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衡范文10篇

失衡范文篇1

关键词：新疆；对外贸易；战略调整

新疆对外贸易发展长期面临不平衡的局面，不利于实现贸易双赢的贸易关系，也不有利于国民福利的获得，所以改变新疆贸易不平衡发展对新疆对外贸易发展意义重大。

1新疆对外贸易失衡的表现

1.1进出口失衡

长期以来,新疆在国家出口导向型战略指导下,出口贸易得到长足发展,新疆对外贸易长期保持贸易顺差,贸易顺差呈现逐年扩大趋势,出口增长速度较快,2003～2013年新疆出口贸易增速平均为77.6%，进口增速为13.7%，贸易顺差由2003年的3.12亿美元扩大至2013年的169.8亿美元，2013年出口、进口与贸易顺差间的比例关系为4.2：1：3.2，贸易不平衡表现很突出。

1.2贸易方式单一

新疆对外贸易边境贸易占主导地位，2013年新疆边境贸易额占进出口总额的52%，加工贸易占比1.8%，一般贸易占比34.5%，其他贸易方式占比11.3%，边境小额贸易的发展，客观上促进了新疆对外贸易与经济的发展，促进了新疆边境地区尤其是少数民族聚居区老百姓生产、生活方式的转变。随着近年来新疆与周边诸国边境贸易的发展，加强了新疆与周边国家政治互信与文化认同，相互加深了解，促进了新疆与边境贸易对象国之间的经济与政治关系发展。由于边境小额贸易在贸易形式上属于对外贸易发展的初级阶段，不太适合现代国际市场商品交换的客观需求。尽管一般贸易的比重较以前有所增加，但是依然较低，加工贸易与其他贸易方式发展落后。

1.3贸易对象集中

2013年新疆与亚洲国家贸易额为232.95亿美元，占比84.5%，与中亚五国的贸易额为190.34亿美元，占比为69.2%，与欧洲的贸易额21.86亿美元，占比7.95%,与非洲的贸易额为5.45亿美元，占比为1.98%，与拉丁美洲的贸易额为3.77亿美元，占比为1.37%，与北美洲的贸易额为9.09，占比为3.3%，与大洋洲的贸易额为2.49亿美元，占比为0.9%。新疆已经与202个国家与地区建立了贸易关系，尽管近年来新疆贸易伙伴国数量连年增加，但是市场过于集中在亚洲，尤其集中于中亚五国的现象并无改变。贸易对象集中，并不有利于新疆对外贸易的健康发展，也不符合新疆建成国家向西开放陆路通道与新疆丝路经济带核心区的建设要求。

1.4贸易主体发展不平衡

随着新疆对外贸易的发展，新疆的贸易主体中私营企业所占份额已经占据主导地位，2013年新疆私营企业进出口总额为200亿美元，占当年贸易额的72.7%，但是，新疆私营进出口企业的发展不平衡，大多数私营进出口企业贸易额较低，规模小。2013年新疆三资企业贸易额占比为0.4%，进出口额仅为1.1亿美元，比重低，规模小。应该通过积极调整新疆的对外贸易战略，鼓励新疆私营进出口企业的发展，充分利用国家向西开放政策以及“一带一路”战略精神，简化通关手续，提高贸易便利化，在鼓励出口的同时也要鼓励私营企业与三资企业发展进出口贸易。

1.5进出口商品结构单一

2013年，新疆出口的产品中，前十位产品主要是:鞋、纺织品、番茄酱、地毯、肠衣、电视机、药材；进口产品主要是：原油与成品油、皮革、原木、钢材、肥料、羊毛及纸与纸板、医疗仪器与器械。出口主要是工业制成品，进口以原料资源型产品为主。新疆出口额较多的产品主要是鞋、番茄酱、纺织品，都是劳动密集型产品，产品技术含量低，附加价值低。

2新疆对外贸易发展失衡的原因

2.1出口导向型贸易战略

出口贸易快速增长与贸易顺差的快速扩大以及进口贸易增速较低，有市场供求关系的原因，周边国家、尤其是中亚国家对新疆确实对许多产品有较强的市场需求，而周边国家在新疆需求产品的供给上又存在不足，导致出口增速远远高于进口增速。但是，新疆与主要贸易伙伴国家的对外贸易不是自由贸易，市场作用只是一个方面，出口导向型贸易战略是导致新疆进出口失衡的重要原因。重视出口忽视进口的贸易战略有其特定的历史原因，亏损出口、行政指令出口、高额补贴出口的政策诱导机制导致出口快速增长，重视出口的政策导向又抑制了进口。

2.2技术落后、科技投入不足

技术落后是造成新疆贸易困局的原因。由于新疆科技投入不足，产品不能够以质取胜、不能够获取核心竞争力，只能够以价格为竞争手段，当价格缺乏竞争优势时，通过财政补贴、税收优惠达到出口价格优势的目的，必然会造成以低价、数量型出口的贸易增长方式。之所以会造成此类边境贸易的长兴不衰，有贸易政策、双方商业信用的原因以外，更大原因是由于新疆在贸易方式方面技术投入不足造成的，企业不能够选择更加适合的贸易方式。造成新疆贸易对象集中与贸易品结构单一的原因是新疆出口产品技术含量低，出口市场也就只能够满足低端市场需求，出口产品的多元化才能够带来出口市场需求的多元化，只有增加科技投入，提高产品技术含量，实现中、高、低端产品及花色品种供给的多元化，市场与进出口商品结构的多元化才能够成为现实。

2.3缺乏产业支撑

核心技术产品的供给需要有完整的产业支撑，无论是贸易通道建设还是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培育与发展符合新疆经济与社会现实的特色支柱产业都是关键。新疆的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是理想也要兼顾现实，理想是我们希望建成面向中亚与欧洲的五大核心区，现实是新疆的产业水平还较低，缺乏面向中亚乃至欧洲的支柱产业。支柱产业的形成不仅需要科技投入的增加与科技水平的提高，而且要有人才的引进。需要形成从原材料的供给与加工、产品的工艺设计与生产、装备的生产、零部件的供应与生产，产品的营销与品牌建设，售后服务都需要发展。

3新疆对外贸易发展的几大困境

3.1地理位置是优势也是劣势

新疆的地理空间位置为新疆带来了得天独厚的贸易通道优势，成为国家向西开放重要门户，但同时，我们也要看到，也就是这一地理位置凸显出新疆对外开放与对外贸易发展的劣势。新疆周边国家大多经济落后、社会政治不稳定、文化宗教信仰复杂，周边国家尤其是中亚国家地广人稀，消费能力与市场容量有限；如果有，也是潜在消费与市场需求，需要长时间的培育。新疆地理空间的优势也是劣势所在，新疆距离欧洲发达市场距离遥远，运输距离长，而且途中所经国家较多，通过性不便利，以俄罗斯为中心的欧亚关系还存在许多经济、社会、文化、政治方面的问题亟待解决。

3.2理想与现实

丝绸之路经济带为新疆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历史机遇，但是，新疆目前面临较多的尴尬，人才匮乏，经济发展落后，地广人稀，市场容量小，民族、宗教、文化复杂，还处在一些极端宗教恐怖分子等社会不安定因素。技术进步、产业结构的调整，无论是政府还是企业、理论界都知道很重要，但是从何下手，是本地创新还是东引外联，是靠地方政府还是中央支持，是依靠政府推动还是市场主导？支撑五大核心区建设以及担负起联接欧亚两大经济区域的重担过于沉重，至少从目前来看有些力不从心。

3.3进出口关系

对外贸易利益是进口与出口共同作用的结果，出口的国家利益是由进口反映的。如果出口远远大于进口，贸易利益是无从体现的。如果企业的出口利益来自于由于税收减免带来的成本下降实现的利润空间出现，而不是产品本身的价值升值，一方面是大众税收利益被少数人获取带来利益的挤占；另一方面财政的支持带来的低价出口导致利益输出，福利被国外消费者获取。另外，进出口平衡不仅有利于国民利益的实现，而且有利于贸易双方互利双赢。但是，进出口平衡虽然有利于国民福利的提高，但可能要牺牲经济增长的数字，是要高速增长的政府政绩还是要缓慢增长下的国民福利？

3.4陆路通道与海洋通道

向西的陆路通道长期被海洋贸易通道抑制，而且长期海洋贸易的习惯，培育了海洋贸易通道的便利性、与贸易方式的选择习惯，贸易通道不仅取决于地理位置的通过性，更取决于贸易通道的技术性，改革开放三十余年来中国海洋贸易通道得到了充分的发展，无论在港口建设还是在仓储、运输、通关、贸易融资与服务等软硬件都早已形成了相当完整的庞大产业链。尤其是选择习惯，也就是经济学所说的路径依赖，不是短时间可以更改的。向西开放的重要节点以及丝绸之路核心区建设如何实现？这与陆路贸易通道的建设和需求关系紧密。

4新疆对外贸易平衡发展应该处理的两个关键问题

4.1关于出口导向型战略

对于今天的新疆来说，出口导向贸易战略已经完成了它阶段性的历史使命，新疆必须依据国家对外贸易战略调整的整体思路，适时地调整出口导向型贸易战略，实行开放式的进口替代贸易战略，开放的贸易通道与平台战略。按照国际经济学的最新研究，所谓开放式的进口替代贸易战略就是适度的出口导向与有效的进口替代相结合、以关税和汇率杠杆为主要调控手段的兼容战略。这一战略的政策隐含着废除亏损出口、行政指令出口、高额补贴出口的政策诱导机制，对部分幼稚产业实行战略性、动态性保护，从政府优先国内采购、科研补贴等方面对高新技术装备工业等实施进口替代扶持，对成熟的竞争行业放松进口管制，适度增加进口，使消费留在本地。

4.2技术进步与产业支撑需要政府支持更是市场行为

正确处理政府主导与市场间的关系是中国也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难题，政府正在接受时间的考验。技术进步与产业发展需要政府支持更是市场行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就像一个孩童的成长与父母的关系一样。在他不会走路、对社会与自然以及自我缺乏认知的时候，需要成年人尤其是认知度较高的父母去关心、教育、影响、培育他成长，当他成长以后，父母就该放手由他自由发展与成长，但时不时地提醒与点拨还是应该有的。但无论如何，产业发展与技术进步最终还是要靠市场的力量，就像孩子的成长最终要靠他自己一样。所以，技术进步与产业发展是一个市场化的过程，首先是市场化，市场需求决定产业发展。其次是一个过程，市场培育需要过程，产业升级也好、产品结构优化也好，都不是一蹴而就的事，不能操之过急。

参考文献

[1]康•瑟拉耶什金,陈余.丝绸之路经济带构想及其对中亚的影响[J].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15(4).

失衡范文篇2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历了从贸易逆差向持续顺差转变的一个过程，从中国统计年鉴中收集到自1978—2012年进出口差额数据，利用Excel制作出条形图和线形图，横坐标表示年份，纵坐标为进出口差额。如图：大致可以把我国贸易状况分为以下五个阶段：

（一）1978年—1989年，此时的中国经济刚处于起步阶段，贸易逆差为主阶段。

在这个阶段的12年中有10年处于逆差状态，累计逆差46840百万美元，年均逆差3900百万美元。

（二）1990年—1994年，贸易顺差逐步发展阶段。

随着改革开放，中国对外贸易逐步增加，在这个阶段，除1993年出现12220百万美元的逆差外，均为贸易顺差，累计顺差14380百万美元，年均顺差2876百万美元。

（三）1995年—2006年，贸易顺差高速增长阶段。

该阶段，贸易顺差持续增长，1995年—2006年的12年间累计顺差高达495900百万美元，年均顺差41325百万美元。显然，自改革开放以来，巨额的出口贸易顺差，大大的拉动了我国经济的发展。

（四）2007年—2009年，贸易顺差缓冲阶段。

在这一阶段里，我国处于贸易顺差的环境中，但是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进出口贸易差额在2011年相对有所下滑。在这三年里累计顺差达到758145百万美元，年均顺差252718百万美元。虽然受金融危机的影响，但是我国的累计顺差以及年均顺差仍在增长。

（五）2010年以来，贸易顺差继续高额增长。

走出了金融危机的影响后，我国贸易顺差继续快速整张。在2011年—2012年，贸易顺差额达到了148.68%的增幅。纵观我国自改革开放35年来贸易平衡状况，我国贸易顺差呈现出波动增长的情况，每年的贸易顺差增幅大致为向上增长的趋势，这也表明了我国国际收支不平衡程度的加大。

2中国贸易失衡的原因分析

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进出口贸易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逆差到顺差。并且从1995年后，呈现出高速增长的情况。针对这一现象，并结合我国的国情，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分析了我国贸易失衡的原因。

2.1生产要素禀赋的差异

从我国的贸易产品上来看，我国主要出口钢铁﹑服装等劳动密集型产品，而进口主要以农产品﹑高科技产品等技术密集型产品，我国的这种贸易格局是由于各个国家的生产要素禀赋的差异导致的。生产要素是一个国家﹑一个企业或一个经济活动组织从事生产活动时的各种投入。根据赫克歇尔—俄林的资源禀赋理论，一个国家或地区应该出口那些在生产中密集使用该国最丰富生产要素（资源）的产品（即使用廉价要素比例大的产品），而进口那些在生产中密集使用该国最稀缺资源的产品。我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相对于其他国家来说，我国的劳动力资源相对比较丰富而且廉价，在劳动密集型产品方面具有比较优势。而欧盟核心成员国和美国均属发达国家，人口相对稀少，但是资本和技术相对丰裕。因此需要进口大量的劳动密集型产品。据商务部统计，2006年我国对美国出口的商品主要集中在锅炉零件﹑光盘驱动器等技术含量较低的机电产品和玩具鞋靴﹑服装等生活消费品，而美国向中国出口的商品主要为航空器﹑光学仪器﹑大规模集成电路﹑高级晶体管等高技术产品。当然，我们也可以从这样一个例子来分析这样一点，美国苹果手机零部件的生产大都设置在发展中国家，例如中国和印度，因为相比较来说，我国的劳动力资源很丰富，而且付给工人的工资相对也较低，所以发达国家将工厂设在发展中国家以获取利润。显然，中美﹑中欧贸易的商品结构符合国际分工及资源禀赋理论，各自在相对资源比较丰富的产业上形成顺差。

2.2国际产业转移

随着世界范围内的产业结构的调整，发达国家的产业结构升级，第三产业占到GDP70%以上，使其制造业加速向劳动力市场资源丰富的发展中国家转移。因此在改革开放后，我国的产业结构中制造业占了相当大的比例，而第三产业所占比例相对较少。世界经济出现“美欧消费，亚洲加工”的格局。纵观国际产业转移的发展概况，国际产业转移主要呈现出一下几个特点：（1）把产业革命发展起来的以传统机械技术为主的劳动密集型或资源密集型产业从发达国家转移到发展中国家；（2）发达国家将一些技术密集型的重工业转移到经济基础较好的发展中国家，例如：石油﹑化工等。这也造成发展中国家环境污染较重的现象；（3）当代最发达的国家，将一些高科技产品生产的下游产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例如电子产品的组装业，富士康就是这样一个很典型的例子；（4）发达国家之间形成联盟，为了提高高科技技术水平和扩大国际贸易的需要，将相对较弱的环节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形成比较优势，促进专业化分工和技术合作。国际产业的转移潮流下，对我国的进出口贸易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我国在国际分工占比较优势的主要在于低附加值得劳动密集型产品，在我国投资建厂的多为出口导向型的中小跨国公司，主要投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和加工贸易的方式出口产品。结合我国的资源优势和国外的资本和技术，使得我国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大大增加，FDI和加工贸易成为我国主要的贸易顺差来源。第二，我国处于东亚加工制造基地的位置，我国的贸易顺差大部分为周边国家和地区的顺差转移。中国处于东亚国际生产网络的最末端——加工组装阶段，很多周边国家和地区的出口要经过中国的组装得以实现。据专家估计，在我国对美国和欧盟的出口贸易额中，至少有一半是由日本﹑韩国﹑东盟和台湾地区的(绕路出口)而产生的。因此，我国对美国和欧盟的出口增加，涵盖了我国从日本﹑韩国﹑东盟和台湾地区的进口增加值，我国的贸易顺差中包含了这些国家对美国和欧盟的贸易顺差转移。

2.3国内产能过剩

产能过剩是指生产能力的过剩，是指人们通过投资建设所形成的生产能力所能提供的产品和服务超过了人们正常的使用能力和购买能力的的状态。随着技术的进步，机械化生产代替了手工业生产，企业的单位生产能力增加，使得产品的生产周期大大缩短。而且随着外资企业的大量进入，以及多方投资的崛起。形成过度投资，给我国的钢铁﹑电解铝﹑焦炭﹑黑色金属等行业带来大量的生产资金，形成了过大的生产力，众多的企业堆积大量的库存，在我国对这些商品的内需不足的情况下，为了给商品找出路，只能不断对外出口产品，这也就造成了近几年来，我国出口资源性﹑高耗能﹑高污染产品大量增加。出口的大量增加也就带来了贸易的顺差。

3加快我国贸易平衡的几点思考

3.1协调内部结构性

根据支出法核算国民收入，包括投资﹑消费﹑政府支出和净出口，我国在以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为导向的经济增长模式下，投资和净出口的大量增加，虽然带动了国民内生产总值的增长，但是也使得国内经济结构的不协调，要做到协调内部经济结构，首先就得扩大内需，刺激国内消费，提高消费率，增加政府对于基础设施的建设，发展公共事业﹑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使人们敢于消费，提高居民消费倾向和消费能力，改善我国的储蓄投资结构失衡问题。再次就是调整产业结构，优化我国的产业体系，大力发展服务业，扩大第三产业的比重，同时逐步优化第二产业，特别是降低高耗能，高资源性以及高污染行业的比重，大力发展科学技术水平，改善发达国家将重工业向我国转移的情况。最后就是建立一个公平竞争的市场，打破行业垄断，发展民营企业，并给与政策上的鼓励与支持，以弱化我国出口加工型的角色，加强自身发展，以平衡国际收支。

3.2优化出口产品结构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资料显示，我国出口商品以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而且在重工业产品的出口比重也较大，要想改善我国的贸易收支顺差，就要优化出口产品的结构，转变贸易增长的方式。近几十年来，我国出口产品主要依靠数量优势和价格优势，这使得其他国家认为我国是以倾销的方式掠夺市场，加大了国际贸易间的摩擦，并且高能源产品的出口，也进一步加重了我国能源紧张的局面，不利于我国的经济可持续发展。所以我国应该从政策上给予高技术﹑高附加值的企业更多的出口优惠政策，相反地，增加高能源产品出口压力。大力发展我国科学技术，提高出口产品的技术水平，向高科技﹑高性能产品的出口迈进。以促进贸易增长方式的转变，从而实现国际收支平衡。

3.3调整外资政策

长期的贸易顺差积累，造就了中国高额的外汇储备。为了稳定汇率，我国不得不加大基础货币的投放，使得人民币的压力持续增大，同时也蕴藏了对中国宏观经济稳定性的威胁。长期外向型的经济政策，也使得国内的资源配置向对外经济集中，尤其是在我国的能源﹑矿产资源﹑环境﹑土地﹑廉价的劳动力和政策资源上。虽然我国在这类产品的生产上占有比较优势，而且资源丰富，但这并不利于我国的长期可持续发展。特别是在我国加入WTO后，外国加大了对我国各个行业的投资，形成了一定的垄断和控制力，加重了对我国资源开采利用的局势。所以我国应该加快“走出去”的步伐，加大对外投资，开拓海外市场，发展跨国公司，鼓励我国有竞争优势的企业走出去，也可以并购外国的一些企业，把国内过剩的生产能力以及零部件等的生产转移到国外，有效地降低我国的出口，改善我国贸易失衡的现状。

4结束语

失衡范文篇3

关键词：全球经济失衡；经常项目顺差；经常项目逆差；经济结构与产业结构

全球经济失衡已经成为当前全球经济发展的一个突出现象，并已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不安。广义地讲，全球经济失衡可以指全球经济任何方面的不平衡：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南北贫富的差距、贸易和资本流动的不平衡等。不过在大多数场合，人们在谈论全球经济失衡的时候，是指美国巨大且不断增大的经常项目逆差，以及相关联的美国极低的储蓄率和其他国家特别是东亚国家极高的储蓄率。然而由于全球经济作为整体是一个封闭经济，在核算意义上它总是平衡的：美国的经常项目逆差一定意味着其他国家的经常项目顺差；美国储蓄不足，一定意味着其他国家储蓄过剩。正如2005年2月23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拉托在题为“纠正全球经济失衡——避免相互指责”的演讲中指出，全球经济失衡是这样一种现象：美国经常账户赤字庞大，债务增长迅速，而日本、中国和亚洲其他主要新兴市场国家对美国持有大量贸易盈余。

经常项目衡量的是一国与他国商品和服务贸易以及资金往来情况。当一国出口收入和其他经常性收入不足以弥补本国进口和其他经常性支出的时候，经常项目逆差出现，并主要表现为贸易逆差。央行在分析中指出，作为失衡的一方，美国2005年贸易赤字总额达到了空前的7257亿美元，占其GDP的比率由10年前的1.2%骤升至5.8%；而作为失衡的另一方，日本、中国等亚洲国家、主要石油出口国及部分欧洲国家的贸易顺差则达到1000亿美元的规模。其中中国尤其受关注，2005年中国贸易顺差达1019亿美元，特别是对美国的贸易顺差达1142亿美元。

一、全球经济失衡的原因分析

全球经济失衡问题近来受到人们越来越多的关注，学者、政策当局以及国际机构对于全球经济失衡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这种全球性失衡状况增加了引发全球金融危机和经济萧条的风险。处于全球经济失衡这种大背景下，中国作为全球市场经济体系中的一个积极成员，经济运行面临着严峻的考验。在研究中国经济发展问题时，我们必须具备全球眼光，用全球的眼光看清世界经济的发展状况及其走势。因此，分析全球经济失衡的原因就显得特别重要。

首先，从美国的角度看，经常账户逆差的不断扩大是其经济结构与产业结构长期调整的必然结果。美国是世界上最早出现“产业结构软化”趋向的国家。1958年，美国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首次超过50%，此后服务业与第一、第二产业的地位差距不断扩大，20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进一步推动了其经济结构调整进程。美国不仅引领了全球产业结构的调整进程，也使其在产业结构比较优势方面与其他国家呈现出越来越大的差异，比较优势产业越来越集中于创新产业和金融业等服务行业。按照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创新产业的产品需求在创新期往往限于国内，而服务业产品又多为非贸易品。这便导致美国的比较优势产品多体现为非贸易的特征。自1971年以来美国商品贸易的逆差不断扩大，而服务贸易却始终处于顺差状态，也表明美国以贸易品为主的商品制造部门的比较劣势越来越明显，而以非贸易品为主的服务业领域则具有越来越突出的比较优势。这一变化是通过美国将制造业产品等贸易品的生产以外包方式分散到世界各地，并通过进口来满足需求的过程实现的。所以，从整个世界经济运行的角度看，美国经济结构与产业结构的这种先行调整及其所导致的其他国家产业比较优势的变化，是其经常账户逆差扩大的根本原因。

其次，从全球角度看，战后美国率先出现的结构调整使得世界范围内的制造业生产重心，先向其他一些发达国家转移，改变了两者间的贸易关系和生产格局，出现了日本等国对美出口制造业产品，形成对美顺差的“失衡”局面。同时，西欧、日本等发达国家在美国引领下也开始了产业结构的升级调整过程，服务业比重逐渐扩大，制造业重心转向资本品生产，在贸易自由化和其后的经济全球化的推动下，发达国家逐渐将部分制造业产品尤其是消费品的生产转移至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从而在全球范围内形成了服务业比重越高者为经常账户逆差而服务业发展相对滞后者则为顺差的局面。结果，美国不仅要从其他国家进口消费品与标准化的资本品，其他资本品也越来越多地依靠进口，产业比较优势的“软化”使得美国经常账户逆差不仅规模持续扩大，其产品结构与来源地也更加多元化。最终，在全球范围内形成了相互关联的4个层次的产业循环和贸易循环的格局：一是美国自其他发达国家进口资本品，自新兴工业化和发展中国家进口消费品，存在巨额逆差；二是其他发达国家向美国出口资本品，自新兴工业化和发展中国家进口消费品，最终经常账户存在或多或少的顺差；三是新兴工业化和发展中国家自发达国家进口资本品并向发达国家出口消费品，形成一定的顺差；四是石油出口国等资源充裕国则向商品主要生产地出口能源、原材料而形成顺差。由此可见，现阶段的全球经济失衡更多地体现出多边性、全球性的特征。全球经济失衡，中国也不例外。长期以来，中国储蓄过剩，物价水平就不可能向上走，处在结构调整的过程中，结构不平衡，有很多力量不会很顺畅地在整个体系中传导。现在全球经济失衡已经到了相当严重的程度，如果再不着手解决问题，将会对整个世界经济的发展产生很大的负面影响。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大国，又是一个发展较快、世人关注的国家，毫无疑问有责任维持和推动世界经济的稳定增长。因此，高度重视全球经济失衡问题，并着手避免其进一步恶化十分必要。

二、中国应对全球经济失衡的对策

面对全球经济失衡加剧可能造成的外部风险和冲击，中国必须下决心及早采取措施主动调整内外不平衡，增强抵御外部风险和抗冲击能力，以确保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

第一，必须加快调整内外需求比例，适当降低经济增长对出口的依赖，更加坚定地立足扩大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推动经济增长，这是抵御全球经济失衡可能造成的外部风险冲击的最有效途径。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过快和贸易顺差过大，前者易造成通货膨胀和产能过剩，后者易引发贸易摩擦和加大外部风险。因此，当前调整内外需求比例的重点应该是抑制固定资产投资的过快增长，加快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提高中低收入阶层的收入水平和消费能力，切实解决住房价格上涨过快和教育、医疗乱收费等制约现期消费问题，促使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和出口拉动向消费与投资、内需与外需协调拉动转变，增强抵御外部风险的能力。

第二，适当调整外资外贸政策，提高利用外资质量和促进外贸平衡发展，防止国防收支失衡进一步扩大。按照国家的产业政策和地区发展战略加强对外资引导，规范地方政府的招商引资行为，适当提高劳动者权益和生态环境的保护标准，杜绝低水平重复建设，技术档次低、土地资源占用多，能源消耗大和环境污染严重的外资项目，提高利用外资的质量和效益。进一步调整出口退税政策，继续严格控制高耗能、高污染和资源性产品出口，积极推进资源性产品价格改革，适当提高最低工资标准，使出口产品价格更加真实地反映实际成本，推动出口企业加快转变外贸增长方式；同时也要积极扩大进口，特别是扩大先进技术、关键设备及零部件、国内短缺的资源、原材料及其制成品进口，实行进出口基本平衡的政策，发挥进口在促进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第三，继续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保持人民币汇率水平的基本稳定，适当调整外汇储备规模和结构，防止美元贬值造成储备资源缩水。全球经济失衡和中国经济的内外不平衡，有着深刻而复杂的国际、国内原因，人民币大幅升值，既不可能纠正全球经济失衡，也不是解决中国经济内外不平衡的最佳政策选择，反而有可能影响中国经济的发展。因此，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应从中国经济发展和金融改革实际需要出发，在继续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同时，保持人民币汇率水平的基本稳定。要密切跟踪分析国际经济金融形势变化，特别是美元汇率走势可能出现的趋势性变化，及早调整外汇储备资产的币种结构，同时通过扩大进口和鼓励其他对外投资来适当降低外汇储备规模，防止美元一旦大幅贬值造成国民财富流失。

第四，积极参与国际经济交流合作与政策协调，共同维护世界经济的稳定，努力营造有利于中国的国际环境。全球经济失衡涉及的国家和地区众多，但主要失衡方是美国，只有有关各方加强合作采取共同行动，特别是美国承担主要调整责任，才有可能扭转全球经济失衡继续扩大的趋势。为此，中国应加强同其他有关各国的磋商协调，督促美国削减财政赤字和提高国内储蓄率，更多地承担调整责任，共同维护世界经济的平衡发展。

参考文献：

1、李杨,余维彬.全球经济失衡与中国宏观经济政策[J].新金融,2006(4).

失衡范文篇4

中美自建交以来，双边贸易高速发展，优势互补明显，贸易结构日趋多元化。贸易的飞速增长为两国人民带来了实惠，给两国关系的发展提供了动力，但贸易摩擦也在增加。2001年底中国正式成为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国以来，中美贸易出现了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确立问题、反倾销问题、知识产权保护问题、人民币汇率、纺织品配额问题以及贸易发展不平衡问题等。例如，2002年美国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一些国家实施钢铁保障行动；2003年美国对华纺织品实施特别保障；2004年，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对中国彩电和寝室木家具征收反倾销税，美国商务部还明令禁止美国进口中国购物袋，美国主要纺织品服装协会和工会要求推迟取消纺织品配额。

2中美贸易现状原因分析

(1)美国的对华贸易限制制约了其比较优势的发挥。在美国可以自由进口中国的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同时，美国却对其国内企业向中国出口技术密集型产品设置了诸多限制。这种贸易的不对称无疑是导致美国对华贸易逆差的一个重要原因。另外两国居民的需求结构也存在着巨大差异。在人们的收入水平很低时，人们的绝大多数支出都将集中在食品等必需品上，即此时的恩格尔系数非常高。而当收入水平比较高时，除了购买生活必需品还可以购买高端产品来提高其福利水平。而中国生产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大多是生活必需品，美国一般是高技术高档产品。显然，不管人们的收入水平高低生活必需品都是必须购买的，这就导致美国会大量进口中国生产的劳动密集型产品，而由于中国居民的收入水平比较低，对美国生产的高端产品的需求却非常低。这种由于收入水平的巨大差异而导致的两国对贸易产品需求的不对称是造成美对华贸易逆差的长期因素。

(2)美国国内政治因素的影响。美国总统大选每四年举行一次，自冷战结束以来的历次美国总统大选中，美国对华政策都是两党总统候选人相互攻击的重要议题，这也是赢得选举最方便的武器之一。20世纪90年代至今已经举行的美国总统大选共有三次，从这一时期的情况看，每逢大选临近，两党总统候选人就会对中美贸易摩擦的各种问题显示强硬立场，发表颇具贸易保护色彩的言论，这几乎成为一种规律性的现象。

(3)世界经济不景气导致美国出口的下滑。美国的统计数据表明，美国贸易逆差增加的主要原因在于美国出口贸易额的下滑，而不是进口贸易的激增。据美国全国制造商协会透露，在过去两年中，美国制造业的出口贸易额减少了850亿美元，主要原因在于海外需求的疲软。相反，中国对美国的进口却在增加。

(4)中美两国彼此对外直接投资(FDI)比例极不对称。中美两国间的巨额贸易顺差，在很大程度上与两国之间的接投资结构相关。美国近年来对华直接投资额均在40亿～50亿美元以上。美国对我国的直接投资代替了前者对后者的出口，中国吸引的美国直接投资又促进了前者对后者的出口。因此，如果中国具有同美国同样发达的对外直接投资的能力，直接在美国设厂，生产美国原本要从中国进口的商品，那么双方的贸易差额将会大幅度下降，贸易摩擦的几率也会随之降低。因此，中国资本国际化程度应大大提升。

(5)中国出口商品结构低下，出口市场范围狭小。现阶段我国处于国际分工价值链条上的低端，具有竞争力的产业主要为劳动密集型和附加值较低的一些加工工业。由于缺乏技术含量和自主品牌，许多产品在消耗了大量资源出口后换回的只是少量的经济利益，甚至还不断地被指责为低价倾销。我国向美国出口的商品主要为纺织品、服装、鞋类等。这些价格竞争力较强的商品一旦大量出口极易引起美国的警惕，导致我国出口产品遭遇种种限制(6)中国企业自身和政府部门一些做法也有不当之处。中国企业有“薄利多销”的传统，再加上中国长期对外贸企业进行出口补贴，导致不少外贸企业为完成出口指标对出口产品定价过低，因而经常被控倾销。甚至还有企业为了换取出口补贴和出口退税无利也要销售，造成不规范的定价行为，结果为美国指责中国破坏公平竞争和公平贸易的准则提供了口实。另外，中国国内存在的地方保护主义阻碍了中国政府全面履行世贸组织协议的进程。3促进中美贸易的相关对策

(1)早日争取“市场经济国家”地位。对中美双方来说，“非市场经济地位”问题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更是政治问题。它代表着美国对中国经济性质的理解以及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所取得成绩的认可度。因此，中国应在政治层面上对美国等采取歧视性措施的主要成员施加压力，使其早日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

(2)继续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完善市场经济运作方式，使中国最终成为一个真正的市场经济体，从而缩小中国与西方市场经济国家的体制差异。这种差异的缩小可以使得信任程度增加和缩小美国对中国出口技术产品的控制范围，使中美贸易实现平衡，从而使中美贸易在进出口平衡的基础上实现健康发展。

(3)改变中美两国相互依赖的不对称性，由外贸拉动向内需拉动过渡。在经济全球化的大环境下，中美两国经济相互联系、彼此依赖的程度达到前所未有的状况，但这种依存是不对称的。因此，从长远发展战略来看，我国应将宏观调控的着眼点更多地放在扩大内需上。我国拥有13亿人口，国内市场十分庞大，而且经济发展处于快速发展阶段，潜在的市场需求是其他国家不可比拟的。在现阶段，扩大内需应将满足内需作为前提，满足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普通民众包括贫困群体的要求。

(4)建立完善的预警机制解决贸易摩擦。有效的反倾销预警机制包括三个部分：市场预警，政策预警和政企沟通。一个完善的预警机制，需要加强三个主体的作用：①政府，政府有关部门要跟踪一些产品的进出口贸易，尤其是进口与出口激增，进口与出口价格急速变化的产品驻国外新闻记者也应具备极强的经济意识，及时跟踪和报导国外反倾销或限制进口的动向性信息，特别是对中国的主要贸易伙伴国的一切限制进口措施要进行详细报道。②建立对政府有影响力的全国性行业协会组织，以发挥其协调，谈判和行业约束及服务的功能行业协会，积极主动地应对，指导、协调涉案国内企业参与应诉，力争取得对我有利的结果。③国内企业不但要学会规则解决国际贸易摩擦，更要学会如何避免摩擦。我国应借鉴国外成熟的贸易救济机制，进一步完善我国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及技术性贸易壁垒的法规，建立符合国际惯例的贸易救济体系，健全应对贸易摩擦的快速反应机制

(5)慎重应对人民币汇率升值压力与汇率机制问题。增加反映市场供求变化的灵活性是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的方向，也是更好地发挥汇率在国际收支调节中的作用，保持货币政策独立性的必然要求。但是，人民币汇率制度调整必须慎重，应选择就业压力较小、国际收支基本平衡、外汇市场相对平稳的时机改革。增加外汇市场的交易主体、增加外汇交易工具、培育企业和金融机构的汇率风险意识等，为人民币汇率制度的调整积极创造条件。

参考文献

失衡范文篇5

[关键词]中美贸易失衡消费信贷

在全球化的经济背景下，中美贸易失衡是建立在世界经济失衡的基础之上的。在美国经常项目逆差近年来持续增长的同时，不止是中国，整个亚洲国家和地区经常项目都出现大量顺差，而且其中绝大部分都是对美贸易顺差。因此从美国方面寻找原因来分析中美贸易失衡的原因就显得尤为重要。

从美国国内视角分析，我认为美国经常项目出现巨额逆差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即过度消费，储蓄不足和出口设限。其实前两点也可以合并成一点，因为过度消费必然导致储蓄不足，这其中涉及到中西方的文化差异问题，这里不作分析。

首先考虑的是美国过度消费。二战后，美国已经从一个大生产的社会进入到主要以消费为核心的社会，并且主要是依靠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特别是近年来，政府大规模减税、劳动生产率大幅提高以及个人收入和资产价值的快速增长等都极大地刺激了个人消费增长；同时，公共开支也不断扩大，联邦政府财政也在2002财政年度由盈余变成赤字并且持续多年，而且在2004年度创下财政赤字高达4130亿美元的历史最高纪录。

美国过度消费问题的原因，其实除了文化层面的影响外，其完善的消费信贷机制也发挥了重要作用。消费信贷是以刺激消费为目的，以未来收入为依据，以特定商品为对象，由金融机构向消费者提供的消费贷款。美国比较正规的消费信贷已有80多年的历史，尤其是从上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一直呈现高速增长。80年代以来，消费信贷作为扩大消费，缓解收入分配差距的一种有效方式，既促进了美国经济的增长，又得到了美国政府的肯定与支持。

美国的消费信贷制度包括个人征信制度，消费者保护制度，税收制度和贷款保证制度。正是这种有利的制度环境对消费者信贷的发展起到了保证与推动作用，更为美国的过度消费创造了条件，而储蓄不足则成为消费的过度膨胀必然导致的一个结果。据美国《新闻周刊》披露，1984年，美国个人储蓄率为10.08%，此后不断下降。1995年为4.6%，2004年为1.8%，2005年降到0，到2006年11月份，美国的个人储蓄率已经是连续第20个月处于负数。

储蓄率下降说明花的钱越来越多，存的钱越来越少。而当储蓄率降为负数时，则说明消费者不仅将全部可支配收入用于开支，还动用了储蓄，或进行贷款消费。根据美国联邦储蓄委员会2005年公布的统计数据，美国消费者未偿还的贷款总数超过2万亿美元。在未偿还的消费贷款中，有相当一部分是来自汽车，住房，教育及旅游方面的借贷，越来越多的美国人使用信用卡消费后无力偿还借款，使大量信用卡透支后形成逾期，其中有许多已经形成呆滞借款。近年爆发的美国次贷危机即由此而来，而且已经对全球经济的稳定安全构成严重威胁。

其次是美国对中国的出口设限，即设置出口贸易壁垒。在国际经济学中我们学过经济全球化促使生产要素跨国流动，国际分工呈现新格局：劳动密集型生产转移到劳动力成本较低的国家，资本和技术密集型生产则集中在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各有优势，互为补充。但美国在大量进口消费品以满足需求巨大的本国市场的同时，却对出口设置各种障碍，阻止本国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到发展中国家。这是导致美国出现巨额商品贸易逆差的重要原因。而中国就一直是美国出口管制的对象之一。1989年后美国将禁止向中国出口的高科技产品项目由30项增加到43项。1991年6月美国政府宣布对华实施3项措施：暂停向中国出口卫星和卫星部件；限制向中国出口高速计算机；禁止向中国出口与导弹有关的产品。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采取了一系列积极的措施，允许向中国出售超级电子计算机、光纤传送技术、电讯设备、商业卫星和通信卫星等，但是这种势头后来受到了抑制，原因是美国一些人冷战思维根深蒂固，以“中国威胁论”设置出口壁垒。

经过以上分析，我认为要解决中美之间的贸易失衡问题，美国应该相应的从三个方面进行改善，即提高国内储蓄率，降低财政赤字以及消除贸易壁垒。

首先，居民个人过度消费和储蓄不足的问题是美国经常项目出现巨额逆差的根本原因，这虽然在很大程度上是受文化环境的影响，比较难以改善，但是如果能够加以规划控制，对改善美国的外贸失衡现状是极其有利的。

其次，从国民收入恒等式看，国内支出大于国内收入必然会出现贸易逆差。国内需求过剩，表现为国内投资大于储蓄的内部失衡，结果是以贸易逆差持续扩大为特征的外部失衡。因此，联邦政府可以通过减少公共支出以及军费开支来降低财政赤字，进而控制其国内的有效需求，减少贸易逆差。

最后是消除贸易壁垒，这是美国解决贸易逆差最有效的途径。近年来美国对中国一直存在巨额的贸易逆差，而美国对中国的出口管制无疑加剧了这种逆差。如果美国放松对中国高新技术产品的出口管制，不仅可以增加美国相关企业的出口，还可以促进中国转变外贸增长方式，调整出口结构，从而使中美贸易更加健康的发展。

当然，中美贸易失衡并不是美国单方面造成的，中国也应该承担一定的责任。但是由于美国的经济规模约为中国的6倍，按照博弈论中斯塔克-博格模型的分析,小厂商的均衡路径是依据大厂商的选择而给定的,中国与美国之间的博弈也正是如此。只有以美国为主进行调整，再加上中国积极的配合，才能从根本上控制贸易失衡加剧的趋势，使中美贸易朝着更加健康稳定的方向发展。

参考文献：

[1]邱爱军:《美国消费信贷制度环境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2]郑菊明:《美国消费信贷市场建设经验与启示》

失衡范文篇6

关键词：农村小额信贷；供需失衡；影响因素

一、前言

小额信贷作为一种新型金融扶贫手段，对增加农户有效收入、缓解贫困态势、农村经济总量的增长和经济结构的优化提供了重要支撑。然而，目前我国金融机构信贷资金供给总量增长缓慢且结构不合理，农村小额信贷总供给量显著低于总需求量，资金缺口大，但对正规金融机构的有效需求却显不足，无法满足农村经济发展的合理资金需求。因此，我们有必要对我国农村信贷市场供求失衡的原因进行深入探讨，推动信贷市场供需总量均衡的理想体系构建，充分发挥小额信贷的扶贫功能，最大限度满足农村中低收入群体和农村中小型企业的资金需求，助力乡村振兴。本文的研究思路如下：首先参照国内外学者的观点界定小额信贷的概念，其次从我国农村经济主体、农村社会特性与农业生产特点、农村金融体制三个角度对我国农村小额信贷供需失衡的研究文献进行述评，最后针对既有研究的缺陷与不足，提出以后研究的方向与展望。

二、小额信贷概念的提出

小额信贷于1960年产生，一经出现，便在全世界范围内引起强烈反响。小额信贷以其门槛低、无抵押、贷款程序简易等特点在农村金融市场逐渐占据主导地位，最终发展成为广大农户以及中小企业喜闻乐见的信贷形式。世界各国在不断探索的过程中，结合自身国情，创造出各具特色的小额信贷模式，为我们系统研究小额信贷积累了宝贵的素材。小额信贷的概念随着时代的发展，其内涵也在不断地丰富，以下则为几种具有代表性的概念界定：Morduch（1997）认为小额信贷是新型金融扶贫手段，专门向低收入阶层提供利率高、无抵押的信贷资金，同时能够实现较高的贷款偿还率。Bennet（1998）认为小额信贷是低收入群体的福音，能够带给他们大量生活生产所需资金。他认为小额信贷作为一种金融模式，能够通过商业化运作产生持续不断的经济效益，实现良性发展。同时，小额信贷使得低收入群体拥有改善生活困境的资本，为他们创造出美好的生活。Mark（1999）表示，农村中低收入群体凭借所获得的小额贷款能够充分享受医疗健康、教育、保险等服务，并进行生产、消费，实现较高质量的生活水平。Jeffrey（2000）指出小额信贷具有金融属性和社会属性双重属性，更加侧重社会效益，旨在向低收入群体提供信贷资金等金融服务，并将使该群体利益最大化视为发展目标。Robin（2004）认为小额信贷有其特定的目标客户，即广大农村地区低收入群体，该群体较难从正规金融机构获取信贷服务。吴宝国（1998）指出小额信贷是造福于中低收入阶层的金融模式，遵循商业化的运作规律。刘大耕（2000）表示小额信贷本质上属于金融模式的创新与运作流程的更迭，是一种新型化的信贷模式。程恩江和刘西川（2002）指出小额信贷专门向城乡贫困群体提供存款与贷款服务，是金融模式的创造性变革。李兴平（2003）指出，小额信贷凭借金融中介向特定群体提供信贷资金，且该群体具备一定的负债能力。杜晓山（2004）指出，小额信贷是一种综合性的信贷服务活动，包括储蓄、贷款、汇款、保险等，主要服务对象是中低收入阶层。何广文和李莉莉（2005）从不断变化着的角度分析小额信贷，认为其是由扶贫小额信贷模式发展而来的特殊信贷模式。焦瑾璞和杨骏（2006）指出小额信贷采用异于正规金融组织的风险管控手段，为无法提供抵押品的客户进行小额度金融服务。

三、农村小额信贷供需失衡原因研究

本文通过梳理和总结既有研究文献，发现已有研究主要从三个角度对农村小额信贷供需失衡原因进行探讨。1.基于农村经济主体视角的研究。高帆（2003）指出，农村小额信贷市场之所以会出现供求不均衡，不仅仅归因于正规金融部门的资金供给有限，农户有效需求的不足也难辞其咎。周振海（2007）指出小额信贷供给方之间的激烈竞争能提高放贷效率，促进供给增加，引导供给方根据产品服务的成本与风险对金融产品科学合理定价。张乐柱和于卉兰（2008）认为我国现阶段的农村金融体制改革侧重于各个部门的利益调整，忽视了农村经济主体的实际资金需求。建立农村社会普惠金融体系应综合考虑需求与供给两方面，继而实现二者的无缝衔接。李洋等（2009）实地调查了我国十个省市的小额信贷供需现状，发现现阶段我国农村信贷市场运营极不规范，农户与小额信贷机构相互排斥，农户排斥正规金融机构小额信贷的根源在于自身的贷款偏好、较高的贷款成本和繁琐的申贷程序，而金融机构不积极主动发放贷款在于农户征信体系不健全和负担高额成本。刘雪莲（2009）利用静态博弈方法探究了我国农村信贷市场的经济主体，结果显示当前我国农村信贷市场需求巨大，但也面临着供给不充分的严峻形势。熊顺聪（2010）认为当前我国农村小额信贷供不应求的局面本质上源于供需双方自身利益的角逐。金融组织面对狭小的小额信贷盈利空间与不健全的信用等级体系丧失了贷款积极主动性，广大农户受较高的申贷成本的影响消极申贷，最终产生供需不平衡的困境。史新荣（2014）实地调研了河南省各村镇的信贷供求情况，认为河南农村金融市场存在供不应求的现象。随着本地金融组织商业化程度的加深，发放贷款的条件愈加苛刻，最终出贫者越贫、富者越富的两极分化局面。同时，提出农村信贷市场发展金融产品时应遵循因地制宜、因时制宜的原则。樊帆（2016）认为我国农村低收入群体十分渴求信贷资金，主要用于医疗健康消费，但受限于自身较低的信用等级与担保物品的匮乏，不容易获取较多信贷资金。廖媚媚等（2016）实地调研了江西省河口镇的信贷需求现状，着重探察该地区低收入群体的信贷需求满足程度，结果发现农户有着强烈的信贷需求，但对正规金融机构有效需求不足，大多数农户表示向金融机构申贷程序繁琐、审批时期长，挫伤了农户申贷积极性。余婷婷和张羽帆（2017）实地走访了藤县和平镇当地金融机构，并对当地农户进行问卷调查，结果显示金融机构严格筛选借贷对象，将一大部分农户排除在外，难以满足借贷主体的多样性资金需求。2.基于农村社会特性和农业生产特点角度的研究。郭明奇（2002）指出我国各地农村受区域自然禀赋、产业结构、资本积累的不同影响，信贷供求状况千差万别，政府部门应该加强引导不同信贷机构间的资金互融互通，促使信贷资金横向流通。徐珺（2003）指出农业收入受“天灾”的影响波动幅度较大，一经遭遇，便无法按时偿还借款，农户无法再从信用社筹集贷款，小额信贷丧失了应有的功能，同时农信社借出的贷款一时演变为呆死账，挫伤了其放贷的积极主动性。徐娟娟（2011）探究了我国农村现阶段信贷供求现状，指出农业生产天然弱质性影响信贷资金的供给，同时阐明了小额信贷所面对的各种类型风险以及风险管控措施，从健全农户信用等级体系、农业巨灾风险证券化、建立金融产品担保体系等角度提出刺激信贷供给的举措。刘立民等（2014）认为我国农村金融市场融资途径单一，很难借助有价证券如债权、股权、信托资本融通资金，加剧小额信贷资金供求矛盾。郭志仪和吴桢（2015）实地调研了甘肃省950家贫困农户，横向比较分析了农业发达区与传统农业区的小额信贷供求状况，结果显示农业发展水平显著影响农村小额信贷供需关系，但均表现为供给不充分的供求失衡。传统农业区的失衡表现在贷款周期短、放贷金额少；农业发达区的失衡则表现为贷款高门槛与借贷结构明显不合理。他们提出创新信贷产品形式、引导非正规金融组织向正规化演变、优化信贷宏观环境等政策，以期解决信贷供求失衡矛盾。夏蓓和蒋乃华（2017）对江苏省苏北区285个农户进行调研分析，利用比较分析法与频次分析法研究了当地农户的需求状况和当地金融机构的供给状况，结果表明，当前政府对小额信贷供给机构财政补贴力度小、奖励门槛较高、农户可抵押物品少、农村信用体系不健全，导致信贷资金供给缺乏，产生供求失衡现象。3.基于农村金融体制角度的研究。应宜逊等（2005）提出现阶段我国小额信贷体制明显表现出“转轨”时期的特征，具体表现为供给机构数量较少、市场垄断性较强、小额信贷深入贫困人群程度不足。李瑞红（2009）指出现行农村信贷机制缺陷直接导致我国农村信贷资金供求失衡，并且给出了缓解供求失衡紧张局面的对策建议，如拓展新型农村金融机构数量、优化农村信贷市场环境治理。杨伟坤等（2009）对湖南省若干村镇的农户实施了问卷调查，结果表明：湖南省农户普遍存在借贷行为，有着强烈的借贷需求，但是金融机构存在的金融产品单一、金融服务水平低等问题阻碍农户需求的满足。宋平和罗剑朝（2009）表示，当下农村信贷市场面临的最大难题是结构性失衡，而信贷资金供给不足只是问题的表象，提出处理供需矛盾的关键在于多层次金融体系的构建。康晓红（2013）梳理了小额信贷机构存在的若干问题，尤以内部体制缺陷突出，认为该缺陷限制了信贷规模的进一步扩大，指出当务之急是不断健全完善金融体制，从而使农户能够享受到高质量的金融服务。赵安红（2015）指出我国农村现阶段信用体系的缺陷抑制了信贷资金的充分供给，加深了供求矛盾。窦俊贤和潘海英（2016）利用博弈模型分析金融机构与贫困农户之间的供求关系，结论表明金融体制不健全会诱发信用风险继而抑制金融供给。因此强调加强农村信贷体系与信用等级体系的完善、设立各种形式的信贷资金担保组织，不断降低信贷供应风险。李晓峰和刘小华（2017）在他们的硏究中总结了农村金融供需存在矛盾的特点，找到了供需存在矛盾的原因，提出了构建立体化农村金融体系、优化网点布局、推出大额担保信贷等政策建议。

四、结论与展望

失衡范文篇7

关键词：平衡论范式转换结构性均衡博弈

引言

究其根本而言，行政法的核心矛盾是行政权与相对方权利，对这一矛盾的不同回答形成了三种行政法基本理念：管理论认为行政法应是维护行政权、管理相对方的管理法；控权论认为行政法应是制约行政权、保护相对方权利的控权法；而平衡论则认为行政法应是既制约行政主体滥用行政权、又制约相对方滥用权利，既激励行政主体积极行政、又激励相对方积极参与行政的平衡法[1].中国行政法学界对于行政法失衡与平衡问题的普遍关注，肇始于十年前行政法平衡论的正式提出[2].10年来，行政法学界给予平衡论的诸多完善建议[3]、理论商榷[4]、理论评述[5]，显示出中国行政法学对于解释行政法失衡现象、解决行政法失衡问题的极大热情，这在客观上推动了平衡论的发展与完善，并引致中国行政法学更加冷静、更加理性地探讨行政法的失衡与平衡问题。

平衡论者认为，由于传统行政法在权力（利）结构、行政法机制以及行政法制度结构三个层次上都是失衡的，因此，现代行政法要实现平衡，就必然要依赖行之有效的行政法博弈方法，形成平衡的行政法机制与行政法制度结构，以实现行政法权力（利）格局的结构性均衡。由此可见，行政法学要研究行政法的平衡，关键在于探讨实现行政法权力（利）结构性均衡的对策。这就意味着要基于传统行政法学范式的转变，建构并完善与市场经济及民主政治相适的现代行政法理论基础。

一、行政法的失衡与传统行政法学范式的困惑

作为社会科学的一个分支，行政法学旨在运用一整套的概念、范畴去解释行政法世界。由于存在着价值判断与解读方法的区别，行政法学范式必然是多样的。在传统行政法学范式中，行政权与相对方权利的不对等或者不平等，被视作行政法的固有现象，这种解释显然已经无法适应现代行政法制实践的需要，传统行政法学范式因此陷入困境之中。

1、行政法的失衡类型

在平衡论者看来，尽管在不同的行政法律关系与监督行政法律关系中，行政法主体各自的法律地位相去甚远，行政法的失衡现象也因此千差万别，但概而言之，行政法的失衡类型主要有两种：

失衡类型一：行政权过于强大、相对方权利过于弱小。当行政法被定位为治民之法时，就决定了行政法的主要特征是行政权过于强大、相对方权利过于弱小，从而导致行政法律关系的失衡。一方面，行政权过大、过强。行政权的运作领域过大，行政法授权行政主体进入许多不该管、管不好的社会领域；或者行政权的强度过大，行政法授予行政主体过多的实施强制性行政的权力；而且，行政法偏重于实体授权，严重缺失制约行政权的行政程序制度。另一方面，相对方权利过小、过弱。行政法赋予相对方的权利范围过小，不合理地剥夺了应属自治、自主范围的权利[6]；或者相对方的权利过弱、权利结构不合理，不能依赖行政程序与行政主体博弈。概而言之，此种类型的行政法失衡主要表现在三个层次：行政法机制只是片面地制约相对方、缺乏对行政的有效制约，行政法机制欠缺激励相对方积极参与行政的功能；行政法制度结构不协调，重实体授权、轻程序制约，重行政效率、轻公平保护，重行政管理、轻监督行政；这就必然导致行政法权力（利）结构的失衡。

失衡类型二：行政权过于弱小、相对方权利过于强大[7].与前种行政法失衡类型截然相反的是，如果行政法被视作制约行政权或者行政官员之法，这就决定了行政法失衡的主要特征是行政权被过分制约、相对方权利过分膨胀。此种行政法失衡的基本形态有两种：一方面，行政权范围过小、强制性不够。行政管理范围与方式不仅受行政实体法与行政程序法的双重箝制；而且受制于严格的司法审查；在法律保留原则与法律优先原则的共同支配下，行政主体“法未规定不可为”；行政主体普遍缺乏纠正市场失灵与社会无序的必要手段，难以满足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的需要；由于政府软弱无力、缺乏活力，从而产生管理危机与信任危机。另一方面，相对方权利过大、实力过强。立法机关在进行权力（利）配置时，或者不恰当地妥协于利益集团的压力、或者为了寻租、或者机械地移植他国行政法律制度，从而赋予相对方-尤其是市场主体与行业组织-过多的权利，却没有赋予行政主体相应的行政监督制裁权。由此可见，控权法的失衡也主要表现为三个层次：行政法机制过于苛刻地制约行政、却疏于监督相对方，行政法机制缺失激励公务人员积极行政的功能；行政实体制度与行政程序制度不协调；这就导致了行政法权力（利）配置格局的失衡。

2、传统行政法学范式的困惑

当传统行政法学与传统行政法遥相呼应时，传统行政法学范式就不可避免地被烙上时代印痕，传统行政法在理论上也就被赋予了过多的时代合理性[8].在管理论看来，凌驾于社会之上的政府应是完全理性的、万能的，能够最优地配置社会资源、公平地分配社会财富；公益应优于私益，旨在实现公益的行政权应优于代表私益的公民权。惟此，行政法中行政权优于相对方权利天经地义，行政主体与相对方的不平等在所难免。与之相反，在控权论看来，人个利益至上、个人权利本位是自由经济的基本含义；市场主体能在“看不见的手”的牵引下最优地配置社会资源，行政干预不仅会带来资源配置的低效，还会形成行政垄断与行政专制。由于经济自由与政治自由在市场经济中从未分离过，因此行政法既要以行政实体法与行政程序法来严格界定行政权的运作范围与运作方式，又要以司法审查作为重要的筹码来制约行政权的滥用。由此可见，在控权论看来，行政主体与相对方的不平等正好迎合了经济自由要求。

综上可知，传统行政法学倾向于认为行政权与相对方权利的不平等（不对等）是行政法的固有特征，正是这种“单方性、强制性与非对等性”将行政法与其他部门法区别开来。但是，正如严重的“政府失灵”暴露了管理论的致命缺陷一样，“市场失灵”也否定了控权论对于市场理性的迷信。事实上，无论是管理论所提倡的行政权优于、强于相对方权利的管理法，还是控权论所主张的相对方权利强于、优于行政权的控权法，不仅无法适应现代市场经济与民主政治的需要；而且，它们还明显地背离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宪政原则。囿于传统行政法学的基本概念、基本范畴与核心理念全面抑制了行政法学理论的解释弹性，传统行政法学范式因而捉襟见肘。

二、行政法学范式转换与行政法结构性均衡

现代行政法学能否令人信服地解释行政法失衡现象并提供相应的解决行政法失衡问题的理论对策，主要取决于能否成功地实现行政法学的范式转换，或者说，取决于现代行政法理论基础的建构与完善。平衡论者正是在否定传统行政法学思维定式的基础上，努力构建、完善与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相适的现代行政法理论基础，以期有助于实现行政法内行政权与相对方权利的结构性均衡。

1、行政法学的范式转换

传统行政法学之所以会裹足不前、从而无法解释现代行政法制实践中的均衡化倾向，主要归因于传统行政法学范式的思维定式，不可能摆脱固有的解读行政权与相对方权利关系的假定前提，使得传统行政法学无法成功地走出画地为牢的范式困境。

其一，割裂了行政法律关系与监督行政法律关系的整体性。传统行政法学或者视行政法为调整行政管理关系的治民之法；或者将行政法视作规范司法审查的治吏之法。这种对行政法律关系与监督行政法律关系的孤立理解，极大地制约了行政法“治民”与“治吏”的辩证统一。

其二，放大了行政主体与相对方之间的对立性。在深受知性思维支配的管理论与控权论中，行政主体与相对方之间的合作潜质几乎被片面夸大的双方对立给淹没了；管理论与控权论各执一端，要么认为行政法旨在保护行政权、要么认为行政法旨在维护相对方权利。传统行政法学所持的极端的认知模式，自然就将行政主体与相对方的关系锁定于势不两立的情境之中。

其三，以私法上的平等（对等）标准来评判行政法的失衡。私法主体之间的平等基本上是一种权利、义务对等，对照私法上的平等标准，传统行政法学认为，鉴于行政权与相对方权利不可能实现对等，行政主体与相对方之间也就不可能实现平等，因此，失衡乃行政法固有属性。

行政法学要走出传统范式的困境，只能以辩证思维置换知性思维、以关系视角取代主体视角[9]，重构一个超越于管理论与控权论之上的现代行政法理论基础，以顺应民主政治与市场经济的需要[10].这个理论基础首先必须紧紧围绕着行政法中最本质的关系，即行政权与相对方权利的配置格局，并对与此相关联的基本问题作出较为系统的回答；其次，它必须具有一定的价值导向，以统率整个制度体系；其三，回答上述问题所形成的一系列命题应当前后连贯、观点统一、逻辑一致[11].亦即，行政法理论基础必须既要基于规范分析以形成基本的行政法价值判断，又要采用实证方法对行政法现象进行描述、分析、解释，并揭示行政法演变规律、预测行政法发展趋势。因此，现代行政法的理论基础必须借助完整的概念体系与基本范畴来阐释行政法价值目标，并提供统一的行政法机制、完善的制度体系与行之有效的行政法律方法来实现这一目标[12].

平衡论者正是围绕着行政法理论基础的这些要求而十年如一日地作着重构现代行政法学范式的努力。平衡论者重新定义了行政法（学）的一些基本概念[13]，譬如行政法、行政法关系与行政法治原则；重新阐释了行政权与相对方权利、实体与程序、公平与效率、公益与私益等行政法（学）基本范畴，并归纳出行政法的制约与激励机制理论，引入了行政法的博弈方法，从而初步构建了解释行政法失衡与平衡现象、探讨解决行政法失衡问题的理论对策的现代行政法学范式。较传统行政法学范式而言，平衡论的范式转换主要表现在五个方面：

其一，从分裂到统一。平衡论者认为，行政法治原则是指行政法对于行政主体与相对方都有拘束力，它既要求行政主体依法行政、又要求相对方遵守行政法；既要追究行政主体的违法行政法律责任、又要追究相对方的行政违法法律责任[14].这就决定了行政法关系必然是指行政法规范、调整行政关系与监督行政关系所形成的行政法律关系与监督行政法律关系的总称，而非仅指监督行政法律关系或者行政法律关系。行政法律关系与监督行政法律关系的统一性有助于行政法学从整体上认知行政法失衡现象、探讨解决行政法失衡问题的理论对策，以谋求行政法关系的整体平衡。

其二，从对立到合作。管理论与控权论所夸大的行政主体与相对方之间的对立，主要是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对立，但传统行政法中对立多半是虚幻的。经济发展史表明，政府与市场作为配置社会资源的两种主要手段，不仅其实际形态与理论模式之间的距离无法逾越，而且，市场与政府之间的对立向来被过分地夸大了。事实上，市场与政府之间有对立更有合作，譬如，市场是属于市场机制的，但市场本身作为一种公共物品，它的存在与发展很少离开过政府的支持，“在现实的场景中，公共的和私有的制度经常是相互啮合相互依存的，而不是存在于相互隔离的世界里”[15].在当今社会，政府与市场之间的互补性以及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互动性基本上否定了行政法中的虚幻对立，平衡论回应了这种现实需要。

其三，从单中心到多元。在传统行政法学范式中，行政法要么以行政主体为中心、要么以行政相对方为中心，不同的行政法之间的差别主要是一种中心意识的差别。但实际上，“极少有制度不是私有的就是公共的-或者不是‘市场的’就是‘国家的’。许多成功的公共池塘资源制度，冲破了僵化的分类，成为‘有私有特征’的制度和‘有公有特征’的制度的各种混合”[16].因此，现代市场经济就自然要淘汰传统行政法学范式对行政法单中心的极端理解，而寻求一种既依赖市场、又兼顾政府、同时获得社会中介组织广泛支持的多中心社会资源配置机制。这就直接诱致了现代行政法多元倾向的出现：普遍兴起的社会中介组织进行行业自治以大规模取代政府的微观管理，社会中介组织代表本行业与行政主体进行博弈；这就决定了相对方已不再是管理法下隶属于行政的个人、也不再是控权法下作为单个原子的个人，而是分属于不同社会组织的社会人。

其四，从单一行为模式到复合行为模式。区别于管理法的“命令—服从”行为模式，也区别于控权法中的消极行政，现代行政法制实践的积极行政以及行政行为模式的复合化倾向日趋明显。公众一方面不再满意于政府的消极无为，迫切要求重塑精干的、有活力的政府；另一方面又迫切要求现代行政摆脱高权行政的阴影，以建构起一个民主的“苗条行政”，这就决定了现代行政法必然要朝着低成本高效率、少管制多服务的方向演进。有鉴于此，现代行政法只能在重新理性地界定强制性行政的边界并对其予以严格规范的同时，广泛地推行行政指导、行政合同等非强制性行政，以构架一个与多层次的社会需求相适应的复合行政行为模式。

其五，从权利对等到法律地位平等。在传统法理学看来，主体权利“对等”是法律关系“平衡”的充要条件。这就导致了传统行政法学无法深入地探讨行政法的失衡与平衡、不能全面地理解行政权与相对方权利之间的“关系”，而只能将行政权与相对方权利孤立、对立起来，因为，行政权与相对方权利之间的异质性否定了对二者作“量”上比较的可能性。事实上，所谓法律关系的“平衡”，其核心是法律关系主体的法律地位平等。对于私法而言，由于主体权利是同质的，故依据主体权利是否对等的标准来衡量私法法律关系的平衡与否是恰当的；但对于行政法而言，由于无法从量上精确考察行政权与相对方权利是否对等，就只能以双方法律地位是否平等来衡量行政法的失衡与平衡。平衡论者所确立的衡量行政法失衡与否的标准，直接促成了现代行政法学跳出传统行政法学解释行政法现象的怪圈。

2、结构性均衡

现代行政法学的范式转换，从根本上纠正了传统行政法学将非对等性视作行政法固有属性的偏见。平衡论者认为，现代行政法学应致力于合理地解释行政法的失衡现象、并为行政法失衡问题的解决提供理论对策。在平衡论者看来，行政法的平衡是指行政法的行政权与相对方权利配置格局达到了结构性均衡。它主要包括以下四层含义：

其一，就权力（利）格局的外观而言，结构性均衡是指行政权与相对方权利形成对峙的均势。由于行政权与相对方权利是异质的，故行政法的行政权与相对方权利的配置既不同于民法中平等民事主体之间的权利对等，也非意味着行政权与相对方权利在数量上相等，而特指通过对实体性行政法中行政权优于相对方权利、程序性行政法中行政权劣于相对方权利的整合，所实现的权力（利）格局的非对称性均衡。

其二，就权力（利）格局的实质而言，均衡性结构中的行政主体与相对方的法律地位总体平等。平衡法中行政主体与相对方法律地位平等，是就其总体而言的，非指任何行政法律关系的任何行为阶段行政主体与相对方都完全平等[17]，否则，不仅背离行政法的固有属性，而且也可能无法实现总体平等。均衡结构中的行政权与相对方权利的大小、强弱适度，行政主体与相对方保持均势对峙，有助于行政法主体通过博弈形成令人满意的最优均衡，以互动的过程实现社会利益最大化的结果[18].

其三，就权力（利）格局与社会结构之间的关系而言，行政法的权力（利）供给与社会的权力（利）需求之间实现了供求均衡。作为社会制度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行政法对行政权与相对方权利配置的合理性直接取决回应社会需求的程度。现代民主政治与市场经济要求行政主体与相对方之间保持一种互动与合作的关系，这就产生了实现这种互动与合作的行政法律制度需求，而平衡法的结构性均衡正好回应了这种需求，行政法律制度的供求均衡也就由此得以形成。就此而言，行政法规定过大或过小的行政权、或者规定过大或过小的相对方权利，都难以准确回应社会需求，这种制度供求失衡必然要导致行政法的结构性失衡。

其四，就权力（利）格局内部诸要素配置效率而言，结构性均衡意味着立法预期的社会利益达至最大，行政法资源以及行政法所配置的其他社会资源实现了制度上的最优配置，行政权与相对方权利、行政主体法律地位与相对方法律地位、公平与效率、公益与私益呈现为最优均衡；如果不通过改变行政权、行政主体法律地位、公益、效率的制度配置现状，就不可能使相对方权利、相对方法律地位、私益、公平在制度上变得更多（高）或更少（低）[19].

由此可见，平衡论者所谓的行政法平衡，是指具有确定内涵的行政权与相对方权利的结构性均衡；其实质上是行政法内公益与私益的最优分配。由于均衡结构中的行政法主体的利益都达到最大值，而且行政法的制度供给与社会的制度需求之间也实现了均衡，因此，行政法的平衡亦即不存在推动行政法制度变迁的内在动力与外部压力的均衡状态[20].

三、结构性均衡与行政法机制、制度结构

任何行政法价值目标的实现都要依赖于特定的行政法机制。现代行政法机制并非立法者所随意创制的，它是基于行政法主体的理性选择而缓慢形成的，并且一直处于持续不断的完善与修正之中。平衡法是依赖行政法博弈实现了结构性均衡的行政法，这就决定了内含于平衡法制度结构之中的行政法机制就必然既具有激励性，以“激励”行政法主体在特定的时空下追求利益最大化；又具有制约性，以限定行政法主体理性选择的范围，使之与社会结构及宪政结构相匹配。因此，平衡法的制约、激励机制既是前次行政法博弈的终点、又是后次行政法博弈的起点，并据此形成作为结构性均衡载体的行政法制度结构。

1、行政法的制约、激励机制

行政法机制的运作过程，也就是行政法作用于公众与政府、调整行政关系与监督行政关系、形成行政法关系的过程；行政法功能的实现，亦即行政法机制运作所产生的社会调整作用。因此，行政法机制的属性直接决定着行政法的功能，并影响行政法关系的平衡与否。同行政法律制度相比，行政法机制具有三个特点：

其一，行政法机制兼容行政法的构成、结构以及运作原理，是一个关于行政法的制定、执行、适用、遵守的有机整体。因此，从纵向上来说，行政法机制更明显地体现着整个行政法律制度的历史发展脉络；从横向上来说，行政法机制更有助于解释特定历史阶段具体行政法律制度之间的逻辑联系。

其二，行政法机制蕴含着行政法演变与发展的逻辑规律，它具有规律性、连续性与长期性的特征，从而区别于具体行政法律制度的阶段性、局部性与短期性。

其三，行政法机制以行政法律制度为载体，各种具体的行政法律制度，从不同的侧面展示着行政法机制。通常而言，行政法律制度变迁必然要受制于行政法机制；而行政法机制的形成与发展，也必然要以制度变迁作为依托。

正如市场机制之激励、制约相容性，从而促成了市场竞争与分散决策的理性化一样[21]，要实现、维持行政法的结构性均衡，也必须具有完善的制约与激励机制。行政法机制的制约性是指行政法既制约行政主体滥用行政权，预防、制裁违法行政；又制约相对方滥用相对方权利，预防、制裁行政违法。行政法机制的激励性是指行政法既激励行政主体积极行政，为公益与私益的增长创造更多机会，又激励相对方积极实践法定权利、依法积极有序地参与行政，监督行政权的行使，促成行政主体与相对方之间的互动与合作[22].

尽管平衡法机制的制约与激励具有相对的独立性，但是，不可能将二者断然分开，它们在功能上经常表现出相互依赖、共生共促的特性。譬如，激励相对方积极参与行政，既能扩张相对方权利、又有利于监督行政。因此，激励、制约相容的行政法机制顺应了现代政府与市场、国家与社会之间的良性互动；而且，正是这种贯穿整个行政法体系的制约与激励机制，促成了行政法主体通过多方博弈所形成的对策均衡，以实现行政法结构性均衡。

由此可见，行政法机制的功能在于为各个部门行政法之间、各层次行政法律规范之间提供一个制度链接，为行政法的行政权与相对方权利的整体性配置以及整个规范体系提供统一的逻辑支持，以保证整个行政法制度结构的有机性。

2、行政法的制度结构

制度是行政法机制的载体，行政法机制的制约功能与激励功能必然要依赖具体制度来体现；行政法的结构性均衡蕴藏于和谐的行政法制度结构之中，这主要表现为兼顾公平与效率的行政实体制度与行政程序制度之间达成默契。

其一，结构性均衡受制于公平与效率的行政法价值目标。平衡论者认为，行政法价值目标的确立应有助于满足公益与私益的双向增长需求，从而实现社会利益最大化。社会利益最大化的行政法价值目标可以被转译为行政法公平与效率的最佳配置，因为现代行政法只有成功地整合效率与公平，既最优配置行政法资源、又兼顾起社会公平，社会利益最大化目标才能得以实现。效率不限指行政效率，还包括与之相关的社会资源配置效率；公平不仅指公、私益之间的分配公平，还涉及相关私益主体之间的待遇公平（平等对待）。兼顾效率与公平的行政法价值目标，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平衡法在制度构建上与管理法与控权法之天壤之别。

其二，结构性均衡取决于和谐的行政实体法律制度与行政程序法律制度。平衡论者认为，就行政实体与行政程序而言，它们是同一行政行为不可分割的两面[23]；就行政过程论而言，任何行政行为都要经历调查、决定与宣告三个阶段，行政法在每一阶段都分别从实体与程序两方面予以规范调整[24]；行政法正义包括程序正义与实体正义两部分；正义不仅仅指公平，还包括效率；因此，行政法正义就分解为程序性的公平与效率正义、实体性的公平与效率正义。行政法正义的实现，或者行政权与相对方权利结构性均衡的形成，实际上是在行政主体与相对方之间围绕着效率与公平价值通过实体制度与程序制度的合理建构来实现的，这就要求整合各种复杂的对应关系，至少包括四种：第一，有助于实现行政主体的效率目标的便捷的行政程序，有可能损及行政公平；第二，有助于实现行政主体公平目标的周密的行政程序，有可能损及行政效率；第三，有助于实现相对方效率目标的行政手续简单的行政程序，可能有悖于平等对待；第四，有助于实现相对方公平目标的繁琐的行政程序，可能要损及相对方效率。此外，行政程序法所规定的行政主体的程序义务，亦可视作相对方的程序权利；内部行政程序应效率优先、公平其次，而外部行政程序则应公平优先、效率其次。

显然，要实现行政法的平衡，就不得不正视上述各种张力的客观存在。平衡论者认为，平衡法的实现过程实际上就是围绕着公平与效率的价值目标、在行政主体与相对方之间合理地分配实体权利与程序权利从而形成内部协调一致的行政法律制度结构的过程。这种复杂的整合过程只有依赖于多方博弈并形成对策均衡才能实现。由此可见，正是由于平衡法中行政实体制度与行政程序制度之间的和谐配置，区别于在控权法与管理法中由于实体与程序之间的张力所导致的行政法失衡[25].

其三，结构性均衡表现为行政法律制度与监督行政法律制度之间的协调。平衡法的制度结构系由以行政法治原则为核心的一系列不同层次的行政法律制度组合而成，平衡法要具有规范、引导、惩罚等诸种功能，就必须具有调整行政关系与监督行政关系的两类制度：第一，调整行政关系的制度，一方面规定行政主体的行政职权、职责以及行政行为方式，并明确违法行政的法律责任；另一方面又规定相对方的权利与义务，以及行政违法的法律责任。第二，调整监督行政关系的制度，主要规定以司法审查为核心的监督主体的职权、职责以及监督司法审查权的运作方式。

其四，结构性均衡意味着行政法原则与规则之间的和谐。行政法律制度结构的组成元素主要是原则与规则，制度结构的解构与重构过程亦即规则的立改废与原则的优胜劣汰过程。对于整个行政法制度结构而言，原则与规则都不可或缺，因为行政法规则尽管具有权利、义务规定明确、可操作性强等特性，但由于具体规则之间往往缺乏联结性，这就导致了行政法制实践经常出现“规则链条”断裂；有鉴于此，行政法原则通常起着统率规则体系、弥补规则空缺、粘合规则断裂等作用，从而促成行政法均衡结构的形成。

对于中国行政法而言，立法机关应树立行政法的整体结构意识，自觉地围绕着制约与激励机制来构建中国行政法律制度体系，尤其要注重健全制约行政权、激励相对方参与行政方面的行政法规则。此外，由于行政法原则在中国行政法中尚未发挥应用的作用，这就迫切要求中国行政法学既要致力于从本国行政法制实践中对行政法原则进行抽象与提炼，又要有针对性地移植一些外国行政法的基本原则。

四、行政法的均衡化与博弈方法

行政法的结构性失衡及其均衡化问题已成为现代行政法发展完善的时代主题。它一方面得到了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公共行政改革的理论与实践的有力支持，另一方面也回应了现代社会人的经济价值与社会价值不断提高而产生的更多的制度需要与权利需求[26].因此，尽管起点不同，但各国行政法都有意无意地围绕着行政法制约与激励机制、依托行政法主体的多方博弈而重建一个有利于整合效率与公平、公益与私益的行政法律制度体系，从而推动着行政法从失衡走向平衡。

1、行政法的均衡化

对于行政法而言，结构性均衡意味着行政法主体的利益配置现状达至最优，从而不可能存在推动制度变迁的动力；但是，如果行政法尚未实现结构性均衡，那就必然存在引致行政法制度变迁以形成均衡的利益格局的内在动力；而且，行政法结构性均衡只是一种依赖于严格前提条件的相对均衡[27]；一旦发生了社会变迁，就必然要打破既定的行政法制度供给与社会需求之间的均衡，从而导致既有行政法结构性均衡的松动，行政法因此重又处于失衡之中。正是迫于应对实现结构性均衡的内在动力与外部压力，行政法的均衡化问题就自然要成为现代行政法的永恒主题。

行政法的均衡化是一个失衡的行政法趋向于结构性均衡的运动过程。行政法实践中大致存在着两种类型的行政法均衡化：“失衡→平衡”、“旧平衡→新平衡”[28].

（1）失衡→平衡。所谓行政法失衡，是指行政法所确认的行政权与相对方权利结构偏离了均势，行政主体与相对方之间缺乏真正的对峙与互动，二者的法律地位普遍不平等，公、私益之间的张力未得到协调，行政法的资源配置以及由行政法所配置的其他社会资源都尚未达到最优，社会利益并未达到最大值，行政法制度供求失调，行政法因此存在着推动制度变迁的内在动力与外部压力。行政法失衡情形下的均衡化，主要是一个构建均衡性的行政权与相对方权利结构的过程。这主要包括两种类型：

其一，行政权过于强大、相对方权利过于弱小的行政法失衡的均衡化。行政法是一门与社会现实距离最近的部门法，它必须及时地回应来自于社会现实的需要。为了顺应现代市场经济与民主政治的需要，传统的管理法正面临着来自现实的全面的机制重构与制度改造。一方面，行政法注重对行政权的规范与制约，严格限定行政干预范围，将部分管理职能转移、下放给社会中介组织；改造行政行为方式，严格限制强制性行政，广泛推行体现民主参与的非强制性行政，在一些经济行政领域放松管制、改许可制度为登记制度，强化行政指导，引导、激励适度的市场竞争；以“法未授权不可为”准则约束行政主体，并借助规范的行政程序与独立的司法审查来监督行政主体依法行政。另一方面，行政法赋予相对方更多的权利，广泛推行社会自治，构建立体的社会自治框架，譬如区域性的社区自治、同业内的行业自治、市场上的企业自主等，相对方遵循“法未禁止即可为”的行为准则。行政法不仅扩大了相对方权利，还致力于改造权利结构，尤其是有意识地培育经济组织、福利性组织、中介组织，以提高相对方的权利强度，增强与行政权对峙的力度[29]，在真正开放的体系中促成多方博弈，以实现行政法的平衡。

其二，行政权过于弱小、相对方权利过于强大的行政法失衡的均衡化。由于控权法的失衡既不利于行政效率与企业效率的提高，也不利于实现社会公平。因此，修正控权法的失衡对于社会资源的最优配置与社会利益最大化而言，非常重要。针对控权法失衡的原因，行政法的均衡化实践主要是通过各种方式增强积极行政的动力，重建有活力的政府。这主要包括：赋予行政主体更多的行政自由裁量权、认可部分非正式行政程序的合法性、授于行政以更多的行政裁决权、扩大行政复议的受案范围、赋予行政更多的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的职权以及与之相应的行政监督制裁权；强化行政法对于社会中介组织的规范、调整功能，并藉此调控、引导市场主体，加强行政对于市场-尤其是金融市场-的监督力度，灵活运用财政、税收、货币、价格政策与产业政策，辅助市场机制有效地配置社会资源，最大限度地纠正市场失灵[30].

（2）旧平衡→新平衡。当支撑平衡法均衡结构的约束条件改变从而打破既有利益均势时，既定结构性均衡就质变为一种次优均衡从而无法全面回应新的权力（利）需求与利益需求，行政法因此产生推动制度变迁的外部压力。此种情形下的均衡化，主要是一个旧的权力（利）结构的解构与新的权力（利）结构建构的过程。由于经济、政治、技术、观念等社会条件不可能是静止不变的，因此，行政法从旧平衡向新平衡的演变也就必然是持续不断的。

究其根本而言，无论是“失衡→平衡”式的均衡化、还是“旧平衡→新平衡”式的均衡化，都是一种改变既定行政法的行政权与相对方权利结构性失衡的“合法不合理”状态[31]、重构一个“既合法又合理”的均衡结构的过程。

2、行政法的对策均衡[32]

平衡论者认为，作为一门应用法学，行政法学必须负责起解释行政法现象、解决行政法问题的使命；并且，解释现象与解决问题的逻辑应是前后一致的。一方面，平衡论在解释行政法现象时遵循从具体到抽象的路径，透过复杂的、表面的行政法问题，直接考察行政法的核心矛盾，从而得出行政法的权力（利）格局应是均衡结构；另一方面，平衡论在解决行政法问题时遵循从抽象到具体的路径，围绕着行政法权力（利）的结构性均衡，基于一以贯之的人性假设，具体分析行政法各层次矛盾，借助矛盾主体的相互作用实现对策均衡，并进而形成结构性均衡。

埃莉诺。奥斯特罗姆教授认为，均衡是否可能，一种均衡是否改进了相关者的状况，都将取决于特定的制度结构；在最一般的意义上，所有的制度安排都可被认为是广义的博弈；作为博弈，有多种特定的选择，这些选择的顺序排列、所提供的信息，以及对不同选择顺序所给予的相对奖励和惩罚，都能改变结局的定式；此外，相关物质环境的特定结构，也会对博弈的结构及其结局产生重要影响[33].现代行政法的均衡化也要依赖于行政法主体在既定的社会结构与宪政结构之下进行多方博弈并形成对策均衡。博弈论（Gametheory），是研究决策主体的行为发生直接相互作用时的决策以及这种决策的均衡问题，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博弈论又被称作对策论[34].行政法均衡化的的博弈方法，系指假定包括立法主体在内的所有行政法主体都是有限理性的，行政法主体占有行政法制度供求、权力（利）供求的信息需要耗费成本；各行政法主体所占有的行政法信息都不完全，但彼此具有较强的互补性；行政法主体依据一定的相互作用规则、基于合作而形成对策均衡。

相对于私法而言，由于行政法中的立法主体、行政主体、监督主体、相对方之间存在着较大张力，导致行政法失衡概率更高，因此，行政法均衡化采用博弈方法就尤显必要，以激发行政法主体之间的竞争与合作。正是依据行政法主体的理性选择，行政法的结构性均衡与博弈的对策均衡之间的内在关联性才能得以确立。

其一，行政法博弈的前提是改革传统的“命令—服从”模式，这意味着相对方能在既定约束所架构的开放的“场域”中与行政主体讨价还价，相对方因此不再是一个绝对服从于行政指令的主体（甚至客体），而是以一个能通过自身努力改变其行政法律地位的能动主体出现于行政法之中。

其二，行政法博弈方法直接淘汰了行政法中不适合博弈、不利于均衡实现与实践的具体制度，加速了现代行政法对于传统行政法的替代。

其三，由于行政法主体的博弈选择既受制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宪法原则约束，又受制于民主政治与市场经济的客观限制，这就保证了行政法博弈所形成的对策均衡与结构性均衡基本上重叠，由行政法博弈所形成的对策均衡就必然是一种旨在实现行政主体与相对方法律地位平等的理性选择。因此，行政权与相对方权利的结构性均衡是行政法主体多方博弈对策均衡的法律表述形式，行政法的平衡成于行政法主体的博弈，并给行政法主体带来最大利益；亦即，平衡法的取得乃依靠行政法主体的理性选择而非立法者的刻意建构。

其四，行政法博弈方法直接促成了程序性行政法律规范的发展与完善；因为，博弈需要规则，而程序性行政法的重要意义即在于提供足够的有助于行政法主体进入、退出博弈、形成对策均衡的规则。

其五，行政法博弈方法凸显了行政权与相对方权利之间的对立统一性以及行政法主体之间的相互依赖性与互动性。在博弈过程中，各行政法主体都遵循利益最大化原则进行策略选择，但任一方都不能选择明显不利于另一方的策略，否则有违公平、公正原则；由此而致的对策均衡就只能是一种兼顾公益与私益、实现公、私益“双赢”的结构性均衡[35].

3、行政法的博弈模式（gameform）

行政法博弈以理性人假定为前提，从而严格区别于传统行政法（学）中人性假定的对立与断裂。传统行政法（学）要么将政府或公民假定为完全理性的人、要么将政府或公民假定为非（不）理性的人，往往对公务人员与公民作截然不同的人性假定。平衡论者认为，应在行政法（学）内采用统一的理性人假定，这是解释行政法失衡与均衡现象的实证基础。理性人是指有一个比较稳定的偏好、在面临给定的约束条件下最大化自己偏好的人[36].在理性人假定的前提下，所有行政法主体-立法主体、监督主体与行政主体，[37]公民、法人与其他组织-都被假定为理性人。理性人假定有助于完整地解释行政法主体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行为，行政法机制的制约、激励相容也正是基于理性人假设之上。

在理性人的假定前提下，行政法主体受利益动机驱使，在既定约束下作最优选择并形成对策均衡，从而实现利益最大化。理性人假定决定了行政法的博弈模式主要包括三层次：

其一，行政法主体的有限理性。由于占有行政法权力（利）供求信息不仅要耗费相应的成本，而且获取信息的能力受制于技术、科学、观念、制度等的约束，这就决定了行政法主体只能是有限理性的-政府与个人皆是如此；信息的有限性同时意味着行政法主体选择集合的不确定性。对于不同的行政法主体而言，评判其所占有的信息量是否最优的标准并不一致，概而言之，只有当行政法主体获取信息的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益时，行政法主体才处于最优信息占有状态。

其二，选择集合的限定性。首先，由于行政法博弈只是整个法治国家法律博弈中的一个子博弈，由此而形成的对策均衡必然要以稳定的宪政结构所提供的可靠预期为基础；其次，由于行政法只是整个社会结构的一个内生变量，行政法主体的信息与选择都不可避免地受到时空限制；最后，由于行政法制应是有机统一的，这就限定了行政法博弈多半只能在现行的行政法框架内进行，而不应经常性地突破既定的框架从而损及行政法制的稳定与统一。由此可见，行政法制度变迁的理性选择大都被限定在既定的宪政结构与社会结构之中，而执法与司法中的理性选择基本上被被限定在宪政结构、社会结构与行政法结构之中。事实上，超越既定结构性限制的选择不是不存在，只是囿于作此种选择的预期成本太大，因此行政法主体一般不倾向于作这种不理性选择。

其三，行政法主体的行为选择基于最优信息。由于信息具有回报性，因此，只有当行政法主体充分地利用了信息优势、最佳配置既有的信息资源时，行政法主体的选择才是理性的，由此而形成的对策均衡才是一种最优均衡或者最满意均衡。行政法主体相互作用形成的对策均衡应是令人满意的最优均衡。因为，对策均衡解是在所有行政法主体最佳配置信息资源、经过多方博弈所形成的理性选择结构；与此同时，这个对策均衡解也应令行政法主体最为满意，因为对策均衡是行政法主体相互作用的产物，容纳了最大的共识；行政法主体在对策均衡中的处境与其在博弈中所发挥的作用、所提供的行政法权力（利）供求信息形成对应。这种既体现最佳行政法资源配置、又能保证行政法博弈主体各得其所的对策均衡，通过法定程序就转化为行政法的行政权与相对方权利配置格局的结构性均衡[38].

由此可见，行政法博弈及其均衡主要是基于理性人的人性假定，立法主体、行政主体、监督主体与相对方等主体都遵循理性的博弈规则，进行多方博弈并形成行政法权力（利）结构配置均衡，以实现既定社会经济政治结构与宪政结构约束下的公益与私益最大化，从而直接促成行政法结构性均衡的实现。

将博弈的方法引进行政法均衡化之中，首先意味着要淘汰一种似是而非的传统行政法观念。我们习惯于假定政府是仁慈的、全能的与守信的，因此以国家代替市场、或者依赖政府干预来纠正市场失灵。但实践经验表明：组成政府的公务人员在追求自己利益最大化方面与市场主体并无二致，他们极有可能利用职权进行寻租，而非如假定的那样只去谋求公益的最大化；政府也不可能全能全知，政府所占有的资源配置信息往往比市场主体更少，其决策依据并不充分；政府不守信用的纪录较普通民众而言也常有过之而无不及，因为普通民众缺乏应付责难失信的能力，但政府却常常依据强制力“公然地违约”。正因为如此，指望政府来纠正市场失灵往往适得其反，反而造成更加严重的政府失灵。之所以如此，主要归因于行政法内人性假定的分裂。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将博弈的方法引进行政法均衡化之中就无疑会引起一场观念革命：依靠所有行政法主体理性参与的博弈方法来形成一个规范所有行政法主体的行政法律制度体系，这种行政法的均衡化，不仅过程民主，而且结果公正。

4、权力（利）配置博弈的基本类型及其例证[39]

行政法主体受利益最大化的驱使，进行各种类型的多方博弈，最终总要归结为行政权与相对方权利配置；因此，行政法博弈的对策均衡的核心是行政权与相对方权利的结构性均衡。

（1）权力（利）配置博弈的基本类型

行政权与相对方权利配置博弈主要包括行政法主体之间所展开的三种基本类型的博弈：

其一，行政—相对方博弈。在进行行政权与相对方权利配置时，行政往往倾向于扩大行政管理范围、增强行政管理强度，以便高效率地实现行政管理目标，实现公益最大化；与之相左，相对方则倾向于严格制约行政权，扩大社会自治范围与企业经营自主权，寻求私益最大化。由于行政权与相对方权利、公益与私益之间的矛盾，行政主体与相对方就必然要进行激烈的博弈。

由于经济组织与行业组织的日渐兴起以及各种利益集团的迅速崛起，造成了行政—相对方博弈之日趋剧烈，这就有力地推动了行政权与相对方权利结构性均衡的形成。显然，如果行政主体与相对方之间的力量悬殊过大，那么，就不可能存在真正的行政—相对方博弈，也就无法实现行政法的平衡。

其二，立法—行政博弈[40].鉴于行政权既有维护公益、保护私益的作用，又有可能被异化为行政寻租的工具而侵犯私益、有悖公益，因此，立法者在进行行政权与相对方权利配置时，就必然要顺应民主政治与市场经济的要求，试图严格控制行政权；对此，行政主体不仅会依据宪法据理力争、还极有可能凭借公益名义向立法者施加压力，以图影响立法决策有利于已，立法—行政博弈因此而起。

作为一种立法权与行政权相互制衡、直接较量的结果，由立法—行政博弈所形成的对策均衡，一般都被限定在立法者能够容忍、行政主体可以接受的范围之内。此种博弈是实现行政法平衡的关键力量，如果立法权过大、或者行政权过大，都不利于立法—行政均衡的形成，从而制约了行政法从失衡趋向平衡。

其三，立法—公众博弈。诚如约翰。斯图亚特。穆勒所言：代议制政府在“利益集团影响之下有与社会的普遍利益不完全一致的危险”[41]，这就决定了在开放的立法过程中进行的立法—公众博弈有助于防止立法机关的非理性妥协，从而全面回应社会需要；而且，鉴于市场信息的分散性与立法决策的集中性之间悖性的存在，民主立法过程的实质就必然是一个公众与立法者相互交换信息、彼此沟通、相互影响的过程。

立法—公众博弈及其对策均衡的形成，有助于防止立法者旨在寻租而为的暗箱操作，或者因屈从于利益集团压力而做了强势私益主体的“俘虏”，疏于保护弱者。此种博弈是实现行政法结构性均衡的一条必经之路；也是平衡法得以存在与维持的社会基础。

由此可见，行政法权力（利）配置博弈以民主的方式促成了行政法的理性。行政—相对方、立法—行政、立法—公众这三类博弈，往往呈现出相互交叉、互相影响的关系。譬如，立法—行政博弈必然要顾及相对方的权利需求，立法—公众博弈不可能不考察行政干预的利弊，行政—相对方博弈也自然要影响着立法决策。因此，通过行政权与相对方权利配置的多方博弈所形成的对策均衡，正是行政法平衡的重心所在。

（2）例证：经济行政法行政主体权力与市场主体权利的配置

在市场经济体制下，能否实现对行政主体行政权与市场主体权利作均衡性配置，直接决定着行政法的平衡与否。因此，笔者选择中国经济行政法的权力（利）配置为例，来展示行政法博弈模式的内涵以及对策均衡的形成过程。

1）经济行政法的既定约束。由于存在着限制行政权需求（行政主体策略）与市场主体权利需求（市场主体策略）的一些共同约束因素，这就决定了经济行政法的构建与制度变迁只能在既定的社会结构、宪政结构与现行有效的法律制度框架中进行。

其一，社会结构限制。由于经济行政法只是整个制度结构的一个组成部分，其演变与发展不可避免地要受制于处于转型期的政治、经济、技术、观念等社会因素的限制。因此，社会结构对经济行政法主体的策略选择范围以及均衡结构的限定性，就使得过分滞后于或者超前于社会结构的经济行政立法倾向，一般不会为立法机关所接受。[42]

其二，宪法限制。现行宪法关于政府与市场关系的规定限定了经济行政法的选择范围。宪法所设定的基本框架主要包括：①实行市场经济；②进行宏观调控；③体现平等原则；④实行依法治国[43].这一基本框架就限定了行政主体与市场主体的策略选择范围，立法主体的策略选择也自然要受制于宪法限制。

其三，其他法律制度限制。为了维护法制统一，经济行政立法应当依法而为，不得与现行有效的法律相冲突。法制统一原则无疑限定了经济行政法主体的策略选择以及均衡结构，譬如，产业政策、财政政策、税收政策、货币政策、金融政策、价格政策等行政法规或者部委规章，必须依法制定，不得与现行有效的法律相背。

2）经济行政法的权力（利）配置

经济行政法权力（利）配置格局，得之于立法机关依据法定程序对行政主体与市场主体之间关于经济行政法的制度效益、立法目标、组织形式、行为模式、法律责任等基本问题，在既定的社会结构与宪法约束下进行博弈所形成的对策均衡的确认；这种格局还将随着社会结构与宪法约束的改变而受到持续的边际调整。

其一，制度效益。由于经济行政法要直接影响着市场主体策略选择的预期成本（交易成本、生产成本与风险成本等），因此，市场主体通常以各种方式向立法机关施加压力，希望经济行政法能明确地制约行政权以节减市场主体的交易成本与风险成本，增加预期收益的确定性，从而提高企业效率、增进企业利润。对此，行政主体却不以为然。行政主体倾向于认为经济行政法应该有助于增加市场主体经营决策行为的可预期性，有助于维护稳定的经济行政法律秩序，有利于提高行政效率。由此可见，市场主体与行政主体都希望经济行政法能降低成本、提高效率，但二者的效益评价标准却不尽一致。惟此，立法机关必然要对两种效益观进行整合，以保证其所制定的经济行政法的预期社会成本小于预期社会收益[44].

其二，立法目标。市场主体倾向于认为经济行政法应禁止行政主体以各种方式侵犯市场主体的财产权利与经营决策权，以提高企业效率、维护经济自由。但行政主体却认为经济行政法应有助于保障社会公平-这主要包括大企业与小企业之间、公有制企业与非公有制企业之间以及不同地区、不同行业的市场主体之间的法律地位平等，这就要求经济行政法授予行政主体更多的行政权以有效维护行政管理秩序、进行各种私有财产征用、税款征收，通过各种转移支付以提高社会福利水平。显然，市场主体与行政主体各自所主张的立法目标截然不同。立法机关必须兼顾私益与公益，基于行政主体与市场主体的多方博弈，将经济行政法的立法目标定位为既有助于促进市场效率、又要兼顾社会公平，既要保障经济自由、又要促进有序竞争。

其三，组织形式。市场主体通常认为，为了保障其最优地进行技术与资本组合，经济行政法应赋予市场主体充分的企业组织形式自主决策权，由市场主体自主地决定是否采用个体制、合伙制、有限责任公司、股分有限责任公司或者其他企业组织形式，并由市场主体自主地决定企业的设立、变更、分立、兼并、重组、解散、破产等，而无须行政干预。但是，行政主体却倾向于认为，由于中国尚处于转型时期，市场尚不成熟，市场主体普遍不够理性，因此，经济行政法应赋予行政主体足够的行政许可权，以便通过对企业组织形式的管理来培育市场、引导企业，从而既防止垄断组织的出现、又推动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升级，并能有效地防止国有企业国有资产的流失。行政主体与市场主体之间的对立决定了立法机关必然要对这两种相异的策略选择进行整合，在赋予市场主体相对独立的自主决策企业组织形式权利的同时，又赋予行政主体必要的企业组织申批权与生产经营许可权；作为博弈的结果之一，各种行业组织与社会中介组织也就应运而生。

其四，行为模式。市场主体认为，经济行政法应该尊重市场机制，赋予市场主体在价格信号的引导下自主决定企业的人财物与产供销的经营自主权，而无须行政主体干预市场的资源配置；对于必要的经济行政行为-尤其是行政自由裁量行为，要本着提高企业效率的宗旨来设计行政程序，以严格制约行政权、保障市场主体全方位参与行政。但是，行政主体却倾向于对市场进行普遍干预，以避免由市场失灵所造成的经济波动；主张经济行政法应赋予行政主体干预市场的行政自由裁量权，以纠正市场失灵、提供公共物品、降低通货膨胀率或者失业率。显然，市场主体与行政主体对行政行为模式的设计要求相去甚远，这就迫使立法机关对这种张力进行整合，既承认必要的行政干预有助于纠正市场失灵、又要确立规范的行政行为模式以防政府失灵，要求政府既在宏观上对整个市场进行调控、引导、又要强化对自然垄断企业的微观管制。作为结果，立法往往既赋予行政主体必要的自由裁量权，又以严格的行政程序来防止行政自由裁量权的滥用。[45]

其五，法律责任。对于市场主体而言，如果通过垄断或者不正当竞争所形成的收益远远超过违法成本，那么理性的市场主体就会倾向于违法；对于行政主体而言，如果行政寻租的成本远远小于收益，那么违法行政就会普遍存在。因此，法律责任就成为影响经济行政法主体策略选择的一个最为重要的潜在成本，它也因此成为经济行政立法中的一个博弈焦点。行政主体倾向于严厉制裁市场主体的违法行为，而市场主体则倾向于监督机关严格监督行政主体依法行政，尤其是将司法审查视作监督行政、维护私益的重要筹码。对此，立法机关要对双方的预期违法成本与预期违法收益进行衡量，并据此确定适宜的行政监督的范围与方式以及以司法审查为核心的监督行政的广度与深度。

综上可知，平衡论者所主张的行政法平衡乃是以统一的理性人假定为前提，以保证行政法博弈这种实现、实践行政法结构性均衡的行政法方法，在整个行政法运作过程的普遍适用[46].尤其是，由于行政法博弈总是围绕着行政权与相对方权利的配置格局而展开，因此，行政法的对策性均衡与行政法博弈之间就具有了内在的关联性。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法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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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hetraditionaladministrativelaw，thestructureoftheadministrativepowerversustherightsoftheadministrateeisfrequentlyinastateofimbalance.Suchanimbalanceinadministrativelawseriouslyrestrainstheoverallrealizationofequityandefficiencyvaluetargetofadministrativelaw，setsdifficultiesintheoptimalallocationoftheadministrativelawresourcesandthemaximizationofsocialinterests.Inviewofthis，thebalancetheoristsadvocatethattheadministrativelawshouldbecategorizedintothebalancelaw.Thispaperpointsoutthatthebalanceinadministrativelawisthestructuralbalancebetweentheadministrativepowerandtherightsoftheadministratee.Itisrealizedthroughtheinherentlyharmoniousadministrativelawsystemwhichisbuiltaroundthechecking&encouragingmechanismoftheadministrativelaw.Andtherealizationofsuchasystemhavetorelyonthemulti-partygameoftheadministrators.Inthissense，thebalanceinadministrativelawisabalanceofg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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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管理论、控权论与平衡论是平衡论者采用辩证思维对行政法的核心矛盾进行分析所形成的三种“理想类型”。参见，罗豪才：“行政法的语义与意义分析”，载《法制与社会发展》1995年第4期。

[2]平衡论是中国行政法学对本国行政法制实践所作的理论回应。一则，改革开放之前的中国行政管理基本奉行“命令—服从”模式，妨碍了企业效率的提高；另则，“权力下放、放权让利”的控权行政改革又导致了“一收就死、一放就乱”窘局的出现。有鉴于此，平衡论应运而生，并得到了较快的发展。参见，罗豪才、袁曙宏、李文栋：“现代行政法的理论基础”，载《中国法学》1993年第1期；沈岿：“试析现代行政法的精义-平衡论”，载《行政法学研究》1994年第2期；王锡锌：“再论行政法的平衡精神”，载《法商研究》1995年第2期；罗豪才：“行政法的语义与意义分析”，载《法制与社会发展》1995年第4期；罗豪才、甘雯：“行政法的‘平衡’及‘平衡论’范畴”，载《中国法学》1996年第4期；罗豪才、沈岿：“平衡论：对现代行政法的一种本质思考”，载《中外法学》1996年第4期；姜明安：“授权、分权、控权-平衡行政法生存的‘理’”，载《中外法学》1996年第5期；罗豪才主编：《现代行政法的平衡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罗豪才、方世荣：“论发展变化中的中国行政法律关系”，载《法学评论》1998年第4期；罗豪才、崔卓兰：“论行政权、相对方权利及相互关系”，载《中国法学》1998年第3期；甘雯：“行政法的平衡理论研究”，载罗豪才主编：《行政法论丛》（第一卷），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沈岿：《平衡论-一种行政法的认知模式》，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罗豪才：“行政法学与依法行政”，载《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00年第1期；罗豪才、宋功德：“现代行政法学与制约、激励机制”，载《中国法学》2000年第3期。

[3]参见，皮纯协、冯军：“关于‘平衡论’疏漏问题的几点思考-兼议‘平衡论’的完善方向”，载《中国法学》1997年第2期；郭润生、宋功德：“控权—平衡论”，载《中国法学》1997年第6期。

[4]参见，杨解君：“关于行政法理论基础若干观点的评析”，载《中国法学》1996年第2期；杨解君：“当代中国行政法（学）的两大主题”，载《中国法学》1997年第5期；叶必丰：《行政法的人文精神》，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版，第291—305页。针对学界的理论质疑，平衡论者予以了及时的回应，参见，王锡锌、沈岿：“行政法理论基础再探讨-与杨解君同志商榷”，载《中国法学》1996年第4期；宋功德：“平衡论：行政法的跨世纪理论”，载《法制日报》2000年9月3日（上）、9月10日（下）。

[5]从1996至今，关于平衡论的理论评述已成为《法学研究》等法学核心期刊“行政法学研究评述”的一个重要部分。此外，诸多论文也从不同角度评述了平衡论，譬如，包万超：“行政法平衡理论比较研究”，载《中国法学》1999年第2期；包万超：“阅读英美行政法的学术传统”，载《中外法学》2000年第4期。

[6]譬如不合理地限制了企业的经营自主权、社会中介组织的自治权、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的自治权等。

[7]历史经验表明，在经济上奉行自由放任必然要求行政消极无为；在政治上不恰当地强调民族自治与社会自治就必然失去行政权威。因此，中国行政法虽然并非控权法，但中国在体制转轨、社会转型与制度重构时期也应避免纠枉过正。

[8]任何行政法学范式的生成与演变，都受制于人们的知识积累与价值判断，因此，行政法学范式只能具有相对合理性。库恩认为，在科学的意义上，一个范式就是关于现实的一套较为系统的假设，这一套假设主要包括用以阐释和说明某一类现实的规则，而这些规则表现为人们观察现实世界的观点、理念和基本的价值判断标准。范式的存在是多种多样的，好的范式的作用就在于其假设可以更全面、更准确地反映现实世界。See，ThomasS.KuhntheStructureofScientificRevolutions，Chicago：UniversityofChicagoPress，1962，Chapterone.

[9]对于行政法学而言，“关系”的视角意味着要辩证地理解行政主体与相对方之间的对立统一性，将行政法视作一个有利于促成双方博弈的“场域”，而非片面保护某一方主体的僵化结构。在皮埃尔。布迪厄的生成结构主义理论中，“惯习”与“场域”这两个概念都是关系性的，这一点尤其意味着只有在彼此的关系之中，它们方能充分发挥作用。一个场域就是一个游戏的空间，这种游戏的空间只是在下述意义上才存在，即那些相信它所提供的酬赏并积极寻求这种酬赏的“游戏者”投身于这一空间。参见，皮埃尔。布迪厄、华康德：《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李猛、李康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19—20页。

[10]行政法的范式转换，或者理论基础重构，是现代行政法学重新认知行政法的必经之路。诚如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所言：洞见或透识隐藏于深处的棘手问题是很难的，因为如果只是把握这一棘手问题的表层，它就会维持现状，仍然得不到解决。因此，必须把它“连根拔起”，使它彻底地暴露出来；这就要求我们开始以一种新的方式来思考。这一变化具有决定意义，打个比方说，这就像从炼金术的思维方式过渡到化学的思维方式一样。难以确立的正是这种新的思维方式。一旦新的思维方式得以确立，旧的问题就会消失；实际上人们会很难再意识到这些旧的问题。因为这些问题是与我们的表达方式相伴随的，一旦我们用一种新的形式来表达自己的观点，旧的问题就会连同旧的语言外套一起被抛弃。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札记》，转引自，皮埃尔。布迪厄、华康德：《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李猛、李康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1—2页。

[11]参见，罗豪才：“关于现代行政法理论基础的研究”，载罗豪才主编：《现代行政法的平衡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2页。

[12]行政法理论基础必须具备三方面的实践性：归纳出与实践相符的行政法机制以保证制度体系的有机性、围绕行政法机制形成完整的行政法律制度框架以调整行政关系与监督行政关系、提供具有可操作性的行政法律方法，以实现行政法的公平与效率目标。

[13]参见，罗豪才主编：《行政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7、16、31页。

[14]行政法学界存在着两种对于行政法治的误解：将“行政法治”等同于“依法行政”、将“依法行政”等同于“依法治民”，这两种误解都割裂了行政法治的完整含义，直接误导了行政法制实践。

[15]埃利诺。奥斯特罗姆：《公共事物的治理之道》，余逊达、陈旭东译，上海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31页。

[16]埃利诺。奥斯特罗姆：《公共事物的治理之道》，余逊达、陈旭东译，上海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31页。

[17]鉴于行政的管理性、服务性与应急性等固有特点，不可能要求所有行政法律关系中的行政主体与相对方的法律地位都绝对平等；相反，某些领域中的行政优先性与强制性，正是行政效率与行政法律秩序的必然要求。

[18]就此而言，经济行政法中的经济行政主体与经济相对方更有可能形成一种均势对峙与真实互动，因为现代企业制度下的企业是一种具有相当规模的经济组织，再加上行业协会这种中介组织，经济行政主体与经济相对方之间就较有可能形成一种均势对峙与良性互动。相对而言，目前在其他部门行政法中要实现这种均势还比较困难。这就部分地解释了平衡论为什么非常关注社会中介组织在现代行政法中的积极作用。

[19]有必要声明的是，平衡法上的效率、公平、行政法治、公民自由等价值项都只是相对的概念，离开特定时空约束奢谈平衡、效率、公平、秩序、法治、自由等，并无现实意义。

[20]一般而言，行政权与相对方权利之间的此长彼消关系导致行政法内公益与私益的顾此失彼；不过，由于现代行政法通过行政法机制的激励功能有力地促成了行政主体与相对方之间的合作与互动，从而使得公益与私益能够在新的利益增长点上实现双增。

[21]钱颖一教授认为，市场经济是依靠两个东西运作的，一是约束，一是激励。这好比汽车的刹车和发动机，人没有约束，经济就会出轨；但是人没有激励，经济就根本不会增长。后者比前者还基本。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的区别不仅仅在于是否用价格实现资源配置，更本质的是激励与约束机制的不同。参见，钱颖一：“激励与约束”，载《经济社会体制比较》1999年第5期。

[22]平衡论将行政法机制归结为制约与激励机制，并非意味着制约与激励总是同样重要，行政法机制制约行政主体与制约相对方、激励行政主体与激励相对方存在着轻重之别；事实上，行政法要实现结构性均衡，就必须针对现实的行政法制实践来配置行政权与相对方权利。就中国目前而言，行政法机制重在制约行政权并激励相对方有序地参与行政。

[23]区别于管理理念重实体、轻程序，也区别于控权理念重程序、轻实体，平衡论者认为程序与实体之间是辩证统一的，不宜顾此失彼或厚此簿彼。

[24]参见，盐野宏：《行政法》，杨建顺译，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63页及注[1].

[25]行政实体与行政程序之间的关系直接受行政法价值目标的影响。管理法注重追求行政效率，因而在行政程序立法设计是就倾向于保障行政的便捷性，从而与保护相对方权利相悖；控权法注重追求公平，因而其程序设计就偏重于制约行政，这就有损于高效行政的实现。

[26]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西方盛行的“新公共管理主义”多从“行政管理”角度探讨如何解决政府财政危机、管理危机与信任危机问题，它主张公共行政应从主体中心转化为客体中心、权力中心转化为服务中心、效率中心转化为成本中心、个体利益中心转化为公共利益中心；显然，“新公共管理主义”严格区别于为公共行政管理“制度”提供理论支持的行政法平衡论。因此，行政法学要借鉴“新管理公共管理主义”的理论主张来解释行政法现象、解决行政法问题，首先必须完成观察视角的转换。有关“新公共管理”的探讨，参见，张康之：“论‘新公共管理’”，载《新华文摘》2000年第10期。

[27]这主要包括以下四个假定前提：其一，既定的政治、经济约束条件不变；其二，既定的道德观、伦理观不变；其三，公众的效率、公平、秩序、法治与自由的价值观不变；其四，公众的利益观不变。

[28]需要声明的是，我们这里所探讨的均衡化是针对“权力（利）结构性失衡”，而非针对特定部门行政法或者特定行政关系与监督行政关系。从总体来看，行政法的失衡非此即彼；但就局部而言，在管理法中也可能存在行政管理力度不够的问题、在控权法中也可能存在行政权得不到控制的问题，这就要求行政法的均衡化既要立足于行政法整体、又要兼顾行政法的局部，具体问题具体对待，这样才能实现行政法的结构性均衡。

[29]鉴于行政法的结构性失衡往往造成权力（利）配置格局的僵势与思维定式，平衡论者主张综合采用削减行政权范围、改革行政管理模式、壮大社会中介组织、拓宽社会自治领域等多元方式，从整体上推进行政法的均衡化进程。

[30]行政法在权力（利）结构重构时，削减行政权、限制行政权与“收回”不合理的相对方权利相比，可能更容易些。公众易于接受权利多多益善的观念而较少深思熟虑权利存在的社会约束条件，这就决定了偏向行政的行政法重构必然会招致极多不满与指责。因此，控权法的均衡化甚至比管理法的均衡化更加困难。

[31]“合法”，是指权力（利）结构因被行政法所确认而合法：“不合理”是指权力（利）结构在现有的约束条件下未及最优之有背理性。

[32]“对策均衡”是相对于“一般均衡”而言的。经济学在研究人受利益驱动所为的各种行为及结果时，借鉴和引入了平衡分析法，并进而发展成为经济分析的基本方法，将其集中、系统地用于分析经济利益关系问题所形成的一般均衡体系，构成了现代经济学大厦的基石。但是，一般均衡论正面临着“对策均衡论”的挑战。相比较而言，主张博弈的“对策均衡论”对现实问题具有更强解释力，并因此以当今主流经济学的姿态主导和预示着未来经济学的发展和实践。对于行政法平衡而言，一般均衡意味着假定立法主体完全理性，无成本地占有行政法权力、权利配置格局均衡与否的全部供求信息，并无成本地对权力（利）格局进行调整，以实现权力（利）格局的结构性均衡。

[33]参见，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公共事物的治理之道》，余逊达、陈旭东译，上海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43页。

[34]著名经济学家泰勒尔（JeanTirole）认为：“正如理性预期使宏观经济学发生革命一样，博弈论广泛而深远地改变了经济学家的思维方式”；张维迎教授更是认为：“当本世纪70年代经济学家开始将注意力由价格制度转向非价格制度时，博弈论逐渐成为经济学的基石”、“近几十年来，经济学一直在为其他学科提供武器，但恐怕没有任何其他工具比博弈论更有力了”。张维迎：《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版，“前言”，第1、2页。

[35]用博弈论的术语来说，行政法主体之间的博弈应是一种基于合作而产生的“1+1>2”的“正和博弈”，它既区别于中国传统谋略的“1-1=0”的“零和博弈”，也区别于垄断竞争中所可能出现的“1-1<0”的“负和博弈”。

[36]正是理性人的假设使得经济学家得以运用数学工具描述人的行为。不过，理性人与自私人不同，理性人可能是利已主义者，也可能是利他主义者。参见，张维迎：《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2页。

[37]笔者之所以将行政法博弈主体限定为立法主体、行政主体与监督主体，以及公民、法人与其他组织，而非人大代表、公务员、法官、公民、法人代表、组织成员等，主要意在简化探讨博弈问题的复杂性。这种简化是以人大代表与人大之间、公务员与行政机关之间、法官与法院之间以及经济组织、社会组织代表与组织之间，由于存在着完善的制约与激励机制为假定条件。事实上，这种假定比较苛刻，但由于除公务员法律关系外，其他关系并非纯粹的行政法问题，因此，这种假定还是必要的。

[38]“最优”与“满意”在新古典经济学与新制度经济学的一些流派以及公共选择流派中难以统一。譬如，赫伯特。西蒙主张采用“满意模型”作为理性选择模型。他认为，人的理性是有限的，因而一般采用满意策略-亦即他们只要求达到一个过得去的水平。满意模型代表了对新古典研究纲领“硬核”-最优选择-的放弃。再如，由于布坎南的公共选择理论是一种“公共选择的契约主义”，因此在他看来，并不存在什么抽象的、外在于交易过程的公平与效率标准；他认为，凡是交易者彼此满意的交易就是有效率的、公平的。参见，思拉恩。埃格特森：《新制度经济学》，吴经邦等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13页；詹姆斯。M.布坎南：《自由、市场与国家-80年代的政治经济学》，平新乔、莫扶民译，上海三联书店1989年版。

[39]公共选择理论的贡献主要在于将经济学的上的理性人假定与交易概念引进政治市场，对选举与立法等政治行为进行分析。但究其根本而言，公共选择的内核也只是一种博弈而已。此外，笔者在此主要旨在提供一个行政法权力（利）配置博弈的大致分析框架，至于各行政法主体的策略选择以及因此而形成的对策均衡的分析，平衡论者将在其它文章中详细论述。

[40]立法—行政博弈只能在既定的宪政结构之中进行。对于中国而言，立法—行政博弈只是意味着立法权与行政权在行政法制度变迁过程中的相互作用与理性选择问题，并非指人大与政府之间的对立；亦即立法—行政博弈只能在政府从属于人大这一宪政结构之中进行。

[41]转引自，丹尼斯C.缪勒：《公共选择理论》，杨春学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81页。

[42]尽管行政法制度变迁的动力直接导源于技术进步、权力（利）观念更新、经济发展与民主政治的推进等所引致的行政法制度变迁需求，但是，由于立法者的保守性、旧制度受益者的反对、制度本身的惯性以及制度变迁的高额成本等因素约束，就导致了行政法制度需求很难得到即时回应；制度变迁与否、制度变迁的“时滞”长短，在很大程度上直接取决于在行政法主体之间展开的支持或反对制度变迁的博弈。

[43]第七条修正案将《宪法》第15条修改为：“国家实行市场经济”，“国家加强经济立法，完善宏观调控”，“国家依法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扰乱社会经济秩序”；《宪法》第三十三条第二款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第13条修正案将《宪法》第5条增加一款作为第一款，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44]无论是强制性制度变迁博弈还是诱致性制度变迁博弈，由于立法者并不必然地与旧制度受益者或者新制度潜在受益者立场一致，因此，行政法制度变迁博弈实际上是一种“非等边三角博弈”，行政法律制度最终变迁与否完全取决于多方博弈的对策均衡。实际上，只有当行政法制度变迁的预期收益大于预期成本时，制度变迁才会发生，从而促成新的行政法制度供求、权力（利）供求均衡。有关制度变迁模式的探讨，详见，林毅夫：“关于制度变迁的经济学理论：诱致性变迁与强制性变迁”，载科斯等：《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371页以下。

失衡范文篇8

关键词：全球经济失衡;要素扭曲;要素集聚

当前全球经济失衡系统中呈现三角式的分工关系：一是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依靠具有知识技术密集特征的金融产业和虚拟经济，去工业化进程加快，成为全球市场上最大的需求方；二是以中国为首的发展中国家依靠具有劳动力密集特征的制造业出口成为全球市场上最大的供给方；三是以石油输出国为代表的中东和北非国家，依靠其资源密集特征的能源出口为美国和其他制造业国家提供能源保障。当前全球经济失衡具有内生性，是全球经济体系内要素扭曲、要素集聚的长期规律导致的一种长期状态。

1全球经济失衡的特征

当前全球经济失衡是全球经济运行体系中内在的长期因素积累到一定程度的必然结果，本质上具有内生性和系统性，且与各国国内根深蒂固的经济发展模式以及全球生产与金融网络体系息息相关。1.1全球经济失衡内生于当代国际生产网络体系。当代国际生产网络体系是在国际直接投资迅速发展和国际产业转移进程加快的基础上，通过全球要素配置与各国资源禀赋互补，不同经济体之间逐渐形成了一种全新的分工模式，即要素分工模式。全球生产网络体系以及生产方式与分工方式都发生了重大变化，要素流动、积聚、分工与合作，使得一国成为了要素集聚与合作的平台或载体，在传统的贸易统计标准体系下，开放收益的衡量存在偏差。不同国家间的贸易收支不平衡正是由各国在国际生产体系和要素分工中扮演的角色所决定的：处于全球生产网络体系的主要加工制造与资源供应环节的东亚新兴市场经济体成了全球经常账户的盈余方，而不断地进行要素转移乃至产业生产基地的大规模转移的美国等主要发达国家则主要担当全球生产网络体系下需求方角色并相应地积累经常账户的赤字。1.2全球经济失衡内生于现行国际金融网络体系。全球金融体系失衡主要包括国际资本流动、金融市场结构以及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比例等多层次失衡问题。各主要经济体在全球金融体系中地位的差异，决定其在金融资本流动中扮演角色差异：国际储备货币发行国—美国成为资本流入中心，东亚新兴市场国家和石油输出国为其提供融资，成为金融资本输出国。随着金融规则与监管的放松、金融衍生工具的创新，以华尔街金融为代表的金融模式席卷全球，美国的金融集聚进程加速。金融全球化既是要素流动和要素配置全球化的必然产物，又为世界经济提供了更广泛的、更多样性的要素合作方式，使全球化条件下的要素合作效率更高。当一国参与以要素流动为本质特征的金融全球化，为要素配置效率提高创造条件卓越，金融全球化的风险也成为全球经济平衡运行的最严峻挑战，虚拟经济规模过度膨胀以及虚拟经济的自我强化模式最终演化成全球金融网络体系失衡。1.3全球经济失衡内生于各主要经济体的内部经济发展模式。当前全球经济失衡与各主要经济体的国内经济发展模式，尤其是与中美两国的国内经济发展模式密切相关。美国以债台高筑的方式来支撑国内消费，通过财政赤字大量举债和国际金融市场上的低成本融资实现美元国际循环和保证经济持续运行，这种债务经济循环模式是美国储蓄率过低、过度消费、“双赤字”等失衡问题的根源所在。以中国为首的东亚新兴经济体在参与国际分工的过程中形成了依赖欧美外部市场和外国直接投资流入的“出口导向”的经济增长模式，国内消费普遍较低、储蓄倾向较高。各国内部失衡问题与外部失衡问题交织在一起共同演化成全球经济失衡。

2全球经济失衡的原因

全球经济失衡的本质，即是各国以一种或几种特定要素参与全球化条件下的国际化生产，从而导致生产与出口在一部分国家和地区集中这一新的要素分工格局的集中体现。基于20世纪90年代以来要素分工趋势日益增强的背景下，全球经济失衡规模相应的积累起来，如滚雪球般越积越多，日趋严重并威胁到全球经济平稳持续进行。以下将从要素的视角进一步阐述全球经济失衡的原因。2.1要素流动的偏向性导致全球经济失衡。全球经济失衡具有内生性，其本质是伴随着制造业成本的不断上升和以跨国公司为载体的资本国际扩张需求而产生的。生产要素在流动的过程中存在一定的差别，即优质要素包括资本、知识产权、生产技术等要素流动性较强，而劳动力、土地、资源等低质要素在市场分割的作用下，流动性较弱。正是这种差别性导致生产要素在地理方向上存在着流动偏好。要素在空间布局和地理方向上存在着分布不均和区域集中的特点，即资本、技术等优质要素向劳动力、资源等低质要素所在地流动，与当地的生产资源和生产网络相结合，呈现出产业在国家和地区之间迁出和转移的格局。我们可以发现全球要素合作，尤其是低质要素所在地东亚新兴经济体产业升级模式呈现如下步骤：要素流入→新的成长产业→主导产业→出口→开放收益。总之，当前的全球经济失衡是建立在要素流动与要素合作这一微观基础之上的。2.2要素扭曲放大全球经济失衡的规模。生产要素之间的流动性差异，决定了生产要素的价格差异。即流动性强的要素，例如资本、知识产权、生产技术等呈现出报酬均等化趋势；而流动性较弱的要素的报酬在国家和地区之间保持着较大差异，即劳动力、土地和自然资源等要素报酬在市场分割、国家政策、生产经营体制的作用下，呈现出价格低估和要素扭曲的现象。要素扭曲产生于两方面因素：一是外部因素。资本有着扩张逐利的内在需求，以跨国公司为载体的资本、技术等优质要素，必然与劳动力成本最低的国家和地区的生产要素相结合。很显然，当劳动力成本最低时，资本的投资报酬率最大。跨国公司从全球战略的角度出发，有意降低其中间环节的生产成本，培育全球范围的协同优势，增强自身资源整合能力。二是内部因素。发展中国家普遍面临着保持经济增长和提高经济效率两大难题。发展中国家因为国内经济发展落后，劳动力市场分割的户籍制度，社会保障体制不健全和出口导向战略的需要，促使要素市场发生扭曲。总之，资本要素追求利润的本质特性，以及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要素扭曲，决定了当前的要素分工格局，并进而决定了全球生产与消费失衡的格局。2.3要素集聚的非均衡性导致全球经济失衡。要素集聚是优势要素如资本、知识产权、技术水平、法制制度等和低质要素劳动力、土地、自然资源等相互合作，在少数国家或地区集中以达到利润最大化的目的，在客观上呈现出要素集聚的效果。要素集聚本身具有非均衡性特征，对少数国家和地区分布具有较强的历史路径依赖，使得顺差国和逆差国在一些国家和地区集中，全球经济失衡产生。在所有的要素中，生产性要素的价格对生产成本起着决定性作用。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安排中间环节的生产，首先要做的是“搜寻成本”，按照利润最大化的原则安排生产。生产要素在劳动力成本更低的东亚新兴市场国家集聚时，带来生产制造能力的集中和贸易顺差的积累。但是这种顺差并非是东亚新兴市场国家产业竞争力提高的表现，而仅仅是要素集聚的结果，是全球产业资本获取要素红利的平台。金融集聚与产业集聚相伴而生，当所有产业资本在劳动力成本的作用下集聚在东亚新兴市场国家之时，全球金融资本则在金融制度、法律体系的作用下集聚在欧美发达国家。信息化与信息技术革命引发的金融全球化，使得金融资本越来越明显趋向于发达国家和地区流动，信息化水平较高的中心城市正成为金融网络体系空间上的网络节点。金融资本本身就是是金融机构和金融专业人才等优质要素的集中，金融业的发展又依赖于金融信息流、金融信息化水平。因此，金融集聚发生在信息服务水平较高的发达国家和地区。外国银行纷纷进入美国金融市场始于20世纪60年代，70年代是其在美扩张的高峰期，10年间机构数目翻了两翻，新增机构平均每年32.7个。到了80年代，扩张进一步加剧，在美外国银行的资产总额上升至7665亿美元，来自60个国家的460家银行在美开设了1036个分支机构。截至2011年底，来自86个国家和地区的284家外国银行在美资产总额已高达11265亿美元，设立各类金融机构总计达1246个。在金融集聚的过程中，发达国家物质产业的制造能力弱化，产业空心化特征明显，加上庞大的国内市场，从而成为制造业最大的需求方。总之，要素集聚促使了产业资本集聚在东亚新兴市场国家，金融资本集聚在发达国家，演化成全球物质产业生产体系和虚拟经济金融资本体系。全球产业体系和金融体系的交换失衡，最终导致全球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失衡。

3结语

综上所述，要素在全球流动过程中出现的要素扭曲、要素集聚等不均衡的状况是全球经济失衡的根本原因，经济发展中的长期因素，如人口、资源、技术等决定全球经济格局。除非美国出现了可以产业化的重大科技创新浪潮，或者产业转移趋势发生逆转，全球经济失衡的现象才能得以根本扭转。反之，在基于要素差异的产业差异的作用下，全球经济失衡是一种各国经济增长并存的动态均衡，无法逆转，也难以通过汇率等政策性因素的调节在短期内得以改变。

参考文献

[1]陈锡进,吕永刚.“全球经济再平衡”与中国经济战略调整——基于国际分工体系重塑视角的分析[J].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09(6).

[2]黄益平,陶坤玉.中国外部失衡的原因与对策:要素市场扭曲的角色[J].新金融,2011(6).

失衡范文篇9

中美贸易失衡问题由于两国统计方面的技术原因和方法误差导致统计数字差别巨大。美国方面的统计显示，在中美贸易中，1979年、1982年美国为顺差，1983年开始出现逆差。而中国方面的统计则表明，在从1979年-1992年的14年里，中方一直为逆差，自1993年转为顺差。但是应该看到的是，双方数据都表明，中美之间贸易逆差增长速度惊人。1993年，中方统计数据表明中美贸易逆差仅为63亿美元，美方数据也仅为228亿美元。2004年，中美贸易逆差中国数据达到586亿美元，美国数据更为1620亿美元。与1993年相比，增长幅度分别为830%和611%。中美贸易逆差如此之大，已经成为美国对外贸易最大的经济问题。

中美贸易失衡不仅表现在绝对量上，而且也表现在相对量上，这一比例在1990年为21%，2004年达到了35%，中国因此成为了美国第一大贸易赤字国家，超过了欧盟的24.7%，日本的16.3%，加拿大的14.2%，墨西哥的9.8%。

中美贸易失衡也表现在进出口的产品结构变化。中国不仅劳动密集、低附加值产品在美国市场上占有率不断上升，近年来相对高技术、高附加值产品在美国的市场占有率也迅速提高。美国每年从中国进口的先进产品，占其进口技术产品总额的比重迅速上升。根据美国统计数据，2002年这一比重为10%，到2004年9月上升为18%。而据我国商务部统计，2003年1~8月，我国高新技术产品出口总额620.83亿美元，同比增长55.86%；其中美国是第一大市场，148.58亿美元，同比增长69.56%，高出对全球出口增长速度13.7个百分点，占出口总额比重23.9%。由于输往香港的产品大部分最终输往美国，美国市场成为我国高新技术产品出口的主要增长点。

二、汇率变动对贸易差额的影响实证分析

从上面的分析中可以看出，美国贸易逆差持续已久，中美贸易逆差也有愈演愈烈之势。而各个国家的货币对美元都先后升值，但是，美国贸易逆差不但没有减少，反而有进一步扩大的势头。我们不由得质疑，其他国家货币对美元的升值有利于减少美国贸易逆差问题吗?我们认为单纯依靠人民币升值解决不了中美之间的贸易逆差问题。

为说明这一观点，我们选取中美的贸易数据和汇率数据进行实证研究。

在中美贸易关系实证时段选择上，研究数据选取1990年-2004年的美国对中国的进出口和贸易差额以及人民币实际汇率数据。人民币实际汇率是根据官方统计的名义汇率扣除中美相对物价水平的影响。为了处理数据方便，我们将1990年定为基期。中美进出口数据取自于U.S.CensusBureau，中美名义汇率源于《99年世行发展指标》，物价指数选取1990年=100的中美GDP折减指数。所有数据处理都用统计软件Eviews5.0完成。

我们试图通过格兰杰因果检验对汇率变动和进出口贸易额变动之间的内生关系进行检验，汇率变动率RER用(exr-exr(-1))/exr(-1)算出，同样，进口变动率REM和出口变动率REP分别用(impt-impt(-1))/impt(-1)和(expt-expt(-1))/expt(-1)计算得到。贸易余额的变动率B用(b-b(-1))/b(-1)计算得来。

Granger因果关系是基于系统的向量自回归(VAR)来定义(SorenJohansen2000)。在考察序列x是否是序列y产生的原因时，采用的方法是先估计当前的y值被其自身滞后期取值所能结识的程度，然后验证通过引入序列x的滞后值是否可以提高y的被解释程度，如果是，就称序列x是y的格兰杰因，此时x的滞后期系数具有统计显著性。(Granger1980)其双变量回归如下：

如接受H01：β1=β2=……=βk=0，则X不是Y的Granger因，而接受H02：α1=α2=…=αk=0则Y不是X的Granger因。这样，使用F检验

即可实现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其中，RSSR和RSSu分别表示在H01(或者H02)之下的约束和无约束的残差平方和，J和K则分别表示约束个数和回归因子的个数。

但是上述检验从理论上要求残差具有独立同分布性质，这就导致了实证研究中如何确定滞后阶的问题。(本文首先通过从一般到特殊的方法初步确定滞后阶，然后再检验残差是否服从独立同分布。因此，本文中实施因果检验的路径是：第一步，选取初步的滞后阶，估计VAR；第二步，对残差进行诊断检验，据此调整滞后阶；第三步，对最终估计得VAR进行参数约束检验，由此确定变量之间是否成立因果关系。(Grangerl987)

首先，对变量BRERREMREP进行数据图分析，具体如下图所示：

从上图中，我们大致可以判断，这四个变量的数据轨迹在很大程度上类似于随机游走，所以我们在设定VAR模型时，省略掉截据项，经过反复试验，我们初步选取滞后阶为2，对应的VAR(2)的估计：

对上述估计的VAR(2)，按照方程(3)的变量顺序，方程(4)(5)(6)省去了对因果关系不重要的项。我们以下对其残差进行诊断。

对方程(3)的残差s11所计算的偏度值和峰度值分别为

S=0.42，k=0.78

所以，检验其为正态分布的Jarque-Bera统计量值为

N(2)=3.05

显著水平为0.05且自由度为2的X2的临界值为5.99，故由3.05<5.99而接受原假设，即ε1t服从正态分布，且服从正态分布的概率为0.65。进一步，由于所计算的检验ε1t为独立同分布的统计量及其对应的概率值分别为

Q(3)=4.88，P=O.18

故在显著水平为0.05时，ε1t具有独立性。

对其他3个残差，我们做类似的诊断，其结果一并列入下表

从上表可以看出，所有残差在0.05的水平上服从正态分布的，只有ε2t存在着一定程度的自相关性。但是由于其3阶自相关仅为-0.04，这是个可忽略的数值，我们将视其为无自相关即不严格的独立性。所以从总体上说，残差通过诊断检验，因此，以下我们可基于VAR(2)作因果关系检验。

按照方程(3)的顺序，记相应的变量系数为θi，其中i=1,2,3,4,5,6，则贸易差额变动率即B不是RER的因可表示为H01：θ1=θ2=0，对这一原假设的检验即计算前面所定义的F值，其结果为

F=1.71，P=0.24

F值显然小于对应的临界值，接受原假设。贸易差额的变动率B不是汇率变动率RER的因。对其他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可类似地实现，其结果一并列入下表，其中的结论是基于显著水平0.10。

上表中，我们可以看到，对原假设5和6的接受表明在10%的显著水平下，原假设“B不是RER的因”和“RER不是B的因”的F统计量均小于临界水平，汇率的变动RER和贸易余额B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也就是说，通过单纯的变动人民币汇率对中美之间贸易差额的影响不大。同时我们注意到，对于原假设7的拒绝，表明在我国出口的变动是造成进口变动的一个原因，出口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带动进口的增长。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我国外贸依存度较高的原因。而对于原假设3的拒绝，表明出口变动是贸易余额的成因。这说明我国存在着一些促进出口的因素导致中美贸易差额的加剧。正如下文分析可知，这些因素主要是两国之间的劳动生产率的变化率和储蓄方面的差距，而这些差距是造成中美贸易差额的主要原因。

三、中美贸易失衡的原因分析

汇率的波动并不是造成中美贸易逆差的原因。导致中美贸易失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在美国方面，相对于支出的较低的国民储蓄率和产品的劳动生产率相对低下导致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低下是导致中美贸易失衡的主要原因。在中国方面，我国的汇率制度以及由此形成的国内经济的失衡对于中美贸易失衡也负有一定的责任。

1.中美储蓄方面的差距是造成中美贸易失衡的主要原因

在开放经济条件下，任何一个国家的储蓄和投资的差额都等于该国的出口与进口的差额。公式为：

S-I=X-M

公式的左边表示储蓄与投资的差额，右边表示出口与进口的差额。一国如果国内储蓄大于投资，出口就会大于进口，从而在贸易上就会出现顺差，而当国内投资大于储蓄，进口就会大于出口，从而表现在贸易上就表现为逆差。

中美贸易失衡的主要原因在于美国储蓄相对于投资太低。自从1971年美国首次出现贸易赤字以来，美国国民收入分配结构不尽合理，低储蓄高消费导致供小于求。应该说从1990年以来，美国储蓄占GDP的比重是逐年递增的(1991年除外)，1990年储蓄占GDP的比重为15.4%，到2001年储蓄占GDP的比重升到18.2%，增幅达到18.2%，但是与储蓄相比，美国的投资率却表现出强劲的势头。从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投资率节节高升，从1991年的15.3%升至2001年的21.2%，升幅达38.6%，较高的投资占有率而较低的储蓄占有率使得美国储蓄占有率与投资率占有率之差为负值，形成严重储蓄投资的缺口，这在贸易收支中表现为进口大于出口，贸易逆差。

与美国相反，由于发展经济的需要，我国的投资支出一直保持较高的水平。1990年-2001年的平均投资占有率为38.1%，特别是在1993年投资占有率曾达到43.3%。相对于投资而言，我国由于传统习惯、经济体制改革等原因一直保持更高的国民储蓄率。1990-2001年平均储蓄占有率为40.4%，1995年储蓄占有率更是达到43.1%。较高的储蓄而相对较低的投资使得储蓄和投资占有率之差为正值，这在国际收支上就表现为出口大于进口，贸易顺差。

2.两国劳动生产率增长率上的差距是造成中美贸易失衡的另一原因

劳动生产率一般可以用单位时间内生产出的产品数量或者单位产品所需要的劳动时间来表示。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一方面可以导致产品成本和价格的实际降低，另一方面导致实际汇率升值，从而改善贸易条件，促进出口的增加。

我们主要比较中美之间制造业和可贸易品部门的劳动生产率。(服务业等非贸易品部门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内外的劳动生产率水平差距不大，但是大部分制造业是资本密集和知识密集型产业，不同国家劳动生产率的差距就相当大了(张曙光，2005年))。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我国制造业和可贸易部门的劳动生产率是不断提高的。我国正处在劳动力无限供给的发展阶段，工资成本较低，而美国劳动力工资成本相对较高，从而中美之间劳动力成本的差距很大。以2001年为例，按照现行汇率计算，美国制造业工资是中国的29.2倍，劳动生产率是中国的19.2倍。20世纪90年代以来，无论是工资增长率，还是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我国都明显高于美国。扣除掉价格因素，1990年-2001年，我国分别提高了1.04倍和1.29倍。虽然两国的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均快于工资增长率，但是中国的速度明显快于美国，扣除掉价格因素，工资增长率与劳动生产率增长率的比重，中国从1990年的1.00降低到2001年的0.66，而美国从1990年的1.00降低到2001年的0.81。由于中国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比美国更快于工资的增长速度，从而在中美贸易中，中国产品就具有很强的竞争力，在现行的中美汇率保持相对稳定的条件下，中国对美国出口就会增加，从而表现出贸易顺差，而美国则是贸易逆差。

除了以上原因以外，中美之间贸易具有互补性、以及美国的产业结构的特点和制度安排也加剧了中美贸易失衡。中国出口到美国的产品大多数都是美国经济发展所需要而美国本土产量很低或不愿意生产的；而美国对向中国所需要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实行严格的限制，导致相当一部分中国愿意进口的产品无法从美国进口。由于总体上还是比较落后，中国所需要大量的机器设备和中间投入品在美国已经失去了比较优势，也减少了中国从美国的进口。这都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中美贸易的失衡。

四、对策和建议

从上面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当前，中美贸易的失衡与人民币的币值是否被低估没有直接关系。即使中国大幅提高汇率，能改变的，也只是由中美贸易失衡转为东南亚其他国家与美国的贸易失衡。引起中美贸易失衡的主要原因是美国的储蓄相对于投资来说太低了，而中美之间产品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之间的差距也是造成中美贸易失衡的另一原因。

失衡范文篇10

关键词：城乡一体，公共产品，供给失衡，政策调整

公共产品是在消费过程中具有非竞争性、非排他性特征的各类经济物品或公共服务。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利益最大化的私人竞争机制占据主导位置，以至于具有外部效应的公共产品无法有效地由私人提供，为消除市场失灵，社会公共产品的供给只能主要依靠政府提供。然而长期以来，由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地带性差异，“城乡分治”的资源配置方式以及各级政府间财权事权的不对称等诸多因素的影响，致使我国城乡公共产品的供给严重失衡。城市公共产品供给由政府一手“包办”，而农村公共产品则由农民自己“埋单”，结果使农村社会事业发展滞后，公共品供给严重不足，城乡差距不断扩大，农村居民的相对贫困化程度加深，新农村建设和现代化目标的实现，不仅受到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滞后的影响，而且也受到农村社会事业和公共产品供给不足的制约。如果现行的城乡公共品供给模式和资源配置方式不调整，农民处于弱势地位的状况不能从制度层面得到遏制，破解“三农”问题，实现城乡统筹、区域均衡就只能是一句空话。因此，以构建和谐社会，推动新农村建设为契机，建立城乡一体的公共产品供给制度和与农村经济发展水平、人口数量相匹配的公共资源配置政策，是消除城乡差距，促进区域均衡，将传统农业社会改造成繁荣文明新社区的战略举措。

一、城乡公共产品供给失衡的原因分析

1、“重城抑乡、重工轻农”的非均衡发展战略，导致城乡公共产品供给失衡。新中国成立后的很长时期，我国实行“重城抑乡、重工轻农”的城乡非均衡发展战略，通过提取农业剩余，使得我国在较短的时期内建立了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我国国民经济迅速恢复并获得了快速发展，为我国进行现代化建设打下了良好基础。但与此同时，长期实行的以农补工政策，通过直接税和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形式，将大量的农业剩余无偿转移到城市和工业，在城市居民生存环境显著改善、收入水平不断提高、工业规模急剧扩大的同时，农业、农村、农民则因“失血”过多而削弱了自身的发展能力，农村水、电、路、通讯、医疗、卫生、教育文化等公共产品生产供给，也因资金短缺，而与城市逐渐拉大了距离。同时在“城乡分治”的二元经济管理体制下，我国在公共品供给上长期实行“一品两制”的城乡分离体制，城市地区的公共品供给主要由政府财政提供，而农村地区除少数经济十分发达的地区政府能够提供基本公共产品外，大多数农村实行的是以农民为主的“自给自足”型公共产品供给制度，其数量和质量都远远落后于城市。长此以往，城乡不一的公共品供给制度使得城乡公共产品供给失衡的问题日趋突出，城乡差距、“三农”问题也因此而愈演愈烈。

2、政府间财权与事权的非均衡分配，导致城乡公共产品财力分配的失衡。实行分税制以来，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占整个财政收入的比重逐年下降，从1993年的78.2%下降到2004年45.1%；中央政府的财政收入占整个财政收入的比重却明显上升，从1993年的21.8%上升到2004年的54.9%。而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占整个财政支出的比重却没有相应的变化，一直徘徊在70%左右。地方政府财权过小，导致乡(镇)一级政府财力匮乏，无力为农村提供足够的公共产品。特别是伴随着农村税费制度的改革以及取消农业税政策的实施，乡(镇)、村两级组织制度外筹集财政资金的渠道基本被堵死，地方财政收入锐减，乡(镇)、村两级组织可支配的公共资源减少，使得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不足的问题日益突出。同时，目前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尚不规范，具有明显的过渡性特征，未能很好地解决财政公共服务的公平与效率问题，致使财政资金的转移支付在城市与农村，工业与农业间进行权衡时，往往考虑的是效率而非公平，基于效率之上的财政资金分配方式自然对农业、农村、农民不利。

3、“自上而下”的非均衡供给决策机制，导致城乡公共产品资源配置失衡。公共决策在本质上是关于社会财富和价值的一种权威性分配活动，城乡公共产品供给的巨大差异反映出公共决策机制的不合理而导致社会资源分配的扭曲。我国公共产品供给实行的是“自上而下”的决策机制。因此，对哪些地区、哪些部门、哪个社会阶层和那个社会群体多分配社会公共资源，多提供社会公共产品，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的选择和“官员”的偏好，并由政府官员决定供给公共产品的品种和数量，而上级政府官员却不是公共选择的结果，而是由更上级的机构任命，所以作为弱势群体的农民被完全排除在公共品决策体系之外，只能被动地接受决策机构作出的农村公共品供给的偏好选择。由于地方政府部门的决策者主要是根据政绩和利益的需要，利用掌握公共资源的权力做出公共品供给决策的，因此，在现实中，他们往往热衷于一些见效快、易出政绩的短期“硬性”公共产品的生产与供给，而对农村教育、社会保障、公共卫生、科技推广、信息提供以及相应的制度安排等“软性”公共产品，却没有太高的积极性，致使农村公共品供给在总量严重不足的同时，又存在供给结构失衡的问题，农民迫切需要解决的教育负担问题、看病就医问题、最低生活保障问题，至今仍没有一个机制性的保障。

二、消除城乡公共产品供给失衡的政策选择

1、建立公共财政体系，按照城乡一体化要求建立健全向农村适度倾斜的公共产品供给制度。财政支农是国家财政对农业、农村、农民的直接分配方式，它反映着工农之间、城乡之间的国民收入分配关系。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农业的弱质、农村的落后、农民的弱势客观上要求必须加大财政对“三农”的支持力度，以弥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失灵。但长期以来，与城乡分治的“二元”经济结构相伴生的财政政策和运行机制，使国家财政资金的分配：重城市轻农村，重工业轻农业。从而导致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滞后，农村公共品投入不足，农民生存环境恶劣。这种状况不改变，必然影响社会稳定、新农村建设和现代化目标的实现，也不利于解决日益突出的“三农”问题。因此，应按照城乡统筹、区域均衡的要求，建立有利于缩小城乡差距的公共财政体系，从根本上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将农村公共品供给纳入国民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和财政预算体系，确保国家农业总投入的增长幅度高于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增长幅度，并通过调整财政支农结构，加大对与农民生产、生活关系密切的公共产品的投入。彻底改革城乡差异的“二元”公共产品供给模式，逐步建立起符合国际惯例，城乡统一的现代公共产品供给体制，这是保证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与农村人口相匹配，提高农村居民生活质量的根本措施，也是政府从源头上遏制城乡公共产品供给失衡的制度保障。因此，要把农村公共产品作为实施宏观调控和投资的重点，通过优化财政支农结构，在维持基层机关基本运转的前提下，根据农村公共产品的性质和不同级次，把财政支农资金重点投向农村急需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上，如对农业生产发展和新农村建设起重大作用的基础设施、农业科技、人畜饮水、农村义务教育、公共医疗卫生等。真正把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由以农民为主变成以国家财政为主，让农民能与城市居民一样平等享用公共物品方面的国民待遇，优先从与农民生存发展密切相关的必备生活条件上(如教育文化、医疗卫生、社会保障、道路水电等方面)模糊城乡界限。

2、重新界定中央政府、省级政府与县、乡基层政府的事权范围，合理划分各级政府的财政职能。要按照“一级政府、一级事权，一级财权”的原则，合理划分中央和地方支出的责任和范围，特别是县、乡、村三级财权与事权要统一。就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而言，首先要针对农村公共产品的性质及其影响范围，结合我国农村的实际情况，明确界定公共产品层级和各级政府的供给责任。凡属于计划生育、大型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农业基础科学研究、义务教育等全国性的农村“纯公共品”以及部分外部性极强、接近于纯公共品的“准公共品”，由中央和省级政府财政负担。在制度安排上，事权可以下放到县级政府，但财权必须由具有更高财政能力的上级政府统筹解决，以防止上级政府在农村公共物品提供过程中的“甩包袱”行为。而对于“准公共品”，如农村道路建设、医疗卫生以及自来水供应等，中央、省级政府要对贫困地区的供给负起责任。政府必须利用公共资源，保证不同地区、城乡不同社区之间的公平性，特别是对农民的公平性，因为中国总人口的近70%是农民，农民的问题不解决，中国的现代化就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化。而各级政府对其区域范围内的居民有保证公共品供给的责任。其次，要完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建立稳定的投入保障机制。在界定各级政府事权的基础上，根据各级政府财力，建立以“因素法”为基础的规范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确保各地在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和消费上的均等化，使有限的公共资源得以高效配置和合理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