剩余价值范文10篇

剩余价值范文篇1

[关键词]剩余价值；生产力；市场占有率。

[Synopsis]Thisarticlerevealsthatthesurplusoutsidethevalue(SurplusValue)andthesurpluswithinthevalue(ValueSurplus)belongtotwodifferenttypesofsocialwealthincrement;thoughtheyarecloselyrelatedintheprocessofsocialwealthincrement,eachofthemhasitsownpeculiareconomiclaw.Theeconomiclawssummedupinthearticlearenotonlyhighlyconvincingtheoretically,butalsoveryeffectiveintheiroperations,withgreatguidingsignificanceinpractice.Theyarea“goldkey”helpfultoeveryenterpriseinoperatingitscapitaltosuccess,andalsoa“weighinglever”foreverywealth–orientedpersoninhiseconomicappraisal.

[Keyexpressions]labor；productioncapacity；marketshare.

一、是什么创造了财富

人类社会财富的总量是从哪里增长出来的？财富的来源途径共有几种？这些途径的区别是什么？各自都有哪些规律？其间的辨证关系是怎样的？这些问题本是经济学首要研究的课题。很多经济学家和经济学理论都曾用不同的方法企图找到财富的真正来源，进而力图找出经济学基础性的科学依据及其发展的内在规律，他们为人类社会经济的发展在理论研究上确实都做出过巨大的贡献。但是，事实上所有的人都可以看到，各个经济学派的理论观点越来越趋向于远离，分歧越来越大，而不是越来越趋向于集合。有的人说财富是资本创造的；有的人说财富是劳动创造的；有的人说土地等自然价值给予了人类恩惠；有的人说人的知识架起了财富的阶梯……谁是谁非？让天下多少经济学研究者摸不着头脑！

不管是西方的宏观经济学，还是微观经济学，涉及到财富价值的来源即社会财富的总量是从哪里增长出来的问题时，不是装聋作哑，就是所问非所答地巧妙绕开这个话题。惟有“边际效用”理论，正面地探讨过这个问题，但它完全以人的主观心理的东西即“边际需求”来作为对价值的判断，就显得极为牵强附会。

奥地利的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克·冯·维塞尔说：“在需要的任何一个周期中间，同类和等量的财物所带来的满足的每一次追加，要被估计得较前一次为低。”（维塞尔，1982：第57页）。海洛因就不是这样。“满足的每一次追加”，不但不会“被估计得较前一次为低”，而且还会被估计得较前一次为高。投资者对利润的追求那更是不得了，没有什么“饱和点”，甚至在人死后还“死不瞑目”呢！

还有的西方经济学家认为，自然资源乃是财富不断在增加的源泉。乍一看还真使人觉得有道理，但是仔细一琢磨，有些问题就说不通了。地球上的自然资源并非是专为人类增加财富而存在的，自它生成的那一天起，所有的动物（包括高级动物——人类）在它面前都是享有平等权利的。也就是说，自然资源既是人类的财富，也是其它动物的财富。既然自然资源本身就是财富不断在增加的根本原因，那么不管它是谁的财富，是人类的还是其它动物的，它都应该增加才对，不应该只偏爱人类。

但事实上，自然资源在人类的手中会变成财富不断积累增加，而在其它动物那里好像一点作用也不起，甚至连它们自身也被人类归类到自然资源中为人类所摆布。看来，财富的增加固然与自然资源有关，但人类的主动性、社会性因素占据着主导地位。

假若是劳动独自创造了财富，这就更使人们糊涂了，好像人一生下来就会劳动。如果一个人出生之始根本不会劳动，相反还需要吸取各种有价值的东西逐渐地将一个人培养成劳动者，那么我们看到的事实是：财富的价值首先培育了劳动，其后才是劳动再反过来创造价值。同样，整个人类的历史也是如此：当人还不成其为人——即人类的祖先同动物一样还“不会劳动”时，是不是人类的祖先所面对的一切都是没有价值的？人类的祖先由“不会劳动”到“会劳动”，是某种价值创造了劳动，还是“劳动创造了劳动”？

就财富的来源问题，争论一直没有停止过。通常人们说某种经济学是否具有科学性，在于它是以什么样的价值判断为基础：以这样的判断为基础，某种经济学就是科学的，以那样的价值判断为基础，某种经济学就不是科学的。这是因为，“各阶级的经济学家都是从本阶级的‘价值判断’出发来研究经济问题的，并得出为本阶级服务的理论。”（梁小民，1984：第17页）。这样一来，由人的某种社会地位所决定的“价值判断”成了“魔术棒”，让人的主观能动性添长了两只翅膀，任由它在真理的天空中飞翔：都说自己飞得高；都说自己的判断是准确的。那衡量“价值判断”是否科学的“价值判断”究竟是什么？用什么“价值判断”来证明这一“价值判断”是否是科学的？

财富的来源问题不是什么“价值判断”的问题，它所要求的，是通过对价值的量化和分析所得出来的结论，总应该与客观现实相吻合。如果做不到这一点，使某种“价值判断”总是脱离实际，或者是总得不到实践的鉴证，甚而至于根本无法指导实践，那么它即使被某些人判断为是“正确”的，它也永远停留在“判断”的水平上，不会成为必须为人所尊崇的真理。如果经济学的研究总是撇开了财富的来源问题，仅是就它的“后来过程”品头论足，或是虽然涉及到财富的来源问题，但将它简单化，即认为财富的来源只有一种途径或说是一种方式，这样的经济学研究，就会缺乏彻底性，使经济学变得残缺不全甚至还引发争议和对立。

通常我们所说的经济增长，说的应是人类社会财富积累的增长。所谓的经济增长，“不单是要注意到生产总值的增长，即实际国民（内）生产总值和国民收入的增长，而且要注意到人均产量的增长”（石景云，1997：第2页）；仅此还不够，不单是要“按人口平均的实际国民生产总值或国民收入的增长作为衡量的尺度”（王朗玲、孟庆琳，1997：第534页），而且应该关注到国民财富的人均实际拥有量及其增加或减少的趋势。国民财富净值的增加，才准确地体现为经济增长。那么，人类社会财富究竟是怎样增长出来的？我们通过研究发现，财富增长的方式应该区分为两种：一种是剩余价值的创造，另一种是价值剩余的创获。

二、剩余价值的创造

剩余价值是从哪里产生出来的？我们以制作衣柜为例来进行深入的分析。

如果我自己制造一个衣柜产品用于自己消费，那么：买木料、胶、油漆、钉等原材料共花了50元，又购买锯、刨、凿等必备的制作工具花了100元，共用了5天劳动时间将衣柜制作好。假设当时的社会平均劳动力价值是每日按10元计算的话，那么5天的劳动成本就是50元，合计计算这个衣柜的总价值是（50+100+50）200元。就是说，制作这个衣柜的总投入量是200元，而产出这个衣柜产品的价值量也是200元，投入量与产出量是相同的。

假如，一个社会中共有100人，这100人每人都需要一个衣柜，并且都像我一样自己投入资金购买原材料和生产工具等，都自己亲手制作且衣柜制成后都用于自己消费，也就是所有的人都自给自足,那么，整个社会产品成本的总投入量为：1个衣柜产品成本200元×100个=20000元。

如图1所示，Y代表满足需求成本，X代表满足社会需求数量，Z代表应付社会产品成本。Z=X×Y。

（图1）

所谓应付社会产品成本，即是社会中每个成员各自生产相同的一单位产品整个成本投入的连续相加，因此Z线永远是水平运行的。这样的社会生产，由于它的总投入量与总产出量是相同的，因此不会有财富的节省，也就不会有财富的剩余和积累。

现在，我们换一种情况，看看会出现怎样令人惊奇的结果。

还是这100人的社会，每个人都需要1个衣柜。这次不同的是，所有采购和生产任务都交由我一个人来完成。这样我们再来计算一下：

(一)买木材、胶、油漆、钉等原材料。原来制作1个衣柜需花50元，现在要购买制作100个衣柜的原材料，总计要花5000元。其计算公式为：耗费量H1（5000元）=单位耗费（50元）×数量（100个）。

(二)耗费劳动力。原来制作1个衣柜，劳动力耗费量是50元，现在需制作100个衣柜，劳动力耗费量为5000元。其计算公式为：耗费量H2（5000元）=单位耗费量（50元）×数量（100个）。

由上可看出，购买原材料和耗费劳动力都属于可变耗费(H)，即：每一种资源的耗费都是随着产品数量的增加而增加。可变耗费不见得只有原材料和劳动力两种，其总耗费的计算公式是：H=H1+H2+H3+……HN

(三)买生产工具。原来制作1个衣柜要花100元，实际上这套工具的使用价值不是只能制作1个衣柜，而是能够制作出100个衣柜它才损耗完。这样一来，只需买1套工具，共花100元。

经对照可发现，类似购买生产工具这样的花费（例如购买厂房等）属于不变耗费(U)，即：在一定量的产品生产中，并不随产品数量的增加而增加或减少而减少，是较为固定不变的。不变耗费U也可以有多种，其总耗费的计算公式是：U=U1+U2+U3+……UN

最后再来计算一下：可变耗费10000元（H）+不变耗费100元（U）=10100元。这10100元即是实付社会商品成本（用S代表），比应付社会产品成本的20000元降低了9900元。换句话说，我用10100元的实付社会商品成本耗费，创造出20000元的应付社会产品价值，且所有购买衣柜的人实际并没有比原先多支付1分钱。如图2所示，这节省的9900元产品成本的耗费，就是在实付社会商品成本耗费之外所创造的剩余价值（G）。

一些动物和人类一样，也具有社会性。但是，惟有人类可以独享经济所带来的好处，所有动物都望尘莫及。其主要原因之一是：具有社会性的动物无法在满足需求的同时降低应付社会产品成本，也就无法创造剩余价值。

（图2）

我们的结论是：S=H+U；G=Z―S。创造剩余价值较重要的经济参数公式是U/X；X值越大，创造的G就越多。因此，创造剩余价值的核心问题是扩大市场占有率（简称市场率）。

由于剩余价值是在产品成本投入之外创造的，因此称它为价值之外的剩余。

就可变耗费与不变耗费而言，其中都含有不确定因素，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进一步减少耗费。例如，我不想自己生产制作衣柜，可以用购买劳动力商品的方法雇佣10个工人，根据他们各自的技术专长，让他们各自只负责一道生产工序，这样工资支出就可以实现节省。这是因为，过去每天10元的劳动力耗费量用于1个人制作衣柜上，要求他凡是与制作衣柜有关的工种都得会，缺少哪一门技术都不行。而现在，只会锯的工人雇3人，每人每天工资7元；只会刨、凿、钉的工人雇4人，每人每天工资8元；只会打磨、油漆的工人雇3人，每人每天工资9元。这样，雇佣10个工人1天的劳动力耗费量共80元。于是我们就可以计算出，制作100个衣柜所耗费的劳动力价值总额是（80元×50天）4000元，比原来节省了1000元。另外，在购买原材料上，过去制作1个衣柜所需的原材料须花运输费5元，现在制作衣柜100个，计划应花运输费500元，而实际上因集中运输定会节省运费，可能只需300元就足够了。此外，批量购买原材料还可在零售价的基础上享受优惠批发价，按95折计算（即少收货款5%），又可节省225元。这样的话，仅H一项就又减少花费1425元，使生产制作衣柜的利润（即剩余价值G）由原来的9900元上升到11325元。U也是如此，如果所购买的这套生产工具，由原来制作100个衣柜即损耗完变成可制作200个衣柜，延长了生产工具的使用寿命，岂不是又实现了新的节省？

在我们前面所举的例子中并没有将这些不确定因素考虑进来，就已经确确实实地创造出9900元的剩余价值；就是说，创造剩余价值并不依赖于这些不确定因素，使剩余价值创造的过程不折不扣、准确无误地体现出来。如果再将这些不确定因素考虑进来，正常的情况下，只可能使剩余价值增多，不会使剩余价值减少。

三、价值剩余的创获

价值剩余是指一生产单位在一定量的产品生产劳动成本投入中，通过劳动力的产品延伸（即通过创造发明先进的生产工具、设备等来提高劳动生产力），而使维持劳动所实际消耗的自然价值量低于本应消耗的自然价值量，由此在保持自然价值消耗量不变的情况下，相对增加劳动产品的创获，使其价值量在价值之内出现剩余。

譬如，某个农民维持其生存，其半年的粮食消耗最低限需要60kg。由于当时他的劳动生产力水平低，其半年的劳动成果正好只能收获60kg粮食，于是我们就会发现，他的价值创获量与消耗量是相同的。这样一种劳动创获量与其维持生存的消耗量相同的状况，我们称它为“价值平衡”。一个人维持其生存以求“价值平衡”所进行的劳动，这样的劳动量化，我们把它称作必要劳动，它与“教科书”中所说的“必要劳动”（蒋学模，1983：第54页）是有区别的。在必要劳动内所进行的劳动，只能保持价值平衡，不能额外创获价值剩余。

所谓的必要劳动，它是指一个人的劳动成果刚好只能满足自己的生存需要，不能再多也不能再少，使劳动的总投入与劳动的总成本正好持平，相互抵消。如果劳动成果多了，那就会出现价值剩余；如果劳动成果少了，这个人就会饿死。因此，必要劳动说的就是生存上的必要，而不是时间上的“必要”。这是因为，原始人从早干到晚，甚至没黑没白，累死累活，却有时连生存都无法保障。如果我们给原始人规定出什么“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实在是没有意义。因为所有的劳动时间都用上，别说仍然见不到什么剩余产品，甚至还饿得慌。其原因很简单，当时的生产力水平低，低得不成样子。

如果我们非要将劳动与时间挂上钩，那么，在生产力水平低的时代，其必要劳动的时间就长；在生产力水平高的时代，其必要劳动的时间就短。正如马克思所说，“劳动生产力越高，生产一种物品所需要的劳动时间就越少……相反地，劳动生产力越低，生产一种物品的必要劳动时间就越多”（马克思，2004：第一卷，第53页）。低劣的劳动尽管持续的时间长，但其劳动的质量仍然是差的，可是延长了劳动时间的结果是：加大了劳动耗费，因为每天都要吃饭。为了使劳动达到一定的质量——满足生存的最起码的质量，低水平的劳动就不得不用延长时间的办法来弥补，有时延长了劳动时间都不管用。由于传统理论认为“商品的价值量是由体现在商品中的劳动量来决定的”，劳动本身的量“是由劳动的持续时间来计量的”，而劳动时间“又用一定的时间单位如小时、日等作为尺度”，（蒋学模，1983：第27页）从来不管维持这种劳动所必须进行的投入是多少，就使得社会劳动成本问题被忽略。

我们换一种情况看看会出现什么不同的结果。还是这个人，他苦思冥想地通过脑力劳动生出智慧，创新性地构想出一个耕犁，并且异想天开地把犁拴在牛身上去耕地，代替了以前的木锄头，用加大脑力劳动量的方法提高了体力劳动的生产力，在创获量不变的情况下降低了消耗量，或是在消耗量不变的情况下提高了创获量。

道理很简单，如果一边劳动创获，一边消耗一空，就没有财富的剩余和积累，这样的“劳动价值论”是缺乏说服力的。就是说，劳动能否创获价值剩余，它并不取决于“劳动”与否本身，而是取决于劳动生产力水平的高低，取决于能否通过不断创造先进的生产工具和设备来实现劳动力的产品延伸，取决于能否在保持产品创获量不变的情况下减少对自然价值的消耗，或是在保持自然价值消耗量不变的情况下相对增加劳动产品的创获量。

（图3）

如图3所示，D代表消耗量，C代表创获量；DY代表应该消耗量，DS代表实际消耗量。

当DS=DY时，就是一个人的必要劳动所能维系的最低生活保障。可是，同样还是生产创获60kg粮食，他只需消耗30kg粮食，从而出现了价值剩余。

这就好比，有同等价值量的某个产品，张三用落后的生产技术须用10天才能制造出来，而李四通过研究创新出一种先进的生产工具，实现了劳动力的产品延伸，他仅用3天就将同样的产品生产出来。在这里，李四在研究创新的脑力劳动过程中，用脑力劳动成本投入的价值量替代了另外本应投入7天的体力劳动成本价值量。也就是说，张三和李四他们在不同劳动时间的前提下，其劳动价值量的总投入是相同的，但其结果却不尽相同：张三的劳动没有创获任何财富的剩余，而李四却能够创获财富的剩余（ED）。因为李四所节省的那7天，可以说等于节省了对自然价值的耗费，或者说可以利用节省的这7天从事别的工作和劳动，可以由此创获更多的价值剩余。甚而至于，李四所创新出的这种先进的生产工具，所有使用它的人都能实现社会性的节省，所有个人或社会所实现的节省，都是李四脑力劳动所带来的剩余劳动，是创获价值剩余的源泉之一。

创获价值剩余有两种方式：一种是ED，另一种是EC。前者用一公式表示：ED=DS<DY，意思是价值剩余ED等于实际消耗量小于应该消耗量。后者用一公式表示：EC=CS>CY，意思是价值剩余EC等于实际创获量大于应该创获量。这两种方式都可以使社会财富增加。由于这一财富增长方式的总投入量与其人的劳动成本是相等的，只不过脑力劳动的投入量加大并不一定会加大对物质的消耗量，因此它属于价值之内的剩余。

EC是怎样创获价值剩余的？举例说，水稻本身的产量若为每亩300kg，但通过人的（脑力劳动）科学研究和科学耕种，还是这亩地，也还是付出基本相同的体力劳动，其产量可以翻一番达到600kg甚至更多，这样一种使自然价值量增加的创获过程，可以使财富增加。

（图4）

同样是劳动，从其能否创获价值剩余的本质上说，本是可以区分出高与低、贵与贱来的。当一个人或一个社会DY=DS或CS=CY时，就是劳动价值低贱的时候；当DS<DY或CS>CY时，其间的差距越大，这样的劳动价值就越高贵。

同时，劳动能否创获价值剩余，应该以动态的完整过程来加以考核，并不是以某一次劳动过程或某一阶段劳动成果来做体现。这是因为，今天创获了价值剩余，并不意味着明天仍能创获价值剩余；前一阶段获得了劳动成果，也并不意味着后一阶段也肯定能获得劳动成果。过去创获的价值剩余用于补充现在的日常所需，有可能将过去积累起来的财富又全部耗费一空。因此，能否创获价值剩余，不该静止地考核某一天或某一段的劳动过程，而是应动态地考核全部过程。

针对不同的人，DS=DY或CS=CY是因人而异不会完全相同的。一个体重100Kg的强劳力一天的饭量可能最低要达到1Kg，那么他每天劳动创获量就不能低于1Kg粮食才能维持他的生存。另一个体重只有50Kg的弱劳力一天的饭量仅需0.5Kg，那么他每天劳动创获量就不能低于0.5Kg粮食。前者DS和DY都是1Kg，后者DS和DY都是0.5Kg，差了整整一倍呢。社会性的DS和DY，就是按照社会人口的总和所计算出来的总数值除以人口数量所得出来的平均数。

四、互为条件、缺一不可

为了实现经济快速发展、财富不断积累的目的，创造剩余价值与创获价值剩余二者之间，虽然它们属于不同的经济学概念不能混为一谈，但它们又是互为条件、缺一不可的。

这是因为，创获价值剩余的能力越低，那么它所能生产的产品就肯定越简单、越容易研制，这样的产品在制作和市场销售中，它的Z值与S值之间的价值差距就越小，也就会直接影响到在Z值与S值之间商品价格J的定位，最终导致货币剩余价值的创造力降低。反之，当创获价值剩余的能力提高后，在提高劳动成本投入的同时必然会提高产品的科技含量，这样的产品就越复杂、越不容易研制，它的Z值与S值之间的价值差距就越大，就会为商品价格J的定位腾出较大的空间，就会为创造更多的货币剩余价值提供基础条件（注：图5中的K为亏损区域；所有企业的资本运作，都是从K区域起步的）。

我们所说的剩余价值是由两部分组成的：货币剩余价值GM和资源剩余价值Gw。GM产生于资本盈亏分界线之后的S与J之间；Gw产生于亏损区域之外的Z与J之间。

前面我们曾举过的制作衣柜的例子，它的价值差距即Z值与S值是非常有限的，其主要原因是：U:H/X=1:1（100元:100元）。如果我们对照一下制作自行车产品，就会发现其中的奥秘。由于自行车是一种较衣柜而言要复杂得多的产品，为制造这辆自行车所购买的原材料成本可能与衣柜相差无几，但是为制造这辆自行车所必须购置的生产工具和设备以及其他的投入（例如购置厂房等），恐怕要比原材料成本高出几十倍或几百倍。因此，制造一辆自行车的Y值可能要达到几千元甚至上万元。这样一来，U:H/X就不会等于1:1，可能会是400:1或更悬殊。

（图5）

为什么生产电脑软件的企业发了大财？那是因为电脑软件产品更难研制，往往一个软件新产品的研制费用就要花上几百万甚至上千万元（属于U投入）。如果社会中需求这一产品的人们都自己研制，那Z值的投入和耗费将会是一个多么惊人的天文数字？这其中，一个电脑软件的原材料成本投入可能平均下来只需花几元钱，使U:H/X出现破天荒的差距。想一想，如果相当数量的需求者都要购买这个软件商品，那么实付社会商品成本就会随着社会需求数量的增加而降得越来越低，那等于是在应付社会产品成本与实付社会商品成本之间，将每个人几百万甚至上千万元的研制费用都节省下来。在这么悬殊的价值差距中，那剩余价值岂不是如鱼得水，游刃有余？人家不赚钱谁赚钱！

创获价值剩余的核心问题是提高生产力。提高生产力最重要的问题是如何通过脑力劳动的发明、发现，创新出可供社会满足需求的新方法、新技术、新产品或新的生产工具以实现劳动力的延伸，在创获新价值的同时减少对自然资源的耗费，或是在付出相同劳动力的前提下使创获的自然资源增多。创获价值剩余的能力提高后，主要是将H中的部分价值（系指通过脑力劳动的创造发明）转换到U中去，使U/S公式中的U值增加，并相对使H/X中的H值减少，但它并不能保证扩大市场率。没有市场，生产力再高，生产出来的产品也只能积压在仓库里，不但不会有剩余价值创造出来，而且还会造成资本的亏损。如前面所说，扩大市场率就是使U/X公式中的X值增大，从而使更多的消费者参与分摊U的投入。但X值有时并不一定能为一家厂商所独自享有，会有很多厂商参与瓜分，也就必然会引起市场竞争。所有厂商竞争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扩大自身资本运作之中的X值。

在资本运作图表中，单个厂商的应付社会产品成本线、实付社会商品成本曲线和商品价格曲线等几项指标线，与同行业的所有其他厂商相对说都是完全独立运行、独立测算统计的。整个行业的某一指标线的测算和统计得自于该行业中每个厂商的这一指标线的简单累加。当每一项指标线的数据都得到累加后，这一行业的总资本运作图表就可以完整地绘制出来。

与上述道理一样，某一行业的总应付社会产品成本线、总实付社会商品成本曲线和总商品价格曲线等几项指标线，又与其他行业各不干扰，也是相对独立的。整个国家的各项指标线的测算和统计，得自于所有行业的各项指标数据的简单累加，此后，国家的总资本运作图表就可以完整准确地绘制出来。整个人类社会的各项指标线的测算和统计，得自于所有国家的各项指标数据的简单累加，最后，人类社会的总资本运作图表就可以完整准确地绘制出来。

由此，这一资本运作图表对于一个小摊贩是适用的，对于一个企业是适用的，对于一个集团是适用，对于一个城市是适用的，同时还可适用于一个国家甚至适用于整个人类社会；它既可以在微观经济领域发挥作用，而且同时可以在宏观经济领域发挥作用。

现今，我们尤为重视提高生产力，把它看成是重视科学技术的标志，这是不全面的。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学技术还是最优市场率。企业的管理科学、营销科学、广告科学等，都在为企业扩大市场率提供着科学指导。忽视了扩大市场率这一重要内容，譬如那些在“专利仓库”中仍在沉睡的发明创造，就无法通过资本运作使社会财富增加，甚至成为社会无效的劳动，白白耗费了财富。这样的话，科学技术就等于折了一只翅膀，经济的发展与腾飞就会遭受挫折。

五、“二道贩子”不多余

直接生产商品的企业如果盈利了，人们也许不会过多地责怪，觉得挺自然。但对那些不直接进行商品生产、只是从事商品买卖的商业来说，大都不给好脸。人们习惯地称之为“二道贩子”。这一称谓，明显地带有贬义的色彩。人们经常说的“奸商”，骂的就是这些人。从字面上理解，“二道贩子”似乎是一种多余的行当，是对消费者的额外盘剥，所以人们对它不说是恨之入骨，至少也是没有好感。曾经一时，人们还给“二道贩子”定了一项罪名——“投机倒把”。

把经商的买卖人说成是“二道贩子”，把他们看成是坐享其成、唯利是图的“奸商”，对于商品的流通渠道来说实在是一种误解。其实，如果“二道贩子”真的盘剥了消费者，加重了消费者的经济负担，那么商人恐怕很难生存下来。事实上，商人不但越来越多，而且已经职业化了；商业的不断繁荣景象足以说明“二道贩子”不但不多余，而且大有作为。

按图6所示，生产厂的商品价格j并不是社会商品零售价格J，J高于j，其价值差距有时大、有时小。J虽然高于j，但它仍然远远地低于Z，所以零售商品的购买者仍能实现节省。同时，从图中还可以看出，生产厂创造了货币剩余价值IGM，“二道贩子”也能创造货币剩余价值ⅡGM。

也许有人会说，消费者如果购买了出厂价，节省的不是更多么，为何非要去商人那里让人家加价再购买呢？问题并非这么简单。是的，消费者去生产厂直接购买，撇开了所有的中间商，这确实是个节省的好办法，但这并不一定能够达到节省的目的。

（图6）

我们举例说明。29英寸长虹牌纯平彩色电视机（型号：HD29933），天津市某商场2005年5月份的零售价是1899元，出厂价约1400多元。“二道贩子”中间牟利大约是500元。如果天津的某个消费者直接去生产厂购买一台，先别说生产厂一般不会以出厂价卖给消费者，就算特殊照顾卖给消费者一台，消费者来回来去光乘火车（硬座）的费用就得约500元，乘汽车、住宿、就餐、托运等其他的费用还要支出约500元，受的罪、花的功夫也应该折成成本费用，这样算起来，直接去生产厂购买商品，比从“二道贩子”手中购买商品还要贵得多、累得多。人们一边在咒骂着“奸商”的同时，一边又在源源不断地从“二道贩子”那里购买商品，这并非是消费者“贱骨肉”，而是因为消费者都会算经济账。正因为商业活动为消费者实现了节省，而不是增加了消费者的经济负担，同时还使消费者享有了更多的选择权，所以商业日趋繁荣，一派蒸蒸日上的景象。

因此，商业投资者拿出自己的资本来向产业投资者整批买进商品，然后再零售卖给消费者，并非是产业投资者“心甘情愿地将自己剥削得来的剩余价值瓜分一部分给商业资本家”(蒋学模，1983：第116页)，而是这一商业活动的过程，本质上能够实现社会成本的节省。试问：如果所有欲购买彩色电视机的消费者都千里迢迢地跑到四川绵阳去提货，这无形中得加大多少社会财富的投入与耗费？消费者要为此多支付多少钱？恰恰是因为商业投资者的经营活动能够使消费者实现节省，消费者才心甘情愿地接受商品的价格。

产业资本也好，商业资本也好，它们都各自遵循着自身的资本运作规律，在自己的经济领域创造剩余价值，与此同时也承担着各自的资本亏损的风险，他们创造剩余价值的原理都是一样的。正如马克思所说，“一切经济学者，都在这点上面犯了错误：他们不把剩余价值纯粹地当作剩余价值来进行考察，”（马克思，1975：第一卷，第5页），不像“教科书”所说的那样，“商业职工的劳动，就其从事商品买卖来说，既不创造价值，也不创造剩余价值”(蒋学模，1983：第117页)，“商业职工的工资来源于产业工人所创造的剩余价值”(蒋学模，1983：第118页)，“因为商人资本本身不生产剩余价值，所以很清楚，以平均利润的形式归商人资本所有的剩余价值，只是总生产资本所生产的剩余价值的一部分。”(马克思，2004：第三卷，第314页)这样一些不正确的结论，实际上是在抹杀商业投资者和从事商业劳动的劳动者在社会经济发展中，在创造剩余价值的活动中所作出的不可磨灭的贡献。

事实上，眼前的很多实例足以证明这一点。一些生产某种商品的企业干的热火朝天，创造的剩余价值无以数计，但是，一些销售同一种商品的企业却亏得一蹋糊涂，入不敷出。如果商业资本只是寄生在产业资本之上的“白吃饱”，那么在产业资本回报丰厚的同时，商业资本为什么会一败涂地？郑百文的事听说过么？如果说，产业资本可以源源不断地将自己剥削得来的剩余价值瓜分一部分给商业资本的话，商业资本怎么会出现亏损呢？如果说，商业职工的工资来源于产业工人所创造的剩余价值的话，那么在产业工人正干得“脚底朝上”的时候，商业职工为什么会下岗失业呢？

一般情况下，同一种商品，其J总是处于j之上，但这并不等于产业资本与商业资本混合在一块运作，而是它们各自在自己的经济领域内运作，它们都要想方设法扩大市场率，降低实付商品成本，创造归属于自己的剩余价值。当然，如果它们某一方经营不慎出现了亏损，相信谁也不会白白地往对方的泥潭里扔钱去填满窟窿，更不会在自己身上割肉去让对方“瓜分”，因为它们维护的都是自己的经济利益，没有被“瓜分”的义务。

六、结论

价值剩余的经济规律告诉我们，若使国民富强，首要的任务是提高国民的素质。提高国民的素质的主要方法，是学习和教育。而提高国民素质的目的，应是提高国民的创新能力。所谓学习和教育，是体现在整个社会用“必要劳动”的代价，换得大量的“剩余劳动”，其整个过程均以脑力劳动为核心。受过专门教育（包括训练）的人，在他们所接触的行业中，都大大地减少了重复性的投入，或是将这必不可少的投入大大地压缩了。所谓提高创新能力，是体现在通过深入研究和探索，在未知的领域中，通过发明、发现，来实现开拓性的创新工作。每一项创新，都有可能带来一个经济增长点。

一个人为创造发明所消耗的脑力劳动价值，正好是CS>CY和DS<DY之间的差额。仅就一个个体而言，他所实现的财富的增加正好是他脑力劳动的价值体现。但是，如果一个社会中所有的人都能无偿地使用这一创造发明，在不用进行任何重复性投入的前提下，所实现的财富的增加都属于剩余劳动，均是价值的剩余。这说明，E的“增长”实际上也是“节省”出来的。因为如果每个人都必须自己重新创造发明，且不说有些人不管再消耗多少财富也创造发明不出来，就算都有这种本事，那社会成本的耗费也是一个惊人的数字。

创新，创新，再创新，很多新的财富都会由它而生。知识就是力量；知识就是价值；知识就是财富。实现价值剩余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就是提高生产力；而提高生产力最重要的事情就是重视科技创新。

剩余价值的经济规律告诉我们，若使国民富强，就要想方设法地将更多的科研成果和科技发明转化成会有市场需求的产品，并且尽可能让更多的人参与消费这一产品。同时，还要更彻底地开放商品市场，让生产企业和商业企业都能更自由地按照经济规律去进行资本的运作。

但是，作为企业来说，应着重注意两个方面的问题：扩大市场率和提高商品价格。前者是使U/X公式中的X值增大，从而使更多的消费者参与分摊U的投入；后者是使H/U中的H值减少，并把减少的部分通过知识资本的投入途径转换到U中去，使U值增加，即提高了技术含量，增大了附加值，从而使商品更难制造，商品价格的定位更易于定高。

一个企业开拓市场从而创造GM，其最简单又最重要的经济参数是：H+U/X。只有当X值达到一定数量时才能保证资本越过盈亏分界线F，且其X的数值越大，创造的GM就肯定越多。

另外一个问题，不但企业要予以关注，而且国家还要在宏观上注意调控，那就是市场竞争。即：某一种产品的生产所体现的N个投资者和通过H+U的投入争夺消费者X，它的公式是：X/N·（H+U）。在这里，N值越大，重复性的投入就越多，整个社会成本就越高。如果X值除以N（H+U）之后使所有投资者的资本运作都刚好等于F时，则这样一种社会化的大生产尽管产值GDP很高，一派繁荣景象，但社会财富并没有由此而增加，所有投资者都处于不亏不盈的状态中。如果连F都到达不了，则社会财富还会因此而减少。

如何使N保持在适当的水平上，既不要控制过死，又不能放任其泛滥而导致恶性竞争，这是每一个国家政府部门都不能轻视的重大的经济管理问题。

需求数量X值的大小，将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社会财富增加的数量。如果某种商品没有多少人购买，那么投资者就肯定入不敷出。因此，参与市场购买商品的人越多，对资本的正常运作就越有利，创造的社会财富就越多；反之则反。由这一点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如果一个国家的大多数人都因为口袋里没有钱而被关在消费市场的门外，则商品的生产就会受阻。因为并不是人们不参与市场消费，而是因为人们没有经济能力参与市场消费。于是，商品就会在一定程度上出现积压，资本周转不灵甚至出现亏损，导致萧条的连锁反应，国民财富增长的正常秩序就会被打乱。为了使经济能够持续繁荣，政府就必须关注大多数人的收入。只有人们的收入水平提高了，可支配的货币多了，他们才能具备更高的消费能力，才能使X值在各个商品市场领域内都呈现增大的趋势。故而，仅仅关注解决就业问题，只是满足在有限的低水平消费市场达到增加X值的一种手段，这样的一种经济发展战略是短视的。在解决好就业问题的同时，还要更加关注就业者的收入水平，在他们的收入增加得越来越多的前提下增强消费意识，更多地参与市场的消费，就能使企业的资本运作迈入持续增值的天堂。最终，国家的财富就会不断增长。

注释：

[1]蒋学模，《政治经济学教材》。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

[2]梁小民，《西方经济学导论》。1984年。

[3]马克思，《资本论》。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

[4]马克思，《剩余价值学说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

[5]石景云，《经济增长与波动》。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

剩余价值范文篇2

[关键词]剩余价值；生产力；市场占有率。

[Synopsis]Thisarticlerevealsthatthesurplusoutsidethevalue(SurplusValue)andthesurpluswithinthevalue(ValueSurplus)belongtotwodifferenttypesofsocialwealthincrement;thoughtheyarecloselyrelatedintheprocessofsocialwealthincrement,eachofthemhasitsownpeculiareconomiclaw.Theeconomiclawssummedupinthearticlearenotonlyhighlyconvincingtheoretically,butalsoveryeffectiveintheiroperations,withgreatguidingsignificanceinpractice.Theyarea“goldkey”helpfultoeveryenterpriseinoperatingitscapitaltosuccess,andalsoa“weighinglever”foreverywealth–orientedpersoninhiseconomicappraisal.

[Keyexpressions]labor；productioncapacity；marketshare.

一、是什么创造了财富

人类社会财富的总量是从哪里增长出来的？财富的来源途径共有几种？这些途径的区别是什么？各自都有哪些规律？其间的辨证关系是怎样的？这些问题本是经济学首要研究的课题。很多经济学家和经济学理论都曾用不同的方法企图找到财富的真正来源，进而力图找出经济学基础性的科学依据及其发展的内在规律，他们为人类社会经济的发展在理论研究上确实都做出过巨大的贡献。但是，事实上所有的人都可以看到，各个经济学派的理论观点越来越趋向于远离，分歧越来越大，而不是越来越趋向于集合。有的人说财富是资本创造的；有的人说财富是劳动创造的；有的人说土地等自然价值给予了人类恩惠；有的人说人的知识架起了财富的阶梯……谁是谁非？让天下多少经济学研究者摸不着头脑！

不管是西方的宏观经济学，还是微观经济学，涉及到财富价值的来源即社会财富的总量是从哪里增长出来的问题时，不是装聋作哑，就是所问非所答地巧妙绕开这个话题。惟有“边际效用”理论，正面地探讨过这个问题，但它完全以人的主观心理的东西即“边际需求”来作为对价值的判断，就显得极为牵强附会。

奥地利的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克·冯·维塞尔说：“在需要的任何一个周期中间，同类和等量的财物所带来的满足的每一次追加，要被估计得较前一次为低。”（维塞尔，1982：第57页）。海洛因就不是这样。“满足的每一次追加”，不但不会“被估计得较前一次为低”，而且还会被估计得较前一次为高。投资者对利润的追求那更是不得了，没有什么“饱和点”，甚至在人死后还“死不瞑目”呢！

还有的西方经济学家认为，自然资源乃是财富不断在增加的源泉。乍一看还真使人觉得有道理，但是仔细一琢磨，有些问题就说不通了。地球上的自然资源并非是专为人类增加财富而存在的，自它生成的那一天起，所有的动物（包括高级动物——人类）在它面前都是享有平等权利的。也就是说，自然资源既是人类的财富，也是其它动物的财富。既然自然资源本身就是财富不断在增加的根本原因，那么不管它是谁的财富，是人类的还是其它动物的，它都应该增加才对，不应该只偏爱人类。

但事实上，自然资源在人类的手中会变成财富不断积累增加，而在其它动物那里好像一点作用也不起，甚至连它们自身也被人类归类到自然资源中为人类所摆布。看来，财富的增加固然与自然资源有关，但人类的主动性、社会性因素占据着主导地位。

假若是劳动独自创造了财富，这就更使人们糊涂了，好像人一生下来就会劳动。如果一个人出生之始根本不会劳动，相反还需要吸取各种有价值的东西逐渐地将一个人培养成劳动者，那么我们看到的事实是：财富的价值首先培育了劳动，其后才是劳动再反过来创造价值。同样，整个人类的历史也是如此：当人还不成其为人——即人类的祖先同动物一样还“不会劳动”时，是不是人类的祖先所面对的一切都是没有价值的？人类的祖先由“不会劳动”到“会劳动”，是某种价值创造了劳动，还是“劳动创造了劳动”？

就财富的来源问题，争论一直没有停止过。通常人们说某种经济学是否具有科学性，在于它是以什么样的价值判断为基础：以这样的判断为基础，某种经济学就是科学的，以那样的价值判断为基础，某种经济学就不是科学的。这是因为，“各阶级的经济学家都是从本阶级的‘价值判断’出发来研究经济问题的，并得出为本阶级服务的理论。”（梁小民，1984：第17页）。这样一来，由人的某种社会地位所决定的“价值判断”成了“魔术棒”，让人的主观能动性添长了两只翅膀，任由它在真理的天空中飞翔：都说自己飞得高；都说自己的判断是准确的。那衡量“价值判断”是否科学的“价值判断”究竟是什么？用什么“价值判断”来证明这一“价值判断”是否是科学的？

财富的来源问题不是什么“价值判断”的问题，它所要求的，是通过对价值的量化和分析所得出来的结论，总应该与客观现实相吻合。如果做不到这一点，使某种“价值判断”总是脱离实际，或者是总得不到实践的鉴证，甚而至于根本无法指导实践，那么它即使被某些人判断为是“正确”的，它也永远停留在“判断”的水平上，不会成为必须为人所尊崇的真理。如果经济学的研究总是撇开了财富的来源问题，仅是就它的“后来过程”品头论足，或是虽然涉及到财富的来源问题，但将它简单化，即认为财富的来源只有一种途径或说是一种方式，这样的经济学研究，就会缺乏彻底性，使经济学变得残缺不全甚至还引发争议和对立。

通常我们所说的经济增长，说的应是人类社会财富积累的增长。所谓的经济增长，“不单是要注意到生产总值的增长，即实际国民（内）生产总值和国民收入的增长，而且要注意到人均产量的增长”（石景云，1997：第2页）；仅此还不够，不单是要“按人口平均的实际国民生产总值或国民收入的增长作为衡量的尺度”（王朗玲、孟庆琳，1997：第534页），而且应该关注到国民财富的人均实际拥有量及其增加或减少的趋势。国民财富净值的增加，才准确地体现为经济增长。那么，人类社会财富究竟是怎样增长出来的？我们通过研究发现，财富增长的方式应该区分为两种：一种是剩余价值的创造，另一种是价值剩余的创获。

二、剩余价值的创造

剩余价值是从哪里产生出来的？我们以制作衣柜为例来进行深入的分析。

如果我自己制造一个衣柜产品用于自己消费，那么：买木料、胶、油漆、钉等原材料共花了50元，又购买锯、刨、凿等必备的制作工具花了100元，共用了5天劳动时间将衣柜制作好。假设当时的社会平均劳动力价值是每日按10元计算的话，那么5天的劳动成本就是50元，合计计算这个衣柜的总价值是（50+100+50）200元。就是说，制作这个衣柜的总投入量是200元，而产出这个衣柜产品的价值量也是200元，投入量与产出量是相同的。

假如，一个社会中共有100人，这100人每人都需要一个衣柜，并且都像我一样自己投入资金购买原材料和生产工具等，都自己亲手制作且衣柜制成后都用于自己消费，也就是所有的人都自给自足,那么，整个社会产品成本的总投入量为：1个衣柜产品成本200元×100个=20000元。

如图1所示，Y代表满足需求成本，X代表满足社会需求数量，Z代表应付社会产品成本。Z=X×Y。

（图1）

所谓应付社会产品成本，即是社会中每个成员各自生产相同的一单位产品整个成本投入的连续相加，因此Z线永远是水平运行的。这样的社会生产，由于它的总投入量与总产出量是相同的，因此不会有财富的节省，也就不会有财富的剩余和积累。

现在，我们换一种情况，看看会出现怎样令人惊奇的结果。

还是这100人的社会，每个人都需要1个衣柜。这次不同的是，所有采购和生产任务都交由我一个人来完成。这样我们再来计算一下：

(一)买木材、胶、油漆、钉等原材料。原来制作1个衣柜需花50元，现在要购买制作100个衣柜的原材料，总计要花5000元。其计算公式为：耗费量H1（5000元）=单位耗费（50元）×数量（100个）。

(二)耗费劳动力。原来制作1个衣柜，劳动力耗费量是50元，现在需制作100个衣柜，劳动力耗费量为5000元。其计算公式为：耗费量H2（5000元）=单位耗费量（50元）×数量（100个）。

由上可看出，购买原材料和耗费劳动力都属于可变耗费(H)，即：每一种资源的耗费都是随着产品数量的增加而增加。可变耗费不见得只有原材料和劳动力两种，其总耗费的计算公式是：H=H1+H2+H3+……HN

(三)买生产工具。原来制作1个衣柜要花100元，实际上这套工具的使用价值不是只能制作1个衣柜，而是能够制作出100个衣柜它才损耗完。这样一来，只需买1套工具，共花100元。

经对照可发现，类似购买生产工具这样的花费（例如购买厂房等）属于不变耗费(U)，即：在一定量的产品生产中，并不随产品数量的增加而增加或减少而减少，是较为固定不变的。不变耗费U也可以有多种，其总耗费的计算公式是：U=U1+U2+U3+……UN

最后再来计算一下：可变耗费10000元（H）+不变耗费100元（U）=10100元。这10100元即是实付社会商品成本（用S代表），比应付社会产品成本的20000元降低了9900元。换句话说，我用10100元的实付社会商品成本耗费，创造出20000元的应付社会产品价值，且所有购买衣柜的人实际并没有比原先多支付1分钱。如图2所示，这节省的9900元产品成本的耗费，就是在实付社会商品成本耗费之外所创造的剩余价值（G）。

一些动物和人类一样，也具有社会性。但是，惟有人类可以独享经济所带来的好处，所有动物都望尘莫及。其主要原因之一是：具有社会性的动物无法在满足需求的同时降低应付社会产品成本，也就无法创造剩余价值。

（图2）

我们的结论是：S=H+U；G=Z―S。创造剩余价值较重要的经济参数公式是U/X；X值越大，创造的G就越多。因此，创造剩余价值的核心问题是扩大市场占有率（简称市场率）。

由于剩余价值是在产品成本投入之外创造的，因此称它为价值之外的剩余。

就可变耗费与不变耗费而言，其中都含有不确定因素，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进一步减少耗费。例如，我不想自己生产制作衣柜，可以用购买劳动力商品的方法雇佣10个工人，根据他们各自的技术专长，让他们各自只负责一道生产工序，这样工资支出就可以实现节省。这是因为，过去每天10元的劳动力耗费量用于1个人制作衣柜上，要求他凡是与制作衣柜有关的工种都得会，缺少哪一门技术都不行。而现在，只会锯的工人雇3人，每人每天工资7元；只会刨、凿、钉的工人雇4人，每人每天工资8元；只会打磨、油漆的工人雇3人，每人每天工资9元。这样，雇佣10个工人1天的劳动力耗费量共80元。于是我们就可以计算出，制作100个衣柜所耗费的劳动力价值总额是（80元×50天）4000元，比原来节省了1000元。另外，在购买原材料上，过去制作1个衣柜所需的原材料须花运输费5元，现在制作衣柜100个，计划应花运输费500元，而实际上因集中运输定会节省运费，可能只需300元就足够了。此外，批量购买原材料还可在零售价的基础上享受优惠批发价，按95折计算（即少收货款5%），又可节省225元。这样的话，仅H一项就又减少花费1425元，使生产制作衣柜的利润（即剩余价值G）由原来的9900元上升到11325元。U也是如此，如果所购买的这套生产工具，由原来制作100个衣柜即损耗完变成可制作200个衣柜，延长了生产工具的使用寿命，岂不是又实现了新的节省？

在我们前面所举的例子中并没有将这些不确定因素考虑进来，就已经确确实实地创造出9900元的剩余价值；就是说，创造剩余价值并不依赖于这些不确定因素，使剩余价值创造的过程不折不扣、准确无误地体现出来。如果再将这些不确定因素考虑进来，正常的情况下，只可能使剩余价值增多，不会使剩余价值减少。

三、价值剩余的创获

价值剩余是指一生产单位在一定量的产品生产劳动成本投入中，通过劳动力的产品延伸（即通过创造发明先进的生产工具、设备等来提高劳动生产力），而使维持劳动所实际消耗的自然价值量低于本应消耗的自然价值量，由此在保持自然价值消耗量不变的情况下，相对增加劳动产品的创获，使其价值量在价值之内出现剩余。

譬如，某个农民维持其生存，其半年的粮食消耗最低限需要60kg。由于当时他的劳动生产力水平低，其半年的劳动成果正好只能收获60kg粮食，于是我们就会发现，他的价值创获量与消耗量是相同的。这样一种劳动创获量与其维持生存的消耗量相同的状况，我们称它为“价值平衡”。一个人维持其生存以求“价值平衡”所进行的劳动，这样的劳动量化，我们把它称作必要劳动，它与“教科书”中所说的“必要劳动”（蒋学模，1983：第54页）是有区别的。在必要劳动内所进行的劳动，只能保持价值平衡，不能额外创获价值剩余。

所谓的必要劳动，它是指一个人的劳动成果刚好只能满足自己的生存需要，不能再多也不能再少，使劳动的总投入与劳动的总成本正好持平，相互抵消。如果劳动成果多了，那就会出现价值剩余；如果劳动成果少了，这个人就会饿死。因此，必要劳动说的就是生存上的必要，而不是时间上的“必要”。这是因为，原始人从早干到晚，甚至没黑没白，累死累活，却有时连生存都无法保障。如果我们给原始人规定出什么“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实在是没有意义。因为所有的劳动时间都用上，别说仍然见不到什么剩余产品，甚至还饿得慌。其原因很简单，当时的生产力水平低，低得不成样子。

如果我们非要将劳动与时间挂上钩，那么，在生产力水平低的时代，其必要劳动的时间就长；在生产力水平高的时代，其必要劳动的时间就短。正如马克思所说，“劳动生产力越高，生产一种物品所需要的劳动时间就越少……相反地，劳动生产力越低，生产一种物品的必要劳动时间就越多”（马克思，2004：第一卷，第53页）。低劣的劳动尽管持续的时间长，但其劳动的质量仍然是差的，可是延长了劳动时间的结果是：加大了劳动耗费，因为每天都要吃饭。为了使劳动达到一定的质量——满足生存的最起码的质量，低水平的劳动就不得不用延长时间的办法来弥补，有时延长了劳动时间都不管用。由于传统理论认为“商品的价值量是由体现在商品中的劳动量来决定的”，劳动本身的量“是由劳动的持续时间来计量的”，而劳动时间“又用一定的时间单位如小时、日等作为尺度”，（蒋学模，1983：第27页）从来不管维持这种劳动所必须进行的投入是多少，就使得社会劳动成本问题被忽略。

我们换一种情况看看会出现什么不同的结果。还是这个人，他苦思冥想地通过脑力劳动生出智慧，创新性地构想出一个耕犁，并且异想天开地把犁拴在牛身上去耕地，代替了以前的木锄头，用加大脑力劳动量的方法提高了体力劳动的生产力，在创获量不变的情况下降低了消耗量，或是在消耗量不变的情况下提高了创获量。

道理很简单，如果一边劳动创获，一边消耗一空，就没有财富的剩余和积累，这样的“劳动价值论”是缺乏说服力的。就是说，劳动能否创获价值剩余，它并不取决于“劳动”与否本身，而是取决于劳动生产力水平的高低，取决于能否通过不断创造先进的生产工具和设备来实现劳动力的产品延伸，取决于能否在保持产品创获量不变的情况下减少对自然价值的消耗，或是在保持自然价值消耗量不变的情况下相对增加劳动产品的创获量。

（图3）

如图3所示，D代表消耗量，C代表创获量；DY代表应该消耗量，DS代表实际消耗量。

当DS=DY时，就是一个人的必要劳动所能维系的最低生活保障。可是，同样还是生产创获60kg粮食，他只需消耗30kg粮食，从而出现了价值剩余。

这就好比，有同等价值量的某个产品，张三用落后的生产技术须用10天才能制造出来，而李四通过研究创新出一种先进的生产工具，实现了劳动力的产品延伸，他仅用3天就将同样的产品生产出来。在这里，李四在研究创新的脑力劳动过程中，用脑力劳动成本投入的价值量替代了另外本应投入7天的体力劳动成本价值量。也就是说，张三和李四他们在不同劳动时间的前提下，其劳动价值量的总投入是相同的，但其结果却不尽相同：张三的劳动没有创获任何财富的剩余，而李四却能够创获财富的剩余（ED）。因为李四所节省的那7天，可以说等于节省了对自然价值的耗费，或者说可以利用节省的这7天从事别的工作和劳动，可以由此创获更多的价值剩余。甚而至于，李四所创新出的这种先进的生产工具，所有使用它的人都能实现社会性的节省，所有个人或社会所实现的节省，都是李四脑力劳动所带来的剩余劳动，是创获价值剩余的源泉之一。

创获价值剩余有两种方式：一种是ED，另一种是EC。前者用一公式表示：ED=DS<DY，意思是价值剩余ED等于实际消耗量小于应该消耗量。后者用一公式表示：EC=CS>CY，意思是价值剩余EC等于实际创获量大于应该创获量。这两种方式都可以使社会财富增加。由于这一财富增长方式的总投入量与其人的劳动成本是相等的，只不过脑力劳动的投入量加大并不一定会加大对物质的消耗量，因此它属于价值之内的剩余。

EC是怎样创获价值剩余的？举例说，水稻本身的产量若为每亩300kg，但通过人的（脑力劳动）科学研究和科学耕种，还是这亩地，也还是付出基本相同的体力劳动，其产量可以翻一番达到600kg甚至更多，这样一种使自然价值量增加的创获过程，可以使财富增加。

（图4）

同样是劳动，从其能否创获价值剩余的本质上说，本是可以区分出高与低、贵与贱来的。当一个人或一个社会DY=DS或CS=CY时，就是劳动价值低贱的时候；当DS<DY或CS>CY时，其间的差距越大，这样的劳动价值就越高贵。

同时，劳动能否创获价值剩余，应该以动态的完整过程来加以考核，并不是以某一次劳动过程或某一阶段劳动成果来做体现。这是因为，今天创获了价值剩余，并不意味着明天仍能创获价值剩余；前一阶段获得了劳动成果，也并不意味着后一阶段也肯定能获得劳动成果。过去创获的价值剩余用于补充现在的日常所需，有可能将过去积累起来的财富又全部耗费一空。因此，能否创获价值剩余，不该静止地考核某一天或某一段的劳动过程，而是应动态地考核全部过程。

针对不同的人，DS=DY或CS=CY是因人而异不会完全相同的。一个体重100Kg的强劳力一天的饭量可能最低要达到1Kg，那么他每天劳动创获量就不能低于1Kg粮食才能维持他的生存。另一个体重只有50Kg的弱劳力一天的饭量仅需0.5Kg，那么他每天劳动创获量就不能低于0.5Kg粮食。前者DS和DY都是1Kg，后者DS和DY都是0.5Kg，差了整整一倍呢。社会性的DS和DY，就是按照社会人口的总和所计算出来的总数值除以人口数量所得出来的平均数。

四、互为条件、缺一不可

为了实现经济快速发展、财富不断积累的目的，创造剩余价值与创获价值剩余二者之间，虽然它们属于不同的经济学概念不能混为一谈，但它们又是互为条件、缺一不可的。

这是因为，创获价值剩余的能力越低，那么它所能生产的产品就肯定越简单、越容易研制，这样的产品在制作和市场销售中，它的Z值与S值之间的价值差距就越小，也就会直接影响到在Z值与S值之间商品价格J的定位，最终导致货币剩余价值的创造力降低。反之，当创获价值剩余的能力提高后，在提高劳动成本投入的同时必然会提高产品的科技含量，这样的产品就越复杂、越不容易研制，它的Z值与S值之间的价值差距就越大，就会为商品价格J的定位腾出较大的空间，就会为创造更多的货币剩余价值提供基础条件（注：图5中的K为亏损区域；所有企业的资本运作，都是从K区域起步的）。

我们所说的剩余价值是由两部分组成的：货币剩余价值GM和资源剩余价值Gw。GM产生于资本盈亏分界线之后的S与J之间；Gw产生于亏损区域之外的Z与J之间。

前面我们曾举过的制作衣柜的例子，它的价值差距即Z值与S值是非常有限的，其主要原因是：U:H/X=1:1（100元:100元）。如果我们对照一下制作自行车产品，就会发现其中的奥秘。由于自行车是一种较衣柜而言要复杂得多的产品，为制造这辆自行车所购买的原材料成本可能与衣柜相差无几，但是为制造这辆自行车所必须购置的生产工具和设备以及其他的投入（例如购置厂房等），恐怕要比原材料成本高出几十倍或几百倍。因此，制造一辆自行车的Y值可能要达到几千元甚至上万元。这样一来，U:H/X就不会等于1:1，可能会是400:1或更悬殊。

（图5）

为什么生产电脑软件的企业发了大财？那是因为电脑软件产品更难研制，往往一个软件新产品的研制费用就要花上几百万甚至上千万元（属于U投入）。如果社会中需求这一产品的人们都自己研制，那Z值的投入和耗费将会是一个多么惊人的天文数字？这其中，一个电脑软件的原材料成本投入可能平均下来只需花几元钱，使U:H/X出现破天荒的差距。想一想，如果相当数量的需求者都要购买这个软件商品，那么实付社会商品成本就会随着社会需求数量的增加而降得越来越低，那等于是在应付社会产品成本与实付社会商品成本之间，将每个人几百万甚至上千万元的研制费用都节省下来。在这么悬殊的价值差距中，那剩余价值岂不是如鱼得水，游刃有余？人家不赚钱谁赚钱！

创获价值剩余的核心问题是提高生产力。提高生产力最重要的问题是如何通过脑力劳动的发明、发现，创新出可供社会满足需求的新方法、新技术、新产品或新的生产工具以实现劳动力的延伸，在创获新价值的同时减少对自然资源的耗费，或是在付出相同劳动力的前提下使创获的自然资源增多。创获价值剩余的能力提高后，主要是将H中的部分价值（系指通过脑力劳动的创造发明）转换到U中去，使U/S公式中的U值增加，并相对使H/X中的H值减少，但它并不能保证扩大市场率。没有市场，生产力再高，生产出来的产品也只能积压在仓库里，不但不会有剩余价值创造出来，而且还会造成资本的亏损。如前面所说，扩大市场率就是使U/X公式中的X值增大，从而使更多的消费者参与分摊U的投入。但X值有时并不一定能为一家厂商所独自享有，会有很多厂商参与瓜分，也就必然会引起市场竞争。所有厂商竞争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扩大自身资本运作之中的X值。

在资本运作图表中，单个厂商的应付社会产品成本线、实付社会商品成本曲线和商品价格曲线等几项指标线，与同行业的所有其他厂商相对说都是完全独立运行、独立测算统计的。整个行业的某一指标线的测算和统计得自于该行业中每个厂商的这一指标线的简单累加。当每一项指标线的数据都得到累加后，这一行业的总资本运作图表就可以完整地绘制出来。

与上述道理一样，某一行业的总应付社会产品成本线、总实付社会商品成本曲线和总商品价格曲线等几项指标线，又与其他行业各不干扰，也是相对独立的。整个国家的各项指标线的测算和统计，得自于所有行业的各项指标数据的简单累加，此后，国家的总资本运作图表就可以完整准确地绘制出来。整个人类社会的各项指标线的测算和统计，得自于所有国家的各项指标数据的简单累加，最后，人类社会的总资本运作图表就可以完整准确地绘制出来。

由此，这一资本运作图表对于一个小摊贩是适用的，对于一个企业是适用的，对于一个集团是适用，对于一个城市是适用的，同时还可适用于一个国家甚至适用于整个人类社会；它既可以在微观经济领域发挥作用，而且同时可以在宏观经济领域发挥作用。

现今，我们尤为重视提高生产力，把它看成是重视科学技术的标志，这是不全面的。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学技术还是最优市场率。企业的管理科学、营销科学、广告科学等，都在为企业扩大市场率提供着科学指导。忽视了扩大市场率这一重要内容，譬如那些在“专利仓库”中仍在沉睡的发明创造，就无法通过资本运作使社会财富增加，甚至成为社会无效的劳动，白白耗费了财富。这样的话，科学技术就等于折了一只翅膀，经济的发展与腾飞就会遭受挫折。

五、“二道贩子”不多余

直接生产商品的企业如果盈利了，人们也许不会过多地责怪，觉得挺自然。但对那些不直接进行商品生产、只是从事商品买卖的商业来说，大都不给好脸。人们习惯地称之为“二道贩子”。这一称谓，明显地带有贬义的色彩。人们经常说的“奸商”，骂的就是这些人。从字面上理解，“二道贩子”似乎是一种多余的行当，是对消费者的额外盘剥，所以人们对它不说是恨之入骨，至少也是没有好感。曾经一时，人们还给“二道贩子”定了一项罪名——“投机倒把”。

把经商的买卖人说成是“二道贩子”，把他们看成是坐享其成、唯利是图的“奸商”，对于商品的流通渠道来说实在是一种误解。其实，如果“二道贩子”真的盘剥了消费者，加重了消费者的经济负担，那么商人恐怕很难生存下来。事实上，商人不但越来越多，而且已经职业化了；商业的不断繁荣景象足以说明“二道贩子”不但不多余，而且大有作为。

按图6所示，生产厂的商品价格j并不是社会商品零售价格J，J高于j，其价值差距有时大、有时小。J虽然高于j，但它仍然远远地低于Z，所以零售商品的购买者仍能实现节省。同时，从图中还可以看出，生产厂创造了货币剩余价值IGM，“二道贩子”也能创造货币剩余价值ⅡGM。

也许有人会说，消费者如果购买了出厂价，节省的不是更多么，为何非要去商人那里让人家加价再购买呢？问题并非这么简单。是的，消费者去生产厂直接购买，撇开了所有的中间商，这确实是个节省的好办法，但这并不一定能够达到节省的目的。

（图6）

我们举例说明。29英寸长虹牌纯平彩色电视机（型号：HD29933），天津市某商场2005年5月份的零售价是1899元，出厂价约1400多元。“二道贩子”中间牟利大约是500元。如果天津的某个消费者直接去生产厂购买一台，先别说生产厂一般不会以出厂价卖给消费者，就算特殊照顾卖给消费者一台，消费者来回来去光乘火车（硬座）的费用就得约500元，乘汽车、住宿、就餐、托运等其他的费用还要支出约500元，受的罪、花的功夫也应该折成成本费用，这样算起来，直接去生产厂购买商品，比从“二道贩子”手中购买商品还要贵得多、累得多。人们一边在咒骂着“奸商”的同时，一边又在源源不断地从“二道贩子”那里购买商品，这并非是消费者“贱骨肉”，而是因为消费者都会算经济账。正因为商业活动为消费者实现了节省，而不是增加了消费者的经济负担，同时还使消费者享有了更多的选择权，所以商业日趋繁荣，一派蒸蒸日上的景象。

因此，商业投资者拿出自己的资本来向产业投资者整批买进商品，然后再零售卖给消费者，并非是产业投资者“心甘情愿地将自己剥削得来的剩余价值瓜分一部分给商业资本家”(蒋学模，1983：第116页)，而是这一商业活动的过程，本质上能够实现社会成本的节省。试问：如果所有欲购买彩色电视机的消费者都千里迢迢地跑到四川绵阳去提货，这无形中得加大多少社会财富的投入与耗费？消费者要为此多支付多少钱？恰恰是因为商业投资者的经营活动能够使消费者实现节省，消费者才心甘情愿地接受商品的价格。

产业资本也好，商业资本也好，它们都各自遵循着自身的资本运作规律，在自己的经济领域创造剩余价值，与此同时也承担着各自的资本亏损的风险，他们创造剩余价值的原理都是一样的。正如马克思所说，“一切经济学者，都在这点上面犯了错误：他们不把剩余价值纯粹地当作剩余价值来进行考察，”（马克思，1975：第一卷，第5页），不像“教科书”所说的那样，“商业职工的劳动，就其从事商品买卖来说，既不创造价值，也不创造剩余价值”(蒋学模，1983：第117页)，“商业职工的工资来源于产业工人所创造的剩余价值”(蒋学模，1983：第118页)，“因为商人资本本身不生产剩余价值，所以很清楚，以平均利润的形式归商人资本所有的剩余价值，只是总生产资本所生产的剩余价值的一部分。”(马克思，2004：第三卷，第314页)这样一些不正确的结论，实际上是在抹杀商业投资者和从事商业劳动的劳动者在社会经济发展中，在创造剩余价值的活动中所作出的不可磨灭的贡献。

事实上，眼前的很多实例足以证明这一点。一些生产某种商品的企业干的热火朝天，创造的剩余价值无以数计，但是，一些销售同一种商品的企业却亏得一蹋糊涂，入不敷出。如果商业资本只是寄生在产业资本之上的“白吃饱”，那么在产业资本回报丰厚的同时，商业资本为什么会一败涂地？郑百文的事听说过么？如果说，产业资本可以源源不断地将自己剥削得来的剩余价值瓜分一部分给商业资本的话，商业资本怎么会出现亏损呢？如果说，商业职工的工资来源于产业工人所创造的剩余价值的话，那么在产业工人正干得“脚底朝上”的时候，商业职工为什么会下岗失业呢？

一般情况下，同一种商品，其J总是处于j之上，但这并不等于产业资本与商业资本混合在一块运作，而是它们各自在自己的经济领域内运作，它们都要想方设法扩大市场率，降低实付商品成本，创造归属于自己的剩余价值。当然，如果它们某一方经营不慎出现了亏损，相信谁也不会白白地往对方的泥潭里扔钱去填满窟窿，更不会在自己身上割肉去让对方“瓜分”，因为它们维护的都是自己的经济利益，没有被“瓜分”的义务。

六、结论

价值剩余的经济规律告诉我们，若使国民富强，首要的任务是提高国民的素质。提高国民的素质的主要方法，是学习和教育。而提高国民素质的目的，应是提高国民的创新能力。所谓学习和教育，是体现在整个社会用“必要劳动”的代价，换得大量的“剩余劳动”，其整个过程均以脑力劳动为核心。受过专门教育（包括训练）的人，在他们所接触的行业中，都大大地减少了重复性的投入，或是将这必不可少的投入大大地压缩了。所谓提高创新能力，是体现在通过深入研究和探索，在未知的领域中，通过发明、发现，来实现开拓性的创新工作。每一项创新，都有可能带来一个经济增长点。

一个人为创造发明所消耗的脑力劳动价值，正好是CS>CY和DS<DY之间的差额。仅就一个个体而言，他所实现的财富的增加正好是他脑力劳动的价值体现。但是，如果一个社会中所有的人都能无偿地使用这一创造发明，在不用进行任何重复性投入的前提下，所实现的财富的增加都属于剩余劳动，均是价值的剩余。这说明，E的“增长”实际上也是“节省”出来的。因为如果每个人都必须自己重新创造发明，且不说有些人不管再消耗多少财富也创造发明不出来，就算都有这种本事，那社会成本的耗费也是一个惊人的数字。

创新，创新，再创新，很多新的财富都会由它而生。知识就是力量；知识就是价值；知识就是财富。实现价值剩余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就是提高生产力；而提高生产力最重要的事情就是重视科技创新。

剩余价值的经济规律告诉我们，若使国民富强，就要想方设法地将更多的科研成果和科技发明转化成会有市场需求的产品，并且尽可能让更多的人参与消费这一产品。同时，还要更彻底地开放商品市场，让生产企业和商业企业都能更自由地按照经济规律去进行资本的运作。

但是，作为企业来说，应着重注意两个方面的问题：扩大市场率和提高商品价格。前者是使U/X公式中的X值增大，从而使更多的消费者参与分摊U的投入；后者是使H/U中的H值减少，并把减少的部分通过知识资本的投入途径转换到U中去，使U值增加，即提高了技术含量，增大了附加值，从而使商品更难制造，商品价格的定位更易于定高。

一个企业开拓市场从而创造GM，其最简单又最重要的经济参数是：H+U/X。只有当X值达到一定数量时才能保证资本越过盈亏分界线F，且其X的数值越大，创造的GM就肯定越多。

另外一个问题，不但企业要予以关注，而且国家还要在宏观上注意调控，那就是市场竞争。即：某一种产品的生产所体现的N个投资者和通过H+U的投入争夺消费者X，它的公式是：X/N·（H+U）。在这里，N值越大，重复性的投入就越多，整个社会成本就越高。如果X值除以N（H+U）之后使所有投资者的资本运作都刚好等于F时，则这样一种社会化的大生产尽管产值GDP很高，一派繁荣景象，但社会财富并没有由此而增加，所有投资者都处于不亏不盈的状态中。如果连F都到达不了，则社会财富还会因此而减少。

如何使N保持在适当的水平上，既不要控制过死，又不能放任其泛滥而导致恶性竞争，这是每一个国家政府部门都不能轻视的重大的经济管理问题。

需求数量X值的大小，将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社会财富增加的数量。如果某种商品没有多少人购买，那么投资者就肯定入不敷出。因此，参与市场购买商品的人越多，对资本的正常运作就越有利，创造的社会财富就越多；反之则反。由这一点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如果一个国家的大多数人都因为口袋里没有钱而被关在消费市场的门外，则商品的生产就会受阻。因为并不是人们不参与市场消费，而是因为人们没有经济能力参与市场消费。于是，商品就会在一定程度上出现积压，资本周转不灵甚至出现亏损，导致萧条的连锁反应，国民财富增长的正常秩序就会被打乱。为了使经济能够持续繁荣，政府就必须关注大多数人的收入。只有人们的收入水平提高了，可支配的货币多了，他们才能具备更高的消费能力，才能使X值在各个商品市场领域内都呈现增大的趋势。故而，仅仅关注解决就业问题，只是满足在有限的低水平消费市场达到增加X值的一种手段，这样的一种经济发展战略是短视的。在解决好就业问题的同时，还要更加关注就业者的收入水平，在他们的收入增加得越来越多的前提下增强消费意识，更多地参与市场的消费，就能使企业的资本运作迈入持续增值的天堂。最终，国家的财富就会不断增长。

注释：

[1]蒋学模，《政治经济学教材》。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

[2]梁小民，《西方经济学导论》。1984年。

[3]马克思，《资本论》。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

[4]马克思，《剩余价值学说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

[5]石景云，《经济增长与波动》。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

剩余价值范文篇3

在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中，他把工人的工作日分为两个部分。工作日的第一段，工人只是生产自己劳动力价值的等价物，马克思把进行这种再生产的工作日部分称为必要劳动时间，把在这部分时间内耗费的劳动称为必要劳动。工作日的第二段，是工人超出必要劳动时间的界限做工的时间，这段时间并不为工人形成任何价值。马克思把工作日的这部分称为剩余劳动时间，把这段时间内耗费的劳动称为剩余劳动。

绝对剩余价值生产指的是在必要劳动时间不变的条件下，通过延长工人的劳动时间和提高工人的劳动强度来生产剩余价值的方法和途径。绝对剩余价值就是通过延长工作日而产生的剩余价值。然而，工作日的延长是有一定限度的，过度的延长工作日必然会遭到工人阶级的反抗。另外，资本家对剩余价值的贪婪是无止境的，单靠延长工作日获得剩余价值的方法是不能满足他们欲望的。此时资本家要提高剥削程度，就转而通过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途径。相对剩余价值生产是指在工作日长度不变的条件下，资本家通过缩短必要劳动时间、相应延长剩余劳动时间，来榨取剩余价值。通过缩短必要劳动时间、相应地改变工作日的两个组成部分的量的比例而生产的剩余价值，叫作相对剩余价值。

二、相对剩余价值的形成机制。

1.相对剩余价值是通过缩短必要劳动时间、相应延长剩余劳动时间而生产的。工作日中，扣除必要劳动时间后，就剩下剩余劳动时间。

必要劳动时间的大小，是由劳动力价值决定的，劳动力的价值又是由再生产劳动力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价值决定。这样一来，资本家可以不按劳动力价值支付工人工资，把工资压低到劳动力价值以下，侵占必要劳动时间。但是，这并不能真正降低劳动力价值，缩短必要劳动时间。

因此，要降低劳动力的价值，就必须将生产力的提高扩展到工人需要的生活资料的生产部门和同生活资料有关的生产资料生产部门，提高这些部门的劳动生产率，从而使生活资料的价值降低，劳动力的价值也就随之降低了。缩短必要劳动时间，实现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是全社会劳动生产率普遍提高的结果。这是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前提条件。

2.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是在各个资本追求超额剩余价值的竞争中实现的。既然只有与工人需要的生活资料的生产直接或间接有关的生产部门提高了劳动生产力，才能降低劳动力的价值。“但是必要生活资料的总和是由各种商品、各个特殊产业部门的产品构成的，每一种这样的商品的价值总是劳动力价值的一个相应部分。”。而劳动力全部价值的降低，要靠工人所必需的整个生活资料的生产部门劳动生产力的普遍提高才能实现。但是个别资本家提高劳动生产力来使自己的商品便宜的时候，他并不是抱着降低劳动生产力从而减少必要劳动时间的目的，而是为了取得超额剩余价值，使自己在竞争中处于有利地位。但是，只要每个资本家都最终促成了这个结果的话，也就促成了一般剩余价值率的提高。个别资本家首先采用新技术，获得超额剩余价值的现象只是暂时的，并不能长久保持。价值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规律，会作为竞争的强制规律，必然迫使他的竞争对手们也采用新的生产方式，提高劳动生产力。“当竞争使劳动生产力普遍提高以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决定条件发生变化，超额剩余价值消失，社会价值下降。一旦这种下降影响到再生劳动力所必需的劳动时间，劳动力价值就会下降，结果形成相对剩余价值生产。”

三、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理论的现实意义。

1.积极引导社会主义市场竞争，建立有序的竞争机制。前面在考察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时指出，资本家为追逐超额剩余价值而相互竞争，争先改进技术和采用新技术来提高劳动生产率，使各自企业的产品变得便宜，最终促成了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首先，要充分发挥企业之间竞争的作用，促使企业在竞争中积极采用新技术，改进生产技术和经营管理，不断地节约产品成本，企业不断地改进产品的质量和服务，提高社会主义经济的宏观经济效益。其次，把竞争机制与价格机制配合起来发挥功能，政府应该放开对大部分商品的价格管制，由市场来调节价格，同时也要加强市场管理，制止价格垄断行为，并对企业生产活动加以引导。

2.充分发挥分工与协作的作用，提高企业的管理效益。马克思在考察资本家使用雇佣工人进行的协作劳动时，分析了协作在资本主义的企业管理中发挥的作用。同时指出协作的优越性是协作本身所具有的，在不同的社会生产方式下都是适用的。因此，这对处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企业有重要的借鉴意义。生产越进步、越社会化，企业内部的分工和协作越发达、越精细、越全面，越需要科学严密的管理。现代企业必须建立统一的、严密的、高效率的生产指挥系统、分工制度、内部控制制度和经营成本和财务管理制度。

剩余价值范文篇4

关键词：剩余价值创造性劳动剩余计量价值

笔者多次学习马克思的《资本论》特别是劳动价值论部分，后来发现，马克思所讲的劳动创造价值中的劳动实际上指的是重复劳动，因为，只有重复劳动才存在所谓“社会必要劳动时间”问题。同时，在马克思看来，创造性劳动的成果往往是被无偿地吸收到资本当中的，所以，虽然马克思的剩余价值论与创造性劳动有着内在的联系，但他并没有直接将创造性劳动放入他的劳动价值论的考察中。而在现代知识经济形态中，创造性劳动日益重要，当我们转向重点考虑创造性劳动并提出“创造性劳动创造剩余”的命题时，就会发现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存在着一些不协调的地方，但经过适当的处理，我们能够拓展剩余价值论，使之能适应知识经济时代的发展要求。

一、剩余价值中的矛盾：剩余价值是总体的存在还是个别的存在

1、根据价值规律，从整个部门或社会来看，不存在剩余价值。根据马克思的观点，商品的价值量是（第一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即以使用价值为前提，在现有的社会正常生产条件下，在社会平均的劳动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下，制造某种使用价值所需的劳动时间。复杂劳动是简单劳动的倍加。并且，单位商品的价值量与劳动生产率成反比。

由此出发，我们不难发现，对于整个部门或整个社会来说，恰好就处于“社会正常生产条件下，在社会平均的劳动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下”，因而，社会总产品的价值=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总和）！也就是说，就个别企业来说，可能由于其个别劳动时间低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而它仍按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所决定的价值或价格出售，所以，它能获得剩余价值。但对整个部门或整个社会来说，就不存在剩余劳动时间，没有剩余价值！从直观上来看，这是因为还有一部分企业的个别劳动时间高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它是亏损的。从整个部门或整个社会来说，个别劳动时间低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企业的盈余的总和恰好等于个别劳动时间高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企业的亏损的总和，两方面相抵，整个部门或整个社会的剩余价值之和等于零！

2、从部门结构来分析，又必须用到剩余价值。马克思在分析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条件时，如对于生产生活资料和生产生产资料的两大部类来说，简单再生产的条件是Ⅰ（V+m）=ⅡC，却忽视了或抛开了“社会正常生产条件下，在社会平均的劳动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下”这个限制，将一个部门或社会的各个企业的C、V、M分别加总。在利润理论中，如阐述利润平均化时，也是这样加总的：个别资本的利润首先在一个部门内部平均化，然后在整个社会资本的总和中平均化为一般P′，即平均P′，就有总利润率，即∑m：∑（C+V）或=∑m/∑（C+V）或=社会剩余价值/社会总资本。

这就使得部门结构分析与整体分析在剩余价值上产生了一个内在的矛盾。

3、企业微观层进到部门宏观层对剩余价值分析。我们都很熟悉，马克思在企业这个微观层次上分析剩余价值的来源时采用的是另一套概念，这就是劳动力的价值、必要劳动时间、必要劳动等等。他认为，劳动者在劳动的一段时间内，只是再生产自己劳动力的价值，这个叫必要劳动时间，这段时间耗费的劳动叫必要劳动。而超出必要劳动时间所创造的价值被资本家无偿占有，它就是剩余价值。剩余价值的生产有两种方法或情形，一是工作日的延长所生产的剩余价值，称之为绝对剩余价值。另一种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方法，按照生产力水平与单位商品成反比的规定性，一个企业，只要提高劳动生产率，使其超过社会平均水平，就会使其商品的个别价值低于社会价值，这样，他还会获得一个个别价值与社会价值的差额，即超额剩余价值。显然，这个超额剩余价值来源于创造性劳动，正是创造性劳动提高了个别企业生产的技术水平，而创造性劳动成果是被无偿吸收到资本当中的。但是，在同一生产部门内部，一个企业这样做，其他企业也会这样做。因此，会使得劳动生产力普遍提高，超额剩余价值消失。其实，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同样如此，并且当大家都延长工作日时，绝对剩余价值也会消失。

这表明，个别企业可能存在剩余价值，但整个部门、整个社会可能并不存在剩余价值，特别是从长期来看更是如此。

4、“总体分析”所隐含的前提是一种均衡的市场结构，采用的静态均衡的分析方法。第1节的整体分析中，其隐含的种种条件是，一个部门有许多企业，它们生产同类产品，在市场上展开充分的竞争，市场供求相等，生产的所有产品正好全部能卖出去，价格也刚好达到均衡价格，实际上它等于价值。所以，存在一个“社会正常生产条件下，在社会平均的劳动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下”的条件，存在一个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所决定的总价值。这就包括，有的企业可能刚好属于这样的“正常平均”条件，因而刚好按其个别价值等于社会价值，并按这个价格出售商品，不亏也不赚。显然，“正常平均”条件之下的企业会亏损，而“正常平均”之上的企业能有盈利，但两方面刚好相抵。这样，整个部门或社会是平衡的。当“正常平均”移动到另一个水平上以后，虽说技术水平提高了，或者工作日延长，或者工作日缩短了，情况同样如此，整个社会不会有剩余价值。

在这里，劳动力市场是否也处于均衡状态呢？这个问题非常重要。因为，如果劳动力市场是均衡的，那么劳动力的均衡价格就等于劳动力所创造的价值（实际上会根据其劳动力预期创造的价值来出售）。这意味着只有劳动生产率高于平均水平的企业才能在这种劳动力价值水平上盈利。相反，如果劳动力供求不平衡，第一种情况是供过于求，劳动力的价格将低于其所预期创造的价值的水平，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整个部门或社会才存在必要劳动时间和剩余劳动时间的分别，也即存在剥削。当然，在这种情况下，会使一些“正常平均”水平之下的企业也能盈利，但有些距离“正常平均”水平太远的企业仍然可能亏损，尽管它剥削了劳动力。第二情况是供不应求，自然不存在剥削，在这种情况下，劳动力价格过高，只会使那些生产率大大高于平均水平的企业盈利。

经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容易得了一个结论：对剩余的剥削是与市场结构相联系的。不过，我们又要提出一个新问题：在不存在对劳动力剥削的情况下，是否存在剩余呢？如果存在，它又是什么性质或者从何而来呢？我们先提出这个问题，留待后面作解答。

5、“微观宏观结合分析”所隐含的前提是一种非均衡的市场结构，采用的是动态分析方法。在第3节中，竞争和技术进步是导致市场结构不平衡的原因，一个企业采用先进技术，其他企业纷纷跟进，最后，这种技术成为一个部门的常规技术，在整个过程中，并不存在一个“社会正常的生产条件”。工作日的变化或劳动强度、劳动熟练程度的变化同样如此。当然，工作日一般是缩短的，“劳动强度”一般来说是趋于下降的，劳动熟练程度则是趋于提高的。这样，基于产品成本差异的市场竞争也使供求处于不均衡状态中。同时，技术进步提高了劳动生产力，也会使劳动力的供求产生不均衡。只有当一个部门或全社会都使用新技术之后，新技术成为常规技术的时候，才出现“社会正常的生产条件”，而“劳动的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也差别不大，于是，有可能形成一种均衡的市场结构，我们也可能依据价值定义的方法来衡量商品的价值。这时，各企业差别不大，整个部门或社会不存在剩余价值。如果个别企业又采用更先进的技术，而且它生产的商品产量没有达到打破市场形成的均衡的条件下，它就只对市场系统产生“微扰”作用，这个企业是可能获得剩余价值的。而实际上，在竞争的市场中，这种“微扰”作用总会放大，打破市场的均衡，因为该企业的成本低，能以更低的价格销售产品，迅速扩大市场份额，使同类产品出现供大于求，一些仍采用传统技术、成本高的企业生产的产品就会卖不出去。只有当这种更先进的新技术又迅速扩散并最终被大多数企业所采用时，这种更先进的新技术又会决定一个新水平的“社会正常的生产条件”，并成为决定价值的基轴，而剩余价值也迅速消失。

在传统的经济中，技术进步慢，“社会正常生产条件”比较接近于现实，但在知识经济条件下，技术进步加快，实际上，一种新技术还没有被推广到成为“社会正常的生产条件”以前，另一种更新的技术往往就出现了，这决定了市场结构的不均衡成为常态，也可以说，市场永远处于不均衡状态中。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社会生产不存在以“社会正常的生产条件”为基础的价值基轴，或者说，价值的标准模糊化和虚拟化了，具有更多的认识和预测的成份，所以，我提出“预期价值”。对于个别企业来说，它也是根据自己的生产条件和市场条件来认识和预测其“个别价值”，同样具有“预期价值”的性质。相应地，预期价值也可分为有“社会预期价值”和“个别预期价值”。

当个别预期价值低于社会预期价值时，企业将获得预期剩余价值。于是，我们说现代商品生产是预期剩余价值的生产，它主要是技术进步所推动的。

6、阶级剥削还是个别剥削。如果我们从微观上肯定马克思的剩余价值论，那么，从宏观上，从一个部门或整个社会来说，就不是一般的利润率平均化，而是利润的零化。其社会意义上的结论就是，工人可能仅受个别资本家的剥削，而不受他所属的部门的资本家的剥削，不受全体资本家的剥削。也说是说，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存在个别工人和个别资本家对立，而不存在整个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对立。当然，如前所述，这是假定是以充分竞争和“市场均衡”为前提的。严格来说，这个条件是不存在，但是，在现代国家的管理之下，包括反垄断、对劳工的保护和工会加强等因素，使得充分竞争和“市场均衡”（特别是劳动力的供求均衡）接近于现实，因此，现代社会的阶级剥削是弱化的。其实，这个结论从直观上来说也是好理解的：人们劳动的时间、强度和复杂程度都没有增加，但获得的物质生活水平却越来越高，怎么好简单地说受到剥削呢？这同样多的劳动生产出越来越多的产品的真正来源是创造性劳动所推动的知识或技术的积累。这意味着，即使有剥削，也主要是对创造性劳动的剥削。下面将进一步来考虑这个问题。

二、资本积累：剩余价值的积累还是知识的积累

这个矛盾与剩余价值中的矛盾是相联系的。

1、关于价值积累与知识积累。如果整个部门或整个社会没有剩余价值，那么，社会扩大再生产就不可能。但是，在资本周转中对固定资本的分析时，又隐含着一种即使不考虑剩余价值的积累情况下的资本积累的可能性。因为，当固定资本的一部分一部分价值一次一次转入W′中去，随W′的流通转化为G′的一部分，随着这种独特的流通的进行，一笔笔货币要以折旧基金的形式贮存起来，一直到它的物质形态全部损耗需要更新的时候，才重新投入流通，购买（新的）劳动资料。在这里，固定资本磨损分为有形磨损和无形磨损两种。有形磨损又称实物磨损；无形磨损又称精神磨损，包括：a．技术进步，机器的价值下降；b．技术进步，相同的机器效率提高。这就是说，与无形磨损相对应，应该有一个无形的积累存在，这被称之为内涵意义上的扩大再生产，它是由技术进步引起的，是知识的积累。

2、真正的矛盾。当然，我们应该明确，我们说整个部门或整个社会没有剩余价值，扩大再生产就不可能存在，指的只是价值形态上的扩大再生产不可能，而并非实物形态上的扩大再生产不可能。而在实物形态上资本的积累和扩大再生产是可能的。此外，我们还应该搞清楚，个别企业价值形态上的扩大再生产也是可能的。所以，真正的矛盾是，整个部门或整个社会没有剩余价值，不存在扩大再生产是符合现实的吗？初看起来，似乎是不符合的，因为，随着人类的发展，经济世界的商品量和价值量似乎都是迅速增加的。但实际上并非如此。

3、不变价格。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在现有的社会正常生产条件下，在社会平均的劳动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下，制造某种使用价值所需的劳动时间）决定商品的价值量。由这个命题实际上可得到一个推论：不同时代人类生产所创造的价值量的多少仅与人类所花的总的劳动时间有关，而与其他因素，如技术水平、劳动强度等无关。因为，不管是什么时代，不管各个时代的技术水平和劳动强度等如何不同，每个时代都会在自己当下的“社会正常生产条件下，在社会平均的劳动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基础上来衡量自己那个时代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所以，只要社会总的劳动时间相同，那么这两个时代所创造的价值量就是相同的（尽管劳动生产率和商品量等不相同）。

其实，我们不难发现，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国家对劳动者的日益严格的保护（限制童工，八小时工作制甚至更短，越来越多的节假日等），如果不考虑人口增长因素，那么，社会劳动的总量是不断减小的，因此，价值形态上的资本积累并非我们直观的那样是越来越大，很可能是不明显。举个简单的例子，石器时代的人们打造一件精制的石器与我们这个时代的人们生产一台现代机器所花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就可能没有什么差别，因此，两者所包含的价值量也就差别不大，但如果按所谓“不变价”来计算，则是天壤之别！也就是说，平时我们习惯讲的“资本积累或价值积累”实际上是不变价的扩大。从石器到现代机器所发生的积累本质上是知识的积累的结果！这个积累是创造性劳动成果的积累。

对于知识的积累来说，再生产的条件就不一定表现在总价值的增加上，而主要是内涵意义的。如简单再生产，就不是表现为Ⅰ（V+m）=ⅡC，而是ⅠΔC=ⅡΔC。因为，由于技术进步，第一部类使用同样多的资源能生产更多的生产资料，其中，只需要价值量更少的ⅠC1就能满足本部门的需要，多出的ⅠΔC则用来与第二部类相交换。即有ⅠC=Ⅰ（C1+ΔC）。同样，第二部门也有ⅡC=Ⅱ（C2+ΔC）。实际上，两大部类用来交换的部分ΔC可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折旧，另一部分是技术进步所增加的。当然，我们可能是以不变价格来计量的，因此，可以说存在“价格膨胀”。

4、创造性劳动创造剩余。对于个别资本来说，可能存在剩余价值，它可能来源于剩余劳动，即传统的剥削，这实际上构成资本的原始积累（价值积累），是由于劳动时间延长、人口和劳动力增加等引起的；也可能来源于对创造性劳动成果的无偿占有，它同时还形成知识（表现为使用价值）的积累。对于现代社会经济来说，后一点更突出，但其性质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这是因为，第一，劳动力数量趋于稳定甚至减少，劳动时间也在减少，而知识的进步越来越快，创造性劳动成果的积累日益突出。第二，创造性劳动成果以知识产权的形式受到越来越多的保护，无偿占有的情况日益难以发生，即对创造性劳动的剥削是困难的。此外，当知识为社会所共享时，创造性劳动成果的积累也就成为一般社会财富的积累。但是，我们还应该看到的是，创造性劳动所创造的“剩余”已不再是传统的“剩余价值”，而不过是将价值作为一种计量方法来衡量创造性劳动成果的结果，也即前面的提到的预期价值，这种预期价值也可以说是“计量价值”。在这里，价值由反映社会生产关系的性质成了一种价值计量方法。

剩余价值范文篇5

在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中，他把工人的工作日分为两个部分。工作日的第一段，工人只是生产自己劳动力价值的等价物，马克思把进行这种再生产的工作日部分称为必要劳动时间，把在这部分时间内耗费的劳动称为必要劳动。工作日的第二段，是工人超出必要劳动时间的界限做工的时间，这段时间并不为工人形成任何价值。马克思把工作日的这部分称为剩余劳动时间，把这段时间内耗费的劳动称为剩余劳动。

绝对剩余价值生产指的是在必要劳动时间不变的条件下，通过延长工人的劳动时间和提高工人的劳动强度来生产剩余价值的方法和途径。绝对剩余价值就是通过延长工作日而产生的剩余价值。然而，工作日的延长是有一定限度的，过度的延长工作日必然会遭到工人阶级的反抗。另外，资本家对剩余价值的贪婪是无止境的，单靠延长工作日获得剩余价值的方法是不能满足他们欲望的。此时资本家要提高剥削程度，就转而通过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途径。相对剩余价值生产是指在工作日长度不变的条件下，资本家通过缩短必要劳动时间、相应延长剩余劳动时间，来榨取剩余价值。通过缩短必要劳动时间、相应地改变工作日的两个组成部分的量的比例而生产的剩余价值，叫作相对剩余价值。

二、相对剩余价值的形成机制。

1.相对剩余价值是通过缩短必要劳动时间、相应延长剩余劳动时间而生产的。工作日中，扣除必要劳动时间后，就剩下剩余劳动时间。

必要劳动时间的大小，是由劳动力价值决定的，劳动力的价值又是由再生产劳动力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价值决定。这样一来，资本家可以不按劳动力价值支付工人工资，把工资压低到劳动力价值以下，侵占必要劳动时间。但是，这并不能真正降低劳动力价值，缩短必要劳动时间。

因此，要降低劳动力的价值，就必须将生产力的提高扩展到工人需要的生活资料的生产部门和同生活资料有关的生产资料生产部门，提高这些部门的劳动生产率，从而使生活资料的价值降低，劳动力的价值也就随之降低了。缩短必要劳动时间，实现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是全社会劳动生产率普遍提高的结果。这是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前提条件。

2.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是在各个资本追求超额剩余价值的竞争中实现的。既然只有与工人需要的生活资料的生产直接或间接有关的生产部门提高了劳动生产力，才能降低劳动力的价值。“但是必要生活资料的总和是由各种商品、各个特殊产业部门的产品构成的，每一种这样的商品的价值总是劳动力价值的一个相应部分。”。而劳动力全部价值的降低，要靠工人所必需的整个生活资料的生产部门劳动生产力的普遍提高才能实现。但是个别资本家提高劳动生产力来使自己的商品便宜的时候，他并不是抱着降低劳动生产力从而减少必要劳动时间的目的，而是为了取得超额剩余价值，使自己在竞争中处于有利地位。但是，只要每个资本家都最终促成了这个结果的话，也就促成了一般剩余价值率的提高。个别资本家首先采用新技术，获得超额剩余价值的现象只是暂时的，并不能长久保持。价值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规律，会作为竞争的强制规律，必然迫使他的竞争对手们也采用新的生产方式，提高劳动生产力。“当竞争使劳动生产力普遍提高以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决定条件发生变化，超额剩余价值消失，社会价值下降。一旦这种下降影响到再生劳动力所必需的劳动时间，劳动力价值就会下降，结果形成相对剩余价值生产。”

三、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理论的现实意义。

1.积极引导社会主义市场竞争，建立有序的竞争机制。前面在考察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时指出，资本家为追逐超额剩余价值而相互竞争，争先改进技术和采用新技术来提高劳动生产率，使各自企业的产品变得便宜，最终促成了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首先，要充分发挥企业之间竞争的作用，促使企业在竞争中积极采用新技术，改进生产技术和经营管理，不断地节约产品成本，企业不断地改进产品的质量和服务，提高社会主义经济的宏观经济效益。其次，把竞争机制与价格机制配合起来发挥功能，政府应该放开对大部分商品的价格管制，由市场来调节价格，同时也要加强市场管理，制止价格垄断行为，并对企业生产活动加以引导。

2.充分发挥分工与协作的作用，提高企业的管理效益。马克思在考察资本家使用雇佣工人进行的协作劳动时，分析了协作在资本主义的企业管理中发挥的作用。同时指出协作的优越性是协作本身所具有的，在不同的社会生产方式下都是适用的。因此，这对处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企业有重要的借鉴意义。生产越进步、越社会化，企业内部的分工和协作越发达、越精细、越全面，越需要科学严密的管理。现代企业必须建立统一的、严密的、高效率的生产指挥系统、分工制度、内部控制制度和经营成本和财务管理制度。

剩余价值范文篇6

【论文摘要】现代性消费文化是围绕着消费由资本为其奠定基础和方向、以文化形式显现出来的生存方式和行为原则，由此资本逻辑成为现代性消费文化的本质规定。从资本逻辑的视角看，生产与消费的脱节造成资本增殖的失败，因此资本必须要在文化上发挥指导和引领作用来促进生产和消费的结合，从而在深层上保证剩余价值的实现和资本再生产的循环，现代性消费文化正是由此生成。

【论文关键词】资本逻辑现代性消费文化文化形式

一、“现代性消费文化”的界定

消费文化是一个特定的范畴，它是以利润为目标、以现代市场为方式批量生产消费性商品的文化样式，它不会出现在“前现代”或“传统”所标识的自然经济形态中，也不是现代社会中仍然残存的自给自足的消费模式，消费文化的本质规定性在于：它只能在买与卖的交换关系中才能实现自身的文化样式，正是经过了“买卖”关系的中介之后，消费文化与传统文化产生了质的区别。如果说传统文化往往还保有纯文化的形式，为了文化而文化、为了艺术而艺术，那么现代消费文化则根本不打算掩盖自己与利润的关系，它最主要的方式便是通过公司行为去组织消费品的销售，并以利润的最大化为根本目标，这不仅使得以自给自足为特点的传统消费模式因无法满足现代人的消费欲望而丧失了自己的生存优势和存在根基，而且使得像电影、书籍、报刊、比赛等精神产品彻底地商业化，成为了只有在买卖关系中才能存在、才能呈现自身的文化商品，这样就把消费文化的生产从根基上拖进了资本的运行轨道中，资本属性成为消费文化的本质规定性。

很明显，资本定义了消费文化，决定着它的存在基础、运行原则和发展方向。所谓现代性消费文化，本质地来说是围绕着消费由资本为其奠定基础和方向、以文化形式显现出来的生存方式和行为原则。可以再明确地将现代性消费文化的性质归纳如下：(1)对商品符号意义和象征意义的消费成为现代日常消费的主导模式，消费已经成为文化现象(消费的文化理解)。(2)消费是人们据以认知自身和现实生活的意义源泉，是现代人自我认同和自我表达的主要形式，由此生存具象化为消费模式，消费成为建构他们自身及其日常生活的现实力量(生存方式和行为原则)。(3)无尽的文化形式为无限的消费需求和欲望提供了最合适的表达渠道，从而使资本最大限度地增殖自身得以可能(资本规定性)。(4)文化的公共性保证了某种特定消费模式的可推广性，这一点使得资本能够在更大的时空范围内制造出与某种消费模式相适应的特定消费欲望(消费文化的可推广性)。

资本逻辑是现代性消费文化的本质规定，资本决定着现代性消费文化的性质和方向，既然如此，就应当在资本逻辑的视域中考察现代性消费文化的生成路径，这样才能探寻到现代性消费文化的深层根源及其生成过程，从而把纷繁复杂的消费文化表现形式融合为统一整体，对现代消费文化问题形成一个相对完整的认识。当然，本文只是此种研究方向的一种尝试。

二、生产与消费的脱节：资本逻辑的二律背反

资本的目的是最大限度地获取剩余价值，只有获取剩余价值，利润才能得到保证，资本再生产才能持续进行。这意味着资本必须为扩大再生产创造条件，无论处于何种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会产生怎样的自然后果和社会结果。资本把现实生活世界的各个事物都要收编进自身的增殖体系中，把尽可能多的社会成员变成资本增殖机器的环节，使一切事物都要实现资本化。资本从本性上来说不承认任何限制，它的扩张过程打破了国家和民族的疆域，最终的必然结果就是世界市场的形成、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的世界化。“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遥远万里的人们由于资本的纽带作用而发生相互联系，资本把整个世界建构成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现代性世界，一切都处于错综复杂、无穷无尽的资本因果联系中，一切都由于资本而获得了自己的呈现形式，这正是马克思所强调的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只有这样，单个人才能摆脱种种民族局限和地域局限而同整个世界的生产(也同精神的生产)发生实际联系，才能获得利用全球的这种全面的生产(人们的创造)的能力”。资本第一次真正地实现了世界的通约，由此造就了一个包罗万象而又本质同一的总体性世界。

资本所造就的总体性世界并不意味着资本主义社会成为内在有机的统一体，资本攫取剩余价值的持续欲望会不断地冲破社会有机的生存外观，致资本再生产于不可能，这就是资本逻辑的二律背反：生产过程和交换过程的脱节，或生产与消费的脱节。资本运动的生产过程是资本增殖自身的过程，但要实现这一点，必须依赖市场交换过程的顺利进行，否则资本就无法实现自身；同时，资本的本性从根本上决定着资本家会想方设法压低工人工资以获取最大化的剩余价值，克制自己的消费欲望以将尽可能多的剩余价值转化为再生产的资本，而资本的扩张必然导致消费品规模的扩张，由此造成了资本逻辑的二律背反：以限制消费为前提的资本扩张，导致的结果却是消费品规模的扩张，从而破坏了资本再生产的条件。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把从产品到商品、从商品到货币的转换称为“惊险的跳跃”，“这个跳跃如果不成功，摔坏的不是商品，而一定是商品所有者。”

资本逻辑的二律背反在现实层面上表现为商品向货币跳跃的失败，这就违背了资本增殖的本性，必然为资本所不能容忍。在自由资本主义时期，资本积累的重心在生产资料的生产上，生产性消费是剩余价值实现的主要途径。因此，尽管资本家尽可能地缩短工人的必要劳动时间，从而压低工人的工资，但这并不妨碍资本获取剩余价值。到19世纪末，随着资本向日常生活领域的扩散，生活消费品的生产逐渐成为资本积累的主要来源。因此，如何发现和刺激日常生活的消费需求就成为了资本再生产的关键条件。但是，资本榨取剩余价值的本性决定着资本家总是千方百计地压低工人工资，这样工人的低工资必然导致整个社会的低消费状况，资本逻辑的二律背反成为资本自身前进的障碍，资本必须要寻找到合适的方式解决这个问题。

这个方式正是以泰罗制科学管理原理为理论基础的福特主义生产方式。2O世纪初，美国工程师泰罗面对企业中普遍存在的怠工现象，提出了他的科学管理思想，以代替当时占据主导地位的经验方法。他经过多年研究发现，一个人把生铁装上车的过程可以分解如下：(1)从堆上或地上把生铁铲起来(一分钟的百分之几)；(2)带着所铲的东西在平地上走(每走一英尺所需的时间)；(3)带着所铲的东西沿着斜板走上车(每走一英尺所需的时间)；(4)把生铁扔下(一分钟的百分之几)或放在堆上(一分钟的百分之几)；(5)带着空铲走回原地(每走～英尺所需用的时间)，从中不难看出，泰罗制科学管理的精髓是动作、时间的细分和标准化，通过计量工具的精确化，工作被拆分为“一分钟的百分之几”和“一英尺”的细微动作，这就是由泰罗所开创的劳动形式化和合理化。

在资本主义生产的现实层面，美国实业家、福特汽车公司创始人福特充分吸取泰勒制科学管理原则，创立了旨在高效率生产产品的福特主义生产方式。例如，将汽车的部件彻底标准化，并在流水装配线上批量生产。生产过程强调同质产品的一致性、标准化和大量生产，每个工人从事单项任务，工作高度专业化，按照比例付酬。福特主义生产方式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降低了生产成本，因此促进了工人工资的增长，从而极大地促进了大众有效需求的增长，第一次创造了资本主义经济的生产过程和交换过程的有机结合，这样就在一定程度上破解了资本逻辑的二律背反。

为什么福特主义生产方式只是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二律背反问题呢?这是因为，资本家发现，如果人们手中持有的货币足够多，但是，如果他们的消费观念和消费价值观不及时更新的话，那么人们的消费模式就跟不上手中货币的增长速度，由此而来工人工资的提高对于有效需求的培养就不会发生实际意义，这时特定的消费价值观的培养成为了资本再生产的关键环节，这一点尤其在以“灵活积累”为特征的后福特主义生产方式中得到了确证。

福特式生产方式需要长期和庞大的固定资本投资，在人们需求稳定而且单一的情况下，它确实能够实现规模经济效益，降低产品成本。然而问题在于，一旦需求出现不稳定、多样化的情况，福特生产方式因同质产品的批量化生产而致的僵化、单板的弊端就体现出来。2O世纪7O年代的石油危机及其随后的美国汽车工业的下滑，是福特主义生产方式衰退的标志性事件。伴随福特主义生产方式的衰退而来的是后福特主义生产方式的兴起。后福特主义生产方式具有前者一些不具备的特点，如更加关注特殊化的产品，关注产品的用户化，风格和质量尤其受到重视，较短的生产周期，富有弹性的生产过程。为了适应并引导消费大众的需求，资本一方面改变生产过程的内部环节，另一方面将更多的注意力放在消费者身上，研究如何才能制造出花样繁多的新的消费需求。因此，资本必须要在人们的价值观，即文化上发挥指导和引领的作用，才能进一步促进生产和消费的结合，从而在深层上保证剩余价值的实现和资本再生产的循环，现代性的消费文化正是由此生成。

三、文化形式：二律背反的解决途径

福特主义和后福特主义生产方式的出现具有重大的经济意义和社会历史意义，它不仅使得日常消费品的大规模生产成为可能，从而资本能够进入消费品生产领域，而且通过改变社会的整体精神气质，深刻地改造了大众的消费模式，使得大众不再以“需求”为尺度自然地进行自己的消费，而是以潜在的“欲望”为导向主动地建构自己的消费，这就是流行于西方社会并向全世界扩散的消费主义。所谓消费主义，是指不是为了实际生存需要的满足，而是追求被文化形式所不断制造出来的欲望的满足的生存方式和价值观，它具体表现为把占有更多的物质财富和消费更多的高档商品作为人生成功的标志，并以此作为生存意义的源泉和人生价值的尺度。消费主义所表征的是人们被刺激起来的消费欲望，而欲望满足的意识必须在一定的文化价值系统中才能获得合法性。

欲望往往被看成是纯粹主观的个体事情，其实这种自然主义看法深深掩盖了欲望的根本的社会性质。“我想要某种东西”至少表明：这种东西与某种生活方式联系在一起，“想要”本身就与人们愿意及如何在社会中生存发生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种联系不管是否被意识到，它都作为显性意识的前提进入到了每个人的意识深层，这正是文化进入个体身心的过程。因此，首先是具有价值取向的文化系统在人们的各种需要和欲望中确定哪些应当得到满足、满足多少和怎样满足，哪些需要和欲望是必须加以控制和禁止的，现实生活的人们才能去追求某种特定的生活方式。正是在这种意义上，生活方式本身是相对的文化范畴、社会范畴，而消费主义企图把追求无尽欲望的满足说成是自然的和普遍的，无疑具有了意识形态的性质，这就把理论的触角深入到了为某种利益格局做合法性辩护的现代性消费文化系统。

在现代社会中，大众的基本生存需要都已经得到满足，资本要实现自己的利益诉求，必须要通过广告、电视、电影、宣传等各种文化手段和文化形式向大众推销适合于资本增殖的生活方式，因此，现代性消费文化最重要的一点便是无止境地追求欲望的满足，“资产阶级社会与众不同的特征是，它所要满足的不是需要，而是欲求，欲求超过了生理本能，进入心理层次，因而它是无限的要求。”脚醴一旦消费者的消费愿望经欲望中介后达到无限的层次，那么资本增殖就具有了可靠而持久的保证，这其中发生关键作用的杠杆便是消费文化对大众生活方式乃至个体身心的影响和重塑。

感恩节的传统是在11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四庆祝，但是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却在1939年宣布该年的感恩节在11月23日，这一小小的改动不是其他什么原因，仅仅是源自俄亥俄州百货公司老板小弗雷德·拉扎勒斯的建议，在他看来，这样做会使“圣诞采购”旺季延长一周。布尔廷斯评论道：“这次罗斯福总统宣布对感恩节的日子作小小的调整，乃是意味深长的，因为它既揭示了美国圣诞节的实质，还表明感恩节这一古老的节日也转变为一个美国消费性节日了。”事实上，圣诞节和圣诞老人的形象本来也都是美国式的传奇或神话，圣诞树和圣诞贺卡也都是美国商业神话的副产品。只有想象一下，在1948年左右，美国每年都会销售2800万棵圣诞树和15亿张贺卡，它和经济的关系是多么紧密。

剩余价值范文篇7

马克思在定义工人的“必要劳动时间”时说：“如果工人每天的生活资料的价值平均代表6个物化劳动小时，那末，工人要生产这个价值，就必须平均每天劳动6小时。如果他不是为资本家劳动，而是独立地为自己劳动，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他平均一天同样要劳动这么多小时，才能生产出自己的劳动力的价值，从而获得维持或不断再生产自己所必需的生活资料。”但是，工人在不为资本家劳动、“独立地为自己劳动”的情况下，“其他条件”怎么会“相同”呢？

本文将讨论马克思《资本论》剩余价值理论中一个严重的逻辑错误，并且证明使用“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的概念来证明资本利润来自对劳动者的剥削是没有说服力的。

课题的意义

卡尔·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在中国仍然占据着经济理论的中心地位，具有深远的影响。中国引进市场经济后，出现了经济理论严重脱离实际的情况。例如，在市场经济中是供求关系决定商品价格，而根据马克思的经济理论，是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格；发展经济需要大量引进利用外资，但是政治经济学认为资本利润来自剥削。尽管如此，很多中国经济学界的重要人士，仍然顽固地坚持原有观点（1，2）。经过多年的政治宣传和理论教育，“资本家靠剥削发财”已经在中国劳动阶层的思想意识中根深蒂固，马克思的劳动价值学说是工人理论家激烈批判私有化改革理论的基本依据（3）。中国高等院校的经济学教科书仍然以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为主线，仅仅略微增加了一些有关市场经济的内容。虽然有人发出了“改写政治经济学”的呼吁（4，5），但是至今未见行动迹象。对于在大学中讲授西方经济理论，有人提出仅仅“述而不批”或者“批而不透”是不行的，必须“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进行深入的评析”（6）。中国基本经济理论的滞后状态，可能成为阻碍中国进一步改革开放的障碍，在经济发展遇到困难时，甚至可能成为走回头路的推动力之一。

中国的经济学家现在面临一个尴尬的局面：一方面，马克思的经济理论严重脱离实际，既不能解释各种经济现象，又不能指导制定经济政策；另一方面，由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独特地位，无法把马克思的经济理论放在一个客观的位置上，批判其中违背客观实际的部分，利用其科学成分。

由于劳动价值论是马克思经济理论的基础，中国很多经济学家正试图通过修正劳动价值论，走出这一两难境地。例如，有人提出不仅活劳动（人的劳动），而且物化劳动（机器等）也能够创造价值，试图在不违背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前提下，为资本利润的来源找到一种正当解释（7）。虽然他们小心地遵循着马克思的思想方法，但是仍然受到了激烈的反驳（8，9）。

笔者认为，尽管面对经济现实，马克思的经济理论捉襟见肘，但是仍然占据着中国经济理论的主导位置，除了政治因素，还有三个重要原因：

（一）劳动价值论无法在实践中进行验证。

根据劳动价值论，商品价格取决于其劳动价值。但是，马克思又说，同样时间不同种类的劳动创造的价值量是不同的，而且商品价格可以随供求关系的变化而围绕商品价值上下波动。因此，在仅有的两个可以实际测量的参数──商品价格和劳动时间──之间，存在两个不确定的环节，即：

劳动时间和劳动价值之间的关系

商品价格和商品价值之间的关系

因此，对劳动价值论的定量分析根本无法进行，最多只能责问一声：有些商品的价格，偏离其劳动价值的幅度是否太大了？（10）无法使用实际数据验证理论，正是中国经济学家围绕劳动价值论多年激烈争论却不能得到一致结论的重要原因。笔者认为，关于劳动价值论的争论是毫无意义的。

（二）反对马克思的人不能令人信服地解释资本利润的来源。

马克思的理论在解释利润来源时，直观易懂：人类肌肉和大脑的劳动创造了价值，没有生命的货币、机器和土地不会创造价值，因此利润只能来自对劳动者的剥削。反对马克思的人只是坚持资本和土地作为一种生产要素，应该和劳动一样获得报酬。这种解释与其说是理论，还不如说是对现象的写照，因此缺少说服力。

（三）反对马克思的人，有一种错觉，即马克思的经济理论，在逻辑上是正确的。如果存在问题的话，也只是其基础──劳动价值论──存在问题。

马克思及其追随者们，特别喜欢引用一百多年前一个反对者的话：“驳倒价值理论是反对马克思的人的唯一任务，因为如果同意这个定理，那就必然要承认马克思以铁的逻辑所做出的差不多全部结论。”（11）这段话是这种错觉的起因还是加强了这种错觉，已经无从考证。但是可以肯定，正是这种错觉使得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几乎全部集中在劳动价值论上。

然而，仔细研读《资本论》，可以发现，至少在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中存在严重的逻辑错误，本文将主要讨论马克思在定义工人必要劳动时间时的一个错误。

一个无法成立的“如果”

我们知道，马克思把工人的劳动时间划分为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时间两部分。他认为，生产资料的所有权要求雇佣劳动者提供额外的劳动：“凡是社会上一部分人享有生产资料垄断权的地方，劳动者，无论是自由的或不自由的，都必须在维持自身生活所必需的劳动时间以外，追加超额的劳动时间来为生产资料的所有者生产生活资料”（12）。

这种思想在农业生产中是基本正确的。因为一个农民在自己的土地上耕作，和在地主的土地上耕作，仅仅是劳动地点不同，劳动效率是基本一样的，例如，生产一千斤谷物所需要的总的劳动时间是差不多的（和地主雇佣的其他农民合作、使用较好的农具，会提高一些劳动效率），因此，农民只能在相当于生产自己生活资料的劳动时间之外，增加劳动时间来补偿地主的土地所有权。

但是，在工业生产中，情况不是这样。因为工人在工厂里劳动时，与其他工人合作并使用机器，和他作为个人、在家里独自使用简单的工具从事生产相比，劳动的效率要高得多。

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的模型是：一个工人每天在工厂劳动12小时，创造的价值量是12个物化劳动小时（马克思用来衡量价值量的单位，以下简称为“价值单位”。工人每小时创造的价值量是一个“物化劳动小时”，即一个价值单位）。然而他一天所需的生活资料的价值只有6个价值单位。资本家把新创价值的一半（6个价值单位）作为工资，支付给工人。另外6个单位的价值，即剩余价值，被资本家无偿占有，成为他的利润。在这个模型中，工人的必要劳动时间和剩余劳动时间均为6小时。剩余价值率（马克思用来衡量剥削程度的指数）是

6/6=100%

马克思在定义工人的“必要劳动时间”时说：“如果工人每天的生活资料的价值平均代表6个物化劳动小时，那末，工人要生产这个价值，就必须平均每天劳动6小时。如果他不是为资本家劳动，而是独立地为自己劳动，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他平均一天同样要劳动这么多小时，才能生产出自己的劳动力的价值，从而获得维持或不断再生产自己所必需的生活资料。但是，既然工人在生产劳动力日价值（如3先令）的工作日部分内（即6小时内──引者注），只是生产资本家已经支付的劳动力价值的等价物，就是说，只是用新创造的价值来补偿预付的可变资本的价值，所以，这种价值的生产只是表现为再生产。因此，我把进行这种再生产的工作日部分称为必要劳动时间，把在这部分时间内耗费的劳动称为必要劳动。这种劳动对工人来说所以必要，是因为它不以他的劳动的社会形式为转移。这种劳动对资本和资本世界来说所以必要，是因为工人的经常存在是它们的基础。”（13）

这段话有几层意思：

（1）如果工人每天生活资料的价值平均代表6个物化劳动小时，那末，工人要生产这个价值，就必须平均每天劳动6小时。

（2）如果他不是为资本家劳动，而是独立地为自己劳动，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他平均一天同样要劳动6个小时，才能生产出自己的劳动力的价值，从而获得维持或不断再生产自己所必需的生活资料。

（3）这6个小时的劳动只是劳动力价值的再生产，所以称为“必要劳动”，这6个小时就是“必要劳动时间”。

（4）这种劳动对工人来说是必要的，因为不论他是为资本家劳动还是为他自己劳动，他都必须进行这部分劳动。

（5）这种劳动对资本家来说是必要的，因为资本家需要工人能够长期进行劳动，而且不断有新的年轻工人接替年老的工人。

然而，上述第二点是存在问题的。工人在不为资本家劳动、“独立地为自己劳动”的情况下，“其他条件”怎么会“相同”呢？资本家之所以成为资本家，是因为他预付了货币，准备了机器等各种生产资料，把工人组织起来，实行分工和协作，使生产这种商品所需要的劳动时间大大缩短。一个工人“独立地”劳动，怎么会有这些条件呢？

根据马克思的理论，商品的价值并不取决于生产商品实际消耗的劳动时间，而是由生产这种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14）。如果某种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6小时，价值是6个价值单位，那么，一个人即使耗费了12个小时才能生产出一件这种商品，他的产品的价值仍然只有6个价值单位，而不是12个价值单位。

由于一个工人独立劳动时没有和工厂相同的“其它条件”，所以，他生产同样的产品劳动时间要长得多，但是产品的价值只能按照“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来计算，因此他要在家里创造出6个价值单位的产品，劳动时间将不止6小时，而是几倍甚至几十、几百倍于他在工厂里的劳动时间。保守一点，我们假设需要两倍于他在工厂劳动的时间，即12个小时。

根据马克思的定义：“必要劳动时间”等于生产生活资料的价值所需的劳动时间。对于一个工人来说，他原来为自己劳动时，获得一天生活资料的价值，需要工作12小时。现在他在工厂里，也是劳动12小时才能获得一天生活资料的价值，那么对他来说也就无所谓剩余劳动时间了。

如果我们假设生产同样的产品，独立劳动需要的时间是在工厂劳动时间的一倍以上，就可能出现负的剩余劳动时间，即工人在工厂劳动比独立劳动更合算（见表1）。

也就是说，马克思仅仅注意到“必要劳动”的必要性，是不以工人劳动的社会形式为转移的；但是他没有注意到，必要劳动时间的长短却是随劳动的社会形式的变化而变化的。

表1：对工人劳动时间的分析

在工厂劳动

（生产一件产品需要6小时）独立劳动

（方式I，生产效率为工厂的50%，生产一件产品需要12小时）独立劳动

（方式II，生产效率为工厂的25%，生产一件产品需要24小时）

劳动时间

（小时）121212

产量

（件）210.5

产品价值

（例中产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等于工厂生产所需的劳动时间，即6小时；每件产品的价值是6个价值单位）1263

工人得到的报酬6

（工人得到新创价值的一半）6

（工人得到全部新创价值）3

（工人得到全部新创价值）

必要劳动时间

（每天生活资料的价值量为6个单位）6小时12小时24小时

对工人而言的

剩余劳动时间

（等于在工厂里的总劳动时间减去独立劳动时获得同样报酬所需的劳动时间）12-12=0（根据独立劳动方式I计算）

12-24=-12小时（根据独立劳动方式II计算）

对资本家而言的

剩余劳动时间

（等于工人在工厂里的总劳动时间减去创造工人工资的价值所需的劳动时间）12-6=6小时

对于工人和资本家来说，剩余劳动时间可以是完全不同的，工人在工厂劳动，使用先进的机器，和其他工人合作，必要劳动时间比他独自劳动时要短得多。因此马克思遗漏了一个极其重要的事实：对于工人和资本家来说，剩余劳动时间可以是完全不同的。

马克思的那段话实际上具有完全不同的含义：“如果工人不是为资本家劳动，而是独立地为自己劳动，由于其他条件完全不同，他平均一天要劳动更多的时间，不仅可能超过6小时，而且可能超过12小时，才能生产出自己的劳动力的价值，从而获得维持或不断再生产自己所必需的生活资料。因此他在工厂里劳动可能比自己独立劳动更加合算。工人在工厂里劳动，不仅可能不受到剥削，反而因为和现代化的生产方式融为一体，使自己的劳动生产率大大提高，尽管他只能得到自己劳动成果的一部分，实际报酬仍然比自己独立劳动时高得多。”

对于工人来说，在工厂劳动无所谓剩余劳动时间。但是对资本家来说，由于他准备了机器、组织工人相互协作，提高了他们的劳动效率，降低了工人的必要劳动时间，所以从他的角度看，工人是存在剩余劳动时间的。从这种意义上说，资本利润的确来自这些剩余劳动时间。

但是，能不能因此就说资本家剥削了工人？不能。因为剩余劳动的出现，来自劳动效率的提高，而劳动效率的提高，来自使用机器和工人的协作，而这一切均是资本的贡献。

把劳动效率提高产生的成果强行归给工人，是不合理的，也是不公平的，是不利于经济发展的。借助汽车，人们可以缩短从一地到另一地的时间，但是谁也不会把时间的节约归功于乘客的两条腿。因为这样的话，就没有人愿意制造汽车了。

把工人必要劳动时间以外的工作时间称为“剩余劳动时间”是不准确的，这段时间实际上是资本的“必要劳动时间”：维持投资者继续投资兴趣的“必要劳动时间”。利用资本，工人可以大大提高自己劳动的效率，获得独立劳动时不可能得到的报酬。资本和劳动的交换，对双方都是有利的。因此，工人为资本工作，为维持投资者投资兴趣而工作，也是在为自己工作。

我们可以看到，和分析商品交换时一样（15，16，17），在分析劳动和资本的交换时，也要考虑“劳动时间”以外的因素，例如不同劳动条件下生产效率的差别。工业生产方式中这种差别非常显著，是不能忽略的。因此，不能简单的认为和地主一样，资本家也只能通过无偿占有剩余劳动的价值才能获得利润。在工业生产方式中，使用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概念来证明资本的利润完全来自剥削，是没有说服力的。

错误的原因

人们可能难以理解，为什么伟大的博学家马克思会犯如此简单的错误，把一个影响波及全人类的重要理论，建立在一个可能性等于零的假设上。笔者认为，问题在于

（一）马克思没有正确理解人类从事商品交换活动的本质动机。

马克思说“商品的物质区别是交换的物质动机”（18）。也就是说人们相互交换商品是为了互通有无。但实际上不是这么简单。

亚当·斯密有一个经典的关于商品交换的例子：“在资本累积和土地私有尚未发生以前的初期野蛮社会，获取各种物品所需要的劳动量之间的比例，似乎是各种物品相互交换的唯一标准。一般地说，狩猎民族捕杀海狸一头所需要的劳动，若二倍于捕杀鹿一头所需要的劳动，那么，海狸一头当然换鹿二头。”（19）也就是说，捕杀海狸的渔夫和捕杀鹿的猎人，为了互通有无，按照“等量劳动相互交换”的原则进行交换。然而仔细分析一下就能发现实际上并非如此简单。

我们假设一个渔夫可以用两天的时间捕杀一头海狸，一个猎人可以用一天的时间捕杀一头鹿，他们两人在市场上交换各自的产品。

斯密没有告诉我们如果猎人去捕杀一头海狸的话需要几天时间。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如果猎人也能够用两天或不到两天的时间捕杀一头海狸，他就会自己去捕海狸，而不是花两天时间先去捕两头自己不需要的鹿，然后再来和渔夫交换一头海狸。因为这至少将额外增加交换产品的麻烦。就好像我们不会用5元钱买一本我们不需要的书，然后去旁边的柜台费一番口舌换一枝价格为5元的钢笔。我们肯定是直接去买那枝钢笔。

猎人不直接去捕海狸，而是去捕鹿，然后再用两只鹿换一只海狸，充分说明对于他来说，间接地得到海狸比直接捕杀海狸对他更加有利，最可能的原因是：只要花费较少的劳动。因此，猎人捕杀一头海狸肯定需要两天以上的劳动时间。我们不妨假设是三天时间（这是一个很保守的数字，但是足以说明问题）。

因此，当海狸和鹿的交换比例时1:2时，猎人用两天的劳动产品：两头鹿，可以换得他本来需要三天时间才能获得的一头海狸，因此他可以节约一天的劳动时间。

猎人需要一头海狸，这是他参加商品交换的出发点（他为什么需要海狸不是经济学研究的问题），但是，这不能成为他进行商品交换的根本动机。因为他完全可以自己去捕杀所需要的那头海狸。仅仅因为先捕杀鹿，然后去交换海狸可以节约劳动，他才选择了和专业的海狸捕杀者──渔夫──交换各自的劳动产品。

猎人捕杀海狸之所以需要较多的时间，可能是因为他没有足够的经验、合适的工具、居住地离开海边较远等等因素。

同样道理，渔夫需要鹿，不能成为他参加商品交换的理由。因为他完全可以自己去捕杀所需要的鹿。仅仅因为先捕杀海狸，再去交换鹿可以节约劳动，他才选择了和专业的鹿捕杀者──猎人──交换劳动产品。

渔夫捕杀鹿之所以需要较多的劳动时间，可能同样因为他没有足够的捕鹿经验、合适的工具、需要额外的时间进山等等。

因此，商品交换的本质动机是节约劳动，而互通有无仅仅是商品交换的表面动机。

由于我们（包括马克思）身处一个商品经济已经非常发达的社会，当我们需要某种物品时，我们首先想到的是去商店购买，而极少考虑自己制造的可能性。当孩子要吃巧克力时，我们总是花几块钱去商店买一包，而不是花费整个星期天的时间自己在家里制造，尽管这样可以彻底杜绝孩子吃到伪劣产品的可能性。人类自己制造所需物品的念头，已经随着商品经济的高度发达而退化得差不多了。反映在经济学中，就是错误地理解商品交换的本质动机仅仅是互通有无。当代经济学把“偏好”作为商品交换的出发点显然也是存在问题的。

由于马克思在商品交换过程中只注意到了商品的物质区别，而没有注意到交换双方获得同样的物品需要不同的劳动时间（这种差别正是商品生产者利润的来源（15，16，17））。因此在讨论劳动和资本的交换时，他没有注意到同样的劳动时间对交换双方具有完全不同的意义，也就不可能发现：从工人的角度看，必要劳动时间可能等于或者大于在工厂的总劳动时间（分别对应表1中独立劳动方式一和二）。

工人向资本家出卖劳动力，用自己的劳动换得货币，仅仅是问题的一个方面。被马克思忽视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工人因此得到的货币要多于自己独立劳动、然后出售产品所能获得的货币。劳动和资本结合后所产生的利益增值，是雇佣劳动者和雇主可以长期和平共处、雇佣制度得以稳定存在的基础。

（二）马克思没有把对工业生产方式的理解应用到对劳动和资本交换过程的研究中去，仍然使用农业时代的观点看问题。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详细地讨论了分工、协作和使用机器对商品生产的影响，说明他对工业时代已经有了深入而细致的研究。然而他是在建立了剩余价值理论的框架、确定资本利润只能来自工人的剩余劳动之后，才引入这些范畴的。这充分说明他的剩余价值理论并没有考虑工业生产方式不同于农业生产方式的独特之处。因此，在研究工人劳动报酬问题时，他只注意了“劳动时间”一个因素，却忽视了在不同的劳动条件下，同样时间的劳动会创造不同量的价值。

马克思有一个错误的观点，他说：“在价值生产上，多数始终只是许多个数的总和。因此对于价值生产来说，1200个工人无论是单独进行生产，还是在同一资本指挥下联合起来进行生产，都不会引起任何差别。”（20）这是和他自己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理论完全自相矛盾的。协作可以缩短生产商品的时间。因此，在同样的时间里，1200个工人相互协作，生产的商品数量肯定多于1200个单独劳动的工人。根据马克思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理论，商品的价值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同样的商品具有相同的价值。因此，1200个工人协作劳动创造的价值肯定多于他们分散劳动的结果。

（三）马克思的论述方式存在问题，很多非常重要的问题没有展开，没有加以仔细的推敲，因此难以发现自己的错误。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在很多至关重要的地方，往往寥寥数语，几笔带过。对工人必要劳动时间的定义只是其中的一个例子。另一个重要的例子是他对“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定义。

马克思关于商品价值取决于生产它们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观点，在他的经济理论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但是，他对“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定义却非常简单：“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在现有的社会正常的生产条件下，在社会平均的劳动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下制造某种使用价值所需要的劳动时间。”（14）那么，具体如何确定某种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呢？马克思只给了一个简单例子：“例如，在英国采用蒸汽织布机以后，把一定量的纱织成布所需要的劳动可能比过去少一半。实际上，英国的手工织布工人把纱织成布仍旧要用以前那样多的劳动时间，但这时他一小时的个人劳动的产品只代表半小时的社会劳动，因此价值也降到了它以前的一半。”（14）可是，在蒸汽织布机刚刚开始被使用，产量远远低于手工产品时，布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也是等于手工织布的一半吗？

答案显然是否定的，除非“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恒等于最短必要劳动时间（这和马克思的定义相冲突）。因此，根据马克思的逻辑推导出的结论应该是：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不仅和生产它所需的劳动时间长短有关，还和它在各种不同生产方式中的产量有关。只有用蒸汽织布机生产的布大大超过了手工织布的产量，布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才等于（严格地说是“接近”）用蒸汽织布机所需要的劳动时间。也就是说，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不仅与生产它所耗费的劳动量有关，还与不同生产者的产量有关。即使生产商品的劳动时间不变，只要企业主调整各自的产量，就可以改变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即商品的价值。

与此同时，马克思常常在一些无关紧要的问题上不惜笔墨，反复论述。例如，他花费了二十多页的篇幅，讨论“20码麻布值1件上衣，1件上衣值10磅茶叶，所以10磅茶叶值20码麻布”之类的问题（21）。尽管如此，这一长篇论述中仍然存在一些严重的错误。

例如在讨论一种商品的必要劳动时间发生变化、其相对价值也将发生相应变化时，马克思列举的第二种情况是：“麻布的价值不变，上衣的价值起了变化。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生产上衣的必要劳动时间由于羊毛歉收而增加一倍，现在不是20码麻布=1件上衣，而是20码麻布=1/2件上衣。”（21，第68页）羊毛歉收为什么会引起生产上衣的必要劳动时间增加？根据常识，只要羊毛的质量没有变化，工人生产上衣所需的劳动时间不可能因为羊毛歉收而发生任何变化。马克思这样说，其出发点显然是：羊毛歉收，供不应求，价格上升，上衣厂的资本家必须花费更多的货币去购买羊毛。多支付的货币属于生产成本，而生产成本可以折算成生产上衣的“必要劳动时间”。所以羊毛歉收后，生产上衣的“必要劳动时间”增加了。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把构成商品成本的不同因素全部不加说明地换算成“劳动时间”一个因素，然后再用来支持自己的观点：劳动时间是决定商品价值的唯一因素。

结论

（一）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存在严重的逻辑错误。

（二）本文的分析并不需要以否定劳动价值论为前提。相反，在本文的论述中，劳动是价值的唯一来源。所以，即使劳动价值论成立，剩余价值理论也不能成立。因此，《资本论》没有证明对雇佣劳动者的剥削是资本利润的唯一来源。

结束语

《资本论》中简短有力、象现代广告的口号一样简洁明了的结论（例如，“工人是半天为自己劳动，半天为资本家劳动”）（22），很容易引起文化程度不高的劳动大众的共鸣，得到他们的认同；而它壮观的厚度和拗口晦涩的论述，给真正想研究它的知识分子带来了极大的困难。只有象研究自然科学一样，结合对实际经济活动的深入观察和理解，坚持独立和客观的立场，逐字逐句地推敲分析，才能在马克思的文字丛林中理出一点头绪来。

1997年8月于上海

参考文献：

1,傅军胜：“全国劳动价值论研讨会综述”，《中国社会科学》1995年第5期，第35页

2,钟粟：“经济学家面临选择”，《上海经济研究》1995年第6期，第26页

3,引自《经济研究资料》1997年第1期，第54页，全国总工会工运研究会1996年年会介绍。原载于《改革内参》1996年第19期

4,王则柯：“还得下决心重写政治经济学”，《上海经济研究》1994年第9期，第31页

5,黄佶：“赞成：政治经济学的确需重写”，《上海经济研究》1994年第12期，第43页

6,引自《经济研究资料》1997年第5期，第44页，原载于《当代思潮》1996年第6期

7,钱伯海：“论物化劳动的二重性”，《学术月刊》1995年第7期，第24页

8,梁劼：“物化劳动果真创造价值吗？”，《学术月刊》1996年第7期，第75页

9,顾钰民：“再论活劳动是新价值的唯一源泉”，《学术月刊》1996年第11期，第71页

10,王则柯：“‘物以稀为贵’是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律”，《上海经济研究》1995年第6期，第1页

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六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2月版，第353页，注3

12,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6月版，第263页

13,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6月版，第242页（其它版本《资本论》中的此段中文译文见注）

14,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6月版，第52页

15,黄佶：“剩余价值不是资本利润的唯一来源”，《民主中国月刊》，1993年11月号，第28页

16,黄佶：“利润：消费者给生产者的报酬”，《民主中国月刊》，1994年10月号，第38页

17,黄佶：“商品不是等价交换的”，《中国研究月刊》，1995年7月号，第68页

18,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6月版，第182页

19,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商务印书馆，1972年版，第42页

20,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6月版，第358页

21,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6月版，第61至87页

22,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6月版，第245页

注：

马克思：《资本论》（根据第一卷德文版第一版翻译），经济科学出版社，1987年9月版，第190页：

“如果他不是为资本家劳动，而是独作为独立的劳动者，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他平均一天同样要劳动这么多小时，才能生产出自己的劳动力的价值，从而获得维持或不断再生产自己所必需的生活资料。”（注1：“独作为独立的劳动者”：原文如此；2，着重记号是原有的──引者）

剩余价值范文篇8

一、剩余价值的生产并非仅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也广泛存在，劳动者创造的剩余价值是企业利润和国家财政收入的源泉[1]

传统观点认为剩余价值的生产仅在资本主义社会存在，在其他社会，尤其是作为资本主义取代者的社会主义社会并不存在。可事实并非如此。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广泛存在剩余价值的生产，不仅“资本主义经济”存在，而且公有制经济和个体经济也存在。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雇人做工的私有企业、合资企业、股份制企业等传统观点所指称的“资本主义经济”，它们当然生产剩余价值，这一点众人皆知。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主体，而它亦生产剩余价值，因公有制企业的职工并没有为满足自己的需要而将自己创造的价值全部占有，而是留一部分成为企业利润和国家利税，而这实际就是公有制企业职工创造的剩余价值。社会主义社会，个体经济的业主也要向国家纳税，而其所纳的税实际就是个体经济的劳动者创造的剩余价值。社会主义社会，不管是公有制经济还是私有制经济，劳动者创造的价值实际可分为两部分:一部分为自用价值，满足自身及家庭的需要；另一部分则为剩余价值，成为企业利润及国家财政收人的源泉。如果劳动者创造的价值不够或仅够满足自身及家庭的需要，没有一点剩余，那么企业就挣不到任何利润，国家财政也不会有一文钱的收入，从而社会经济就会停止运行，国家机器就会停止运转。

二、剩余价值的准确含义

那么，剩余价值的准确含义究竟是什么呢?仔细考察“剩余价值”出现的各种场合，发现其含义并不统一，至少有两种:第一种是从价值的创造者而言，“剩余价值”是与“自用价值”相对的概念，指劳动者创造的超过自身及家庭需要的那部分价值；如劳动者创造的价值不够或仅够满足自身及家庭的需要，没有一点剩余，那他便没有创造剩余价值。如工人创造的价值若还不抵其工资，他便没有创造剩余价值，只有创造的价值比工资多，他才创造了剩余价值。马克思说:剩余价值是雇佣工人创造的被资本家无偿占有的超过劳动力价值的价值。这里的剩余价值，即资本主义的剩余价值，本质上也是劳动者创造的超过自身及家庭需要的那部分价值，因劳动力价值是由维持劳动力的生产和再生产所需要的生活资料的费用决定的，其中包括劳动者本人的培养、教育费用和维持其家庭成员生活的费用，而这恰恰就是劳动者创造的价值中超过自身及家庭需要的部分——自用价值。故对剩余价值的新旧两种解释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区别仅在于:旧解释是剩余价值之特殊，无普遍适用性，仅可解释资本主义的剩余价值；而新解释则为剩余价值之一般，具有普遍适用性，可解释一切与自用价值相对的剩余价值。剩余价值还有第二种含义，是从价值的载体而言，是与“已用价值”相对的概念，指物品经利用后所剩的价值。这种含义不如第一种含义常见，但在电视、报刊、书籍及日常生活中也时有出现。如2000年12月12日早上8时之前，中央电视一台的“东方时空”节目曾报道有人回收“电子垃圾”再利用而取得了良好效果，尤其是印度一男子竟用此而组装成一辆摩托车，言此为利用垃圾的“剩余价值”，这里的“剩余价值”显然并非指劳动者创造的超过自身及家庭需要的那部分价值，而是指物品经利用后所剩的价值。我们有时会听到有人把废水的再利用称为利用水的剩余价值，把废料、废物的回收利用称为利用物品的剩余价值，此“剩余价值”也是指物品经利用后所剩的价值。

“剩余价值”的这两种含义，一个是言人所创造的价值状况，另一个则是言物品本身的价值状况，名同而实异，但根据其出现的场合，联系上下文，很容易判别其所指何义。因第一种含义很常见，第二种含义较少见，故本文主要以第一种含义为依据对剩余价值展开论述。由此而观其适用范围，便可看出:剩余价值的生产并非仅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在原始社会末期以后的各个历史发展阶段都一直存在。原始社会前期，生产力水平非常低下，劳动者创造的价值尚不能满足自身及家庭的需要，人在很多时候处于忍饥挨饿的境地，故难以创造剩余价值。原始社会末期，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劳动者创造的价值除满足自身及家庭需要外，尚有少量剩余，故能生产少量剩余价值。剩余价值的产生对社会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最明显的便是战争得胜者不再将战俘杀掉，而是将其用作奴隶为自己生产剩余价值。封建社会，剩余价值的生产广泛存在，地主收的地租及国家收的各种捐税，皆来源于农民及其他劳动者创造的剩余价值。资本主义的生产，众所周知，其实质就是剩余价值的生产。资本主义企业的利润及国家的财政收人皆来源于工人及其他劳动者创造的剩余价值。社会主义社会，上文已有论述，广泛存在剩余价值的生产，而且在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将更加离不开剩余价值的生产，因那时会出现更多的职业种类，社会分工将更加细密，更多的人将离开物质生产部门而从事文教、卫生、公共服务等工作，如物质生产部门的劳动者不能创造更多的剩余价值，那么许多社会必须的非物质生产性的工作将无法开展，整个社会机器将停止运转。

三、剩余价值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

剩余价值在社会生活中居于十分重要的地位，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劳动者创造的剩余价值的多少是衡量社会生产力水平高低，人生价值大小及国家财力强弱的重要标尺。下面分而论之。

(一)劳动者创造的剩余价值的多少是衡量社会生产力水平高低的重要标尺

劳动者创造的剩余价值的多少与社会生产力水平的高低成正比。社会生产力水平越低，劳动者创造的剩余价值便越少；而社会生产力水平越高，则劳动者创造的剩余价值便越多。故劳动者创造的剩余价值的多少是衡量社会生产力水平高低的重要标尺。以农业生产为例，一个劳动力一年的产出，原始社会，养活自己及家人尚感吃力；奴隶社会、封建社会，产出虽有所提高，也不过除养活自己及家人外还能多养活几个而已；而到了资本主义社会，因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其产出养活几十、几百人也不成问题，现达国家，百分之几的农业人口便能满足全国人口的粮食供应，便是明证。在这里，农业劳动者创造的剩余价值的不断增长便标志着农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由其数量的多少便可判明农业生产力发展到什么水平。

(二)为社会创造的剩余价值的多少是衡量人生价值大小的重要标尺

什么是人生价值?对其具体解释虽纷纭不一，但人的贡献大、影响显，则人生价值便大，却是人人都同意的观点。而人为社会创造的剩余价值越多，则贡献便越大，影响便越显著，故人生价值便也越大；相反，如人为社会创造的剩余价值越少，则贡献便越小，影响便越轻微，故人生价值也越小，如不能为社会创造任何剩余价值，则人生便毫无价值。这样，为社会创造的剩余价值的多少便成了衡量人生价值大小的重要标尺。各类人中，正常人都能创造价值，但痴呆人、植物人却不能，故其不但不能创造剩余价值，反而需要靠他人供养而生活，因而其人生不仅可以说毫无价值，甚至可以说是“负价值”。正常人虽都能创造价值，但某些人，如历史上的一些贵族、奴隶主、地主及现代社会的一些纯粹“食利者”却不去创造，自己却过着奢侈豪华的生活，因其不但没为社会创造剩余价值，反而消耗社会的剩余价值，故其人生也不仅毫无价值，而且为“负价值”，与痴呆人、植物人一样，纯粹为社会的附赘悬疣。创造价值的正常人，其创造的总价值包括自用价值和剩余价值两部分，人创造的总价值多，剩余价值自然也多，在价值总量一定的情况下，自用价值多则剩余价值少，自用价值少则剩余价值多，二者成反比关系，人生价值的大小便也随剩余价值的多少一同变化。如，魏征、包公、海瑞等历史上的仁人志士及焦裕禄、孔繁森、等大批共产党员，公而忘私，先人后己，为社会作出巨大贡献，自己及家人生活却非常俭约，其自用价值非常少而剩余价值非常多，故其人生便很有价值，倍受人称颂、敬仰；而和坤、胡长清、成克杰等贪官污吏，损公肥私，虽说自己也创造价值，但因其通过贪污受贿把其创造的价值变为自用价值，剩余价值的量便很小，甚至成为负数，故其人生便毫无价值，被永远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被人唾骂。有的国家机关、文教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因摆脱不了传统教条的束缚，认为只有物质生产部门的劳动者才创造剩余价值，非物质生产部门的劳动者并不创造剩余价值。故强烈反对笔者的这一观点，认为他们自己没有创造剩余价值，按笔者的观点，他们的人生便没有价值，真是是可忍，孰不可忍？其实他们没有理解价值不过是表示有用性，即客体满足主体需要的关系的范畴，任何人创造了社会需要的东西就都创造了价值，创造的价值不光能满足自己及家庭的需要，还能满足其他人的需要，就都创造了价值，绝非因你不是物质生产部门的劳动者，就没有创造价值、剩余价值。国家机关、文教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其工作具有重大的社会效益，其效益远大于自己所需，远多于社会为自己支付的各类工资总额，怎么能说自己没有创造剩余价值？笔者“为社会创造的剩余价值的多少是衡量人生价值大小的重要标尺”的观点并无错误。

(三)劳动者为社会创造的剩余价值总量是衡量国家财力强弱的重要标尺

如何衡量国家财力(注意:这里指国家财力，而非指综合国力)的强弱?目前，往往是用国民生产总值或人均国民收人来衡量，这远不如用劳动者为社会创造的剩余价值总量衡量准确。这是因为:国民生产总值虽确实与国家财力强弱密切相关，但在很大程度上又取决于国家的大小，国家很大(如旧中国)，即使经济落后，国民生产总值也会相当多，但因国民消费量也大，国家财力实际十分弱小，根本办不成什么大事。人均国民收入虽可准确反映国民的富裕程度，但如国家太小，即使人均国民收入很高，国家财力也不可能太强，办不成什么大事，仍会受制于人。如1990年海湾战争时，科威特虽人均国民收入很高，十分富有，但因是个弹丸小国，故国家财力并不强，无力抵挡人均国民收入比自己低得多的伊拉克的侵略而一度亡国。而剩余价值总量实为国民生产总值减去国民消费总量所得之差，可准确反映国家掌握及可以调度的财富数量，可准确衡量国家财力的强弱。

综上所述，通过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剩余价值”概念的准确解释，便可使这一概念的理论价值大大提高，不仅适用于资本主义社会，而且适用于其他社会，不仅可解释、解决经济问题，而且可解释、解决人生、社会等一系列问题，而使马克思主义的剩余价值学说更加完善，大大增强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

[参考文献]

剩余价值范文篇9

马克思在定义工人的“必要劳动时间”时说：“如果工人每天的生活资料的价值平均代表6个物化劳动小时，那末，工人要生产这个价值，就必须平均每天劳动6小时。如果他不是为资本家劳动，而是独立地为自己劳动，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他平均一天同样要劳动这么多小时，才能生产出自己的劳动力的价值，从而获得维持或不断再生产自己所必需的生活资料。”但是，工人在不为资本家劳动、“独立地为自己劳动”的情况下，“其他条件”怎么会“相同”呢？

本文将讨论马克思《资本论》剩余价值理论中一个严重的逻辑错误，并且证明使用“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的概念来证明资本利润来自对劳动者的剥削是没有说服力的。

课题的意义

卡尔·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在中国仍然占据着经济理论的中心地位，具有深远的影响。中国引进市场经济后，出现了经济理论严重脱离实际的情况。例如，在市场经济中是供求关系决定商品价格，而根据马克思的经济理论，是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格；发展经济需要大量引进利用外资，但是政治经济学认为资本利润来自剥削。尽管如此，很多中国经济学界的重要人士，仍然顽固地坚持原有观点（1，2）。经过多年的政治宣传和理论教育，“资本家靠剥削发财”已经在中国劳动阶层的思想意识中根深蒂固，马克思的劳动价值学说是工人理论家激烈批判私有化改革理论的基本依据（3）。中国高等院校的经济学教科书仍然以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为主线，仅仅略微增加了一些有关市场经济的内容。虽然有人发出了“改写政治经济学”的呼吁（4，5），但是至今未见行动迹象。对于在大学中讲授西方经济理论，有人提出仅仅“述而不批”或者“批而不透”是不行的，必须“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进行深入的评析”（6）。中国基本经济理论的滞后状态，可能成为阻碍中国进一步改革开放的障碍，在经济发展遇到困难时，甚至可能成为走回头路的推动力之一。

中国的经济学家现在面临一个尴尬的局面：一方面，马克思的经济理论严重脱离实际，既不能解释各种经济现象，又不能指导制定经济政策；另一方面，由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独特地位，无法把马克思的经济理论放在一个客观的位置上，批判其中违背客观实际的部分，利用其科学成分。

由于劳动价值论是马克思经济理论的基础，中国很多经济学家正试图通过修正劳动价值论，走出这一两难境地。例如，有人提出不仅活劳动（人的劳动），而且物化劳动（机器等）也能够创造价值，试图在不违背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前提下，为资本利润的来源找到一种正当解释（7）。虽然他们小心地遵循着马克思的思想方法，但是仍然受到了激烈的反驳（8，9）。

笔者认为，尽管面对经济现实，马克思的经济理论捉襟见肘，但是仍然占据着中国经济理论的主导位置，除了政治因素，还有三个重要原因：

（一）劳动价值论无法在实践中进行验证。

根据劳动价值论，商品价格取决于其劳动价值。但是，马克思又说，同样时间不同种类的劳动创造的价值量是不同的，而且商品价格可以随供求关系的变化而围绕商品价值上下波动。因此，在仅有的两个可以实际测量的参数──商品价格和劳动时间──之间，存在两个不确定的环节，即：

劳动时间和劳动价值之间的关系

商品价格和商品价值之间的关系

因此，对劳动价值论的定量分析根本无法进行，最多只能责问一声：有些商品的价格，偏离其劳动价值的幅度是否太大了？（10）无法使用实际数据验证理论，正是中国经济学家围绕劳动价值论多年激烈争论却不能得到一致结论的重要原因。笔者认为，关于劳动价值论的争论是毫无意义的。

（二）反对马克思的人不能令人信服地解释资本利润的来源。

马克思的理论在解释利润来源时，直观易懂：人类肌肉和大脑的劳动创造了价值，没有生命的货币、机器和土地不会创造价值，因此利润只能来自对劳动者的剥削。反对马克思的人只是坚持资本和土地作为一种生产要素，应该和劳动一样获得报酬。这种解释与其说是理论，还不如说是对现象的写照，因此缺少说服力。

（三）反对马克思的人，有一种错觉，即马克思的经济理论，在逻辑上是正确的。如果存在问题的话，也只是其基础──劳动价值论──存在问题。

马克思及其追随者们，特别喜欢引用一百多年前一个反对者的话：“驳倒价值理论是反对马克思的人的唯一任务，因为如果同意这个定理，那就必然要承认马克思以铁的逻辑所做出的差不多全部结论。”（11）这段话是这种错觉的起因还是加强了这种错觉，已经无从考证。但是可以肯定，正是这种错觉使得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几乎全部集中在劳动价值论上。

然而，仔细研读《资本论》，可以发现，至少在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中存在严重的逻辑错误，本文将主要讨论马克思在定义工人必要劳动时间时的一个错误。

一个无法成立的“如果”

我们知道，马克思把工人的劳动时间划分为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时间两部分。他认为，生产资料的所有权要求雇佣劳动者提供额外的劳动：“凡是社会上一部分人享有生产资料垄断权的地方，劳动者，无论是自由的或不自由的，都必须在维持自身生活所必需的劳动时间以外，追加超额的劳动时间来为生产资料的所有者生产生活资料”（12）。

这种思想在农业生产中是基本正确的。因为一个农民在自己的土地上耕作，和在地主的土地上耕作，仅仅是劳动地点不同，劳动效率是基本一样的，例如，生产一千斤谷物所需要的总的劳动时间是差不多的（和地主雇佣的其他农民合作、使用较好的农具，会提高一些劳动效率），因此，农民只能在相当于生产自己生活资料的劳动时间之外，增加劳动时间来补偿地主的土地所有权。

但是，在工业生产中，情况不是这样。因为工人在工厂里劳动时，与其他工人合作并使用机器，和他作为个人、在家里独自使用简单的工具从事生产相比，劳动的效率要高得多。

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的模型是：一个工人每天在工厂劳动12小时，创造的价值量是12个物化劳动小时（马克思用来衡量价值量的单位，以下简称为“价值单位”。工人每小时创造的价值量是一个“物化劳动小时”，即一个价值单位）。然而他一天所需的生活资料的价值只有6个价值单位。资本家把新创价值的一半（6个价值单位）作为工资，支付给工人。另外6个单位的价值，即剩余价值，被资本家无偿占有，成为他的利润。在这个模型中，工人的必要劳动时间和剩余劳动时间均为6小时。剩余价值率（马克思用来衡量剥削程度的指数）是

6/6=100%

马克思在定义工人的“必要劳动时间”时说：“如果工人每天的生活资料的价值平均代表6个物化劳动小时，那末，工人要生产这个价值，就必须平均每天劳动6小时。如果他不是为资本家劳动，而是独立地为自己劳动，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他平均一天同样要劳动这么多小时，才能生产出自己的劳动力的价值，从而获得维持或不断再生产自己所必需的生活资料。但是，既然工人在生产劳动力日价值（如3先令）的工作日部分内（即6小时内──引者注），只是生产资本家已经支付的劳动力价值的等价物，就是说，只是用新创造的价值来补偿预付的可变资本的价值，所以，这种价值的生产只是表现为再生产。因此，我把进行这种再生产的工作日部分称为必要劳动时间，把在这部分时间内耗费的劳动称为必要劳动。这种劳动对工人来说所以必要，是因为它不以他的劳动的社会形式为转移。这种劳动对资本和资本世界来说所以必要，是因为工人的经常存在是它们的基础。”（13）

这段话有几层意思：

（1）如果工人每天生活资料的价值平均代表6个物化劳动小时，那末，工人要生产这个价值，就必须平均每天劳动6小时。

（2）如果他不是为资本家劳动，而是独立地为自己劳动，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他平均一天同样要劳动6个小时，才能生产出自己的劳动力的价值，从而获得维持或不断再生产自己所必需的生活资料。

（3）这6个小时的劳动只是劳动力价值的再生产，所以称为“必要劳动”，这6个小时就是“必要劳动时间”。

（4）这种劳动对工人来说是必要的，因为不论他是为资本家劳动还是为他自己劳动，他都必须进行这部分劳动。

（5）这种劳动对资本家来说是必要的，因为资本家需要工人能够长期进行劳动，而且不断有新的年轻工人接替年老的工人。

然而，上述第二点是存在问题的。工人在不为资本家劳动、“独立地为自己劳动”的情况下，“其他条件”怎么会“相同”呢？资本家之所以成为资本家，是因为他预付了货币，准备了机器等各种生产资料，把工人组织起来，实行分工和协作，使生产这种商品所需要的劳动时间大大缩短。一个工人“独立地”劳动，怎么会有这些条件呢？

根据马克思的理论，商品的价值并不取决于生产商品实际消耗的劳动时间，而是由生产这种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14）。如果某种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6小时，价值是6个价值单位，那么，一个人即使耗费了12个小时才能生产出一件这种商品，他的产品的价值仍然只有6个价值单位，而不是12个价值单位。

由于一个工人独立劳动时没有和工厂相同的“其它条件”，所以，他生产同样的产品劳动时间要长得多，但是产品的价值只能按照“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来计算，因此他要在家里创造出6个价值单位的产品，劳动时间将不止6小时，而是几倍甚至几十、几百倍于他在工厂里的劳动时间。保守一点，我们假设需要两倍于他在工厂劳动的时间，即12个小时。

根据马克思的定义：“必要劳动时间”等于生产生活资料的价值所需的劳动时间。对于一个工人来说，他原来为自己劳动时，获得一天生活资料的价值，需要工作12小时。现在他在工厂里，也是劳动12小时才能获得一天生活资料的价值，那么对他来说也就无所谓剩余劳动时间了。

如果我们假设生产同样的产品，独立劳动需要的时间是在工厂劳动时间的一倍以上，就可能出现负的剩余劳动时间，即工人在工厂劳动比独立劳动更合算（见表1）。

也就是说，马克思仅仅注意到“必要劳动”的必要性，是不以工人劳动的社会形式为转移的；但是他没有注意到，必要劳动时间的长短却是随劳动的社会形式的变化而变化的。

表1：对工人劳动时间的分析

在工厂劳动

（生产一件产品需要6小时）独立劳动

（方式I，生产效率为工厂的50%，生产一件产品需要12小时）独立劳动

（方式II，生产效率为工厂的25%，生产一件产品需要24小时）

劳动时间

（小时）121212

产量

（件）210.5

产品价值

（例中产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等于工厂生产所需的劳动时间，即6小时；每件产品的价值是6个价值单位）1263

工人得到的报酬6

（工人得到新创价值的一半）6

（工人得到全部新创价值）3

（工人得到全部新创价值）

必要劳动时间

（每天生活资料的价值量为6个单位）6小时12小时24小时

对工人而言的

剩余劳动时间

（等于在工厂里的总劳动时间减去独立劳动时获得同样报酬所需的劳动时间）12-12=0（根据独立劳动方式I计算）

12-24=-12小时（根据独立劳动方式II计算）

对资本家而言的

剩余劳动时间

（等于工人在工厂里的总劳动时间减去创造工人工资的价值所需的劳动时间）12-6=6小时

对于工人和资本家来说，剩余劳动时间可以是完全不同的，工人在工厂劳动，使用先进的机器，和其他工人合作，必要劳动时间比他独自劳动时要短得多。因此马克思遗漏了一个极其重要的事实：对于工人和资本家来说，剩余劳动时间可以是完全不同的。

马克思的那段话实际上具有完全不同的含义：“如果工人不是为资本家劳动，而是独立地为自己劳动，由于其他条件完全不同，他平均一天要劳动更多的时间，不仅可能超过6小时，而且可能超过12小时，才能生产出自己的劳动力的价值，从而获得维持或不断再生产自己所必需的生活资料。因此他在工厂里劳动可能比自己独立劳动更加合算。工人在工厂里劳动，不仅可能不受到剥削，反而因为和现代化的生产方式融为一体，使自己的劳动生产率大大提高，尽管他只能得到自己劳动成果的一部分，实际报酬仍然比自己独立劳动时高得多。”

对于工人来说，在工厂劳动无所谓剩余劳动时间。但是对资本家来说，由于他准备了机器、组织工人相互协作，提高了他们的劳动效率，降低了工人的必要劳动时间，所以从他的角度看，工人是存在剩余劳动时间的。从这种意义上说，资本利润的确来自这些剩余劳动时间。

但是，能不能因此就说资本家剥削了工人？不能。因为剩余劳动的出现，来自劳动效率的提高，而劳动效率的提高，来自使用机器和工人的协作，而这一切均是资本的贡献。

把劳动效率提高产生的成果强行归给工人，是不合理的，也是不公平的，是不利于经济发展的。借助汽车，人们可以缩短从一地到另一地的时间，但是谁也不会把时间的节约归功于乘客的两条腿。因为这样的话，就没有人愿意制造汽车了。

把工人必要劳动时间以外的工作时间称为“剩余劳动时间”是不准确的，这段时间实际上是资本的“必要劳动时间”：维持投资者继续投资兴趣的“必要劳动时间”。利用资本，工人可以大大提高自己劳动的效率，获得独立劳动时不可能得到的报酬。资本和劳动的交换，对双方都是有利的。因此，工人为资本工作，为维持投资者投资兴趣而工作，也是在为自己工作。

我们可以看到，和分析商品交换时一样（15，16，17），在分析劳动和资本的交换时，也要考虑“劳动时间”以外的因素，例如不同劳动条件下生产效率的差别。工业生产方式中这种差别非常显著，是不能忽略的。因此，不能简单的认为和地主一样，资本家也只能通过无偿占有剩余劳动的价值才能获得利润。在工业生产方式中，使用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概念来证明资本的利润完全来自剥削，是没有说服力的。

错误的原因

人们可能难以理解，为什么伟大的博学家马克思会犯如此简单的错误，把一个影响波及全人类的重要理论，建立在一个可能性等于零的假设上。笔者认为，问题在于

（一）马克思没有正确理解人类从事商品交换活动的本质动机。

马克思说“商品的物质区别是交换的物质动机”（18）。也就是说人们相互交换商品是为了互通有无。但实际上不是这么简单。

亚当·斯密有一个经典的关于商品交换的例子：“在资本累积和土地私有尚未发生以前的初期野蛮社会，获取各种物品所需要的劳动量之间的比例，似乎是各种物品相互交换的唯一标准。一般地说，狩猎民族捕杀海狸一头所需要的劳动，若二倍于捕杀鹿一头所需要的劳动，那么，海狸一头当然换鹿二头。”（19）也就是说，捕杀海狸的渔夫和捕杀鹿的猎人，为了互通有无，按照“等量劳动相互交换”的原则进行交换。然而仔细分析一下就能发现实际上并非如此简单。

我们假设一个渔夫可以用两天的时间捕杀一头海狸，一个猎人可以用一天的时间捕杀一头鹿，他们两人在市场上交换各自的产品。

斯密没有告诉我们如果猎人去捕杀一头海狸的话需要几天时间。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如果猎人也能够用两天或不到两天的时间捕杀一头海狸，他就会自己去捕海狸，而不是花两天时间先去捕两头自己不需要的鹿，然后再来和渔夫交换一头海狸。因为这至少将额外增加交换产品的麻烦。就好像我们不会用5元钱买一本我们不需要的书，然后去旁边的柜台费一番口舌换一枝价格为5元的钢笔。我们肯定是直接去买那枝钢笔。

猎人不直接去捕海狸，而是去捕鹿，然后再用两只鹿换一只海狸，充分说明对于他来说，间接地得到海狸比直接捕杀海狸对他更加有利，最可能的原因是：只要花费较少的劳动。因此，猎人捕杀一头海狸肯定需要两天以上的劳动时间。我们不妨假设是三天时间（这是一个很保守的数字，但是足以说明问题）。

因此，当海狸和鹿的交换比例时1:2时，猎人用两天的劳动产品：两头鹿，可以换得他本来需要三天时间才能获得的一头海狸，因此他可以节约一天的劳动时间。

猎人需要一头海狸，这是他参加商品交换的出发点（他为什么需要海狸不是经济学研究的问题），但是，这不能成为他进行商品交换的根本动机。因为他完全可以自己去捕杀所需要的那头海狸。仅仅因为先捕杀鹿，然后去交换海狸可以节约劳动，他才选择了和专业的海狸捕杀者──渔夫──交换各自的劳动产品。

猎人捕杀海狸之所以需要较多的时间，可能是因为他没有足够的经验、合适的工具、居住地离开海边较远等等因素。

同样道理，渔夫需要鹿，不能成为他参加商品交换的理由。因为他完全可以自己去捕杀所需要的鹿。仅仅因为先捕杀海狸，再去交换鹿可以节约劳动，他才选择了和专业的鹿捕杀者──猎人──交换劳动产品。

渔夫捕杀鹿之所以需要较多的劳动时间，可能同样因为他没有足够的捕鹿经验、合适的工具、需要额外的时间进山等等。

因此，商品交换的本质动机是节约劳动，而互通有无仅仅是商品交换的表面动机。

由于我们（包括马克思）身处一个商品经济已经非常发达的社会，当我们需要某种物品时，我们首先想到的是去商店购买，而极少考虑自己制造的可能性。当孩子要吃巧克力时，我们总是花几块钱去商店买一包，而不是花费整个星期天的时间自己在家里制造，尽管这样可以彻底杜绝孩子吃到伪劣产品的可能性。人类自己制造所需物品的念头，已经随着商品经济的高度发达而退化得差不多了。反映在经济学中，就是错误地理解商品交换的本质动机仅仅是互通有无。当代经济学把“偏好”作为商品交换的出发点显然也是存在问题的。

由于马克思在商品交换过程中只注意到了商品的物质区别，而没有注意到交换双方获得同样的物品需要不同的劳动时间（这种差别正是商品生产者利润的来源（15，16，17））。因此在讨论劳动和资本的交换时，他没有注意到同样的劳动时间对交换双方具有完全不同的意义，也就不可能发现：从工人的角度看，必要劳动时间可能等于或者大于在工厂的总劳动时间（分别对应表1中独立劳动方式一和二）。

工人向资本家出卖劳动力，用自己的劳动换得货币，仅仅是问题的一个方面。被马克思忽视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工人因此得到的货币要多于自己独立劳动、然后出售产品所能获得的货币。劳动和资本结合后所产生的利益增值，是雇佣劳动者和雇主可以长期和平共处、雇佣制度得以稳定存在的基础。

（二）马克思没有把对工业生产方式的理解应用到对劳动和资本交换过程的研究中去，仍然使用农业时代的观点看问题。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详细地讨论了分工、协作和使用机器对商品生产的影响，说明他对工业时代已经有了深入而细致的研究。然而他是在建立了剩余价值理论的框架、确定资本利润只能来自工人的剩余劳动之后，才引入这些范畴的。这充分说明他的剩余价值理论并没有考虑工业生产方式不同于农业生产方式的独特之处。因此，在研究工人劳动报酬问题时，他只注意了“劳动时间”一个因素，却忽视了在不同的劳动条件下，同样时间的劳动会创造不同量的价值。

马克思有一个错误的观点，他说：“在价值生产上，多数始终只是许多个数的总和。因此对于价值生产来说，1200个工人无论是单独进行生产，还是在同一资本指挥下联合起来进行生产，都不会引起任何差别。”（20）这是和他自己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理论完全自相矛盾的。协作可以缩短生产商品的时间。因此，在同样的时间里，1200个工人相互协作，生产的商品数量肯定多于1200个单独劳动的工人。根据马克思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理论，商品的价值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同样的商品具有相同的价值。因此，1200个工人协作劳动创造的价值肯定多于他们分散劳动的结果。

（三）马克思的论述方式存在问题，很多非常重要的问题没有展开，没有加以仔细的推敲，因此难以发现自己的错误。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在很多至关重要的地方，往往寥寥数语，几笔带过。对工人必要劳动时间的定义只是其中的一个例子。另一个重要的例子是他对“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定义。

马克思关于商品价值取决于生产它们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观点，在他的经济理论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但是，他对“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定义却非常简单：“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在现有的社会正常的生产条件下，在社会平均的劳动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下制造某种使用价值所需要的劳动时间。”（14）那么，具体如何确定某种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呢？马克思只给了一个简单例子：“例如，在英国采用蒸汽织布机以后，把一定量的纱织成布所需要的劳动可能比过去少一半。实际上，英国的手工织布工人把纱织成布仍旧要用以前那样多的劳动时间，但这时他一小时的个人劳动的产品只代表半小时的社会劳动，因此价值也降到了它以前的一半。”（14）可是，在蒸汽织布机刚刚开始被使用，产量远远低于手工产品时，布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也是等于手工织布的一半吗？

答案显然是否定的，除非“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恒等于最短必要劳动时间（这和马克思的定义相冲突）。因此，根据马克思的逻辑推导出的结论应该是：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不仅和生产它所需的劳动时间长短有关，还和它在各种不同生产方式中的产量有关。只有用蒸汽织布机生产的布大大超过了手工织布的产量，布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才等于（严格地说是“接近”）用蒸汽织布机所需要的劳动时间。也就是说，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不仅与生产它所耗费的劳动量有关，还与不同生产者的产量有关。即使生产商品的劳动时间不变，只要企业主调整各自的产量，就可以改变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即商品的价值。

与此同时，马克思常常在一些无关紧要的问题上不惜笔墨，反复论述。例如，他花费了二十多页的篇幅，讨论“20码麻布值1件上衣，1件上衣值10磅茶叶，所以10磅茶叶值20码麻布”之类的问题（21）。尽管如此，这一长篇论述中仍然存在一些严重的错误。

例如在讨论一种商品的必要劳动时间发生变化、其相对价值也将发生相应变化时，马克思列举的第二种情况是：“麻布的价值不变，上衣的价值起了变化。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生产上衣的必要劳动时间由于羊毛歉收而增加一倍，现在不是20码麻布=1件上衣，而是20码麻布=1/2件上衣。”（21，第68页）羊毛歉收为什么会引起生产上衣的必要劳动时间增加？根据常识，只要羊毛的质量没有变化，工人生产上衣所需的劳动时间不可能因为羊毛歉收而发生任何变化。马克思这样说，其出发点显然是：羊毛歉收，供不应求，价格上升，上衣厂的资本家必须花费更多的货币去购买羊毛。多支付的货币属于生产成本，而生产成本可以折算成生产上衣的“必要劳动时间”。所以羊毛歉收后，生产上衣的“必要劳动时间”增加了。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把构成商品成本的不同因素全部不加说明地换算成“劳动时间”一个因素，然后再用来支持自己的观点：劳动时间是决定商品价值的唯一因素。

结论

（一）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存在严重的逻辑错误。

（二）本文的分析并不需要以否定劳动价值论为前提。相反，在本文的论述中，劳动是价值的唯一来源。所以，即使劳动价值论成立，剩余价值理论也不能成立。因此，《资本论》没有证明对雇佣劳动者的剥削是资本利润的唯一来源。

结束语

《资本论》中简短有力、象现代广告的口号一样简洁明了的结论（例如，“工人是半天为自己劳动，半天为资本家劳动”）（22），很容易引起文化程度不高的劳动大众的共鸣，得到他们的认同；而它壮观的厚度和拗口晦涩的论述，给真正想研究它的知识分子带来了极大的困难。只有象研究自然科学一样，结合对实际经济活动的深入观察和理解，坚持独立和客观的立场，逐字逐句地推敲分析，才能在马克思的文字丛林中理出一点头绪来。

1997年8月于上海

参考文献：

1,傅军胜：“全国劳动价值论研讨会综述”，《中国社会科学》1995年第5期，第35页

2,钟粟：“经济学家面临选择”，《上海经济研究》1995年第6期，第26页

3,引自《经济研究资料》1997年第1期，第54页，全国总工会工运研究会1996年年会介绍。原载于《改革内参》1996年第19期

4,王则柯：“还得下决心重写政治经济学”，《上海经济研究》1994年第9期，第31页

5,黄佶：“赞成：政治经济学的确需重写”，《上海经济研究》1994年第12期，第43页

6,引自《经济研究资料》1997年第5期，第44页，原载于《当代思潮》1996年第6期

7,钱伯海：“论物化劳动的二重性”，《学术月刊》1995年第7期，第24页

8,梁劼：“物化劳动果真创造价值吗？”，《学术月刊》1996年第7期，第75页

9,顾钰民：“再论活劳动是新价值的唯一源泉”，《学术月刊》1996年第11期，第71页

10,王则柯：“‘物以稀为贵’是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律”，《上海经济研究》1995年第6期，第1页

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六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2月版，第353页，注3

12,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6月版，第263页

13,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6月版，第242页（其它版本《资本论》中的此段中文译文见注）

14,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6月版，第52页

15,黄佶：“剩余价值不是资本利润的唯一来源”，《民主中国月刊》，1993年11月号，第28页

16,黄佶：“利润：消费者给生产者的报酬”，《民主中国月刊》，1994年10月号，第38页

17,黄佶：“商品不是等价交换的”，《中国研究月刊》，1995年7月号，第68页

18,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6月版，第182页

19,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商务印书馆，1972年版，第42页

20,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6月版，第358页

21,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6月版，第61至87页

22,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6月版，第245页

注：

马克思：《资本论》（根据第一卷德文版第一版翻译），经济科学出版社，1987年9月版，第190页：

“如果他不是为资本家劳动，而是独作为独立的劳动者，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他平均一天同样要劳动这么多小时，才能生产出自己的劳动力的价值，从而获得维持或不断再生产自己所必需的生活资料。”（注1：“独作为独立的劳动者”：原文如此；2，着重记号是原有的──引者）

剩余价值范文篇10

为了具体阐明大众文化批判在哈贝马斯文化现代性建构过程中的地位，本文将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论述：首先，我们将阐明哈贝马斯对从马克思、卢卡奇到第一代法兰克福学派（霍克海默和阿道尔诺）的工具理性批判传统的批判、继承和发展（1）；接着，讨论哈贝马斯对于文化消费主义历史形成的追溯（2）；最后，具体分析哈贝马斯对于广告和公众舆论的理解（3）。

1、工具理性批判的批判

哈贝马斯从马克斯·韦伯的合理化范畴出发，把马克思的异化概念、卢卡奇的物化学说以及霍克海默和阿道尔诺的工具理性批判（启蒙的批判）贯穿起来进行分析，认为它们共同的贡献在于深刻揭示了现代社会的两大根本问题：意义丧失和自由丧失。而在这当中，卢卡奇的物化学说又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

在哈贝马斯看来，马克思通过对现代社会化大生产过程中剩余价值的分析，揭示了克服现代社会（资本主义）危机（主要是经济危机）的客观前提，这就是被现代社会（资本主义社会）自身所束缚的生产力。生产力的发展被马克思看作是解决现代性危机的根本出路，而马克思所给出的发展生产力的方法主要包括：科学技术的进步、劳动力的培训以及劳动组织的更加完善等等。

如果说，马克思的杰出贡献仅仅在于揭示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经济剩余价值，那么，他就难免会落入经济决定论的困境当中。仔细阅读马克思的著作，我们不难发现，马克思对于经济决定论显然有着清醒的自觉意识。因为，马克思充分注意到了生产力自身的复杂性。也就是说，按照马克思的定义，所谓生产力，不仅包括现代的科学技术，更包括无产阶级（工人阶级）的主观潜能。在马克思的理解当中，无产阶级的主观能动性既表现为他们有创造性的生产活动，也表现为他们有革命性的批判活动。这样看来，马克思实际上已经注意到了剩余价值在人的主观生活世界当中的表现，以及人（无产阶级）对于这种剩余价值的抵抗意识。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认为，资产阶级对剩余价值的攫取，不仅为无产阶级（乃至整个人类）的解放创造了客观前提，同样也创造了主观前提。

卢卡奇完整地继承了马克思的剩余价值批判立场，但视角有了很大的转变。具体而言，一方面，卢卡奇接受了韦伯的物化批判概念，修正了马克思对于现代科学技术的理解，认为现代科学技术作为一种解放力量具有两重性：即它在带来进步的同时，也制造了一种新的主宰人的意识形态，这就是所谓的科学主义（Szientizismus），最终的结果则是使人在自我解放的途中遭遇到了自我异化--物化。另一方面，卢卡奇又进一步深入挖掘了人身上所潜藏着的对于物化的抵抗力量。卢卡奇认为，人身上具有一种"自身理性的形式特征"，这对于物化构成了一道难以逾越的极限【1】。

哈贝马斯认为，卢卡奇进一步发展韦伯的物化批判，无疑是有其历史贡献的；可惜，卢卡奇犯了两个严重的错误，其一，他不加批判地接受了黑格尔的逻辑学，仅仅从精神运动的角度阐述了无产阶级意识之于无产阶级革命和解放的逻辑必然性，而未能从经验批判的角度细致而透彻地阐明无产阶级意识形成和应用的实践必然性。其二，卢卡奇在继承韦伯物化批判的同时，拒绝承担其客观主义历史哲学的后果。当然，卢卡奇的理论面临的最关键问题还在于，由于革命的失误和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出现了未曾预料到的新的认同力量，致使卢卡奇的时代诊断和物化批判遭到了彻底的否定【2】。

在哈贝马斯看来，卢卡奇失足或停足的地方，正是霍克海默和阿道尔诺他们的出发点。换言之，霍克海默和阿道尔诺从经验批判的角度，对黑格尔的逻辑学以及卢卡奇的物化批判提出了质疑，并分析了卢卡奇的物化批判之所以失败的历史经验。按照霍克海默和阿道尔诺的分析，主要有三种历史经验发挥了作用：前苏联的官僚化统治、法西斯主义的兴起以及美国的资本主义发展新趋势等【3】。通过对这些历史经验的处理，霍克海默和阿道尔诺提出了一种关于法西斯主义和大众文化的理论，用以解释大众的主观自然怎么会毫无反抗地就被卷入到了社会合理化的旋涡当中，以及物化现象在文化再生产领域当中的种种表现。按照哈贝马斯的理解，霍克海默和阿道尔诺对法西斯主义和大众文化的分析形成了一种互补关系，前者说明，政治精英故意改变了大众的反抗功能，用主观自然来反对合理化；后者则表明，商品的物化形式蔓延到了文化领域当中。

在实际分析当中，霍克海默和阿道尔诺相互之间在密切配合的同时，又有一定的分工。具体来说，霍克海默负责分析法西斯主义，而阿道尔诺则专注于大众文化研究。霍克海默把主观自然对物化的反抗称做"自然的造反"（RevoltederNatur），由此，他认为，法西斯主义就"是利用内在自然的造反来实现内在自然坚决反对的社会合理化"：

（在法西斯主义制度里），合理性达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在这个阶段上，它已经不再仅仅满足于简单地压制自然；合理性现在是在敲诈自然，为此他吸收了自然的造反力量，用以充实自身。纳粹操纵了德国人民被压制的愿望。当纳粹及其在产业界和军界的走狗们兴风作浪时，他们一定会赢得大众的，尽管他们并不代表大众的利益。他们向社会下层发出号召，而这些阶层已经被工业的发展抛弃了，也就是说，他们成为了大众生产的剥削对象。这些阶层包括农民，手工业者，小商贩，家庭妇女以及小业主等，在被压制的自然中，他们首当其冲，他们是工具理性的牺牲品。没有这些群体的积极支持，纳粹根本就不可能上台掌权"【4】。

这段话不仅阐明了纳粹上台的历史背景，也澄清了纳粹统治的阶级基础（社会下层），更说明了纳粹统治的历史作用：加速"迟到的民族"的现代化，用以补偿广大社会反抗阶层的心理要求。这样，内在自然的造反在纳粹的操纵下就变成了内在自然所反对的强制力量，实际上也就走向了其对立面。

阿道尔诺的大众文化研究探讨的则是意识通过大众传媒而实现社会一体化的过程。阿道尔诺借用了卢卡奇的"商品拜物教"（Warenfetisch），指出在现代社会里，艺术作品被偶像化为文化商品；艺术享受则倒退成为消费和消遣，这在实际上已经构成了一种"新型的商品拜物教"，即"文化的商品拜物教"。阿道尔诺在其《论音乐的拜物教特征以及听觉的退化》一文中说过这样一段话：

当然，在文化物品范围内，交换价值表现的比较特殊。因为这个范围在商品世界里似乎不受交换权力的支配……而这一表象正是文化物品具有交换价值的原因所在……如果商品总是把交换价值和使用价值集合在一起，那么，纯粹的交换价值就会取代纯粹的使用价值，因为纯粹使用价值的幻象在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中是文化物品所必须具有的，纯粹的交换价值正是作为交换价值才通过欺骗的手段承担起了使用价值的功能。音乐的拜物教特征就表现在这样一种quidproquo里面：交换价值制造的效果提供了直接的表象，而与客体的无关同时又打破了这种表象……人们追问了商品社会究竟靠什么得以维持的。在一种总体性的观念中，把消费品的使用价值转换成交换价值，这将有助于澄清原因。而在总体性的观念中，任何一种摆脱了交换价值的享受都具有颠覆性质。交换价值在商品中的表现承担了特殊的社会凝聚功能"【5】。

哈贝马斯认为，霍克海默和阿道尔诺的创新之处在于具备了一种文化批判的视角，并且修正了本雅明（WalterBenjamin）对于大众文化的乐观主义立场，批判了洛文塔尔（LeoLoewenthal）对于大众文化的肯定主义立场，而对大众文化保持了一种的怀疑，进而发展出了一种建立在其否定辩证法基础上的否定主义大众文化观。但哈贝马斯同时又指出，霍克海默和阿道尔诺的大众文化理论也存在着明显的不足，主要在于，他们对大众传媒的社会控制力量的模糊性缺乏明确的把握。

如果说霍克海默和阿道尔诺的创新之处是由于他们注重经验分析所带来的话，那么，他们的不足之处则是由于他们缺乏规范分析而导致的。但不管怎么说，我们认为，霍克海默和阿道尔诺把法西斯主义理论与大众文化理论相提并论，是值得我们予以高度注意的，因为它们毕竟从不同的角度为现代性批判打开了新的取向。换言之，霍克海默从政治批判的角度讨论了工具理性批判问题，而阿道尔诺的出发点则是社会层面，他所关注的是工具理性批判在社会层面上的反映。因此，就霍克海默和阿道尔诺而言，如果说法西斯主义理论成功地揭示了政治的剩余价值的话，那么，大众文化理论则是对文化剩余价值所做的毫不留情的批判，从而在发展经典马克思主义社会批判的基础上，共同把马克思主义社会批判向前大大推进了一步。

2、从文化批判到文化消费

哈贝马斯一边充分肯定霍克海默和阿道尔诺把大众文化作为社会批判范畴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效果，一边又从规范的角度对他们的大众文化理论提出了尖锐批判，这和他对待第一代法兰克福学派的一贯立场无疑是一脉相承的。但是，这里值得留神的是，哈贝马斯在第一代法兰克福学派成员之间还是有所区别的，并没有把他们简单地一概而论。比如，在大众文化这个问题上，哈贝马斯一方面批判霍克海默和阿道尔诺的主张缺乏规范性，另一方面却悄悄地接受了洛文塔尔对于大众文化历史功能的分析，尽管有着相当的保留。

我们知道，在法兰克福学派当中，洛文塔尔是唯一一位把大众文化研究作为志业的思想家，也是唯一一位发展出一套完整的大众文化理论体系的思想家。他从文化社会学的角度全面清理了大众文化在西方现代社会中的形成、发展和转型，认为不管大众文化在今天的现实当中发生了怎样的功能转变，它在西方现代性形成之初都是有着积极贡献的，主要表现为大众文化培养起了资产阶级的个体认同和集体认同【6】。

哈贝马斯吸收了德国社会历史家魏勒（H.U.Wehler）教授的意见，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对洛文塔尔的观点进行了发挥【7】。哈贝马斯认为，大众文化在现代性发生之初的突出贡献在于创造了一个理想型的"资产阶级公共领域"。以当时的德意志为例，到了18世纪末，书籍、杂志和报纸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作家、出版社和书店也是与日俱增，借书铺、阅览室以及读书会等广泛建立了起来，这样就为当时德国的大众文化生产和接受提供了可能。于是，在德国就出现了一个"具有批判功能的公共领域"，其中的公众通过阅读和讨论，相互之间形成了一个紧密的公共交往网络【8】。他们彼此平等，自由讨论，依据多数原则进行决策，很有一点乌托邦色彩。

哈贝马斯强调的一点在于，这种"具有批判功能的公共领域"之所以会产生历史进步意义乃至革命意义，关键不在于其组织形式，而在于其社会功能。这就是其社会批判的功能。相应地，具有社会批判功能的公共领域所培养出来的公众，则是具有批判意识的大众，文化在他们那里不是消遣或愉悦的对象，而是批判的武器；文化批判构成了社会批判的一个必不可少的环节。

然而，到了19世纪下半叶，随着自由资本主义的终结和垄断资本主义的萌芽，资产阶级公共领域在社会功能和政治功能方面发生了转型，相应地，大众文化的功能也急剧变化，具体而言，大众文化由塑造公众的批判意识变成了纵容公众的消费意识，于是，"（作为批判公共领域的）文学公共领域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文化消费的伪公共领域或伪私人领域"【9】。与此同时，文化批判的公众也变成了文化消费的大众。

哈贝马斯从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典型文化机制入手，详细地分析了大众文化的功能转变过程，这个机制就是家庭（Familie）。家庭作为一种公共领域，是训练个体、教化个体，最终促使个体社会化的预备场所，也就是说，家庭一直承担着联系个体私人性和个体公共性的中介角色。但从19世纪中叶以后，家庭渐渐地失去了其"文学宣传圈"的功能。主要表现为，昔日那些用于家庭阅读的文学杂志逐渐被扔到了一边，被发行广泛的画报所取代。这样，家庭作为文学接受场所也就宣告结束了，随之兴起的是一种作为文学消费场所的家庭：文化批判公众之间的交往一直都是以阅读为基础，人们是在家庭领域与外界隔绝的空间进行阅读的。相反，文化消费公众的业余活动在同一个社会环境中展开，无须通过讨论继续下去：随着获取信息的私人形式的消失，关于这些获取物的公共交往也消失了"【10】。

家庭的功能转变之后，与之相关的一切社交场合不是消失不见了（俱乐部），就是彻底变调了（沙龙）。总之，一句话，资产阶级的社交形式有了新的替代物，虽然形态不同，但它们的性质是一致的：都禁止文学批判、社会批判和政治批判，需要承担社会责任的社交批判活动，变成了无须担负任何社会责任的集体娱乐活动。

那么，究竟是什么导致了大众文化的功能发生变化呢？哈贝马斯毫不留情地指出，是市场这只"无形的手"。哈贝马斯认为，作为文化批判的大众文化虽然要依靠市场来形成自己的批判特征和审美特性，但市场的功能只限于分配文化产品，并将文化产品从个体所有者那里解放出来。交换价值对于文化产品的质量没有丝毫影响。文化商品的生产更不会因为经过了市场而衍生出丝毫的剩余价值。总之，文化商品没有被等同于一般的商品。

但是，随着市场规律在文化商品领域的广泛蔓延，文化的内在固有规则遭到了彻底破坏，市场最终成为了文化创造的内在法则。这里不妨以公共领域当中最活跃的"讨论"（Diskussion）为例，来看一看市场的催化功能。过去，在文化批判意识占据主导地位的时代，"讨论"是人们细心培植的对象，人们为了阅读、看戏或欣赏音乐，的确需要支付一定的费用，但那都是为了获取用于"讨论"的信息。而在"讨论"过程当中，人们无须为通过阅读和交流而获取的信息支付任何报酬。一旦文化消费意识取代了文化批判意识，"讨论"本身就受到了管制，一切私人的讨论形式都被公开化了，成为"作秀"的手段，"收费"自然是这样做的根本目的。于是，"讨论"的内容也就无关紧要了，"讨论"本身连同其中的"批判"一道具有了商品形式：

讨论进入了交易领域，具有固定的形式；正方和反方受到事先制定的某些游戏规则的约束；在这样的过程中，共识成为多余之物。提问成了成规；原本在公共辩论中解决的争执挤入了个人摩擦层面。如此组织起来的批判讨论当然也具有重要的社会心理学功能，尤其是作为行动替代品的绥靖功能"【11】。

哈贝马斯认为，文化商品的商业化一直都是批判的前提，现在却成了追求的目标。作为武器的批判本身，也落入了交换关系的魔爪。从此，大众文化的批判功能和否定功能消失殆尽，它迎合的是教育水平很低的消费群体的娱乐需求和消闲需求，追求的再也不是知识或社会责任，而是剩余价值。文化不是被导向大众，而是自身俯就大众。

当然，文化商业市场也有它的一点特殊性，这就是在经济功能之外，还发挥着社会心理功能：

或者，市场首先创造条件使公众有能力获得文化商品，然后，通过降低产品价格，从经济上增强更多公众的获取能力。或者，市场根据自己的需求，调整文化商品的内容，从而从心理上增强各个阶层民众的获取能力"【12】。文化商业市场的这两种功能在书业协会（Buchgesellschaft）那里有着集中的体现。但哈贝马斯认为，最能反映文化商业化的机制还不是书业协会，而是报刊和影视传媒。就拿报刊来说，19世纪30年代，出现了最早的商业大众报刊，最初的目的是为了减轻大众经济负担和心理压力，以便他们更好地进入公共领域。但到了19世纪末，所谓"黄色办报作风"（报刊图片化），大大推动了报刊的大众化。报刊大众化的直接结果是"惟利是图"：获得的是销售量，牺牲掉的是社会批判和政治批判："（所有报刊都）取消有关道德话题的政治新闻和政治社论，诸如禁酒问题和问题等"【13】。

总之，哈贝马斯认为，随着市场规律渗透到并控制着文化商品流通领域，批判意识逐渐转换成了消费观念，公众之间的公共交往消失了，代替它的则是同质化的个人接受行为：

阅读公众的批判逐渐让位于消费者交换彼此品位和爱好。甚至于，有关消费品的交谈，即有关品位认识的测验，也成了消费行为本身的一部分"【14】。

一句话，批判主义黯然失色了，消费主义粉目登场了，并且还唱起了主角。在滚滚而来的消费主义浪潮中，"大众传媒塑造起来的世界所具有的仅仅是公共领域的假象。即便是它对消费者所保障的完整的私人领地，也同样是幻象"【15】。而在消费主义的支配下，公众的个体认同和集体认同发生了分裂：他们不是作为缺乏批判意识的专家（知识分子），就是作为根本没有批判意识的消费大众。公众在一片喧嚣声中重新拣起了商品拜物教的残羹冷炙，社会则在一片欢歌笑语声中丧失了交往方式和文化共识，回归到了昔日一盘散沙的原子状态。

3、从新闻写作到广告和宣传

如果说哈贝马斯对大众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历史的追溯可以看作是对大众文化社会功能演变的阐述的话，那么，哈贝马斯对广告和宣传（舆论）的分析，则既是对大众文化的个案解读，更是对大众文化的政治功能演变的揭示。按照哈贝马斯的解释，新闻写作看似私人的，实际是公共的，它担负着公共批判的职责；而广告宣传则截然相反，表面上是公共的，其实是私人的，因为它追逐的是纯粹私人或某个集体的经济利益。从新闻写作到广告宣传的转变，反映了理想型的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衰弱，也折射出大众文化在政治领域中的消极影响。

还是以报刊为例。哈贝马斯认为，报刊在沦为私人或集体经济利益角逐场之前，经历了两个发展阶段，一个是私人通信阶段，这也是报刊的萌芽阶段，其组织形式是小型手抄行业，遵循的是利润最大化原则。但很快，报刊就从单纯的新闻报道转变成为思想传播，一种新的因素在和经济因素结合的同时，逐步占据了主导地位：这就是政治因素【16】。欧洲18世纪的学术期刊、道德周刊以及政治刊物等都充分了说明了这一点。

这样，报刊的发展实际上已经迈入了第二个阶段，即个人新闻写作阶段。此时，主宰报刊行业的不再是利润最大化原则，而是说教动机和政治动机。报刊从一种经济牟利工具变成了政治舆论交锋的阵地，变成了公共成员相互之间进行私人交往的公共空间：

在具有政治功能的公共领域取得永久地位之前，政治报纸的出现和生存，就和争取公共舆论的自由空间的斗争、争取公共性原则的斗争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传播信念的报刊是公众的一个讨论机制，它首先关注的是确立公众的批判功能；因此在投入经营企业的资本时，如果考虑回报的话，那也是第二位的"【17】。

遗憾的是，随着资产阶级法治国家的建立和具有政治功能的公共领域在法律上得到认可，特别是，随着广告行业的独立和迅速发展，报刊进入了新的阶段：第三个阶段。这个阶段的特点是：报刊"抛弃了论战立场，而真正从事商业活动，争取赢利"【18】。至此，报刊的发展在某种程度上不但回到了它的起点，甚至还有了倒退：

如果说过去报刊业只是传播和扩散私人公众的批判的媒介，那么现在这种批判反过来从一开始就是大众传媒的产物。随着个人的新闻写作向大众传媒的转变，公共领域因私人利益的注入而发生了改变。……当然，在这个过程中，报刊业的商业化迎合了公共领域向广告传媒的转变。反过来，报刊业的商业化受到了纯粹经济领域中的商业广告需求的推动"【19】。

哈贝马斯批判广告的基本出发点就是破除了一个被广泛认可的的看法，即：广告与资本主义之间有着密切的因果联系。哈贝马斯认为，广告虽然已经成为市场经济的一个基本要素，但和资本主义之间并没有什么直接的联系，或者说，并没有逻辑上的关系。归根结底，广告只是发达资本主义（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的一种特殊现象。

广告与资本主义之间既然没有任何逻辑上的关系，那么，广告与市场之间的关系也就值得深入分析了。一般都认为，市场越来越不透明，是广告泛滥的直接原因。但在哈贝马斯看来，这个观点是站不住脚的。他认为，广告与市场之间的因果关系恰恰相反，不是市场在前，广告在后；而是广告在先，市场在后；换言之，广告的泛滥，或者说，广告竞争取代价格竞争，才是市场越来越不透明的根本原因。

那么，广告对市场之所以会有这么大的冲击力，哈贝马斯认为，除了上述经济原因之外，还有社会心理原因。首先，广告颠覆了传统意义上的社会阶层，对社会下层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主要一点在于，让他们在观看和阅读快餐式文化产品中获得了一种想象的满足，误以为自己已经和社会上层同处于一个共同的社会空间之中，从而忘却了自己的现实处境，渐渐地，也就丧失了自我意识、社会意识，从阶级的角度看，还丧失了阶级意识和革命意识。其次，广告还规划了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用以制约人们的消费行为。广告本身已经成为最大的消费意识形态，其本质就在于大众娱乐。

不管广告如何操纵市场，也不管广告如何操纵消费者，如果广告仅仅是出于经济动机，单纯停留在经济领域当中，那么，广告就不会对资产阶级公共领域构成毁灭性的冲击，充其量只是在腐蚀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社会基础。因此，哈贝马斯认为，作为销售手段的广告，制造出来的是一种虚假的经济公共领域，它表面上脱离了政治领域，但实际上是不可能的。

换言之，哈贝马斯觉得，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转型，特别是在政治层面上的转型在经济原因之外，肯定还有更加值得重视的因素，需要我们去挖掘和揭示。这就是政治因素，或者说，与经济动机融为一体的政治动机。哈贝马斯指出，"私人利益的公开展示，从一开始就与政治利益融合在一起"【20】。这里，我们不难看到，哈贝马斯已经从社会批判过渡到了政治经济学批判，或者说，过渡到了政治意识形态批判。

所谓政治经济学批判，就广告而言，就是要揭示广告当中的政治动机，或者说，揭示阶级乃至政党是怎样利用广告谋取自己的社会利益的：

在19世纪中期，在阶级对立多少公开化的阶段，公共领域本身被……一分为二，因此，私人利益的公开展示本身完全具有一种政治意义。在这个领域里，大规模的商业广告也几乎总是具有并非单纯商业广告的性质。……但是，只有在公关实践中，经济广告才能意识到自己的政治性质"【21】。

广告政治化或政治广告化，实际上就是舆论宣传和舆论管理了。哈贝马斯根据美国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政治动员，分析了宣传（舆论）对于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主宰。他认为，宣传（舆论）与广告之间的区分就在于：私人广告总是针对其他的私人消费者；公共关系则是针对公众舆论或作为公众的私人，而不是直接针对消费者。信息的发出者把自己的商业意图隐藏在一种关于公众福利的角色肥厚。这种对消费者施加影响的方式是借鉴了经典的公众批判形象的内涵，使自己合法化：公共领域的公认功能和有组织的私人领域之间的竞争被统一了起来"【22】。

广告政治化之后，提供给我们的实际是一种公众舆论。"取得共识"是其中心任务。因为只有打着这样的共识幌子，资产阶级统治者才能说服公众接受它们所兜售的个人、产品、组织和意识形态。作为消费者的公众则处于一种被动的迎合状态，没有自己的主体立场。哈贝马斯强调指出，这种人为的公众舆论所提供的共识和通过长期的启蒙和话语而最终达成的共识不可同日而语，因为，在公众舆论的操纵下，资产阶级公共领域被重新封建化了，"公共性仿造了过去那种代表型公共领域赋予个人魅力和超自然权威的神圣光环"【23】。

4、结语

以上我们讨论了哈贝马斯对于大众文化的批判思路。哈贝马斯继承了从马克思到第一代法兰克福学派的工具理性批判传统，根据资产阶级公共领域这个理想型，从规范的角度，对大众文化的社会功能和政治功能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他一方面充分肯定，大众文化在形成之初是有着历史贡献的，主要表现在对公共性和公众批判意识的培养上面。在这一点上，哈贝马斯显然是接受了洛文塔尔和本雅明的观点。但同时，他也指出，本雅明把大众文化的解放功能宗教化是不能接受的，因为，大众文化的社会功能应当还是在于启蒙和教化。

随着自由资本主义时代的结束，垄断资本主义的形成，资产阶级公共领域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同样，作为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组成因素的大众文化也走上了一条肯定现状的路途【24】。在哈贝马斯看来，这样一种大众文化已经彻底丧失了其社会批判和政治批判的功能，变成了一种统治的工具。它给我们带来的只有两样东西，一个就是消费主义，再一个则是"人为的公共领域"。如果说消费主义是主宰社会经济领域的意识形态的话，那么，"人为的公共性"则是政治概念当中处于核心地位的意识形态。而无论是消费主义，还是"人为的公共性"，其本质是一致的，都是为了追求一种文化的剩余价值。从这个意义上说，对大众文化的批判，也是对资本主义剩余价值观念批判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此外，对大众文化进行批判，也可以更好地揭示现代性危机的根源，为重建文化现代性提供了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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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G.Lukacs，GeschichteundKlassenbewusstsein，Werke，第2卷，Neuwied，1968，第276页。

【2】J.Habermas，TheoriedeskommunikativenHandelns，第1卷，FrankfurtamMain，1987，第489页。

【3】请参阅：HelmutDubiel，WissenschaftsorganisationundpolitischeErfahrung，FrankfurtamMain，1978。

【4】MaxHorkheimer，ZurKritikderinstrumentellenVernunft，FrankfurtamMain，1967，第118-119页。

【5】Th.W.Adorno，UeberdenFeitschcharakterinderMusikunddieRegressiondesHoerens，GesammelteSchriften，14，FrankfurtamMain，1973。

【6】请参阅LeoLoewenthal，Literature，PopularCultureandSociety，EnglewoodCliffs，NewYork，1961。

【7】请参阅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曹卫东等译，学林出版社，1999，导言。

【8】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同上，第3页。

【9】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同上，第187页。

【10】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同上，第190页。

【11】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同上，第191页。“公务员之家有”版权所

【12】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同上，第192页。

【13】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同上，第195页。

【14】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同上，第196页。

【15】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同上，第196-197页。

【16】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同上，第219页。

【17】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同上，第221页。

【18】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同上，第221页。

【19】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同上，第225页。

【20】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同上，第228页。

【21】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同上，第228页。

【22】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同上，第228-22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