剩余范文10篇

剩余范文篇1

一、提高认识。进一步增强做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工作的责任感和自觉性

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必然趋势。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领域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解决当前农村经济发展中许多深层次矛盾和问题的切入点，对于促进农民增收，推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实现城乡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一个时期以来，市各级党委、政府都把推动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作为一项重要的工作任务来抓，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效。特别是去年月，爱军和心恩同志带领有关部门的同志，专程赴进行学习考察回来后，学习借鉴外地经验的基础上，结合我市实际，市委制定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就业和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工作的意见》推动这项工作在原有的基础上实现了进一步发展。一是全面建立健全了领导机构和工作机构，市和市（县）区两级都成立了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工作领导小组，各乡镇都建立了劳动保障事务所；二是集中开展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状况普查工作，由市劳动保障部门牵头，用两个月时间普查万户、调查农村劳动力人，普查率，基本掌握了全市农村劳动力就业现状、农民收入情况和农村剩余劳动力状况；三是认真开展了重点企业用工情况和培训机构培训能力情况调查，掌握了劳动力供求状况和存在主要矛盾；四是有针对性地开展了农村剩余劳动力培训，去年培训学员人，超额完成全年计划，并实现就业人。

通过前一阶段全市上下的共同努力，可以说。市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工作已经取得了明显的阶段性成果，为下步工作的开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从全省来看，这项工作我抓得也是比较超前的但同时我也要看到目前我市这项工作的水平与等省的先进市比，无论是组织发动程度，还是转移规模效果都还有很大差距。因此，各市（县）区和各有关部门，一定要进一步统一思想，提高认识，切实增强做好这项工作的责任感，做到自觉主动、扎实有效地推动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工作不断取得新的进展和成效。

充分认识做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工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解决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一是要站在解决“三农”问题的高度。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不仅是重大的经济问题，而且是重大的政治问题。当前，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已经进入一个新阶段。经常讲，要想富裕农民，就必须减少农民。而要减少农民，就必须积极开拓农民增收新渠道，开阔农村经济发展新思路。实践证明，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增加农民收入的重要途径，解决好新形势下“三农”问题的关键环节。只有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提高农村劳动力的非农就业比例，才能不断增加农村劳动力的非农业收入，走出一条农民持续增收的新路子。

充分认识做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工作的重要意义。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二是要站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老工业基地振兴的高度。重点、难点在农村，最繁重、最艰巨的任务也在农村。如果没有农村的小康，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就无从谈起。同时还要看到振兴老工业基地也不只是振兴工业和城市，还包括振兴农业和农村。因此，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既是农业和农村经济从适应性调整向战略性调整转变的重大举措，加快推进农村工业化、农民市民化的实际步骤，也是实现老工业基地振兴，加快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步伐的必然要求。

充分认识做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工作的艰巨性和紧迫性。落实科学发展观，三是要站在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高度。就必须按照“五个统筹”要求，统筹城乡发展，尽快改变目前城乡差距过大、二元经济结构矛盾突出的状况，形成城市带动农村、农村支持城市、城乡共同繁荣的新局面。而要实现以农促工、以城带乡、城乡协调发展，其中一个重要环节，就是要以促进农民增收为主题，搞好农村就业结构的调整，大力推进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领域转移。因此，各级党委、政府一定要站在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高度，认真重视并切实抓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工作，通过统筹抓好城乡就业工作，推动农民持续增收，进而实现城乡协调发展。

二、积极推进，完善措施。努力开创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工作新局面

一是农村剩余劳动力总量较大。全市农村剩余劳动力现已转移到非农产业的有人，经过前一阶段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状况普查了解到目前我市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工作任务仍然相当繁重。占，尚有名剩余劳动力没有转移，占普查劳动力总数的此外，还有较大数量的季节性剩余劳动力。二是劳动力自身条件较差。全市农村剩余劳动力中初中及初中以下文化的占。无技能的人员占，有技能的也绝大部分是初级工，而且年龄偏大。三是思想观念陈旧。许多农民守田为安、故土难离、小富即安、满足现状等思想观念尚未转变。四是已转移的劳动力多数缺少一技之长，只能从事简单的体力型劳动，就业稳定性较差，存在再转移就业的问题。为了把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工作在全局工作中进一步突出出来，切实做好这方面工作，决定在全市实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致富工程。各级党委、政府和有关部门一定要把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作为一项重要的系统工程来推动和实施，坚持以增加农民收入为核心，以实现农村劳动力充分就业为目标，以构建转移就业载体和加强职业技能培训为重点，努力探索走出一条“就地转移、异地输出、返乡创业”新路子，以转移就业促调整、促增收、促发展。为此，要重点抓好以下几项工作：

要充分利用现有培训机构。市现有可从事农村剩余劳动力培训的培训机构有个，一是要切实加强服务体系建设。要抓紧构建技能培训体系。一方面。对这些培训机构要给予适当的资金扶持，确定为农村剩余劳动力培训基地，纳入管理范畴，使其满足农村剩余劳动力培训的需要。市第一技工学校、技师学院（第二技工学校）职业技术学院、中专、市委党校、工青妇所属培训机构等都已被确定为培训基地。另一方面，要有计划地在乡镇建设培训基地，弥补现有培训能力的不足。根据需要，市里将按照因地制宜、因人所求、因厂所需的指导思想，充分考虑促进就业、方便农民、方便企业等因素，分步在乡镇建立个服装缝制、建筑等市场急需人员的培训基地。同时，还要依托企业建设培训基地。对于用工需求量大、专业化程度和能力要求较高的工种，要依托企业建立培训基地。

进一步健全和完善乡镇劳动保障事务所，要以建立和完善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为目标。搭建城乡统一的就业服务信息网络。让农民在乡镇就能了解到政府的各类用工信息，减少农民转移求职的盲目性，降低转移成本。同时，建立农村剩余劳动力资源数据库，与城镇劳动力资源一道提供给用人单位。要广泛收集用工信息，发动各级干部、中介机构，通过外出考察、商务洽谈或上门推介的方式收集用工信息，介绍推荐本地的劳动力资源，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就业牵线搭桥。

各劳务输出组织首先要与用工单位签订劳务合作协议，要切实维护好外出务工人员的合法权益。输出前。再与外出务工人员签订劳务输出协议；务工人员到达用工单位后，各劳务输出组织单位要督促双方及时签订劳动合同并依法进行鉴证。输出后，各市（县）区要成立维权保障救助机构，为外出务工人员提供政策和法律援助；各乡镇要成立困难救助机构，解决外出务工人员家庭承包地闲置、抛荒等问题，解决缺少劳动力的外出务工家庭抢种抢收等问题。

做到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与发展农业产业化、加快农村小城镇建设步伐、推进农村工业化进程、发展农村第三产业相结合。要坚持把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与加快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结合起来。通过兴办农产品加工企业，二是要积极拓展转移渠道。要立足于发展。大规模建设生产基地，开发农业中的多条产业链，拉长产业链，健全社会化服务体系等多种渠道，大量吸收农村劳动力。要坚持把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与加快小城镇建设结合起来。以现有乡镇为重点，加强小城镇基础设施建设，完善小城镇功能，优化投资环境，引导二、三产业向小城镇聚集，吸引农民进城定居，务工经商，发挥小城镇在就业中的蓄水池”作用。要坚持把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与推进农村工业化进程结合起来。依托小城镇和工业园区，做大做强规模以上民营企业，加大对新兴企业、龙头企业、特色企业的扶持和服务力度，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和成长性好的中小企业，使一部分农民进厂不进城，直接转为产业工人。要坚持把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与发展农村第三产业结合起来，推动饮食、商业、文化娱乐、旅游等行业的繁荣与兴旺。

创造农村剩余劳动力学习知识技能的条件，三是要充分发挥政府与农民两个方面的积极性。要处理好政府推动与市场化运作的关系。各级政府要完善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就业的政策措施。疏通转移就业的渠道，提供就业和维权保障服务，但是不能大包大揽。各级党委、政府的工作主要还是加强对农村剩余劳动力教育引导，促使他尽快转变观念；加强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劳动技能培育，为他顺利转移创造条件。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最终还是要靠市场机制来调节，形成在政府指导支持下的市场化运作、一体化服务的农村劳动力资源开发模式。同时，要处理好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就业与做好城镇就业再就业工作的关系。既要致力于建立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为农民进城务工打造“绿色通道”又要综合考虑企业用工需求和城乡劳动力的特点，发挥政府宏观调控的功能，培训、职业指导等环节妥善引导、科学开发利用城乡劳动力资源，缓解就业结构性矛盾，统筹解决城乡就业问题。

三、狠抓落实，加强领导。确保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致富工程顺利实施

事关全市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各市（县）区党委、政府及各有关部门一定要加强领导，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领域转移是一项社会系统工程。落实责任，把市委、市政府的工作部署和要求落到实处。

真正把这项工作当作一件大事来抓。要实行严格的目标管理，一是要实行严格的目标管理。各市（县）区党委、政府和有关部门要把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工作纳入重要议事日程。制定科学的管理体系和考核办法，综合考核工作机构建立及作用发挥情况、培训工作情况、转移就业人数、农民增收情况等项指标。要层层建立工作责任制，确保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工作取得成效。

市和市（县）区两级都成立了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就业工作领导小组。要进一步发挥领导小组的作用，二是要进一步健全完善的工作机制。目前。建立完善的决策和工作机制，明确领导小组各成员单位的职责，分工负责，团结协作，迅速打开工作局面。

剩余范文篇2

根据中国农村现行经济体制下劳动力利用的经验事实，我们试对农村劳动力剩余及其相关概念重新定义如下：

1.农村劳动力：指户籍所在地为农村社区的人口中15-64周岁的男性和女性个人，但不包括其中的在校学生、服兵役人员，以及因身体原因不能劳动的人等。

2.农村剩余劳动力：专指中国农村中不充分就业的劳动力；所谓劳动力的不充分就业则是指每个单位农村劳动力每年有效工作时数（注：本模型中的工作时数指农村劳动力从事农业（含种植业，林、牧、副、渔业）和非农业（如工业、手工业、商贸、建筑、运输、教育、文化事业等等）的一切经济活动所耗费的有效时数（以小时为单位）。但是不包括经济活动以外的时间消耗，如煮饭、洗衣、就餐、娱乐、闲暇等活动的消耗时数。）低于公认的单位农村充分就业劳动力年度有效工作时数标准，即制度工时数的一种状态。

3.农业剩余劳动力：指从事农业（含种植业、养殖业、林、牧、渔业）的农村不充分就业劳动力。

通过上述三个概念的界定，我们实际上强调它的两点重要含意：其一，农村和农业劳动力剩余的核心和实质是劳动力的利用不足，即就业不充分。其二，按照一个国际国内可以接受的标准，农村劳动力的有效工作时数的多少可以作为判定其是否为剩余劳动力以及对劳动力剩余的程度作出界定。为了说明不充分就业作为劳动力剩余的界定标准的合理性，我们拟对这一新定义的内涵和成立的条件作简要说明。

首先，我们认为用劳动时间或工作时间来计量劳动力就业充分与否是有其经济学基础的。早在19世纪中期，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资本主义本质的剖析——剩余价值理论就是以资本家对工人剩余劳动时间的无偿占有为基础的，事实上，劳动时间（而不是货币或其他计量单位）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进行理论分析的基本计量单位。马克思认为商品的价值量是由生产该商品所耗费的一般劳动量来决定的，而劳动量是由劳动持续的时间来计算的，劳动时间则是用小时、日等作为计量单位。当代一些西方著名经济学家面对难以用货币单位计量的复杂经济问题时也广泛采用时间（往往以小时为单位）作为定量分析单位。例如美国著名经济学家（199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加里·贝克尔(Gary.S.Bec-ker)及合作者在构建人力资本积累模型中就避开了价格问题，而将一个人的童年、成长期受教育的时间，和一生的工作时间甚至先天禀赋条件通通以时间为单位来计量人力资本的积累。反过来看，如前文所述古典经济学派以“零值边际劳动生产率”对农业剩余劳动力定义和测度之所以产生缺陷和引起争议，很大程度上系由农业生产函数中要素投入在质和量上的差异，以及农业生产环境条件的不确定性所致。其他几种有关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定义及相应的测定方法，如“耕地—劳动力比率变动法”（见郭熙保，1995,166-167，以及宋林飞1996,105-106）、“国际标准比较法”（见Chennery、Msycquin,1975,38）等也出现与“零值边际劳动生产率”标准和方法相类似的问题和争议。因此，本研究尝试以劳动时间为基本计量单位来定义及测量中国农村和农业剩余劳动力应当是更合理的选择。

其次，也应当强调采用工时作计量标准测定剩余劳动力必须有严格的条件限制，即存在必不可少的经济学的理论前提或假定，而这些前提或假定必须是通过经验实事验证为正确的。我们设定的几个经济学理论假定如下：

1.经济理性假定。农民（即农村劳动力）都是理性的经济人。在中国现行农村经济制度下，农民从事的一切经济活动的目的在于追求物质利益的最大化，避害趋利是农民的经济人本质。

2.工时有效性假定。在农村现行经济制度下，对土地拥有法定使用权以及对其他生产要素拥有支配权的农民对其劳动时间的支配与利用将是最充分和最有效的。农民不会在自己支配的劳动时间内偷懒。

3.有效工时的同质性假定。根据工时有效性假定，可以将以农村劳动力的有效工时为单位的劳动量视为无差别的、同质的劳动耗费并用以计算劳动力利用的有效程度。

4.劳动力资源自行合理配置假定。在中国农村现行经济制度下，农民具有自行配置劳动力资源并使劳动力利用效率最大化的倾向（注：所谓倾向是指农民所具有的合理配置自身劳动力资源并使其利用效率最大化的主观动机，不考虑其客观效果——作者注。）。因此，以寻求经济收益最大化为条件的劳动力充分就业是这一倾向的具体化。

保证这一剩余劳动力新定义成立的主要理论前提（或假定）是劳动者工时的有效性，即在当时当地既定的条件下，农村劳动力在与其他生产要素结合时，其劳动时间的利用达到最充分和最有效的程度。这一假定不成立的反面例证是，在另一种制度安排下，（如80年代以前的制度环境下），农村劳动力多数处于“出工不出力”、“三个人的活五个人干”式的“磨洋工”状态，即劳动力单位工时利用非充分和非最有效的状态。一旦“有效工时假定”不成立，我们用以测定农村劳动力剩余的定义及相关模型便会“失真”。因此，从一定意义上讲，以劳动力有效工时不足为主要内涵的不充分就业来定义农村剩余劳动力仅适用于自1978年以来经济转型时期的中国农村。

二、中外剩余劳动力定义述评

“零值边际劳动生产率”说。首先提出“边际劳动生产率为零或为负数的劳动力为剩余劳动力”这一概念的是美国著名（古典学派的）发展经济学家阿瑟·刘易斯。1954年刘易斯在英国《曼彻斯特学报》上发表了题为《劳动力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的论文。在论文中，刘易斯指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可以视为一个空间分布上的非均衡过程。这一般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结构而言，都存在一种“二元经济结构”，即以寻求利润为目的的城市现代工业为代表的资本主义部门和以农村传统的自给自足，仅以维持生计而非追逐利润为目的农业部门为代表的所谓非资本主义部门。此种二元经济结构的特征是，经济发展仰赖于现代资本主义部门的资本增殖与扩张，并有可能不断吸纳传统的非资本主义的农业部门的劳动力；而传统农业由于技术停滞，土地扩展的限制，特别是农村人口增长迅速，资本性投入物少，故这一部门的劳动力极为丰裕，因而形成了“在那些相对于资本和自然资源来说人口如此众多，以致在这种（二元）经济的较大部门里，劳动的边际生产率很小或等于零，甚至为负数的国家里，劳动力的供给是无限的。有些作者已经注意到农业部门中这种‘隐蔽’失业的存在，并说在所有情况下家庭拥有土地是如此的少，以致如果有些家庭成员找到其他工作，则剩下的成员仍可以耕种他们所拥有的土地。”（A.刘易斯，1989,3）A.刘易斯接着指出：“但是无论边际（劳动）生产率是不是零或很小，这对我们的分析并不重要。在这些经济里，劳动力的价格是仅够维持生活的最低工资。因此，只要按这种价格提供的劳动力超过需求，则劳动力的供给是无限的。”（A.刘易斯，1989,4）．刘易斯认为，城市现代工业部门的边际生产率高于农村传统农业部门，两个部门的劳动者工资存在很大差距，且城市工业部门由于不断扩展会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在乡—城市之间劳动力可以自由流动（即无制度障碍）的前提下，便发生了传统农业的剩余劳动力向城市工业部门的转移，然而又由于传统农业劳动力近乎无限供给的性质和城市工业部门存在失业，吸纳劳动力毕竟有限，故现代工业部门劳动者的工资水平只能略高于农业部门劳动者维持生计的收入水平。“资本主义部门由于指剩余再投资于创造新资本而扩大，并吸收更多的人从维持生计部门到资本主义部门就业。剩余越来越多，资本形成也越来越大，而且这个过程要一直维持到剩余劳动力消失为止”（A.刘易斯，1989,12）。这便是在A.刘易斯“二元经济结构”理论框架内，边际生产率为零值甚至为负数的劳动力乃是剩余劳动力的经典定义。

对于西方学者的这一概念，我们的评价是：第一，他们对发展中国家存在二元经济结构的理论概括无疑是符合客观事实的，因而是正确的，也就是说二元经济结构是发展中国家农业剩余劳动力产生的基础。第二，“零值边际生产率”的剩余劳动力概念运用西方经济学的边际分析方法，从增量变化的动态角度描述发展中国家剩余劳动力及成因，对发展经济学的宏观结构分析提供了成功范例，这无疑是刘易斯等人的重要理论贡献。第三，然而A.刘易斯等人以零值边际劳动生产率定义农业剩余劳动力也存在缺陷，这主要是：其一，这一定义是以技术长期停滞，且其他生产要素（土地，资本等）不变的传统农业为前提的，但当代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早已处于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的不同阶段上，远非典型的传统模式，完全不考虑农业转型期农业技术进步与人力资本投入和贡献等因素，显然与事实不符。其二，采用零值边际生产率来界定是否存在农业剩余劳动力的一个致命缺陷是，它将农业与现代工业视为同质性产业，忽视了农业是一种广泛依赖外部自然条件（如生态环境，气候等）的风险性弱质产业。与工业生产的外部环境相对固定相比，农业生产不仅依赖土地、劳动力、资本投入的变化，更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自然条件的优劣与变化。举例来说，同等量的要素投入在灾害年份的产出不仅远低于风调雨顺年份的产出，而且可能会颗粒无收。故以灾害年份边际生产率下降为零或为负来判定农业中存在剩余劳动力是否有效是值得怀疑的。

“地—劳比率变动”说。针对A.刘易斯等人的“零值边际劳动率”定义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农业发展的事实不符的缺陷，中国学者郭熙保、宋林飞等人提出新的定义标准。郭熙保的判别标准是，“当一个国家（或地区）农业劳动者人均耕地面积长期呈下降趋势时，我们认为该国（或地区）存在农业剩余劳动（力）”。（郭熙保，1995）。对这个新定义，郭熙保在所做解释中强调，按劳动力平均耕地面积的变动与按区域人口平均耕地变动是有区别的，即劳均耕地的下降不一定意味着人均耕地的下降。他指出这一新定义重在强调劳均耕地变动的长期趋势而非短期波动，如果国家或地区劳均耕地面积几十年均呈下降之势，则农业剩余劳动力存在。其主要理由是：①在农业技术停滞的社会里，农业劳动力的增加导致农业劳动边际生产率下降，甚至降到零。在这种情况下，农业剩余劳动是肯定存在的，同时农业劳动者人均耕地面积是下降的；②在农业技术进步的社会里，农业劳动者增加可能不会降低劳动边际生产率，反而可提高劳动生产率和总产量，因为技术进步使土地生产率提高了。但是只要农业劳动力人数增加得比耕地面积更快，使劳动耕地面积下降，农业剩余劳动就仍然存在。（这是由于每个劳动者占有耕地面积的减少，一般说来，抑制了农业技术进步，尤其是机械技术进步，规模经营效率和劳动生产率增长潜力的充分发挥。）假若有一部分劳动者从土地上撤出，这些潜力将会充分发挥出来，使剩下的农业劳动者生产率更高，从而使农业生产更快地增长，而不是下降。③郭熙保认为，根据农业劳动者人数与耕地面积的长期时间序列资料可以比其他剩余劳动力定义更简便更容易识别一国或一个地区是否存在农业剩余劳动（力）。（郭熙保，1995）

我们认为，郭熙保以经验观察为依据从地—劳变动的长期下降趋势来定义剩余劳动力这一点是有价值的，同时也与中国和其他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经验事实相符。但他的定义也有值得商榷的地方，这就是：第一，若从农业边际劳动生产率变化这一基本点出发，劳均耕地面积下降只是剩余劳动力存在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因为首先它安全排除了农业生产其他要素（如资本）以及技术进步、自然条件等内生变量，因而缺乏量化分析的基础，确定剩余劳动力存在及其数量多少有很大的随意性。特别对于土地资源等天然禀赋条件差异极大的国家（如美国与中国、日本等），很难用统一的尺度测定剩余劳动力的存在及其规模，郭先生在论证他的新定义的正确性时，还用美国、日本1880～1980年间地—劳比率上升的事例反证出美、日在农业发展中不存在剩余劳动力的结论，他指出美国农业劳动者人均耕地由1880年的11.68公顷，增加到1980年的105.58公顷，增加了8.13倍，同期日本劳均耕地由0.3公顷增加到0.78公顷，增加了1.6倍。（郭熙保，1995）。此外，韩国和我国台湾省1953-1988年劳均耕地分别由0.32公顷和0.53公顷，增加到0.62公顷和0.72公顷。于是他认为韩国和台湾省也不存在剩余劳动力。其实，郭先生忘记了无论是美国、日本还是韩国、台湾省之所以出现劳均耕地面积上升的长期趋势的这一段时间，恰恰正是这些国家或地区不断存在剩余劳动力，又不断转移这些剩余劳动力的过程。这怎么能说不存在剩余劳动力呢？根据郭在《农业发展论》一书中表6-3（郭熙保，1995）提供的数据，韩国、台湾省农业就业劳动力1953年分别为5997000人和1647000人，到1988年分别降到3475000人和1238000人，分别减少252万和40万人之多，这些减少的劳动力不是“存在”的剩余劳动力又是什么？如果1988年以后农业劳动力继续减少，从而地—劳比率继续上升，也是不存在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证据与理由么？由此可见，按照郭先生的新定义来断判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存在与否，显然难以自圆其说的。

1982年宋林飞对江苏南通的农村劳动剩余问题进行调研时，提出了测算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公式：G=(A-F)/A，此公式中G为剩余，表示农业劳动力剩余度，A为农业总劳动力，F为农田耕作所需的劳动力，其中F＝总耕地／x亩／劳动力，“x亩／劳动力”表示每个劳动力全年能耕作的土地面积。确定x涉及两个参数：(1)每亩需要的劳动日数（用D表示）；(2)每个劳动力全年所能完成的劳动日数（用L表示）则X=L/D。宋先生用这一公式测得江苏南通县农业劳动力的剩余度为56.8%。（宋林飞，1996）。宋林飞关于是否存农业剩余劳动力及其测定方法与前述郭熙保的基本思路是相同的，即以劳均耕地面积为尺度来判定剩余劳动力的存在。所不同的是宋的测定方法是静态的而非动态的趋势，并且在每个劳动力负担耕地面积中加入了两个变数：单位劳动力耕种单位耕地的日时数和单位劳动力每年所能完成的工作日数。宋林飞的定义及测定方法充分考虑农业劳动时间存在季节差异，非常符合农业生产的实际。这与当代西方经济学界广泛采用的（农业）工时及工时的边际生产率的升降来确定剩余劳动力思想是一致的。从这方面讲宋的定义和测量方法比郭的定义更进了一步，在量化分析上更具可操作性。但是，我们认为宋林飞的剩余劳动力定义及测量公式仍然未能充分考虑农业生产要素投入和农业技术进步等项变动因素对单位劳动力负担耕地的影响。此外，对单位劳动力年量高工时限度的设定没有充分考虑不同地区经济、社会和文化风俗习惯的巨大差异，特别是不同区域因地势、气候、水土光热等资源条件的不同，单位耕地上投入的劳动工时差别更为巨大。再加之农业技术进步（如免耕法的推广，产业化育种等）以及资本性投入（农业机械、排灌设备的使用）都随时影响每个农业劳动力所能负担的耕地面积的变化。因此，宋的定义及其测量模型，对某一点上，同质性小区域农业剩余劳动力的测定可能是有价值的，换言之，这一定义模型难以成为具有普遍经济学意义的概念。

最后须要指出的是以地—劳比率为基础，郭和宋的剩余劳动力定义均将侧重点放在农业的种植业上，事实上除种植业外大农业的其他产业如林业、养殖业、畜牧业、渔业以及家庭副业中是否存在剩余劳动力是绝不能用每个农业劳动力所能负担的耕地面积及其变动来测定的，这也是郭熙保、宋林飞地—劳比率变动测定法的重大局限性之一。

国际标准比较法—H.钱纳里“发展模型”。1975年西方著名经济学家H.钱纳里构建了“世界发展模型”。H.钱纳里采用库茨涅茨统计归纳法对全世界101个国家1950-1970年的社会统计指标（含27个变量）进行回归分析，得出以人均国民生产总值(GNP)为因变量(Y)，其他27个社会经济发展指标为自变量(X[,n])的回归模型——“世界发展模型”。根据这一回归模型，H.钱纳里划分了人均GNP小于100美元到大于1000美元等9个等级的“标准结构”量表。根据这一量表可以确定与不同等级相应的27种社会经济指标的标准数值。各个国家或地区便可将自身的实际与这一“标准结构”进行比较从而找出其发展的差距。从H.钱纳里的“标准结构”模型中，我们可以发现人均GNP=800美元这一等级下第一产业（该模型称之为初级产业）劳动力是总劳动力比例的30%，当人均GNP=1000美元这一等级时，第一产业劳动力比例降到25.2%(H.Chenney,M.Sycquin,1975,38)。宋林飞根据钱纳里“标准模型”对中国农业劳动力剩余率的测定为16%，在用库茨涅茨系数对中国价格扭曲因素在钱氏模型高估作了修正后，计算出中国农业剩余劳动力剩余率（他称为不合理配置率）为13.8%，（宋林飞，1996）。笔者按1995年中国的人均GNP等级为800美元左右，农业劳动力占总劳动力比例为52.2%的实际数据，与钱氏标准模型相比较，并同样扣除价格扭曲因素，测得当年的剩余劳动力率为16.4%。若按1995年全国总劳动力6.89亿为基准计算，当年农业剩余劳动总量为1.13亿，与90年代中期官方和国内经济学家估计中国农业剩余劳动力在1.3-1.5亿相比，用钱氏标准模型测得的这一数字显然存在低估的偏差。我们认为H.钱纳里模型为各国测定是否存农业剩余劳动力及其数量比例提供了一个标准，这是很有比较研究价值的模型，但是它的最大缺陷是忽略了各国千差万别的国情条件，除了各国社会经济指标通过回归构成了一种纯粹形式或马克斯·韦伯称之为“理想型”模式之外，更忽略各国文化和制度因素的影响，例如滞留于中国农村的农业劳动力主要是由于人为的城乡户籍制度壁垒而不是由于经济方面的原因不能流动和转移，这与世界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情形迥然相异。因此将适用大多数国家发展趋势和特点的模式来套中国农村和农业的情形，很难得出对中国测定农业剩余劳动力有用的结论。

【参考文献】

①本模型中的工作时数指农村劳动力从事农业（含种植业，林、牧、副、渔业）和非农业（如工业、手工业、商贸、建筑、运输、教育、文化事业等等）的一切经济活动所耗费的有效时数（以小时为单位）。但是不包括经济活动以外的时间消耗，如煮饭、洗衣、就餐、娱乐、闲暇等活动的消耗时数。

②所谓倾向是指农民所具有的合理配置自身劳动力资源并使其利用效率最大化的主观动机，不考虑其客观效果——作者注。

③阿瑟．刘易斯：《二元经济论》中译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

④郭熙保：《农业发展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⑤宋林飞：《中国农村劳动力的转移与对策》，《社会学研究》1996年第2期。

⑥H.Chennery,M.Sycquin,PatternsofDevelopment,1950-1970,OxfordUniversitypress,1975.

⑦加里．贝尔克等（人力资本，生育率与经济增长》，《政治经济学杂志》98卷，1990年。

⑧罗伯特．卢卡斯：《论经济发展机制》，《货币经济学杂志》22卷1980年。

剩余范文篇3

[关键词]剩余价值；生产力；市场占有率。

[Synopsis]Thisarticlerevealsthatthesurplusoutsidethevalue(SurplusValue)andthesurpluswithinthevalue(ValueSurplus)belongtotwodifferenttypesofsocialwealthincrement;thoughtheyarecloselyrelatedintheprocessofsocialwealthincrement,eachofthemhasitsownpeculiareconomiclaw.Theeconomiclawssummedupinthearticlearenotonlyhighlyconvincingtheoretically,butalsoveryeffectiveintheiroperations,withgreatguidingsignificanceinpractice.Theyarea“goldkey”helpfultoeveryenterpriseinoperatingitscapitaltosuccess,andalsoa“weighinglever”foreverywealth–orientedpersoninhiseconomicappraisal.

[Keyexpressions]labor；productioncapacity；marketshare.

一、是什么创造了财富

人类社会财富的总量是从哪里增长出来的？财富的来源途径共有几种？这些途径的区别是什么？各自都有哪些规律？其间的辨证关系是怎样的？这些问题本是经济学首要研究的课题。很多经济学家和经济学理论都曾用不同的方法企图找到财富的真正来源，进而力图找出经济学基础性的科学依据及其发展的内在规律，他们为人类社会经济的发展在理论研究上确实都做出过巨大的贡献。但是，事实上所有的人都可以看到，各个经济学派的理论观点越来越趋向于远离，分歧越来越大，而不是越来越趋向于集合。有的人说财富是资本创造的；有的人说财富是劳动创造的；有的人说土地等自然价值给予了人类恩惠；有的人说人的知识架起了财富的阶梯……谁是谁非？让天下多少经济学研究者摸不着头脑！

不管是西方的宏观经济学，还是微观经济学，涉及到财富价值的来源即社会财富的总量是从哪里增长出来的问题时，不是装聋作哑，就是所问非所答地巧妙绕开这个话题。惟有“边际效用”理论，正面地探讨过这个问题，但它完全以人的主观心理的东西即“边际需求”来作为对价值的判断，就显得极为牵强附会。

奥地利的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克·冯·维塞尔说：“在需要的任何一个周期中间，同类和等量的财物所带来的满足的每一次追加，要被估计得较前一次为低。”（维塞尔，1982：第57页）。海洛因就不是这样。“满足的每一次追加”，不但不会“被估计得较前一次为低”，而且还会被估计得较前一次为高。投资者对利润的追求那更是不得了，没有什么“饱和点”，甚至在人死后还“死不瞑目”呢！

还有的西方经济学家认为，自然资源乃是财富不断在增加的源泉。乍一看还真使人觉得有道理，但是仔细一琢磨，有些问题就说不通了。地球上的自然资源并非是专为人类增加财富而存在的，自它生成的那一天起，所有的动物（包括高级动物——人类）在它面前都是享有平等权利的。也就是说，自然资源既是人类的财富，也是其它动物的财富。既然自然资源本身就是财富不断在增加的根本原因，那么不管它是谁的财富，是人类的还是其它动物的，它都应该增加才对，不应该只偏爱人类。

但事实上，自然资源在人类的手中会变成财富不断积累增加，而在其它动物那里好像一点作用也不起，甚至连它们自身也被人类归类到自然资源中为人类所摆布。看来，财富的增加固然与自然资源有关，但人类的主动性、社会性因素占据着主导地位。

假若是劳动独自创造了财富，这就更使人们糊涂了，好像人一生下来就会劳动。如果一个人出生之始根本不会劳动，相反还需要吸取各种有价值的东西逐渐地将一个人培养成劳动者，那么我们看到的事实是：财富的价值首先培育了劳动，其后才是劳动再反过来创造价值。同样，整个人类的历史也是如此：当人还不成其为人——即人类的祖先同动物一样还“不会劳动”时，是不是人类的祖先所面对的一切都是没有价值的？人类的祖先由“不会劳动”到“会劳动”，是某种价值创造了劳动，还是“劳动创造了劳动”？

就财富的来源问题，争论一直没有停止过。通常人们说某种经济学是否具有科学性，在于它是以什么样的价值判断为基础：以这样的判断为基础，某种经济学就是科学的，以那样的价值判断为基础，某种经济学就不是科学的。这是因为，“各阶级的经济学家都是从本阶级的‘价值判断’出发来研究经济问题的，并得出为本阶级服务的理论。”（梁小民，1984：第17页）。这样一来，由人的某种社会地位所决定的“价值判断”成了“魔术棒”，让人的主观能动性添长了两只翅膀，任由它在真理的天空中飞翔：都说自己飞得高；都说自己的判断是准确的。那衡量“价值判断”是否科学的“价值判断”究竟是什么？用什么“价值判断”来证明这一“价值判断”是否是科学的？

财富的来源问题不是什么“价值判断”的问题，它所要求的，是通过对价值的量化和分析所得出来的结论，总应该与客观现实相吻合。如果做不到这一点，使某种“价值判断”总是脱离实际，或者是总得不到实践的鉴证，甚而至于根本无法指导实践，那么它即使被某些人判断为是“正确”的，它也永远停留在“判断”的水平上，不会成为必须为人所尊崇的真理。如果经济学的研究总是撇开了财富的来源问题，仅是就它的“后来过程”品头论足，或是虽然涉及到财富的来源问题，但将它简单化，即认为财富的来源只有一种途径或说是一种方式，这样的经济学研究，就会缺乏彻底性，使经济学变得残缺不全甚至还引发争议和对立。

通常我们所说的经济增长，说的应是人类社会财富积累的增长。所谓的经济增长，“不单是要注意到生产总值的增长，即实际国民（内）生产总值和国民收入的增长，而且要注意到人均产量的增长”（石景云，1997：第2页）；仅此还不够，不单是要“按人口平均的实际国民生产总值或国民收入的增长作为衡量的尺度”（王朗玲、孟庆琳，1997：第534页），而且应该关注到国民财富的人均实际拥有量及其增加或减少的趋势。国民财富净值的增加，才准确地体现为经济增长。那么，人类社会财富究竟是怎样增长出来的？我们通过研究发现，财富增长的方式应该区分为两种：一种是剩余价值的创造，另一种是价值剩余的创获。

二、剩余价值的创造

剩余价值是从哪里产生出来的？我们以制作衣柜为例来进行深入的分析。

如果我自己制造一个衣柜产品用于自己消费，那么：买木料、胶、油漆、钉等原材料共花了50元，又购买锯、刨、凿等必备的制作工具花了100元，共用了5天劳动时间将衣柜制作好。假设当时的社会平均劳动力价值是每日按10元计算的话，那么5天的劳动成本就是50元，合计计算这个衣柜的总价值是（50+100+50）200元。就是说，制作这个衣柜的总投入量是200元，而产出这个衣柜产品的价值量也是200元，投入量与产出量是相同的。

假如，一个社会中共有100人，这100人每人都需要一个衣柜，并且都像我一样自己投入资金购买原材料和生产工具等，都自己亲手制作且衣柜制成后都用于自己消费，也就是所有的人都自给自足,那么，整个社会产品成本的总投入量为：1个衣柜产品成本200元×100个=20000元。

如图1所示，Y代表满足需求成本，X代表满足社会需求数量，Z代表应付社会产品成本。Z=X×Y。

（图1）

所谓应付社会产品成本，即是社会中每个成员各自生产相同的一单位产品整个成本投入的连续相加，因此Z线永远是水平运行的。这样的社会生产，由于它的总投入量与总产出量是相同的，因此不会有财富的节省，也就不会有财富的剩余和积累。

现在，我们换一种情况，看看会出现怎样令人惊奇的结果。

还是这100人的社会，每个人都需要1个衣柜。这次不同的是，所有采购和生产任务都交由我一个人来完成。这样我们再来计算一下：

(一)买木材、胶、油漆、钉等原材料。原来制作1个衣柜需花50元，现在要购买制作100个衣柜的原材料，总计要花5000元。其计算公式为：耗费量H1（5000元）=单位耗费（50元）×数量（100个）。

(二)耗费劳动力。原来制作1个衣柜，劳动力耗费量是50元，现在需制作100个衣柜，劳动力耗费量为5000元。其计算公式为：耗费量H2（5000元）=单位耗费量（50元）×数量（100个）。

由上可看出，购买原材料和耗费劳动力都属于可变耗费(H)，即：每一种资源的耗费都是随着产品数量的增加而增加。可变耗费不见得只有原材料和劳动力两种，其总耗费的计算公式是：H=H1+H2+H3+……HN

(三)买生产工具。原来制作1个衣柜要花100元，实际上这套工具的使用价值不是只能制作1个衣柜，而是能够制作出100个衣柜它才损耗完。这样一来，只需买1套工具，共花100元。

经对照可发现，类似购买生产工具这样的花费（例如购买厂房等）属于不变耗费(U)，即：在一定量的产品生产中，并不随产品数量的增加而增加或减少而减少，是较为固定不变的。不变耗费U也可以有多种，其总耗费的计算公式是：U=U1+U2+U3+……UN

最后再来计算一下：可变耗费10000元（H）+不变耗费100元（U）=10100元。这10100元即是实付社会商品成本（用S代表），比应付社会产品成本的20000元降低了9900元。换句话说，我用10100元的实付社会商品成本耗费，创造出20000元的应付社会产品价值，且所有购买衣柜的人实际并没有比原先多支付1分钱。如图2所示，这节省的9900元产品成本的耗费，就是在实付社会商品成本耗费之外所创造的剩余价值（G）。

一些动物和人类一样，也具有社会性。但是，惟有人类可以独享经济所带来的好处，所有动物都望尘莫及。其主要原因之一是：具有社会性的动物无法在满足需求的同时降低应付社会产品成本，也就无法创造剩余价值。

（图2）

我们的结论是：S=H+U；G=Z―S。创造剩余价值较重要的经济参数公式是U/X；X值越大，创造的G就越多。因此，创造剩余价值的核心问题是扩大市场占有率（简称市场率）。

由于剩余价值是在产品成本投入之外创造的，因此称它为价值之外的剩余。

就可变耗费与不变耗费而言，其中都含有不确定因素，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进一步减少耗费。例如，我不想自己生产制作衣柜，可以用购买劳动力商品的方法雇佣10个工人，根据他们各自的技术专长，让他们各自只负责一道生产工序，这样工资支出就可以实现节省。这是因为，过去每天10元的劳动力耗费量用于1个人制作衣柜上，要求他凡是与制作衣柜有关的工种都得会，缺少哪一门技术都不行。而现在，只会锯的工人雇3人，每人每天工资7元；只会刨、凿、钉的工人雇4人，每人每天工资8元；只会打磨、油漆的工人雇3人，每人每天工资9元。这样，雇佣10个工人1天的劳动力耗费量共80元。于是我们就可以计算出，制作100个衣柜所耗费的劳动力价值总额是（80元×50天）4000元，比原来节省了1000元。另外，在购买原材料上，过去制作1个衣柜所需的原材料须花运输费5元，现在制作衣柜100个，计划应花运输费500元，而实际上因集中运输定会节省运费，可能只需300元就足够了。此外，批量购买原材料还可在零售价的基础上享受优惠批发价，按95折计算（即少收货款5%），又可节省225元。这样的话，仅H一项就又减少花费1425元，使生产制作衣柜的利润（即剩余价值G）由原来的9900元上升到11325元。U也是如此，如果所购买的这套生产工具，由原来制作100个衣柜即损耗完变成可制作200个衣柜，延长了生产工具的使用寿命，岂不是又实现了新的节省？

在我们前面所举的例子中并没有将这些不确定因素考虑进来，就已经确确实实地创造出9900元的剩余价值；就是说，创造剩余价值并不依赖于这些不确定因素，使剩余价值创造的过程不折不扣、准确无误地体现出来。如果再将这些不确定因素考虑进来，正常的情况下，只可能使剩余价值增多，不会使剩余价值减少。

三、价值剩余的创获

价值剩余是指一生产单位在一定量的产品生产劳动成本投入中，通过劳动力的产品延伸（即通过创造发明先进的生产工具、设备等来提高劳动生产力），而使维持劳动所实际消耗的自然价值量低于本应消耗的自然价值量，由此在保持自然价值消耗量不变的情况下，相对增加劳动产品的创获，使其价值量在价值之内出现剩余。

譬如，某个农民维持其生存，其半年的粮食消耗最低限需要60kg。由于当时他的劳动生产力水平低，其半年的劳动成果正好只能收获60kg粮食，于是我们就会发现，他的价值创获量与消耗量是相同的。这样一种劳动创获量与其维持生存的消耗量相同的状况，我们称它为“价值平衡”。一个人维持其生存以求“价值平衡”所进行的劳动，这样的劳动量化，我们把它称作必要劳动，它与“教科书”中所说的“必要劳动”（蒋学模，1983：第54页）是有区别的。在必要劳动内所进行的劳动，只能保持价值平衡，不能额外创获价值剩余。

所谓的必要劳动，它是指一个人的劳动成果刚好只能满足自己的生存需要，不能再多也不能再少，使劳动的总投入与劳动的总成本正好持平，相互抵消。如果劳动成果多了，那就会出现价值剩余；如果劳动成果少了，这个人就会饿死。因此，必要劳动说的就是生存上的必要，而不是时间上的“必要”。这是因为，原始人从早干到晚，甚至没黑没白，累死累活，却有时连生存都无法保障。如果我们给原始人规定出什么“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实在是没有意义。因为所有的劳动时间都用上，别说仍然见不到什么剩余产品，甚至还饿得慌。其原因很简单，当时的生产力水平低，低得不成样子。

如果我们非要将劳动与时间挂上钩，那么，在生产力水平低的时代，其必要劳动的时间就长；在生产力水平高的时代，其必要劳动的时间就短。正如马克思所说，“劳动生产力越高，生产一种物品所需要的劳动时间就越少……相反地，劳动生产力越低，生产一种物品的必要劳动时间就越多”（马克思，2004：第一卷，第53页）。低劣的劳动尽管持续的时间长，但其劳动的质量仍然是差的，可是延长了劳动时间的结果是：加大了劳动耗费，因为每天都要吃饭。为了使劳动达到一定的质量——满足生存的最起码的质量，低水平的劳动就不得不用延长时间的办法来弥补，有时延长了劳动时间都不管用。由于传统理论认为“商品的价值量是由体现在商品中的劳动量来决定的”，劳动本身的量“是由劳动的持续时间来计量的”，而劳动时间“又用一定的时间单位如小时、日等作为尺度”，（蒋学模，1983：第27页）从来不管维持这种劳动所必须进行的投入是多少，就使得社会劳动成本问题被忽略。

我们换一种情况看看会出现什么不同的结果。还是这个人，他苦思冥想地通过脑力劳动生出智慧，创新性地构想出一个耕犁，并且异想天开地把犁拴在牛身上去耕地，代替了以前的木锄头，用加大脑力劳动量的方法提高了体力劳动的生产力，在创获量不变的情况下降低了消耗量，或是在消耗量不变的情况下提高了创获量。

道理很简单，如果一边劳动创获，一边消耗一空，就没有财富的剩余和积累，这样的“劳动价值论”是缺乏说服力的。就是说，劳动能否创获价值剩余，它并不取决于“劳动”与否本身，而是取决于劳动生产力水平的高低，取决于能否通过不断创造先进的生产工具和设备来实现劳动力的产品延伸，取决于能否在保持产品创获量不变的情况下减少对自然价值的消耗，或是在保持自然价值消耗量不变的情况下相对增加劳动产品的创获量。

（图3）

如图3所示，D代表消耗量，C代表创获量；DY代表应该消耗量，DS代表实际消耗量。

当DS=DY时，就是一个人的必要劳动所能维系的最低生活保障。可是，同样还是生产创获60kg粮食，他只需消耗30kg粮食，从而出现了价值剩余。

这就好比，有同等价值量的某个产品，张三用落后的生产技术须用10天才能制造出来，而李四通过研究创新出一种先进的生产工具，实现了劳动力的产品延伸，他仅用3天就将同样的产品生产出来。在这里，李四在研究创新的脑力劳动过程中，用脑力劳动成本投入的价值量替代了另外本应投入7天的体力劳动成本价值量。也就是说，张三和李四他们在不同劳动时间的前提下，其劳动价值量的总投入是相同的，但其结果却不尽相同：张三的劳动没有创获任何财富的剩余，而李四却能够创获财富的剩余（ED）。因为李四所节省的那7天，可以说等于节省了对自然价值的耗费，或者说可以利用节省的这7天从事别的工作和劳动，可以由此创获更多的价值剩余。甚而至于，李四所创新出的这种先进的生产工具，所有使用它的人都能实现社会性的节省，所有个人或社会所实现的节省，都是李四脑力劳动所带来的剩余劳动，是创获价值剩余的源泉之一。

创获价值剩余有两种方式：一种是ED，另一种是EC。前者用一公式表示：ED=DS<DY，意思是价值剩余ED等于实际消耗量小于应该消耗量。后者用一公式表示：EC=CS>CY，意思是价值剩余EC等于实际创获量大于应该创获量。这两种方式都可以使社会财富增加。由于这一财富增长方式的总投入量与其人的劳动成本是相等的，只不过脑力劳动的投入量加大并不一定会加大对物质的消耗量，因此它属于价值之内的剩余。

EC是怎样创获价值剩余的？举例说，水稻本身的产量若为每亩300kg，但通过人的（脑力劳动）科学研究和科学耕种，还是这亩地，也还是付出基本相同的体力劳动，其产量可以翻一番达到600kg甚至更多，这样一种使自然价值量增加的创获过程，可以使财富增加。

（图4）

同样是劳动，从其能否创获价值剩余的本质上说，本是可以区分出高与低、贵与贱来的。当一个人或一个社会DY=DS或CS=CY时，就是劳动价值低贱的时候；当DS<DY或CS>CY时，其间的差距越大，这样的劳动价值就越高贵。

同时，劳动能否创获价值剩余，应该以动态的完整过程来加以考核，并不是以某一次劳动过程或某一阶段劳动成果来做体现。这是因为，今天创获了价值剩余，并不意味着明天仍能创获价值剩余；前一阶段获得了劳动成果，也并不意味着后一阶段也肯定能获得劳动成果。过去创获的价值剩余用于补充现在的日常所需，有可能将过去积累起来的财富又全部耗费一空。因此，能否创获价值剩余，不该静止地考核某一天或某一段的劳动过程，而是应动态地考核全部过程。

针对不同的人，DS=DY或CS=CY是因人而异不会完全相同的。一个体重100Kg的强劳力一天的饭量可能最低要达到1Kg，那么他每天劳动创获量就不能低于1Kg粮食才能维持他的生存。另一个体重只有50Kg的弱劳力一天的饭量仅需0.5Kg，那么他每天劳动创获量就不能低于0.5Kg粮食。前者DS和DY都是1Kg，后者DS和DY都是0.5Kg，差了整整一倍呢。社会性的DS和DY，就是按照社会人口的总和所计算出来的总数值除以人口数量所得出来的平均数。

四、互为条件、缺一不可

为了实现经济快速发展、财富不断积累的目的，创造剩余价值与创获价值剩余二者之间，虽然它们属于不同的经济学概念不能混为一谈，但它们又是互为条件、缺一不可的。

这是因为，创获价值剩余的能力越低，那么它所能生产的产品就肯定越简单、越容易研制，这样的产品在制作和市场销售中，它的Z值与S值之间的价值差距就越小，也就会直接影响到在Z值与S值之间商品价格J的定位，最终导致货币剩余价值的创造力降低。反之，当创获价值剩余的能力提高后，在提高劳动成本投入的同时必然会提高产品的科技含量，这样的产品就越复杂、越不容易研制，它的Z值与S值之间的价值差距就越大，就会为商品价格J的定位腾出较大的空间，就会为创造更多的货币剩余价值提供基础条件（注：图5中的K为亏损区域；所有企业的资本运作，都是从K区域起步的）。

我们所说的剩余价值是由两部分组成的：货币剩余价值GM和资源剩余价值Gw。GM产生于资本盈亏分界线之后的S与J之间；Gw产生于亏损区域之外的Z与J之间。

前面我们曾举过的制作衣柜的例子，它的价值差距即Z值与S值是非常有限的，其主要原因是：U:H/X=1:1（100元:100元）。如果我们对照一下制作自行车产品，就会发现其中的奥秘。由于自行车是一种较衣柜而言要复杂得多的产品，为制造这辆自行车所购买的原材料成本可能与衣柜相差无几，但是为制造这辆自行车所必须购置的生产工具和设备以及其他的投入（例如购置厂房等），恐怕要比原材料成本高出几十倍或几百倍。因此，制造一辆自行车的Y值可能要达到几千元甚至上万元。这样一来，U:H/X就不会等于1:1，可能会是400:1或更悬殊。

（图5）

为什么生产电脑软件的企业发了大财？那是因为电脑软件产品更难研制，往往一个软件新产品的研制费用就要花上几百万甚至上千万元（属于U投入）。如果社会中需求这一产品的人们都自己研制，那Z值的投入和耗费将会是一个多么惊人的天文数字？这其中，一个电脑软件的原材料成本投入可能平均下来只需花几元钱，使U:H/X出现破天荒的差距。想一想，如果相当数量的需求者都要购买这个软件商品，那么实付社会商品成本就会随着社会需求数量的增加而降得越来越低，那等于是在应付社会产品成本与实付社会商品成本之间，将每个人几百万甚至上千万元的研制费用都节省下来。在这么悬殊的价值差距中，那剩余价值岂不是如鱼得水，游刃有余？人家不赚钱谁赚钱！

创获价值剩余的核心问题是提高生产力。提高生产力最重要的问题是如何通过脑力劳动的发明、发现，创新出可供社会满足需求的新方法、新技术、新产品或新的生产工具以实现劳动力的延伸，在创获新价值的同时减少对自然资源的耗费，或是在付出相同劳动力的前提下使创获的自然资源增多。创获价值剩余的能力提高后，主要是将H中的部分价值（系指通过脑力劳动的创造发明）转换到U中去，使U/S公式中的U值增加，并相对使H/X中的H值减少，但它并不能保证扩大市场率。没有市场，生产力再高，生产出来的产品也只能积压在仓库里，不但不会有剩余价值创造出来，而且还会造成资本的亏损。如前面所说，扩大市场率就是使U/X公式中的X值增大，从而使更多的消费者参与分摊U的投入。但X值有时并不一定能为一家厂商所独自享有，会有很多厂商参与瓜分，也就必然会引起市场竞争。所有厂商竞争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扩大自身资本运作之中的X值。

在资本运作图表中，单个厂商的应付社会产品成本线、实付社会商品成本曲线和商品价格曲线等几项指标线，与同行业的所有其他厂商相对说都是完全独立运行、独立测算统计的。整个行业的某一指标线的测算和统计得自于该行业中每个厂商的这一指标线的简单累加。当每一项指标线的数据都得到累加后，这一行业的总资本运作图表就可以完整地绘制出来。

与上述道理一样，某一行业的总应付社会产品成本线、总实付社会商品成本曲线和总商品价格曲线等几项指标线，又与其他行业各不干扰，也是相对独立的。整个国家的各项指标线的测算和统计，得自于所有行业的各项指标数据的简单累加，此后，国家的总资本运作图表就可以完整准确地绘制出来。整个人类社会的各项指标线的测算和统计，得自于所有国家的各项指标数据的简单累加，最后，人类社会的总资本运作图表就可以完整准确地绘制出来。

由此，这一资本运作图表对于一个小摊贩是适用的，对于一个企业是适用的，对于一个集团是适用，对于一个城市是适用的，同时还可适用于一个国家甚至适用于整个人类社会；它既可以在微观经济领域发挥作用，而且同时可以在宏观经济领域发挥作用。

现今，我们尤为重视提高生产力，把它看成是重视科学技术的标志，这是不全面的。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学技术还是最优市场率。企业的管理科学、营销科学、广告科学等，都在为企业扩大市场率提供着科学指导。忽视了扩大市场率这一重要内容，譬如那些在“专利仓库”中仍在沉睡的发明创造，就无法通过资本运作使社会财富增加，甚至成为社会无效的劳动，白白耗费了财富。这样的话，科学技术就等于折了一只翅膀，经济的发展与腾飞就会遭受挫折。

五、“二道贩子”不多余

直接生产商品的企业如果盈利了，人们也许不会过多地责怪，觉得挺自然。但对那些不直接进行商品生产、只是从事商品买卖的商业来说，大都不给好脸。人们习惯地称之为“二道贩子”。这一称谓，明显地带有贬义的色彩。人们经常说的“奸商”，骂的就是这些人。从字面上理解，“二道贩子”似乎是一种多余的行当，是对消费者的额外盘剥，所以人们对它不说是恨之入骨，至少也是没有好感。曾经一时，人们还给“二道贩子”定了一项罪名——“投机倒把”。

把经商的买卖人说成是“二道贩子”，把他们看成是坐享其成、唯利是图的“奸商”，对于商品的流通渠道来说实在是一种误解。其实，如果“二道贩子”真的盘剥了消费者，加重了消费者的经济负担，那么商人恐怕很难生存下来。事实上，商人不但越来越多，而且已经职业化了；商业的不断繁荣景象足以说明“二道贩子”不但不多余，而且大有作为。

按图6所示，生产厂的商品价格j并不是社会商品零售价格J，J高于j，其价值差距有时大、有时小。J虽然高于j，但它仍然远远地低于Z，所以零售商品的购买者仍能实现节省。同时，从图中还可以看出，生产厂创造了货币剩余价值IGM，“二道贩子”也能创造货币剩余价值ⅡGM。

也许有人会说，消费者如果购买了出厂价，节省的不是更多么，为何非要去商人那里让人家加价再购买呢？问题并非这么简单。是的，消费者去生产厂直接购买，撇开了所有的中间商，这确实是个节省的好办法，但这并不一定能够达到节省的目的。

（图6）

我们举例说明。29英寸长虹牌纯平彩色电视机（型号：HD29933），天津市某商场2005年5月份的零售价是1899元，出厂价约1400多元。“二道贩子”中间牟利大约是500元。如果天津的某个消费者直接去生产厂购买一台，先别说生产厂一般不会以出厂价卖给消费者，就算特殊照顾卖给消费者一台，消费者来回来去光乘火车（硬座）的费用就得约500元，乘汽车、住宿、就餐、托运等其他的费用还要支出约500元，受的罪、花的功夫也应该折成成本费用，这样算起来，直接去生产厂购买商品，比从“二道贩子”手中购买商品还要贵得多、累得多。人们一边在咒骂着“奸商”的同时，一边又在源源不断地从“二道贩子”那里购买商品，这并非是消费者“贱骨肉”，而是因为消费者都会算经济账。正因为商业活动为消费者实现了节省，而不是增加了消费者的经济负担，同时还使消费者享有了更多的选择权，所以商业日趋繁荣，一派蒸蒸日上的景象。

因此，商业投资者拿出自己的资本来向产业投资者整批买进商品，然后再零售卖给消费者，并非是产业投资者“心甘情愿地将自己剥削得来的剩余价值瓜分一部分给商业资本家”(蒋学模，1983：第116页)，而是这一商业活动的过程，本质上能够实现社会成本的节省。试问：如果所有欲购买彩色电视机的消费者都千里迢迢地跑到四川绵阳去提货，这无形中得加大多少社会财富的投入与耗费？消费者要为此多支付多少钱？恰恰是因为商业投资者的经营活动能够使消费者实现节省，消费者才心甘情愿地接受商品的价格。

产业资本也好，商业资本也好，它们都各自遵循着自身的资本运作规律，在自己的经济领域创造剩余价值，与此同时也承担着各自的资本亏损的风险，他们创造剩余价值的原理都是一样的。正如马克思所说，“一切经济学者，都在这点上面犯了错误：他们不把剩余价值纯粹地当作剩余价值来进行考察，”（马克思，1975：第一卷，第5页），不像“教科书”所说的那样，“商业职工的劳动，就其从事商品买卖来说，既不创造价值，也不创造剩余价值”(蒋学模，1983：第117页)，“商业职工的工资来源于产业工人所创造的剩余价值”(蒋学模，1983：第118页)，“因为商人资本本身不生产剩余价值，所以很清楚，以平均利润的形式归商人资本所有的剩余价值，只是总生产资本所生产的剩余价值的一部分。”(马克思，2004：第三卷，第314页)这样一些不正确的结论，实际上是在抹杀商业投资者和从事商业劳动的劳动者在社会经济发展中，在创造剩余价值的活动中所作出的不可磨灭的贡献。

事实上，眼前的很多实例足以证明这一点。一些生产某种商品的企业干的热火朝天，创造的剩余价值无以数计，但是，一些销售同一种商品的企业却亏得一蹋糊涂，入不敷出。如果商业资本只是寄生在产业资本之上的“白吃饱”，那么在产业资本回报丰厚的同时，商业资本为什么会一败涂地？郑百文的事听说过么？如果说，产业资本可以源源不断地将自己剥削得来的剩余价值瓜分一部分给商业资本的话，商业资本怎么会出现亏损呢？如果说，商业职工的工资来源于产业工人所创造的剩余价值的话，那么在产业工人正干得“脚底朝上”的时候，商业职工为什么会下岗失业呢？

一般情况下，同一种商品，其J总是处于j之上，但这并不等于产业资本与商业资本混合在一块运作，而是它们各自在自己的经济领域内运作，它们都要想方设法扩大市场率，降低实付商品成本，创造归属于自己的剩余价值。当然，如果它们某一方经营不慎出现了亏损，相信谁也不会白白地往对方的泥潭里扔钱去填满窟窿，更不会在自己身上割肉去让对方“瓜分”，因为它们维护的都是自己的经济利益，没有被“瓜分”的义务。

六、结论

价值剩余的经济规律告诉我们，若使国民富强，首要的任务是提高国民的素质。提高国民的素质的主要方法，是学习和教育。而提高国民素质的目的，应是提高国民的创新能力。所谓学习和教育，是体现在整个社会用“必要劳动”的代价，换得大量的“剩余劳动”，其整个过程均以脑力劳动为核心。受过专门教育（包括训练）的人，在他们所接触的行业中，都大大地减少了重复性的投入，或是将这必不可少的投入大大地压缩了。所谓提高创新能力，是体现在通过深入研究和探索，在未知的领域中，通过发明、发现，来实现开拓性的创新工作。每一项创新，都有可能带来一个经济增长点。

一个人为创造发明所消耗的脑力劳动价值，正好是CS>CY和DS<DY之间的差额。仅就一个个体而言，他所实现的财富的增加正好是他脑力劳动的价值体现。但是，如果一个社会中所有的人都能无偿地使用这一创造发明，在不用进行任何重复性投入的前提下，所实现的财富的增加都属于剩余劳动，均是价值的剩余。这说明，E的“增长”实际上也是“节省”出来的。因为如果每个人都必须自己重新创造发明，且不说有些人不管再消耗多少财富也创造发明不出来，就算都有这种本事，那社会成本的耗费也是一个惊人的数字。

创新，创新，再创新，很多新的财富都会由它而生。知识就是力量；知识就是价值；知识就是财富。实现价值剩余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就是提高生产力；而提高生产力最重要的事情就是重视科技创新。

剩余价值的经济规律告诉我们，若使国民富强，就要想方设法地将更多的科研成果和科技发明转化成会有市场需求的产品，并且尽可能让更多的人参与消费这一产品。同时，还要更彻底地开放商品市场，让生产企业和商业企业都能更自由地按照经济规律去进行资本的运作。

但是，作为企业来说，应着重注意两个方面的问题：扩大市场率和提高商品价格。前者是使U/X公式中的X值增大，从而使更多的消费者参与分摊U的投入；后者是使H/U中的H值减少，并把减少的部分通过知识资本的投入途径转换到U中去，使U值增加，即提高了技术含量，增大了附加值，从而使商品更难制造，商品价格的定位更易于定高。

一个企业开拓市场从而创造GM，其最简单又最重要的经济参数是：H+U/X。只有当X值达到一定数量时才能保证资本越过盈亏分界线F，且其X的数值越大，创造的GM就肯定越多。

另外一个问题，不但企业要予以关注，而且国家还要在宏观上注意调控，那就是市场竞争。即：某一种产品的生产所体现的N个投资者和通过H+U的投入争夺消费者X，它的公式是：X/N·（H+U）。在这里，N值越大，重复性的投入就越多，整个社会成本就越高。如果X值除以N（H+U）之后使所有投资者的资本运作都刚好等于F时，则这样一种社会化的大生产尽管产值GDP很高，一派繁荣景象，但社会财富并没有由此而增加，所有投资者都处于不亏不盈的状态中。如果连F都到达不了，则社会财富还会因此而减少。

如何使N保持在适当的水平上，既不要控制过死，又不能放任其泛滥而导致恶性竞争，这是每一个国家政府部门都不能轻视的重大的经济管理问题。

需求数量X值的大小，将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社会财富增加的数量。如果某种商品没有多少人购买，那么投资者就肯定入不敷出。因此，参与市场购买商品的人越多，对资本的正常运作就越有利，创造的社会财富就越多；反之则反。由这一点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如果一个国家的大多数人都因为口袋里没有钱而被关在消费市场的门外，则商品的生产就会受阻。因为并不是人们不参与市场消费，而是因为人们没有经济能力参与市场消费。于是，商品就会在一定程度上出现积压，资本周转不灵甚至出现亏损，导致萧条的连锁反应，国民财富增长的正常秩序就会被打乱。为了使经济能够持续繁荣，政府就必须关注大多数人的收入。只有人们的收入水平提高了，可支配的货币多了，他们才能具备更高的消费能力，才能使X值在各个商品市场领域内都呈现增大的趋势。故而，仅仅关注解决就业问题，只是满足在有限的低水平消费市场达到增加X值的一种手段，这样的一种经济发展战略是短视的。在解决好就业问题的同时，还要更加关注就业者的收入水平，在他们的收入增加得越来越多的前提下增强消费意识，更多地参与市场的消费，就能使企业的资本运作迈入持续增值的天堂。最终，国家的财富就会不断增长。

注释：

[1]蒋学模，《政治经济学教材》。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

[2]梁小民，《西方经济学导论》。1984年。

[3]马克思，《资本论》。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

[4]马克思，《剩余价值学说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

[5]石景云，《经济增长与波动》。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

剩余范文篇4

“零值边际劳动生产率”说。首先提出“边际劳动生产率为零或为负数的劳动力为剩余劳动力”这一概念的是美国著名（古典学派的）发展经济学家阿瑟·刘易斯。1954年刘易斯在英国《曼彻斯特学报》上发表了题为《劳动力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的论文。在论文中，刘易斯指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可以视为一个空间分布上的非均衡过程。这一般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结构而言，都存在一种“二元经济结构”，即以寻求利润为目的的城市现代工业为代表的资本主义部门和以农村传统的自给自足，仅以维持生计而非追逐利润为目的农业部门为代表的所谓非资本主义部门。此种二元经济结构的特征是，经济发展仰赖于现代资本主义部门的资本增殖与扩张，并有可能不断吸纳传统的非资本主义的农业部门的劳动力；而传统农业由于技术停滞，土地扩展的限制，特别是农村人口增长迅速，资本性投入物少，故这一部门的劳动力极为丰裕，因而形成了“在那些相对于资本和自然资源来说人口如此众多，以致在这种（二元）经济的较大部门里，劳动的边际生产率很小或等于零，甚至为负数的国家里，劳动力的供给是无限的。有些作者已经注意到农业部门中这种‘隐蔽’失业的存在，并说在所有情况下家庭拥有土地是如此的少，以致如果有些家庭成员找到其他工作，则剩下的成员仍可以耕种他们所拥有的土地。”（A.刘易斯，1989,3）A.刘易斯接着指出：“但是无论边际（劳动）生产率是不是零或很小，这对我们的分析并不重要。在这些经济里，劳动力的价格是仅够维持生活的最低工资。因此，只要按这种价格提供的劳动力超过需求，则劳动力的供给是无限的。”（A.刘易斯，1989,4）．刘易斯认为，城市现代工业部门的边际生产率高于农村传统农业部门，两个部门的劳动者工资存在很大差距，且城市工业部门由于不断扩展会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在乡—城市之间劳动力可以自由流动（即无制度障碍）的前提下，便发生了传统农业的剩余劳动力向城市工业部门的转移，然而又由于传统农业劳动力近乎无限供给的性质和城市工业部门存在失业，吸纳劳动力毕竟有限，故现代工业部门劳动者的工资水平只能略高于农业部门劳动者维持生计的收入水平。“资本主义部门由于指剩余再投资于创造新资本而扩大，并吸收更多的人从维持生计部门到资本主义部门就业。剩余越来越多，资本形成也越来越大，而且这个过程要一直维持到剩余劳动力消失为止”（A.刘易斯，1989,12）。这便是在A.刘易斯“二元经济结构”理论框架内，边际生产率为零值甚至为负数的劳动力乃是剩余劳动力的经典定义。

对于西方学者的这一概念，我们的评价是：第一，他们对发展中国家存在二元经济结构的理论概括无疑是符合客观事实的，因而是正确的，也就是说二元经济结构是发展中国家农业剩余劳动力产生的基础。第二，“零值边际生产率”的剩余劳动力概念运用西方经济学的边际分析方法，从增量变化的动态角度描述发展中国家剩余劳动力及成因，对发展经济学的宏观结构分析提供了成功范例，这无疑是刘易斯等人的重要理论贡献。第三，然而A.刘易斯等人以零值边际劳动生产率定义农业剩余劳动力也存在缺陷，这主要是：其一，这一定义是以技术长期停滞，且其他生产要素（土地，资本等）不变的传统农业为前提的，但当代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早已处于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的不同阶段上，远非典型的传统模式，完全不考虑农业转型期农业技术进步与人力资本投入和贡献等因素，显然与事实不符。其二，采用零值边际生产率来界定是否存在农业剩余劳动力的一个致命缺陷是，它将农业与现代工业视为同质性产业，忽视了农业是一种广泛依赖外部自然条件（如生态环境，气候等）的风险性弱质产业。与工业生产的外部环境相对固定相比，农业生产不仅依赖土地、劳动力、资本投入的变化，更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自然条件的优劣与变化。举例来说，同等量的要素投入在灾害年份的产出不仅远低于风调雨顺年份的产出，而且可能会颗粒无收。故以灾害年份边际生产率下降为零或为负来判定农业中存在剩余劳动力是否有效是值得怀疑的。

“地—劳比率变动”说。针对A.刘易斯等人的“零值边际劳动率”定义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农业发展的事实不符的缺陷，中国学者郭熙保、宋林飞等人提出新的定义标准。郭熙保的判别标准是，“当一个国家（或地区）农业劳动者人均耕地面积长期呈下降趋势时，我们认为该国（或地区）存在农业剩余劳动（力）”。（郭熙保，1995）。对这个新定义，郭熙保在所做解释中强调，按劳动力平均耕地面积的变动与按区域人口平均耕地变动是有区别的，即劳均耕地的下降不一定意味着人均耕地的下降。他指出这一新定义重在强调劳均耕地变动的长期趋势而非短期波动，如果国家或地区劳均耕地面积几十年均呈下降之势，则农业剩余劳动力存在。其主要理由是：①在农业技术停滞的社会里，农业劳动力的增加导致农业劳动边际生产率下降，甚至降到零。在这种情况下，农业剩余劳动是肯定存在的，同时农业劳动者人均耕地面积是下降的；②在农业技术进步的社会里，农业劳动者增加可能不会降低劳动边际生产率，反而可提高劳动生产率和总产量，因为技术进步使土地生产率提高了。但是只要农业劳动力人数增加得比耕地面积更快，使劳动耕地面积下降，农业剩余劳动就仍然存在。（这是由于每个劳动者占有耕地面积的减少，一般说来，抑制了农业技术进步，尤其是机械技术进步，规模经营效率和劳动生产率增长潜力的充分发挥。）假若有一部分劳动者从土地上撤出，这些潜力将会充分发挥出来，使剩下的农业劳动者生产率更高，从而使农业生产更快地增长，而不是下降。③郭熙保认为，根据农业劳动者人数与耕地面积的长期时间序列资料可以比其他剩余劳动力定义更简便更容易识别一国或一个地区是否存在农业剩余劳动（力）。（郭熙保，1995）

我们认为，郭熙保以经验观察为依据从地—劳变动的长期下降趋势来定义剩余劳动力这一点是有价值的，同时也与中国和其他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经验事实相符。但他的定义也有值得商榷的地方，这就是：第一，若从农业边际劳动生产率变化这一基本点出发，劳均耕地面积下降只是剩余劳动力存在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因为首先它安全排除了农业生产其他要素（如资本）以及技术进步、自然条件等内生变量，因而缺乏量化分析的基础，确定剩余劳动力存在及其数量多少有很大的随意性。特别对于土地资源等天然禀赋条件差异极大的国家（如美国与中国、日本等），很难用统一的尺度测定剩余劳动力的存在及其规模，郭先生在论证他的新定义的正确性时，还用美国、日本1880～1980年间地—劳比率上升的事例反证出美、日在农业发展中不存在剩余劳动力的结论，他指出美国农业劳动者人均耕地由1880年的11.68公顷，增加到1980年的105.58公顷，增加了8.13倍，同期日本劳均耕地由0.3公顷增加到0.78公顷，增加了1.6倍。（郭熙保，1995）。此外，韩国和我国台湾省1953-1988年劳均耕地分别由0.32公顷和0.53公顷，增加到0.62公顷和0.72公顷。于是他认为韩国和台湾省也不存在剩余劳动力。其实，郭先生忘记了无论是美国、日本还是韩国、台湾省之所以出现劳均耕地面积上升的长期趋势的这一段时间，恰恰正是这些国家或地区不断存在剩余劳动力，又不断转移这些剩余劳动力的过程。这怎么能说不存在剩余劳动力呢？根据郭在《农业发展论》一书中表6-3（郭熙保，1995）提供的数据，韩国、台湾省农业就业劳动力1953年分别为5997000人和1647000人，到1988年分别降到3475000人和1238000人，分别减少252万和40万人之多，这些减少的劳动力不是“存在”的剩余劳动力又是什么？如果1988年以后农业劳动力继续减少，从而地—劳比率继续上升，也是不存在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证据与理由么？由此可见，按照郭先生的新定义来断判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存在与否，显然难以自圆其说的。

1982年宋林飞对江苏南通的农村劳动剩余问题进行调研时，提出了测算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公式：G=(A-F)/A，此公式中G为剩余，表示农业劳动力剩余度，A为农业总劳动力，F为农田耕作所需的劳动力，其中F＝总耕地／x亩／劳动力，“x亩／劳动力”表示每个劳动力全年能耕作的土地面积。确定x涉及两个参数：(1)每亩需要的劳动日数（用D表示）；(2)每个劳动力全年所能完成的劳动日数（用L表示）则X=L/D。宋先生用这一公式测得江苏南通县农业劳动力的剩余度为56.8%。（宋林飞，1996）。宋林飞关于是否存农业剩余劳动力及其测定方法与前述郭熙保的基本思路是相同的，即以劳均耕地面积为尺度来判定剩余劳动力的存在。所不同的是宋的测定方法是静态的而非动态的趋势，并且在每个劳动力负担耕地面积中加入了两个变数：单位劳动力耕种单位耕地的日时数和单位劳动力每年所能完成的工作日数。宋林飞的定义及测定方法充分考虑农业劳动时间存在季节差异，非常符合农业生产的实际。这与当代西方经济学界广泛采用的（农业）工时及工时的边际生产率的升降来确定剩余劳动力思想是一致的。从这方面讲宋的定义和测量方法比郭的定义更进了一步，在量化分析上更具可操作性。但是，我们认为宋林飞的剩余劳动力定义及测量公式仍然未能充分考虑农业生产要素投入和农业技术进步等项变动因素对单位劳动力负担耕地的影响。此外，对单位劳动力年量高工时限度的设定没有充分考虑不同地区经济、社会和文化风俗习惯的巨大差异，特别是不同区域因地势、气候、水土光热等资源条件的不同，单位耕地上投入的劳动工时差别更为巨大。再加之农业技术进步（如免耕法的推广，产业化育种等）以及资本性投入（农业机械、排灌设备的使用）都随时影响每个农业劳动力所能负担的耕地面积的变化。因此，宋的定义及其测量模型，对某一点上，同质性小区域农业剩余劳动力的测定可能是有价值的，换言之，这一定义模型难以成为具有普遍经济学意义的概念。

最后须要指出的是以地—劳比率为基础，郭和宋的剩余劳动力定义均将侧重点放在农业的种植业上，事实上除种植业外大农业的其他产业如林业、养殖业、畜牧业、渔业以及家庭副业中是否存在剩余劳动力是绝不能用每个农业劳动力所能负担的耕地面积及其变动来测定的，这也是郭熙保、宋林飞地—劳比率变动测定法的重大局限性之一。

国际标准比较法—H.钱纳里“发展模型”。1975年西方著名经济学家H.钱纳里构建了“世界发展模型”。H.钱纳里采用库茨涅茨统计归纳法对全世界101个国家1950-1970年的社会统计指标（含27个变量）进行回归分析，得出以人均国民生产总值(GNP)为因变量(Y)，其他27个社会经济发展指标为自变量(X[,n])的回归模型——“世界发展模型”。根据这一回归模型，H.钱纳里划分了人均GNP小于100美元到大于1000美元等9个等级的“标准结构”量表。根据这一量表可以确定与不同等级相应的27种社会经济指标的标准数值。各个国家或地区便可将自身的实际与这一“标准结构”进行比较从而找出其发展的差距。从H.钱纳里的“标准结构”模型中，我们可以发现人均GNP=800美元这一等级下第一产业（该模型称之为初级产业）劳动力是总劳动力比例的30%，当人均GNP=1000美元这一等级时，第一产业劳动力比例降到25.2%(H.Chenney,M.Sycquin,1975,38)。宋林飞根据钱纳里“标准模型”对中国农业劳动力剩余率的测定为16%，在用库茨涅茨系数对中国价格扭曲因素在钱氏模型高估作了修正后，计算出中国农业剩余劳动力剩余率（他称为不合理配置率）为13.8%，（宋林飞，1996）。笔者按1995年中国的人均GNP等级为800美元左右，农业劳动力占总劳动力比例为52.2%的实际数据，与钱氏标准模型相比较，并同样扣除价格扭曲因素，测得当年的剩余劳动力率为16.4%。若按1995年全国总劳动力6.89亿为基准计算，当年农业剩余劳动总量为1.13亿，与90年代中期官方和国内经济学家估计中国农业剩余劳动力在1.3-1.5亿相比，用钱氏标准模型测得的这一数字显然存在低估的偏差。我们认为H.钱纳里模型为各国测定是否存农业剩余劳动力及其数量比例提供了一个标准，这是很有比较研究价值的模型，但是它的最大缺陷是忽略了各国千差万别的国情条件，除了各国社会经济指标通过回归构成了一种纯粹形式或马克斯·韦伯称之为“理想型”模式之外，更忽略各国文化和制度因素的影响，例如滞留于中国农村的农业劳动力主要是由于人为的城乡户籍制度壁垒而不是由于经济方面的原因不能流动和转移，这与世界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情形迥然相异。因此将适用大多数国家发展趋势和特点的模式来套中国农村和农业的情形，很难得出对中国测定农业剩余劳动力有用的结论。

二、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新定义

根据中国农村现行经济体制下劳动力利用的经验事实，我们试对农村劳动力剩余及其相关概念重新定义如下：

1.农村劳动力：指户籍所在地为农村社区的人口中15-64周岁的男性和女也与中国和其他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经验事实相符。但他的定义也有值得商榷的地方，这就是：第一，若从农业边际劳动生产率变化这一基本点出发，劳均耕地面积下降只是剩余劳动力存在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因为首先它安全排除了农业生产其他要素（如资本）以及技术进步、自然条件等内生变量，因而缺乏量化分析的基础，确定剩余劳动力存在及其数量多少有很大的随意性。特别对于土地资源等天然禀赋条件差异极大的国家（如美国与中国、日本等），很难用统一的尺度测定剩余劳动力的存在及其规模，郭先生在论证他的新定义的正确性时，还用美国、日本1880～1980年间地—劳比率上升的事例反证出美、日在农业发展中不存在剩余劳动力的结论，他指出美国农业劳动者人均耕地由1880年的11.68公顷，增加到1980年的105.58公顷，增加了8.13倍，同期日本劳均耕地由0.3公顷增加到0.78公顷，增加了1.6倍。（郭熙保，1995）。此外，韩国和我国台湾省1953-1988年劳均耕地分别由0.32公顷和0.53公顷，增加到0.62公顷和0.72公顷。于是他认为韩国和台湾省也不存在剩余劳动力。其实，郭先生忘记了无论是美国、日本还是韩国、台湾省之所以出现劳均耕地面积上升的长期趋势的这一段时间，恰恰正是这些国家或地区不断存在剩余劳动力，又不断转移这些剩余劳动力的过程。这怎么能说不存在剩余劳动力呢？根据郭在《农业发展论》一书中表6-3（郭熙保，1995）提供的数据，韩国、台湾省农业就业劳动力1953年分别为5997000人和1647000人，到1988年分别降到3475000人和1238000人，分别减少252万和40万人之多，这些减少的劳动力不是“存在”的剩余劳动力又是什么？如果1988年以后农业劳动力继续减少，从而地—劳比率继续上升，也是不存在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证据与理由么？由此可见，按照郭先生的新定义来断判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存在与否，显然难以自圆其说的。

1982年宋林飞对江苏南通的农村劳动剩余问题进行调研时，提出了测算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公式：G=(A-F)/A，此公式中G为剩余，表示农业劳动力剩余度，A为农业总劳动力，F为农田耕作所需的劳动力，其中F＝总耕地／x亩／劳动力，“x亩／劳动力”表示每个劳动力全年能耕作的土地面积。确定x涉及两个参数：(1)每亩需要的劳动日数（用D表示）；(2)每个劳动力全年所能完成的劳动日数（用L表示）则X=L/D。宋先生用这一公式测得江苏南通县农业劳动力的剩余度为56.8%。（宋林飞，1996）。宋林飞关于是否存农业剩余劳动力及其测定方法与前述郭熙保的基本思路是相同的，即以劳均耕地面积为尺度来判定剩余劳动力的存在。所不同的是宋的测定方法是静态的而非动态的趋势，并且在每个劳动力负担耕地面积中加入了两个变数：单位劳动力耕种单位耕地的日时数和单位劳动力每年所能完成的工作日数。宋林飞的定义及测定方法充分考虑农业劳动时间存在季节差异，非常符合农业生产的实际。这与当代西方经济学界广泛采用的（农业）工时及工时的边际生产率的升降来确定剩余劳动力思想是一致的。从这方面讲宋的定义和测量方法比郭的定义更进了一步，在量化分析上更具可操作性。但是，我们认为宋林飞的剩余劳动力定义及测量公式仍然未能充分考虑农业生产要素投入和农业技术进步等项变动因素对单位劳动力负担耕地的影响。此外，对单位劳动力年量高工时限度的设定没有充分考虑不同地区经济、社会和文化风俗习惯的巨大差异，特别是不同区域因地势、气候、水土光热等资源条件的不同，单位耕地上投入的劳动工时差别更为巨大。再加之农业技术进步（如免耕法的推广，产业化育种等）以及资本性投入（农业机械、排灌设备的使用）都随时影响每个农业劳动力所能负担的耕地面积的变化。因此，宋的定义及其测量模型，对某一点上，同质性小区域农业剩余劳动力的测定可能是有价值的，换言之，这一定义模型难以成为具有普遍经济学意义的概念。

最后须要指出的是以地—劳比率为基础，郭和宋的剩余劳动力定义均将侧重点放在农业的种植业上，事实上除种植业外大农业的其他产业如林业、养殖业、畜牧业、渔业以及家庭副业中是否存在剩余劳动力是绝不能用每个农业劳动力所能负担的耕地面积及其变动来测定的，这也是郭熙保、宋林飞地—劳比率变动测定法的重大局限性之一。

国际标准比较法—H.钱纳里“发展模型”。1975年西方著名经济学家H.钱纳里构建了“世界发展模型”。H.钱纳里采用库茨涅茨统计归纳法对全世界101个国家1950-1970年的社会统计指标（含27个变量）进行回归分析，得出以人均国民生产总值(GNP)为因变量(Y)，其他27个社会经济发展指标为自变量(X[,n])的回归模型——“世界发展模型”。根据这一回归模型，H.钱纳里划分了人均GNP小于100美元到大于1000美元等9个等级的“标准结构”量表。根据这一量表可以确定与不同等级相应的27种社会经济指标的标准数值。各个国家或地区便可将自身的实际与这一“标准结构”进行比较从而找出其发展的差距。从H.钱纳里的“标准结构”模型中，我们可以发现人均GNP=800美元这一等级下第一产业（该模型称之为初级产业）劳动力是总劳动力比例的30%，当人均GNP=1000美元这一等级时，第一产业劳动力比例降到25.2%(H.Chenney,M.Sycquin,1975,38)。宋林飞根据钱纳里“标准模型”对中国农业劳动力剩余率的测定为16%，在用库茨涅茨系数对中国价格扭曲因素在钱氏模型高估作了修正后，计算出中国农业剩余劳动力剩余率（他称为不合理配置率）为13.8%，（宋林飞，1996）。笔者按1995年中国的人均GNP等级为800美元左右，农业劳动力占总劳动力比例为52.2%的实际数据，与钱氏标准模型相比较，并同样扣除价格扭曲因素，测得当年的剩余劳动力率为16.4%。若按1995年全国总劳动力6.89亿为基准计算，当年农业剩余劳动总量为1.13亿，与90年代中期官方和国内经济学家估计中国农业剩余劳动力在1.3-1.5亿相比，用钱氏标准模型测得的这一数字显然存在低估的偏差。我们认为H.钱纳里模型为各国测定是否存农业剩余劳动力及其数量比例提供了一个标准，这是很有比较研究价值的模型，但是它的最大缺陷是忽略了各国千差万别的国情条件，除了各国社会经济指标通过回归构成了一种纯粹形式或马克斯·韦伯称之为“理想型”模式之外，更忽略各国文化和制度因素的影响，例如滞留于中国农村的农业劳动力主要是由于人为的城乡户籍制度壁垒而不是由于经济方面的原因不能流动和转移，这与世界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情形迥然相异。因此将适用大多数国家发展趋势和特点的模式来套中国农村和农业的情形，很难得出对中国测定农业剩余劳动力有用的结论。

二、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新定义

根据中国农村现行经济体制下劳动力利用的经验事实，我们试对农村劳动力剩余及其相关概念重新定义如下：

1.农村劳动力：指户籍所在地为农村社区的人口中15-64周岁的男性和女移与对策》，《社会学研究》1996年第2期。

⑥H.Chennery,M.Sycquin,PatternsofDevelopment,1950-1970,OxfordUniversitypress,1975.

⑦加里．贝尔克等（人力资本，生育率与经济增长》，《政治经济学杂志》98卷，1990年。

⑧罗伯特．卢卡斯：《论经济发展机制》，《货币经济学杂志》22卷1980年。

剩余范文篇5

[关键词]剩余价值；生产力；市场占有率。

[Synopsis]Thisarticlerevealsthatthesurplusoutsidethevalue(SurplusValue)andthesurpluswithinthevalue(ValueSurplus)belongtotwodifferenttypesofsocialwealthincrement;thoughtheyarecloselyrelatedintheprocessofsocialwealthincrement,eachofthemhasitsownpeculiareconomiclaw.Theeconomiclawssummedupinthearticlearenotonlyhighlyconvincingtheoretically,butalsoveryeffectiveintheiroperations,withgreatguidingsignificanceinpractice.Theyarea“goldkey”helpfultoeveryenterpriseinoperatingitscapitaltosuccess,andalsoa“weighinglever”foreverywealth–orientedpersoninhiseconomicappraisal.

[Keyexpressions]labor；productioncapacity；marketshare.

一、是什么创造了财富

人类社会财富的总量是从哪里增长出来的？财富的来源途径共有几种？这些途径的区别是什么？各自都有哪些规律？其间的辨证关系是怎样的？这些问题本是经济学首要研究的课题。很多经济学家和经济学理论都曾用不同的方法企图找到财富的真正来源，进而力图找出经济学基础性的科学依据及其发展的内在规律，他们为人类社会经济的发展在理论研究上确实都做出过巨大的贡献。但是，事实上所有的人都可以看到，各个经济学派的理论观点越来越趋向于远离，分歧越来越大，而不是越来越趋向于集合。有的人说财富是资本创造的；有的人说财富是劳动创造的；有的人说土地等自然价值给予了人类恩惠；有的人说人的知识架起了财富的阶梯……谁是谁非？让天下多少经济学研究者摸不着头脑！

不管是西方的宏观经济学，还是微观经济学，涉及到财富价值的来源即社会财富的总量是从哪里增长出来的问题时，不是装聋作哑，就是所问非所答地巧妙绕开这个话题。惟有“边际效用”理论，正面地探讨过这个问题，但它完全以人的主观心理的东西即“边际需求”来作为对价值的判断，就显得极为牵强附会。

奥地利的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克·冯·维塞尔说：“在需要的任何一个周期中间，同类和等量的财物所带来的满足的每一次追加，要被估计得较前一次为低。”（维塞尔，1982：第57页）。海洛因就不是这样。“满足的每一次追加”，不但不会“被估计得较前一次为低”，而且还会被估计得较前一次为高。投资者对利润的追求那更是不得了，没有什么“饱和点”，甚至在人死后还“死不瞑目”呢！

还有的西方经济学家认为，自然资源乃是财富不断在增加的源泉。乍一看还真使人觉得有道理，但是仔细一琢磨，有些问题就说不通了。地球上的自然资源并非是专为人类增加财富而存在的，自它生成的那一天起，所有的动物（包括高级动物——人类）在它面前都是享有平等权利的。也就是说，自然资源既是人类的财富，也是其它动物的财富。既然自然资源本身就是财富不断在增加的根本原因，那么不管它是谁的财富，是人类的还是其它动物的，它都应该增加才对，不应该只偏爱人类。

但事实上，自然资源在人类的手中会变成财富不断积累增加，而在其它动物那里好像一点作用也不起，甚至连它们自身也被人类归类到自然资源中为人类所摆布。看来，财富的增加固然与自然资源有关，但人类的主动性、社会性因素占据着主导地位。

假若是劳动独自创造了财富，这就更使人们糊涂了，好像人一生下来就会劳动。如果一个人出生之始根本不会劳动，相反还需要吸取各种有价值的东西逐渐地将一个人培养成劳动者，那么我们看到的事实是：财富的价值首先培育了劳动，其后才是劳动再反过来创造价值。同样，整个人类的历史也是如此：当人还不成其为人——即人类的祖先同动物一样还“不会劳动”时，是不是人类的祖先所面对的一切都是没有价值的？人类的祖先由“不会劳动”到“会劳动”，是某种价值创造了劳动，还是“劳动创造了劳动”？

就财富的来源问题，争论一直没有停止过。通常人们说某种经济学是否具有科学性，在于它是以什么样的价值判断为基础：以这样的判断为基础，某种经济学就是科学的，以那样的价值判断为基础，某种经济学就不是科学的。这是因为，“各阶级的经济学家都是从本阶级的‘价值判断’出发来研究经济问题的，并得出为本阶级服务的理论。”（梁小民，1984：第17页）。这样一来，由人的某种社会地位所决定的“价值判断”成了“魔术棒”，让人的主观能动性添长了两只翅膀，任由它在真理的天空中飞翔：都说自己飞得高；都说自己的判断是准确的。那衡量“价值判断”是否科学的“价值判断”究竟是什么？用什么“价值判断”来证明这一“价值判断”是否是科学的？

财富的来源问题不是什么“价值判断”的问题，它所要求的，是通过对价值的量化和分析所得出来的结论，总应该与客观现实相吻合。如果做不到这一点，使某种“价值判断”总是脱离实际，或者是总得不到实践的鉴证，甚而至于根本无法指导实践，那么它即使被某些人判断为是“正确”的，它也永远停留在“判断”的水平上，不会成为必须为人所尊崇的真理。如果经济学的研究总是撇开了财富的来源问题，仅是就它的“后来过程”品头论足，或是虽然涉及到财富的来源问题，但将它简单化，即认为财富的来源只有一种途径或说是一种方式，这样的经济学研究，就会缺乏彻底性，使经济学变得残缺不全甚至还引发争议和对立。

通常我们所说的经济增长，说的应是人类社会财富积累的增长。所谓的经济增长，“不单是要注意到生产总值的增长，即实际国民（内）生产总值和国民收入的增长，而且要注意到人均产量的增长”（石景云，1997：第2页）；仅此还不够，不单是要“按人口平均的实际国民生产总值或国民收入的增长作为衡量的尺度”（王朗玲、孟庆琳，1997：第534页），而且应该关注到国民财富的人均实际拥有量及其增加或减少的趋势。国民财富净值的增加，才准确地体现为经济增长。那么，人类社会财富究竟是怎样增长出来的？我们通过研究发现，财富增长的方式应该区分为两种：一种是剩余价值的创造，另一种是价值剩余的创获。

二、剩余价值的创造

剩余价值是从哪里产生出来的？我们以制作衣柜为例来进行深入的分析。

如果我自己制造一个衣柜产品用于自己消费，那么：买木料、胶、油漆、钉等原材料共花了50元，又购买锯、刨、凿等必备的制作工具花了100元，共用了5天劳动时间将衣柜制作好。假设当时的社会平均劳动力价值是每日按10元计算的话，那么5天的劳动成本就是50元，合计计算这个衣柜的总价值是（50+100+50）200元。就是说，制作这个衣柜的总投入量是200元，而产出这个衣柜产品的价值量也是200元，投入量与产出量是相同的。

假如，一个社会中共有100人，这100人每人都需要一个衣柜，并且都像我一样自己投入资金购买原材料和生产工具等，都自己亲手制作且衣柜制成后都用于自己消费，也就是所有的人都自给自足,那么，整个社会产品成本的总投入量为：1个衣柜产品成本200元×100个=20000元。

如图1所示，Y代表满足需求成本，X代表满足社会需求数量，Z代表应付社会产品成本。Z=X×Y。

（图1）

所谓应付社会产品成本，即是社会中每个成员各自生产相同的一单位产品整个成本投入的连续相加，因此Z线永远是水平运行的。这样的社会生产，由于它的总投入量与总产出量是相同的，因此不会有财富的节省，也就不会有财富的剩余和积累。

现在，我们换一种情况，看看会出现怎样令人惊奇的结果。

还是这100人的社会，每个人都需要1个衣柜。这次不同的是，所有采购和生产任务都交由我一个人来完成。这样我们再来计算一下：

(一)买木材、胶、油漆、钉等原材料。原来制作1个衣柜需花50元，现在要购买制作100个衣柜的原材料，总计要花5000元。其计算公式为：耗费量H1（5000元）=单位耗费（50元）×数量（100个）。

(二)耗费劳动力。原来制作1个衣柜，劳动力耗费量是50元，现在需制作100个衣柜，劳动力耗费量为5000元。其计算公式为：耗费量H2（5000元）=单位耗费量（50元）×数量（100个）。

由上可看出，购买原材料和耗费劳动力都属于可变耗费(H)，即：每一种资源的耗费都是随着产品数量的增加而增加。可变耗费不见得只有原材料和劳动力两种，其总耗费的计算公式是：H=H1+H2+H3+……HN

(三)买生产工具。原来制作1个衣柜要花100元，实际上这套工具的使用价值不是只能制作1个衣柜，而是能够制作出100个衣柜它才损耗完。这样一来，只需买1套工具，共花100元。

经对照可发现，类似购买生产工具这样的花费（例如购买厂房等）属于不变耗费(U)，即：在一定量的产品生产中，并不随产品数量的增加而增加或减少而减少，是较为固定不变的。不变耗费U也可以有多种，其总耗费的计算公式是：U=U1+U2+U3+……UN

最后再来计算一下：可变耗费10000元（H）+不变耗费100元（U）=10100元。这10100元即是实付社会商品成本（用S代表），比应付社会产品成本的20000元降低了9900元。换句话说，我用10100元的实付社会商品成本耗费，创造出20000元的应付社会产品价值，且所有购买衣柜的人实际并没有比原先多支付1分钱。如图2所示，这节省的9900元产品成本的耗费，就是在实付社会商品成本耗费之外所创造的剩余价值（G）。

一些动物和人类一样，也具有社会性。但是，惟有人类可以独享经济所带来的好处，所有动物都望尘莫及。其主要原因之一是：具有社会性的动物无法在满足需求的同时降低应付社会产品成本，也就无法创造剩余价值。

（图2）

我们的结论是：S=H+U；G=Z―S。创造剩余价值较重要的经济参数公式是U/X；X值越大，创造的G就越多。因此，创造剩余价值的核心问题是扩大市场占有率（简称市场率）。

由于剩余价值是在产品成本投入之外创造的，因此称它为价值之外的剩余。

就可变耗费与不变耗费而言，其中都含有不确定因素，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进一步减少耗费。例如，我不想自己生产制作衣柜，可以用购买劳动力商品的方法雇佣10个工人，根据他们各自的技术专长，让他们各自只负责一道生产工序，这样工资支出就可以实现节省。这是因为，过去每天10元的劳动力耗费量用于1个人制作衣柜上，要求他凡是与制作衣柜有关的工种都得会，缺少哪一门技术都不行。而现在，只会锯的工人雇3人，每人每天工资7元；只会刨、凿、钉的工人雇4人，每人每天工资8元；只会打磨、油漆的工人雇3人，每人每天工资9元。这样，雇佣10个工人1天的劳动力耗费量共80元。于是我们就可以计算出，制作100个衣柜所耗费的劳动力价值总额是（80元×50天）4000元，比原来节省了1000元。另外，在购买原材料上，过去制作1个衣柜所需的原材料须花运输费5元，现在制作衣柜100个，计划应花运输费500元，而实际上因集中运输定会节省运费，可能只需300元就足够了。此外，批量购买原材料还可在零售价的基础上享受优惠批发价，按95折计算（即少收货款5%），又可节省225元。这样的话，仅H一项就又减少花费1425元，使生产制作衣柜的利润（即剩余价值G）由原来的9900元上升到11325元。U也是如此，如果所购买的这套生产工具，由原来制作100个衣柜即损耗完变成可制作200个衣柜，延长了生产工具的使用寿命，岂不是又实现了新的节省？

在我们前面所举的例子中并没有将这些不确定因素考虑进来，就已经确确实实地创造出9900元的剩余价值；就是说，创造剩余价值并不依赖于这些不确定因素，使剩余价值创造的过程不折不扣、准确无误地体现出来。如果再将这些不确定因素考虑进来，正常的情况下，只可能使剩余价值增多，不会使剩余价值减少。

三、价值剩余的创获

价值剩余是指一生产单位在一定量的产品生产劳动成本投入中，通过劳动力的产品延伸（即通过创造发明先进的生产工具、设备等来提高劳动生产力），而使维持劳动所实际消耗的自然价值量低于本应消耗的自然价值量，由此在保持自然价值消耗量不变的情况下，相对增加劳动产品的创获，使其价值量在价值之内出现剩余。

譬如，某个农民维持其生存，其半年的粮食消耗最低限需要60kg。由于当时他的劳动生产力水平低，其半年的劳动成果正好只能收获60kg粮食，于是我们就会发现，他的价值创获量与消耗量是相同的。这样一种劳动创获量与其维持生存的消耗量相同的状况，我们称它为“价值平衡”。一个人维持其生存以求“价值平衡”所进行的劳动，这样的劳动量化，我们把它称作必要劳动，它与“教科书”中所说的“必要劳动”（蒋学模，1983：第54页）是有区别的。在必要劳动内所进行的劳动，只能保持价值平衡，不能额外创获价值剩余。

所谓的必要劳动，它是指一个人的劳动成果刚好只能满足自己的生存需要，不能再多也不能再少，使劳动的总投入与劳动的总成本正好持平，相互抵消。如果劳动成果多了，那就会出现价值剩余；如果劳动成果少了，这个人就会饿死。因此，必要劳动说的就是生存上的必要，而不是时间上的“必要”。这是因为，原始人从早干到晚，甚至没黑没白，累死累活，却有时连生存都无法保障。如果我们给原始人规定出什么“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实在是没有意义。因为所有的劳动时间都用上，别说仍然见不到什么剩余产品，甚至还饿得慌。其原因很简单，当时的生产力水平低，低得不成样子。

如果我们非要将劳动与时间挂上钩，那么，在生产力水平低的时代，其必要劳动的时间就长；在生产力水平高的时代，其必要劳动的时间就短。正如马克思所说，“劳动生产力越高，生产一种物品所需要的劳动时间就越少……相反地，劳动生产力越低，生产一种物品的必要劳动时间就越多”（马克思，2004：第一卷，第53页）。低劣的劳动尽管持续的时间长，但其劳动的质量仍然是差的，可是延长了劳动时间的结果是：加大了劳动耗费，因为每天都要吃饭。为了使劳动达到一定的质量——满足生存的最起码的质量，低水平的劳动就不得不用延长时间的办法来弥补，有时延长了劳动时间都不管用。由于传统理论认为“商品的价值量是由体现在商品中的劳动量来决定的”，劳动本身的量“是由劳动的持续时间来计量的”，而劳动时间“又用一定的时间单位如小时、日等作为尺度”，（蒋学模，1983：第27页）从来不管维持这种劳动所必须进行的投入是多少，就使得社会劳动成本问题被忽略。

我们换一种情况看看会出现什么不同的结果。还是这个人，他苦思冥想地通过脑力劳动生出智慧，创新性地构想出一个耕犁，并且异想天开地把犁拴在牛身上去耕地，代替了以前的木锄头，用加大脑力劳动量的方法提高了体力劳动的生产力，在创获量不变的情况下降低了消耗量，或是在消耗量不变的情况下提高了创获量。

道理很简单，如果一边劳动创获，一边消耗一空，就没有财富的剩余和积累，这样的“劳动价值论”是缺乏说服力的。就是说，劳动能否创获价值剩余，它并不取决于“劳动”与否本身，而是取决于劳动生产力水平的高低，取决于能否通过不断创造先进的生产工具和设备来实现劳动力的产品延伸，取决于能否在保持产品创获量不变的情况下减少对自然价值的消耗，或是在保持自然价值消耗量不变的情况下相对增加劳动产品的创获量。

（图3）

如图3所示，D代表消耗量，C代表创获量；DY代表应该消耗量，DS代表实际消耗量。

当DS=DY时，就是一个人的必要劳动所能维系的最低生活保障。可是，同样还是生产创获60kg粮食，他只需消耗30kg粮食，从而出现了价值剩余。

这就好比，有同等价值量的某个产品，张三用落后的生产技术须用10天才能制造出来，而李四通过研究创新出一种先进的生产工具，实现了劳动力的产品延伸，他仅用3天就将同样的产品生产出来。在这里，李四在研究创新的脑力劳动过程中，用脑力劳动成本投入的价值量替代了另外本应投入7天的体力劳动成本价值量。也就是说，张三和李四他们在不同劳动时间的前提下，其劳动价值量的总投入是相同的，但其结果却不尽相同：张三的劳动没有创获任何财富的剩余，而李四却能够创获财富的剩余（ED）。因为李四所节省的那7天，可以说等于节省了对自然价值的耗费，或者说可以利用节省的这7天从事别的工作和劳动，可以由此创获更多的价值剩余。甚而至于，李四所创新出的这种先进的生产工具，所有使用它的人都能实现社会性的节省，所有个人或社会所实现的节省，都是李四脑力劳动所带来的剩余劳动，是创获价值剩余的源泉之一。

创获价值剩余有两种方式：一种是ED，另一种是EC。前者用一公式表示：ED=DS<DY，意思是价值剩余ED等于实际消耗量小于应该消耗量。后者用一公式表示：EC=CS>CY，意思是价值剩余EC等于实际创获量大于应该创获量。这两种方式都可以使社会财富增加。由于这一财富增长方式的总投入量与其人的劳动成本是相等的，只不过脑力劳动的投入量加大并不一定会加大对物质的消耗量，因此它属于价值之内的剩余。

EC是怎样创获价值剩余的？举例说，水稻本身的产量若为每亩300kg，但通过人的（脑力劳动）科学研究和科学耕种，还是这亩地，也还是付出基本相同的体力劳动，其产量可以翻一番达到600kg甚至更多，这样一种使自然价值量增加的创获过程，可以使财富增加。

（图4）

同样是劳动，从其能否创获价值剩余的本质上说，本是可以区分出高与低、贵与贱来的。当一个人或一个社会DY=DS或CS=CY时，就是劳动价值低贱的时候；当DS<DY或CS>CY时，其间的差距越大，这样的劳动价值就越高贵。

同时，劳动能否创获价值剩余，应该以动态的完整过程来加以考核，并不是以某一次劳动过程或某一阶段劳动成果来做体现。这是因为，今天创获了价值剩余，并不意味着明天仍能创获价值剩余；前一阶段获得了劳动成果，也并不意味着后一阶段也肯定能获得劳动成果。过去创获的价值剩余用于补充现在的日常所需，有可能将过去积累起来的财富又全部耗费一空。因此，能否创获价值剩余，不该静止地考核某一天或某一段的劳动过程，而是应动态地考核全部过程。

针对不同的人，DS=DY或CS=CY是因人而异不会完全相同的。一个体重100Kg的强劳力一天的饭量可能最低要达到1Kg，那么他每天劳动创获量就不能低于1Kg粮食才能维持他的生存。另一个体重只有50Kg的弱劳力一天的饭量仅需0.5Kg，那么他每天劳动创获量就不能低于0.5Kg粮食。前者DS和DY都是1Kg，后者DS和DY都是0.5Kg，差了整整一倍呢。社会性的DS和DY，就是按照社会人口的总和所计算出来的总数值除以人口数量所得出来的平均数。

四、互为条件、缺一不可

为了实现经济快速发展、财富不断积累的目的，创造剩余价值与创获价值剩余二者之间，虽然它们属于不同的经济学概念不能混为一谈，但它们又是互为条件、缺一不可的。

这是因为，创获价值剩余的能力越低，那么它所能生产的产品就肯定越简单、越容易研制，这样的产品在制作和市场销售中，它的Z值与S值之间的价值差距就越小，也就会直接影响到在Z值与S值之间商品价格J的定位，最终导致货币剩余价值的创造力降低。反之，当创获价值剩余的能力提高后，在提高劳动成本投入的同时必然会提高产品的科技含量，这样的产品就越复杂、越不容易研制，它的Z值与S值之间的价值差距就越大，就会为商品价格J的定位腾出较大的空间，就会为创造更多的货币剩余价值提供基础条件（注：图5中的K为亏损区域；所有企业的资本运作，都是从K区域起步的）。

我们所说的剩余价值是由两部分组成的：货币剩余价值GM和资源剩余价值Gw。GM产生于资本盈亏分界线之后的S与J之间；Gw产生于亏损区域之外的Z与J之间。

前面我们曾举过的制作衣柜的例子，它的价值差距即Z值与S值是非常有限的，其主要原因是：U:H/X=1:1（100元:100元）。如果我们对照一下制作自行车产品，就会发现其中的奥秘。由于自行车是一种较衣柜而言要复杂得多的产品，为制造这辆自行车所购买的原材料成本可能与衣柜相差无几，但是为制造这辆自行车所必须购置的生产工具和设备以及其他的投入（例如购置厂房等），恐怕要比原材料成本高出几十倍或几百倍。因此，制造一辆自行车的Y值可能要达到几千元甚至上万元。这样一来，U:H/X就不会等于1:1，可能会是400:1或更悬殊。

（图5）

为什么生产电脑软件的企业发了大财？那是因为电脑软件产品更难研制，往往一个软件新产品的研制费用就要花上几百万甚至上千万元（属于U投入）。如果社会中需求这一产品的人们都自己研制，那Z值的投入和耗费将会是一个多么惊人的天文数字？这其中，一个电脑软件的原材料成本投入可能平均下来只需花几元钱，使U:H/X出现破天荒的差距。想一想，如果相当数量的需求者都要购买这个软件商品，那么实付社会商品成本就会随着社会需求数量的增加而降得越来越低，那等于是在应付社会产品成本与实付社会商品成本之间，将每个人几百万甚至上千万元的研制费用都节省下来。在这么悬殊的价值差距中，那剩余价值岂不是如鱼得水，游刃有余？人家不赚钱谁赚钱！

创获价值剩余的核心问题是提高生产力。提高生产力最重要的问题是如何通过脑力劳动的发明、发现，创新出可供社会满足需求的新方法、新技术、新产品或新的生产工具以实现劳动力的延伸，在创获新价值的同时减少对自然资源的耗费，或是在付出相同劳动力的前提下使创获的自然资源增多。创获价值剩余的能力提高后，主要是将H中的部分价值（系指通过脑力劳动的创造发明）转换到U中去，使U/S公式中的U值增加，并相对使H/X中的H值减少，但它并不能保证扩大市场率。没有市场，生产力再高，生产出来的产品也只能积压在仓库里，不但不会有剩余价值创造出来，而且还会造成资本的亏损。如前面所说，扩大市场率就是使U/X公式中的X值增大，从而使更多的消费者参与分摊U的投入。但X值有时并不一定能为一家厂商所独自享有，会有很多厂商参与瓜分，也就必然会引起市场竞争。所有厂商竞争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扩大自身资本运作之中的X值。

在资本运作图表中，单个厂商的应付社会产品成本线、实付社会商品成本曲线和商品价格曲线等几项指标线，与同行业的所有其他厂商相对说都是完全独立运行、独立测算统计的。整个行业的某一指标线的测算和统计得自于该行业中每个厂商的这一指标线的简单累加。当每一项指标线的数据都得到累加后，这一行业的总资本运作图表就可以完整地绘制出来。

与上述道理一样，某一行业的总应付社会产品成本线、总实付社会商品成本曲线和总商品价格曲线等几项指标线，又与其他行业各不干扰，也是相对独立的。整个国家的各项指标线的测算和统计，得自于所有行业的各项指标数据的简单累加，此后，国家的总资本运作图表就可以完整准确地绘制出来。整个人类社会的各项指标线的测算和统计，得自于所有国家的各项指标数据的简单累加，最后，人类社会的总资本运作图表就可以完整准确地绘制出来。

由此，这一资本运作图表对于一个小摊贩是适用的，对于一个企业是适用的，对于一个集团是适用，对于一个城市是适用的，同时还可适用于一个国家甚至适用于整个人类社会；它既可以在微观经济领域发挥作用，而且同时可以在宏观经济领域发挥作用。

现今，我们尤为重视提高生产力，把它看成是重视科学技术的标志，这是不全面的。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学技术还是最优市场率。企业的管理科学、营销科学、广告科学等，都在为企业扩大市场率提供着科学指导。忽视了扩大市场率这一重要内容，譬如那些在“专利仓库”中仍在沉睡的发明创造，就无法通过资本运作使社会财富增加，甚至成为社会无效的劳动，白白耗费了财富。这样的话，科学技术就等于折了一只翅膀，经济的发展与腾飞就会遭受挫折。

五、“二道贩子”不多余

直接生产商品的企业如果盈利了，人们也许不会过多地责怪，觉得挺自然。但对那些不直接进行商品生产、只是从事商品买卖的商业来说，大都不给好脸。人们习惯地称之为“二道贩子”。这一称谓，明显地带有贬义的色彩。人们经常说的“奸商”，骂的就是这些人。从字面上理解，“二道贩子”似乎是一种多余的行当，是对消费者的额外盘剥，所以人们对它不说是恨之入骨，至少也是没有好感。曾经一时，人们还给“二道贩子”定了一项罪名——“投机倒把”。

把经商的买卖人说成是“二道贩子”，把他们看成是坐享其成、唯利是图的“奸商”，对于商品的流通渠道来说实在是一种误解。其实，如果“二道贩子”真的盘剥了消费者，加重了消费者的经济负担，那么商人恐怕很难生存下来。事实上，商人不但越来越多，而且已经职业化了；商业的不断繁荣景象足以说明“二道贩子”不但不多余，而且大有作为。

按图6所示，生产厂的商品价格j并不是社会商品零售价格J，J高于j，其价值差距有时大、有时小。J虽然高于j，但它仍然远远地低于Z，所以零售商品的购买者仍能实现节省。同时，从图中还可以看出，生产厂创造了货币剩余价值IGM，“二道贩子”也能创造货币剩余价值ⅡGM。

也许有人会说，消费者如果购买了出厂价，节省的不是更多么，为何非要去商人那里让人家加价再购买呢？问题并非这么简单。是的，消费者去生产厂直接购买，撇开了所有的中间商，这确实是个节省的好办法，但这并不一定能够达到节省的目的。

（图6）

我们举例说明。29英寸长虹牌纯平彩色电视机（型号：HD29933），天津市某商场2005年5月份的零售价是1899元，出厂价约1400多元。“二道贩子”中间牟利大约是500元。如果天津的某个消费者直接去生产厂购买一台，先别说生产厂一般不会以出厂价卖给消费者，就算特殊照顾卖给消费者一台，消费者来回来去光乘火车（硬座）的费用就得约500元，乘汽车、住宿、就餐、托运等其他的费用还要支出约500元，受的罪、花的功夫也应该折成成本费用，这样算起来，直接去生产厂购买商品，比从“二道贩子”手中购买商品还要贵得多、累得多。人们一边在咒骂着“奸商”的同时，一边又在源源不断地从“二道贩子”那里购买商品，这并非是消费者“贱骨肉”，而是因为消费者都会算经济账。正因为商业活动为消费者实现了节省，而不是增加了消费者的经济负担，同时还使消费者享有了更多的选择权，所以商业日趋繁荣，一派蒸蒸日上的景象。

因此，商业投资者拿出自己的资本来向产业投资者整批买进商品，然后再零售卖给消费者，并非是产业投资者“心甘情愿地将自己剥削得来的剩余价值瓜分一部分给商业资本家”(蒋学模，1983：第116页)，而是这一商业活动的过程，本质上能够实现社会成本的节省。试问：如果所有欲购买彩色电视机的消费者都千里迢迢地跑到四川绵阳去提货，这无形中得加大多少社会财富的投入与耗费？消费者要为此多支付多少钱？恰恰是因为商业投资者的经营活动能够使消费者实现节省，消费者才心甘情愿地接受商品的价格。

产业资本也好，商业资本也好，它们都各自遵循着自身的资本运作规律，在自己的经济领域创造剩余价值，与此同时也承担着各自的资本亏损的风险，他们创造剩余价值的原理都是一样的。正如马克思所说，“一切经济学者，都在这点上面犯了错误：他们不把剩余价值纯粹地当作剩余价值来进行考察，”（马克思，1975：第一卷，第5页），不像“教科书”所说的那样，“商业职工的劳动，就其从事商品买卖来说，既不创造价值，也不创造剩余价值”(蒋学模，1983：第117页)，“商业职工的工资来源于产业工人所创造的剩余价值”(蒋学模，1983：第118页)，“因为商人资本本身不生产剩余价值，所以很清楚，以平均利润的形式归商人资本所有的剩余价值，只是总生产资本所生产的剩余价值的一部分。”(马克思，2004：第三卷，第314页)这样一些不正确的结论，实际上是在抹杀商业投资者和从事商业劳动的劳动者在社会经济发展中，在创造剩余价值的活动中所作出的不可磨灭的贡献。

事实上，眼前的很多实例足以证明这一点。一些生产某种商品的企业干的热火朝天，创造的剩余价值无以数计，但是，一些销售同一种商品的企业却亏得一蹋糊涂，入不敷出。如果商业资本只是寄生在产业资本之上的“白吃饱”，那么在产业资本回报丰厚的同时，商业资本为什么会一败涂地？郑百文的事听说过么？如果说，产业资本可以源源不断地将自己剥削得来的剩余价值瓜分一部分给商业资本的话，商业资本怎么会出现亏损呢？如果说，商业职工的工资来源于产业工人所创造的剩余价值的话，那么在产业工人正干得“脚底朝上”的时候，商业职工为什么会下岗失业呢？

一般情况下，同一种商品，其J总是处于j之上，但这并不等于产业资本与商业资本混合在一块运作，而是它们各自在自己的经济领域内运作，它们都要想方设法扩大市场率，降低实付商品成本，创造归属于自己的剩余价值。当然，如果它们某一方经营不慎出现了亏损，相信谁也不会白白地往对方的泥潭里扔钱去填满窟窿，更不会在自己身上割肉去让对方“瓜分”，因为它们维护的都是自己的经济利益，没有被“瓜分”的义务。

六、结论

价值剩余的经济规律告诉我们，若使国民富强，首要的任务是提高国民的素质。提高国民的素质的主要方法，是学习和教育。而提高国民素质的目的，应是提高国民的创新能力。所谓学习和教育，是体现在整个社会用“必要劳动”的代价，换得大量的“剩余劳动”，其整个过程均以脑力劳动为核心。受过专门教育（包括训练）的人，在他们所接触的行业中，都大大地减少了重复性的投入，或是将这必不可少的投入大大地压缩了。所谓提高创新能力，是体现在通过深入研究和探索，在未知的领域中，通过发明、发现，来实现开拓性的创新工作。每一项创新，都有可能带来一个经济增长点。

一个人为创造发明所消耗的脑力劳动价值，正好是CS>CY和DS<DY之间的差额。仅就一个个体而言，他所实现的财富的增加正好是他脑力劳动的价值体现。但是，如果一个社会中所有的人都能无偿地使用这一创造发明，在不用进行任何重复性投入的前提下，所实现的财富的增加都属于剩余劳动，均是价值的剩余。这说明，E的“增长”实际上也是“节省”出来的。因为如果每个人都必须自己重新创造发明，且不说有些人不管再消耗多少财富也创造发明不出来，就算都有这种本事，那社会成本的耗费也是一个惊人的数字。

创新，创新，再创新，很多新的财富都会由它而生。知识就是力量；知识就是价值；知识就是财富。实现价值剩余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就是提高生产力；而提高生产力最重要的事情就是重视科技创新。

剩余价值的经济规律告诉我们，若使国民富强，就要想方设法地将更多的科研成果和科技发明转化成会有市场需求的产品，并且尽可能让更多的人参与消费这一产品。同时，还要更彻底地开放商品市场，让生产企业和商业企业都能更自由地按照经济规律去进行资本的运作。

但是，作为企业来说，应着重注意两个方面的问题：扩大市场率和提高商品价格。前者是使U/X公式中的X值增大，从而使更多的消费者参与分摊U的投入；后者是使H/U中的H值减少，并把减少的部分通过知识资本的投入途径转换到U中去，使U值增加，即提高了技术含量，增大了附加值，从而使商品更难制造，商品价格的定位更易于定高。

一个企业开拓市场从而创造GM，其最简单又最重要的经济参数是：H+U/X。只有当X值达到一定数量时才能保证资本越过盈亏分界线F，且其X的数值越大，创造的GM就肯定越多。

另外一个问题，不但企业要予以关注，而且国家还要在宏观上注意调控，那就是市场竞争。即：某一种产品的生产所体现的N个投资者和通过H+U的投入争夺消费者X，它的公式是：X/N·（H+U）。在这里，N值越大，重复性的投入就越多，整个社会成本就越高。如果X值除以N（H+U）之后使所有投资者的资本运作都刚好等于F时，则这样一种社会化的大生产尽管产值GDP很高，一派繁荣景象，但社会财富并没有由此而增加，所有投资者都处于不亏不盈的状态中。如果连F都到达不了，则社会财富还会因此而减少。

如何使N保持在适当的水平上，既不要控制过死，又不能放任其泛滥而导致恶性竞争，这是每一个国家政府部门都不能轻视的重大的经济管理问题。

需求数量X值的大小，将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社会财富增加的数量。如果某种商品没有多少人购买，那么投资者就肯定入不敷出。因此，参与市场购买商品的人越多，对资本的正常运作就越有利，创造的社会财富就越多；反之则反。由这一点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如果一个国家的大多数人都因为口袋里没有钱而被关在消费市场的门外，则商品的生产就会受阻。因为并不是人们不参与市场消费，而是因为人们没有经济能力参与市场消费。于是，商品就会在一定程度上出现积压，资本周转不灵甚至出现亏损，导致萧条的连锁反应，国民财富增长的正常秩序就会被打乱。为了使经济能够持续繁荣，政府就必须关注大多数人的收入。只有人们的收入水平提高了，可支配的货币多了，他们才能具备更高的消费能力，才能使X值在各个商品市场领域内都呈现增大的趋势。故而，仅仅关注解决就业问题，只是满足在有限的低水平消费市场达到增加X值的一种手段，这样的一种经济发展战略是短视的。在解决好就业问题的同时，还要更加关注就业者的收入水平，在他们的收入增加得越来越多的前提下增强消费意识，更多地参与市场的消费，就能使企业的资本运作迈入持续增值的天堂。最终，国家的财富就会不断增长。

注释：

[1]蒋学模，《政治经济学教材》。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

[2]梁小民，《西方经济学导论》。1984年。

[3]马克思，《资本论》。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

[4]马克思，《剩余价值学说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

[5]石景云，《经济增长与波动》。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

剩余范文篇6

一、压缩劳动力的供给，维护和扩大耕地面积，这是缓解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矛盾的一项长远的战略性措施。

一是压缩劳动力的供给。劳动力的增加是随着人口增长而增加的，首先，必须有效地控制农村人口的增长。我国农村劳动力供给过剩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历史上的决策失误所造成的人口基数过大和自然增长率过高。我们不可能纠正历史上的决策失误，也无法改变目前过大的人口基数，但我们可以抓紧当前的计划生育工作，控制人口的过快膨胀，以缓解农村劳动力不断膨胀的问题。其次是让非劳动年龄人口脱离劳动岗位（主要是指童工）。据专家估计，我国非劳动适龄人口参加劳动供给的比率，相当于全部供给人口的10％，若能让这一部分人脱离劳动岗位，使之学成一至二种适应社会需要的技能后再进行就业，一方面可减少剩余劳动力的数量，一方面又可提高劳动者的基本素质和竞争能力。

二是维护和扩大耕地面积。耕地是农民的命根子。耕地作为农业第一生产资料，是不可代替的。维护和扩大耕地面积，要从三个方面着手：首先，是要提高全民节约用地和保护土地资源的意识。要使每个公民都懂得土地的宝贵，要求人们无论是城镇建设，工矿建设，农业基本建设，还是农村住宅建设或其他基础性建设，都要力求少占地。其次，是要充分利用经济的、行政的、法律的手段，切实加强土地资源的管理。同时还要提高土地资源的质量，逐步改善生态环境，使现有的土地资源免遭破坏。

二、广开生产门路，拓展就业空间，开辟多渠道的转移途径，这是目前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主要出路

一是调整农村产业结构，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在农业内部转移。农业包括种植业、林业、牧业、渔业。农业剩余劳动力在农业内部转移，实际上就是种植业劳动力向林业、牧业、渔业的转移。根据国家统计局提供的数字，从现实来看，我国农业内部就业天地是很广阔的。我国目前待开发的农业资源前景十分可观，有2/3的耕地属于需要改造的中低产田，还有5亿亩宜开发的荒地，18亿亩宜林、宜草的荒坡，2000万亩成海滩涂和3000万亩可养殖的淡水水域，如果这些资源有1/3得到有效开发，可吸纳的劳动力就要以数千万来计。如果再进一步抓好农副产品的深度加工，实现农村集约化经营，则可吸纳更多的劳动力。因此，在农业开发上，必须综合开发和利用耕地、水面、空间资源，发展资金、技术、劳动密集型的高效农业：在投资政策上，要进一步加强政府扶持力度，增加对农业综合开发资金投入，实行科技、资金、物资和政策综合配套：在税收政策上，对开发性农业要给以优惠。通过对农业的综合开发，充分挖掘农业内部的就业潜力。

二是大力发展乡镇民营企业，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在农村内部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在农村内部转移，就是从农业生产领域游离出来的劳动力向工商业等非农业产业转移。首先，要继续大力发展乡镇民营企业。改革开放以后，由于乡镇企业发展迅速，到1994年，乡镇企业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1.2亿。但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后，乡镇企业大都转化成了民营企业。从目前我国农村资源状况和乡镇民营企业的发展潜力看，乡镇民营企业仍然是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主要渠道，也是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潜力所在。因此，必须针对目前东南部沿海地区的乡镇民营企业开始出现资本密集化、吸收劳动力的能力相对下降的趋势，要因势利导，推动一些乡镇民营企业上水平、上档次、上规模、扩大乡镇民营企业的发展空间与领域，使其更多地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同时，推动中西部乡镇民营企业的发展，即由东南沿海向幅员广阔、资源丰富的中、西部地区发展。随着乡镇民营企业的大发展，其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能力就一定会增强。其次，要大力发展农村第三产业。第三产业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它是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一个重要领域。国外劳动力转移的经验表明，在工业发展的早期阶段，主要是工业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而在后阶段主要是靠第三产业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因此，从总体上看，只有工业化，工业和第三产业大发展，才能为农村剩余劳动力提供较多的就业机会。但是，目前我国第三产业发展相对滞后，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由于乡镇民营企业地区布局较为分散，无法发挥非农产业的集聚效应，带动第三产业的兴起。针对这种状况，必须贯彻合理布局，相对集中的原则，推动乡镇民营企业的连片发展、加工业的适当集中，从而推动第三产业的发展，进而为农村剩余劳动力提供大量的就业机会。

三是加快农村城镇化进程，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镇转移。农村人口不断减少，城市人口不断增加，第一产业的劳动力不断减少，第二、三产业的劳动力不断增加，这是经济发展的普遍规律。因此，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是客观的、必然的。首先，要加快小城镇建设步伐，使农村劳动力更快地向小城镇转移。发展小城镇不仅是我国现代化的必由之路，而且是今后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最重要的场所。改革开放二十几年来，小城镇累计吸纳了3000多万农村劳动力就业。城镇建设的发展，其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潜力是很大的，因为小城镇有其自身的优势：一是投资少。据有关资料反应，大中城市每吸纳一个劳动力就业要投资12000元，而小城镇只要4000元。二是小城镇更接近于农村，农民离土不离乡，既可降低转移过程中的成本和风险，也可充分利用现有的农村工业的资源优势，这种方式的转移更符合我国的国情。其次，要稳妥地、有序地向大中城市转移。我国的大中城市，经济实力雄厚，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的物质条件优于农村。而且目前城市第三产业有些活城里人不愿干，随着今后经济发展，产业结构调整，城市第三产业还要大力发展，其发展潜力还是很大的，因此，在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多种途径中，大中城市这条渠道也不能完全堵死。第三，要大力发展对外劳务输出。即在遵守我国及输出国法律的前提下，多形式、多途径、多层次、多方面实现劳务输出，以减轻国内的就业压力。

三、加强宏观调控，指导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合理流动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经济结构的重大调整和劳务市场的开放，农村劳动力长期处于停滞状态的局面逐步被打破，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或向非农业部门转移，或跨地区流动，尤其是进入九十年代以来，农村劳动力的流动规模急剧扩大。据调查，近些年来，每年农村外出劳动力约6000万人，其中跨省区流动在2000万人以上。这种流动对农村来说，使农村剩余劳动力资源由包袱变为财富，有力地推动了我国经济的发展。但是，由于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动有很大的盲目性，对我国的交通运输、社会秩序、城市治安和计划生育带来了消极后果。对此，一是必须加强和完善政府的宏观调控，建立相应的宏观调控体系，减少农村剩余劳动力的盲目流动。二是要建立健全的就业服务体系，即发展培育多种形式的劳动就业中介服务组织，逐步形成包括信息、咨询职业介绍、培训在内的社会化的就业服务体系。坚持市场配制劳动力资源的方向，逐步形成城乡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劳动力市场，实现农村劳动力的有序流动。

剩余范文篇7

我国人口众多，以劳动力资源特别丰富而闻名于世。1988年底，我国劳动力总资源已达到6.6亿，占总人口的比重上升到61.1％。另外，我国潜在的劳动力资源也极为丰富。据有关专家推测，从现在起到2010年，我国劳动力人口会一直呈上升趋势，而且此间增长速度还会极快。又据1992年的人口普查资料及各种预测，劳动适龄人口增长速度比总人口的增长速度要高60％以上。2000年以前，我国劳动适龄人口已经以1.65％的速度增长。同时，农村劳动力人口的增长速度快于城市。从1987年到2000年，农村每年进入劳动年龄的人口为1800万左右，而每年退出的人口却不足700万。这样，每年就平均净增1100万农村劳动适龄人口。

诚然，农村经济结构调整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开辟了许多就业渠道，而且已有几千万剩余劳动力脱离了农业生产，转向了非农产业。但由于农村劳动力众多，到目前为止，农村劳动力仍占社会劳动者总数的70％左右，远高于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随着农业机械化程度的提高，农业产业结构的进一步调整，人们饮食结构的进一步变化等等，将会有更多的剩余劳动力从农业释放出来。

那么，自改革开放以来，农民进城的情况如何呢？从输入地看，据不完全统计，珠江三角洲3400万、北京350万、上海300万、深圳150万、天津80万、苏州50万、无锡50万，甚至连小小的石狮市、北海市和张家港市都分别有20万、10万和20万等等。从输出地看，据不完全统计，湖南500万、河南300万、吉林100万、四川300万、江西200万、安徽300万等等。总之，有将近1亿左右的农民进城并从事着各种生产经营活动。

二、湖北农村剩余劳动力的现状

从我们调查的典型案例来看，湖北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基本现状，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

第一，数量较大。截止到2001年12月，红安县农村劳动力总数为237283人，而因为剩余外出务工的劳动力则有78238人，占该县农村劳动力总数的30％左右。浠水县农村劳动力总数为388700人，而因为剩余外出务工的劳动力则有111400人，占该县农村劳动力总数的1/4左右。郧县农村劳动力总数为242869人，而因为剩余外出务工的劳动力则有58482人，占该县农村劳动力总数的1/4左右。截止到2001年12月，郧县南化塘镇农村劳动力总数为21753人，而因为剩余外出务工的劳动力则有5744人，占该镇农村劳动力总数的1/4左右。尤其突出的是该镇的关帝庙村，劳动力总数为1297人，而因为剩余外出务工的劳动力则有475人，占该村农村劳动力总数的1/3左右。利川市谋道镇中心村农村劳动力总数为551人，而因剩余外出务工的劳动力则有250人，占该村农村劳动力总数的1/2左右。

第二，素质较低。浠水县农村外出务工人员中，小学文化程度24500人，占22％；初中文化程度56700人，占51％；高中文化程度26600人，占24％；其他3600人，占3％。红安县农村外出务工人员中，小学文化程度11472人，占15％；初中文化程度41234人，占32％。郧县南化塘镇关帝庙村农村外出务工人员中，小学文化程度165人，占35％；初中文化程度213人，占45％；大专文化程度47人，占10％；文盲47人，占10％。利川市农村外出务工人员中，初中以上文化程度11000人，占65％；初中以下文化程度6000人，占35％。利川市谋道镇中心村外出务工人员中，小学文化程度80人，占30％；初中文化程度125人，占50％；高中文化程度37人，占15％；文盲8人，占3.2％。

第三，年龄较轻。浠水县农村外出务工人员中，年龄在16～40岁之间的有81200人，占73％；其他年龄段的有30200人，占27％。红安县农村外出务工人员中，20岁以下的有16571人，占21％；20～30岁的有38245人，占50％；30岁以上的有23422人，占30％。郧县南化塘镇关帝庙村外出务工人员中，25～35岁的占70％。公安县夹竹园镇齐居寺村外出务工人员年龄一般在20～35岁之间。

第四，男性较多。红安县农村外出务工人员中、男性67846人，占90％左右；女性10392人，占10％左右。利川市农村外出务工人员中，男性10248人，占60％；女性6838人，占40％。郧县南化塘镇关帝庙村农村外出务工人员中，男性309人，占65％；女性166人，占35％。利川市谋道镇中心村外出务工人员中，男性130人，占52％；女性120人，占48％。

第五，分布较广。郧县农村剩余劳动力中，农林牧渔业劳动力总量为158564人，外出务工人员为6561人；工业劳动力总量为23543人，外出务工人员12945人；建筑业劳动力总量为17826人，外出务工人员为13608人；交通运输业劳动力总量为6977人，外出务工人员为3143人；商业、餐饮业劳动力总量为13569人，外出务工人员为6187人；其他非农行业劳动力总量为22390人，外出务工人员为16038人。

第六，技能较差。以郧县为例，1995年，在外出务工的53人中，受过专业培训的劳动力有10人，占20％；1996年在外出务工的146人中，受过专业培训的劳动力有14人，占10％；1997年，在外出务工的157人中，受过专业培训的劳动力有18人，占11％；1998年，在外出务工的159人中，受过专业培训的劳动力有17人，占11％；1999年，在外出务工的160人中，受过专业培训的劳动力有15人，占9％；2000年，在外出务工的59人中，受过专业培训的劳动力有17人，占30％。

三、湖北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成因

第一，耕地面积少。导致人均耕地面积减少的原因，在于修路占用耕地、建房占用耕地、办企业占用耕地、退耕还林占用耕地等，甚至还存在着农村土葬大量占用土地的现象。我国每年死亡人数约700万左右，其中有400万是土葬，全国仅此一项就挤占耕地74万亩。湖北枝江县七星台镇沈家店是一个不大的村子，可就是在这么个小村竟有4处坟场、200座坟墓，占地80亩，而且还在以每年20座的速度增加。事实上，这个村人均耕地只有1.3亩，而死人一年却要占去两个活人的，“饭碗”。

第二，种田比较效益低下。据我们对湖北红安县、浠水县、公安县、郧县、利川市等地的调查表明，农民外出务工的一个直接性原因，就是“因种田不赚钱”。而种田不赚钱的原因，又在于收入低下，支出高昂。其高昂的支出包括各项农业成本及各项提留等。

第三，退耕还林政策的实施。根据我们对湖北利川市等地的调查表明，农民外出务工的另一个直接原因，就是因为国家实施了退耕还林政策。实事求是地说，实施退耕还林政策，从长远看，不失为一个具有远见卓识的战略性决策。但从近期看，则还是会存在许多问题。其中最具代表性的问题之一，就是在短期内会使一部分农民因此而失去饭碗。因为这里有两种可能性的结果：一种可能性的结果是，由于各种原因的影响和条件的限制，原有土地上的农民不会因为这一政策的实施，而随之由种植业转向林业。若果真这样的话，则他们就会因此而失去工作岗位。另一种可能性的结果是，原有土地上的农民会因为这一政策的实施，而随之转向林业，若果真这样的话，则他们不会因此而失去工作岗位，但收入却是没有保证的。因为林木均有一个固有的生长周期，而在此生长周期内，当事人只能付出而不可能得到回报。

剩余范文篇8

解决好中国贫困农民的脱贫致富问题,是事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的重大问题,而贫困农民脱贫致富的重要途径之一,就在于推进贫困地区剩余劳动力的合理转移。

一、中国贫困人口与贫困地区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经济不发达,农村尤其不发达。这一基本国情决定了目前和较长的一个时期内我国的贫困标准还只能是一个低水平的贫困标准。

中国现行的农村贫困人口的标准,是1986年由国家统计局在对67万户农村居民家庭消费支出调查的基础上计算得出的。经测算,1985年中国农村贫困人口的扶持标准为206元,此后根据物价指数变动逐年调整。到1990年这一标准相当于300元,1999年为625元。中国的贫困标准是一个能够维持基本生存的最低费用标准。虽然这一标准与国际上通用的每人每天1美元的消费支出贫困标准有很大差异,但是确定扶贫标准已从基本解决温饱向接近国际标准方向转变。

经过几十年的努力,农村贫困人口从1978年的2.5亿减少到2003年底的2900万,贫困人口占农村总人口的比例由30.7％下降为3％左右。①

中国现有绝对贫困人口大多分布在山区、降水量小的地区和其他承载力有限的地区。除贫困人口越来越集中在西部地区外,中国大多数贫困人口生活在山区县和山区乡镇。大量观察得出的结论是,中国的贫困问题大部分发生在山区(ICIMOD1994,MFO1995,Han1998,Wang1998),而且中国的扶贫项目长期以来一直以山区为重点。

从自然条件、生态环境和社会基础方面分析,中国贫困地区具有如下共同特征:(1)自然条件恶劣。导致中国贫困地区贫穷落后的自然因素包括气候、地形地貌、地理位置等诸多方面。贫困地区多处于条件差的区域,主要在西北、西南,呈块状、片状分布在高原、山地、丘陵、沙漠、喀斯特等地区。大多数地区除自然条件外,都较为偏僻,远离经济中心地区,交通受阻,地理位置十分不利,如果按发达地区的自然条件衡量,相当多地区都被认为是处于人类不适合生存的环境。(2)资源贫乏,基础设施薄弱。中国贫困地区大多缺水严重,电力供应不足,交通不便。贫困地区多数处于偏远山区,交通闭塞。我国最为落后的西部地区,虽然土地面积占全国的2/3以上,但铁路里程还不到全国的1/4。(3)人口增长过快,教育、卫生等基本社会服务水平太低。中国贫困地区是人口增长速度最陕的区域。文化教育落后,卫生保健水平低。(4)财政收入水平低,公共投入和基础投入严重不足。

中国贫困地区农业生产条件较差,财政收入水平低,公共投入严重不足。由于长期处于赤字状态,贫困县无力增加投入以改善贫困社区的公共设施、基础社会服务的低水平状态,形成恶性循环。

在我国的贫困地区中,使农业生产能够达到维持生存的水平已是一个困难的挑战。农民在农村没有就业机会或没有充分就业机会。又是由如下几个原因综合造成的:(1)农村人口基数大,增长速度快,大大超过就业岗位的提供速度;(2)农业产品的需求弹性较低,农业内部创造就业岗位的能力十分有限;(3)土地和资源有限,所能承载的劳动力十分有限;(4)农村人口分散导致第三产业不可能很发达,农村基础设施较差导致第二产业发展受限,这两个方面使得农村非农就业岗位也很有限。这四个原因表明:相当一部分农民在农村内部获得就业机会是十分困难的甚至是不可能的,如果强行挤在农村则必然是以隐蔽失业或半失业状态存在,因此,中国贫困地区农民的出路只能向非农产业和城市转移。

二、中国贫困地区实行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必要性

导致农民贫困或收入水平低的两大原因——隐蔽失业和劳动生产率低都可以归结为农村劳动力转移不畅。进行劳务输出,从而有更多的机会在条件更好的农村就业以及在当地或外地从事非农生产,更是重要的脱贫方式。只要农村劳动力向城市非农产业转移的渠道畅通,则农民贫困的问题就可以缓解,因为转移出去的农民可以获得比农村更高的收入,留下来的农民囚拥有了比以前更多的人均资源也提高了收入。反之,如果转移的渠道不畅通,则农民贫困问题必然会越来越严重。

1.推进农村劳动力转移是解决中国“三农”问题的中心环节

农民贫困、农业滞后、农村落后的“三农”问题是各国在工业化和经济发展初期普遍遇到的问题,推进农村劳动力转移是解决“三农”问题的主要出路。“三农”问题的症结在农村剩余劳动力过多,以致农村劳动力人均占有资源或资本过少,劳动等要素的边际生产率太低。

由于农村人地矛盾越来越大,农产品需求空间相对有限,因而农业劳动的边际生产率递减,进而“三农”问题越来越突出,因此,解决“三农”问题必须主要从缓解人地矛盾以提高农业劳动的边际生产率人手。而缓解农村人地矛盾的出路从理论上看无非有三:一是增加土地;二是降低人口增长率;三是将农村人口和劳动力转移出去。第一个出路对那些土地已开发殆尽甚至已过度开发的国家来说是没有意义的,尤其是贫困地区土地资源缺乏;第二个出路对我国实施了严厉的计划生育政策、人口过快的增长率已基本控制来说也意义有限;惟有第三个出路具有巨大的潜力。因此,农村劳动力转移是解决“三农”问题的主要出路。吴敬琏(2002)指出,农村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在各国发展初期是一种带有普遍性的现象。各国之间的区别只在于有的国家这种剩余劳动力向城市工商等非农产业的转移进行得比较快和比较好,有的国家进行得比较慢和比较差,因而前者较早地实现了工业化和城市化,后者则长期为“三农”问题所困扰。所以,实现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转移,是各国解决“三农”问题,顺利实现工业化和城市化的中心环节②。

2.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是推进二元经济结构转型,实现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核心内容

我国现阶段还是发展中国家,其显著特征就是经济结构是二元的,即一方面存在城市的现代工业,另一方面农村还是落后的以手工劳动为主的农业,尚未实现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中国家要摆脱社会生产力的落后状态,成为经济发达的国家,就要通过工业化、市场化、社会化、城市化,走出二元经济结构状态,形成现代经济结构,实现现代化,其核心是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转移到工业和第三产业。

劳动力从较低效率的产业或区域向较高效率的产业或区域转移,特别是劳动力从传统农业向城镇非农产业转移,是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核心内容,是各国在工业化和现代化过程中所共有的现象,是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

3.劳动力转移是实现经济增长、人力资本增值的重要手段

钱纳里等人(1986)的经验研究发现,劳动和资本从农业向其他生产要素较高的部门转移,对经济增长率的贡献为20％。③蔡日方和王德文等(2000)的研究表明,劳动力转移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为20.23％。④世界银行(1997)估计,劳动力的部门转移可以解释中国16％的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在1978—1995年国内生产总值平均年增长9.4个百分点中,劳动力转移贡献了1.5个百分点。另据美国经济学家米凯.吉瑟的研究,乡村地区教育水平提高10％,将多诱导6％～7％的农民迁出农业。⑤

舒尔茨(Sehultz,T.W,1961)分析人力资本时将劳动力转移作为人力资本投资的方式之一。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不但为贫困人口摆脱贫困开辟了门路,而且为农民的生产、生活和农村的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激发了农村经济活力。

4.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是提高农民收人、解决农村贫困的主要途径

虽然农业对贫困人口来说仍是首要的收入来源,但现在非农就业也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事实表明,工资收入对贫困家庭来说非常关键,因为它不但是农民现金收入越来越重要的来源,而且是弥补农民暂时歉收的一种手段。

在20世纪90年代,农民工资收入占纯收入的比重基本上在20％到25％之间波动,仅仅在1990年由于农民工资收入的基数过低略显增长。

在90年代的10年里农民工资按比例递增,与其他收入的增长保持了相同的比率。592个国家重点扶持的贫困县农民人均纯收人中,劳务收入所占的比例已经达到37％。

根据1996年中国统计收入分组的数据来看,工资收人所占比重与总收入的关系比较复杂。收入最低组也就是说最贫困的农户对工资收入的依赖程度较高。那些人均年纯收入不到200元的贫困农户,其工资收入的比重高达40％,大大超过了全国23％的平均水平。尽管上述数据不能提供随着时间的推移工资收入对贫困农户收人的重要性的变化,但却清楚地表明到90年代中期,工资收入已构成贫困农户总收入的重要部分。

三、中国贫困地区劳动力转移的现状及问题

劳务输出是帮助这些贫困地区解决劳动力供需矛盾的一个途径。但是,在统筹城乡劳动力就业方面,政府职能是有缺陷的,由此中国贫困地区劳动力转移面临双重困境与压力:一方面,农村劳动力转移过程中的困难和阻碍,流动中的无序性和盲目性;另一方面,由于贫困本身产生的不利因素,给他们向非农业部门转移带来更大的阻力。中国贫困地区劳动力转移存在以下几个问题。

1.农村劳动力素质低下。贫困地区农村劳动力的总体素质不高,加上没有专业技术,他们难以接受科技知识,农业生产率难以提高,致使广大农村大多仍停留在传统的耕作模式上,农村劳动力退出农业生产的基础不稳。同时,低水平的文化素质使得农村劳动力适应不了非农产业的发展要求,农村劳动力进入非农产业比较困难,极大地影响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有效转移。这是制约贫困地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主要因素。

2.制度因素,包括现行的户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和土地制度,妨碍着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一是我国现行的城乡分割的二元户籍制度虽然放宽农民进城的条件,但并未从根本上改变。大中城市的户口准入门槛依然很高。二是农民与市民在地位、身份、就业、住房、补贴、劳保、福利等社会保障方面仍存在着明显的不平等,无法跟城市人进行公平竞争,同时给他们在吃、住、就业、加薪、孩子上学等方面也造成许多困难。这一方面使农村劳动力在城镇就业的成本加大;另一方面农村劳动力在城镇不能长期稳定地就业,致使相当部分的劳动者在城镇若干年后又回流到农村。三是农村土地制度是实行集体所有、家庭联产承包。在联产承包的实施中,土地基本是按人头平均分配的,这些流人到城市的农村人口仍然要在农村占有耕地、住房,而农民土地不退出,农村土地的细碎分割问题不能解决,土地约束越来越严重,也就意味着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问题没有从根本上解决。

3.农民贫穷更大程度地阻碍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顺利转移。许多研究者认为外出劳务主要来自于内陆省份的相对贫困的村庄和比较贫困的农户;但一些研究表明,外出劳务主要来自于中等收入的农村和农户。绝大部分的研究者认为最贫困的农户外出打工存在着重重障碍。这是由于贫困农户没有足够的钱来支付外出寻找工作的本钱和必要的交通费用,同时由于贫困农户受教育的程度低,有的甚至不识字,因此很难获得相关的信息和机会。这就是为什么外出劳务大多来自低收入地区而不是来自这些地区最贫困的农户的原因。

贫困农户难以获得农业和非农业的发展所创出的新的工作机会,这是由于他们被迫要花大量时间来完成那些日常必需的但收入又低的工作。如居住在丘陵山区的贫困农户由于地块分散、路途遥远、山高坡陡、耕种费时而单位面积产量低,使得他们为了生产足够的生活必需的粮食而耗去了他们家庭成员的大部分时间。因此即使有从事非农产业就业的机会,对贫困农户来说由于上述的种种限制而难以获得。

4.劳动力市场发育滞缓,中介组织发育程度低。目前农村劳动力跨地区流动大都是自发的,而由政府职业介绍部门组织安排外出的却很少。农村劳动力流动无序状态带来的主要弊端是不能进行宏观控制。大量劳动力流动的同时,必然形成初级劳动力市场,对于劳动力市场,政府同样需要宏观调控,但目前还缺少这一环节,即缺乏对农村劳动力的总需求、总供给的调节,缺乏对农村劳动力的就业组织与指导。

5.政府对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服务不到位。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是一个系统工程。从掌握劳动力资源、提供就业信息和就业培训,到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都需要政府部门提供完善的管理和服务。但是,政府的这种职能非常缺乏。政府还不能比较完全地掌握农村劳动力资源及转移就业的基本情况。在公共培训和技能培训上,政府部门还没有特别行之有效的措施,同时再加上经费短缺、部门分割,培训的效率非常低,接受培训的农民工比较少。政府没有把农民工纳入全国的就业体系,导致农民工有组织外出的比例比较低。政府在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上,对用人单位没有形成一套完整的约束机制,导致农民工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的现象屡见不鲜。

四、中国贫困地区劳动力转移的对策建议我国目前8700万贫困人口,尤其是2900万特困人口的脱贫问题,已成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难点和重点。促进贫困农民脱贫致富,解决“三农”问题,核心是农民增收。而农民增收的重要出路在于推进农村富余劳动力向城镇和非农产业转移。有效地促进贫困地区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必然要纳入政府实施公共管理的重要构成部分,加大宣传力度,把农村劳动力纳入规范化、制度化管理的轨道,建立健全劳务转移就业的组织体系,同时,还要加强贫困地区劳动力转移培训,增加对农村人力资本的投人,加大扶贫力度,调整农村产业结构实现就地转移。

1.加大对贫困地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就业的宣传力度。贫困地区的农民思想观念落后,市场消息闭塞。我们要通过积极的宣传使广大的农民懂得,劳动力转移就业是增加农民收人最有效的方式。通过向他们积极宣传已外出务工人员的生活改善现状,以及他们的工作和发展前景,使他们增加外出务工的信心。除此之外,我们也及时将劳动力市场目前对各类劳动力的需求,尤其是对贫困地区劳动力的需求信息公布,使他们了解到外出务工有现实可能性,充分调动他们的外出务工主动性。

2.政府必须对贫困地区建立健全规范化的劳动力转移就业组织体系。加强就业指导和就业渠道的组织和管理,不仅使这些贫困地区农民找到转移就业的出路,因人、因时、因地择业,而且可以稳定就业渠道,使劳动力转移工作有序化,有组织化。

各级政府一定要按照“公平对待,合理引导,完善管理,搞好服务”的方针,切实搞好农民工外出就业指导和服务工作。当前,政府主要应从体制、机制上提出根本解决办法,逐步建立和完善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五大体系⑥,即建立农民工外出务工的管理和服务体系、农村劳动力流动监测体系、农村劳动力就业培训体系、农村劳动力转移输出的就业信息体系和维护农村劳动力合法权益的法律服务体系。

3.加快贫困地区劳动力转移,提高劳动力素质,增加对农村人力资本的投入是关键。特别是贫困地区劳动力受教育程度都不高,文化素质较低,直接导致劳动技能水平低下,就业渠道狭窄。因此,不仅要加强贫困地区劳动力转移就业前的劳务技能培训,提高他们在城市的生存能力,同时也要加强当地的基础素质教育,使贫困地区劳动力转移整体素质得以提高。我国从2000年开始积极主动增加对农村人力资本的投入。2004年3月31日,中国农业部、财政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教育部、科技部、建设部联合发出通知,决定共同组织实施“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阳光工程”,旨在通过提供职业技能培训的方式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1000万农村劳动力,特别是贫困地区的农村劳动力。推进贫困地区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培训,是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以转移到非农领域就业为目标,实行培训与就业转移挂钩和“一条龙”培训就业服务办法,对特别困难家庭有就业要求的劳动力实施培训就业援助。培训是以粮食主产区、劳动力主要输出地区、贫困地区和革命老区为重点,实行订单培训。

4.加大扶贫力度,使更多贫困人口摆脱贫困。

回顾过去几十年问的中国扶贫事业,我国开展了开发式扶贫、扶贫到村到户、对口帮扶、自愿移民等多种扶贫形式,制定了“青年志愿者支教扶贫计划”、“幸福工程”、“春蕾计划”、“光彩事业”等专项扶贫计划,这些都为贫困地区剩余劳动力转移,实现脱贫致富创造了良好的外界条件。

在制定新世纪扶贫纲要过程中,中国政府有关部门应加大扶贫投人。扶贫资金应从集中投资生产项目向增加投资人力资本方向转变;分配扶贫资源的瞄准对象单位应从县级向乡、村和农户转变;实施扶贫策略从政府主导型向政府与非政府组织合作模式转变。继续搞好农村扶贫开发,加快贫困和落后地区的劳动力转移。

5.在劳动力外出转移的同时,也要加强当地农业产业的结构调整,使一些劳动力能够就地转移。有的贫困地区自然资源丰富些,但农业结构比较单一。我们可以立足于贫困山区优势资源,开发农村第三产业,或者开发山区工业化,有条件的还可以开发当地旅游产业。以此来加快农业产业结构调整,提高贫困地区农民的劳动生产率,实现劳动力的就地转移,增加他们的收入。

注释:

①《中国贫困人口大幅减少扶贫成就感动世界》,新华网,北京2004年10月17日电。

②吴敬琏:《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是解决“三农”问题的中心环节》,《宏观经济研究》,2002年第6期。

③钱纳里等:《工业化与经济增长的比较分析》,上海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46页。

④蔡日方、王德文等:《中国经济增长:劳动力、人力资本与就业结构》,载《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经济科学出版社,王小鲁、樊纲主编,2000。

⑤邵清:《教育一城镇化的重要支撑》,《农民日报》,2002年10月7日。

⑥张红宇,欧阳海洪,江文胜:《把促进农村劳动力输出作为战略性产业来抓——对四川、贵州的调查与分析》,《中国农村经济》,2004年1月。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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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镇农民就业现状

我镇位于苏鲁两省交界处，下辖11个行政村，35个自然村，总人口3.2万，其中农业人口30546人，占95.45%，农田面积63811亩，人均耕地2.09亩。三面环山，土地贫瘠，是一个典型的农业小镇。近几年，全镇认真贯彻执行党的政策、方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服务发展为导向，走科学发展，率先发展之路，大力发展民营经济，经济社会发展实现历史性突破，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我镇的就业压力。目前我镇共有劳动力10670人，从事农业劳动4660人，占43.67%，在本镇从业3300人，占30.92%，其中工业2500人，三产800人。从分布上看呈以下特点：1、从事农业劳动人数呈下降趋势，比去年减少566人，下降5个百分点。2、由于机械化程度的提高，农业劳动强度降低，从事农业劳动的时间减少。3、从事农业劳动以妇女劳力为主，占70%，4、亦工亦农的户数呈增加趋势，民营企业发展越好的村越明显。

二、农民就业形势

农民是我国人口最多的群体，农村经济发展最突出的矛盾是农民就业问题。农民就业形势十分严峻，就业竞争愈演愈烈。

第一、农民就业空间不断缩小。这是水土资源减少和人口增长挤压的结果。我镇虽然人均耕地2.09亩，但是严重缺水，产出率低。土地基本上是农民的社会保障，更确切地说是基本生活保障。我镇从事农业劳动人口为4660人，以今天农村生产力水平，按农业生产资料现有的科技含量，现有机械化程度、我镇现有的63811亩耕地只需2000多劳动力就可以解决问题，其余的2000多劳动力都需要在农业之外寻找出路。

第二、农民就业的人口基数还在进一步扩大。农业生产技术的进步，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必将越来越多地排挤农村劳动力；小农生产方式的人口规律，无论计划生育措施有多严格，超生的农业人口成为农村劳动力的后备力量，这使未来农民就业雪上加霜。

第三、乡镇企业处于调整中，就业增长缓慢。乡镇企业曾为农民农外就业立过汗马功劳，在上世纪80和90年代吸收了大批农村剩余劳动力，近年来由于体制改革，市场体制的淘汰和经营不善，大部分乡镇企业已破产倒闭，已无法成为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主渠道。而民营企业起步较晚，发展缓慢，只是近两年发展速度快些，但仍不能成为吸纳农村劳动力的主渠道。

第四、城镇对农村劳动力的吸纳环境不宽松，条件不足。改革开放以来，小城镇建设水平与前30年比较，有了显著提高。城镇化得以较快推进的重要方式是“乡改镇”等行政区划变动，促使农民变市民。但本来意义上的城镇化进程并不快，主要表现为：一是小城镇数量的增加，主要是行政区划的变动结果；二是镇人口增幅大大低于城镇增幅。三是行政区划变动带来的镇人口增加在镇人口中占较大比例；四是中小城镇规模小。这种不以农民变市民为主的城镇化推进方式，造成我区城镇水平的严重滞后，使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滞留农村，形成了畸形的就业结构。

第五、大容量吸纳剩余劳力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少，规模企业少，就业的载体缺乏中长期投资机制。目前，我镇就业的主要载体是福林钢铁，瑞天纺织、美莱特电子三家企业，能解决1200人就业，但规模较小，没有竞争力，缺乏中长期投资机制，若不发展状大，被市场淘汰，我镇的就业压力将更大。

第六、农民素质低，知识因素在劳动力中的比例小影响农民就业，非文盲中85%以上只有小学或初中水平，约5%受过职业教育和培训，所掌握的科学文化知识、生产技术、市场经济知识远不能适应市场经济、社会进步的需要。

三、解决未来农村劳动力就业压力的途径

同志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提出：“就业是民生之本。解决就业问题是我国当前和今后长时期重大而艰巨的任务”。在所有就业问题中，农民就业问题可以说是一个关系我国全局的不容忽视的问题。它不仅直接影响到农村的发展、农村社会的安定，而且影响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形成、整个国民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与稳定。

（一）、拓宽农民就业空间

第一，城镇化，是拓宽农民就业空间的主渠道，是大容量吸纳劳动密集型就业的首要载体。尽管我国目前城镇化的水平较低，但多元化城镇，是我国实现现代化必经的阶段，是解决目前以及今后经济社会发展诸多难题的关键，是农民就业的主渠道。城镇已是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重要场所。

第二，乡镇企业，仍然是大容量吸纳劳动密集型就业的重要载体。我国乡镇企业与世界一些国家的确认标准相比，它的实际人数规模相对偏高，资产、资本和经营额规模相对偏低，是劳动密集型企业。这类企业就业投资较低，就业制度灵活，对就业人员的文化水平要求不高，具有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巨大优势，只要注意引导乡镇企业推进结构调整，技术进步和体制创新，鼓励多种形式、多种所有制的发展，就能努力扩大乡镇企业就业的容量。

第三，进行农村产业结构的创新，推动农村劳动力转移。加入WTO后，我国农业的优势产业是劳动密集型及技术密集型产业，如蔬菜、水果、畜牧、水产品等。这些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具有很强的竞争力，入世对于它们的生产者或潜在生产者意味着新的机遇。如果能大量出口这些产品就意味着大量出口了劳动力。以优化品种结构、质量，增加效益为中心，积极发展高产、优质、高效农业，大力调整农产品结构，大力开发高附加值的特色品种，努力挖掘农业内部的就业潜力。不但能增加农民的收入，还能解决一部分人就业。

第四，提高农村劳动力素质，培育农民竞争就业的后劲。无论是立足当前还是着眼未来，提高农村劳动力素质是解决农民就业的根本措施。提高农村劳动力的素质，主要通过以下途径来实现：1、增加农村人力资本投资，包括增加对农村劳动力的教育、文化投资。政府、社会、企业等各方面要多方出资，构建完善的农村教育体系，造成一支数量庞大的、素质过硬的、适应现代农业大生产要求的农民队伍。2、在农村广泛深入地普及科学技术教育，传播科学思想和科学精神，这不仅可以帮助农民加快对传统农业的改造，提高农产品的科技含量和市场竞争力，增强经济发展、脱贫致富的能力，也有利于帮助农民划清科学与迷信、文明与愚昧的界限，树立科学的世界观，从根本上铲除愚昧迷信赖以存在和蔓延的社会土壤。3、实行计划生育，优生优育。从长远上看，提高农民素质最重要、最直接、最根本的办法，就是实行计划生育，优生优育。要继续认真执行农村计划生育政策，严格控制人口增长。

（二）、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全面推进城乡统筹就业工程。1、要深入贯彻新一轮就业再就业政策，并针对实施过程中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积极研究解决方案，不断充实完善。2、要切实加强再就业帮扶，重点解决零就业家庭的就业问题。多渠道开发就业岗位，鼓励支持失业人员自由创业、自谋职业。3、要扎实推进再就业培训。采取“订单式”培训模式，增强再就业培训的针对性，积极推进创业培训，并做好一系列后续服务。4、要不断强化城镇失业人员的动态管理，完善失业登记制度。5、要全面推进城乡统筹就业。在抓好城镇失业人员就业再就业的同时，要注重有就业愿望农村劳动力的就业问题，引导和帮助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研究制定促进城乡统筹就业的配套政策，发动当地骨干企业积极吸纳农村劳动力实现转移就业。6、要进一步优化公共就业服务，提高公共就业服务的质量和效率。积极拓展乡镇级劳动力市场，形成城乡一体的劳动力市场格局，实现每个镇级劳动力市场都有公共就业服务窗口，规范职业中介行为，加快建设覆盖城乡的劳动力市场用工信息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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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x年，是深入贯彻党的十六大精神，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之年，做好劳动保障工作是农村经济增效、农民增收的有效途径。我镇的劳动保障工作在镇党委、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在县劳动和社会保障局的业务指导和关心支持下，在有关部门的通力合作下，认真学习和实践同志“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以党的十六大精神为指导，积极贯彻落实中央、省、州、县农村劳动力转移和就业再就业工作会议精神，紧紧围绕县委、县人民政府的有关决定，切实加快劳动力资源开发步伐，做大做强劳动力资源开发这一目标和任务，坚持把促进农村劳动力就业、实现农民增收、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作为出发点，把扩大就业和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作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目标，进一步扩大了劳动力转移规模。经过全镇各级、各部门的共同努力，埋头苦干，创新实干，我镇的劳动保障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为了总结经验，发扬成绩，再接再厉地做好2005年的劳动保障工作，在认真总结2004年工作的基础上，提出2005年的工作思路。现将一年来的工作总结如下：

一、2004年的基本工作

针对我镇人多地少和剩余劳动力较为丰富这一现状，结合泸政发〔2004〕24号和泸发〔2004〕8号文件精神，镇党委、政府及时成立了金马镇劳务输出工作领导小组（金发〔2004〕34号）文件，之后又制定了《金马镇关于2004年度劳务输出目标责任考核的实施意见》，及时下达《金马镇人民政府关于下达2004年度劳务输出指标的通知》（金政发〔2004〕7号）文件，根据客观因素的影响，又出台了《关于认真做好2004年劳务输出工作的通知》等文件。在这些文件中都将农村劳务输出工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指导思想、目标任务、政策措施、奖惩办法等都作了明确规定，并且还把劳务输出工作列入中心工作目标责任考核。

在具体工作中，我镇主要是通过政策扶持，政府引导，能人帮带，充分利用泸西县金水建筑建材有限责任公司这一龙头企业，努力把金马的劳动力资源变为经济资源，提高农村劳动力就业率，加快全镇经济发展。全镇二○○四年度计划向外省及省内输出农村劳动力4000人，比县委、县人民政府下达的任务数3300人增加700人，农村劳动力在非农业比例提高到20％。今年1至12月，全镇通过各种渠道共输出劳动力4028人，完成县下达任务数3300人的122％。其中由县劳务输出公司输送41人，累计已达106人，就业中心输送8人。输出省外41人，省内1966人，县内789人，输出人员主要是从事建筑、加工、运输或进厂务工等城市经济的各行各业中。根据统计数据分析，劳务输出不仅可以实现劳动力资源、知识、文化、经济的双向流动，从而达到缓解就业压力，促进经济发展的目的，还成为农民发家致富的重要途径。劳务收入已成为许多农民家庭收入的重要来源，好的村子出现了“外出一个，致富一家，外出一群，带富一方”的可喜局面，大大推进了人流、物流、信息流的发展，劳务输出已经逐渐提高了外出务工人员家庭收入和生活质量，推进了土地适度规模经营，加快了城镇化进程，还有力地促进了农村社会公益事业的发展。

做好劳务输出工作，不仅可以使劳动者增长见识、转变观念、提高素质，还可以为家乡创汇，为家庭创收，同时还有有效地减缓就业压力。总之，我镇的劳务输出工作在县委、政府的正确领导下，通过全镇各级各部门的共同努力，已取得了较好的成绩，同时了收到了良好的效应，其做法主要是：

（一）加强组织领导，把劳务输出作为一个新产业来抓

镇党委、政府认真领会县委、政府劳务输出工作会议精神，把劳务输出作为发展本地经济、增加农收入的一项重要工作列入议事日程，有计划、有步骤、有组织地抓紧实施，形成了“主要领导亲自抓，分管领导具体抓，相关部门配合抓”的良好工作局面，专门成立了镇劳务输出工作领导小组，紧紧围绕县委、县人民政府关于开发劳动力资源的决定，把劳务输出纳入对各村委会考核的重要指标。镇主要领导还经常深入到各村委会督促此项工作的完成情况，要求各单位、各部门密切协作，为劳务输出创造宽松的环境，同时还把劳务输出工作为扶贫开发的一项重要内容，切实加强对劳务输出的领导和管理。

（二）加大宣传舆论力度，积极营造良好氛围

为使县委、政府有组织地开展劳务输出这一决策深入全镇5万多人民群众中，我们充分利用广播、墙报以及《金马快讯》和《今日金马》等刊物，树立典型，大力宣传劳务输出的成功经验和典型事迹，让群众摒弃外出务工是羞人行为的思想，提高人们对劳务输出的认识，充分利用赶集天多形式、多层次、全方位的广泛宣传，通过摆事实，讲道理，跟农户讲实惠，把县委、政府支持与鼓励劳务输出的有关政策宣传到农户家中，让更多的人认识到外出务工是一项学技能、长见识、增收入的有效途径，进而放下思想包袱，打消思想顾虑，转变择业观念意识，积极外出创业务工。在宣传中还通过身边的典型例子，让大家了解“靠土地增收有限，走出去创业海阔天空”的道理，从而形成了“走出家门闯世界，外出务工奔小康”的良好氛围。

（三）完善部门密切配合，相互支持的工作机制

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是一项系统工程，涉及到各部门，需要各部门密切配合，相互支持，共同努力，形成推动劳动力转移的合力。镇政府为有效避免“人难找，事难办”现象的出现，召开了相关部门领导参加的会议，形成“统一领导，分工协作，部门联动，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要求劳保所、派出所、计生、信用等部门要简化办事手续，认真做好各种服务工作。镇政府还与各村委会签订劳务输出目标责任考核，并把劳务输出考核纳入全镇中心目标考核范畴，还要求机关干部职工关心、支持外出务工人员，结合实施“云岭先锋”工程，做到“输出一个，帮扶一个，带动一片”，把劳务输出作为增加农民收入的有效手段来抓，努力营造“党委重视、政府主抓、各方参与、社会支持”的工作局面，为做好劳务输出工作提供了坚强的组织保证。

（四）认真组织，严格把关，做好各种服务工作

为确保输出的务工人员安置得好、稳得住、干得好、有效益，对来报名的人员严把年龄、文化程度、身份证、身体条件、思想观念、综合素质等关口，真正做到符合条件一个，办理手续一个，面试合格一个，组织输出一个，这些硬件使务工者突破了行业、岗位的条件限制，从而有效地避免了安置不好、稳定不了或其他思想观念问题的产生。各村民委员会还经常与劳动保障所联系，做好务工人员家属的思想工作，把务工者的生活情况、待遇情况及时告诉其家属，耐心回答他们提出的各种问题，及时为外出人员带去身份证、毕业证等证件。扎实的工作使我镇输出人员的稳定率达94％。

（五）按时上报劳动力资源和劳务输出情况报表。

为了及时了解掌握各阶段劳务输出情况，镇劳动保障所积极配合镇企业办切实做好劳动力资源的调查建档、职业培训和外出务工人员的跟踪管理服务，认真做好劳动力储备情况的调查，及时准确地上报农村劳务输出情况统计报表以及各种业务报表，没有一次漏报、缺报，并且还全面落实了我镇辖区范围内离退休人员数，认真做好离退休人员社会化管理服务体系，切实抓紧抓好离退休人员的社会化管理服务工作，已把全镇范围内离退休人员造册登记，还超额完成了县局分给我镇的报刊征订任务数。同时还认真做好技校招生工作，圆满完成县局下达的任务数。

（六）认真形势，加强业务学习。

学习是永恒的，只有不断学习，才会进步。乡镇自9月份成立劳动保障所以来，由于人员少，事情又多，对劳动保障知识了解甚少，要做好劳动保障工作，就要学习党的各项方针、政策以及劳动保障方面的业务知识，这就要求每个干部认真学习业务知识。因此，我们积极参加县局组织的业务知识培训，认真听了县局8个科室主任讲解的业务知识，为做好劳动保障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对内增强了素质，对外树立了良好的形象。

二、金马镇劳动保障工作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和困难

我镇的劳保工作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随着工作的进一步开展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和困难，与县委、政府的要求也还存在差距，农村劳动力转移工作十分艰巨，这些都与主客观因素有关，主要表现在部份人员担心上当受骗，对陌生世界存在畏惧感和“家乡宝”观念较强，还存在着“在家千般好，出门万事忧，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草窝”等观念意识，这样就给劳务输出工作带来了问题和困难。

（一）思想认识不足，组织工作有待改进

从目前金马镇劳务输出的状况来看，村与村之间仍然存在着对劳务输出重要性和必要性认识不足，出现村与村之间劳动力输出的数量和质量存在很大差距，部分地区的劳务输出仍然是民间自发的、无序的，缺乏有效的组织领导，致使劳动力输出效率不高，农民工的合法权益难以得到有效保护，一定程度上打击了农民工的积极性。

（二）求职人员择业意识还未转变

在众多的求职人员中由于他们受传统择业意识的影响，很难找到工作，在他们心目中，唯有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是他们择业的标准，否则宁愿守在家里，也不愿到集体、私营企业中去做事，还有既使在国有单位几十元每月的工资，也不愿到每月几百元的集体、私营企业中去，形成有要人的单位找不到人，有人又打不到单位的反差，这样也严重影响了劳务输出工作的开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