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团组织范文10篇

社团组织范文篇1

作为民间组织的重要组成部份，新社团组织的兴起、发展、影响及内部治理方式、组织特征等，明显有别于民间组织的另一翼——民办非企业单位。在新社团中开展党建工作的条件也带有较大的特殊性和深入研究的价值。

一、浙江新社团组织的发展和党建工作概况

1、发展势头猛。改革开放前，浙江省社会团体总数不到300个，基本上都是“官办”性质。到**年底时统计，在省、地（市）、县（市）三级登记注册的新社会团体已达10038家，专、兼职工作人员5万余人，单位会员99.4万个（次），个人会员1074.5万人(次)，占全省总人口近1/4。浙江杭、宁、温、台、绍等地社团组织从九十年代上半期至今10年间，每年以8-11%的速度迅速增长。2001-**年，浙江省各地行业性社团平均增速达42.86%。

2、影响日渐大。新社会团体存在会员构成的广泛性、不断提高的民间性、目标需求的互益性等特征，不仅内部凝聚力在提高，而且在社会上的影响力也日渐增大。如杭、宁、温、台、绍等地群众健身类在社团十分活跃，绍兴市仅体育类社团就有76个，会员达到145666人。尤其是占到全省社团总数22%强的2233家各级行业性社团及在工商联挂靠的各级商会（同业公会），以温州的行业性社团为代表，在名牌战略、质量兴企、行业自律、矛盾调解、对外谈判等方面的作用已经被企业和政府逐步认可。各地政府在推动经济发展、了解群众情绪、平衡利益矛盾、发展社会事业、对外文化交流等工作中，已经开始注意借用、发挥社团组织集纳贤才、贴近会员和号召力强的特殊功能。

3、党建初见效。按照中央关于在社团中建立党组织的要求,全省11个市根据省委统一部署,从2000年开始,对本地社团及党建情况进行了广泛调研,提出了解决社团党建面临问题的初步对策。到**年底,在全省10038个社团组织中,通过单建、联建和“临时建”等形式落实党建工作的社团数已达2347个（23%）。各地党委在探索社团党建工作“三位一体、共同负责”（组织部门、业务主管部门、社团登记管理部门）的党建工作管理新机制上做出了有益尝试，已建立党组织的社团在采取多种形式结合业务开展党的工作、团结教育社团内党员、培养发展新党员、协调社团内外部关系等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

二、浙江新社团组织党建工作实践中的反差现象及深层矛盾分析

在浙江新社团组织发展迅猛、作用渐大、党建工作已有初步探索的同时，新社团党建工作在实践中也呈现出一种反差现象，这就是：地方党委的大力推动和基层社团的建党条件相脱节，上下努力付出的工作投入和党建工作客观的效果相错位。

浙江省委在新社团的迅猛发展、作用渐大及对其的政治引导工作方面关注和研究得较早。2000年初，就对加强新社团党建工作提出了总体要求；2000年底至2001年上半年，省委党建工作领导小组赴杭州、宁波、温州、绍兴、台州、舟山、金华、湖州等地深入调研全省社团党建工作现状、问题及对策，形成了调研报告报省委。在上面工作的基础上，**年初，浙江省委明确提出把探索和和加强新社团组织党建工作作为当年党建工作重点来抓；省委书记张德江、副书记乔传秀等省委领导亲自主持课题调研，赴杭州、温州等地了解新社团党建工作情况，撰写调研报告；同年6月省第十一次党代会进一步提出要抓好新社团等民间组织的党建工作，采取有效措施加强党的思想政治领导，并对各地、市的社团党建工作做出了要求和部署。**年12月，《中共浙江省委关于加强新社团组织党建工作的意见（试行）》出台。

在省委的推动下，全省各级党委对新社团党建工作的重视、调研及工作投入大大加强。杭州市委成立了由市委书记王国平和副书记朱报春为组长、副组长的课题组，在历时半年形成《杭州市社团组织党建工作调研报告》的基础上，制定了《关于加强我市民间组织党的建设工作的意见》，对新社团党建工作中遇到的管理体制、关系转接、覆盖面低、隐性党员、发展党员等问题提出了指导性意见。宁波、温州、台州、绍兴等地的市委从2000年开始都分别先后组织了新社团党建工作课题组，在摸清情况、找准问题的基础上，召开会议，出台文件，通过“建、联、派”的形式推进新社团的建党工作，并对隶属关系、活动方式、党员作用等方面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探索。

在省、市、区（县）各级党组织的努力下，浙江省新社团组织在建立党的基层组织、提高党建工作有效性以及构建新社团组织党建领导体制等方面做出了有益探索，取得了一些成绩。然而，与同为民间组织的民办非企业单位相比，社团党建工作呈现出精力投入多、数量产出少、活动效果不甚理想的情况：

——党组织覆盖面很低。据**年统计，杭州市在民政部门登记1932个社团，落实党建工作127个（6.5%）；宁波市在民政部门登记1281个社团，落实党建工作93家（7.26%）；台州市854个社团中落实党建工作57个（6.6%）；绍兴市800个社团中单独、联合建立党组织32个（4%）；温州市1095个社团组织中单建、联建基层党组织34个（3.1%）。

——在已建基层党组织中，由会员党员组建的临时支部比例占绝大多数，活动效果不理想。如绍兴市32个单建、联建社团党组织之外，还有161个社团临时党支部（占党组织总数83.4%）；温州已建的34个社团党组织中，联合支部12个；另外还有715个临时党支部（占党组织总数95%）。联合支部受到松散性管理难组织、不同社团内容难安排、缺乏经费难活动、没有办公用地工作难开展等的限制，活动少且效果不理想；临时支部的成员基本上都有原单位的党组织生活安排，由于职责不清、任务不明、动力不足等原因，大部份形同虚设、起不到多少作用。浙江一些地市党组织在努力提高党组织在社团“覆盖面”的工作中，由于遇到了许多难题和来自基层的意见，从实际效果出发，通过大力组建临时党支部（建立正式党支部的工作也在努力，但难度更大）提高“覆盖面”的做法已开始调整。

——无论从建党热情和活动效果看，新社团组织都明显逊色于民营企业、民办非企业单位等新经济（社会）组织。调研中的一个鲜明反差是：新社团组织中的负责人（包括一些党员身份的负责人）普遍对新社团党建工作强调困难多，对上级党组织压指标、限时提高“覆盖面”的做法意见较大；而在具备建党条件的民营企业、民办非企业单位，不少行政负责人对党建工作则表现出了较大热情，坦言此举对于提升企业和单位形象、吸引专业人才、凝聚员工队伍有好处。相对而言，新社团组织建党比例略高于民营企业和民办非企业单位，这一是由于民营企业中的中小个私企业及民办非企业单位的小型民办幼儿园、个体诊所等占得比例很高，使得具有3人以上正式党员的建党条件很难具备；二是由于上级党组织对新社团党建高度重视、行政推动，推动基层社团建立了大量的联合支部和临时支部。然而与从对单位实际工作的影响来看，新社团建立的联合支部特别是临时支部“有形无神”的情况比较普遍。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浙江省已涌现出了像传化集团、金义集团、春晖学院、博爱医院等一大批民营企业、民办非企业单位党建工作的新典型。

党建工作的实效性，是党建工作的生命和赢得党内外支持的基础。社团组织党建工作精力投入多、组织建设少、效果不甚理想这一问题的突出存在提醒我们：社团党建工作的环境和条件有一定的特殊性，这一特殊性导致了社团党建工作开展的特殊矛盾。

1、新社团组织松散性特征与党组织建制严密性要求的矛盾。由新社团组织联谊性、互益性、社会性等特征决定，社团成员在社团之外都还有自己的工作单位（或离退休单位）和专职业务“寄托”，社团管理采取自愿入会、来去自由、活动随机的方式，这就使得社团成员对组织的依附性及组织对成员的约束力都不大。管理比较松散是发挥社团特殊功能的需要，也成为社团的基本组织特征。而基层党组织设置和活动要求、组织关系转接、人员相对固定、“”制度等比较严密的规范，成为在社团组织建党的一个难题。

2、新社团组织管理层人员高效精干的特征与党组织设置专职党员最低下限数要求的矛盾。新社团组织主要依靠收取会费、服务会员方式自立自养的机制，决定了它管理机构专职人员精干高效、人员不多的特征。在浙江省**年底统计的10038个社团组织中，专职工作人员10223人，每个社团平均专职人员仅1.02人。这种情况虽然与社团实力不足待遇低、社团公信度不高招不到合适人手、兼职人员不愿把关系转到社团组织中等社团发展“初期阶段”的诸种原因有关，但社团自立自养、非营利为主、服务为主的功能定位，决定了其今后在专职人员有条件适当增加的时候，仍将保持人数较少、成本较低、高效精干的组织建制特征。党的基层组织要发挥先锋示范作用和骨干带头作用，就要在党的基层组织设立时对专职人员中的正式党员数下限（3名）做出规定。由于个人会员及会员单位中的个人的工资、档案等人事关系均在原单位中（个体劳动、驾驶员协会、异地商会等社团中的会员有一些已与原单位关系逐步疏远，因此情况比较特殊），社团建立党组织的正式党员只能在社团组织的专职人员中产生，这就形成了社团专职人数太少、在社团建立党组织党员人数这一基本条件难具备的突出矛盾。这也是现在浙江各地经过很大努力建立起来的民间党组织仍是联合支部、临时支部占了绝大多数的根本原因。可以预见，随着社团组织的发展和作用的发挥，在其专职管理人员增多的前提下这一矛盾会有所缓解。浙江目前社团专职人员是平均1.02人，但即使经过若干年努力之后发展到平均3人，离普遍具有3名正式党员的建制要求仍会有很大距离。而眼前怎么办？下一步又该怎么办？这是现在就应该着手理清的基本思路问题。

3、新社团组织形式多样性的特征与基层党组织建设统一性要求的矛盾。新社团组织由其服务对象、服务宗旨的差异决定，分为学术性社团、专业性社团、行业性社团、联合性社团、基金会组织等。而按其与市场经济、企业活动的关联度区分，又可分为贴近市场的经济性社团（行业协会、商会、职业团体等）和远离市场的社会性社团（学会、联谊会、同学会、兴趣团体等）两大类。事实上，经济性、社会性两大类社团中的每一类型社团又因服务对象、生存条件等的不同千差万别，如行业性社团中的传统产业类行业协会，会员单位制造业、加工业企业为多，不少从国有、集体企业改制而来，人员相对稳定；而高新技术领域的行业协会，会员单位大多是民间人士创业而成，机制灵活，工作负荷重节奏快，人员流动频繁。这一切决定了新社会团体的组织形式丰富多样：有的领导机构比较健全，活动比较固定，但更多的机构不求形式，活动随机而定；有的在会员单位中的龙头企业或主管单位的大楼中办公，并受到其扶持和影响，有的则另立门户保持相对独立性，也有不少社团组织限于经费和服务能力，每次“碰头”临时找地方或者干脆在负责人家中“办公”……。社团组织形式多样化的特征与党组织直接统一性的要求产生的矛盾主要体现在：一是正式党员3人以上的建党条件，由于人手少、规模小、人员流动快而难具备；二是由于社团党组织以联合支部和临时支部为主，“”制度内容难安排、时间难统一、效果难保证；三是组织发展工作由于人员流动难稳定、跨社团建党难了解等因素使得考察培养难进行；四是新社团组织中党员的多重身份（兼职党员、离退休党员、流动党员、“口袋党员”等）使现行单一组织归属的党员管理体制难落实。

4、新社团组织多重管理、间接管理的体制特征与明确党建责任主体的矛盾。新社团组织目前实行登记注册管理由民政部门、日常性管理由业务主管部门双重负责的体制；实践中还存在有的社团组织由于和同类社团互有龃龉或找不到合适主管部门（有时也是一些主管部门不愿“多事”、不愿“主管”以免担风险）因而挂靠在一些部门（如工商联等组织）进行管理的。这种多重管理的体制一方面分散了政府管理部门的工作量和责任，使工作有可能做得细致一些，但另一方面多重管理体制也使新社团党建工作的隶属关系、领导责任、指导监督等党建工作的责任主体难以到位。加上新社团组织作为非营利性的民间组织，业务主管单位对其实行的是“间接管理”方式，领导人产生、经费筹措、内部决策、活动内容等都逐步改由社团组织自主解决，加上主管部门在改革开放、城市化建设进程中自身本职业务工作量也在急剧增加，这就使得社团组织的“主管部门”不太有能力和精力去抓社团组织的党建工作，使党建工作责任主体难落实的问题更显突出。

三、探索新社团党建工作要分析的几个基本现实

随着经济发展、社会变迁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时期的到来，包括新社团组织在内的“第三部门”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正在日益增大。由于新社团组织的发展对于促进政府职能转变、推进管理社会化和民主化有重大意义，而新社团党建工作的有效开展又关系到党对新社团发展的引导和党执政基础的巩固，因此，对新社团的党建工作不能只满足于上级重视、层层动员，更不能停留在层层压建党指标、统计数字等形式上重视的水平上。在思想上高度重视的同时，认真分析研究新社团党建工作面临的基本现实条件，对于寻求解决问题的对策具有前提性意义。

1、新社团的生存发展条件与民营企业、民办非企业单位不同的几个特殊性。分析上级党委在新社团与民营企业、民办非企业单位党建工作投入产出上出现反差的原因，新社团组织的几个特殊性值得对比。

——会员制，不是员工制。新社团组织是通过团体成员共同认可的团体章程、会员在享受团体内权利的同时承担相应义务这样一种“会员制”，维系社团内部成员关系的。这与民营企业、民办非企业单位内部实行的员工每天上下班、工资福利对单位有很强依附性的“员工制”不同，前者成员与组织之间的联系远不如后者紧密、经常。

——会费和捐赠为主，不是产品、专业等有偿服务收入为主。新社团以会费和捐赠（包括会员单位及社会赞助形式）收入为主，有偿服务性收入为辅，否则就会失去“非营利组织”的特性而在登记机关、税收政策上重新调整。因此除经济类社团（行业协会、商会等）情况稍好外，新社团组织经济运作能力普遍较弱，有偿收入普遍较少；这与民营企业、民办非企业单位能靠产品利润、服务性收入等市场运作手段增强自身实力的情况不同。

——松散型管理，不是紧密型纽带。新社团组织虽然有共同认可的章程维系，但由社团性质和功能决定，会员的单位、工资、档案关系、个人发展、工作日的主要精力都不在社团。一般而言，只是当会员共同要求、一年中某个或某几个时段、为解决某种需要会员们才集中起来。这与民营企业、民办非企业单位员工每天上班、工资福利依附、人员比较固定、纪律约束较严的体制相比，前者的管理方式要宽松、有弹性得多。

——精干型机构，不是分工细致的综合型管理架构。由于前面几个原因，社团组织的管理机构必须也不得不建成精干、高效的人员班子，一般说由正、副会长和秘书长为主，一两个或若干个工作人员即组成整个管理机构成员。在**年浙江省10038个社团组织中，专职工作人员一共仅10223人。专职管理人员少、兼职人员占了一定比例，这就使得社团组织管理机构与民营企业、民办非企业单位董事会领导、职能部门分工细致的内部治理结构形成规模、严整程度上的反差。

2、新社团组织在相当一段时期仍将保持专职人员不多的基本特征。

专职人员太少，是影响新社团组织单独建立党组织的根本性症结。这一问题随着今后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会有所缓解，新社团组织有望在未来若干年后逐步达到民政部门规定的有3名以上专职人员的下限数。但是以下几个因素决定了新社团组织在今后相当一段时期内，专职工作人员数量仍不会太多。这是因为：

——社团组织以会费、捐赠为主的筹资模式难以支付太多专职工作人员工资及相关费用。社团组织与资金运作型、产品运作型民间组织不同的上述特点，既是其履行利益代表功能和非营利性目标的基本标志，也为社团组织供养专职人员设置了门槛。这道“门槛”来自对社团经费支撑能力、会员单位的监督评议以及“人多粥稀”可能更留不住人才等的顾虑等。

——经济社会发展程度也对专职人员数构成多重制约。浙江虽然在全国属于经济相对发达省份，但其社团组织仍然是在政策法律供给不足、民间捐赠意识不足、社会认同程度不足、招引人才吸引力不足（人才对编制、福利、天地、发展前途等有颇多顾虑）的情况下艰难起步的，这也是目前社团管理人员多数由离退休人员、相关事业单位兼职人员组成的社会背景。这一背景从中国刚迈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尚需20年发展历程的实际情况看，从对未来若干年经济特别是社会发展对社团组织内部运作可能提供的余地估计，社团组织面对的内外部环境会有诸多变化但不会从根本上改变社团专职人员为数不多的现实。

——社团组织发展存在不断分化、专业化、轻型化的趋势。浙江社团组织发展时间虽然不长，但已呈现出一些值得重视的迹象：如由于产业链的拉长和市场分工的细化，原先包容量较大的一些社团组织很难有效代表组织内众多单位或个人会员的利益。温州原皮革工业协会下包容了鞋模、鞋材、鞋机、鞋楦、碎皮、设计、包装等多种产品类型的企业，当大而全的商会在发展中出现了不同产品企业行规行约难一致、行业利益各不同、职业道德难统一等“共同语言”减少的问题时，鞋材、鞋机、鞋底、碎皮、皮革化工等商会就自愿组合、另立“门户”了。再如，社团内部会员发展到一定程度，也会出现人数过多、活动不便的问题。绍兴体育总会在发展过程中，逐步演变为下辖76个社团145666人的规模。仅武术协会一家就有1500多名会员，分为太极、木兰、少林三大拳种。为了方便活动，武协在全市专门设立了50个辅导站分流会员，提高工作效率。

——社团发达国家和地区的专职工作人员，一般也在10人以下。不同国家、地区社团组织的生存发展背景虽有不同，但功能定位、筹资方式和一般发展规律有相通之处。在美国，大多数非营利组织（85%）有固定职员，但一半以上的组织只有不到10名雇员①。据2003年5月温州市民政局统计，在温州1145个社团组织中，共有专职工作人员1912人，平均每个社团仅有专职工作人员1.67人。

温州在全国影响较大的温州鞋革工业协会、温州服装商会等，专职人员也只五、六人，同时还有一些组织、兼职人员协助社团开展工作。

3、在不具备单独建党条件的新社团开展党建工作要依托的主要“着力点”定位。

总结近年来浙江新社团党建工作的成功经验和存在不足，在不套用民营经济实体和民办非企业单位党建工作思路的前提下，不仅要重视在具备条件的社团组织“建党”，而且更要重视为大量暂时不具备单独建党条件的新社团组织梳理出特殊条件下加强党建工作的主要着力点。

浙江台州市委在推进社团组织党建工作实践中，提出了提高“两个覆盖面”的思想，即首先要努力提高“党组织的覆盖面”；当条件不具备时，要发挥地方和职能部门党组织的优势，通过地方党委、主管部门党组织的推动提高“党的工作的覆盖面”。这种没有把党建工作局限于“建党”工作、能够从执政党的宏观视野考虑推进社团组织党建工作其他重要载体和手段的思路，值得各地重视。对于暂不具备单独建立党组织条件的社团组织，我们认为：

——“业务主管单位”是新社团党建工作的责任主体。实际上，中组部、民政部《关于在社会团体中建立党组织有关问题的通知》中已明确：“社会团体建立党组织，由其业务主管部门或挂靠单位的党组织审批。……业务主管部门或挂靠单位应了解和掌握社会团体的情况，对应当建立党的基层组织而没有建立的，要帮助其尽快建立。”浙江省委《关于加强新社团组织党建工作的意见（试行）》也指出：“各级社会团体的党建工作，原则上由各级社会团体的业务主管单位党组织领导管理，各级登记管理机关党组织协助指导管理。”可惜，这些正确的规定在实际操作中存在两个不足：一是由于缺乏考核机制（以落实责任）、分解管理（有的业务主管单位下属社团过多“管”不过来）、分清与“属地管理”的关系等配套措施，使得上述规定在实践中遇难而退、落实不力。二是事实上在由党委组织部门（而非主要由业务主管单位）大力推进社团党建工作过程中，一定程度上存在把“建党”当成“党建”的倾向，即重视了建立党组织数字的统计（不管是单建、联建还是“临时建”），而推进微观组织日常生活中扎扎实实的党建工作，组织部门力所不及，主管部门“主体缺位”。使业务主管单位抓党建工作的责任主体地位真正落实的关键——

第一，首先要解决三个思想认识问题。一是明确领导管理社团党建工作是业务主管单位党组织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承担的崭新职能，是主管单位党组织扩大党的群众基础的当然义务，各级地方党委的书记和业务主管单位党委（党组）书记是推进新社团组织党建工作的第一责任人；二是明确党建不等于“建党”，在不具备单独建党组织的社团组织内，党建工作仍然大有可为，业务主管单位党组织更要拿出足够精力推进相关党建工作的开展，特别是党建联络员的派遣和工作到位、社团内党员及党员积极分子的教育和培养、党的政策信息的传递送达等；三是由民政部门登记管理机关党组织负责指导社团党建工作的建议不妥。登记管理机关在依法履行登记、年检等相关职能时，是否“建党”可以作为一个统计数字报由有关部门掌握，但不能作为一个是否可以给予登记、通过年检的否定性指标；这不仅有一个依法行政的问题，而且还因为，比之业务主管部门，登记管理机关还存在人手紧（面对全地区的民间组织登记管理工作）、社团内部业务不熟（不像业务主管部门可以有针对性地进行相关业务和党建工作的“内行”指导）的局限。

第二，研究解决一些业务主管单位分管社团组织数量过多、精力顾不过来的矛盾。如截止2003年8月，杭州市经委主管社团组织35家，贸易局主管社团组织21家。虽然这些业务主管单位都设有机构分管社团组织，但由于这些机构人手少（一般为两、三人）、职能多（如放在法规与产业政策处、政策法规处、行业管理处等，平日企业调研、法律顾问、法律协调、政策法规草拟、执法责任落实等业务性工作较多），集中精力帮助社团组织推动党建工作有实际困难。缓解这一矛盾的办法：一是要加强业务主管部分管社团组织专门机构的建设，减少其他职能，突出领导管理社团组织的职能，条件具备时可考虑单独建立“社团组织管理处”，根据实际工作量配齐人手。二是可以把一部份管理职能移交、分解给一些综合性较强的社团组织代行，如贸易局管理的杭州商业总会、体育局管理的杭州市体育总会，本身就有一定的社团管理功能，在划分职能、明确权利和义务的前提下发挥其对一部分相关社团业务和党建工作的管理指导功能，有助于把工作做得更细更实。三是由业务主管部门培育、扶持综合性较强的社团组织，并将一部份业务指导、党建工作职能移交给这类组织代行。杭州市经委正在筹备成立中的杭州工业经济联合会，将起到这样的一种作用。

第三，健全考核机制。要改变现在社团党建工作上级党委提要求、组织部门搞“突击”、主管部门忙应付的局面，必须从扩大党的群众基础、增强党的影响力的高度重视这项工作的落实，尤其是要落实在各业务主管单位党组织的年终计划、年终考核机制上。年终考核关键要检查年初计划是否部署到位、计划执行是否落实、方针政策及相关党建信息的传递渠道是否畅通、党建联络员制度运作情况及成效、对综合性社团的指导和推动情况、社团组织是否有明显违法乱纪行为等。

——“党建联络员”是新社团党建工作的推进主体。浙江各地在组建社团党组织遇到困难的情况下，摸索出来的业务主管部门的“党建联络员”制度是一个创举。现在的问题是怎样使联络员制度更经常地、更有效地发挥作用。事实上，业务主管部门党委及组织部门的领导不可能把局（委、办）的主要工作放在一边主要考虑社团党建工作，社团组织党建工作日常性推动主体的责任，就自然落在了党建联络员肩上。业务主管部门党组织与社团党建工作的联系、对此项工作的推进效果怎样，很大程度取决于党建联络员日常性工作的努力程度和工作的方式手段。从已有的实践经验看，还要着重研究解决联络员发挥作用的以下几个问题：第一，工作影响力。最好委托业务主管单位分管处室副处长以上的同志承担这项职责，以保证人头熟悉、了解全面情况和有较强的协调能力。第二，工作手段。主管单位党委要在经费、行业主管信息（简报、行刊等）、党建资料及信息、会议主题等方面，给予联络员必要指导和支持，使联络员开展工作掌握有效载体。第三，业绩考核。如同上级党委对主管单位党建领导管理工作要纳入考核机制的道理一样，联络员在加强沟通、宣传政策、协调矛盾、培养建党对象、组织党员活动（吸收、推动党员在主管单位党组织或社团联合支部内参加活动）、反映社团建议等方面的工作情况及成效，构成主管单位党建工作的具体措施和对联络员工作的考核内容。

——联合支部、临时支部是新社团党建工作的补充性载体。所谓“补充性”，就不是“主体性”。在业务主管单位、党建联络员作为社团党建工作的责任主体和推进主体充分发挥其作用的前提下，在具备或创造条件可以具备单独组建党组织的工作已做到位的前提下，联合支部、临时支部作为社团党建工作的补充性载体，发挥其作用要研究、明确以下几点：第一，联合支部体量不能过大。由于推选支部书记困难、党员流动较频不够稳定、地域和行业相近的社团个数较多等原因，一些地方出现联合支部党员为数较多、活动时人员难到齐的情况。业务主管单位在审批联合支部组建时，要严格按照50人上限设置联合支部，为使活动轻型化、人员好集中和内容针对性更强，联合支部人员还可以适当降低，不必达到上限。第二，临时支部的建立要慎重，建立后要规定活动内容和方式。一些社团参加人员以党政机关领导层、管理层人员为主（如党建研究会、思想政治工作研究等），会员们所在单位已有健全的党组织建制和正常活动，党对这些人员的领导和控制已充分实现，就不必再建临时支部。对于那些暂不具备建立党组织条件（兼职党员为主、组织关系又一时迁不过来）、在一些重大事项前后又有必要发挥党员特殊作用（如换届选举、涉外活动、讨论决定重大事项等）的社团组织内，可以适时建立临时党支部，明确其组建和活动的形式、原则及要求。第三，联合支部、临时支部开展活动有较多特殊性和难处，业务主管部门党组织要树立“宁缺勿滥”、“建则有效”的意识，给予社团组织中的联合支部、临时支部工作以更多的研究、关注和扶持，促其真正起到社团党建工作的“补充性”载体作用。

四、在新社团开展党建工和的几点结论性认识

1、在新社团设立党组织一定要以常设办事机构专职人员中的正式党员为基础。这不仅是因为普通会员党员大都有自己原有（或退休）的单位过组织生活，硬要求他们把组织关系转到社团内有违情理，缺乏政策依据。关键还在于，只有在社团管理机构中的正式党员基础上，党组织才可能具备单独组建、经常交流、便于活动、有效发挥作用的条件。中组部、民政部《关于在社会团体中建立党组织有关问题的通知》中，把在社团中建立党的基层组织明确定位在社会团体“常设办事机构专职人员中凡是有正式党员3人以上……”，有其特定的意义。一些地方党委在推进社团党建工作时，为了提高“覆盖面”，规定“凡新社团组织的专职工作人员或从业人员中党员人数”达到建党人数的都要建立党组织——这种把由临时聘用人员、兼职人员组成的“从业人员”也作为社团“建党”成员基础的提法，既与中组部的要求不符，在实践中也遇到了难以克服的矛盾。

2、普通会员党员原单位已编入一个组织并参加正常活动的，一般情况下不再在社团重复参加党组织。我党历史上为加强党的组织工作，创造了党员领导干部过“双重组织生活”、特定时期为了执行某项特殊任务（一般时间在两年内）而组建“临时党支部”活动等有效形式。目前在一些地方存在把上述特定对象、特殊任务情况下的特殊办法搬用到社团党建工作中的倾向，如要求社团中的党员会员建立“临时党支部”，也名之为过“双重组织生活”（同时还在原单位过组织生活）。这种不讲条件、不看对象、不求质量盲目“扩建”党组织的数量的做法，给社团党建工作带来了三个层次上的“名不符实”：一是如前所述，临时支部由于职责不清、任务不明、动力不足（已在原单位过组织生活，再重复过嫌麻烦、搞“应付”）基本上形同虚设，没什么活动，起不到实际作用；二是形式主义严重，满足了一些部门上报“数字”的需要，基层组织、主管部门干部群众的意见较大；三是临时支部不“临时”，没有限定特殊任务和起止时间，把党员领导干部过“双重组织生活”的做法套到普通党员会员身上，也缺乏政策依据。

社团组织范文篇2

作为民间组织的重要组成部份，新社团组织的兴起、发展、影响及内部治理方式、组织特征等，明显有别于民间组织的另一翼——民办非企业单位。在新社团中开展党建工作的条件也带有较大的特殊性和深入研究的价值。

一、浙江新社团组织的发展和党建工作概况

1、发展势头猛。改革开放前，浙江省社会团体总数不到300个，基本上都是“官办”性质。到**年底时统计，在省、地（市）、县（市）三级登记注册的新社会团体已达10038家，专、兼职工作人员5万余人，单位会员99.4万个（次），个人会员1074.5万人(次)，占全省总人口近1/4。浙江杭、宁、温、台、绍等地社团组织从九十年代上半期至今10年间，每年以8-11%的速度迅速增长。**-**年，浙江省各地行业性社团平均增速达42.86%。

2、影响日渐大。新社会团体存在会员构成的广泛性、不断提高的民间性、目标需求的互益性等特征，不仅内部凝聚力在提高，而且在社会上的影响力也日渐增大。如杭、宁、温、台、绍等地群众健身类在社团十分活跃，绍兴市仅体育类社团就有76个，会员达到145666人。尤其是占到全省社团总数22%强的2233家各级行业性社团及在工商联挂靠的各级商会（同业公会），以温州的行业性社团为代表，在名牌战略、质量兴企、行业自律、矛盾调解、对外谈判等方面的作用已经被企业和政府逐步认可。各地政府在推动经济发展、了解群众情绪、平衡利益矛盾、发展社会事业、对外文化交流等工作中，已经开始注意借用、发挥社团组织集纳贤才、贴近会员和号召力强的特殊功能。

3、党建初见效。按照中央关于在社团中建立党组织的要求,全省11个市根据省委统一部署,从**年开始,对本地社团及党建情况进行了广泛调研,提出了解决社团党建面临问题的初步对策。到**年底,在全省10038个社团组织中,通过单建、联建和“临时建”等形式落实党建工作的社团数已达2347个（23%）。各地党委在探索社团党建工作“三位一体、共同负责”（组织部门、业务主管部门、社团登记管理部门）的党建工作管理新机制上做出了有益尝试，已建立党组织的社团在采取多种形式结合业务开展党的工作、团结教育社团内党员、培养发展新党员、协调社团内外部关系等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

二、浙江新社团组织党建工作实践中的反差现象及深层矛盾分析

在浙江新社团组织发展迅猛、作用渐大、党建工作已有初步探索的同时，新社团党建工作在实践中也呈现出一种反差现象，这就是：地方党委的大力推动和基层社团的建党条件相脱节，上下努力付出的工作投入和党建工作客观的效果相错位。

浙江省委在新社团的迅猛发展、作用渐大及对其的政治引导工作方面关注和研究得较早。**年初，就对加强新社团党建工作提出了总体要求；**年底至**年上半年，省委党建工作领导小组赴杭州、宁波、温州、绍兴、**、舟山、金华、湖州等地深入调研全省社团党建工作现状、问题及对策，形成了调研报告报省委。在上面工作的基础上，**年初，浙江省委明确提出把探索和和加强新社团组织党建工作作为当年党建工作重点来抓；省委书记张德江、副书记乔传秀等省委领导亲自主持课题调研，赴杭州、温州等地了解新社团党建工作情况，撰写调研报告；同年6月省第十一次党代会进一步提出要抓好新社团等民间组织的党建工作，采取有效措施加强党的思想政治领导，并对各地、市的社团党建工作做出了要求和部署。**年12月，《中共浙江省委关于加强新社团组织党建工作的意见（试行）》出台。

在省委的推动下，全省各级党委对新社团党建工作的重视、调研及工作投入大大加强。杭州市委成立了由市委书记王国平和副书记朱报春为组长、副组长的课题组，在历时半年形成《杭州市社团组织党建工作调研报告》的基础上，制定了《关于加强我市民间组织党的建设工作的意见》，对新社团党建工作中遇到的管理体制、关系转接、覆盖面低、隐性党员、发展党员等问题提出了指导性意见。宁波、温州、**、绍兴等地的市委从**年开始都分别先后组织了新社团党建工作课题组，在摸清情况、找准问题的基础上，召开会议，出台文件，通过“建、联、派”的形式推进新社团的建党工作，并对隶属关系、活动方式、党员作用等方面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探索。

在省、市、区（县）各级党组织的努力下，浙江省新社团组织在建立党的基层组织、提高党建工作有效性以及构建新社团组织党建领导体制等方面做出了有益探索，取得了一些成绩。然而，与同为民间组织的民办非企业单位相比，社团党建工作呈现出精力投入多、数量产出少、活动效果不甚理想的情况：

——党组织覆盖面很低。据**年统计，杭州市在民政部门登记1932个社团，落实党建工作127个（6.5%）；宁波市在民政部门登记1281个社团，落实党建工作93家（7.26%）；**市854个社团中落实党建工作57个（6.6%）；绍兴市800个社团中单独、联合建立党组织32个（4%）；温州市1095个社团组织中单建、联建基层党组织34个（3.1%）。

——在已建基层党组织中，由会员党员组建的临时支部比例占绝大多数，活动效果不理想。如绍兴市32个单建、联建社团党组织之外，还有161个社团临时党支部（占党组织总数83.4%）；温州已建的34个社团党组织中，联合支部12个；另外还有715个临时党支部（占党组织总数95%）。联合支部受到松散性管理难组织、不同社团内容难安排、缺乏经费难活动、没有办公用地工作难开展等的限制，活动少且效果不理想；临时支部的成员基本上都有原单位的党组织生活安排，由于职责不清、任务不明、动力不足等原因，大部份形同虚设、起不到多少作用。浙江一些地市党组织在努力提高党组织在社团“覆盖面”的工作中，由于遇到了许多难题和来自基层的意见，从实际效果出发，通过大力组建临时党支部（建立正式党支部的工作也在努力，但难度更大）提高“覆盖面”的做法已开始调整。

——无论从建党热情和活动效果看，新社团组织都明显逊色于民营企业、民办非企业单位等新经济（社会）组织。调研中的一个鲜明反差是：新社团组织中的负责人（包括一些党员身份的负责人）普遍对新社团党建工作强调困难多，对上级党组织压指标、限时提高“覆盖面”的做法意见较大；而在具备建党条件的民营企业、民办非企业单位，不少行政负责人对党建工作则表现出了较大热情，坦言此举对于提升企业和单位形象、吸引专业人才、凝聚员工队伍有好处。相对而言，新社团组织建党比例略高于民营企业和民办非企业单位，这一是由于民营企业中的中小个私企业及民办非企业单位的小型民办幼儿园、个体诊所等占得比例很高，使得具有3人以上正式党员的建党条件很难具备；二是由于上级党组织对新社团党建高度重视、行政推动，推动基层社团建立了大量的联合支部和临时支部。然而与从对单位实际工作的影响来看，新社团建立的联合支部特别是临时支部“有形无神”的情况比较普遍。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浙江省已涌现出了像传化集团、金义集团、春晖学院、博爱医院等一大批民营企业、民办非企业单位党建工作的新典型。

党建工作的实效性，是党建工作的生命和赢得党内外支持的基础。社团组织党建工作精力投入多、组织建设少、效果不甚理想这一问题的突出存在提醒我们：社团党建工作的环境和条件有一定的特殊性，这一特殊性导致了社团党建工作开展的特殊矛盾。

1、新社团组织松散性特征与党组织建制严密性要求的矛盾。由新社团组织联谊性、互益性、社会性等特征决定，社团成员在社团之外都还有自己的工作单位（或离退休单位）和专职业务“寄托”，社团管理采取自愿入会、来去自由、活动随机的方式，这就使得社团成员对组织的依附性及组织对成员的约束力都不大。管理比较松散是发挥社团特殊功能的需要，也成为社团的基本组织特征。而基层党组织设置和活动要求、组织关系转接、人员相对固定、“”制度等比较严密的规范，成为在社团组织建党的一个难题。

2、新社团组织管理层人员高效精干的特征与党组织设置专职党员最低下限数要求的矛盾。新社团组织主要依靠收取会费、服务会员方式自立自养的机制，决定了它管理机构专职人员精干高效、人员不多的特征。在浙江省**年底统计的10038个社团组织中，专职工作人员10223人，每个社团平均专职人员仅1.02人。这种情况虽然与社团实力不足待遇低、社团公信度不高招不到合适人手、兼职人员不愿把关系转到社团组织中等社团发展“初期阶段”的诸种原因有关，但社团自立自养、非营利为主、服务为主的功能定位，决定了其今后在专职人员有条件适当增加的时候，仍将保持人数较少、成本较低、高效精干的组织建制特征。党的基层组织要发挥先锋示范作用和骨干带头作用，就要在党的基层组织设立时对专职人员中的正式党员数下限（3名）做出规定。由于个人会员及会员单位中的个人的工资、档案等人事关系均在原单位中（个体劳动、驾驶员协会、异地商会等社团中的会员有一些已与原单位关系逐步疏远，因此情况比较特殊），社团建立党组织的正式党员只能在社团组织的专职人员中产生，这就形成了社团专职人数太少、在社团建立党组织党员人数这一基本条件难具备的突出矛盾。这也是现在浙江各地经过很大努力建立起来的民间党组织仍是联合支部、临时支部占了绝大多数的根本原因。可以预见，随着社团组织的发展和作用的发挥，在其专职管理人员增多的前提下这一矛盾会有所缓解。浙江目前社团专职人员是平均1.02人，但即使经过若干年努力之后发展到平均3人，离普遍具有3名正式党员的建制要求仍会有很大距离。而眼前怎么办？下一步又该怎么办？这是现在就应该着手理清的基本思路问题。

3、新社团组织形式多样性的特征与基层党组织建设统一性要求的矛盾。新社团组织由其服务对象、服务宗旨的差异决定，分为学术性社团、专业性社团、行业性社团、联合性社团、基金会组织等。而按其与市场经济、企业活动的关联度区分，又可分为贴近市场的经济性社团（行业协会、商会、职业团体等）和远离市场的社会性社团（学会、联谊会、同学会、兴趣团体等）两大类。事实上，经济性、社会性两大类社团中的每一类型社团又因服务对象、生存条件等的不同千差万别，如行业性社团中的传统产业类行业协会，会员单位制造业、加工业企业为多，不少从国有、集体企业改制而来，人员相对稳定；而高新技术领域的行业协会，会员单位大多是民间人士创业而成，机制灵活，工作负荷重节奏快，人员流动频繁。这一切决定了新社会团体的组织形式丰富多样：有的领导机构比较健全，活动比较固定，但更多的机构不求形式，活动随机而定；有的在会员单位中的龙头企业或主管单位的大楼中办公，并受到其扶持和影响，有的则另立门户保持相对独立性，也有不少社团组织限于经费和服务能力，每次“碰头”临时找地方或者干脆在负责人家中“办公”……。社团组织形式多样化的特征与党组织直接统一性的要求产生的矛盾主要体现在：一是正式党员3人以上的建党条件，由于人手少、规模小、人员流动快而难具备；二是由于社团党组织以联合支部和临时支部为主，“”制度内容难安排、时间难统一、效果难保证；三是组织发展工作由于人员流动难稳定、跨社团建党难了解等因素使得考察培养难进行；四是新社团组织中党员的多重身份（兼职党员、离退休党员、流动党员、“口袋党员”等）使现行单一组织归属的党员管理体制难落实。

4、新社团组织多重管理、间接管理的体制特征与明确党建责任主体的矛盾。新社团组织目前实行登记注册管理由民政部门、日常性管理由业务主管部门双重负责的体制；实践中还存在有的社团组织由于和同类社团互有龃龉或找不到合适主管部门（有时也是一些主管部门不愿“多事”、不愿“主管”以免担风险）因而挂靠在一些部门（如工商联等组织）进行管理的。这种多重管理的体制一方面分散了政府管理部门的工作量和责任，使工作有可能做得细致一些，但另一方面多重管理体制也使新社团党建工作的隶属关系、领导责任、指导监督等党建工作的责任主体难以到位。加上新社团组织作为非营利性的民间组织，业务主管单位对其实行的是“间接管理”方式，领导人产生、经费筹措、内部决策、活动内容等都逐步改由社团组织自主解决，加上主管部门在改革开放、城市化建设进程中自身本职业务工作量也在急剧增加，这就使得社团组织的“主管部门”不太有能力和精力去抓社团组织的党建工作，使党建工作责任主体难落实的问题更显突出。

三、探索新社团党建工作要分析的几个基本现实

随着经济发展、社会变迁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时期的到来，包括新社团组织在内的“第三部门”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正在日益增大。由于新社团组织的发展对于促进政府职能转变、推进管理社会化和民主化有重大意义，而新社团党建工作的有效开展又关系到党对新社团发展的引导和党执政基础的巩固，因此，对新社团的党建工作不能只满足于上级重视、层层动员，更不能停留在层层压建党指标、统计数字等形式上重视的水平上。在思想上高度重视的同时，认真分析研究新社团党建工作面临的基本现实条件，对于寻求解决问题的对策具有前提性意义。

1、新社团的生存发展条件与民营企业、民办非企业单位不同的几个特殊性。分析上级党委在新社团与民营企业、民办非企业单位党建工作投入产出上出现反差的原因，新社团组织的几个特殊性值得对比。

——会员制，不是员工制。新社团组织是通过团体成员共同认可的团体章程、会员在享受团体内权利的同时承担相应义务这样一种“会员制”，维系社团内部成员关系的。这与民营企业、民办非企业单位内部实行的员工每天上下班、工资福利对单位有很强依附性的“员工制”不同，前者成员与组织之间的联系远不如后者紧密、经常。

——会费和捐赠为主，不是产品、专业等有偿服务收入为主。新社团以会费和捐赠（包括会员单位及社会赞助形式）收入为主，有偿服务性收入为辅，否则就会失去“非营利组织”的特性而在登记机关、税收政策上重新调整。因此除经济类社团（行业协会、商会等）情况稍好外，新社团组织经济运作能力普遍较弱，有偿收入普遍较少；这与民营企业、民办非企业单位能靠产品利润、服务性收入等市场运作手段增强自身实力的情况不同。

——松散型管理，不是紧密型纽带。新社团组织虽然有共同认可的章程维系，但由社团性质和功能决定，会员的单位、工资、档案关系、个人发展、工作日的主要精力都不在社团。一般而言，只是当会员共同要求、一年中某个或某几个时段、为解决某种需要会员们才集中起来。这与民营企业、民办非企业单位员工每天上班、工资福利依附、人员比较固定、纪律约束较严的体制相比，前者的管理方式要宽松、有弹性得多。

——精干型机构，不是分工细致的综合型管理架构。由于前面几个原因，社团组织的管理机构必须也不得不建成精干、高效的人员班子，一般说由正、副会长和秘书长为主，一两个或若干个工作人员即组成整个管理机构成员。在**年浙江省10038个社团组织中，专职工作人员一共仅10223人。专职管理人员少、兼职人员占了一定比例，这就使得社团组织管理机构与民营企业、民办非企业单位董事会领导、职能部门分工细致的内部治理结构形成规模、严整程度上的反差。

2、新社团组织在相当一段时期仍将保持专职人员不多的基本特征。

专职人员太少，是影响新社团组织单独建立党组织的根本性症结。这一问题随着今后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会有所缓解，新社团组织有望在未来若干年后逐步达到民政部门规定的有3名以上专职人员的下限数。但是以下几个因素决定了新社团组织在今后相当一段时期内，专职工作人员数量仍不会太多。这是因为：

——社团组织以会费、捐赠为主的筹资模式难以支付太多专职工作人员工资及相关费用。社团组织与资金运作型、产品运作型民间组织不同的上述特点，既是其履行利益代表功能和非营利性目标的基本标志，也为社团组织供养专职人员设置了门槛。这道“门槛”来自对社团经费支撑能力、会员单位的监督评议以及“人多粥稀”可能更留不住人才等的顾虑等。

——经济社会发展程度也对专职人员数构成多重制约。浙江虽然在全国属于经济相对发达省份，但其社团组织仍然是在政策法律供给不足、民间捐赠意识不足、社会认同程度不足、招引人才吸引力不足（人才对编制、福利、天地、发展前途等有颇多顾虑）的情况下艰难起步的，这也是目前社团管理人员多数由离退休人员、相关事业单位兼职人员组成的社会背景。这一背景从中国刚迈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尚需20年发展历程的实际情况看，从对未来若干年经济特别是社会发展对社团组织内部运作可能提供的余地估计，社团组织面对的内外部环境会有诸多变化但不会从根本上改变社团专职人员为数不多的现实。

——社团组织发展存在不断分化、专业化、轻型化的趋势。浙江社团组织发展时间虽然不长，但已呈现出一些值得重视的迹象：如由于产业链的拉长和市场分工的细化，原先包容量较大的一些社团组织很难有效代表组织内众多单位或个人会员的利益。温州原皮革工业协会下包容了鞋模、鞋材、鞋机、鞋楦、碎皮、设计、包装等多种产品类型的企业，当大而全的商会在发展中出现了不同产品企业行规行约难一致、行业利益各不同、职业道德难统一等“共同语言”减少的问题时，鞋材、鞋机、鞋底、碎皮、皮革化工等商会就自愿组合、另立“门户”了。再如，社团内部会员发展到一定程度，也会出现人数过多、活动不便的问题。绍兴体育总会在发展过程中，逐步演变为下辖76个社团145666人的规模。仅武术协会一家就有1500多名会员，分为太极、木兰、少林三大拳种。为了方便活动，武协在全市专门设立了50个辅导站分流会员，提高工作效率。

——社团发达国家和地区的专职工作人员，一般也在10人以下。不同国家、地区社团组织的生存发展背景虽有不同，但功能定位、筹资方式和一般发展规律有相通之处。在美国，大多数非营利组织（85%）有固定职员，但一半以上的组织只有不到10名雇员①。据2003年5月温州市民政局统计，在温州1145个社团组织中，共有专职工作人员1912人，平均每个社团仅有专职工作人员1.67人。

温州在全国影响较大的温州鞋革工业协会、温州服装商会等，专职人员也只五、六人，同时还有一些组织、兼职人员协助社团开展工作。

3、在不具备单独建党条件的新社团开展党建工作要依托的主要“着力点”定位。

总结近年来浙江新社团党建工作的成功经验和存在不足，在不套用民营经济实体和民办非企业单位党建工作思路的前提下，不仅要重视在具备条件的社团组织“建党”，而且更要重视为大量暂时不具备单独建党条件的新社团组织梳理出特殊条件下加强党建工作的主要着力点。

浙江**市委在推进社团组织党建工作实践中，提出了提高“两个覆盖面”的思想，即首先要努力提高“党组织的覆盖面”；当条件不具备时，要发挥地方和职能部门党组织的优势，通过地方党委、主管部门党组织的推动提高“党的工作的覆盖面”。这种没有把党建工作局限于“建党”工作、能够从执政党的宏观视野考虑推进社团组织党建工作其他重要载体和手段的思路，值得各地重视。对于暂不具备单独建立党组织条件的社团组织，我们认为：

——“业务主管单位”是新社团党建工作的责任主体。实际上，中组部、民政部《关于在社会团体中建立党组织有关问题的通知》中已明确：“社会团体建立党组织，由其业务主管部门或挂靠单位的党组织审批。……业务主管部门或挂靠单位应了解和掌握社会团体的情况，对应当建立党的基层组织而没有建立的，要帮助其尽快建立。”浙江省委《关于加强新社团组织党建工作的意见（试行）》也指出：“各级社会团体的党建工作，原则上由各级社会团体的业务主管单位党组织领导管理，各级登记管理机关党组织协助指导管理。”可惜，这些正确的规定在实际操作中存在两个不足：一是由于缺乏考核机制（以落实责任）、分解管理（有的业务主管单位下属社团过多“管”不过来）、分清与“属地管理”的关系等配套措施，使得上述规定在实践中遇难而退、落实不力。二是事实上在由党委组织部门（而非主要由业务主管单位）大力推进社团党建工作过程中，一定程度上存在把“建党”当成“党建”的倾向，即重视了建立党组织数字的统计（不管是单建、联建还是“临时建”），而推进微观组织日常生活中扎扎实实的党建工作，组织部门力所不及，主管部门“主体缺位”。使业务主管单位抓党建工作的责任主体地位真正落实的关键——

第一，首先要解决三个思想认识问题。一是明确领导管理社团党建工作是业务主管单位党组织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承担的崭新职能，是主管单位党组织扩大党的群众基础的当然义务，各级地方党委的书记和业务主管单位党委（党组）书记是推进新社团组织党建工作的第一责任人；二是明确党建不等于“建党”，在不具备单独建党组织的社团组织内，党建工作仍然大有可为，业务主管单位党组织更要拿出足够精力推进相关党建工作的开展，特别是党建联络员的派遣和工作到位、社团内党员及党员积极分子的教育和培养、党的政策信息的传递送达等；三是由民政部门登记管理机关党组织负责指导社团党建工作的建议不妥。登记管理机关在依法履行登记、年检等相关职能时，是否“建党”可以作为一个统计数字报由有关部门掌握，但不能作为一个是否可以给予登记、通过年检的否定性指标；这不仅有一个依法行政的问题，而且还因为，比之业务主管部门，登记管理机关还存在人手紧（面对全地区的民间组织登记管理工作）、社团内部业务不熟（不像业务主管部门可以有针对性地进行相关业务和党建工作的“内行”指导）的局限。

第二，研究解决一些业务主管单位分管社团组织数量过多、精力顾不过来的矛盾。如截止2003年8月，杭州市经委主管社团组织35家，贸易局主管社团组织21家。虽然这些业务主管单位都设有机构分管社团组织，但由于这些机构人手少（一般为两、三人）、职能多（如放在法规与产业政策处、政策法规处、行业管理处等，平日企业调研、法律顾问、法律协调、政策法规草拟、执法责任落实等业务性工作较多），集中精力帮助社团组织推动党建工作有实际困难。缓解这一矛盾的办法：一是要加强业务主管部分管社团组织专门机构的建设，减少其他职能，突出领导管理社团组织的职能，条件具备时可考虑单独建立“社团组织管理处”，根据实际工作量配齐人手。二是可以把一部份管理职能移交、分解给一些综合性较强的社团组织代行，如贸易局管理的杭州商业总会、体育局管理的杭州市体育总会，本身就有一定的社团管理功能，在划分职能、明确权利和义务的前提下发挥其对一部分相关社团业务和党建工作的管理指导功能，有助于把工作做得更细更实。三是由业务主管部门培育、扶持综合性较强的社团组织，并将一部份业务指导、党建工作职能移交给这类组织代行。杭州市经委正在筹备成立中的杭州工业经济联合会，将起到这样的一种作用。

第三，健全考核机制。要改变现在社团党建工作上级党委提要求、组织部门搞“突击”、主管部门忙应付的局面，必须从扩大党的群众基础、增强党的影响力的高度重视这项工作的落实，尤其是要落实在各业务主管单位党组织的年终计划、年终考核机制上。年终考核关键要检查年初计划是否部署到位、计划执行是否落实、方针政策及相关党建信息的传递渠道是否畅通、党建联络员制度运作情况及成效、对综合性社团的指导和推动情况、社团组织是否有明显违法乱纪行为等。

——“党建联络员”是新社团党建工作的推进主体。浙江各地在组建社团党组织遇到困难的情况下，摸索出来的业务主管部门的“党建联络员”制度是一个创举。现在的问题是怎样使联络员制度更经常地、更有效地发挥作用。事实上，业务主管部门党委及组织部门的领导不可能把局（委、办）的主要工作放在一边主要考虑社团党建工作，社团组织党建工作日常性推动主体的责任，就自然落在了党建联络员肩上。业务主管部门党组织与社团党建工作的联系、对此项工作的推进效果怎样，很大程度取决于党建联络员日常性工作的努力程度和工作的方式手段。从已有的实践经验看，还要着重研究解决联络员发挥作用的以下几个问题：第一，工作影响力。最好委托业务主管单位分管处室副处长以上的同志承担这项职责，以保证人头熟悉、了解全面情况和有较强的协调能力。第二，工作手段。主管单位党委要在经费、行业主管信息（简报、行刊等）、党建资料及信息、会议主题等方面，给予联络员必要指导和支持，使联络员开展工作掌握有效载体。第三，业绩考核。如同上级党委对主管单位党建领导管理工作要纳入考核机制的道理一样，联络员在加强沟通、宣传政策、协调矛盾、培养建党对象、组织党员活动（吸收、推动党员在主管单位党组织或社团联合支部内参加活动）、反映社团建议等方面的工作情况及成效，构成主管单位党建工作的具体措施和对联络员工作的考核内容。

——联合支部、临时支部是新社团党建工作的补充性载体。所谓“补充性”，就不是“主体性”。在业务主管单位、党建联络员作为社团党建工作的责任主体和推进主体充分发挥其作用的前提下，在具备或创造条件可以具备单独组建党组织的工作已做到位的前提下，联合支部、临时支部作为社团党建工作的补充性载体，发挥其作用要研究、明确以下几点：第一，联合支部体量不能过大。由于推选支部书记困难、党员流动较频不够稳定、地域和行业相近的社团个数较多等原因，一些地方出现联合支部党员为数较多、活动时人员难到齐的情况。业务主管单位在审批联合支部组建时，要严格按照50人上限设置联合支部，为使活动轻型化、人员好集中和内容针对性更强，联合支部人员还可以适当降低，不必达到上限。第二，临时支部的建立要慎重，建立后要规定活动内容和方式。一些社团参加人员以党政机关领导层、管理层人员为主（如党建研究会、思想政治工作研究等），会员们所在单位已有健全的党组织建制和正常活动，党对这些人员的领导和控制已充分实现，就不必再建临时支部。对于那些暂不具备建立党组织条件（兼职党员为主、组织关系又一时迁不过来）、在一些重大事项前后又有必要发挥党员特殊作用（如换届选举、涉外活动、讨论决定重大事项等）的社团组织内，可以适时建立临时党支部，明确其组建和活动的形式、原则及要求。第三，联合支部、临时支部开展活动有较多特殊性和难处，业务主管部门党组织要树立“宁缺勿滥”、“建则有效”的意识，给予社团组织中的联合支部、临时支部工作以更多的研究、关注和扶持，促其真正起到社团党建工作的“补充性”载体作用。

四、在新社团开展党建工和的几点结论性认识

1、在新社团设立党组织一定要以常设办事机构专职人员中的正式党员为基础。这不仅是因为普通会员党员大都有自己原有（或退休）的单位过组织生活，硬要求他们把组织关系转到社团内有违情理，缺乏政策依据。关键还在于，只有在社团管理机构中的正式党员基础上，党组织才可能具备单独组建、经常交流、便于活动、有效发挥作用的条件。中组部、民政部《关于在社会团体中建立党组织有关问题的通知》中，把在社团中建立党的基层组织明确定位在社会团体“常设办事机构专职人员中凡是有正式党员3人以上……”，有其特定的意义。一些地方党委在推进社团党建工作时，为了提高“覆盖面”，规定“凡新社团组织的专职工作人员或从业人员中党员人数”达到建党人数的都要建立党组织——这种把由临时聘用人员、兼职人员组成的“从业人员”也作为社团“建党”成员基础的提法，既与中组部的要求不符，在实践中也遇到了难以克服的矛盾。

2、普通会员党员原单位已编入一个组织并参加正常活动的，一般情况下不再在社团重复参加党组织。我党历史上为加强党的组织工作，创造了党员领导干部过“双重组织生活”、特定时期为了执行某项特殊任务（一般时间在两年内）而组建“临时党支部”活动等有效形式。目前在一些地方存在把上述特定对象、特殊任务情况下的特殊办法搬用到社团党建工作中的倾向，如要求社团中的党员会员建立“临时党支部”，也名之为过“双重组织生活”（同时还在原单位过组织生活）。这种不讲条件、不看对象、不求质量盲目“扩建”党组织的数量的做法，给社团党建工作带来了三个层次上的“名不符实”：一是如前所述，临时支部由于职责不清、任务不明、动力不足（已在原单位过组织生活，再重复过嫌麻烦、搞“应付”）基本上形同虚设，没什么活动，起不到实际作用；二是形式主义严重，满足了一些部门上报“数字”的需要，基层组织、主管部门干部群众的意见较大；三是临时支部不“临时”，没有限定特殊任务和起止时间，把党员领导干部过“双重组织生活”的做法套到普通党员会员身上，也缺乏政策依据。

社团组织范文篇3

当前社团组织职能错位、行为失范，根本原因是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相对滞后、政府职能转变步伐不快。整顿规范社团组织，治本之策是促进职能脱钩，实现政、社分开。根据市纪委的统一安排，我办成立了工作机构，明确了分管领导，制订了工作方案，拟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整顿规范：

一、明确职能定位，理顺职责关系。根据市场经济理论，社团组织的兴起缘于“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由于市场主体的功利性可能导致恶性竞争、垄断和公共物品短缺等问题，而政府干预具有腐败、寻租行为和信息不对称等缺陷，社团组织作为社会构架的重要补充应运而生，成为与市场主体、政府相并列的“第三部门”。社团组织的主要职能是：为企业和社会服务，自律、协调、监督和维护企业、公民合法权益，协助政府部门加强行业管理。社团组织在行业管理中，可承担以下工作任务：调研提出制订政策和立法的建议意见；经授权进行行业统计，收集、分析、行业信息；创办刊物，开展咨询；组织人才、技术、职业培训；指导、帮助企业改善经营管理；受委托组织科技成果鉴定和推广应用；开展经济技术交流与合作；制定并监督执行行规行约，规范行业行为；经授权参与制订行业规划，对行业内重大项目进行前期论证；参与制定、修订和实施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发展行业和社会公益事业等。作为非营利性社会组织，社团不直接参与生产经营，不得承担行政审批、经济社会管理、行政执法、行政监督、行政事业性收费等职能。

二、推进机构改革，促进职能转变。根据社团组织与政府的关系，可将社团组织分为行政社团、民办社团和准行政社团。行政社团由党委政府直接举办，经费纳入财政拨款，人员纳入编制管理，如工会、妇联、团委、社科联、工商联、科协等，不属整顿范围，职能维持不变。民办社团由社会公众举办，职能与行政事业单位分工明晰，应根据《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健全组织，强化职能，充分发挥社会服务功能。准行政社团一般由行政事业单位发起成立，是政府委托的“法定机构”，存在职能错位、行为失范等一系列问题，必须认真梳理、整顿规范。具体来说，一是认真开展政府机构改革，促进政府职能转变。根据省委、省政府统一部署，市级政府机构改革将在今年下半年启动，年内完成。我办将以改革为契机，认真做好调查研究，全面掌握政府工作部门职能配置和行使状况；全面收回违规委托的行政审批、行政管理、行政监督、执法执收等职能，逐步将技术性、服务性、辅助性职能交由社团组织承担，实现政、社分开，形成全面衔接、分工合理的职能体系。二是加快推进事业单位分类改革。对现有的利用专业知识和专门技能提供中介服务的中介服务类事业单位，将打破部门所有、条块分割的格局，与原主管部门、挂靠单位脱钩，按照行业特性改制为独立自主的社团组织。

三、加强履职监督，完善职能管理。社团组织行为失范，一方面表现为社团组织职能越位，另一方面表现为行政事业单位职能缺位。一些行政事业单位将份内之责违规委托社团组织行使，自身坐享其成、无所事事，与市委“忠诚履职”的要求相去甚远。中央编办要求各级机构编制部门贯彻《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机构设置和编制管理条例》，开展机构编制执行情况评估，加强行政事业单位履职监督。我办提请市委、市政府制定了《市市直事业单位法人履职评估办法》，部署开展了事业单位法人履职评估工作。我办将以事业单位“十定”规定为依托，全面、正确、有效评估事业单位开展业务活动、完成职责任务的情况，引导、督促、激励事业单位法人全面履行职能职责，提高社会公共管理和服务水平。根据市编委主要领导的意见，履职评估工作在事业单位取得成功经验后，我们将逐步向党政机关推开，以全面加强履职监督，完善职能管理，从源头上解决行政事业单位履职缺位、违规将自身职能委托给社团组织承担的问题。

社团组织范文篇4

解决社团党建问题意义重大

随着贯彻江总书记“三个代表”要求和“七一”讲话精神的深入，以及我国加入世贸后经济形势的发展，解决社团党建问题已迫在眉睫，意义重大。（一）解决社团党建问题是全面贯彻“三个代表”的要求。

社团是群众自发性社会组织，其成员来自社会各个阶层，代表着各方面群众的利益，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在社团中建立党组织，对扩大党和群众基础，提高党的社会影响力具有重要的意义。同时，江总书记在“七一”讲话中明确指出：我们应该从新的社会阶层中，“把承认党的纲领和章程、自觉为党的路线和纲领而奋斗、经过长时期考验、符合党员条件的社会其他方面的优秀分子吸收到党内来，并通过党的这个大熔炉不断提高广大党员的思想政治觉悟，从而不断增强我们党在全社会的影响力和凝聚力。”社团组织就是新社会阶层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只有在社团中建立党组织才能把这个新阶层中的优秀分子吸收到党内来，不断增强党的社会影响力。

（二）解决社团党建问题是新形势发展的需要

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加入世贸后，国家发展战略将发生重大转变，必须要进一步改革生产关系中不适应生产力迅速发展的那部分生产关系和行政管理模式，使之适应于市场经济发展和国际竞争的需要，政府的职能和工作重点将从行政管理逐渐转向创造环境，提供公共服务，制定相应的政策法规，加强宏观经济调控，规范市场体系。

许多社会事务将交由社团和中介组织去办，真正实现“小政府，大社会”。同时，政府也将会大力扶持中介组织和行业协会的发展，充分发挥他们平衡市场的作用，以防止少数厂商通过操纵价格进而达到垄断市场现象的发生。在这种新形势大环境下，社团的地位和作用将越来越重要，社团的队伍也将越来越壮大，原来社团组织较少的农村也将会产生许多新社团，生产同类产品的农民将会自动组成合作性的中介组织，以沟通农户与国际市场之间的联系。面对众多的社团组织应如何加强管理和指导？如何更好发挥他们的作用？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大课题。就现实情况看，仅靠民政部门有限的管理力量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要发挥社团自身内在力量，去自强和自律。特别是要发挥社团党员的作用。可以说，解决社团党建问题是形势发展的必然要求。（三）解决社团党建问题是在社团工作的党员期待已久的愿望。

据市民政局19**年对全市6**多家社团中的4**家的调查，共产党员的人数已达13**多人，如按此推断，6**家社团中已有近3**0名共产党员，加上36**多家民办非企业单位，已有近15**0名共产党员，平均每家社团有3名以上的共产党员。例如，深圳市社会工作者协会4名专职工作人员有3名是共产党员，在64名理事中就有61名共产党员。当然，多数社团是松散型的社会组织，平时在各自的职业岗位工作，只是在会议或有关活动时集中，这些党员都从属于所在单位的党组织。但是社团专职工作人员中的党员，许多是无组织无活动的“自游”党员，因为他们中的不少人是从内地借调来的，也有从人才市场上招聘来的，他们党组织关系都在内地原单位或学校，到深圳社团工作后，没有党组织可以接纳他们的组织关系，也就没有办法过组织生活，更谈不上发展党员了。多年来，他们期望能在社团中建立党组织，让他们有个“家”。

解决社团党建问题的几点建议

过去，深圳市在社团管理工作方面曾经起了“窗口”和“排头兵”作用。现在面对新世纪新形势，更应该与时俱进，继续开拓创新，以解决社团党的建设问题为突破口，把社团管理工作推上一个新台阶，创造新的辉煌。为此，我们建议：

社团组织范文篇5

我县社团组织党建工作现状、主要问题及成因分析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尤其是加入WTO后，政府机构改革的深入和政府职能的转变，作为社会中介机构的社团将越来越多地承担机关、事业单位分离出来的部分社会职能，影响力逐渐扩大，参加社团活动的人员愈来愈多，尤其是离退休人员及一些具有较大影响力的知名人士加入，对整个社会、经济、科技、文化、教育、宗教以及对外交往中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据统计，全县28个机关单位主管或挂靠着各类社团组织共68个（其中学术性14个，行业性22个，专业性3个，联合或联谊性28个，基金会1个），团体会员2642家，个人会员约15万，其中党员3100多名，约占会员总数的2.0%（除4个宗教社团会员外,党员比例约为2.6%）。近几年来，县委坚持把社团党建工作作为加强基层党建工作的重要内容来抓，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和实践，取得了明显的成效，目前已有正式支部5个，临时支部45个，下派了20名政治指导员。但从总体上看，我县社团党建工作仍缺乏较为完善的管理体制和有效的运行机制，与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及机关、学校、企业党建工作相比较，仍显得滞后，存在着一些亟待解决的突出问题，主要是：

（一）思想认识有偏差。当前对社团党建工作还存在种种不同认识，这些认识阻碍了社团党建工作的健康发展。主要表现在：一是某些党委负责人认识不到位。有的党委主要负责人还停留在“要不要抓”的争论上，没有从巩固党的执政基础的高度去认识，认为当前党建工作任务比较重，且党建工作主体在机关内部，社团党建属于次要地位，没有必要花过多的精力去抓，而一些业务主管单位党组织对所属社团组织的党员疏于管理，有的甚至不闻不问。二是一些社团主要负责人认识不明确。有的对党建工作认识模糊，认为加强党建工作会影响社团工作的正常开展，没有必要抓，认为建立党组织，多个麻烦，认识不到党建工作对于促进社团健康发展所起到的重要作用。三是社团的党员认识有偏差。认为自己已有正常的组织生活，有正常的教育管理渠道，将组织关系迁入社团会影响自己的工作，若迁入临时关系，过“双重组织生活”麻烦多，没有必要。四是社团党组织、政治指导员对党的工作认识不到位。有些同志没有正确认识自己的作用和使命，没有履行自己的职责，在思想深处认为抓社团党建工作觉得理不直，气不壮，不能很好地开展工作。

（二）党的力量较薄弱。近年来，有关党组织就加强社团党建工作采取了不少措施，但仍没有形成气候，党在社团组织中力量仍然相当薄弱。一是党员力量单薄。社团组织中党员呈现分散、身份交叉，党员比例低，流动性大，组织关系迁入难的特点。全县党员占总人口数为3.3%，社团中党员比例为2.0%（除4个宗教社团外，会员党员比例为2.6%），仍低于全县党员比例。且社团中的绝大多数党员都已编入所在单位党组织，其社团的组织形式和活动方式等与党政机关和企事业单位差别较大，所以，将组织关系迁入社团将明显影响所在单位的党组织活动，党员也不愿将组织关系迁入社团党组织。二是单独建制党组织比较少。全县68个社会团体单独建立党组织的仅3个，只占4.4%，加上杭州永嘉商会支部、上海永嘉商会支部也不过5个社团支部；临时党支部45个，占66%；向没有党员的社团组织，指派政治指导员13名。单独建制的党组织少，覆盖面较窄，而临时支部与社团党员原单位党组织活动时间冲突大，凡政治指导员的设置，发挥作用更难。三是党务工作者力量较弱。社团党建工作没有一个统一的规划，上级指导的少，缺乏业务培训，抓工作的水平较低。从事社团党建工作的同志又一般都为机关工作人员，且党务工作为兼职，不是主要的，精力投入不足，从事这种工作既无权利，又无待遇，动力不足。

（三）管理体制不适应。根据“谁审批谁主管，谁主管谁组建”的原则，党建工作主要由各业务主管单位或挂靠单位负责，但是没有党委建制的单位，或仅有党组、支部的，这样的主管单位下又建立支部，领导体制不顺，若由上级党委管理，又因业务职能局限难以管好。目前，根据上级文件要求须单独建制党组织的限于社团常设机构专职人员或长期兼职人员中，有3名以上正式党员且可以迁入组织关系的社会团体，所以，建立党组织的空间相当狭窄。从我县来看，社团常设机构中有专职工作人员的仅16个社团，其中正式工作人员3名以上的仅有6个，这6个中有正式党员三名以上仅3个社团，长期兼职人员中有正式党员三名以上的也仅为4个社团，且这些党员大多为机关领导干部，无法将组织关系迁入社团党组织。而建立临时支部的社团组织，开展活动较少，方法单一，效果不好，对会员中的党员，处于“既看不到，也管不了”的状态。

（四）工作方法跟不上。社团党建工作是个全新的课题，尚有许多未明确之处。如何在社团组织中开展党的工作，发展党员，对党员进行有效管理都没有现成的文件；怎样处理好与原单位、村居的关系，是否需对党员进行双重身份管理，如何对待在社团组织中隐瞒党员身份等都是新问题。领导和指导工作的途径、方法尚缺乏，无有效的载体来推动社团党组织活动，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解决这些问题没有老经验可循，其他办法不好套，新的方法没有找到，管不了，也管不好。社会团体常设机构人员少，身份交叉，流动性大，年活动次数少，联系不多，开展正常的党组织活动较难，更谈不上作用的发挥了。如宗教领域的社团组织信徒众多，分散各地，会员复杂，没有党员，社团以宗教活动为主，仅靠宗教事务局对他们进行一些必要的管理，只是要求他们在宪法和法律之下开展活动，党建工作基本上处于“空白点”，去年虽也下派了政治指导员，但效果不明显。

加强各类社团组织党建工作的思考

加强各类社会团体党建工作，就必须按照“三个代表”的要求，统一思想，理清思路，改进方法，创新机制，扩大党建工作覆盖面，完善社团组织党员教育、管理和监督机制，狠抓落实，促进社会团体健康发展。

（一）加强宣传，统一思想认识，明确社团党组织的地位、作用和职责任务

社团党建是基层党建工作新的领域，许多党组织和部门领导对它比较陌生。因此，要通过宣传社团党建工作的意义、作用等，使各级党组织的领导干部和广大共产党员认识到社会团体不能存在党建工作“空白点”，而是基层组织建设重要组成部分，这是社会发展的要求，党中央的规定。同时对于社团党组织的地位、作用和职责任务须进一步明确。社团党组织的地位应定位为“社会团体的政治核心”，就是以党组织为核心，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在社团组织内部形成强大的向心力和凝聚力。党组织和党员在社团要发挥“表率、协调、参与、监督”作用，表率作用即党员要以“三个代表”为指导，围绕社团活动充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在会员中当好表率；协调作用就是党组织和党员在社团组织中要充分发挥政治优势，做好思想政治工作，协调各方关系、化解矛盾、凝聚人心；参与作用就是党组织集思广益，对关系重大的问题积极参与决策，提出建议，但不能包揽一切；监督作用就是党组织要切实做好对社团负责人和会员的教育引导工作，监督其按照社团章程规定的宗旨和任务工作，保证社团组织坚持正确的方向。这四个方面是统一的、不可分割的整体。因此，社团党组织的任务和职责除应全面贯彻执行党章规定的党的基层组织的任务外，还要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①支持、监督社团及负责人按照社团章程规定的宗旨和任务开展工作；②加强对党员的教育、管理和监督，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积极开展业务活动；③做好社团成员的思想政治工作，把社会各阶层人士团结在党的周围；④监督社团遵守国家法律，保证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保证党和国家的各项方针政策在社团中贯彻执行，充分发挥社团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积极作用。

（二）因地制宜，拓宽组建渠道，理顺社团党组织设置、

隶属关系和党员教育管理体制

现有机关单位的党员管理以条块为主，各个职能部门依照党章和党内有关规定，对各自领域内的党员进行管理，由此形成了一个相对比较完善的管理体系。所以，社团组织的党员实际上都已依照有关规定进行了必要的管理，因此如果社团组织党员教育管理仍依照原有体制进行，必有冲突。由此可见，须建立新的能互相容纳的管理体制，使社团组织与会员所在单位的党员教育管理能互相促进，共同推进社团组织与机关等基层党建工作。我们建议对社团党员的管理应采取“以所在工作单位管理为主，社团组织管理为辅”双重管理体制，因地制宜，分类指导，采用如建立正式支部、临时支部、挂靠组织关系、下派政治指导员等方式扩大党的覆盖面：①对规模较大，如个体劳动者协会、老协、县退离休教育工作者协会及在外异地商会等，其社团常设机构中通常有3名以上正式党员专职或兼职人员的宜单独建立支部；②对于会员多为各机关工作人员的，如秘书协会、水利协会、档案学会等纯属机关单位间内部社团组织，宜融入业务主管部门党的建设；③在社团的理事会成员有3名正式党员以上、且不宜将组织关系迁入社团的，如摄影协会、书法协会、会计学会、永嘉乌牛早茶协会等行业性、学术性的宜建立临时党支部；④在社团理事会成员中仅为1-2名正式党员的，业务主管部门宜在理事成员党员选任一名政治指导员，负责社团党建工作；⑤理事会没有党员的，如基督教“三自”爱国会等宗教团体，业务主管部门宜下派党员领导为政治指导员，充实到理事会中，负责社团组织的思想政治工作。社团党组织(包括临时党组织)原则上隶属于其业务主管单位或挂靠单位党组织。业务主管单位或挂靠单位党组织要负责指导和帮助具备组建条件的社团及时建立党的组织；根据社团的变化，适时调整相应党组织的设置；选好配强社团党组织负责人，并做好党组织负责人的教育和培训工作；监督指导社团党组织认真履行其职责。

（三）积极探索，不断开拓创新，把握社团党组织和党员发挥作用的方式、方法和途径

由于各类社团组织的特点不同，党组织的活动内容和方式、方法也应有所区别，但总的来讲必须坚持“实际、实用、实效”的原则，以社团活动为立足点，采取灵活多样的方式，与社团的社会活动、经营活动、专业学术活动结合，提高党的活动质量，扩大党组织的影响力。如县文联下辖的文艺类社团的党组织结合自身特点经常组织如送春联、摄影、演出等文化下乡活动，科协、卫生局、农业局等下辖的科技类社团的党组织宜牵头进行义诊、咨询等活动，充分发挥党组织的作用。同时，在社团举行会员大会、理事会或其他重要活动期间，党组织（包括临时党组织）要及时发挥政治核心作用，参与社团重大问题的决策，制止和纠正违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党中央决定的活动，保证社团活动严格遵守国家法律、法规。活动结束以后，要向主管部门党组织报告有关情况。社团党员定期向所在单位党组织汇报参加社团活动的情况，自觉接受原单位党组织的管理和监督。

社团组织范文篇6

社团视角下的人格、人格教育及其分类人格是人的心理面貌的集中反映。在人的素质结构中，人格起着近乎决定性的作用。大学生具备了健全的人格，他们就能够有意识地控制自己的生活，掌握自己的命运，迎接各种挑战，在实践中充分发挥自己的潜能并实现自身的价值。

二、大学生社团组织规划的现状及问题

（一）规划目标不明确,对社团的定位不准确。现阶段，大多数学生在参与到社团组织规划建设当中，仍存在着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由于存在着个体差异的影响，每个人在进行社团建设和规划时，脑海中的构想是有所差异的，因此在决定实施和建设过程当中就会存在分歧。在这个过程当中也可以明显地感受到人格的差异，不同的人格特征下说法各不相同。而社团组织的规划建设要达到一个统一的目标。社团内的各个成员要充分地体现团队意识，朝着共同的目标前进，才可能将社团建设的更加完善。由此可看出现阶段大多数在社团建设的过程中，对于未来的规划目标制定的不够明确，主要体现在对社团的定位不够准确，这也造成了社团成员内部的分歧和差异。其次，社团内部的成员自身也存在着问题。主要体现在对个人主体定位的不稳定性，也会影响社团组织规划的发展。大学生的自我认知与自我定位出现问题的关键之处在于较为极端，遇到具体情况不懂得分情况来具体分析。对于自身的理解认知不够全面，不能发现自我优势。通过分析现阶段大学生对于自我认知的程度,可看出在大学生进行社团组织规划时不能够做到全面具体。（二）组织规划方式死板老套,组织结构不够创新。各大院校进行大学生社团组织规划，主要是通过参与到组织规划的建设过程当中，来不断的完善自身的人格特征，在这个过程当中，汲取他人的长处，来弥补自己的短处，学会与他人交流合作的精神和意识。人格教育视野下的大学生社团组织规划设计，重点是要放在人格教育方面，这是体现在社团建设过程当中的一个主要方面。而目前的大多数社团组织建设都沿袭传统的规划模式，对于人格教育下的相关的专业性名词仅仅是生硬的进行讲解，也不利于学生的理解和消化。另一方面对于组织结构缺乏创新性，不能够结合专业性特点，进行适时的调整和更新，导致学生在进行社团组织规划比较模糊。由于学生在校学习社团组织规划时，并没有仔细钻研人格教育相关的知识点，也会对人格视野下大学生社团组织规划设计产生疑惑。现阶段，社团组织规划的进展情况不甚乐观，学生对于许多关键点的理解力还不够。另一方面，社团组织规划中的各项指标与标准，与学生的生活实际较遥远。此外，就是组织结构与时代跟不上,也会导致在进行社团组织规划时，每个学生的个性特征，以及成长环境都有所不同。对于自身专业的未来发展，没有一个全面的认识，而对于内部建设相关制度也没有一个整体的概念，这就阻碍了学生在人格视野下社团组织规划设计中的发展进程。

三、人格视野下大学生社团组织规划的重要性

（一）对未来进行合理规划，确立人生未来目标。在大学阶段进行社团组织规划,是一项十分必要的措施。有利于帮助学生对未来进行合理的规划,及时的将最新的讯息和动态到学生手中,让学生结合自身的专长,以及专业内容,对未来有一个明确的规划。在这个过程中，有助于帮助学生对未来进行一个合理的规划，逐渐形成自身的一套思想理论和为人处事的方式方法。大学生的社团组织规划是由不同性格的学生个体，进行协作和分配一项工作。因此，在工作的过程当中，对自身的人格发展也是一种提升，也培养了团队之间的合作意识，有助于团队精神的发扬。在合作的过程中，也有助于加深学生对社团组织规划的理解。大学生在接受学校教育时所面对的环境较为简单，而在学生毕业后进入到就业的阶段，将会有一个大的反差。这也对学生的能力和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和标准，而学生自身是否能够应对这些挑战和压力，与自身的人格特性是有密切联系的。加强大学生社团组织规划，充分发挥各个层面力量，有助于使大学生真正的感受到在进行社团组织规划的过程当中，与不同的人接触交流和合作时的方式方法，这也是人格视野下进行大学生职业规划设计的关键之处。（二）发挥人格教育重要性，提升未来发展能力。另一方面，人格视野下进行大学生社团组织规划，是有其存在的必要性。在现阶段的教学发展中十分注重学生自身的人格发展情况，这也是各大院校为社会培养人才，输送源源不断的人才资源的关键所在。有助于帮助学生培养未来就业中所遇到的处理事情的能力，有助于发挥人格教育的重要性，帮助当代大学生，对于未来，就业有一个明确而合理的规划，提升自我在未来的处理和发展能力。在人格教育的过程当中会帮助学生养成未来就业的良好习惯和培养所必要的能力和素质，这对于学生未来就业都是十分有利的。社团组织规划，是一项全面而系统的建设工作。不仅包括对于学生自身的客观分析，也包括在实际的合作和分配过程当中，个体与整体之间的关系。结合学生自身的相关特质与特点，进行有选择性的合理分配和协作，可有效地培养学生的独特个性。因此开展大学生社团组织规划，通过加强社团组织规划，帮助学校自身完善教育体系，提高教育规模，高效利用校内的各项资源，对学生进行全面而系统的规划。

四、人格视野下大学生社团组织规划的主要措施

（一）完善组织规划方式,丰富创新组织结构。在推动各大院校大学生社团组织规划的进程中，要发挥不同主体的作用。教育作为国家的重要事业，应当引起各基层的重视。要加大对于教育的投入力度，在各大院校中就要重视社团组织规划的重点作用。校内领导要及时的进行各项考察，以求在考察的过程中发现问题及时解决。另一方面也要密切关注学生的真实感受和心理变化，社团建设的每项工作都与人的情感密不可分。完善相应的组织规划方式，是学校在目前进行社团组织规划教育时应着重考虑的。通过全面而完善的机制，帮助学生更好地融入到人格教育中，领悟社团组织规划的重要性。学校自身也要发挥相应的职能和作用。要组建不同的小组和指导中心，帮助社员和学生更好地进行社团组织规划，对于存在的问题，要开展相应的会议进行重点决策，并在学生当中建立重点培育对象，由此起到带头榜样作用，带动周围的学生重视起来。要加强规划模式的创新与完善，了解社团组织规划的特性,并结合学生的成长特点，进行优化人格视野教育的开展。通过丰富社团组织建设，让学生积极主动地参与到互动当中，形成一个多元而全面的展示。让学生感受到社团组织规划课的全面性和多样性，从而能够更加积极向上的进行社团组织规划，这样也有利于学校开展大学生社团组织规划。（二）注重自身团队建设，在实践中发展人格。在开展大学生社团组织规划时，内部团队建设也是极其重要的一方面。大学生社团组织规划的一大重要方面，便是社团内部人员的团结度和合作性能。社员彼此之间的真诚互动交流和良好的协作基础，可以有效地提升彼此对于社团组织规划的感知度和认知度。其次也可以帮助彼此更加客观的分析自身的优势和劣势，对自己的未来有一个合理而客观的规划。建立具有实力的社团组织规划教育的内部队伍，社员的思想素质能力以及相关的专业素质能力，会直接影响到社团组织规划的有效开展。因此学校要加大内部队伍的投入力度，对于社员进行有关的培训和指导，保证社员能够帮助学生建立合理的社团组织规划目标。这其中包括学校的基础设施建设,应当建立相应的部门和管理体制,以更好地为学生提供服务,为学校建立一个完整的社团组织规划内部队伍提供保障。在帮助学生学习理论知识的同时,也要注重实践。从实践中去感知社团组织规划的重要性,并领悟社团组织规划在未来就业方面的体现。鼓励学生自主去探索有关的实践机会，去真实感受，在实践的过程当中，对于学生的人格建设也是极大的促进作用。这些创新型的规划模式和教学方法都会帮助学生将理论化的知识更好地吸收和接纳,助学生积累更多的社会经验。

【参考文献】

[1]潘磊.浅谈以人为本视域下的高校研究生社团思想政治教育[J].科教文汇(上旬刊),2019(4):39-40.

[2]黄斌,党洁.“以学生为本”的理念在高校学生社团活动中的应用研究[J].知识经济,2019(10):104-105.

[3]黄毅,颜晓辉.高校学生社团管理模式转型研究[J].青年探索,2019(2):49-58.

[4]刘奎.试论大学生社团的现实问题及对策[J].大众文艺,2019(3):220-221.

社团组织范文篇7

【关键词】少儿体育团队；组织创建；运营管理；归纳

中小学校课外足球组织的活动方式采取青训的模式，是中、小学校园体育的有益补充，其他体育项目也能借鉴足球的运作，以此推动社会体育社团工作的开展。各类校外少儿体育培训组织机构要做到课程内容充实饱满有新意，教练员业务素质和思想素质优良，依托场地资源和人文教育资源为社会培育新苗，为家长解除教育子女的忧愁。笔者以少儿体育社团从建立到成功运转做以论述，提出几点工作方法，为少儿体育社团发展提供参考。

1少儿体育社团创建和运营的意义

无论是足球俱乐部还是篮球训练营，都是社会团体社会力量办学的概念。少儿体育，特别是6-12岁的小学生是青训的启蒙和入门阶段。做好这些少儿的运动训练工作必将使当地的体育幼苗得到扩充，使更多的孩子接触体育，喜爱上运动，依托社会力量培训出一批体育小将，为他们将来迈向考学就业也好，或是去到职业运动队效力也罢，亦或是走上社会就业创业，提供一条更为宽广、便捷的成才之路。在少儿体育社团运营管理上笔者就招生和培训提出一些看法，供国内少儿体育青训教育机构参考，促进这一事业持续发展，为家长解忧，为祖国培育体育新人。

2体育社团的创建和运营

社会组织社会力量办学，应该有商业企业经营管理的理念和运作思维，而不应只停留在招生、培训、考核结业的循环模式。要有商业文化包装推广，并兼顾社会责任和良好的社会影响力，为团队健康可持续开发着想。2.1体育社团的创建和规划。体育社团是社会基层体育团队组织，它是由团体或者个人自行建立的基层体育组织，其主要任务是开展体育培训活动。主要表现形式为社团和俱乐部。它的创建为家庭和社会提供了聚集体育运动的场地、教练和组织，为广大少儿业余体育训练提供可能。那么这样的体育社团就需要广告宣传推广，提高知名度，让众多有需求的学生家长认识和了解，进而带动孩子进团队报名参加学习。这个创建过程是将体育社团的无形产品——课程和服务，变为有形的实物——宣传单页和承诺。组织方做团队的有形宣传包装时，丰富精美的单页能起到宣传目的；信息网络时代，制作的静态和动态媒体展示在微信朋友圈朋友群发送，短视频推送，都能起到吸引潜在消费群（客户）的作用，“爱美之心人皆有之”通过广告推送，使每一位家长和学生都看到或是感受到对体育社团喜欢和接纳的方面，产生强烈的需求动机报名参加。除了美誉度以外，“酒香也怕巷子深”，宣传推广工作必须是持续铺开，否则团队的组织创建可能会被架空。通过互联网络，或到目标学校、社区、广场发传单，或是组织文艺展演宣传体育社团，都能使体育社团获得持续的生源。组织方在教练员任用上尽可能选用一批德才兼备，尤其是品德优秀的年轻教练担任孩子们的培训工作，这样在培训中使学员获得更好亲和力和榜样力量，以提高课程效果，赢得市场。2.2运营管理。在体育社团运营管理上，组织团队依照物用其善，人尽其才，财务开明，严管禁令16字运管方针以使管理工作顺利的运作。物用其善是在采购培训物品时在节约、适用的基础上购置社团的用品，避免采买超前，昂贵的器材用具；人尽其才是体育社团的领导和成员都要专注于组织内部工作的健康开展，竭尽才智为组织工作，不计报酬或是少记报酬有主人翁责任，组织机构由理事长→经理→竞训部，以后也可增加外联器材部，策划部和营养康复部，这是基本的组织架构；财务开明是说在体育社团的培训费，社会募捐和其他赞助等的收入和费用支出中遇有大款项支出需向组织成员定期公示，“公生明”，平抑组织内部的矛盾，激发团队合作的效能。最后一条严管禁令是在体育社团管理理念上要求严格管理事务和财务，在教练员选聘和组织成员工资分配严抓严管，颁布条令、规则，按照规定办事，不能厚此薄彼，这在管理层中养成严格照章施行的作风。2.3盈利和非盈利目的。在体育社团的盈利方式有培训费，器材折旧费和场地租用费，以及部分社会赞助。而非盈利方式主要是政府拨款，体育公益金、社会单位赞助和自筹资金。在盈利的体育社团运作中，资金的85%-95%来自于学员所缴的学费，剩余部分由附带培训器材服装和社会活动增收。而在支出中很大一部分用于员工的工资约占总营收的55%-67%，其余是培训所需场地、设施器材的成本支出。所以盈利性体育社团的利润来源于学员的学费，学员人数越多，社团的收入就高利润就大，相反学员的人数少，社团利润少，持续经营的困难就大，甚至可能因入不敷出而倒闭的后果。

3结语

体育社团是基层的体育培训组织，随着时代的变迁，少儿体育社团的创办越来越多，而以盈利为目的的社团更是犹如雨后春笋般不断增多。在体育社团组织中，创建时期需要扩充学生生源，招收适龄的，少儿愿意，家长支持的生源进入社团，需要把无形的产品通过有形的单页推广到社会，吸引更多的青少年儿童加入其中。在组织运行管理当中，组织内部要在课程和教员上严格要求，提高产品质量，以良好的声誉吸引生源，扩大影响，源源不断招收生源。盈利组织要从自身的优势出发，用可持续发展体育社团的思想定位；非盈利组织从培训服务上入手，使体育社团的运作显得更胜一筹。两者形成合力，共同推进祖国少儿社会体育事业持续成功的发展。

参考文献

[1]张希明.我国商业性体育俱乐部运营与管理研究[J].体育研究与教育,2017,32(1):36-40.

社团组织范文篇8

摘要：新闻生产的社会学分析，除了最常见的政治、经济等视角外，在社会结构转型的现代社会体系中，尤其需要关注各种社会性组织的影响。因为，媒体对于新闻价值和不同的非政府组织可信度的判断，会影响他们如何以及何时报道。在很多时候，这种判断是有特定语境的，往往与非政府组织独特的公共传播策略有效性相关。但结构性的变量仍然是显见的，比如媒体对半官方性质的NGO往往有较高的关注度，并且很少对这些组织提供的信息持质疑态度。

在现代社会，每一个组织、每一个群体甚至每个个人在争夺利益或者权利时都会尽可能在舆论场占据先机。而舆论的引导和控制，又正依赖于信息传播的全面、准确与公正与否。一旦信息占有不全面、不准确，那么舆论的生成也会发生偏差。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在现代社会，谁占有了媒体的主导权，谁就占有了话语权，谁也就拥有了合法性。这意味着，在当今这样一个传播依赖性的社会（communicationdependentsociety），任何组织的发展都不可能离开媒体。

对于对新闻场域的分析，除了要分析的政治、经济、知识分子以及新闻场内部的权力之争外，我们还需要分析各种企业、利益集团（如各种娱乐机构、体育团体甚至黑社会组织）以及现代社会新生的各种NGO组织（如消费者运动、红十字会、宗教团体、妇女权益保护组织、青少年组织、环境保护运动、学生民主运动等环保组织、弱势群体保护组织等等）的媒体公关力量。

毫无疑问，每一个组织的活动的宣传，都需要设定一个议题，那么，各种社会团体是如何设定媒体策略，通过媒体建构一个社会议题，并将自己的“解读框架”呈现于媒体之中，从而赢得议题主动权？而媒体又是如何选择报道，是如何呈现各种社会活动的镜像呢？下文我们将通过两个有代表性的案例来分析。

一、NGO及其媒体运作策略

NGO是在有限政府、市场经济、公民社会的三元社会结构框架中的一种社会组织形态。它是指在特定法律系统下，不被视为政府部门的协会、社团、基金会、慈善信托、非营利公司或其他法人，不以营利为目的的非政府组织。传统的通过政府体系统一实现公共事物管理的“统治”模式，在信息化和全球化的时代，显出了种种无效和弊端，人们不断对“统治”下的社会秩序作出反思，探讨多元主体、社会自治的“治理”型秩序的呈现。NGO和公民社会理念在现代社会的复兴，正是在治理秩序的背景下出现的，它体现了多元社会自治的治理观念。所以NGO不仅是为了承接政府办不了的事情，作政府的帮手、公益事业的补充、更多社会资源的筹集渠道等等，它是社会自治的独立主体，体现了新型的治理理念。NGO作为公民社会的组织形态，是多元化的、决策分散的、在公民的参与和表达中形成的社会自组织形式。

NGO在全球范围的兴起始于20世纪80年代。随着全球人口、贫困和环境问题的日益突出，人们发现仅仅依靠传统的政府和市场两级还无法解决人类的可持续发展问题。作为一种回应，NGO迅速成长。非政府组织已被列为与“企业—市场体系”和“政府—国家体系”并列的第三体系，即“非政府组织体系”。正如全球非政府组织研究的权威学者莱斯特.M.萨拉蒙教授所说：“我们是置身于一场全球性的社团革命之中，历史将证明这场革命对20世纪后期世界的重要性丝毫不亚于民族国家的兴起对于19世纪后期的世界的重要性。”据调查，美国非政府组织总数超过200万个，经费总数超过5000亿，工作人员超过900万人。如此庞大和活跃的非政府机构（NGO），是与美国“大社会，小政府”的制度结构相配套的。

NGO在中国有三种：一种是自上而下的产生的GONGO（政府组织的NGO），具有较长的历史和“半官方”的特色，它们是政府主办的或者由政府派出人员担任主要职务的非政府组织，例如青少年发展基金会。这些GONGO经常是有正式注册的组织，有着明确的行政等级，志愿者也主要依靠行政的动员方式来参与，带有鲜明的政府性质；但同时也为志愿者的参与提供了正式和合法的渠道。另一种多由民间人士自发成立的草根NGO，它们多由民间人士自下而上发起，直接从事公益服务或者组织社区行动。这些草根NGO缺少正式的组织，人员经常流动，但是却能相对自治，并且参与者有较强的志愿参精神。第三种是国际性的NGO，世界上最重要的NGO最有中国开展活动。因为中国政府对社团甚至整个非营利部门，依然采取控制型而不是发展型的监管策略，是以中国的社团并不发达，发展也很艰难。据悉，目前全国稍具知名度的民间自发公益类NGO大约在300家左右。

国内学者曾繁旭认为，不同类别的NGO往往有不同的媒体互动方式。以环境NGO为例：官方背景的环境NGO，比如中国环境科学学会，通常缺欠与媒体互动的有效方式，主要依靠行政化的媒体动员。草根环境NGO，如自然之友、绿家园和地球村，则得到媒体非常多的关注，在这几个草根环境组织中，要么创办人与媒体有着密切关联，要么组织会员中吸纳了一批对环境议题有强烈兴趣的记者，所以一旦它们发起相关议题，往往有大量的媒体跟进报道，这主要还是一种个人网络式（personalnetwork）的媒体动员。

一项对志愿组织的调查显示，与政府机构联系紧密程度比较高，即“政府接近度（governmentprocimity）”比较大的NGO组织，往往有更高的媒体交往能力。另外，“致力运动的（campaign-focused）”的组织（区别于那些主要同“人道/服务/建议”、“自助”以及“其他功能”有关的组织），被认为与各种媒体部门保有较多的交往，在硬新闻报道当中更有可能扮演“评论者”的角色。另外，拥有支薪雇员、最庞大的年度预算以及全国范围内的运作的组织，更有可能制作正式的宣传材料，从业新闻管理、吸收外界营销知识以及追踪媒介产品。

绿色和平是一个相当活跃的、国际上影响最大的环保NGO之一。自1971年在美国反对阿拉斯加州的核实验基地以来，绿色和平组织以其激进、顽强、坚定而闻名于世。该媒体动员模式非常专业化。通常情况下，绿色和平会提前半年到一年进行项目设计，而这时媒体策略已经成为整个项目设计中非常重要的因素，比如说，“怎样设计项目才能得到更多的媒体关注”。在绿色和平一份完整的媒体策略计划书上，往往会列明目标受众、目标媒体、媒体框架方式、故事版本等多项内容。恰当的媒体策略运用，使得它在公民利益维护、利益集团博弈以及政策倡议等方面都取得了出色的成就，也一直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

2004年6月，绿色和平获知金光集团APP自2002年8月起与云南省政府签订了林浆纸一体化项目合作备忘录，在文山、临沧、思茅三地圈地2750万亩用于种植桉树纯人工林，并且已经对原有树木进行砍伐的消息（根据绿色和平的资料整理），于是绿色和平迅速组织工作人员到云南进行了为期半年的实地调查。2004年11月16日，绿色和平在北京召开新闻会，向公众和媒体了标志着APP事件的开始。

在不同媒体的配合之间，绿色和平采用了“点面结合”的方法：由一两个深度报道的媒体来充当“点”，让其介入早期的调查和采访。然后在“点”推出深度报道的同时，绿色和平召开记者招待会，向更多的媒体新闻稿，这是由“点”到“面”的过程。“点”是重要的议题设定者，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议题的解读框架。在APP事件之中，“点”是《南方周末》。2004年11月16日，绿色和平在北京召开第一次新闻会，向公众和媒体《金光集团APP云南圈地毁林调查报告》以及新闻稿《绿色和平正式向中国政府检举金光集团APP在云南圈地毁林》，之后第二天，就与《南方周末》记者前往云南调查，获取更多第一手的证据。到了12月16日，《南方周末》刊登了整版报道《金光集团博弈云南，亚洲最大纸浆公司圈地始末》，同一天，绿色和平在北京召开第二次新闻会，邀请几十家媒体到场，APP砍伐的最新证据，包括DVD《见证》、现场图片，以及新闻稿《APP拒绝六项承诺、绿色和平公布最新证据》。消息很快得到《北京青年报》、《中国日报》、《中国青年报》、东方卫视等11家媒体的专题报道。很快形成了由“点”到“面”的过程。

曾繁旭从设定目标受众群（TargetAudience）、设定目标媒体（TargetMedia）、设定议题的解读框架（Frame）、考虑不同媒体的故事版本、设定故事的链条（storyline），考虑分为几个阶段（stages）来讲述整个故事（诸如什么是故事的主体、铺垫与高潮；如何保持媒体对于事件的关注）等五个不同的方面认真分析了在在APP事件之中，绿色和平媒体攻略计划。对我们了解一个典型的案例，这对于我们掌握NGO组织与媒体之间的互动关系是很有帮助的。

在美国，传媒与公共舆论是相对保守的，媒体往往使用官方的消息源来源，对社会运动往往视而不见，轻描淡写，甚至歪曲报道。但在权威国家中，情况并非如此。芝加哥大学社会学教授赵鼎新认为，“在许多威权国家中，运动、媒体与公共舆论之间的关系往往亲密，记者往往会以‘打擦边球’的方式冒着风险扩大报道面。在这些威权国家中，政府会设置一些新闻禁区，但除去这些禁区后，主流媒体报道社会问题的深度和广度并不一定比美国主流媒体狭窄。因为这些国家运用行政手段来控制媒体，一旦发生问题，这些问题就会被追究到国家头上”，另外，“由于中国目前还缺少既能被社会中坚力量认同又能为国家提供合法性基础的基本价值观，所以媒体和公众舆论在社会议题发起时往往倾向于激进”。在绿色和平组织揭露“金光集团云南毁林”这一事件中，绿色和平组织正是利用是中国媒体的这种诉求，从而引起媒体的广泛关注。何况，他们扎实的调查，又为媒体提供大量的写作材料（在APP议题的过程之中，绿色和平的信息补贴包括了提供调查报告、DVD、现场图片、证据清单、法律文件、新闻通稿、采访人名单和新闻线索等等。在每一会上绿色和平都会向记者提供一个“媒体包”，提供以上的各种资料。记者也可以到绿色和平的网站上下载这些资料），这些有效的手段，更是一举赢得了媒体的青睐。

环保组织针对APP的追踪还在进行，据悉，2008年8月4日至14日，环保部对金东纸业（江苏）股份有限公司上市核查情况进行网上公示，称“该公司基本符合上市公司环保核查有关要求”。但8月12日，自然之友、地球村和绿色和平等6家环保组织联名致函环保部，认为：“金东纸业及其关联企业近年有多起环境违法违规记录，请求环保部继续加强绿色信贷等相关政策，建议环保部谨慎处理并考虑暂缓批准金东纸业上市环保核查。”9月2日，经过一番实地调查之后，环保组织再次致函环保部，“请求环保部责令金东纸业核查范围内企业严肃整改并暂缓上市环保核查。”金光的反应也很迅速，除了新闻会之外，金光连续公开声明，对此事进行回应。金光发给媒体的最新一份公开声明称，APP（中国）邀请环保组织派遣代表前往金东纸业上市所包含的全部5家已投产的企业做实地考察和调研。

二、新左派运动的媒介镜像

在上面的案例中，媒体与NGO组织是一个相当融洽的合作关系。但在现实中，并非总是如此，有时，媒体对社团组织提供的信息和发起的运动会不闻不问（如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事件以及八国首脑会议等，有许多星巴克咖啡店的玻璃被众多的“无政府主义者”砸得粉碎，但却丝毫没有得到媒体的关注。），更有甚者，两者之间的关系还会相当紧张。美国著名的传播学家托德•吉特林(Gitlin,Todd)在其名著《新左派运动的媒介镜像》一书中就对媒体与社会组织之间这种依赖、利用、背叛的复杂关系进行了相当细致而精辟的分析。

吉特林是六十年代学生运动的参与者和见证者。他一度是“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的核心成员，并参与组织了“曼哈顿游行计划（1965年3月）”和华盛顿反战大游行（1965年4月），因此吉特林在该书中对这两次事件的描述可谓情有独钟，他称“对自己的经历进行剖析也是一种社会学意义上想象的快乐”。为了避免自己的回忆成为一种选择性的遮蔽，吉特林在追溯这些往事的时候纯粹依靠当时的书面材料。而这些书面资料的很大一部分，即主要来自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和《纽约时报》的新闻报道，成了吉特林分析大众媒体与学生运动的切实关系的主要依据。

作者通过“事件叙述”和“语言分析”的方法，揭示了六十年代的学生运动是如何在大众媒体的微妙干预之下，从最初“吸纳新成员，寻求支持”到“试图颠覆政治舆论，运动已经成为焦点”，直到最后“引火烧身，化为灰烬”。托德•吉特林用细致的研究和极具穿透力的思考，解读了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学生运动和大众媒介之间的恩怨情仇。《纽约时报》和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对学生运动的报道如何抑扬褒贬；运动中公众人物的声誉如何与日俱增，又如何慢慢消散；暴力如何不断升级；媒体的选择如何影响1960年代这场学生运动和社会政治变迁等等，确实是一部不可多得的传播学名著。

作者陈述说，“1968到1969年冬，我开始强烈地意识到，媒体的报道不但会扭曲真相，而且还会无中生有，捏造事实。”缠绕作者的问题是：“为什么媒体要以如此方式来进行表达呢？为什么媒体的报道会干预这件事件而不是其他别的事情呢？”“媒介的框架究竟是什么？为什么会是这样一种框架而非其他？对于不同时刻、不同地点和不同的媒介，处理该事件和其他事件的框架应当遵循何种模式？新闻管理机构是如何结此加以管制的？”通过研究，吉特林发现，专业的、组织的、直接的政治、经济以及意识形态的合力共同构成了新闻事件，新闻的生产是一个权力系统，而霸权在新闻机构中被一些具有想象力的专业人员加以操作，并且是无意识的。吉特林还从技术的角度分析了霸权在新闻体制中的运作过程。

吉特林指出，在20世纪后期，政治运动开始依赖于大规模的传播。他在正文中写道，几乎运动所有的参与者都通过媒体的报道来寻求“心理上的满足”，在报纸和电视上得到短暂的兴奋，可以帮助弥补他们在运动中的艰辛以及无法避免的失败所造成的心理威力。因为“对于毫无报酬的政治工作而言，宣传是对他们所怀热情的一种补偿。哈维•莫罗茨（HarveyMoletch）认为，运动对媒体的关心，不仅是因为媒体是实现组织目标的一种方式，而且通过媒体，运动可以昭示自我的存在。”。

三、社团组织的议题设置策略

前文我们介绍了两个典型的案例，第一个案例中，NGO组织的媒体运动相当成功，甚至可以说设定了媒体的报道议程。而在后一个案例中，媒体似乎左右着运动的进程。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差异？从中我们是否可以分析出媒体运作的某些规律或者某些潜规则？

菲利普•施莱辛格（PhilipSchlesinger）将消息来源视为一个竞争性场域。他写道：“将消息来源设想为被抢占中的地盘是很有帮助的，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发生对媒介的接近使用权的竞争，但在这里，实质上的和形式上的有利条件并不是平等分配的。不过，最优先的群体仅凭最有利的地位并不能保障一种优先的解释权。相反，如果他们获得了这种保障，那是由于在一个有缺陷的场域内成功的策略运用。”其实各种社会组织与社会运动要征服媒体的心，最重要的必须分析中国新闻媒体的操作理性、从业者的职业追求以及现代传媒的生产规律。虽然从社会组织以及社会运动的角度看，成功的媒体公关策略多有不同，但以下几点应该是相通的：

一）归类媒体

对于中国的NGO组织来说，认真分析媒体的地域、风格、属性等都是极为重要的。因为媒体的新闻取向、受众群、行政管制的宽松度不同，其选择的报道题材也会有很大的差异。曾繁旭在文章中说，面对经济类报纸的时候，绿色和平会更突出“不负责任企业”的框架，强调APP社会责任感的缺失，指出它行为的不合法，它企业运作上的经济问题，以及它在国际市场的声名扫地。面对传统党报，绿色和平则会选择一个更为“政治正确”的版本，比如强调国家权威和法律受到APP的损害，强调APP在别的国家的遭遇，突出民族主义情绪等等。对于都市报来说，绿色和平希望能通过它们影响到普通消费者，以便动员消费者对于议题的参与，从而对APP形成市场压力，以及造成“民意踊跃”的景观。所以绿色和平会更倾向于使用“环境灾难”与“环境正义”的框架，强调APP对于公共利益的伤害，强调APP对于云南生态系统的破坏以及对当地居民的剥夺。另外，民族情绪的调动也是有效的框架。都市报的新闻采写方式，多偏重于煽情路线，“环境正义”与“民族主义”这类版本正符合它们的取向，而这些故事也对社会动员相当有效。更重要的是，这样的故事版本也“政治安全”。

二）信息补贴

透过前一案例，我们可以看到，绿色和平组织的媒体公关手段之一昌“信息补贴”。所谓的信息补贴，是指“为求获得媒体的时间与空间，从而向媒体提供补偿的手段”。据潘忠党先生介绍，这一概念最早奥斯卡•甘地（Gandy,OscarH.）于1982年提出。奥斯卡•甘地通过对新闻制作过程的考察，试图发现各种政治力量如何动用他们的组织和经济资源，与新闻工作者互动，通过控制或提供信息而影响公众议程。他指出，新闻媒介单位是赢利的企业，企业管理者必然注重经营的效益，以此作为组织管理和经营的“底线”。在新闻生产过程中，资源分布于各个环节，其中一个重要环节就是新闻采写过程中的费用。显然，资金雄厚的单位更有可能编织出覆盖广泛的新闻网络。但是，这不是甘地分析的重点，他的着重点在各种社会力量如何运用信息的提供影响公共政策的讨论和制定。在他看来，新闻生产过程中消息源和新闻工作者的关系实际是一个价值交换的关系，一方要以低成本制作并扩散新闻，一方要以低成本扩散自己的影响。消息源扩散自己影响的有效方法之一，就是帮助新闻单位降低新闻生产成本，具体做法包括运用各种公关措施，向新闻单位提供信息，或者提供新闻采写的方便，这就是“信息补贴”策略。

三）情理兼顾

加姆逊（Gamson）指出，集体行动框架有三个组成部分：不义（injustice）(agency)和认同（identity）。其中“不义”指的是用道德愤慨的形式来表达特殊的政治意识，这不仅仅是针对不平等的感知和知识分子的判断，而是基于认知心理学所指的承载着情绪的“热认知（hotcognition）”；“”指的是一般认为经由集体行为去改变条件或政策更为可行，因此运动的组织者往往不仅发动议题，还引导人们相信行为的可行性结果；“认同”所强调的是“我们”与“他们”的对立过程，这里的“他们”指的是与我们的利益和价值不同的“他者”，事实上，任何组织行为总有一个对立的他者存在，否则组织的行为就失去了存在的理由。

在孙志刚事件引发的收容议题中，形塑意见的作用主要通过传媒报道的新闻叙事来实现。该议题中关于收容遣送事件的报道都采用了类似的“受难叙事”。李艳红分析说，叙事的作用在于，由于不是通过抽象的分析和判断而获得，它往往能够通过情感化的方式来让读者获得“热认知”，在受难叙事之下，读者很容易对导致“受难”的收容遣送制度或其执行者产生愤怒，并对受难者产生同情，进而获得对现行制度存在问题和不足获得热认知。这种叙事在形塑社会意见方面具有纯粹理性分析的评论文章所无可比拟的优势。另一方面，各报通过诸种言论报道体裁所发表的大量有关言论在对社会意见的形塑过程中也扮演了重要角色。作为一种直接观点的表达，言论也是重要的意见形塑载体。不过，与新闻叙事的“热认知”相比，言论更类似于激发读者的理性认知成分，通过理性分析来传达意见，形塑读者对新闻事件的认知和看法。

四）舆论联动

当代新闻传播学研究发现，传媒框架往往是传媒和消息源能动互动的结果，消息来源在建构传媒议程方面往往扮演着能动的角色。一个议题要获得社会的广泛关注，最重要的一条是能够引发舆论联动效应，即在社会大众、媒体、知识分子中形成一个互动的舆论热点。一方面，传媒的能动性创造了新公共角色的可能，另一方面，“社会”作为“国家”之外的消息来源同样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因此，除了传媒本身是否能够持续保持能动性之外，消息来源能否提供多样的、并非完全由政府/国家所定义的社会事实，能否提供多元的、民间的诠释框架以及能否能动地参与到传媒议程的建构当中等，对于新闻传媒是否能够履行新的公共角色也至关重要。

四、媒体的议题筛选规律

德国学者托玛斯•迈尔（ThomasMeyer）在分析传媒表达政治世界时会遵循两套规律体系：其一是筛选规律，是由“信息因素”决定的，传媒根据这些规律来选定现实中的某些事件和这类事件的某些性质，条件是它们认为这些是值得报道的，并且因此一般说来是有机会成为媒体所生产的现实图景的成分的；其二是展示规律，根据这一规律来决定以什么形式在传媒中展示某些报道或者其他信息，使它们有希望在爱人中引起尽可能大的兴趣。我们认为，现代新闻媒介最喜好的报道模式就是冲突性框架，因为这种报道很容易激发起公众的情感共鸣，媒体在干预事件提供自信力的同时又可以提供收视率和发行量，可谓经济利益与社会效益的双丰收。因此，社团新闻的策略就需要设置这样的故事框架，诸如人情味（弱者的无奈和强者的爱心经由表达得的娓娓道来，偶尔还加上几滴眼泪就是最好的人情味要素）、好的画面（面临死亡的恐惧、歇斯底里、世界末日的悲悯情绪、灾难中求助的双手与眼神等等）、曲折而离奇的故事（新闻最好像电影一样，充满悬念）、宣泄（现代社会压力过于强大，而弱者对强者的压制已经愤怒以久，但无处宣泄，如果新闻能展示强者的毁灭，则给公众一个移情宣泄的机会）外加一点小资情调（优雅做作、窥视隐私等等，都是现代都市人最欣赏的趣味）。

而吉特林分析说，在政治运动过程中，对于何为“有新闻价值的（newsworthy）”事件，政治运动只是对照新闻含蓄的定义照本宣科地加以理解；或者模仿新闻工作者的准则来形成对何为“报道（story）”，何为“事件(event)”以及何为“反对(protest)”的认识。对于广大公众和文化制度而言，他们缺少可具选择的信息来源，甚至根本没有。于是，这种形象便对公共政策产生了影响。大众媒介通过消除并努力将这种影响降低到最小程度来界定运动事件的公共意义。相对于运动的真正目的，媒体所传播的形象显得愈加模糊和晦涩，媒体关注的是“领导者（leaders）”和显要的“官方人物(personalities)”。事实上，他们可以将领导人变成“公众人物(celebrity)”，一种与众不同的身份。于是，报道的形式便形成了一种系统性框架（systematicframing），而这种往往被扩大的系统性框架决定了政治运动的命运。在对新左派运动的报道中，吉特林总结出了媒体主要采取的六项框架，分别是：琐碎化(trivialization)、极端化(polarization)、强调内部歧见(emphasisoninternaldissention)、边际化(marginalization)、贬抑游行人数(disparagement)和贬抑运动的影响(disparagementofthemovement''''seffectiveness)。

中国传媒业的实践理性已经是多种话语并存，党管媒体体制未变，因此媒体的喉舌角色依然是从业者的主要意识形态；不过，传统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士与道的文化碎片也对部分从业者产生影响；值得注意的是，新生的新闻专业主义理念也逐渐发展起来，尽管新闻专业文化尚未被理性化，也尚未形成一套明确的价值体系，成为专业的行为规范和社会控制模式，目前还仅仅是以零散、模糊和不确切的“专业主义的碎片呈现”的形式影响着中国的新闻实践。

这种“专业主义的碎片”的主要包括：在看待新闻的角色上，它不再强调社会主义新闻传统中对新闻在引导舆论（advocacy）和宣传、解释国家/政府方面（interpretive）的角色和职能，而是重视那些在西方新闻专业主义中得到重视的其他角色，如信息传递角色和新闻的对立（adversarial）角色。所谓对立角色，“指的是新闻媒介与政府和企业呈对立关系，具有批评与监督的功能”。在这些理念的影响下，当代中国的从业者开始重视新闻之反抗和挑战权威以及舆论监督的角色，他们向往和欣赏西方专业媒体所体现的与政治权威之间的对抗性关系。

所有这些综合的职业理念，并行于媒体组织之中。吉特林敏锐地发现，新闻从业者经过学习培训，成长为成熟的新闻工作者，并不断得到奖励与提升。他们明确地形成了那种对于新闻界定的方式——事件是具有新闻价值的，任何时刻必须确保新闻的“客观性”。当记者们从编辑和条文中领悟了新闻价值含义时，或者接受了官方的分析模式甚至采取相反的态度时，他们能按照惯例自动地对新闻内容加以编辑。当记者们决定报道什么或者如何予以报道时，他们很少对意识形态的假设深思熟虑，也很少会考虑报道将会产生体积政治影响。受制于这种单纯的工作，记者们更倾向于为现实中的政治和经济精英们提供服务。公务员之家

媒体对于新闻价值和不同的非政府组织可信度的判断，会影响他们如何以及何时报道。在很多时候，这种判断是有特定语境的，往往与非政府组织独特的公共传播策略有效性相关。但结构性的变量仍然是显见的，比如媒体对半官方性质的NGO往往有较高的关注度，并且很少对这些组织提供的信息持质疑态度。比如在中国大陆，除了像《南方周末》外，媒体很少对希望工程和青基会的工作提出质疑。但对一些民间自发产生的NGO，媒体就没有给予同样的关注度，除非这些组织投媒体所好，能够向媒体提供一些很好听故事。毕竟，媒体在面对这类组织的时候，它们是处于一种相对强势的地位。在中国这样的社会，强势对弱势的关注，总是那么吝啬而且又总免不了施舍的味道。

社团组织范文篇9

同志在论述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时指出，要发挥社团、行业组织和社会中介组织提供服务、反映诉求、规范行为的作用。综观中外社会管理实践，社会团体始终发挥着重要的特殊作用，没有成熟的社团组织及运行体制，是难以构建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

当前社团工作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制约因素,一是传统社会管理思想与模式的束缚。主要是一些政府部门对社会团体，尤其是民间组织缺乏信任感，扶持力度尤为欠缺。同时，许多社团组织又与政府部门有着“先天”的联系，与政府行政部门相互衍生，形成所谓的“二政府”。二是社会团体自律和运作机制不成熟，缺乏健康持续发展的能力。目前各类社团组织在开展活动中普遍缺乏民主决策、缺少管理制度等规范自律的运作机制，导致社团个人专断和成员纠纷频生，甚至出现政治立场问题。同时，往往因为社团的发起者、组织者的变动，就会引发社团的自生自灭。三是政府对于社团的登记和管理机制有待完善。一方面，现行的相关条例和规定还只停留在部门规章的范畴，缺乏具有法律效力的文本；另一方面，不同程度的“一刀切”粗放型管理，对不同类型的社团组织缺乏相应的有效性，大量活跃在社区的“拳、操、歌、舞、戏”等群众活动团体尚处于社团管理的“盲区”，存在底数不清、情况不明的问题。除此以外，目前社团组织发展的新动向、新问题值得关注：比如网络社团的迅猛发展。各类大型网络社区以及“菖菖派”、“QQ群”等形式的网络社团大量涌现，看似虚拟，实质上却“实而不虚”，往往组织者在网上“振臂一呼”，成员们立即按照约定的时间、地点会面，不问规范不规范、应该不应该。再比如一些境外别有用心的人借“民间交流”之名，通过向国内社团组织捐款、赞助、联手开展活动等手段逐步渗透和控制社团的活动，从而达到其不良图谋。

社团组织在当前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基础，是政府管理社会事务的得力助手，是确保社会安定有序的“稳定器”。加强社团组织的培育发展，必须从外部和内部两方面入手，寻求破解问题的对策。一是要积极调整政策，营造社会团体组织健康发展的外部环境。首先，加快政府职能转移，将群众性、社会性、公益性、服务性的社会管理服务职能，通过政府购买服务、委托管理等各种方式逐步转移给社团组织。其次，切实降低社团准入门槛，吸引和鼓励社会力量有序而规范地创办社团。还要积极探索建立政府对社团组织的资助机制、奖励机制，加大社会舆论宣传力度，树立社团先进典型，为社团健康发展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二是要坚持自我完善，实现社团组织发展能力的自我提升。自治性是社团组织最重要的特征。作为社团自身来说，要建立健全以章程为核心的各项规章制度，健全会员大会或会员代表大会、理事会、监事会制度，推进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自觉增强遵纪守法意识，完善组织治理结构，主动加强与政府、企业的相互信赖与合作，不断提高社会公信力。三是要加强管理，努力做到社团组织党建“全覆盖”。社团组织是在党领导下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生力军，社团组织中要有党的声音，有党的身影，实现“社会人”成为“组织人”的转变。一是加强对社团领导者的引导教育，为他们排忧解困，引导社团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二是创新管理方式，避免行政命令，减少“直接干预”，努力在对社团组织的扶持帮助工作中宣传贯彻党的方针、政策，实现党的工作意图；三是积极依靠党员、发展党员。党组织要加强对社团组织成员中党员的教育引导，要强化党员是第一身份。各类社团组织中，党员人数符合建立党支部条件的应及时成立支部，尚未达到建立党支部条件的应将党员按属地或归口进行管理，暂无党员的可以由属地居民区党组织派出党建联络员加强沟通联系，做好发展党员工作，努力实现社团组织党建“全覆盖”，真正使社团组织成为党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和纽带。

社团组织范文篇10

而且，社团理论的研究对社会学、政治学、行政学和法学等相关学科建设提出新的理论要求，成为发展理论研究的新动力，必将促进组织结构变革理论、利益集团理论、民主政治制度，政治与社会参与理论、行政管理体制、非政府组织理论、跨国性组织和配套法规等的深入研究，引起理论探索和学术争鸣，促进社会新思潮的出现，繁荣社会科学。

多年来，我们对政府和企业的研究很丰富，而对社团等非政府组织的研究很少。在实践上，社团管理工作与政治和社会稳定的关系极大。引导不好，就会形成一股消极的社会力量，如“”组织，影响社会安定和国家安全。引导好了，充分发挥社团组织参与经济建设和社会事务管理的作用，能促进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如发展民间交流，促进民间投资，加强民间组织自我管理能力，培养社会成员的平等互惠精神和参与意识、与国际组织接轨开展活动等等。以探索转型时期政府机构调整和职能转变后如何增强社团组织的服务功能，加强管理、维护社会稳定为指导思想，用社会发展的观点，对我国社团组织现状和发展趋势进行研究，在市场经济的开放系统中，社团组织与政府和企业之间的功能分化和分化后管理功能的适度整合，是我国社团乃至整个社会组织结构和功能调整完善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社团组织(非政府组织)因其地位和作用的显著上升必将成为促进社会自下而上发展的最佳组织形式，这是实行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的必然结果。政府、企业和社团组织间相互支持、相互补充，才能保证社会系统朝着有利于目标实现的方向顺利运行。在政策上，应实行放权管理促其发展，法制监督促其自律，政策配套为其服务的发展战略，完成社会转型时期结构调整的任务。为此，应着重研究以下问题：

1．市场经济体制下我国社团组织结构状况研究

(1)我国社团组织的现状及特点，包括数量、性质、类型、组织特点等定性研究。(2)我国社团组织的运行情况和管理状况，包括社团组织的功能、组织特点等定性研究。(3)组织结构、活动方式、作用发挥情况、政策法规管理及主管部门状况。(4)社团组织管理与发展过程中的问题研究，包括社团职能定位和权力落实问题、组织自律机制问题、政府双重管理体制问题、官办和半官办社团的民间化、法治化、政策配套问题，等等。

2．社团组织与外部组织环境协调发展及趋势问题

社团组织发展的内外部动力研究，即分化动因，社团、政府和企业组织间的协调问题研究，核心是组织间的功能分化与整合。包括：(1)转型时期政治环境的变化即小政府大社会的管理体制要求，使政府开始将一部分行业管理职能移交给新型的社会中介组织，即行业协会。这里需进行社会组织的定位研究。(2)经济体制和结构的变化急需社团等具有权威性的中介机构的服务与咨询。这里需研究社团组织的经济、社会、政治和管理功能。(3)现代社会科技发展与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使跨学科、跨行业的社团大量涌现。社团做为社会组织出现，是一股新生力量，它上升发展的势头决定了社团组织的大调整、大发展、民间化、多样化、法制化甚至跨国化的发展趋势。所以，对社团组织的发展趋势要进行前瞻性预测研究。(4)国际上：特别是跨国非政府组织的出现，代表着社团发展的方向，而且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情形下，社团这种非政府组织的国际作用需认真研究。

社团组织发展的内部动力来自于社会发展的需求。市场经济必然要求民主政治与之配套，而要实现民主政体，社团组织则是公民实现参与的最适合的社会组织形式，这主要源于它的非政府性，即它的自愿性、自治性、非营利性及群众性。

3．社团组织与政府、企业的组织功能分化与整合及对策研究

对策研究首先要解决放权管理促其发展、法制监督其自律、政策配套为其服务的现实问题，其次是理论研究指导问题。(1)提高管理者的认识，强化领导，将社团工作纳入政府议事日程。(2)加强登记管理机关的机构和队伍建设，完善行政管理体制。(3)加强业务主管单位对民间组织的监督管理，全面落实双重管理体制。(4)落实政社分离，推进社团组织民间化进程。(5)建立健全社团组织管理法规体系，完善以章程为核心的社团组织自律机制。(6)开展带有前瞻性的社团组织理论研究，逐步形成科学系统的社团管理理论。

4．重点与难点研究

本文认为，在经济社会发展的目标确立后，社团组织在市场经济的开放系统中与组织环境的分化与重新整合及政府应采取的管理政策是我们研究的重点。社团组织必须与变化了的政治环境、经济环境、社会环境不断地调整、适应，才能形成组织间功能整合的制度化，以相互支持和相互维持保证整个社会系统合理和顺利地进行。这是因为通过分化，不断调适社会运行机制与市场经济体制，是完善社团组织乃至整个社会组织结构和功能的过程。从结构与功能的关系来看，组织结构有序化即协同性、趋同性的程度越高，其功能的发挥就越好。在转型时期，政府组织机构向适应市场经济的方向运行，部分微观的管理职能和权威要交给社团组织。在这个分化的过程中，这种新的组织间的职能分化、权力转换在实际运行中还需要政府付出巨大的努力，克服过去过分集权带来的惯性，通过施行一系列法规政策逐步实现。因此，分化整合问题必然成为研究的重点。

分化与整合作为难点内容，包括三个方面：一是社团与政府的关系，社团组织如何从政府行政部门中剥离出来、公民如何参与社会生活、实现民主和自治管理问题，这是实际机制运行中的难题。机构改革中对政府职能制定了新的“三定”方案，依据新方案的要求，对行业的指导、服务、协调、监督和评价职能都应从政府中剥离出来，交给社会中介组织。实际上大多政府部门仍不肯放权于社团，社团组织的职能定位难以落实，还不能发挥其应有的功能。另一方面，在社团体制方面如何促进社团的民间化，克服官办，由官办或半官办变为官管和官助，也是一个艰难的过程。尽管政府采取一些措施促使社团组织民间化，如社团机构正式脱离行政部门、事业单位和企业，禁止政府部门的领导兼任社团组织的领导等。但是，由于过去官办社团培养出来的惰性和利用行政从事营利活动的方便，这个问题在短期内难以得到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