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消费范文10篇

生活消费范文篇1

[关键词]农村农民生活消费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农村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关系的变革，农民的生活发生了很大变化，这些变化通过许多方面体现出来，尤其是农民在新时期所形成的消费模式。吉林省农民消费状况在很大程度上与全国地区有着共同特点，但由于本地的民俗习惯、民族分布，经济状况，地理位置等因素有着区别于其他地方的显著特征。当前，吉林省农村居民生活消费呈现出以下特点：

一、吉林省农村居民生活消费的特点

1.消费结构层次较低在居民消费结构中，恩格尔系数较高，如2007年吉林省农村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为40.0%，这说明在食物消费方面吉林省农村居民消费比重较大。同时农民用于文化教育方面的消费也较低，只有个别家庭因为有子女考上大学使得教育投入成为家庭消费的最大支出。服务消费比例较低，农村居民大多对服务消费的接受程度较低.这一方面是受收入及第三产业发展较慢的客观原因所限，另一方面是受农民传统持家思想的影响。因此很多服务消费都采取了自给自足的方式加以实现，如搬家服务、保姆、钟点工、商品速递等服务在农村很少见。

2.不健康的消费方式

目前农村居民的消费方式中还有诸多不健康的因素，如消费、封建迷信消费和人情消费等。吉林省许多农村地区仍然有现象存在，打麻将、推牌九等具有性质的娱乐项目已成为部分地区农村居民生活的一部分，也成为他们消费支出的一个重要项目，尤其是在秋收后及春节期间更加盛行。封建迷信在广大农村仍十分盛行，很多农民四处花钱找“先生”、“大仙”看病免灾、算命看相、看风水等。再有就是人情消费，农村人情消费一直居高不下。人情消费的名目、种类繁多，价码也越来越高，从几十元到上千元不等。结婚生子，考学过寿，乔迁和丧礼都需要礼金，使部分农民不堪重负。

3.消费时段集中

在吉林省所在的北方，由于在秋收后农产品才能变成现金，农村消费呈现很大的季节性。生产资料消费主要在春耕之时，而生活消费大部分在秋收之后。另外，在平常时日，农民普遍比较节俭，只有到重要节日时会选择集中进行消费。例如，春节、国庆节等是农村集中消费的时段。在集中消费时段内，肉类、烟酒类、礼品类等消费金额巨大，占农村居民全年消费比重的大部分。

4.消费方式趋同

农民有很强的从众心理与模仿意识，个性化消费少，同村、同乡消费方式大致相同。农村属于熟人社会，购买商品受“口碑”影响较大，在购买家电、摩托车、农用车等大件商品时，模仿消费现象比较普遍。同时农村消费者把城市尤其是县城，当作消费潮流的风向标，积极模仿城市消费。牛奶、可乐在农村的迅速普及，追求时髦的穿着打扮，都得益于农村对城市的模仿效应。

5.消费心理谨慎

吉林省农村居民的收入状况偏低，为了躲避风险，大多数农村居民都是把收入攒起来而不用作消费，同时受传统消费观念和习惯的影响，以及对未来存在较多的不确定性，农民的消费心理普遍较为谨慎。在农村，许多农民保持“量入为出”的勤俭节约型消费传统。

二、影响农村居民消费的主要因素分析

1.农民收入水平的约束

收入是消费的基础，建国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经济迅速发展，农民收入显著提高。吉林省所在的东北地区在解放后曾一度成为全国最富有的地区。但改革开放后东部经济迅速发展起来，东北逐渐失去领军地位，现在甚至已成为经济相对落后的地区，收入的不足严重制约着生活消费水平。

2.传统消费心理与消费习惯的制约

中国农民自古就有勤俭节约的传统美德，尤其是经历过战争和经济萧条期的老人们，更是过度的节约。而且中国人历来就有先储蓄再消费的习惯，在农村地区尤为明显，这些严重制约着农村居民消费水平。另外，东北人好讲究爱面子，所以在重大节日如新年婚嫁时都很铺张讲究排场，这样就又会导致浪费，使后期消费动力不足。

3.市场化不足

由于我国农村市场没有完全打开，形成独立的经济体系，企业在农村居民消费方面获得的利益比较少，所以生产型企业没有把农民作为一个独立的目标群体来生产适合农民生活消费的产品。同时由于运输渠道，销售渠道的不健全，产品售后服务不到位，导致农村消费困难化，致使农村居民消费热情不高。4.农村基础设施和社会保障薄弱，限制农村消费

我国农村基础设施薄弱，消费条件不健全。农民购物难、饮水难、行路难、上网难等问题突出，严重制约了农村消费。如与生活相关的水、电、路、气等基础设施相对落后，不仅抑制了农民对水、电、气等商品的消费，也严重制约了冰箱、空调等家用电器和摩托车等交通工具在农村的普及。广播、电视、通讯、网络等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滞后，农民对手机、电脑等大件耐用品的消费意向很弱，阻碍了农村新消费热点的培育。

同时，我国的社会保障体系一般只覆盖城市范围，在农村社会的保障制度还相当薄弱。统计数字表明，农村社会保障率仅有3%，养老、医疗、子女入学、住房等问题时刻困扰着农民，影响农民的消费能力。

三、提高农村居民生活消费水平，完善农村消费结构的措施

绝大多数农村居民的消费模式至今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科学、健康、现代的生活方式仍然没有充分展现出来，与城市社会化程度高、生活质量高的生活方式相比还有相当大的差距。农民消费模式的落后会在一定程度上制约需求的增长，进而制约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这与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伟大战略的要求不相符，所以必须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促进农民消费模式的转变。

1.贯彻党的基本方针，切实增加农民收入

大力发展农村经济，切实增加农民收入，为农民消费水平的提高奠定物质基础。目前,农业仍是农民收入的主要来源，因此要想使农民增收必须在农业上做好文章，大力发展农产品深加工，走精细化、集约化和产业化发展道路，提高农产品的附加值。此外，要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和个体私营企业。对于进城务工，应简化农民跨区就业和进城的手续，妥善解决进城民工的工资待遇、劳动保障和子女教育问题。对于吉林省来说朝鲜族人口较多，且与日本韩国比邻，出国务工的人口很多，应积极开展区域性劳务合作，规范组织劳务输出，使农村剩余劳动力得到合理转移。只有把这些工作做好才能使农村经济步入良性发展，使农民收入切实增加。

2.加强农村文化建设，提高农民自身素质

丰富农村文化生活，以村为单位组织农民学习生产、生活、文化等相关知识，开展有创新，有意义的休闲活动，把农民的注意力转移到丰富的精神生活中去，全面提高农民自身文化素质，为农民消费模式的转变夯实思想基础。

3.鼓励生产企业面向农村调整产品结构，增加农村市场有效供给

搞好对农村市场预测和市场调查，特别是要注意调查农民的消费目的、消费水平、消费环境、消费倾向和消费要求等因素，鼓励和支持企业面向农村调整产品结构，开发、生产满足不同地区、不同层次需求的消费产品，进行有针对性的产品设计，做到简单实用、操作方便、价格低廉，专供农村市场消费。把农民的注意力集中到产品上来，以提高消费水平。把向农民提供商品和提供服务结合起来，鼓励生产流通企业在农村设立售后服务网点，对设立的维修网点给予税收等优惠扶持政策。

4.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改善农村消费环境

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解决农民后顾之忧，为农民消费模式的转变提供制度保障。在农村建立社会保障制度，把农户的不确定性降到最低限度。加快推进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建设，逐步提高社会应负担的比例，彻底使农民摆脱“小病不用看，大病看不起，重病只等死”的状况。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体系，使农民老有所养，解决后顾之忧。完善贫困地区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使扶贫规范化和制度化。改善农村消费环境，为农民消费模式的转变创造客观条件。加强电网，宽带，无线信号接收器等通信硬件设施，让农民有购买的热情，加强煤气，自来水的覆盖情况，让农民生活无忧。

虽然在目前看来，吉林省农村消费水平还处于相对低下的阶段，但通过采取必要和正确的措施，农村消费在一定程度上会有大幅度的提高，只要我们坚持把发展农村经济，促进农村消费放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前沿，我们就会取得突破性的进展。

参考文献：

[1]范剑平刘国艳:我国农村消费结构和需求热点变动趋势研究[J].农业经济问题.2006，(1)

[2]张锦梅方天:政府在农户消费方面应发挥积极作用[J].沈阳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1）

生活消费范文篇2

[关键词]农村农民生活消费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农村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关系的变革，农民的生活发生了很大变化，这些变化通过许多方面体现出来，尤其是农民在新时期所形成的消费模式。吉林省农民消费状况在很大程度上与全国地区有着共同特点，但由于本地的民俗习惯、民族分布，经济状况，地理位置等因素有着区别于其他地方的显著特征。当前，吉林省农村居民生活消费呈现出以下特点：

一、吉林省农村居民生活消费的特点

1.消费结构层次较低在居民消费结构中，恩格尔系数较高，如2007年吉林省农村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为40.0%，这说明在食物消费方面吉林省农村居民消费比重较大。同时农民用于文化教育方面的消费也较低，只有个别家庭因为有子女考上大学使得教育投入成为家庭消费的最大支出。服务消费比例较低，农村居民大多对服务消费的接受程度较低.这一方面是受收入及第三产业发展较慢的客观原因所限，另一方面是受农民传统持家思想的影响。因此很多服务消费都采取了自给自足的方式加以实现，如搬家服务、保姆、钟点工、商品速递等服务在农村很少见。

2.不健康的消费方式

目前农村居民的消费方式中还有诸多不健康的因素，如消费、封建迷信消费和人情消费等。吉林省许多农村地区仍然有现象存在，打麻将、推牌九等具有性质的娱乐项目已成为部分地区农村居民生活的一部分，也成为他们消费支出的一个重要项目，尤其是在秋收后及春节期间更加盛行。封建迷信在广大农村仍十分盛行，很多农民四处花钱找“先生”、“大仙”看病免灾、算命看相、看风水等。再有就是人情消费，农村人情消费一直居高不下。人情消费的名目、种类繁多，价码也越来越高，从几十元到上千元不等。结婚生子，考学过寿，乔迁和丧礼都需要礼金，使部分农民不堪重负。

3.消费时段集中

在吉林省所在的北方，由于在秋收后农产品才能变成现金，农村消费呈现很大的季节性。生产资料消费主要在春耕之时，而生活消费大部分在秋收之后。另外，在平常时日，农民普遍比较节俭，只有到重要节日时会选择集中进行消费。例如，春节、国庆节等是农村集中消费的时段。在集中消费时段内，肉类、烟酒类、礼品类等消费金额巨大，占农村居民全年消费比重的大部分。

4.消费方式趋同

农民有很强的从众心理与模仿意识，个性化消费少，同村、同乡消费方式大致相同。农村属于熟人社会，购买商品受“口碑”影响较大，在购买家电、摩托车、农用车等大件商品时，模仿消费现象比较普遍。同时农村消费者把城市尤其是县城，当作消费潮流的风向标，积极模仿城市消费。牛奶、可乐在农村的迅速普及，追求时髦的穿着打扮，都得益于农村对城市的模仿效应。

5.消费心理谨慎

吉林省农村居民的收入状况偏低，为了躲避风险，大多数农村居民都是把收入攒起来而不用作消费，同时受传统消费观念和习惯的影响，以及对未来存在较多的不确定性，农民的消费心理普遍较为谨慎。在农村，许多农民保持“量入为出”的勤俭节约型消费传统。

二、影响农村居民消费的主要因素分析

1.农民收入水平的约束

收入是消费的基础，建国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经济迅速发展，农民收入显著提高。吉林省所在的东北地区在解放后曾一度成为全国最富有的地区。但改革开放后东部经济迅速发展起来，东北逐渐失去领军地位，现在甚至已成为经济相对落后的地区，收入的不足严重制约着生活消费水平。

2.传统消费心理与消费习惯的制约

中国农民自古就有勤俭节约的传统美德，尤其是经历过战争和经济萧条期的老人们，更是过度的节约。而且中国人历来就有先储蓄再消费的习惯，在农村地区尤为明显，这些严重制约着农村居民消费水平。另外，东北人好讲究爱面子，所以在重大节日如新年婚嫁时都很铺张讲究排场，这样就又会导致浪费，使后期消费动力不足。

3.市场化不足

由于我国农村市场没有完全打开，形成独立的经济体系，企业在农村居民消费方面获得的利益比较少，所以生产型企业没有把农民作为一个独立的目标群体来生产适合农民生活消费的产品。同时由于运输渠道，销售渠道的不健全，产品售后服务不到位，导致农村消费困难化，致使农村居民消费热情不高。4.农村基础设施和社会保障薄弱，限制农村消费

我国农村基础设施薄弱，消费条件不健全。农民购物难、饮水难、行路难、上网难等问题突出，严重制约了农村消费。如与生活相关的水、电、路、气等基础设施相对落后，不仅抑制了农民对水、电、气等商品的消费，也严重制约了冰箱、空调等家用电器和摩托车等交通工具在农村的普及。广播、电视、通讯、网络等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滞后，农民对手机、电脑等大件耐用品的消费意向很弱，阻碍了农村新消费热点的培育。

同时，我国的社会保障体系一般只覆盖城市范围，在农村社会的保障制度还相当薄弱。统计数字表明，农村社会保障率仅有3%，养老、医疗、子女入学、住房等问题时刻困扰着农民，影响农民的消费能力。

三、提高农村居民生活消费水平，完善农村消费结构的措施

绝大多数农村居民的消费模式至今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科学、健康、现代的生活方式仍然没有充分展现出来，与城市社会化程度高、生活质量高的生活方式相比还有相当大的差距。农民消费模式的落后会在一定程度上制约需求的增长，进而制约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这与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伟大战略的要求不相符，所以必须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促进农民消费模式的转变。

1.贯彻党的基本方针，切实增加农民收入

大力发展农村经济，切实增加农民收入，为农民消费水平的提高奠定物质基础。目前,农业仍是农民收入的主要来源，因此要想使农民增收必须在农业上做好文章，大力发展农产品深加工，走精细化、集约化和产业化发展道路，提高农产品的附加值。此外，要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和个体私营企业。对于进城务工，应简化农民跨区就业和进城的手续，妥善解决进城民工的工资待遇、劳动保障和子女教育问题。对于吉林省来说朝鲜族人口较多，且与日本韩国比邻，出国务工的人口很多，应积极开展区域性劳务合作，规范组织劳务输出，使农村剩余劳动力得到合理转移。只有把这些工作做好才能使农村经济步入良性发展，使农民收入切实增加。

2.加强农村文化建设，提高农民自身素质

丰富农村文化生活，以村为单位组织农民学习生产、生活、文化等相关知识，开展有创新，有意义的休闲活动，把农民的注意力转移到丰富的精神生活中去，全面提高农民自身文化素质，为农民消费模式的转变夯实思想基础。

3.鼓励生产企业面向农村调整产品结构，增加农村市场有效供给

搞好对农村市场预测和市场调查，特别是要注意调查农民的消费目的、消费水平、消费环境、消费倾向和消费要求等因素，鼓励和支持企业面向农村调整产品结构，开发、生产满足不同地区、不同层次需求的消费产品，进行有针对性的产品设计，做到简单实用、操作方便、价格低廉，专供农村市场消费。把农民的注意力集中到产品上来，以提高消费水平。把向农民提供商品和提供服务结合起来，鼓励生产流通企业在农村设立售后服务网点，对设立的维修网点给予税收等优惠扶持政策。

4.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改善农村消费环境

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解决农民后顾之忧，为农民消费模式的转变提供制度保障。在农村建立社会保障制度，把农户的不确定性降到最低限度。加快推进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建设，逐步提高社会应负担的比例，彻底使农民摆脱“小病不用看，大病看不起，重病只等死”的状况。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体系，使农民老有所养，解决后顾之忧。完善贫困地区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使扶贫规范化和制度化。改善农村消费环境，为农民消费模式的转变创造客观条件。加强电网，宽带，无线信号接收器等通信硬件设施，让农民有购买的热情，加强煤气，自来水的覆盖情况，让农民生活无忧。

虽然在目前看来，吉林省农村消费水平还处于相对低下的阶段，但通过采取必要和正确的措施，农村消费在一定程度上会有大幅度的提高，只要我们坚持把发展农村经济，促进农村消费放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前沿，我们就会取得突破性的进展。

参考文献：

[1]范剑平刘国艳:我国农村消费结构和需求热点变动趋势研究[J].农业经济问题.2006，(1)

[2]张锦梅方天:政府在农户消费方面应发挥积极作用[J].沈阳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1）

生活消费范文篇3

以“晋情来消费——好吃运城嗨购河东”促消费、稳经济主题活动为依托，通过举办县2022年“惠我嗨购生活”促消费一系列活动，积极倡导文明、健康、绿色、科学、理性的消费观念和消费方式，采取“政府主导组织，企业积极参与”的方式，发挥企业主体作用，搭建供需对接平台，重点围绕名优农特产品、扶贫产品、特色美食、汽车（摩托）、房产（建材）、家用电器等重点商品，以每月的主题展销活动为聚焦点，形成贯穿全年的促消费系列活动，以点带面，全业态共振，激发城乡居民消费潜能，活跃消费市场。

二、活动时间

2022年5月至12月

三、活动组织及地点

1、全年系列促消费活动由工科局（商务局）、住建局、文旅局、市场监管局、公安局、卫健局、农业农村局、乡村振兴局、供销联社、果业中心、各乡镇人民政府结合地域特点统筹安排，有关行业协会和商贸流通企业参与承办。

2、地点：电商公共服务中心、太阳文体广场、各重点商贸流通企业门外广场和店内。

四、活动主旨

以促消费稳增长，推动商贸流通业高质量发展为目标，以提振消费信心，丰富消费供给，激发消费市场活力为主线，全面提升消费市场服务质量，营造促消费氛围，释放消费潜力，促进消费升级，拉动消费增长，促进消费市场快速恢复发展，保持消费市场运行在合理区间，为保质保量完成2022年我县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指标打下坚实基础。

五、活动内容

（一）推进限上商贸企业复工复产

重点围绕限上商贸企业，以目标、问题、结果为导向，走访调研企业经营发展现状，积极协调解决企业在发展经营中存在的问题。宣传国家和省、市应对疫情稳增长促消费的政策措施，加快兑付各类惠企纾困政策和发展奖励资金，增强企业复工复业、恢复发展的信心。

责任单位：工科局（商务局）

（二）启动电子消费券发放仪式

根据省、市、县政府的统一安排，县财政将投入400万元，计划于六月份组织发放电子消费券。重点围绕零售通用、家电家居、餐饮住宿、汽车等领域投放电子消费券。进一步激活消费市场，释放消费潜能，推动生活性服务业向高品质多样化升级，积极培育消费新热点和新增长点，推动经济发展与改善民生良性循环。

责任单位：工科局（商务局）

（三）“惠我嗨购生活”车展系列活动

7月中旬，在太阳文体广场举办一场车展活动，组织相关车企进行展示展销。落实国家关于支持新能源汽车推广相关政策，鼓励新能源汽车消费，释放汽车消费潜力。现场布局最新上市车型介绍、品牌车企文艺展演，购车送豪礼、抽奖等活动，为消费者提供一场精彩购车盛宴。

责任单位：工科局（商务局）

（四）“惠我嗨购生活”直播带货活动

组织电商公共服务中心、电商企业和直播网红推出节日特别直播活动，活动主要采用“网店＋直播”、“线上+线下”方式进行，组织全县电商企业共同参与，统一悬挂活动LOGO、每家企业推出一款爆款产品、制定一项优惠政策，打造我县长假网上促消活动最强阵容，最大限度激活消费潜力推动消费升级，繁荣节日市场。

责任单位：工科局（商务局）

（五）“惠我嗨购生活”啤酒音乐节活动

活动于7月举行，依托我县相关商，积极组织啤酒音乐节活动，满足市民精神文化生活需要，现场汇聚特色美食、时尚演绎等活动，丰富市民夜间生活，打造夜间消费新聚集地，嗨翻夏季夜晚。

责任单位：市场监管局配合单位：住建局文旅局工科局（商务局）

（六）“惠我嗨购生活·享受美味”美食节活动

广泛开展以“夜食、夜购、夜游、夜宿、夜行、夜娱”为形式的系列消费活动，在特色餐饮、时尚零售、休闲娱乐、旅游演艺、酒店住宿、观光游览等方面，创新消费模式，释放消费潜力，促进消费升级。加快提升我县知名餐饮企业知晓度，指导有实力的餐饮企业开展1-2场美食周活动，扩大影响，拉动消费。

责任单位：市场监管局配合单位：住建局文旅局工科局（商务局）

（七）“惠我嗨购生活·乐享消费”家电展销活动

组织知名家电销售企业，开展闭店专项销售、限时秒杀、礼品赠送、家电以旧换新等方式举办家电销售活动，促进大宗商品消费。

责任单位：工科局（商务局）

（八）“惠我嗨购生活·乐享消费”家居建材、房产展销活动

组织重点家居、建材、房产企业，采取集中推介、让利促销、联合赠送等方式，举办专场展销活动，扩大宣传，搭建“一站式”咨询购物平台。

责任单位：住建局工科局（商务局）

（九）“惠我嗨购生活·乐享消费”农特产品展销活动

组织农特产品、文创产品、特色产品进行集中展销，组织大型商超企业，开展农超对接活动；通过搭建本地优质特色产品展+销的平台，宣传推广本地优质产品，提高知名度，进一步拓宽特色产品销售渠道，为消费者提供一站式购买体验。

责任单位：农业农村局乡村振兴局工科局（商务局）

（十）“惠我嗨购生活”千商万店促消费活动

利用重点节庆日、店庆日，组织相关城市综合体、商超、家电家居企业，通过折扣、让利、抽奖等形式，结合本地消费热点及风俗文化特色，举办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促消费活动。

责任单位：工科局（商务局）

六、工作协调

为推动活动顺利举办，工科局（商务局）要发挥牵头抓总作用，积极做好协调对接工作。住建局在场地使用、供电、设施设备使用等方面给予支持。市场监管局要在活动期间开展食品安全监督管理，保障食品安全。文旅局要对演艺节目进行监督指导。卫健局要对活动期间疫情防控工作给予相应指导。公安局要在活动期间对现场安全及保障周边道路畅通方面给予协助。

七、工作要求

（一）精心组织。各乡镇、县直各成员单位要制定本部门领域促消费活动方案，做到部门和乡镇都有活动，每月有主题。要确定一名联络人员，专项负责消费展销活动对接工作。各乡镇、各部门要负责组织好本部门相关展销活动，通力配合，在场地使用、水、电、通讯等方面全力保障。

生活消费范文篇4

一、正常年景的生活消费

生产的目的是为了消费。生产制约着消费，有什么样的生产力状况，消费就只能处于相应的水平，且上述产品受商人的操纵又难以取得合理的价格，而地租与赋役还占去农民至少一半以上的劳动所得，加之为了延续简单的再生产，农民总还要扣出籽种等必要的生产性开支，因此，可以供家庭衣食住等日常生活消费的支出就极为有限。在衣食住中，住房不属于家庭经常性的开支，一次投资虽然要花去农家多年的储蓄，但可以使用多年。农民家庭的日常消费，主要包括衣食，其中又以吃所占的比例为最大。因为吃在农家生活消费中占有重要地位，因而我们首先来考察它。

吃的数量与质量是农民生产生活水平的标志。从数量看，笔者所见关于口粮标准的估计，都来自于江南食米的材料，可作为我们考察华北农民口粮消费的标准。任启运认为，“夫人食谷（每日）不过一升”，“以人口日一升计之，一人终岁食米三石六斗”（注：任启运《清芬楼遗稿》卷1，《经筐讲义》。）。洪亮吉说，“一人之身，岁得布五丈即可无寒，岁得米四石即可无饥”（注：洪亮吉《意言》，《生计篇》第7。）。张履祥给长工的口粮还要高，每年5.5石，尚不包括给长工的其他支付。上述估计都是以一夫即一个壮劳力作为对象的，数量相对较高。勒紫垣在《生财裕饷第一疏》中也谈到，“苏松嘉湖之民，知壮夫一丁种稻十二三亩，其岁收粒米，肥地不过三十余石，瘠地可得二十石，以每人每日食米一升科之，则三十余石者可食九人，而二十石者可食五六人。准古证今，原无异也。至农夫五等产，上中下而合算之，每夫可食九人，内除本夫与本夫之母妻女以及本夫之耄父幼子，共约食其半，计可余一半，以食他人”（注：陆耀辑《切问斋文钞》卷15。）。这里成年男女的口粮标准仍为每人1日1升，年均成年人是3.3石；老年人和未成年人减半，每人口粮仅0.5升，年1.65石，后者大概是最低的口粮标准，因为它与清政府拨给灾民的赈济口粮在数量上相当。至于一个家庭年均的平均口粮消费数量，也有人作过估计，如据强汝询估算，“八口之家，人日廪米四合，率日食四升八合，一岁食米十七石二斗八升”（注：强汝询《求益斋文集》卷4，《农家类序》。）。依此标准，农民一家男女老幼牵算每人年食米2.16石。当然，有的人对家庭口粮年均消费标准的估计还要略高一些，如包世臣说，“合女口小口牵算，每人岁食米三石”（注：包世臣《安吴四种》卷26，《齐民四术》卷2。）。考虑到清代华北农民的食品结构的特点，看来把大小口拉平，每人3石左右的年均口粮标准还是差不多的。如果再少，农民就要寻求各种代食品维持基本的生计。

那么，3石粮食需要多少土地才能够生产出来呢？清代华北一般年成两收亩产在1石左右，这样养活1人至少需要3亩口粮田。如果没有复种，则需6亩土地。清代华北水利薄弱，土地多为中低产田，产量很低。如直隶望都县，上中下土地“均匀计算，每亩得谷五六斗，须六亩可养一人。望邑额地一千七百余顷。现存男妇六万余名口，宜其地之所出不敷卒岁之用”。在此情形之下，望都县“上户饭粗粝，中户下户掺糠和菜以为食哉”（注：光绪《望都县乡土图说》不分卷，《县望县图说》，“田亩”。）。华北各地气候、水利条件不同，因而养活1人大致需要3～6亩土地，像山西解县“当全盛之时，户口七万有零，平均分之每人仅得四五亩旱地，终岁劳苦，丰年略可自饱，仍不可事父母，畜妻子，一遇凶歉，死亡殆尽”（注：民国《解县志》卷3，《丁役略》。）。华北人地关系的比例低于江南，但农业生产水平也比后者低，因而尽管人均占有的耕地一般比江南多，农家仍食不果腹。如山西凤台县，“小民狃于苟安，难于图始，烈日炎天，荷锄陇亩，草笠赤脚，挥汗如雨，多旱委之于天，歉入委之于地，终岁以草根木叶杂茭稗而食，安之如命”（注：乾隆《凤台县志》卷2，《山川志》。）。山东昌邑县“其他迩海，缴人众物乏，无他余赢，故有终岁勤动，不免饥寒者”（注：乾隆《昌邑县志》卷3，《田赋志》。）。齐河县，“人贫地瘠，家鲜盖藏，田一井者衣不蔽膝，家数口者，肉不知味，遇岁旱涝，则啼饥号寒，比比皆是”（注：雍正《齐河县志》卷2，《衢市志》。）。直隶正定县，“丈夫力佃作，女子工针锈，仅取糊口而止”（注：乾隆《正定县志》卷18，《风俗志》。）。在这种不能保证基本温饱的情况下，民食的质量便可想而知了。

华北农村的民食平时以谷蔬为主。谷类中尤以小米、高梁和春麦为主食，杂以豆类、薯类食物和蔬菜，小麦和稻米只有过节或遇有婚丧嫁娶、招待亲朋好友时才可能食用，绝少食肉。如直隶遵化州，“居常饮食相率以俭，或粥或饭或面，面用麦或杂豆粉，粥用小米，饭用高梁或亦用小米，梗稻多用以饷宾，杀（肴）则瓜瓠来腐而已，鱼肉惟之宴会用之”（注：乾隆《直隶遵化州志》卷11，《风土志》。）。滦州“饮食皆以粥，贫者粟不舂而碎之以煮，谓之破米粥，小康之家思俭约者，亦多效之，遇农作时则易之以高梁米煮半熟，冷水淘之，坚如石子，非此不下咽，谓之换饭”（注：光绪《滦州志》卷8，《封域志》中。）。望都县，“所食者以小米为大宗，小麦次之，大麦高梁玉蜀黍又次之。上中之户所饭皆粗粝，中下之户，则皆掺糠和菜为食，……小麦面粉皆不常用，麦秋后家家食麦面数日，籍酬农工之劳。过节度岁亦食之，余者收藏备粜以为度日之费，日常食用以小米为主要食品，不尝酒肉，一年之中春冬以菜蔬红薯白菜，夏秋以罗卜北瓜等物为菜羹，用以佐餐。俗云，糠菜半年粮，盖述实也”（注：民国《望都县志》卷1，《风土志》。）。《华北捷报》（1883年8月3日）报道，直隶“农民虽然大部分都很贫穷，但无法维持最低生活的人还比较少。……在最好的年头，他们也是吃最低级的食物，穿着朴素的衣服。他们的食物几乎完全是用大豆或豆腐渣混合起来的高梁玉米及小米。一块白面馒头便是一种特别的款待，当然更难吃到任何肉食”。

华北其他几省的情况也基本如此。如山东济南府“饮食以梁粟为主，养老始用鸡豚麦食”（注：道光《济南府志》卷13，《风俗物产志》。）。临沂县，“农民家常便饭为煎饼稀饭，佐味为豆腐小豆腐咸菜番椒。煎饼用高梁麦菽，稀饭用谷米或黍米豇豆绿红黄地瓜胡罗卜等。豆腐以黄豆为之，小豆腐以豆汁与各种蔬菜为之”（注：民国《临沂县志》卷4，《舆地志》。）。荣城县“至日食常佐，若番瓜番薯芦服蔓菁，几与五谷同其珍重，谚曰，田家饭菜一半”（注：道光《荣城县志》卷3，《食货志》。）。胶州，“州之土地五谷六畜备具，而民利所依植物大抵蔓荚居多。南鄙以番薯芋为食，冬鄙以落花生代稼，农重二豆圃蕃瓜薯，盖居食物之半”（注：道光《重修胶州志》卷14，志3，《物产志》。）。山西代州“民食以粟为主，佐以荞麦燕麦，贫者黍菽即为珍膳，有终岁不识膏梁之味者”（注：光绪《代州志》卷3，《地理志》。）。五台县，“麦如珍珠，非祭先供客婚丧不用，无故而食白面人以为不祥。稻米则供客，或病人煮粥，偶一见之，……春夏多食野菜，以葱韭豆腐鸡卵为甘旨，菘薯为珍味，贫家终年不见肉，至度岁乃割片肉为水饺”（注：同治《五台新志》卷2，《风俗志》。）。武乡县，“中人仅再食，岁不登则糠榆木屑悉以充腹”（注：乾隆《武乡县志》卷2，《风俗志》。）。河南汲县，“膳食以小米为主，大米即稻米惟宴会始用，不常食小麦，面亦为佳品。乡人率以高梁荞麦黄豆之属杂制以炊，各邑甚多，盖皆采以为食，农人三餐，城市多两餐”（注：乾隆《汲县志》卷5，《风土志》。）。密县“大率民间常食以小米为主，以黄豆及杂粮佐之，其大米饭小麦面俗所珍惜，以供宾粲之需，非常食所用”（注：嘉庆《密县志》卷11，《风土志》。）。总之，由于粮食短缺，华北农民在饮食的数量与质量上都与生理需要存在着差距。不少人家为了节省粮食，每日两餐，像直隶易州“中人日仅再食”（注：同治《畿辅通志》卷71，《舆地略》。）。县志中还提到有人终生不知肉味，一般农家只有到“良辰佳节七八口之家割肉不过一二斤，和以杂菜面粉淆乱一炊，平日则滚汤粗粝而已”（注：乾隆《孝义县志》第4册，《物产民俗志》。）。

尽管农家饮食艰难，但华北多数地方农民有饮烧酒的习惯。烧酒都以粮食酿造，如黍之“粘者可酿酒，俗谓之黄米”（注：乾隆《任邱县志》卷3，《食货志》。）。此外，高梁等“皆可酿，市肆取充酒材，颇夺民食”（注：道光《济南府志》卷13，《风俗物产志》。）。烧酒耗粮，使粮食短缺的状况愈益严重。因此，清代不少人主张禁酒，但都难以实行下去。不过，对缺粮的华北来说，农民饮酒之普遍确实增加了民食的压力。方苞认为，10人之中最少有4人饮酒，“一人其量以中人为率，一日之饮必耗二日所食之谷”（注：方苞《方望溪先生全集》集外文，卷1，《请定经制札子》。）。清代华北农村，较单一的农业生产结构和落后的农业生产力，使农民的生活极端贫困，因此日常生活中苦行占主导地位；但由于酿酒与饮酒的普遍，以及中国人对饮食文化的理解，因而苦行之中又有纵欲的一面。县志作者常常批评农民不知盖藏，主要是针对其在各种社交应酬上为了有面子，而不惜倾其所有，甚至举债。农民在物质生活上的苦行是生产力制约的结果，而不是像英国清教徒一样来自于理性信仰。因此，一有暂时的物质条件，便要大吃大喝，满足口腹之欲。

方志中常有类似的记载。如山西孝义县“民用俭约，……惟美酿，多嗜酒”。“所食粗粝不堪下咽，而独不能戒酒，不惟糜费，而一入醉乡致有破家丧身者”（注：乾隆《孝义县志》第4册，《物产民俗志》。）。山东临朐县，“其大耗更有两端，一曰饮，一曰博……。至如村人趁墟食货交易，酒罂肉碗四顾狼籍……其尤甚者，贫民无产，佣力耕作，索值日不百钱，酒食必责丰备，狂饮大嚼，日为恒度，稍未餍饫，头箸去之，主费不赀，佣得醉饱而已”（注：光绪《临朐县志》卷8，《风土志》。）。直隶滦州“值令节乃丰豆馔，下逮佣作酒肉恣饭啖无吝焉。惟独嗜酒，虽穷乡僻壤，皆家有藏酒，以备不时之需”（注：光绪《滦州志》卷8，《封域志》中。）。嗜酒往往与大吃大喝相伴。河南罗山县，“民喜口腹甚之。家无担石之储，一聚饮间罗列珍膳，若素封之家，虽称贷不惜也”（注：乾隆《罗山县志》卷1，《风俗志》。）。永城县“饮食无贫富，多好饮酒，款客肴馔，务丰一席，所费动至五六千三四千不等。常日市市厘往来，恒有醺然者，不必岁时伏腊，即偶尔小聚，亦必尽醉，呼拳拇战，声达街衢，以兹三里之城，酒馆林立”（注：光绪《永城县志》卷13，《俗产志》。）。

吃之外，农家衣被材料的支出不大。我们已经知道，农家平均岁用土布5匹左右，或自织，或买于集市。除蔽体御寒外，农家对衣被所求甚低。如直隶望都县，“居民率衣土布，自织自用，只取其蔽体御寒，不求华美。寻常衣服，棉改袷，袷改单，敝而后已，虽褴褛之衣，万作鞋屦之用，不肯轻于一掷”（注：民国《望都县志》卷10，《风土志》。）。山西孝义县，“乡民则布絮缕缕，终岁不制衣者十室而九”（注：乾隆《孝义县志》第4册，《物产民俗志》。）。五台县，“衣用直隶平山所产坚厚之布，农人夏一袷，冬一袄一裤，商贾隆冬走山谷，布袄之外，袭老羊皮马褂，士类一棉布袍，一棉马褂，无衣袭衣帛者”（注：同治《五台新志》卷2，《风俗志》。）。

二、灾荒年的生活消费

华北的自然灾害与这里的生态环境有决定关系。本区降雨各季分布不均，春季多大风，初春和晚秋常有寒潮经过等，生态环境的上述特点使本区的自然灾害以水灾、旱灾为最多，危害也最大；其次是风灾、霜灾、苞灾、虫灾、地震、时疫等。据统计，清前期，顺、康、雍、乾、嘉五朝全国18直省总计发生各种自然灾害2,524次（注：陈振汉等编：《清实录经济史资料》，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分册，第693～706页。）。据笔者计算，在以上灾害统计数中，华北4省为780次，占全国自然灾害总数的31％。在华北各省，直隶303次，河南147次，山东184次，山西146次，各占本区自然灾害总数的39％、19％、24％、19％。李向军的统计从顺治元年到道光19年（1839），全国共发生各类自然灾害28,938次，其中直隶5,273次，山东4,203次，河南1,831次，山西949次，共计12,256次，占42％强（注：李向军：《清代荒政研究》，中国农业出版社1995年版，第214、16～17页。）。可见华北是全国自然灾害的频发区，而区内又以直隶与山东的灾害为多。再从灾害的种类看，水旱灾害发生最多。在陈书统计的780次自然灾害中，水灾316次，旱灾174次，占本区这一时期自然灾害总数的63％，其中水灾占41％，旱灾占22％，水灾的发生频率高于旱灾。李向军的研究证实水旱灾害的比例更高。在华北12，256次自然灾害中，水灾为6,784次，旱灾为3,977次，分别占区内灾害总数的55.4％和32.4％，两者合计高达87.8％（注：李向军：《清代荒政研究》，第214、19页。）。应该说，水旱灾害是导致华北灾荒年的最主要原因。而且，由于人口的增加与生态环境的破坏，有清一代水旱灾害的发生频率还有不断上升的趋势。

我们知道，本区农家一般在正常年景仅能糊口，均鲜盖藏，不少农户还要依靠举贷度日，因而应时收获对农家维持生计至关重要。自然灾害有轻重，灾情不同，对粮食生产的危害程度也会存在差别。灾情较轻时，粮食会有不同程度的歉收；而大的灾害可导致庄稼绝收，形成灾荒年。自然灾害不仅造成农民生命财产的直接损失，而且由于缺粮、饥荒、时疫等继发因素的困扰，间接的人口耗损也是相当惊人的。那么，农民又是如何度过灾荒年的呢？他们在正常年景下尚且终年粗粝，糠菜半年粮，灾荒年的状况无疑会更加恶化。如山东临沂县，“凶岁野菜树皮草实麦草皆可籍以充饥，延命无所谓佐味也”（注：民国《临沂县志》卷4，《舆地志》。）。寿光县康熙17年（1678）大旱，18年春大饥，“民食草根，木皮殆尽”（注：嘉庆《寿光县志》卷9，《食货志》。）。灾荒引起粮价腾贵，如山东黄县，“雍正八年大水，九年春饥，斗粟钱千二百”。“乾隆十四年大饥，斗粟钱一千七百，饿殍载道，卖子女无算”。“乾隆四十七年，夏旱螟，秋大涝，民饥。四十八年春大饥，斗秫钱一千四百，斗麦钱二千三百”。乾隆“五十一年春大饥，麦一斗钱三千六百，豆一斗钱三千二百”（注：同治《黄县志》卷5，《祥异志》。）。邹平县，康熙“五十年春大饥，米价涌贵，米一市斗值制钱二千二百五十”（注：民国《邹平县志》卷8，《杂志》下。）。面对如此高涨的粮价，普通农民根本买不起粮。

在田荒粮贵的形势下，农民已经无法维持最低的生活，出卖土地甚至儿女便成为他们最后的选择。所谓“饥年田亩必贱，民以田易命，安问贵贱。而有力殷户，往往以此大富。是小民之心头肉，为彼之饵鱼钩，事所必有”（注：周天爵《周文愚公尺牍》卷上，《与刘次白书》，道光年间。）。清代华北各省灾荒年农民出卖地产非常普遍，如“直隶大名等府属三十余州县，前因年年荒歉，民间地亩，多用贱价出售，较丰年所值，减至十倍。本处富户及外来商贾，多利其价贱，广为收买”（注：光绪《畿辅同治》卷4，页98。）。河南也有类似的事情发生。乾隆五十一年（1786），巡抚毕沅奏称，“豫省年岁不登，凡有恒产之家，往往变卖糊口。近更有于青黄不接之时，将转瞬成熟麦地贱价准卖。山西等处富户，闻风赴豫，举放利债，借此准折地亩。贫民已经失业，虽遇丰稔之年，亦无凭借”（注：《东华录》卷103，页19。）。土地之外，典卖儿女也成为农民无可奈何之下的选择。如河南“凡民间偶因歉岁，将女儿、孩子、养媳当入富户，以校目前饥馁。写定年限，大约身价轻则年限少，身价重则年限多也。但适遇丰年，可以措赎之时，因格于年限不敢回赎；即或央中代恳，主人有拒不放赎，以致迁延日久”（注：佚名《心政录》卷51，页34，乾隆5年。）。

解决灾荒年农民的基本生计，是清政府稳定社会秩序和统治的需要。每当灾荒年发生后，清政府一般要酌情减免田赋，必要时还要发赈救灾。华北农村县乡通常在平时积谷备荒，所谓“常平仓”、“社仓”、“义仓”，供出借粮种、平抑粮价和赈灾之用。其谷本来自州县士绅、富户的捐献，纯属自愿和慈善行为；至于“百姓听其自为之，而不当以官法绳之也”（注：道光《长清县志》卷6，《食货志》。）。也有以其他途径建立义仓的，如山东长清县的义仓，“其始也，请常平米六百石耳，加二斗息，逐年敛聚，越十有四年，得息米造成仓廒，以原数六百石还府，余米三千一百石以为社仓，此十四年中少歉则蠲其息之半，大饥则尽蠲之而尤积谷犹是之多”（注：道光《长清县志》卷6，《食货志》下。）。如上所述，农民借粮，一般要在收获后加息偿还，如此才能保证地方粮食储备的良性循环。如山东潍县，“自雍正十二年至乾隆二十年节年劝捐并递年春借秋还加息，现在各社捐谷并加息五千八百八十三石八斗”（注：乾隆《潍县志》卷3，《田赋志》。）。直隶行唐县，“国家经制，州县各设常平社义诸仓，岁储米谷，并听所在官民捐输借用，每岁出陈易新，载在会典，犁然备举。定例以十分之三借民籽种，遇谷价腾贵，春夏出粜。……社仓定便，借民口粮，视年之上下加息，……旧例社仓捐谷每石收息二斗，小歉减半，大歉全免，止收本谷。”（注：乾隆《行唐县新志》卷5，《惠政志》。）。

清代救荒赈济，一般是先动用本地仓储的存粮，其顺序是常平仓、义仓、社仓，不足动用存留的漕粮、地丁银，再不足才从省内外调粟。赈济是用钱粮救济灾民。其方法包括煮赈和发放银米。如河南洛阳县，受灾后“就近设（粥）厂，以免饥民跋涉道途也”。此外“每大口每月给谷三斗，小口给谷一斗五升，先尽常平仓谷动支，如不敷用时再动用漕谷。俗漕米亦不敷用，仍照往例动地丁银两搭放”（注：乾隆《重修洛阳县志》卷2，《地理志》。）。不过，尽管清政府有较为健全的荒政制度，但灾荒发生后，农民的生活仍不能得到妥善的安置，造成严重的流民现象。如山东沂州府之郯城县，“十岁九灾，所由来也。而游食四方，浸以成俗。初犹迫于饥寒，久而习为故事，携孥担橐邀侣偕出，俗曰逃荒，恬不为怪”（注：乾隆《沂州府志》卷4，《舆地志》4。）。《实录》等清官书对本区在内的流民形势、数量和遣返安置的措施等事项，都有详实的记述。

三、社会文化性消费

清代华北农村的社会文化消费，是一个内容较为含混的概念，从私塾教育到宗教活动，从农家的婚丧嫁娶到民间祈报，都可以含盖其中。农民此类消费其重要性虽然不能与衣食住等生活性消费支出等量齐观，但仍是农民消费支出中重要的构成部分，属于必要的生活性消费项目。

（一）文化教育。清代社会价值观推崇读书做官，因而作为农村知识分子和官员后备力量的“士”，理所当然地位居“四民”之首。这种根深蒂固的社会价值观对农民的影响也很大。取得士的地位要读书向学，农家尽管贫穷，只要稍有条件还是愿意让孩子识字接受教育的，争取改换门庭，光宗耀祖。此外，农家子弟即使在村庄中也有就近接受教育的条件，因为本区农村士这一阶层是普遍存在的。我们知道，该阶层的经济和社会地位差别较大，其中也不泛一些生活并不宽裕，甚至拮据窘迫的人。县志上说，这些人的谋生渠道有两条，一是耕读兼资，二是在村庄蒙学中教书度日。在后一种情况下，农家子弟识字于村学不仅方便，而且费用低廉，普通农民可以承受。因此，对大多数农家子弟而言，大约都接受过或长或短的蒙学教育。如河南汤阴县，“民间子弟七八岁时延塾师教习，先孝经四书，渐习本经学作文艺，虽冠礼未行，而束发受书者遵循规矩，并无浮嚣之习，诵读之声四境不绝云”（注：乾隆《汤阴县志》卷1，《地理志》。）。

大多数农民虽然知道教育的重要性，但其子弟学期的长短则主要取决于家庭经济的承受能力，这种现实是非常残酷的。在生活有最低保障的情况下，农家可能会节衣缩食，送子弟接受蒙学教育；但如果连最起码的生存条件都不具备，接受教育就成为一件极奢侈的事情，尽管其绝对成本并不算高。如河南鹿邑县“力田者仅菜粥自给，虽有聪颖子弟，亦多不免失学。村塾之师聚童稚数十人于老屋中，仪节不立，咿唔莫辨，每至登麦，刈禾时辄罢业散去。九月复集则十仅三四矣。往往修补（脯）不给，复布露而罢，如是者数岁，父兄病其无成，俾改习耕作，或操工贾之业”（注：光绪《鹿邑县志》卷9，《风俗志》。）。该县志作者认为，农家子弟不能连续接受教育的根源是贫穷，兴学必须在农村实行免费教育，即所谓“广设义塾”，让农家子弟不因交不起学费而辍学。

当然，制约农村文化教育发展的还有其他因素，如晚清社会的动荡，乡村经济的凋敝，塾师的经济状况不断恶化，有条件接受教育的人日趋减少，由此带来农村塾学的学制和管理也日益松驰破败。如河南永城县，“塾师近少，专馆供馔者亦复不多。盖自咸丰捻乱之后，地方凋敝，至今元气未复也。到馆不必春，初随时可以入学，按月扣计，以十月为一年”（注：光绪《永城县志》卷13，《俗产志》。）。河南鹿邑县，“士无恒产，率以囊经教授为业。囊岁馈缗钱数十千便为极丰，饥寒之躬，难云壹教，模范不立，其失故不尽在师矣”。（注：光绪《鹿邑县志》卷9，《风俗志》。）在此情况下，农村人口中农民的识字率非常低，女性尤其如此。据罗兹曼的研究结果，现在识字率的统计范围，包括绅士、官员、商人、僧侣等阶层，他们要占到人口总数的10～20％；如果只统计农民，按男性40％拥有读写能力这一较高识字率比例计算，农民也只有30～20％的人“粗通文墨”，但这些人是否能顺利读写，恐怕还是个问题（注：罗兹曼主编：《中国的现代化》，江苏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46～248页。）。因此，农民文化教育的落后，必然导致其文化素质低下，并在社会文化性消费中打上相应的烙印。

（二）祈报活动。在教育不兴，农民文化素质较低的华北农村，祈报等介于民俗与宗教之间性质的群众性活动，构成农民社会文化性消费的重要内容。各地无论经济是富裕还是贫穷，这类活动进行得都较为普遍。它们主要包括祭祀、祈祷、报赛等内容。

祭祀分祖先和自然神崇拜两种形式。本区富家大户设有祠堂供奉祖先，一般老百姓多崇拜各种民间神和自然神。如直隶西宁县，“大族多立宗祠，设祭田，春秋拜扫惟谨。祭毕聚族宴祠中，风为最古。民庶或不能举，而颇属外祀，奉龙神极虔。村十余户，必建一祠，演戏献牲，各有常期。入秋则丝管彻四境矣。至于酬神许愿，又无时无之，大抵士人佞佛，愚民信巫”（注：同治《西宁新志》卷9，《风土志》。）。嵩县“其祭祀士夫故家皆庙祀先祖，……庶民颇忽于祀先恪事外神”（注：乾隆《嵩县志》卷9，《风俗志》。）。山西介休县，“隆于祀先，虽费而不惜”（注：乾隆《介休县志》卷2，《山川志》。）。频繁的祭祀活动不仅耗财，而且不利于生产。河南鹿邑县，“佞佛之风，村民最盛。每岁二三月之间，荒弃所业，奔走寺观，燃香诵佛，杂沓成群”（注：光绪《鹿邑县志》卷9，《风俗志》。）。迷信活动也妨碍水利工程的修建。本区水利失修，农田冬春苦旱，夏秋苦涝，老百姓宁可祈神求雨，将风调雨顺的希望寄托于天，也不凿井修渠，自主命运。如河南许州“岁旱祈祷多戾于礼，其尤甚者水浇孕妇，名曰浇旱魃”（注：道光《许州志》卷1，《方舆志》。）。郾城县“天旱民间祈雨设厂迎神，鸣金击鼓，昼夜不绝。无赖之民手舞足蹈，诈称神降，号马匹群相尊奉，汹汹如狂，值天雨，则拥神游街演剧，报谢科敛财物，所奉之神”（注：乾隆《郾城县志》卷1，《方舆志》。）。新乡县，“每值久旱，官约诸绅设檀求雨岁褥三日，例禁屠宰，闭南城门，城乡亦多抬神求雨”（注：民国《新乡县续志》卷4，《风俗志》。）。直隶怀来县，“岁值旱人带柳枝，用幡幢笙鼓迎龙神像，置坛场祈褥得雨乃止”（注：光绪《怀来县志》卷4，《风俗志》。）。山西武乡县，“遇旱灾长幼成群咸带柳枝幡幢笙鼓，迎龙神置坛场拜褥，得雨方止”（注：乾隆《武乡县志》卷2，《风俗志》。）。

清代华北农村最普遍的社会文化消费是春秋祈报。传统农业靠天吃饭，旱涝悉听于天。因此，农家春天祈褥一年的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秋后还要感谢老天爷的恩赐，由此形成农村中民间盛行的报赛习俗。据笔者检阅华北地方志，本区的报赛大约可以分为两种形式，一是在村庄里进行，采用的形式是聚餐、演戏等。如河南郾城县，“赛神招梨园其名伎剧者，最俚鄙淫秽，民间尤尚之。百货俱集，男女杂沓，一村演剧，众村皆至，各招亲厚”（注：乾隆《郾城县志》卷1，《方舆志》。）。许州，“礼神报赛，以醵钱演戏，宰羊刘豕为诚敬计，一岁中自非刈麦之期合乐飨之举村桩相续，既事竣余，少长环坐，至欢畅也，而来游来观复互为宾主”（注：道光《许州志》卷1，《方舆志》。）。嵩县“山乡尤甚演剧酬神，犹春秋祈报之意，然贺雨贺晴又叠举无节至”（注：乾隆《嵩县志》卷9，《风俗志》。）。直隶怀安县，“春秋祈报，长者敛资，少者趋事，备牲醴礼神，优人作戏，互邀亲戚聚观，祀毕坐飨神享，鼓吹喧嗔，醉饱歌舞而散。俗尚龙神，凡村堡城市，多建庙祀，秋熟醵钱演戏赛神，岁有旱，各戴柳枝具幢幡，钟鼓迎像，置坊敬祷，得雨乃止”（注：光绪《怀安县志》卷3，《食货志》。）。蔚州“当春秋祈报日，里社备牲礼祀神，召优伶作乐娱之，各邀亲朋来观，裙屐毕集，竣事，食中人叙坐享宴余，必醉饱而归”（注：光绪《蔚州志》卷6，《建置志》。）。获鹿县，“每秋后竟作贺作会，醵钱相助，喧阗来往，无虚日。农家一式之入，或不足一岁交际之用，有展转负累以至于贫者”（注：同治《畿辅通志》卷71，《舆地略》。）。山西武乡县，“秋趋各村乡醵钱祀里社五谷之神，行报赛礼，亦有行有三四月者，谓之春祈，纳稼后雨”（注：乾隆《武乡县志》卷2，《风俗志》。）。由上可知，祈报的一切费用来自里社各户的分摊，无论祀神宴饮，还是演戏，都要一笔支出。春季农家正值青黄不接之时，连口粮都难以接济，分摊的款项从何而出，恐怕又得东挪西借，从而又会影响当年生产费用的数量。秋后农家刚有所收获，各种报谢天地邻里的活动又会花去部分收入，必然使来年的生产生活开支异常艰难。

春秋祈报的另一种形式是去祀庙进香。清代华北州县无论城乡皆有庙会。进香活动形成赛神会，即所谓庙会。庙会除商品购销功能外，还是农民宗教文化消费的主要场所。庙会的宗教功能在本区十分普遍。如河南嵩县，“春农隙敛钱结社百十为群，远赴武当华岳进香，至有山乡孤村男远居守者，流俗相沿”（注：乾隆《嵩县志》卷9，《风俗志》。）。林县“古有社以会万民，近俗为香火会，以祈以报，以敬事神，且因以立集场，通商贩，以为士女游观之乐。……县属香火会各有日期，岁以为常，而三月初三日天母诞，士女会于黄华山中。四月十五日城隍诞，士女会于县城游观为盛”（注：乾隆《林县志》卷5，《风土志》。）。武陟县“香火之会，敬事神明，有祈有报，且因以立集场，通商贩，并为士女游观之乐。亦惟丰年乃多盛会，县属城市乡屯会各有期。正月初八大神会，俗称行水。四月陈州娘娘会，陈州娘娘者，碧霞元君或云是元女太姬。九月望后二铺营金龙四大王庙会，相传十七日为大王诞辰。十月二十日前后城中大会，城隍庙中祷祀不绝”（注：道光《武陟县志》卷10，《风俗志》。）。直隶易州“尚庙会，每于会期商贾辏集，演戏献神，温饱之家随时侈糜，贫户亦典质裳衣，诣庙祈福”（注：乾隆《直隶易州志》卷10，《风俗志》。）。正定县农民“衣食唯布蔬，即富民亦无绮丽，唯迎神赛会最为靡耗，其中演戏剧饮启衅掏摸生奸，其大弊者宿庙跑解二事，每逢庙期，妇女辐辏，远者大车以载，近者联袂而来，夜则执香卧庙中，男女杂沓，大为风俗之害。而跑马买解，则以男妇而擅战”（注：光绪《正定县志》卷18，《风俗志》。）。

生活消费范文篇5

论文摘要：文章采用内容分析的方法，从广告传播表现着手，通过分析《宁波晚报》2006年一2007年期间的房地产广告，了解到宁波地区多样化的住房消费观，这种观念的形成是宁波人的精神品格、大众传媒的影响等多种因素交叉作用的结果。广告传播表现不仅是反映消费观的重要视角，它也影响甚至改变着人们的消费观念。

宁波市是长三角地区经济最重要的引擎之一，房地产行业作为国民经济的支柱对于推动经济发展至关重要。而房地产行业的发展，又受到消费者住房消费观念的影响和制约，通过理解和掌握区域人群居住观念，能够更好地引导和规范城市住宅的良性发展，制定适合行业成长、有利于消费者的制度法规，为房地产经济发展助力。为此，笔者选择宁波地区发行量大、最具代表性的《宁波晚报》作为研究对象，统计并归纳了2006,2007年刊登在该报上的房地产广告，并对房地产广告的传播内容进行分析，借此探讨当前宁波地区消费者的住房消费观。

一、广告传播表现是反映消费观念的重要视角

消费观念是人们的价值观在消费活动中的具体表现形式，是价值观的组成部分，也是消费者使用价值判断来衡量事物、指导消费的一种观念。消费观念是对某一时期社会主导意识形态的反映，在不同的时期，消费观念的内涵是不同的。住房消费观念是指消费者对于住房的消费所持有的态度和看法，是指导消费者购买住房的价值判断。

以往对消费观念研究，多从以下方面进行:一是从消费结构看消费观念;二是从消费行为看消费观念;三是从企业营销活动、企业市场表现等去考察消费观念。木文主要从支配消费心理的消费观角度来了解住房消费观念的特征，并从广告传播表现视角出发，展开消费观念的研究。

广告传播表现受制于时代环境和人们的消费观念，因此成为反映消费观念变迁的一面镜子。广告不仅是一种经济现象，也是一种意识形态。它借助各种艺术表现形式，通过电视、广播、报纸等媒介，对人们的理想的生活情景进行描摹。这种理想生活，景就反映出了人们当前的消费理想和消费观念。此外，广告还从另外一个方面引导潮流，创造出新的生活方式，鼓励人们转变消费观念。研究广告的这种引导作用可帮助我们进一步理解人们消费观念转变的成因。因此，从广告的传播表现角度去了解消费观念是一种重要而独特的视角。厂一告传播表现主要包括传播主体、传播重点、传播内容、传播渠道、传播表现等内容，本文也将主要从这些方面展开。

二、房地产广告折射出的宁波地区住房消费观念

通过样本内容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在本地文化和外来因素的作用下，宁波地区住房消费观呈现多样化特征，主要表现如下:

(一)在感性泛滥的时代相对理性的消费观

从全国房地产广告诉求点变换的整体趋势看，过去单一的卖房已经升华为卖概念、卖文化、卖生活享受，过去简单的居住环境诉求升华为对楼盘附加价值的诉求。这也导致了房地产广告的通病—炒作概念。概念诉求广告看重虚无缥缈的情感诉求，注重展现浪漫唯美的画面，追求所谓的“意境”，激发消费者深藏的情感并产生购买。

与这种整体趋势相反，宁波地区房地产广告更注重理性的诉求。如表1:

通过对诉求点的分析，我们发现，地理位置、配套服务管理、建筑设计风格及屋内设施、价格、规格档次、信心保证、前景及价值、金融利益及优惠、现房、促买等理性诉求点占据了大约97.6%的比重，而人情味(安全感、温馨感)仅仅占据了2.4%，从中可以看出宁波人看重实际价值的理性消费心理。

除此之外，在所有诉求点中，最能代表节俭消费的诉求点应该是价格、金融利益和优惠。价格在所有的诉求点中所占的比重为8.7%，而金融利益和优惠所占的比重为6.8%，两者相加在所有的诉求点中位居第二。这说明了宁波地区住房消费观念仍然以适度节俭消费为主，经商的传统让宁波人直接将目光放在价格上，房产的附加意义被彻底剥离。

(二)追求居住的硬件设施，更看重居住文化环境的消费观

通过分析表1，我们发现，排名11位的诉求点是人情味(安全感、温馨感)等生活理念，这说明大多数楼盘开始强调居住的环境，尤其是居住的文化环境。

例如，获得“全国人居经典综合大奖”的楼盘亲亲家园，在广告中传递“现代街坊，都市邻里”为核心的幸福居住理念:风格城事提出“新都市主义”，倡导较高密度、重视邻里关系的社区，广泛提倡不同阶层融合，以步行系统为主要交通形式的居住模式;青林湾提出“亲情和睦传三代，温馨相伴青林湾”的生活理念。

这些广告证实了宁波目前的房地产营销观念主要植根于老百姓的小日子，是一种草根阶层、普罗大众日常生活引发的一种理念。它是一种居住文化的生活理念，消费者期望选择居住氛围好，配套齐全，产品合适，物业服务专业的居住环境，让社区承载一种文明、一种居住文化的邻里生活理念，使居住空间的钢筋水泥具有更深厚的情感内涵。

曾经有媒体对宁波市民做过“幸福里征询幸福居住指标”的调查。调查结果显示，市民对幸福居住的渴望及标准己经发生变化:从最初只要求满足单一居住功能的房子，到对生活环境、配套有一定要求的社区，再到当前注重居住文化、居住氛围，宁波人已把居住与幸福感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三)广告表现反映出个性化的消费观

从样本内容看，大多数楼盘广告在选择目标受众时，并没有清晰定位。不同年龄层、不同收入的人都可能成为楼盘的目标对象。

但另一方面，宁波市场老年公寓、单身住宅以及适合核心家庭的小套型住宅以及多代人的同居型住宅，都有了差异性的市场需求。在2006年1月25日的报纸广告中，出现了老年居家养老公寓的差异化营销广告。除此之外，房地产开发商针对为数不多的向往分居但经济实力有限的单身工薪阶层和新婚消费者的需求，推出了1室1厅的小居室和单身公寓。通过张扬自我的表达方式，打出了针对这群人的个性广告，迎合了年轻消费者渴望自由、追求爱情和享受的轻松生活态度。由此可以看出，现在的消费者对于住房的需求已经发生很大变化，对于个性化追求体现得愈加强烈。

(四)炫耀性消费观盛行

通过对样本的内容进行分析，可以发现在排名前三十位的楼盘中广告中，以“炫富”为广告主题的占到了33%随处可见标注着“奢华”、“贵族血统”、“凌驾众生”、“豪"l官邸”、“名流贵胃”、“王者”“皇家”、“至尊”等诱惑性的词语，张扬着奢华与富贵，这就是“炫富”厂一告。“炫富”广告通过建构差异性消费符号，迎合富人们自我实现的需要，促使他们不断购买高档住宅来炫耀财富、彰显身份。尽管公众从社会责任的角度，对于炫富的房地产广告给予激烈的批评，但是炫富广告满足了部分消费者对于身份的展示和证明，因此有广阔的市场，是响消费者购买决策的重要诱因。

当然，这类炫富营销观念的弊端是显而易见的。在当前住房矛盾突出、房价高企的情况下，炫富广告一方而刺激了消费主义，引发不健康的消费欲望，另外也将加剧弱势群体的仇富心态，为构建和谐社会带来隐患。

(五)阶层性消费观凸显

我们从房地产广告中很清晰地感觉到，房地产在光彩绚烂的“图像”的纯粹表征中被彻底抽象化，而其文化功能进一步彰显，使购置房产行为逐渐演变成“构造有关自我社会身份认同以及社会关系的意义”。这层“意义”使房地产广告中处处体现“阶层性”。

频繁出现的整版、双整版房产广一告，将“身份”表现得淋漓尽致。这是关于“阶层”的“神话”。在以往的意识形态中，“顶层”是可鄙的，而现今的广告文本体现了消费者对于新的价值观念的认同，以及努力成为“顶层”的企图。“朴素、节检的时代己经过去，而奢华、消费的观念是现代的，合乎时代潮流的;公有、集体己经消失更逞论对它的信任与依赖，私有财产、个人的高低贵贱被大声地诉求。

于是，在一些房地产广告中，出现了这样的说辞:“丛林下，教孩子们识名贵树种，看四季轮回;游泳池里，孩子们扮了回童话里的美人鱼:温莎馆的贵族情怀，孩子们在咖啡香里慢慢品位，不知不觉，他们具备了王子和公主的风范。”(《宁波晚报》2006年9月11日春江花城)主流文化阻挡不了王子公主、贵族情怀的糖衣炮弹，成千上万的广告为消费者打造贵族的生活方式和梦想，在潜移默化乃至明目张胆地影响每个人的精神世界。这是广告作为意识形态的力量，它对社会的作用是积极的:同时也是消极的。因此，在对“阶层”的意义进行不断演绎的同时，我们必须清醒认识对于“阶层”的消费应该适可而止，否则，勤俭务实的宁波人将培养出好逸恶劳、追逐消费的贵族一代，宁波也会失去最核心的文化价值。

(六)产品消费观向品牌消费观的转变

分析表2可以看出，住宅项目(包括二手房、住宅)广告占到86，而企业形象广告只占，也就是说，目前的宁波楼市广告以产品广告为主，形象广告为辅。这种格局近几年内不会改变，因为房地产是高投资的产业，消费者在置业时也必然权衡再三，反复比较物业的位置、价格、品质等条件，传统的产品消费观依然大行其道。

但是，随着楼盘销售竞争的白热化，楼盘广告之间的竞争越来越激烈，使得消费者在挑选房屋时，会摒弃形似意近的楼盘广告，转而在实力雄厚、业绩优异的发展商的企业形象广告中获取信息。对消费者而言，牌子硬、形象好、实力强的开发商开发的房子意味着信誉好、质量好、品位高;同时，品牌的文化和附加价值也能迎合消费者对彰显身份和品味的要求，为其带来强烈的归属感。

从投放《宁波晚报》的企业形象广告来看，全国的知名品牌有万科、金地、绿城、中海、万达、坤和等，而本土的有雅戈尔、联合、银亿、宁兴、交通等品牌。金地、万科、绿城、雅戈尔等地产大鳄，都不再是所谓的土地开发商或住宅供应商，而是生活方式的营造者和生活保障的提供者，他们之间的竞争己经成为企业品牌的互相较量。

三、结语

透过宁波房地产广一告，我们看到了宁波地区消费者多样化的消费观念，这是多种因素交又作用的结果。

一方而，宁波地处沿海，具有东方文化的“轻消费、重储蓄”的传统，居民崇尚节俭，消费观念总体上较为保守。尽管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加大，但是宁波人依然信守谨慎购房消费观念。在心理因素的作用下，宁波的住房消费观念始终坚持理性导向。另一方面，生活条件改善，主力购买群体更新换代，他们拥有更加前卫的消费观念，超前消费、个性消费、品牌消费逐渐成为潮流。

生活消费范文篇6

【摘要】旅游消费已成为我国重要的消费热点之一，然而旅游信贷消费却在我国发展缓慢。文章分析了我国个人旅游消费信贷的发展现状，并提出在我国要培育和发展个人旅游消费信贷，应当采取引导旅游消费者转变观念，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更新银行的经营理念，简化银行信贷手续，建立个人信用等级评价体系。

近年来，我国商业银行个人消费信贷业务发展迅猛，旅游消费信贷也应运而生，它是旅游者向银行借款用于个人旅游消费的一种信用消费形式。据统计，2006年中国国内旅游人数超过13.8亿人次，全年旅游总收入达到8800多亿元人民币。在此形势下，商业银行积极拓展新业务，大力发展旅游消费信贷业务对我国金融业和旅游业都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自1999年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开展个人消费信贷的指导意见》以来，我国银行业开展了多种个人消费信贷业务，然而目前我国开展旅游消费信贷业务的银行却不多，即使有些银行开办了这一业务，也是发展得极其缓慢。据了解，较早推出旅游贷款业务的中国工商银行已经不提供单独的旅游贷款服务，将旅游贷款与其他一些品种贷款一并归入个人综合消费贷款。此外，2005年中国农业银行叫停了包括旅游贷款业务在内的5类个人贷款业务。西方国家的成功实践证明，旅游消费信贷能够实现银行、消费者和旅游业“三赢”，在我国却没有形成应有的热潮，针对其原因和我国今后大力发展旅游消费信贷的对策，本文进行了探讨。

一、我国个人旅游消费信贷发展制约因素分析

1、旅游信贷消费主体

（1）传统消费观念的制约。从消费者心理角度分析，中国目前的消费水平和消费观念，还没有达到使旅游贷款蓬勃发展的状况，这种情况的转变需要多方面、长时间的努力。贷款旅游与贷款购房、买车相比，所不同的是，我国的消费者认为后二者与日常生活密不可分，是生活必需品，而前者是一种奢侈消费。因此，消费者愿意贷款购买必需品，而不愿意去贷款享受奢侈而徒增负担。少数能够接受旅游贷款这一观念的人又普遍收入较高，不需要借钱旅游。

（2）消费者收支预期不确定。我国正处于社会结构和经济结构大调整时期，不合理的就业制度、福利制度等旧的体制正在消失，但社会保险制度、失业保险制度、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等新的体制尚未完全建立和到位，人们对于未来的收入、支出缺乏准确的预期，产生和增加了对未来的担忧。另外，购房、子女教育、医疗数额较大的支出，需要消耗数年甚至数十年的积累。正是对未来收支预期的不确定，消费者会选择将省下的钱存入银行，以防万一，而不是贷款旅游了。

2、旅游信贷消费提供者

（1）利益驱动乏力。商业银行作为企业，当然应该追求企业利益最大化，所以商业银行往往青睐盈利较大的信贷项目，普遍对金额较小的旅游消费信贷业务积极性不高。业务量小且风险难以控制，是商业银行慎重发展旅游消费信贷的主要原因。

（2）信贷申办程序过于复杂。目前的消费信贷中，商业银行既是消费受理方，又是授信方，独资承担了信贷消费的资金压力和风险，这就制约了信贷消费的进一步发展。贷款银行为了减少风险，必然以苛刻的信贷条件要求贷款人履行繁杂的贷款手续。而旅游信贷的需求往往是突发性的，烦琐复杂的信贷申办程序必然影响贷款方和借款方的积极性。对每笔贷款，银行要求出具的证件、证明和其他材料很多；贷几千元有的甚至还要提供担保、办理抵押、评估等手续。繁琐的手续造成较长的申请周期（至少10天），此时，消费者可能尚未确定是否出游或出游的具体线路，当然不可能去申请旅游贷款。这种过于复杂的信贷申办程序严重制约了消费者的信贷热情。

（3）旅游信贷消费的环境。信用机制不健全，信用丧失是我国社会的最大浪费。商业银行虽然吸纳了大量储蓄，占有大量闲置资金，但却不敢轻易贷给个人，即使要贷也只能通过担保、强化申请审批程序等措施，从而达到防范和降低风险的目的。旅游分期付款可以让很多暂时没有很好的经济基础、却对旅游有需求的人进入旅游消费的行列，但是在信用机制严重缺失的情况下，这个业务在风险控制上存在很大的难度。旅游作为无形的服务类消费品，在抵押上没有完善的保障。房子或者家电是有形的消费品，如果贷款者还不起贷款，可以收回房产或者家电来弥补或降低风险。但在旅游产品的消费过程中，银行却没有办法用物质的形式降低风险。

二、培育和发展我国个人旅游消费信贷的对策思考

要使旅游消费信贷在我国真正发展起来，除了制订与信贷消费相关的法律、法规，建立健全担保、评估、保险、公证等一系列制度外，针对旅游消费信贷的实际情况，提出以下几个方面建议：

1、正确选取旅游消费信贷的市场定位

首先需要考虑的是目标消费人群。在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支撑市场的主体是中等收入阶层。所以，在旅游信贷消费对象的选择和拓展上，应将中等收入阶层和有较高消费预期的青年消费群体作为我国旅游信贷消费的主体，着力启动他们的消费信贷活动，并根据他们的经济承受能力和消费倾向来制定相应的配套措施。其次需要考虑的是旅游消费的类型定位，应该着重从境外旅游入手。中国人外出旅游的兴趣与日俱增，但人们的实际收入水平相对于出境旅游的食、住、行、游、购、娱六大要素的开支来说，存在一定的差距。利用旅游消费信贷，实行分期付款，是一种很好的平衡手段。

2、加快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提高消费者对未来收入的预期

消费者未来收入预期越高，其消费信贷承贷信心就越强。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由个人负担的支出范围急剧扩大。居民支出的不确定因素和心理压力随之增加，进一步导致了消费意愿下降、储蓄意愿增强，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消费信贷的发展。因此，政府应加快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和完善，使劳动保险、医疗、住房、养老、教育等制度改革尽快明确和定型，解除消费者的后顾之忧，稳定和改善消费者对未来的预期，使他们可以自然地借助消费信贷的方式，满足当前的需要，从而推动个人旅游消费信贷的健康发展。

3、更新银行的经营理念

银行要认识到个人旅游消费信贷必将成为业内竞争的一个领域。银行要加强旅游消费信贷的宣传营销工作。旅游信贷刚刚起步，银行方面宣传甚少，众多旅游消费者对信贷消费知之甚少。银行可以与旅游部门联手推动，加大信用消费的宣传力度，使人们逐步认识、了解、接受旅游信贷消费。政府、金融机构、旅游企业和媒体要加大旅游消费信贷的宣传力度，普及信贷消费知识。应正确引导一些人特别是青年人，培养正确的消费倾向；引导青年人消费结构的转变，多在购书和游历增长知识，这对于提高青年人的整体素质大有裨益，同时也给社会创造一个良好的消费环境和氛围。

4、简化银行信贷手续

银行应扩大营业服务网点，加强员工培训，提高业务素质和服务质量，完善售后服务体系，健全信贷产品质量保障机制，在风险防范的前提下尽可能简化信贷手续，让大多数有偿还能力的消费者感到旅游消费信贷手续方便。目前，银行可以大力发展旅游信用卡消费。信用卡在一定时期内可以多次透支，不受时间、地点、支付对象的限制，具有“一次授信，循环使用”的特点，是其他信用方式不可替代的。据了解，信用卡分期支付旅游费用的业务现在已经开始逐渐在一些商业银行中展开。例如，招商银行同全国近百家旅行社合作，全面推出境外游免息分期付款业务，消费者持招行信用卡，无须担保即可申请参加分期付款线路。总之，银行可以在防范风险、考虑自身经济利益的前提下，采取各种简便手段培育和发展个人旅游信贷消费市场。

5、加强协作，建立个人信用等级评价体系

我国现行的个人信用消费是在尚未建立个人征信制度的情况下推行的，银行不得不设置很高的贷款门槛，阻碍了个人消费信贷尤其是旅游消费信贷的增长。因此，必须尽快建立健全个人信用等级评价体系和个人消费信用快速认定系统。可以从如下途径切入：一是个人信用信息收集。根据一套完整的个人信用等级评定办法，进行数据收集，汇集潜在的旅游贷款申请人年龄、职业、家庭收入和家庭财产等信息。二是划分个人信用等级。根据不同的指标体系，对个人信用赋予不同的分值，进行量化处理。三是根据前述分析结果决定是否予以贷款和额度大小，建立个人消费信用快速认定系统。目前，仅有上海等少数城市建立了“个人信用联合征信体系”，对居民的个人信用进行评级打分。如果有一套完整的全国联网的个人信用等级评价体系和个人消费信用快速认定系统，对于促进个人旅游消费信贷将大有裨益。

6、发挥旅行社在旅游消费信贷市场中的中介作用

消费者申请旅游贷款希望手续简捷，银行面对的是极其分散的客户，旅行社可以作为旅客和银行的中介机构，可以借鉴汽车经销商发放汽车消费贷款的经验，将过去消费者自己到银行去办理贷款手续变为通过旅行社来办理，可以免去贷款者诸多不便。同时，旅行社担任借贷双方的中介，可以充分利用所掌握的消费者资料，一定程度上帮助控制商业银行贷款的风险。发展旅游信贷消费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各有关部门、旅游企业和金融机构都要密切配合，商业银行应配备必要的信贷消费营销人员和管理人员，多与旅行社和消费者沟通，积极采取措施，充分利用旅行社的中介作用。

三、结论

国内外的实践证明，信贷消费形式的运用与发展，是国民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和消费结构变化的客观要求。个人旅游消费信贷有助于提高我国公民的生活质量，又可以为银行开辟利润来源，提高其市场竞争力，只要商业银行、政府、旅游企业以及社会各界统一认识，共同努力，采取综合措施，我国个人旅游消费信贷一定会有较大的发展。

【参考文献】

[1]孙从海：消费信用理论研究与经验考察[M]，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3.

[2]许金超：大力拓展个人消费贷款业务[J]，金融理论与实践，2003（1）.

[3]马强：我国居民消费需求不足的成因与对策[J]，宏观经济管理，2004（5）.

生活消费范文篇7

记者4月7日从沈阳市人事局获悉，沈阳市今年首次将公务员考核延伸到8小时工作时间以外。

据沈阳人事局公务员管理处透露，今年沈阳市将在依照国家公务员行为规范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对公务员的考核，将会首次对公务员的家庭道德作出规定。同时，在开车有没有遵守交通规则等方面的社会规范上也将对公务员作出严格要求。为杜绝“吃喝风”、“玩乐风”、“懒惰风”，不久对公务员8小时之内实行专项监督，决不允许上班时间、喝茶、玩的事情发生，而且公务员8小时外如被发现到娱乐场所、宾馆酒店、茶楼茶馆等高消费场所，将被登记造册。

对于首次对公务员“8小时以外”进行约束的原因，沈阳市人事局有关负责人的解释是，将对公务员的整体形象进行约束，除了工作态度、保密等日常管理外，公务员在工作之外的表现也在管理之列。目的就是防止某些公务员贪污腐败，树立公务员在社会上良好的整体形象。

公务员考核的成绩将被计算在年终考核成绩中，总成绩不合格将被评不称职公务员，连续两年不称职将被辞退。

生活消费范文篇8

关键词：消费主义;大学生;心理生活质量

心理生活质量的概念源自新心性心理学，是个体心理发展、完善及成长过程中外部感受和内在体验的水平，包括主客观心理生活质量、认知生活质量和体验生活质量[1]。心理生活质量与幸福感不同，不仅关注外部条件对人内在体验的影响，更强调人的主观心理体验，这也更符合中国人对人生和生命意义的理解和诠释。消费主义作为一种以追求和崇尚过度的物质占有或消费作为美好生活和人生目的的价值观，以及在其支配下的行为实践。随着西方的意识形态和生活方式传入我国，在消费模式上的挥霍浪费、生活方式上的唯“物”和意识形态方面的消费至上，严重影响了大学生的心理生活质量。

1消费主义对大学生心理生活质量的冲击

消费主义是融价值观与实践行为为一体的，基本特征是既注重客观的物质消费，也注重物质消费的象征意义。消费主义以占有物质财富和过度消费作为衡量人生快乐、幸福与否的标准，消费主义不仅盘踞在大学生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中，还支配着他们的思想与行为，并从心理生活、幸福感受和心理成长等方面影响着大学生的心理生活质量。1.1消费主义迷惑着大学生的心理生活。人是一种特殊的存在物，体现为人具有物质性和精神性双重属性。心理生活作为人的精神性的核心内容，是为人所理解、阐释、觉悟、构建的生活，是没有被分割和还原的心理原态。然而，随着物质世界的快速发展和极大丰富，消费主义竭力将人的物质需要和物质生活扩大化。这无形中破坏了人的物质与精神的平衡，人们追寻的重点逐渐从精神生活转向物质生活。消费主义的危害还在于其倡导的消费至上和物质享受，将人的人生价值等同于物质欲望的满足。这种盲目满足于物质追求的生活方式，消极意味浓厚并与人的本质属性背道而驰，也与大学生对心理生活的价值理解相抵触。使得大学生沉溺于物质需要和占有的满足，弱化了对心理感受的主观感悟和建构，从而使大学生迷失了对心理生活的探寻。1.2消费主义异化着大学生的幸福感受。西方资本主义提倡享乐主义的生活方式，尝试在消费与幸福间建立所谓的必然联系，将个体在消费过程中需求的满足视为幸福的来源。消费主义过度强调人的欲望，虚构人对物质的虚假需要，诱导人们对商品无度索取和占有，背离了消费的真实目的。消费主义对大学生的腐蚀体现为该群体中层出不穷的攀比、炫耀、奢侈、浪费等异化的消费动机和行为，拜金主义、物质主义和享乐主义盛行，在心理和情感上失衡、冷漠和孤独。这种异化的幸福观使大学生将幸福建立在对消费商品欲望的满足上，按照量的标准而非质的标准去衡量个体满足的程度。消费与幸福感有重要关联，但二者并非呈永无止境的正向比例，这便是已被广泛证明的“幸福悖论”。因此，异化的人是不可能幸福的，消费主义提倡的幸福途径必然畸形化，产生的结果也必然是异化的幸福。1.3消费主义阻碍着大学生的心理成长。心理成长是个体心理不断完善、拓展和提升的过程，包括心理发展特点、心理成熟度、心理角色变化及心理认知的不断完善。新心性心理学中的心理成长是对传统发展心理学中心理发展概念的超越，是从生物和生理向心理和心性的转变，是从成熟和发展向成长和提升的转变，是从心理的直线发展向全面扩展的转变，是从心理的平面扩展向纵向提升的转变[2]。消费主义的物质取向使大学生迷信消费至上和享乐主义，心理脆弱、精神空虚、人生意义虚无，侵蚀着大学生的社会责任感与时代担当，淡化了对人生价值和人生意义的追求。在正常的人际交往中，消费主义将人际交往物质化和将他人工具化，异化了的人际交往模式更加削弱了大学生心理成长的外部助力。此外，消费主义还从外部通过广告和宣传使大学生的精神生活萎缩化、庸俗化，主体内在力量无法得到正常释放，主体性和创造性也受到抑制。

2消费主义影响大学生心理生活质量的路径分析

2.1外部环境——市场经济的负面影响。消费主义与市场经济相伴而生，市场经济虽发挥着调节市场资源优化配置的功能。但其最大特点是每个市场主体对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追求，客观上会助长大学生产生享乐、拜金和物质主义等倾向，将金钱作为衡量一切的价值标准。随着消费社会的成形以及经济活动从以生产中心向以消费中心的转变，现代市场经济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成为消费经济，而消费主义又反向放大和强化了市场经济的负面效应。此外，大众传媒作为市场经济的帮手还在不遗余力的推波助澜，在网络技术的加持下消费文化对大学生的诱导和渗透更是无孔不入。传承已久的崇俭黜奢的传统消费观念不可避免地被忽视，进而全面影响了大学生的思维认识、价值判断和生活方式。近年来，大学校园里的校园贷、奢侈消费、攀比消费和炫耀性消费便是例证。2.2文化背景——面子意识的推波助澜。面子是在社会活动中客体对个体给予的一种良好社会自我价值的感觉，我国的价值及文化取向一直是集体主义，国人常会以“关系自我”来替代“独立自我”，“关系自我”的负面影响就是丧失自我独立性并滋生面子意识。在消费活动中表现为为了迎合或满足客体的期望，个体会自觉地遵从相应的消费规范或消费标准，如果没有遵照或是违背便会受到谴责或是自我惩罚，使个体产生丧失面子的心理感受。大学生正处在建立亲密关系、寻求归属感的关键期，社会、圈子和同辈群体的规则和意志对其行为模式和价值判断的影响至关重要。在消费文化的侵袭下，部分大学生为建立在群体中的自我价值，会不自觉地将面子意识、社会关系与消费意愿连接起来，并显著影响其消费决策制定方式和行为倾向。2.3主体特征——个体发展的阶段局限。大学生正处于快速趋向成熟、但却未完全成熟的特殊阶段。此阶段大学生的思想、心理和行为特征对消费具有重要影响。首先是缺乏辨识能力，大学生的思想活跃，善于独立思考，但对事物的分析辨别能力尚不成熟，部分大学生对消费主义的实质和危害认识不足。其次是对问题的思考不够深入、浮于表面，大学生对新异性的事物倍感好奇，而现代商品的宣传和营销正是抓住了大学生的这种猎奇心理，通过粉饰其外表和包装来诱导大学生消费购买，导致价值选择上的迷茫和困惑。此外，大学生普遍存在从众心理和模仿心理，消费主义常以社会时尚的面貌出现，创造并引领社会的发展趋势和潮流，这与大学生强烈的自我表达和自我实现的心理需要是相契合的，从而诱导大学生盲目追捧。

3消费主义影响下大学生心理生活质量提升策略

心理生活质量包括主观和客观心理生活质量，由心理健康、价值判断、生命质量、幸福体验和心理成长构成，强调人的主体建构性，以及环境和文化在此过程中的作用。因此，在消费主义的影响下，高校应从以下几方面着手来提升大学生的心理生活质量。3.1增强核心价值认同，树立正确消费取向。价值观冲突理论认为价值观的冲突会打破个体的心理平衡，其本原力量和内部驱动力不能充分发挥。大学生要实现较高的心理生活质量，必须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只有增强对核心价值观的内在认同才能自觉抵制消费主义，在具体教育工作中应通过全员、全程和全面的价值引导，隐性教育和显性教育并举，通过“课程思政”提升学生对事物的认知水平，发挥体验式教育的功能，唤起学生的情感共鸣，激励学生在生活和学习中磨砺自我，将核心价值观内化于心、外化于行[3]。消费主义的客观认识对减少心理冲突、提升心理生活质量也大有裨益，在认识到消费主义符合资本运行逻辑，反映人们对利益真实诉求的同时，不能忽视消费主义对传统消费方式和幸福观的异化，应积极倡导适度、理性、绿色、节约的消费观，实现物质价值与精神价值的统一、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的统一，进而实现心理生活质量的提升。3.2挖掘传统心理文化，建设积极心理环境。新心性心理学认为人的心理与文化相互影响，文化影响人的心理生活质量，人的心理也作用于文化的内容和取向，个体所处的内外部文化都属于心理文化。人的心理生活还需要特定的环境，心理环境主要体现了主客观环境在人的心理世界中的反映和主观构建的结果，心理环境是人的心理生活建构的基础、生成的养分以及拓展的依据。因此，高校要着力优化心理文化和心理环境，为大学生培养和提升良好的心理生活质量提供支持。要深入挖掘并宣传中国传统文化中节俭惜福、反对奢靡的文化基因，如儒家倡导的“与其奢也，宁俭；奢则不逊，俭则固；与其不逊也，宁固”，道家提出的“俭故能广”等。在校园的文化活动中要大力宣传勤俭节约的传统美德，把勤俭廉洁、奋发图强的先进人物作为宣传重点，通过榜样示范使大学生懂得幸福生活必须依靠辛勤和节俭。3.3注重心理课程教育，重构课程内容体系。当前高校心理健康教育课程的取向相对消极，关注的重点是被分割的心理现象而非整体性的心理生活，课程内容设置也不够统一，主要原因在于课程没有被广泛认同的理论作指导。因此，在消费主义的背景下，从课程教育的层面就难以培养大学生优质的心理生活质量。心理生活质量由生命质量、心理健康、幸福体验价值判断和心理成长等要素构成，在认知、情感和需要等层面形成有机的体系。以心理生活质量观为指导，建立课程内容体系是符合大学生的本质追求且必要可行的。在课程中要培养大学生实现基本心理活动的过程内容完整、协调一致，达到基本的心理健康标准；通过生命质量和人生意义的探讨，引发学生对待生命和人生价值认识和体验；价值判断与心理生活质量密不可分，要培养学生对自身在现实社会中的合理价值定位，并能获得对自己生活所体现的价值的认同；根据学生心理发展特点，拓展学生心理生活的广度和深度，激发学生自我提升、自我完善和自我潜在能力的发挥；培养大学生正确的幸福观，能够认识和体验到生活中的幸福感和积极情绪。3.4关注内部因素激发，引导主体心理建构。心理生活的显著特征是具有很强的自我建构性，在相同的外界环境下和对象前，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心理感受和觉知，并会由此产生不同水平的心理生活质量。此外，事物的发展变化始终是内因在起决定作用，在消费主义的风潮下，能否构建起积极和较高水平的心理生活质量主要取决于大学生主体。要不断加强理论学习和实践活动，用正确的思想理论武装头脑，以辩证的角度去看待和分析问题。在实际的消费过程中识别虚假、奢靡和过度消费的本质，增强对消费的实际价值的探寻，树立文化消费、理性消费和绿色消费的理念。还要积极强化大学生自我对人生价值和积极体验内在感受机制，牢牢坚持正确的财富观、幸福观和消费观，通过增强对心性的理解、体悟和升华，将人生价值建立在自我发展与社会发展有机融合的基础上，实现心理生活质量的提升、自我的实现和超越。

参考文献

[1]焦岚.心理生活质量研究——基于大学生心理生活质量的调查分析[D].吉林大学,2012.

[2]葛鲁嘉.心理成长论本——超越心理发展的心理学主张[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3).

生活消费范文篇9

关键词:消费主义;工业文明;生态文明;生态化消费

一、消费主义是工业文明的必然产物

德尼?古莱在《发展伦理学》一书中谈及“美好生活”时指出:“在大多数传统社会的主导世界观中，充分美满(美好社会的理想形象和美满幸福的人类生活)虽不反对、却远不是指物质的富足。虽然这种观念不一定把困苦生活加以浪漫化，它却深深地反对个人贪欲，并对全民追求财富的道德价值表示异议。”［1］(P52)但是，工业革命之后，“美好生活”却逐渐地与物质富足画上了等号。为什么是在工业文明时生上述转变呢?这需要我们考察工业革命后生产和消费的关系。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要维持生存获得发展，既要生产又要消费。大机器革命带来了生产力水平的空前提升。人们越来越相信:“生产”可以创造财富，不断扩大生产规模能够成为解决社会一切问题的良方。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家所追逐的剩余价值当然是在生产领域创造的，但无论是生产资料的生产还是生活资料的生产，生产出来的产品都必须要有人购买。否则，生产就难以为继，剩余价值也就无从创造出来。而要购买商品的最根本前提就是具备一定的消费能力，就如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指出的那样:他应当为他所需要的产品提供等价物。但是，在工业革命初期，由于工人的大量失业和普遍的低工资，低消费在所难免。生产和消费之间的平衡得不到维系，资本主义自身的发展也受到很大影响。在这种情况下，泰罗的科学管理理论应运而生，其核心思想是:工业革命在提高生产效率、增加雇主利润的同时，也应适当提高工人的生产积极性和报酬，以提高他们的购买力。在这一理论的指导下，美国福特公司实行“作业环境标准化”，创造了“福特主义”的生产方式。虽然在汽车装配的流水作业线上，工人失去了劳动的自主权和对工作节奏的控制权，成为流水线上一个固定的零配件，但生产成本的降低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也使得工人劳动时间有所缩短、薪酬得以增加。这样一来，工人同时拥有了进行消费的闲暇时间和经济基础。因此，在生存的基本需要得到满足的前提下，一些原来只在上流社会流行、被少数有钱人享用的物品，开始在工薪阶层扩散;同时，旅游、度假、娱乐等原来被认为是富有甚至奢侈的活动也逐渐在工薪阶层中普及起来。这一生产模式很快扩展到了其他生产领域。工人们用经受苛刻的流水线式工作换来的时间和金钱去进行消费。毫无疑问，这正好缓解了上述生产和消费的矛盾，开启了一个大众消费的时代，催生了消费主义的诞生。正如一位美国零售业分析师维克托?勒博所说明的:“我们庞大的生产性经济……要求我们将消费作为我们的生活方式……要求我们在消费中寻求我们心灵的满足、我们的自我满足……我们需要以一种不断增长的速度消费掉、烧掉、穿破、换掉以及扔掉某些东西。”［2］(P371－372)逐渐地，整个社会的消费主体、消费模式和消费文化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消费”成为了一种态度乃至一种意识形态。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美国学者杰姆逊一针见血地指出:“已经没有旧式意识形态，只有商品消费，而商品消费同时就是其自身的意识形态”。［3］(P29)但是，福特主义用强调规模化、标准化生产来促进消费弊端也是显而易见的，最明显的体现就是这种生产模式使得产品的更新换代很难跟上市场变化的需求。因此，生产领域内的模式变革在所难免。这种被称为“后福特主义”的变革依托日益发达的信息技术，形成了与旧有模式完全不同的特点:不再被动适应市场的变化，而是通过各种营销手段制造出各种需求来促进市场发生变化。换言之，在生产和消费的关系上，后福特主义更强调消费对生产的先导与引领。至此，消费主义真正形成了，刺激消费———扩大需求———拉动生产的运转模式正式启动，将人们的价值观拖入到将消费当成人生根本意义的轨道之上。由于工业文明发迹于西方，消费主义当然首先在西方发达国家大行其道。而伴随着由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消费主义很快扩散到了广大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凭借自身的经济霸权地位，借助多样化的传媒和手段，利用发展中国家发展本国经济的强烈愿望和迫切需求，恣意宣扬“消费”的观念与实践，将“高消费”打造成幸福快乐的标准、身份地位的象征，最终将发展中国家变成初级产品的生产国和发达国家的产品原料供给地、销售地。但是，由于发展中国家人们的基本的生活需求尚未得到很好的保证，于是，消费主义在发展中国家难免演变成一种不同的模式，即贝尔克所说的“早熟的消费文化”，这种“早熟”体现为“人们为了效仿西方国家，宁愿牺牲最基本的营养去追求表面的奢侈消费。”［4］(P103)因此，消费主义在发展中国家盛行带来的负面影响无疑是巨大的:对国家而言，由于长期从事初级产品生产加工、被动接受发达国家的产业转移(主要包括重化工业、劳动密集型产业、涉污制造业等)，资源环境生态问题日益凸显;对社会而言，勤俭节约的传统消费观被颠覆，多数人价值观发生严重扭曲，种种消费错位现象(炫耀消费、奢侈消费、超前消费、一次性消费等等)丛生。至此，消费主义在全球范围内盛行起来。实践已经证明，消费主义在成为推动物质生产力的巨大动力的同时，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危害也达到了空前的程度。诞生于工业文明之下的消费主义对自然所持的态度是无止尽地索取和掠夺，这直接导致了两大问题:一是资源尤其是不可再生资源日益减少，这也是世界范围内资源能源危机的根源所在;二是生态环境问题日趋严重，具体表现主要有全球范围内的植被减少、湿地减少、水土流失、土地沙漠化和盐碱化、空气污染、水体污染、土壤污染、酸雨蔓延以及气候变暖等等。从目前来看，发展中国家是消费主义更大的受害者。由于工业文明的巨大惯性，消费主义的始作俑者仍然鼓吹大量生产、大量消费，进而凭借自己的经济、技术等等优势在占有和利用资源上抢占先机，获取更多的经济利益，同时改善本国生态环境，享受更好的人居条件。但实际上，消费主义蔓延最终会危及所有国家、危害每一个生活在地球上的人。因此，对消费主义的反思与批判势在必行。

二、生态文明的批判视野及生态化消费

既然消费主义是工业文明时代的历史产物，那么，反思与批判消费主义的视角应当基于一种不同于工业文明的新型文明形态。在经历了工业文明时期人类对自然界进行大规模生态扩张和深层次生态介入之后，人们所期待的新的文明形态应当提倡人与自然整体共存、和谐共生的文明，应当坚持以生态良好为前提和基础来实现生产发展和生活富裕。这一文明形态就是“生态文明”。尽管“对生态文明而言，我们面临的难题不是写实，而是设计”［5］(P140－143)，但是，在追求生态文明的过程之中，对工业文明的批判视野已经得到了一致认可。基于这一视野的两个主要观点是:

1.生态环境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具有巨大影响，尤其需要强调的是，许多生态问题远非人类能够控制;

2.人类破坏生态环境的长远后果难以预料

在这一批判视野下，我们应当深刻认识到:当下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更直接、更紧迫乃至更无可回避地摆在全人类面前。人与自然的和谐成为了思考和建设生态文明的首要问题。正如前文所述，消费主义所主张的“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已然破坏了人类生存和发展的自然根基，那么，提倡和实践生态化消费也就必然成为批判工业文明、推进生态文明的现实选择和重要途径。既然在“消费”这一概念之前冠上了“生态化”的字样，那么显然，这种消费同消费主义中的消费是截然不同的。所谓“生态化”消费，就是在消费中用生态学的观点和方法来引导思考和规范行为，它既是过程，同时也是结果。这里所说的生态学的观点和方法是建立在“自然—人—社会”这一复合生态系统不可分割与共生共荣基础上的。需要指出的是，生态化消费并不是简单地要求消费得更少，而是把“消费得更少”和“生活得更好”有机地统一起来，其根本价值取向是实现人与自然的“双赢”。基于这一“双赢”的价值取向，生态化消费的内涵可以具体地从以下四个方面来进行解读。

2.1生态化消费以提倡“生态理性”为前提

马克斯?韦伯在其著作《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提出，西方文明的发展过程是理性不断彰显的过程。这里的理性包括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但是，近代以来得到更多张扬的恰恰是工具理性。当工具理性逐渐将人的物欲满足无限夸大而将自然资源的有限性慢慢忘却时，环境风险、生态危机就无可避免地呈现在全人类面前。因此，生态化消费呼唤价值理性的回归和发扬。这种价值理性存在的依据在于:其一，冲破自然限制界限的物质生产带来的负面效应远远超过所谓的经济收益;其二，人的幸福感并不是与不断增加的物质产品的消费成正比的。鉴于此，将这种价值理性强调为“生态理性”，意在唤醒人们对物质产品消费的沉迷，摆脱“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6］(P104)，提倡适度消费、绿色消费，抵制奢侈浪费，以思想上的先导力量来指引现实中生态环境问题的治理。

2.2生态化消费以承担“生态责任”为基础。消费之所以成为一种“主义”，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是因为人们消费什么、消费多少、如何消费与社会地位、个人身份绑定在一起，从经济现象变成了一种社会现象。而当“消费”同“面子”挂钩，人们的欲望就被无限制地刺激和放大，最终转化成以“占有”为目的的病态行为，如此往复，欲望越来越多，占有越来越疯狂，这种恶性循环让越来越多的人沉溺其中，将人之于自然的“责任”完全抛诸脑后。生态化消费则正是要唤醒人们的这种责任意识:作为消费者的每一个人都必须承担对自然、社会进而延伸到自我的道德责任。这份责任源自于“植物、动物、石头、空气、光等等，……是人的生活和人的活动的一部分，”“是人们必须事先进行以便享用和消化的精神食粮”。［7］(P56)人类获取自然供给的物质和精神食粮的同时，就有义务去进行还原、恢复和保护。

2.3生态化消费以生产“生态产品”为条件

消费与生产从来都是密不可分的一对概念。在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的今天，生产能力和生产手段对于满足人的需要而言，一般不成问题。同时，在现代社会条件下，人的追求变得个性化、多样化、变动化，生产活动只有适应这些新特点才得以持续。因此，无论是物质生产力的发展还是人的个性的发展，都显示出一种历史发展的趋势:要解决生产与消费的矛盾，必须立足以消费拉动生产这一基点。生态化消费自然也不例外，只是问题转变为:以生态化消费来拉动生产，生产就有目标性的指向———生态产品。所谓生态产品涉及的领域当然是方方面面的，但必须具备一个最基本的特征:消耗的资源能源更少、对环境和生态少产生甚至不产生危害。基于此，我们可以相信，“只要我们生产更多的耐用品以及更多的不破坏环境的东西，或者生产更多的但每个人都可以得到的东西，那么，消费得越少，但生活得更好，这是可能的”［8］(P74－81)。

2.4生态化消费以享受“生态生活”为目标

“对人类生活形式的思索，从而对它的科学分析，总是采取同实际发展相反的道路。这种思索是从事后开始的，就是说，是从发展过程的完成的结果开始的。”［9］(P92)马克思的这段话同样适用于我们批判地看待消费主义的生活方式。由于消费主义不遗余力地将人们引向对物质产品的痴迷，人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正在严重地失衡乃至分裂。这也正是人们在不断地消费之后仍然感到空虚、迷茫的重要原因所在。事实一再证明，当人为物欲所奴役时，悠闲的、美好的生活就会逐渐远去。尽管消费主义也极力鼓动人们“休闲”，但这种所谓的“休闲”已经失去了它本来的意义，变成了消费物质产品和享受别人服务的代名词。而真正的“休闲”绝非物质意义上的，它更多的指向那种自由之旅，即把我们的自由时间花在对自然的亲近与欣赏之上、花在个人教育、发展智力、履行社会职能、进行有益的社交活动之上，等等。提倡并实践生态化消费的目标正在于此，它试图使人们从对纸醉金迷式生活的追求中抽身而出，投入到一种能够充分而有益地利用休闲时间的状态之中，使人的生活变得充实而多彩。

三、实践生态化消费的路径探索

不可否认，在消费主义思潮流行的势头依然迅猛的当下，要实践生态化消费绝非易事。既然消费内在地蕴含着生产性消费和生活性消费，文章就试图从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两个方面来进行路径的探索。

1.生产方式的变革实践:发展循环经济与低碳经济

生态化消费旨在调节人与自然的紧张关系，并进而调节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我的关系，它的实现需要以生态生产力的发展为基础和条件。只有真正地将“青山绿水“作为生产力来看待和对待，从根本上转变生产方式，生态化消费才能落地生根。这种生产方式的转变是从线性走向循环。线性经济或者说是“单程式经济”的发展方式对资源、环境、生态和气候的负面影响已经无需赘述，即使是消费主义的坚定拥趸者也已经意识到这一点，并试图找到一种新的生产方式。因此，当“循环式经济”的崭新概念出现之后，消费主义看到了出路，创造出“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再循环”的所谓“循环经济”模式。实际上，这种以循环为名的经济发展方式尽管从一定程度上节约了资源、改善了环境，但从本质上看，一方面大量浪费了能源，难以持久;另一方面，因“再循环”而具有的迷惑性反而助长了消费主义的蔓延与盛行。与之相反，真正的循环经济是以生态系统物质循环和能量转换的规律来实现经济系统的重构，它将最大限度利用进入生产和消费系统的物质和能量作为必要条件，将尽可能少地产生甚至不产生废弃物作为基本要求，在“3R原则”(reducing、reusing、recycling)的基础上构建出来的“自然资源—物质产品—再生资源”的闭环流程。这种经济模式才能实现人类的经济活动与自然界的良性互动，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这种生产方式的转变是从高耗走向低碳。如果说循环经济侧重于在“资源”上下功夫，低碳经济则侧重于在“能源”上做文章。当英国政府在2003年的能源白皮书《我们能源的未来:创建低碳经济》中将“低碳经济”的概念展示出来之后，与“低碳”相关的一系列新名词、新思想就如雨后春笋般破土而出。在这一过程中，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人类的生产活动利用能源的方式应当从工业文明框架下的“高能耗、高排放、高污染”方式中走出来，应当从消费主义驾驭下的“过度消费、奢侈消费、超前消费”中走出来，在经济高度发展的前提下去追求这样的一种可持续的发展前景。从这一意义上说，生态化消费的“低碳”实践之路可以三步并行:一是提高现有能源的利用效率;二是发展清洁能源;三是发展可再生能源。当上述低碳能源战略得以实施，新的生产方式必将带动新的消费方式即生态化消费。这样，我们有理由期待，“低碳城市”、“低碳社会”乃至“低碳世界”的福祉终会出现。

2.生活方式的变革实践

回归简朴生活与环保生活奉行消费主义的当代人将“拼命挣钱、尽情消费”视为自己的生活方式，其价值观自然就演变为消费得越多生活得就越好。生态化消费正是要彻底颠覆这样的价值观，倡导那种人类得以“诗意地栖居”的生活。这种生活是提倡简朴，反对浪费的。早在1972年，《增长的极限》一书就向世人揭示了一个必须正视的事实:我们的地球，资源是有限的，能源也是有限的。当乐观主义者还在高调歌颂人类对自然的征服并鼓吹人类可以继续毫无节制地掠夺资源、消耗能源的时候，自然已经用自己的方式开始对人类进行惩罚。如果我们的生活还继续着这样的轨迹，不以为然地消费着本是珍贵却被错误地视如敝屣的资源时，等待我们的无疑是灭顶之灾。因此，生态化消费指向的生活实践必然是“宁简勿奢”的。在这个物欲横流的时代，即使我们无法做到“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10］，无法做到“在蛮荒乐园终老，在棕榈树间散步、作画”［11］(P21)，但是，抑制贪欲、对奢侈品说“不”、不以物质产品的消费多少来衡量生活的意义，并不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当然，简朴并不意味着去过一种苦行僧式的生活，它的真谛在于以生活必需为前提、适度进行消费。这样的消费方式给人们赋予的不是物欲满足后的一时之乐，而是真正心灵上的宁静、精神上的平和。这种生活是提倡环保，反对污染的。“今天有两种不同类型的人，一种是消费主义者，一种是环保主义者。”［12］(P233)代表着现代生活主流的消费主义者所理想的生活状态是“生活在越来越人工化的环境中”，这种环境下的“日常生活越来越省力气，越来越不受恶劣自然条件的限制。”［13］(P233)但这样的生活方式在环保主义者看来，会对自然环境造成严重污染，这影响了环保主义者的生活，实际上也影响了消费主义者的生活。但是，消费主义者却对此嗤之以鼻，认为只要科技进步、市场发达，所谓的环境问题就一定能够解决。事实已经证明:盲目地乐观改变不了污染日益严重、环境渐趋恶化的现实。如果我们不尽早地来一次“良心的革命”，即把道德关系由人类共同体扩及一切生物乃至于“大地共同体”［14］(P262－263)，用“绿色”去充实我们的生活，大自然的无情惩罚将会让人类追悔莫及。因此，我们要在消费前唤醒自己对自然的敬畏、感激与尊重，在消费时选择那些未被污染、有益环境、有助于公众健康的产品，在消费后注重废弃物的处置，使整个消费过程中依照“生态化”的标准、实现“生态化”的要求。

作者：李芳 单位：南京大学哲学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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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10］论语.述而．

［11］保罗.高更．生命的热情何在［M］．颜正莹译．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0．

生活消费范文篇10

[论文摘要]炫耀性消费已逐渐成为一种普遍的大众消费心理。有负功能与正功能之分。正功能涉及到拉动总体消费、推动经济增长、促进社会整合、促进社会生活的趋新以及随个人与社会工具理性的增长而产生的理性规划与吸引力提高。

炫耀性消费源于私有制与社会的分层的产生。凡勃伦在《有闲阶级论》中极具洞见性地提出了这一名称。在前现代社会，炫耀性消费主要以小集团性的社会优势力量为主，如皇族。但在现代社会已逐步演变为普遍的大众消费心理，指不去关注消费客体的实用价值与用途，而只注重其符号意义：品牌、价钱与象征意义。其主体不但包括富裕的上层社会也包括了中下层社会。

一、负功能

炫耀消费不以实用为目标，不注重客体的价值，造成资源与财富的浪费。同时容易引发相互攀比之风，侵蚀勤俭意识，恶化社会风气。奢侈浪费现象容易激怒社会最底层群体，影响社会的精神整合，引起社会的矛盾冲突。尤其在转型期的中国，各种潜在矛盾交织，社会问题突出，社会底层的不满容易转化为社会的群体事件。2008年中的一些事件已清晰表明了社会底层脆弱的情感底线。当然，炫耀性消费也会来自社会底层，甚至在底层群体中形成风气。如一些农村中婚姻大操大办，彩礼动辙几万。这容易瓦解底层的淳朴民风与勤俭风尚，使社会生活变得浮躁而基础不实。总体而言，炫耀性消费容易误导社会生产方向，使大量的人力物力以及各类资源不能有充分交效地投入到最需要的地方与部门，如三农领域。造成长期的积弊得不到有效的解决，有悖于共同富裕的目标。

二、正功能

炫耀性消费是社会总消费的重要组成部分，高档消费以及著名品牌消费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随着消费总量的增加，高档消费也必须依法纳税，国家税收得以保障；相关产业链条得以持续并不断发展，如著名高档消费品催生的与其相关的广告产业链，拥有更大的获利空间与创新动力。广告效应及社会认可度又推动品牌的消费，增加了该品牌的自信，进一步推动了品牌的塑造，形成一个有益的互动机制。

炫耀性消费以对物质的追求与享乐目标，求得精神上的自认的满足。对物质的追求形成一种纽带，形成一种统一意识，使人们在现代生活中有一个共同的奋斗目标，或必要手段：物质生活的底线或满足。韦伯对业绩性救赎宗教的分析虽渐渐远离现代生活，但以物质的追求与享乐来获取精神上的满足的现状显然已是一种新的宗教。以此而言，它在社会生活中充分地扮演了整合者的角色。竞争、合作、冲突等生存状态在物质追求中得到调节，得以共生。反之，恰恰是对各自物质追求的差异与维护导致了诸多的矛盾。对整个社会的发展，此类矛盾是牵制性的或制约性的整合手段，科塞的安全阀理论就是对此的一种诠释。

炫耀性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是整合机制的重要表现之一。而关于该消费是否超越了个人的消费能力或是以其它手段（如请客送礼或公款消费等）得以实现，是生活观念、道德伦理与法律规范的范畴，本文不予以讨论。没有充足的消费一定不会有经济的相应增长。汽车、房产、高档烟酒服装等消费是社会总体消费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些顶级的私人物品展以及高档时装、汽车、游艇、珠宝展等一次的成交量就达上亿人民币。缺少了此类消费，而只凭完全理性的常态消费，经济活力必定受挫。

炫耀性消费可以起到一种调和的作用。如富人的财富积累转移到社会的再次分配之中，一定程度上有利于调节消费比重，促进社会生产。同时，富人的消费与炫耀消费需求能够为社会创造出更多的就业岗位，有利于促进就业，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收入差距拉大的趋势。

炫耀性消费能有效促进社会生活的趋新状态，即不断向前发展的生活理念与方式。炫耀性消费一般是对更高层次的消费或新近出现的消费的追逐，无论该消费有无更大的发展空间，都会给人们的生活理念造成冲击，使固定思维模式不断接受洗礼，从而活跃人们的生活洞见，使社会生活丰富多彩。如新的消费客体的出现，新的消费方式的流行等。虽然它的出现或被效仿以炫耀为目的，但并不能否定其客观作用，并不能排除在某类群体甚至更广阔的群体内成为消费主流的可能。从而连接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相对应，更关注手段的有效性与后果的合意性，行动者纯粹从效果最大化的角度考虑，而漠视人的情感与精神价值。现代社会工具理性的增加亦受到消费的影响。正是由于多样的，尤其是炫耀性消费的存在，人们更加注重消费的可行性及后果。如购买一件名牌裘皮大衣，需用去半年的工资，该消费者则要计算一下购买后的炫耀收获以及这半年的生活开支熟轻熟重。从而进行选择。所以炫耀性消费绝不是非理性的异常消费，而是一种理性计算的消费模式，只不过衡量标准多了“炫耀收获”这一重要参数。另一方面，炫耀性消费的过程与后果可能使该消费者逐步摆脱炫耀消费思维模式，回到普通模式的消费之中。原因在于炫耀消费会随着个人认识的变化与社会环境的改变而逐渐失去炫耀意义，如个人不再注重通过该消费获取的炫耀收获，这也是一种工具理性成长的过程。社会作为一个有机整体也存在一种精神气质，即弥漫于社会过程中的主流观念与态度，它浸透于社会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影响着人们的思维与行为方式。它产生于人们的社会互动与价值选择，但形成与稳定下来之后就具有了自身独立性，影响与制约着人们。炫耀性消费使社会的精神气质逐步发生了改变，除去消极的影响外（即负功能部分所论及的），对身份与地位的追逐强化了社会生活中功利性的观念与态度。为了炫耀身份与地位，或为了给他人造成假象：自己是个有更高身份与地位的人，就必然用功利化的算计去弥补该消费所造成的成本。同时，以消费来展示地位的方法本身也在功利的计算之中，付出与回报必须具有某种潜在的可比性。社会的精神气质中工具理性的成份在不断加大，注重效率、效果、讲求计算、注重预测等等在逐步取代一些精神追求的同时也产生了一种凝聚的物质吸引力。

人们在现实生活中对炫耀性消费容易抱有完全的批判态度，只注重其负功能。依人的本性与社会发展历程分析，炫耀性消费不会消失，而且随着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消费的空间不断扩大，自由程度不断提高，人们在保证温保的前提下会有更大的主动权与财富去依自己的意志做出消费选择。所以，在人类历史的未来进程中，炫耀性消费将会长期伴随。

参考文献

[1]零点调查，中国消费文化调查报告[M]，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2006

[2]戴慧思，DeborahDavis，卢汉龙，中国城市的消费革命[M]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