森林采伐限额制度范文10篇

森林采伐限额制度范文篇1

关键词：采伐限额森林改革

森林是陆地生态系统的主体，森林的功能包括产品功能、服务功能和文化价值。森林功能的多样性决定了森林对于一国经济发展、生态建设的重要价值，因此，可持续林业成为世界各国可持续发展中的共同命题。在我国，由于十分复杂的原因，林业的建设与发展受到了多方面的制约，出现了森林发展的非可持续性，这种非可持续性发展的总体表现可以概括为森林长期过伐、林地大量流失、树种简单化、林分幼龄化、林地衰退生产力下降等。在这些森林非可持续性发展的表现中，森林的长期过伐是一个十分严重的问题。

在建国初期，为满足国家恢复经济的需要，我国的森林便被大面积采伐，此后则将森林采伐作为森林经营实体维持生存及支持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长期以来对森林的过度的、掠夺性的采伐直接导致了我国森林蓄积量的严重下降和生态环境的严重恶化，为此，我国制定的《森林法》规定了森林采伐限额制度，试图通过控制森林采伐总量来遏制森林滥伐现象，但是，自1987年开始实施的森林采伐限额制度并未完全达到设计该项法律制度的初衷，超限额采伐现象依然十分严重，根据第五次全国森林资源清查（1994—1998）的结果，全国年均林木采伐量超采伐限额8679.4万立方米，超采额比例为33.8%，有的国有林场更因长期超限额采伐导致可开采的森林资源耗尽而被迫停产。

森林采伐限额是上级主管部门依据法定程序和方法制定的，经国家行政主管部门批准的，具有法律效力的特定行政区域或经营单位每年以各种方式采伐消耗的森林资源蓄积最大限额，是国家对森林和林木采伐限定的最大控制指标。依照森林法，国家根据用材林的消耗量低于生产量的原则，严格控制森林年采伐量，采伐林木必须申请采伐许可证，按许可证的规定进行采伐，对包括超限额采伐在内的滥伐林木的行为，滥伐森林或者其他林木，如果以立木材积计算不足2立方米或者幼树不足50株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责令补种滥伐株数5倍的树木，并处滥伐林木价值2倍至3倍的罚款。如果以立木材积计算2立方米以上或者幼树50株以上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责令补种滥伐株数5倍的树木，并处滥伐林木价值3倍至5倍的罚款。滥伐林木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应该说，设计森林采伐限额制度的目的及该项制度本身的制度价值是十分直接而明了的，那就是通过控制森林的年采伐量来达到逐年增加森林资源存量从而最终实现森林的永续利用，可持续经营并改善生态环境，维护生态安全，但是，长期存在的大面积超限额采伐的现实使得该项实施多年的法律制度不仅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反而使其有形同虚设之嫌。对于出现这一结果的原因，很多人从不同角度进行了分析并对改良我国的森林采伐限额制度提出了不同的意见，本文认为，一项法律制度未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原因肯定是多方面的，而对于一项法律制度的完善，必须充分考虑个市场主体的利益诉求。本文试图在看到我国森林采伐限额制度面临的诸多问题的基础上，为该项制度的完善提出一些建议。

一、森林采伐限额制度面临的问题

实际上，对于森林采伐限额制度所面临的问题，几乎所有与林业有关的部门和人员都或多或少地有所认识，2002年林业发展报告指出，森林采伐限额政策在推进林业市场化进程、明细和落实林业产权，推进林业分类经营改革及平原林业的采伐管理亟待完善。2003年林业发展报告则表明，虽然在2002年间，国家林业局下发了《关于调整人工用材林采伐管理政策的通知》和《关于国家重点防护林和特种用途林生态效益补偿试点单位“十五”期间年采伐限额调减的批复》，使森林采伐限额执行情况有所好转，超限额采伐的势头得到了一定程度的遏制，但超限额采伐现象并未从根本上杜绝。连续两年的林业发展报告关于森林采伐限额的分析表明，虽然国家对采伐限额的管理有所调整，对制度的执行也越发严格，但超限额采伐依然存在，这说明采伐限额制度的执行甚至采伐限额制度本身都面临着许多需要考虑的问题。综合起来，该项制度面临的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采伐限额编制依据的准确性受到质疑。毫无疑问，科学而准确地编制采伐限额是森林采伐限额制度达到逐步增加森林面积及森林蓄积量的目的的首要保证，可以想象，如果采伐限额的编制本身就是不准确的，森林采伐限额制度的功能就无法实现。依据规定，森林采伐限额的编制程序是，全民所有的森林和林木以国有的林业局、林场、农场、厂矿为单位，集体所有的森林和林木及农村居民自留山的林木以县为单位，根据合理经营和永续利用的原则，提出年森林采伐限额指标，逐级上报。省、自治区、直辖市林业主管部门对上报的森林年采伐限额指标进行汇总、平衡，经同级人民政府审核后，报国务院批准。国务院批准的年森林采伐限额，每5年调整一次。可以看出，森林采伐限额编制的基本依据基层单位在森林经营方案中提出的合理年伐量（年采伐限额指标），因此，森林采伐量的准确性又是森林采伐限额准确性的前提。从森林经理的角度讲，为保证经营单位的森林资源可持续经营，分析论证合理年伐量应当遵循一定的原则和要求，其中对于商品林年伐量的确定要用生长量控制采伐量，除了遭受严重灾害需要及时清理迹地或进行抢救性采伐外，年伐蓄积一般不能超过年净生长量；对于生态公益林，要在法规、条例和规程允许的范围内，根据不同林种的特点和林分的实际情况，只能进行更新或改造性采伐。由于森林资源本身的动态性和复杂性，森林资源的数量、质量及内在结构都处于不断的变动之中，这种特点决定了行政辖区或经营单位制定森林年采伐量的复杂性。理论上说，各经营单位是根据森林资源规划设计调查的结果提出森林年采伐量及采伐限额的，但是，具体的经营单位特别是国有林场，由于其首要的经营目标是发展地方经济及维持本单位的生存与发展，他们更少甚至根本不愿意考虑其经营行为的生态效益，加上现有的体制缺乏促使他们在自己的经营行为中注重生态效益的内在及外在激励，他们显然更倾向于通过多报采伐限额来获得经济效益，因此，他们制定并上报的采伐限额的科学性、准确性被受到合理的怀疑。

2.超限额采伐现象依然严重。本来，森林采伐限额作为国家对森林和林木采伐限定的最大控制指标，是具有法律强制力的，任何单位和个人都应当遵守，但现实的情况时，虽然国家每年都限定了采伐数额，但超限额采伐实际上在我国森林采伐中是一个公开的秘密。第四次森林资源清查间隔期内全国年均森林采伐消耗量超限额达4330多万立方米，而在“九五”期间，全国森林采伐消耗量按同口径比较，平均每年超限额采伐8600多万立方米。1999年，国家林业局组织对森林采伐限额执行情况进行抽样检查，被抽查的17个县（市）中有九个县（市）存在超限额采伐的现象，被抽查的10个森工企业局中有7个存在超限额采伐问题，分别占抽查数的52.9%和70%，有的县（市）和森工企业局超限额采伐高达150%。云南省昌宁县西桂林场1999年的采伐指标为10100立方米，但实际采伐15800立方米，超限额采伐5700立方米。实际上，各地有关超限额采伐的报道和相关数据根本无法一一列举，国家林业局最近一次的森林采伐限额情况检查表明，被检查发现的超限额采伐单位数量虽然有所下降，但超证采伐问题还是比较普遍，无证采伐问题也仍然突出。

3、凭证采伐制度的执行力不从心。经国家批准的森林采伐限额必须分解并分配到森工企业及林场才能得到落实，但是指望被分配到采伐指标的单位自觉地按照限额进行采伐是不现实的，因此，为了使限额采伐制度得以执行，除了由林业主管部门对限额采伐执行情况进行必要的检查之外，森林法及其实施条例还规定了凭证采伐制度。《森林法》第三十二条规定：“采伐林木必须申请采伐许可证，按许可证的规定进行采伐；农村居民采伐自留地和房前屋后个人所有的零星林木除外。”森林法及其实施条例还对林木采伐许可证的核发权限作了相应的规定。凭证采伐制度是保证森林采伐行为能够按照核定的采伐限额及木材生产计划进行的管理制度，林政部门也正是通过核发采伐许可证实现对采伐限额的监督管理，核发采伐许可证的部门不得超过批准的年森林采伐限额和年度木材生产计划发放采伐许可证。但是，至今为止许多林政部门仍然存在超限额发证、发人情证、关系证的情况。另外，依照森林法及其实施条例，国有林业企业事业单位申请采伐许可证时，必须提交伐区调查设计文件，《国务院批转国家林业局关于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十五”期间年森林采伐限额审核意见报告的通知》（国发[2001]2号）进一步规定，集体森林经营单位和集体经济组织采伐林木，也必须实行伐区调查设计文件，经林政部门审批通过后方可领取采伐许可证，采伐作业必须按照经批准的调查设计文件进行；在采伐过程中，林政部门还要进行安全生产监督检查和伐后验收，以保证按许可证及设计文件的要求实施采伐作业；采伐作业完成后的当年或者次年必须完成更新造林任务，核发采伐许可证的部门应当组织对更新面积、树种、质量进行验收，核发更新验收合格证，未完成更新造林任务的单位不能取得采伐许可证。上述规定不能说不详尽、不完善，但是，由于森林面积太大，结构复杂，执行上述关于伐前设计审批、伐中检查、伐后验收的规定有严格的技术要求，需要太多的人力物力，执行成本太高，基层林政部门几乎无法承受，因此，上述规定在基层实际上很难得到执行。

4、对超限额采伐行为的处罚左右为难。不能得到执行的法律制度比没有制度更可怕。对于违法限额采伐制度的行为，森林法、刑法等法律法规规定了应当承担的行政责任、刑事责任，其中确定的处罚措施是明确而且严厉的，但是，很多超限额采伐行为是由地方政府与企业法人引起的，有关数据表明，在1994年至1998年间发生的超限额采伐行为，除了有10%是由于群众性的滥砍盗伐引起的外，其余的超限额采伐都与地方政府和企业法人有关。而且，在很多情况下，超限额采伐行为也并非是简单的违法、犯罪行为，其背后大都有很多无奈的理由，有的森工企业是为了清偿沉重的债务或者为了支付工人工资、维持企业的基本生存条件而被迫超限额采伐，有的地方政府甚至完全是为了公益事业被迫超限额采伐，对于这样的“违法”、“犯罪”行为，执法部门、司法部门处理起来常因他们毕竟“事出有因”而感到左右为难。

5、现行的采伐限额制度妨碍了社会资金投资林业的积极性。社会资金投资林业无疑是利国利民利己的事情，从所有权的层面考虑，社会资金投资林业所形成的林木应当属于投资者所有，他们完全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志在不损害他人利益的前提下处分自己的林木，这是所有权的本义也是市场经济的本义。但是，在采伐限额制度下，社会资金投资所形成的林木也仍然要受到采伐限额的约束，投资者无法按照自己的意志行使自己的所有权。客观上妨碍了投资者投资林业的积极性。中央电视台报道的陕西农民石光银联合当地100多户农民治沙造林，他们所造林木价值达1000多万元，但因为其所造林木大多是生态林，因此根本无法取得采伐指标，以至于连300多万元的银行贷款也无法偿还，陷入了守着金饭碗讨饭吃的怪圈。现在，许多地方正在进行林业经营体制改革，将国家和集体所有的商品林，通过承包、拍卖、租赁等形式流转给个人经营，以激励非公有制主体参与林业建设，在此过程中，投资者最担心的就是自己在经营期间受采伐限额的制约不能通过对林木的采伐、销售取得经营效益。

二、完善现行森林采伐限额制度的意见

（一）对改革现行采伐限额制度的观点的评析

无论是林业管理部门、林业从业人员还是研究人员，都意识到了现行森林采伐限额制度面临的问题及存在的弊端并纷纷提出改革和完善现行采伐限额制度的设想。综合起来，关于改革采伐限额制度的观点主要有三种：

第一种观点认为应当取消采伐限额制度。该种观点认为，不允许或限制经济人采伐林木，好像是保护了森林，事实上是打击了经济人从事林业生产的积极性。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限额采伐及采伐许可证制度纯属多余，国有森林谈不上限额采伐，也没有必要实施限额采伐，国家完全可以根据生态需要和木材市场拟定生产计划，行使自己的所有权。集体所有、个人所有的林木，他们自己会权衡何时采伐、采伐多少，无需政府操心。

第二种观点认为应当将采伐限额制度仅限定在国有林区。该种观点认为，应当取消对集体林和私有林所采取的强制性的采伐限额制度，将采伐限额的适用范围缩小到国有林区。

本文认为，上述两种观点未能充分考虑到中国的森林资源现状，都是不妥当的。首先，由于观念本身的原因及发展经济的现实需要，我国的森林资源长期被作为工业化资本积累的重要来源而处于超强度采伐之中，出于发展地方经济的目的而采伐森林或占用林地的行为并没有受到太多的责难，森林的生态服务功能被忽视并遭到严重破坏。虽然国家在这些年来实施了包括天保工程在内的林业六大工程建设，林业发展也正在发生由以木材生产为主转向以生态建设为主的转变，局部生态环境有所改善，但总体上看，我国森林资源仍然处于休养生息阶段，森林资源的数量和质量并没有实现根本性的好转，生态系统也仍然十分脆弱，并且这种状况并不能在短期内得到解决。因此，完全取消采伐限额制度是十分危险的，它可能使林业建设与发展已经取得的成绩毁于一旦。其次，我国绝大部分的森林资源所有权属于国家，由国有森工企业及国有林场管理和使用。由于历史的原因，国有森工企业及国有林场仍然存在债务负担沉重、经营效益低下、投资不足甚至无法支付职工工资等情况，如果完全取消采伐限额制度，国有森工企业及国有林场为了改善企业本身的生存状况，势必又回到原来依靠采伐森林维持生计的老路。第三，将采伐限额制度的适用范围限定在国有林区也并非可取。森林资源的生态服务功能是一个整体，并不会因为它是国家所有、集体所有或私人所有而有所区别，虽然现在集体及私有林木占全部森林资源的比例较小，其中私有林占全国森林面积的比例不到12%，但它对整个林业的发展及生态系统的改善所起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更何况随着国家鼓励非公有制林业发展的措施不断得到落实，私有林业的比重将有所扩大。如果取消对集体林业的采伐限额制度，集体所有的森林可能重新被肆意砍伐，因为众所周知的是，由于我国大部分集体组织特别是林区集体组织的公共积累有限，抗风险能力和投资集体公益事业的能力很低，不能排除集体组织有希望通过采伐林木的方式尽快增加公共积累、举办公益事业的可能，甚至不能排除少数掌握权力的人以集体的名义砍伐林木谋取私利的可能。对于私有林而言，虽然在理论上，要求私人提供诸如生态环境这样的公共产品既是不经济也是不妥当的，但考虑到我国国民生态观念及生活水平的现实，特别是森林生态补偿机制尚未完全建立的情况下，取消对私有林的采伐限额约束也是值得商榷的，因为取消对私有林采伐限额的约束，意味着私人对自己的林木在何时砍伐、如何砍伐、砍伐多少等方面有完全的自主权，那么，投资人由于个人兴趣而不再愿意投资林业或者有其他从业机会或者觉得木材价格合适等等原因，都有权对自己的林木采取皆伐的方式进行采伐，于是，原来的荒山将仍然是荒山，生态环境的改善也就无从谈起。这种现象在有的地方已经出现，如江西某县的一个私人投资者在2002年投标取得林场的经营权后，为了尽快收回投资并获取投资回报，当年就置采伐指标于不顾而大肆采伐林木。

第三种观点认为应当在实行森林分类经营及建立生态效益补偿机制的基础上坚持并改革森林采伐限额制度。自2002年始，国家颁布的一系列改革现行采伐限额制度的文件，包括《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林业发展的决定》、《国家林业局关于严格天然林采伐管理的意见》（林资发[2002]223号）、《国家林业局关于完善人工商品林采伐管理的意见》（林资发[2002]224号）等，都体现了这一观点。这一观点的总体思路是，在坚持限额采伐和凭证采伐的前提下，将森林资源区分为公益林和商品林两大类，分别采取不同的采伐限额制度，对公益林实行禁伐、限伐措施，对商品林的采伐政策予以放宽，在法定的采伐限额内确保人工用材林、私有林的采伐要求。本文认为，根据我国现在的森林资源与生态环境状况，这一措施应该是恰当的选择。

（二）完善森林限额采伐制度需要采取的措施

为了保证森林采伐限额制度确实有利于使我国的林业发展从木材林业向生态林业转变，需要采取以下措施对该项制度加以完善。

1.尽快完成森林分类区划。由国家林业局会同有关部门制定森林分类区划标准与方法，各地按照区划标准与方法尽快完成森林分类区划工作，在将森林资源区划为公益林和商品林的基础上，将公益林进一步区划为国家重点公益林和地方重点公益林，将商品林进一步区划为天然商品林和人工用材林。

2.根据森林分类区划制定不同的限额采伐措施。对于重点公益林特别是国家重点公益林，实行禁伐，严格保护，只能进行抚育性采伐或者改造性采伐；对于天然商品林实行限伐措施，确保人工商品林的采伐额度。对天然商品林和人工商品林分别编制采伐限额并执行。

森林采伐限额制度范文篇2

【关键词】森林采伐；限额管理制度；森林资源

充足的森林资源能够对环境起到很大的保护，其不仅能够防止水土流失，并且还能起到净化空气以及调节气候的作用。随着我国社会经济飞速的发展以及人口不断的增长，进而在城市建设以及居民生活方面对于木材的需要也是日渐加大，而在经济利益面前，滥砍乱伐现象也是越来越严重，而这也是严重的破坏到森林资源。所以，采取相关有效的措施来控制这一现象也是十分的有必要，森林采伐限额管理制度也是为我国森林资源管理方面提供了执行的依据，通过合理的资源配置以及科学的资源利用来将林业市场经营规范起来，这也是能够在很大程度上避免森林资源出现大规模的消耗，进而更好的保证生态环境的平衡。

1实证结果

1.1基本实证结果。为了给出断点回归的准确参照结果，我们首先在表1中的第一列和第五列中使用最小二乘法的估算结果，在这之中。第一列为森林采伐限额管理制度对森林面积的影响，而第五列为其对活立木蓄积量的影响。回归结果显示森林采伐限额管理制度对有林地面积以及活立木蓄积量有着负向的影响，不过影响不大[1]。总的来说，国家希望通过政府加强管制来实现森林资源的稳定增长的目的没能实现，而在对比分类管制以及全面实施的制度对有领地面积的影响回归系数我们能够清楚的知道，当国家加大森林采伐管理的力度，也就是说在森林采伐限额管理制度中实施分类管制制度之后，制度对森林资源负向的影响会明显的加大，这也是表明，政府管理力度的加强不仅仅起不到保护森林资源的目的，反而还会使得森林资源受到更加严重的破坏。1.2断点回归相关检验。断点回归之所以能够有效的解决内生性这一问题，其主要就是因为我们假设其在断点附近的样本点随机的，所以我们首先就能保证不会存在着样本操纵的问题，不然的话估计结果肯定是会存在着偏差的[2]。尽管国家强力要求各省级相关部门统一实施森林采伐限额管理制度，但是因为信息之间的不对称，所以使得各省相关部门怠与执行。由此可见，各个省级林业主管部门很有可能会对森林采伐限额管理制度实施的时间施加影响，但是，只要省级林业主管部门没能完全的控制制度的实施时间，那森林采伐限额管理制度的影响作用依旧可以通过断点回归来进行识别。因为数据可得性这一问题的存在，所以要想直接检验省级政府是否对森林采伐限额管理制度的实施时间的控制比较难，以此我们可以采用替代的方法来进行，也就是直接运用McCrary检验来对断点附近的分布情况进行相关考察，如果存在明显的断点，那也就是说明省级部门可能已经完全的控制住了制度的实施时间，反之则没有。1.3工程造林面积断点回归。从以上分析我们能够发现森林采伐限额管理制度的效果不是特别的理想，但是结合相关数据分析结果显示，长期开展重点工程造林项目却能够促进我国森林资源的稳定发展。必须得提出来就是，虽然我国的重点工程造林面积随着制度不变迁的各个阶段时间会发生一定的变化，但是工程造林面积所使用的是年度数据，和我们估计森林资源所使用的数据是不一样的，所以这并不能表明森林资源的断点和重点工程造林面积的断点是重合的。

2导致森林采伐限额管理制度失灵的主要原因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也是能够清楚的知道森林采伐限额管理制度并没能有效的保护好森林资源。事实上，该制度主要就是通过约束森林经营者的采伐行为来实现保护森林资源的目的，所以能否真正的限制住森林经营者的采伐行为也就显得十分的关键[3]。当森林经营者过度的依赖于山林时，在经济利益的诱惑下以及生存压力的激励下，他们通常都会直接无证盗伐或者是通过各种手段去获得额外的采伐资格等来打破当前的采伐管制，进而导致采伐量的增加，采伐限额管理制度失灵，即便政府加大采伐管理的力度还是很难起到理想的效果。具体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来进行说明：1）尽管是森林采伐管理制度的强度提升会提升盗砍滥伐的成本，但是这也会提升市场中木材的价格，所以盗砍滥伐的现象还是很难禁止；2）增加森林采伐管制强度也会导致设租寻租的空间变大，山林高依赖者获得额外采伐资格的可能性也就进一步的增大，所以森林资源还是无法得到有效的保护。不过对于一些对山林依赖度不高的森林经营者来说，因为其对林木的需求较小，而通过其他手段来增加采伐量得到的收益远远小于相应的成本，所以它们突破现有制度来进行采伐的可能性也就较小，所以这种地区的森林采伐限额管理制度的实施也就能够得到理想的效果。由此可见，森林采伐限额管理制度能否实现森林资源保护作用主要还是取决于森林经营者对于森林的依赖度。

3结语

综上所述，我们能够清楚的知道，当森林资源遭到破坏的时候，国家政府通常都会采取制定相关制度来进行问题的解决，但是这种方法实行起来难度加大，仅仅只能对一些对山林依赖度不高的地区起到一定的保护效果。所以，政府管制很难从根本上解决森林资源被破坏这一严重问题。因此，进行简政放权就显得十分的有必要了，这也就是说在限额总量不变的基础之上，将政府管制力度进行软化。这样不仅能够保护我国森林生态红线不被越过，同时还能有效的解决权力寻租设租等相关问题。此外，导致森林采伐限额管理制度失效的重要原因就是森林经营者对山林太过依赖，所以政府也是应该大力的发展林区来代替产业，以此来降低对山林的依赖度，使得森林采伐限额管理制度能够起到更好的效果。

参考文献

[1]何文剑,徐静文,张红霄.森林采伐限额管理制度能否起到保护森林资源的作用[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6,26(7):128-136.

[2]何文剑,张红霄,徐静文.森林采伐限额管理制度能否起到保护森林资源的作用:一个文献综述[J].中国农村观察,2016,(2):84-93.

森林采伐限额制度范文篇3

关键词：采伐限额森林改革

森林是陆地生态系统的主体，森林的功能包括产品功能、服务功能和文化价值。森林功能的多样性决定了森林对于一国经济发展、生态建设的重要价值，因此，可持续林业成为世界各国可持续发展中的共同命题。在我国，由于十分复杂的原因，林业的建设与发展受到了多方面的制约，出现了森林发展的非可持续性，这种非可持续性发展的总体表现可以概括为森林长期过伐、林地大量流失、树种简单化、林分幼龄化、林地衰退生产力下降等。在这些森林非可持续性发展的表现中，森林的长期过伐是一个十分严重的问题。

在建国初期，为满足国家恢复经济的需要，我国的森林便被大面积采伐，此后则将森林采伐作为森林经营实体维持生存及支持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长期以来对森林的过度的、掠夺性的采伐直接导致了我国森林蓄积量的严重下降和生态环境的严重恶化，为此，我国制定的《森林法》规定了森林采伐限额制度，试图通过控制森林采伐总量来遏制森林滥伐现象，但是，自1987年开始实施的森林采伐限额制度并未完全达到设计该项法律制度的初衷，超限额采伐现象依然十分严重，根据第五次全国森林资源清查（1994—1998）的结果，全国年均林木采伐量超采伐限额8679.4万立方米，超采额比例为33.8%，有的国有林场更因长期超限额采伐导致可开采的森林资源耗尽而被迫停产。

森林采伐限额是上级主管部门依据法定程序和方法制定的，经国家行政主管部门批准的，具有法律效力的特定行政区域或经营单位每年以各种方式采伐消耗的森林资源蓄积最大限额，是国家对森林和林木采伐限定的最大控制指标。依照森林法，国家根据用材林的消耗量低于生产量的原则，严格控制森林年采伐量，采伐林木必须申请采伐许可证，按许可证的规定进行采伐，对包括超限额采伐在内的滥伐林木的行为，滥伐森林或者其他林木，如果以立木材积计算不足2立方米或者幼树不足50株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责令补种滥伐株数5倍的树木，并处滥伐林木价值2倍至3倍的罚款。如果以立木材积计算2立方米以上或者幼树50株以上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责令补种滥伐株数5倍的树木，并处滥伐林木价值3倍至5倍的罚款。滥伐林木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应该说，设计森林采伐限额制度的目的及该项制度本身的制度价值是十分直接而明了的，那就是通过控制森林的年采伐量来达到逐年增加森林资源存量从而最终实现森林的永续利用，可持续经营并改善生态环境，维护生态安全，但是，长期存在的大面积超限额采伐的现实使得该项实施多年的法律制度不仅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反而使其有形同虚设之嫌。对于出现这一结果的原因，很多人从不同角度进行了分析并对改良我国的森林采伐限额制度提出了不同的意见，本文认为，一项法律制度未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原因肯定是多方面的，而对于一项法律制度的完善，必须充分考虑个市场主体的利益诉求。本文试图在看到我国森林采伐限额制度面临的诸多问题的基础上，为该项制度的完善提出一些建议。

一、森林采伐限额制度面临的问题

实际上，对于森林采伐限额制度所面临的问题，几乎所有与林业有关的部门和人员都或多或少地有所认识，2002年林业发展报告指出，森林采伐限额政策在推进林业市场化进程、明细和落实林业产权，推进林业分类经营改革及平原林业的采伐管理亟待完善。2003年林业发展报告则表明，虽然在2002年间，国家林业局下发了《关于调整人工用材林采伐管理政策的通知》和《关于国家重点防护林和特种用途林生态效益补偿试点单位“十五”期间年采伐限额调减的批复》，使森林采伐限额执行情况有所好转，超限额采伐的势头得到了一定程度的遏制，但超限额采伐现象并未从根本上杜绝。连续两年的林业发展报告关于森林采伐限额的分析表明，虽然国家对采伐限额的管理有所调整，对制度的执行也越发严格，但超限额采伐依然存在，这说明采伐限额制度的执行甚至采伐限额制度本身都面临着许多需要考虑的问题。综合起来，该项制度面临的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采伐限额编制依据的准确性受到质疑。毫无疑问，科学而准确地编制采伐限额是森林采伐限额制度达到逐步增加森林面积及森林蓄积量的目的的首要保证，可以想象，如果采伐限额的编制本身就是不准确的，森林采伐限额制度的功能就无法实现。依据规定，森林采伐限额的编制程序是，全民所有的森林和林木以国有的林业局、林场、农场、厂矿为单位，集体所有的森林和林木及农村居民自留山的林木以县为单位，根据合理经营和永续利用的原则，提出年森林采伐限额指标，逐级上报。省、自治区、直辖市林业主管部门对上报的森林年采伐限额指标进行汇总、平衡，经同级人民政府审核后，报国务院批准。国务院批准的年森林采伐限额，每5年调整一次。可以看出，森林采伐限额编制的基本依据基层单位在森林经营方案中提出的合理年伐量（年采伐限额指标），因此，森林采伐量的准确性又是森林采伐限额准确性的前提。从森林经理的角度讲，为保证经营单位的森林资源可持续经营，分析论证合理年伐量应当遵循一定的原则和要求，其中对于商品林年伐量的确定要用生长量控制采伐量，除了遭受严重灾害需要及时清理迹地或进行抢救性采伐外，年伐蓄积一般不能超过年净生长量；对于生态公益林，要在法规、条例和规程允许的范围内，根据不同林种的特点和林分的实际情况，只能进行更新或改造性采伐。由于森林资源本身的动态性和复杂性，森林资源的数量、质量及内在结构都处于不断的变动之中，这种特点决定了行政辖区或经营单位制定森林年采伐量的复杂性。理论上说，各经营单位是根据森林资源规划设计调查的结果提出森林年采伐量及采伐限额的，但是，具体的经营单位特别是国有林场，由于其首要的经营目标是发展地方经济及维持本单位的生存与发展，他们更少甚至根本不愿意考虑其经营行为的生态效益，加上现有的体制缺乏促使他们在自己的经营行为中注重生态效益的内在及外在激励，他们显然更倾向于通过多报采伐限额来获得经济效益，因此，他们制定并上报的采伐限额的科学性、准确性被受到合理的怀疑。

2.超限额采伐现象依然严重。本来，森林采伐限额作为国家对森林和林木采伐限定的最大控制指标，是具有法律强制力的，任何单位和个人都应当遵守，但现实的情况时，虽然国家每年都限定了采伐数额，但超限额采伐实际上在我国森林采伐中是一个公开的秘密。第四次森林资源清查间隔期内全国年均森林采伐消耗量超限额达4330多万立方米，而在“九五”期间，全国森林采伐消耗量按同口径比较，平均每年超限额采伐8600多万立方米。1999年，国家林业局组织对森林采伐限额执行情况进行抽样检查，被抽查的17个县（市）中有九个县（市）存在超限额采伐的现象，被抽查的10个森工企业局中有7个存在超限额采伐问题，分别占抽查数的52.9%和70%，有的县（市）和森工企业局超限额采伐高达150%。云南省昌宁县西桂林场1999年的采伐指标为10100立方米，但实际采伐15800立方米，超限额采伐5700立方米。实际上，各地有关超限额采伐的报道和相关数据根本无法一一列举，国家林业局最近一次的森林采伐限额情况检查表明，被检查发现的超限额采伐单位数量虽然有所下降，但超证采伐问题还是比较普遍，无证采伐问题也仍然突出。

3、凭证采伐制度的执行力不从心。经国家批准的森林采伐限额必须分解并分配到森工企业及林场才能得到落实，但是指望被分配到采伐指标的单位自觉地按照限额进行采伐是不现实的，因此，为了使限额采伐制度得以执行，除了由林业主管部门对限额采伐执行情况进行必要的检查之外，森林法及其实施条例还规定了凭证采伐制度。《森林法》第三十二条规定：“采伐林木必须申请采伐许可证，按许可证的规定进行采伐；农村居民采伐自留地和房前屋后个人所有的零星林木除外。”森林法及其实施条例还对林木采伐许可证的核发权限作了相应的规定。凭证采伐制度是保证森林采伐行为能够按照核定的采伐限额及木材生产计划进行的管理制度，林政部门也正是通过核发采伐许可证实现对采伐限额的监督管理，核发采伐许可证的部门不得超过批准的年森林采伐限额和年度木材生产计划发放采伐许可证。但是，至今为止许多林政部门仍然存在超限额发证、发人情证、关系证的情况。另外，依照森林法及其实施条例，国有林业企业事业单位申请采伐许可证时，必须提交伐区调查设计文件，《国务院批转国家林业局关于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十五”期间年森林采伐限额审核意见报告的通知》（国发[2001]2号）进一步规定，集体森林经营单位和集体经济组织采伐林木，也必须实行伐区调查设计文件，经林政部门审批通过后方可领取采伐许可证，采伐作业必须按照经批准的调查设计文件进行；在采伐过程中，林政部门还要进行安全生产监督检查和伐后验收，以保证按许可证及设计文件的要求实施采伐作业；采伐作业完成后的当年或者次年必须完成更新造林任务，核发采伐许可证的部门应当组织对更新面积、树种、质量进行验收，核发更新验收合格证，未完成更新造林任务的单位不能取得采伐许可证。上述规定不能说不详尽、不完善，但是，由于森林面积太大，结构复杂，执行上述关于伐前设计审批、伐中检查、伐后验收的规定有严格的技术要求，需要太多的人力物力，执行成本太高，基层林政部门几乎无法承受，因此，上述规定在基层实际上很难得到执行。

4、对超限额采伐行为的处罚左右为难。不能得到执行的法律制度比没有制度更可怕。对于违法限额采伐制度的行为，森林法、刑法等法律法规规定了应当承担的行政责任、刑事责任，其中确定的处罚措施是明确而且严厉的，但是，很多超限额采伐行为是由地方政府与企业法人引起的，有关数据表明，在1994年至1998年间发生的超限额采伐行为，除了有10%是由于群众性的滥砍盗伐引起的外，其余的超限额采伐都与地方政府和企业法人有关。而且，在很多情况下，超限额采伐行为也并非是简单的违法、犯罪行为，其背后大都有很多无奈的理由，有的森工企业是为了清偿沉重的债务或者为了支付工人工资、维持企业的基本生存条件而被迫超限额采伐，有的地方政府甚至完全是为了公益事业被迫超限额采伐，对于这样的“违法”、“犯罪”行为，执法部门、司法部门处理起来常因他们毕竟“事出有因”而感到左右为难。

5、现行的采伐限额制度妨碍了社会资金投资林业的积极性。社会资金投资林业无疑是利国利民利己的事情，从所有权的层面考虑，社会资金投资林业所形成的林木应当属于投资者所有，他们完全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志在不损害他人利益的前提下处分自己的林木，这是所有权的本义也是市场经济的本义。但是，在采伐限额制度下，社会资金投资所形成的林木也仍然要受到采伐限额的约束，投资者无法按照自己的意志行使自己的所有权。客观上妨碍了投资者投资林业的积极性。中央电视台报道的陕西农民石光银联合当地100多户农民治沙造林，他们所造林木价值达1000多万元，但因为其所造林木大多是生态林，因此根本无法取得采伐指标，以至于连300多万元的银行贷款也无法偿还，陷入了守着金饭碗讨饭吃的怪圈。现在，许多地方正在进行林业经营体制改革，将国家和集体所有的商品林，通过承包、拍卖、租赁等形式流转给个人经营，以激励非公有制主体参与林业建设，在此过程中，投资者最担心的就是自己在经营期间受采伐限额的制约不能通过对林木的采伐、销售取得经营效益。

二、完善现行森林采伐限额制度的意见

（一）对改革现行采伐限额制度的观点的评析

无论是林业管理部门、林业从业人员还是研究人员，都意识到了现行森林采伐限额制度面临的问题及存在的弊端并纷纷提出改革和完善现行采伐限额制度的设想。综合起来，关于改革采伐限额制度的观点主要有三种：

第一种观点认为应当取消采伐限额制度。该种观点认为，不允许或限制经济人采伐林木，好像是保护了森林，事实上是打击了经济人从事林业生产的积极性。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限额采伐及采伐许可证制度纯属多余，国有森林谈不上限额采伐，也没有必要实施限额采伐，国家完全可以根据生态需要和木材市场拟定生产计划，行使自己的所有权。集体所有、个人所有的林木，他们自己会权衡何时采伐、采伐多少，无需政府操心。

第二种观点认为应当将采伐限额制度仅限定在国有林区。该种观点认为，应当取消对集体林和私有林所采取的强制性的采伐限额制度，将采伐限额的适用范围缩小到国有林区。

本文认为，上述两种观点未能充分考虑到中国的森林资源现状，都是不妥当的。首先，由于观念本身的原因及发展经济的现实需要，我国的森林资源长期被作为工业化资本积累的重要来源而处于超强度采伐之中，出于发展地方经济的目的而采伐森林或占用林地的行为并没有受到太多的责难，森林的生态服务功能被忽视并遭到严重破坏。虽然国家在这些年来实施了包括天保工程在内的林业六大工程建设，林业发展也正在发生由以木材生产为主转向以生态建设为主的转变，局部生态环境有所改善，但总体上看，我国森林资源仍然处于休养生息阶段，森林资源的数量和质量并没有实现根本性的好转，生态系统也仍然十分脆弱，并且这种状况并不能在短期内得到解决。因此，完全取消采伐限额制度是十分危险的，它可能使林业建设与发展已经取得的成绩毁于一旦。其次，我国绝大部分的森林资源所有权属于国家，由国有森工企业及国有林场管理和使用。由于历史的原因，国有森工企业及国有林场仍然存在债务负担沉重、经营效益低下、投资不足甚至无法支付职工工资等情况，如果完全取消采伐限额制度，国有森工企业及国有林场为了改善企业本身的生存状况，势必又回到原来依靠采伐森林维持生计的老路。第三，将采伐限额制度的适用范围限定在国有林区也并非可取。森林资源的生态服务功能是一个整体，并不会因为它是国家所有、集体所有或私人所有而有所区别，虽然现在集体及私有林木占全部森林资源的比例较小，其中私有林占全国森林面积的比例不到12%，但它对整个林业的发展及生态系统的改善所起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更何况随着国家鼓励非公有制林业发展的措施不断得到落实，私有林业的比重将有所扩大。如果取消对集体林业的采伐限额制度，集体所有的森林可能重新被肆意砍伐，因为众所周知的是，由于我国大部分集体组织特别是林区集体组织的公共积累有限，抗风险能力和投资集体公益事业的能力很低，不能排除集体组织有希望通过采伐林木的方式尽快增加公共积累、举办公益事业的可能，甚至不能排除少数掌握权力的人以集体的名义砍伐林木谋取私利的可能。对于私有林而言，虽然在理论上，要求私人提供诸如生态环境这样的公共产品既是不经济也是不妥当的，但考虑到我国国民生态观念及生活水平的现实，特别是森林生态补偿机制尚未完全建立的情况下，取消对私有林的采伐限额约束也是值得商榷的，因为取消对私有林采伐限额的约束，意味着私人对自己的林木在何时砍伐、如何砍伐、砍伐多少等方面有完全的自主权，那么，投资人由于个人兴趣而不再愿意投资林业或者有其他从业机会或者觉得木材价格合适等等原因，都有权对自己的林木采取皆伐的方式进行采伐，于是，原来的荒山将仍然是荒山，生态环境的改善也就无从谈起。这种现象在有的地方已经出现，如江西某县的一个私人投资者在2002年投标取得林场的经营权后，为了尽快收回投资并获取投资回报，当年就置采伐指标于不顾而大肆采伐林木。

第三种观点认为应当在实行森林分类经营及建立生态效益补偿机制的基础上坚持并改革森林采伐限额制度。自2002年始，国家颁布的一系列改革现行采伐限额制度的文件，包括《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林业发展的决定》、《国家林业局关于严格天然林采伐管理的意见》（林资发[2002]223号）、《国家林业局关于完善人工商品林采伐管理的意见》（林资发[2002]224号）等，都体现了这一观点。这一观点的总体思路是，在坚持限额采伐和凭证采伐的前提下，将森林资源区分为公益林和商品林两大类，分别采取不同的采伐限额制度，对公益林实行禁伐、限伐措施，对商品林的采伐政策予以放宽，在法定的采伐限额内确保人工用材林、私有林的采伐要求。本文认为，根据我国现在的森林资源与生态环境状况，这一措施应该是恰当的选择。

（二）完善森林限额采伐制度需要采取的措施

为了保证森林采伐限额制度确实有利于使我国的林业发展从木材林业向生态林业转变，需要采取以下措施对该项制度加以完善。

1.尽快完成森林分类区划。由国家林业局会同有关部门制定森林分类区划标准与方法，各地按照区划标准与方法尽快完成森林分类区划工作，在将森林资源区划为公益林和商品林的基础上，将公益林进一步区划为国家重点公益林和地方重点公益林，将商品林进一步区划为天然商品林和人工用材林。

2.根据森林分类区划制定不同的限额采伐措施。对于重点公益林特别是国家重点公益林，实行禁伐，严格保护，只能进行抚育性采伐或者改造性采伐；对于天然商品林实行限伐措施，确保人工商品林的采伐额度。对天然商品林和人工商品林分别编制采伐限额并执行。

森林采伐限额制度范文篇4

实际上，对于森林采伐限额制度所面临的问题，几乎所有与林业有关的部门和人员都或多或少地有所认识，2002年林业发展报告指出，森林采伐限额政策在推进林业市场化进程、明细和落实林业产权，推进林业分类经营改革及平原林业的采伐管理亟待完善。2003年林业发展报告则表明，虽然在2002年间，国家林业局下发了《关于调整人工用材林采伐管理政策的通知》和《关于国家重点防护林和特种用途林生态效益补偿试点单位“十五”期间年采伐限额调减的批复》，使森林采伐限额执行情况有所好转，超限额采伐的势头得到了一定程度的遏制，但超限额采伐现象并未从根本上杜绝。连续两年的林业发展报告关于森林采伐限额的分析表明，虽然国家对采伐限额的管理有所调整，对制度的执行也越发严格，但超限额采伐依然存在，这说明采伐限额制度的执行甚至采伐限额制度本身都面临着许多需要考虑的问题。综合起来，该项制度面临的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采伐限额编制依据的准确性受到质疑。毫无疑问，科学而准确地编制采伐限额是森林采伐限额制度达到逐步增加森林面积及森林蓄积量的目的的首要保证，可以想象，如果采伐限额的编制本身就是不准确的，森林采伐限额制度的功能就无法实现。依据规定，森林采伐限额的编制程序是，全民所有的森林和林木以国有的林业局、林场、农场、厂矿为单位，集体所有的森林和林木及农村居民自留山的林木以县为单位，根据合理经营和永续利用的原则，提出年森林采伐限额指标，逐级上报。省、自治区、直辖市林业主管部门对上报的森林年采伐限额指标进行汇总、平衡，经同级人民政府审核后，报国务院批准。国务院批准的年森林采伐限额，每5年调整一次。可以看出，森林采伐限额编制的基本依据基层单位在森林经营方案中提出的合理年伐量（年采伐限额指标），因此，森林采伐量的准确性又是森林采伐限额准确性的前提。从森林经理的角度讲，为保证经营单位的森林资源可持续经营，分析论证合理年伐量应当遵循一定的原则和要求，其中对于商品林年伐量的确定要用生长量控制采伐量，除了遭受严重灾害需要及时清理迹地或进行抢救性采伐外，年伐蓄积一般不能超过年净生长量；对于生态公益林，要在法规、条例和规程允许的范围内，根据不同林种的特点和林分的实际情况，只能进行更新或改造性采伐。由于森林资源本身的动态性和复杂性，森林资源的数量、质量及内在结构都处于不断的变动之中，这种特点决定了行政辖区或经营单位制定森林年采伐量的复杂性。理论上说，各经营单位是根据森林资源规划设计调查的结果提出森林年采伐量及采伐限额的，但是，具体的经营单位特别是国有林场，由于其首要的经营目标是发展地方经济及维持本单位的生存与发展，他们更少甚至根本不愿意考虑其经营行为的生态效益，加上现有的体制缺乏促使他们在自己的经营行为中注重生态效益的内在及外在激励，他们显然更倾向于通过多报采伐限额来获得经济效益，因此，他们制定并上报的采伐限额的科学性、准确性被受到合理的怀疑。

2.超限额采伐现象依然严重。本来，森林采伐限额作为国家对森林和林木采伐限定的最大控制指标，是具有法律强制力的，任何单位和个人都应当遵守，但现实的情况时，虽然国家每年都限定了采伐数额，但超限额采伐实际上在我国森林采伐中是一个公开的秘密。第四次森林资源清查间隔期内全国年均森林采伐消耗量超限额达4330多万立方米，而在“九五”期间，全国森林采伐消耗量按同口径比较，平均每年超限额采伐8600多万立方米。1999年，国家林业局组织对森林采伐限额执行情况进行抽样检查，被抽查的17个县（市）中有九个县（市）存在超限额采伐的现象，被抽查的10个森工企业局中有7个存在超限额采伐问题，分别占抽查数的52.9%和70%，有的县（市）和森工企业局超限额采伐高达150%。云南省昌宁县西桂林场1999年的采伐指标为10100立方米，但实际采伐15800立方米，超限额采伐5700立方米。实际上，各地有关超限额采伐的报道和相关数据根本无法一一列举，国家林业局最近一次的森林采伐限额情况检查表明，被检查发现的超限额采伐单位数量虽然有所下降，但超证采伐问题还是比较普遍，无证采伐问题也仍然突出。

3、凭证采伐制度的执行力不从心。经国家批准的森林采伐限额必须分解并分配到森工企业及林场才能得到落实，但是指望被分配到采伐指标的单位自觉地按照限额进行采伐是不现实的，因此，为了使限额采伐制度得以执行，除了由林业主管部门对限额采伐执行情况进行必要的检查之外，森林法及其实施条例还规定了凭证采伐制度。《森林法》第三十二条规定：“采伐林木必须申请采伐许可证，按许可证的规定进行采伐；农村居民采伐自留地和房前屋后个人所有的零星林木除外。”森林法及其实施条例还对林木采伐许可证的核发权限作了相应的规定。凭证采伐制度是保证森林采伐行为能够按照核定的采伐限额及木材生产计划进行的管理制度，林政部门也正是通过核发采伐许可证实现对采伐限额的监督管理，核发采伐许可证的部门不得超过批准的年森林采伐限额和年度木材生产计划发放采伐许可证。但是，至今为止许多林政部门仍然存在超限额发证、发人情证、关系证的情况。另外，依照森林法及其实施条例，国有林业企业事业单位申请采伐许可证时，必须提交伐区调查设计文件，《国务院批转国家林业局关于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十五”期间年森林采伐限额审核意见报告的通知》（国发[2001]2号）进一步规定，集体森林经营单位和集体经济组织采伐林木，也必须实行伐区调查设计文件，经林政部门审批通过后方可领取采伐许可证，采伐作业必须按照经批准的调查设计文件进行；在采伐过程中，林政部门还要进行安全生产监督检查和伐后验收，以保证按许可证及设计文件的要求实施采伐作业；采伐作业完成后的当年或者次年必须完成更新造林任务，核发采伐许可证的部门应当组织对更新面积、树种、质量进行验收，核发更新验收合格证，未完成更新造林任务的单位不能取得采伐许可证。上述规定不能说不详尽、不完善，但是，由于森林面积太大，结构复杂，执行上述关于伐前设计审批、伐中检查、伐后验收的规定有严格的技术要求，需要太多的人力物力，执行成本太高，基层林政部门几乎无法承受，因此，上述规定在基层实际上很难得到执行。

4、对超限额采伐行为的处罚左右为难。不能得到执行的法律制度比没有制度更可怕。对于违法限额采伐制度的行为，森林法、刑法等法律法规规定了应当承担的行政责任、刑事责任，其中确定的处罚措施是明确而且严厉的，但是，很多超限额采伐行为是由地方政府与企业法人引起的，有关数据表明，在1994年至1998年间发生的超限额采伐行为，除了有10%是由于群众性的滥砍盗伐引起的外，其余的超限额采伐都与地方政府和企业法人有关。而且，在很多情况下，超限额采伐行为也并非是简单的违法、犯罪行为，其背后大都有很多无奈的理由，有的森工企业是为了清偿沉重的债务或者为了支付工人工资、维持企业的基本生存条件而被迫超限额采伐，有的地方政府甚至完全是为了公益事业被迫超限额采伐，对于这样的“违法”、“犯罪”行为，执法部门、司法部门处理起来常因他们毕竟“事出有因”而感到左右为难。

5、现行的采伐限额制度妨碍了社会资金投资林业的积极性。社会资金投资林业无疑是利国利民利己的事情，从所有权的层面考虑，社会资金投资林业所形成的林木应当属于投资者所有，他们完全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志在不损害他人利益的前提下处分自己的林木，这是所有权的本义也是市场经济的本义。但是，在采伐限额制度下，社会资金投资所形成的林木也仍然要受到采伐限额的约束，投资者无法按照自己的意志行使自己的所有权。客观上妨碍了投资者投资林业的积极性。中央电视台报道的陕西农民石光银联合当地100多户农民治沙造林，他们所造林木价值达1000多万元，但因为其所造林木大多是生态林，因此根本无法取得采伐指标，以至于连300多万元的银行贷款也无法偿还，陷入了守着金饭碗讨饭吃的怪圈。现在，许多地方正在进行林业经营体制改革，将国家和集体所有的商品林，通过承包、拍卖、租赁等形式流转给个人经营，以激励非公有制主体参与林业建设，在此过程中，投资者最担心的就是自己在经营期间受采伐限额的制约不能通过对林木的采伐、销售取得经营效益。

二、完善现行森林采伐限额制度的意见

（一）对改革现行采伐限额制度的观点的评析

无论是林业管理部门、林业从业人员还是研究人员，都意识到了现行森林采伐限额制度面临的问题及存在的弊端并纷纷提出改革和完善现行采伐限额制度的设想。综合起来，关于改革采伐限额制度的观点主要有三种：

第一种观点认为应当取消采伐限额制度。该种观点认为，不允许或限制经济人采伐林木，好像是保护了森林，事实上是打击了经济人从事林业生产的积极性。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限额采伐及采伐许可证制度纯属多余，国有森林谈不上限额采伐，也没有必要实施限额采伐，国家完全可以根据生态需要和木材市场拟定生产计划，行使自己的所有权。集体所有、个人所有的林木，他们自己会权衡何时采伐、采伐多少，无需政府操心。

第二种观点认为应当将采伐限额制度仅限定在国有林区。该种观点认为，应当取消对集体林和私有林所采取的强制性的采伐限额制度，将采伐限额的适用范围缩小到国有林区。

本文认为，上述两种观点未能充分考虑到中国的森林资源现状，都是不妥当的。首先，由于观念本身的原因及发展经济的现实需要，我国的森林资源长期被作为工业化资本积累的重要来源而处于超强度采伐之中，出于发展地方经济的目的而采伐森林或占用林地的行为并没有受到太多的责难，森林的生态服务功能被忽视并遭到严重破坏。虽然国家在这些年来实施了包括天保工程在内的林业六大工程建设，林业发展也正在发生由以木材生产为主转向以生态建设为主的转变，局部生态环境有所改善，但总体上看，我国森林资源仍然处于休养生息阶段，森林资源的数量和质量并没有实现根本性的好转，生态系统也仍然十分脆弱，并且这种状况并不能在短期内得到解决。因此，完全取消采伐限额制度是十分危险的，它可能使林业建设与发展已经取得的成绩毁于一旦。其次，我国绝大部分的森林资源所有权属于国家，由国有森工企业及国有林场管理和使用。由于历史的原因，国有森工企业及国有林场仍然存在债务负担沉重、经营效益低下、投资不足甚至无法支付职工工资等情况，如果完全取消采伐限额制度，国有森工企业及国有林场为了改善企业本身的生存状况，势必又回到原来依靠采伐森林维持生计的老路。第三，将采伐限额制度的适用范围限定在国有林区也并非可取。森林资源的生态服务功能是一个整体，并不会因为它是国家所有、集体所有或私人所有而有所区别，虽然现在集体及私有林木占全部森林资源的比例较小，其中私有林占全国森林面积的比例不到12%，但它对整个林业的发展及生态系统的改善所起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更何况随着国家鼓励非公有制林业发展的措施不断得到落实，私有林业的比重将有所扩大。如果取消对集体林业的采伐限额制度，集体所有的森林可能重新被肆意砍伐，因为众所周知的是，由于我国大部分集体组织特别是林区集体组织的公共积累有限，抗风险能力和投资集体公益事业的能力很低，不能排除集体组织有希望通过采伐林木的方式尽快增加公共积累、举办公益事业的可能，甚至不能排除少数掌握权力的人以集体的名义砍伐林木谋取私利的可能。对于私有林而言，虽然在理论上，要求私人提供诸如生态环境这样的公共产品既是不经济也是不妥当的，但考虑到我国国民生态观念及生活水平的现实，特别是森林生态补偿机制尚未完全建立的情况下，取消对私有林的采伐限额约束也是值得商榷的，因为取消对私有林采伐限额的约束，意味着私人对自己的林木在何时砍伐、如何砍伐、砍伐多少等方面有完全的自主权，那么，投资人由于个人兴趣而不再愿意投资林业或者有其他从业机会或者觉得木材价格合适等等原因，都有权对自己的林木采取皆伐的方式进行采伐，于是，原来的荒山将仍然是荒山，生态环境的改善也就无从谈起。这种现象在有的地方已经出现，如江西某县的一个私人投资者在2002年投标取得林场的经营权后，为了尽快收回投资并获取投资回报，当年就置采伐指标于不顾而大肆采伐林木。

第三种观点认为应当在实行森林分类经营及建立生态效益补偿机制的基础上坚持并改革森林采伐限额制度。自2002年始，国家颁布的一系列改革现行采伐限额制度的文件，包括《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林业发展的决定》、《国家林业局关于严格天然林采伐管理的意见》（林资发[2002]223号）、《国家林业局关于完善人工商品林采伐管理的意见》（林资发[2002]224号）等，都体现了这一观点。这一观点的总体思路是，在坚持限额采伐和凭证采伐的前提下，将森林资源区分为公益林和商品林两大类，分别采取不同的采伐限额制度，对公益林实行禁伐、限伐措施，对商品林的采伐政策予以放宽，在法定的采伐限额内确保人工用材林、私有林的采伐要求。本文认为，根据我国现在的森林资源与生态环境状况，这一措施应该是恰当的选择。

（二）完善森林限额采伐制度需要采取的措施

为了保证森林采伐限额制度确实有利于使我国的林业发展从木材林业向生态林业转变，需要采取以下措施对该项制度加以完善。

1.尽快完成森林分类区划。由国家林业局会同有关部门制定森林分类区划标准与方法，各地按照区划标准与方法尽快完成森林分类区划工作，在将森林资源区划为公益林和商品林的基础上，将公益林进一步区划为国家重点公益林和地方重点公益林，将商品林进一步区划为天然商品林和人工用材林。

2.根据森林分类区划制定不同的限额采伐措施。对于重点公益林特别是国家重点公益林，实行禁伐，严格保护，只能进行抚育性采伐或者改造性采伐；对于天然商品林实行限伐措施，确保人工商品林的采伐额度。对天然商品林和人工商品林分别编制采伐限额并执行。

3.建立生态效益补偿机制。建立生态效益补偿基金，纳入中央和地方财政预算，对公益林分别由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给予相应的补贴；对集体及私人业主营造的林木被区划为公益林的，由国家收购，不愿意被区划为公益林的，当地林业主管部门应当与集体或私人业主签订禁伐、限伐协议并给予相应的补偿；对于私人业主营造的商品林，其不愿意继续经营又不能转让给他人的，也应当由国家予以收购并给予一定的补偿；逐步建立生态公益林补偿金缴纳制度，要求生态公益林使用者、直接受益于生态公益林的供水、风景旅游、林地矿产开采、征占用生态公益林林地等经营单位或个人缴纳生态公益林补偿金。

4.加强采伐限额制度执行的监督检查。首先应当加强对公益林、天然商品林在伐区调查设计、伐后验收、采伐更新等各个环节的监督检查。其次，虽然对人工商品林的采伐限额予以放宽，主要由经营者按照森林经营方案确定，但是，人工商品林的采伐同样事关生态环境和水土保持，因此，经营者应当严格按照森林经营方案的内容实施，林业主管部门则应当加强对森林经营方案实施的监督检查。

森林采伐限额制度范文篇5

关键词：采伐限额森林改革

森林是陆地生态系统的主体，森林的功能包括产品功能、服务功能和文化价值。森林功能的多样性决定了森林对于一国经济发展、生态建设的重要价值，因此，可持续林业成为世界各国可持续发展中的共同命题。在我国，由于十分复杂的原因，林业的建设与发展受到了多方面的制约，出现了森林发展的非可持续性，这种非可持续性发展的总体表现可以概括为森林长期过伐、林地大量流失、树种简单化、林分幼龄化、林地衰退生产力下降等。在这些森林非可持续性发展的表现中，森林的长期过伐是一个十分严重的问题。

在建国初期，为满足国家恢复经济的需要，我国的森林便被大面积采伐，此后则将森林采伐作为森林经营实体维持生存及支持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长期以来对森林的过度的、掠夺性的采伐直接导致了我国森林蓄积量的严重下降和生态环境的严重恶化，为此，我国制定的《森林法》规定了森林采伐限额制度，试图通过控制森林采伐总量来遏制森林滥伐现象，但是，自1987年开始实施的森林采伐限额制度并未完全达到设计该项法律制度的初衷，超限额采伐现象依然十分严重，根据第五次全国森林资源清查（1994—1998）的结果，全国年均林木采伐量超采伐限额8679.4万立方米，超采额比例为33.8%，有的国有林场更因长期超限额采伐导致可开采的森林资源耗尽而被迫停产。

森林采伐限额是上级主管部门依据法定程序和方法制定的，经国家行政主管部门批准的，具有法律效力的特定行政区域或经营单位每年以各种方式采伐消耗的森林资源蓄积最大限额，是国家对森林和林木采伐限定的最大控制指标。依照森林法，国家根据用材林的消耗量低于生产量的原则，严格控制森林年采伐量，采伐林木必须申请采伐许可证，按许可证的规定进行采伐，对包括超限额采伐在内的滥伐林木的行为，滥伐森林或者其他林木，如果以立木材积计算不足2立方米或者幼树不足50株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责令补种滥伐株数5倍的树木，并处滥伐林木价值2倍至3倍的罚款。如果以立木材积计算2立方米以上或者幼树50株以上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责令补种滥伐株数5倍的树木，并处滥伐林木价值3倍至5倍的罚款。滥伐林木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应该说，设计森林采伐限额制度的目的及该项制度本身的制度价值是十分直接而明了的，那就是通过控制森林的年采伐量来达到逐年增加森林资源存量从而最终实现森林的永续利用，可持续经营并改善生态环境，维护生态安全，但是，长期存在的大面积超限额采伐的现实使得该项实施多年的法律制度不仅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反而使其有形同虚设之嫌。对于出现这一结果的原因，很多人从不同角度进行了分析并对改良我国的森林采伐限额制度提出了不同的意见，本文认为，一项法律制度未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原因肯定是多方面的，而对于一项法律制度的完善，必须充分考虑个市场主体的利益诉求。本文试图在看到我国森林采伐限额制度面临的诸多问题的基础上，为该项制度的完善提出一些建议。

一、森林采伐限额制度面临的问题

实际上，对于森林采伐限额制度所面临的问题，几乎所有与林业有关的部门和人员都或多或少地有所认识，2002年林业发展报告指出，森林采伐限额政策在推进林业市场化进程、明细和落实林业产权，推进林业分类经营改革及平原林业的采伐管理亟待完善。2003年林业发展报告则表明，虽然在2002年间，国家林业局下发了《关于调整人工用材林采伐管理政策的通知》和《关于国家重点防护林和特种用途林生态效益补偿试点单位“十五”期间年采伐限额调减的批复》，使森林采伐限额执行情况有所好转，超限额采伐的势头得到了一定程度的遏制，但超限额采伐现象并未从根本上杜绝。连续两年的林业发展报告关于森林采伐限额的分析表明，虽然国家对采伐限额的管理有所调整，对制度的执行也越发严格，但超限额采伐依然存在，这说明采伐限额制度的执行甚至采伐限额制度本身都面临着许多需要考虑的问题。综合起来，该项制度面临的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采伐限额编制依据的准确性受到质疑。毫无疑问，科学而准确地编制采伐限额是森林采伐限额制度达到逐步增加森林面积及森林蓄积量的目的的首要保证，可以想象，如果采伐限额的编制本身就是不准确的，森林采伐限额制度的功能就无法实现。依据规定，森林采伐限额的编制程序是，全民所有的森林和林木以国有的林业局、林场、农场、厂矿为单位，集体所有的森林和林木及农村居民自留山的林木以县为单位，根据合理经营和永续利用的原则，提出年森林采伐限额指标，逐级上报。省、自治区、直辖市林业主管部门对上报的森林年采伐限额指标进行汇总、平衡，经同级人民政府审核后，报国务院批准。国务院批准的年森林采伐限额，每5年调整一次。可以看出，森林采伐限额编制的基本依据基层单位在森林经营方案中提出的合理年伐量（年采伐限额指标），因此，森林采伐量的准确性又是森林采伐限额准确性的前提。从森林经理的角度讲，为保证经营单位的森林资源可持续经营，分析论证合理年伐量应当遵循一定的原则和要求，其中对于商品林年伐量的确定要用生长量控制采伐量，除了遭受严重灾害需要及时清理迹地或进行抢救性采伐外，年伐蓄积一般不能超过年净生长量；对于生态公益林，要在法规、条例和规程允许的范围内，根据不同林种的特点和林分的实际情况，只能进行更新或改造性采伐。由于森林资源本身的动态性和复杂性，森林资源的数量、质量及内在结构都处于不断的变动之中，这种特点决定了行政辖区或经营单位制定森林年采伐量的复杂性。理论上说，各经营单位是根据森林资源规划设计调查的结果提出森林年采伐量及采伐限额的，但是，具体的经营单位特别是国有林场，由于其首要的经营目标是发展地方经济及维持本单位的生存与发展，他们更少甚至根本不愿意考虑其经营行为的生态效益，加上现有的体制缺乏促使他们在自己的经营行为中注重生态效益的内在及外在激励，他们显然更倾向于通过多报采伐限额来获得经济效益，因此，他们制定并上报的采伐限额的科学性、准确性被受到合理的怀疑。

2.超限额采伐现象依然严重。本来，森林采伐限额作为国家对森林和林木采伐限定的最大控制指标，是具有法律强制力的，任何单位和个人都应当遵守，但现实的情况时，虽然国家每年都限定了采伐数额，但超限额采伐实际上在我国森林采伐中是一个公开的秘密。第四次森林资源清查间隔期内全国年均森林采伐消耗量超限额达4330多万立方米，而在“九五”期间，全国森林采伐消耗量按同口径比较，平均每年超限额采伐8600多万立方米。1999年，国家林业局组织对森林采伐限额执行情况进行抽样检查，被抽查的17个县（市）中有九个县（市）存在超限额采伐的现象，被抽查的10个森工企业局中有7个存在超限额采伐问题，分别占抽查数的52.9%和70%，有的县（市）和森工企业局超限额采伐高达150%。云南省昌宁县西桂林场1999年的采伐指标为10100立方米，但实际采伐15800立方米，超限额采伐5700立方米。实际上，各地有关超限额采伐的报道和相关数据根本无法一一列举，国家林业局最近一次的森林采伐限额情况检查表明，被检查发现的超限额采伐单位数量虽然有所下降，但超证采伐问题还是比较普遍，无证采伐问题也仍然突出。

3、凭证采伐制度的执行力不从心。经国家批准的森林采伐限额必须分解并分配到森工企业及林场才能得到落实，但是指望被分配到采伐指标的单位自觉地按照限额进行采伐是不现实的，因此，为了使限额采伐制度得以执行，除了由林业主管部门对限额采伐执行情况进行必要的检查之外，森林法及其实施条例还规定了凭证采伐制度。《森林法》第三十二条规定：“采伐林木必须申请采伐许可证，按许可证的规定进行采伐；农村居民采伐自留地和房前屋后个人所有的零星林木除外。”森林法及其实施条例还对林木采伐许可证的核发权限作了相应的规定。凭证采伐制度是保证森林采伐行为能够按照核定的采伐限额及木材生产计划进行的管理制度，林政部门也正是通过核发采伐许可证实现对采伐限额的监督管理，核发采伐许可证的部门不得超过批准的年森林采伐限额和年度木材生产计划发放采伐许可证。但是，至今为止许多林政部门仍然存在超限额发证、发人情证、关系证的情况。另外，依照森林法及其实施条例，国有林业企业事业单位申请采伐许可证时，必须提交伐区调查设计文件，《国务院批转国家林业局关于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十五”期间年森林采伐限额审核意见报告的通知》（国发[2001]2号）进一步规定，集体森林经营单位和集体经济组织采伐林木，也必须实行伐区调查设计文件，经林政部门审批通过后方可领取采伐许可证，采伐作业必须按照经批准的调查设计文件进行；在采伐过程中，林政部门还要进行安全生产监督检查和伐后验收，以保证按许可证及设计文件的要求实施采伐作业；采伐作业完成后的当年或者次年必须完成更新造林任务，核发采伐许可证的部门应当组织对更新面积、树种、质量进行验收，核发更新验收合格证，未完成更新造林任务的单位不能取得采伐许可证。上述规定不能说不详尽、不完善，但是，由于森林面积太大，结构复杂，执行上述关于伐前设计审批、伐中检查、伐后验收的规定有严格的技术要求，需要太多的人力物力，执行成本太高，基层林政部门几乎无法承受，因此，上述规定在基层实际上很难得到执行。

4、对超限额采伐行为的处罚左右为难。不能得到执行的法律制度比没有制度更可怕。对于违法限额采伐制度的行为，森林法、刑法等法律法规规定了应当承担的行政责任、刑事责任，其中确定的处罚措施是明确而且严厉的，但是，很多超限额采伐行为是由地方政府与企业法人引起的，有关数据表明，在1994年至1998年间发生的超限额采伐行为，除了有10%是由于群众性的滥砍盗伐引起的外，其余的超限额采伐都与地方政府和企业法人有关。而且，在很多情况下，超限额采伐行为也并非是简单的违法、犯罪行为，其背后大都有很多无奈的理由，有的森工企业是为了清偿沉重的债务或者为了支付工人工资、维持企业的基本生存条件而被迫超限额采伐，有的地方政府甚至完全是为了公益事业被迫超限额采伐，对于这样的“违法”、“犯罪”行为，执法部门、司法部门处理起来常因他们毕竟“事出有因”而感到左右为难。

5、现行的采伐限额制度妨碍了社会资金投资林业的积极性。社会资金投资林业无疑是利国利民利己的事情，从所有权的层面考虑，社会资金投资林业所形成的林木应当属于投资者所有，他们完全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志在不损害他人利益的前提下处分自己的林木，这是所有权的本义也是市场经济的本义。但是，在采伐限额制度下，社会资金投资所形成的林木也仍然要受到采伐限额的约束，投资者无法按照自己的意志行使自己的所有权。客观上妨碍了投资者投资林业的积极性。中央电视台报道的陕西农民石光银联合当地100多户农民治沙造林，他们所造林木价值达1000多万元，但因为其所造林木大多是生态林，因此根本无法取得采伐指标，以至于连300多万元的银行贷款也无法偿还，陷入了守着金饭碗讨饭吃的怪圈。现在，许多地方正在进行林业经营体制改革，将国家和集体所有的商品林，通过承包、拍卖、租赁等形式流转给个人经营，以激励非公有制主体参与林业建设，在此过程中，投资者最担心的就是自己在经营期间受采伐限额的制约不能通过对林木的采伐、销售取得经营效益。

二、完善现行森林采伐限额制度的意见

（一）对改革现行采伐限额制度的观点的评析

无论是林业管理部门、林业从业人员还是研究人员，都意识到了现行森林采伐限额制度面临的问题及存在的弊端并纷纷提出改革和完善现行采伐限额制度的设想。综合起来，关于改革采伐限额制度的观点主要有三种：

第一种观点认为应当取消采伐限额制度。该种观点认为，不允许或限制经济人采伐林木，好像是保护了森林，事实上是打击了经济人从事林业生产的积极性。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限额采伐及采伐许可证制度纯属多余，国有森林谈不上限额采伐，也没有必要实施限额采伐，国家完全可以根据生态需要和木材市场拟定生产计划，行使自己的所有权。集体所有、个人所有的林木，他们自己会权衡何时采伐、采伐多少，无需政府操心。

第二种观点认为应当将采伐限额制度仅限定在国有林区。该种观点认为，应当取消对集体林和私有林所采取的强制性的采伐限额制度，将采伐限额的适用范围缩小到国有林区。

本文认为，上述两种观点未能充分考虑到中国的森林资源现状，都是不妥当的。首先，由于观念本身的原因及发展经济的现实需要，我国的森林资源长期被作为工业化资本积累的重要来源而处于超强度采伐之中，出于发展地方经济的目的而采伐森林或占用林地的行为并没有受到太多的责难，森林的生态服务功能被忽视并遭到严重破坏。虽然国家在这些年来实施了包括天保工程在内的林业六大工程建设，林业发展也正在发生由以木材生产为主转向以生态建设为主的转变，局部生态环境有所改善，但总体上看，我国森林资源仍然处于休养生息阶段，森林资源的数量和质量并没有实现根本性的好转，生态系统也仍然十分脆弱，并且这种状况并不能在短期内得到解决。因此，完全取消采伐限额制度是十分危险的，它可能使林业建设与发展已经取得的成绩毁于一旦。其次，我国绝大部分的森林资源所有权属于国家，由国有森工企业及国有林场管理和使用。由于历史的原因，国有森工企业及国有林场仍然存在债务负担沉重、经营效益低下、投资不足甚至无法支付职工工资等情况，如果完全取消采伐限额制度，国有森工企业及国有林场为了改善企业本身的生存状况，势必又回到原来依靠采伐森林维持生计的老路。第三，将采伐限额制度的适用范围限定在国有林区也并非可取。森林资源的生态服务功能是一个整体，并不会因为它是国家所有、集体所有或私人所有而有所区别，虽然现在集体及私有林木占全部森林资源的比例较小，其中私有林占全国森林面积的比例不到12%，但它对整个林业的发展及生态系统的改善所起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更何况随着国家鼓励非公有制林业发展的措施不断得到落实，私有林业的比重将有所扩大。如果取消对集体林业的采伐限额制度，集体所有的森林可能重新被肆意砍伐，因为众所周知的是，由于我国大部分集体组织特别是林区集体组织的公共积累有限，抗风险能力和投资集体公益事业的能力很低，不能排除集体组织有希望通过采伐林木的方式尽快增加公共积累、举办公益事业的可能，甚至不能排除少数掌握权力的人以集体的名义砍伐林木谋取私利的可能。对于私有林而言，虽然在理论上，要求私人提供诸如生态环境这样的公共产品既是不经济也是不妥当的，但考虑到我国国民生态观念及生活水平的现实，特别是森林生态补偿机制尚未完全建立的情况下，取消对私有林的采伐限额约束也是值得商榷的，因为取消对私有林采伐限额的约束，意味着私人对自己的林木在何时砍伐、如何砍伐、砍伐多少等方面有完全的自主权，那么，投资人由于个人兴趣而不再愿意投资林业或者有其他从业机会或者觉得木材价格合适等等原因，都有权对自己的林木采取皆伐的方式进行采伐，于是，原来的荒山将仍然是荒山，生态环境的改善也就无从谈起。这种现象在有的地方已经出现，如江西某县的一个私人投资者在2002年投标取得林场的经营权后，为了尽快收回投资并获取投资回报，当年就置采伐指标于不顾而大肆采伐林木。

第三种观点认为应当在实行森林分类经营及建立生态效益补偿机制的基础上坚持并改革森林采伐限额制度。自2002年始，国家颁布的一系列改革现行采伐限额制度的文件，包括《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林业发展的决定》、《国家林业局关于严格天然林采伐管理的意见》（林资发[2002]223号）、《国家林业局关于完善人工商品林采伐管理的意见》（林资发[2002]224号）等，都体现了这一观点。这一观点的总体思路是，在坚持限额采伐和凭证采伐的前提下，将森林资源区分为公益林和商品林两大类，分别采取不同的采伐限额制度，对公益林实行禁伐、限伐措施，对商品林的采伐政策予以放宽，在法定的采伐限额内确保人工用材林、私有林的采伐要求。本文认为，根据我国现在的森林资源与生态环境状况，这一措施应该是恰当的选择。

（二）完善森林限额采伐制度需要采取的措施

为了保证森林采伐限额制度确实有利于使我国的林业发展从木材林业向生态林业转变，需要采取以下措施对该项制度加以完善。

1.尽快完成森林分类区划。由国家林业局会同有关部门制定森林分类区划标准与方法，各地按照区划标准与方法尽快完成森林分类区划工作，在将森林资源区划为公益林和商品林的基础上，将公益林进一步区划为国家重点公益林和地方重点公益林，将商品林进一步区划为天然商品林和人工用材林。

2.根据森林分类区划制定不同的限额采伐措施。对于重点公益林特别是国家重点公益林，实行禁伐，严格保护，只能进行抚育性采伐或者改造性采伐；对于天然商品林实行限伐措施，确保人工商品林的采伐额度。对天然商品林和人工商品林分别编制采伐限额并执行。公务员之家

森林采伐限额制度范文篇6

一、森林采伐限额管理制度主要研究内容

1森林采伐限额管理制度的必要性研究自从1987年正式实施森林采伐限额管理制度后，对于森林采伐限额管理制度在必要性的讨论一直存在，学者们对于其存在必要性的观点主要可分为以下两种。1.1森林采伐限额制度是必要的部分学者认为森林采伐限额管理制度存在是必要的，是由我国的基本国情决定的。我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人均有林地面积和蓄积仅占世界人均水平的18%和13%，我国的森林资源肩负着提供建设用材与生活用材，保护生态环境，调节气候，治理水土流失的作用。森林过量采伐,造成了环境的破坏，自然灾害的加剧，必须实施森林采伐限额制度，保护现有匮乏的森林资源瑞。章晓静对采伐限额管理制度的必要性研究采用了调查问卷的方式，在福建省10个县市共向林农发放问卷500份，调研中，90%以上的林农认为采伐管理制度作为一项重要的法律制度是必要的，采伐管理制度可以规范林木的采伐，保障林农的权益。采伐限额管理制度符合我国国情和林情的需要，必须坚定不移地执行采伐管理制度不动摇。1.2对商品林进行采伐限额管理是不必要的另一类观点认为，应将森林采伐限额制度仅限定在国有林区。对商品林的限额制度是不必要的。乔娜在对40户江西省铜鼓县林农的访谈中，45%的林农认为采伐限额制度是不合理的，森林采伐限额制度与林业产权制度改革相冲突。应进行森林分类经营管理，重新制定和调整各类森林的经营方案，对国家所有的公益林，实行禁伐、限伐措施；应对非公有制商品林进行森林采伐限额制度改革，将采伐制度大胆放开，允许经营者在在国家规定的范围内，根据市场的变化和自己意志自主采伐这部分商品林，并对不能按期获取采伐指标的林农给予经济补偿。但由于森林在我国生态安全中的特殊作用，森林采伐限额的改革应当慎重进行，反复调研，稳步推进。2超限额采伐的原因研究据国家林业局对全国森林采伐限额执行情况的检查，自采伐限额制度实施以来，部分伐区一直存在着超限额采伐、无证采伐和其他违规采伐的情况。对于这种情况出现的原因，学者们从多个角度进行了分析。从委托理论角度分析，在国有森林资源的经营方面，政府和森工企业之间是委托人和人的关系，通过契约委托森工企业对森林资源进行经营和管理工作。当利润分享的对象是森林资源管理的监督机构时，政府很难监督企业，超限额采伐的程度随着信息不对称的程度而加重。在一些财政后发地区，地方政府基于财政动机而进行的干预可能助长林业企业的采伐行为，是造成林业企业超限额采伐的制度原因。此外，对商品林采伐限额制度的实施使经营者很难实现经济效益，采伐限额与市场需求量之间的矛盾使木材供需失衡，价格上升，促使经营者为追求经济利润，违反采伐限额制度，这导致了黑色市场交易现象的不断恶化。采伐限额管理制度下林业生产经营者沉重货币和非货币采伐成本是林农超额采伐的原因之一。林农对于超限额采伐的决策取决于其采伐的收益函数，当超限额采伐的收益大于成本时，超额采伐情况就会发生。如果林农采伐成本负担过重，无论政府的支付函数是多少，林农的最优选择都是滥伐。政府是否推行采伐限额的决策概率由林农不遵守的成本和林农的既得利益决定的。而林农是否遵守采伐限额的决策是由政府推行采伐限额的成本和收益决定的。3采伐限额制度对林农经营行为影响研究3.1采伐限额制度对林农投资行为的影响研究一部分学者认为，采伐限额制度对林农投资经营行为影响不大。如朱洪革认为采伐限额政策只影响承包户近期获取林下经济的收益，并进而影响其林下经济投资行为，而对造林抚育投资影响不显著。持有同样观点的还有唐磊，他认为，林农选择是否继续投资造林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制约，其中包括林地条件，家庭状况、造林补贴、采伐成本、市场状况和采伐限额等因素。林农在是否投资造林受林地条件和家庭状况两个因素的影响较为显著，而采伐限额虽然限制了林农对林木的处置权，但对林农是否投资造林影响不大。也有观点认为，由于林业生产的长期性和市场价格的未知性，林农大多不打算近期采伐限林木，林农的联户经营也使经营风降低，指标便于获取。所以采伐限额制度对林农造林行为的影响并不显著。另一部分学者认为，采伐限额制度抑制了林农的投资经营行为。森林资源管理者的权力寻租现象普遍，对林木的采伐权形成垄断，影响了森林资源的有效配置，损害了林农利益。在严格的限额采伐制度下，林农投资很难实现经营商品林要想获得经济利益，这无疑会影响职工对森林的投资热情，另外，采伐限额制度对林地林木流转体系也造成了一定的阻碍作用，使林业投融资实行困难。詹黎锋通过实证研究表明:受过采伐限额因素影响的林农比起未受过影响的林农,可能会减少73.8%的造林投资,采伐限额极大地影响了林农造林投资的积极性。3.2采伐限额制度对森林经营影响的研究从产权经济学方面分析，采伐限额制度使得林木所有者对其所拥有的林木的处置权受到了限制，造成了产权残缺，造林预期收入的保障性也随之降低，强制向林区职工经营的森林资源索取生态服务，在法理上不具备合理性。然而林农的采伐行为是受到多种因素的共同影响的。除了采伐限额制度外，还有木材市场的供求状况，林农个人的采伐意愿，以及林木生长周期等因素的影响。林农的采伐行为受限额采伐制度的影响较大，在采伐方式、采伐面积和采伐时限上的管理缺乏灵活性，使得林农的采伐决策不是根据市场行情追求利润最大化的情况下做出的。付存军对农户的调查发现，在样本118个林农中，林农进行木材采伐的地块仅占8.47%，农户的采伐决策受到了采伐限额制度的严重制约。在国有林权制度改革下，国家对于流转林的采伐限额指标没有单列，职工对地产次生林进行的森林经营活动需经所在林业局批准，而过高的审批权限，繁琐的审批程序，林业局未对采伐进行批复都将影响森林经营活动的正常开展。在长期看来，林改户转让林地，大户集中的情况将可能发生。4森林采伐限额制度存在的问题分析随着集体林改制度改革和非公有制林业的发展，一些学者注意到现行的采伐限额制度对于非公有制林业的限制作用。这种限制作用主要是通过限制林木经营者的产权而产生的。4.1指标分配问题不合理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后，由于经营主体多元化，伐区数目增多林木采伐面积变小，林木权属不清，采伐纠纷不断，监管难以到位,指标更显不足，分类控制困难。政府垄断了采伐指标的管理。在分配上由于信息不对称，不完全，导致了社会资源的浪费。部分林农在经济压力下把山林贱买给采伐指标的拥有者，降低了林地生产率。按现行的采伐限额管理制度，能否获得采伐指标是林农落实林木处置权和收益权最关键的环节。而现行的采伐限额指标的编制不够科学，不利于森林资源的合理保护和利用。从产权经济学的角度来讲，采伐指标的分配与获取的难易程度决定了林农林业收入的损失程度，采伐限额制度使产权受到了稀释，从而这部分资源流入了公共领域，产权管制的程度决定了租值耗散的程度。而在采伐限额指标分配的过程中，追求平均分配会使得资源配置不合理，指标不会全部分配到生产条件好的商品林生产者手中。可能会出现苦乐不均的情况。4.2对非公有制林业的限制在林业生产的长周期的限制下，商品林的投资经营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行业主管的控制。国有林权和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最根本的目的是激励非公有制主体参与林业建设，而投资者追求的是林木生产经营利润的最大化，随着林权制度改革的推进，林木的所有权、处置权、收益权已经还权于林农，但采伐限额与林农经营林地、林木的矛盾日益突出。而现行的森林采伐限额制度一方面遏制了林业乱砍滥伐现象，另一方面致使林业经营者不能按照市场的供求关系去进行调整采伐数量并对木材市场的变化进行灵活反应，不能根据市场需求来决定采伐数量和采伐时间，从而增加了商品林经营的风险，影响了林业经营者的投资积极性，限制了非公有制林业的进一步发展，进而使公共福利减少。4.3采伐限额制度面临的其他问题很多林政部门是以核发采伐许可证的方式来实现对森林资源的管理。但超额发证，发人情证和关系证的情况依然存在，执行凭证采伐制度力不从心。有时森工企业为了偿还债务或维持企业的生存而不得不超额采伐，这种行为通常与地方政府和企业法人有关，对超额采伐的处罚左右为难。另外，按目前的林木采伐设计，申请采伐所要办理的手续繁琐，效率低下。使农民负担和政府财政开支增加，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后，营林主体呈现多元化，林地面积小而分散，使得对森林采伐的监督管理难度加大。

二、采伐限额制度需要深入研究的问题

目前，我国学者在对森林采伐限额制度问题的研究中采取了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并把博弈论，制度经济学，产权经济学，非对称信息等理论用于解释采伐限额中存在的问题，但是，缺乏深入的理论探讨，个案研究并不多，并未形成系统的理论体系，因此，在今后的研究中，应注重理论方面的创新，并结合实地调研的数据，对该制度产生的影响进行探讨，用来指导森林采伐限额制度实施中出现的问题。在未来的研究中，仍有许多深入研究的问题：①已有学者已经从多个角度分析了林区超额采伐的原因，那么，应当采取何种激励或惩罚方式来对采伐的行为进行制约，在何种处罚参数和风险参数下，林农会自觉遵守采伐限额制度值得探讨；②随着集体林权制度的改革，采伐限额制度对于林权市场化，林地流转是否有影响，影响有多深，应加强对此的个案研究和实地调研；③采伐限额对林农的投资，经营行为的影响在不同地区，不同条件下是不同的。另外，采伐限额制度对于短期、中期和长期林农的投资，森林经营行为的影响是否相同，对此问题需要展开持续研究；④采伐限额指标的分配还没有找到最佳的方式，采伐限额指标如何公平和高效的分配给林农，需要创新采伐指标的分配思路，借鉴其他限额指标的分配方式。

作者：张默涵郑瑶单位：东北林业大学长春市净月潭水库管理处

森林采伐限额制度范文篇7

当前，我国十分重视林业的管理和森林的维护，不断出台森林采伐管理的相关政策与制度。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意见》明确指出，必须积极完善我国林木采伐管理机制，改进商品林采伐限额管理制度。建立更加科学合理的林木采伐管理制度，确保林业经济收益的同时，实现森林生态维护功能的发挥，走可持续发展之路。随着《关于开展森林可持续经营管理试点通知》的颁布，各单位基于采伐管理改革的基本原则、总体目标和要求，充分解放思想，将采伐管理改革落到实处，特别是采伐分类管理和采伐限额等方面[1]。但是随着森林经营管理的市场化，关于公益林抚育和商品林采伐的探讨也更为深入，主要集中在差别化采伐管理、精细化作业推进、森林抚育及采伐矛盾的解决等方面。

2我国森林采伐管理既存问题

2.1分区分类管理既存问题。我国森林采伐管理工作起步晚、发展慢，长期以粗放管理为主，执行分类经营时不可避免地存在分区不当、分区不细等问题，公益林被错误地划分为商品林，商品林被错当作公益林抚育。分区不细的主要后果是将公益林区非重点部分和重点部分混淆，以至于后期争取国家的公益林补助金时，人为地将非重点区域的森林划入公益林的范畴。粗放管理使得我国森林采伐管理较为混乱，加上管理措施的滞后，引发采伐管理限额等一系列矛盾，使得具备采伐条件的森林在保护范围内，而不具备采伐条件的森林却被肆意采伐。2.2采伐限额调控中存在的问题。基于区域性林业政策的差异化影响、木材市场行情的波动以及极端恶劣天气的影响等，经常出现采伐限额不够用或者采伐多而浪费的现象。多数情况下是条件较好时，经营者想获得更多的采伐限额，而条件不理想时，因希望申请少量的采伐限额而盲目地根据林木的生长量统配采伐限额，对应的是限额强行分配，不仅影响正常的林业经营，也影响林木抚育效果。2.3采伐限制及项目审批难度大。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集体林权被分散到个体林农户手中，其中林农享有林木的经营权和受益权，而国家如果基于自身角度进行采伐限额控制，往往会触发与林农户的矛盾等，使得林农户无法根据市场需求调整采伐数量，灵活选择采伐时间，无形中加大了林农户商品林经营的风险，也影响了林农户商品林承包经营的积极性，不利于我国林业经济的稳定持续发展。当前推行的对不消耗蓄积的抚育采伐项目进行审批制度，对林分的抚育进度和质量都有不利影响，从长远看不利于林下经济的发展，也不利于林木的生长。如果取消蓄积抚育采伐审批制度，那么国家少量的投资就能达到抚育的目的。林内那些影响林木生长的灌木、生长过密的被压木，可作为燃料使用，可以加工为木屑片或用以培养食用菌，为林下种植及养殖的人提供合适的平台和有效的机会，也能减少国家林木抚育的负担。建议取消不消耗蓄积的抚育采伐项目以及火灾木、病虫害木及其他非正常死亡林木采伐项目的审批[2]。2.4采伐管理忽视市场民众需求。我国森林采伐管理的改革多基于政府的视角，与市场经济和林业实际发展以及群众的实际诉求脱节严重。以限额采伐规定为例，其单纯反映的是森林资源保护的要求，而市场需求应占据主导地位，现在却被忽略，始终无法发挥资源配置的主导作用。采伐限额的制定往往以林业主管部门为决策主导，林农户缺乏实质性的参与权，因此现有的管理机制也无法调动林权所有者的积极性。有时林农户因得不到既定的经济期望，不得不将林权低价转卖出去，造成大量的寻租现象，扰乱了林木及其产品生产销售秩序，同时引发了社会对现有森林采伐管理机制的质疑。

3森林采伐管理的改进措施

3.1合理划分林区，林区精细管理。森林采伐管理中最为关键的就是将公益林和商品林区分管理，提高森林采伐管理的精细度。一般来说，要将生态区位较重要的森林区域划为重点保护区域，自然保护区由国家公益林管理部门严格管理，并承担管理责任；而偏远地区的生态区位将一般的森林区定义为一般保护区，由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和国有林场共同管理。村镇周边的森林区划为商品林区，将管理权发放给集体或者个人，各类型区域再进行细分，确定管理重点及经营问题探讨方向。鼓励集体或个人参与森林经营管理。针对权属有争议的情况，可以商议规整成片，方便统一化管理。针对擅自将公益林转变为商品林的必须严厉惩处，对于将一半用材林肆意转变为短轮伐期工业原料林的必须按照规定追究责任[3]。严厉打击擅自经营、擅自销售、破坏林木、违法森林采伐管理规定的行为，确保森林采伐有章可循、有法可依。3.2科学编制限额，地区差异分配。一方面要纠正现有采伐限额不合理的现象。因为各种原因而导致的采伐限额不合理的单位必须采取补救措施。基于对现有森林资源和林业市场现状的综合分析，科学编制并确定采伐限制额度，按规定程序申请调整或追加采伐限额，做好国家利益和林农户利益的均衡处理。另一方面，在森林采伐限额管理中，必须基于总体控制、弹性调整、区域调配的原则进行分配，综合森林蓄积量、生长量、年度市场需求量等指标，确定森林采伐限额。各地区之间要合理、均匀分配，基于各地的森林资源分布情况，执行各地差异分配原则，各地区也有权向国家林业局申请调整采伐限额。严格控制西北部山区及水土流失严重地区，适当放松东南部平原丘陵区。控制珍贵树种、慢生树种、公益林采伐限额，适当放松速生树种、商品林采伐限额等。3.3关注林户需求，合理放权调整。国家应给予林农户及地方政府一定范围内森林采伐的调整权，允许其基于市场变化，自主采伐所经营的商品林，对无法按期得到采伐指标的林农户给予相应的经济补偿。林农户在享有采伐额度调整权的同时，必须遵守国家采伐商品林的各项规定，接受林业主管部门监督管理。正视当前因为地方集权林权改革不彻底引发的改革不到户问题，建议在实行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时，将部分山区、单独区划出，走多村联合林业经营承包及管理之路，引导村民集体参股经营，解决林权改革不到户的实际矛盾。基于实事求是的原则，一切从实际出发，做好森林采伐的差异化针对性管理。3.4公平公正科学，兼顾各方利益。在森林采伐管理改革中，必须考虑到群众利益，关注市场森林资源的现实需求，科学合理地进行采伐管理，更好地分解、下达采伐限额和木材生产计划。林业主管部门在采伐指标分配上，坚持“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优先安排资源达到更新、主伐年龄，经营者想采愿采的。对于情况特殊的，如果急于采伐但没有分配到采伐指标的，必须合理性地调剂，尽可能地满足经营者的要求。在森林采伐管理中，必须接受群众的监督，张榜公示等，让群众信服，这是森林采伐管理到位的关键点。

总之，森林采伐管理一直是林木管理的重点和难点，其中涉及到多个矛盾，因此需要基于实际情况，实事求是地分析，解决森林采伐管理的现实问题，推动林业的持续稳定发展，为林农户交上满意的答卷。

参考文献：

[1]孟丽华.森林采伐限额管理制度能否起到保护森林资源的作用[J].农家参谋，2018（06）：109.

[2]原庆峰.改进森林采伐管理工作探讨[J].山西林业，2017（06）：18-19，48.

森林采伐限额制度范文篇8

1加强林业采伐管理工作

我国森林资源相对比较丰富，但是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由于缺乏有效的保护以及过量的开采利用，导致我国的森林资源受到巨大的破坏，造成当前我国森林资源短缺的局面。为了确保有限的林业资源得到科学合理的利用，实现可持续发展，因此需要实行森林采伐限额制度。

1．1确定林业采伐限额

按照国家相关的规定，对森林资源的采伐规定最大的指标，从而保证森林资源的可持续使用，这就是林业采伐限额制度。为了保证森林的可持续利用，在规定采伐限额的一个很重要的前提就是要保证采伐量要小于生长量。这样可以将森林的采伐数量远远的控制在低于生长量的情况下满足对木材的需要。随着我国林权制度改革，林农具有自主经营权，在经济利益的诱惑下，如果对于采伐数额规定太少，容易产生乱砍滥伐的现象发生，从而对集体林权制度改革产生不利的影响。因此在制定采伐计划的过程当中要对实际的情况进行相应的了解，在指标制定的过程当中充分的考虑生态、经济以及社会效益。在不超过采伐限额的前提下，应该全额下达生产指标，从而使林农能够获得林木处置权所带来的经济效益，巩固林权改革。

1．2合理公平分配林木采伐指标

我国对于林权制度进行改革，使林权具体到每个人身上，国家采取相应的措施鼓励林业生产，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林农生产的积极性。很多林农积极进行林木的种植，为了获得经济利益，因此希望拿到较多的采伐指标。如果在分配采伐指标的过程当中出现不合理或者是不公平的现象，就会严重降低林权改革的公信力。因此，要做好林木采伐指标的分配工作，从而使得林农能够真正的享受到林权改革所带来的收益。在林业的经营和管理过程当中，对林木采伐的限制应该逐步放开，使林业资源能够满足林农获得经济效益，同时也不会出现过量开采，使林业的生产量和采伐量能够保持一个大致的平衡，只有这样才能够使林农真正获得林木处置权所带来的实惠。当前采伐管理改革的目标，就是要让广大林农能够公平、公正地拿到采伐指标，落实林木收益权。最终实现林农依据自己的意愿编制森林经营方案，自主决定造林树种，经营方式、采伐类型、采伐量等，真正实现“山上管严，山下放活”，改变目前主管部门与林权权利人之间的“猫”、“鼠”关系为“鱼”、“水”关系，杜绝林木采伐指标的买卖和截留挪用，真正将林农的处置权和收益权落到实处，切实保护林农的正当权益。

1．3加强采伐监督管理

第一，林农在采伐的过程当中必须具有相应的采伐证，林业部门安排专门的监督人员在采伐的过程当中进行监督，防止出现超量采伐。第二，对于森林采伐限额的执行和落实情况进行审查，对于采伐过程当中存在的问题要及时的进行解决。第三，对于木材采伐、运输以及加工的各个环节都要加强相应的监督，从而保证采伐限额的执行效果，防止存在疏漏。

1．4严格执行凭证采伐制度

实行凭证采伐、凭证运输、凭证经营(加工)“三凭证”制度，不断规范“三证”管理。森林采伐限额制度是通过《林木采伐许可证》、《木材运输证》、《木材经营加工许可证》(以下简称“三证”)来具体实施的。“三证”管理得好与坏，直接影响到森林采伐限额制度的执行。为此我们不断规范“三证”的内容、格式，堵塞“三证”管理上的漏洞；不断健全“三证”审批、核发管理制度，规范管理行为；不断开展业务培训，提高人员素质；不断完善“三证”验证领证、交旧领新制度和办证人员持证上岗制度。

2科学调整，做好造林工程

2．1完善创新造林机制

在严格保护公益林的前提下，按照分类经营要求，以减政、放权、让利为主要内容，放手搞活商品林经营，建立起充满生机活力面貌全新的造林机制。主要抓住调动全社会造林积极性这个核心，强调在严格保护公益林的前提下，按照分类经营要求，以放活商品林经营为主要对象，以减政、放权、让利为主要内容，以建立全新的造林机制为改革目标，采取一系列重大举措。一是进一步明晰林地经营权，实行谁造谁有，使林农真正掌握经营自主权，壮大民间造林，搞活林地流转。二是减免税费负担，让经营者多得实惠。农民不愿造林，是因以前木竹税费过重，种树不划算。因此，只有把农民负担降下来，才能使农民提高造林积极眭。经营权落实后，林业规费和地方各级税费将全面减免。三是放宽采伐限制，实行依法自主采伐。年度计划管理制度，在确保生长量大于采伐量的前提下，实行依法自主采伐销售，经营大户享受林木采伐计划单列；“四旁”零星商品林自主采伐。

2．2施行多元化造林机制

森林采伐限额制度范文篇9

根据《国务院批转国家林业局关于各地区“十一五”期间森林采伐限额审核意见的通知》、《**省人民政府关于做好“十一五”期间森林限额采伐工作的通知》的要求，现就做好“十一五”期间森林限额采伐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依法规范采伐管理，严格执行森林采伐限额制度

（一）省政府下达给我县的采伐限额总量和各分项指标，是每年采伐胸径5厘米以上林木的最大限量，必须严格执行，不得突破。

（二）森林采伐限额的分项指标，除抚育采伐可以占用主伐限额、人工林采伐可以占用天然林限额、工业原料林采伐可以占用一般用材林限额外，其他分项指标不得相互挪用、挤占。工业原料林采伐限额有结余的，经省林业厅认定后，可以结转下年度使用。

（三）在“十一五”期间，年木材生产计划原则上按照商品材采伐限额等额确定。县林业局可根据省林业厅下达的年度木材生产计划和各地采伐限额执行情况，对各地木材生产年度计划进行适当调整。

（四）实行采伐和造林相挂钩，对采伐迹地更新造林不力的乡、镇、村或单位，县林业局可以调减其年度木材采伐限额，对造林成绩显著而采伐限额不足的单位，县林业局可在预留的限额内适当增加其采伐指标。

（五）根据《**省森林管理条例》的规定，毛竹采伐不实行限额管理。按省有关规定确定毛竹采伐年度计划。

（六）非林业系统经营的林木，是森林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统一纳入采伐限额管理。县城建部门管理的城镇内林木和交通部门管理的县、乡道林木，采伐要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等规定，统一纳入采伐限额管理，所需指标在县限额中安排。

（七）因自然灾害、征占用林地等需要的采伐指标列为局单列指标，因特殊情况需要增加采伐限额的，由县政府向省林业厅申请，在省预留采伐限额内审批。

二、实行分类经营，保护森林资源

（一）我县是省重点林区县和全国生态县，为更好地保护森林资源，合理利用森林资源，促进经济发展，必须分类经营。严格管护省级以上重点生态公益林，除林地占用、自然灾害受灾木清理和建设生物防火林带外，不得进行皆伐，只准进行抚育采伐和更新采伐。

（二）积极发展商品林，提倡集约经营，放活经营机制，充分发挥经济效益。切实保护林木所有者的合法权益，商品林的培育、经营和利用由所有者依法自主经营，工业原料林和在非林地上营造的人工商品林，各树种的主伐年龄由林木所有者确定。

（三）县林业主管部门可根据现状和培育大径材的需要，以永续利用、保护生态安全和鼓励中幼林抚育为原则，合理确定速生丰产林的主伐年龄、采伐方式和采伐强度。

（四）各乡镇林业站要认真做好林木采伐的规划设计工作，做到科学、合理、符合本地的实际。县林业主管部门应加强对林木采伐工作的指导和监管。

三、强化执法队伍建设，严厉打击破坏森林资源的违法行为

林业行政管理部门要依法履行职责，进一步强化对森林资源的监管力度。加强林业执法队伍建设，落实森林公安、木检运输、检查站工作职责，严格实行岗位培训、持证上岗制度。大力推广林木采伐公示制，主动接受上级机关和人民群众的监督。严厉打击乱砍滥伐林木、乱批滥占林地和乱捕滥猎野生动物等破坏森林资源的违法行为。

森林采伐限额制度范文篇10

第二条在本省行政区域内从事林木采伐，必须遵守本办法。

第三条本办法所称林木，是指依法实行采伐限额管理的森林和其他树木。

第四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负责对本行政区域内的林木采伐实施监督管理。

第五条本省对林木采伐实行限额管理制度。森林采伐限额的编制和报批依照国家规定的程序进行。

铁路、公路护路林和城镇林木的采伐限额，分别由铁路和交通、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按系统编制，报省林业主管部门汇总、平衡，经省人民政府审核、国务院批准后，纳入森林采伐限额管理范围。

第六条采伐林木不得突破国务院批准、省人民政府下达的森林采伐限额。

除国务院另有规定的外，森林采伐限额的分项指标不得相互挪用或者挤占。

第七条采伐实行限额管理的林木，必须依照国家和本省规定的方式进行。

第八条封山育林区的林木在封禁期内严禁采伐。

第九条禁止采伐列入国务院林业、农业主管部门制定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的珍贵树木和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实行挂牌保护的古树名木。因进行重点项目建设等特殊情况确需采伐的，必须在征得有关部门同意后，报省林业主管部门批准。

第十条进行国有林木的采伐，在采伐前应当报县（市、区）以上林业主管部门组织进行现场调查和作业设计。

进行集体和个人所有林木的采伐，在采伐前应当报县（市、区）林业主管部门或者其委托的乡(镇)林业工作站进行现场核查。

进行林木采伐调查和作业设计的收费标准，依照省财政、物价部门的有关规定执行。

第十一条林木采伐许可证按作业地块核发，采伐者应当按作业地块申请领取林木采伐许可证。

第十二条林木采伐许可证的核发权限依照下列规定执行：

(一)省属的国有林场和其他国有企业事业单位林木的采伐，设区市、县（市、区）所属的国有林场林木的主伐，以及利用外资营造的用材林的采伐，由省林业主管部门核发林木采伐许可证；

(二)国家和省的重点防护林、特种用途林的抚育采伐，设区市所属的国有林场的低质林改造、更新采伐、抚育间伐和零星林木的采伐，设区市所属的其他国有企业事业单位林木的采伐，县（市、区）所属的国有林场的低质林改造和更新采伐，由省林业主管部门委托设区市林业主管部门核发林木采伐许可证；

(三)国家和省的干线公路(包括高速公路)护路林的采伐，由省交通行政主管部门核发林木采伐许可证；县、乡公路护路林的采伐，由设区市交通行政主管部门核发林木采伐许可证；

(四)铁路护路林的采伐,由铁路主管部门核发林木采伐许可证；

(五)城镇林木的采伐，由园林主管部门核发林木采伐许可证；

(六)其他林木的采伐，由所在地县（市、区）林业主管部门核发林木采伐许可证。

第十三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予核发林木采伐许可证：

(一)防护林和特种用途林进行非抚育、非更新性质的采伐，或者采伐封山育林期、封山育林区内的林木的；

(二)上年度采伐后未完成更新造林任务的；

(三)上年度发生重大林木滥伐案件、森林火灾或者大面积严重森林病虫害，未采取预防和改进措施的；

(四)未依照国家和本省规定的方式采伐林木的；

(五)未依照森林法律、法规的规定提交林木采伐文件，或者提交的文件与实际情况不符的；

(六)林木权属有争议的。

第十四条核发林木采伐许可证的单位应当自收到林木采伐的申请和全部资料之日起15日内，决定核发或不予核发林木采伐许可证。不予核发的，应当向申请人说明理由。

第十五条核发林木采伐许可证的部门应当建立台帐制度。

林木采伐许可证的存根应当保存二年以上。

第十六条采伐作业结束后，批准林木采伐作业的部门应当组织有关单位和专业技术人员对采伐作业质量进行检查验收。验收合格的，发给采伐作业质量检查验收合格证；验收不合格的，应当责令采伐单位或个人限期采取措施，予以纠正。

林木采伐作业的质量验收标准由省林业主管部门依照国家有关规定制定。