鉴：《侵权行为法(第2册)：特殊侵权行为》，台湾三民书局2006年版，第16页。

[6]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出台之前就有学者对此问题作过深入分析。参见高利红、余耀军：《环境民事侵权同质赔偿原则之局限性分析》，《法商研究》2003年第1期。

[7]参见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民法室编：《〈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条文说明、立法理由及相关规定》，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66页。

[8]参见徐祥民：《环境污染责任解析——兼谈〈侵权责任法〉与环境法的关系》，《法学论坛》2010年第2期。

适用范围范文篇9

关键词：地役权；适用范围；权利结构；物权法定

地役权是一种古老的他物权形式，为各国物权法所承认。依目前国内通说，地役权是指为了增加自己土地的利益而利用他人土地的权利，供他人土地使用的土地为供役地，享有地役权的土地为需役地，其与相邻关系制度适用范围相当，均为“调和

相邻不动产权利用所生的制度“，只是法律调整的方法不一，一为意定，一为法定。〔1〕新近公布的民法典大纲（草案）也将地役权适用范围定位在因不动产利用而生的通行、取水、通风、采光、眺望等问题。〔2〕

然而，参照罗马法以及各国立法例，笔者认为将地役权适用范围限定在“因不动产利用所生关系”，过于狭隘，没有真切地把握地役权内涵并认识到其更广泛的适用范围。这里，笔者不揣粗陋，提出一点自己的看法，以冀能够引起法学界对此问题的深入研究。

一、地役权可适用于各种物之利用情形，具有广泛的适用范围

一种物权的适用范围是由其所调整的物之利用形式所决定的，即由权利的内容所决定。但对于地役权，各国民法典中均未明确规定其权利内容。《法国民法典》第637条规定：“役权系为另一所有权人的不动产的使用及需要对另一不动产所加的负担。”《德国民法典》第1018条规定：“一块土地为了另一块土地的现时所有人的利益，得设定权利，使需役地的所有人得以某种方式使用该土地，或使在该土地上不得实施某种行为，或排除本于供役地的所有权对需役地行使权利（地役权）。”无论是法国民法典的“负担”，还是德国民法典的“使用”、“不得实施”均未明确地役权的实际内容，而是依需役地的利益，由当事人设定时确定。日本、意大利、瑞士等国民法典中，对于地役权内容的规定也是如此。

由此可见，地役权权利内容的界定，只有依当事人在设定地役权时需役地的需要而定，换言之，地役权适用范围的大小亦由可设定的“需役地利益”而定。笔者下面将对各主要国家民法典中所谓“需役地利益”进行逐一分析，以求明确地役权的适用范围。

《法国民法典》第686条规定：“所有人得对其产业，并为其产业的利益设立其认为适当的役权。”所谓产业的利益，范围十分宽泛，当远非止于我们所界定的相邻关系内容。在深受法国民法影响的美国路易斯安娜州，一个法院类推地役权创设了一种重要的采矿权。

《意大利民法典》第1028条规定：“除经济利益以外，需役地本身具有的较多的方便条件或者良好环境也是便利。同样，需役地本身具有的工业用途也是一种便利。”根据此条款，“经济利益”、“方便条件”、“良好环境”、“工业用途”均可成为地役权设立的原因。《意大利民法典》第1080条就规定可以地役权名义设立一种对他人流水享有一定份额的占有、使用权，类似于现代水法中的取水权。

《德国民法典》第1019条第1款规定：“地役权只能存在于为了对土地的利用，地役权人的利益而设定的权利中。”依此条件，凡是为了对土地利用的需要，都可以设立地役权，绝不以相邻不动产利用之调节为限。德国民法典中还规定了为个人利益而设立的地役权。即限制的人役权，该法第1090条规定，“土地得以此种方式设定权利，使因权利而受利益的人，有权在个别关系中使用土地或享有其他可以构成地役权的内容的权能。对限制的人役权准用第1020条至第1024条，第1026条至第1029条，第1061条的规定（即地役权的规定）。”德国民法中用这种地役权形式来涵盖一种对住宅的使用居住权，第1093条规定：“（居住权）（1）建筑物或建筑物的一部分上设定以居住使用为目的的排除所有权的限制的人役权；（2）权利人有权在上述住房中容纳其家庭以及由其生活条件决定而必需的服务和护理人员；（3）如果居住权仅在建筑物的一部分上设定，则权利人可以共同使用为居住人共同利用而确定的设备和设施。”这种地役权形式后于1951年3月15日生效的《住宅所有权及长期居住权法》中演化成长期居住权，“一种得居住于建筑物内之住家的物权”〔3〕，“此权利可以让与、继承、出租，显然此权利是一种独立的用益物权。”〔4〕

《瑞士民法典》第730条规定：“甲地所有人为乙地的利益，得允许乙地所有人进行某些特定方式的侵害，或为乙地所有人的利益，在特定范围内不行使自己的所有权，以使自己的土地受负担。”此条款只是笼统地提出为了需役地的利益，均可对供役地为各种性质利用，并无特别的限制。依第781条，还可以成立为个人利益而设的地役权，“（其他地役权）土地所有人为某人或公众的利益，得以射击场、通路等目的，设定各种役权。……除上述规定外，本条的役权适用有关地役权的规定。”《瑞士民法典》第779条规定：“在土地的地上或地下建造并保留建筑物的权利，可设定为役权。”另依第674条规定，建筑突出占用他人土地空间的，也可以设定为地役权。

《日本民法典》第280条规定：“地役权人，依设定行为所定的目的，有以他人土地供自己土地便宜之用的权利。但不得违反第三章第一节中关于公共秩序的规定。”依此条款，地役权设立的范围仅以不损害公共秩序为限，理解上，范围应大大超出相邻不动产利用之调和。日本民法中有入会权概念，所谓入会权指日本传统习惯中一定范围内的居民可以进入特定的山林、原野、河川，进行采集野果、放牧、捕鱼，甚至采伐树林、挖掘矿产的权利，《日本民法典》第294条规定，“关于无共有性质的入会权，除从各地方的习惯外，准用本章的规定（即地役权一章）。”

我国台湾地区民法典第851条规定：“称地役权者，谓以他人土地供自己土地便宜”之用之权。“对于”便宜如何理解，立法理由书称“便宜其类匪一，悉依设定行为定之。”根据此条款，地役权可适用的范围更是授权当事人依意志决定，一概不加以限制。故有学者认为，为了禁止竞业目的，也可以设定地役权。〔5〕

通过对于各国民法典相关条文的实证分析，可以发现，各国对于地役权的内容均未限定，而是授权当事人依需役地需要确定权利的内容。各国在界定需役地利益时，又多范围宽泛，委诸当事人依意志自由决定，只要不损害公共秩序即可。而实际上，需役地利益和需役地人利益是两个相互牵联，很难完全隔离的概念，名为需役地利益，然可能行需役地人利益之实。更有甚者，即如以德国民法典和瑞士民法典中，直接允许成立为个人利益而设的地役权。所以，地役权在各国民法典中实质上是一种可依当事人愿意而设定权利内容的他物权种类，可广泛适用于各种物之利用情形。此适用范围要远远大于目前我国学者将其所限定的“不动产利用之调和”。

二、地役权广泛的适用范围是由其独特权利结构和特定历史背景决定的

地役权之所以能够广泛地适用于各种物之利用形式，是由其独特的权利结构模式所决定的。现代民法中地役权制度继受了罗马法中详细而成熟的规定。〔6〕进而言之，地役权广泛的适用范围这一特性在罗马法，这一现代民法源头中，就已经具备了。所以，我们要探寻地役权适用范围的真实面目，就必须从罗马法中求得答案。

（一）地役权独特权利模式的建构

罗马法中最早的耕作地役是随着罗马原始公社的解体，土地变为私有以后，为了放牧和耕作的便利仍沿袭土地共同使用的习惯演变而成的。〔7〕古罗马，土地原本公有，公元前6世纪中叶，人口日增，公有制不足以奖勤罚懒，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方改归每个家长独自用益其所耕作的土地，于是土地遂由公有变为私有。〔8〕但仅靠单块土地利用，有时不能实现土地价值。如通道、水源等问题，单块土地无法解决，非借助于邻地不可。于是罗马人在确立土地私有观念以后，仍沿袭公有时某些土地共同利用的习惯，如经他人土地通行、汲水。在土地私有、确立所有权观念的同时，罗马人出于保持原公有利用状态的需要，又创设了利用他人土地的耕作地役权观念。并且此种权利诞生之时就具备了现代地役权的两大特性：

第一，权利内容的不确定性。罗马人在萌发地役权观念时，是泛指一切原公有时共同利用的传统。但物之利用的形式丰富多彩，不一而足，无法确定一个统一的模式、内涵。在罗马人头脑中，原公有时物之利用的方式均可成为地役权的权利内容，这必然造成地役权权利内容的模糊性、不确定性，只能根据具体需要而定。

第二，权利范围以需役地需要为限。最初的地役权观念认为地役权并非人与物的关系，而是物与物的关系，是一块土地对另一块土地的役使。〔9〕在现代物权法观念看来，这是荒谬可笑的，可对于刚刚迈入文明社会门槛的罗马人来说，从直观出发，地役权是一块土地为正常使用而利用他人土地的情形，是一种需役地对于供役地的利用、役使权利，其利用范围自然以需役地的需要为限。于是，罗马人观念中便认为地役权范围应以需役地需要为限。

最早的四种耕作地役是：步行地役、兽畜通行地役、货车通行地役、取水地役，以后又出现饮畜地役、导水地役、水上通行地役等耕作地役。其后，随着城市的繁荣又产生了架梁地役、支撑地役、阴沟地役等建筑地役。耕作地役和建筑地役合称为地役权。从最初地役权的种类来看，其多数是为了保证各种利用价值的正常发挥，换言之，即是为了调和相邻不动产之利用。但是，这并不代表地役权适用范围仅局限于此。（二）地役权广泛适用范围的实现

物之利用多元化以及社会发展进步性决定了罗马人对他人物的使用并非只是为了调和相邻不动产利用。一方面，原公有时，对产之间利用的调和，有些超出土地的正常使用却是为增加土地的价值，有些原公有的习惯即为为个人利益而对他人土地的利用，比如在他人土地上放牧、采掘、寄存等权利，这些权利在历史中已形成，并为社会所承认、接受，现在必须寻得保存它所必须的法律权利形式。另一方面，随着罗马人对于他人土地利用的深入，并非仅以自己土地的正常使用为限，有时溢出此界限而更多地是为了增加自己土地的价值，甚至于是为了纯个人的需要而利用他人土地，这些都需要适当的物权形式来表现。

前面所涉古罗马社会对于他物权形式的要求，不能包括所有权概念，而地役权是当时唯一的他物权形式，那就只有用地役权来概括。好在地役权概念中权利内容不明确，而均由需役地需要确定。且何为需役地利益，何为需役地人利益，本即为两个难以分清的概念，个人利益多需土地利益体现，土地利益又多表现为个人利益，实质上，只要当事人有一块土地，均可认为是为了需役地的利益而设立地役权。“罗马法非常注重实际而不专尚理论。……当理论与实际发生矛盾和冲突时，罗马法总是舍弃纯理论的要求而致力于满足实际的需要。”〔10〕地役权的适用范围于是得到了极大的扩展。地役权作为当时唯一的一种他物权形式，可以随当事人的目的而随意设立各种内容的他物权，赋予各种物之利用形式以物权效力，调整社会生活的各种需求。

于是，“役权不再是典型的，当事人可以将任何一种同役权的一般品质相关的使用权确定为役权”。〔11〕我们可以在《学说汇纂》中发现许多和通常地役权特性不相符的地役权。D.8.3.3pr“同样可以创设将耕地之牛放牧于邻地的役权”；D.8.3.1“内拉蒂还写道，可以创设一种将农产品集中贮存于邻居农场内或若我的葡萄园需要杆子我便可以在邻地取的役权。”〔12〕甚至于出现这样的语段，D.8.3.4“如果土地的收益完全来自放牧，那么放牧权也像饮畜权一样被视为同土地有关而非同人有关。然而，倘苦立遗嘱人希望将此役权给予其指定的某个人，该役权便不能被给予土地的买受人或立遗嘱的继承人。”〔13〕这段话的意思显然是允许以地役权的名义，为某人设立放牧的权利，以使其获得收益，这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很难再与土地使用的便利、需要挂钩，而纯粹是依个人需要而设定的权利形式。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地役权在罗马法中广泛的适用范围和巨大的包容性。

地役权广泛的适用范围这一特性是其后产生的用益权、永佃权、地上权等其他他物权形式所无法具备的。用益权是指无偿使用收益他人的物而不损坏或变更其物本质的权利。它是为了解决由于无夫权婚姻（SineManu）而造成的，丈夫死亡之后，不能取得家庭正式成员身份的寡妇的日常生活需要问题而设定的。永佃权指支付租金，长期或永久地耕种他人土地的权利。它是对于债务人或第三人移转占有而提供的财产，在债务人不履行债务时，依法享有的就担保的财产变价并优先受偿的权利。这些他物权形式的内容、构成，法律已经明确，当事人没有任何意定的空间，适用范围自然也固定。这样，在出现新的物之担保形式时，这些权利种类就无能为力。而在用益物权种类中，虽也存在权利内容、适用范围固定的他物权种类，但同时存在着地役权这一特殊的他物权类型。由于地役权独特的权利结构模式，其可以涵盖各种物之利用形式，授权当事人依意志确定权利的内容，给当事人留下极大的自由余地。许多物的利用方式不能归于地上权、用益权、永佃权等用益物权形式，但由于地役权广泛的适用范围，其可以冠以地役权名义而设立、登记。所以，虽然其他用益物权种类内容也相对固定，缺乏适应性，但由于地役权的存在，使整个用益物权体系保持一定弹性，不致于使用益物权种类与社会生活实际脱节，抑或产生否定物权法定原则的呼声。本文第一部分所举实例也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有法国学者认为，“法国民法典中地役权规定充分体现了意思自治原则，根据这一规定，当事人可以设定法律就其类型未作明文规定的地役权，学者认为这是物权法定原则之松动。”〔14〕有德国学者认为，“物权的所谓种类法定原则已使得当事人仅能在一些次要点上有所约定，但地役权却因土地之间关系极为多样，而使得权利的主要内容也须由当事人合意决定，这种先天的内容多样性可以说是地役权的最大特色。”〔15〕

基于以上比较分析，地役权广泛的适用范围在用益物权体系所发挥的巨大价值已经显示得很清楚了。当今社会发展日新月异，新的物之利用形式层出不穷，自然会对法律所保护的物权形式提出新的要求，但在物权法定原则统领下，新的他物权种类难以设立，其他用益物权内容、范围又相对固定，可适用范围单一，而只有地役权具有独特的权利结构，可依当事人意愿规定各种权利内容，及时调整当事人对物的各种新的需求，使整个用益物权体系保持相当活力和适应性，以顺应社会发展需求，弥补物权法定之不足。实质上，地役权可视为一种一般他物权形式，具有普遍适用于各种物之利用情形的功能。

反之，依照现通行的地役权调整“因不动产利用而生关系”的错误定位，必然会造成物权法律制度与社会现实的脱节。也许我们现在起草物权法，可以在法典中详尽列举各式物之利用情形，并赋予物权形式，但立法者的预见力总是有限的，新的物之利用情形会不断出现。而在物权法定原则支配下的物权体系中，各他物权种类固定，权利内容也相对固定，那么，我们的物权体系应如何应付社会不断发展的需要？一方面是社会现实对他物权形式的需求，另一方面却是地役权制度优势的闲置。未雨绸缪，为保证物权法的稳定性、适应性，我们必须在制度设计时保持用益物权体系具有一定弹性，而地役权就是能使用益物权体系永葆活力的精华。在此，笔者愿意为中国物权法中地役权提出如下定义：

“地役权为不动产所有权人或使用权人在利用不动产过程中，依设定行为所定的目的，而以他人不动产供自己使用的权利。但所设目的不得违背公序良俗”。该定义突出地役权可依当事人需要而广泛调整各种物之利用形式的特性；不动产所有权人或使用权人在其利用不动产过程中所产生的各种利益、需求，如果没有其他合适的用益物权形式，即可以通过地役权的名义设定，以实现当事人的现实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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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王闯，动产抵押制度研究[A].民商法论丛第3卷[C].409。

适用范围范文篇10

一、本谅解的适用范围

本谅解适用于两种情况。

第一种是按照附录1所列适用协定[2]中的磋商和争端解决规定而提起的争端。每个适用协定都有磋商和争端解决的规定，适用于有关本协定项下权利义务的争端。例如，《补贴和反补贴措施协定》第7条第1款规定，如果一成员认为另一成员的补贴措施对其国内产业造成了损害，就可要求进行磋商。第7条和第30条还对双方的争端解决问题作出了规定。因此，根据这些规定提起的争端，应当适用本谅解。[3]

第二种情况是成员之间就《WTO协定》和本谅解中的权利和义务的争端而进行的磋商和争端解决。附录1所列适用协定包括了《WTO协定》和本谅解本身，但《WTO协定》中涉及成员的权利和义务，却没有关于磋商和争端解决的规定；本谅解也涉及成员的权利和义务，但并没有对这些权利和义务规定磋商和争端解决程序。因此，关于这两个协定中权利和义务的磋商和争端解决，也适用本谅解规定。

与其它具体协定相比，《WTO协定》和本谅解属于成员总的权利和义务，常常体现在其它具体协定中，因此这种磋商和争端解决可以单独进行，但也可以与其它适用协定结合进行。[4]

《乌拉圭回合多边贸易谈判结果最后文件》中，包括了《WTO协定》及其附件、部长宣言和决定，以及《关于金融服务承诺的谅解》。对于《WTO协定》及其附件，本谅解附录1没有提及《贸易政策审议机制》，这应当理解为本谅解不适用于贸易政策审议机制，或者说不能根据这一协定提起争端解决。本谅解也没有提及众多部长宣言和决定中，而这些宣言和决定显然对成员的权利和义务也作出了规定。合理的理解是，由于这些宣言和决定大多与单个适用协定有关，当就这些适用协定援用本谅解时，也就捎带上了宣言和决定。《关于金融服务承诺的谅解》由于已经被有关成员列入其服务贸易承诺减让表，自然应适用本谅解的规定。

二、抵触

1、适用协定与本谅解抵触[5]

如上所述，各适用协定都有磋商和争端解决条款。有些协定只是简单地援引本谅解。例如，《原产地规则协定》第7、8条规定，有关原产地问题的磋商和争端解决，适用本谅解的规定。

但有些协定不仅援引了本谅解，而且作出了自己的特殊或附加规则和程序。[6]例如，《关于实施1994年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第6条的协定》（“《反倾销协定》”）第17条第4－7款就对争端提交DSB，专家组的职责以及信息披露等问题作出了规定。这些是结合具体协议特点作出的特殊规定。在本谅解与这些特殊规定相抵触的情况下，特殊规定优先。

在危地马拉水泥案中，上诉机构指出，本谅解规则和程序与适用协定的特殊或附加规定应同时适用。只有在两者不兼容，即遵守一个规定就会违反另一个规定的情况下，才应优先适用特殊或附加规定。上诉机构进一步指出，两者共同构成争端解决程序整体，只有在特殊情况下才存在优先适用的问题；不能认为特殊或附加程序取代了本谅解的规定。[7]

当然，有些特殊规则，特别是关于时限的规定，是明显与本谅解不一致的。例如，《补贴和反补贴措施协定》第4条第4款规定磋商时间为30日，而本谅解第4条第7款则规定60日。在这种情况下，对于补贴方面的争端，就应适用30日的规定。但如果一个案件涉及多个适用协定，例如《补贴和反补贴措施协定》和《农业协定》，而《农业协定》并没有磋商时限较短的规定，则起诉方似乎应放弃援用较短期限的权利，转而使用较长期限，即进行普通的60日磋商。

2、适用协定之间抵触

在WTO争端解决案件中，一项争议涉及两个以上协定是很常见的。例如，在上述印度尼西亚汽车印度尼西亚汽车产业案中，就涉及《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定》、《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定》和《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等。[8]如果两个协定都有特殊规定并且相抵触，则当事双方应进行协商，确定适用于本案的规则和程序。如果双方在自专家组设立后20日内达不成协议，则任何一方都可以请求DSB主席确定规则和程序，而DSB主席经与当事方磋商，必须在接到请求后10日内完成这项任务。DSB主席遵循的原则是，尽可能使用特殊或补充规则，而本谅解的规则和程序只应在没有抵触的情况下使用。因此，DSB主席应尽量使用现有规则，而不是另创一套新规则。

[注释][1]第1条“范围和适用”：1.本谅解的规则和程序应适用于按照本谅解附录1所列各项协定（本谅解中称“适用协定”）的磋商和争端解决规定所提出的争端。本谅解的规则和程序还应适用于各成员间有关它们在《建立世界贸易组织协定》（本谅解中称“《WTO协定》”）规定和本谅解规定下权利和义务的磋商和争端解决；此类磋商和争端解决可单独进行，也可与任何其它适用协定结合进行。2.本谅解规则和程序的适用应遵守本谅解附录2所确定的适用协定所含特殊或附加规则和程序。在本谅解的规则和程序与附录2所列特殊或附加规则和程序存在差异时，应以附录2中的特殊或附加规则和程序为准。在涉及一个以上适用协定项下的规则和程序的争端中，如审议中的此类协定的特殊或附加规则和程序之间产生抵触，且如果争端各方在专家组设立20天内不能就规则和程序达成协议，则第2条第1款中规定的争端解决机构（本谅解中称“DSB”）主席，在与争端各方磋商后，应在两成员中任一成员提出请求后10天内，确定应遵循的规则和程序。主席应按照以下原则，即在可能的情况下使用特殊或附加规则和程序，并应在避免抵触所必需的限度内使用本谅解所列规则和程序。

[2]附录1所列适用协定包括：

（A）《建立世界贸易组织协定》；

（B）多边贸易协定：附件1A：多边货物贸易协定，附件1B：《服务贸易总协定》，附件1C：《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附件2：《关于争端解决规则与程序的谅解》；

（C）诸边贸易协定：附件4：《民用航空器贸易协定》，《政府采购协定》，《国际奶制品协定》，《国际牛肉协定》。

[3]但在欧共体香蕉案中，专家组还审查了“洛美公约”的内容，因为GATT缔约方全体提到了这个公约，并且这个公约与本案有关。欧共体香蕉案：EuropeanCommunities-RegimefortheImportation，SaleandDistributionofBananas，WT/DS27/R/ECU，WT/DS27/R/GTM，WT/DS27/R/HND，WT/DS27/R/MEX，22May1997，第7.98段。

[4]例如，在美国301条款案中，欧共体等指责美国贸易法“301条款”违反了本谅解第3条、第21条、第22条和第23条关于争端应当多边解决的规定，以及《WTO协定》第16条第4款关于成员应使其法律与WTO一致的规定。同时，欧共体还认为美国的这一法律违反了GATT1994的有关规定。美国301条款案：UNITEDSTATES–SECTIONS301-310OFTHETRADEACTOF1974，WT/DS152/R，22December1999，第1.4段。

[5]第1条第2款使用了“差异”（difference）一词。从下文所引WTO实践看，应与“抵触”（conflict）同义。但在同一款中，对本谅解与适用协定使用了“差异”，而对于适用协定之间却使用了“抵触”，是有些误导的。

[6]谅解附录2列出了适用协定所含特殊或附加规则与程序：

一、《实施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协定》，11.2；

二、《纺织品与服装协定》2.14、2.21、4.4、5.2、5.4、5.6、6.9、6.10、6.11、8.1至8.12；

三、《技术性贸易壁垒协定》14.2至14.4、附件2；

四、《关于实施1994年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第6条的协定》，17.4至17.7；

五、《关于实施1994年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第7条的协定》，19.3至19.5、附件2.2（f）、3、9、21；

六、《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定》，4.2至4.12、6.6、7.2至7.10、8.5、脚注35、24.4、27.7、附件5；

七、《服务贸易总协定》；22.3、23.3；

八、《关于金融服务的附件》，4；

九、《关于空运服务的附件》，4；

十、《关于GATS部分争端解决程序的决定》，1至5.

本附录中的规则和程序清单包括仅有部分内部与此有关的条款。诸边贸易协定中的任何特殊或附加规则或程序由各协定的主管机构确定，并通知DSB.

[7]危地马拉水泥案：GUATEMALA–ANTI-DUMPINGINVESTIGATIONREGARDINGPORTLANDCEMENTFROMMEXICO，WT/DS60/AB/R，2November1998，第65－67段。

在本案中，墨西哥没有指控危地马拉的最终反倾销税（因为磋商在最终措施之前进行），没有接受价格承诺，也没有证明临时保障措施有重要影响，而只是指控调查发起的条件和通报出口成员政府等程序性问题（《反倾销协定》第5条第2、3款和第5款），危地马拉因此认为墨西哥没有在设立专家组请求中明确提及本案涉及的措施，专家组无权审理此案。但墨西哥认为，双方已经就调查发起、临时措施实施和最后调查阶段的行为举行了磋商，因此设立专家组的请求就是适当的。专家组认为，虽然本谅解第6条第2款要求确定措施和法律依据，但《反倾销协定》第17条第5款所说的“事项”（matter）没有要求确定具体案件涉及的措施（即第17条第4款所说的最终反倾销税、接受价格承诺或有重要影响的临时措施），并且应当优先适用。上诉机构指出，两者之间并不存在抵触，应同时适用；专家组认为墨西哥不必指明具体措施是错误的。第72－80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